〖直言〗在类别的边缘

1

前些时候，我发表了一部新作《树与林同在》，一位朋友读完给我打来电话，说完一些感慨后，问我：你这究竟算什么东西?算小说么?尽管有人物，有命运展示，有心理描写，甚至也有情节，有细节，有悬念，可怎么又有那么些个背景分析、议论抒情?杂志目录上标明，是“非虚构长篇小说”，小说就是虚构的东西嘛，非虚构，怎么又称小说呢?我回答他说，我是一个书写者，创作者，内心里有了冲动，便率性而为，在类别归属上，几乎是全不考虑。我还告诉他，杂志上所刊登的，其实还并非完整的文本，这部作品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印出的书里，文字部分大约是170余个页码，穿插其间的照片和图画，大约也是170余个页码，而且，那些照片和图画不能简单地视为“插图”，它们并不一定和那170余个页码的文字吻合，特别是，照片和图画下面的说明文字，绝非那170余个纯文字页码上的摘引，而是另外创作的，它们既相互映证，又相互独立。当然，熟悉我二十年来创作轨迹的人士，知道我一贯喜欢把叙事和议论糅合在一起，又曾在十多年前，就有过引出轰动的“纪实小说”《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后来又曾在《收获》杂志上开辟过把旧照片和文字结合在一起的专栏《私人照相簿》，很显然，我的这部新作《树与林同在》，是一贯的文风与上述那些文本实验的继续和发展。

现在一些批评家，时兴在评论作家创作时，把有无“自觉的文本意识”，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承认，自己未能免俗，也确实很自觉地，要弄出一个有特点的“文本”。但这于我并非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与其说是我为了创新而选择了这一文本样式，毋宁说是我的性格———这是无法改造，我也不再打算改造它———选择了它。

性格即命运，信然。性格即文本?我想，大体如此，特别是置身在了这样一个不再会仅仅为了一种独特的性格便获罪的，进步很大的人文环境中。

我对来电话的朋友说：不管我弄出的是个什么东西，你读了，卒读了，而且读完还觉得有话说，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个作品如何归类?这问题不会让我焦虑。

2

记得1998年仲春，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参加“金庸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就金庸的小说是否一定要归类于“武侠小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他那部《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品格已不甚侠义，武功更徒令人齿冷，而全书的内涵却又层次丰富，远非以往别人和他自己以前所写的“武侠小说”可比，是否可以划入其它的小说类别，比如，历史小说?讽喻小说?……

会上，一位美籍华人教授的发言，我觉得很有意思。她从根本上否定了归类的必要。她问：什么人会为归类而焦虑?然后自答说，卖书的会焦虑，因为不明确类别，他就不好摆放那本书，也不好推销；还有图书馆管理员，不明确类别，就无法载入索引，也就无法安排其在书库里的位置……现在想到她的发言，我也就更理解了，为什么发表我那《树与林同在》的杂志编辑，一定要把我那作品归入一定的类别，否则，目录上就不好安排———那是非常具体的，不能不加以妥善解决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我当过编辑，我也曾为某些不那么好归类的作品，绞尽脑汁地让它们能归入到某一类别里去，实在不好往已有的类别里归，那就给它另想出一个类别来。

在科罗拉多大学金庸研讨会上发言的那位女教授，她的意思，据我领会，是觉得对于作家来说，根本用不着去考虑分类这样的问题。她甚至质疑“民族性”这样的提法，她说，认为一个民族，即使不是所有的人，也是绝大多数人，在秉性上，可以归为一类，而且，在说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时，更往往是把那“共直言在类别的边缘同”的秉性，归纳为某些负面的东西，这真是很奇怪的事。

3

我现在并不是要写一篇创作谈，或一篇讨论文学类别的文章。我是在“非类别意识”的状态下书写。我觉得有话要说，忍不住。

我懂得，个体生命自身，虽有无可逭逃于类别的方面，如属于男性，还是女性?但在自然状态下，大体而言，本是无须有类别归属的焦虑的。可是，我们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却不可能独自存活，我们势必要同他人，同群体，构成社会，或叫作全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集体生存。于是，类别问题就接踵而来。你是什么肤色?属于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原来，还分出一种红种人，比如印第安人，就归类为红种人，后来，我不清楚为什么把红种人这一类别取消了，印第安人现在归入黄种人里面了。红种人这一类别的存而又销，说明世界上的人与事，常有处于类别边缘，不那么好归属的。其实，就性别而言，现在已有医学家站出来说话，告诉我们，不仅有纯男性和纯女性，还有男性为主兼具女性的，女性为主兼具男性的，以及双性的；在当今的社会生活里，有的个体生命，就把自己在性别归属上的焦虑，外化了，或不顾一般人的反感，而以同性恋来化解，或爽性实行变性手术，将自己归入“另类”。当然，分类的角度还有许多，其中很多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比如我们在填写最一般的表格时，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之外，还都会遇到这样一些必须明确自身类别的栏目：民族，国籍，宗教，婚否，受教育程度，职业……

最强有力的分类，是革命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对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分类。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分得恰当，则纵横捭阖其中，便能无往而不胜。革命成功以后，为保持一种张力，继续坚持这一分类，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时间久了，从原有的类别中，衍生出了新的个体，并且越来越多，类别边缘模糊了，难以断然切割了，这就派生出了问题。具体而言，首先是出身问题。“文革”初期，有些“红卫兵”以一副对联实行了这样的归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结果在被谥为“混蛋”的群体中，就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了反抗。我在《树与林同在》里，写到了那时公然设法发表出《出身论》的遇罗克，他自认为是马列主义者，而且认为自己是在全面地阐释毛泽东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结果却被逮捕，并被枪决。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我常想，悲在哪里?除了大家都常提到的那些以外，我觉得，社会存在中，那些不能被明确归类的个体，即存活在类别边缘的生命，往往被强悍的主流势力，即起码是自认类别属性清楚的存在，或加以粗暴地强行归类，一刀切将下去，或忽略不计，完全不管其死活，更藐视其人格，这才是人世间最令人鼻酸的事。

我完全不是反对分类。何况反对也反对不了。人类认知世界，分类，归纳，是最重要的一种手段。比如动物学家，就把地球上所有的动物都归了类。但我们也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新闻，在什么地方，有人发现了一个什么动物，长得很奇怪，比如又像鱼，又像蛙，还有老鼠般的脑袋，那究竟算是个什么动物?说是有待动物学家鉴定。为体现真实性，往往还同时刊登出照片。有时过几天发表出后续报道，告诉读者，科学家鉴定了，那就是某种类别的动物。但有时也就没了下文，或竟告诉读者，连科学家一时也不能断定那动物该算个什么。也就是说，动物里面，其实不乏某些类别边缘上的存在。这两天看报，有条消息说，国际天文学界正在组织若干最权威的天文学家在互联网上投票表决：冥王星究竟该归类为太阳系的一颗行星，还是一颗闯进太阳系的彗星?我从小就牢记着冥王星是太阳系中离太阳最远的一颗行星，这似乎已是不可动摇的常识，在各级考试中倘若把冥王星说成彗星，那是一定要被扣分的，说不定因为这个而扣掉的那几分，便直接影响到升学，甚至因而连带影响到考生嗣后的命运走向———可是现在国际天文学界却发现冥王星体积既小，运行轨道的偏心度又极大，属性晃荡在行星和彗星两者的边缘，因此，它是暧昧的，不明确的，难以率定其类别的一种存在。现在我作为一个天文学的大外行不禁要问：这一重新归类，特别是用投票法，以票多的那种类别称谓来使冥王星归于一类，冥王星有知，不觉得可笑吗?无论你把它归为什么星，它那自我存在，不都还是那样吗?把事物分类，是人类文明的象征，然而，是不是也透着人类的幼稚可笑?4个体生命在社会生活中，虽有某些无法逭逃的类别归属，可是，在更多的方面，却有自主抉择类别的可能。二十多年前有句话十分流行：“出身无法选择，道路自己决定。”那时有很多青年人的出身属于“黑五类”———现在倘若给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出道填充题，让他们把“红五类”、“黑五类”分别填写出来，恐怕能得满分者寥寥。“红五类”指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一般解放军指战员、级别较高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人；“黑五类”指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这些属于“黑五类”出身的青年人，有的就充满了归类的焦虑，他们拼命与父母划清界限，有的就根本断绝来往，乃至改换姓名，他们当中有的近乎狂热地申请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因为那是最鲜明不过地体现出他们已然归于正确而光荣的群体的符码，但他们要获得这一符码往往极为困难，相映成趣的是，有的“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却对入团、入党持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甚至还有“懒得”申请的，可是一旦他们提出申请，那被批准的可能性就极大。现在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父母，像我这一辈人，成分都差不多了，很难再以“红”“黑”划分，现在青年人入团、入党，父母的类别大概很不重要了。

个体生命在社会动荡中的类别归属焦虑，有时会达于极致，比如在“文革”中，不管是因为被归类于了“地、富、反、坏、右”，还是被归类于了“叛、特、走资、臭”(“臭”即“臭老九”，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绝大多数，都企盼着能够通过认罪和改造，重新被归类于“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是，一朝真地被宣布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便忍不住热泪盈眶，甚至高呼起感恩的“万岁”口号来。

不过，有时类别归属的焦虑，会酿成更大的悲剧。最近正在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百年诞辰的活动。老舍之死，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受“文化大革命”迫害，最后是自杀。他的自杀，我猜测那内心的痛苦，正是“失类”。老舍在新中国建立后，兴高采烈地从国外回来，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把他归为最可信任的一类，他也忠心耿耿地，履行这自豪的一类的职责，他不断地配合政治任务，辛勤地写作，而且能把政治时事题材的作品，写得出彩，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以当时判断“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来检验他解放后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作品，也很难指认哪一篇是“毒草”；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他都稳定地属于最没有问题的一类，可谓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最近报上有文章透露，他曾积极递交入党申请书，是周恩来亲自到他家跟他说，他留在党外反而能起更大的作用———可是“文革”一来，天下大乱，首先是乱了“类”，以至连宋庆龄，也险被抄家，于是周恩来急忙开了一张约二十个人的名单，呈毛泽东批准，免于受“红卫兵”和“群众运动”的正面冲击，那名单以宋庆龄打头，以沈雁冰(茅盾)结束，其中有郭沫若、章士钊等人。这张名单非常要紧，如无这一归类措施，有些人的生命史可能需要作重大改写；但这一归入“保护”的名单在数量上又何其吝啬乃尔!像班禅活佛，也并未归于其中，冰心、巴金、老舍……更不在其中，本来老舍有事时找周总理，是可以打通电话的，跟康生也能接通热线，这都是他属于某一令人艳羡的类别的象征，可是，忽然，这些类别标志的线头戛然中断了，所以，老舍被“红卫兵”羞辱暴打后，便生趣全无，这里面，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心理成分，我以为，更有茫然不知自己究竟算作了什么的“失类”之痛。

“文革”中的另一文化人，邓拓，他的自杀，我猜测与老舍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不同。重读他的《燕山夜话》，我要说，他那些文章，有相当多的，确实是富有影射性的。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必须平反的，因为他没有反对党，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如果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整个共产党在自身发展中共同的精神成果，那他也没有反对；但他与老舍不一样，他在党内，而且位居上层，他显然对毛泽东个人的某些思想、作风、做法及其后果，是有意见的，出于良知，也出于非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严格意义上的党性，他无法沉默，于是他写《燕山夜话》，组织《三家村札记》，他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显然是讽刺以乌托邦狂想的主观主义为动力的“大跃进”的；而《专治健忘症》，也明显是以辛辣的讽喻，意图阻止用个人意志来阻碍实事求是的党性。“文革”一起，他就比老舍要明白得多；据说老舍被“红卫兵”押上大卡车，运往国子监挨批被打时，懵然地问挤在身边的，当时北京市文化局文艺处处长王松生：这是怎么啦?而邓拓呢，当所谓“彭、罗、陆、杨”一被宣布为“黑帮”，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出来，他大概就基本上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他有延安“整风”的经验，有党内多次政治斗争的经验，他更知道毛泽东的性格，1956年在毛的卧室，那时他是《人民日报》负责人，毛当着他的下属，骂他是“死人办报”；从《人民日报》出来，他成为彭真的工作搭档，彭真一倒，他自然被归类为“黑帮”成员；而从力量对比上，当时党内制衡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微不足道，因此，他没等“红卫兵”杀上门来，没被揪出去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剃“阴阳头”，更没等被送进秦城监狱，就非常从容地，在家中，吞服安眠药，睡过去了。

老舍之死，令人感到悲惨。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说，当在太平湖边发现了老舍的尸体，而运尸车还没有来时，他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望着父亲的遗体，心中充溢着可怜父亲的情怀，觉得他这样一个人，不该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据舒乙分析，老舍到太平湖，有寻找母亲灵魂，以求慰藉的心理动机(其母原在那一带居住)，这是非常凄怆的人性诉求；而据现场观察，老舍又是携带着自己手抄的毛泽东诗词离家出走的，似乎是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绝非“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类。悲苦啊!中国类似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谁是母亲?我是谁的儿子?母亲在哪里?在哪里能找到稳定不变的亲子之爱?“失类”的痛苦，真是幽深无奈!邓拓之死，却令人感到悲壮。相信他死时不会握着毛泽东诗词或文集语录。他知道自己被归到了哪一类，他当然并不认同那一归类，但如同彭真曾公开说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样，他肯定把自己归在了坚持真理的一类中，但他那一类不但一时无望获胜，而且面临着他可以想见的粗暴对待，于是，不能胜，则与其沦为任人搓揉的败俘，莫若保住尊严而死。中国语汇里有“败类”一词，现在已成为一种恶谥，“文革”中又发展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邓拓自杀后，这些归类符码自然都堆砌到他的头上，但其实冷静下来一想，“败类”的字面意思，无非就是“失败的群体”这样的意思。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失败者自然可以被涂写成“狗屎”。但“文革”中失败得最惨的刘少奇，他在被强行带走，和夫人王光美诀别时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现在历史果然又重写了一遍，去年掀起了一个纪念他的高潮，凡从那时过来的人们，实在都无妨深思一番：对一个生命的类别判定，何以能够如此这般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4

个体生命在社会生活中，虽有某些无法逭逃的类别归属，可是，在更多的方面，却有自主抉择类别的可能。二十多年前有句话十分流行：“出身无法选择，道路自己决定。”那时有很多青年人的出身属于“黑五类”———现在倘若给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出道填充题，让他们把“红五类”、“黑五类”分别填写出来，恐怕能得满分者寥寥。“红五类”指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一般解放军指战员、级别较高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人；“黑五类”指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人———这些属于“黑五类”出身的青年人，有的就充满了归类的焦虑，他们拼命与父母划清界限，有的就根本断绝来往，乃至改换姓名，他们当中有的近乎狂热地申请加入共青团、共产党，因为那是最鲜明不过地体现出他们已然归于正确而光荣的群体的符码，但他们要获得这一符码往往极为困难，相映成趣的是，有的“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却对入团、入党持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甚至还有“懒得”申请的，可是一旦他们提出申请，那被批准的可能性就极大。现在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因为现在年轻人的父母，像我这一辈人，成分都差不多了，很难再以“红”“黑”划分，现在青年人入团、入党，父母的类别大概很不重要了。

个体生命在社会动荡中的类别归属焦虑，有时会达于极致，比如在“文革”中，不管是因为被归类于了“地、富、反、坏、右”，还是被归类于了“叛、特、走资、臭”(“臭”即“臭老九”，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中绝大多数，都企盼着能够通过认罪和改造，重新被归类于“人民内部矛盾”，往往是，一朝真地被宣布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便忍不住热泪盈眶，甚至高呼起感恩的“万岁”口号来。

不过，有时类别归属的焦虑，会酿成更大的悲剧。最近正在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百年诞辰的活动。老舍之死，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受“文化大革命”迫害，最后是自杀。他的自杀，我猜测那内心的痛苦，正是“失类”。老舍在新中国建立后，兴高采烈地从国外回来，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把他归为最可信任的一类，他也忠心耿耿地，履行这自豪的一类的职责，他不断地配合政治任务，辛勤地写作，而且能把政治时事题材的作品，写得出彩，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以当时判断“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来检验他解放后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作品，也很难指认哪一篇是“毒草”；在“文革”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里，他都稳定地属于最没有问题的一类，可谓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最近报上有文章透露，他曾积极递交入党申请书，是周恩来亲自到他家跟他说，他留在党外反而能起更大的作用———可是“文革”一来，天下大乱，首先是乱了“类”，以至连宋庆龄，也险被抄家，于是周恩来急忙开了一张约二十个人的名单，呈毛泽东批准，免于受“红卫兵”和“群众运动”的正面冲击，那名单以宋庆龄打头，以沈雁冰(茅盾)结束，其中有郭沫若、章士钊等人。这张名单非常要紧，如无这一归类措施，有些人的生命史可能需要作重大改写；但这一归入“保护”的名单在数量上又何其吝啬乃尔!像班禅活佛，也并未归于其中，冰心、巴金、老舍……更不在其中，本来老舍有事时找周总理，是可以打通电话的，跟康生也能接通热线，这都是他属于某一令人艳羡的类别的象征，可是，忽然，这些类别标志的线头戛然中断了，所以，老舍被“红卫兵”羞辱暴打后，便生趣全无，这里面，有“士可杀不可辱”的心理成分，我以为，更有茫然不知自己究竟算作了什么的“失类”之痛。

“文革”中的另一文化人，邓拓，他的自杀，我猜测与老舍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不同。重读他的《燕山夜话》，我要说，他那些文章，有相当多的，确实是富有影射性的。把他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必须平反的，因为他没有反对党，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如果把毛泽东思想解释为整个共产党在自身发展中共同的精神成果，那他也没有反对；但他与老舍不一样，他在党内，而且位居上层，他显然对毛泽东个人的某些思想、作风、做法及其后果，是有意见的，出于良知，也出于非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严格意义上的党性，他无法沉默，于是他写《燕山夜话》，组织《三家村札记》，他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显然是讽刺以乌托邦狂想的主观主义为动力的“大跃进”的；而《专治健忘症》，也明显是以辛辣的讽喻，意图阻止用个人意志来阻碍实事求是的党性。“文革”一起，他就比老舍要明白得多；据说老舍被“红卫兵”押上大卡车，运往国子监挨批被打时，懵然地问挤在身边的，当时北京市文化局文艺处处长王松生：这是怎么啦?而邓拓呢，当所谓“彭、罗、陆、杨”一被宣布为“黑帮”，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出来，他大概就基本上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了，他有延安“整风”的经验，有党内多次政治斗争的经验，他更知道毛泽东的性格，1956年在毛的卧室，那时他是《人民日报》负责人，毛当着他的下属，骂他是“死人办报”；从《人民日报》出来，他成为彭真的工作搭档，彭真一倒，他自然被归类为“黑帮”成员；而从力量对比上，当时党内制衡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微不足道，因此，他没等“红卫兵”杀上门来，没被揪出去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剃“阴阳头”，更没等被送进秦城监狱，就非常从容地，在家中，吞服安眠药，睡过去了。

老舍之死，令人感到悲惨。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说，当在太平湖边发现了老舍的尸体，而运尸车还没有来时，他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望着父亲的遗体，心中充溢着可怜父亲的情怀，觉得他这样一个人，不该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据舒乙分析，老舍到太平湖，有寻找母亲灵魂，以求慰藉的心理动机(其母原在那一带居住)，这是非常凄怆的人性诉求；而据现场观察，老舍又是携带着自己手抄的毛泽东诗词离家出走的，似乎是企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绝非“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类。悲苦啊!中国类似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谁是母亲?我是谁的儿子?母亲在哪里?在哪里能找到稳定不变的亲子之爱?“失类”的痛苦，真是幽深无奈!邓拓之死，却令人感到悲壮。相信他死时不会握着毛泽东诗词或文集语录。他知道自己被归到了哪一类，他当然并不认同那一归类，但如同彭真曾公开说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样，他肯定把自己归在了坚持真理的一类中，但他那一类不但一时无望获胜，而且面临着他可以想见的粗暴对待，于是，不能胜，则与其沦为任人搓揉的败俘，莫若保住尊严而死。中国语汇里有“败类”一词，现在已成为一种恶谥，“文革”中又发展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邓拓自杀后，这些归类符码自然都堆砌到他的头上，但其实冷静下来一想，“败类”的字面意思，无非就是“失败的群体”这样的意思。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失败者自然可以被涂写成“狗屎”。但“文革”中失败得最惨的刘少奇，他在被强行带走，和夫人王光美诀别时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现在历史果然又重写了一遍，去年掀起了一个纪念他的高潮，凡从那时过来的人们，实在都无妨深思一番：对一个生命的类别判定，何以能够如此这般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5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高扬自我意识、倡导独立人格的似乎越来越多。由于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这位始终不承认白话文，不承认简化字还拒绝横排本，本来并不那么为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史学家，现在几乎成为了一个明星一面旗帜。他写下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一时成了以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的刊物上，引用率最高的句子。最近和一位年轻的朋友讨论他，我们都感觉到，他其实是一个在类别边缘上的人物。他在“陆沉”(这是《最后二十年》那本书里的用语)以后，没有去台湾，却也没有留在北京，而是“滞留”在了广州，他自觉地边缘化了，但也还不能说完全地出了局；北京新政权邀他去北京出任几个历史研究所中的一个的所长，他提出的赴任条件是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政治学习，这自然不可能获得应允，但似乎也未曾因此遭到打击，他还受到当时广东的党政最高领导人的礼遇和照顾，那领导人———就是后来“文革”中被姚文元一篇文章宣判了政治死刑的那个陶铸，后来他肉体也很快地在迫害中死去———甚至特别下令单为患目疾的陈寅恪，修了一条供他散步时能以看清的柏油路，他也并没有拒绝去使用，这说明他的处境与心理状态，还很难划归到比如说“陆沉”后很快就遭到“现世报”的那些人，如俞平伯、孙瑜，特别是“胡风集团”，所构成的一些类别中。我在讨论中对年轻的朋友说，陈氏是大时代中的一个小特例，以他为圭臬来评价跟他处于同一时空中的其他知识分子，是不够公平的。跟他处于同一时空中的知识分子，有些大知识分子，当时确实对新中国的建立欢欣鼓舞，对共产党钦佩不已，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比着清理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思想检查，作自我批判，恐怕不能都解释为出于勉强和无奈，在一定程度上，何尝不是自主的选择；我们不能把复杂的历史状况，简单化了；比如提起“西南联大”，那时校方对教授的尊重固然是真的，连研究生答辩的场合，也循例预备茶点，以供学者们享用，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在这所大学里，左倾的教授颇多，学生中更是向往共产党、痛恨国民党的一类占着上风；闻一多本是个浪漫的，甚至可以说是颓废的诗人，实在也是国民党太腐败，太专制了，令他那样的诗人也怒不可遏；他拍案而起，发表大骂国民党的演讲，那难道不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射杀他的子弹，和那研究生答辩时的茶点一样，都出自国民党的供给。当然，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一波接一波地大搞政治运动，几乎每次总以拿知识分子开刀为其序幕，一直发展到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对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窒息扼杀，在这个背景上，陈寅恪的人格现象当然成了珍稀标本，现在对其一赞三叹，引以为今后的楷模，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反过来质问乃至谴责一位普通的、饱经忧患的知识分子：你为什么参加了政治学习?为什么在把胡风及其文友们定为“反革命集团”时，没有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为什么在“文革”中参加了批斗会?为什么接受了简化字、横排本，进入了或至少是部分进入了主流语境?……那就未免天真幼稚，与学理研究离得远了。

要知道，1949年之后，如果要举出对某些知识分子或社会知名人物优礼以加的例子，其实也可以罗列出很多，其生动程度恐怕还大大超过“西南联大”在研究生答辩时例备茶点等事，像戏曲界名伶，在五十年代初所得到的政治地位、社会荣誉及生活照顾，那确实是自清朝到军阀混战时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不曾有过的，至于为什么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几乎把他们都任由“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凌辱暴斗，以至大量地非正常死亡，那应是一个严肃的科研题目，而不能简单地加以解释。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物在五十年代后，被予以特殊关爱照顾，甚至到了“文革”中依然不变的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有人说，“文革”“破四旧”，禁毁“封、资、修”的出版物，“文革”一起来，什么学术著作都出不来了，作为一种概括，这当然是准确的描述，但如果进行微观研究，则会发现，就在“文革”烈火燃烧得最凶猛时，有一部制作得非常精美的学术著作，以线装书形式隆重出版，那就是章士钊所著的《柳文指要》。尽管章士钊在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尽管他是鲁迅的头号死对头———鲁迅说到死也不能宽恕的敌人名单里，他肯定名列前茅———也尽管鲁迅那篇涉及他的《记念刘和珍君》是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中雷打不动的恒定教材，但是在一个连最小的历史问题也要穷追不舍的狂飚中，他却可以例外，上述“文革”初期经毛泽东批准的保护名单里，很多历史干净甚至有功的人士都没能列入，却有他，并且《柳文指要》也是毛泽东亲自指示，给他加紧印制的；其原因，就是他曾在毛泽东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给予过赏识，并慷慨地解囊相助过。他的被特殊优待包含着一个很富于人情味的故事，能使我们体验到人性中某些最温馨的因素。但是，由此也派生出了“游戏规则”不公平的问题。正如陈寅恪反对政治学习，结果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大儒，至少在“文革”前，陶铸也就听凭他不学习马列主义，不参加政治学习；可是那时跟他同在一个学校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如果不参加政治学习，公开拒绝政治学习，结果被汇报给了陶铸，又会怎么样呢?由此又不得不想到老舍。“文革”火起，凭什么一直站在社会进步一边，甚至可以说是一直死心塌地地紧跟共产党的老舍，到了这一关头，就被弃若敝屣了呢?把《骆驼祥子》和《柳文指要》比比看，哪一个更具有久远丰厚的文化价值?就算价值大体均等吧，怎么那写作它们的人，一位就被划归为需特殊保护的，一位就听任他让“红卫兵”拉去一顿侮辱臭揍，直打得头破血流?我写下这些“直言”，并不是想表达谴责与愤懑，我心中只是充满了大悲悯的情怀。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需要的首先还不是循例摆出的茶点，也不是被列入一张“可以例外”的名单，体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需要制度性的保证。同时，我意识到，个体生命———尤其是心灵格外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中的悲苦脆弱，以及一旦动荡起来，甚至谁也无法完全控制住的被调动起来的狂暴。我相信，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绝无让老舍被暴打，并在“失类”的痛苦中投水而亡的意思；但革命是一种大手笔，是暴烈行为，不能从容不迫，不讲温良恭俭让，它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往往是忽略不计的，哪怕你是老舍，是傅雷，革命造成一些“误伤”，在革命者看来，不过是很小很小的损失罢了。老舍死后，当时北京的当权者，觉得他的自杀也是一种“反动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所以在《北京日报》组织了整版的大批判文章，能把那天的报纸保存下来的人有福了———印着那样奇文的报纸，越是保存得久，越具稀有文物的价值，将来到拍卖会上拍卖，肯定价值不菲!当然，也可以无偿地，捐献给以后必会出现的专题博物馆。我至今记得，那一版上有篇批判《龙须沟》的文章，竟然从那样一部呕心沥血地为共产党新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里，找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话语暴力，就这样地把一个已经死去的弱者，粗暴地扫归于了所谓的(幸亏是所谓的)“历史垃圾堆”!除了陈寅恪，另一位，也是时下在以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的刊物上频频被提到的明星和旗帜式的人物，是顾准。顾准在六十年代初，许多“右派分子”争先恐后地为“摘帽”而努力改造，并一旦被宣布“摘帽”后，即使不至于感激涕零，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归类，那样一种社会态势下，反而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在“摘帽”后再次被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并义无反顾地独自走上了极其艰难地探求真理之路，这一点确实令人感佩不已。不过，在出版了集中展示他不惜成为“异类”的文集，再有人推出了他的日记后，有些年轻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因为他们从日记里发现，顾准不仅在语言符码的使用上，没有彻底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类别标准，甚至在思想方法上，也有不少主动“认同归类”的趋向。他们要求自己所崇敬的英雄楷模完美无缺，可是竟然并不完美，甚至越是进行精微观察，便越会发现不完美的例证，这很令他们败兴。我在与上面提到的那位年轻朋友讨论顾准时，跟他说，也许我毕竟年长一些，阅历多些，我现在已经不相信有任何活生生的完美的个体生命存在，完美只存在于向往之中，梦幻之中；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不追求美好，我的座右铭是：一定要追求美，但一定不要追求完美，尤其是，绝不要因为不完美，就否定基本上是美好的人和事!于我而言，顾准的思想是否非常地接近真理，他使用的符码是否非常地反主流而且非常地独特，这都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后来基本上达到了那样一种境界：不再为自己的类别属性而焦虑，甘愿在类别之外，或者说，甘愿在类别的边缘存活。他坚守了“我是我自己”的信条。这真了不起!提到了陈寅恪，提到了顾准，跟着就提到王小波。有人会说，你也真会赶时髦，现在这三个例子，是许多宣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信念的人，“言必及之”的；相对于前二位，王小波原来知者不多，是在猝死后才突然被传媒炒红的，有人愤愤地问：你们现在如此这般地肯定他，可是他活着时，你们看重过他吗?现在来凑什么热闹?让人恶心!但这话扣不到我的头上，我是在王小波还不太被人广泛重视，更远未暴红时，就因为读了他的《黄金时代》，觉得极好(“极”字我不是乱用，是从内心发出的赞叹)，主动设法跟他结识的，他不仅应邀来过我家，还跟我在小饭馆把酒长聊过。唉，那真是个难得的谈伴，他在不少问题上，比如关于宗教信仰，笑谈中给了我不小的启示，所以忽然听到他深夜猝死家中的消息，我难过了好多天。说实在的，他的作品，我始终只激赏《黄金时代》，后来发表的，像《红拂夜奔》，虽觉得有趣，但内心里引不出震撼。我还认识另一个小波，即张小波，他因操作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而备受争议，王小波发表了不止一篇抨击《中国可以说不》的文章，我在“说不”这一问题上，观点是朝王小波倾斜的，但我也很欣赏张小波的才气，张小波的诗写得很有情致，而且，他的小说语感也特别好，可惜张小波的才能，还没有被舆论普遍重视。这两个小波，年龄不消说都比我小很多，理念，美学趣味，性格气质，都与我大相径庭，但我喜欢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归类的焦虑，王小波是留美的硕士，他没有再谋求博士、博士后的欲望，他有能力在大学谋一个副教授、教授，也有能力在研究机构谋一个副研究员、研究员，但他都主动放弃了，他把写作视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最佳方式，于是他辞掉了公职，无职称，无级别，无工资，无医疗待遇，也并不认为只有加入了作家协会，或得个什么奖项，才能确证自己的从事文学创作的资格(虽然他得过台湾《联合报》的大奖)；当然，他还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公开发表出来的，但他却不愿为顺利发表而改变自己率性写作的方式；他遭逢了一个比陈寅恪、顾准、老舍等都好的时代，他没有放过这一时代所提供的，使自己尽量少去归类的机遇，创立了一种在类别的边缘，自得其乐地生存的方式，这是他留给我们最了不起的文化遗产!王小波去世后，有一回我见到张小波，他跟我说，他不因王小波尖刻地批评过他而生气，他觉得自己和王小波一样，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他的存在方式其实更加浪漫，的确，他们都是“最自己”的一种存在———我这是否仍在给他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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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已经写下的这些直言而论，都是些边缘话语。不要一听边缘，就觉得是在与中心，与主流，叫阵挑战。一个社会，有中心话语，有主流符码，是必然的事，一些人士或被选择出来，安排在了中心、主流的位置，或自己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中心、主流的位置，那就应该把那个位置上应有的话语说好，使其能以真正在历史的流程中留下鲜明的痕迹。我最不能理解，并且难以忍受的，是有的人他千方百计地挤到或爬到了中心、主流的位置，却只是为的捞到那位置上的具体好处(头衔、场面、出镜率、房子、车子、公款报销、公费出国等等)，说起话来，却又并无应有的旋律韵味，甚至故意说些似乎是“出格”(只是“似乎”)的话，哗众取宠，取媚“潜流”，以求一旦中心易主、主流改弦时，能够继续保持其既得利益。中国的事情，大都是这类人搞坏的。

我的思路是，在中心和主流之外，应允许有多元的边缘类别和边缘话语，尤其是应该允许有独立不群的个体生命和独特的生命抒发方式存在。这其实应该由中心和主流话语来宣布。能宣布这一观点并加以保证的中心和主流，我以为才是好的中心和主流。

我希望读我这些文字的人士不要跟我纠缠常识问题。比如，我主张开放类别空间，允许有的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尽可能地摆脱类别归属的焦虑，回归个性，率性生存，这是否意味着我连一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本归属也不要有了?比如，是否还要自觉地把自己归类于好人、善良人、不背叛民族和国家的人、守法的人、讲道德的人，等等，我想那都是不言而喻的。

我是鉴于我们这个社会，有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激行为，有过“文化大革命”，有过老舍、傅雷，以及如果开起名单来会很长很长的，因其被宣布归入了“牛鬼蛇神”的类别，而死于非命的事例，并且还出现过枪毙遇罗克，并且也不止是一个遇罗克，还有张志新———她被枪毙前被割断了喉管，并且被割断喉管的也不止张志新一例，等等不能，也不该忘怀的悲剧，才写下我这些话语的。我想这样的悲剧不能再让它重演，而其保证之一，就是尽量减化对个体生命的类别划分，比如，个人成分、家庭出身、有无海外关系，这些类别划分今后是否可以逐渐取消?尤其是，再不能以“牛鬼蛇神”称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因犯罪嫌疑被拘捕、因确实有罪而被判刑乃至处死的个体生命，都不能侮辱其人格；每一社会成员，在法律和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范畴内，应享有平等的、充分的言论和行为的自由；道德问题要尽量与法律问题分开处理；对艺术创造不能搞人为的仲裁禁制；个人的某些类别属性，如性取向，身体特征，生殖能力，是否仍有童贞，婚史，病史病情，宗教取向和正式信仰，正当收入的数量，个人储蓄额，是否股民，以及从此刻回溯的种种“前史”资料，虽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应如实填入某些表格的分类栏目，但都属于隐私范畴，掌握这些资料的机构与人员，绝不能随意加以公开(除非触犯了法律而依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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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被打入“政治另册”的归类恐惧，已逐渐成为思忆中的残留恶梦；以学历文凭以及职称证书来获得某种类别，以便确定自己的价值，保证心理上和待遇上的优势，虽然仍是常态的追求，但作为一种大潮，似已不那么汹涌澎湃；现在许多人陷入了另类的归类焦虑：你属于富有，还是贫穷的一类?属于身价高的，还是身价低的，甚或是卖不出价的一类?如果我们避免使用“瓜分”这个词，而是谨慎地取用“享用”这个词，那么，你在享用国有资产的过程里，属于份额多的一类，还是份额小的，甚或是一无所得的一类?与此相联系的是，你在跨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过程里，是得到甜头的一类，还是吃到苦头的一类?在西方强势文明已经浸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局面下，你是能紧跟时髦的一类，还是落伍滞后的一类，抑或是奋起抵制的一类?……

归类的焦虑，就这样，仍咬啮着许多中国人，又尤其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的心。

我不敢宣称，自己全然从归类的焦虑中彻底解脱出来了，但最近十来年，我确实逐渐地有了一种在类别归属上尽量地作减法，尤其是不再追求所谓优势类别的，越来越恬淡平和的心态。我甘愿在若干类别的边缘上，安安静静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现在我在静夜里写作。四周没有一点声息。我没有播放音乐。我心中充溢着自己的心音。我是我自己，这多么好啊!1999，1，24午夜写毕于绿叶居责编谢欣

分类：直言 作者：刘心武 期刊：《故事会》199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