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小说〗打捞失落的岁月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确有足乐处，但许多时候倒是常乐于不知足，即知足未必常乐。

———摘自死缓犯人曾莉华的日记

序言

1996年11月18日，我坐在广东省检察院招待所的503房间里，面前的桌上、床上、椅子上放满了一本本案件档案，每一卷档案的封面上都醒目地写着“曾莉华”的名字。还有一堆一堆有关曾莉华的各类材料：一部分曾莉华个人历史档案；曾莉华密密麻麻写满17页纸的“自白书”；曾莉华的几本日记；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甚至还有当年曾莉华去报恩寺抽的签以及不少曾莉华春风得意之时拍的照片，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曾莉华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我足不出户，整整阅读了4天。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与事前在我脑海中留下并不相同的曾莉华的形象浮现在我的面前。

于是，我开始了为时两年的艰辛的采访写作……

第一次直接接触曾莉华的材料是1996年的11月，那时候，轰动一时的曾莉华特大受贿案已经审结，曾莉华已经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关在韶关监狱里。

1998年元旦前的一天，我去上班。在报社门口，收发室小蔡交给我一叠刚收到的新年贺卡，其中有一封一下吸引了我。信封上的地址是：韶关市曲江犁市镇第×号信箱。

这是韶关监狱的地址。

信封上写着曾莉华的名字!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贺年卡，贺年卡上曾莉华工工整整地写着这样几句话：“我们不常拥有新年，却常拥有新的一天，愿您每一年的每一天都充满幸福与喜悦。万语千言祝福您的每一个明天。”这样的贺年卡，在我所收到的贺年卡当中是最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死缓犯人对于明天的理解，和常人是远不相同的。

当我将贺卡再塞回信封时，发现里面还有一封信。抽出来一看，5张薄薄的信纸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

曾莉华在这封信中首先说：杨先生：您好!……

去年我同样给您写过一信一卡，放了很久，好像感觉到您收不到。没寄(至今还放在这里)。这次不管您收到与否，照寄。

在摘录这封信时，可让我费了一番脑筋。为了“原汁原味”地把它呈现出来，本来我也拟用原文照录，错字别字和语病用括号办法标出。但是，一、她的错字病句太多；二、曾莉华喜欢乱用标点符号。在她的这封信中，用了太多的括号。我再用括号文章就会遍地开花了。我觉得，如果把曾莉华信中的语病错字完全改正过来，反而不如将她的信基本原样照录给读者看，这样还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她。因此，我所引用的她的原文，除了对实在看不过去的错字语病作了改正，其他基本原文照录。在实在要用注明的时候，我在括号中注明是(作者注)，以示区别。

她在信中说：去年，11月21号您来(监狱)见过我以后，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我以为您出国去了，我一直在等您的大作，原来您在埋头写续篇(作者注：指《没有家园的灵魂》续篇)，相距一年，您成果颇丰(我却在奢侈时间，惭愧)，借此机会，祝贺您获得这么多的殊荣。不过，这些殊荣对于您倒不使我惊奇，我对您的印象，你是位“理智、求实、认真、韧性”的作家(并非有奉承您的意思)，一个人，只要有求实和认真的精神，成功是早晚的事情。

今去信，有几件事相商：一、很想了解您的近作(我不热衷别人怎么看，我相信自己怎么看)。

二、去年，您要写我，进展如何?很关心，粗看过您的这本“续集”后，凭感觉，您要写我就难，我与其他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本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本书，还没被关押之前，就有不少人想写，我犯罪后，更多的人感兴趣了，想写，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想写自己或以第三人称来写，如果您用写其他人的方式写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真的，因为您是一个“求实”的作家。

三、以前，没有多少时间看文学书，大部分都是看专业和技术书籍多，待羁押后有大量的时间，我不想浪费，但那时又没有书的来源，只好开始写自己，但无文学功底……(有不少人来找过我想合作，但我还拿不准他们的功底，同时有保护版权的想法)，也不知他们是否写过类似我的这种“从天上掉到地下还下到井底去的人”的作品。现在，知道您写过几个我们这种人，但我从书中看到刚一触及，您就收笔了(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也许，没有坐过牢的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看来就不是很深入。您已经有过积累了，我也诚恳地希望您成为写这种大起大落，且落差很大的人的“专业户”。正如您在“续集”一书中所说的，“人不是生来就坏”，我说，也不是永远都会坏下去，您的作品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您的“求实、认真”是非常对的，您如果能够深入一点，将生活里这一方面的人，那种看上去无声无息却又是惊心动魄的搏斗和挣扎表现出来，您将会得到更大的满意(不是别人评价，而是自己满意)，就拿王建业来说，他没有勇气去正视失败之后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对生存的绝望和失望，这个概念在心里发酵，一切都好像是无可逆转地粉碎了，过去是一场噩梦，而未来又是一个吉凶难卜的未知数，等待的可能是希望，但又未必不是失望，孤独、再孤独，成了几何级数增加、扩散，走不出心灵的牢笼和窒息，选择了自绝于人类的路，其实每出一件大案，都会敲响警钟，但法律的网还没有编织到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各个角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道理简单但做到又是多么的艰难，正如您在书中写道，王、史去泰国前是我的案发新闻播出的时间，他们完全可以前车之鉴的，我之前，高森祥、陈炳根也有前车之覆，王案之后又有很多的大案要案，这才是你们作家们的题材，其实，这一切无论是执法者还是犯人，心情都是沉甸甸的。

第三事扯远了，班门弄斧，请谅，待我看过您的所有作品后，我会将我的选择告诉您。希望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顺告：我已经调了队服刑，主要是“宣传和图书馆管理”，有时间看书和写作了，我的考核期本月26号满了，今年获得了立功，期待着减刑。我先生和儿子也回来看过我，家庭还是完整的，很多同学、同事、职工朋友常来看我，省检察院、看守所的管教也来鼓励我，心情上还是愉快的，在这种境况下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实在是万幸。坐牢的人最在乎的就是人情冷暖，有人关心，心情就靓。我工作过的所有单位都在不同程度地关心着我。

……

寄去的贺卡虽轻，表达着我的一片敬意，那一串厚重的真心的祝福表达着我最诚挚的祝愿：再祝新年好，新春乐。

曾利华97123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从曾莉华的刑事判决书上看到，“曾莉华，又名曾利华。”她正式的名字应是曾莉华。

这封信唤起了我重新写作曾莉华故事的兴趣。因为，它突然让我想到：一个已经成了用她的来信中话说“从天上掉到地下还下到井底去的人”，一个将要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刑期并且可能会到她两鬓斑白才可能重获自由的女人，并没有悲观绝望，而萌发了想要把自己经历写下来的念头，并为此要物色作家，甚至还有“保护版权”的想法。可是她是真的在认真地总结自己的悲剧根源，总结她为什么会“从天上掉到地下还下到井底去”的悲剧成因，还是把自己成为一个死刑囚徒，在监狱服刑“以观后效”引来一些人关注的现实，看成一种资本，甚至把它当作人生正剧来演呢?曾莉华，在她“以观后效”的日子里，她也从没有“安分”过，不停地制造着“新闻”，一会儿给检察官写封信，一会儿又给记者写封信。从她的来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心一直在躁动着。身在监狱，心却在大墙外飞翔。她认为她的经历是一座金矿，她还拥有“产权”。曾莉华的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正是她这个人的特点。

我想，我不必一定要找一个深刻的主题去挖掘曾莉华故事的非同一般的一面，曾莉华的故事就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身上交织着好女人、强女人、坏女人的复杂人生的故事。她的身上交织着一些女性的很多特点，既有虚荣、喜欢出人头地、好为人先、贪婪而又节俭(受贿了几百万几乎没有花，除了买了几套房外，全部存在银行里，也因为这一点救了她的命，使她案发后能够全部退赔)，又非常坚韧、能吃苦耐劳、悲观而不绝望。一个成功的、失败的女人所有的经历、痛苦、迷茫、教训和泪水都交织在她的身上，这也许就是曾莉华的特点。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写曾莉华的故事，这也许就是进入曾莉华故事的“路径”。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也许我找到了一个写作的切入点：一个浑身充满矛盾的女人，一个从来也没有正确估计过自己的女人，一个心比天高却又命比纸薄的女人，一个至今也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女人。一个道德观价值观都有缺陷的女人，一个从四川山城泸州走出来闯进了南方都市广州，又把个广州闹得沸沸扬扬的女人。

这也许就是曾莉华的故事。

第一章

侦破曾莉华案件的过程中，浮出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们姑且称作P，此人不胖，面部线条很硬，皮肤较黑，脸上布满皱褶，像一位经历过太多坎坷的“劳动人民”，可他却是行贿百万的富商。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个人的“历史”。人的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包起来，唯有脸不能。因为，脸，永远暴露在岁月的风霜之中，岁月也在一个人的脸上写下了无法掩饰的“个人履历”。

他的这张脸更是充满着故事。当办案人员找他时，却发现他居无定所，很少一人独行……

他坐在沙发上，神态比较平静，一点儿也不惊慌失措，一杯一杯的浓茶都喝淡了，他在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办案人员细分厉害，有理有节。讯问工作进行了一夜，全是检察官们向他晓以大义。但是他仍在回避一切核心问题。

午夜，他突然提出要打一个电话……说曾莉华的故事，必须先要说清楚曾莉华案件，曾莉华是因曾莉华案件“名闻”国内外的。

我在采访侦破曾莉华案的检察官们时，他们告诉我，关于曾莉华案是如何侦破的，向我是首次披露，他们向我介绍了案件的侦破过程，还给我看了一些当年没有披露过的资料。

说清楚曾莉华的案件，最早恐怕要追溯到1991年。那年的5月间，广东省检察院接到深圳工程咨询公司部分干部举报该公司×××领导贪污受贿，与时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的曾莉华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等严重问题。

深圳工程咨询公司的人为何要向省检察院举报呢?是因为深圳工程咨询公司是广东省建委的下属公司，而当时曾莉华同时兼任该公司广州分公司的经理。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接到举报以后，派人了解情况，却发现举报人同时也向深圳工程咨询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等部门举报。其主管部门省建委已经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于是检察官们决定：静观待变，待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出来后，再作进一步行动的决定。

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管部门的调查最后没有结果。并且，被举报人还到法院状告举报人诬陷。

后来，我在韶关监狱就这个问题，问过曾莉华当年打官司的情况。据曾莉华说，当时，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刚刚筹建，×××领导对下属要求很严，同时和公司个别干部也有矛盾，举报人就是个别干部。当时举报人说看见她和×××领导在东莞某宾馆开房，她说完全没有这回事。当时她和这位领导还没有暧昧关系。所以，后来×××上深圳法院告某领导诬陷。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知道。

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束了，但检察院并没有放弃这个线索。他们接手悄悄地展开调查摸底。

省检察院当时并没有掌握曾莉华的犯罪事实，但做出这样的决定基于两点考虑：一、建筑业、房地产业历来是发生贪污贿赂犯罪较多的行业，尤其是1991年下半年以来，外商携巨资进军国内的房地产业，国内企业也多渠道集资参与房地产的开发。由于房地产热和资金来源的多样化，经营房地产的企业经济成分多样化，使房地产业中的索贿受赂的反映越来越多。作为反贪部门当然会盯着这个行业。

二、通过初步调查得知，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及其主管部门的群众和干部，对曾莉华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而此时，曾莉华已经开始逐渐在广州房地产业中小有名气，其单位人员对其完全不同的评价，孰是孰非，检察院想通过调查，弄清曾莉华到底是人是鬼。

摸来的情况颇让人费思：同一个单位的人对曾莉华的评价截然不同。有人说，曾莉华是“马眼、铁腿、神仙肚”。意思是马眼大，为公司的业务发展眼观六路；铁腿是讲能跑，跑业务，跑关系。当时，咨询公司没有房地产开发权，就是曾莉华跑来的批文，使公司有了房地产开发权；神仙肚，是指特别能吃苦。曾莉华一天到晚东奔西跑，根本不顾家。当时，她的家离办公室只有八、九分钟的路，而且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丈夫又到澳大利亚留学去了，可曾莉华经常忙得几天回不了家，常常晚上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饿了，拿到什么东西都吃，所以人们说她是神仙肚。但是，也有人说她“经济上腐败，生活上堕落”。

省检察院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不要轻易放弃此案；做长期经营的准备，秘密调查，选准时机，再行突破。

那么，这时候曾莉华在干什么呢?据我后来对曾莉华的研究，我发现这时候的曾莉华还没有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经济上腐败，生活上堕落”，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地大肆索贿(曾莉华经济犯罪最恶劣的地方，就是大肆索贿)，她在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在广州进而在全国房地产界都有名气的“女强人”而东奔西走。

当时，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广州分公司就在广东宾馆5楼租房办公。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广东宾馆就在原广东省检察院的对面。站在广东宾馆的办公室，就可以看到省检察院的办公大楼。曾莉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已经被检察院收进了视线。后来，曾莉华对我说：“我那时都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检察院是干什么的，检察院可是逐渐知道了你曾莉华在干什么。

检察官们通过各种关系，以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式，接触曾莉华身边的人员以及和曾莉华合作经营房地产项目的港、台、外商以及亲友、工作人员，重点了解和掌握曾莉华与港、台、外商合作经营房地产项目的情况、曾莉华的收支情况、人际关系以及在香港的活动情况。

但检察官一直没有惊动曾莉华本人，大家在寻找确凿的证据。

到1992年底，检察官得到的情况越来越多，曾莉华经济犯罪的事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但由于还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检察院还无法对曾莉华采取行动。否则，就是抓住了曾莉华，她死不认账，你又拿不出证据，就容易使案件流产。

这时，检察官们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曾莉华已办好了外国护照。曾莉华要外逃?情况变得越来越紧急了。此时，已经不能不采取行动了。可是手中还没有足以立即抓获曾莉华的证据，而曾莉华存在随时携款潜逃境外的危险。

怎么办?这时一个人浮了上来。这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他叫P(遵照有关方面的意见，文中不出现P的真实姓名，故只好以字母代替)，一个身揣洪都拉斯护照的华人。

曾莉华索贿的500多万元，主要来自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一位叫S的外商，一个就是P。P在前，S在后。

这时，P已经长期呆在广东，他在深圳某酒店长期包有客房。同时，购买了洪都拉斯护照，变成了一个外商。

P以前结没结过婚，无从查考，但到案发时，P正在筹备结婚，他已经定下了婚期，并在成都订了酒宴，甚至连结婚的请柬都已散发。

检察院在侦查曾莉华案件中，已经了解到了P的情况。

最后，由检察院领导权衡再三决定：选取P作突破口。要求办案人员制定出详细行动方案，务求迅速突破，注意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走露了风声，惊动曾莉华。

在检察院领导的亲自主持下，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制定出来了，设法迅速找到P带回检察院审查。

1993年3月15日晚上10点多钟，办案人员将P带到省检察院，在招待所开了一间房，无论办案人员怎样和P交待政策和法律，P都是和办案人员绕来绕去的。你问什么，P也回答，但全讲一些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到了晚上11点30分的时候，P看了看手表，提出要打一个长途电话。

办案人员问他给谁打?他说，“给家里打。”问他有什么事?P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说，“给家里报一个平安。”P的这个举动差点酿成了大事，这是后话。

由于扣留P不能惊动任何人，办案人员担心他会把自己在检察院的消息透露出去，就没有马上同意P打这个电话。

讯问P的工作进行了一夜，全是检察官们向P晓以大义。

P不抽烟，但是喝茶很厉害，一杯一杯的浓茶很快喝淡了。

第二天吃完早餐后，办案人员不顾一夜的疲劳，认真总结昨晚没有进展的原因。大家分析，P之所以不愿揭发曾莉华问题，恐怕有几种原因：一是P在和曾莉华合作的房地产项目上，已经投入了几千万，他害怕揭发了曾莉华，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二是P相信曾莉华，因为他们是老乡，而且他觉得曾莉华非常能干，还有那么多的“关系”，别人办不了的事，她都能办成，自己今后赚钱要靠她；三是P认为曾莉华的公司是国营公司，挣得再多也进不了曾莉华个人腰包，所以曾莉华不会坑他。

分析到最后，办案人员觉得P不愿揭发曾莉华，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P这个人很讲义气，但实际上是P觉得他的经济利益是和曾莉华绑在一起的，揭发了曾莉华，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利益。P的所谓义气，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只要让P明白，曾莉华是维护了他的利益，还是坑了他，P的义气天平自然就会倾斜。

要说服P，必须用事实说话。侦查处长又一次翻开已经研究了多次的P和曾莉华合作的合同，很快就寻找到了突破口。

翻开曾莉华最初和P签的那份开发“海印苑”小区的合同，就是一个外行人看了，也会觉得太苛刻了。

这些不合理的合同条件，P当然也不满，他也在外面埋怨过曾莉华这人太苛刻，这个项目他肯定要亏了。可当办案人员想深入一点，问曾莉华苛刻在哪里时，P马上不说话了。这就是P的特点，他虽然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但P的成功，除了确有不同一般的生意上的头脑(他看准房地产，也是他生意上的精明之处。如果曾莉华按规定办事，如果曾莉华后来不出事，我想P的这笔投资，肯定有更好的回报)，还有从表面看起来，他做人很讲义气。

早饭后稍事休息，处长又找P谈话。这次处长以“聊天”的方式，不和P谈他与曾莉华的“个人经济往来”，而是拿着事前准备好的合同副本，和P分析他与曾莉华合作的这个项目的不合理之处。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义气是建立在你们共同的利益基础上，但实际上，你们的利益并不是共同的。

P终于明白，在与曾莉华的合作中，他的利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保证。

今天来分析曾莉华案件的发现和发展，与曾莉华这一点很有关。从表面看，曾莉华给她的合作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前景(曾莉华至今仍然是这样认为的)，而实际上曾莉华在每一项合作中，都给她的合作者设置了障碍。我觉得曾莉华受贿案的特点，不是在于曾莉华受贿的数额在当时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今天这个“最大”的记录早又被人打破了，今后可能还会有人打破曾莉华的记录)，而是在于曾莉华收了别人的好处，又不为别人办事。你不给人家办事，人家能不怨恨你?一怨恨你，人家不会发泄出来?一发泄出来，你受贿的事不就暴露了?曾莉华最后就是从这些地方露出尾巴被检察院抓住的。

曾莉华还有更恶劣的地方，就是受贿的手段十分恶劣，她甚至在合作伙伴的工程款上坐扣“台底费”。

处长关于不合理合同的话题，打开了P的话匣子。他不知不觉地也谈起这个话题，并且越谈越生气。处长继续分析，“不但合同不合理，这个小区的外销房你还没有权力定价，你只有拿钱出来的义务。”这最后一句话，揭开了P和曾莉华之间矛盾的实质。这样，双方的话题就越来越接近，也就越谈越“投机”了。

就在这个时候，处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最后突破的机会已经来了，猛然甩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据我们所知，她还要你帮她买一本护照?”P听后，望着处长愣了半天，他以为办案人员已经知道此事了，就承认说确实是花了15万港币帮助曾莉华买了一个“斯威士兰”的护照。这是P说出曾莉华第一件受贿的事实。不管怎样，一下就抓住了曾莉华受贿15万的事实，大家都很兴奋。

这时，已经到了3月16日的傍晚。吃完晚饭后，P开始交待了。他一单单地讲了先后给曾莉华100多万元的经过。

讲完这些已经到了16日晚上的11点多，P又提出要给在成都的即将结婚的未婚妻打一个电话。办案人员就问，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11点多的时候打?P说出了其中的原由：自从上次被绑架后，他和未婚妻有一个约定，每天晚上12点，打一个电话报一下平安。否则，接不到电话的未婚妻会以为他出事了，而打电话到处找他。

办案人员一听，赶快让P编一个理由立即给未婚妻打电话。

P的未婚妻在电话里听到P的声音，着急地说，“已经找了你一天了，你到哪里去了?”P顺口编道：“昨天晚上和朋友在博罗县(离深圳约有100公里)出了车祸，因为在山区手提电话没有信号，现在是在医院里跑出来打的电话。”电话那头埋怨道，“害得我到处打电话找你，昨天半夜我还把电话打到曾莉华的家里问你在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可急死我了。”办案人员一听，坏了，会不会惊动曾莉华?赶快请示领导，现在已经掌握了曾莉华受贿100多万的证据，而曾莉华有可能听到风声。是否立即收审曾莉华?检察院领导同意，马上派人到曾莉华家抓曾莉华。

办案人员到曾莉华家楼下，先往曾莉华家打了一个试探电话。曾莉华家保姆接电话说，曾莉华昨天夜里就走了，今天一天没有回家。

检察院立即派人连夜赶往深圳，查曾莉华在不在深圳总公司。调查的结果，曾莉华没有到总公司来，曾莉华在深圳总公司的住房里也没有人。

找遍曾莉华有可能去的地方，均没有曾莉华的踪影。

曾莉华失踪了!那么，曾莉华会跑到哪里去了呢?办案人员在深圳、广州满世界地找。3月17日凌晨，从P公司办事处得到一个消息，曾莉华在3月16日的白天，曾打过一个电话，询问P在不在。但是不知道曾莉华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

这时候，曾莉华也在满世界地找P，因为，只要P平安，她也就没有事。就在她满世界找P时，自己的藏身之处暴露了。知道了曾莉华藏在哪儿，可是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去抓。

原来，P的妻子在15日夜里没有按时接到P的电话后，就担心又出事了，半夜两点把电话打到曾莉华的家里，问见没见到P。曾莉华正在睡梦中，懵懵懂懂中说，这两天没有见到P。放下电话后，她怎么也睡不着了。曾莉华躺在那儿想了想，猛然翻身起床，急急忙忙收拾了几件衣服，拿出护照放进口袋就匆匆出了门。这时，天还没有亮。

凌晨的广州街头人迹稀少，曾莉华在街边拦住了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地一直开到了深圳罗湖海关，正好赶上开闸。曾莉华混在人群里，第一批过了关，进了香港。

到了香港后，曾莉华住进了她在香港某四星级酒店的长包房，此时的曾莉华虽然惊魂未定，但仍然心存侥幸，希望是一场虚惊。她顾不得洗漱，就打电话到处寻找P的行踪。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P的踪影，她就急了，最后一次打电话到P的公司时，就把自己的电话留下了，嘱咐P回来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她。

办案人员得到了曾莉华留下来的电话号码，开头是“00852”，是香港的区号。通过电话号码查询，知道曾莉华藏在香港某酒店里。

当务之急是让曾莉华相信P确实没有出事。否则如惊弓之鸟般的曾莉华随时都有可能拿着“斯威士兰”的护照去南非。

这时，办案人员陷入两难之中，尽管知道曾莉华在香港某酒店，但我们无法去香港抓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让P公开露面并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消除曾莉华的怀疑和戒备，促使曾莉华返回境内。如让P自由活动，又担心无法控制，万一P向曾莉华“通水”，反而会促使曾莉华远走高飞。

最后，检察院领导果断决定：“引蛇出洞”。做好P的工作，使P真心合作；同时，也要严密暗中控制P，防止意外发生。

办案人员利用P这人讲义气的特点，和P把事情讲明白，对P说，我们相信你，希望你也配合我们做好工作，并答应P抓住曾莉华后，立即同意他回成都结婚。

P本来觉得自己恐怕犯了行贿罪，正在悲观失望之中，见办案人员跟自己交底，并且同意放他回成都结婚，就很感动，答应一定很好配合。于是，他和办案人员一起来编造一个精巧的故事，来消除曾莉华的疑虑。

P回到他的办事处后，办事处的人就问他这两天去了哪里，P说，自己因“嫖娼”被抓，被公安局处罚后才放回来。办事处的人都信以为真。

办案人员也布下了严密的监视。这时，已经是3月17日的上午。P在他的办事处里，给曾莉华打了一个电话，P很配合，戏也演得很到位。下面是他和曾莉华通话的内容：P拨通电话故意反问曾莉华：“找我有事吗?”曾莉华急切地问：“你去哪里啦?”P：“别提啦，让公安找了麻烦!”曾莉华：“什么麻烦?”P：“还不是男人的那点事。”P为了让曾莉华放心，又说：“现在没事了，交了3000元罚款。”紧接着又补了一句，“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可不要告诉我老婆。”曾莉华还是不放心，就隔一段时间查P的行踪。P在这一段时间，故意装得很忙碌的样子，一会儿办这件事，一会儿又忙另外一件事去了，在房间里进进出出。曾莉华发现P是自由的，这样才相信了P没事，她打电话告诉P，她会尽快从香港回来。

检察院得到曾莉华要回来的消息，立即在罗湖海关布控，办案人员手上拿着曾莉华的照片，眼睛紧紧盯着从罗湖桥头香港方向过来的人流，真是一点也不敢松懈，生怕又失掉了曾莉华行踪。

3月18日下午2点多钟，守在罗湖桥头的办案人员突然眼前一亮，只见曾莉华身穿白色的衬衣、深色的长裙，背着一个黑色的手袋，拖着一个行李箱过了罗湖桥。这时候的曾莉华已经完全把心放在肚里了，那非常自信的脚步，每跨出一步都很有弹性。

办案人员见过关的人很多，决定不在罗湖海关抓她，于是就悄悄地跟上了她。曾莉华走出罗湖海关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办案人员马上开车跟上。只见曾莉华的出租车朝着深圳咨询公司开去。

到了地处深圳荔园路荔香坊的公司驻地后，曾莉华下车走进了公司。办案人员在楼下等了约半小时后，就走了进去。只见曾莉华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曾莉华见走进几个陌生人，就问找谁?办案人员上前亮出了工作证，对曾莉华说：“我们是广东省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查。”

曾莉华一下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办案人员立即对曾莉华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当然是一无所获。紧接着，就将曾莉华带回广州。

第二章

从香港回来的曾莉华在办案人员面前转移话题，拼命表白自己。她夸夸其谈，谈她的个人奋斗史，谈她的公司是怎样的白手起家，谈她为了公司废寝忘食连儿子都顾不上，谈自己怎样被人们称为“马眼、铁腿、神仙肚”。

曾莉华一再表白自己是清白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3月18日下午约5点钟左右，办案人员将曾莉华带到了省检察院的招待所，仍然是前两天P呆的那间房。

这时曾莉华的心理状态是可想而知的，受贿500多万，在当时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受贿案，曾莉华心里完全明白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你让曾莉华痛痛快快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和曾莉华在监狱里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莉华说，我知道，即使我坦白交代，退清赃款，我也必死无疑(我在这些年采访经济案犯中，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明白，你既然知道贪污受贿这么多会必死无疑，你还要这个必死无疑的钱干什么?你在接受这个钱的时候，你不就在接受死亡吗?钱比生命更重要?!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还是有人收这个钱，这真是人性的悲哀)。曾莉华此时如同一个溺水者，以为任何稻草都能救命。对曾莉华来说，最大的侥幸就是：她打着有关领导的名义要钱，收钱时又制造了很多假象，而且一般她不直接收钱，都是通过别人代收的，帮她收钱的人，也不知道这些钱是她个人的，还是她公司的。她以为检察院不容易拿到确凿的证据，因此，她绝对不会轻易坦白交待。

于是，曾莉华在办案人员面前转移话题，拼命表白自己。她夸夸其谈，谈她的个人奋斗史，谈她的广州公司是怎样白手起家的，谈她怎样为了公司废寝忘食连儿子都顾不上，谈自己为了跑这些房地产项目怎样被人们称为“马眼、铁腿、神仙肚”的。曾莉华一再表白自己是清白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她还举了一个例子，在和外商S合作搞房地产中，S送了她一块价值25000元港币的女款劳力士表，自己将表交给了公司党委，说不信可以到公司去调查。曾莉华最后把话题落到了由于自己为了争取公司的利益，得罪了人而遭人诬陷。

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是，仅根据P的揭发就已经掌握了曾莉华受贿数额巨大的事实，但是曾莉华究竟受贿多少?受贿的赃款又藏在哪里呢?目前掌握的情况，令办案人员相当困惑。

在深圳抓住曾莉华以后，办案人员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于广州、深圳同时对曾莉华在深圳的办公室和广州广东大厦504房的办公室以及曾莉华在广州的家同时进行了搜查。

因为，曾莉华主要是负责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广州公司的，但她还是深圳工程咨询公司的副总经理，深圳公司负责人一直把她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她在深圳也有办公室和临时住所。办案人员在这里，几乎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在案卷里看到的搜查记录，只是笔记本一本，规划图一张，资料19页。

3月18日下午3点，留在广州的办案人员得知深圳方面已经抓住了曾莉华，立即根据事先的计划，对曾莉华在广东大厦504室的办公室进行搜查。广东大厦就在检察院的对面，几乎是跨过马路就到了。

曾莉华的办公室，除了写字台就是几张沙发，还有几个铁皮文件柜，基本都没上锁，在曾莉华的办公室搜到工程资料、合同等文件，另有笔记本11本、通讯录2本。其他也是一无所获。搜查中，发现有一个铁皮柜是锁着的，由于没有钥匙，暂时就将它封了起来。

对曾莉华家的搜查是下午4点钟。当年主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和我谈起搜查曾莉华的家时，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参加搜查的人员满怀信心，以为会有大收获。可是一走进位于广州建设二马路东六街某号801房曾莉华的家时，首先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个家落后于时代。屋里的家具全是七十年代的旧家具，还是那种老式的五斗橱，所有的家具都比较破旧。曾莉华房间里的一台电视机还是14英寸的。搜查的结果，没有找到一本存折，没有任何一件首饰，没有一件像样一点的衣服，只找到几千元钱，还是分别装在好多个各式各样的“利是”包里，似乎是别人过年时送给曾莉华的。

这个时候，曾莉华的丈夫已经去了澳大利亚，她与家公的关系好像处得并不好，所以老人并不和她在一起生活。家里只有一个和曾莉华有着亲戚关系的小保姆带着她那个正上一年级的儿子。办案人员走进去的时候，这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机。他还不太懂事，并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出事了，而且出了差点送掉性命的事。搜查的时候，这孩子仍然在玩游戏。但是，这孩子后来出国后，变得相当懂事，成了曾莉华在狱中最大的精神寄托。1997年，他还和爸爸一道，从澳大利亚回国到韶关监狱看望自己的母亲。

办案人员在搜查的时候，担心吓着孩子，特意让人领着孩子到另一间房子里去玩电子游戏机。

搜查结束准备离开时，又看见了那个仍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玩电子游戏机的小男孩。办案人员心里明白，这孩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恐怕是很难见到他妈妈了，而他的爸爸又在国外，今后生活怎么办?于是，他们将搜查到的几千元钱交给那个小保姆，告诉她暂时当作小男孩的生活费。后来，围绕着这个小男孩发生了一段非常感人的事，这件事促使了曾莉华更加下定决心，配合检察院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把存在境外的所有赃款全部收回来，这是后话了。

3月19日，办案人员又来到广东大厦曾莉华的办公室，打开了曾莉华锁着的那个铁皮柜，从这个铁皮柜中搜出存折4个，但是上面存的钱并不太多，两个是P的名字，一个上面存有103649美元，一个上面存有655元人民币；两个是曾莉华的名字，一个上面有91886美元，一个上面有26687元人民币；笔记本5个，现金5000元，另外还有2万股的“广发基金”凭证。办案人员将2万股“广发基金”，交给了曾莉华广州公司的工作人员，关照他们，必要的话可以将基金卖了，给曾莉华的儿子和保姆作生活费。

但是，搜查到的这几万块钱，可能是曾莉华的工资，远不是曾莉华索贿受贿的赃款。那么，她的赃款藏在哪里呢?搜查中没有发现重要线索，没有见到大笔的钱和银行存单。只是发现了两本曾莉华多年来的日记，还有一本笔记本。从日记本和笔记本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曾莉华有记账的习惯。在曾莉华的日记本中，详细地记载着她过去的一些购物清单，一笔一笔，一角一分，都有记载，而且这种记载从十几年前，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曾莉华在那儿夸夸其谈的时候，办案人员并没有打断她，但是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找到足以击垮曾莉华精神防线的突破口呢?在曾莉华从香港带回来的包里，办案人员发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的形状很特别，它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钥匙都是扁平的，这把钥匙是半圆形的，钥匙的顶端有几个齿状，钥匙制造得相当精致。

这是什么钥匙呢?办案人员分析，在曾莉华深圳、广州两个办公室以及她的家中，都没有发现曾莉华受贿的赃款和存单，结合曾莉华已经买了外国护照，那么赃款十有八九存在香港的银行里；另外，结合曾莉华有记账的习惯，很有可能她有一个记账的本子，这个本子会藏在哪里呢?再加上存在香港银行里的赃款也会有一些存单和对账单，这些东西又存放在哪里?香港的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星级宾馆都有出租保险箱的业务，曾莉华从香港带回来的这把独特的钥匙，会不会是她在香港租有保险箱。如果，曾莉华租有保险箱，这个保险箱是在某一家银行里还是在哪家酒店里?!办案人员慢慢找到了深入曾莉华案件的路径，路标就是这把钥匙。

办案人员决定利用这把钥匙作“道具”，先行试探一下曾莉华。

再一次讯问曾莉华的时候，办案人员精心作了安排。他们把讯问室做了一点简单的调整，把桌子收拾干净，无关的东西都拿开了，只是将那把钥匙放在一个醒目的地方。曾莉华走进来的时候，办案人员谁也不说话，整整齐齐地坐在那儿望着曾莉华。这时，坐在桌子后面的办案人员用撑在桌子上的手故意轻轻地敲着桌面，那只手离那把钥匙只有几寸距离，故意吸引曾莉华看那把钥匙。

果然，曾莉华的目光被吸引到桌面上，当看到了那把钥匙时，立即就像触了电一样，变得紧张起来，但是马上又强作镇静，目光再也不愿落在那把钥匙上。

办案人员在审讯中并不直接询问这把钥匙的事，但却在谈话中有意无意地提到这把钥匙。

曾莉华始终回避这把钥匙，每当办案人员提到这把钥匙时，她都借故转移话题，然后，神不守舍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

通过这次试探性的审讯，办案人员坚定了自己的分析：这把钥匙是曾莉华的要害所在。

紧接着，办案人员带着这把较为奇特的钥匙，咨询了有关专业人士，基本确定了是香港保险箱的钥匙。但是，是哪一家的保险箱呢?办案人员认为，在没有弄明白前，不能再探试曾莉华。否则万一让曾莉华察觉出办案人员并不知底，她一下咬死口，这样会做成夹生饭。

检察院领导决定，暂时放下曾莉华，立即派人到香港去查一查。

办案人员到香港也不是茫无目的地大海捞针，因为他们选准了一个坐标，即现在已经知道曾莉华在香港的某酒店有长包房，那么她要租用保险箱，应该会选取离某酒店近一些的地方，或者就在某酒店里租用，这样使用起来方便一些。

办案人员来到香港，以某酒店为轴心，到附近几个有租保险箱业务的地方，都去了一趟，并分别租用了7、8个保险箱。好在香港租借保险箱并不太贵，每一个保险箱的租金才100元钱。最后一比较，发现某酒店里的保险箱钥匙，和曾莉华的那把钥匙是同一类型的。终于查明了，曾莉华在某酒店租有保险箱。办案人员带着在某酒店另租用的保险箱钥匙回到了广州。

在掌握到这个重要证据的时候，办案人员精心地研究了审讯方案。

这一次曾莉华走进来的时候，其精神状态已经比前两天差多了。但她还在负隅顽抗。办案人员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根本不准备曾莉华立即回答，旨在增加曾莉华高度的精神紧张。办案人员已经看出曾莉华内心斗争十分激烈。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然后，慢慢拿出在某酒店租的保险箱钥匙和曾莉华的那把钥匙同时摆到桌子上。没有想到，曾莉华震惊得几乎跳了起来，脸色由紫变白，满头冷汗淋淋，望着那两把钥匙，一声不吭。

办案人员不紧不慢地给了曾莉华最后一击：“曾莉华，你不就是在香港某酒店租了个保险箱吗?你收的‘黑钱的账和银行存单，不就是放在这个保险箱里吗?!”曾莉华此时，如同五雷轰顶，面色由白变成土色，差点昏了过去。她当时以为，办案人员已经打开了她的保险箱。随之，办案人员进一步展开攻势，向曾莉华交待政策，分析她的处境，指出只有交待才是唯一出路。

曾莉华抬起头来，说：“我坦白，我一笔笔地说，但是可能有些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曾莉华开口了，这一开口滔滔不绝说了差不多几个月才逐渐把自己几年来索贿受贿的全部事实说清楚。

曾莉华承认她确有一本记录收“黑钱”的笔记本与存在香港银行里的赃款存单一起放在某酒店的保险箱里。这样，办案人员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如何尽快提取出这些证据，来彻底弄清曾莉华的犯罪事实，以及收回巨额赃款，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检察院领导当即决定：派人立即再去香港，设法开启曾莉华在某酒店的保险箱，提取出曾莉华藏在里面的全部证据。主管领导还亲自打电话给有关方面，安排办案人员尽快赴港具体事宜。

仔细地研究了香港的法例和酒店规定后，办案人员制定了两个详细的行动计划。一是，在曾莉华本人不配合的情况下，通过有关司法程序，开启曾莉华的保险箱，但这样时间可能要长一点。二是，做曾莉华的工作，让她写一份委托书，委托赴港人员开启她的保险箱，取她的急需文件。曾莉华听后，愿意配合，并且态度积极，立即写了一份委托书，称自己因故不能赴港，特委托来人开启她的保险箱。

办案人员拿到这份委托书后，又以曾莉华的名义把它电传给了酒店的保安经理。办案人员再拿着曾莉华委托书原件到香港某酒店找到了酒店保安经理。

保安经理拿到了曾莉华委托书的原件后，和他收到的电传件核对无误。为了万无一失，又让曾莉华给酒店保安经理打了一个电话。保安经理接电话后，曾莉华申明自己确实是委托来人取保险箱里的东西。一切做法都符合香港法规和酒店规定，保安经理同意打开曾莉华的保险箱。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开启曾莉华在香港的保险箱整个过程中，曾莉华都非常配合，她当时已经明白了一个现实，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得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存在香港的赃款能不能全部拿回来，所以在办案人员赴港取证期间，她在看守所里，也日夜翘首以盼办案人员顺利归来。

我深刻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我在韶关监狱和曾莉华交谈的一整天当中，曾莉华回忆自己所有往事，包括她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和她日夜思念的儿子时，她都没有掉一滴眼泪，这一点和其他判以重刑的女犯不同。我在头一天采访另一个也被判了死缓的女犯史燕青时，史燕青差不多从头到尾都在流泪，当时我递给她的两包纸巾都被她擦眼泪用光了。被泪水泡湿的纸巾，在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成一堆。可是，在与曾莉华交谈的整整一天中，曾莉华不但连眼睛都不红一红，而且始终面带笑容。就是讲到自己在看守所羁押等候判决期间，身带戒具长达数年，她也没有红一红眼睛。

可是确有一个唯一：当曾莉华谈到她在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着办案人员从香港取回自己的赃款时。那一天，办案人员回到广州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没有回家，直接来到广州黄埔看守所，告诉曾莉华赃款已经取回了。曾莉华讲到这里，眼睛突然红了，她说对这一点她非常感动，接着沉默了下来，她低下了头，我看见从她捂着眼睛的指缝里流下了眼泪。这一点让我记忆深刻，也惊诧不已，至今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曾莉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掉下了眼泪?办案人员在酒店保安经理的陪同下，来到了酒店存放保险箱的房间。首先由保安经理打开那厚厚的房门，这里放着一排排保险箱，每一个保险箱都不太大，主要是提供给客人存放现金、票据、文件以及贵重首饰的。保安经理找到了曾莉华的保险箱，保险箱有两个锁孔，保安经理掏出他的钥匙插进去拧开了锁，然后退在一边，示意赴港人员上前开锁。赴港人员拿出曾莉华的钥匙，插进去，拧了一圈没有开，又拧了一圈，开了!终于打开了曾莉华深藏在这儿不敢示人的东西。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钞票。

港币17万元、美金4800元、南非币2100元、史瓦济兰币90元；香港汇丰银行存款证明书两份，户名曾莉华。一份存款为港币50万，一份存款为港币132953元；香港恒生银行存款证明书一份，户名曾莉华，存款额为港币50万；恒生银行往来存款账号卡一个，户名曾莉华；汇丰银行“卓越”理财卡一个，户名曾莉华；香港华比银行存款收据一份，户名曾莉华，存款金额美元3万；曾莉华在泰国购买红宝石戒指和坠子收据凭证两份。

从这个保险箱里找到了一本棕色的64开的小笔记本。在这个小笔记本里曾莉华记录了她收受的赃款数额。

曾莉华记账的方法也很特别。她用了许多符号，用“U”表示是美元，“H”表示是港币，“￥”表示是人民币。曾莉华在她记的账里，没有标明单位，但是很显然这里是以“万”为单位的。这本账本里记有收入，也有支出：如“购房两套￥30”，表明用30万人民币买了两套房。还有1993年1月1日，在泰国购买红宝石戒指花去了1185美元，并标明用的是信用卡。

曾莉华在这本笔记本的倒数第二面上，记录了她在香港两家银行存款的密码和账号等。

随着我采访的深入，我发现在曾莉华的每一笔记录的后面都有一连串的故事。

第三章

我所见到的唯一提及童年的，是一段日记：“在四川泸州，我的一切梦呓和信念由那块土地所孕育，从一个7斤的小生命转瞬而为一个披满灰尘的女人。”接着，她写道：“我想做一个好女人，压抑着生命的一切渴望和冲动任精致的目光审视，我就是我，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不可复制的生命，没有什么比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说我想说的话更值得骄傲了。”曾莉华说，“我一无所有，只有穷人的孩子一般都有的共同点：能吃苦，有耐力。这一点，我一直保持至今。我想，我没有退路，我只能乌龟跟着白兔赛跑，要想取胜只能永不停息地爬行。”曾莉华跟随着母亲从家乡泸州到喜德县，这是她人生的第一步，但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孩子，走向喜德县八处基地这个小社会。第二步，曾莉华要从喜德县走向成都，成都对曾莉华来说，可就是一个大社会了。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对于曾莉华整个人生而言，还应该叫做准备阶段。

“爱情有它的预感，幽居独处的我在爱情中，思想和行为都有了变化。难道我的心是对神圣爱情的承诺吗?你看我现在乐意接受爱情幻想的驱遣。他的关怀使我抛开愁苦，想跟随他一起神游未来与希望之中。”这是在曾莉华的日记中，最初有关爱情的记载。

后来，曾莉华的日记本又基本上变成了名人名言的摘录，以及她自己的一些净化灵魂的感想和自律。我看到一个纯洁、好学、向上的青年的影子，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影子。

1996年11月21日的一早，我们乘车去韶关监狱。

中队长离开后约十几分钟，我看见她从女监舍里带出来一位身穿蓝色囚服的女人，这个女人个子不高，剪着齐耳短发，跟在中队长后面保持着约一米的距离，远远望去像一个女高中生，我知道这是曾莉华。

使我感到很意外的是(在采访曾莉华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意外不停地出现)，曾莉华显得很镇静，情绪也较放松，她接过我递过去的茶杯，说了一声“谢谢”就一屁股坐在我对面椅子上。从她的情绪上，找不到一丝一个死缓犯人的感觉，甚至她脸上还始终带着一丝微笑。这种情绪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一直在琢磨曾莉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女人?我首先对曾莉华做了自我介绍。接着我谈了我这次采访的目的。

我说：“来之前，我准备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你的成长经历方面的。据我了解，你是在四川泸州长大，你的一生走过不少地方，下过农村，当过铁路工人，做过文工团员，又进学校读书，后来到过电站，经过铁二局、铁五局，然后进了广东省建委总工程师室，然后再到深圳工程咨询公司。最后到广州分公司的时候，是你事业顶峰的时候吧?”曾莉华说：“应该说，刚开始是从零做起。顶峰是后来的事情。”我接着说：“然后就是到案发。从案卷上看就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我想知道包括你自己的成长，自己遇到的挫折，还有很多促使你发展的原因。你进步也好，后来犯罪也好，应该都是有些原因的。首先，我想请你谈一谈关于你的家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父母的家庭；另外就是你自己的家，听说你们现在是在办离婚?”曾莉华回答说：“一直没办得了，他(指曾莉华的丈夫何汉苏)一直没有表态。”我说：“还是先从你的家庭从你的童年的成长谈起好不好?”……

曾莉华在回忆她的过去时，语气很平静。

“我这一生全靠自己，因为父母亲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养育了我，但并不能帮我成才。无论在我小的时候读书学习，还是后来成家立业闯天下，我的成长‘不靠神仙不靠上帝，完全靠的是我自己。”我问：“不少报道都说你曾经当过文工团员，到文工团是什么时候?”“是我正式参加工作的一个多月后，怎么去的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我到河边去洗头，当时喜德县那儿虽然穷，但没有现代工业污染，山青水秀，特别在小河边，从山里流出的河水，绿汪汪的叫人心醉。6月份的天气也正是天高云淡的时候，不冷不热，洗完头以后，我就坐在小河边的草地上用梳子梳着我的一头长发，河边的风儿轻轻地吹来，吹散了我的一头秀发，风儿和长发都撩在我的脸上，突然撩起了一股强烈的思乡之情。我情不自禁地就唱了起来，今天我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红卫兵战士想念毛主席。”曾莉华说到这儿，我一下就被她感染了。

曾莉华接着说，“唱着唱着，看看旁边没有什么人，我又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没想到，正好有文工团的人走到那里，远远看见一个小姑娘在河边自个跳舞，就停了下来，仔细看着我跳。我看见有人在看着我，就发人来疯，跳得更欢了。文工团的人觉得我的舞姿好，就把我单独调去了。那时候已经招了一批人了。去了以后就跳舞，唱京戏，演一些样板戏。”曾莉华的这一段经历，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道路。

曾莉华接着说：“我在团里表现是最好的。后来大学恢复招生，还不是恢复高考，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大学招生以推荐为主，叫作工农兵学员。主要从单位表现好的青年中推荐。文工团就推荐了我上学。当时给了我们几个名额。但就走了我一个。”我问曾莉华：“你上的是什么大学?”“上的是西南交通大学。”“后来你怎么分到电站去了?”“我当时的最大理想就是能留在成都或者局机关。但是，苦读书，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我分到了电站。”“后来怎么从电站调出来呢?”“是因为找对象。”我在曾莉华最早的日记本里，看到了她隐隐约约记下的初恋的情感。在曾莉华记于1978年6、7月间(曾莉华的日记，有时记日期，有时很长时间不记，这一段时间的日记，就没有具体时间，我只能根据她这段日记前后时间来估算)的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爱情有它的预感，幽居独处的我在爱情中，思想和行为都有了变化。难道我的心是对神圣爱情的承诺吗?你看我现在乐意接受爱情幻想的驱遣。他的关怀使我抛开愁苦，想跟随他一起神游未来与希望之中。”这是在曾莉华的日记中，最初有关初恋的记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日记中看到曾莉华这段爱情的升温。在以后不久的一天日记中，她又这样写道，“爱情的开始和生命的开始颇有动人的相似之处，父母不是用甜蜜的歌声和慈祥的目光催眠着孩子入睡吗?爱情使我有一种在母亲甜蜜的歌声和慈祥目光下甜甜入睡的体验。恋爱使我有第二次出生的感觉，初恋的深情使我被孤独包裹的心得到格外的宽慰，这爱情的诞生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和爱的力量，因为我的周××(曾莉华的初恋情人，这里隐去真名)给了我领略爱情中暴风雨般的狂热，这使我要离开了市俗、虚荣和情欲来体味真正的爱。你的热忱使我一任爱情的热浪摆布，我要抓住幸福，就如同游泳的人抓着一根杨柳枝条上岸休息。可相处的日子飞一般地过去了，最愉快的相聚时光，总为即将来临的离别而使人的心情变得凄凉黯淡。不，鉴于我们对爱情的责任，不必再长吁短叹，我们要在分别中磨炼出簇新的勇气和力量。”曾莉华在一次回家探亲后回到学校时，记了这样一段日记，她写道，“我亲爱的××(这两个“××”，不是我隐去真名，而是曾莉华原日记上就是这样写的)，我不能给你一个最纯洁、最温馨、最倾心的亲吻，让我们记住这最难分割的别离，我永远是你的，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誓约更纯洁的了。”再看看曾莉华是如何为这一段爱情画上句号的。她在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别了，我不想引起你的怜悯，只想替自己稍辩白一下，你我都很痛苦，可有什么办法，别了，我最亲爱的，我把幸福托给你，生活下去吧，去爱她人吧。×××，只有当你感到幸福的时候才请你想到我，我用了真诚的爱，爱过你，我从来没有感觉比这个更强烈的感情。而且我不会使这段感情在我心目中消失，爱情的死亡，对于我来说一定是十分可怕的。”最终曾莉华和周××分手了，今天，我很想知道他们分手的真正原因。

曾莉华听后，突然有点生气地说，“是他生活作风不好，我不在的时候，家里人听到传言，老讲我还不相信，后来我发现他跟我的同学都乱来。于是，我一气之下，就同他分手了，并把他花在我身上的所有钱都还给了他。今天想想，那时候真是太小了不懂事。不过人总是在不断地长大。”现在我们还不是在分析曾莉华的犯罪原因，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分析曾莉华的成长和个性的成因。曾莉华与周××分手，其处理过程可以让我们看到曾莉华个性的特征。

我首先在日记本里见到曾莉华记的一组账目，这20年前记的账，就可以看出曾莉华那个时候就有记账的习惯，上面非常详细地记载着曾莉华花了周××多少钱，周××花了曾莉华多少钱，应扣下多少，还要还给周××多少。这样的一笔账，总共写了曾莉华当年日记本中的6页纸，最大的一笔是150元，是准备买红灯牌收音机的。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都会记得当年红灯牌收音机、555牌座钟，差不多是每一个新婚家庭必需的日用品。最小的一笔是8角1分，买一个茶杯的钱。这些，曾莉华都和周××算得清清楚楚。

在这本日记本中，曾莉华还详细记着与那分手男友谈判的提纲。从这份曾莉华理就的谈判提纲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年的曾莉华身上确实具备善于公关和谈判的素质。你看，曾莉华把这一次谈判准备得这样有条不紊：1、需找两个公证人，双方的母亲可参加；2、公证人负责记录财、物，不参与双方的(谈判)内容，更不是充当律师的角色；3、周先说，我后说，由公证人最后定理；4、在财物问题上，有凭据的可拿出凭据，无凭据讲根据，合情合理地解决；5、不争吵，不故意刁难，谁惹事谁负责；6、别人说话时，不允许对方打扰，一个个地说；7、不是当事者，应劝其不参与此事；8、钱账清算时，先算他每次所邮的钱数，算他给我买的东西所用钱数，结算我在他家里吃饭账，算我给他买的东西的账目，算我给他的钱数；9、补给他的钱。你看，这是一份多么严密的谈判提纲。要知道那时是1978年，曾莉华23岁，她分配到开封后，又调到衡阳，都在比较封闭的铁路系统内工作，和社会接触不多，应该说还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公关谈判等等。那时候的曾莉华就可以排列出这么严谨的谈判提纲，我们就不难理解曾莉华后来在广州房地产界赤手空拳打天下了。

“和周××断了以后就再没有谈对象了?”“再没有了，一直到认识何汉苏(曾莉华后来的丈夫)。”我不知道曾莉华为什么忘了一个人，也许此人和曾莉华相处的时间不太长，也许曾莉华和他并没有形成正式的恋爱关系，所以曾莉华没有把他当作曾经谈过恋爱的对象之一。但是此人在一段时间内对曾莉华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这个人名叫绵生，是曾莉华在与周××分手以后，爱过的一个男人，从1979年1月到10月间，曾莉华的日记中始终有这个人的影子。这人是谁，从曾莉华的日记来看，他好像是曾莉华在家乡的同学。

曾莉华在1979年1月2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绵生给我指出的缺点是对的，他直接道出了我的最大弱点，总是把眼光放在少数人身上，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和大多数群众做朋友。师徒关系一定要注意，以免引起一些人的不好议论。这样，既给师傅带来不好的影响，同时也影响自己进步，千万要引起注意，说话要谦虚，做事要稳当，待人要亲切，工作要踏实，学习要认真。”1979年曾莉华回家过完春节回来以后，在2月6日的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回家过年，受到启发很大，同学们在各自的单位没有放松学习，尤其是绵生，他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与他比要好几倍，他对学习是多么的认真，难道他就没有学习的困难吗?应该以他为榜样，下决心强制改变自己的惰性，从明天起，每天练字，看书，学英语，把休息压低到最小的限度。”接下来，爱情的力量使曾莉华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看到曾莉华看了不少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从这时开始，她的日记变成了读书笔记，大量摘抄了关于提高青年修养方面的警言名语。

你看她这样要求自己：“对弱者热心帮助，而不是幸灾乐祸，对不幸者尽力扶持，而不是落井下石；对别人的成就和幸福衷心地颂扬，而不是嫉妒和诋毁；温和的微笑，真诚的赞美，善意的批评，恳切的告诫，积极的援助，大方的给予———甚至可以献出生命，献出一切，而不求报偿。”她摘抄这样的标准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坚定，但不固执；活泼，但不轻浮；勇敢，但不鲁莽；机警，但不多疑；沉着，但不寡断；豪放，但不粗鲁；单纯，但不幼稚；老实，但不愚蠢；忍让，但不软弱；谨慎，但不胆小；自信，但不自负；自尊，但不自高；自谦，但不自卑；自强，但不自骄；自珍，但不自赏；自爱，但不自娇；自责，但不自辱；自知，但不自弃；自立，但不自私；自由，但不自纵。

她甚至还全文摘抄了前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在逝世前给青年留下的一封信。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曾莉华是有一定影响的，她后来关于人生的哲理，关于对事业追求，关于人的价值观念，都与这段时间读书有关，或者说，从这时开始曾莉华不但养成了一个读书的习惯，而且像从小养成记账的习惯一样，也养成了将自己喜欢的名言警句记下来的习惯。

这一段时间，曾莉华的日记本基本上变成了名人名言的摘录，以及她自己的一些净化灵魂的感想和自律。我看到一个纯洁、好学、向上的青年的影子，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影子。

我在想，如果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曾莉华今天会是什么样子?1979年的10月初，曾莉华收到了绵生的一封信，绵生在这封信中，不知什么原因，婉转地拒绝了曾莉华。

曾莉华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虽然处于此景，我没有任何后悔、消沉、厌世和绝望的情绪。我一定要把自己艰苦的事业进行到底。”接下来，曾莉华不知从哪儿摘抄了两句屈原的《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曾莉华在日记中说，“这就是我内心世界的写照。带着罹难中留下的伤痕而埋头工作，力求让时间结下成功的果实。”你看，曾莉华在失恋的打击下，显得有点悲壮。

过了一两天，她在失恋的苦熬中，忍不住又在日记中写道，“亲爱的绵———生，让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吧，只有这一次了，人的爱情只有一次，也只该有一次，你变了心再写这样的信不能爱我了，但还是允许我把心里的话说完，请你在节日之余、盛喜之时能偶然地想起我吧，我将在生活的逆境中沉默，现在的一切都是命运造成的。我把心灵的痛苦，悄悄隐起，让生命发出应有的光。”不久，曾莉华在1979年10月10日的日记里记了一首诗，为了真实我照录如下：我只是倚窗外望，我怀疑这地方，抓住我的心和灵魂当我孤独时，你的笑容胜过一切语言的表达拿去吧，心!只要在挣扎下我就解脱这割裂我内心的阵阵绞痛最后一次对爱情和你的长叹我就重回到忙碌的人生我的生命枉然轻快地呼吸被忧伤所勉强作出的笑容犹如覆盖在大地上的晨霜一样不是对潜伏的悲哀讥讽虽然我快活的同友共饮可以暂时驱散满怀的裂痕虽然酒点燃了发狂的灵魂这颗心呵———这颗心仍旧孤独。这首诗无论是不是曾莉华写的，至少反映了曾莉华在这首诗中找到了共鸣。

与周××分手后，曾莉华已经从开封调到衡阳工作，从衡阳到广州，是曾莉华人生最重要的一步，在这里，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何汉苏，在这里，她结婚成家生子，从人妻到人母，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几步。接着，她从铁路调到了地方，进了广东省建委，不再四处漂泊。

第四章

曾莉华说：“站在‘而立与‘不惑之间，我们这一茬人根本没有豆蔻年华，从而将全部热情和希望都寄托在第二个春天，30多岁既有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又有足够的汲取新知识新事物的渴望和能力，这是我们的人生大好时光。乔木和小草都为自然和社会所需，我祈望自己成为高大的乔木，而如今不过出落成一株小草，我也愿正视这一现实，并发挥自己作为小烛在生态群落中的功能，我们正在人生创造力的峰值正中，是一支小烛也愿现在燃烧自己，不愿在苦等自己变成太阳的过程中悄然老去。”豪言与实际相差着好大一截距离。已到而立之年的曾莉华，有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体验。

走进广州前，曾莉华去过的最大的城市是成都，当曾莉华从衡阳走进广州时，正逢全国改革开放，领全国改革开放之先的广东政治文化中心广州，立即深深地吸引着曾莉华。直到今天，呆在韶关监狱里，要度过漫长刑期的她还是说喜欢广州。我问她：“刑满后，是回到老家泸州，还是回到广州?”她毫不犹豫地立即回答：“回广州，我还是喜欢广州。”我问曾莉华：“你和何汉苏是怎么认识的?那时你好像还没有调到广州工作。”曾莉华回答说：“那时候我还在衡阳，何汉苏从海南回到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医药公司工作。”“你们一个在广州，一个在衡阳，相隔这么远，两人又不在一个系统工作，怎么相识的呢?”“那时候，我因工作需要常去广州，渐渐地在广州有了一些关系。其中有一个女朋友，是四川成都人，一个人在广州工作。那时我们都是单身职工，星期天我一个人在衡阳也很闷，就去广州她那里玩，因为我们铁路职工凭工作证可以免票坐火车，不用自己花钱。走衡广线也很方便，星期六晚上从衡阳出发，星期天晚上回到衡阳。我很喜欢广州，它比成都开放多了，和泸州就不能比了。当时我想，要是把家安在广州多好，朋友知道我的想法以后，也劝我来广州安家。这样就必须在广州找对象。当时何汉苏也是一个人，与我的朋友相识，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何汉苏，这时候我们都不年轻了，感情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当时，我已经调到广州来了。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据我所知，到你案发时，你和何汉苏的感情好像并不好，你和何汉苏有感情基础吗?你们的矛盾在哪里?”“我和何汉苏的感情基础开始还是有的。后来有分歧就是他不赞成我成为一个搞事业的女强人。”曾莉华在何汉苏还没有出国前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找对象虽然不能达到‘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那样的和谐，至少要有基本上的共同语言，要有精神上的一致，倘若找不到情投意合的，还是不结婚的好。勉强凑合，至多只是一种和睦同居，而并不是爱情。如仅仅为了找生活的配偶，那和没有理智和感情的动物本能又有什么区别呢?”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曾莉华已经流露出对何汉苏的不满足。不过，这时还是隐晦的，不是非常明确的。

不久，这种不满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了。

在事隔上篇日记不久的一天日记中，曾莉华忍不住这样写道：“汉苏，我需要性生活以外的爱抚和温存，而在我们相处之中，除了性生活之外，你从来没有碰我一下，有时我希望从亲吻和抚摸中得到一种惬意的享受，我和其他女人一样，渴望浪漫的行为，渴望拥抱、抚摸和亲吻，在没有性目的下也能得到温存，我就满足了。”曾莉华继续写道，“爱是毫无保留地信任对方，坦率地提问和诚实的回答。这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花些时间在没有性目的的温存上和花在性生活上，其愉悦是一样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所有的生活关系中，婚姻是一种最重要的关系，亲密的呆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是相互拥有的权利，这并非总是意味着性爱，而是意味着用你喜欢的语言、爱抚、体贴的动作来互相示爱，如能单独地亲密无间地在一起呆一会儿，这不但为了能过好性生活，而且能使我们在一起分享那一份我们所渴望的幸福。”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曾莉华对何汉苏的要求是很高的，而这种细腻的情感，恰恰是性格内向的何汉苏很难办到的。于是，曾莉华的不满一日甚似一日。你看接下的日记。“人并不喜欢过单身生活，人的灵魂需要温暖，需要慰藉，虽然可以同居，可以性爱，逢场作戏之后，徒生悲凉。”接着，曾莉华终于忍不住，第一次在日记中流露出想和何汉苏分手的意思。

“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爱的权利，当一对恋人通过观察了解，发现对方并非意中人时，没有维持的义务，这样的断交并无道德上的过错，只要对方懂得婚姻的真谛，爱情的内涵，一定会伸出手来，善意地说一声，再见，祝你幸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开始，曾莉华和何汉苏的矛盾，并不是像曾莉华所说，在于她追求事业上。早在何汉苏还没有出国前，他们夫妻之间就已经存在情感体验方面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随着何汉苏的出国，越演越甚。以致曾莉华十分痛苦地说道：“汉苏，如果分离是必须的……，以前的日子愿你珍惜，以后的日子愿你保重。”可是，今天曾莉华不愿意承认这一切，为什么?“那你跟何汉苏的感情，是不是一开始就属于那种比较平淡的夫妻感情。你觉得他在感情上不细腻，不会关心体贴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能希望对老公有所依附，希望老公有主见。何汉苏不喜欢说话，你没办法和他及时交流。而我又是一个主意太强的女人，不像其他的女人那样，特别依靠男人。”“你们两个性格差异比较大，他的性格是属内向型的，而你却是完全外向型的性格。矛盾是不是就在这里?”“是的。”

“他平时一天都没几句话的吧?”“他天天都在看他的英语书，听英语磁带。我跟他讲话，他似听非听，你埋怨他不听你说话，他又能复述出我刚才讲了些什么。你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又不置可否，总之他的心思不在你身上，也不在家庭里。那时候我才发现，我不应该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他后来要出去上学，我也帮助他。我们两个矛盾的焦点就是，他认为是对的，我就认为是错的。”“你们俩的感情分歧后来到了什么程度?你觉得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了吗?”“除非我去澳洲，否则恐怕是无法调和了，他的目标就是这样。而我又一心想证实一下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出一点事情，这样，矛盾就一直无法解决。说实话，到后来我也没有认真想去解决这个矛盾，我公司太忙，我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他一定要你去澳洲，你又不想去?”“一是不想去，我觉得我也能干出一点事情来，我在澳州没有事业，我的英语又不行，我在事业上就没有什么发展，只有当家庭主妇。我觉得我在国内有这个条件发挥自己。”“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从夫妻感情上考虑，为了家庭你想去，但从事业上，你又不想去，最终还是不想去?”“是。”“那么你就是为了事业，家也不要了，孩子也顾不上了?”“孩子是全托给保姆了，我和何汉苏的这种分歧是原则上的分歧。”“是这种分歧影响了你们的感情吗?”“当时我们早就不谈感情了。”“你基本上不顾家了。”曾莉华仍然在为自己解释：“我没有时间顾家嘛，那时候我的保姆也是我的表妹在给我管家，我把儿子就交给她。我公司的业务很多，我们是省的公司又放在深圳，地方保护主义都很重。深圳绝对不买省公司的面子，广州也不买省公司的账，当时开展业务很困难。有工程业务人家都照顾本市的单位，项目找好了不一定批得到，就算你谈好的业务，有关单位就是不批，工作开展起来相当困难。”“那后来你是怎样把业务打开的?”“都是靠自己。”

第五章

曾莉华在她的日记里，记了这样一段座右铭：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信念；知足者常乐，维持一颗快乐的心；全身心拥抱寒冷，在于揭示阳光的真谛；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这些被曾莉华工工整整抄录在日记本里的座右铭，反映了曾莉华当年的追求。她在创业初期，面临着重重困难，又一心想办大事。这时，对于一个没有成功者来说，她确实需要一个“信念”来支撑自己。在没有获得成功满足的时候，她靠“知足者常乐”来支撑自己的“信念”。那么在她有了获得不义金钱的权力时，她还记得住“最富是清贫”吗?担任开发“海印苑”小区和“白云路综合楼”等大型房地产项目的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广州公司，最初的时候连曾莉华在内只有3个人。

曾莉华1989年从广东省建委技术处调到深圳工程咨询公司筹建广州公司一开始，曾莉华从外单位借调来一位搞基建的，深圳总公司派来一位搞核算的，3个人就打锣开张了，由曾莉华任副经理，1990年初升任经理。后来，公司才逐渐发展到20多人。这样公司里，一切都是曾莉华说了算。一开始的时候，公司确实是面临着重重困难。曾莉华说，当时公司注册时，还是自己跟别人借了6万元钱。直到1992年底，曾莉华已经开始了“海印苑”小区和“白云路综合楼”两个大项目的开发时，此时公司的注册资金也才100万。曾莉华说，这100万也不是公司的，还是借来的钱。

最初的广州公司经营范围只是局限在工程咨询、工程可行性研究、建筑工程设计等方面，像能赚大钱的工程总承包和房地产开发等项目的经营权都是后来曾莉华经过多番努力才争取到的。

那时，公司的状态就是这样，开发资金几乎没有，而深圳工程咨询公司正如曾莉华所说，无论在广州还是在深圳，都被认为是外地公司，在那么多的建筑公司等米下锅的时候，一个既无资金又无实力的小公司要想在广州房地产界占有一席之地，其难度可想而知。可这一切就是被一个既不是建筑科班出身，又无特殊背景的曾莉华改变了。使这样的一个小公司却搞起了像被定为广州示范住宅小区的“海印苑”大型房地产的开发，仅从这一点来看，你就不能否认作为公司经理的曾莉华在其中所做的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如此的业绩同时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我问：“你忙得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吗?”曾莉华说：“当时公司处在非常时期，公司里除了技术人员，一切工作都得我自己做。我要跑市场，跑批件，搞调查，搞预算，一切都必须事必躬亲，一是没有人可以靠，二是靠别人也没有用。所以大事小事我都是自己做。”“听说，连各种合同都是你自己起草?”“是的，不但合同是我自己起草，连预算也是我自己搞。因此，工作总做不完，压力也很大，我又没有秘书。我们整个工程的预算我都是自己做，搞预算的工程师也要做，但是我不是先看他们的，而是先看自己的，然后再看他们的，因为我自己掌握市场行情，培养自己机敏头脑。我的所有工程都是亲自做，从起草合同开始，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评估、工程的概预算全部是自己做。我既是技术人员，又是管理人员。我也是边做边学，不懂的就向别人请教，公司里的人员都不是经营型人才，他们都是技术人才，对房子的设计有很多经验，对经营就不行了。我当时要把公司转型，我自己就必须要懂得经营。所以时间总是不够用，常常要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困了，就倒在沙发上眯一会儿，然后起来再干。因此，我也就顾不上家了。”何汉苏离开以后，基本上这个家只有曾莉华和她的儿子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母亲和儿子的感情都是先天具有的，何况像曾莉华这样的家。我在当年曾莉华收支账本上看到她记的，当她每月工资只有46元的时候，她给自己买一双棕色的皮鞋才舍得花13元钱，而同时却花了57元钱给儿子买了两个变形金刚。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曾莉华在家庭、丈夫、儿子和事业方面，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事业。为了事业，甚至连为人妻为人母的基本责任都做不到了。

你看她在生完儿子以后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尝试为人父母的甘苦，但我并没有沉醉于母爱的满足感之中，不再是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活泼稚气的女仔了，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只是，那份真诚，那份率直，依然故我。当今人才辈出，反视自己，唯一的补偿是多经了几番风雨，积累了人生经历，凭着这点自知之明，懂得如何去接受挑战。儿子固然令人牵肠挂肚，但创业时的投入却给了我更大的满足，剪不断，挥不去的，仍是心底里的那份愿望，在事业的天地里自由地飞翔。”从这篇日记中，你不难看出曾莉华当时心中的选择。

她不但这样的要求自己，而且对儿子也同样充满着期望。在离上篇日记不久的一篇日记中她又这样写道：“儿子在我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和价值?我用我的心血哺育着这个稚嫩的生命，我生命的价值有相当的一部分是通过他才体现的，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的奋斗目标，成为我在人生路上拼搏的支柱。我在他身上实现了自己也失去了自己，实现得越多，失去得也越多。‘相依为命只是一个形容词，但我们不可能长久相依为命(这句话让曾莉华说中了，而且来得是那样的早)，我们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必须有完全独立的生活，我不曾想到要他脱离我的视野和保护，然而我知道，只靠母爱并不能培养出坚强的个性和有用的人。世界并不是靠母爱来维系的，人生(在)世求上进，要靠自己去拼搏，我会一步一步地推他(走)上这样的路的，而我自己要给儿子一个满意的答案：‘在追求的路上妈妈是个强者。我相信自己，正如我相信自己的儿子一样。”(事实证明相信自己和相信儿子都不可靠)。

她在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后代，不能给予太多的温情和爱抚，要无形中培养他一种独立不羁的个性，我的生活经历告诉了我，人与人之间，理解只是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不理解是绝对的，永恒的，血缘不能代替理解，感情也不能代替，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每个人只能占据一个点，也只能获得一个角度，谁也不能对他人‘设身处地(的理解)，强求理解是徒劳的，不明智的，因为同是喝珠江水长大，但今天与明天的水质大不相同，以过去的我们的办法行舟，是会翻船溺水的。

“当孩子从我的身体中分离出来的那一刻起，他就是另一个完全客观、独立的、与我平等的存在，我熟悉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声呓语，每一个呼唤，但我不能代替他的生活，永远也别想按自己的设计安排这个‘存在，按自己的意愿控制这个‘存在，这个曾被我孕育过的生命，只有在反叛我中才能肯定他自己，所以，他在我面前从来不听话的，我要求自己不要处处试图施加我的影响，越是施加会适得其反，我所能做的，只有尽力地去了解他，这样他不会无视我的存在。相反，在不屑一顾的外表掩饰下点点滴滴地留意着我的言行，也许，我的形象从此在他心目中不再顶天立地，完美无缺，但我失去的只是过去沉默表示的鄙夷，而获得的却是一份真实的爱。在现实生活中，孩子无论过得怎样，我都心甘情愿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承担自己的选择，我给了他生命，而他并没有向我要生命。对这一点他别无选择，而如果这时我用我的方式帮助他，教管他，可他并没有来找我并请求这种帮助，既然他已经存在，他一定能活。我们两代人之间需要一座桥梁，而这座桥梁的第一块基石就是互相理解的真诚愿望和彼此尊重的行为准则。

“无论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一代会超越前辈们四平八稳井然有序的轨迹，强迫我们正视它的存在，而今天与未来之间，我和儿子必须寻求一个新的交流点，放了孩子，也放了自己。”从这一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作为一个经理，曾莉华心中装着她的企业和她的事业；作为一个母亲，她心中装着儿子的现在和将来。曾莉华确实活得很累。

从这时开始，是曾莉华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她甚至换了一本新的日记本。她的那本从1978年开始用的旧日记本此时并没有完全用完，但她换了一本新的，封面有一幅叫作“山花烂漫”国画的新日记本。新日记本比旧日记本大，这也形象地表示，曾莉华从一个平民女子变成了一个要大展一番鸿图的女强人，标明她的一个人生新阶段的到来。应该说，她后来做到了。

也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曾莉华开始追求做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做一个女强人。她的日记已经从记载自己的情感、家庭琐事以及与何汉苏的矛盾，向追求做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方面转化，新日记本中大量地记载了诸如“成功企业家必具备哪些条件”、“2000年的经理应该具有的才能”、“成功者法则”、“成功者的十种品质”、“领导者应具备的品德”等等这些方面的名人名言，以作为对自己的要求。

曾莉华在初到咨询公司时不久，她在日记中这样要求自己，“一个人真正的成长，在于自己摸索和醒悟，其实每个人都说不清自己将会在何时、何地、因何事而使命运发生变化，当你走进一个新的天地的时候，最好的选择就是重新去适应，去把握它。当然人生舞台变化莫测，登上这个舞台就将不可能退出，我要以‘自重、自爱、自强、自立为人生主旋律，唱出第一、第二、第三个音符……”曾莉华在日记中还写道，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七个方面的条件：“信任部下，眼光远大，临危不乱，鼓励冒险，精通业务，包容异议，化繁为简。”曾莉华又在日记中这样要求自己，“做一个企业领导人应具备三方面的气质：1币做富有人情味的工作，要讲感情。2币桓鋈耸乱档某晒Γ首先是做人的成功。3笔裁炊伎梢圆换幔但得会用人。”我感到，这时候的曾莉华无论从修养，还是追求，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升华，她已经从一个事务型的经理，向很有理性化的企业家方向努力发展。她已经不是一个在小作坊里忙进忙出的阿庆嫂了，她要登上市场经济的大舞台，她渴望着大显一番身手。

她在日记中抄录着居里夫人的一句话：“如果能追随理想而生活，本着正直自由的精神，勇敢直前的毅力，诚实不自欺的思想而行，则定能臻于至美至善的境地。”曾莉华这时摘录名言警句和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她过多地把它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现在她要用它指导行动了。

曾莉华在她的“创业”之初就这样清醒地分析她所面临的形势和自己应该要采取的策略。她说，“我目前出来工作，可谓创业，是很艰难的，首先是资金不足，其次是经验不足，处在原始积累阶段，在传统习惯、行为方式和体制的影响下，这股原始力量要积聚更大的能源，不仅要借助自身的人情关系，还要超越自身狭窄的空间去寻求行政权力的庇护和帮助。公司要发展，要生存，必须在寻求发展超越实际地膨胀其‘背景———背景是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在名声不大，资金有限，初涉战场时，必须运用打牌子这一手法。人们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谁投入商品经济的活动之中，谁就不能无视经济规律的支配，不能无视一个经济实体与官方机构(这里，我想曾莉华是指她曾在建委工作这段经历)的区别，不能无视经济法人与政府官员的区别，也不能无视传统观念与心理造就的客观环境，不能无视被频频运用的非物质条件=信用，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群众心理和传统观念上的无形证券。”此时，曾莉华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她已经是在用一个企业家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并且有一定的深度。她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很快地进行了角色转换。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曾莉华的身上具有适应现代竞争社会的素质。此时的曾莉华已经不是一个一口气爬20层楼的只知埋头苦干的人了。同时，她很清醒地认识到，她初到咨询公司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在紧接着的一天日记中，她写道：“到咨询公司，其目的不是赚钱吃饭谋生，是从谋生意识发展到创业意识，我不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信任，要注意把自己的声誉与神圣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但要充分意识到声誉一旦投入事业是一笔难以估量的资本，这个事业的牌子就成了无形的证券。这个资本和证券都要妥善运用，适度流通，在工作中要估计到不足，‘信用不能滥用，否则会使一切神圣的光环黯然消失，这种信用不能变成办事人员手中的功利主义的透支户头，到时，签下的‘赊账将由无辜的‘主人一次付清，主人受损的将不是钱包，而是信誉与感情。”你看，曾莉华已经不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一个企业的将来了。

为了做到这一切，她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在日记本里，写了本章最初的一段座右铭。

它反映了曾莉华当年的真实思想和追求。

可是，在她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时候，在她发现自己有了拥有金钱和财富的机会，或者看见别人将会赚得大把金钱的时候，她早就把“最富是清贫”忘到爪哇国去了。

我继续与曾莉华交谈。“你去了这么多国家以后，国外的情况和企业管理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和感受，对你后来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吸取人家好的经验，比如重视人才强调工作效率的一些好的办法，我在以后的工作中都采用了。在我们整个公司的运作中，我基本上都用了国外的那些做法。国外的管理方法比我们国内新，国内公司的运作方法跟国外的公司不一样。国外讲效益，国内的公司讲形式多。我当时就想学讲效益这一点，比如，为了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益，我就在公司里搞了‘五天工作制。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呢。”“那是哪一年?”“92年。”“你说公司里的工作多得做不完，怎么又实行‘五天工作制，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是国营公司，管理的方法和分配的方法都比较死。当时房地产开发已经热火朝天，需要大量的人才，一些房地产商就高薪聘请专业人员业余时间为他们搞设计和做技术方面的工作。我们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可能不被影响。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一个技术人员在自己的公司里搞设计，基本上拿不到什么钱，因为视为你的本职工作。而业余时间帮助别的公司搞设计都能拿到很多的钱。因此，当时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业余时间‘炒更，即到别的公司接设计的活下了班以后干。这样晚上干得很晚，上班时间就没有精神了，而且有时为了赶工，上班应付着工作，下班拔腿就跑，这样势必要影响本职工作。我作为公司经理，当时看到这种现象心里很急，一是觉得这样人心涣散，影响公司工作；二是当心职工在外面这样干会出事，因为当时这种收入并不认为是合法的，记得好像也有人因此而被判刑的。但是，有些东西你用规章纪律是约束不了的，因为，有一个金钱的杠杆作用。细想一想，这跟我们旧的分配制度有关，国营公司干多干少都拿固定工资。于是，我就想到我在国外考察时，看到外国人的工作考核方法，我决定改变旧的分配制度，让公司员工多干活，在公司里也能多拿钱，这样极大的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为了调节员工们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我又在公司里采取了‘五天工作制，我不用工作时间来考核员工，而是用工作量来考核。同时，我又决定在奖金方面采取上不封顶的方法，这在当时很多企业都不敢做的。”“这样，最多的人奖金能拿多少?”“有的设计人员不错呀，一、二十万吧。”“是一年时间吧?”“是。采取这个办法前，有的人上班不认真，混时间，一下班就去给人家‘炒更。这种现象你强制他是不行的，我就采取你到公司来做，你能做多少就兑现多少，我希望他把精力用到公司里，但利益我有保证。”“这也是你从国外学来的办法?”“对，这也是重视人才，给这些人适当的报酬，其实他们得到的毕竟是小头，公司才是大头，这在当时是比较大胆的做法，现在恐怕很多企业都这样做了。不过我们搞得早，搞得早的人就是吃螃蟹的人，我们在其它管理方面也是一样的。这在当时不是没有风险的。”说到这里，曾莉华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又轻声地说了一句，“我没有想到，后来最大的风险出在我自己身上。”这个时候，我还不想和曾莉华一起总结她的教训，我现在想和她探讨的是，当时她是怎样管理她的公司的，为什么那么小的一个公司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发展得那么快，接了那么多的大项目?所以，我把话题又拉回来了，“这个奖金不封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从1991年开始的。”“但据我了解，你的奖金并不高。跟一年拿一、二十万的相比，那就很低了。你作为经理，奖金为什么那么低呢?”“我们管理人员拿的是平均奖。”“你在公司最高一次拿过多少奖金?”“一万，是年终奖。他们给多少就是多少，我从来不问，我当时也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情。”你看，曾莉华当年就是这样对待金钱的，这并不是今天她的自我表白，确实是当时她真实的想法，我在她当年的一篇日记中找到了佐证，在这篇日记中她这样写道：“对于我，生活是一次短暂的旅行，我不愿浪费精力而加入崇拜金钱者的行列，更不愿与伪君子或空想主义者为伍。”对内她是这样管理的，再加上她以身作则，以公司为家，极大地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使她在竞争激烈的房地产市场上迅速地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改变了事物的发展。由于成功，曾莉华手中有了项目，有了项目就有了权，有权就有人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由于她的成功，才酿成她受贿，如果她不成功，手中没有掌握能够赚大钱的项目，试想谁会向她行贿?曾莉华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成功，我思索良久，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曾莉华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的作风一直是比较务实的。特别在以男性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和建筑界，以一个女人，以一个既没有专业，也没有经济实力的女人，她应怎么做呢?曾莉华是这样想的：“很少有人能真正地从既定的生长环境所打下的烙印中超脱出来，贫而不贱，苦而不怨，富而不骄，逸而不倦，自信、自强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实属难事。我敬佩那些不抱怨命运和依赖他人的具有极强生命力的人，能在一个困难环境中做出与在优越环境同样的成绩，这才证明人的能力。我深深懂得，勤奋加上机遇就会产生成功的马太效应，我一个女人，要在男性的世袭领地建筑界站住脚跟，获得立锥之地，就得不断地充实自己，争千载不争一时，人生只是短暂的一瞬，现在首要的是拼命干。”那么怎么干?你看曾莉华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同样记在她的日记中。

“在经常与人谈判时，对手那种久于搞开发和经营的精明，苛刻的条件、思维敏捷和计算的严密，使我很恼火，但不得不承认，在这种艰难的谈判中，学会了一些技巧，无意中窥探到了建筑经济中的一条经营之路，就是要先小人，后君子，寸步不让。

“我的经营原则是：名利双收。“名：一、师出有名，符合公司的经营宗旨。二、对社会，对企业有实惠。三、扬公司之名，适时而动；“利：一、一般不出资金，不承担经济风险，起码不亏本。二、尽量以智力和技术换取盈利，哪怕微利都竭力去争。”你看此时的曾莉华已经精明到一种什么程度，你能相信这是一个踏入建筑市场才数年，又不是科班出身的女经理吗?这是她对外部环境的分析和做法，那么对待内部管理，她又是怎样总结的呢?曾莉华说，如何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人和”。“当前，建筑市场可谓逆水行舟，如何取胜，很关键的一点是‘人和，与竞争机制同步而至的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薄。我要注意避免这种同步效应，我意识到，关心、爱护职工不但是增加企业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而且是迎合每一个职工感情上的需要。无论‘天时还是‘地利，都要靠‘人和去实现。”我们看到曾莉华这些对自己，对企业，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分析，我们就能基本得出一个当年的曾莉华是一个怎样的企业经理的印象，也能看到曾莉华的成功的基础了。

可贵的并不在于曾莉华在日记中所写道的这些经营之道和体会，可贵的是曾莉华在工作中的实践和发挥。

我在又一则日记中，看到曾莉华有这样的一段思想流露：“有人说我工作太辛苦，我大概是属骆驼的，负重才快活，唯负担很沉重，才去遨游知识海洋，才会孜孜不倦，时时感到生活是那么充实。

“当然，死了也是一捧黄土，是的，我不会有一座雄伟的陵墓，我的肖像也不会供人缅怀，极为平凡的一个人，我做不了山顶上的青松，但可做山谷中的小树，做不了太阳，但可做一颗星星，决定成败的不是我尺寸的大小(曾莉华自嘲自己个子不高)，而在于实现我本身最大的价值。

“所以，我去迎接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去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然，我凭什么去证明我的价值所在?去闯，去永远地闯，除此，我别无选择，路上有荆棘，有坎坷，有寂寞，有心酸(曾莉华没有想到还有地狱)，但也有鲜花，有平坦，有热闹，有愉悦，最终，原来与我同处一个起跑线的同事，发现我创造了奇迹。当然，我的快乐绝不只在创造奇迹之后，其实，那是一个新的起点，而多在创造奇迹之中，价值=永存在一种过程之中，幸福更是如此。

“不满足，永远地不满足，知足之时，也就是生命之泉干涸之日，不满现状，不断追求，虽也苦痛，但不悲哀，虽也失败，但不绝望，人生的真谛就在此。”

我这里所摘录的曾莉华日记，在反映曾莉华的思想方面是有一定真实性的，因为，当年曾莉华在写这些时她绝对没有想到，她后来会成为一个轰动一时的人物，被判处死缓，而使我们才得以看到她的日记。

直到今天，曾莉华对这一段经历，仍然感到很自豪。

我问她：“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你调到了深圳咨询公司广州公司后，才把你的潜力调动出来了，这个潜力大到你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是到这个地方后才无意中发现自己，在建委机关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鼓动我下去干了。也有人认为我有这方面的潜质。”曾莉华直到今天在监狱里，还是充满着自信的。我想，正如人们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莉华忍受着挫折，但没有改变自信。

我问：“为什么讲无意中发现了自己呢?”曾莉华回答说，“原来在社会上就有很多人说，你很适合干企业，在机关里很闭塞的。那时候我在总工程师室，我们经常接触很多项目，我有机会学到建筑方面的东西，我在建委五年就基本上转型了。”我说，“我知道，那时候你干得挺好的，我看到过一份报告，上面有对你的评语，但那不能说明你有干企业的潜质呀?”“我很好学的，我那时候管理的是新技术的鉴定。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基础，但我在基层呆过，从他们的材料里我学到了这些，就跟我以前上学一样。是工作迫使自己去学习的。五年里奠定了很多基础。我一直是一个有心人在不声不响地学习。”“你在建委技术处到底做什么工作?”“开始是总工室，后来改科技处，我管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鉴定，管职称评定，为我后来到咨询公司开展业务奠定了基础。因为，我的思路比别人要广，在建委我所相处的都是技术人员的精华，我不断的学习，我学到的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到咨询公司前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到咨询公司后，使你有了用武之地?”“这个过程，无法做绝对的时间区分，但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问她：“你认为你的事业最辉煌的是哪个时期呢?”曾莉华毫不犹豫地回答：“是1990年底到1993年初，我一直做得很顺，但是很辛苦。”“到最顶点的时候出事儿了?”“可能是吧。”曾莉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很不情愿。

但是，我们从这个时间上，不难看出一个问题：在曾莉华认为自己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正是她疯狂索贿受贿的时候，那么这个“辉煌”又标明着什么呢?是土壤?是条件?还是温床?她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地上发生过的灾难，孕育着希望，潜伏着危机，历史只能边看，边走，边走边思考。现在我正用很不熟悉的经济杠杆，艰难地撬动一页沉重的历史，谁掀动历史，谁就得准备承受风雨。因为，中国的事难办，难就难在照老法子办，办不成，想新法子办，又招非议。”曾莉华在艰难地创业，一边也在深刻地思考，如何“用很不熟悉的经济杠杆，艰难地撬动一页沉重的历史”。可是，在那光明的背后，在曾莉华尽情地“表演着的舞台”那辉煌的灯光后面，又有些什么事故发生了。

曾莉华的悲剧是从舞台的后面开始的，悲剧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都是曾莉华一个人。

第六章

在所有的行贿受贿当中，都有着一个利益关系。这种微妙的利益关系，开始了事物的从一个方面向别一个方面的转化，这种转化的结果改写了曾莉华的一生。

经济犯罪，往往都有一个渐序的过程。当曾莉华第一次收到一万元时，她根本没有想据为己有。当曾莉华尝到了拥有金钱的甜头时，这些甜头将会勾起她占有更多金钱的欲望。

人的欲望就如同一只老鼠，一旦放任它，它就会满世界的乱跑去寻找配偶而无节制地繁衍。

曾莉华的艰难创业和奋斗，终于迎来一个云开日出的日子，即是她争取来了广州“海印苑”小区的开发，接着又是“白云路综合楼”，接着又是“花县站前广场”，还有……，曾莉华一天比一天自信，一天比一天头脑发热，甚至到了谁也不在她的眼中，谁的话也听不进的程度了。

你看，她在同意与P合作“海印苑小区”以后，这样对P说，“你只管投钱进来，关于项目的经营，我希望你不要干预，由我全权负责。”当时，曾莉华那种想控制一切的欲望，已经到了目空一切的程度。

在公司内，她认为自己给员工带来良好的福利，为员工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曾莉华对我说，她给公司每一个员工都分了一套房，甚至配了家用电器)。在公司外，她给合作者带来了赚取巨额利润的机会。她曾莉华简直是福星高照，谁和她在一起都会走运。所以，她必然地要一切说了算。

曾莉华非常明白，P如果没有与她合作的“海印苑”项目，根本赚不了大钱，同时，也不能建立和巩固他在成都与银行和政府等方面的关系。所以，她至今还认为在合同中规定的‘五五分成对P来说，不仅不是苛刻，而是便宜了他。

1991年的5月，曾莉华与P签订了合同以后不久的一天，P来到了广东大厦513房间(即曾莉华最早的办公室)，谈了有关项目的事以后，P见办公室里没有人，就对曾莉华说，“这个项目大，可能需要一些应酬，成都的方方面面也要来广州察看这个项目的进展，你们是国营公司，有些费用恐怕不好做账，我给你一万元作为接待费用。”说着递过来一扎还有银行封签的人民币。

曾莉华听后就接了过来，顺手就放进了抽屉中。当时，在曾莉华的心中绝对没有想到这伸手的一瞬间，就开始在改写她的命运了。因为，那时她根本没有想到受贿，也没有把这1万元放在心里。但1万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放在办公室里也不行，正好广东大厦一楼有个储蓄所，曾莉华就把钱存了进去。在填存款单时曾莉华填了P的名字。

实际上，当时P另外从账上已划给曾莉华的公司8万元专门用于有关接待方面的费用。曾莉华也用不上这笔钱，她本人也一直没有动用这笔钱。

后来，P却以为曾莉华早已将这笔钱花完了，又先后8次给了曾莉华43万元，连同最先给的1万元，一共是44万元。这些钱都是现金，曾莉华仍然是一次一次存进了楼下的那个储蓄所。从这里我们还看不出，曾莉华想侵吞这笔钱的心理迹象。慢慢地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曾莉华头几次存的都是活期，后来曾莉华觉得这些钱一时也不一定派得上用场，而活期利息少。于是，她又将一部分钱存了3个月的定期。这时，我们可以想象曾莉华是一个相当会精打细算的人，也许她一开始只想得一点利息的钱。后来的胃口，越来越大。

存了5次以后，曾莉华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样一次一次地来存钱，而且都是大额的存款，而自己又在这个楼上上班，要是储蓄所里的工作人员认出我了怎么办?后来，曾莉华再也没有将P给她的钱存进储蓄所，而是全部放在自己办公室的铁柜里，这笔钱一共有36万元现金。

从曾莉华将存款活期变定期，到她因害怕储蓄所的工作人员认出她时，干脆将钱放在办公室里，这时，我们已经能找到曾莉华想侵吞这笔钱的心理迹象了。

尽管曾莉华可能有这种念头，但收了P的这44万，曾莉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是没有动用。

过了一段时间，曾莉华发现实际上P并不过问这笔钱的用途，这样，曾莉华心里开始有点痒痒的了，而且这种“痒”日甚一日，慢慢地她就产生了想侵吞这笔钱的念头。终于在1992年的4月迈出了第一步，她先动用了一笔钱买了一些电器送给自己的情人，接着又动用一点钱给自己的家人买了一些东西。这时动用的钱相对来说，还是一些“小”钱，并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曾莉华仍然按照她的习惯把这些开支，全部清楚明白地记在她的那个笔记本中，使我们今天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动用这笔钱的数额和用途。

从这时候开始，曾莉华的思想中已经把这些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这之前，曾莉华的存折上只有2万余元的存款，现在已经拥有一大笔现金，曾莉华一定尝到了拥有金钱的甜头，这些甜头将会勾起她占有更多金钱的欲望。但人的欲望就如同一只老鼠，一旦放任它，它就会满世界的乱跑去寻找配偶而无节制地繁衍。

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比较热，尤其是深圳和广州的房子在香港市场很好销。曾莉华又在动点子：她想将自己正操作的“海印苑”商品房小区争取能到香港市场外销。因为，根据当时国家政策，国内市场的房地产销售，国家有一定的价格限制。可到香港市场销售，是根据香港市场定价，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房子的价格当然很高。因此，深圳广州的房子相对于香港，价格差别很大。换一句话说，把“海印苑”的房子拿到香港市场去销售，用同样的建筑费用，却要换回多得多的利润。这又是曾莉华的精明过人之处。

但是，房子拿到香港销售，要报经有关方面批准。另外，“海印苑”商品房小区是由曾莉华的公司和成都明月公司共同投资兴建的，所得利润也是双方共有的。曾莉华不会让P净得好处。同时，她要满足心中那个被激起的欲望。

从这时开始，曾莉华在犯罪的道路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之前，都是P主动给她的，现在她要想着法子去要了。她开始要的时候，就不是P主动给的那个数目了。这是曾莉华又一巨大的转变：从受贿到索贿。

但是，曾莉华不是一个非同寻常之辈。她想要钱，但她绝不会让你感觉到是她在要钱。她在寻找一个安全的系数。于是，她要编一场戏，演给P看。

一天，曾莉华找到P，她对P说，最近，深圳广州的房子在香港销售十分旺，我们也应该将“海印苑”的房子争取到香港销售。不等P反应过来，她紧接着又将早已在心中算好的账，再算一遍给P听。如果，能到香港市场销售能多赚多少多少钱。这笔账一下就把P吸引住了。“饵”抛出以后，曾莉华在等待着P的反应。P是一个商人，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深圳与人合作成功地开发了几项房地产，他何尝不知道香港房地产的行情，问题在他没有能力争取到外销的批文。他见曾莉华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喜出望外，催促曾莉华说，那就赶快报批呀。曾莉华说，我当然知道要赶快报批，但是外销房是一块肥肉，谁不想咬一口。没有“台底费”，这事恐怕很难办成。

曾莉华在这儿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台底费”的名词。

P听后就问，要多少“台底费”?这次，曾莉华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她再也不会只想到三万五万的。曾莉华伸出两个手指。

P说，20万?!这已经让P为难了。可是，曾莉华两片薄薄的嘴唇吹灰一样吐出一句话：不，两套房。当时在广州买两套房约需要60万人民币。

P眨着眼睛问，买房子怎么送?曾莉华说，送房子恐怕不方便，还是给现金吧，由他们自己去买。

其实，这又是曾莉华的一个花招。她明白提出60万怕P怀疑，于是编出一个两套房的由头。但是P要是真地给房子，她又无法拿到现金。她现在需要的是现金。因此，她又提出给房子不方便的理由，实际上是她不方便。

P想想就同意了，他当然想到的是那能赚取更多的利润。

事后，曾莉华算算账，如果外销房批下来，P还是多赚一大笔，而且这次向他要钱，又是这么顺利。于是又想敲P一下。

过了几天，她又找到P，说，建委和外经委的领导要出国公干，领导出国费用非常少，我想给些美元让他们零花，做做人情。

P眨着眼睛望着曾莉华，过了一会儿还是开了口：要多少?曾莉华说，要3万美元，而且时间要快，全部要现金(曾莉华要的每一笔贿款几乎都是现金，这点和王建业不同。王建业从不要现金)。

P无奈，分3次给了这笔钱。前两次给了2万美元。最后一次，由于曾莉华要得急，而P在深圳又一时脱不开身，就让一个熟人带到广州。现金交付在任何时候恐怕都是应该要由付收双方当面点清的，但由于这是“台底费”，是见不得阳光的钱，因此不能拿到桌面上来点数。P将美元装在一个信封里封了口。来人将信封交给曾莉华后就走了。人走后，曾莉华一直等到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人了，这才打开信封。人面前是不能点数的，人走后，曾莉华还是要点清的。这是曾莉华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曾莉华所有受贿的钱都有一笔账，也就是都记载在她那个小笔记本上。以往，P给钱都没有少过，可是这一次，曾莉华打开信封，将一百元票面一张的美元点了一遍，点来点去，发现只有80张，也就是说，这一次信封里不是1万美元，而是8000美元，少了2000美元。尽管曾莉华是一个精明得一丝不苟的人，但她也无法跟P去寻查少了的那2000美元。

曾莉华拿到这笔钱，根本就没有送给什么人，而是立即托人带到香港。她自己于1992年的11月11日到了香港，用她在另一项工程花县站前广场商住楼项目中受贿的15484元港元，以1∶7742的比率在银行换了2000美元，凑成3万美元，存进了港岛置地广场附近的一家外国银行。这一次，银行的户头上再也没有写P的名字了，而是工工整整地写着曾莉华3个字。

其实，在收到这3万美元以前，广州“海印苑”商品房小区的外销楼早已批下来了，曾莉华根本没有花一分钱，也根本没有送人情之说。但胃口一天比一天大的曾莉华此时又一心想着那60万了。

P答应给曾莉华提出的那60万以后，但迟迟没有动作。作为P来说，有他一定的困难。他刚答应给曾莉华这60万，曾莉华紧接着又提出要3万美金，而这差不多相当于20多万人民币。P一时筹措这么多的现金，有一定困难，所以他先筹措了3万美元交给曾莉华后(但曾莉华一直说只是28000美元)，就一直没有再给曾莉华提出的那60万。曾莉华却等不及了。

一天，曾莉华将外销房批文复印了一份，亲自从广州来到深圳P在某酒店的长包房，对P说，“海印苑”的外销已经批下来了，你看这是批文。P看到批文当然很高兴。曾莉华紧接着说，你答应给有关领导买两套房子的事，要赶快兑现，否则我不好做人。P当时很为难，说，一时到哪儿弄那么多的现金?曾莉华把脸拉下来了，话中带着骨头地说，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就走了。留给P一个冰冷的背影。

P看着手上曾莉华留下的外销房批文复印件，作为一个商人，他心里非常明白，项目在曾莉华的手上，钱也就在曾莉华的手上，曾莉华能弄来外销批文增加千万利润，同样曾莉华也能让这千万利润变成一纸空文，因为，一切的主动权都在这个小个子的女人的手上。

但是，当时银行对现金的流通管制很严，P尽管能筹集到这么多的钱，但要把它变成现金还是要费相当一番周折的。所以隔了一段时间，P还是没有筹到这60万现金。

一天，P到广州广东大厦曾莉华的办公室找曾莉华谈“海印苑”工程进度的事，曾莉华将正事放下，首先又谈到了那60万的“台底费”。这使P知道这事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1992年的6月9日，P终于费尽周折在东莞花了15％的手续费筹齐了这60万现金。当天，P从东莞打电话给曾莉华说晚上将钱送到。

这天下班后，曾莉华没有走，她除了叫司机留下，让公司里其他人都回家了。接着，曾莉华在广东大厦给P订了房间，又派自己的司机去接P。然后就在自己的办公室等P。

司机接到P以后，将P送到曾莉华订的房间后就离开了。这时，P给曾莉华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东西带来了。曾莉华心领神会地上楼。一切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他们确实是地下工作)。曾莉华推开P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又随手将门关上。房间里除了P，还有一个带轮子的旅行箱。

P说，钱都在箱子里，刚刚从银行里提出来的。

曾莉华上前打开箱子，箱子里一捆一捆的满满的全是钱，都有银行的封签，有100元一扎的，50元一扎的，还有10元一扎的。这次曾莉华接受上次的教训，上前清点了数额，不多不少刚好60万。钱确实太多了，沉甸甸地装满了一旅行箱，以致曾莉华想把它拿走却拿不动，不得不由P来帮忙，两个人才把箱子抬到曾莉华的办公室。

曾莉华将这一箱钱，全部放进她办公室里那个铁皮柜里。曾莉华将一捆一捆的现金全部放进铁皮箱之后，又将手提箱还给了P。

曾莉华确实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她的表演几乎是天衣无缝，她要让你感到我拿了你的钱不是我要，而是在为你办事，你要感谢我，这一次又是如此。她将60万元巨款放进她的铁皮柜后，站了起来揉着自己发酸的腰(我想此时不是表演，因为60万的巨款楼上楼下的搬来移去，又担心别人看见，确实是有些累的)面露难色地对P说，这么大一笔钱，我还要想办法替你送到。

P望着曾莉华脸上沁沁的细汗，似乎非常感谢曾莉华，因为他理解，送钱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所有行贿的过程都不会是十分轻松的)。仿佛是为了酬谢曾莉华似的，P又从自己的手提包中掏出2万元人民币，递给曾莉华说，以前给你的钱恐怕已经用完了，再给你2万元作人情(这之前，P已经给了曾莉华44万元人民币、28000美元，P以为曾莉华用于“疏通关节”已经花完了，其实曾莉华一分钱也没有用)，尽管如此，曾莉华仍面不改色地照收不误。仅此一次，曾莉华就受贿62万元。

今天，曾莉华对我说，“实际上我自己非常清楚，在申办外销批文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建委还是外经委的领导，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向我提出过要钱要房子，我也从来未向这些领导承诺过给钱、给房子，我只是以此为由欺骗P，因为我知道，他很希望能把外销手续办上，由此可以赚很多的钱。所以，我告诉他必须给‘台底费，才能办到外销手续的话，他肯定要给钱的。”曾莉华就是这样抓住别人弱点，而疯狂地索贿的。

至此，P已经一共给了曾莉华106万元人民币，除了有8万元存在楼下的储蓄所里，其余都堆在曾莉华办公室里的那间铁皮柜里。我从曾莉华的案卷里，看到了办案人员拍的作为物证的这个铁皮柜的照片。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在我们很多机关里都可以看到的那种装文件的铁皮柜，而不是保险柜(除非特别型号的大保险柜，一般保险柜恐怕很难装下近百万元的现金，而且还有不少10元票面额的)。

当时的曾莉华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案发后她在交待中这样轻轻地一句说过，“当时，有那么多钱堆在办公室里，实在不方便”，于是曾莉华在想办法，想把这笔钱换成港币存到境外的银行里去。

曾莉华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时，与她合作“白云路综合楼”项目的外商S找到曾莉华，说想买两套“海印苑”商品房小区内的内销房。购买内销房不但价格要低得多，而且只须付人民币。曾莉华心里一亮，立即有了一个点子，她说，买内销房，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办到。但我要用人民币换你的港币买房款。你以1(人民币)：071(港币)比率换给我。S答应了。

曾莉华这时还没有拿到“港澳多次往返通行证”，她后来说，“我还要想办法托人把这笔钱带到境外，存入境外银行。港币面额大，1000元一张，几十万元用一个信封就可以装好，易于保管携带。”S买两套房总价为691830元人民币，按1元人民币换071元的港币折算，S应该给曾莉华974400元。1992年6月27日晚上，S

带着975000元港币来到广东大厦曾莉华的办公室将钱交给曾莉华。

S带来的港币绝大部分都是千元面额的，有少量500元面额和几万元100元面额的。曾莉华一五一十认真的清点了一遍，然后将这笔钱放进了那个铁皮柜。进行这番交易时，当然没有旁人在场。收到S的钱后，第二天，曾莉华将P前段时间给她的62万，又从以前给的44万当中取出71830元加在一起，于第二天早上替S缴上了两套房子的款。

剩下的钱在曾莉华的办公室又放了一段时间，不过这时曾莉华已经感到“方便”一些了，97万港币毕竟比69万人民币体积要小很多。1992年7月7日，曾莉华拿到了护照，紧接着曾莉华就利用出境公干将这笔钱偷带出境，同时还带走了白云路项目中所收受的“台底费”。

尽管曾莉华带走这么多的钱，但是此时在曾莉华的铁皮柜里，仍然还有368170元，这笔现金在铁皮柜里仍然占着那么大的一堆地方，作为商界女强人的曾莉华又是怎么想的呢?我在她的案卷里找到了答案。

办案人员于1993年3月30日中午12点45分在广州黄埔看守所里审讯曾莉华时，她对办案人员的交待。

曾莉华说，“那么多的钱放在我那里不方便。我就想到了用这笔钱买两套商品房。一来可以升值，当时广州商品房每平方才2000多元。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和×××(名字是笔者隐去)有暧昧关系，在广州我们俩约会没有适当的地方，在我家是单位宿舍不方便，我买房考虑到我们俩在广州有个约会的地方。”这时的曾莉华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

曾莉华用这笔钱在广州天河路某小区买了两套商品房，并将两套房装修一新，购买了全套家具和家用电器。我在案卷里看到了办案人员拍摄的用于呈案证据的照片。这两套房让曾莉华以白色和粉红为基调，装饰得像一个温馨的爱巢。1993年春节前，曾莉华带着自己的“情人”，第一次在这套“爱巢”里幽会。

买这套房子时，曾莉华可是费了一番脑筋的。仅是用谁的名义买，她就想了又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别人的名义，别人又不知道。于是，她想到了她的“家公”(即她丈夫的父亲)。她给家公写了一封信，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有事要家公的身份证用一下，然后让人去取来了家公的身份证买了两套房。家公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案发。

这时，香港银行里有着几百万元的存款，广州又有着两套商品房，曾莉华已经是一个“百万”富婆了。而这个百万富婆此时在银行里真正属于她自己合法收入的存款只有26000元人民币(其中25000元是1991年底公司奖给她的年终奖)、900美元(是多年她丈夫家海外的亲戚回家时给的“利是包”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之间的差距是这样的大，这就是为什么一边有人头落地，一边仍然有人为了敛财而削尖脑袋。

这个强女人一步一步往“坏女人”中间挤。

第七章

曾莉华不但玩起了几千万以及上亿的工程，而且将一个个外商玩于股掌之间。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愚蠢的人，曾莉华的聪明在于把别人看得太透，算得太透；她的愚蠢也在于把别人看得太透算得太透的时候，没有算算自己以及别人的忍耐极限。

曾莉华太能耐了，以致得意忘形忘记了自己的能力到底有多大。这就如同今天人们炒股票一样，牛气冲天的时候，熊市也就不远了，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正是由于曾莉华用了太多的手段使别人怨气冲天的时候，就让一直盯着曾莉华的检察机关终于踩到了曾莉华的尾巴。

于是，离曾莉华的悲剧开幕就不远了。

所有拥有不义之财的人都会有一个共性，就是缺乏安全感。

她需要一本外国护照。曾莉华想到了P这个假外国人。她想他能花钱买到外国护照，也应该能帮她买一本。她之所以想到P，除了P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身份，还有就是P要靠她赚钱，P有许多经济利益在曾莉华手里。曾莉华向他提出来，他不能不答应。

曾莉华是什么时候向P提出帮她买一份外国护照的，我从案卷里没有找到具体的时间，但案卷里清楚地记载着，曾莉华是何时得到一份外国护照的。

1992年11月下旬，P通知曾莉华他花了20万元帮她买了一份非洲小国“斯威士兰”的护照，要曾莉华在12月初去非洲办护照。

这份护照是这样记载曾莉华情况的：国籍：斯威士兰职业：家庭妇女(曾莉华最不愿意成为家庭主妇的，这里却变成了家庭妇女)出生地：中国出生日期：1955年1月15日居住地：斯威士兰(曾莉华在斯威士兰没有片瓦，总共只呆了几天)身高：161米(我见了曾莉华以后，一直在怀疑她有没有这么高?)眼睛颜色：棕(不是黑的?)头发颜色：黑有效期：1997年9月29日斯威士兰没有机场，曾莉华一行人从香港乘飞机是在南非的首都约翰内斯堡下的飞机。然后乘汽车去的斯威士兰的首都穆巴本。办好落地签证以后，再回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乘飞机回香港。

怀里揣着已经签了证的斯威士兰护照的曾莉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机场宽敞的候机大厅里等飞机时，不但没有增强安全感，反而越想心里越觉得不安全，她甚至担心自己持的这份护照能否进入香港，如果进不了香港，她就回不了家了。最后，她一定要P帮她买一张经香港到新加坡再返回约翰内斯堡的连程机票。这样以备到时欺骗香港移民局。

也许因为“斯威士兰”是一个非洲小国，香港移民局对它的护照不太熟悉，也许因为曾莉华是一个华人，又不太懂英语，所以，每次曾莉华持此护照进出香港，移民局的人都查得很严，对曾莉华盘问得非常仔细，曾莉华实在受不了这种盘问，又让P帮她买一本南非护照，她说，持南非护照的华人较多，香港移民局熟悉，而且可以在香港签证。

1993年春节过后，一天P对曾莉华说，他已经帮她买好了南非护照。仍然需要到南非去办落地签证。他们相约在3月中旬去南非，并订好了机票。但没有等曾莉华来得及去南非，检察院就在他们即将动身的那几天，将曾莉华“请”走了。

1992年3月广州铁路局要开发“白云路综合楼”。

拿到“白云路综合楼”开发权的曾莉华，却没有一分钱，她的广州公司根本没有资金能力开发这个大项目。曾莉华要拿着这个项目去找钱。

你看她在日记中的一段自我表白，“我自知要‘出人头地光靠玩命地干不行，必须不断地学习，广泛猎取知识，靠实力去竞争，拥抱生活的人，生活总归会厚待于她的。拼命地干，我不介意，只要公司兴旺，从而也使我的价值闪光，面对时代的汹涌潮流和强烈的竞争意识，我只感到有一股巨大魅力……”这次的曾莉华已经在房地产行业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成精”。这个“成精的过程”也就是要善于利用政策的优惠或者叫善于钻政策的空子。她认真地将与P合作中的一些经验进行了一次梳理，最后她得出结论：搞中外合资立项比较容易，建好的楼外销不需要再申办外销手续，投资方向调节税可以减免，税率也比较优惠，因此，她决定找外商来投资这个项目。

曾莉华想到了一位外商。一位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外商。

不久前，曾莉华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美籍华人、香港某公司董事长C太太。C太太公司的财力并不是非常大，但C太太本人及其先生在境外知名度比较高。在境内也有投资，与各方面也有着很多良好的关系，受到各方面的尊重。

曾莉华后来在自己的交待中说，“我知道C太太夫妇没有能力筹集到那么一大笔资金，我准备另外找人合作，但我不想撇开C太太夫妇，希望今后利用他们的名气，在这个项目中做许多事情。(实际上，后来曾莉华与外商S合作中，在与这位外商谈判、签意向书和签合同时，曾莉华充分利用C太太的名气，向这位外商施压，迫使他接受曾莉华提出的条件。她甚至这样对这位外商讲：“C太，在这个项目中疏通了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以后你要拿钱作为报酬。”而实际上，曾莉华充分利用这一点疯狂受贿。

这时，外商S正在深圳咨询公司和曾莉华的领导谈合作项目，曾莉华的领导就将S介绍给了曾莉华。一天，S来到了广州曾莉华的公司在广东大厦501房间的办公室，第一次与曾莉华见面。曾莉华向S介绍了“白云路综合楼”项目，S移民国外不久，人仍然在国内做生意，所以对国内的事非常熟悉，因此，也一眼看出这个项目诱人的利润前景，他立即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曾莉华当然清楚这个项目的利润前景，也一眼看出S对这个项目的强烈兴趣。她抛出一个“饵”，也埋下一个伏笔。曾莉华说，C太已经加入了这个项目，但筹不够资金。S说，让他与C太谈谈，让给他做这个项目，他会充分考虑C太太的利益。曾莉华知道“饵”抛出，也不急于收线。

过了几天，曾莉华约S和C太在广东国际大厦“百粤楼”见面。见面中，大家一块商讨了这个项目进展情况。并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

见面后的几天，S给曾莉华打来电话说，他拿出100万人民币给C太，作为他们退出这个项目的补偿，希望C太夫妇不要再参与这个项目的合作。C太夫妇不同意，他们说无功不受禄。见此，曾莉华提出了一个方案：利润分成，S外商60％，曾莉华30％，C太10％的“干股”。S听后，当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

实际上，连曾莉华自己心里也非常明白这个建议提得很过分。她事后说，“我知道这个建议提得很霸道，条件也很苛刻。但是我知道S是不会反对的，因为项目在我手上，我愿意让谁来投资就让谁来投资。我是公司法人代表，只有我有权拍板。所以，S不敢得罪我，甚至我后来索要‘入门费和‘台底费时，他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曾莉华又说，“我之所以提出给C太10％的干股，就是我不想失去这个关系。我还要利用他们的名气和身份，在今后做许多事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曾莉华挖空心思想了一个点子。她要S为“白云路综合楼”工程专门注册一家外资公司，以这家公司来和曾莉华的广州公司合作。C太在这家公司里占10％的干股，并出任董事长，S任总经理。这样也就是说，S除了拿钱，其它都由C太和曾莉华来做。这又是一个非常霸道的建议。曾莉华后来说：“反正整个谈判签合同中，都是我起主导作用。实际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提出的建议很霸道，但S想赚钱就必须这样做。后来S不得不同意我的建议。我这才同意和S签合同。”你看，曾莉华多得意，她一个小小的广州分公司，一个没有资金实力的工程咨询公司，由于她曾莉华的能耐，不但玩起了几千万以及上亿的工程，而且将一个个外商玩于股掌之间。且慢，多行不义必自毙，最聪明的人也是最愚蠢的人，曾莉华的聪明在于把别人看得太透，算得太透；她的愚蠢也在于把别人看得太透算得太透的时候，没有算算自己以及别人的忍耐极限。

曾莉华在与外商S合作“白云路综合楼”项目时，除了向S提出以上种种苛刻的条件外，还向外商S直接提出要250万港币的“入门费”。为了要这样一笔钱，曾莉华自然准备了充分的理由。

我们还是来看看曾莉华自己是怎样交待的。

办案人员在审讯中问：“你谈一下你向外商S索要‘入门费的过程?”曾莉华说：“有一次，在广东大厦504房我的办公室，我与S在谈白云路项目时，我向他提出这个项目的容积率较低，要争取提高容积率就必须打通规划局的关系，同时还需要降低地价，也要打通市建委的关系，这些方面都是要花钱的。我向S提出，你如果要投资这个项目与我合作的话，就必须把这些钱交给我作为‘入门费。S当时表示愿意给钱，并问我，给200万够不够，我说要250万港币。”办案人员问：“你为什么提出250万港币这个数目?”曾莉华说：“完全是随口讲的，讲这个数的目的是想试探对方能给多少钱，看他还不还价。”外商S为了拿到这个项目，当然也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会拿出这笔钱。

曾莉华说：“92年8月下旬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我从档案上查到这一天是29日)，S打电话告诉我他已准备好了100万港币现金作为‘入门费，问我怎样交钱。我在这之前一直骗S说，疏通有关部门的事都是外商C太夫妇去做的，叫S把钱直接交给C太夫妇。S说，可以，但要求我交钱时一定要在场。我同意了，并与他约定第二天把钱送到C太在广州的住处。接着我立即打电话给C太，说我向S要了一些钱作为白云路项目疏通关系用的，因为我收钱不方便，想请你代我收一下。因为C太夫妇在这个项目中受了我给的好处，欠了我的人情，所以我叫她代我收钱和保管，他们肯定会同意的。果然，C太一口答应了，当时她在香港，我让她立即赶到广州，她立即赶过来了。当时，C太夫妇并未察觉我想把这些钱据为己有，以为我真是用于疏通关系的。”你看曾莉华一步一步做得简直天衣无缝。

曾莉华继续说：“第二天，S从深圳带钱来广州找我，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我和C太夫妇在她房间里等候。S来后，先打了一个电话确认我在房间，他才带着钱上来了。为了让S相信这钱确实是由C太夫妇出面疏通关系用的，我不参加点钱，而是坐在一边装着不关心的样子和S说话。所有的钱都是C太夫妇清点的。一共是100万港币，钱是用橡皮筋扎成一捆一捆的，面额大部分是1000元的，也有少量的100元和500元的。S是用牛皮纸资料袋装的。钱收下后，S要走，我为了进一步向他表明这钱不是我要的，就和他一块离开了。由C太夫妇代我保管这笔钱。”你看，曾莉华自以为做得多么的高明，她会想到这一切就在不到半年后，都昭然若揭了吗?曾莉华接着说，“原来，我打算就一直存放在C太夫妇处，但过了几天，C太打电话来，说他们要去出差，担心钱放在她那儿不安全，让我把钱取走。我就去把钱取回来，放在我办公室那个铁皮柜里了。后来，我又将这笔钱转到香港，存入香港银行我的私人户头上了。”据说，当时100万港币放在C太夫妇处，C太害怕得夜里睡不好觉，总担心这笔钱的安全，所以催曾莉华赶快拿走。

到这儿，还不是曾莉华最后暴露的时刻到来。因为，外商S给了这100万，不管他愿不愿意，还没有到他忍耐的极限，接着曾莉华的一项举动，可是在S已经不满的火头上浇了一匙油。

S给了这100万港币以后，就一直迟迟没有把剩下的150万交给曾莉华，因为毕竟是不能见光明的“入门费”，曾莉华当然也不能光明磊落地去要。但曾莉华心里已经对S怀有不满。

当S迟迟没有将答应给的另150万港币交给曾莉华后，到了92年的11月中旬，S汇了1000万给曾莉华的公司，用于支付“白云路综合楼”项目首期地价、二期包干搬迁费以及工程设计费、钻探费等。正好这个时候，曾莉华急需100万用于交付和香港另一公司合作经营广州克山商住楼项目的地价，竟从S的这1000万中扣下了100万。

曾莉华做事非常聪明，常常在一件事上有好几个目的。比如，她坐扣下S的100万后，替香港那家公司付上了合作项目的地价款，她叫香港公司在香港还她港币。这样，她既从S处拿到了钱，又可以通过香港这家公司把这笔钱换成港币，还不要冒将大笔现金带出境的风险。后来，曾莉华以1∶092的比率从香港公司拿到了1087万元的港币，存进了香港的银行。

如同成熟过度就会腐烂一样，聪明过度就是愚蠢了。曾莉华自以为聪明，可是她在与香港这家公司换港币时，又不敢说是自己的钱，就打着S的名义，并且报了一个比当时黑市价低的比率1∶09。结果香港这家公司的经理打了一个电话给S，问黑市价现在是多少，这样就让S知道了。

曾莉华的聪明过度，并不仅仅如此。后来，S从曾莉华处取他所交的1000万收据时，曾莉华只给他开900万的收据。S非常气愤，但又不敢发作，就非常为难说，“我从银行转出的是1000万，现在给900万的收据，我怎么向银行方面交待?”曾莉华根本不考虑S的难处，若无其事地说，“你自己去搞掂啦。”这不是把怨越积越深吗?曾莉华把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过，她会不自食其果?后来，她在与S的合作中，一边以各种理由向S要钱，一边又一直与S合作得磕磕绊绊，她与S的矛盾以及在S心中留下的不满，一日一日地积累着。这种矛盾和不满最终总是要爆发的。

但是，曾莉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是利用一切机会近似于疯狂地索贿受贿。

今天在韶关监狱曾莉华仍然振振有词地一再强调她和王建业的受贿不同。我问她不同在哪里?她说，王建业是一个政府官员，而她是一个企业经理。其实，曾莉华真正想说的话并没有完全说出来。她想说的是，她的索贿每一次都是“有理由”的，即由于她经营有方，给别人创造了很大的利润，那么别人就应该分给她一部分。这是曾莉华的逻辑。

曾莉华在她所经营的房地产项目中，确实也是不断地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扩大利润，这是曾莉华的最大特点：特别能折腾，确实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

比如，“白云路综合楼”项目，原来规划局只给了35的容积率，后来曾莉华用公司设计人员的新方案，说服了规划管理部门，同意将容积率提高到403。这样，不但降低了工程成本，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利润。

折腾完以后，她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要把账算清楚。

“白云路综合楼”项目是外商S投资的，最大的得益者也应该是外商S。曾莉华认为，你就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曾莉华在案发后，对办案人员说：“提高容积率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提高了许多利润，外商S因此也得了好处，他给一点钱是应该。”但是，曾莉华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即是她把主体搞混了。她是国营企业的经理，所赚的钱怎么可以进个人腰包呢?进了个人腰包危险也就来了。

曾莉华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只能以“台底费”、“入门费”的名义要这些钱。

还有一点，曾莉华认为是应该的，而外商S不这样认为。路就越走越远了。

1992年11月初，曾莉华在“白云路综合楼”项目上又做成了一件大事，一件比提高容积率降低成本还要大的事。

我在案卷里看到这样一段话，曾莉华对办案人员说：“约在1992年11月初，经我们公司工作人员认真核算，发现‘白云路综合楼原定的外销补地价有误差，经向市建委开发处反映，得到他们的认同，最后重新核算外销补地价，由原来的1平方米850元，降为1平方米350元。按照我公司与铁路局的合同，属于我方的建筑面积为23万平方米，以这个面积来计算，共节省1150万元人民币。”“白云路综合楼”投资方是外商S，也就是说他减少了1150万的投资，曾莉华会将这样一笔巨款白白地送给S吗?不可能的。

果然，我在案卷里看到曾莉华这样说：“我觉得不能太便宜了外商S，我认为他应把节省下来的钱拿出一部分来给我支配。”于是，1992年11月24日曾莉华到了香港，她在某酒店的长包房里，把降低补地价款的事告诉了C太太，然后迫不及待地传呼在深圳的S。S从深圳复电话过来。曾莉华在电话里将降低补地价的事告诉了S。接着马上又以“有不少人帮忙”为由，要S准备好200万元人民币给她，她要拿去酬谢那些帮了忙的人。S没有反对给这些钱，但表示一下子拿这么多现金有困难，他说要回去看一下公司的资金情况再说。曾莉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和C太26号回广州，请你在26号晚上把钱送到国际大厦×房交给我们。”S答应了。

1992年11月26日的晚上，曾莉华和C太在房间里等S。约10点多钟，S从深圳开车来到广州，把钱送到了国际大厦×房。由于全是现金，面额有100元的，50元和10元的，S当时是用一个大旅行包和一个纸箱才将钱装下。S将钱交给曾莉华时，看得出这些钱全部刚从银行里提出来的，一扎一扎的没拆封，全盖着银行收款员的章。交钱的时候，S、曾莉华和C太夫妇4个人一齐清点，S当天送来的钱一共是150万元现金。

收下钱后，曾莉华和S谈怎么分配这笔节省的资金。

曾莉华说：“降低地价后所节省的每平方米500元当中，一半250元归S，50元归C太夫妇，剩下的200元用于酬谢为这次降低地价出力的有关部门的领导。”曾莉华在这里放了两个烟幕，一是给与此事无关的C太夫妇每平方米50元，为的是给自己拿钱打掩护；二是仍然打着有关领导的名义，实际上是自己要了每平方米200元。曾莉华说：“我骗S说，这次降低地价是C太夫妇出面找的关系，他们出了不少力，因此应给他们这部分钱。我还骗他说，这次地价之所以可以降低这么多，上上下下不少领导帮了忙，因此要拿出一笔可观的钱去酬谢他们。”S一开始不同意给那么多，因为根据曾莉华的要求，要拿出575万元，而且要给现金，这笔款子太大了(曾莉华真是越玩越大了)。

曾莉华马上威胁S：“如果不拿出这笔钱，市建委就会卡这个项目，会使项目搞不下去。”S只得勉强同意，并答应在春节前把这笔钱给足。

办案人员在审讯中，曾追问：“实际上到底要不要酬谢市建委和国土局或者是这两个单位的什么人?”曾莉华回答说：“不需要，事实上这次降低地价完全是我们公司的集体努力结果，我们公司提出的意见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是按规定批准、审批的，没有任何一个领导在事前或事后因此提出过或暗示过要‘台底费，我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不需要给‘台底费的。我只是以此为名向S要钱，我觉得一方面不能太便宜了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白帮他干，再者我拿他这些钱与他所赚的钱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曾莉华从S处要钱有两个特点：一是每一次要钱都有一个理由；二是全部是索贿，甚至发展到坐扣。所以，办案人员在和我谈到曾莉华案时说，“曾莉华的行为恶劣表现在，一，直接索贿，强行划款；二，打着领导的名义；三，拿了钱也不一定办事。”钱多了以后，她所想到的是这些东西交给谁替自己保管，当然要给她最信任的人。

她想到了一个人……

第八章

非常有意思的是，曾莉华在自己记的最后一页日记中，竟是对自己半辈子情感的总结。写完这一页以后，她再也没有记日记了。那本她记了差不多近20年的日记本，还留下一些空白。

事隔多年，我和她在韶关监狱里谈到她在情感方面的挫折，她又有一番对自己的总结。

我问她：“你在日记中写了不少你的爱情感想，可以看出，你是比较重感情的，追求精神世界的生活。今天回过头来，你怎么看待你过去的这些事呢?”曾莉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说出一段仿佛格言一般的感慨：“家庭是比较平淡的，但是很真实；婚外情是飘渺的，最终还是要在现实和飘渺之间选择。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也都走进去了，不能自拔。”折腾了几年的曾莉华，走进监狱后，又是如何总结自己的情感生活呢……

写曾莉华案件有两个人，是我事先不想再涉及的，其中一个就是曾莉华感到有危险的时候想到的这个人。原因也很简单，这两个人曾经是曾莉华的情人。

我觉得，这毕竟是一种“关系”，而算不上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种印象是我与曾莉华交谈后得出的，她一点也不怀念这种“关系”，可能她的两位情人现在也是如此)。但他们确是因与曾莉华的这种关系，在曾莉华案发后可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也有一些文章过分渲染了此事。听说，其中有一个还心脏病发作动了大手术，也是九死一生了。

可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发现无论是曾莉华案情的发展，还是她的思想情感演变，包括曾莉华本人的自白，都回避不了他们。曾莉华本人也不回避此事。

曾莉华在把自己的护照和钱包好以后要寄存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必须找一个可靠安全的人，她想到的自然是她的情人。并不仅仅是案情发展的必然，还有，从曾莉华与两个情人的关系发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曾莉华的情感畸变和人格缺陷。

这两个人，一个是曾莉华的上级，我把他称作A，一个是曾莉华的下级，我把他称作B。他们在曾莉华的事业发展中，都不同程度地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了曾莉华不小的帮助。

曾莉华于1993年5月18日在看守所写的17页纸的《自白书》中关于这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年3月15号我离开广州时，怕S在深圳找我麻烦，就将剩余的‘台底费和‘斯威士兰护照交给B请他代为保管(他并不知道这是我的赃款)，我说我出事后，请用这些钱帮我照顾儿子。”我第一次去韶关监狱采访曾莉华在谈到了她与A和B的关系时，我问她，“你今天怎么来看与A和B的关系?”虽然曾莉华并不回避这个问题，但也不是十分情愿地回答，她说：“当时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忙公司的事，和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的关系。”我说，“事实上并不仅仅这样简单啊?”“当然，A在工作上给我的帮助更大，而B对我的支持也不小，B的支持主要是从生活上关心我，关心得很细致，他对公司也是忠心耿耿的。”我说，“B在工作上也是兢兢业业的吧?”曾莉华并不同意我的这种看法，“那也不是，反正你叫他干什么，他给你干好就行了。”“他在公司里不是最得力的吗?”“他没有什么思想，不会考虑怎么去做得更好，你给他交待什么他就给你干完，他不是太有事业心的。”“你觉得这两个男人在事业上和生活上对你都帮助很大?”“是，我整个身心都扑在公司上了，我小孩一个礼拜能见我一次就是好的了，儿子对我都很有意见。要不是我的表妹很得力，以及他们对我家庭的关心，特别是B对我家庭的照顾，我的负担就更重了。”我说：“我看过你的两本日记后，看了你写的或者你抄录的那些文字，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你在情感世界里，一是很追求精神上的寄托，情感的需求既细腻又强烈；第二呢，好像你觉得爱年龄像父亲一样大的男人更可靠更安全一些。”曾莉华说：“是的，可能是从小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原因，潜意识里还是想有所依靠，我虽然是个女强人，但我也有普通女人的一面，还是想寻找一棵可靠的大树。”我在曾莉华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她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男人时，这样写道：“我不喜欢娘娘腔的男人，喜欢男人有魄力，长相其次，他给我的感觉应该是男人。我不喜欢不快乐的男人，男人笑口常开，人在世上不愉快的事很多，重要的是要能以快乐的心境去排除。第一次恋爱，往往是人们在不太成熟的时候接触的。渐渐思想感情成熟了，彼此才觉相距太远，尤其是知识分子，吸收了太多的东西，彼此的个性又很强，没有什么维持的了，没有天长地久，得到了解脱，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心灵宁静了，因为我要求的丈夫他要如师，如兄，如友，如情人，你累了，乏了，恼了，都可以靠在他的肩头，得到慰藉，他就是你身后的一堵墙。”她在日记中还这样写道：“别人看我整天乐呵呵地工作生活，我也因为自己能够摆脱寂寞而感到庆幸，但细想起来，我只是在自欺欺人地用惊人的工作量来艰难地排斥他在我心中的地位，高傲的心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这孤独的寂寞，我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伤心的时候，只好用别人对我的爱慕来作自我安慰。我只希望彼此从未相识，因为保持友谊对我来讲太困难了，虽然我们像当初那样对他一往情深，并且为这种感情寻遍了所有崇高的注脚。”

从曾莉华的日记中，我看到一个特点，曾莉华的情感触角很敏感，曾莉华的精神世界却很寂寞，在这个孤独寂寞的世界里，她既想“寻找背靠大树的安全”(她把这份感情付给了A)，也有“把一份爱施给一个弱者的欲望”(她把这份感情给了B)，又常常怀念与自己丈夫共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曾莉华在情感世界里也是一个丰富的矛盾体，既有传统道德的渗透，更有现代意识的冲击，还有非常罗曼蒂克的追求。

从上一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此刻她好像悄悄地爱上了某一个人，这一个人是谁呢?从时间上推断，这个人不是B，而是A。

我们来看一看曾莉华在自己写的《自白书》中，是怎样来看这一段关系的。

她在《自白书》中这样写道：“我到了咨询公司后，事业开展比较艰难但我舍不得这个创业的机会，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这里名字让我隐去了，即是A)接触，他见我事业心和责任心强，对我很支持很信任。我得到了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最大余地。当他知道我与丈夫的情况后，精神上给我安慰，生活上给我照顾和关心，使我孤寂和忧伤的心得到了爱与情……我们都有今后共同生活的意愿。在共同创业的几年过程中，我们之间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和理解，虽没有婚姻契约，但他给了我所需要的事业支持和爱心，他很爱护我，我很感谢他，我们是合作者和评论者(我没有弄明白“评论者”是什么意思)，他常常激励我，我们在工作中始终精力旺盛而富于创造性……，但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又担任了公司领导工作，要照顾到公司和他家里人的影响，双方都谈论过离婚的意愿。但因为怕伤他年老有病的母亲又不好现在提及……。因为我爱他，就不好太多地为难他，给他时间处理好他家的关系。……我们计划把所经手的项目搞完后，对咨询公司有所贡献和对这几个投资者有一个好的交待，到那时，他到了退休年龄，我都4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他也处理好家庭关系了。我们互相照顾就算了。”愿望对曾莉华来说不能说不是美好的。但实际总与愿望差着老大的一段距离。

曾莉华在她的《自白书》中是这样写的：“他年龄大，身体又不好，只有靠我照顾他，但有时我也很矛盾，他对家庭一直很照顾，我感到他虽爱我，但有保留。我就想在没有确实的答案之前，我不会把这种关系公开。如今后他与我共同生活，表示我们这段情是真的，我一定珍惜并陪他，如他处理不了家庭的关系不能和我生活，我所收的这些钱就不会给他。”我在她的日记中，看到不少她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矛盾的心情记述。

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关于怎样才能获得幸福的记述。她认为，“让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才能得到幸福”。

这段记述是这样的：“爱情最终会表现为互相占有，但光有占有，其实你已经无法占有爱了。

“这种互相占有内容却应该是互相奉献，二者的关系为互相占有是基于自我快乐原则，互相奉献是基于他人快乐原则，恋爱期间两者易统一，婚后，男女双方全方位的接触生活，二者就冲突了。爱，首先应该是奉献，是让对方幸福，包括尊重对方无可指责的一切，因为一味的占有必然会损伤爱，夫妻双方，无论是谁都有自己宽广的自由，甚至允许保留只属于自我的隐私，对于这一点，双方都应该承认并付诸行动，尊重这一切，亦是构成爱的一个要素。十人中就有九人认为爱是让自己幸福，只有一个认为爱是让对方幸福，结果就是这一个让对方幸福的人自己得到了幸福。因为真正的爱，就是无时无刻不为对方考虑，分享对方的快乐，分担对方的忧愁，把对方的喜悦当作自己的幸福，把对方的烦恼当作自己的痛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会得到爱的回报，‘奉献也是收获。所以，真正爱对方的人，不应干涉对方的自由，把对方的愿望当作自己的快乐，如女方要外出办事，担心男方是否有所寂寞时，男方诚心诚意地成全她，不是无疑会赢得女方更深的爱吗?爱情就这么充满辩证法，而又这么简单。

“当你一切按自己的意志要求对方时，你再怎么以‘爱来清洗和证明自己亦无济于事，你所拥有的只有‘占有而不是‘爱。当你光有‘占有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无法占有‘爱了。这就是结论。”她与A是在工作中产生的这种感情，她的日记中最初记载这点的只有一句话：“在事业和理想共同一致的奋斗中，我和他暗生情愫。人有爱与被爱的欲望。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需要。”这段记载表明，一开始，曾莉华也并不觉得，她和A产生情感，就是合乎常理的，所以她在为自己找理由。

等到她与A的关系进一步深入后，她发现A因为顾家，而根本不能成为她的“大树”，她感到非常不满，也感到深深的失望。她在日记中写道，“有75％私通的妇女是寻找爱情，而不仅仅是性行为，她们寻找更融洽的感情沟通。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多数是以失望、痛苦告终的。”这种失望和痛苦，渐渐地使曾莉华对婚外恋有了新的看法。终于有一天她认为，“婚外恋是爱情的沼泽地。”她在日记中写道：“形形色色的婚外恋，千差万别，纷繁复杂，有的是追求感情上的满足(当然也带性爱的成分)，有的是注重生理本能的需求，这时，良心、道德、责任和尚存的感情却令人难以作断然的抉择。可以断定的是，婚外恋，是爱情的沼泽地，无论谁走了进去，都免不了一番艰苦的挣扎与跋涉，有的人终于沉下了泥沼，有的人则迈向了新岸。遗憾的是，明知那是沼泽，也还是有人要踏进去。”这是曾莉华的自嘲，还是她深深的感悟?她没有在自己身上找责任，而是开始怨恨A了。

我在她的又一则日记中看到，“相思切切，不顾名誉，不顾前途，埋头埋脑地去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欢愉，现在该是划上休止符的时候了，因为我伤得很深很深。当然，我没后悔过和你相识一场，但我不否认恨你，在你那里，我见识了很多很多，但你对我的伤害太大，我家庭破碎，自己负起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心理不是很正常，我需要一个很爱很爱我的人。”曾莉华不觉得A很爱她，所以她对A的怨恨进一步升级，有一天的日记写了一段我看了不甚明白的话：“……因为我自幼失去父爱，潜意识中在追求父爱，我爱上了你，而你却是利用我这种变态的爱情心理在欺骗，做一场爱情游戏，我对你们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内心深处隐藏着沉重的苦楚。”她很快就反思了与A的关系，并且自己走出了情感的低谷。

她在后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回忆是美好的，但这美好的回忆经常像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于不知不觉中切割今天的情感出现的裂痕，给不幸的人更多的伤感。

“你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把我送上了经理的位置，可不知为什么，每当夜深人静独熬长夜的时候，我就产生一种难以忍受的孤寂感。似乎失去的比得到的还要多。

“你说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我当然不会相信这信誓旦旦的话语，可我又不能不为这句期待的话而感动。”从这里可以看出，曾莉华已开始以平常心态来对待她与A的关系，工作上他们仍然是好伙伴，生活上也依然相互关心，但心态上恐怕已没有一开始的那种热烈的情感了。

我问曾莉华：“你到韶关监狱来服刑后，他来看过你吗?”曾莉华说：“最近来过。”(是指96年11月份我去的时候)。

“有什么话说吗?”“没有，好像陌生人一样。”“他什么话都没说?”“什么话也没说，反正有很多人一道来的，他站在其中也无所谓。”“都是你们公司的人吗?”“是。”“他对你也陌生吗?”“是。”曾莉华这一段情感就这样划上了句号，各人都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这是生活的残酷呢，还是生活就是这样总给人以希望，又是以失望告终?我想，两者都有。

在曾莉华的日记里没有找到关于她和B的情感记载，这让我很奇怪。对于像曾莉华这样一直坚持记日记的人，并且在日记中写了大量与A的情感纠葛，为什么没有一点关于她和B的情感痕迹呢?曾莉华自己说，她对B更多的是同情、感激而不是多么深多么细的情感。

她在《自白书》中这样写的：“我与×××(名字我掩去了，即是B)也有一段不平常的关系(曾莉华后来把“不平常”三个字划去了，改成了“暧昧”两个字，我觉得还是用不平常的好)，他与他的妻子离婚那段时间，他的情绪很低沉，平时他的自信心就很差，没有事业心，加之家庭关系破裂，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我见到这种情况，比较关心他，整个离婚过程我都在关注他，怕他出事。因他平时工作中比较听话，也很尊重我，几个需要到上面办的手续都是他作经办人去办，工作中接触较多，比较配合我。尤其我经常在办公室加班，他给我送饭送汤，我晚上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他早上来就去给我买早餐，对我照顾得比较周到，而我则出于对他的同情心与他来往。他不知道我与A的关系这样深，将我的同情心视为爱情，因他知道我与我先生要离婚的事。我不敢伤他，对他只是一种应付，表面承认(诺)今后与他好，待找合适的机会才告诉他，我知道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性格和志趣都不同，差异很大，所以我很少与他单独会面。但由于我、A、B在同一公司，我们又都不是能分开的关系。我不能伤他，也不敢伤他，……B一直以为我要和他好。”在1996年11月去韶关监狱和曾莉华谈到这一段时，我忍不住还是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我认为，你的这些情感经历是不堪回首的。实际上你还是在想，只是不愿意谈而已。我觉得你整个人生经历，是两条线，一条是感情线，一条是事业线。这两条线你都没有处理好。”曾莉华同意我的看法。无论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当他(她)有了婚外情时，在他(她)们感到失落以后，过去的，美好的，就会在他(她)心中升起，在他(她)的记忆深处浮出。

曾莉华更是这样，但她在与A和B保持着这种不可靠的关系中，她常常怀念她与丈夫何汉苏在一起的日子。这样，在她的日记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在她大量记叙着与A的情感或怨气的时候，也大量记叙着她对何汉苏的怀念。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

你看，曾莉华在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对她的前夫至今充满着深情、眷恋和歉意，对那已经过去的共同生活，有着摆脱不尽的遗憾，生活中委实少见，我是痛苦的，但也是幸运的，至少，我同何汉苏分手，崩在感情淡化上，而不是恶化，分开后，还留下了难忘的追忆。”这里有一点要质疑，曾莉华并没有和何汉苏离婚，可是这篇日记中却写着，“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对她的前夫至今充满着深情、眷恋和歉意”。是否表明，当时在思想上，曾莉华的感觉已经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了。

这篇日记看起来很矛盾，其实细一想也合情合理。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着。由于曾莉华对丈夫“充满着深情、眷恋和歉意，对那已经过去的共同生活，有着摆脱不尽的遗憾”，所以，在一开始对A产生情感以后，她极力抵御着来自情感方面的诱惑。她极想把自己与A的关系限定在纯友谊上，她在日记中这样记下了自己的愿望。

“友谊比爱情更为崇高，因为爱情中往往夹有个人的私欲，讨价还价的利害……，唯有友谊，能摒弃一切使相互理解的人作彻底的心与心的交流。一个人一生中真正爱上另一个人不容易，然而，要保护这种爱更不容易，要知道，有许多人仍在为失之交臂的爱而惋惜，愿你不步后尘，保护的方法很多，但是真正理想的爱情应该是保持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两个人的结合，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改变对方，切记不要伤自尊心，更不要一味强求一致，因为这意味着他会失去自我机械做人，相爱何必相同呢?”从这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曾莉华罗曼蒂克式的追求。同时，她也看到了爱情中的利益关系。她想守住在纯友谊上，但她也十分痛苦地觉得这很难做到。

你看，她是这样地想念何汉苏：“我们的离别，使我异常珍惜和你相聚的片刻，只有尝到离别的苦果以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心已无法从他那里收回，因为我的眼中还有你的影子，我怎能去爱别人呢?你的感情如此深沉、真挚、纯朴，在你以前我从未感受过，爱情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不能被替代。”她在另一篇日记中同时记载着她对何汉苏的怀念和哀怨。

她这样写道，“你旷达豪爽，对我却体贴入微，呵护倍至，不仅是丈夫，也扮演父兄的角色，一直在宠爱我，为了事业，我们不得不忍受劳燕分飞之苦，我在对你深切的爱恋中，包含了钦慕和依赖以及获得保护的安宁和快乐。

“爱情是感情的升华，但它离不开实实在在的性爱内容，我需要一个温馨舒适的家，需要一个在身边厮守着我的丈夫，听我的倾诉，给我温暖和抚慰，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孤独的夜晚和苦苦的思念，但毕竟无法代替天伦之乐，鱼水之欢，我们的相聚是那样偶然，那样短暂，反而衬出分离格外的漫长，格外的痛苦。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不是一时冲动和突然变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感情衰减的日积月累的结果，我一直忍受着孤独的煎熬，爱得那么专注，在我面前有多少风流倜傥的男士，其中对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不乏其人，但我从不动心，哪怕一闪即逝的浪漫遐想也从未有过，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我做了你几年名副其实的妻子，我与你的分手，有的是理解和宽容，有的是歉疚和原谅，有的是对以往的留恋和对来日的祝福，结束几年的情爱，仍是最知心的朋友。

“我俩曾经共同度过了一段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这一切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却永远难忘和永远(值得)珍惜，我不相信有死去活来的爱情，但自然也不会愿意总是这样孤寂的生活，人生是遗憾的现实，我真诚执着地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事业，作为一个女人，我有多少辛酸，多少缺憾，多少只有我自己才体会到的酸甜苦辣。”从这篇日记中，我们看到，曾莉华不能坚守自己了，她要干点什么了。后来，她果然干了，并且带来了后果，案发后，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说不尽痛苦。以至于今天，我写到这里，对于A和B来说，仍然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但是，曾莉华就是这样的矛盾，一边她有着许多罗曼蒂克的追求，在日记中有着许多关于情感需求的记载；一边她在要干什么之前，竟有一个约法三章的想法。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法三章”：“没有人像我丈夫那样爱我，我什么都有了，唯独无法忍受丈夫远航留给我的寂寞，我给那些男人约法三章，我们在一起，一不为财，二不为物，三不为情，所以，聚散自由，不得纠缠。上帝真是公平的，人是不能什么都占全了啊，这样想，因此也就释然。”想想自然也有道理。实际上，这是曾莉华在矛盾中，为自己找一条原谅自己的理由。人如果想干一件事，他可以找一千条理由，人如果不想干一件事，他也可能找到一千条理由。

曾莉华认为，人生只是“匆匆一瞥的爱”。她说，“也许人生所追求的，不是快乐，也不是悲哀，而是快乐和悲哀的过程中，那匆匆一瞥的爱。”这句话虽然写在曾莉华的日记中，但是不是曾莉华自己写的，我没有绝对的把握，我好像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曾莉华把它一笔一画地记在日记中，至少表示她对这句话的认同。她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为了自己这样做也找了许多理由来平衡自己的心态。

她这样的总结自己的情感问题：“如果说事业的道路上记录了我的艰难跋涉的话，那么，我应该在人生旅途中写出哀怨、愁蹙和希望……，事业征途上的沟沟坎坎成了我功成名就的台阶，生活的风风雨雨却淋湿了我的心。

“爱，本来应该是十分轻松的，但有时却非常沉重，比什么都更多地承载着人生的分量，为一种成熟、永恒的爱，我倾心。现离异，备尝婚姻的辛酸愁怨，然而，并没有因为以往的痛苦，而驻足对爱的寻求。我对那种匆忙，仓促腾起的爱，所表现出的决不回头的游离、躲闪、叛逆，正是为了得到爱的最终归宿。年华，对我已不再宽裕，但是，只要我珍惜生活的分分秒秒，珍重情意的点点滴滴，我仍有半辈人的富足。”生活的悲剧，不会是一出孤立的悲剧，情感方面恐怕是其重要的一幕。我觉得，曾莉华的失败并不仅仅表现在她的事业上，她在情感世界里的失败也是让人可以从中总结出教训的。

非常有意义的是，曾莉华在自己记的最后一页日记中，竟是自己对自己半辈子情感的总结。写完这一页以后，她再也没有记日记了。那本她记了差不多近20年的日记本，还留下一些空白。

她写道：“岁月匆匆，时光漂白了许多往事，有件事在我脑子里的印痕却清晰如故，它使我内疚和自责，告诫我不能开人生的玩笑。

“我们分手后，空虚和失落像张网紧紧地裹住我，使我陷入度日如年的困境，我常常眺望天地一线的远景，任思绪浪奔涛涌，在灯火阑珊万籁俱寂的时候，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人在痛苦的时候，总希望有个知己默默地专心地倾听自己的诉说，这样，痛苦不至于在人心中郁结得太多太沉重，左顾右盼，竟找不到一位知心朋友，蓦然间，我才悟到‘情到深处人孤独，过去，当我把感情倾注于一个人时，便不知不觉地忽视了友谊，疏远了朋友。”事隔多年，我和她在韶关监狱里谈到她在情感方面挫折，她又有一番对自己的总结。

我问她：“你在日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格言，还写了不少你自己的感想，可以看出，你是比较重感情的，追求精神世界的生活。今天回过头来，你怎么看待你过去的这些事呢?”曾莉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说出一段仿佛格言一般的感想：“家庭是比较平淡的，但是很真实；婚外情是飘渺的。最终还是要在现实和飘渺之间选择。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也都走进去了，不能自拔。”

尾声

一个把社会当家庭的女人，在社会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扑腾。她不感到疲惫。直到案发，一切都像一辆急驰之中的汽车，突然刹车，戛然而止了。

看守所中的曾莉华突然静了下来，她在监仓那个狭小的空间里，焦急地等待着判决结果，这时各种猜测和传言都朝她袭来。所有的猜测和传言，归到一起就是，犯了如此之重的罪行，恐怕难逃一死了。

曾莉华，感到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反而平静了下来。她突然觉得这一生，还是应该总结一下的。

于是，她坐在监仓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写写画画，试图着总结自己。

1995年7月21日，曾莉华特大受贿案开庭宣判。

判决结果不在曾莉华的意料之外，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曾莉华越来越觉得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但只要一天没有判决，这个希望就仍然飘在天上。

曾莉华之所以抱着希望，这是她的自信，她说，自己走了坦白从宽的路，又积极配合追回全部赃款，相信司法机关会对她兑现政策。曾莉华的自信，在最后时刻表明她是对的。

曾莉华一直抱着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念，而且把这个信念带进了监狱，带进了她漫长的刑期，她一直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服刑生活。

两年后，我再次去韶关监狱采访曾莉华时，我问她：“你是否一直忘不了你过去的辉煌?”曾莉华说：“我记住我的那点成功，在于自己有一种强盛的精神状态，无论自己再艰苦，只要想到自己成功时的喜悦，顿感力量倍增。这是乐观的自我激励自我塑造，加强紧迫感，如果说我不忘辉煌，那已经是我的过去。我看重的是我在逆境中的成功之处。正如我上次所讲的，‘不同的生活可以创造不同的人生，我希望我创造这一段人生的辉煌，比什么都有价值。”曾莉华总结性地对我说，“我这一生并不很长的岁月中，有了太多的坎坷，该上学学知识的时候没有书可读；该评职称的时候，我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调到企业又过了评职称的时间；结婚生孩子时，又碰上了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进了电网高墙。准确地说，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这是我的不幸。但是，命运又没有将所有的不幸给了我一个人，我也有幸运的地方，论罪该死而没有死，濒临破裂的家却保留比以前还要好；亲人没有远嫌避祸，朋友们没有将我当犯人，许多政府干部对我是教育挽救，关键时刻拉我一把。丈夫可靠，儿子优秀，死缓减刑一步迈入有期(徒刑)……我是一直走在不幸与幸运的边缘上。”曾莉华的总结有着她独到的思维，总的感觉，这种思维有利于她今后的生活和改造。我感到，她仍会是一个典型，而且一般情况下，她会是一个积极的典型。这种典型对社会来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不断地做典型，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比如有时候恐怕会使她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突然明白了，我在收到她的来信时，一直迷惑她的思维方式，现在我总算找到根源。

我最后问，“你在监狱里服刑已经两年多了，你感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曾莉华说，“忍耐，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忍耐。我记得，你上次来采访，分析我时说，你的悲剧就在于你把自己估计过高，高到你已经无法控制的程度。我当时没有听进去，现在过了一年多，我一直在想你的这句话，现在我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而且道理很深。我现在坚守着三句话，学会忍耐，学会等待，学会牺牲自己。”这时，曾莉华这样的总结，我觉得非常的恳切。

她又说，“如果有什么警示的话，那就是自由如金，尊严珍贵，善良最美，金钱帮不了灵魂的忙。服刑，每一步都踩着沉重的后悔。”我问她还有什么要求时，她说只有一个请求就是“请代我谢谢那些关心帮助过我的人，谢谢，谢谢!”采访结束的时候，曾莉华突然对我说，“您的这本书不要结尾，您应该答应读者还要写下去，因为我的经历会使您继续写下去的。如果您也赞成‘不以一次成败论英雄的话，您就还应写下去，真正的精彩还在后面。”我合上采访本，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她———这就是曾莉华。

责编杨新岚

分类：长篇纪实小说 作者：杨黎光 期刊：《当代》199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