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农民的呼唤

官吃于民，民吃于土!

——民谣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在黄土地上休养生息，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用勤劳和勇敢在黄土地里刨食，他们又像老黄牛一样在黄土地上艰难地耕耘、播种、喘息，希望换来一份土地的回报，盼来丰收的喜悦。他们纯朴善良，安分守己，忍辱负重，然而，近几年，随着农民负担的层层加码，各级政府的变本盘剥，他们纯朴善良的本性受到了欺压，想安分已使他们没法安分，忍辱负重到不堪重负。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粒汗珠摔成八瓣，辛辛苦苦盼来的丰收带给他们的却不是喜悦，而是伤心和失望。他们将粒粒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全部交给他们的父母官，仅留下一些果腹的口粮。尽管这样，“父母官”派出的“国策队”还将他们剩下的一点粮食全部撮走……

让我们先看看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吧!

一、警钟频频敲响，血写的事实给人们以警醒

1992年5月15日，随着一声凄厉的哭喊，一位年仅37岁的年轻妇女，抛夫弃子跳入距离逼款干部只有17米的水塘中，在干部们眼睁睁的注视中沉入水底，在场的干部们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下去救她。她是湖南省某市农家妇女潘群英。5月10日，乡里决定向村民收计划生育连环费，5人以下户每户交50元，5人以上户交100元。5月13日，乡村干部到潘家收款，她倾其所有，还向邻居借了50元，但仍差9元无法凑齐。仅过两天，一名乡党委副书记又领人上门催款。潘群英自然是交不出，于是乡干部就强行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拼命阻拦，两天两夜没吃没喝的她争抢不过被推在车下。那位乡党委副书记用脚猛踩车的后轮并口吐脏话。潘群英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她看到家中的电视机、自行车被强行搬走后，绝望中的她随即当着干部的面跳水身亡。

1992年6月9日，湖南省某县村民邓贤清，因抵制乱罚款，在遭到乡干部殴打后服毒自尽!事情的起因是当天上午，乡联防队员黎长生三人给曾参加赌博但已被处理过的村民邓贤清的儿子邓解成再次下达罚款通知书，邓说已经处理过怎么还要罚款，因此拒绝接收。争执吵闹达两个多小时，后来黎长生就动手打人，邓解成出于还手你一下他一下就干起来了。黎长生觉得自己打不赢就返回乡政府，向书记、乡长报告自己被邓贤清父子打了一顿，要求乡领导为其撑腰。当天下午4时，书记、乡长就组织黎长生等8人前往邓家。邓解成得知乡里来人后吓得逃往后山，黎长生见抓不着邓解成就将尾随而来的邓解成的父亲邓贤清抓住。黎长生念完传唤证，要押走邓贤清，邓说：“我没犯法。”他不肯去乡政府。黎去拖邓遭到邓的反抗。这时，随同而来的曾小安、黄云平、李跃军等三人一拥而上将邓按倒在地，黎长生将邓贤清老汉的一只手铐住，曾小安朝邓的右胁下猛蹬一脚，致使邓贤清老汉右胁下7根肋骨折断。在这种情况下，邓贤清老汉仍被押往乡政府，中途邓贤清老汉两次用头猛撞石头自杀，血流如注。下午5时许，邓贤清老汉被押到镇上一间空着的供销社的生资仓库关闭起来，邓贤清老汉悲痛欲绝，趁无人之机，吞服了仓库旮旯里残存的半瓶农药，当邓贤清老汉因农药发作痛得在地上乱滚时，书记、乡长等人不仅不组织人抢救，反而拔腿赶回了乡政府。一个活鲜鲜的生命就这样死去……

1992年11月19日，河南省某县，村支部书记蔡天侯带领乡村组干部19人，从农民蔡玉堂家强行拿走255斤芝麻、19斤小麦，当晚蔡玉堂在门前的梨树上上吊自杀。据事后调查，蔡玉堂所在的村民小组夏秋两季负担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67％。

1993年2月21日，安徽省某县农民丁作明，因本村农民负担过重参与上访后同村干部结怨，在2月21日与副村长丁延东发生纠纷后，因不服乡派出所的不公处理，被乡派出所3名联防队员用电警棍、木棒毒打近两个小时，造成脾脏破裂，失血过多，于第二天下午惨死在手术台上。

1993年3月2日，四川省某县抗美援朝三等功臣龙银泰等三人身背1952年县人民政府赠给龙银泰的“人民功臣”木刻横匾，带着所在地的农民“双提”方案、负担通知书、医院伤情证明等材料，再一次到四川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反映农民负担不堪重负，请求上级政府主持公道。根据该村的“双提”方案，人民功臣龙银泰和朱世礼两户，当年税外负担人均为154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95％，全村平均达到35％，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1992年2月，黑龙江省某县744名农民不顾重重阻力联名画押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控告某乡党委书记肆意加重农民负担，给他们生产、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困难。8000余字的控告信和密密麻麻的六页半纸的手印，震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这次上访事件创下该省建国以来上访规模的最高纪录……

……够了，一桩桩血案已经够我们警醒的了。这些血案虽然被报刊披露后最终解决了问题，但是还有许多正在上演的不为人所知的悲剧呢……

二、任中央三令五申，任农民怨声载道，不管你有没有，不管你愿不愿，只要我需要，全都摊给你

进入九十年代，似乎还没有哪件事情像农民负担这样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和关注，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中央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连续发了四个文件。令人遗憾的是，农民负担不但没有真正得到减轻，在一些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早在1990年2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然而，尽管禁令一而再地发，农民负担还是在扶摇直上。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713％，而同期农民人均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却增长了826％，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比上年增长了218％，以资代劳增长292％。当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省(市、自治区)超过了5％的限额。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在湖南调查时发现，该省1991年农民负担加上合同外部分达10％—15％，远远超过5％，据《农村工作通讯》透露，河北省多数地方超过8％，有的县高达15％—20％。

1991年12月17日，当时的总理李鹏签署了国务院92号令，发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尽管条例对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工标准及使用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各地依然我行我素。1992年，河南省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中直接涉及农民负担的就有182个，其中违反条例的82个，应降低收费标准的29个。仅明文规定的教育附加费、农田水利建设基金、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就超过了5％。从江西省政府不久前宣布废止的不合理负担和摊派看，违反条例的达47项之多。张家口地区行署专员杨新农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据他们对全区102个乡镇、208个村的1194户农民调查，农民负担超过条例规定833个百分点。

1993年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一次发出措词严厉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可就在紧急通知在报上公布的第二天，湖南省某县的一个乡镇又因摊派款交不上来，再度抄了两户残疾人的家……

悲剧还在上演，流血的“随州事件”发生后，农民负担问题再度给了我们重重一榔头——

1995年12月4日，已是腊月了，农民勤扒苦做辛勤劳作了一年，都盼着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新年。这天湖北省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主任余万新，带着由19人组成的“清收兑现小组”来到冷岗镇一组农民蔡守国家中，要求他将欠交的提留款134919元交清。前两天就已在四处筹钱的蔡守国说：“我想借高利贷又借不到。能不能宽限几天?”

“宽限个球，你拖了这么久，已经够宽限的了。”余万新不答应。

“那这钱实在是没办法。”蔡守国愁眉苦脸地说。

“你不是还有谷吗?那就用谷作抵吧!价额肯定要比市场上作得低些。”

“这交够了公粮剩下的一点谷是我们全家的口粮，你们要是盘去，我一家明年春上吃什么呢?”老实本分的蔡守国只有苦苦哀求。“余主任，你就行行好吧!”蔡守国的妻子徐桂菊竟给这一群人下跪了。

看到这个样，余万新心里有几分发酸，就答应再宽限一天，让他们务必在第二天中午12点以前将欠款交清，否则就不客气。

他们走后，蔡守国急得在堂屋里打转转，他到哪儿借钱呢!他的亲戚都是盘土坷垃的，没一个拿工资，种田的人都要交自己的摊派提留，自个都着急，哪有钱借给你呢。蔡守国左想右想，也想不出哪个亲戚有钱。为了抓住这紧急的一天一夜时间，蔡守国摸黑跑了十八里山路转了几个亲戚的家门，还没等蔡守国开口，他们倒先叫起苦来，弄得蔡守国心里闷闷的，只好摸黑赶回来，一夜无话。

大清早，蔡守国又出门了，准备再找几个亲戚，然而结果都是令人失望，他像霜打蔫了的茄子一样浑身没劲，脚步也乏力，东一脚西一脚地走回来，好几次踢在路边的石头上，跌了几个跟头。想到钱没借到，不好交差，心里像猫抓一般的难受。没法子，蔡守国只好心里一横，挺倒去球，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相信他们不会要我的命。

蔡守国前脚进屋，余万新后脚就又带着那一群“清收兑现小组”来了。余万新问：“钱借到没有?”

“唉，我跑了好几家亲戚，都没借到。”蔡守国苦着脸说。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啦!”余万新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动手把那头大肥猪牵走。”

几个人一哄而上去捉那头正在院角猪栏里憨睡的大肥猪，抓的抓脚，捉的捉耳朵，扯的扯尾巴，那头大肥猪被这突然一闹吓惊了，死命地挣扎，死命地嚎叫，像立马要上案板似的。求生的本能使这头大肥猪张开大嘴“吼吼”地咬起人来，几个捉他的人吓得松了手。大肥猪一时在院子里乱窜，把鸡也撵得飞起来了。

“捉住，捉住，抬走。”余万新在一旁指挥道。几个人又追又撵，大肥猪口吐白沫，不停地张着嘴吼叫着，一时弄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像是电影镜头里鬼子进村似的。

大肥猪终于寡不敌众，被几个人捉了，抬到门口准备好的双排座汽车上。临走，余万新丢下一句话：“要是不尽快把款交来，就把猪卖掉。”

猪被拉走之后，蔡守国心里感到一阵空落和不可言状的悲哀，原打算就这样算了，但想想一瓢一瓢潲水把猪喂大，多少还有些感情，就这么白白地让他们赶走，横想竖想心里总是不舒坦。他还指望把猪杀了过年待客哩!甚至还打算把村上的干部请来吃一餐，让他们今后好关照一下自己。要把猪取回来，就只有去借钱。蔡守国让母亲、妻子全部出马，都去借钱。整整奔波了一天，还是母亲和妻子各自在自己的娘家“哭”来了200多元，合起来470元钱，还不够。蔡守国和妻子只好又把留作过年打豆腐的30斤黄豆和留作待客用的几斤香菇卖了，才凑齐了700元钱，还差一大截。

于是，蔡守国揣着这些钱来到沙河办事处找到余万新，希望他们能开恩，把猪换回来，但因为钱没交齐，他们没有把猪让蔡守国赶回来，反而还让他尽快把剩下的一部分款补足，否则不让他过好年。

7日大清早，村支书袁楚华又来到蔡家，蔡守国因为没钱交，像犯了罪一样地以为他们又来找麻烦，吓得躲在房内不敢露面。袁楚华就对蔡守国的老婆徐桂菊说：“再不交钱就要卖猪了。”

支书袁楚华走后，蔡守国再也想不出借钱的办法，准备到万和镇打些短工，挣点钱，顺便也躲几天，免得他们天天到家里来闹，日子过不成。

走到半路上，虽然天气晴得好好的，但他心里却是灰灰的，有的人家已经在购置年货，自己却准备去打工，这一打工至少得一个月才能挣够那几百块钱，可他们能等一个月吗?自己不在家，他们再来闹，那可怎么办?老婆一个女人家扛得住吗?就是把猪换回来，这么些天猪不知瘦成什么样，掉了多少肉了……这么左想右想，不知该怎么办好。竟鬼使神差地折转身去，回到了家里，坐在凳子上一口一口地吐闷气，妻子说：“你怎么又回来了?”蔡守国也不作声。“哎呀!我的老天，你还像没得事一样，过几天他们又来要钱咋办呢?”咋办呢?妻子的话更使他心里感到一片黑暗，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难受，没有一点力气，声音里带着一种哭腔说：“我一个大男人，连一家人都养不活，活着没啥意思!”

妻子没有时间跟他细说，又到灶房里张罗她的事去了。蔡守国趁妻子不在，从柜子下面拿出那半瓶除虫用的农药甲胺磷就喝了下去。药性发作后，蔡守国在地上翻滚着挣扎、呻吟。妻子从厨房那边过来，看到这情景，吓得脸都白了，话也说不清楚，呼叫着左邻右舍来救人。村人慌忙绑好担架，风风火火送他到办事处卫生所。终因药量过多，抢救无效而咽了气。

妻子徐桂菊哭了个天昏地暗，没想到以前那么穷困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只因为交不起摊派提留，男人就想不开寻了短见。

蔡守国的惨死激起了乡亲们的怨火，因为蔡守国的冤死是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他们纷纷要求将尸体抬到办事处的办公室里，以示抗议。办事处的干部要他们冷静，不要冲动，不要闹事。但已经愤怒了的群众哪里听得进这些?并且更加迁怒于乡干部，人不就是你们收提留逼死的?蔡守国的尸体在办公室的桌上停放了三天三夜，每天有数千名群众围观、起哄、质问。蔡守国的死引发了他们的同感，要求惩治凶手并减轻农民负担。

“这些当官的为了自己，太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了。”

“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做到头，还不够交他们的。”

“这些当官的心太黑，吃香的喝辣的，收起钱来硬是逼命，比过去的国民党收租子还恶心。”

“我们不把事情闹大，不会引起上面的重视……”

愤怒的群众冲进办事处，砸坏了牌子、门窗，有的干部上前阻拦，也被愤怒的群众打伤了。那些群众把平时对干部的意见，把对摊派提留负担过重的不满情绪趁机发泄出来。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蔡守国的死给他们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此时，闻知此事的随州市委主要领导带领干部赶到现场，耐心地做了大量工作，才慢慢地控制住了事态的发展。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为死者蔡守国算一笔账，看看他的负担到底有多重。蔡守国一家三口人，母亲和其他兄弟一块过，小孩才两岁半，种了三亩四分田。前几年，这一带农民种香菇，他家每年收入两三千块钱，蔡守国勤扒苦做，用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盖了两间平房，至今还拖着3000多块钱的债。今年开始封山育林不能种菇，家里断了收入来源，全家只收了58袋湿谷，大约3200斤，还交了18袋定购粮。余下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吃。他一家三口全年负担却高达142773元，超过他应承担的合理负担96698元，其中仅教育集资一项就达690元。蔡守国家里虽说盖的是两间平房，但除了两张床和一台破旧14英寸黑白电视机外，再也没有什么其它值钱的东西了。

随州事件发生后，随州市采取封锁消息的作法，但却被消息灵通的新华社记者知道了情况。23日，新华社驻湖北分社记者刘向东、袁志国匆匆赶往“随州事件”的现场——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冷岗村一组进行了实地采访。

冷岗村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地带的桐柏山下。村民们反映，蔡忠厚老实，平时语言不多，以前从未欠过上交款。其妻徐桂菊看到记者来了，立即“哇——”地一声撕心裂肺地恸哭：“那两天蔡六(蔡守国的小名)四处借钱，连饭都顾不上吃，可怜哪!”她的丈夫刚刚死了10天，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乡间妇女来说，男人在家里的地位多么重要，是家里的顶梁柱、当家人，更是主要劳动力。男人突然死去带给她的是多么大的打击和悲痛，况且孩子那么小，以后的日子又那么长，她靠谁呢?

徐桂菊告诉记者，12月5日，由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带着收款的“棒子队”来到她家里逼交公款，借钱无门的男人被逼无奈喝下农药甲胺磷自杀身亡。记者还了解到，全村农民有高额负担的绝不止蔡守国一家，而由乡村干部组织的“清收兑现小组”收款时则采取一些恶劣手段，在村里强拿恶要。该市少数地方干部作风粗暴简单，干群关系紧张，尤其是在年终结算时，动辄搞一赶二撮三拆，甚至捆绑吊打。淮河镇竟将拒出不合理劳务负担的农民关进铁笼子里游工地示众!这些都造成极坏的影响。

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和有关部门调查表明，导致蔡守国死亡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过多过重的教育集资，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记者翻看了蔡守国家里《农民负担合同手册》，上面包括国家税费和“三提五统”等收费总计只有58709元，而村里下达的收费高达142773元。实际上，如果按国务院、省政府的有关规定，蔡守国家里的合理负担只有37027元。从他家1995年上交的各种款项看，教育集资占了很大比重。随州市农委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仅各级教育集资一项就有690元，占总额的48％，除按规定应上交的4296元以外，其余67404元均属违规集资。

据介绍，1995年万和镇为了通过“双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壮年文盲)达标验收，在镇、办事处、村三级同时开展教育集资，进行校舍改建或重建，脱离实际地提出“集一点，借一点，捐一点，赊一点，要一点，抵一点，贷一点，垫一点，欠一点”的“九点办法”，并要求一年建校，三年还账，节衣缩食办教育。同时，万和镇要扩建镇一中、二中和镇中学，共需投资206万元。原准备在全镇农民中集资120万元，人均30元。后报市有关部门审批，只允许按规定集资483万元，人均1432元，实际执行人均15元。冷岗村除要完成镇、办事处的人均各15元的教育集资任务外，村里还要求人均建校集资200元。这样，冷岗村1995年农民人均教育集资就多达230元，除镇集资的1432元经报批准外，其余21568元均属违规集资。

除教育集资严重加码外，“三提五统”超收10604元，共同生产费超收2991元，还有摊派到户的农村养老保险费100元，以及镇修公路的以资代劳款8085元。

二是基层干部采取强制手段收款，激化矛盾。

冷岗村一组的村民向记者反映，余万新率领的清款兑现班子不仅对蔡家“结硬账”，对其他村民也一样。工作班子一般都在13人左右，最多时20人。为了造声势，他们还带着车子(三轮车，有时是租的汽车)、袋子(麻袋)、绳子和铐子，采取撮谷、赶猪、牵牛、抓人等高压手段，使人望而生畏。据反映，从12月3日至7日上午9时，清款班子仅在冷岗村一组，就从刘绍明、曾庆山等8家赶走4头猪、2头牛，撮走上千斤稻谷，抬走一台电视机。村民吴九虎还被办事处招募的“棒子队”成员石根成、刘冰用手铐反铐双手，拖到村办公室关了几个小时。还有部分村民在结账班子的威逼下被迫卖口粮抵上交款。

一组组长石玉林是清款班子成员之一。他满脸愧色地对记者说：“那几天，村里的人看见我们来了，都说‘鬼子进村了，赶紧回家挖地洞。”他还说，他当了13年的生产队长，像这样蛮干的还是头一回，可上面还要他连夜贴标语：合同结算打硬仗，不获全胜不收兵。他曾对余万新等人说：“这样蛮干不行，这样的硬仗即使打完了，干群关系也就破裂了。”而有人却回答：“破裂了去球。”

当记者采访万和镇主要领导时，他们提供了一大摞材料，其中有两张责任状，一张是“随州市‘两基达标责任状”，另一张是“农村养老保险达标责任状”。这两张责任状都是市长和镇长以及市镇两级教育和民政部门负责人签订的。镇里的干部说，像这样的责任状还有几张，上级要求这“达标”那“规范”，又没有财力，只好向农民伸手。

据了解，随州市经过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批的教育集资为105357万元，而实际教育集资达到4000万元，占社会各种集资的889％，超过审批的28倍。该市人均教育集资超过100元的有11个乡镇。严重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反映：集资年年搞，过去搞一无(危房)两有，现在又搞教育达标，而且标准越来越高。有的地方甚至乱占耕地，拆平房盖楼房。群众对教育达标中的形式主义十分反感。另外，随州市为了争取在全国农村人身养老保险达标中夺第一，两个月收取养老保险费1200万元，大多采取先收钱后办保险手续的强制办法，按户平摊……

面对这起触目惊心的事件，记者深刻地认识到蔡守国自杀身亡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恶性事件，而是当前农民负担过重、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典型反映。蔡守国之死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原因：虽然粮食丰收了，农业形势很好，但少数地方过高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农民不堪重负，已直接损害了党在农村的威信，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随州从前一年的五月份就开始连续不断地出现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小事件，直到年终酿成农民自杀的恶性事件。这从反面说明，遏制农民负担反弹必须下狠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于是，记者第二天匆匆赶回武汉，立即动手写了篇内参稿《湖北一青年农民因负担过重服毒自杀身亡》，并通过社长签发，传到新华总社和省委办公厅。

“随州事件”终于惊动了中央。1996年1月初，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副总理姜春云都在“内参”稿上作了批示。1月8日，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快要结束时，专门强调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并提出了对随州事件的解决意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总社一位同志致电告诉记者刘向东，说反映“随州事件”的内参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省代表都反映新华社反映的情况很及时，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国务院还派调查组到湖北等地检查农民负担工作。中纪委和监察部门也派专人到随州进行了调查。同时，湖北省委省政府也派调查组查办此案。2月3日，省委省政府宣布对11名主要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主要责任人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受到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给予万和镇党委书记王发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冷岗村党支部书记袁楚华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冷岗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汉友撤销党内职务和村委会主任职务处分；给予万和镇政协联络处主任王树忠党内警告处分；给予万和镇镇长陆学富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沙河办事处党总支书记陈建国党内警告处分。此外，有关部门已作出决定，对万和镇沙河办事处治安员石梗成、刘兵予以行政拘留处分，并对石、刘两人作出解聘处理。

事情总算有了结果，谨祭蔡守国之灵，你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三、干部把群众当专政对象，群众也把干部当敌人，干群关系恶化到如此严重程度，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1995年，这年是“乙亥”年，是中国农民一个不祥的年号，老百姓遭劫难的一年，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人命案发生了多起。

由于某些部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清理而不治理。各级政府月月都发红头文件，要求清理农民负担，把不合理的部分减下来，然而只是流于上传下达，鹦鹉学舌，上级发了文件，下级再跟着复制一份发下去，落入形式。文件是照发，但收的还是照收不误，没有谁去动真格的狠抓，甚至文件过多，下面的干部反而疲了，见怪不怪了。每年只见清理，不见采取过硬措施治理，有些不合理的负担说退还给农民的都没有退还，有些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部门和个人，该处理的都不见处理。

笔者了解的大悟县三里镇清出农民不合理负担127万多元，县纠风办事处专门下了文件，但只是一纸空文，没有谁受到半点处分，乡镇负责人反而还升官了。这叫老百姓多么伤心!还有些地方虽然清理出了不正当的负担加以制止，下一年仍然被列入农民负担手册之中。所以，农民负担反弹现象比较厉害。尽管中央减负的措施一条又一条，新闻舆论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然而，因农民负担致死人命的恶性事件却还在连串的发生。这是为什么?仅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1995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上通报的就有13起，现摘录几件，以供参考：

1995年1月16日，江西省会昌县凤凰岽乡党委宣传委员胡发生、乡武装部长李良金带领清收工作组到白竹村村民文桂娣(女，42岁)家清收甘蔗、长效保险、电站集资等款项，文无钱交纳。工作组强行将文家30余斤食油抬到村委会。文桂娣借了100元钱到村委会要求把食油赎回，李良金不同意。文的儿子池荣华与村党支部书记发生争执。李良金令他人将池荣华捆绑起来，胡发生和乡财政所会计许贱生二人对文桂娣殴打、捆绑。在将他母子二人带往村委会途中，文桂娣趁上厕所之机服毒身亡。案发后，会昌县委、县政府决定给予凤凰岽乡党委书记谢运生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乡武装部长李良金、乡党委宣传委员胡发生、乡财政所会计许贱生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会昌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李良金、胡发生有期徒刑二年，许贱生有期徒刑一年。

1995年3月6日，山东省青州市口埠镇副镇长王连智带领综合治理工作队，到北牛家村催收镇、村教育集资和负担欠款。村民燕青同(男，29岁)家3口人，各种负担款共113815元。燕因无力交纳，也未借到钱，无奈之下服毒身亡。事情发生后，经王连智同意，由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富补写了燕青同自杀的不实材料。案发后，山东省纪委、监察厅及时进行查处。青州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口埠镇党委书记李中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崔德春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副镇长王连智撤销行政职务处分，给予北牛家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95年7月5日，河南省范县陆集乡党委副书记牛玉山等人到王耿白村和村党支部书记石德林等人一起向村民征收集资款，提留欠款。该村村民实际负担已超过国家限交的16倍，村民吕新启对非法加重其负担不满，与村党支部书记石德林发生争执，吕新启及其弟吕新印遭到石德林、牛玉山的殴打。牛玉山向乡党委书记孙先聚汇报后，孙提出由乡公安派出所将吕新启收容劳教，乡长杨理宏表示同意。7月6日凌晨，乡党委副书记李兆印、乡公安派出所所长刘城镇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带领公安干警强行将吕新启带到了公安派出所，吕不服，与刘城镇发生争执，刘开枪将吕新启打伤，并将吕新启及其弟吕新印一并戴上手铐押到县公安局。在孙先聚的主持下，整理了收审和劳教吕新启、吕新印的不实材料。县公安局长兰金员同意将二吕收押。县公安局向濮阳县劳教委员会呈报，要求对吕新启、吕新印分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和二年。7月20日，濮阳市劳教委员会批准对吕新启劳动教养2年，未批准对吕新印劳教，但县公安局却将吕新印收审1个月。

案发后，中纪委、监察部会同河南省纪委、监察厅进行了查处。

1995年8月3日，湖南省安化县山口乡伏溪村村民周再生(男，38岁)，因对乡政府按人头让其多交两个孩子(无承包地)的3元花生税不满，与乡干部发生争执。乡党委副书记姚民生强行让周再生交50元押金，写出检讨在全村张贴，并鸣锣游街，周再生于当晚交清两个孩子的花生税及押金，并由其妻代他写出检讨后，向姚民生请求不再游街，姚不同意，周再生服毒身亡。案发后，湖南省纪委、监察厅及时进行了督办。安化县委决定，给予姚民生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995年8月25日，福建省莆田县华亭镇党委副书记许炳云带领收费工作队，携带钢钎、铁锉等工具到宫利村挨户催收各项集资费款。华亭镇政府下达给该村第19小组的各种费用为人均20750元(不含农业税)，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648％，超过国家规定的23倍。村民陈亚耽(女，72岁)家有6口人，收费工作队根据村民小组长提供的不实材料，要按7口人征收。陈亚耽提出以村委会欠其果树赔偿款抵交，许炳云不同意。陈亚耽认为不合理，找村民小组长评理时遭到辱骂，陈服毒身亡。案发后，福建省纪委、监察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查处。给予宫利村党支部书记莆国霖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莆田县政府决定给予华亭镇驻宫利村工作队员许永福行政记大过处分。

1995年11月13日，山东省邬城县玉皇庙镇人大副主席郑心贤带领3名工作队员，到史樊庄与村党支部书记樊恒录等人一起，按户收取提留统筹款。村民黎万芹(女，27岁)认为自己按承包的责任田应少交14元，收款人员只同意少交6元。黎万芹想不通，服毒身亡。案发后，山东省监察厅责成邬城县县委、县政府写出检查；责成玉皇庙镇党委书记郭凤举、镇长杨际敏写出检查，并通报全县；邬城县纪委分别给予镇人大副主席郑心坚、史樊庄村党支部书记樊恒录党内警告处分。

……笔者限于文字，只是摘录了全国有影响的恶性事件的梗概，未能详细地铺展开来，但读者可以看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某些干部完全把群众当专政对象，动辄整群众，同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恶官凶吏又有什么两样?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却又用来欺压人民，叫人多么痛心!

让我们再来详细剖析一下安徽省阜南的农民负担恶性事件，看一看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稿：

从一起枪杀农民惨案看农民负担为何难以减轻

〔合肥讯〕安徽省阜南县11月4日发生一起因村支书率人武装收取提留款，与农民发生激烈冲突，当场枪杀农民刘朝兴，造成一死三伤的恶性事件。

新华社记者来到案发地——阜南县中岗镇沈察村寨西组。据当时在场的群众介绍：1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沈寨村村支书、村长沈可礼带领村联防队员、村干部20多人携带电棍、木棒等器械到寨西组收取提留款。他们来到村民沈军龙家收取拖欠的104元提留款。沈军龙说没钱，要等第二天卖完粮才能交款。沈可礼坚决不允，并要沈军龙以每斤稻谷低于市场价030元的价格用粮食抵款。于是双方争吵、扭打起来。闻讯赶来的沈军龙父母兄弟以及外公等7人与村干部开始了一场混战。沈可礼的弟弟，联防队队长沈可信急忙从车里取来猎枪冲上来乱射。沈军龙等人也取出平时打猎用的猎枪，双方开始了短距离猛烈枪战。沈可礼叫嚣：“往死里打!”沈可信一枪打死72岁的沈军龙外公刘朝兴(事后尸检时发现刘朝兴的肝、心脏、肺部被击穿48个洞)。沈军龙及邻居沈可海各被击中一枪，前胸各被击穿20多个弹孔，至记者调查时仍在医院治疗。沈可信等村干部也被击伤。记者在沈军龙家的门窗、墙壁和拖拉机上发现许多深深的弹痕。

命案发生后，阜南县委、县政府极为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凶手沈可礼当天从村妇女主任及文书处拿走7900元公款，带着凶手沈可信等三个弟弟外逃。11月7日，沈可信在北京被擒，11月17日，沈可礼自首，其他两犯至今潜逃在外。中岗镇党委在案发后第二天发出《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截止记者调查时，沈寨村农民没有因此事发生大的骚乱和上诉。

记者在沈寨村走村串户，与农民算了一笔笔负担明细账。阜南县从去年开始实施农业税费制度改革，规定每亩地每年上交粮食45公斤，粮食折算款中内含农业税等3税和各项提留统筹款，除此之外不准再增加任何负担。但记者调查发现，人均耕地仅06亩的寨西村民小组农民今年每人却上交了60公斤小麦，65公斤稻谷，大大高于征实粮数量，农民反映没收到一分钱结余粮款。其余的负担还有：不管喂猪与否每户交“猪头费”50元、宅基费两次共70元、“双基费”每人35元、程控电话费每人6元、修路费每人9元、综合治理费每人1元、党建费每人05元。中岗镇上年农民收入954元，按规定人均负担不应超过47元，但实际镇里下达的负担就有94元，经记者核算，即使最低估算，农民上交的钱粮扣除征实粮、水电费等生产性费用，负担也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5％以上。农民反映不仅负担重，而且常受收款的村干部凌辱。8口之家的村民陈德福交了430公斤粮食后，又交了219元钱，他不愿交这额外负担，被村支书打了一耳光，踢了两脚，又因“态度问题”被罚了40元钱、75公斤稻谷的所谓“利息”。

农民张成国等人还气愤地向记者反映了一个隐形负担：镇村干部以每公斤26元的价格向村民推销劣质稻种，这种稻不仅产量比常规稻种低30％—40％，而且出米率很低，成熟晚。不管农民情愿与否，稻种钱被硬性摊派在负担里。另外，每亩50公斤的议购粮，粮食部门应该随行就市收购，但现在却变成了每公斤比市场价低009—010元的强制性“二定购”，农民对此颇有怨言。

中央一再强调将农民负担控制在上年人均收入的5％以内，各地领导也称负担问题是触摸不得的“高压线”，动用最强的领导力量、花费很大精力来减轻农民负担。阜南县就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领导小组，下发了10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县里经常组织检查活动，可谓下了力气，花了心血。阜南县惨案发生后，记者听取了许多基层干部、农业问题专家的意见，感到有不少新的动向值得关注。

——负担问题已成为农村诸多矛盾的一个爆发点。许多村干部在负担问题上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很容易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阜南县农委主任李国庆说：农村实行市场经济后，村干部与农民接触的机会很少，村干部做的都是诸如计划生育、推行硬性计划等不受农民欢迎的事情，农民有牢骚无以发泄，加上负担过重，就在交提留款时与村干部冲撞。这种冲撞极易演变成恶性事件。

——部分利益至上、达标活动升级已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最重要的原因。记者在安徽省开泗市了解到，教育部门在“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旗号下，要农民掏钱发民办教师工资、建村办幼儿园；统计部门要农民掏钱养活“编外统计员”；交通部门在“要想富，先修路”的名义下在一些乡收取人均40元的修路费；广播电视部门在收录机、电视机比较普及的情况下搞硬性的“小喇叭入户率”；公安部门的民办民警费用、着装费、工资、建房费、社会治安费都要从农民口袋里掏。有些地方的达标活动更多：程控电话费、城乡规划水利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乡镇卫生院建设和广播事业费、完全中学达标费。许多乡村还加上公路费、村电站集资、外资还贷等十多项。中岗镇党委书记时守忠说：达标活动样样有“红头文件”，不搞过不了关!像保险公司、人事局、民政局、劳动局几家搞的保险费就有10多种。

——国家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阜南县位于淮河中游，境内有蒙洼蓠洪区，一旦洪水水位过高，威胁中下游城市和铁路，阜南农民就自行破堤，自淹家园以保大局。1991年大洪水中，阜南农民作出巨大贡献，并未得到国家任何补偿……

纵观一件件、一桩桩人间悲剧，导致事情的起因和背景都是乡村干部几种行为一手导演的——

1贝蚵钊褐凇2贝榱冈椅铩3彼嬉夤匮骸4倍用干警。

四、“种田不如坐牢!”这是哪个世纪的笑话?还是生活中的现实?

农民负担为何屡压屡高?究其原因有多方面，有的是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有的是地方干部发展经济心切搞乱集资乱摊派，有的是机构重叠开支浩繁没有着落而打农民的主意，有的是个别干部鱼肉乡民百般盘剥，如此等等。但农民的感受是一样的：“苛政猛于虎”，不堪重负。

让我们来听听农民兄弟的呼声：“这也找我要，那也找我要，政府给了我们什么?”

“为啥干部买小汽车有钱，盖房子有钱，花公款大吃大喝有钱，办起实事来就没钱，没钱就不办，何必要我们拿。”

“咱们老百姓就像唐僧肉，都想啃一口，都想咬一块。”

“中央别光顾着城里人的菜篮子，忘了八亿农民的饭碗子。”

“为什么城里人一说物价涨了，政府就补贴，就拿章法，我们农民的话就像大风刮聋子，不闻不问，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种地了。看当官的饿得慌不?”

“其实种地也是白种，一年忙到头，全给了政府还不够。”

……

这是沉默已久的老百姓发出的抗议?“白干!”这就是农民对自己辛勤劳作的令人心酸的总结，他们用朴实、幽默而又悲愤的语言，发泄着自己的牢骚。

这里有一封来自鄂东产粮大县浠水县的一位刑满释放回乡种地的青年农民写给县长的信，更让人哭笑不得。他激愤地写道：“回乡种田当农民，不如坐牢当囚徒。”难道不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吗?尊敬的县长：

我叫沈海清，系本乡散花镇鲁屋村四组村民，是今年9月21日从沙洋农场化纤厂刑满回家，现二月有余，目睹着村里的情况，早想给县长说说心里话，但都没有这个胆量，怕说不好又进入(第二次)特殊学校，但按法律宪法的规定还谈不上这系(七)那把(八)。也就试试看。

我今年不算家庭人口，(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三口人。一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除去上交能落多少?能否维持生活?能否稳定种田人的积极性?

我在服刑期间每天要看新闻联播，党中央一直提要减轻农民负担，要解决农民负担。回来后一看根本不是这回事。假的。几年前只交二三百元。我们村办砖厂十年了，每年交一二十万元，人人都说鲁屋村富得流油，我们平民百姓不知此钱流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赌(斗)胆地在县长面前说句直话，三亩地除去上交款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厂(敞)开供应，不端(担)心什么。

我现在回来搞得不安宁，干事业又没有资金。今天我第一次向县长写信，我尊重你——一县之长。

一个合格的公民沈海清

95年11月27日

新华社记者刘向东再去采访时，浠水县农村经营管理局副局长王英介绍说，县政府办公室去年12月初接到这封来信，引起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办公室于12月3日将此信批转给县经管局并要求立即派人调查。随即，王英带领调查组赴沈海清所在村组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信中反映负担过重的情况属实，去年初该村下达公粮、水费、镇级三项统筹、村级提留、共同生产费以及各类有偿服务收费人均达17973元。8月份后，该村又下达中学集资、村变压器修理、浠散公路集资、镇码头集资、抗旱费等等，人均加收10682元，另外还加上劳务工费人均43元左右，该村全年人均负担总额达到32655元。

采访期间，记者在该县其他乡镇村组调查发现，不仅仅是沈海清所在地农民负担重，其他地方甚至更重。巴驿镇泉塘村480户，1995年全村负担总额763万元，比1994年增加了422万元；十三组村民张忠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5口人，27亩地，今年各项上交总额为1600多元，而去年只交600多元。他家的主要收入是4000多斤稻谷及养猪，除去自留口粮和各项生产投入，余下的钱抵不了上交款，种田要赔钱。他还有一个儿子在重庆上大学。他只好靠在砖厂打短工挣钱供养儿子读书。该村7组原有71户，现在却只有61户；村民王同术反映说，这田种不起，有的人家就逃到外地去种田。

浠水县委县政府的部分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也不否认农民负担过重的事实。负责农民负担管理工作的县经管局沈局长说，浠水县是农业大县，工业腿短，过分依靠农业收入。前些年建设落后，要改变面貌，急于求成，农民不吃苦不行。上面要求这“达标”那“规范化”，离了农民就不行。

经管局副局长王英说，当前，一些人过高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在“三提五统”之外加重农民负担，各种集资收费太多，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力。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严刹集资摊派风，依法管理农民负担，否则会严重挫伤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曾少良说，浠水农民的确伟大，全县去年财政收入约1亿元，仅农业特产税、农民上交的“三提五统”以及农村工商税3项就占9000万元左右，来自工业的税收不到1500万元。此外，该县农民上交的定购粮是黄冈地区最高的，每年上交原粮15亿斤，而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0亿斤左右，除去自留粮6亿斤，真正的商品粮只有25亿斤。按今年稻谷的平议价差030元/斤计算，浠水农民上交15亿斤定购粮，就等于向国家贡献了4500万元。而浠水农民出售的商品粮少，粮价再高，农民收益也很少。另外，该县每年还要上交省财政2000万元。农民负担重，种田收益小，有的只好靠外出打工挣钱以维持生活。

五、“坏人管好人!”农民负担收取中“国策队”这一怪胎充当的角色留给人们的思考……

“砰砰砰!”“快给老子开门……”

七十三岁的老人樊大爷还没有来得及开门，大门就被踢开了。樊大爷抬眼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个敞胸露怀、胸纹老鹰恶龙的人。为首者满脸横肉，手提木棍，身后有的牵着狼狗，有的拿着大刀。

“有什么事?”樊大爷问。

“老东西还装葱，你儿子还欠村里的30元提留款，老子是乡政府‘国策队的。”

……这绝不是电影镜头里的某个场面，而是发生在水柳镇的活生生的现实。

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镇里刚刚成立的“国策队”的队长，大号叫王山模，“国策队”是什么机构?乡里执法的有派出所、司法所、法庭，没听说有个“国策队”。然而奇特的事情就有它奇特的背景——

在秋收后的一次全镇村支部书记会上，张湾村的吴友书反映“提留”难收，李家村的王支书说收取某资金难度大，统水村的刘友书则说得更为具体：“上面每年要我们向农民收缴近50种费用，群众抵触情绪大，我们这些村干部常常挨骂，甚至挨打，镇里如果不出台一点硬‘政策恐怕不行。”

主持会议的镇委副书记环顾了一下与会人员，有点气愤地说：“既然现在问题如此多，我们上面既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办法，但你们可以提建议嘛!需要什么政策?”

会场上顿时异常安静下来。好一会儿，荷湖村替代支书前来开会的一名副书记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村有一个狠办法，就是把本村的几个流子哥喊到一起，收提留让他们打头阵。虽然打伤了几个人，群众意见也蛮大，但提留收得还不错。”

“这恐怕还是不妥，能指望流子哥干什么好事!”有人不无担心地嘀咕道。

“管他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只要把提留收得起来就行了。”又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

会场上顿时像冷水泼进了滚油锅，沸沸扬扬起来。镇委副书记沉思了片刻，居然一锤定了音：“既然荷湖村的办法有明显的效果，既然大家又苦于拿不出比他们更好的办法，我们不妨就学学荷湖，镇上集中几个土流子……不，不是，是集中几个可以教育好的青年……也不是，就是集中几个社会青年，名义上叫做‘国策队吧，专门帮助兑现村的村收提留。我们找一个‘腿黄点的(指蛮不讲理的人)，至于坐过牢没坐过牢，有没有前科，不去管他，口头封他个队长，让他去得罪人。你们看，怎么样啊?”

于是，劳改释放回来仍然不思悔改的王山模被提到了“政事日程”。

王山模何许人也?他在1983年全国“严打”期间因犯流氓、盗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有田不种，专靠敲诈勒索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

一天早晨，他趿着拖鞋，带着狼狗，窜到农贸市场一肉摊前，操起杀猪刀，割下一块瘦肉，一吹口哨唤来正在一旁东嗅西嗅的狼狗，随手将肉丢入了狗嘴；又提刀割下一块肉，提着就走。摊主一把拉住他说：“吃肉也得过过秤呀!”

“妈的×，老子吃肉何时过过秤?”对着摊主面部就是一拳，打得摊主口鼻出血。王山模却提着肉，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一天上午，王山模骑着摩托车，驮着一名手臂上描龙绘虎的“小兄弟”窜到刚刚开业的某砂石场：“赵老板在家吗?”

“在，在……”业主赵某出门一看不觉一惊。

“你格老子邪完了，税务工商的钱都交了，就是不主动给老子交保护费，”王恶狠狠地说，“今日非交不可!”说完便气势汹汹地与“小兄弟”紧跟着进了赵家。

“王哥，你看这场子刚开始，手头还紧……”赵某腿肚子打颤地说：“……能不能宽限个把月……”

“少跟老子罗嗦!”王山模还未等赵某把话说完，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今日交2000块，还得跟小兄弟派条把好烟，月底再交3000块，不然的话，老子就在你这里吃中饭，睡午觉。”赵只得找左邻右舍，东借西凑了1900元钱，找附近商店赊了2条精品白沙烟，打了一张3100元的欠条，才好不容易送走了两个瘟神。

正因为有这样的罪行，也正因为有如此的劣迹，王山模才被某些基层领导看成是“有板眼”、“有手段”的“人才”，被口头宣布为“国策队”队长，并“授权”王物色五名成员。

王山模拿着鸡毛当“令箭”，连夜找来曾因流氓、抢劫劳改刚刚释放的冬狗、乱毛和长期打架斗殴，连亲爹亲娘都不放过的恶棍曹九，因偷摸拐骗的街头混混王三金等，任命他们为“国策队”成员，并正儿八经地在镇里租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摆了二张办公桌。王山模每天早上骑着摩托车从家里到镇里“上班”，耀武扬威，逢人便说：“本人现在已被招聘为国家干部，是队长了，月工资600多一点，上班下班忙得很。”

王山模“国策队”的“工作方法”文武兼用，以文为主：文则威胁恐吓，开口要“吃灯”(打瞎眼睛之意)，闭口要“断臂”；武则拳脚相加，棍棒出手，还要拆房子，砸柜子、赶猪子。

一天，王山模率“队员”们找本村原任支部书记郭某收提留款。王窜进郭家，不问青红皂白，对其就是两耳光，郭一怔，怒喝道：“你们凭什么打人?”

“我凭现在的领导身份打你!过去你当书记，我打你说我是流氓犯罪；现在你垮台了，我是镇里任命的队长，我打你就名正言顺了。你还敢不服?”王山模理直气壮地说，他的话音刚落，手下的一伙人一哄而上乱打乱砸，砸烂了郭屋内的家具、水瓶、茶壶之后，又赶走郭家喂养的两头肥猪……

在王山模任“国策队”队长稍后一点，邻近有些乡村居然依照水柳镇的作法，组织不法之徒讨债，给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带来了极大危害。

张老七从牢里出来仅三天就被某办事处请去担任某部门“专干”。他也学着王山模的样儿摩托车一骑，四处招摇：“我是办事处领导，现在去上班。”三天后，又率领一帮“牢友”搞兑现，拆村民的房子，赶群众的猪子。当地群众义愤填膺，将这伙人团团围住厉声质问：“你们没屙泡尿照照自己，是些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逞凶霸道。”

“老子现在是领导，执行公务，不是过去抢你们钱的时候了。你们这样搞就是妨碍公务!”张老七竟然跟群众上起“法制课”来了。

以魏三狗为首的野鸡滩办事处的“执法队”，边搞“执法”边盗窃。一日，他们窜到路边一开经销店的村民家里进行“执法”行动，魏指使二号头目——副队长与户主周旋，自己则同手下两名兄弟将经销店里的香烟、毛巾、牙膏牙刷洗劫一空。又一日，魏一伙来到湖边一家养鸭专业户，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户主夫妇俩一顿拳脚，趁一家人呼爹叫娘之际，赶走人家鸭子30多只，以“加班补助”为名，每人分得几只提回了家。

还有更邪乎的，曾经“三进宫”，群众称其为“土匪”的李某，对其“雅号”不以为耻，反而满口应承。担任某村“征收队”成员后，尝到了不少甜头，收完了每个户主的提留款后，常常向户主敲一笔烟酒钱。一天，他向一位胡姓村民结完合同欠款40元后，强迫户主买两包“红塔山”香烟慰劳。户主不从，他抱起户主家的电视机就走。邻近村的村民张某路过，出于义愤，指责了李某几句，李狂叫说是“多嘴犯”，操起木棒，对张就是几棒，打得张脾脏破裂。村干部见事情闹大了，用刚收上来的提留款万余元，对张进行了全力抢救，才算抢回了张一条性命。对于村上的万余元缺口，只好又重新向农民“补征”，恶棍打伤了人，让群众负药费，天下竟有这个理。事后，有群众反映到镇里，竟有个别领导说：“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要说问题只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黑道、红道收提留都是为人民服务。”

据了解，百分之八十的乡镇都成立了这种类似“国策队”、“执法队”、“征收队”、“讨债科”之类的班子。这些人打着政府的招牌，实则干些违法的勾当。在执行计划生育和收取提留的同时，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耀武扬威，逞强霸蛮，不可一世。老百姓感叹地说：“如今这世道翻了面，坏人管起好人来。”

二年前，大悟县三里镇也成立了“国家政策执法队”，简称“国策队”，老百姓却把他们叫做“拆国队”、“打狗队”、“棒子队”，意思已很明白，这些人动不动就打，把老百姓像狗一样随便打。这些人自然也是社会上打架斗殴的流氓地痞，他们为虎作伥，横行乡里，百姓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随便举几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雷以坤是舒山村四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人称“老桩”，妻子陈某更老实，且是个半瞎眼，他们的女儿已6岁。按农村计划生育规定允许生第二胎，按间隔期5年他们还超过了一年。他们办了准生证后，于农历一九九六年六月初三生下了一个儿子。因难产，在医院做了剖腹手术，陈某的身体极其虚弱。在七月初三这天刚刚满月，没想到“国策队”就找上门来，要罚他两千。雷以坤感到五雷轰顶，他刚辩解了几句，“国策队”成员就气势汹汹地要打人，他们搬了电视机就走，抬了一袋板栗就往车上装，赶着猪也往车上拉。

雷以坤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呆傻了，可这明明是青天白日，他们是国民党吗?是土匪吗?可他们明明是乡里的干部呀!然后，雷以坤猛然地哭喊道：“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你们还要不要人活?”一家人都哭了，一时哭声震天，鸡飞狗跳。后来，不知谁把村支书找来，好说歹说，才少了一千，雷以坤还是不服：“我的手续也有，间隔期也过了，我犯了哪样计划生育政策?”其中一个“国策队”成员说：“通知你结扎未到!”“你啥时通知我了，是通知了我不去?再说，伢他妈身体不好，坐月子还没到头，结扎结死了你负不负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就是结扎也要等到满月之后呀!你们不是父母生的?这么黑心?”

最后，雷以坤的兄长出来担保：“等他媳妇身子休养几天再说，如果不去，你们再罚款也不迟。”但“国策队”还是不通融，说是不能白跑一趟，至少要给五百块钱。见此，万般无奈的雷以坤冲出门去，边跑边喊：“我干脆死了去球!活着怄气!”几个人纷纷将其拉住，雷以坤才没往塘里跳。末了，村干部都来调解，才以四百块钱落地。事后，雷以坤白出冤枉钱，横竖想不通，到乡里找某书记反映，书记也不问青红皂白，反而帮“国策队”说话：“罚轻了是不是?要不再罚重些!”雷以坤彻底绝望了，要不是上有老娘，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他说他真的想一死了之。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公民应无条件服从，但少数乡政府打着计划生育的牌子，超生的也罚，没超生的也罚，而且乱罚一通，完全把政策歪曲了，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势必影响计生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据群众反映，“国策队”多数时候将搬来的群众的东西卖掉，就在餐馆里海吃一顿，平均每日一餐。有一次还为分钱不均在街上大打出手，弄得一街人围观，看热闹，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此笔者调查过几家餐馆，老板都不愿意提供发票存根，他们说：“我们的生意全靠政府各部门照顾，你这么一调查，我们的生意全完了；他们不再来吃，我们的生意可怎么做?”好不容易在一家餐馆里查到了计生办三天就吃了580多元的发票存根，那么还有在别的餐馆就餐的呢?由此可以推断他们一年之内大吃大喝了多少计生乱罚款——群众的血汗钱。

由此可见，他们只不过是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幌子，实则是为了搞钱，根本不顾农民的利益及承受能力而不择手段地乱罚款。

还有一件更为荒唐的事。三里镇街上钟某的一头猪跑到街上去了，拉了一摊屎，被“国策队”撞见，说“影响市容”。其实那么一条破街，根本谈不上市容，竟把钟某的猪赶去卖了。后来钟某找到政府，某领导让“国策队”把猪退还人家，但猪早卖了，只好赔偿50元钱了事，钟某自认倒霉。

据群众反映，只要“国策队”到各乡村催收各种税费，几乎每到一地就要干一些有损农民利益的勾当。可以想象，这些年中不知侵害了多少群众的利益。本来，“国策队”成员已属地痞之流，而乡政府领导还给他们助威：“你们大胆搞，搞敞了(即收不了场)我负责。”这些人有乡政府主要领导人撑腰，就更胆大妄为，蛮横无礼，有些地方闹出人命……

六、“不见朱陈旧使君，但见乡吏扒粮夜打门!”这是古代民谣，还是九十年代的新俚语?

土地在哭泣，农民在挣扎。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人民的党，人民的党是关心人民的；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站出来为人民说话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现摘录几款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区的农民负担又出现“反弹”，有的地方的问题相当严重，甚至由此引发了逼死人命等恶性案件。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遏制这种“反弹”势头。

党中央、国务院重申，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的“约法三章”：第一，坚决把不合理的负担项目压下来，停止一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合实际的集资、摊派项目；第二，暂停审批一切新的收费项目，禁止一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第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93]10号)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有了文件规定，地方政府的某些干部就又开始不断地变换着花样向农民乱集资。农民成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摇钱树。上级颁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填的几项都很低，检查时一切负担都在规定的标准之内。但这一份卡片只是对付上面检查用，等到“秋后算账”时却是另外的一份自制的《交款通知书》，此卡上的钱多出了几倍。农民出了钱，而负担卡上却显示不出来，叫农民吃哑巴亏。农民就怕这“二合同”、“两本账”。

有的地方不再为收不到提留赶猪撮谷，只要你说没钱，乡村兑现合同小组便把经管站的同志带到一起，你差多少钱，尽管从经管站上借，只要你在借条上签个字便成了。月息3分，只要在收账时你不还，就一纸状子告到乡法庭，乡法庭便以公家欠款强制执行。弄不好还说你“犯法”，一个“法”字把老百姓“箍”住，还要多付诉讼费。

广水市太平乡信用社在全乡22个村都设有一个信贷员。村民们反映，收提留时，村干部把信贷员带上，你说没钱，信贷员马上为你办好一切贷款手续，只要你画个押就行了。左家河村左齐松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未读完小学就外出打工挣钱，但左家家徒四壁，仍然一贫如洗。今年春上，他家自产的蒜苔卖了200多元，只够家里零花，一时拿不出来上千元现款。正在犯难之时，村信贷员已为他办好了乡村各项任务款1600多元的贷款手续，月息24％。同村村民严运家稍宽裕些，但到4月29日还有800元的缺口，便也办了880元的贷款，800元上交乡村，信贷员担心他推迟还款，另80元作为贷款押金。据当地村民讲，左家河村有70％的农户都贷过款。

对农民贷款交提留的这种收款新方式，村民也多有意见，左齐松感叹：“我贷款不是我自愿的，好像也不是干部们强迫，但你不及时交完提留款他要加你的钱，也可以说成贷款是干部们逼的，月息那么高，至今我还没有还清贷款，6个月的利息近400元，要不逼我，哪个情愿贷呢?”的确，过去村民一时交不完提留，村干部组织“敢死队”到农户家，强行撮谷抬家具，村民反抗情绪大，干部也费精神。现在村信贷员随时都可以替农户办好交提留的贷款手续，村干部收提留比以前容易多了，但农民为此支付的高额利息又成了变相增加的不合理负担。

太平乡左家河村干部还要求在5月1日前交完乡村各项任务款，一时没钱交的农户向村信贷员贷款，过期未交完的农户，人均加罚35元。

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采取请粮管所、信用社代扣的办法来收取摊派款。黑龙江某乡农民在1994年定购粮应得款774万元，其中乡级扣款10项492万元，村级扣款8—10项，到农民手中已所剩无几，夏粮卖了，大部分农民交农业税还不够。1996年，江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某村农民刘光举向总书记反映，卖了粮欢欢喜喜去结账，七扣八扣反而打了白条。

无钱可扣的也难不到收款者，他们就利用那些专门催款征费的“工作队”、“突击队”，任务一来便带着手铐、警棍，开着车浩浩荡荡出发了。白天老百姓忙去了，锁着门，他们就砸锁、撮粮搬东西。有时夜晚去找欠款的农民，真是“不见朱陈旧使君，但见乡吏扒粮夜打门”。有的村子见这帮人一来，就大呼：“土匪来了!”“鬼子进村了!”活活演出一幕幕九十年代的“大扫荡”。

如今，乱罚款在农村已经成了比乱摊派还邪门、还难承受的一种负担。一事当前，罚字开路，超计划生育，罚!不按计划种植，罚!乱砍滥伐，罚!不按时交提留，罚!对罚款不服的，还是一个字：罚!罚你没商量，罚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贵州市某县推广“节能灶”，规定年底未改建的农民，每月罚交资源补偿费3—5元。该县某乡进一步限定，干部10月底前未改者，罚交认识费30—50元，农民年底前未改建者，罚交认识费20—30元。

湖北某县搞农民养老保险，规定所有20—60岁的人员都必须参加，否则就要作出多达13项内容的处罚。文件还规定，各村投保金迟交一天，罚村长、会计各10元，投保率每降低1％，罚村民会计各5元。乡村干部对此虽有异议，却又无可奈何。甚至有些掌握收费监督大权的职能部门也自坏门风，把监督权当作发财手段。如某县物价局，每审批一本收费许可证就要收费60元，年审还要另收。一些物价部门向申请收费的单位索取“赞助”，对收费项目的监督如何亦可想而知。

四川某县农民发展副业生产，完不成下达的指标就罚款：少交1斤蘑菇罚150元，少一斤芝麻罚050元，少一只长毛兔罚2元，少一头母猪罚50元等。

湖南省某县一些乡镇派出所在向农用车罚款时采取不要收据罚20元，要收据罚50元的作法。反正要罚你你就跑不了，怎么样也得挨罚，只要你有这个农用车，罚你没商量。

某县乡镇派出所公然给每个干警下达12万元的罚款任务，你去找罚款对象呗!这样一来，他们倒巴不得那些打砸抢的事件发生，因为有人犯事，他们这个罚款就有着落了。

一些乡镇的七站八所都被上级分下来20—30万经济指标，完不成任务扣工资奖金，完成任务或超额完成任务的有奖励和分成，这些部门又不能生产产品，创造产值，哪儿弄钱?只有把农民当“冤大头”罚款。

有的农民田块抛荒了要接受罚款，有的没有搞沟厢改革要罚款。就连那些家里穷了，孩子读不起书的失学的家庭还要罚款，真是越穷越挨罚，皮寒单打瘦鬼。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一些部门生财无门，便与民争利，干起了“夺泥燕口，针头削铁，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瘦肉”的营生。本来属于单位正常的工作和部门自身的份内事，也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向农民乱收费。

对此，农民意见颇大，怨声载道：“头税轻(农业税)，二税重(集体提留)，摊派罚款无底洞!”尽管有怨言，也不能拿石头打天。许多老百姓罚怕了，战战兢兢，胆小谨慎，生怕抬手动脚犯了“天条”，招来罚款之灾。真像老百姓自嘲说：“动手打手，动脚打脚!像管制过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七、警钟在鸣：农民负担演化的恶性事件，已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农民愤怒了。中国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但农民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有好几个地方的农民聚众闹事，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农民负担问题处理不好，已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早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说过，九十年代要出问题可能会出在农业上。这是给全党敲响的一个警钟。

请看新华社的两篇《内参信息》：

江西省平息一起连续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

〔南昌讯〕1995年9月28日至10月9日，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市的秋溪、连城、河西、河东、龙溪等5个乡镇因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问题，先后发生部分农民围攻、冲击乡镇政府机关，殴打乡村干部，打砸抢国家财产和部分干部私人财物的重大群体事件。

9月28日上午，临川市秋溪乡吴家店、梓溪、洪坊等村40余名曾受过违反计划生育处罚的农民，同300多名村民围攻乡政府，冲击乡计生办，砸毁门窗和办公室。10月1日，又有一批人冲进乡政府，并将该乡党委书记打伤住院，部分乡干部也遭到殴打。

10月4日，连城乡金房村部分纯女户及其家属在村党支部书记家中闹事，打伤乡干部1人，毁坏全部家具和生活用品。10月5日，该村近300名村民到乡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当市工作组与村民商谈时，两户纯女户及其家属几十人突然冲进会议室，将乡党委书记殴打致重伤，肺部出血。10月6日上午，700余名村民围攻冲进乡政府，他们见乡干部就打，并将乡政府办公楼洗劫一空，毁了所有的档案资料。

10月7日上午，该市河西乡正副乡长两人开车前往吕坊村做群众工作，途中遭到该乡300余名村民围阻，乡长被打住院，副乡长和司机均被打伤。接着，这些村民又冲到乡政府，砸坏了大部分办公室的房门，又冲到乡党委书记家进行打砸。次日晚，该乡黎家村100余名村民又冲进乡中心小学和辅导站，毁坏了部分教学和办公设施。

10月8日上午，该乡龙溪镇当墟，赶集市的农民中有60余名手持写有标语的白旗，呼喊口号，煽动群众1000余人冲击镇政府，打伤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和村镇干部20多人，并捣毁镇派出所和政法综合治理办公室，推翻小车三辆。当晚，该镇花家村200余名村民再次冲击镇政府和派出所，推翻小车两辆。

以上几起群体事件，大致都是少数人以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牲猪税收、棉花收购等任务过紧过重及一些乡村干部不廉洁等问题为由把村民聚集起来的。该地宗教势力较为集中，也是导致有组织聚众闹事的原因之一。秋溪、龙溪等乡镇一些村民还张贴了大字报和标语，内容有“减轻农民负担、清理村委会账目”，“反贪污、反强权、反腐败”等。

江西省委对这起事件极为重视，省委书记吴官正及时提出了处理意见：“对上述事件，要按政策办事，不得加重农民负担，办事要量力而行，要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要举一反三，不合理、不符合政策的要改过来。对此事为首的如构成犯罪，极个别人要在适当时机妥善处理，不要急。”根据省委指示，抚州地区和临川市主要领导赶赴现场做工作，先后派出47个工作小组进入各有关乡、镇、村进行疏导，采取了以下措施：一、由工作组深入到各有关乡镇、村组，与群众座谈对话，宣传政策，听取意见，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二、印发了3000多份《告全市人民书》，表明对群众反映的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牲猪税收、棉花收购等任务过紧过重的问题，要组织调查。对违反规定，擅自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要一律取消，努力将农民负担严格控制在上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三、由公安部门公开播发《关于严惩打砸抢的公告》。同时，抽调400余名公安干警、武警和民兵应急分队到有关乡镇，震慑犯罪分子，另外，先后抽调了300多名公安干警分赴各有关乡镇维持秩序，并负责搜捕为首的违法犯罪分子。现在已拘捕了违法犯罪骨干分子7名。四、为防止上述群体事件的蔓延扩大，抚州地区各县、市都研究制定了必要的工作方案。通过采取以上措施，该市这起连续群体事件已基本得到控制。

湖南部分地区农民因负担过重闹事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长沙专电〕1996年夏收以来，湖南一些地方先后发生多起农民闹事事件，部分农民因不满负担过重，不仅举行一定规模的集会游行，而且发展到聚众冲击党政机关，围攻殴打基层干部，打砸抢烧集体和个人的财产财物。最近，记者深入到湖南衡阳、娄底、邵阳等5个地市几十个县镇乡村，就农民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深切感到农民负担过重已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通过调查采访，记者强烈感受到，农民负担过重危害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将一些基层干部搞得焦头烂额，部分农民异常反感，少数地方干群关系被搅成浑水一团。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各级政府也年年喊，层层抓，但长期以来农民的实际负担过重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逼死农民的事件时有发生。1993年至1995年，湖南农村共发生恶性事件14起，1996年又发生多起：3月2日，衡阳县集兵镇一女学生因交不起学校收费5805元服毒自杀；5月22日，双峰县永丰镇一农民交不起人均60元公路集资款服毒自杀；9月16日，新田县一农民因没有完成造田任务，被罚款1027元而喝农药身亡；10月16日，临湘市一农妇因乡村干部迫其交她儿子所欠的各种经费17696元而喝药自杀。

此外，去年以来，湖南农村还有20多个乡镇因农民负担过重造成农民群体性上访，严重的地方出现群体性闹事。由于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案件极易激起群众公愤，不少农民因负担问题与基层政府离心倾向增大，致使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农民负担的不断反弹，在局部地区已愈演愈烈。不少农民对干部存有积怨和潜在对立情绪。部分农民十分反感基层干部经常采用小分队和工作组等形式进村入户，对农民动不动就搞强迫命令，甚至使用警力和警具挑粮抬家具、赶猪牵牛，有的还罚款、打人、体罚、拘留、株连无辜。一些乡镇对上级的减负精神和文件不宣传不张贴，群众自发游行宣传。一些基层干部又缺乏正确处理矛盾的能力和水平，造成矛盾激化，干群关系更加紧张。

湖南一些地方的领导认为，全社会对农民负担要有一个清醒认识，要正确估价农民富裕程度和正视农民负担过重的现实，对当今农村形势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实施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战略，否则，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超过了农民脆弱的承受能力，最终只能把农民逼上绝路。

据记者调查了解，农民闹事大都是以农民负担过重作为导火索，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

一、从过去的一般性上访告状发展到集会、游行、闹事。以祁东县为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河洲等9个乡镇发生群众性闹事事件，其中有6个乡镇政府的办公楼门窗、办公用具等被砸毁。全县共有79名乡村干部的人身及其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抢走、毁坏、焚烧公私财物价值24万多元。一些不法分子还趁机掀翻和砸烂车辆，非法扣压干部干警作人质，堵塞国道交通，割断通信光缆等等。

二、从个体到群体。据了解，湖南发生的农民闹事事件，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一二千人，并引来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起哄，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三、从局部发展到一定范围。闹事伊始，少数为首农民打着要求减负的旗号，不仅蒙蔽了部分农民群众，而且也使得地方党委政府格外谨慎，采取满足农民合理要求，及时退还集资款的办法。但这给不少农民造成错觉，认为闹得越凶政府就退得越多，结果一些为首的农民四处活动联络，不仅串联到邻乡邻县，而且串联到工厂企业，导致闹事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

四、从经济升级到政治。一些农民因负担问题而闹事，但却没有因当地政府减负而收场。涟源市及时清退了修公路和建学校的集资款后，这个市三甲乡的农民又提出清退农业税、农村特产税等不合理要求，并以“精减机构”、“反对腐败”为由，要求到市里组织万人大游行。以黄国卿为首的骨干分子在三甲乡利用宗教施加压力，严密组织，村村建立了秘密联络员，过往车辆要接受严格盘查，黄本人出入身带保镖，外人要见他需经过单线联系的四道关卡。在搞垮村、乡两级组织后，他们又把矛头直指市委、市政府，称其为“涟源当局”，直至发生了11月13日冲击打砸市委机关的恶性事件。

极少数人趁机煽动农民发泄不满。

综观前段农民闹事，绝大多数农民要求减轻负担是合理的，经过地方政府及时疏导教育也很快平息。但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却利用农民要求减负的心理，借机煽动农民发泄不满，致使农民中各种矛盾聚集合流。据对衡阳、祁东、涟源等县市为首闹事骨干分子的分析，主要是以下几种人：

第一种是土改时期祖辈父辈被镇压的后代以及历次运动被批斗挨整的人。衡阳县发生闹事的乡镇中，此类人占1/3。祁东县梨胶村75岁的谭昌焕，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连长，此次闹事上窜下跳，充当闹事的领头羊。

第二种是严打斗争中受到政法机关打击处理的社会渣滓和地方流氓恶霸。祁东县蒋家桥镇劳改释放犯谭高徕在闹事中冲锋陷阵，带头打砸抢烧，事发后畏罪潜逃。

第三种是因计划生育超生受处罚或对乡镇干部收缴上交提留、处理民间纠纷不满的人。这部分人占比例相当大。

第四种是农村部分退休干部职工、离任或被处理下来的乡村干部。祁东县归阳镇72岁的曹汉杰过去曾当过公社党委副书记，这次他自封为农民减负协会会长，出谋划策煽动农民闹事，而他在农村的家属已连续4年未履行上交提留义务。衡阳县东日村原支书范千学，1991年贪污集体款被免予起诉，他有4年未交党费，拖欠税费750元，这次以减负为由带头冲进镇政府，企图重新上台担任村干部。

第五种是代表宗族的族长、族人。他们以帮助农民操办红白喜事为由，煽动农民参与闹事，其目的是想以宗族势力取代村组织……

这两则信息给了我们党一个信号，农民负担切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如果农民正当合理的要求减负的呼声，被某些图谋不轨的少数人利用那将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就没有皇帝了，然而今天的很多农民仍然认定公粮就是“皇粮”，“皇粮国税不能抗!”“哪个朝代也抗不过去。”反帝反封建反了将近一个世纪，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将近五十年，却又捡起了封建王朝的陈词滥调，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悲哀的远不是一个观点，而是这些例证中他们那些行动和作法。“皇粮国税”他们也要斗胆“抗一抗”了，河西走廊的一位农民说：“抗也要抗出个政策来!”大部分群众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他们的“抗税”并不是对抗党的领导，也不是推卸自己作为公民的一份社会责任，而是对某些政策，尤其是土政策和社会上的弊端和执行当中的不正之风发泄不满，以期引起重视，极早纠正。

当然更应该警惕某些基层采取的一系列强拿恶要的办法，虽然把税费抓上来了，却彻底破坏了我们党几代人长期构建的工农联盟的党群关系，把我们党和政府推向了农民群众的对立面上，直接造成农民对“国税皇粮”的逆反心理。

减轻农民负担，不能让坏人钻了空子。

减轻农民负担，让党的威信在人民心中永存。

八、“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农民的负担没有底。”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10亿农民兄弟，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中国的农民是伟大的，据农业部统计数字表明，1994年农民直接承接的提留统筹费为365.8亿元，人均41.13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19％，但农民的社会负担却比上年增长38.2％，总额达85亿元。其中，各地一些部门向农民伸手集资摊派的费用就达28.3亿元，比上年增长68.5％。

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很圆满地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然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从上到下抓，一个漏斗向下，为什么还这么难?我们不应该做表面文章，就农民负担来看农民负担，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纵深处挖掘，从各种因素上找原因……

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或许能给人一些启迪：许多人也许还记得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时，公社才20几名干部，那时还是大集体，工作量大。今天搞“大会战”，明天搞“三线建设”，干部忙了这就是那，还指挥得团团转。后来公社改区，区下设乡政府，再后来撤区并乡，小乡合大乡。连续几年，政府机构不断改革，合了分，分了又并，折腾来折腾去，每分一次，增加一批人，每合一次又吸纳一批人，人越折腾越多，为现在的机构膨胀埋下了隐患。人民公社同样大的一个乡政府，由20几人膨胀到200多人，整整地翻了10倍。虽然上面老在叫“精减人员”，可就是越“减”越多。是的，这些人都是“国家干部”，减谁下去呢?没有办法，多余的人员没有地方安，就又在乡政府下面再设几个管理区。殊不知干部增加了不少，而国民经济总值却没有增加多少。后来，大政府为了甩包袱，让基层小政府财政包干，而县里多数企业垮得一塌糊涂，工业产值大幅度滑坡，而财政所需支出却有增无减，因为吃财政饭的人不仅没少反而在增加，这就有一个很大的缺口，怎么办?只有转嫁到农业上。这沉重的包袱压得农民不堪重负。

采访中，许多农民愤愤地说：“这也找我要，那也找我要，政府给了我们一点什么?”据一位熟悉的乡(镇)长吐露实情说：“现在风声很紧，要求不多收的我们不敢收；但风声过后，我们还得照样摊派，不然乡政府这么大一摊子要饭吃呀!财政体制问题不解决，要想将农民负担压到百分之五以内是办不到的，至少我们这里办不到。”这位乡(镇)长的话似乎道出了当前减负难度大的问题的症结。如此来说，机构臃肿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大恶症，不化解这一毒瘤，即使暂时控制住了，又过后还得反弹。

不仅如此，乡政府的“七站八所”也跟着在膨胀，某乡财政所过去六、七个人，现在竟然是七、八十人。税务所自国税地税分家后，也由四、五个人变成三、四十人。土管所过去没有，现在一下子就是20多人。林业站过去没有，后来成立后二、三个人，现在变成了“林业管理站”和“林业工作站”两个重叠的单位。企管站过去没有，现在也有10多人。经管站过去没有，现在也是10多人……这些单位这些人都不能创造产值，却要给他们发工资，还要给他们建办公楼，盖住宅楼，配交通工具。这些都需要大笔的钱。钱从哪儿来?上面没有款子拨下来，只有靠自己“创收”。乡里又没有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也不多；有个乡就因为对个体户收税太狠，几十家个体户都纷纷停业，有的跑到外地经商。只有农民依赖土地的意识强，跑不了。但也不尽然，农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许多农民也被逼得逃离黄土地，去外面打工找生路。

为此笔者也调查过武汉市的许多菜贩，他们大都是离家出逃的农民，有的摆地摊卖碗卖碟。笔者问他们：“全家都出来生活糊得住口吗?”“慢慢混呗!但怎么也比家里强。”家里的责任田索性丢下不管了。村里怕抛荒就捡过来集体种，让群众摊义务工，粮食卖了刚好够交农业税和提留。有的村干部怕麻烦，也懒得管，荒了让你去荒，提留只等你过年回来再找你算账。自然抛荒者认为没种田拒绝交付摊派提留，但总不能让集体来交吧，为此常常扯皮打架把村干部的脑袋打破了，弄得村干部灰心丧气：“这破村长没球当头了。”

有的青年农民出去打工挣钱，把田留给老人妇女种。种田是苦力活，老人妇女自然种不来，粮食减产了，就更加亏本。有的家庭实在走不脱，但又不愿放弃出外挣钱的机会，因为光靠种田实在没法生活，就在县城打短工，农忙时节就回来伺弄一下，由于没有把精力放在种田上，春天马马虎虎下种，秋后稀稀拉拉收割。有的会做生意的农民索性把田抛荒，就是倒贴摊派提留也不在乎，免得责任田把自己捆在家里。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办大农业”，农民连责任田都不愿种了，还说什么“办大农业”?

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记得刚分田那阵，有的农民把铺盖搬到田边去睡，闻着清香的泥土气息和谷物成熟的芳香，心里该是多么惬意啊!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已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为什么现在农民这么厌恶土地、逃离土地呢?

不能怪农民兄弟不愿种田，因为提留摊派重，种田亏本。让我们看看农民摊派的名目有多少。上面为了监督农民负担，让农民心里有本明白账，特印发了《农民负担手册》，光上面的就有13项：农业税、林特税、计划生育服务费、育林基金、共同生产费、民办交通费、基本水费、公益金、公积金、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优抚费、管理费……

还有未写进负担卡的修路建桥集资、防汛费、村干部工资、五保老人供养费、现役军人补助费、牲猪防疫费、教育集资(仅此项就重复三次收费：乡教学楼集资，宿舍楼集资，村里盖教学楼又集)。还有自流灌溉费，天上下雨还要向农民收钱。建房费、治安费、以资代劳费、养老保险……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种种负担压在农民身上，黄土地能给他们生出这么多钱和粮食吗?

农民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生产出最宝贵的粮食，可得到的又是什么呢?这应了一句陈年古语“耕者，馁在其中也!”

有一个72岁的老爷爷，也许是老天有眼天照看，身体还算硬朗，或许是劳动人命贱吧!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种了一亩半田，卖了350斤公粮。这个乡卖粮是从来不取现款的，由村会计跟粮店结，代扣提留和摊派，多退少补。

过了几天，会计来到老人家，拿出账本，拨拉着算盘珠子，好一阵子，才算了出来：“还有155元钱!”

老爷爷脸上绽开了笑容：“剩得不少，这我也就知足了。”伸手去接扣除提留的钱。

会计瞪了他一眼说：“你老是糊涂了吧!这钱不是你该进的，是你该拿出的，你还欠155块钱的提留款。”

“啥?你说啥?”老爷爷愣了。

“不信，我算给你听听，”会计倒还耐心，又把算盘珠子打了一遍，嘴里念叨着：“所有提留款加起来是亩平250块，你的一亩半田，要交330块，你的公粮卖了350斤，折款175块，330块扣除175块，还剩下155块，所以你得交155块钱。”

老爷爷傻眼了：“种了一年的地，还倒落得一屁股债?我……我……我还种它干啥?”老爷爷的话被哽住了。

这个算法还没有把老爷爷风里雨里起早贪黑的工夫钱算进去，还没有把化肥、种子、农药算进去，那样一算，就亏了血本。

如果要农民把摊派提留一次算清，心里反而有个底，然而农民负担是一本无从算清的糊涂账。三天两天地只要上面一下达通知，农民就要出钱。乡里闹不好三天搞一个改水改厕达标，两天又搞一个什么“农业电气化达标”，再后天还来个“农村绿化达标”，一达标老百姓就要掏腰包。这几年，农村达标搞得有点走火入魔，滥而无度。据农业部会同国家计委、财政部调查统计，仅中央各部门下达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升级活动就有43项，加上地方达标项目，多达七、八十项。

据湖北省某县初步统计，近年来上级22个部门下达过45个在农村开展达标的文件，按要求全县需耗资近亿元，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一些地方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标准化要求之高，却令人瞠目。学校是“两层楼，六粉刷，砖墙铁门花园化”，派出所是“3511”工程(3个人，5间房，1辆摩托车，一部对讲机)，其实现在13人也不止，一栋楼房还不够住，一部警车加几辆摩托车，不是对讲机，而是用上了“大哥大”。某村要花上千元建起一个“青年之家”。

农民说：“你达标，他达标，叫俺农民吃不消；这达标，那达标，为什么减轻农民负担不达标?”

现在，一些部门办事不是从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实际出发，而是从部门利益和需要出发。有些摊派的名目之多、项目之怪也是你想象不到的。辽宁有一个500户人家的村，光《美报》就摊了330份；在摊派项目中还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党员活动费开支”、“村干部外出公关费”，其实就是村干部给上级某领导送礼，也要农民出钱。还有村干部开会午餐补助，搭车费。简直花样百出。

某村村民企业搞垮了，将亏空的20万元全部分摊到农民头上。有的村将村里亏空的陈年老账也分摊给农民，干部什么出钱的事，都要农民当“冤死鬼”。

一双双“黑手”都伸向农民，农民的负担还能不重么?

九、《决定》出台后，蒲圻再度发生农民负担自杀事件，根源在哪里?

一个又一个呼声，终于唤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关注。1996年6月4日，江泽民主席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

仅隔半年之后，10亿中国农民盼望的“13号文件”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它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哲学性、规范性，态度坚决，政策具体，操作性强，为如何减轻农民负担作了十三条规定。

文件规定这十三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逐条落到实处，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梗阻现象，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以前的文件规定凡与本决定不符合的，均以本决定为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对上述决定的传达贯彻要作出专门部署，首先向县以上党政机关干部传达，然后由各县(市、区)党委、政府组织乡、村干部学习，逐级搞好培训，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此基础上，将决定内容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并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党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13号文件”颁布以后，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1997年1月11日，“13号文件”颁布才10天的时间，文件上的油墨香味还没有散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的讲话余音还没有消失，“蒲圻事件”再一次发生，再一次震撼着各级领导人的心。“蒲圻事件”发生得太不是时候，真可谓是撞到“枪口”上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97年1月8日下午3时左右，蒲圻市新店镇彭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周宗波、村主任熊定济、副主任李新民、村治保主任周宗武以及镇计划生育“攻坚突击队”队员张国海、熊幼成等一行6人，来到七组村民熊金意家，收缴她家1996年所欠的690元各项负担款。

熊金意一家5口人，丈夫李堂斌老实巴交，滚子碾不出一个屁来，所以家里一般事都由她出面。这几年，他们夫妻俩勤扒苦做，泥里水里，风里雨里，种着几亩责任田，全家住着四间土坯砖房。

看到这一群人来势汹汹，熊金意没有好气地说：“你们收提留可以，但把我拖了这几年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交，不然的话，我是没得钱交的。”

“嗬，你不交提留款，你还蛮有道理是不是?”村主任熊定济说。

“我没说我有道理，可你们只晓得要提留款，我们反映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管，关键时候也得出出你们的难题。”熊金意的性格比较泼辣，不怕人。

“啥问题，你反映的啥问题?”村支书周宗波问。

“你们还装聋子，我不是连续两年就跟你们反映过吗?你们根本不当回事。我田里的面积算错了半亩，我每年都多出近百元的冤枉钱，你们是认为我们家堂斌老实，说不出话来是不是?”

“那我们下一步帮你重新核核就是，你把这回的提留先交清。”

“只听你们嘴说，没见你们行动，我先交清了，你们就赢了，就不管，一年年地哄人。这回你们帮我算好，差多少我拿多少，若要是不算，我一个子儿也不拿。”

“看这女人还耍起泼妇来了，你知道，来的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周宗波说着用眼睛对几位“攻坚队”队员扫了扫。

“是呀是呀!我们就是专治你们这些刁民恶妇的。”为头的张国海捋捋袖子，带着挑衅的口气说。

“什么人?还不是一群奴才走狗!”熊金意吃不住这个劲，索性骂了一句。

“嗬，你还骂人?冲着你这一点，我们就能关你几天。”

“关吧关吧!我们老百姓总是你们下饭的菜，要打要罚由你们。”

“哎哎哎，我说各位……”在一旁的七组组长李竹林怕事情闹大了不好看，就劝解道：“熊金意呢，是向我们反映过多次，说她家责任田的面积算多了，上交款项不合理。可我这个小毛毛组长，没权力解决，还得靠你们村里解决。若不然，我这个组长也不好做工作了。”

“总不能放着村里的提留款不收，给她算几天账?乡里要求这几天全部结清，耽误了完成任务的时间怎么办?”

“唔——唔……”李竹林没撤，只好摸脑壳。

李竹林组长反映的也是实情，熊金意不仅向组里村里反映过多次，而且还向乡里经管站反映过，要求重新核算核算，把多余要她出的钱减下来，但都未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尽管她对责任田的面积和负担颇有意见，但每年的上交款她都如数交清了。这回，一则家里拿不出钱，二则对村干部只收钱不办事早就有气，所以熊金意就“对抗”起来，“逼”他们管一管。熊金意家里的负担很重，两个娃子读书，大姑娘读初中，学校里要钱也狠，一年得上千块，还有今天这煤火费、课桌费，明天那考卷费、勤工俭学费，老师也变着法子要钱，实指望一年强一年，可好景年年盼，绿豆年年绿，提留摊派年年在增加，一年混得比一年差。

但支书周宗波哪管这些?他还是那句狠话：“你如果硬是不交，那就莫怪我们不讲客气，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走。”

“姓周的，你别不讲道理。”

“是我不讲道理，还是你不讲道理?来，我们撮她的谷作抵。”周宗波一声喊，几个“攻坚队员”和村里的主任等几个人就冲进她的屋，用袋装起粮食来。

熊金意自然也猛地冲向前去，夺他们的袋子，这可是他们一年的口粮，可不能让他们撮去。

见撮谷不成，周宗波又转而去堂屋抱走她的黑白电视机；熊金意见状，扔下袋子，又猛扑过去死命地夺她的电视机，这可是她家唯一值钱的东西。熊金意和支书一扯一拉，这个女人豁出去了，使出吃奶的力气硬是从支书手里夺下电视后又放回桌子上，用瘦弱的身子扑在上面。她已累得气喘吁吁，胸脯一起一伏。

此时，支书周宗波也累得不行，他一边喘着气一边说：“嗨!这小娘们还怪恶的，这么说我把你没得整?都像你这样抗税，那不反了天?”周宗波一边说着，一边又在寻找新的可搬的东西，他终于发现还有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对另外的人说：“把那辆自行车推走，不能放过了这泼妇。”

“攻坚突击队”队员张国海就跑上前去推那辆自行车。可怜熊金意这个女人顾得了这顾不了那，只得又去抓自行车后架，身子歪倒在地上，竭力地阻挡。那个张国海使劲地往前推，硬把车子带熊金意拖出了门槛外，熊金意的身子被门槛挡着，而这女人又不松手，张国海实在推不动，就气愤地猛地把车子一丢，车子歪倒了，砸在熊金意的头上，把熊金意砸得晕了过去。

趁这当儿，几个人赶走了熊金意一头300多斤重的猪。后来，七组组长李竹林出面担保说，三天内让熊金意弄到钱交清欠款，把猪赎回来。并加罚熊金意100块钱，加起来总额就是790元钱，到时如数交清。

1月9日大清早，怀着一肚子委屈的熊金意和丈夫李堂斌赶到蒲圻市去找正在市里开会的新店镇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去的不是时候，没找到人，镇领导恰好刚开完会回到镇上去了。熊金意又连忙赶回镇上，中饭都没顾上吃。当天下午，她又把其弟(她想到男人老实，说不出话来，就邀娘家弟弟)赶到新店镇，找到镇委书记李世大。李说：“我派人先调查一下，你们先回去。”

1月10日，李世大书记将熊金意反映的材料批转给包驻彭家岭村的镇纪委书记何炎华调查处理，何炎华因为当时工作忙，没有顾上去彭家岭村了解处理这件事情。

熊金意刚回到家里，乡里“攻坚突击队”队员张国海和熊幼成早就来到了家里，说前天你们母女把我们的衣服撕破了，如不赔偿，就要揍人。熊金意自然不肯承认，说：“你们说我把你们的衣服撕破了，可你们也把我的衣服撕破了，要赔都得赔。”

张国海、熊幼成同熊金意争执了半天，也没争出个结果来，谁也没有说服谁。末了，张国海揣紧拳头、咬牙切齿地对熊金意说：“今天我们不跟你搞，等着明天我们再来找你算账。”

他们两人走后，熊金意气得浑身打颤，想到自己为这事和他们硬顶，早把他们得罪光了，他们不知有多恨自己，说不定要寻个什么茬儿报复自己，民和官斗怎么斗得过呢?说不定自己这回要倒霉……想到这里，熊金意感到一阵后怕，悔恨自己不该由着性跟他们为敌的，她们这一家人肯定都没好果子吃。

11日下午，熊金意眼看三天的期限已到了，还没有见到上面的干部来调查，心里忐忑不安。

下午三点，天空布满了灰蒙蒙的云彩，像要下雨却又没下，山村笼罩着一种憋闷的气氛，叫人喘不过气来。没有一丝风，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一种池塘里翻出来的臭泥巴的气味，还夹带着死猫死狗的腥臭。突然一阵狂风不知从哪儿刮来，迅疾地刮进了村庄。村头的那棵老古树突然“轰”的一声，老古树的枝桠刮断了一股，轰然落地。像是一声闷雷，村里许多人都听见了，以为天要塌了地要陷了，这一声沉闷的声音挟着厉风，悲壮如天籁。

几乎在这同一时刻，熊金意将一包老鼠药义无反顾地吞进了嘴里，一缕幽魂就这样悠悠地、悠悠地飘向了天国……

李堂斌正在自己的责任田里给油菜淋大粪，开始也是被这天气闷得撕心裂肺地难受。不知咋的，左眼皮竟慌慌张张地跳动了二十五下，他用粗糙的巴掌拍打了两个眼眶，接着右眼皮又开始跳……他骇然预感到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这是怎么啦?他问自己，他实在闹不明白，冬日里这样灰沉沉的天气几乎是平常的事情，或许明天就会晴了，冬日里的太阳会暖融融地照在这田野里，村庄上……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刮得他睁不开眼睛。“这狗日的老天，作死!”他骂了一句，刚准备再挑担水渗进粪桶，女儿就急急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爹，爹，爹!快点，娘她……她喝药了……”

“啥?”他一惊，脑壳“嗡”地一声，差点晕倒在地上。然后，他粪勺一扔，摇摇晃晃地跑回家去。

“出人命了，出人命了——”老实的李堂斌跌跌撞撞在村里一路狂奔，一路疾呼，活像一个疯子。

熊金意没有被救活。昨天还是一个鲜活的人，今儿个就在这人世间消失了。

“金意呀!你死得好惨呀!ァ—”

李堂斌哭得感天动地，男人的哭如狼嗥，如牛嗥，山崩地裂一般叫人听了害怕……

“狠心的女人哪，你就这么丢下我们不管，自己享福去了，ァ—”李堂斌的嗓门哭哑了，悲痛而惨烈的哭声，宛若断线的风筝，日夜不停地飘荡在陆水河两岸，久久不能消失……

出了人命之后，镇委觉得问题严重，便采取捂盖子的办法，隐瞒不报。直到冤屈不能伸张的死者家属一把眼泪一声呼喊地到市委告状，上级才得以知道实情。

事件发生之后，知道内情的人心里感到非常沉重，对于人民群众请求解决的事情，那些拿着人民的俸禄的老爷们，只要稍稍作些努力，地方上便能解决。我们不禁要问各级的官员们，你们为什么不解决?人民给予你的权力，为什么不给人民办事，反而用来欺压人民?碰到该办的事情为什么互相推诿拖拉，逼得人们上访!这等官员要之何用?

新华社记者是1月20日知道消息后前去采访的。当记者一到，彭家岭村的群众都纷纷给记者提供材料。村民小组长李竹林也对记者诉苦：“上面年年喊减轻负担，我们的负担却一年比一年重。上面一句话，农民交不赢，村里的账目不透明，群众怨气大。”群众都一致反映，有些干部向农民收粮派款动不动就抖狠，撮谷赶猪，比土匪还厉害。蒲圻市一位干部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而有些地方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蒲圻事件”发生后，市委和咸宁地委及时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领导贾志杰、蒋祝平、邓国政、王生铁都作了批示，要求从严查处。20日，省委、省政府将这一恶性事件通报全省，并及时派出调查组赴蒲圻调查。市委书记樊仁富在元月下旬向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作了深刻的检查并要求处分。

不久，湖北省纪委通报了此次事件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对此事件负有事实上领导责任的蒲圻市委书记樊仁富党内警告处分。另外，经咸宁地委研究决定，分别给予对此事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新店镇党委书记李世大撤销党委书记职务处分，给予对此事负有一定责任的新店镇纪委书记何炎华撤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职务处分；给予彭家岭党支部书记周宗波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蒲圻事件”在全省上下引起了很大震动。许多地方的主要领导说，“蒲圻事件”给我们敲了警钟，省委对蒲圻事件处分十分严肃，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处理，追究县市主要领导的责任，这在湖北省还是第一次。

至此“蒲圻事件”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可以告慰死去的亡灵了。

十、警钟再次敲响，监利事件又紧跟着发生了……

“蒲圻事件”刚刚平息，监利又再次发生在夏粮征款中乡、区、村层层加码并非法拘禁致死人命的案件，不禁叫人扼腕长叹!看来农民负担的确是个顽症。中央下了文件，省里又补充了规定，领导人一再讲话，为什么基层干部不听命令，置文件规定于不顾，继续在导演农民负担方面的恶性事件。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项事件的发生经过，或许能从中悟出一些道理。

地处江汉平原的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茶埠村，老实巴交的陈国福、朱长仙夫妇，正为插不上秧而发愁。这一带连续半月没有下雨，麦子才收上来还没有打场，两个儿子在深圳打工，家里只有老两口和一个儿媳，没有人手，老天又不下雨，一家人心急如焚。

这年，监利县在夏粮征款中，乡政府、管理区、村委会层层加码，超过了目前村民们的承受能力，农民日子不好过。本来，监利县去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是湖北的重灾区，柘木乡又是重灾乡镇。今年，全乡农民三提五统人均5760元，占前三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26元的435％。去年重灾之后，收入减少。今年夏征，柘木乡在县里下达的任务的基础上增加了1558％，聂河管理区在乡里的基础上增加了7812％，茶埠村又在管理区的基础上再次增加了3218％。可想而知，农民承受的负担有多重。茶埠村夏征任务占全年任务的比例高达5934％。

管理区还制定了违反国家政策的“四不准”：不准用当年或历年村向群众所借的高利贷抵交；不准用村里应发本人或他人的工资抵交；不准用乡、区、村、组当年或历年的应报销发票抵交；不准用计息的办法缓交。目的只有一个：交现钱。茶埠村进一步规定：不能用去年农户因灾减免负担的应进款抵今年夏征任务，同时乡、区、村还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乡、区、村这一系列严重侵害农民利益，不管群众困难，强讨恶要的作法，上级并非不知道，却没有引起重视，及时制止。收款期间，好几个村民被逼得喝农药，虽然没死，但应该引起干部们的警觉和反思，及时收场，但他们仍然一意孤行，一条道儿走到黑。这就注定要出乱子，这就注定要闹出悲剧。

5月22日一大早，柘木乡聂河管理区副主任史能武带着茶埠村主任陈金福、副主任徐太平、村水利统计员王香莲等人来到陈国福家催收夏粮上交款。陈国福一看到他们这阵儿来收款，心里就有点发毛：这大忙季节，田里没有水，秧都插不上，政府也不管，催粮征款就这般火急。

这时，村长陈金福拿着账目翻了翻，说：“你家这次要交805元。”

陈国福说：“这次遭了大水灾，按政策每人要减免税费40块，我家128亩地共要减免500多块。你们把这笔款抵清后，还欠多少，我就交多少。”

史能武说：“管理区有文件，村组干部、民办教师一律不准用工资抵款。”

陈国福反驳说：“我一不是村干部，二不是民办教师，我说的这是减灾款，咋不能抵?政府没有现钱给我们，抵款都不能抵?那说减免税费不是个空的?”

史能武看到陈国福跟他辩理，很不高兴，不耐烦地说：“我不管你那些，我只晓得收提留，你如果抗拒不交，就是违犯管理区文件，就是犯法，就能搞你们。”

村长陈金福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地威胁道：“你今天必须交齐805元，跟你没有工夫说，不交就把你搞到管理区去坐牢。”

陈国福早就听说过管理区“有牢房，有打手”，如果把他搞到那里去，自己这把老骨头抵得住他们整?于是，他只有跟他们求情：“这几天，我家连零花钱都没有，夏粮还没有卖。说得丢丑，我现在身上只有3块钱，实在是拿不出来。”

“你别叫苦，叫苦也没有用，皇粮国税少不得的，你上午10点钟前必须交清。”史能武说完话就走了，一群人也跟他走了。

陈国福痴呆在那里，像雷打了一般，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这是逼命啊!成心要把人逼死。陈国福全年的合同款负担9587元，村里竟安排他家上交夏征任务80455元，占全年的8392％，差不多要他一次交清，难道这不是逼吗?加之收款时间过急，乡政府下发文件要求5月31日前完成夏征任务，管理区又提前到5月28日，而此时小麦还未收割完毕。没有法子，陈国福只好四处借钱，直到下午6点天黑才回来，垂头丧气，一脸黯然，因为他没有借到钱。

坐在屋里，老两口长吁短叹，彼此无言，晚饭也没有心思做。最后，老两口商量，左想右想想到村里的蔡元清有钱，他在做生意，收油菜籽，但人家不会这么白白地把钱借给他。于是，他们以耕牛作抵押，以月息4分的高利贷向蔡元清借了300元钱。但钱还没有凑齐，咋办呢?陈国福夫妇还是提心吊胆，心里咋想也不是个滋味，老伴朱长仙告诉他，听说今年夏季征款逼得紧，村上这两天就有三个人被逼得喝了农药，干部们知道后还是要收款，看来我们也跑不掉，这是劫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这些干部硬是逼命，家里又没有钱，借又借不到，那就只有以命相抵了，看村干部那个凶样儿，好像不是在要钱，而是要命，跟黄世仁差不多。没法子，那就只有让他们逼死吧，旧社会就是这样，官不要民活，民就活不成。

陈国福、朱长仙夫妇不敢在家里睡觉，怕他们晚上再找上门来，就躲到地里干活去了。其实，那天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天好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大地黑黢黢的像个地狱，四周一点灯光也没有，狗也不咬，村子湮没在黑沉沉的世界里，仿佛这个世界再不会醒过来。

这天晚上，陈国福、朱长仙夫妇背靠背在地里坐了一晚。过去追租，老百姓不敢回家，如今逼款，老百姓又不敢回家。好不容易盼到天亮，陈国福、朱长仙抹了抹头上的露水，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土，无力地往家里走。

23日早晨，陈国福夫妇刚从地里回来，村长陈金福、徐太平等5名村组干部早已守候在他们家。陈国福看到他们，脑壳都变大了，只好苦苦地哀求村干部，希望他们能发点善心：“去年受灾，家里只收了11袋谷，过年口粮都是借的，村里差我的款子又不能抵交，我实在没办法。”

“今天起码要求700元，不能少一分。”村长陈金福松动了一点。

“我好话也说了，求也求了，你们就这么狠心吗?”

“不是我们狠心，是政策不依。”

“政策还不是你们订的?就不能改改!”

“共产党的政策是能随便改的?”

“我不相信共产党有这样的政策，把人往死里逼。”

“你在骂共产党，你种的田不是共产党的?你吃的饭不是共产党的?”

“我没骂共产党，我是骂你们这些不通人性的干部。”陈国福逼急了，只好说起了牢骚话。

“骂我们就是骂共产党。”陈金福对于不听话的群众只有扣帽子。

“你们能代表共产党?你们只能代表共产党的败类!共产党都像你们这样搞，早就叫你们搞垮了。”

……

争执了半天，闹得很僵，村长陈金福使起蛮来，抓起一把椅子要砸陈国福，被陈国福的儿媳拦住。陈金福又操起木棍，要打陈国福：“打死你这狗日的。”

陈国福知道陈金福不是个好东西，原来没当村长就是一个地痞头，坏透了的家伙，可乡里不知咋会看中了这样的坏人，偏偏提他当茶埠村的村长，这东西当了村长后更了不得，专门想些坏点子对付老百姓。

陈国福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对陈金福求饶：“我该死，我该死，你就饶了我吧，大人不计小人过。可我这也是没得法，我昨天只借了300块的高利贷，实在是凑不齐了。”

陈金福把手一挥：“不行，把这狗日的搞到村委会，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陈国福赶紧把借来的300元钱全部交给了副主任徐太平，希望能对他宽大，不把他搞到村委会去。

这当儿，管理区副主任史能武来了，说：“对，按陈村长说的，对态度不好的人一律采取高压政策。把陈国福带到村委会去。”

于是，陈国福被几个村干部像押犯人一样推推搡搡往村委会里带。陈国福一路仰天长叹：老天爷呀，咋这么黑天呀?不要咱老百姓活呀!老百姓也没有犯着谁，老老实实，小心谨慎地过日子，这些黑官心咋这么黑?这么毒?不给老百姓一条活路……

陈国福被乡村干部带到了村委会办公室门口，史能武对另外的村干部说：“你们去把门打开，让这老东西先跪倒再说!”就要陈国福跪倒在地上。

陈国福一生没有给人下过跪，没想到如今却要给他的父母官下跪，他怎么也不肯跪下。一个村干部就用脚踢他的腿弯，踢了好几脚他才站不住跪下了。

之后，陈国福由史能武照看着，另几个村干部又把陈国福的老伴朱长仙也带到了村委会。朱长仙知道这回交不出钱，村干部不会放过他们的，抓她之前就已把半瓶农药装在衣袋里，万一逼急了，她只有死给他们看，不死是没别的路可走。

朱长仙被带来后，史能武说：“把他们都关起来!”村长陈金福就几下子把陈国福、朱长仙推进了村委会办公室，然后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神情凶恶地问：“说，你们今天是要钱还是要命?”

朱长仙看到他们已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开门见山地表示：“我没钱，你们只有逼得我喝农药算了。”她想，自己若要寻死，他们会软几分。

然而，她的愿望太善良了。陈金福不屑一顾地说：“你还拿死来吓我，你喝吧，你尽管喝，死了抬到我屋里去!”说完之后，把门关起来锁上，一群人都退出门外。

朱长仙彻底绝望了，这群黑心的狼不会通融，看来自己只有一死了。苍天啊!你睁开眼看看吧!看看我们老百姓咋过活法，我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于是，她愤然从围兜里掏出那半瓶早已准备好的剧毒农药甲胺磷，一口吞服了一大半约300克。等陈国福从妻子手里夺下药瓶已经晚了。很快妻子就痛得捂住肚子大叫，陈国福摇着妻子的双肩，大叫道：“长仙，长仙啊!你可不能寻短见啊!你这么死了不值啊!”

然而，妻子朱长仙痛得忍不住，挣脱了他的手，在地上打滚，用嘴啃地，用手抓地，指甲都抓出了血……看到妻子这副惨相，陈国福大声悲呼：“老天爷呀!你硬是把人逼死了就安心了呀!朱长仙啊!我的女人，你不能死……”

惨烈的哭声惊动了门外，附近的村民涌过来砸开了门锁，把朱长仙抬到十几里外的柘木乡医院，但由于农药喝得过多，加之没有及时送到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1时左右停止了呼吸。

朱长仙的死引起了村民们强烈的震怒，这些干部们逼，逼……早晚要逼出人命不可，这不，一个活生生的人硬是逼死了才撒手，这些乡村干部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当天下午，死者的亲属和乡亲上百人将尸体拖到了柘木乡政府大院，愤怒的群众把乡政府大院挤了个水泄不通，强烈抗议政府干部逼死人命的行为，要求严惩凶手。围观的人不断增多，附近的村民都纷纷赶来，发出共同的呼声，对惨无人道的逼命“阎王”进行了血泪控诉——

“这群恶官，以势压人，非要把老百姓逼死，安的什么心?要我们老百姓咋样活呀!”

“共产党是人民的靠山，可这群坑害老百姓的狗官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啊!共产党咋能要这样的人当官啊!”

“老天爷啊!为什么不睁眼，把这帮骑在咱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天劈雷打了哇!”

“看看这屈死的可怜人吧!天理何在啊……”

乡政府大院里，气氛异常火热，人头攒动，整个场面闹哄哄的。痛哭声、谴责声、质问声、喊口号声，揪人肺腑。人们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要求惩办凶手，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虽然停尸达5个小时之久，但没有损坏乡政府的半分财物。后来，县市主要领导及时赶到，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事态才基本平息。

5月26日，在朱长仙的尸体送往火葬场的途中，死者的家属用高音喇叭沉痛悲哀地讲述着事情的经过和宣读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13号文件。追悼会的场面很壮观，数十里外的群众自发地来了，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悲哀凄惨的音乐，大地沉浸在一种悲痛的气氛里。死者的家属反复不停地播放着朱长仙被逼死的经过和中央13号文件。送葬的队伍排成数十里路长，人们自发地为冤死的朱长仙送葬，高音喇叭的声音悠扬激昂，沿途有数万人围观，为死者的不幸而愤怒、悲叹……

朱长仙被逼死事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村民们愤怒地说，朱长仙一家老实巴交，借了高利贷还款，乡村干部还把她逼死了，心太黑。群众纷纷议论，中央如果不采取铁的措施，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没有活头。据县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茶埠事件发生后，群众的波动情绪很大，荆州市委和监利县委立即查处此案，检察机关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干部动不动就整老百姓，今年3月以来，这个县已发生过三起非法拘禁农民案，涉及到三名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和一名司法所长，有的仅因“顶撞领导”就把群众关起来，有的还弄到电视台公开亮相，如果这种违法现象不制止，发展下去很危险。荆州市委农工部何文富部长说，茶埠事件给我们的教训很惨痛，这个问题发生在13号文件后，说明政府部门贯彻、督办、检查不够，虽然出在基层，但上级干部有责任。其次，要对乡村干部进行法制教育，不要动不动就关人铐人，这也暴露了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的问题，前一天下通知，第二天就收款，实属强人所难。第三，群众也必须学会依法保护自己。

监利县委书记张琼江说，中央13号文件一再强调不准再发生恶性事件，监利却发生了乡村干部收款非法拘禁致死人命案，我们感到很痛心，对上对下都不好交待。

省减负办副主任张清林说，中央13号文件下发后，省委下那么大决心贯彻落实，而下面有些干部却督办不力，落实中央决定出现“断层”。看来，对减负工作难度不能过于乐观。

省委副书记邓国政指出：中央13号文件贯彻这么长时间，在有的地方仍无视有关规定，应严肃查处，决不能姑息迁就。

在笔者发稿之际，荆州市委、监利县委的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地调查处理之中。事情虽然还没有等到结果，但心中像是压着一块沉重的铅，时时感到阵阵疼痛。为什么中央13号文件发出之后，还有人敢置政策法令而不顾，再次闹出人命案来?为什么中央一再强调不准再造成农民负担的恶性事件，而他们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由此看来，减轻农民负担任重而道远……

十一、减轻农民负担，任重而道远

我们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我们的某些工作为什么总是陷入被动?尤其是减负工作，为什么总是等到问题出了之后，尤其是出了人命案后，才会引起注意，引起重视。

固然，出了人命的地方会引起震动，引起重视，那么还没有死人的地方问题就不严重么?从几起死人的地方的农民负担看，虽然说重，但也不是特别重，主要是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粗暴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就笔者调查的大悟县三里镇舒山村的情况看，比几起死人的地方的农民负担重多了，但农民没有闹事，如今他们还在默默地承受着并未减轻的任何负担，只是没有出现人命而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看来中国老百姓的忍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除非你把他们逼得过不成日子。

笔者对舒山村的群众作过详细的调查，帮他们算了一笔账，他们说，种田不仅不赚，反而倒亏，不种田吧，又没饭吃，可农人不种田又干什么呢?种田摊派提留又重，一年忙到头，累死累活，收点谷子全卖了还不够交负担款，到头来还是个白种，反晒死几层皮，要不是搞点山上的其它副业，那连裤子都没穿的。都为了这张嘴巴要吃饭，人为了一张嘴，好难。

舒山村五组的吴世强，他家8口人，责任田85亩，三提五统为2500元，还有未写进负担卡的乡教学楼集资人均60元，全家合计480元，修路集资人均20元(后来听说又补集了)，合计160元，新增农业税14563元，村教学楼人均150元，全家合计1200元，板栗提留360元，建房税18元。还有各项生产资料投资都得打进成本。化肥12包，每包35元，计430元，种子15斤计180元，农药共100元，农具折旧和换新100元，总负担支出为547363元。再看他家的收入：卖公粮2000斤计1200元，两头猪1000元，板栗1500元，花生360元(其它花生不能卖一分钱，只能吃油和留种子)，其子民办教师工资年薪900元，总收入为4960元。总收入减除总开支(负担)，还倒负71363元。吴世强66岁，每天起早摸黑勤扒苦做，儿子在村当民办教师，尽管年收入仅900元，但他依然不忍放弃。吴老师两个儿子，一个中学未读完，一个勉强读完中学不得不外出打工(倘若不打工，家里生活更难)。吴老师的妻子除了干农活外，便是打猪草，忙得屁股不沾凳，养两头肥猪算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了。我问他们，这负担卡是哪级单位填的?他们说是乡里填的，我一看“三提五统”栏目都填满了，而前面的田亩面积和纯收入却空着，叫人查起来没有依据。而乡政府给上面的报表上却是人均纯收入为1235元，不知这个数字是怎么虚构出来的。许多农民都说，那是不着边的数。

有的地方干部抱着过去那种侥幸心理，认为群众没闹事，能糊就尽量糊，把老百姓糊住了，摊派提留拿出来了，自己的工作任务就完成了。有的干部对13号文件不积极贯彻，甚至对群众封锁消息，怕群众知道了文件的内容。同时，更涉及到干部自身的利益和关系，因为农民减了负，干部就“减”了“富”。有的职能部门巧立名目向农民伸手，或者在规定之外加码集资收费，实际上并没有把全部资金用于办事业，而是借机为部门谋利。鄂州市汀祖镇城建办公室违反规定向农民收取城建配套费18万多元，两年多时间内，城建办几名工作人员吃喝高达15万多元，平均每天近200元。

据笔者在广水、大悟农村调查时发现，百分之九十的群众不知道中央有个减轻农民负担的13号文件，他们说能不能给他们看一下?可以想象这些干部居心何在!

而有些地方却恰恰相反，群众从各种渠道找来了13号文件，翻印、传阅，把许多条款都弄清楚了。但好多农村干部包括一些主要领导，对减负政策不熟悉，有的连“三提五留”包括哪些项目都说不明白，下乡检查，都搞不清哪些是合理负担，哪些是不合理负担。有些明令禁止取消的收费项目，连农民都知道了，有些干部还稀里糊涂。

是的，正像一位领导说的，群众可以用政策法令来保护自己，向上反映情况。但上访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怎么办?往往这时，群众就倒霉了。乡村干部的报复思想严重，对上访反映问题的农民经常严加打击报复。笔者手里就有一份资料和照片。1987年3月初，红安县丰岗乡李忠恕村老支书李学强和村民李敬明，到新闻单位来反映过负担问题，乡政府知道后大为恼怒。3月24日，丰岗乡政府党委副书记邱某带领“棒子队”10余人闯进李敬明家，将门锁砸开，正好李从外面回来，问他们干什么，邱说：“你心里明白。”之后，抓起锄头在屋里乱打一气，把水缸、家具、水瓶、茶壶、碗碟几十件物品全都打碎，并将花生油、大米泼散一地。然后，几个人一哄而上对李敬明拳打脚踢。这时，李妻被人从地里喊回来，“棒子队”又一哄而上，不问青红皂白，对李妻王艳花进行殴打……后经医院诊断，王被打成脑震荡，还吓成神经病。李敬明到处告状也没人管，上诉法院也不受理，李敬明的情绪坏透了……

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曾走访过湖北荆门市五里镇农民陈邦明。1996年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反映学校向每个学生收取300元义务教育保证金的问题。后来，镇中心学校教师便把他的孩子弄到大会上点名罚站，当众羞辱：“这就是向记者告我们状的陈邦明的孩子。”

据调查，近几年因农民负担引发的案件不断增多，但处理都很困难。尽管湖北省1994年就颁布了《关于违反农民负担管理政策法规的党纪政纪处分暂行规定》，但实际执行阻力大，连处分一个村干部都有不少领导说情。即使处理，也是避重就轻，考虑的是保护干部，把群众的利益丢到一边去了。对干部的处理不重，就没有威慑作用。通过几起案件看，多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干部大都是给予撤职或党内警告处分。对此，群众颇有怨言：警告处分算什么?又不痛又不痒。留党察看更没有用，就是撤了他们书记的职，可他们还是干部，过两年又爬起来了，还是当一把手，可老百姓就一条命啊!死了就活不转来。有的地方出了事就拿几个棒子队员开刀，难道领导不让他们干，他们敢瞎来么?他们不过是打头阵成了炮灰。就是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村干部也没有处理很重，大不了撤个职，按说他们逼死了人，虽然不是直接杀人，也是间接杀人，不判死刑，也该判个无期，可都没有这么判。这叫咱老百姓心服么?上面老说减轻农民负担，不惩治这些贪官恶官，最终还是没有用……

正因为群众有意见、有怨气无处发泄，有的农民索性编出了对联贴在门框上：“防火防盗防干部，保吃保穿保平安。”还有的农民编出民谣当歌唱：“中央是天晴，省里起乌云，县里发大水，乡里淹死人，老百姓喊救命!”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消极影响。希望干部们听听群众的呼声。的确，中央的政策好，可一到下面就被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有的干部明明自己有问题，却一味埋怨群众觉悟低，甚至把群众当“刁民”。到底是群众“不好管”，还是领导“不会管”?我们的基层干部应该责问一下自己，一年到头究竟到群众中去了几次?现在有些地方不是群众不听话，而是群众听不到话。有的干部埋怨记者老曝光，老听群众的话，可他们听了群众的话没有?听了群众的，也就不会发生大的矛盾，大的冲突。有的地方乡镇干部，没当上两天领导，就开始在县城营造自己的“家”，为将来进城作准备，吃、住在城里，早晨8点钟坐小车上班，下班又乘小车回家。有事就用电话、“大哥大”遥控指挥。这样官僚作风的干部在群众中还有威信吗?群众还会听他的话吗?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减负已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许多地方已积极采取措施，出台新的办法。如全国农民负担观测点汉川县的办法是，把减负工作纳入干部目标管理。年初，县委、县政府一把手和各乡镇、县直各部门一把手签订了减负工作责任状，年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当地基层干部说，这个责任状不仅把党政领导“套”住了，也把涉农部门的伸手问题管理住了。有的地方对群众反映最大的村组财务混乱状况进行了清理，村财务由镇代管。有的地方由纪检、监察、农委、经管局等职能部门成立常年“督查督办队”，巡查督办农民负担的重点问题和案件。有的地方法庭已开始受理涉农负担的案件。有的地方在清理乡镇和县直属部门的编外人员，减少干部编制，实行“消肿”……

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减轻农民负担这个喊了千万遍的话题才有希望。

国务院领导姜春云指示：“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一抓到底，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这是我们党的作风。

多一些忧患意识，少一些盲目乐观，这于我们有益。

责编杨新岚

分类：纪实文学 作者：杨豪 期刊：《当代》199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