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太行旧事

国民党新五军教导大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委书记李建恭，亲自陪送该校二队指导员、地下党员赵显黄到抗大一分校是在1939年4月份。赵显黄来报到时，抗大这期的学员已近两千人。学校把赵显黄编入第三十队。

交待好赵显黄党的组织关系，李建恭还不放心，又向校方人员交代：赵显黄十三岁起就追随革命，为人热情肯干，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知识面较广。但他思想中骄傲自满的毛病也着实严重。希望校方在抓紧教育改造他的同时，注意他的这些特点。最后李建恭还补上一句：此人如果能认真改造，不失为一个人才。

手续办完，李建恭就要回教导大队去了。分手时，他又告诉赵显黄：“外面来的知识青年，在根据地人称‘洋包子；本地干部，人称‘土包子。别看我们这类‘土包子土，但是执行着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你在此地要注意这两者的团结问题。要尊重本地干部。”赵显黄表示“记下了”。

抗大一分校此时的地点是在巍巍太行山的壶关神郊一带。与延安的抗大比，相对来说，一分校是前方。为保密起见，对外称“太南游击司令部”或“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

这里的生活是艰苦备至而没有什么浪漫情怀的：校方需用三分之一的学生，轮流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运粮。为了省水，习惯是毛巾干擦而不沾水。约一牙缸的水，先刷牙漱嘴，再洗脸洗手或洗脚净身。受日寇和国民党的封锁，有时，几天几天的无油、无盐、无菜。大家以为能吃上小米饭加酸醋的山药蛋吃食，还算“不赖”的生活呢。尽管如此，这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使自己百炼成钢，他们极少叫苦。

共产党办这所学校，是为培养大量干部去带领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发展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每天清晨，赏们在十分钟的跑步后，就得给房东的水缸挑水，为班里准备用水，然后清扫室内外卫生，领取饭菜等等。白天上《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等理论课，晚间举办讨论会。还有出墙报、抓空学唱歌曲的任务。他们上课大都在露天。同学们坐在背包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边听边记。在早春天气，就到避风向阳的崖畔上课。坐久了手脚麻木，教员或是值日队长，就发出口令让同学们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再坐下听课。困乏了便唱支歌，调剂一下精神。这所学校享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声誉。

师生们除完成教学训练以外，还负有深入发动群众、建设当地民主政权的任务。

赵显黄听了李建恭临别时叮嘱的话，虽也出自内心地点了头。其实，他并未真懂李建恭告诫他的话的含义。赵显黄以为自己是个红色家庭出身的“自来红”。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和宋教仁的亲密战友，不折不扣的民主革命先驱；他大哥大嫂在大革命当中，双双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大姐夫妇，至今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他自己也是个共产党员。这会儿他还根本没有弄清组织上入党和思想上入党的区别。

赵显黄在同学中迅即成了突出的学生。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因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日寇入侵，自己决心“到民间去”与农民结合，曾回乡亲自种田，干起农活来确实是模是样。他还经常抢着去远道背粮，很能吃苦。在太行山成天走山路，一双脚满是血泡，他从无怨言。大家选他负责俱乐部的工作，他干劲十足，搞得有声有色。他先搞读书会。读书会每两周座谈一次。一次是他引导同学们阅读时事政治读物；一次是组织大家“啃”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在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中，他还负责解答问题，趁机大发议论，宣传马列主义与党的主张。他负责的墙报令大家兴趣盎然。他办的歌咏队，在背粮、吹柴途中和休息时间，适时地鼓动大家情绪，从而减轻同学们的疲劳；砍柴时，有的同学不识漆树，误砍中毒后，全身红肿，连衣裤都穿不上身去。赵显黄懂自然科学，他教给大家植物知识，大家再去砍柴便可避免发生这种事情。

他被共产党支部遴选为助教。选举党支部委员时，他又以高票当选。这一个阶段，他觉得在这里如鱼得水，真是心情舒畅。

偏偏这个时候，陕甘宁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上空，战云密布。胡宗南正筹备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在山西从严与共产党“磨擦”不断；日寇在酝酿着出动五万兵力进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中央命令抗大一分校立即转移到敌后的山东根据地办学。

1939年11月17日，抗大一分校宣布结业。三十队的学员已经做完鉴定准备分为三个大队转移。赵显黄本人的鉴定也已通过，还给他发了一张共产党员登记表。他们组织了临时支部，他还被选为支部委员。第二天清早，他和同志们一起，准备到新建的豫东队报到。

突然，三十队党支部组织干事跑来通知赵显黄，组织股长找他谈话，还叫他带上发给他的共产党员登记表。

他疑惑不解。谁都知道革命队伍里流行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组织干事找谈话。”一般说来，“内部矛盾”多数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处理。等到组织部门谈话，问题就严重了。

组织股长宣布：抗大一分校共产党总支已经决定：停止赵显黄的党籍。

他一时觉得天旋地转，火爆爆地问：“为了什么？”

对方沉着脸说：“为了健全党。”看他还不明白，才又补充说：“一部分不够共产党员标准的同志，这次都得停止党籍，以后算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如果在工作上表现得好，党组织到时自然会恢复他的党籍。”那位股长说到这里，又耐下心来补充了几句。见他仍然是一脸茫然，就匆匆忙忙地对他讲：

“我还有别的会。”他把赵显黄手里的共产党员登记表收回去之后，走人了。

赵显黄再糊涂也明白了事态的严重。

这次谈话不过十来分钟，赵显黄可足足思考了一整夜。

总算明白这十来分钟谈话的要点：他一贯自高自大，不相信共产党。有次没有被选上支委，他就闹情绪。他自己虽是个共产党员，却把别的共产党员当成敌人。他虽参加了共产党。对党却缺乏组织观念。说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斤斤计较个人名誉地位。

顺着组织股长指出的线索，他思来想去，回想起他在三十队发生过的一些事：

七月份，有位姓魏的教员给学员们上课。讲“中国问题”时，魏教员说：

“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

讲完了，他没有再作透彻的解释。有些怀有成见的同学课后便说：

“这是他们共产党的宣传，”有人又补充说：“不这样说，还能怎样说？”

又一次，还是这位魏教员讲课。他讲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战争才会成功。”也没有往下细讲。

于是同学中的怪话就出来了：“辛亥革命怎么成功了的？”“土耳其的革命也没有共产党呀！”“西班牙革命有共产党还不是失败了！”

赵显黄当时和班里的几个人，便和那几个同学激烈地争论了起来。

赵显黄说：“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讲，就不能叫成功了。”“发生土耳其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比较疲困的时候。它们国内阶级矛盾比较起来还不是很深刻，而且，土耳其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也不如中国大。同时，它没有苏联的帮助，所以它和中国的革命不同。”

“西班牙则因国土太小，它和中国的地方大、人口多不相同。它还来不及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再则，它坚持对德、意作战几年，给帝国主义以重大的消耗，这正足以证明共产党在中间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场辩论以后，赵显黄特地去向副指导员和浅汇报了以上情况。又向那位助教提意见，要求在讲课中：“既提出新问题，讲解就得透彻。”那位助教听后也表示同意。

赵显黄既是党支部委员，又是俱乐部主任，更是墙报主编。一向“见事做事”的他，就主动这样干了。墙报上问答栏里花花绿绿地贴了一墙。在周围来回走这么一趟，看上去觉得这工作搞得真够“轰轰烈烈”的。他正在自我欣赏，谁知大队部来队里检查工作的领导干部见了墙报，大吃一惊。告诉他们队的指导员：

“要当心反动分子借墙报活动。”三十队的指导员汪放铭便把赵显黄叫去问：“谁让你这么搞的？”

赵显黄说：“自己出个题目，做点文章，完全是在俱乐部工作范围内的权利。办墙报的常规嘛。”

他哪里想到：这个班里既有当过国民党尉官、校官的，也有当过国民党县长、军阀阎锡山的政训处主任的学员。他更加不清楚：在统一战线旗号下，国民党还曾派人来校“视察”。实际上是借了解抗大的“情况”之名，来这里搞特务活动。共产党员连遇事要先请示汇报都不懂，赵显黄这时候还说：“为什么把这点小事看得如此严重？惊慌失措的。”汪忍不住向他大声喊道：“党支部对小问题的注意是正确的。你这样随便批评党支部‘惊慌失措，是再犯错误。”

赵显黄更加想不通了。

以后在各方的压力下，他勉强承认了自高自大的错误并表示愿意接受处分。最后党支部以“改选支委”的形式，把赵显黄从支委里选了下去，表面上“了结”了这件事，实际上这一笔已经记在赵显黄的账上。

哪知，从这件事又引发了另一件事：

那姓魏的教员听到陈助教反映过去赵显黄说过的话，以后又听说俱乐部办的墙报把那些怪话当问题提出了，就把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认为赵显黄对他的教课不满才故意拿问题刁难他。魏就把赵显黄喊到教员办公室。

两人一见，魏教员劈头就问赵显黄：“你上过什么学校？”

一向自高自大的赵显黄故意和他较劲。魏教员气得双手在桌子上乱拍，他说：“你居然说抗大的教员不该宣传马列主义！”又喊道：“你敢说共产党不对！”

赵显黄也嚷道：“你讲出来，这话是我对谁讲的？现在我们就叫陈助教来对质。”这一天，自然不欢而散。不能高高兴兴服从组织决定的例子在赵显黄身上也有几次。

大致也就是这么些理由，就构成了给他“停止党籍”处分的主要因素。

不过，最最要紧，然而决不能跟他本人见面的理由是：他的社会关系“复杂”。

表面上他大姐夫是国民党大官，其实，他大姐夫岑润初、大姐赵元槐与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是由周恩来、董必武等党中央的负责人直接掌握的。不知内情的人看来，理所当然的要视为赵显黄社会关系“复杂”。平日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一些组织手续来调查了解，甚或对误解者作些解释。这时，阎锡山的“12月政变”和日军发动战争在即。抗大一分校才决定到山东根据地办学。临走以前自然需要“清理队伍”。工农同志从赵显黄量的一贯自高自大，对共产党和革命同志采用“敌对”态度，他的社会关系又这么“复杂”，不“清理”他，还“清理”谁呢！

赵显黄不服。他打报告给豫先队的领导。报告递上去几天以后，队伍部召开了一次会议来“帮助”赵显黄认识自己的错误。

平时气昂昂的赵显黄，刚接到他爱人任晶的来信，那信的内容，叫他好生了一顿气。这时，任晶从延安抗大刚毕业，分配到豫东文工团工作，加入了共产党，还当了党支部书记。她在信中居然嫌他“思想落后”。任晶说：“本来这次我俩是可以在豫东见面的，可是，你政治上不进步，受了党的处分。党支部不让你去豫东，这次不能见面实在怪你自己。”赵显黄一见此信，不吃不喝，病倒在床好几天了。

在“帮助”赵显黄的会上，连病带气的赵显黄可就出了洋相。许多赵显黄记不起的事，一一被抖搂出来。教中国革命史的陈教赏说：五月份他上课讲了一句“太平天国把土地问题解决了。”赵显黄就不依不饶地在下面说闲话。有天赵显黄和一个同学，去校部办事，路上赵便和那个同学谈到他对教员不满意。其中就举了陈教员。那位同学虽是个“非党”同志，可是受了党的教育后提高了认识，对他那么举姓道名，振振有词地背后议论教员，觉得他这个共产党员，怎么这么自由主义，怕不大对头，就汇报给领导了。

赵显黄一听就急了，也忘了形——他居然忘记了这是在开他的会，不是开人家陈教员的会。发言的人话都没有讲完，他马上插嘴说：

“不管怎么说，你这话也是错了呀。”

那姓陈的教员大声说：“没错。我小时候就听祖母说过，太平天国把南京城附近的土地都分了。”

赵显黄马上回嘴：“什么！你现在还说太平天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他又进一步反问：“你还说过佃农就是长工吧。你应该懂得，佃农是土地的租户，当然也可以同时是长工。可决不能把佃农与长工等同。佃户如果还帮人做工，也只能说他具有两重资格。”

那位陈教员便依据他读过的解放社版的《近代中国革命史》来顶他。其实，赵显黄是查过那本书才有把握说的。陈教员只凭错误记忆，又说错了。赵显黄在会上那么一通张牙舞爪，对别人的话总是一递一答，本来就够叫大伙儿看不下去。这时他居然一脸冷笑，叫陈教员脸上真下不去；不管他说得多对，都让人们没法接受。这本是开他的会，他在会上跟人唱“对口曲”，显得特别张狂。那些根据地生长，惯于听上级说啥是啥的同学，算在这个会上开了眼界。

下面的事就更令人哭笑不得。

一位年过半百、农民出身的司务长站起来指着赵显黄说：“你这人我少见。我见你身体不好，为了帮助你，要你注意身体。我悄悄地背着人问你，是不是手淫了？你翻着眼瞧我，一句话不说。有次我病了，你马上报复地问我：是不是我手淫了。我几岁，你几岁，你能对同志这么尖酸刻薄？”

这是一揭发贴近生活，刺激感情，立刻引起公愤。会场上众人嘁嘁嚓嚓低语起来，有人当即斜眼瞧他。赵显黄平日“风流才子”气派十足的威风劲，这时在群众的愤怒中略有点“打了下来”。于是，形形色色的“意见”，越发地多了起来。

另一个总被赵显黄目为“土包子”的共产党员又说：“赵显黄一向是目中无人的。他是有心和教员竞争的。他给同学上补习课，夸夸其谈。做俱乐部工作时，又目无指导员。有次布置突击学习，他什么事情都布置好了，才想起请指导员来讲讲话。这个星期和指导员商量了下星期召开一个什么会，到了那天，他不理睬队长，却直接找区队长吹哨子，由此引起队长的大不满；赵显黄还怪指导员不给他向队长解释，说是‘用这个来构成他的罪状。有位区队长找他谈话，他觉得‘和你解释不清楚，竞要求人家‘停止谈话。他还傲气十足地说：”越谈越误会，还是以后到指导员那里去谈吧。”

又有一位排级干部的党员站起来作补充：“教员过了钟点没有来上课，赵显黄也要跑到队长那里叫队长去催。一位程度高些的教员来上课，他听了满意，他也要提意见叫人家不要缺课。”大伙儿的结论是：“他想指导一切。”

赵显黄的毛病说到这个节骨眼，也就暴露得差不多现了原形了。这个会开的时间够长的，从晚上八点起，都开到快大半夜了。赵显黄对别人提出来的意见，人家说一句，他驳一句。可见，赵显黄本人根本不虚心。支部书记看他这么对待会议上的意见，觉着别人再提多少，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就宣布散会。

尽管赵显黄在三十队这么不顺心，他还是认真对待工作的。除办好了最后一期墙报外，凡分配给他帮助学习文化的同学，他都耐心帮助，在结业考试中，成绩都考得很好。

1940年的1月5日，校方突然把赵显黄调回教务处。教务主任方斌对他说：“现在，党组织决定叫你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去西安你自己找关系吧。”方主任又交给他十元国统区使用的“法币”和一张“路条”（也叫通行证），又叫炊事员炒了几个菜，配上平常谁也吃不着的白面馒头，给他送行。

此时，阎锡山已经发动了“12月政变”。阎在晋西北的两个军向抗日决死队进攻；晋东南的阎锡山军和蒋介石的军队也在日军的配合下，夹击上党地区的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一分校的空气确实一天比一天紧张。

赵显黄听见方主任的话傻了。他这会儿明白共产党不信任他了。平日的伶牙俐齿全没有了。对那罕见的炒菜和馒头，他瞧也不正眼去瞧了。

方主任看他平日工作还是不坏的，就又补充说：“因为现在革命更艰苦了，怕你吃不得苦。”又问：“你和新五军有什么关系？”“要不你还回到新五军？”

这时赵显黄才清醒过来。

他就说：“我到一分校是新五军的共产党组织送我来北方局，再由北方局介绍来的。新五军教导大队的大队副岑润初是我大姐夫。他很进步（他也不敢公开说他大姐夫妇就是潜伏在孙殿英处的共产党员）。新五军教导大队名义上是孙殿英办的，可他那里的教员多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去的。我大姐夫因为听说我病了，打发人给我送了点东西来。关于我和他的亲属关系，新五军是可以证明的。”

他说了这些话，才多少意识到：这次发生的事与作为孙殿英的新五军少将副师长的岑润初，派人送东西给他有关。

赵显黄认为：他是被“开除军籍”了。叫他到西安“自找关系”，作“统一战线”工作，还不如说是叫他去西安当特务。他气哼哼地想：西安与延安这界线我还能分不清？

从此，他成天迷迷糊糊，少吃少喝，可他就是不走。他想：千真万确我赵显黄是来参加革命的。谁赶我也不走。

他怎么也想不通的还是：本来是“停止党籍”嘛，怎么又升级到“开除军籍”了？

他跟校方争论这些是非的功夫，抗大一分校东进队伍出发了。更为不幸的是：赵显黄的档案，也在“12月政变”时，校方“空舍清野”（敌人来前将房中的物品、粮食找地方藏起来）当中弄不见了。赵显黄的领导和同学都走了，从此，这地方谁也说不清，他赵显黄究竟是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的真实原因了！赵显黄这会儿虽然没有被赶走，可是，他已经不在“编”了。

他算是自己赖在那里的“编外”人员。

眼睁睁地见同学们改造收效、弃旧换新、满怀豪情地向山东出发以后，赵显黄躲开留守大队的同志们，找了块僻静处，一点气力没有地躺在冰冷的地上。趴在冰冷地上的赵显黄就号啕大哭起来。眼泪流湿了面前的一摊黄土地，鼻涕还挂在脸上。一时间，他常务精神难以承受。再一看，前面就是悬崖绝壁，他真想立时跳下去。他大声地向天空叫喊着：

“舍生崖呵舍生崖！难道这里就真是我赵显黄的舍生崖？”

他现在是一个人趴在野地里。就是他真的向那边的悬崖跳了下去，谁人知道？他现在是含冤莫白呀，党组织从政治上怀疑他，就连一齐长大的妻子任晶，都说他“落后”。纵然他跳下悬崖，死了以后，怕用一百张嘴也辩不清，他是不是“落后分子”、“反动分子。”

想到这里，他清醒了。活动一下身子后他爬起来望望周围，幸亏没有别人看见他这个一向自称“硬骨头”的人，一下变成“包”的样子。这哪是他呀！他赵显黄应当“虎死不倒威”嘛！

他立时抹干眼泪，擦净鼻涕，站立起来，气咻咻地大步往教务处驻地走去。

他要不断早辩！直到沉冤大白。

于是，他在太行山石头屋里的小油灯下、在黎明的微曦里，用那双冻僵的手拿杆破钢笔，间或载个“手闷子”保保暧，蘸着墨水，一页页地写下去。今天向袁部长、明天向黄书记、后天向何校长，发出了一份又一份申诉。

首先申辩他来历清楚；其次承认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思想中有许多错误，但不是反党，更不是“阶级异己”。开除他党籍是“罚不当罪”，处理错误。

终于，申诉起了一定作用。留守大队负责人宣布留下他，暂且编入留守大队。等抗大总校由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挺进晋东南。他可以跟留守大队一同归入总校建制。但是，要他到新五军去取得一份有关他身份的证明。因为，这里没有人弄得清楚他赵显黄到底为什么受处分？受的处分到底是“停止党籍”还是“开除党籍”？怎么又上升成了“异己分子”，闹到“开除军籍”？

出发到新五军那时的所在地——陵川去取证明的那天，二十多岁的他像个垂老之人。他折断了一棵树枝，当做拐棍，借了件皮背心穿着，还怕身上进风，又找了一条绳子捆在腰间，独自上路去了。

陵川县志上说陵川有的村庄：“东有马东岭之屏障，西有白桦山之阻隔，北有王莽岭之险峰，南有清巍峰之对峙。”它看似说的某一个村，实际代表了当地的地形地貌。赵显黄要去的地方必须经过那一条条小道。有的地方，窄得只容半只脚，人得一步一挪地走；有的地方甚至还要“蹭”。那种地方，遇上一个转变，一步没站稳，兴许就掉进了几十丈深的峡谷。此时快到旧历年，气温又在零下，赵显黄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可不是当年徒步去贵州找其美如玉的心上人任晶求婚，而是去那个倒霉的新五军，索要本已证实得无需证实的“问题”的证明。

哪知，等他一步一挪地走到了陵川，主持队务的大队副，也是他的大姐夫岑润初公出未归，地下共产党工委书记李建恭也不在，据说都到洛阳去了。见到的是队里的工委副书记李可。他告诉赵显黄：按照共产党的规定，不带抗大党组织开的介绍信，索要去了证明也不能生效。

又是一次五雷轰顶。好不容易带病走到陵川，可是取不回证明信。原来，新五军共产党的组织，如果直接向一分校的共产党组织写证明材料，那是违反党的规定的。只有一分校去电报给中共北方局，再由北方局向新五军的共产党组织去查，他们新五军的共产党工委写的证明才管用。

李可说清楚不能给他开证明的信的道理，赵显黄苦笑了。有什么办法？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吧。

他把新五军共产党工委的答复向留守大队的管理股赵股长说了。赵股长答复他：可以替他找党组织致电北方局转新五军。

1940年3月份抗大总校，从延安迁来了。

到处都是热烈的歌声：

你们迎着十二月的寒风，在冰雪里度过严冬……我们天天想着你的名字，计算着你们的行程，盼望着我们胜利的会师……

就他一个人热烈不起来，他在“编外”。直到留守大队由太南转移到太北并入总校。阎锡山发动的“12月政变”已被平息。撵赵显黄走的事就再也不提了。但把他放在招待所里住着，好几个月也不分配工作。

闲住招待所，他算是够了。他就要求领导“随便分配一个什么工作，哪怕是事务工作都行。”又等了一些时候，一分校的领导，终于决定叫赵显黄到行政科当伙食管理员，管一个大队的伙食。后来职权又扩大，管一个小合作社，还兼管管理股的账目。

他当管理员，大家看他认认真真，一丝不苟，都说他很好，能安心工作。其实，他不敢不安心。他既怀着“含羞忍辱”、“逆来顺受”的思想，更是要撑着“虎死不倒威”的架子。对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文化奇缺的山沟沟里，分配去管“伙食”、“管伙食账”确是“大材小用”。他在豫东工作的爱人任晶知道对他的这种分配以后，哭了几场，嫌他落后就又不给他写信了。赵显黄又一次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如果睡着，他也常常从梦中哭醒。因为，他以为人家又突然要撵他走了。这时，他觉得自己的头是砸破过的，只要稍微再碰一下就疼痛异常。

领导终于通知调他到陆军中学青年连。人家教不了的数理化他都能教，连参考书都没向上级要。上级自然猛表扬，说他能克服困难。赵显黄脸上放光了。接着，他又大胆把教育计划规定几十小时内从代数教到三角的方法加以改进。既不减少内容，也一样完成了教学计划。大家说：听得懂！就是还要教到大家都会应用才好。

这好办！为了“收服”几个读过高中的学生，赵显黄便在讲课当中加入了一点数理化的新观点，还夹带讲了一些自然辩证法。开讲后，极受欢迎。任白戈听到反应好，又提出要他编本课本，按十二点钟教完加减乘除。他编了十六课，还附带讲了点儿分数。他又“超额”完成了任务。

他在这里受到领导人的青睐了。更重要的是：在百团大战当中，他躲在山上一处崖边，正摘下眼镜擦了擦放在手掌中闭着眼休息。哪知敌人的子弹打在山崖上反弹过来，碎片直入他的眼球，伤了赵显黄一只眼睛。他的眼本是极深度的近视，现在伤了一只，眼球挖去，眼皮留下伤疤。领导帮他费好大劲才给他配了一只假眼球。他今后只有一只眼可用了。领导把他定成了二等残废。这对一个用眼工作的知识分子，本是一个极大的不幸，但赵显黄一点没有灰心丧气的表现。党组织看他经受了这一考验，就让他重新入党。还没有候补期。

终于，1942年来到了。1942年在太行根据地，对每个干部更是严峻考验的年分。当时，根据地的人们，常常把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称为“拉弦的两年”。原来，根据地有些非军事部门，如地方政府部门、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等，工作人员是不配备短枪也很少发子弹的。1941年以来，日军“扫荡”次数增多，时间拉长。“反扫荡”成为根据地军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为适应这种形势，有些机关便给每个干部都配发两枚特制的手榴弹。它没有木柄，便于携带，爆炸力又强。在和日伪军遭遇或在隐蔽处所发现敌人时，让大家先掷第一枚杀伤敌人，如仍有敌人接近，便拉响第二枚，和来犯者同归于尽。说“拉弦”，就指拉手榴弹的导火索。

赵显黄当然就是这种“拉弦干部”。

在敌后斗争最艰苦的1942年底，根据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接连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被军政机关大量裁减下来的勤杂人员中的青少年，因年龄或身体不适合下连队当战士，就全送到陆军中学来学文化知识。原先领导过赵显黄的张栓柱和他的弟弟也到了陆军中学。赵显黄自然是他两人的教师。由于出身迥异，过去就“话不投机”，赵显黄除了给他俩上课外，平时并不去接近他俩。

1943年春天，驻赞皇野草湾的太行军区一分区司政机关遭敌人偷袭。恰遇战斗部队分散作战去了。仓促之间，军分区只好把附近陆军中学备有武装的部学员调来，掩护机关撤退。战斗很快过去，赵显黄听说：这些少年战士打得很顽强，牺牲不少。等到战斗部队闻讯赶来，把敌人击退清理现场时，发现那些牺牲战士身旁，都整整齐齐地排着一堆子弹壳。陆军中学不少同志急忙跑去看。赵显黄猛然在战场上发现：张栓柱兄弟双双牺牲！兄弟俩流着血的尸体旁边都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排排子弹壳！他的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觉察到他过去对“土包子”的片面性太大，他后悔不已……这时他才想起来上级传达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封锁根据地，八路军得不到军火接济。工厂因设备简陋和材料缺乏，一时还不能制造子弹。只能搜集废弹壳，重新填充火药和安装新弹头，叫做“复装子弹”，嘱咐大家注意收集。哪知敌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把机枪装一只口袋，一边射击弹壳便一边落到口袋里。让八路军打扫战场时弄不到大量弹壳。针对这一情况，八路军便规定战士作战时，把子弹壳仔细地收回来。这些陆军中学的少年学员（当然是一色的土包子），在这次还击敌人的仓促作战中，竟能严格地执行这个命令！真叫赵显黄敬佩。对比之下，也使他着实惭愧。

离这事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李京应千里迢迢地托人给赵显黄带来一册《论共产党员修养》。

他把自己以往的种种言行，仔细地与共产党员的标准逐一对照，他前一阶段那“落魄者”和“硬骨头”的架子，就再也撑不起来了。

早先，有人在一个会上提出：“现在文化教员是排级干部，政治教员是连级干部。文化课的内容像数理化，政治教员未必教得了。这级别定的似乎太欠公平。”

赵显黄原本听见这种意见，一定举双手赞成。且有人一说他就愤愤不平。这次细读了《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对这些话自己的理不再那么直，气也不再那么壮。对任晶把他当落后分子的气也更能忍受一点。他也觉得自己这“洋包子”，动辄以个人为核心，不管是对待工作、衡量同志、总是想“我”怎么怎么。他只见“土包子”的缺点，比如对张栓柱，他那种片面性好生了得！觉悟到这一点，自然就心平气和下来。但是，他对那些被视为“意识落后”因而常碰钉子，抬不起头来的“洋包子”，仍抱着很大的同情心。他特别器重这类人，觉得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似乎在他的周围，只有他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定能帮助他们获得不痛苦的改造。

赵显黄那只眼失明后，外观很像死鱼的眼睛，不复再现昔日目光的神采。作为知识分子，只有一只左眼，还是深度近视，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同志，无不为之痛惜。他本人倒想得开：比起一仗打下来，牺牲了年轻生命的赵栓柱，那又算得什么！为此，从上到下，都十分地关怀他。赵显黄的表现，相当磊落。这就扭转了领导把他当成“落后分子”的看法，主动解决了他的入党问题。不经候补期的考察，他就作为正式党员，重新过党的组织生活了。赵显黄心情大为欢畅，原来搞得他很苦，折磨了他几年的胃病，居然霍然痊愈。消化和吸收一好，脸上有了红光。他在研读了《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后，开始一改过去的孤僻，和大伙儿有说有笑。

他在这里遇到了“知己”。新调的抗大一分校政治文化教研室的领导是文化界名人：当年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员作家，并担任过左联秘书长的任白戈，以及后来接任这个职务的作家徐懋庸。

任白戈当左联的领导成员比徐早，徐懋庸参加左联还是任白戈介绍的。任去日本后，徐接任自发性工一职。任白戈在日本，争取到郭沫若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而徐则因“国防文学”的口号，在上海与鲁迅对立起来。鲁迅发表了驳斥徐懋庸的文章以后，徐和鲁迅先生以及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都闹得很僵，竟影响了左联的活动。任白戈从日本回国后，曾想为之调解，因徐的倔强，没有调解成。这件事成了文化界的一件大案，也影响了徐一生。尽管徐去延安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也加入了共产党。

抗战那会儿，任、徐两人都在晋西北抗大政教科工作，他俩领导下的政教研究室的气氛自然和谐。两人都是大文化人，与那些工农出身的人，在知识水平上自不能比。赵显黄调这里如鱼得水，无论领导上交办什么，他都能想法完成，得到了任白戈的赏识。百团大战中又伤了眼，但从无悲切之情，使大家刮目相看。任白戈作风民主，跟赵显黄以前遇到的那几位领导人的作风根本不同。从不随便给人扣帽子。有争论，他跟同志讲理。待人又和蔼可亲，坦率直爽；任白戈见闻甚多，谈笑风生。给大家的印象一向是同情、原谅、尊重人的。任对工作出色的赵显黄尤其如此。任把赵从陆军中学青年连调到了政教研究室，专门编写理工方面的教材，称“研究员”，实际上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根据地，因为共产党中央做出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军政干部，包括新参加抗大工作的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在生活方面规定有特别的优待。红军出版的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多也不过五元，而对外来的知名知识分子，如任白戈、徐懋庸这样的角色，津贴费是每月十元。赵显黄调到这里当了“研究员”，虽然他的津贴费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他的地位和他过去“管伙食”的时候比，在同志们眼里还是大不一样的。他在这里除担任编写教材工作之外，还根据他这几年对农村卫生情况的了解，正抓紧撰写一本叫《人为什么生病》的小册子，向农民普及卫生知识。

他从前打了无数请求组织上查清他停止党籍原因的报告，皆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据说是发电给山东抗大一分校去调查，那边没有回电，这边就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任白戈和徐懋庸说赵显黄的历史问题有机会可以再查，但以当前表现论可以重新入党。赵显黄就深有“知遇”之感。他向他们谈他自己的思想问题，他俩从不拒绝，都是耐心地听他讲完。徐懋庸曾写过一篇杂文叫《让人把话说完》，反对根据地那些不叫人把话说完的领导者。赵显黄倒不知道徐有这篇杂文，但他具体感受了徐认真听完他说话的温暖。

一旦冷静下来，他对受处分以来几年中所受的“折磨”，就比较能正确对待了。他打心底里承认他有自命不凡、轻视群众的错误。因而也对自己的缺点有所收敛，并注意克服那因害怕“祸从天降”而生出“与世相违”的毛病。他还开始考虑自己作业一个共产党员，在团结群众上的责任感，与应该主动接受思想上的锻炼的必要性。他确认：打击不是改造知识分子的办法。他要振奋起来，探求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正确方法。

他回想在一分校三十队的事也觉得自己确有不对的地方。比如：个别教员上课，讲得令自己不满意，便在笔记里尽写些吹毛求疵的东西。如有位教员说“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脑瓜里便想：“哼！那时哪来的飞机？”顿感还不如让他自己来夸夸其谈一番（因为他代教员讲过两次课，反映颇好）；他认为程度不高来当他的教员是占了他的“便宜”；他对教员提意见就不是帮助的态度，倒像去发指示给人家。教员如经不起他的刺激，表现了思想意识上的缺点，他又嫌人家“不谦虚”。后来，搞得教员们上课都对他有了戒心。他察觉以后不仅不警惕，反而愤怒。队长是长征过来的老干部，他没得话说。他对指导员就觉得“连才也没有”，看不惯指导员的“小资产意识”。做俱乐部工作，觉得“自己能搞好”，就不管指导员的意图，以后发展到简直就不跟指导员商量了。这完全是个人突出，丝毫不懂共产党员有帮助党组织委派的指导员提高威信的义务。当选为支部委员，不觉得是党对自己的倚重或培养，而觉得是由于自己有“威信”。对向上级作汇报，居然感觉“麻烦”。校部对连营工作的领导，自己又认为“太过具体”，觉得“像新五军那样”就蛮好；看待八路军的队前批评，认为“有损人格”等等。偏不知道他自己才是脱离了共产党的立场，是真正的、囫囵的“小资产意识”。

他此时能作出这些反省，说明这几年的锻炼、改造，他的思想有了不小的变化。

赵显黄刚刚舒一口气，感到心情舒畅的时候，却无意中又因为写了一封信，被卷进了一场文坛的纠纷。为即将到来的整风审干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

那会儿，政教研究室正着手对“工作方法”展开研究。赵显黄以为把工作经验作为一种规律研究出来，使共同工作的同志都能掌握它，工作的成就和价值必然更大。那样，工作中的个人求发展与整个工作的利益就自然一致了。

这时，他给不在机关的领导徐懋庸写了一封信。赵显黄在信上说：“昨天看到报纸上登的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觉得文件里洋溢了辩证法的光辉。这样具体的运用马列主义的例子，看起来真够味儿。《若干问题》里边的思想，都是你过去和我们说过，而且深刻地发挥过的。比如在抗大总校做工作大检查时，你派我们去检查各科中的一个典型连队，以配合各科对各队的全面检查。这不正是一般与个别结合的例子么！至于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并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在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的正确性，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由群众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生动更丰富。这不就是我们政教科采用的那套方法么！……我又想到抗大原来大致上都是这样做的。只是你才把它概括了当做方法来教导我们……去年政教科和研究室的成绩，上级也认为不坏。原因就是领导上能把自己所懂得的辩证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又如今年五月文联组织工作的指示信也是如此。”他最后附上这一句是因为徐懋庸已就任太行区的文联主任，他给徐写信正是因为徐此时去了太行文联之故。

赵显黄这封信，如果实事求是地看待，本是他在改造自己思想的路途中的一个喜讯。说明他正努力向共产党中央的思想主张靠拢；努力把理论与实际结合；如果说信中的提法确有不当之处，那也是他进步中的缺点，而决不是别的什么。

但是，他这封信被汇报到北方局的秘书长杨献珍处。杨献珍批示道：“下边抄来赵显黄给徐懋庸的一封信。这信极力吹捧徐的领导方法，在中央未发表领导方法的决定之前，徐的做法就与中央的精神相符合。徐将此信很珍贵的贴在整风笔记本上，并在旁边批了一大篇，把自己又吹嘘了一番。这次在小组中研究徐的历史，同志们看了这封信，问徐‘信写的如何？徐答：写的很中肯云云。大言不惭之象，看了颇有点令人肉麻。但是，这里要研究一个问题：即是否坏人仍在有意地互相吹捧，把徐培养成为在太行山掌握文化大权的人，以便利于施行特务文化的活动呢？”

第一个看到这个批示的是杨的秘书，也是兼管整风领导小姐秘书事务的张正年。他也是才从抗大毕业的青年人，因为父亲是革命烈士，政治上得到信任。他原是从北平辅仁大学平的地下党员，一进根据地就分配到北方局给杨献珍当秘书。

张正年看到杨献珍的批示，大惑不解。他想：毛泽东的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由群众坚持下去的理论，原是从长期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徐懋庸在太行区也算个文化名人，他既担负着政教研究方面的领导工作，还担任着太行区文联主任。他在延安时，不断接受党中央的教育，毛主席还几次找他详谈，花工夫亲自教育和帮助他。徐自然应当是在中共中央总结这一经验之前，就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在此决定公布以前，他就在他领导的部门中运用了这种方法，有什么奇怪？他的下级从中央公布了根据这种经验所写成的文件中，发现他们单位的领导方法，与中央要推广的领导方法吻合，因而欢欣鼓舞，怎么就叫人“肉麻”？写信给自己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说它“意见中肯”，虽然不能说特别合适；拿它贴在本子上，也不一定就那么必要。但是，怎么就能叫它“大言不惭”？举手赞成中央总结的工作经验，怎么就叫“互相吹捧？”更不要说把这件事拔高成“坏人”在“施行特务文化的活动”。这种提法，简直是接近无的放矢了。张正年奇怪：杨献珍本人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当过大学教授，翻译过马列著作，在北平被国民党逮捕坐牢，啥场面没见过？怎么这么肚鸡肠，容不得事，容不得人？

正当张拿着这个批示，十分踌躇的时候，另一位原在太行文联工作过的人事干部（当然是土包子）王春霞，正站在不远处。她是个老太行，知道的事很多。她接过这个批示看了一遍。看完她把嘴一噘说：“我知道这事。杨献珍同志以为在北方局党校时，对当时文化界党组织提倡过通俗化，徐懋庸不满，曾说过‘通俗化即庸俗化。为此，杨记了徐的账。”说完，她稍想了想接着又说道：“在1942年初的一次文化座变会以后，杨献珍同志说：‘徐懋庸就是反对我。不久，敌人“扫荡”，北方局机关至抗大所在地，他又说：‘徐懋庸沿途反对我……杨献珍同志还说过：‘徐懋庸公开说杨献珍代表旧派，他自己代表新派。”可见，尽管扫荡频繁，他也没有忘记他跟徐的芥蒂哩。

她此时还说出了一件她参与过的事。她说：“唉！又偏偏出了这么件事：政教研究室有位叫篥杰的写了一篇文章，驳《华北文化》上一个用笔各叫华明的人发表的文章。当时，并没有人知道华明是谁，只是对这篇文章存在着不同看法，因此写文章想反驳一下，托徐懋庸代转《华北文化》。徐起先怕占用了他的时间，不愿替篥转这篇东西。篥杰坚持要徐懋庸代转。徐不好意思再坚持，才很勉强地转给了《华北文化》。这篇文章一发表，杨献珍知道后，又误以为是徐有意反对他，才弄这么篇文章在《华北文化》上发表。杨献珍同志便嘱咐我们，注意此事动向。我们‘注意了才把赵显黄给徐写的信，和徐又把信贴在笔记本上这些事汇报上去的。”

张正年“呵”了一声，叹口气说：“原来如此！”便和王春霞商量：“是不是把这个批件放在赵显黄的档案袋里算了？”王春霞点头。这份材料他俩也知道放入赵的档案，有可能赵后来也会受到不定哪一种处理，但是这会儿秘书长既这么批了，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归入了赵显黄的人事档案袋里了事。

啥叫“人事档案”？在那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那可是个重要的东西。革命队伍是五湖四海的人聚集之处，每个人当然得有个怎么来怎么去记录。这个制度对管理干部至关重要。“档案”里，把每个人的来历，都记得详详细细。里面记着你的功绩，也记着你的“问题”。由于根据地地区分割，调查困难，有些材料本身就不够扎实，甚至难免还有“小道消息”夹杂其间。每到阶级关系紧张或要搞“运动”，需要给你新、老账一齐算的时候，档案就重要了。

还要说明一点：杨、徐两人，除了他们作为“文化人”个人间的种种情结之外，为什么又扯到“研究徐（懋庸）的历史”上去？

原来，抗大这会儿已经开始在领导层整风，并布置下一步就开展审干、肃反。这自然是人们警惕性最高的时候，也是最容易上来“左”劲，什么事都往“敌”字上拉扯的时候。杨献珍批示上的“坏人”说，就是受这种情绪的支配。至于“把徐培养成为在太行山掌握文化大权的人，以便利于施行特务文化的活动”，就列是上纲到“夺取政权”的极限了。

在太行区来说，杨和徐的政治地位本来相差甚远。一个是太行区的重要领导人，一个不过是文化界的名人。纵然，两人对文化工作或文艺理论问题，意见有所不同，也不过是学术方面的争论，何至一下子便扯到政治上的夺权？一下子成了敌我问题，这里有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人们都知道，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期间，延安文艺界进行了一场反对作家王实味的斗争。最后，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关押起来。那时，受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在中国的左翼圈子里，人们心目中的“托派”，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走狗，也就是革命最凶恶的敌人。延安方面的这类情况，北方局的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并没有报导。把新华日报作为唯一消息来源的一般干部，当然不会知道这一切。另一方面，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思想文化战线的对敌斗争确实是很激烈的。在华北，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一个集文化侵略与特务活动于一身的反共组织——“新民会”。这个反共组织利用各种文化、艺术手段，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欺骗宣传，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思想灌输。身处对敌斗争第一线的敌后根据地人民，通常只注意日军的军事进攻和情报活动。而高级领导机关对于敌人以“教化机关”面貌出现的破坏活动，却不能不加以注意。事实上，日伪在这方面的活动，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晋绥边区有本文艺刊物叫《谷雨》的，发表了一篇题为《黎萍的烦恼》的中篇小说。文内讥讽了老红军出身的干部在恋爱结婚问题上种种可笑的举动。同时，提出了根据地内知识女性的两种婚姻选择：找一个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知识分子？还是找一个高级干部？前者职位低下，结婚对他们是一种极大的奢侈。当时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结婚会带来种种生活的困难与尴尬；相形之下，后者虽然文化素质不高，缺乏情趣，但却可以得到一般干部得不到的物质享受，因而为一些女性所羡慕。这种矛盾心理，竟成了一些女性的“烦恼”。以至于出现了这篇小说。这有什么，文艺描写罢了。北平的日伪刊物，居然把它作为丑化共产党的材料全文转载。至于在根据地内，以宣扬封建迷信为手段，暗中进行反对抗日政府活动的会道门，几乎都有日伪背景。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有一次慨叹说：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却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我们掌握真理，但却打了败仗。朱总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上”是泛指政治思想文化战线，而更多的是指文化工作。他讲话的意思，正是批评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在对敌人的斗争中，软弱无力。

徐懋庸对根据地作家赵树理关于“通俗文艺”的主张之轻蔑和否定，就杨献珍来说，当然不会认为仅仅是他俩人创作主张之争，或者是对杨本人所主张的创作原则的挑战。似乎有“土包子”与“洋包子”的隔膜。赵树理的创作及其创作态度是中共北方局着力提倡的。它出现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而和《讲话》的精神相合。这样，徐对“通俗化”的“攻击”，自然实质上就成了对中共中央北方局文艺主张的“攻击”。何况在太行区，确有少数来自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不断制造空气，说什么“应当由来自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来领导边区的文艺工作”。这些人把过去左翼文坛留下来的恶劣传统——宗派主义和门户之见，带进了根据地。他们把三十年代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文艺活动视为正统，又以这个“正统”的代表自居，对根据地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和作品，实际是不屑一顾甚或鄙夷有加。杨献珍熟悉上海文坛，更熟悉左联内部的情况。他把这些情节和延安的王实味案发生联想，从而把徐的问题提到“文化特务活动”这个高度来考虑，在那种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环境中，是不难理解的。而这类出于不同的创作态度和不同的文艺思想之间的交锋，也确实带有若干意气成份。

但不管怎么说：赵显黄碰到的是一个他本人不知道，他也绝对不该去碰的“问题”。这其实倒符合中国人的成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而造成此事更为深层的原因，正是张正年觉察到的整风已经开始，接下去就是审查干部。而赵显黄在1939年“停止党籍”或“开除党籍”，根本原因是党组织从他的档案中发现：他在新五军有个上层关系，组织上没有弄清。也就是说，他赵显黄的真实身份，共产党还没有底。更糟的是，这回他不幸又因给徐懋庸写信沾了“吹捧”、“敌”字的边。

当时上级没有就这事向他“发作”，是因为抗大匆匆忙忙地又迁回延安去了，而赵显黄本人则在这个当儿，因取《人为什么生病》的稿费的偶然机遇，而调到了新的单位——边区书店编辑部。边区书店是北方局下属的出版机构。为了保密，也就是减小目标，才冠以“边区书店”之名。

赵显黄原被书店编辑部看中了。太行能搞理工写作的人奇缺，在他去取稿费时，他们动员他调到书店，编普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丛书。赵显黄何尝不向往延安。只是，在延安做一条“过江之鲫”还不如趁书店编辑部看上他的时机，到书店工作，也许好些？果然，他奉调后，去到边区书店编辑部报到。

太行区流行的小道消息“杨献珍代表旧派，他的群众就是赵树理”之说。偏赵显黄报到的书店编辑部，最大这些事的底细。因为：这里正好是通俗作家赵树理们当家的地方。人家倒不是没有看赵显黄档案里，有杨献珍批的“坏人”之说。赵树理看到了难道他还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杨献珍的“群众”？他们结没结成过“旧派”？总之，编辑部领导层的人一看也就知道杨是在“左”的情绪指使下，借赵显黄给徐懋庸写的一封信，做出这种批示的。大家对“左”倾思想的发作，已经见惯不惊。编辑部领导层里，就没有人去认真看待这件事。事实上，北方局秘书长杨献珍的这条批示，躺在赵显黄的档案口袋里，无人过问了。

赵显黄申阅来稿，认真细致。他虽只一只眼还管用，可也是深度近视。他给稿子提的意见，编辑部那几个从国统区来的大编辑，对他很佩服。他们相处极为融洽。

调动工作中，不承想竟实现了把爱人任晶也调到了书店的印刷厂的梦想。赵显黄此时快乐之至。

整风运动开始了。他们得各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任晶因文化程度不高，分配到印刷厂当工人，由上级派人讲文件给大家听。而赵显黄所在的编辑部，则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所谓知识分子，这里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如赵显黄一样从国民党统治地区来，读过国民党办的学校，在国民党地区自不免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家庭出身嘛，大体上都是剥削者。当然被列为“社会关系复杂”的“洋包子”那一类；另一类则为，在根据地土生土长，虽也受过一点教育，大多只不过读了小学，其实算不得“知识分子”的“土包子”。反正，被分配到编辑部门“做文化工作”，多少也得有点文化，总要算他个“小”知识分子。那些原在根据地生长的青年同志，七八个人当中，只有一个进过西安城，见过汽车和电灯。其他人除了农村，还是农村，他们打小就在山沟沟里转。即便是去过个把小城市，那些地方，也是在共产党已经解放了它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只晓得八路军的事。听上级讲国民党统治区啥样，印象中就只有那个单一的印象，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也都是国民党似的。

赵显黄到了书店编辑部，他们这里是“整风”的前期，只学党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共产党中央开始“整顿三风”的时候，本意是着重整顿党内的教条主义，即是针对那些吃了苏联的面包，回国后不结合中国国情，只信服从苏联搬回来的洋教条的“党风”。而且主要先整党内高层的领导干部。赵显黄在抗大一分校就经历过了。到书店这里，领导布置了，他再接着细细阅读就是。

在讨论《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赵显黄那种自顾自“钻研”的劲还是一如既往。他在小组讨论中，发问：“毛泽东同志说知识只有两门：即生产知识与社会斗争知识。那么，艺术算什么知识？”大家说：“艺术实际是服务于社会斗争的，应算是社会斗争知识。”赵显黄说：“不然。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并给社会生活以影响的。所谓社会生活，包括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所以，我觉得艺术为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所以，我觉得艺术为生产斗争服务时，则可称为生产斗争知识；为阶级斗争服务时，则应算是阶级斗争知识。”大家不同意。一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有经验的老编辑叫陵可的说：“所谓艺术，主要的是指反映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的作品；并不是指工程学上的插图，当然艺术就得算阶级斗争范围内的东西。”

大家再扯下去就扯到“艺术的阶级性”上来。大家说：“艺术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艺术就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或娱乐或警戒本阶级，或麻痹或嘲弄别的阶级等等。因此，每件艺术品都表现了它的阶级性。也都与阶级斗争有关。”

赵显黄对这种一动就是“阶级斗争”的说法，又不同意。他说：“每一件艺术品都与阶级斗争有关，太夸张了。我认为这里有例外。”他发挥来发挥去，坚持“不能一概而论”。

大家遂称他为“例外论者”。

他不服，嘲笑那位“洋包子”中的能言善辩之士是“迂腐之论”、“教条主义”。在辩来辩去中，有人想用“钓鱼”的办法，要他讲“具体些”。在东拉西扯中赵显黄终于说出了如下的话：他承认对抽象的东西，如特务，那是可耻的。但见到具体人，则也不一定觉着可怕。比如在一分校时，到新五军大姐夫那儿去玩，常碰到一个特务头子叫严家蒿的。他大姐夫警告过他，叫他说话要小心。可我就是小心不起来，话到了嘴边还是要说。有次谈到40军与我们八路军闹磨擦。那严家蒿问我：“那么你们怎么办呢？”我说：“何长工校长说我们已经调来了几个团了。”他接着双说道：“当时，我大姐夫笑起来说：你真是一个照哈心。”我大姐夫说我“哈心”是用湖南土话比喻我傻。照是我的小名。大姐夫的这一笑，再加上他给我使眼色，才引起了我的警惕。

好！前面说的就算“弹词开篇”——叫引子，也等于“闲话”。要的就是你后面讲的这些话。

为什么这样？这是延安传过来的经验。总起来说可称作罗织法。比如，延安中央研究院斗王实味，先把他写的《野百合花》一文，从思想认识有所偏激的问题，提高到“反党”，再把它与“托派”的反革命组织一联系，成了“政治问题”；进一步又查平日是哪些人与王接近，就“追组织关系”；再把这些人罗织成“宗派小集团”。共用了七十二天，追、逼得谁先承认，对谁就“坦白从宽”。一时之间，有的单位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成了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那时，根据地都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严密包围之中，哪有条件来作核实工作？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是个机密单位。他说谁怎么样，别人哪有条件反驳？那些吃不起逼，追，乱咬人的就害苦了那些不肯乱咬的……整风中忽然出现的“抢救运动”，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这时候，共产党的党章上规定的党员个人权利，没有保障了……

赵显黄所在的书店，接下去也自然是整风的“审干”阶段来了。

太行区开始“审干”是在1943年夏、秋之交。此时，国民党还发动过一次反共高潮。双方剑拔弩张，互相戒备。在这种情形下，杨献珍把风闻的情况和国民党特务活动联系起来，在开展的“审干”中来审查这些人，说理解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而且，共产党内向来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一“左”起来就会忘乎所以，“审干”，是清理队伍嘛，有什么不对？那时讲日本快要战败，是“黎明前的黑暗”。大家都有这个信心：只要坚持抗战到底，胜利必然到来。可是，“抢救运动”搞得后来“特务如麻”，造成无限扩大。误伤了好多同志，倒真搞成“黎明前的黑暗”了。

“审干”开头是每人都写一份详细的历史自传。各人写自传，然后据此在小组追究。“追究”，乃是从每个人的历史中找矛盾，作为审查入手，它是“审干”的头一步。开始他不写。他说：“过去都已写得很详细了，在我转关系的文件袋里就附有一份自传，可以查看。我们的学习还是应该学新东西。”他的意思是学习新知识。还嘟囔：“这些过去的事有什么价值？弄他做甚！”看没人理他，他也只好写了一份。他只要是肯做这件事，就一准认真去做，他写得可郑重哩。

开初，大家传阅彼此的自传，互相提些意见，也没有怎样特别注意他。不过心里记着他与严家蒿的那些对话。编辑部正全力追究柳达珉的历史。赵显黄很少关心整个支部的学习计划。也很少关心大家正在搞什么。他自己写了自传，就独自去搞自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式”研究。他对柳达珉写的许多材料，根本没有看。他还居然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看柳达珉同志就没有问题。”这令大家很不解。竞相问他：“为什么不看材料就这么说？”“为什么要乱说？”

大家觉得他的思想离党的思想很远。单他的思想就有详细分析审查的必要，更甭说他接触过那乱七八糟的特务啦。可是，在他本人却实在是保持他一贯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作风，他是最鄙薄那种追“风”的人的。在总学委会征求对《整风周报》的意见时，他又满不在乎地说道：“我嫌它没有味道。”他是嫌上面登的东西，猛看上去有些“一窝风”的味道。大家批评他态度奇怪，问他看了哪些而产生如此感觉？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引起大家的愤怒。觉得他言论怪诞，“毫无党员的味道”。其实，这都是表面理由，根子还在于他档案袋里那个“坏人”的批示和他与他大姐夫妇，以及那些特务、“C.C”呀什么的关系。总之，审查赵显黄的核心问题是从政治上审查他。他原是“在劫难逃”的。审查的第一步就是根据他的自传来追究他的历史。

小组比较一致地认为：他的自传是贯穿着吹嘘自己的情绪而写下来的。第一是吹嘘“世家门阀、祖德宗功”（就因为这是编辑部，连他在内，有七八个外来知识分子和七八个做发行工作的本地知识分子。以那些外来知识分子为主向他提问，才这么酸溜溜）；第二是吹嘘兄弟姐妹、故旧戚属都是老革命；第三是吹嘘自己的经历都是革命历史。他们说赵显黄不简单，他来根据地，共产党坐头把交椅的话，那他是要坐第二把交椅的。

这个评语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等于说赵显黄是无视共产党，当然也无视整风领导，无视整风。于是，一切都冲着他来了。大家便仔仔细细地追究他的历史。

首先以陵可同志为首的对国统区的各方面有较多知识的人问他：“你说你十三岁，大革命发展时期就参加了‘c.y.（在根据地生长的，还没懂啥叫c.y.）但你又说不出当时怎样过组织生活的？你在其中做了什么事？丢关系的原因怎么样？”

“大革命以后，在上海泉漳中学参加了革命学生会，你又说关系后来还转到立达学园。但你说不出参加经过、组织性质、组织生活，也不知道组织关系是怎样转的。”实际是大家没有听说过上海“立达学园”这个名称，包括来自上海的张用，就以为他说的话是编造的。

温和的张用从不多话。平日就像“温吞水”。他也从不像那位陵可，一提问就大声吼叫。这会儿张用也发言了：“你参加了革命学生会，又参加了互助会，怎么就说不出参加的情形和过了什么组织生活？你好好想想。”连张用都提了问，说明火候到了人人都得参加提问的程度。七嘴八舌的追问，气氛紧张了。

这点提问还不过仅涉及他学生时代以前的儿童阶段。

他们虽然也来自国统区，但在“抢救”运动中，也似乎真个觉得遍地是“失足者”。人们就很少去想：那时在大革命高潮中，“左派”活动哪有那么严密的组织？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跟着哥姐参加革命活动就不简单。再说，用根据地的制度和办法去套区，当然“驴唇不对马嘴”。赵显黄心里虽明白这一点，但不敢说出口，要不，又犯了教训人的老毛病，只能迎来痛斥。

对这些提问，赵显黄越解释越不清楚。他说，那时他还是小孩，确实当时的事，他好多都搞不太清楚。他说：“我没有办法，我说不清楚。”为此，他没少受陵可的呵责。谈到他下乡种田，尤其是在溆浦县当二科长，大家认为疑点更多。最后他无意中说出溆浦县长——他的二姐夫章兹恒是“c.c.”分子……还说到他曾活动些青年知识分子给章兹恒下乡去当乡长，他在平江加入共产党后，又和流氓军人陆干臣要到江北组织“游击队”，后接到大姐夫岑润初来电，才离武汉北上。汉口党组织承诺等他到目的地以后再给他转关系。大家就怀疑：他这段问题太多，他的组织关系，一定是被党有意中断了的。到新五军工作不消说是“反党行为”，而到抗大一分校被开除党籍，则更是因政治问题无疑。

赵显黄被追问得紧了。陵可的态度、言语狠狠地刺激了他，会场情绪太刺激人。陵可说赵显黄的答复是“拉软打硬”兼“打软拉硬”，“像地主逃避合理负担。”令赵显黄感到好似对他“破口大骂”，污辱了他的人格。原本大家觉得他算是对提问态度不坏的。可近几天，他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

这时，上级通知：各下属单位都去麻田镇开会。他们住在后柴城村，还离着约五里多路。大家排好队，一种灰溜溜地走着，偶然有人小声说句把话。空气够沉重的，但也没有什么异状。原来此时已经不止他受到“追究”。可以说除了从没有脱离过组织的红军干部和在根据地建成以后才参加工作的本地干部以外，凡掉过队的或被俘过的、那从国统区来的、在白区工作过的、被捕过的、在白区失去组织关系的，均列为“怀疑对象”。都被当做“失足者”来“抢救”了。

作家赵树理向来被认为比较神经质。这会儿，组织上为了保护他，怕他在这环境中受不住刺激犯病，就让他别再参加运动，调他到附近的农村做点工作去了。可见，这阵的空气有多紧张！而赵树理的调走，更增加了这种紧张。

那天，会场设在麻田镇一家地主的大院子里。主席台上就座的首长有好几位。会场悬有“坦白大会”的横幅。首长作了动员讲话后，就有人喊了一嗓子“揪朱牧月上台坦白交代”。偏朱不理，又有好几个人站起来大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声此起彼落。只听得朱牧月大声喊道：“我没有问题”、“我不是特务”。这时，有人去拖朱，有人去捆朱，有人去打朱。推推搡搡，全场激动，乱了起来。不由分说人们就把朱牧月吊在了房梁上，人们激动到了失控的地步。打人的，被打的，叫口号的，拉的，劝的，乱作一团。主席台上坐的北方局组织部长，亲自下台来劝阻“不要打人”！可是，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在他们对情况所知无多而又情绪激动的时候，往往是缺乏理智的。组织部长虽然亲自劝阻，也还是制止不住拥护中动手打朱牧月的事。这时不少人哭了。后来，台上大声宣布：安静！安静！由银行系统的王江“坦白”。人们才渐渐平静下来。

分类：纪实文学 作者：陈霞飞 期刊：《当代》199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