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际平1962年生，湖北省赤壁市人。此文为作者的处女作。
自序
我在广东的时候，到了春节之前，心情总是反复波动，而且越靠近春节波动得越厉害。
现在回想，那其实就是一种情结，想家的情结。我本来是因家庭的原故突然南下的，可到了一年里最隆重最期盼的日子，却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地与家人团聚，这种煎熬，很难用言语描绘。离开广东之后，多少次我拿起了笔，想将那段经历认真梳理再记下来，但又怕把握不准，不知道写出的文字能不能给自己和朋友们带来什么裨益。今天我终于决定将它和盘托出，是因为我觉得，既然那种经历是我的亲身体验，那么，也就可能是同时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一直把它们封存下去，也许不知不觉就被遗忘。现在我动笔了，此时，心中只有这样的祈求：但愿我的追忆能让朋友们重会此生不再的梦想，但愿我的反思能让朋友们再拾一度磅礴的激情……
一
在不少人的眼中，我是“年轻有为”了：二十九岁出任市轻纺工业局副局长，而轻纺工业局在市直是摊子比较大的几个局之一，不仅管理着全市数十家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还拥有自己的一批局属经济实体，工作条件与个人收入都比较好。能够担此重任我自然觉得欣慰，力求在工作中不骄不躁，尽可能地避免因为年轻而授人以柄。从政就是身处社会的漩涡，与平缓的民间生活比较起来矛盾自然尖锐和激烈，所以我不患得患失，办事大刀阔斧，于是在我的周围逐渐地出现了一些非议，但同时也赢来了许多尊敬。
在轻纺局工作了三年，里头的酸甜苦辣、冲突斗争就不说了；三年之后我一夜醒来，竟然发现成家四年来在妻子的操持下始终能够保持结余的家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
也许有朋友疑问：一个担任副局长、参与管理那么多企业的干部怎么会生活困难？也许还有朋友会问：连副局长尚且如此，他下面的职工的生活不是更苦吗？
可事实就是如此。
造成我的家庭生活陷入困顿的原因，首先是住房制度改革，然后是局属企业全面私有化导致的机关财政的困乏。前一项让我掏尽多年的积蓄还不够，还得背负一笔不小的债务；后一项则直接使得单位干部职工的津补贴失去来源，不但发放的标准被迫降低，而且常常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的钱在哪里。支出的暴增与收入的陡降像两把利刃，几乎将我的经济基础和心理防线摧垮，而我和我的妻子在当时的工资收入都很低，展望前程，我们不仅苦恼，而且非常沮丧。
我所在的单位采用前楼后舍的方式安顿自己的干部职工。办公楼与宿舍楼之间有一块不大的空地，栽种了几棵雪松，修砌了两道花坛，地面也做了硬化，当街处开了一个侧门，门边加做了一间小平房，里面住着看门人。这种源自居家与田园紧紧相连的农耕意识而安排的布局，全国很常见，我们这块地方也因此被称作“轻纺局院子”。
按照上边的文件精神，我们局的住房制度改革在三个月之内如期完成。我住的公房九十七平米。市里文件规定，我这级别的干部的住房标准是九十平米，标准内的面积按优惠价购买，超标准部分按市值补交差额。钱款交清之后，由单位与个人签订一份购买合同，但最重要的东西即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契税证暂时不办，因为此次售房只出售房屋产权的百分之七十。这就是说，当我掏尽积蓄并且因此背上一笔债务之后，我所居住的房屋还不完全归我所有，再过若干时间，我得为了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产权费时费力费钱，而我既无法决定、也不可能知道，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将以怎样的价格出手。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和妻子终于拥有了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而我和妻子工作多年所具有的价值，用金钱丈量，还能够勉强等同于一套小房子的百分之七十！
因为是单位卖房，买主只能是本单位的人，今后办下来的房产证与土地使用权证都是买主的姓名，妻子于是和我开玩笑说：“哪天你不要我了，我也就无家可归了。”
这是私有财产对我们夫妻关系产生的第一次冲击，虽然是玩笑，但也心酸。我明白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为建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做准备，但我想不通它的立场和道理。房屋作为公有财产是几代人的积累，既然属于全民，为什么我们得自己掏钱，而且掏得如此彻底？那些钱后来又跑到哪里去了？人们分到的公房面积不同，瓜分的财富也就不等，那些还没有分到公房的人又怎么办？
但想不通不等于可以不执行。我们是党员，是干部，对上级的指示坚决照办。但照办之后我们的心中增加了想象不到的压力。除了住房，我们一贫如洗，而且背上了债务。我和妻子都很要强，不想拖欠，但我们工资太少，如果不采取超常的办法，无力在短期之内偿还。
怎么办？许多时候我们都得面对这个问题。经过与妻子反复商量，我做出了一个让亲人、朋友和关心我的领导与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走，离开自己的家乡，远赴广东！
二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当年的广东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代人产生吸引力。
那时上海的浦东新区还刚刚草创，对外开放虽然已经在沿海几个不大的港口城市形成了气候，但总体上仍然以广东为主。侨胞、海外华人以及港澳台商界所积聚的国际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兴建出一个又一个工业城镇，急需大量廉价的产业工人与合适的管理人员。中国的经济起飞，从农村联产承包开始，经历城镇的个体经营，再到以温州与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大办乡镇企业，都是依靠国内资本开展活动，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涌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大投入需要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做基础，民工潮越来越显著。与发达国家相比，广东当时的工资很低，但和内地相比，工资高出好多倍。能在广东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内地不少人当时欲圆的梦想。
从一个熟悉的所在突然跑到完全陌生的地方谋求生路，无疑要冒很大的风险。南下能不能成功？一旦失败后果如何？尽管我决心已定，但心中始终忐忑不安，把出走的安排做得非常机密。
第一步，准备求职简历。文凭，中级职称证书，主要的工作成果复印件，计划生育证明，身份证，一一备齐。那时候我不知道猎头公司，也没有网络职介这种工具，唯一可以依托的是一位提前一年去了广东、在中山市的一个大型家电企业搞营销的高中同学。成行之前，我与同学多次电话联系，听取他的建议。我希望离他近一点，把第一个就职选择放在中山，并决定参加该市当年举办的第一场大型人才交流会。
会期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日，前后三天。当时没有黄金周，五一照例放三天假。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我通过关系拿到了一张火车票。那时候即使硬座票也非常紧张，大部分由客运站票务主任亲自掌握，要票就得开“后门”。我相信“后门”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中国的“后门”之多可能全世界首屈一指。我要的车次是K9，夕发朝至，便于到达广州之后直接乘巴士赶往中山。
傍晚，妻子煮了几个鸡蛋，给我带在路上吃，因为我不想吃列车上的东西，太贵，我舍不得花那个钱；沿途车站上有小卖车、小卖店，但也贵，还不一定卫生。妻子尽可能做了几样我平时喜欢的菜，还买了啤酒，意思是为我壮行。但马上就要远别，前程难卜，我们谁都没有心情品尝眼前的食物。我把一个信封交给妻子，说：“这是借的一千块钱，留给你和孩子，你要用它坚持最少三个月。”“那你呢？”妻子问。我说我手里还有七百五十多块，一个人用已经足够；三个月之内，我一定寄钱回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一幕：妻子听了我的交代之后，默默起身，一个人去了洗手间。
我知道她在哭，我知道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悲伤而动摇决心，所以，我没有去安慰。我知道任何言语此时都苍白无力，我必须坚强，必须用赚来的财富让她获得必要的保障。我不能只安慰她一时，我必须能够安慰她一生。
我默默地等她返回，然后拎着一只黑色的皮包准备离开。我不准她和孩子送出家门，因为我不想让同事们看到我们夫妻离别；我更不许她牵着孩子去车站送我，因为我知道，当我的身影消失在车站入口之后，她领着孩子在街头无助地踽踽独行，会比待在熟悉的家中独自想念痛苦百倍……
三
因为从事经济工作，我经常与企业的同志一道坐列车出差，车上的氛围与感受早已非常熟悉。K9是空调快车，不售无座车票，完全没有普客那种拥挤嘈杂的情况。沿途的小站都不停靠，大多数时刻列车都在铿锵铿锵地往前赶路。
四月的江南一派翠绿，铁路沿线的城市与村镇更是生机盎然。翻耕后的田野，冒着各种烟雾的厂矿，因为火车到来而不得不在道口等候的车辆与人群，站台上虽然不算新潮却已比较美观的密集的广告牌，都让人感受到生命不屈的脉动。入夜，车外四望如一，黑暗连绵，不见尽头；偶有灯火醒着，也是渐离渐远。车厢的顶灯在午夜关闭，旅客们不是伏在面前的茶几上进入梦乡，就是合上眼皮仰靠着坐椅假睡。而我一夜无眠，静静地等候黎明的到来。
沿途所见无一不满带南国的情调，蕉林、蔗田、荔枝、竹屋瓦舍，都那么新奇而可爱。尤其让我感到特别的是粤语，委婉纤柔到极致，却完全听不懂说的是什么。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一个可能带给我机会与梦想的世界，我来了！
车到广州，跟随人流挤出站台，进入站前广场，我伫立着四下打量。太阳很温暖地照着我的身躯，我有点热，脱下了毛线背心。虽然离家千里但还是在我的祖国，不论我属不属于这儿，我绝对不是外人，所以并不觉得孤单。在一家小店买了两张地图：一张广州市的，一张中山市的。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我受到的教育使我能够依靠地图对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初步的了解。稍加研究，估计了一下到中山市区的路程远近和大致需要的时间，我坐上了一辆在火车站外的流花宾馆附近转来转去揽客的中巴。
中巴车头摆放着用蹩脚的字体写的“广州—番禺—顺德—中山”线路的瓦楞纸牌，车门一直不关，一个年轻男子站在车里，脖子上挎着墨绿色专用帆布票袋——这是那个年代售票员的职业用品，现在已经完全见不到了。车子慢慢开着，小伙子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高叫：“番禺！顺德！中山！”
初来乍到，我不了解这种车背后的猫腻与危险，毫不犹豫地扒着车门挤了上去。上车之后又转悠了将近半个小时，人差不多满了，中巴这才出发。
乘客绝大多数都是外省人，彼此不相识，一路上无人交谈。中途停在一家相当糟糕的小店吃饭，而且到了某个小镇之后就不走了，剩下的半车人被轰了下来，由售票员领到另一辆同样满身尘土的中巴跟前。
我知道上了当，担心误时间，就问那个售票员：“不是说好去中山的吗？怎么中途换车？”
“叫你上车你就上车嘛！又不要你的钱！”售票员一脸的不耐烦。“这个车可以去中山，我们的车不能去中山！”
原来他的车没有中山线路的经营权！可他怎么敢在车头摆放那样的招牌？难道如此违规都没有人管？我不明白，又势单力孤，只好转车。
总算到了中山，见了同学，跟他说起这件事情，他一笑，说：“卖猪仔，不稀奇！”
我虽然知道晚清时北美修筑铁路曾经在广东一带招去了大量劳工，白人种族主义者把他们称作“猪仔”，不当人看，几乎每一根枕木下面就埋葬着一个华工的冤魂，但没想到，也不明白，广东会把我今天的这种遭遇取了那么污辱人格的名称。
“今天你还算幸运，”同学继续介绍，“那个马仔不算太坏，也可能是见你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是个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对你比较客气。换了农民工，敢那么对他说话，只怕会挨揍。以后独自出门，碰到这种情况最好随他去。好汉不吃眼前亏。”
这就是广东？我当时想，但没有说出来。
当晚，同学把铺让给了我，自己不知去了哪儿。这是个真正的打工仔宿舍，摆放了两张双层单人木床，床上垫着胶合板锯成的铺板，只有同学的床位放了草席，也就是说，这个房间暂时他一个人住。虽然有点热，也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但我实在太累，冲了个凉水澡，天一黑就上了床。
天亮得很早，因为惦记着我的事，同学回来得也早。把我领到举办人才交流大会的地方，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他就急匆匆地往公司赶去。
“我不能陪你了。”他说。
他当时条件也不算好，能够如此接待已经很不容易，何况端人的饭碗服人管，因迟到而被公司处罚自然不行。
我理解他的急切，于是说：“你快去上班。我不用陪。”
人才交流大会会场设在工人俱乐部，有中级职称的人免费进入。尽管会场布置得简单，但我第一次参加，仍然觉得大开眼界。
我，一个“人才”，卖方，也叫供应方；雇主，通称“用人单位”，就是买方，我们共同来到一个市场，开始交易。交易我不陌生，谈合同我也在行，但推销自己却是头一回，所以我很慎重。
我首先从头至尾将全部摊位仔细看过，确定了几家合乎我的意愿的单位，然后才向他们投递资料。
第一家是生产太阳能热水器的工厂，第二家是个政府主办的投资公司，第三家与第四家是综合型企业。
出于稳妥一点的想法，我最先找的是那家热水器厂。我觉得它比较小，以我的条件在它那里找个管理职位应该不成问题。
坐在摊位前的是一位穿着深色西服的小伙子，礼貌而稳重。看过了我的简历之后，他很诚恳地对我说：“我们公司还比较小，不大适合你。以你的条件，我建议你找国营单位和大型企业谈谈，像我们这种小企业就不要谈了。”
既然是参加交易，我当然有被人拒绝的心理准备。虽然是拒绝，但能得到这样友好的接待与指点，我还是很高兴。我按照我的计划一家一家去找，而且他们看了我的资料之后都很和善，收下来，叫我等候消息。
原来不能现场拍板啊？还要等候消息？得等多久？我不知道答案，心里不免比较失望。
“哎！匡总！这里有一个人……”离开最后那家单位的时候，我听到背后有个清脆的声音在说话。“你看看他的资料……”
随后，我被叫住了。那位被称作匡总的男士和我交谈了几句之后，安排人把我领进了一间临时设置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有不少人了，都在埋头做一个问卷，几位戴着工作人员胸牌的先生在一旁忙碌。我进来之后，立刻有人发给了我一份问卷。我答得很快，应该是第一个交卷的。交卷之后等了十几分钟，一位工作人员过来对我说：“请明天上午八点去公司接受面试。”
这就是说笔试通过了！我按捺住心中的喜悦，跟他道别之后走出了会场。
现在回想，我当时的确显得很没有经验。我那时的想法是这样的：既然已经有单位同意我面试，如果还待在会场，让他们的人员看见，尤其是让那位匡总看见，他们可能会觉得我脚踩几条船，没有诚意。我完全没有想过，如果继续在会场上与别的企业接触，会不会还有机会。
“死心眼儿！”同学知道之后挖苦我。可我后来却觉得，正是这种死心眼儿帮了我的忙。
到了会场外面我才想起，我连那家公司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但我没有慌张。我在路边的树荫里垫了张纸坐下，把那家公司的资料找出来查看，发现它在一个叫做“大建”的镇上。
从城市到小镇似乎有落差，但对我来说，我急需一份工作，镇不镇的没有特别影响。我打开中山市地图找到大建镇的位置，确定好去那里的路线，借公用电话向同学说明了情况，坐上大巴，早早地往可能的工作地赶去。
四
从省城广州到中等城市中山再到乡镇，很短的时间里如此迅速地走进南国的基层，这是我所完全不能料到的。如果说我的行动受到了某种东西的牵引，那就只能是工作的欲望。我为寻找工作而来，如果不能找到，在这块土地上我将连一片落叶都不如。
赶到大建镇已经是下午。在一座大桥南边下了车，我最先看到的是桥东不远处高高耸立的一座建筑，楼顶的几个大型字牌告诉我，那是一家大酒店。镇子在路西，离桥南不远是街口，站在街口往里看，目力所及，似乎店面不新，街头也不算特别繁华。因为惦记着面试，我没有去观察街景，向一家店主打听了去公司的路径，夹着皮包独自往前走去。
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辟的工业开发区。看得出来，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备，路面开阔，街灯齐整，花坛有序，显然，当地政府在市镇建设方面既专业又精心。大街两侧分布着不少工厂，但整体上看，这个工业区还显得有点稀疏。
找到那家公司的厂区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因为它不仅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外观非常气派。厂区正面的外墙贴砌着暗红色大理石面板，门口有保安值守，电动伸缩门紧紧地关着，有小侧门供人员出入。
记住了这个地方，我回到街头那儿，在一家早已注意到的小招待所登记房间。
店主是个中年男子，比较瘦长。打开我的工作证看过之后表情显得很意外，但没有说话。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一把吊扇，床下一只搪瓷脸盆，写字台上一个绿色塑料外壳的开水瓶。尽管简陋，但对安顿我来说已经足够。
问清楚了漱洗的地方，我离店进了小镇。越往镇里走我越感到惊讶，原来这个镇子比我在街口所看到的不知道大了多少！它的一部分相当古老，另一部分非常现代。最让我意外的是它居然设了海关！我对于海关并不陌生，那在省会武汉才有，而这里，一个乡镇就能把海关吸引过来，可见两地在经济上有多么大的差别！
时近傍晚，天色暗了下来，我在一个路边小店叫了份颇有当地特色的面食——馄饨。它的外形像我家乡名叫包面的小吃，但面色微黄，比较硬，可能掺了玉米面之类的杂粮。
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回到了旅店。小店的厅堂里坐了七八个客人，靠墙放了张方桌，桌上一台不大的彩色电视机，里面的节目不记得是什么了，反正场面很热闹。离电视机很近的地方坐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短裙，凉鞋，背心，长发，年轻丰满，时不时伸长手臂去抓左小腿上的一个指甲大的黑伤疤。那块黑疤触目惊心，令我至今记得她抓挠时的神态。我猜测她就是当初还不被人们公开谈论的妓女。穿过厅堂上了二楼，我照例是冲凉，洗头，然后将房门锁上。门锁不牢固，我把写字台抱到门后将门抵紧，然后躺在硬邦邦的木板上，准备度过来广东之后的第二个夜晚。
燥热与对明天的期望使我久久不能入睡。
应该是深夜，一阵粗笨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是写字台被迫后退发出的不满，也就是说，有人想在这夜深人静之时进入我的房间！
“谁？”我很不客气地责问，并且警觉地坐了起来。
外面不回答，但仍然在用力推。
“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我的声音比较凶狠了。
“我！房东！”外面的人终于回答。
“我已经睡了，你有什么事？”
“查房！”
查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他一个私人，有什么资格？一定是看了工作证之后，因为我的职务而把我牢记在心，以为我会在夜里做出不轨之事，想突然袭击，然后敲诈！
我强忍着怒气开了门。我堂堂正正，对于这种歹毒的家伙一点都不惧怕。
还没有进门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手电筒照向床面。床上一无所有，马上往床底下寻找。
我冷冷地看着，一言不发。
没有他想找到的对象。他不道歉，也不解释，掉头就走。
四周恢复了平静，可我再也睡不着，将房门依旧抵牢，坐在床头静静地思想。
假如刚才是抢劫呢？假如我是一个女儿身呢？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能一直这么想下去，否则心情会狂躁起来。我走到窗前，遥望沉睡的小镇，遥想远隔千里的家人，希望天快一点亮，面试尽快到来。
但我也清楚，黎明自有特定的速度，既不会因为我个人的遭遇而改变步履，更不会因为我一时的心境而提前光临。
五
比规定时间早一刻钟来到公司门外，向值勤的保安讲明身份和原因，保安往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进行了证实，请我在《来客登记簿》上登记之后，把我放进了公司大院。
一条大道把厂区划分成东西两片，东边第一栋是六层的总部大楼，西边前面是宽大的水泥场，场地西端有个高台，高台上一栋南北走向的平房，两辆箱式货车正在台下装载，工人们身着白色工装，有的肩扛，有的开着叉车，忙进忙出。靠近院墙的地方安放了一组篮球架，大概是供员工下班之后打球用的。
总部大楼门前不远，一口圆形的人工喷泉正涌流着白花花的清水。喷泉附近，长条形的大理石基座上，两根十多米高的不锈钢旗杆在晨曦中闪闪发亮，一面红艳艳的国旗和一面洁白素净的厂旗各自在旗杆顶端迎着柔和的东风轻灵地招展。基座被一块绿茵茵的草坪环绕，喷泉与草坪之后就是大楼的八级台阶，铺着红色塑料迎宾地毯。台阶尽头，由不锈钢板分节装饰的两根硕大的门柱，稳稳地支撑着大门和厅堂。
走到离厚重的玻璃大门一米左右的地方，门扇自动向两边滑去。这种远红外自动控制门我在大城市里的一些特级超市见过，并不陌生，但在企业里见到却是头一回。更令我意外的是大厅里豪华气派的装修。盘龙栖凤的中柱、灰色软包墙壁、进口大理石地坪和我不认识的材料所做的吊顶，处处体现奢华。这是企业么？这不增加大笔成本么？如果在内地，在国营与集体单位，这样的作风恐怕早就被口水给淹死，被非议所枪毙了！哪一个企业领导人敢？
大厅里的电梯门外默默地站着一位姑娘，见了我，微笑着点了点头。
“请问面试在几楼？”我询问。
“我带你去。”姑娘说，摁了一下墙面的电梯按钮。
姑娘身材略高，体型丰满，仪态端庄，笑容比言语要多，可能是公司特意安排在大厅里迎候应聘人员的。我不喜欢初次相见时人与人之间的沉默，于是问：“您贵姓？”
昨天，同学已经嘱咐我，在广东，你绝对不能称一位年轻的姑娘“小姐”，因为这个原本尊贵的称呼像许多美好的传统词汇被生活所篡改了一样，早已变味，现在是妓女的代名词。如果不是熟悉的姑娘，可以叫她“姐姐”；熟悉了，可以喊她“倩妹”，也就是美女。没有同学的引导，我肯定出洋相，无心地得罪这位本不应该得罪的姑娘。
“我姓齐。”姑娘说，还是那么温和。
我被带到二楼，在一间会议室里坐下。已经有好几位应聘人士先到了，各自安静地坐着，面前都有一杯热腾腾的茶水。
齐姑娘准备给我倒茶，我走过去，客气地说：“谢谢你，我自己来吧！”
“不用，这是我的工作。”她马上拒绝。
我怔住了。在内地，来客之后端茶倒水总是下属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下属稍带的杂务，客人主动代劳既是一种礼节，也是对端茶倒水的女性的尊重。但在这里，代劳的举动显然不受欢迎。后来我才明白，一位雇员想代替另一位雇员的分内工作，即使一片好心，也会被别人看做是对自己能力的轻视，很愚蠢。
齐姑娘把茶水放在我的面前，对我笑了笑，轻快地走了。
这是一种发酵过的红茶，酱色而清亮，有一种茉莉花香，可能经过了熏制。
会议室内的人陆陆续续被单独叫到隔壁房间，终于轮到了我，我将余茶喝完，跟随一位身穿西装的小伙子走进了那间小会议室。
室内铺着软软的暗灰色地毯，长条形会议桌旁，一位中年男士端坐着，等我到了不远的地方，就用右手往对面示意了一下，客气地说：“请坐。”
坐下之前，我恭敬地问候道：“李老师，您好！”
老师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待我坐下之后问：“你怎么知道我姓李？”
“昨天笔试的时候我见过您一面，当时有人这样称呼您。”我解释。
“哦！”老师笑了，开始像做案件笔录一样询问我的基本情况，查看我准备好的各项个人资料，并且时不时提出问题，弥补资料的不足。
我至今能够记得的，是这样两次答问：
“谈谈你对企划的看法？”
对我来说，计划的概念非常清楚，因为我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已经工作多年。企划与国家计划有实质的差别，就是哪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也必须有自己详尽的计划工作；市场由价值规律调节，不一定有计划，但面对市场的企业必须有计划。
“企划就是企业计划。”我回答。我觉得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准备和我进行理论上的讨论，而是在考察我的操作能力，我应该单刀直入，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企划的核心是确定目标，没有目标谈不上企划。企划的第二步是制订可行的方案，比如新产品开发企划案，新市场启动企划案，它们目标不同，实施的办法不同。企划的第三个要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有合适的人执行。企划不能不考虑执行的问题，让不具备相应执行能力的人或者团队去落实，再好的企划也不能保证可以成功。”
“你怎样看待你的薪水？”这是老师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为了获得一份好薪水而来的，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相当矛盾。要高了怕企业不干，我会落聘；要低了自己明显吃亏。我觉得还是自己吃点亏为好，因为我需要工作，我相信只要公司正派，只要自己干得好，薪水应该可以涨起来。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实话实说，并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不知道这边的行情，只能用内地的标准来看报酬。我的要价是我内地工资的三倍多，不知道可不可以。以后我会努力地干，我相信只要我做得好，公司会给我适当的回报。”
“如果你的薪水在所有人里最低呢？”老师又说。
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我不知道老师真有所指还是在对我进行考验，略一思索，然后回答：“我不会因为薪水太低跳槽，我主要考虑在公司的发展前景。当然，如果公司有意压低我一个人的薪水，那就表明它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相信说出最后那句话的时候我的脸色已相当凝重。我当时还不明白高薪是高级人才最直接的标志，也不知道此次应聘我的要价最低，而对自己的低估会为日后的升迁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我当时觉得，一个人的能力一旦不被公司承认，离被炒鱿鱼也就不远。失业，对尚无积累的我才来讲是残酷的，我一定要回避那种境遇。
面试结果现场并不宣布，从公司出来，站在宽阔的开发区大道上，尽管阳光温暖，微风吹拂，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我来了，我应聘了，虽然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雇工，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成为南国白领，但我知道什么是人才市场，懂得什么是人才流动，明白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下一步怎么办？
考虑再三，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滞留。一来我带的钱不多，经不起寻找工作的折腾；二来已经向三家企业做了自荐，到底什么结果还不清楚，继续求聘除了增加成本，没有别的意义。
与初出校园的年轻朋友完全不同的是，当时我在内地有一份工作，处于可进可退的状态，不至于因为没有及时就业而苦恼。我决定立即返回。给同学打电话讲明了情况，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在桥头挤进了北上广州的巴士。
车窗外的南国风物依旧那么美好，但已经不再新奇；离别不过三天，遥远的家乡肯定依然如故；我心中的期望，你会出现么？你到底在哪里？
六
等待是漫长的。那段时间，只要回局里，我总会先进局办公室，有意无意地扫视一下挂在墙上的蓝色信函袋，看看有没有远方来信。信函袋由一整块布料缝制而成，用铁钉攀紧了挂在墙上，一位局领导一格，下面贴着写有领导姓名的白色字条。当时，这种分发领导信函与公文的做法在机关单位非常流行，现在早已看不到了。
五月二十五日，我所期盼的公函终于出现在视野里。记得将它取下的时候，办公室内的几位同事本来闲谈着的，却突然安静了，没有人讲一句话。他们默默地看着我，神色凝重。
显然，这封信函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与我一样敏感。
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甚至没有坐下，站在办公桌边就把信封撕开了。
××同志：
你已被我公司聘用，请带齐身份证、计划生育证明、个人一寸免冠照片四张，在六月四日以前赴公司报到。
致礼！
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
来函的日期上面，加盖着一枚大红公章，名称是“广东××集团人事科”。
成了！可以去朝思暮想的广东了！激动与兴奋的情绪立刻洋溢在我的心中。
但喜悦是短暂的，不一会儿我就冷静了下来。
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竟然把我称作同志？不是说，在开放已久的广东，“同志”这个称谓已经不流行了么？我的思绪首先这样流动着。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文字。
在我的内心里，我其实更希望进入那家投资公司，因为它在中山市区，生活环境有可能好一些，又带政府背景，观念上和情感上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适应起来可能比较容易。虽然那两天的求职经历告诉我，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已经是一种幸运，我没有理由放弃，但一想到我今后的岁月就要与一个还不清楚来历的企业紧紧相连，我的心中又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惆怅。
这家公司能够加冠省级行政区划名称，看来还是有些实力的。当时的中国商界与全社会，对于企业冠名有一种狂热式的幼稚，都希望自己公司的名称能够前缀的行政区划越大越好，就像马季先生在《宇宙牌香烟》中讽刺的那样。这种心理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时代公司行政化的遗迹，以为所攀的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名声也就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是国人对于品牌和品牌知名度的觉醒，虽然这种觉醒还处在初始阶段，但毕竟有了品牌意识，有了市场知名度的追求，而这一点倒是历史的进步。同意聘用我的这家公司难道也有行政级别？我这样设想，但暂时不可能得到答案。
第三个问题，我有十天的时间做离开的准备，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现有的人事关系？
首先得局长同意。那几天他病了，我一直来不及去医院看望，当天下午买了些礼物，我走进了他的病房。待我问过病情并且讲明了打算之后，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笑着说：“也许外面更适合你发展。停薪留职的申请写好了吗？”
如果当时没有停薪留职政策，我的决定也许完全不同。可历史从来不算如果，只看事实。当时的事实是，国内能够满足国际资本需求的人才总量有限，内地各类人才面临自由流动的机会时态度又相对谨慎，因此，国家认可了地方自创的停薪留职政策，允许内地人才脚踏两条船。这种政策避免了许多矛盾，为资本，也为当时与我处境相似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我们年轻，有文凭，有职称——现在看来，当时遍及全国的职称评定工作显然正是为人才流动、也是为资本的需要所做的准备。我们在内地接受教育，积累经验，同时也因为各种原因遭遇了生存压力，产生了强烈的出走冲动。如果没有机遇，如果没有冲动，谁都不会启程。
过了顶头上司这一关，别的就好办了。我向一直栽培我的一位市领导电话辞行，领导的话至今言犹在耳：“内地也需要人才啊！”我知道他是真心挽留；我这样考虑过：等我在南方解决了自己的脱贫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一定回来。
但天意难测，当我按照自己的规划如期回返，我所尊敬的领导却已身陷囹圄。我们一同在艰难中起步，一道在清贫里奋斗多年，有很深的情谊。他的不幸结局曾使我在无人的时候泪如涌泉，心似刀割，以致直到今天还难以轻松面对，不敢跟他相见。
我向一位亲如手足的高中同学辞别，一个月前我留给妻子的那一千元钱就是向他借的。他担任着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对我的决定颇感意外。
“一个局里再困难，会困难到几位领导头上？”他问。
我说：“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钱，间接目的则是想边干边学，了解那边怎样办企业，所以去的时间不会很长。还记得当年俄国彼得大帝隐姓埋名在德国当学徒的故事吧？我想我在某一点上和他相似……”
同学没有再说什么。我返回多年之后，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晚上，他独自来家里看我，是辞行：“我今天晚上走，去广东……”
那时候他的痛苦就写在脸上。我知道此时我不可能给他任何安慰，只能陪同他在雨夜里，在街灯下，共用一把雨伞默默步行。
停薪留职合同由局里批准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市经委和干部管理部门市委组织部分管领导签字，加盖了印鉴，正式的手续就算办完了。我选择在晚上独自清点自己的办公室。该存档的公文，该移交的公务，该上缴的办公室钥匙，该拿回去的个人物品与资料，一一分开。
整理完毕，我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回想这么多年在机关里的工作与人际交往，心潮难平。
就要脱离这一切了，我真的依依难舍，我甚至不敢断定自己的出走是不是正确。
就局本身来讲，作为政府的一个机构，无疑会长久，在这里工作就是为社会尽力，令人欣慰；可从局里干部职工所仰赖的生活基础来说，目前正在瓦解，也许若干年后它们会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但在瓦解与重建之间，我们不得不经受困苦。我的远走高飞，既是为了摆脱个人的困顿，应该也是想凭一点点才能，为将要到来的重建分担些责任吧！
经过了上次的实地接触，我对广东的情况有了不算多但很真切的了解，因此，再次南下的时候心里很踏实。工作是确定的，妻子满脸喜悦，送我走的时候不再泪水涟涟。
六月三日，仍然是乘坐K9，我早早地赶到了大建。在公司人事科办完报到手续，我被那位姓齐的姑娘带到厂区东边的一栋楼里安放行李。
再次见面，彼此都觉得亲切，交谈也就随便了一些。小齐姑娘告诉我，她是本地人，高中毕业，在公司办公室做文员。她讲着自己的时候有些腼腆，笑容还和先前一样柔美。
“我们在一起办公，以后请多多关照！”末了，她这样要求。
我以为她只是在客气，于是说：“我人生地不熟，要请你多多关照才对！”
“你和我们不一样！”她说，表情很认真。
我和她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句话到了嘴边，我又咽了回去。交往不深，刨根问底不明智，不一样的表现是什么，以后自己慢慢体会吧。
我被领到了那栋房子的一单元二楼。敲开了门，小齐姑娘不大好意思进去，带着羞涩的表情在门外对我说：“暂时这么住着，镇里的房子联系好了就搬。”
已经有四位新招的同事住在里面，大热的天，汉子们只穿着裤衩，其中一位摇着大蒲扇。见来了新同事，都很热情地迎接，也很客气地跟小齐姑娘打招呼。
“很不错啊！”我想起初来大建时晚上的遭遇，向小齐姑娘笑了笑。“今天麻烦你了！”
“不麻烦，这是我的工作！”她仍然是那么一句话，但回答我的时候显得很开心。“走啦！”她边说边抬起左手向我招了招。
“慢走！”我说，想送她到楼下，又有点迟疑地停在了原处。
房子是两室两厅，每间卧室摆放两张双层单人床，意味着一共要住八个单身汉。忙完之后洗了把脸，回到客厅里坐下，我们开始互相介绍自己。
摇蒲扇的那位来自甘肃兰州，是个总工；抽烟抽得门牙发黄的两位是贵州一家三线大企业的车间主任；比我年轻的一位则是广西某个县电力局的会计师。
西北西南想回内地我很理解，但离开电力局就让我意外了，因为作为垄断部门，内地电力局的实际待遇比许多单位都高出一大截。当然，知道我是个副局长他们也同样吃惊。所以，说到最后，大家都为别人的出走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人人脸上都呈现出非常深沉的表情。
不用说，大家开始明白，屋子里住着一群对自己自信，对家庭负责，对困境各不甘心的男人。只是各自有着怎样的困境，碍于脸面，大家都深藏心中，不肯明说而已。
不知不觉，我们的话题集中到了大家更关心的两个问题上：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出于什么目的才招聘具有我们这种背景的人？
七
上班的第一件事情是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条款非常规范，我没有意见，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如下三条。
第一条为试用期规定。内容不必解释，因为这种规定现在社会上早已习惯，政府任命某些高级公务员也开始启用这个程序。试用期意味着双向考察和双向选择，公司可以因为不满意雇员而将他炒了，不支付补偿；雇员可以因为不满意公司另谋高就，不承担责任。它公平合理，可在当时，人们普遍看重工作的稳定性，我也不例外，觉得被炒掉是一种耻辱，所以，试用期对我在心理上有一些压力。
第二条为解聘和辞职规定。成为正式员工之后，如果公司因各种合法的原因需要解除劳动合同，会提前一个月发出通知；同样，如果员工要走，也必须提前一个月向公司报告。
第三条是押金规定。正式员工第一个月只领取工资的一半，另外一半由公司扣下，作为上岗的风险抵押金。如果职务晋升工资上调，押金也要相应增加。
二三两条明显是针对人员流动频繁而提出来的。如果想开谁就马上开谁，员工没有任何准备，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果想走就走，公司来不及安排人员接替，损失也在所难免。留一个月时间做余地，留一部分工资做抵押，对双方都有利。
人员的流动性太大，既让公司头痛，也让人才们无奈，我是以后才了解到的。
除了签订合同之外，我们领到了一张考勤卡，然后由公司出面在镇里的治安处办理暂住证，还需要自己到卫生防疫站办理健康证。一切妥当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就在小齐姑娘的身后。
我们的办公室属于开放式，办公桌都面朝大门，用镶了蓝色边框的灰塑模板间隔成一块一块个人空间。小齐姑娘交代我去哪里领、怎么领办公用品和公司的统一服装，回来之后我变了个样：上穿暗带竖形条纹的短袖白衬衣，下穿黑中显绿的长裤，脖子上系了一条深红领带，领带上别着一枚金灿灿的公司徽章；衬衣袋口、领带下边、长裤前匾，都绣着公司图标。
在内地，我没有看到任何企业这样做，不仅仅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怕增加成本，还因为观念的制约，不懂得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公司的装备。西方对它们有一种很科学的界定，叫做“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简称CI，而且给予员工的这种外形装备只是CI的一个很小部分。从茶水间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模样，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不仅从此属于了一个全新的团队，而且的确非常精神。
最初几天，科长没有安排我任何工作，只叫我熟悉情况。熟悉什么？怎么去熟悉？这需要经验。我不能太主动，因为初来乍到，主动过了头会让老员工甚至主管上司觉得咄咄逼人；但做缩头乌龟，坐在办公桌旁傻等，会更糟。我向科长借他觉得可以给我看的资料，这是对他的尊重；又跑到文化中心借来公司自办报纸的合订本，既认识了文体中心的两位同事，也从报纸中了解了公司发展的完整轨迹。小齐姑娘是我的当然向导，午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一块儿边吃边聊，当然不会聊得很深，更不会聊属于“办公室政治”范围内的敏感话题，而是聊公司的产品与市场分布。有时候她能够回答，有时候她只好一笑，告诉我，她完全不明白我的问题。
“我说过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有一次她不大好意思但很高兴地告诉我。
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经能够判断出，小齐姑娘对我讲的都是真心话。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我发现的不一样远远不止她讲的这一点。比如，在经济领域，同样是广东人，当时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层次：高居顶层的投资者或老板，低处下层的劳工或待遇不高的下级管理人员。居中的位置，也就是白领金领，大部分被南来的外省人所占据。所以，那时的广东两极分化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只是人们的反应比内地平淡得多，因为民风崇商、崇文，对于有本事的老板，对于有才能的大学生，他们虽然身处社会的底层，却大都表现得非常尊重。
数天之后，我对公司有了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公司的产品、市场、规模、效益，无论在本地还是在国内同行业，都是一流的。急速扩张的规模，滚滚而入的财富，响亮无比的名声，都让我这个初次南下的求职者备感幸运。而目睹这样的成就，使我对它的开创者，一位仅仅比我年长两岁的男士，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敬意。
但同时我也发现了公司先天不足的地方，并且觉得这种先天不足非常致命。
身为新来的基层的管理人员，我没有必要讲出我的想法，更没有可能这么做，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开始为这家欣欣向荣的大企业将来的命运暗自担忧。而多年以后，我的担忧变成了事实。
八
由于新来的管理人员比较多，公司下发了一张征求意见表，希望知道新人们最希望公司为他们做什么事。想不到大家最一致的要求竟然是学粤语。方便外来职员与本地员工之间的沟通，当然没有什么比掌握粤语更重要，于是公司马上办理，在中学请来了一位气质相当好的女老师为大家授课。每天下午下班之后，我们这些外省人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公司一楼的大型多功能厅里接受培训，从“来我佢（你我他）”开始，学了一个星期，兴趣骤减，理由是难，结果，培训班因为来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不了了之。
十天之后，过端午节，我接受了第一个独立负责的任务，就是给十几家关系单位送节礼。从金钱方面讲，礼物不贵，只是一盒糕点，但设计得非常有心，每一盒的外包装上用烫金印刷着各家单位人员的姓名，上自领导，下到职工，人人一样。公司派了一辆车，因为担心我不熟悉地方，科长要小齐姑娘陪同。不单关系单位的人，连我自己也被公司安排礼品的方式感动了，所以在那些单位进进出出，心情非常愉快。
我们忙到傍晚才收工。返回的路上直接进了镇里，一是把小齐姑娘送回家，二是我要去镇上参加一个湖北老乡的聚会。
镇上的布局是大街加弄堂，小齐姑娘就住在其中的一个弄堂里。她要司机在弄堂口把车停下，不让我们送到家门外。弄堂里没有街灯，但仍然很亮，因为家家开着门，家家门口点着红灯笼，并且在门外上了供，燃了香。广东人爱这么祈福祈财，烧香与上供随处可见。
“远不远？”我问。
“就在前面。”小齐姑娘说，然后笑了笑，算是告辞。
司机是当地人，自然知道小齐姑娘的底细。送我去参加聚会的路上他讲，小齐姑娘有三兄弟，她最小，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的父亲很早就已经去世，哥哥们成了家搬走了，留下她和母亲住在一起。
“这个弄堂里就她家没有起楼啦！不过也不需要。女孩子嘛，最后总得要把自己嫁出去。嫁不了老板，嫁一个像你们这样有才气的人也不错，你说是不是？”
说完，司机向我挤了挤眼睛。
在这家公司，湖北老乡还真的不少。我们的召集人来自黄州，是一位既古道热肠又文质彬彬的小伙，带着一副价值不菲、外观非常精致的近视眼镜。他面容白晳，长脸，鼻梁高但鼻头稍微显得尖了些，配着那副眼镜，更增添了几分秀气。他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语速不快，音调也不高，显示出既执着又温和的风度，很有感染力。来公司不几天我就认识了他，更确切些说，是从别的同乡那里知道了他的传奇故事之后，偶然和他相识的。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仅仅这一点就让我在与他相见之前对他多了一分敬重。
我虽然不崇拜名声，但北京大学在我心中的地位与众不同。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代表着民族的觉醒，是一种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的家园。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北京大学的中国，就像不能想象独立战争时期一个没有费城的美国和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没有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一样。那里有现代中国的灵魂。
四年前，公司去上海，去北京，专找名校，提供一切费用，邀请学子们来厂里考察，招到了一批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那时候公司的销售规模还只有几千万元，处在第一次大扩张的前夜，新厂区和新办公楼拔地而起，就要竣工。正在壮大的美景让很多即将步出校园的学子热血沸腾，老乡是其中之一，与他一同留下的还有他的女友，另一所名校的才女。他的女友生长在北方，丰腴饱满，是一位性感美人，经常有照片登在公司的报纸上，所以认识老乡之前我有幸见过她的形象。老乡从工段长干起，一年之后担任了一分厂厂长，管理上千工人，成长之快，在那批人中并不多见。分厂厂长除了工资还拿提成奖，都说他一年的收入相当可观，但到底有多少，除了公司几位高层，没有其他人知道。第二年底，他在广州天河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商品房。虽说那时天河还是新区，房价比现在差了很多，但对一位毕业不过两年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如此已经算得是小有成就了。房子给了大家预感，没有人否认，这对金童玉女不久就要向广州靠拢，比翼高飞了。
果然，老乡的女友跳槽去了广州。
大家都以为老乡会随后跟进，可结果却出人意料。
他们劳燕分飞，结束了已经维系三年的感情。连老乡本人最初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后来，不仅他知道了真相，整个公司都知道了；他的自尊与自信也在真相被证实的一刹那支离破碎。
他哭了，很伤心很伤心。
我相信，对于那时的广州，许多曾经满怀雄心壮志的热血学子都有过同样的悲伤。他们在为命运打拼的时候，一不经意就会丢失比生命还要宝贵的纯洁爱情。
于是他决意走。
从感情上讲，他们那一批学子是公司的子弟兵；从实际归宿上讲，他们不仅人来了公司，还把户口与档案都带到了公司所在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当地人。公司当然尽力挽留，于是他又坚持了两年。现在，他觉得对得起公司的知遇之恩了，对于走不再觉得内疚，就又一次打了辞职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他不是要跳槽，他现在只想回家，休养疲惫的身心，档案留待以后回公司提取，户口也等以后再来办理转移手续。公司不好再不同意。走之前他约了十来位老乡小聚，我虽然新来不久，但在受邀之列，当然要去。
聚会地点在他的宿舍，菜是他买，也是他做，看上去他似乎既热衷也擅长此道。
在老乡们面前，他的伤痕完全看不出来，总是笑容满面，一副随和轻松的样子。但我们清楚，他之所以离开奋斗了四年的公司，完全是因为承受不了失去那份感情之后的悲凉。虽然不是这个地方、这家公司的任何事情伤害了他，但越是往后，他就越觉得这里已经成为伤心之地，除了离开，去一个崭新的环境把这段痛苦掩埋，他没有更好的选择。挣多少钱，对他来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他住的是一栋三层的私房。公司在镇上租了好几栋这样的房子安顿管理人员，个人只需要支付房租的百分之二十。进门的时候屋里已经很热闹，都是年轻面孔，有的见过，有的还是初会。刚坐下主人就递来了茶杯、竹筷、一次性塑料碗，茶杯里斟满了冒泡的啤酒。菜很丰盛，除了小炒，还炖着一大锅鱼，老乡们介绍说，鱼是主人今天骑了摩托车去很远的地方钓来的。酒酣人散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礼物，作为分别的纪念。他送给我的礼物除了一支派克钢笔，还有厚厚的一沓资料，用那种透明的塑料公文袋装着，一看就清楚做过精心的整理。
“这是我积累的公司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我用不着了，留给你。”他说。
这是他的心血，对了解公司细节极有帮助，能让一个处在试用期的员工受益匪浅。我很感动，连连道谢。
他笑了，说：“好好干，我相信你懂得这家企业的真正价值！”
这样讲的时候，我从他镜片后面的眸子里看到了智慧的光芒与蓬勃向上的朝气。此刻的他与扎着围裙在灶台边忙来忙去的那位书生判若两人。
“你什么时候走？”我问。
“现在。”
“现在？”我非常吃惊，因为已经差不多到了晚上十点了！
“我不想让大家看见我什么时候离开，”他解释。“车子已经订好了，不久就到。”
“有人陪同么？”
“不需要陪同。”
“深夜行车，多加注意。”
“我会的。”
“保重！”
“你也保重！”
九
端午之后，因为情况已经大体熟悉，我的工作走上了正轨，随后，受公司委派，我去中山市区搞了一次企业内部管理架构调查，去广州开过一次价格研讨会。价格会议我不知道为什么派我去，但接到了通知还是立即赶往广州。找到开会地点，问明会议内容，我非常失望，因为从议程来看，它与我在内地开过的许多应景会议一样，就是主办单位借机收取高额的会务费作为单位的经费补贴，与会人员则顺便闲玩，然后得到一点小小的礼品。尽管出差之前我从财务部领到了足够的经费，又是公司委派而来，这笔开支完全可以回去报销，但我觉得这笔钱花得冤枉，就给科长打了个电话，讲明情况之后提出能不能不参加，省下这笔钱。科长说需要请示。过了一会儿我再打过去，他说上面同意了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上面指谁，但既然已经批准，我也就尽到了心，此时已没有回去的班车，我选了一家招待所住下。因为带着一笔钱，不好与人合住，我定了个单间。招待所的具体地点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能够记得的是距那个会场不远，办在一个比较陈旧的居民区。回公司报账的时候，一位财务主管看着我的差旅费报销单笑了，一片好心地提醒说：“按照公司的惯例，你可以在广州住一百五十块钱一晚的宾馆。”我也笑了，说：“这家招待所其实也不错……”
我的本心是想说，哪怕公司效益如此优异，同样需要管理人员自觉地节俭。但在那种场合，强调自己与一个好心对你的同事的差别，是很傻的。
后来，我到几家分厂全面察看了车间现场；不久，另一项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就是编写公司的《月度运行分析报告》。
用我在内地管理工业企业的经验来认识，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必须广泛深入地调查，然后进行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经济分析。无论调查过程还是最后提出的报告，都涉及公司机密，因此，能够承担这种任务令我欣慰，它至少表明公司对我人格的认同。
我不知道公司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月度运行分析工作的，也不知道此前这项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在公司起着怎样的作用，因为没有人向我移交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也没有人对我说明怎样做好前后衔接。这种情况让我觉得，如果这项工作此前确实有人做的话，那就说明前任可能跳了槽，而且极不负责地走了，而主管上级对这项工作不熟悉或者不重视，不知道怎么对接任者进行必要的辅导。
我不知道这项工作归谁主管，我所能做的就是先搜集原有的《月度运行分析报告》实物，尽可能将它们衔接起来，找出规律。但没有想到，公司居然没有它的档案。我硬着头皮去找几位部门经理助理，因为科长告诉我，这个报告只发给部门经理助理以上的领导，下边在每月的例会上听，不接触文字。最后我总算寻到了几份打印搞，尽管时间上并不连贯，但还是能够给我一些借鉴，也让我对此前的工作情况有了粗略的印象。
不客气地说，那几份报告显得稚嫩，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于是我首先对报告的整体架构进行明确，就是分哪几个部分写哪几项内容，谁详谁略，事实的剖析定在什么深度，需不需要表达撰稿者的个人观点。然后，我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从几个分厂开始，实地了解情况，返回之后向各位部门经理助理征求意见，两相印证。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以前的工作程序；如果不是，分厂厂长们与部门经理助理们也断然不会向一位试用期人员介绍各自的工作进展。
月度例会在月底召开，通报公司运行情况是主要内容，部门经理助理轮流担任大会的报告人，总裁与各位高管只要在家全都到会，很隆重。这是自己的第一份报告，又是第一次与整个管理层见面，我的心情有些紧张，因此，特意坐在多功能厅最后一排，注意观察会场中任何与报告有关的重要反应，以便自己对报告的效果进行判断。
报告的主体反映良好，大家听得很用心，也很高兴。这当然是我所期待的。我觉得运行报告不是高层内参，既然是向整个管理层通报情况，就应当鼓舞士气，而且公司本身也的确表现得很辉煌，正面的东西是主流，所以起草时定的基调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数据与事实说明大家努力了一个月获得的成果。对策部分我提了两点建议：其一是公司产销旺季将到，原材料与资金与货运等方面需要早做安排；其二是注意浪费的苗头。旺季问题，只要稍稍对比分析一下公司近几年的产销曲线就能够发现，但此前没有人涉及。浪费在公司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行为，本身已经不是苗头了，但考虑到大家的接受程度，我虽然提出，却做了淡化处理。末了我引用一句古训作为结束语：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应当善自珍惜每一份成果。
报告结束，主持人征询各位高管，有没有意见要讲，这时候总裁站了起来，走到讲台上，面向大家说：“我要讲几句。”
会场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我首先要对大家讲一下公司的总体思路。公司怎样考虑现在的局面？公司认为，现在是又一个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既然是超速发展，我们就不能抱残守缺，就不能多想那些坛坛罐罐，就要全力进攻。××刚才说了，创业难，守业更难啰！我要提醒各位，公司现在还在创业，不是守业，我们不能用守业的观念和态度对待难得的机遇。要放开手脚，大步前进。但有一条应该注意，就是我们确实需要珍惜每一份成果。能够‘善自珍惜当然更好，但很难达到那种高度。我们可以那样提倡，不勉强。我们需要的是珍惜成果的心态与习惯，因为成果不论大小，都是大家一起奋斗得来的。”
老总的讲话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那时还不够自信，老总直接点出我的姓名，让我一下子站到所有同事面前，我没有思想准备；老总对守业观点的批评更是令我惭愧不已，让我反思自己，是不是还停留在内地的思维惯性之中。虽然我从老总的讲话中知道了公司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与总体战略上的安排，而这正是今后做好《月度运行分析报告》所应当遵循的方针，但我却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这篇报告被公司打入另册。
会后不久，科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问我有没有带组织关系介绍信。
公司里原来有党的组织？这个消息令我既高兴又吃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和绝大多数员工一样，把公司看做一家纯粹的私营企业，而在内地，当时任何私企都还没有考虑建立党组织的问题，我以为广东的私企可能更不会建立。
我说没有。
科长又问能不能要我的单位发一份传真过来，证明我是共产党员。
我在个人简历上申明了政治面貌，在工作简历一栏还填写了党内职务，但那些毕竟是个人所为，与组织证明不可相提并论。不过我不知道科长此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意图，就问：“要证明做什么用？”
科长笑着说：“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过七一，明天去从化温泉，后天回。”
“疗养？”我也笑了，很向往，因为还是初中的时候我就读过散文大家杨朔写的名篇《荔枝蜜》，从中知道了从化温泉的好处，要是真的能够身临其境，感受一定别有意味。
“想不想去？”
“当然想！可是我还在试用期……”
“你担这个心干什么？”科长哈哈大笑，“你现在不是还在公司吗？”
一言惊醒梦中人，我马上也笑了，说：“我们单位没有传真机，不过我肯定不是无党派人士。”
“那好，明天我们一起去！”
十
现在的从化温泉是什么样子，我无法推想。我只能猜测，作为那么优异的度假资源，又紧邻经济实力强大的广州，它可能早就变得如瑶池蓬莱一样灵秀幽美了吧。但多年之前，它给我的印象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老迈。无论建筑还是景观都沧桑不已。
由公司去从化的路上，过广州市区不久，我看到了一处面积很小、破旧不堪的厂区，坐落在小山坡上，由一道不高的院墙围着。引起我注意的不是厂内的萧条，而是院门顶部弧形钢架上的厂名“广东省××有限责任公司”的招牌。这个招牌上的企业字号与我们公司完全相同，从常识判断涉嫌侵权，我打算在恰当的时候跟科长聊一下这件事。
到达之后大家没有先泡澡，而是去玩一种名叫野战的游戏。不论男女，穿上迷彩服，手持内装彩油弹的气枪，分成两队，在山坡上，树丛里，埋伏或者攻击。伙食由小齐姑娘照管，弄得很丰盛，我记得有一道怪怪的菜，肉类，连肉带皮切成方块，放在瓦锅里炖，初次品尝，感觉肉不如皮好吃，因为肉粗而皮如胶质，有点脆又很有嚼头。我问小齐姑娘那是什么，她说果子狸，是广东常见的野味。我第一次听说，请她带我去见识一下，她马上笑了，说：“带你去看可以，你看了别后悔。”“有什么好后悔的？”我想，随着她进了后厨。
墙边一排铁丝笼，叠了三层高，每个笼子装三四只吧，猫那么大、外形极像老鼠的动物，完全不怕人，圆眼珠贼亮贼亮，背部的毛灰黑色，硬苍苍的，乱蓬蓬的，尾巴上面一根毛都不长，整个印象是又丑又脏又凶恶，离笼子老远就能闻到一种令人作呕的臭气。
“看吧，那就是。”小齐姑娘远远地看着笼子，笑微微地介绍。
“好大的老鼠！”我说。
“果子狸！”小齐姑娘纠正。
“老鼠！”我强调。
“果子狸嘛！”她还是不承认。
晚上，大家仍然很喜欢那道菜，我却是说什么也不吃了，因为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另一种风味、叫做叉烧田鼠的也是，烤得像张薄纸，硬邦邦的，咬一口，带点酸味，吃不下去。
它们让我领教到了，为什么内地人说广东人能吃，敢吃。
多年以后从广东开始闹“非典”，我们在内地听到各种传说，其中有两种最让我在意。一种是说，“非典”病毒会不会是敌对国家施放的生物武器，想试一试我们的政权还具有怎样的控制与国防动员能力；另一种是说，病毒来自果子狸，一种很容易吃到的极不卫生的动物。于是，那种眼珠贼亮贼亮、形如老鼠的丑陋东西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然，烤乳猪就不说了，虽然听起来残忍，但的确是美味中的美味。
还吃到了鱼翅羹，原料是鲨鱼的鳍。
晚上，科长，小齐姑娘，我，三个人一起散步。因为是山里，四周很黑，使度假区的灯光显得更为明亮。马路上有三三两两的站街女，为了不被纠缠，我们尽量回避有她们挡路的位置。转了很短一段路程我们就兴味索然，一起往回走。这时候我谨慎地问科长：“今天来的路上，我看到一家名字跟公司相同的企业。”
“哦，你看到了它啊！”科长笑了笑，“它和我们有很深的关系。”
“是吗？”
“是啊。我们公司开业的时候钱不多，只有九十六万，建立第一条生产线都不够，厂房和地皮都是租的，商标更不用说，也是租的。”
“还有单位出租商标？”
“经营不下去嘛！而且这是广东！”科长又一笑。“你看到的那家企业属于另一家大公司，本来生产跟我们一样的产品，后来垮了，它的母公司有自己的主攻行业，就决定把那个小厂关闭，将这个行业里的商标使用权转租给我们。现在，那家大公司也日落西山了，可我们这个靠租赁它的商标起家的小厂却越做越大，欣欣向荣！”
“租赁期多长？”
“二十年。”
“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怎么办？”
“车到山前必有路，不用想那么远。”科长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暗示，也有一种关照的意味。
我领悟到这是个敏感话题，不再说什么了，并且暗自告诫自己，不要与别人谈论此事。
从温泉回到公司，情况发生了突变。
首先是老总约我谈话。
接到这个通知我有点激动。为什么约见？想谈什么问题？怎么应对？整理了衣着，我让自己尽量精神些，然后坐电梯升到六楼，在秘书引导下，去老总的办公室。
办公室非常宽大，办公台也非常宽大。老总端坐在那里，在他背后右侧。墙面上，用朴实的木质画框装饰着一幅方形大字，汉隶体，笔意磅礴，估计是某位书法大家的手迹，内容是下面八个字：宠辱不惊，物我两忘。这应该是老总给自己的警示，顺着它们的意思往下想，可以察觉，老总一定常有被惊动与难忘怀之类的心境。
礼节性的问好之后，按老总的指示，我在他对面的软椅上坐了下来。
第一次近距离和老总接触，我并不紧张，但很谦逊。我不是个喜欢崇拜什么人的人，但对老总的敬重发自内心，因为我懂得，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一个人如果不凭借特权或者使用罪恶的手段，而是白手起家，想在自由竞争之中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非常艰难。那时候我觉得，老总做到了。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这里就不说了，当然非常重要。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老总起身和我握了一下手。这双手很宽大，但那一瞬间我发现，他的手腕和额头竟然都有一些明显的黑点，以我的经验判断，可能就是老年斑。他的面容非常大气，却比实际的年龄苍老很多，这表明他承受的压力与经历的磨难超出了我的想象。那一刻我的心情很复杂。如果说巨大的财富非常诱人，那么与它同在的巨大的压力却不一定每个人都承受得起；如果说此前对于中国的资本家我并不了解，也不敬佩，那么此时，在这个人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骑上了民族资本这只猛虎之后只能往前不能后退的精神。此时，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中国的新型民族资本”。中国有过这种历史现象，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被以赎买和兼并的方式消灭了。现在它重新回到了生活之中，它将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现在就是其中的一个因子，应该怎么做？
过了两天，我被任命为企划科见习副科长。
参加工作以来，担任的职务也不少，但从来没有“见习”一说，更何况是一家公司的副科长？我当时完全不明白公司这种人事制度的根据和作用，所以，看到任命书的时候，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既高兴又糊涂。
但不管怎么说，我升职了，虽然试用期还没有满；我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室了，而且处在老总办公室的斜对面。房子也有了，就在小齐姑娘住的那个弄堂里，进去的东边第三家。
我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远在中山市区的同学，他很开心，约我星期六去他那里，并且说：“我也有好事要告诉你。”
去中山市区已经轻车熟路，朋友在国际大酒店旁等我，见面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身边紧挨他站着一位陌生的姑娘。
“这是我的女朋友，”同学说，笑得很灿烂。
同学的女友具有南方女孩典型的面部特征，第一印象是非常友善。她竭力邀请我马上去她家里，并且说中午就在她家里吃饭。客随主便，我们于是拐向另一条马路，边走边谈。
从同学的嘴里得知，市里有领导到过中山，是从深圳一路看过来的，目的是想联络从老家出来在这边混得比较好的人成立同乡会，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这种消息令我内心波动不已，但自己的事情还八字没有一撇，我也不好说什么。
“你认识一个叫阿云的女的吧？”同学突然提问。
我没印象，于是反问：“她姓什么？”
“你还认识好几个阿云？”同学笑了起来。
“不懂。”我说，也笑了。
“过来这么久了，女朋友也没有找一个？”同学继续笑着，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跟我的这一位明年就结婚，到时候你来喝酒。”
我记得同学向我讲过，他一定要找一位广东女孩，在这边扎根，现在他办到了，可他远在内地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话到了嘴边怕说了会惹祸，我赶紧咽了回去，而是说：“好啊，我一定来！”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个？”同学的女友对我讲。
“开玩笑可以。”我说。
“不是开玩笑！我认识的好多女孩子都想嫁一个北方人的！你们北方人长得帅，有本事，工资又高……”同学的女友解释。
我笑了。我说我没那个福气。
“他是个死心眼儿，你跟他说了也白说！”同学笑着做了结论，然后又开导我：“既然来了么，就要在这边慢慢适应，我倒要看你能够坚持多久！”
能够坚持多久？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
对于夫妻之间的忠诚，我始终非常看重，但不客气地讲，来广东的时间不长，我却看到了太多的无奈与混乱，看到了太多的破裂甚至欺骗。我虽然对自己有信心，但此时此刻，在同学面前，我不能自我标榜，只好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同学笑了，说：“看一步就要滑一步！我最初还不是从看开始的！”
我说：“我的视力不好，四百度，只能慢慢走，看了也白看！”
同学说：“算了，跟你讲点正经的！那个小云姑娘真的蛮不错，比我还先来这边，我们是在一次集会的时候认识的。我那次提到了你，她说她认识。”
“不会吧？”我摇头。
“高高的个子，长头发，不胖不瘦，又漂亮又有女人味特别是眼神比较媚人！很勾魂的那种。她自己都说认识你，你怎么会想不起来？”
但我还是不明白。
“我把你的电话告诉她了，她说了她要去找你的！”
“你真会帮忙！”我笑了起来。
“我跟你还谈鬼？你的事情我都负责！”同学一副豪气干云的样子，眼神却在坏笑。
十一
在中山市区，我通过邮政汇款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寄了回去。晚上七点，又去邮电局排队往家里挂电话，把消息告诉妻子。
那时候手机很少，就是广州市区也不是很多人能用，主要问题是设备不行，放出来的号好像还只有六位数。公司里几位老总有，营销部对外联系多，经理助理配了一块黑砖头，别的部门的经理助理和所有科长只配数字式传呼机。来广东之前我跟妻子约定，周六晚上七点以后往家里打电话，因为那个时间段电话费价格减半，便宜。当时每到周末邮局里就会挤满想跟家里打电话的人，每个人在柜台领一个顺序号，轮到了才能打，而且都很自觉。
周一，下班之前，我见到了同学所说的那个阿云姑娘。
她实际上是同学自己在中山市区认识的一个江西女孩，要来我们这边应聘。应聘本来在白天最好，可那家公司不知什么理由，偏偏把时间定在傍晚。女孩子不放心，就请我那位同学作陪，同学于是叫她来找我，就这么回事。我一下班就到公司门口等，到天快黑了才见她的面。个头不高，虽然看上去胖，但不显得肥。她的皮肤格外好，用白如凝脂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常说一俊遮百丑，她就是这种类型，因为皮肤方面出众，整体看起来赏心悦目。她知道自己的长处，因此穿的衣物都见短，短褂短裙短袜，网球鞋，扎着马尾辫，风风火火。
我陪她到了那家位于镇里头的公司大门口，在外面等。许久以后她出来了，在厂门口没有见到我，焦急地四处张望，其实我就在背后。听到脚步声她回过头，笑了笑说：“我说你应该在这里等我的嘛！”
我没有问她应聘的结果，因为如果理想，她会主动告诉我；如果不理想，我问了徒增她的烦恼。我没有吃晚饭，她也没有，我说请她随便吃点什么，她急着要赶回市区，不肯，我不便挽留，就问她这时候是不是还有车，她说没事，可以坐过路TAXI，然后在我的向导下走出了镇子，到公路上拦了车走了。
次日同学打电话问我情况怎么样，我讲了经过，同学说你这个死心眼儿，怎么不留她？要是半路上出了事怎么办？我说应该不会。
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居然是那个女孩子打来的，向我道谢之后，说与一位同乡在中山市区开了家物流公司，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她那里看看。那时候“物流”还是崭新的概念，不像现在这样普通，可以想见她一定是个很能打拼的女子。我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去。此后再没有联系。
搬家的第二天晚上，我见到了真正让我牵挂的女孩子。
如果记得我对四月三十日在中山市参加人才招聘会的情况所做的描述，就一定会想起那位我曾经一笔带过的姑娘。她站在公司的招聘摊位旁，我向摊位内的公司人员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她也在旁边倾听和观察。与周围的环境相比，我现在只能用“光彩照人”来形容她当时的形象。
我的简历就是她递给当时在现场负责招聘工作的高管的。从她可以直接跟那位高管沟通来看，她的职位肯定不低。来报到后，我在公司的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与对她的介绍，这才知道她原来担任着营销部秘书，实际职责等同于公司的公关经理与形象代言人。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个多月她竟然一次都没有在公司露面，我也就没有机会再次和她相见。
那天晚上，九点多快十点了吧，我正在一楼大厅里独自看香港明珠台的黄金时段电影，好像是美国的科幻大片《星空历险记》，讲一艘太空战舰在银河系内的各种奇遇。香港的几家主要的电视台，如亚洲，明珠，香港，翡翠，在广东都能随便看，待遇与在内地大不相同。我习惯了之后，只看它们的新闻与黄金时段电影，别的部分兴趣不大。正看着，外面的大铁门被哐哐哐地捶响了，有人想进来。我急忙起身出去，开门的时候说：“这么晚了，轻点啊！”
“轻点？轻点你们谁醒得了？”门外，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门开后，灯光里，那个女孩拎着大包小包正准备进屋。
仍然是那双凉鞋，仍然是那身长裙，仍然是那种姿态，一切都跟那天相似，不一样的是因为在晚上，带了一种很柔很柔的香水气味。
见开门的是我，她很意外。她似乎对我还有些印象，想打招呼，大概又不知道怎么称呼我，愣了那么几秒，然后也不吭声，咬着下嘴唇忍住心里的笑，一阵风似的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目送她袅袅娜娜地上楼，听着她的脚步声在二楼停下，然后叮叮作响地掏钥匙打开我隔壁的房门，我这才知道，她竟然不仅和我同楼，而且与我隔壁。不相信吧？可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巧事！
关好门，我继续看我的片子。过了一会儿，只听得楼上砰的一响，她立刻尖叫了一声；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赶快站起来准备上楼去看看，却听到她在楼梯口朝下喊：“哎！请上来一下！”
我已到了楼梯下面，问：“没事吧，刚才？”
“没事！我的热得快炸了，烧不成开水。你有开水没有？热得快也行。”
“有开水。”我说，上楼去拿了开水瓶递给她。
“是今天的吧？”
“才烧不久。”我说。“我不需要了，你可以用完。”
“喜欢熬夜看电视？”我下楼的时候她追问了一句。
“片子好。”我说，
“什么片子？”
“《星空历险记》。”
“我也喜欢。第几集了？”
“十一。”
“哦！”她答应了一声，回了自己的房间。
过了十几分钟吧，我听到她的脚步声在下楼，就预先让出了自己坐着的好位置，转到了侧面的沙发上。
她端着两只茶杯，怕将杯子里的东西弄洒了，走得比较慢。走近了之后她很急促地说：“快点，好烫！”
我接过一杯，发现是麦片，于是问：“没吃啊？”
“没吃才喝吗？”她反问，在我让出的位置坐了下来。
我笑了，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她看着我，一副穷追猛打的架势。
我又笑了，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不经饿，你如果没有吃，我那里还有点东西可以吃。”
“谢谢。”她显然对我所说的吃毫无兴趣，一边喝一边看荧光屏。“我吃这个是为了帮助睡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昨天。”
“习惯吗？”
“还可以。”
“好好干，这家公司不错！”
“是啊，国内少有。”
“嗯。你好像是姓×？”她报出了我的姓，应该是那次招聘会留下的残余记忆。
“是。”我点了头。
“现在具体做什么？”
“企划。”
“哦！那是个……嗯，你以后会明白的。”她讲了句半截话，不吭声了。
那是个什么？是非之地？出气筒？或者晋升的快车道？我在心里思忖，得不到答案。我知道每家公司、每个单位都有一类让人欲言又止、不得不说“那是个……”的部门。它们有的属于鸡肋，可有可无；有的过于敏感，容易惹上非议。那么在这家公司，企划部门是鸡肋还是敏感部门呢？是容易遭人排斥的部门还是方便往上走的直升机场？
她不揭穿，我当然不能追问，只好自己体会了。
次日我们差不多同时起床，一道出门。我骑的自行车很旧了，又和她不熟悉，当然不好意思邀请她坐自行车后座，就故意在院子里磨蹭；而她似乎也不想让我感到尴尬，快步出门，头也没有回。等我出来，她已经到了弄堂口，打开了一辆的士的车门。
凑巧得很，中午我们又一同坐电梯下楼去饭堂。吃饭的时候，一位从部队转业、在公司干了多年的高龄主管特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快吃完的时候那位主管突然对她说：“你怎么先吃好菜后吃差菜？应该先吃差的，后吃好的！”
“先吃好的后吃差的！”她说着，笑得格外开心。
“这是什么观念啊！”那位主管不以为然。
“你的观念就正确吗？”她马上反问。
“你评评理。”主管向我求助。
我说：“不用争，这叫代沟。”
他们觉得意外，但都信服，一齐笑了，不再说什么。
此后，只要在公司饭堂进餐，她几乎都会来找我闲聊。慢慢地，我们彼此开始熟悉，并且越来越亲切了。
十二
在企划科坐了三天班，我体会到了邻居女孩那天晚上欲言又止的言外之意。
这个机构名义上直属公司办公室主任管理。办公室的职权包括人事、后勤、保安、文化中心、企划。因为公司不可能安排人手天天做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产供销、人财物方面的日常计划工作各部门自有安排，所以，企划人员在公司有点游离于经营主体之外，是纯粹的参谋性质、人才储备性质、机动性质，除了月度运行分析这一项工作有持续性，其他事情往往突如其来，而且多数为跨部门和跨专业性质，因此，比较适合它的是一种有着通才背景并且具备统筹能力的人员。
我头几天的坐班，实际上等于混点，无所事事。这种状况我不能容忍，相信公司也不会长时间容忍，因为对一个想干事的人来说，无所事事就是耻辱；对一个管理严谨的公司来说，付了薪水却无事让员工去干是不必要的浪费。我需要尽快在公司里有个明确的定位。而定位明确是任何拥有专业背景的员工所渴望的。
第四天上午，主任来了电话，请我过去。
这是一位话语不多、表情更少的当地男士，身材中等，形体消瘦，年龄五十出头。他的短发已经灰白，交谈时语气低沉得有点轻微。我们都是短袖，唯独他一人总是长袖衬衫，而且袖口从来都是紧紧地扣着。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下牙床右边似乎镶着一颗银牙，说话时口内银光闪动，效果特别。他最大的嗜好为香烟，但办公楼内他从不吞云吐雾，因为公司规定，楼内抽一根烟罚款一百块；离开办公楼之后，香烟就几乎不离他的嘴唇。
他花了很多时间询问我的经历、家庭，个人爱好，最后才安排工作。虽然自始至终他没有流露过任何表情，但我能够感受得到，对于一个内地的年轻干部为了家庭摆脱困境而放弃大好的政治前途独自南下，他的心态是同情。这种态度让我感到奇怪与不安，于是告辞的时候很尊敬地问：“冒昧地请教一下，您以前是不是老师？”
他微微一笑，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看得出，很高兴。
后来我特意向小齐姑娘打听，才知道主任不仅教师出身，而且做过中学校长。
“那所中学是名校，有很多华侨子弟来的！”小齐姑娘说起中学的神态，相当自豪。我想那可能也是她的母校吧。
“既然如此，怎么会到公司里来呢？”我又问。
小齐姑娘看了看四周，发现没有别的同事，就低声告诉我说：“你不要对任何人讲！他是镇政府派来的代表，监督公司的！”
镇政府派人监督公司？为什么？我还想问，但科长回来了，我到了嘴边的话赶紧咽了回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之后走了。
在路上我猜想，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镇政府在这家公司占有股份，而主任是公有股的产权代表。但这可能吗？我不敢肯定自己的判断，但开始相信，公私合营的产权结构在当时的广东也可能普遍存在。它们的结果会是什么？我问自己，但一时找不到结论。
主任交办的工作是让我参与修订公司的管理制度汇编。此前有基础，现在的任务只是将不适应情况的条款去掉，把需要增补的条款加以明确。修订工作由主任牵头，每天上班之后，我们几位修订者就在主任召集下走进某个小会议室开十几分钟的碰头会，讨论当天的工作目标，由主任安排进度。从连续几次的接触来判断，主任责任心非常强，但对企业的经营完全不懂。既然如此，他的监督职责怎么落实？我无法说服自己，只有不往下面思考了。
在修订过程中，我因为一件额外的事情和主任进行过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用工制度。那时候，用工制度在广东其实并不特别重要。无论车间工人还是写字楼管理人员，需要就聘，不需要就炒，供应一直比较充足。中国的人口之多，就业压力之大，全球无出其右，产业后备军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大公司注意自身形象，遵守《劳动法》；小公司的情况复杂得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很普遍，劳资矛盾也相对集中。我所在的公司给予车间工人的待遇算比较好的了，有加班工资、夜班补助、工装、按时提供口罩手套胶靴等劳保用品、工人与管理人员和公司高层共同在一个食堂进餐、用同样的不锈钢集成餐盘、同样的伙食标准和食物、坐同样的快餐式桌椅、每个正餐保证一荤两素、米饭和咸汤随便打、不限量，并且每个正餐给予百分之四十的补贴，不许食堂赢利。这种待遇不仅代表经济上的实惠，更代表对人的尊重。对劳工们来说，能够有尊严地工作与生活的确是一种幸运。
在讨论招聘制度的时候，科长说近期新车间工人来的多，走的也多，车间方面反映很难培养熟手，影响产品质量，得想个解决办法。我出于好意，说如果允许，我可以回乡，在那边招一批符合公司要求的年轻人来，保证他们不会随便跳槽走人。
“绝对不行！”主任说，语气斩钉截铁，让我吃惊。“是这样，”主任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马上解释，“要是都从一个地方招工人会很不好管理。有些小厂，做工的只几个，吃饭的一大帮，他们怎么做呢？都是厂内的老乡把饭打好带出来递给他们。企业不是赈灾所，这样吃下去承受不起。还有一点，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容易拉帮结派，在厂里恃强欺弱，出了问题工段长们不敢处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可能报复。”
我沉默了。我绝对相信主任讲的都是真话，也相信公司不能在一个地方招人过多的苦衷，而且我已经多次听到同事们讲，外来劳工是这块土地的一种心病。我提出那种想法的本意是既帮一下公司，又为我的家乡办点实事，但因为存在实际冲突，我只能放弃。
十三
公司总部所在之处是它的生产基地，包括三家分厂和一个刚刚组建的新车间。公司还有其他相关企业，比如包装制品厂、模具厂、印刷厂和一家驻深圳的广告公司，但它们都是不同的企业法人，只向公司提供配套产品与服务，日常管理公司不负责。作为生产基地，实物的消耗量自然非常大。公司的主体原料从北方购入和海外进口，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这一进一出使运输成本增加很多，但暂时也没有办法解决，原因是广东便外不便内的地理位置。
我的新任务是为三家分厂和那个新车间制订经济成果考核方案。这项工作可以叫做制订内部经济责任制，工作流程我不陌生，不过开展起来有实际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人手不够。目前我还只能调动自己，而做这顶工作需要搜集大量原始数据，一个人做费时费工，很不经济。公司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指示人事科去广州联系大学的管理学院，从那里寻求专家的临时帮助，我的职责最初是为专家提供必要的配合。
科长是本省人，在广州的一所大学毕业，自然对广州很熟。联系的结果一开始并不理想，因为有些专家觉得做这个课题不划算，机会成本高了点。
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如果准备做一件事，同时又出现了做第二件事甚至第三件事的机会，那么把这几件事能够获得的收益与需要付出的成本进行比照，可以判断哪一件事投入产出比最小，比较成本最大，从而选取最划算的事情来做。换句话说，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学者们依靠做课题赚取比教授薪水多得多的外快，也许是广东首开风气之先，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与办学宗旨两个方面带来了冲击。宁静的校园不再拥有世外桃源般的超脱与清高，而固守清贫与适应市场这两种选择，也渐渐在师道尊严早已不再的教师队伍中引起深刻的变化。
最后科长终于在一家著名大学联系上了一位导师。导师同意接这个课题，但因为抽不出连贯的时间，不能亲手做，可以提供指导，同时委派两位研究生过来帮我的忙。
我对于广州的了解，就从这所大学开始的。
那天，按照科长的介绍，我带了司机去广州接导师他们一行。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炽热，白色皇冠开着冷气，顺公路向广州轻快地行驶。司机陪科长去过，熟门熟路，径直开进了校园。园内的宁静氛围勾起了我对大学时代的美好回忆，林荫道上学子们三三两两的身影也让我觉得亲切和熟悉。我也是那样过来的。我们毕业时由国家分配，他们则绝大多数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虽然我只比他们年长了十来岁，但从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我们之间已经是两代人的距离。他们今后所立足的经济基础会比我们当年好得多，但所经受的就业压力也比我们当初大得多。
我先去拜望了导师，一位身材不高、非常和蔼的谦谦长者。
虽然是初次相见，但导师很平和。这种态度不仅马上消除了我的生疏感，而且让我觉得非常亲切。办公楼很气派，可导师的办公室却相当简朴，里头的用品与我在公司里的办公家具相差甚远。接过导师的名片，得知他是一位教授，担任着管理学院副院长，我的心中更多了几分敬佩。见了我的名片，导师问：“你是助理研究员？”我说我本来可以评经济师，但更喜欢这个职称。导师笑了笑，说：“经济师实用，这个更好。”
导师推荐的两位研究生都是女孩子，就在这个暑期毕业。我本心希望男生最好，因为我也是男的，工作起来好调动，并且下一步要经常去车间，那样的环境对于女孩子来讲可能乱了些，不大好。但人选是科长前几次来的时候已经确定好的，我不便变更，也就没有提出异议。时间接近中午，我请导师和两位女生在校内餐厅吃饭，四个人加上司机一共花费一百六十多块钱。这笔钱由公司报账，我并不负担，之所以仍然记得金额，是因为导师坚持不要酒水，他说他滴酒不沾，而我看了一下酒水价格，没有低于一百二十块钱一瓶的，他点的菜也以清淡廉价为主。
到了公司，主任由科长陪同与导师做了礼节性会晤，随后我们在一间小会议室坐下，直奔主题。我报告了此次合作的目的、任务和要求，导师做了分析，讲了原则，提了纲要，嘱咐两位门生重视这次深入企业的机会，多接触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积累经验，然后询问了公司对她们的住宿与伙食所做的安排。一切满意，导师放心了，打算走。科长告诉他，说公司在酒店订好了餐，吃过晚饭之后有专车相送，导师也就客随主便，留了下来。
剩下的时间由我陪他们在会议室闲谈。导师问过我的情况，最后说：“看来你还没有融入广东的打算。”
这句话的确切中了我的要害，既把我看了个彻头彻尾，也让我对导师的洞察力心悦诚服。
“融入，要看以什么方式。”我回答。
导师点点头，讲起了别的话题。
后来回到内地，只要想起他们，这句话就立刻在我的心中回放，越想越觉得导师当时就是想点拨一下我，不但用心美好，而且意味深长。
我们从一分厂做起，它在老厂区，所以最初三个人总是一起步行去那边。午饭来得及回食堂就在食堂吃，来不及就在街头找个地方，最初我请，后来在她们的坚持下实行AA制，各自付账。她们两位一个来自大西南的高干家庭，一位来自珠海的普通人家。西南的那位是独女，掌上明珠；珠海的那位家中曾经出过重大变故，兄嫂同时亡于车祸，侄儿侄女和母亲由她独力赡养，从本科生起就在外面兼职。不同的人生际遇没有影响同窗之谊，她们很要好，而且都乐观。她们的到来在公司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热议，她们也很快和大家打成了一片，虽然跟公司的合同只有两个月，但第一个月就获得了本月优秀员工奖，可见人气之旺。
我们的工作按计划进行，中途比较顺利。但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阻力。
最关注考核方案的自然是各分厂和新车间的负责人，因为考核标准的严与宽，直接影响他们一年的工资资金。但公司规定，分厂与车间必须绝对服从总部管理，所以几位负责人虽然着急，却也不能乱来，而我们在制订草案的过程中，既听取他们的意见，也不完全采纳他们的要求，我们的原则是公司利益第一，同时考虑管理现状，标准不拔高，也决不降低。
真正的阻力来自财务部的一位中层负责人。草案完成后需要交相关部门审定，财务、供应、生产三家是重点。那天下午，下班以后，这位先生特意来企划科找我，说对各分厂原料损耗的计算错了，应该如何如何调整。他是一位老员工，在公司里比较有影响，所处的职位又重要，平时讲话粗门大嗓，直来直去，很少给别人留下申辩的余地，这一次不在讨论会上公开对草案进行指责已经够给面子了，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认定我们的计算有误，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怎么制订考核指标这样的原则问题，因为以他提出的方法，对损耗的考核要下降两个多百分点，考虑到公司消耗的总量，这可不是一个细小的数目！
我不同意采用他的方法，于是他来了第二次，然后是第三次，最后在我的办公室与我发生了争论。他的声调很高，整层楼都能听到。
但我仍然不让步。如果让了这一步，分厂与车间是高兴的，因为可以放松对损耗的定量控制，可以年终在公司多分奖金，而受损的是公司，我们接受公司指令制订经济成果考核指标体系的工作也将因此失去意义。
最终他让步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提交公司高层，但不久，在另一个方面，我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报复。
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我判断可能是此前的分厂考核方案由他牵头制定，因为他是财务人员，那种方案由财务部门制订名正言顺。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这次重订方案没有交给他主持，他也就会觉得自尊心与信任感都受到了伤害。而新标准比老标准严，更让他有失面子。他一再过来争论，也许是想让指标恢复到从前那样？
当月，公司的一个考评小组决定将每月一评的突出贡献奖授给我，奖金一万元人民币。
突出贡献奖、优秀员工奖、经济成果考核，都是公司用来激励员工的。公司效益好，对员工的照顾也尽力，但待了几个月之后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虽然每个月的突出贡献奖大家也争得比较厉害，并且是一个由总裁秘书负责的跨部门小组考核评定，公平性不成问题，可职员们对公司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并没有因此增加。对他们来说，与公司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金钱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不想要这个奖。什么原因我现在也解释不了，可当时就是那样的感觉，不想要。
我不知道公司与同事怎样看待我当时的态度。年底，公司以另外一种方式奖励了我，让我既吃惊又高兴。我明白，公司这么做是对员工忠诚的肯定，公司需要忠诚。
十四
导师和两位女研究生是我在广州市内最早的人际关系。此后，如果出差，或者周末，我也到广州去，有时候去导师那里小坐，有时候请两位女生陪同逛街。那时候广州给我的印象是最热闹的地方在人民路与一德路、中山路，天河跟东风中路还不算繁华。越秀公园、孙中山先生博物馆、南越王墓、广州起义遗址、农林下路的执信中学，这些地方都去感受过。进出广州我多走洛溪大桥，很少经过珠江隧道。桥下是水量充沛的珠江，桥南是海珠区的范围，那里有在国内一度声名鹊起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出于好奇我去参观过它的摄影棚，只见到了架在棚内的模仿海上大船跟狂风恶浪拼搏的木制平台，没有见到任何演职人员。我曾经期望完成我的打工计划之后进入某所大学深造，也拿个MBA，但很快我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时的广州由资本决定贫富，而不是文化；追求财富的机会多得难以想象，如果不想此生只做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关门求学远远比不上自主创业。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周边城市的白领大多向往广州或者深圳。
于是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心态：等我攒起了资本，我也要尝一尝做老板的滋味。
我把这些想法讲给两位女生听，其中一位很认真地答复：“人生有时候只需要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的确如此。
在制订考核方案的过程中，我的见习期结束，正式担任企划科副科长，工资因此增加了一倍半，一个月的报酬相当于内地一年。在我第一次向妻子汇出那么多钱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我体会到了充足的金钱带来的快乐，增强了摆脱困顿的信心。这时候我突然体会到，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生命的长短，那么，当一年的报酬等于内地十年的时候，生命也等于延长了九倍；如果我哪一天真的成为一个企业家，我的报酬一年相当于内地一千年，我的生命也就等于内地的一千倍，这多出来的九百九十九倍就是此生的利润，可以挥霍，也可以投资，而在那时的广东，我确实听到许多暴富的大佬将赢来的人生毫不吝惜地挥霍一空，然后在商海中急速沉沦。
考核方案颁布之后，一位分厂厂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吃大排档。此前我与他并无私交，不明白他的用意，但他满腔热忱，我也不好拒绝。镇上的大排档集中在进镇之前的空旷地段，相邻好几家，每家几十张餐台，场面宏大。虽然都是露天，却别有情趣，来这里解馋的基本上是工薪阶层。我如约而至，与厂长同来的则是几位工段长。这位厂长特别钟爱啤酒，一顿四五扎，落座之后我们边吃边谈，开头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好久才切入主题。
原来他请我的目的只是为了告诉我，他完全支持新方案。他说只要从车间开始认真抓好损耗的定额管理，他们的收入并不一定减少，而公司的成本却能明显下降。
“我们这样的小产品，生产成本是竞争的基础，早就应该严起来了！”
“可是太严又怕工人吃不消跑掉。不能一年四季总是招工啊，那样质量又是问题！”
“是啊！工人有临时思想，管理人员有临时思想，老板却不能有临时思想，怎么办？”
看着他们热烈地议论，我陷入了沉思。产业工人，劳工制度，劳资关系，西方历史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验教训，种种意念在我的心中回旋，但我无法讲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些概念离他们太远，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改变，而我在这方面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次日上班的时候，在厂区门口，保安班长把我拦住了。
这是一位四十来岁的本地汉子，矮矮的个头，说话慢条斯理，办事出奇地认真。我和他闲聊过，知道他有三个孩子，老婆在家里种地，一年的收入并不多。
“科长，有人找你！”他一口怪怪的普通话，听着就想发笑。
“谁？”
“在外面。”
我回到大门外，四周看看，没有见到像是要找我的人。于是大声问：“谁要找我？”
院墙脚下安安静静地蹲着四个人，两个小伙子，两个小姑娘，看年纪也就十七八九，看打扮可以断定是只能够在车间做事的工友，也就是被称作蓝领的操作工人。听到我问，他们站了起来，其中一个矮墩墩的小伙子有点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对我说：“您就是×主任吧？”
家乡口音，很久没有听到了，令我意外。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来找我干什么？为什么叫我主任？我的内心很狐疑，就说：“我姓×，不是主任。”
“我们有点事，想请您帮个忙……”
我明白了，点点头，说：“我要先去刷卡签到，你们在这里等我。”
那时候公司已经用电磁卡管理考勤了，迟到与否，迟到多久，由电脑记录，谁也不能蒙混过关。迟到或者旷工，在月底按规定扣除薪水。
刷了卡，准时参加办公室系统的早间例会，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当天要做的工作安排好，已经是一个钟头以后。从六楼坐电梯下来的时候我想，过了这么久，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有意不见客，已经走了？走出大楼，远远看见他们还在等，四个人手扶院墙上的铁栏杆，像铁窗后的死囚渴望离开牢笼获得自由一样，眼巴巴地向厂区张望。这种景象令我心动，也令我至今难以忘记。
“说吧，是不是想进厂？”我说。
“我们想进厂。”领头的小伙子说。
公司有个规定，新招工人要由三个工友或者一位管理人员担保，而且每人必须交纳九百六十元保证金。担保的理由是工人良莠不齐，有些人经常偷窃，或者当班不负责，糟蹋原辅材料。这种行为公司的处罚相当严厉，而且倒班的时候当班保安守在厂区侧门那儿如狼似虎地盯着，很严了，可还是不能杜绝。
帮他们进厂我就得担保，可我对他们并不了解。如果被处罚，不但罚金可能落到我头上，而且我还会声誉受损，因此有些犹豫。
“这是我们的身份证，”领头的小伙子懂得我沉吟的意思，把身份证递了过来。“我们要是不守纪律，或者做不好久就跑了，您可以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找我们的家长算账。”
能够想到这一层，我的疑虑也就可以打消了。我拿过他们的身份证一一查对，然后对领头的小伙子说：“我还没有往厂里介绍过人，不知道能不能一次为四个人担保，你们明天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见我同意帮忙，四个人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我又问：“每人要九百六十元押金，你们带齐了吗？”
四个人小声嘀咕了一下，然后都开始掏钱。领头的小伙子将钱收齐，一边递给我一边说：“还差一点。”
“钱不是给我，”我解释，“押金在招工的时候你们自己交给人事科。差多少？”
“一千二。”
一千二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目，我没有马上说可以垫付，而是冷峻地看着他们的脸，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谎。
领头的小伙子被我看得脸红了，解释说：“我们来了半个多月，租房，吃饭，交职介费，身上的钱用掉了一部分。本来在一家小厂做了一个星期，可他们说裁人就裁人，一分钱的工资都不给，想要工钱就挨打……”
黑职介与黑工厂串通，用打手对付独自出外谋生的工人，这种事我早有耳闻，于是打断他的话，说：“钱的事明天再谈，你们先回去。”
随后，我找了人事科，又找了那位分厂厂长，把四个人的工作落实了下来。次日，他们早早地赶到公司门外，我带他们进去办完手续，再三嘱咐他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行为，遵守公司纪律，警告他们如果违规我一定找他们的家长算账，这才将他们送到了车间。
看到他们换上洁白的工装，穿起高筒胶靴，满心欢喜地准备干活的样子，我的心中既有些快慰，也有些不安。万一他们不听招呼，真给我惹出了麻烦呢？
此后不久，又来了一拨；然后又是一拨；然后是我内地的一位熟人打电话到我家里，请我妻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弟弟什么时候会来找的，一定给他帮这个忙……
一个月后，我坐下来静静地一想，发现自己介绍进厂的老乡竟然有了三十多人！应该可以了，我告诉自己。人一多，总有一天会捅娄子，把我牵扯进去。
不久，其中一个家伙因为偷窃，出门的时候被保安抓住了。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零售一支一元二毛钱，但在厂内偷窃被抓住之后，每支罚五十，而他竟然在怀里藏了三十支！
乖乖地交罚金。一同在车间做事的老乡跟着丢尽了脸，谁也不再正眼看他。他连当月的工资都不好意思领取，独自走了。
此后，来公司做工的乡亲继续增加，到我离开公司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二百多人，捣蛋鬼自始至终只出现了那一个。他们在公司东边的一个村子里租借民房，一间四五个平米的小屋至少要住四个人。不倒班的时候他们自己做饭，用煤或者煤油炉。他们曾经诚恳地邀请我去做客，一大帮人出钱买菜买酒，围在一起，热热闹闹。
多年以后，我在内地，因叔父胃出血住院而去医院探视，叔父邻床的一个小伙子正和身边的朋友很起劲地吹牛，说他在广东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同一家公司做事。他说出了公司的名称，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因而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那家公司确实很不错，自己这些年在公司挣的钱不仅盖了房子，还可以结婚娶媳妇；他说他能够进公司，多亏了一位老乡，那位老乡姓什么叫什么，很有本事，在公司里当主任，帮了好多好多乡亲……
在杭州住下之后，考察立即开始。我们这一组从杭州出发考察周边城市，主要是宁波，因为公司的产品在浙江一省，只有宁波与温州两地处于上风，别的城市我们都屈居其次。我们改坐火车到的那里，首先访问了本公司的经销商，一位非常节俭的中年男士。他的铺面相当大，货物流转的数量与金额自然也大，但穿着与谈吐都很实在。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我们这个行业如何沿着销售链条展开竞争的细节。
产品从公司发出，到达市场部仓库，再分送各家一级批发商，经过他们向二级走货，然后到达零售终端，包括大卖场，中小超市、居民区商亭、街头小贩，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合理的价差。价差是拉拢终端的重要条件，因为销售者靠这个赚钱。但价差对于终端又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消费者是否知道你的产品，是否信赖你的产品，是否进店之后主动寻找你的产品，这个第一重要。如果说消费时代开始到来，这种产销关系就是证据。而那些垄断行业之所以敢于以谋求自身最大利益为存在的主要目标，从不主动尊重消费者的权利，胆子就来自官商一体，能回避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体现的是经济民主与权利平等，它是民间资本的脐带，也是民间资本无法摆脱的绞索。
回到杭州，进行第一场总结的时候，所有小组的调查都受到了总裁的批评。总裁怒气冲冲地质问每一个小组：你们那里有多少批发市场？有多少家终端？你们走访的比例占多少？我们与对手在一批商环节有什么差异？我们的产品在货架上占比多少？你们在居民区翻查垃圾桶了吗？里头有多少是我们的空包装，有多少是对手的空包装？等等等等，问得我们大气不敢出，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不要以为我们今年的旺季销售增长了一倍就是胜利，对手的增长比我们高得多！”
总裁的结语把一块沉重的石头抛到了各位高层与主管的心上，大家一路上的轻松与喜悦烟消云散。
我们今年输了么？这种输赢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命运？大家都在这样想。
杭州之后，我们转赴上海，然后是沈阳、北京、长沙，自长沙飞回广州。
这一趟转战对于我意义深远。我开始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市场组织化，知道了一个营销人员在公司的市场网络中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最大的收获则是我可以站在中国一个特殊产业的顶端来观察经济，思考问题，因为高居这个产业顶峰的只有公司与公司的对手，没有第三个巨头。这两家公司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具有多大意义？它们的命运将会怎样？这种命运对中国社会现有的进程将产生什么影响？
回到总部，大部分人员投入了日常工作，小部分人员由总裁率领去了珠海，关在度假村的一座别墅里继续研讨。在研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份由某家咨询公司提供的调研报告，主题与我们此次北上的一样，这时候我才知道公司做了两手准备：内部人员的考察和第三方的客观调查。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今年的旺季我们遭到了对手低价促销的打击，在价格策略上反应慢了一拍。如果对手一直这样下去，整个行业将重新洗牌，中小企业会因为无法持久而不得不退出市场，两大巨头则陷入不计血本的肉搏之中，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成为彻底的赢家。
“我考虑约对方谈谈。”总裁说。
我不赞成这么做，因为这时候主动提出讲和就意味着向对方示弱，而不管出于多么善良的愿望。一旦对方得到了求和信号，哪怕只是暗示，他的信心也会大大增强，出手将更狠。最好的办法是与他相持，而相持需要巨额的资本支撑。我不知道公司有没有那样强大的资本背景，因此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想法。
“下一步，公司内部应该怎么办？”总裁继续向大家问计。
沉默，都在思考，想讲出合适的意见。
“我想知道您的意图。”我说，第一个打破会议室的宁静。尽管在座的同仁个个比我职位高，按顺序轮不到我发言，但我顾不了这么多，豁出去了。
总裁微笑着走到我的面前，温和地鼓励：“说说你的想法。”
“您是希望公司扩大，还是希望公司增值？”
我这两句话不仅仅是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对社会来讲，公司当然是一项事业，所以有扩大与缩小的选择；对投资人来说，公司又是一种产品，有增值与贬值的可能，在公司最旺盛的时候将它变卖套现，也不失为投资人的一种明智的获利方式。我判断总裁目前思考的事情正与它们相关，所以这样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希望公司扩大。”总裁说，对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这是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说公司的当家人并不想把公司脱手。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总裁不得不考虑卖与不卖公司的问题？如果总裁真的一心希望把企业做大，他的意图能够顺利地实现吗？
暂时当然不会有任何答案。
十七
星期天上午，珠海会议结束，司机将我直接送回了住处，一楼的室友开的门。
我们的住房进门是个院子，然后是厅堂，厅堂里只有一间东厢房，室友住了多年。他是粤西人，担任着生产部下面一个科的主管，为人随和低调。
“你来客人了！”室友说，很为我高兴的样子。
我已经看见客厅里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背向着大门，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谈。
“×科长回来了！”室友在前面走，顺便向来客报了个信。
那位女士马上站了起来，有点紧张地看着我；男士侧头望了望，并不起身。
我很惊讶，停下来看着那位女士说：“是你？”
“没有想到吧！”她边说话边有点兴奋地笑了，脸色因为不大好意思而马上红了起来。
这位女士比我小好几岁，曾经与我同事。当时北京承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市，都成立了工作机构，临时抽调一批人员，以政府的名义销售亚运会会徽与吉祥物，筹集资金。那么小的一个铝质徽章，在我们市卖到三元人民币一个，每一位干部职工都得买，不然就是不爱国。市里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实际人数向下摊派，然后一家单位一家单位上门收钱。我和那位女士在市里的这个临时机构一起工作过，任务完成，机构撤销，我回了原单位，她去了哪儿我不清楚，此后再没有过来往。想不到会在如此遥远的地方重逢，真是人生的又一幕喜剧。
“没有想到！”我说，温和地笑了笑。“我住二楼，走，上去坐。”
“好。你坐一会儿——”老乡向那位先生告辞，我这才明白他们不是一起来的，于是多看了那位先生一眼。
出门十多日，宿舍里面有点不像样子了，主要是灰尘，落满了写字台和几把凳子和一对硬木沙发。蚊帐走的时候放了下来用夹子夹着，被子也翻过来卷在一起，情况好一些。邻居开着门，但不在屋里；珠海的会她没有参加，既然门不关，应该走得不远。
进门之后，老乡二话不说，先帮我打来一盆水，在门板背后取下成色最差的那条毛巾问：“是抹布吧？”我说可以当抹布用，她于是马上开始收拾房间，我作为主人反倒没事可做。
“你们的条件还是可以的。”她一边做事一边告诉我。
“你呢，现在在做什么？”我问。我以为她来是想要我帮忙介绍工作，有点等她说出这个要求的意思。
“我工作的地方离你这里不远，骑车半个小时。”她说。
“你在这边工作？”我更意外。
“我早就来了，已经两年！”
“什么单位？”
“一家贸易公司。老板是这边的人。有个叔叔参军后转业到我们市，在那边安了家，十几年前把他带过去，介绍到我们单位做临时工。后来因为搞不到全民指标转正，他只好又回了老家，前几年做生意发了，办了很大的一个油库，还有运输船队。他原来在我们厂的时候拜了一个师傅，他就住在师傅家里，感情很好。前年我们厂垮了，他师傅失了业，就带着儿子过来给他帮忙。我是沾他师傅的光过来的，在公司做会计。”
“从前的师徒，现在的老板和雇员，世事难料啊！”我感叹。
“是，”她承认。“不过这个老板很讲良心，虽然现在非常发富，对他师傅和师傅一家仍然很好。”
“你们老板多大年纪？”
“和你差不多。”
“不奇怪，”我说，“像他们这种年纪和年纪再大一些的富人，都有同样的包袱。”
“什么包袱？”她问，看着我。
我说：“他们前半辈子受到的政治教育，经历的贫苦生活，使他们多多少少都会结交一些同样贫苦过的朋友，与那些朋友保留着差不多的政治思想与道理观点。现在他们成了富翁，但历史的印记不可能完全抹去，所以他们的表现跟西方的第一代资本家相比很有点不同，更深刻的差别会发生在第二代身上。”
“你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老乡点点头。“不过第二代的事情只能由第二代去想了，我们现在自己顾自己还不一定顾得过来。”
“是啊。”我同意。
“我上个月回了一趟家，听几个熟人说你也过来了，就找他们打听到了你的地址。你知道吧，你出来以后很多人议论你。有的说你糊涂，有的说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还有的说你是不是跟局长无法相处了……真是人心隔肚皮！我来看过你好几次你都不在，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今天还是你的邻居跟我说你一定会回来，我才等了这么久。”
“她跟我讲过有同学来了，但我不知道是你。”
老乡点点头，笑着说：“我没有跟她讲我是谁，我只说我跟你同学。”
“我也经常在外边这样介绍自己。”我说，同样笑了笑。
“晓得你在这边我心里踏实多了。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有个人可以帮我一下。”
“这不用说，”我马上表了态。“不管什么事，只要你觉得可以找我，尽管打电话。”
“谢谢你！我那边本来有几个老乡，但素质都不怎么样，我跟他们谈不到一块儿，下了班总是一个人待着，闷得要死。”
“你一个人过来的？”我问。
“他在教书，不可能过来。我们是这样想的：两个人，一个在内地有个稳当的工作，收入低一点就低一点，反正能够照顾孩子老人。另一个出来打工，多赚点钱，为日后伢上大学和结婚打点基础。”
“是啊，”我点点头，“像我们这种年纪过来打工的人大多都是这么想的，我也是。”
“晚上我请你。”她说。
我一笑，说：“在你那边你请我，在我这边还是我请你吧！”
“你会去我那边？”她问，扫了我一眼。
“为什么不？”我说，还是笑呵呵的。
“不为什么，”她说，笑了笑。“我觉得我那边的条件比你差多了，有点不好意思邀请你。”
“嗨，暂时的嘛，又不是想在这边安家。”
“你混得这么好了还打算回去？”
我正要回答，门框被敲响了，掉过头来看，是邻居。
“回了？”我们几乎同时说出这两个字，于是一齐笑了。
“你好！”老乡主动向邻居打招呼。她们有过接触，自然不会陌生。
“你好！”邻居点点头，脸上没有表情。
“进来坐吧！”老乡客气地邀请。
“不不不，你们聊，你们聊！”邻居说完这句话，急忙走了。
“好漂亮啊！”等她下了楼，老乡由衷地赞叹。
“走，我们去街上吃饭。”我说，把话题岔开了。
出门的时候，在一楼看电视的那位先生刚好上来，在二楼平台上向邻居那边喊了个英文的女孩名字。
“哎！”邻居答应了，但没有出来，也不见她的人影。
小伙子进了门，反手将门悄无声息地合上了。
“是她的男朋友。”老乡一边下楼一边轻声告诉我。
我猜想这种关系是老乡在楼下与那位先生闲聊时探听到的，大概不会错；而老乡之所以要给我这种提示，一定是看出了我脸上的表情变化。
我的表情真的起了变化吗？这样一想，我的内心深处突然很烦。
吃完午饭老乡就走了，我回到住处，邻居也在，听到我的脚步声立刻出了门。于是她端一杯茶，我夹一根烟，我们在二楼的平台上不远不近地站着，彼此一笑之后都问：“走啦？”问完，又一起看着对方笑了起来。
很微妙的心情，真的很微妙。
“好帅啊，你的那位！”我恭维她，想让她高兴一些。
“初恋嘞！”她大方地解释，却突然怪笑了一声。那种笑，分明是一种痛苦。
“是吗？”我不笑了，等她的下文。
“黄啦，早就！”她申明，脸色也平静了。
我知道失去初恋对于一个女孩子意味着什么，就故意做出不相信的样子逗她说：“会有人舍得黄你？”
“骗你干什么？”她抬高了声音，“三年前就拜拜了。这次他是到广州出差，顺便来我这里看看。毕竟有过一段真感情，我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更不能不做恋人就做仇人，你说是不是？”
“是啊！”我马上表示完全同意。
十八
阳历的新年不知不觉到来，公司决定，所有管理人员分期分批去粤西胜地闸坡度假。
三年前，我曾经绕道广西玉林走雷州半岛的电白、遂溪，从徐闻渡海去海南；十三年前，我因公到闽西福鼎和乐清，路过了有着“合浦还珠”传说的霞浦，在宁德一带多次见识海湾。但那两回都来匆匆，去匆匆，一路风尘，不可能静心静意地感受风光。此次度假，我既没有工作缠身，也不受金钱阻碍，第一次感受到了休闲的惬意。浩瀚的海洋，迷人的蓝色海水，一望无边的黄金沙滩，带砂轮的摩托车，椰风，阳伞，各色各样快乐的人们……种种醉人的风光，的确令我们流连忘返。没有人需要天天如此，但人生的确需要经受这样的调剂。那几天我们人人都非常高兴，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虽然比内地忙碌得多，自己竟然长胖了，因为酒店走廊上的电子秤明确地告诉我，体重比离开内地的时候增加了八斤。
不久，公司召开了一年一度的总结大会。随着农历年关的逼近，我的心绪开始波动起来，对妻子、对女儿、对父母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为了保证能够及时回家，我早早地在镇上一家大酒店预订了火车票，手续费是票价的百分之七十，但也得买。
在车间工作的乡亲再一次派了几位代表来看我。他们中有一些人打算回一趟家，但怕从正常的渠道买不到票，托我想办法。
我们历来不乏创造力，当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时，我们不是克制自己，不是安心地忍耐，而是马上想到可不可以走后门。中国的贿赂成风，这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心理背景。老乡们以为我在这个方面会跟在内地的时候一样也有重要的熟人，恭维我的时候流露着自己的希望。但我告诉他们，我也是在酒店里订的票，要他们直接去找酒店订票处。
“那种地方可能不会接待我们，”他们说，比较自卑。
“订票是他们的业务，他们不会有生意不做。”我给他们打气。
“很难讲。”他们仍然不自信。“一走进那么高档的地方我们就打不起精神，就泄气，他们也就不愿意理睬了。”
“呵呵，你自己要泄气，我有什么办法？”我边说边笑。
他们也笑了，说：“唉，我们要是能够像您一样多读一点书就好了！当时啊，就是好玩，不爱学习，现在才知道自己多么没有文化……”
我说：“你们没有文化？怎么会！你们的父母可能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你们最低也读过初中，还有高中和中专毕业的。和父母比，你们有文化，你们缺的是技术，技能。你们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你们年少贪玩，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缺陷，没有及时让你们学一技之长，或者你们想学却学不起。如果你们敢走自己的路，用心学习技术，积攒资本，说不定哪一天你们也会成为老板，成为一个实业家。”
“您说的道理我们能懂，但您说的做老板的事……”
他们顺着我的提示谦逊地发表感想，相互争论，而且往往因为说到需要树立比较大的人生目标时脸色不好意思地涨红起来。我知道此刻他们的心中因为梦想、因为激情而起着急剧的变化，但不久之后，回到他们所处的现实之中，他们的情绪又会一落千丈，不得不为了一日三餐而节约，而细心地算计，因此，我的心里并不轻松。
就像有感应似的，在我拿到火车票的当天晚上，我的那位女同乡骑着单车来看我，坐定之后直截了当地说：“帮我个忙，我急需一张火车票。”
“铁路又不是我家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笑着回答。
“你在广州没有熟人？”她问。
我广州的熟人最重要的就是导师，可怎么能够请他去帮我弄火车票？我只好说：“广州的熟人在这方面恐怕也帮不上忙。”
“唉！”她长叹了一口气，脸色一下子非常沉重。“昨天晚上，我好想好想我的孩子。醒来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枕头都湿了！”
“你没有提前订票？”我问。
“没有！”她拼命摇头。“我以前都是直接到广州火车站去买，而且不是春节之前，总要提前将近一个来月，因为我们公司的账不需要天天记，可以等我休完假之后再补。今年我本来不打算春节回去的，可突然想伢……唉，谁叫我们是女人？没有办法。我今天一早就去了广州，到了火车站发现，那里已经人山人海，挤都难得挤进去，更莫要说做买票的指望！”
“是啊，到了这个时候，想排队买票，很难。”
“真的不能想法子？”她再次追问。
我沉默了。
“算了，没有办法也不能勉强。走，陪我去吃晚饭。”
“你还没有吃？”
“我从广州一回来就赶到你这里来了。没有票，也就没有心思吃。”
在街上找个小店吃了点东西，时间已经有点晚，我于是说：“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吧，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她的脸腾地红了，没有吭声。
我知道我的话讲得不完整，于是笑了，说：“你不要误会，我是说住我们公司的招待所。”
“谁误会你了？”她吃吃地一笑，“我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
次日一早，我去招待所给老乡送行，在门外碰到了那位财务主管。考核方案的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之间时常有工作上的联系，说不上深交，但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他问我这么早来这边干什么，我说老乡昨晚在这里住，现在来送行。他噢了一声，推着单车走了。
老乡刚刚起床，正准备漱洗，我进去之后她把房门关上了，给我倒了杯开水，自己去洗手间里刷牙。我坐在靠窗的软皮椅上慢慢地喝水，等候着。没有多久，突然有人敲门，很重很重地敲。
“谁呀？”我生气了，走到门后不客气地问。
“开门！”外边已不耐烦，并且语气里透着凶狠。
我把门打开，保安班长手持警棍，带着一位女服务员冲了进来。
这样的阵式分明是有所企图了，把我气得浑身哆嗦！
床铺叠得整整齐齐，靠窗的座位上，一杯白开水热气缭绕，而我的女老乡正把头埋在开水泡过的毛巾里慢慢吞吞地揉搓脸颊，享受着热腾腾的气息对皮肤的抚慰。洗手间是开放式的，没有安门。
“你这是干什么！”我严厉得非常冷酷地低声质问。我相信我当时的目光完全是两把利刃，让保安班长感受到了我要宰了他的心情。
“不干什么，不干什么！”保安班长的声调一下子降到最低，低得简直听不见，并且一边小跑着向外逃一边向我道歉：“对不起啦！实在对不起！”
女服务员低头跟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嘻嘻嘻地乱笑。
他们一走，老乡在洗手间里问：“刚才是谁？”
“服务员，”我说。我不能告诉她刚才来的是保安，而且手持警棍，更不能告诉她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来。此时我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房间，就催促她说：“动作快点，我陪你去。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给你搞到了一张票。”
“真的？”老乡把毛巾从脸上拿开，侧过头来欣喜地看着我。
“我怎么会骗你？”我点点头，强迫自己笑了笑，心里却在想：“保安和服务员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就算知道他们有那个冲进来的胆量吗？谁叫他们来的？”
十九
送掉了自己的车票，我的心情很郁闷，晚上独自坐在厅堂里看电视，目光对着荧光屏，却什么内容也没有往心里去。
因为车间里没多少事，一楼的室友已经提前回了粤西。三楼的两位大学生不久前从同事变成了恋人，买了简单的家具和电视冰箱，开始了共同生活，晚上很少下来，二楼的另外两位室友不知什么原因今天都没有回，下边两层就只有我和邻居在家，非常清静。
“有心事？”邻居穿着粉红棉睡袍和金黄色大拖鞋下了楼，端着两杯饮品。见我不吭声，她笑了笑，坐下来，将其中一杯放在我面前，然后故意叹了口气说：“唉，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哪！”
听到这样善解人意的话，我就是再苦恼，也不应该继续在她面前保持严肃的态度了，就笑了起来。
“你不是订好票了吗？”她问。“有点等不及了？”
“不。”我摇摇头。
“喝吧，凉啦！”她提醒。
我知道这是在责备我不应该不在意她的殷勤，于是马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杯子的温暖有意无意地感染着我，我把它捧在手里，没有再放开。
“不想回？”她又问。
“说不清楚。”我摇摇头。
“不想告诉我。”她直截了当，说破了我的心事。
“是。”我承认。我当然不能告诉她我把车票送给了另外一个女人。
她看着自己的杯子，吹了吹浮在表面的麦片，然后轻声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角落，不能打开的房间就不要打开吧。孩子多大啦？”
“六岁。”
“小可怜。一定很想爸爸。”
“是啊。”
“你多大了？”
“三十二。”
“三十二孩子就六岁？”她不把话说完，而是笑了起来。“你这人……”
“怎么，不行？”我也笑了。“我在家里是长子，下边有个妹妹，只小我一岁，我不成家她不能出嫁，这是传统，我不能耽误她啊。”
“什么破规矩！结那么早不累人？你看我，都二十七啦，还自由自在！”
“在这边，二十七，风华正茂。”
“当然，现在还可以算。”
“怎么叫还可以算？本来就是嘛！在内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边的年轻人婚姻观念跟内地很不相同，一个是结婚晚，一个是成家以后不要孩子，‘丁克。我曾经以为，晚结婚和‘丁克是潮流和时尚，来了这边才清楚，实际情况不是那样。”
“实际是什么？”
“人员流动快，不容易相互了解和建立感情，这是一；要考虑成家之后的经济负担，考虑房子，车子，考虑不能降低白领级的生活档次，必须等自己准备充分，这是二；第三才是追求时尚。”
“也有结得早的。”
“当然，傍大款，吃现成饭。”
“这边的社会非常宽容。”
“宽容是对能够接受的现实加以认可。与内地不同的婚姻状况并没有对谁造成损害，当然应该宽容。”
“不愧是搞政治的，看社会问题透彻。”
“哈，又吹我！你以为我是麦片，一吹就动啊？”我开了句玩笑，想让闲谈的气氛轻松起来。
“人家说的是心里话嘛！”她解释。
“实际上我的专业是中文，理想是当老师或者搞研究，鬼使神差到的行政。我在搞行政的时候自修了经济，读过MBA的全部教程，想让自己在做社会管理工作时明白一点。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内地，从一家具有基础的企业干起，把它打造成商业帝国，让帝国的‘子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我知道。”
“知道还这样想！”
“可是也有很多人在这样做啊！”
“这边也有机会。”
“这边的机会确实多，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祥地，我的发祥地是我的故乡。”
“未必。我看你是舍不得老婆孩子！”
“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你老婆是干什么的？”
“普普通通。”
“切！什么话！你们闹翻啦？”
“NO！”
“维持会？”
“NONO！”
“有照片吗？”
“有。”
“看看！”
我掏出钱夹，将一张照片抽出来递了过去。这张照片本来比较大，因为钱夹不够宽，装不了，不得不做了修剪。
她接过照片，像审一张图案似的死死地盯着，好长的时间一声不响。
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望着电视机，似乎在发呆。
屋里静得很，只有电视机里面有人交谈。
二十
次日上班，参加办公室早间例会的时候，我听到了极其意外的消息：我的邻居已经正式辞职，今天就要走了。
为什么离开？我和许多同事一样，得到消息之后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此。
她在这家公司已经做了四年，在白领中的待遇如果不是最高，也肯定是最高的之一。凭她的条件，如果有公司愿意出更高的薪水聘请，也很正常，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跳槽了呢？往哪里跳的？跳槽之前肯定有迹象，为什么公司没有挽留或者挽留不住？
对于一生都在职场漂泊的白领来讲，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并不永恒。如果没有他们，资本将无法运转，市场会缺少动力，社会也将失去锐气。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命运，还没有真正的保障，而是必须通过孤军奋战式的打拼来自己追寻。他们必须通过获取提高自身价值的机会来增加对未来的信心。他们希望拥有住房并且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居住。他们会尽自己所能购买养老保险，为不能劳动之后的日子做一些准备。他们得为子女积攒教育费用，而他们肯定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子女所受的教育远远超过自己。成家后的最初几年甚至十几年，他们要是能够得到双方父母的支援当然更好，要是不能，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会比较艰辛，所以他们结婚往往比较晚，虽然他们的衣着与举止都很体面。他们像铆在轴承上的车轮一样承担重量，像套了缰绳似的身不由己。他们常常会感到不知不觉青春走了，不知不觉感情走了，不知不觉手里的钱不够用了。他们苦闷，他们烦恼，他们有时会出现心理危机。如果他们的肩头还得承载父母的期望，还得负担生养了他们的那个家庭的生活，他们的地位就更加脆弱。而我们的社会已经注定会有一代接一代的白领产生，一代又一代青春将在雇佣制度的天空下带着云朵一样的美丽飘来飘去。他们的根，在哪里？
邻居告诉过我，她在家中居长，下边有一个上高中的弟弟，父母是某县的普通干部。这样的家境应该还算可以，至少比绝大多数来自农家的孩子，比绝大多数来自内地企业职工家庭的孩子，基础要好不少。她会因为什么原因走掉？我不得而知。散会之后我去了一趟营销部，希望能够见她一面，但她不在；其他同事都在埋头工作，我也不好特意打听，看了看就回六楼去了。
下了班，我早早地往住处赶，上了楼才发现，她的房门敞着，所有的私人物品都已搬走。像那位来自北京大学的老乡一样，她也是选择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独自离开的。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但那一刻我仍然非常失落。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彼此惺惺相惜，有些时候只要一个眼神就能理解对方，应该说的确相互信赖，已经建立了友谊。既然要走，无论如何都应该告诉我一声，这样不辞而别，似乎太决绝了一点。
晚上，我没有睡意，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散步。这时候打量小镇，我能更清晰地察觉，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没有归宿感的流动着的打工仔。我再一次想起了导师来公司后对我讲的话：“你还没有融入这里的打算。”我明白了远在中山的同学那么做的道理。我理解了我的那位女老乡特意来看我的用意。我也清楚了我的那些整天在潮湿的车间里埋头做工的乡亲之所以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原因。大家都觉得这块土地不属于自己，都想在这种流动得既频繁又无情的就业竞争之外找到某种依靠，都希望自己属于某一个整体。他们的行为正是对于社会变迁所做出的近乎本能的反应，求生的本能的反应。无论我的劳工乡亲，无论我的会计同事，也无论我的邻居女孩，他们正在经历、却还无法体会，自己已经从社会的巨变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所得到的不仅迥异于他们的祖辈父辈，而且与他们的祖辈父辈当年所得到的东西同样重要，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这一点。
既然不能北上，我决定接妻子女儿南下。现在钱已经不是障碍，她们也从来没有机会看看这边的风光，而且这时候南下的列车空座很多，买票绝对不是问题。
妻子非常高兴，确定了动身时间，我于是去广州接站。
半年没见，能够团聚的确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家三口在火车站广场拥抱在一起，用欢天喜地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在广州街头游玩了大半天，带孩子吃麦当劳，陪妻子逛购物广场，中午就在公园里休息。妻子说：“要是能够在广州安家多好。”我说大建呢？妻子说：“小地方，不考虑。”
次日，我们去了深圳。首选当然是世界之窗，然后是深圳火车站，从那里看对面的香港。
妻子问：“不知道对面的人都在怎样生活？”
我说：“应该和我们差不多。”
我所指的当然不是物质条件，我所指的是人与资本共存的制度。
放假的前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一开始和我天南地北地闲扯，并不讲有什么事，但始终笑容满面。过了一会，他拉开办公桌的小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面上推了过来。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主任和气地说：“打开看看。”
我打开信封口，看到了一张小纸片，拿出来一看，是个通知，上面有几句话和一组数字。
“你的年终奖。”主任说，很慈祥。
“这么多？”我的话脱口而出，“受之有愧！
“应该得的！”主任说，“存折在财务部，你直接找出纳就行了。”
我道了谢，出来之后马上去了财务部。
出纳是个二十出头的本地姑娘，把存折交给我的时候低声说：“祝贺你！”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她是在告诉我，在公司，我的奖金处在很靠前的位置。这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很高兴。毕竟，这么高的奖励表明，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
在大建，我的女儿比我的妻子适应起来快得多。她很容易地就在弄堂里结识了一班小朋友，她教那些孩子讲普通话，那帮孩子教她讲粤语，但孩子们不上我们家来，我的女儿也听从父母的嘱咐，不上小朋友的家里去。
因为孩子们的关系，妻子不久也认识了一些与她年龄相仿的家长。最初，不论年纪比她大还是小，人家都喊她“姐姐”，她非常奇怪，听了我的解释，这才明白。怎么去菜场，怎么砍价，都有人告诉她，两天之后她就可以不用我陪同自己买菜购物，上街领着孩子散步。
“这里的人很淳朴啊！”妻子告诉我。
我说：“广东人都淳朴。”
妻子又说：“好几个人向我问起同一件事：你们公司待遇那么好，人怎么还是老走掉？”
我当然不能告诉她真正的原因，就拣好听的说：“因为我们公司招来的人都很优秀，有信心去任何地方寻找工作。”
“就这个原因？”妻子当然不相信。
我只好说：“你又不过来做事，你当然体会不到他们的处境。”
妻子点了点头，看着我说：“也是你的处境。”
二十一
春节之后，公司大换血，总部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位新人。其中的一个女孩子不久就与某位高层过于密切，引起高层在总部工作的女友极大的意见，两人在公司大吵了一场。最后，新来的女孩子灰溜溜地走了，而那位高层也很快和女友举行了婚礼。
那位与我和我的邻居讨论过代沟问题，在飞机上谈过“二十万”问题的资深主管，试图将公司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情报出卖给主要竞争对手，对方将情况向公司做了通报，结果，由检察院出面，抓了个现行。
这些事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我无法忘怀。
到底怎么了，人与人？
不久，我的工作做了调整。由于广告科主管辞职，我被调去做了广告科见习科长。
对我来说，广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在内地工作时管理的企业当时都没具备广告意识，更少拥有在大型媒体上打广告的资金与气魄。它们本小利薄，如果拿钱去打广告，不仅上级主管部门在审计时会严厉追究，职工们也会大吐口水，除非企业负责人有独到的眼光与敢于负责的胆识，否则不敢在这方面冒险。
与我一同调往广告科的还有一位同事，专业背景与广告隔得更远。到岗的第一天中午，我们在饭堂与总裁不期而遇。打好饭菜，总裁特意坐到我们一起，似乎想和我们聊聊，但坐下之后没有开口。
“老总啊！广告的事情我从来没摸过，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始！”同事打开了话匣子。
此话一出我心里就想，“这样诉苦，总裁会不会担心？要知道，广告科可是个重要部门。不过能够这样向总裁讲出心里话，彼此的关系可能不错。”
总裁不吭声，抬起头看了看我。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请您放心。”我说，脸色应该比较庄重。
必须有一个承诺，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两位的工作调动一定经过了总裁的许可，而总裁挑选我们肯定有他特别的考虑。
总裁仍然没有说话，但朝我们笑了笑。
广告科是公司人数最多的一个科级单位，带我一共七人。开头一段日子我整天扎在广告科的日常工作当中，夜夜加班，因为我需要尽快熟悉工作内容与程序，掌握情况。经过不长时间的摸索，我对广告科工作形成了明确的整体思路，心里马上踏实了。
就性质来说，广告科只是公司这个广告主的业务代表，它的重点是参与对公司广告行为的管理，而不是自主进行广告的设计制作，更不是要做广告发布。广告科主管内外包装物的设计，文化衫和促销礼品的制作，各种POP的设计制版，保持和广告片创意与制作单位的正常沟通，联络广告公司，联系各种媒体，初审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广告合同，对每个月公司的广告方案与投放额度提出建议。看看这些内容就知道，它的确重要。
原来的主管走了，但科里还保留着两位骨干：一位是本地人，负责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合同的审查；一位是某名牌大学工艺美术专业高材生，负责与广告设计制作单位的联系。我们每天都要接到来自市场部的大量电话，都是催问广告计划审批结果与资金到位情况的。我自己也每天都接到广告公司与媒体的电话，要求见面、邀请赴会、探问公司广告工作计划安排，等等。
有一位管理学家讲过：成熟的管理者可以适应并且做好对任何项目的管理工作。我以为这句话并不夸张。没有专业背景并不是障碍，只要勤奋，可以在边干边学中解决这个不足之处。我没有急于处理与广告公司和媒体之间的事务。我的重点放在清理市场部广告计划与广告合同方面，因为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必须加强监控。公司把我和那位同事调过来，本意可能就在于此。这种清理工作使我很快找到了市场部广告投放的规律与存在的问题，于是我考虑向公司高层提出建议，在广告投放中优先支持销售比重大的区域市场，优先支持开发潜力大的新市场，并且在月度计划会议上把市场部当月广告投放总额归纳起来予以通报，引起高层对公司资金流向的重视。同时，我向财务部通报了广告合同存在的问题，请他们尽快追回重复支付的几笔资金。
当月的计划会议结束之后，同事特意走进我的办公室，笑着对我说：“佩服你的勇气。”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你提出的事情超出了职权范围。”
“不会吧，这是我的工作啊！”
“你讲那些话的时候，我看到分管我们的高层脸色都变了。”
“哦！”我恍然大悟。“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谢谢你提醒。不过这家公司他也有份，他应该不会怪我多管闲事。”
同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我明白你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
“你没有在这里长期做下去的打算，所以不怕得罪谁。大不了爷走呗！呵呵！”
我沉默了。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真有这样的心态。
“我钦佩你，”同事说，叹了口气。“我要是也能像你一样有个退路就好了！我们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得不谨慎小心啊！”
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自身，因为那叫人力资本；我想说你的退路就是你的积累，那可以给你提供失业后的保障。但此时说这样的话是一种残忍，所以我没有吭声。
不久，重付的几笔资金都追了回来，那位负责合同初审的本地女孩可能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是回避我们的，我并不知道——在办公室里独自垂泪。我明白是我的举措使她受到了伤害，尽管我不是有意要整她，只是在维护公司利益，但我还是决定找她谈谈。
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坐下之后不说一句话。我不能探问她是不是挨了板子，因为那样的话题会令她更难过，就笑着说：“泪流多了，小心眼睛周围起皱纹。”
她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流得更厉害了。
我拿过一只玻璃杯递给她。她一愣，含着眼泪问：“干什么？”
我说：“用美女的眼泪浇花，花会开得跟美人一样漂亮。你给我接一点，我想带回去浇窗户上的含笑。”
她扑哧一声笑了，把杯子推开，心情明显好了起来，但嘴里却说：“我要辞职。”
我知道她这是想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一个肯负责任的员工无疑是公司的财富，再说她是本地人，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工作本身就含有公司的考虑，于是劝她：“你觉得你们本地还有比这家公司更好的企业吗？”
她马上摇头说：“没有。”
我又问：“你觉得辞职是负责任的最好办法？”
她没有吭声。
“公司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市场部的广告投放情况，你要是走，公司的损失更大。再说我也需要你帮我，我和你一样热爱这家公司，我们都不希望公司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你说是不是？”
这一次她真的笑了，而我也一块石头从心上落了地。
中午，分管我们的高层特意与我坐到一个桌子上吃午餐。我知道他想和我谈话，而且记得同事的好心忠告，心里多少有些不安。
“你夫人在内地做什么工作？”他直截了当地问，并没有不高兴的神色。
“在一个公家单位，普通职员。”我回答。
“想不想把她调过来？比如在公司做个仓管。人事关系可以放在镇里的组织办。”
仓管工作在公司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岗位，待遇也还可以。人事关系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曾经属于某个单位，某种组织，那是我们此生心灵的依靠与归宿。高层能够这样细致地为我着想，显然有很重要的原因，我很感动，但妻子的想法明摆着，我也不能勉强，只好说：“谢谢您关照！今年春节我们一家是在镇上过的，我老婆觉得大建比较小，不适合安家。”
“是啊！”高层感慨地点头。“大建虽然工业规模已经不小，可它的底子毕竟是一个乡镇，生活氛围与你们格格不入，这一点我们知道。只是大建的文化积累不深厚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等几年，公司的情况好一些，可以考虑把总部迁到广州去。”
“真的么？”我想，心里很感慨。总部的同事都希望公司早日迁往广州，可又都知道，到了那时候，前来应聘的人才会更加优秀，竞争将更为激烈，而公司未必会考虑老员工的利益，许多人将不得不在新一轮人才竞争中丢掉自己的饭碗，所以，哪怕如此合乎大家愿望的举措，对于白领们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好事。
“应该可以的。”高层再次表态。
我笑了笑，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此事不久，公司对广告工作补充了新规定，削减了广告科的事权。我把这件事与高层的那次谈话做了联想，领悟到那次谈话也许是公司对我是否有长期打算的考察，我的答复令他们失望，因此对于广告科的工作职权做了压缩。
如果我是高层我也会如此调整，所以我愉快地接受了变化，没有任何意见。我热爱这家公司，因为它值得我热爱，但我无法确定自己能够在公司待多长时间，因为我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永远需要我，不知道如果某一天它决定不需要我时我的去向与处境。我是处在公司内部，却又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有一层东西把我与公司相互隔离，正是这种隔离让我觉得，我与公司之间实际上相距得非常、非常遥远。公司知道我的这种感受么？
二十二
那天下午，隔壁营销科的一位女同事过来对我说：“科长，电话！”
我随她过去，拿起听筒，还没有放到耳边，那边就说话了。是一个难忘的声音。
“韭菜，祝贺你！”
可以想象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但我不能让她知道、也不想让坐在一旁的同事看出我很激动，就轻轻一笑，说：“鞋跟！你真会玩失踪啊！”
她哈哈大笑，在电话那头大声追问：“韭菜！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说：“鞋跟。”
她格格格地笑了，骂道：“你这个狗东西！我有那么恐怖？这不是通报来了吗？”
可并没有直接找我，而是绕了个弯子，向旧日的同事问了情况才叫我听电话的。这当然是她的细致之处，我也理解，就嗯了一声，故意淡淡地问：“在哪里高就？”
“保密。”她说。“安定下来了再告诉你。呼机没变吧？”
“没有。”
“到时候别呼你不复。”
“怎么会？”
“好，就这样！拜拜！”
不等我回应一声，电话就挂了。
往回走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试用期和试用期的心情，我猜想她大约也和我当初一样，还在试用期，可能随时转换单位，觉得没有必要留下联系方式。她不爱用呼机，总是丢在小手提包里，不管是鸣叫状态还是震动状态都常常错过，等到发现有人呼叫再回电话，那边往往早就离开了。所以想用呼机跟她联系是白忙。但愿她一切顺利，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
接下来，我要参与筹备一项重要活动：全国经销商会议。这个会放在产销旺季来临之前召开，可以振奋销售队伍的士气。
对于公司，它是一次盛会；对于我个人，却几乎是一次劫后余生。
每年的这种会，公司都挑选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作为会场。去年在古都西安，今年打算到云南昆明，开完会之后去西双版纳观光。参加会议的客户总共一百三十多人，有男有女，都是所在省市的富翁。先期有一个工作小组到达昆明，联系了省政府会堂作为主会场，可见会议规格之高了。同时，他们也联系了一家旅行社，由对方负责安排在西双版纳的旅游活动。大部队坐飞机到昆明，两天内完成了会议议程，大家于是改坐支线飞机，欢欢喜喜地赶到了西双版纳首府景洪。
景洪机场当时很简陋，飞机似乎是贴着几座小山头降落的，在机舱里看下去有些惊险。机场出口有旅行社安排的锣鼓队迎接，给每一位客人献上一支鲜艳的花环。警车为我们的大巴开道，这一点让我们意外，因为我们不是贵宾，也非领导，这样的保卫方式好像有点自我炫耀。但先期小组的负责人解释：这种安排是接待方特意要求的，因为这里紧邻边境，治安形势严峻，如此多的富翁们结队前来，很容易引起黑社会或者其他犯罪团伙的注意，没有警车跟着怕出事。
导游是一位身材极美的姑娘，自我介绍姓匡，说傣族三大姓，召，刀，匡，她的姓是其中之一。她又说傣族分水傣、旱傣、花腰傣三个分支，傣族姑娘出嫁，新郎一定要在女方家里住满三年，所以叫做“娶回的媳妇拖儿带女”。但如果嫁给汉族就不需要这样了，而是随汉家规矩，立刻过门。于是好几位男士跟导游开玩笑，说他们这次来就造一下反，上门三年。导游说好啊，不过我要事先警告你们，如果你们被哪位傣家姑娘看上了，她会突然用脚踩你一下，你可要快点反踩。我们都问为什么，她说：“反踩就表明你答应了她，你就得把她娶回去做老婆。你要不干，她会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要是还不答应，就是对她的鄙视，她的父兄会带着大砍刀或者沾了见血封喉树毒液的箭出来给她复仇。”一席话说得大家面面相觑。导游又说：“见了姑娘要叫稍多妮，就是美女；见了小伙要叫猫多妮，就是帅哥。”我们于是都笑了，心情缓和了下来。
晚饭后，冲了凉，我独自出门闲逛。我喜欢那种深入到一个社区底里跟它面对面的观光感觉，见街头有一些人力车，问明了价钱，就叫了一辆。
景洪市区虽然不大，但十块钱可以乘坐人力车绕城一圈，还是很便宜。蹬车的汉子四十来岁，瘦长，穿了一件洗得很干净的草绿色旧军装。他说他是湖南人，当兵过来的，在当地讨了个傣族堂客，已经有两儿一女，家里种的地够吃，靠这个赚的钱够花，所以活得很快乐。我于是向他求证导游讲的那些话，他说大部分都是事实，只是复仇早就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是新社会，旧社会才复仇。他还说，对正直善良的汉族男人，傣家姑娘的确会很容易喜欢上。要是能像他一样也娶个身段妖娆、容颜美丽的傣家少女，在这个四季如春、风景如画的地方终老人生，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不喜欢城市，”他说，而且很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们悠闲地转了一圈，很投缘，想给他加点钱，他不干，坚持只收十元钱。
正在酒店门外的马路边推来让去，一个人狂奔不止，气喘吁吁地向我们这边冲来，身后紧跟着两个恶狠狠的汉子。奔逃的人我见过，是参加会议的经销商之一，后面两个家伙则不知道是谁。经销商逃进了酒店，追赶的也跟了进去，不一会儿，从主楼的三楼传来凶神恶煞的咆哮。
出事了，我想，付好钱，急步往楼上赶去。
经销商被堵在客房里，蹲在最里面的角落，垂着头，不敢看外面。两位追赶的汉子离他不远，一个坐着，一个站着，气势汹汹。
“我没有钱，我的钱都给你们了……”经销商说，因为紧张，声音已经变了形。
“一千五！那还不够付酒钱！你叫了六个小姐……”站着的家伙厉声揭发。
“你叫了六个小姐”这句话一出口，围观的人立即嬉笑起来，客户的头也埋得更低。
一千五？是什么消费需要一个人拿出这么多？我正在纳闷，经销商那个省的市场部经理，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走过来轻声问我：“科长，怎么处理才好？”
我走进客房，在一张床头坐下，打量了一下对方。
有一个应该是老板，戴了硕大的翡翠金戒指，而且眉清目秀；站着吼叫的大汉自然是他的马仔。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背景，但敢追到酒店里来就肯定有几分势力。
我和气地问那个当家人，出了什么事。
他用一种极软极软的语气说，我们这位客商进了他们的夜总会，叫了六个小姐，总共喝掉三十一杯XO，每杯一百二十，三千七百二加小姐的台费每位一百五，总共四千六百二。一杯零头免了，剩下四千五我们的客人只肯出三分之一，还逃跑。
“想赖账不行。”丢出这句话的时候，对方微皱眉心，冷淡而暗含杀气。
“是这样吗？”我问我们的客户。
“我没叫小姐，”他委屈地小声说，“我只是好奇，想看看，一进去她们就围上来了，坐在我的台子旁边，自己叫酒。我以为她们和我一样，也是来玩的，就跟着叫了一杯。哪知道准备走的时候店里把所有人的账都算到了我头上，我实在冤枉，又不敢说什么，就拿出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只有一千五，再多拿不出来，不跑怎么办！”
客户的话肯定是真的。但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底细，硬抗下去有可能闹出大乱子，我于是向对方说：“这位兄弟初到贵地，不清楚规矩，出了这个洋相，我向你赔个罪，对不起。夜总会本来就是高消费的场所，他不知深浅，不是故意想跟你们过不去。他自己也就喝了一杯，所谓各退一步好撑船，你的收费就打个五折……”
“五折怎么行！”马仔又吠了起来。
“兄弟，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要插嘴。”我抬眼冷冷地扫视了他一下。不能示弱，因为我们人多，而且堂堂正正。马仔收了声，我于是继续看着他的老板说：“钱方面我们可以帮一点忙。他毕竟只喝了一杯，小姐们的热情他又不懂，如果你同意，我们现在就按五折结清。五折是你给我们的面子，我们会很感谢；也给朋友的一个教训，让他记住，以后不要太冒失。如果不行，你们自行了结。不过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我们既然一起来的，肯定要一起回去，也肯定能够一起回去。”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他们应该明白，就是说，谈判不能解决，我们就向“白道”——政府或者公安部门报告。我估计一家夜总会的老板不大可能为了一两千块钱而大动干戈，闹到那种地方去；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事情交给公安处理，他们反而会觉得丢了脸面，不因为钱，而因为江湖的“尊严”伺机报复。要是弄成了后一种结果，危害就可能比较大了。
对方听了我的话，马上点点头，说：“好，就五折。”
“谢谢你！”我说，然后要那位市场部经理：“给客人一千。”
如果折半，只要付七百五就够了，但此时事情越快了结越好，而且多给一点凑齐一个整数，可以让对方更好下台，不至于过后又来找事。
经理很配合，照我的要求办了。接过钱，那位当家人起身向我拱了拱手，带着马仔走了。
“谢谢你！谢谢你！”等他们出了门，经销商跑过来，哈着腰，极为谦恭地向我道谢。
“客气什么？”我说。我突然发觉，此时竟然心冷如铁。我责问他：“干吗要去那种地方惹事？”
“我以为那里是个赌场，像澳门那样，公开的，想试试手气……”
中国人就是好赌，一种深入骨髓的劣根性。我更生气，说：“全世界有几个澳门？”
“是啊，是啊，”他嗫嚅着，“要不要……报警？”
他大概是心疼钱，想追回损失。我于是反问：“你看呢？”
他叹了口气，摇着头说：“算了，算了，我认栽。”
我说：“人家讲你叫了六个小姐，这些小姐很可能货真价实，对起质来，你怎么向公安解释？治安处罚，叫一个小姐罚款五千，六个就是三万。事情闹大了，你没有面子，公司也跟着丢人，人家还可能报复。我们这么多人，目标大，又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谁出了事都不好。尽快把钱还给经理，这两天也不要单独出门。”
“好的，好的，我回去就还，回去就还！”客户既害怕又着急，鬓角上已经有了汗珠。
夜总会纠纷的处理在同事之中引起了议论，有人说做得对，有人说做得不对，但那些认识与不认识的经销商们知道以后，竟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抱有几分尊敬。实际上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不及时站出来把它平息，后果很难预料，天知道最后遭殃的是谁？
返回时经历的另一件事情就危险多了，至今想来头皮发麻。
回到广州，公司有车在机场迎接。高层们坐着奔驰先走了，我们几位主管坐的是白色得胜面包。过了一座大桥，车子被一帮人正面拦住。拦车的是三位警官，一位武警。警官们握的是微型冲锋枪，武警则挎着一把体型稍大的无后坐力冲锋枪，呈扇形将我们围着。火力如此之强，阵势如此之紧，让我们惊异，知道一定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变故。车子停下，我坐的位子靠外，最先接受盘问。我报告了公司名称和从这里经过的原因，并且把右手伸向怀里去拿身份证做证明。
说时迟那时快——真是如此——就在我把手伸向怀里的时候，那位武警敏捷地将身体一挫，带紧扳机，把枪口一下子对准了我！
因为极其紧张，他的脸色刷白；因为极其警觉，他的眼神非常冷酷。事后我想，只要他当时手指一动，满满一匣子弹就会呼啸而出，我和我身旁的同事肯定被打成蜂窝！
回了公司才知道，当地发生了金额巨大杀死数人的银行窃案。杀手有保安，有当过兵的保卫干事，带着好几支手枪。他们逃亡时用的车就是一辆白色面包，跟我们的坐骑一模一样；而我往怀里掏身份证的手势看上去和掏枪差不多，因此，如果我们当时被误杀，人家似乎并不需要承担太大的责任！
万幸。真是万幸！
版纳之遇和那次枪口惊魂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国门打开之后，一哄而入的既有巨大的财富与迥然不同的观念，也有比苍蝇厉害得多的东西，可以叫做猛兽。毛泽东时代经过数十年运动所打造的单纯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步瓦解，经济的演变引起的分化开始形成沟壑，社会原有阶层的裂变正在明显起来。差别加剧，冲突自然也加剧，何去何从，我自己？
二十三
因为广告的设计制作大建镇不具备条件，每一单业务都得去广州，所以，把科内的事务理顺之后我开始向外走，与广州的广告公司进行必要的往来。
这些广告公司都是早先确定的，分工明确，各自负责平面设计、胶版制作、广告片拍摄、拷贝的后期加工。作为雇员，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广告公司老板心中不会有真正的地位，重要的商谈他们都会与公司高层直接联系；但毕竟是一家大广告主的业务代表，清楚公司的广告投放计划，在资金结算与小额业务的确认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他们对我至少在礼节上显得比较客气，有一种平淡的尊重。而那些渴望将公司纳入客户名单的广告商，更是常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联谊会。我当然不会浅薄到在他们面前趾高气扬。我很平和，我想透过这些表象对广州的广告行业做一些考察。毕竟，在当时，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平台，它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能够引起我的兴趣。
广告业无疑是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一个特殊触点，人力可以算一种资本，在这个行业才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智力投入是它的显著特征。这个行业工作轻松，报酬优厚，但也具有极高的挑战性。它需要把握广告主的意图与目标，了解受众接受广告信息的文化心理基础，需要好的广告创意，而把这一切做好的核心要素只有一个，就是广告人才。对于他们，机器装备不是主要的，资金也不是主要的。
在与广告公司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对自己公司具有实际价值的问题。
公司产品的直接包装物是一种塑料瓶，为此，每年需要购买大量聚乙烯。在一次与设计瓶签的公司进行业务接洽的过程中，我在它的陈列室偶然看到了一家西欧公司的包装物，立即被吸引住了。
这种包装瓶造型优雅，虽然同样使用聚乙烯，但瓶体色泽比我们公司的更为纯正，柔韧度也更好。它明显地轻一些，可凭肉眼就能看出容量反而更大。我当时想，只要公司的瓶子做得跟它一样好，就能减少大量的聚乙烯消耗，省下很多钱。
我将想法告诉了总裁，并且把两种包装瓶放在一起做了比较。
不久，公司开始组织生产部人员攻关，总裁亲自过问。
效果是明显的。尽管仍然没有达到那家西欧公司的水平，但新瓶子比旧瓶子每个少用原料百分之十。也就是说，聚乙烯消耗最少能够节省十分之一。以这个数据为基础，公司获得的收益可以精确计算，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这时候从华东市场部传了过来：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前不久与那家西欧公司完成了战略合作，被它控股了。也就是说，我们公司现在所要面对的不再是一家纯粹的本土企业，而是一家由跨国资本巨头控制了的用着中国名字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目前还是一只羊，那么，现在对方已经悄悄地转变成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了！
这只狼盯上中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比我们国内市场更大的蛋糕。这只狼盯上我们公司所在的行业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个正在生长着的新兴行业，也是那家西欧公司熟悉的行业，利润丰厚，前景远大。但公司的竞争对手竟然会向跨国资本投怀送抱，这一点我一时还难以理解。我预感到那家西欧企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公司，因为只要控制了这两家龙头，整个行业也就被它收入囊中，成为它的天下。
鬼佬们的身影果然开始在公司出现。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正准备下班，一位香港同胞带着三位金发碧眼、体形高大的欧洲汉子走进了广告科，总裁陪着他们。
广告科负责管理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鬼佬们在陈列柜前极其用心地观察，时不时拍照，总裁则低声与那位翻译用地道的粤语交谈。此时不便打扰，我就在寒暄之后特意避开了。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心中不知不觉涌起阵阵寒意。这种寒意既来自于对公司前途的迷茫，也来自于对工作前景的担忧。我知道，如果并购最后取得成功，外方入主之后公司的管理人员肯定会有一大批人不得不离开。走廊上空无一人，紧张而忙碌的白领们准时下了班。他们也许还不知道公司的命运处在了十字路口，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将要出现新的转折。但即使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哪怕他们多么热爱公司，哪怕他们多么具有奉献精神，只要资本觉得需要，他们就必须面对裁员的考验。
“裁员”这两个字令我的心头变得沉重。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排斥人力是它的本性，也是一种进步。那时的中国公司在许多方面都与这种本性存在差异，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这种差异。结果将如何？
后来，并购事件不了了之，据说是因为总裁坚持，外资可以进入，但不能控股。
总裁与他的伙伴们一手创立的家业，不仅仅是财富之源，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社会平台，当然舍不得轻易让与他人。但即便像可口可乐那样的百年基业，不是也曾经数易其主？以一大批像公司那样的企业为代表的中国首批民族资本，它们恐怕也是注定要经历一些起伏和兴亡的。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就像一切都不曾发生，也不会发生那样。但当妻子从遥远的内地告诉我，那位对我一直关怀有加的领导可能担任更加重要的职务，我的心情立刻波动起来。
在南方的使命应该可以结束了，我想。我应该回到我的故土，用我学成的商业技艺干一番事业。或许能够像总裁那样，也打拼出一个在国内行业呼风唤雨的大品牌。咱们中国多么需要这样的品牌啊！
五月底，我与公司的正式合同还有三个月，但我的停薪留职合同就要到期了，我向公司请了一个月长假，准备北返。我想回去看看领导，寻找可能出现的发展机会。
我仍然是通过酒店预订的火车票。我不想付五元买路费走那寥落空无的“贵宾”通道，而是穿着笔挺的西装走进了广州站一楼狭窄陈旧的候车室。当我紧随拥挤吵闹的人群踏上宽展的站台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年前南下时的窘迫。
仅仅一年，不论物质还是心理，不论知识还是技艺，我的变化真的很大。这里面有我的拼搏与努力，但更多地却是南国这块热土所赐，是公司这个平台所铸，我对此无法忘怀，永远感恩。
我不会忘记那些当我踏上陌生的土地之后给了我帮助的人们。我的机敏的高中同学，那位在人才交流会上为我提出建议的太阳能热水器公司的年轻主管，主持面试的李老师，我在公司认识的第一位同事小齐姑娘，文化中心的那对年轻夫妇，我的第一位上司——瘦瘦的科长，来自北大的同乡，另一位分厂长，各位公司高层……在我人生的黑暗时刻，他们有的像一粒火星在我的眼前闪亮，有的像一堆篝火陪伴在我的身边。
我当然会把那位美丽高雅、善良爽直的邻居女孩一辈子都放在心灵深处。我们的友谊值得牢记，如果我不是早已心有所属，也许会成为她的另一个追求者，一定会为了把友谊转变成完美的爱情而不懈地奋斗。天知道她现在身居何处？她也在惦记我么？她的将来究竟会怎么样？
带着美好的遐想登车，等候不久，列车启动了。车轮令人振奋地加速，我的思绪也一下子飞向了故乡。
故乡，我生命的起点，我肉体与灵魂的来源，离开整整一年了，你还好么？你已经、你正在、你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
后记
回内地多年，我对南国的怀想一直似不歇的溪水，终年流淌。曾经效力过的公司，那些善良的朋友，都令我深深地牵念。我知道这样的机遇此生难再，所以，有时候忆到深处情不自禁，独自热泪盈眶。
如我所料，那家优秀的公司最终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
我所说的覆灭当然不是指它作为企业彻底瓦解，而是说它改换了门庭，被那家西欧公司所并购，退出了民族资本的行列。它所代表的那个产业是不是从此被外资完全控制，我不能断定；当我从内地的一家报纸上看到并购与总裁和所有高层同时辞职的消息，我的心情极为伤感和失落。此前，它用巨资买断了商标使用权，总部也迁到了广州。它在全国多处建立了产业基地，比我在那里的时候辉煌了很多。我可以推断它因为什么原因没能摆脱自己的宿命，我对它的关注与感情也从此不再保留。
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对于中国民族资本命运的关切，别有原因。
中国的民族资本兴起得迟，而且历来孱弱。就新中国历史而言，民族资本因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赎买政策而缓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又因改革开放得以首先在广东急速复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改造只针对资本本身，老的知名字号绝大多数仍然得以存在，虽然前面加上了“国营”这个另一种金字招牌。保存它的原因之一，是那时候的人们有在旧的市场经济下生活的遭遇，完全懂得，字号代表诚信，代表质量，代表负责任的态度，虽然来自另一个时代，却是商业文化的精髓，是了不起的历史积累，值得珍惜，不应该砸碎。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使人们远离了、忘记了这一切，于是，当我们为私有制开启枷锁并且打开国门之后，我们的商品经济不得不因为从业者与管理者的双重幼稚而经历无序的、低素养的混乱。它在一种困苦中成长，一如我不得不为了摆脱困顿而独自奋斗。
如今，来自历史的那些老字号仍能坚守并且做大的极少极少，而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许多珍贵品牌也在改革的庆典仪式上的鞭炮声中烟消云散。洋品牌举目皆是，不仅真正与国际资本较量高下、不肯低头的国内商家大多来自民间，而且即便在起步最早的广东，它们也寥若晨星。
好在我的劳工乡亲们仍在那家公司做着待遇丰厚的工作。我回内地之后，最初的两个春节，他们曾经派出代表辛苦费力地找到我家，给我拜年，令我感动。我很想对他们说，在老家建了住房，娶了媳妇，还只是在享受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它们当然重要，但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幸福他们早已置身其中，更要好好珍爱。但这番话最后我没有讲。因为我感觉到，我想说的尽管是心里话，可我的乡亲们还不一定理解，甚至不会在意。我只能把我的好心仍然存放在心底。
我想要告诉他们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幸福，实际上就是自由。
(2006年12月30日动笔，2007年1月15日改定。)
责任编辑徐子茼
分类：往事 作者：王际平 期刊：《当代》2007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