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华1953年生，武汉人。“文革”时下过乡，当过工人。后进入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做编辑。曾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发表过历史小说《秦时明月汉时关》。
一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临川人，生于1021年。父亲王益，进士出身，曾在江西、广东等地任知县，1039年病逝时，任建康府通判。王安石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先后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常州府知府，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四十二岁时母逝，停官居丧。从四十六岁起，先后任江宁府知府、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宰相。五十三岁时辞宰相还居金陵。一年后入京重为宰相；次年夏再辞宰相位。后隐居江宁十年。于1086年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二
王安石似乎不是一个喜欢官场的人。据说科考时他的考卷本来排在第一，是状元，可仁宗皇帝觉得卷中某个句子不很恰当，就将他换成了第四名。第四名也是高位，王安石可以凭着这个名次，在经过一任三年的地方官历练之后，回京城做京官。可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他宁愿做地方官，为百姓做一点实事。后来朝廷对他格外提拔，不经例行考试，就选他进文史馆为集贤校理，这是地方官求之不得的职务，因为只要进馆，就可慢慢做到中书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进入最高执政行列。然而王安石却不愿意，他坚决辞退了这个任命，还是要做地方官。后来他还多次辞退一些令人羡慕的职位，例如朝廷任命他修《起居注》，这是记录整理皇帝重要言行的工作，差不多等于皇帝秘书，可王安石推辞了七八次，甚至不惜躲到厕所去。不久又升他做知制诰，专替皇帝任免官吏撰写评语，这个重要职务也是朝廷强加给他的。总之，王安石对于官职升迁这些做官者最重要的事，总是表现出漠然、谦退以至躲避的态度。
入了官场，却不想升官，这叫人不好理解。王安石行事也有些古怪。比如他简直一点为官的体面也不讲，老穿一件应该是既旧且脏的袍子上班见人，朋友们实在看不过了，便定期拉他去洗澡，替他准备里外全新的替换衣物，笑称为“剥洗王介甫”。他对吃也是胡乱应付。做宰相时，仆人忽然惊喜地发现老爷原来喜欢吃鹿肉，王安石夫人问，你们从何知晓？答曰每餐老爷总把鹿肉吃得精光。王夫人说下次你们不要把鹿肉放到老爷面前，再试试。结果王安石就没动那盘放远了的鹿肉，他只顾吃靠他最近的菜。王安石的这种怪癖甚至引起了皇帝的猜疑。一次仁宗皇帝邀请大臣进宫赏花观鱼，发现王安石没有观鱼，而是坐在水边，把用来逗鱼的一盘鱼食一粒粒吃光了。仁宗于是下结论说王安石虚伪，因为一个人误食一两粒鱼食是可能的，绝不至于误食整整一盘鱼食，王安石岂非是在作秀？仁宗皇帝当然不知道王安石有“吃眼前食”的毛病，同时他也不知道，王安石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为了保持思维的持久，他有咀嚼硬物的习惯，有时候没啥可嚼的，甚至会啃自己的手指直至出血。天知道那日进宫观鱼时，王安石又在思考什么相对论或绝对论，把眼前的鱼食当做某种硬物咀嚼，以致让皇帝大人觉得他在作秀。
王安石还很执拗。他总是自己读书想问题，自以为想明白了他就坚持，别人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在做知制诰的时候，有次复核京城刑案，遇见一个“鹌鹑案”。汴京城某少年在集市上出卖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一个熟人见了喜欢，问他讨要，少年不给，那熟人趁其不备抓了就跑，少年赶着追抢，竟然失手将那熟人打死。杀人者偿命，开封府判少年死刑。可王安石批驳说：根据律法，抢夺、偷窃他人财物均属盗取，那个死者明明是在盗取少年财物，少年追抢，乃属捕盗，虽将人打死，也不当抵命论死。王安石认定开封府是错判。开封府不服，把案子交给专理刑案的审刑院、大理寺。结果一致认为是开封府对，王安石反而是错判。这明明是一桩过失杀人罪嘛，怎么会和强盗扯在一起？此事报到仁宗皇帝面前，要追究王安石的错误。仁宗皇帝以敷衍出名，下诏免予追究。按制度，获得宽免的臣子应感谢圣上隆恩浩荡，可王安石却说：“我无罪？”他既不领情，也不肯谢恩。于是御史台又上章弹劾他。仁宗再次和稀泥说算了吧，这才算了。王安石执拗到连皇帝的账也不买，可知他的执拗，已经到了相当级别。关于“鹌鹑案”，还有人分析说王安石并非不懂刑法，他做过江东刑狱使，也算专业人士了，他所以那么做，其实是想救那失误杀人的少年一命，是出于慈悲心肠。应该说这种分析有它的道理。不过这种分析若是成立，王安石的问题就比错判更大了：这岂不是在玩法，是知法犯法么？此外，难道王安石也会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一套？
王安石不把当官当一回事。王安石囚首丧面谈诗书，没有做官人的基本体面。王安石性情执拗顽固。所以王安石在京城官场中，朋友并不多。
王安石模样也一般。瘦弱，中年以后多病，偏头痛加尿血。他的肤色特别是脸总是呈现暗黑色。一次他的学生弄来澡豆请他好好洗洗，看起来也光彩些，可王安石却说：“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他是套用孔夫子“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的话，否定学生的好意。这则轶事很可能是王安石的政敌编出来调侃他的，但似乎颇具王安石风格。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王安石的眼睛很有神，有人形容他看书如电光掠过书页。据说他还有读书过目不忘的本事。
三
1058年即宋仁宗嘉祐三年，朝廷将王安石从提点江东刑狱任上调入京城，升为三司度支判官。也许是这个新任命激发了王安石的热情，他给仁宗皇帝上了一封万言书，指出国家现在“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并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观点。这篇万言书是王安石多年从政经验与政治理想的总结，好像也是他一生中写得最长的政论文字。万言书在当时似乎也颇有“一新天下耳目”的气概。只是仁宗以敷衍为治国方针，对万言书他没有只言片语的答复。不过仁宗和朝廷由此记住了王安石，知道他是个人物。王安石后来被直升为知制诰，应该与他的万言书有很大关系。此人有才呀。
就在上万言书的次年，王安石写了两首《明妃曲》。录其一如下：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唯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锁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一出，轰动京城，司马光、欧阳修等大文人都写了和诗，然而最终流传下来的，还是王安石的诗篇。《明妃曲》夹叙夹议讲述昭君出塞的故事，但是你很难清晰地判断哪些是叙，哪些又是议；而且叙事的焦点不断流转，作者也讲得十分平静，甚至有些疏离，但却处处透露着深切的同情与轻轻的哀叹。这种风格在传统诗词中，是不多见的。此外王安石还从文学角度，对史事做了点翻案文章。原来的故事说，王昭君初入汉宫，自恃美貌，不肯以金钱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故意将她画丑，以致昭君不能获得汉皇宠幸。直到昭君以和番公主身份出宫，君王才发现了她的绝世美貌，也才知道了毛延寿做了手脚，大怒之下，立即将毛延寿处死。王安石在诗中翻案说，毛延寿并没有错，因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啊，画师是不可能画出昭君离别故土时的那种令人心碎同时心醉的神情的，所以他的被杀，实在属于冤枉。
杜甫也有一首写昭君的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青鸟不传云外信，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首诗当然也非常好，其中“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联，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然而我们若将两首诗比较着读，就会感觉，王安石的诗更为轻柔婉转，它的情调似乎也与王昭君这位不幸的美人更为适合。而诗中“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等句子，描摹君王惊艳之后恼怒得手忙脚乱的情态，则颇具冷幽默味道，意象百出，妙趣横生。至于“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它不仅经典，而且成为文学家对抗画家摄影家的最有力的道理。作为诗人的王安石，确实才气非凡。
四
也许对于《明妃曲》，我们还可以特别强调一下该诗的末句：“人生失意无南北。”说的是王昭君，却未必不是王安石的自叹。
王安石不是一个会让自己适应官场生活的人，他总是自行其是，所以尽管才华过人，当权执政者对他的印象感觉却不怎么好。某次讨论政事，宰相韩琦做了决定，适逢王安石另有想法，他便大大咧咧道：“这么办事，乃是俗吏所为！”宰相韩琦很生气，当即噎他道：“你不知道么，我韩琦本来就是个真正的俗吏！”后来王安石轮到该升为翰林学士的时候，宰相韩琦却偏偏找出一个别人，硬生生把王安石挤开。
就在王安石写过《明妃曲》后四年，1063年，仁宗皇帝驾崩。同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王安石停官在金陵守丧。守丧期满后，他并没有及时返回京城，而是以生病为由，辞退了朝廷对他“工部郎中、知制诰”的新任命。他继续住在金陵，还招收了几个学生讲学。讲学的内容，是探讨为什么国家今日会出现财政困难、人才缺乏、军队无用、法制因循这些问题。这类讲学内容在王安石以前，是没有人做过的。此时的王安石，似乎颇有些绝意仕途的意思，尽管他此时已经官至知制诰，再往上一步就是翰林学士，离朝廷的权力核心，不过一步之遥。英宗皇帝在位四年，王安石未曾踏入京城一步。
就在王安石居留金陵期间，朝廷政事发生了很大的动荡。
首先是英宗皇帝的闹腾。仁宗皇帝无子，英宗是仁宗在自己兄弟的儿子中选定并过继为太子的。可是英宗不愿做皇帝，这个胆小老实的读书人对于做皇帝充满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在他继皇帝位的那天最终爆发：他神经错乱了。后来他又侮慢辱骂皇太后，气得太后直想把他给废了。等他神经好歹正常点儿了，却又闹出了一个叫做“濮议”的事件。这事件其实是个问题，即英宗作为仁宗皇帝的过继儿子，还应不应该认他的生父即已故濮王为父亲？英宗显然是倾向于认的，只是他不好说，就要大臣们去议定。执政大臣如韩琦、欧阳修等只想顺着英宗，生怕一起争执，又把他的神经病弄发了，查查史书，过去的皇帝中也有继子认生父的先例，于是就说应该认。可是司马光等一班中年新锐却说不该认：你英宗是作为仁宗的儿子才坐上皇帝位子的，你再要认生父，那你当皇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了。司马光等人痛斥韩琦、欧阳修等重臣谄媚新帝，欲陷英宗于不仁不义，话说到狠处，甚至喊出“杀欧阳修以谢天下”这样的口号。朝中百官也随之分裂成为“认爹派”与“反认爹派”，骂来骂去地闹得不亦乐乎。最后还是皇太后出面平息事端，说皇帝是可以同时认两个爹的。英宗遂了心愿，不久也就告别人世，去阴间陪他那两个爹去了。英宗在位四年，没办多少正事，却把朝廷弄得一团糟。
英宗的儿子赵顼即神宗皇帝上台，很快发觉旧时的“认爹派”与“反认爹派”的斗争并未停止。他接到一份奏章，说参知政事欧阳修“帷薄不修”，和儿媳有暧昧情事。神宗就要处罚欧阳修。可是马上有人禀告他，这是件没影儿的事，是反对欧阳修的人故意找茬儿整人。神宗这才明白端底。攻击者见神宗不发话，继续上章弹劾，气得年轻的皇帝大怒道：“现在叫人头痛的事情那么多，你们怎么只顾窥探人家私事？！”不过神宗最终还是让韩琦和欧阳修离开了京城，不久又批准欧阳修退休。在内心中，神宗对这两位老臣未能劝阻他父亲认爹是不满的，他认为他们失职了。
把有问题的老臣弄走了，神宗随即发觉朝中没了合适的掌舵者。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司马光，他的治国方略，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套“德治”老调，而朝廷在仁宗时期，财政已经发生困难，又经过英宗四年闹腾，财政亏空得一塌糊涂，几乎连官员的薪俸也发不出了。神宗皇帝不像他父亲英宗，他是做好了当皇帝的准备的，他想做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不光要替他那位发神经的父亲把面子找回来，同时还要向世人证明，仁宗先皇帝选出的过继子孙没选错。神宗的理想，是要富国强兵，扫平独立的西夏国，并将北方的辽国驱逐出长城关外，把大宋王朝的版图恢复为汉唐旧貌，完成太祖太宗的未竟大业。
神宗急切地寻找能帮他实现政治理想的能臣，最终他找到了王安石。
旁的且不论，应该说，谁也料不到英宗皇帝仅仅在位四年就会死，谁也料不到新皇帝神宗是一个立志要干大事业的有为青年，而且这位青年皇帝还会相中已离京四年、性情很有些古怪的王安石。所以仅从朝政变化这方面而言，王安石能将他的变法思想付诸实践，实在是很有些运气。这件事来得突然。
五
王安石才华出众、性格独特，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弄得出非常独特的变法。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引起激烈争论：起先争的是对与不对，而后争的是功大还是过大，再后争的是北宋的灭亡该不该由这个变法来负责，更后面的人，则是争论这个变法在中国历史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上述四个不同层次的争辩题，至今也没有一个获得一致的结论。可见王安石的能量之大。
应当说，这种争论是必然的，因为王安石提出的，的确是一种与传统治国方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国思路。按我们几十年前熟悉的语言讲，这是真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传统派的治国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即皇帝加官僚集团，应当体恤民众疾苦，尽可能少地向人民索取。为此，应当尽量减省国家开支，主要是削减朝廷的用度和官员与军队的数量。这三项被归纳为三个“冗”：冗费、冗官和冗兵。
传统派的道理富于道德感，方法似乎也简单，即节省经费和裁掉多余的官员和军队。其实不然。关于“三冗”的说法，至少在宋太宗时期，就已被大臣作为重大问题提出，可六七十年过去了，传统派前仆后继地呼吁、争论、谏劝，几乎每个正直官员都会提出治理“三冗”，并且想方设法减轻“三冗”给国家带来的危害。然而，“三冗”问题非但未见解决，反而越闹越凶，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死结。由此可知，这种治国论是说来好听，做来无效。
为何如此？
原来，这一切都是宋代的统治体制造成的。简单地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军人当政、军阀割据的教训，改用科考取仕的办法选拔文官，由文官治国。这个方法果然使天下趋于太平，而且它同时也给天下的有志敢为之士，提供了一条正规的进身之道。你自命不凡么？你想出人头地么？那就好好读书，参加朝廷科考吧，只要考中进士，你就可以当官做人上人，要是考不上呢，那就怪你自己没本事了，就算是老天不照应，你也只得认命。随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参加科考的人越来越多，与之相应，录取的进士自然也就多了，从几十名、百多名，直至上千名甚至数千名。录取的人多了，做官的人当然也就多了，加上朝廷为了笼络官僚集团，规定凡是官员的后代甚至亲属，可以不参加科考而进入官吏队伍，更使官吏阶层无限制膨胀。这就造成了“冗官”。至于“冗兵”，它也来自于朝廷的政策。宋代似乎是中国在汉唐之后重新安排社会稳定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战乱、灾荒、迁徙、人口大量增长等多种因素，社会上经常出现流民群体。这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宋太祖时期起，朝廷对付流民就有一个常用的法子，即吸收他们当兵吃粮。这个法子固然有效，可它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兵太多，养兵的费用最高时竟会占到国家总支出的六分之五！由此可知，这“冗官”，其实是朝廷花钱收买社会有为之士的政策所致；而“冗兵”，则是朝廷花钱收买无业之人的政策所致。至于“冗费”，那就更好理解了，总不能老是给人民花钱，当皇帝的自己不花钱吧？节庆寿诞，先祖祭奠，崇道礼佛，施恩赏赐，楼堂馆所，朝廷花这些钱也是应当的。
尽量包起来，吃大锅饭，看来这也是中国统治阶层寻求安定团结、保持社会平衡的一种传统方式。要说它是个问题，是个毛病，也可以，可如果说它是一种善政，大概也说得过去，就看你在哪个时间段、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判断了。也许，只要国家财政负担得起，“三冗”就是有道理的，至少其中的“二冗”即冗官冗兵有较大的道理，而冗费则更有统治者的道理。这应该是宋代传统派正直官员治不下“三冗”的基本原因。
事情的症结好像是这样的：可怕的其实并不是“三冗”，而是国家负担不起“三冗”了。
而北宋王朝到了神宗时期，国家似乎真的负担不起“三冗”了。
于是出现了王安石。
独特而才华超群的王安石不屑于重弹治理“三冗”老调。很显然，他看出了老调没用。王安石试图寻找新路。
据王安石的说法，前朝仁宗皇帝能够数十年敷衍下来没出问题，那是凭着老天爷照应，仁宗时代在理财方面全无办法。而根据他的观点，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是完全做得到的，只要方法正确，国家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财用足”，即不需增加百姓的负担，使国家财政达到充裕。传统治国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反对王安石，他的反驳也很有力量。司马光说，天下的财物总共就那么多，一部分归于朝廷，一部分归于百姓，朝廷取多了，百姓所得肯定就少了，哪会存在什么“民不加赋而财用足”的事情？你王安石这种说法，不过是盘剥百姓的一种借口，汉代的桑弘羊当年就是以这种借口搜刮天下民财的，结果弄得民穷财尽。司马光是著名历史学家，他总是能举出历史的教训。然而王安石否认自己是今天的桑弘羊，他坚持说只要善于理财，完全可以做到国强而民富。
争论很快转到了具体政策上。王安石提出了一个叫做“青苗法”的方案，即由国家向缺钱种地的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农民在收获粮食之后加利息偿还贷款，这样可免除贫苦农民长期遭受富人的高利贷剥削，以致最终失地。司马光反对说，国家不应干涉民间的借贷，民众之有穷富之分，就好比上智与下愚一般，是天生的，富人因有较高利息可得而愿意出借，穷人也因借贷而得以生存，贫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为依存的自然关系。若是国家强行介入和打破这种自然关系，其结果，将是穷人并没变富，而富人反而转贫，国家财政不但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善，国力反而会由此减退。司马光和王安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而神宗则采用了王安石的政策。后来王安石又有一系列新政出台，司马光照例反对，也都无效。司马光曾再三致信王安石，对新政利弊详加讨论，王安石只是很简洁地回答说，你我的争论并不属于事情对错，而是你与我对事物的判断根本不同，这是“道”的不同，所以我们之间没必要进行烦琐的讨论。在“两条路线”这一点上，王安石显然看得比司马光透彻。
从王安石当政之初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并没有把与商人争利视为首务。他派特使往全国各地察访兴修农田水利情况，他坚持在朝廷的科举考试中取消诗赋考试，后来又要求增加律法考试，这些事实都说明，他是想用扩大有效的农业生产来达到普遍增收，并要求官员有治国的实际能力。比起那些只会高喊“三冗”的传统正直官员，王安石的思想似乎更为深入，他试图用国家介入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生产。王安石向神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作为新政的思想政治原则，是要从根本上重新振作整个官吏集团，改变数十年来敷衍塞责、无所作为的官场风习。
六
在讲求法制和效率的今天，官员的“不作为”几乎等同于渎职，可以成为罢免官员的重要理由。王安石应当算是这种罢免理由的一个倡导者。然而在传统的治国道理和实践中，一直到王安石变法之时，“不作为”实际上是被当做“爱民”的经典治国手段之一而存在的，只是这个“不作为”被一些褒义词给替换了，如“无为而治”，如“不生事”，等等。这并非狡辩。事实上，在官大民小的传统社会，凡由官方发起兴作的绝大部分事情或事业，一般都逃脱不了以下几种结果：一，更多地花费百姓的钱财和精力；二，做成的事情只有官方得利或官方得大利；三，官方和百姓都不得利，完全就是胡搞。这么说起来，在传统农耕社会，官方的“不作为”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它还真是一种善政的基础，它的长期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司马光那番“民间高利贷有理论”，就是“不作为”传统思想的经典例证之一。
而王安石的变法当然是一种作为，是“生事”，故而它也免不了因官方生事带来的一些必然性后果。
王安石变法后来所起的实际效果之一，是将长期被商人和高利贷者获取的一部分利益，收归国家所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新政在进行之中，官方对各种商品的专卖范围越来越扩大，从盐、茶叶、酒，一直扩展到女人的梳子和夏季降温的冰，只要有利润，就可能改为官卖。官卖打破了众多商人的饭碗，而且官卖垄断价格、质量差，更谈不上所谓服务，故而引来社会正当的不满。变法派还有一个生利的法子，就是将属于公有的场所如坊场、河渡、庙宇等，以招标方式出租给商户经营，官方从中获取高额租金。这种生财有道的方法愈演愈烈，最后竟将供奉神圣祖先神灵的著名庙院也当做商场拍卖，使得富于道德感的传统臣子们极为愤怒。司马光一派指出，国家参与逐利而且与民争利，不但会败坏国家作为社会统治者和仲裁者的崇高形象，而且势必形成以权力攫取人民财富的恶劣趋势，失民心而招民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变法派逐利，钱成为了官民之间的重要媒介，如发放和收取青苗钱，如将直接的征民劳役，改为向民众征收役钱，官方雇人服役，等等。司马光指出，小民所有的，只是一身之力与种地收获的谷物，现在国家不取民力和谷物，而只是征钱，这会造成钱贵物贱，从而逼得小民贱卖所有，以应付官方索须，这就是害民。应当说，司马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北宋时期虽然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只需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种不成熟：当时官员们所领取的朝廷俸禄即工资，有相当部分并不是钱，而是实物如米、绢或其他物品，统称为“折变”。此外，铜钱的价值在不同地方差别很大，又有人私自将铜钱熔化铸为铜器出卖以获厚利，屡禁而不能止。而在西部如四川等地，则是通用铁钱。作为一种有价证券或者说是纸币雏形的“交子”，其发行和使用的范围也都有限。变法派将钱作为官民间几乎是唯一的流通物，的确变相加重了百姓负担。
当然，王安石的变法，注重兴修水利，开垦荒田等等，这类政策的实施也的确增强了国力，改善了国家整体的经济状况。赞扬变法的人常常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证。然而因官方生事而给百姓带来的困苦，也是同样的多甚至更多，这类例证也被批判变法者捏在手上，振振有辞。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功过论”至今难以定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
后世有些人常常替王安石惋惜。他们说，王安石的变法在北宋后期是具备了必要性的，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和政策大部分是正确的，可是，最后这场变法竟然酿成了北宋最大的党争，成为北宋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归过于王安石太缺乏大政治家的气度，倘若王安石对他的政敌如司马光、苏东坡等态度不是那么生硬，而是用一种和风细雨的政治思想工作方式，争取这些正人君子赞同他的变法思想，那么变法的效果肯定会好得多，也不至于在政治上造成那么长久而深刻的动乱。这种惋惜是很有道理的。王安石的确是个有些强词夺理的人，他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正确，而不惜粗暴地否定他人。这种个人风格在西方社会好像并不算什么重要缺陷，在中国却是一个大毛病。因为我们中华礼仪之邦一贯讲究温文尔雅，讲究面子人情，而王安石呢，他搞变法的基本方式是，只要把神宗皇帝的工作做通了，就颁布法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实在不理解不执行的，就免官撤职。所以后来传统派又给王安石加了个形容词，说他“强狠自用”。这个形容好像蛮贴切的。
其实王安石也有他的苦衷。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就对神宗说过，变法要想取得好的成效，那就不能太急，而且光讲效率，只重干才，官员的道德水准势必下降，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然而神宗是个青年，他等不得。神宗在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之前，曾对他说：“人们都说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此言意味深长。所以王安石必须很快向神宗拿出实际成绩，以证明他的变法不仅有道理，而且有实效。所以王安石的很多变法措施，都未曾经过充分讨论，或只是表面地做一点试行的样子，就向全国推行。那么推行中出现的弊病，自然也就少不了。说起来王安石也是不得已。
王安石是传统中国文人中的优秀分子，好学深思，心忧天下，可是说到动脑筋与商人争利，想心思盘剥百姓，他不仅不擅此道，也不屑为此。只是变法既然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其重要目的，变法队伍中自然就会出现争利盘剥的高手，王安石也只能常常护着他们。还有，这个变法是通过大批不知变法为何物的官吏去施行的，这些人在执行中想到的，不是变法的效果，而是不要出岔子影响我的前程。所以对收取青苗钱利息和免役钱，如果原定是二分，官吏们却要征收三分甚至五分，多收部分名之曰“宽剩钱”，理由是预防碰到灾荒时节百姓交不上；而交不上乃属于地方官的错。所以到了变法的尾期，国库里虽然并没有增加很多钱，而地方郡县收的“宽剩钱”，却足够二十年开支的。这种“宽剩钱”，实际上就是对百姓的盘剥。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所以变法在民间普遍遭到诟病，自有它的道理。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悲哀。在传统中国，朝廷或者说国家的利益，不仅常常不与民众利益一致，甚至二者之间竟会是一种对立关系，所以无论国家兴也罢亡也罢，变法也罢敷衍也罢，老百姓总是受苦。
八
王安石变法的确有很多缺陷与弊病，这很自然，因为它是第一次，就像第一次走路的孩子难免摔跤一样。不过就王安石本人而言，即使这个变法在整体上是失败的——这么说会有很多人反对——那也无损于王安石的光辉形象。变法运动更丰富地表现出了王安石思想的独立，还有他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以及他的过人胆识。而这些，恰恰是聪明的中国文人最为欠缺的品质。
公元1086年即北宋元祐元年，王安石在金陵去世。消息传到京城，时任宰相的司马光评价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故“朝廷宜优加厚礼”。于是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大文豪苏东坡以皇帝名义作了一篇“制词”，其中说：“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对王安石持肯定立场的后人，都说苏东坡这篇制词写得好，把王安石的历史独特性写出来了。的确如此。不过在当时人看来，苏东坡这些文字也许是话藏机锋、语带双关的。“希世之异人”很难说就是伟人，说不定还是怪人；“名高一时”不一定传之久远；靠智辩行事，那么德行呢？“藻饰万物”，“风动四方”，表面闹哄而已；而以“己意”糠秕古代文化、否定先圣遗言，这样的“新人”还值得尊敬么？苏东坡把中国文字的丰富性大加拓展，真不愧为著名文学家。联想到变法之初司马光替王安石总结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当时王安石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还不太敢公然承认，因为在那个时代，承认“三不足”就等于承认自己大逆不道。可是这个“三不足”，的确精当地概括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和思想精神。
先有中国最著名历史学家为之总结提升，后有中国最著名文学家为之盖棺定论，虽然这两位大家当时说话是别有用心，但这些总结定论却都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且从正面意义上站住了，王安石地下有知，他应该会感到很幸福吧？
难说。
责任编辑洪清波
分类：史记 作者：宋安华 期刊：《当代》2007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