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的故事不是我的全部,多半会引起误会,但我也不想解释。离婚以后我在四方街开了一家独一无二的客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有一个古怪的祖父。客栈并不在人声鼎沸、四面环水的街面,而是在一个挤满游人犹如蜂巢的月亮桥下一条立即静下来的小巷里。小巷上坡,对着街心的部分很短,有若干红灯笼,沿着湿漉漉的有点硌脚的石板路行走,走到尽头总不免最后回望一下,那儿就像火焰一样没有夜,永远燃烧,永远灯红酒绿摇摇晃晃。我与那儿有关,但不是直接相关。小巷拐过弯,一切静下来,我的客栈在拐过弯的第三个院子,隐隐还可以听见那儿的潮声,就像心潮,关上窗子或者门,仿佛一切消失了,要过一会儿,自己才会在黑暗中慢慢浮现出来。
客栈分为前后院,客房处是个带回廊的二层小楼,在前院,不过七八间客房,没有豪华间、套间、多人间,都是单人间,大床干净、简约,一只布农铃、一张东巴画、一块木雕、一张黑胶唱片以及电唱机。这当然不是客房必需,但我不是按客人要求而是按照自己喜好布置的,我希望每间客房都像我的房间。后院是私人空间,不接待客人,有个总是上锁的月亮门将前后院分开,当然前台也有门可进入。要是把后院也经营起来,客房可增加一倍,但我不想这样,我想给自己和爷爷留出足够的生活空间。也不能说完全是私人空间,还有别的考虑。三年前我把北京的房卖了,那套房与前夫没任何关系,是我婚前的房子。房子卖了后,我在这里做了绰绰有余的置换,没有经济压力,与其说我是在经营客栈,不如说是在经营生活梦。我觉得生活就是梦,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不敢尝试,这世界就真是无聊透了,呵呵,我要纠正一下,我没有权利说世界,是我太无聊了。
我离婚很简单,就是把前夫赶走了,干脆利落。房子是我的,我们也没多少共同财产,所有的东西他愿拿走都拿走,没地方放卖到旧货市场去也行,我一样都不要,留下搬空的房子,走人即可。我们结婚不过一年,原只想半年,他没什么过错,我也没有,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各方面都好得太无聊了,好得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一定意义上他比我还好一点,他的学历还比我高一级,是博士。当然了,表面上问题出在我这里,但婚前他就清楚我的想法,这也不能怨我。我不想多谈开客栈以前的我,简单地说,直到婚前我都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标准的人,都硕士、博士了还不标准?结了婚下一步就是孩子,多标准,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浑蛋逻辑。是的,我离了,谁要是骂我烧包谁就滚开,离我远点,是,我从小到大没受过一点苦但也可以说受了大苦,我一直被摆布,什么都听大人的,但我又是记仇的。听别人的也好,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生一直到出版社一线编辑,还有最后一关嫁人,不然我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剩女,这也太荒谬了。我无所谓,关键我爸妈绝不容忍我成为剩女,到头来弄不好就得找个二手男人,让他们脸上无光——他们没这样说,说的全是为我好的话,但我知道,而且我从小到大就知道。问题是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也这么优秀,怎么突然就成了“剩菜剩饭”?有没有剩男?男的还讲不讲道理?就是在这事上我和我妈怼上了,老子就是不想恋爱,就是不想结婚,当我听说世界上有厌女症时,我更是怒发冲冠,怎么没有厌男症,老子就是厌男症!这么多年的寒窗应试,品学兼优,老子就从来没看上过哪个男的。但我这人就是这样,心理上有多英勇行动上就有多软弱,有多反叛就有多听话,可以说经久不息。我受不了活着活着就失败了,这点我和我妈的感受一样,我恨她,和她作对,实际是跟自己作对。嫁人还不容易?!凭我这长相、硕士学历、编辑工作,还有房,找什么样的不行?据说女博士反倒没人要,女硕士最佳。我妈的最低标准就是博士,要找到什么“二代”博士那就再好不过。我找了个倒霉博士,当然是跟我倒霉了,但我有言在先,明确告诉博士我们的“刑期”是一年。我把结婚称为“判刑”,博士认为是玩笑,的确,这听起来像是玩笑。博士说就算我真这么想他也会征服我,这就不赖我。我结了婚,嫁了人,没毛病了吧?我问自己。博士滚蛋了,细的我就不说了,反正最后博士认为他占了我的便宜,真是垃圾,当然我也是垃圾,为了从良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不过博士那样说我倒也安心了。
一个结过婚的女人和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不一样,她可以说完全自由了,再没有任何枷锁,不是没嫁过,嫁过,离了,无债一身轻,再不欠世界什么。離婚不久我连编辑工作一起辞了,一切蓄谋已久,我就是这么记仇的:一切我都屈服了,一切我也会找回。相比为我结婚操碎了心,我妈对我离婚冷漠得多,她对离婚的理解比结婚要深刻得多,倒是对我辞职和卖房子去丽江创业愤怒至极,简直跟我拼了老命,死攥着房本不放。这也难不倒我,法律上这房子是我的,在我标准化的一生中,父亲母亲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拆迁时将三套楼房中的一套落了我的名字,作为结婚用房,也免了将来多交房产税甚至遗产税什么的。这方面我妈门儿清,她本来就是会计,却怎么也没算计到我当时——落我名字那一刻——心头的闪电,几乎就在那一刻,未来的今天就已经朦胧地诞生。我是决绝的、记仇的,我用身份证将房子的全部资料挂失,重新办理手续,把房子卖了。我妈跟我断绝了关系,还有我爸。我爸从来就听我妈的,妇唱夫随,谁知道真的假的。就这样,我知道我妈和我爸一度还要离婚。我压抑得太久了,认为所有的雪山其实都是火山,也因此我喜欢四方街。我当然知道离远一点才是火而不是虚无,这就是我当时来丽江的心境。
丽江穿城而过,以水为轴,开出东河、西河,又生出如缕如线的渠,穿街绕巷将水系中蜂巢般的纳西族古民居串联起来,家家都有水,日常的桥比比皆是,随时可蹲下看水。不管到哪儿,见到水我都像见到镜子一样,会出一会儿神,这就如同我喜欢陌生人一样,陌生人也如镜子。开客栈的好处就是每天都能见到陌生人,陌生让我感到无比自如。除了八间客房,客栈事实上还是一个书店。书店、咖啡厅、前台、纳西族古乐、风雨剥蚀的褐色门板、变形的石级、原木几案、书籍、一动不动的阳光,以及阳光构成的明快节奏,都体现着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古老又现代的世界。与咖啡馆连通的书架多陈列经典与文化前沿书册,如介绍最新的音乐、电影,很多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的作品。但这些同时也是衬托,因为我认识的一个古怪的小说家的作品占了最大的一面墙,这且不说,更主要的是书墙中央一个多媒体屏幕一直在播放这个小说家的影像,而且是实时的。如果说书店还不算独一无二,这个黑白的类似监控的屏幕绝对独一无二。虽然美术馆或画廊常有多媒体艺术,人与屏幕共同成为作品,但一来书店没有过,二来客栈更不是这样。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文学硕士,我与艺术无关,但你要认为我是,我也不反对。有人形容我是那种喜欢男装的女人我觉得纯属扯淡,虽然我的打扮看上去的确有点模糊。
客栈与其说像我预料的那样,不如说像我希望的那样,平平常常安安静静不温不火,赚不了什么大钱,也不像父母担心的,连人带房都赔进去。他们的担心有道理,但他们在我这儿一辈子都有道理,一想到这儿,我觉得断绝了也好。他们有敌意,我没有,我内心坦然,依然爱他们。陌生的房客维持在每天十个左右,至于坐下来喝杯咖啡的路人虽然不多,但也总有,丽江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淡季,只有旺季和爆满。爆满我会限流。我希望客栈保持着类似画廊或图书馆的那种安静的流动状态:客人阅读,拿着笔记本写点什么,进来或者离开,一切被安静调子制约,即使两三个人一起也会把聊着什么的声音降低下来,在书册或多媒体屏幕前指指点点、交头接耳。路人多半事前知道一点,就像知道某个展览、电影院、美术馆,一进来便直奔书册中的多媒体屏幕。
多媒体屏幕为黑白和彩色两部分,彩色是一个循环播放的纪录短片,介绍黑白部分的小说家,黑白对比强烈,有三个画面,就像小区或商厦或街头的监控,可以见到小说家的写作与活动空间。狮子老虎平时不易见,小说家也是这样。短片与监控并置,由于前者制作的是MTV,影像里的两个人既是一个人也不全是,统一而分裂,有完全一致的地方,比如咄咄逼人的仿佛山洞里动物的眼睛,僵硬的嘴角,几乎满脸都是直线的皱纹,满头纷乱的仿佛被风刮着的白发以及安静的白眉。在监控里白发越发像雪,简直耀眼。我用的的确就是小区安保那套系统,不是特清楚。对比MTV的高清彩屏以及或笔挺或休闲的衣着,日常或监控中的人永远穿一件斑纹睡袍以及拖鞋,袍子加上小而锐利的目光特别契合一个成语:虎视眈眈……确切地说更像豹子。虎是成功者,豹子不是,祖父是个失败的小说家,从来没有虎性,只有阴郁、怪诞、孤独、豹视眈眈……多年足不出户,没有朋友,不参加任何活动,没得过任何文学奖,不是作协会员。发表过一部烧脑但因触及了某种敏感神经产生神秘影响的作品后,别的作品再未产生此种影响,并且越来越烧脑。他好像故意和读者过不去,又好像被什么控制了一直为火星写作。他的书虽还在断断续续出版,但也只在极少数读者视线内,压库严重。几年前出版了一套十卷本文集,除了图书馆购了一些,大部分压在祖父的书房,码得到处都是,局部简直像长城,像胡同。祖父完全置身在自己的书中,多年来他自己的书早已远多于藏书,不是自恋,是他必须承担的代价。幸亏他没有朋友,要是让外人知道他生活在自己的书中,该会怎样的笑话他,但他自己安之若素,好像这没什么不正常。
当然,短片也披露了他的作品在国外翻译的情况,暗示了某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给人他在国外多么受重视的印象(当然并非如此,但片子必须这么做,我没大肆夸张已经很有底线了)。前几年我陪祖父去了一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祖父的《灰衣人》(“衣人”系列小说之一)。《灰衣人》在国内几乎毫无影响,大部分书堆在祖父书房里。哥伦比亞大学邀请祖父做了一个“超幻时代的写作”讲演,短片里祖父非常奇怪的西装革履的样子与山洞里豹子般的目光颇不谐调。不过倒也符合祖父令人费解的小说的特征,祖父的“衣人”小说有科幻元素,但不是科幻小说,按美国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拗口的说法,《灰衣人》《黑衣人》“表现了人与周围世界的密度与延续性,以及拓扑学结构的褶皱,越渡显示出的缺陷和片断性,挑战了虚构和想象的界限”。仿佛祖父的书不是给中国人看的,是给外国人看的,至少不是给现在的中国人看的。祖母其实还在世,只是二十年前就去了美国,和我的两个叔叔住一起,再没回过国。她带大四个孙子,如果不是在异国,她认为自己不会自杀也会离家出走,走到祖父描述的“令人憎恶”的世界中。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是祖父唯一的一次出国经历,讲演之后我陪祖父分别去了两个在不同的州的叔叔家,祖母都错开了我们,我们每家只待了一天就飞回了中国,回到北京他的书房,平时总穿睡袍的老巢。
我把他的老巢原样搬到了丽江。在月亮门相隔的幽静的后院,他可以披着花斑睡袍和一身阳光溜达,仰在躺椅上伸个懒腰,打几个哈欠,然后回屋。我在楼下给他辟了三间连通的房子,一个书房,一个起居室还是书房,一个卧室还是书房,像在北京居所一样,所有房间都有书,事实上也都是书房。同样,更多的也是他自己的书,加上我从出版社库房低价清仓出来的积压了几十年的书,我没数,没有十万册也有八万册。当然,更多放在了库房。与北京稍不同的是,书摆放得整齐有序一点,不过为了保持原状,还是在地上桌子上几案上窗台上摞了不少,另外将他的书与藏书做了一定的区域划分,以前他的书凌乱得将藏书围得水泄不通。三间连通的书房某种意义上也是书吧,只是这儿是个人世界,前院是公共世界,他看不见外面世界,大千世界却可以看见他,我的客人多来自网上。个人世界,特别是极端的个人世界,具有观赏性,甚至可以直播。
小时,我是他唯一照顾过的孙辈,接送上下学,虽然不远但也要走两条马路。但后来事实上我照顾他更多,上学后我就开始照顾他,他不要保姆也不要我的父母照料,他只允许我出现在他的生活,甚至我结婚那一年更多时间都属于他。他已经不变了,就像时光停止一样。他写过《黑衣人》《蓝衣人》《灰衣人》,这些年一直在写一部《无衣人》多卷体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四部,他称这是一部一直要写到坟墓的小说,《无衣人》是他的坟墓。在一个暴雨如注的早晨,我告诉他丽江的计划。他根本没注意到大雨,也没注意到雷声,闪电在他眼睛里,而他仍在另一个世界写作,花斑的眼睛有点科幻。
你要给我迁坟?
那儿有山有水,风水很好。
跟他对话非常困难,因为他总像在另一世界,在他写的东西里。以至于只能他说什么我回什么。另外,我要把你的书卖掉。
干吗卖掉?
我需要钱。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只能这样回。我保证他的生活跟过去完全一样,连书房都一模一样,实际是废话。一句“迁坟”他非常明白。您也是一本书,是一本活着的书,可以被观看。我不知他听明白没有,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当时以为他不明白,后来发现他一切都明白。
多媒体黑白屏像素低,远赶不上美术展上的那种,但也因此更加逼真,无论是在网上的直播间还是在与咖啡厅连通的书吧,人们都可窥到一个怪诞小说家的生活。每日凌晨,屏幕上都可以实时看到他“出洞”,这位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的小说家从卧室出来,卧室门打开之际,镜头即可看到卧室里面。卧室没装探头,如果是百分之百的“作品”或“文本”就该装,包括卫生间都该装,符合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应全覆盖无死角。况且《无衣人》以及祖父的整个“衣人”系列都有大量的窥视的长镜头,机械制图般精确描写的世界,不从窥视角度理解领会很难读懂他的小说的。但尽管我在践行他的小说,或者说翻译他的小说,最后还是妥协了,不如他的小说本身做的彻底。另外我还有一种顾虑,读者、粉丝或网友愿意看到一个老年人干瘪衰朽的身体吗?我们还不习惯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
每一天和前一天一样,经过死亡般的睡眠,祖父神色凝重,仿佛一分钟都没睡着。到了起居室,颤颤巍巍地开灯,匆匆地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书房,推开门,同样颤颤巍巍地伸手拉开灯——新来的房客往往有人二十四小时守在屏幕边,或者深夜两点起来端着一杯咖啡候着屏幕,随着起居室书房的灯亮起,书吧的两个监控屏也亮起来。人们有点惊讶祖父像孩子似的奔跑,待看到祖父看着摊得满桌子的手稿一下轻松起来的表情,虽然理解了刚才的惊慌,但轻松也几乎是孩子式的,便对此有些不解。到了祖父这年纪,睡觉的确就像死亡一样,而确认自己没死还活着的最重要的东西,便是他写下的和正在写的手稿。
他像重新活过来,稀疏的白发乱糟糟的,但因为扎着小辫,有种独属于他的幽默味道,仿佛身上还有什么存在。他回到起居室,进了卫生间,习惯地关上门,马桶水声响后,打开门,一切从从容容。洗脸,刷牙,拢一拢稀而长的白发,重新扎好。沏上红茶,加奶,面包抹上奶酪,边吃边打开586电脑浏览网页。给他买新电脑他不用,就用二十世纪的。外面的天色依然黑着,什么也看不见,早餐毕,开始面对一个长案做操,一套叫“三浴功”的操,从头到脚自我按摩,很古老,一如长案上的碑帖。案上铺着白毡垫,有些许墨渍,笔墨纸砚一应俱全,碑帖拓片、大篆小篆,构成一种春秋战国乃至殷商时代的氛围。祖父本是新文化“德先生”“赛先生”特别是鲁迅先生的信徒,藏书绝大部分是汉译名著,唯书道碑帖比比皆是。祖父一直临碑,《爨龙颜碑》临了四十年,《张迁碑》临了五十年,《张猛龙碑》临了六十年,这是他最喜欢的三块碑。祖父认为从古碑中所得远远胜于从古书中所得,古碑是泥古不化的典范,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作家,同时又认为自己是最中国的作家,但更多时候认为自己不是作家。
临完碑,带着一脸古老的时间开始写作,像日晷一样非常准时,派克笔、圆珠笔、蘸水笔、铅笔、红墨水、蓝墨水又构成另一世界,五百字长幅宽边稿纸摊在写字台中央,书架上方一摞一摞的稿纸就和起居室的宣纸一样整整齐齐,而写下的手稿堆得到处都是,不亚于到处都是的书。大部分是《无衣人》近十年来的手稿,不用电脑,苹果手机已给他买过十一代,都放在抽屉里。北京的黑色座机搬到这里。他还是习惯座机,黑色拨号座机,特别是十个圆孔,在黑白的监控屏看上去有点老电影的味道。他写作时内心的思绪反映到他的脸上,那种像演员一样的细微的千变万化使他几乎不像个老人,有时手舞足蹈,“啪”把笔往桌上一放,站起身踱步,在书丛中就像在丛林中;有时踱到起居室,临几笔大篆小篆,在《萝轩变古笺谱》上勾几笔山石花鸟,简到枯,有八大山人之风。午后坐藤椅上阅读,在书边上做札记,睡得很早,晚上通常八点左右就去了卧室,即空屏之时。书吧、咖啡厅虽然已经非常寂静,但仍像电影散场一样,新的房客或游客纷纷起立,三五人或七八人,交头接耳,慨叹,垂询服务生有关书、字的事宜。
祖父的书卖得不错,但真正卖得好还是自B在网上成立了以祖父的名字命名的书友会之后,买书赠字模式由线下发展到线上,线上线下富有创新的互动让祖父的书和字迅速传播。祖父的书与字堪称双绝,祖父本身亦是前所未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作品”,事实上是“三绝”。于书而言这当然不是很纯粹,但我才不管纯粹不纯粹。说实在的,我够纯粹的了,经营祖父这样烧脑的脾气又臭又硬的文化人物还不够纯粹?在丽江经营极致的文化,老天,我得表扬自己是吧?
B是祖父的助手,一个在读文学博士,他将粉丝整合,成立了书友会,相当于将“乌合之众”整成一支能战斗的军队。我在微博、豆瓣、微信公众号、抖音、知乎的“小说家客栈”平台发布了薪酬不菲的招聘信息(希望招到好的,但也没多想)。结果B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书吧每天都能卖出一两套祖父的文集、若干本签名旧版书,我已经很知足,遂决定给祖父找一个文学助手,未考虑到书友会这种整合性构想。我原设定的助手的主要任务:一是电脑录入祖父的《无衣人》手稿,那手稿太珍贵了,都是硬笔书法,再不能交给出版社了;二是与祖父做一个长篇文学对话,将祖父的一生、文学观点、作品解读熔于一炉,就像《歌德谈话录》那样。第二个更为重要,招聘启事强调了读过祖父作品的优先。B脱颖而出倒不在于表示只做一个志愿者、不要任何薪酬,而是在于B正在写的博士论文主题就是祖父,并表示其导师对祖父的作品亦不陌生,还赞赏不已。B称自己是祖父作品的老读者,读祖父已有十几年。我看了下B提供的豆瓣信息,所言倒是不虚,也别说,祖父在边边角角还是有些读者的。
我开客栈的另一个想法是以祖父的名义收集陌生人的故事,编辑“小说家客栈”文丛《陌生人故事集》。我在出版社工作过,知道这是个好创意,是别人辦不到只有我能办到的,因为陌生人就是我的生活。《陌生人故事集》的主角都是我的房客,包括员工。最大特点是以日志的形式撰写,陌生、真实,不知道第二天会来什么人,带来什么样的故事,三年下来做了四本,因为和线上平台连在一起,看了书可以听声见人,有人在平台上一夜成名,有人来客栈就是专门提供故事的。比如这天,一对蜜月旅行的新人把他们旅行的第一站放在了小说家客栈,他们带来自己的恋爱故事。我忙不过来,让B先听一下,筛一下,判断一下是否有故事价值,说白了就是是否值得收购——一个好故事可免三天住宿费,这是很吸引人的。人们带着复杂有趣的心情前来,故事被收下当然很高兴,没收下也很开心。每个人都有故事,但我们的生活的确太相似了,别说收购,值得一听的都不多。B的判断非常准,三言两语,一两个单刀直入的问题即可判断出是否有价值可以听下去,这个环节我后来干脆就交给了B。B像架机器,验故事机,我做不到三言两语就做出判断,B抽象的样子、腔调、言简意赅的打断——好了,你们讲得很好,可以到此为止了,祝你们旅行愉快——都适合做这件事。
B瘦,脸色苍白,但看上去并不弱,很硬朗的单眼皮,加上鼻子、唇的线条都很清晰有骨感,天然就给人以镇静剂的效果。三十多岁,独身——这是当初唯一不想聘他的理由,說不清为什么。见B的第一面,我就觉得他像祖父烧脑的作品,他发来的照片很一般,真人却很立体,因为立体,多少减弱了平面照片上直不棱登的目光。不过也正是这糟糕的照片使他过了关。我坚持给他薪金,不要都不行,什么志愿者,开玩笑,就算不是阴谋也该给他。不仅如此,每次做超出他职责的事情,我还给他加薪,书友会如此成功,我给他加了一半薪。加薪的感觉特别好,只有老板才能给别人加薪。我不欠他的。有时我觉得我想得太多了,因为B的镇静剂般的表情什么内容也没有,加与不加都一样。B侍候祖父一日三餐,像服务生一样,没必要什么都太专业吧。但他就是如此。录入手稿,整理书信、手札、字,简直像高级贴身男仆。下午与祖父对话,又是另一个人。过去,每晚都是我与祖父共进晚餐,我端着盘子在小院或起居室喊祖父,现在,加上B我们一共三个人。本来一开始B为我们两个人服务,为祖父服务自然也等于为我服务,但有一次祖父让B留下,三个人一起。B仍服务,布菜、盛汤,同时与祖父聊着什么,似乎是没完的对话,但有时也不过随便聊到谁,哪个作家,当然是某个外国作家。就这样三人共餐自然而然固定下来,以至于有时有些恍惚,忘了怎么就慢慢变成了这样。B对祖父恭敬有加,且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从里向外打开的东西,让他骨感的面孔有一种柔和氤氲的光感,能看出祖父占据着他的灵魂,他在祖父身边,荡漾在一种幸福中。不过当B面对我时,就像闪电一样,氤氲的东西瞬间消失了,像两个人,而只要氤氲消失,他的面孔立刻就有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东西。他是下属却从没下属的姿态,口气、客套都没有。当然,也不是傲慢无礼,我说不出来,猜不透他。我觉得可能是我有求于他的东西太多了,他从不拒绝,但也不表现出热情,同时样样都做得很好。他不仅是祖父的助手,后来事实上也是我的助手,比如在书友会,我倒更像是他的助手。甚至有些客人喝多了闹事也是他去处理。如果客人多,有时也需要B,B跟游客或新到的房客解释短片与黑白屏中写作的小说家,介绍签名书,购买文集可与后院的作者合影留念并获一帧手札。有时解释过程中,我从外面回来,B会指着我说:那就是我们老板,作者的孙女。有人买了签名本,立刻要求跟我合影,让我也在书上签名,签完还不算完,提出能不能和祖父合影。我会把球踢给B。这样吧,你总得给我个理由,B似笑非笑地对热情洋溢的人说:我再向你推荐两本书,这两本也非常有价值,这样我可以向作者的孙女求个情。把球踢了回来,我破了例,不过没再破第二次。
“洗完澡,我转动老式球式门锁,转不动,怎么转都转不动,我被困在了狭小的卫生间。老塔楼的卫生间都非常小,只有不到两平方米,热气简直要把我窒息了。我用力砸门,拼命砸门,嵌在中央的玻璃被我砸出一个洞,我伸出手抓到另一侧的门钥匙,结果钥匙只拧动了一点就拧不动了,我拼命转动,里里外外反复转,胳膊都被扎出了血,我还以为摸到钥匙得救了……”
我、祖父、B听陌生人讲故事。B建议一起听,没想到祖父同意了。B认为这几乎是个寓言故事,建议邀两个年轻的陌生人共进晚餐,边吃边听。陌生人也是道菜,哈,祖父大声说。是陌生人的故事,我说。对,是陌生人的故事,祖父大声地接受了我的纠正。其实我的纠正没道理,说陌生人指的就是陌生人的故事,这谁都听得出来。但我就是要纠正,以表达我多少有点矫情的不满。但祖父的确有变化,甚至变得可疑,对B言听计从,与其说老头占据着B的灵魂,倒不如说B改变着老头,两人一唱一和。除没办法的合影、签名,祖父是不见陌生人的,任何人都不见,对我的《陌生人故事集》不闻不问。合影出来后面部非常僵硬,没有一丝笑,简直不是人间的表情。合影时十分紧张,就像在动物园的狮虎山那样,好像客人买的不是他的书,或者他好像完全不适应阳光。他听我的摆布,但对我做的一切隔着千里万里。晚餐在小院藤下进行,花香袭人,每年春天,丽江古城各种花就全开了,到处是一树树藤本植物开的各色蔷薇,绚烂至极,夕光、晚霞照在玉龙雪山上,也照在窗棂上、藤上、门板上、变形的石级上,还有祖父的脸上、眼睛里。
B说黄葵、李状二人是来自北京的一对年轻人,两人都有故事。黄葵是住在楼下的女孩,获救的第二天就与楼上的陌生人李状领了结婚证,领证之前预订了“小说家客栈”。女孩黄葵在塔楼卫生间被困了六十一个小时,没人救她,直到李状出现。他们住在北京东三环一个老旧塔楼。我太了解那种塔楼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祖父住的就是那样的塔楼,也在东三环。我告诉B我常去,那种塔楼的楼道迂回环绕,每层以电梯间为中心点,南北两侧还都各有一个主楼道,顺着主楼道又衍生出另一个楼道,像迷宫一样。
“最糟的是我洗澡时没带手机,没法打电话,没法报警,万般无奈,我想到呼唤苹果手机智能系统Siri,但手机在卧室里,距离太远,叫了半天没有反应。我又想到了我的智能音箱‘农民’,便大喊‘农民’报警!但‘农民’只傻乎乎地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五十四分,现在是凌晨两点五十四分!”黄葵是个眼睛很大的姑娘,鼻翼有点雀斑,这让她的大眼睛有种蒙眬感,一个美丽但有主见的外地女孩,公司白领,单独租房子。
但最初让我惊讶的不是女孩妙不可言的雀斑以及那双眼睛,我惊讶的是陌生人李状和B长得有点像。黄葵讲述时,我不断并且不可抑制地看李状,越看越像,也许他们是兄弟?亲戚?这是个阴谋?我恨B!就算不是他的阴谋,我也觉得是他的阴谋,尤其是那鼻子最像。
“我用刮眉刀捅锁,摘下浴室花洒砸门,大声对着上面的通风口呼喊,都没有任何反应。在深夜不可能有人救我,我得节省体力,做好长期准备。塔楼不知是谁设计的,相互隔绝如同迷宫,互不往来,即使听到些许声音,也唱歌似的,不是来自天堂,而是来自地狱,何况楼里住的都是老年人。我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挨到早上七点,再次对着通风口呼救。通风口离入户门并不太远,果然有人听到!一个男人问我:你一个人洗澡为什么锁门?另一个人问我: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更让我绝望的是,有个停下的人说:你可以自己报警呀!我一遍遍问有人吗,好不容易招来几个停下脚步的人,还是这结果!”
三天后午夜,住在十五楼的李状从山西驾车回来,洗过澡本想馬上休息,隐隐听暖气管响。开始没太注意,以为是恶作剧,即使听出是SOS的频率——每隔十分钟三次短,三次长,三次短。李状就曾在房间用暖气管做过这种全世界通用的SOS频率练习,上大学时参加过校野外攀岩队,自从自己的女朋友坠亡,再没交过女朋友。大学毕业后自己一个人干电脑维修,在楼上先租,后来买下了这个五十平方米的房子,已有十年。
“我们在电梯里见过,但是从来没打过招呼,”陌生人李状习惯碰他自己那瘦削的白皙的鼻子,只要他一摸,B也会摸一下,“她从没到过我的修理部,她不知道我。我一觉醒来,一看夜里两点,听到暖气管又在微弱地响,我觉得不对,坐起来,隔了十分钟再次听到,非常微弱,好像有一种梦境由远及近走来,难道还在练习?真是惟妙惟肖,太像求救了。我试着敲了两下,声音突然大了些,急了,完全不按频率,反倒是我敲了一次,频率三次短,三次长,三次短。我听到清晰的但也有点不同的频率。她在十二层。我打了开锁电话,房门打开,卫生间门打开,虽然她那么脆弱,但一眼就觉得是我的人。”
黄葵说:“我当时就说,我嫁给你。”
“你要我吗?”
李状说:“我一下想起我的女友,感觉她没死。”
我恨B。第二天一早我把我的决定告诉B,他被辞退了。B却一点也不吃惊,只是问了我一下为什么。我没回答,只告诉他,希望他立刻走人。我许诺给他一笔钱,数目不小,我告诉他会打到他的卡上。
他掌握了一切,这是他没料到的。
故事是真实的,问题是他连真实都掌控了。
我在祖父那儿泪流满面。
原刊责编冯祉艾
【作者简介】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会委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十月》常务副主编,现为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宁肯文集》(八卷),包括长篇小说《天·藏》《蒙面之城》《三个三重奏》《环形山》《沉默之门》、散文集《北京:城与年》《我的二十世纪》、非虚构《中关村笔记》。曾获老舍文学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2014《亚洲周刊》十大小说、2017中国好书奖、首届香港红楼梦推荐奖、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作品被译成捷克语、英语、法语。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宁肯 期刊:《小说月报》202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