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公，原名彭红，北京人，生于1955年9月26日。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获硕士学位。1970年起北京某工厂做工8年，曾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国光大公司等单位。
我母亲马上80岁了，她每天最操心的大事就是我是否回家吃饭。如果我回家她就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去厨房，先洗洗菜，做点准备。我常和母亲聊天，很多事她总重复说，对我而言，有点烦闷，但有时也让我吓一跳，例如，她恨以色列欺负巴勒斯坦人，有一次说起，让小孩当人体炸弹不好，她竟气愤地说：我愿意带着小孩去炸他们。我知道老太太说的是气话。但想想她的一生，真的挺神奇。这首先要归结到她的苗人血统。
老太太的祖上虽不是特大的官，但她家的故事很有名。她祖上是湖北恩施那边的苗王，与清军打仗，不知是败了，还是降了，还是战死。总之苗王的孩子被清朝一个大将军收养了，取名叫樊燮。小孩子长大也成了将军，太平军攻打长沙时，他被湖广总督官文派去增援，此时湖南巡抚请左宗棠为师爷，整个湖南全听师爷的。樊是个二品总兵，看不惯，大敌当前与左宗棠闹起来，官司打到北京。一方是湖广总督官文，一方是曾国藩、胡林翼等，满朝谏官纷纷上折言此事。其中年轻的翰林潘祖荫一篇宏文洋洋洒洒，支持曾胡二人。据说文中一句“大清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深得上心。结果樊被免职，左升官，潘成名。此事算是清末一个著名事件了。人们也一般了解到此。
因为母亲是樊家人，所以我知道后来的故事。这个樊燮输了官司气得不成，自己堂堂大将军，输给了一个举人，更是输给了潘的文章，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从此发誓让孩子读书，他把两个男孩子关在木楼上，锯掉梯子，全心读书，送饭菜时，现搬来梯子出入，并让两个孩子身穿女服，言何日得举人，何日换男装。如此蛮干，结果一成一败。其二子樊樊山得举人、中进士、点翰林，仕途通达，不仅官做到巡抚，而且著作等身。但其兄，由于苦读成疾，英年早逝。樊山兄弟情深，将其哥之子收养，我母亲系其哥之后，但也算樊之曾孙女。她出生时樊樊山还健在，对我母亲极疼爱。民国时樊是著名清朝遗老，与袁世凯、徐世昌、劳乃宣等过从甚密。另外他酷爱书画古玩、戏曲诗词，对齐白石有知遇之恩，对梅兰芳一家也有提携吹捧之力。“文革”中，我家毁了不少字画，据母亲讲，有几幅是张之洞、翁同龢送的字。母亲说她是亲眼看着樊樊山死的，吃着酥糖，一下子噎住，就卡死了。
母亲从小生活在大宅门，说起往事，很有意思。她是独生女，脾气也挺大的。小时学习成绩很好，总不明白今天小孩怎么成天学习辛苦异常，她们那会儿，没耽误玩，学习也很好。抗日战争爆发，我外公去了重庆，我母亲在北京女附中读书，很快就左倾了。她读了不少苏联的小说，又恨日本人，所以1942年就和一些同学跑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一直在晋察冀城工部。
我曾问过母亲，家里条件挺好，为什么去革命。她也说，是呀，那时看到的坏事并不多，哪有现在这么多。在城里看过从黄泛区来的难民，很惨，穷人死在路上的也有，为这我就要革命了。我参加革命主要为打日本，她说，其实，日本兵在北平城还是挺文明的，但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还是可懂的。真正要革命，就要打日本。她说过不少当时解放区的事，她说日本人在城里看着挺文明，到了农村可就和野兽一样。她看到了穷人怎么个穷法，人穷成那样，别人也就不把你当人看。她见过村里成堆被日本人杀死的尸体，老人、小孩都有。她去解放区不久，就赶上大扫荡，当时她发了疟疾，高烧不退，刘仁派了个小警卫员和一头骡子，让他们随几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起行动。那些孩子是一些领导的。她们东躲西藏了几个月，最后她的病居然好了，但那些婴儿几乎一个也没活下来。过后，她被派往延安，走到附近，封锁太严被迫折回，就去华北联大政治班，毕业后继续在城工部工作。
母亲对解放区的生活印象很深，也很怀念，觉得那时同志关系真好。她曾见邓拓（边区《晋察冀日报》社长）单吃鸡蛋炒饭，还去提过意见。后来有关领导特意解释，因为他写文章用脑子，特批的。一次鬼子来了，和她一起的一个男大学生、一起钻了地道，但洞很狭窄，该大学生一米八的大个，在一处被卡住，后边的人骂个不停，他就在那儿哭。结果这个人不久就偷偷跑回家了。还有她对解放区奇怪的夫妻关系印象也较深，男女双方长期不见，见到后，相互握手，这个说张同志你好，那个说小李同志好。前几天家里来了个老头，走后母亲说，他到解放区时，才14岁，是她朋友的弟弟。她们对他特好，结果他觉得我们都像资产阶级小姐，左极了。没想到他后来划了个大“右派”，一直倒霉到退休。
抗战时，母亲经常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向家里要了400块大洋，开了个照相馆当秘密联系站。1945年初，她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队抓到，施了一通刑后，日本人看她年纪小，认为可利用，就把她关在宪兵队对面一个汉奸家，诱使她联系其他同志。但她居然利用一次机会，穿上汉奸老婆的衣服逃跑了。而与她同时被捕的一个同志最后牺牲了。她回解放区后，就调到天津，先在日本纱厂做工运，后又考入南开大学做学运，是当时南开地下党领导之一。她说其实自己在南开一点书都没念。天津解放，她和当时的市长黄敬一起进城。她对姚依林、刘仁、黄敬等领导印象很好。她说黄敬特有才气，也敢干，资本家请他跳舞，他也敢去，从早到深夜地工作，精力旺盛。做报告，一张嘴就几小时，开会就打瞌睡，但别人说什么都知道，睁开眼可以接着你说。
解放不久，她即调回北京，在市委地方工业局。当时她的办公室对面有一张桌子，人家说是毛岸英的。毛岸英自己要求到工厂锻炼，就给了他个办公桌，但据说他没用过，直接下到工厂，并很快就去了朝鲜，那里很少有人见过他。我母亲仅见了他一次。我母亲比较单纯，天性不喜欢政治。解放后，一心想学习，搞技术，开始先被送到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但人去了，突然发现档案中的被捕问题没有正式结论，结果回来等组织做结论，时间一拖，错过了。不久中央各部委从地方调人，她就进了电力部。在电力部，她还是一心想学本事，搞技术。正好不久中央开始有一个干部进大学读书的政策，干部可参加考试进入大学本科，单独管理，俗称干部班。当时我母亲已经30多了，顺利考进清华，和所有本科生一起读火力发电专业。我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暑假，就去清华住到我妈的宿舍。她当时已经有三个孩子，还兼着干部班支部的党务工作，硬是和在校本科学生一起苦读五年，一起考试，拿到毕业证书。
我母亲说她当时各科成绩相当好，回部里时，张彬副部长高兴得很，冒出一句：好好学习钱正英部长，弄得我妈很奇怪。很快我母亲就被任命为电力部最大的一个设计院的副院长，兼副总工程师。妈妈后来回忆说，这简直坑苦了她。她在大学学的是火电专业，而要负责的是设计一座发电厂的所有技术问题，等于刚刚大学毕业去干大专家的活。那些年，我们很少见到她，不是去哪个工地，就是下哪个厂。我们小时候就没有父母管过我们的印象。家里什么家具也没有，除了从公家租的床、桌子、椅子、书架、一套沙发，就是几个纸箱子。家里的事全是保姆管。有印象的是邻居、亲属，他们都对我们很好。
对我来说，一切都天翻地覆，是从“文革”开始的。在大学做领导的父亲1966年先被打倒，由于牵涉到一个中央专案，从此被关押，然后送干校监管劳动，直到1973年才回京。母亲也因被捕问题和与北京旧市委的关系被打倒，关进牛棚达三年之久。我家楼房墙上都是打倒父母的大标语，家被抄了五六次。由于住地和母亲单位很近，所以我亲眼见到很多难忘的情景。当时各单位礼堂经常放电影，我们小孩总能溜进去看。有一天听说放刘少奇访问印尼的批判片，我和楼里的小孩儿一起去，当钻进礼堂时，发现先开批斗大会，正看到母亲在台上被人押着挨斗，吓得我赶快跑了，电影都没看。“文革”结束后她告诉我们，她挨了上百场斗。另外她们单位当时总是押着一群牛鬼蛇神去对面一个工厂劳动，我见过多次，而押着他们的就有我同班同学的母亲，每次我见到都赶快藏起来。我妈放出来后说当时就想看看自己的孩子。母亲还说过，有一次听说我在外面打架，她哭着求看管人员，别欺负她的孩子。
我母亲几年后回来，她头发全白了。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破衣烂衫，身上长了很多虱子。我记得母亲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用开水烫所有被褥、衣服。由于当时只发少量的生活费，很多东西买不起。姥姥家有个缝纫机，我母亲就找破布给我们做衣服，自己纳鞋底，做鞋子。她甚至学做木匠，钉箱子。她到处买处理品，烂水果、猪骨头，这渐渐成了她的习惯。今天我家还有很多布，都是她为了做衣服，在不同时期买的。1975年她恢复工作，任电力规划设计总局副局长，但她的记忆力坏了，每天丢三落四，上厕所总把腰带忘在那里。她每天骑个破极了的自行车上班，下班就去买便宜菜。她总觉得愧对孩子，所以我们的事，成了她心中最大的事。直到我们都考上大学，她才心安了。有一段，她最自豪的就是向人讲自己孩子，如我弟弟在MIT，我妹妹在哈佛，也会说我怎么从工人考上大学到留学。现在她记性更差了，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奇怪的是，她对自己在大宅门里的童年生活越来越留恋，一件件小事都能说得很详细。她经常坐在电视前和电视说话，看到不好的事，朝电视嚷，和电视辩论。她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总不理解为什么没人去管。
我母亲16岁参加革命改了名，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她的真名，其实那是很好听的名字——樊巧。
责任编辑洪清波
分类：往事 作者：思 公 期刊：《当代》2008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