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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普通话陷阱

分类:当代 更新时间:2023-02-11 12:39:38

普玄,原名陈闯,男,1968年生于湖北省谷城县,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读北师大作家班,曾做过教师、秘书、公司经理,现任香港大公报湖北记者站记者。在《收获》、《当代》、《钟山》、《清明》、《长江文艺》、《芳草》等杂志发表小说数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多次选载。

第一部分

左顾右盼必有故事发生。譬如我碰到马小蝉。我开车从武昌到汉口,经过东湖一段密集的树林。本来已经开过去了,我却突然刹住车,往回倒。

我几乎倒了上千米路,就是想回头看清那个隐藏在树林中的小茶社的招牌。我慢慢倒着,仔细回避着前后来往的汽车。过往的司机纷纷降下车窗,惊奇地看我这么长距离地倒车。这条偏僻的小路,风景优美,司机们能边开车边欣赏东湖,所以车流很大。我慢慢把车倒到小茶社前面,侧头去看招牌。我看清了,这个茶社居然叫这个名字——普通话。

我张张口,想念一下这几个字,但是没念出来,有什么东西把我堵了一下。我的嘴张了一下,还没有合上,马小蝉已经从茶社门口走过来了。

愣什么愣?不认识了吗?她说。

我从车窗里探出头,说,你是马小蝉吗?

就这样,二十年后,我们又见面了。

我和马小蝉是高中同学,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男生,按照郎才女貌的理论,同学们都认为,我们之间该有一点什么故事发生。但是没有。从高二她从外地转到我们班的那天,一直到高考结束毕业分手,我们始终没有发生什么故事。

想不到的是,高中三年级下半学期,眼看高考,同学们焦头烂额复习冲刺的时候,马小蝉却突然公开谈起了恋爱。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和她谈恋爱的,是我们班,甚至全校最有名的混混儿——袁啸勇。

马小蝉最终没有嫁给袁啸勇。高中毕业后,同学们都作鸟兽散了,各奔前程。我考到省城武汉。大学毕业,研究生又毕业,分配工作,娶妻生子。我慢慢地融入到这个中部地区有着八百七十万人口的特大城市,被浓浓的汉话汉腔包围,被各种异化了的南腔北调包围。家乡的事,同学的事,渐渐的淡了、远了,只偶尔有一些碎片传来。譬如我们的班主任肖文化当上政教主任了,又当上校长了;譬如袁啸勇和马小蝉一毕业就分手了,譬如马小蝉嫁给了谁了,马小蝉离婚了,等等。

我到处找你,马小蝉一边把我朝茶社里请一边说。

我也到处找你,我说。

找我有什么事?我们同时问。

我们又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笑着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浩浩东湖,远处是墨绿的磨山,近处是一个荷花池,无数枝如盖的荷叶竞相撑绿。

茶社不到一百平方,但是设计精致,四周开了很多小窗,每个窗都能看见东湖,仿佛是东湖中间的城堡,空间一下子显得大了一些。厅堂正中央一只香炉,燃了三枝香。

我说,我接了总部的一个项目,要买原来你们那个襄江轴承厂,我去考察了几次,到处打听你,很多人都不知道你。打听了一个知道的,说你很多年前就离开那个厂,没有联系了。

是,我离开那里好多年了,马小蝉要服务员上了两杯碧螺春,说,这件事我听说了,我们整个厂都在打听是哪一家公司来买我们,没想到是你。

我哪里有那个实力?我的天!我说,买你们那片土地厂房,几十个亿,我几辈子都买不起,我只是替我们公司去买。

你们公司有那个实力吗?她问。

应该不成问题,我说。

那就好,她说,前几年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去买我们厂,市委市政府专门下了一系列文件,上万名职工天天盼着,几年下来,谁知是个骗局。他把东家的钱西家的钱挪来挪去,不停地在全国买厂,结果自己坐了牢,把我们厂也害了。

这件事我早听说了。你找我不是为这事吧?我说。

不是,她说,我早离开厂了,我父母也搬出来跟我住了,那个厂和我关系不大了。我找你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我问。

马小蝉从随身小包里往外掏,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烟来,很熟练地抖一棵出来,说,抽不抽?

我摇摇头。

她把烟叼在嘴上,让服务员送火来。这种烟很细很长,纯白的过滤嘴是普通烟的两倍。她点烟的姿势很美,她比二十年前更漂亮了,脖子很长,像一只白鹅那样。虽然抽烟,牙齿还是那样雪白雪白。

我们相互看着,又都将目光移向窗外,很久没有说话。两杯茶异样地立在桌上,不知所以。

找我什么事?我说。

她长长地吐一口烟。

袁啸勇……袁啸勇这个人,你还记得吗?她说。

怎么会不记得呢?我说。

我找你来帮忙,她似乎很艰难地说。

把他撵走!她又狠狠地说。

撵走他?我说,他在哪里?他在你这里吗?

对,他在我这里,她说。

他怎么在你这里呢?我说。

马小蝉突然伏在桌上,用脚边跺地板边哭,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袁啸勇长得并不高大健壮,但是样子却很凶。我们大部分同学嘴唇下巴上刚有淡黄色的须毛时,他的胡子已经黑茬茬一片,脸上开始长一颗一颗的肉刺。他的眼睛像甲亢患者那样突出,偶尔轮我们一眼,我们的目光赶紧闪开。

上高一的时候,袁啸勇有一回在饭堂里和一位炒菜师傅打起来。那位炒菜师傅很年轻,血气方刚,拎着一把菜刀追袁啸勇,袁啸勇用饭碗做抵挡且战且退,后退的过程中袁啸勇的饭碗被菜刀削掉。我们围观的人一阵惊呼乱叫。袁啸勇退到操场边上,利用一棵树一闪,反手扑倒炒菜师傅,夺下刀,横着去砍炒菜师傅的脖子。我们又是一阵惊呼乱叫。如果不是学校保卫人员和其他师傅们及时拦住,那个炒菜师傅的脑壳成什么样子,那还真说不定。

我在班上成绩排名第一,袁啸勇在班上成绩倒数第一,这让袁啸勇看着很不顺眼。有一回课外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在打乒乓球。那时候中国乒乓球队刚出了一个削球手,我们都学着打削球,我正在揣摩削球的一退一送的要领,袁啸勇过来抢我的乒乓球拍。

袁啸勇说,你凭什么打乒乓球?

我说,我凭什么不能打乒乓球?

其他同学一看袁啸勇来,都退到一边。我的脖子硬着,表示很不怕。袁啸勇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脑壳使劲朝乒乓球台上摁。我硬着脖子不动,他突然加力使劲,我的脑壳和水泥球台猛一下相撞,周围十米之外的人都能听到咚的一下沉重的声音。

袁啸勇说,成绩是第一名,还会打乒乓球,这个世界还有公平吗?

我的脑壳被水泥球台子磕出一个大包,袁啸勇走后,我摸着脑壳,慢慢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从此怕起了袁啸勇。

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从马小蝉转学到我们班,我就更怕袁啸勇了。

那天下午天很燥热,我们的班主任肖文化正在给我们讲课。他正在给我们讲极限。他说,0.9,0.99,0.999,0.9999……是不是很接近“1”?没有人回答,同学们都小心地用练习本在扇风。肖文化转头在黑板上板书,边板书边说,但是,永远达到不了“1”,无限趋近。下面扑扑啦啦传来很响的扇风声。肖文化转过身来,正准备发脾气,校长领着马小蝉站在门口了。

肖文化和校长交接完之后,领马小蝉走上讲台,给大家介绍。

肖文化说:这是我们班的新同学。

马小蝉给大家鞠个躬,说,大家好!

教室里一瞬间安静了,每个人都像被电击了。

她说普通话!

这是我们班,不,是生活在山区县的我们从小长大到十八岁第一次真真切切听到有人讲普通话!

肖文化也呆了一下,他的粉笔掉在地上他都不知道。马小蝉说完那句话后,用眼光询问肖文化:我该坐哪里?肖文化才如梦初醒,迅速捡起地上的粉笔。

整整一节课,教实里再没有任何一丁点儿响动,没有一个人扇风,没有一个人咳嗽,肖文化整节课没有再提问。教室上空一直飘荡着肖文化高昂空洞的声调:0.9,0.99,0.999,0.9999……这种声调浮在头顶和水面,我们却深陷水底。马小蝉,长着大眼睛,身材高挑,有着鹅一样长脖子的马小蝉,说着仙乐一样好听的普通话的马小蝉,针一样刺进我们心里,扫荡了我们此前对美女的想象力。

一直到下课铃响,隔壁班有人窜过来在喧哗,我们才如梦初醒。

后来才知道,马小蝉来自我们市里直属机械工业部的企业——襄江轴承厂。她的外婆住在我们县城,她母亲为了照顾她的外婆,休假了两年,把她也带过来了。

自从马小蝉来了之后,袁啸勇变了,从不迟到早退,上课认真学习,也不再打架闹事。不光是袁啸勇,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变,尤其是男生,一股竞争气氛暗流涌动。那一阵子,连班主任肖文化都奇怪:从来不用管,纪律怎么越来越好了?

但是没有持续多久,一场考试之后,一切都变了。

那是马小蝉转学之后的第一场考试,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憋足了劲,努力考得高一点。很多同学边答试题边看马小蝉,尤其是成绩好的男生。我充满了自信,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考试。考试真好!我边做题边看马小蝉。我看到马小蝉很紧张,满头细汗,握笔的手哆哆嗦嗦。

试卷发下来,很多人都去看马小蝉的卷子。马小蝉捂住卷子趴在桌上哭了。

她没有考及格!

全班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见马小蝉在哭。每个人心里都活泛起来,尤其是成绩好的男生。马小蝉没有及格!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多种可能吗?表面平静的教室里涌动着暧昧的气息,那些成绩好的男生们,眼前都飘忽着蒙蒙的美好的幻景。

袁啸勇打破了安静。他猛拍了一下桌子,在同学们都侧目看他的时候,他站起来,问,谁考得最高?谁他妈的考得最高?

同学们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袁啸勇大踏步走到我面前,一把抢过我的卷子,看一看,愤怒地说,又是100分?100分又有什么了不得?然后站在讲台上把试卷几把撕成碎片,扬长而去。

我准备去见袁啸勇。

我在镜子面前伫立很久。我的衣服换成黑色——黑色立领装,黑裤子,黑皮鞋,一身黑。我的头发由长发改理成板寸,一根一根直戳戳的。我在镜子里狠狠地瞪自己,让自己的目光凶一点。

能一下子镇住袁啸勇吗?

我必须镇住他。

车慢慢朝武昌开,我在心里设计着我和袁啸勇见面的多种可能。心里一直是挑战的兴奋。袁啸勇,这个当年一直欺侮我的人,二十年后,我一定要扳回来。每一个曾经欺侮我的人我都必须去扳回来。

我是在帮马小蝉,同时也在帮自己。

车子绕过东湖公园大门口的转盘,就能看见这个叫“普通话”的茶社的招牌。我很远很远就看见袁啸勇了,他戴一副茶色镜在茶社门口走动,每来一辆过路车,他先取下茶色镜偏脑壳看一眼,然后又戴上眼镜装着若无其事,模样很可笑。

我的车开过来,他取下茶色镜儿张望,眼看我要拐进茶社,他学交警的样子做了一个往里请的姿势。我立即变向,直开过去,等他戴上眼镜儿以为没车再来的时候,我快速调头开到他身后。

我突然鸣笛。

这种笛声是我来之前专门请人调过的,尖锐而恐怖,像秃鹫鸣叫的声音。我持续地鸣笛之后,整个东湖鸟语林像发了海啸一样,各种鸟都逃命似的乱窜。有的撞上树枝,有的飞往湖面,另一些飞上天空。盘旋,惊叫,久久不息。

袁啸勇一屁股坐在地上。哈哈哈哈哈哈。我笑得直抖,几乎喘不过气来。

袁啸勇在我的笑声中缓过神来,他把歪在鼻梁上的眼镜儿扶正,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是谁?杜光辉?

我说,是,我是杜光辉。

我们在荷花池边上的一个室外廊檐下坐下,他的眼珠仍然像甲亢患者那样吊在外面,但是目光却相当柔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锐利。

你知道马小蝉吗?这是她开的茶社,他说。

我装糊涂说,哪个马小蝉,是当年和你谈恋爱的马小蝉吗?

他有点不自然,扭动了一下身子,说,对,就是那个马小蝉。

你们后来没有结婚吗?我故意问。

他的目光不敢和我对视,低下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说,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没有结婚?

袁啸勇重重叹口气,说,二十年的事,一句两句怎么说得清呢?

袁啸勇,我说,当年你一个人打破了我们多少人的美梦,你知道吗?

他抬了一下头,似乎很茫然,有点痴呆的样子,说,我怎么打破你们美梦了?

我笑起来了,说,你在装傻吗?当年班上多少人喜欢马小蝉?多少人吃过你的拳头,包括我,我都挨过你的打。

他迷瞪瞪地说,你也喜欢过马小蝉吗?

我说,你真的忘了吗?

他又叹一口气,说,唉,都二十年了,谁还记得呢?

他开始抽烟,很凶很凶地抽,烟雾笼罩他的脸和全身。我们面对面坐着,但是看上去却很远。远远地,袁啸勇像一捆湿柴一样堆在那里。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我给她当保安,袁啸勇说。

当保安?我说,那马小蝉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她一分钱都不给,他说。

一分钱都不给?我有点诧异。

不光一分钱都不给,她每天都想赶我走,他说,十九年了,快十九年了,她每天都在赶我走。

十九年?我吃惊地说,你跟着马小蝉十九年了吗?

快十九年了吧,他叹一口气。

这是真的吗?十九年!我的头探过去,直直盯住他的眼珠。

我眼看着他的眼泪从眼眶深处往外渗,然后顺着眼珠往外流。我忽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在乡下见到的一只老狗,那只老狗有一回流泪也是这样,漫漫的泪水最终把硕大的眼珠覆盖。

高中二年级的那次测验不久,袁啸勇率先向马小蝉亮出自己的旗帜,公开追求起马小蝉来。

袁啸勇拥有很多雕虫小技。譬如说扔飞镖。我们教室后门上有一个靶心,袁啸勇能从腋下和腿下面嗖嗖嗖扔过去,次次刺中靶心。那次测验考试之后,袁啸勇恢复了老样子,甚至比原先更变本加厉。大中午的时候,只要马小蝉在教室,他就开始扔飞镖。他不光从腋下扔,腿下扔,还绕过脖子扔。他已经把飞镖扔得炉火纯青了。他扔飞镖的时候,跟随他的那些烂兄烂弟都跟着怪声怪气地叫好,一边叫一边望着马小蝉哈哈大笑。

所有的人都看出来,袁啸勇看上马小蝉了。

但是马小蝉并不理睬。袁啸勇的各种表演,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马小蝉说普通话,是见过大世面的啊,她的家从哈尔滨轴承厂搬到洛阳轴承厂,又从洛阳轴承厂才搬到咱们襄江轴承厂来的啊,她跑遍了半个中国啊,怎么看得起袁啸勇这只小公鸡呢?

应该说那一阵子马小蝉替我们班的很多同学出了一口恶气。那一阵子袁啸勇很沮丧,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袁啸勇一沮丧同学们都高兴起来,大家互相传递着眼神,一种很快乐的窃喜在迅速传递。全班很快搞了一次排球比赛,马小蝉在这次比赛中大出风头。她那种标准的发球姿势,屁股一翘一翘的垫球动作,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但是我们的快乐没持续多久,很快被袁啸勇打破了。有一天晚上,我从教室加班回寝室,快进宿舍门的时候,袁啸勇把我堵住了。

我找你,袁啸勇说。

找我?我望着他,小心翼翼地说,找我干什么?

找你谈心,他说。

谈心?我有点疑惑。我和他……我们有什么心可谈呢?

操场的四面都是楼房,一面是教学楼,一面是寝室楼,一面是食堂,另一面不知道什么建筑。四面楼房把操场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天井。我们两个坐在天井角落的乒乓球台上,开始谈心。

杜光辉,你喜欢马小蝉吗?袁啸勇问。

我心里一跳。在我们班,甚至全校,没有哪个男生不喜欢马小蝉。她的漂亮、高贵和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曾经是我们青春的一个标杆和我们人生的航标。

不喜欢,我说。

我不相信,袁啸勇抬一抬我的下巴,盯住我的眼睛。

真的,我只喜欢学习,我说,我不喜欢女人。

袁啸勇低下头,双手抱住脑壳,说,我怎么就想女人呢?

月亮朗朗地照过来,整个操场一片银色,一根国旗杆孤孤地矗立在我们面前,顺着国旗杆望上去,天空又高又远。

你知道我喜欢谁吗?很久很久,袁啸勇说。

你喜欢马小蝉,我说。

真的?你能看出来吗?他侧着脸问。

全班都能看出来,我说。

真的吗?他用手撑住身子,从乒乓球台跳到地上,情绪很兴奋地说,那你说说,马小蝉知道吗?

应该知道,我说。

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呢?他急急地凑过来说。他的脸凑在我眼前,我能清晰地看到他脸上的疙瘩痘和黑茬茬的胡子。

那就不知道了,我说。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这是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他两腿并立跳上乒乓球台,又跳下去,再跳上来,如此反复十多次,一点气都不喘。

你来跳一次,他说。

我不敢跳。

你只管跳,他说。

我像青蛙那样,连蹦了几次都跳不上去,他在旁边教我,怎么教都不行。他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只好放弃努力。

班上还有谁喜欢马小蝉?他突然蹦出一句。

还有谁?我思索了一下,摇摇头。

我们到教室里去侦察一回,看看都有谁在喜欢马小蝉,你敢不敢?袁啸勇问我。

袁啸勇这个建议像火柴一样划亮我的脑壳,我浑身打了一个激灵,提气一蹦,居然蹦上了乒乓球台,又收腹蹦下来。我又提气上蹦,又收腹蹦下来。我从此学会了这个绝技。

那天夜里,袁啸勇把男同学的书桌翻了个遍。我们读了几乎所有男同学写的日记。大部分男生的日记里都写着马小蝉,包括那些成绩和各方面都表现平平的人,这让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和极度的震惊。所有这些人,都在此后的日子里,被袁啸勇找各种借口,吃了他的铁拳。

都看完了。走到我的课桌面前。我说,我的就算了吧,我没有什么可看的。袁啸勇偏着脑壳想了一下说,既然都看了,你的也就看看。我打开书桌,找出本子给他看。我不相信他会看出什么。那时候我已经会写藏头诗,我在第一张纸上写着,爱我中华;第二张纸上写着,马到成功;第三张纸上写着,小心翼翼;第四张纸上写着,蝉在树上。我没想到袁啸勇一下子就破译了。他冷笑着把我的本子一页页撕下来,一点一点撕碎。

他说,你不是说你只喜欢学习,不喜欢女人吗?

我不敢吭声。冷不防他的耳光已经扇起来了。啪、啪两声,像两只锐利的刀片刮过。你还敢爱她吗?敢不敢?他扬起巴掌说。

马小蝉显得很焦躁,整个行程她都是这种情绪。高速公路通车后,从武汉到古城襄阳只需要三个小时车程。她一棵接一棵抽那种又细又长的烟,明显的焦躁不安。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把袁啸勇搞走。

尽快,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十九年,十九年了,我们毕业了二十年,他就跟了我十九年,我的整个青春都葬送给他了,我都要发疯了,她说。

一个男人,不是这个女人的丈夫,也不是这个女人的情人,却跟随她十九年,说起来是让人难以相信的事。

十九年?真的有十九年?一年都不少吗?我说。

一年都不少。她说。

我说,袁啸勇也说过,是十九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信。

你不信我扳指头给你数,马小蝉伸出左手,她的手指又细又长。毕业后平静了一年,恋爱谈了四年,五年婚姻,离婚之后搬到武汉,又过了十年。毕业后算下来,总共二十年,从我和别人谈恋爱开始,他就出现了,一直纠缠着,到结婚,到离婚,再到武汉来,刚好十九年。

马小蝉继续给我数,前四年我谈恋爱,每年一个,一共谈了四个,前三个都被袁啸勇打破了。第四个,也就是我前夫,他是陕西一个科技大学分到我们厂里来的,分来的时候单单薄薄,戴副眼镜儿。袁啸勇没有打破我们,我们结婚了。

我结婚只有五年,没有孩子,五年就离婚了,马小蝉说。

你结婚那五年,袁啸勇在干什么?他也跟着你吗?我问。

是。他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摆了一个摊子,他贩磁带,后来贩碟子,他摊位一摆就是五年,我一离婚,他马上收摊不摆了。她说。

这五年你怎么过,每天碰面和他打不打招呼?我说。

一开始别扭,不习惯,我和前夫怕他报复,请他吃饭。每天上下班经过他那个摊子,别扭得很,后来习惯了,麻木了,换个煤气,买个粮油,一喊他,飞快地跑。马小蝉苦笑,说,你信不信,他和我前夫成了好朋友。

真的?我不相信,我说。

我也不相信,马小蝉说,后来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互相称兄道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恶习,就是喝了酒爱哭,两个男人,经常喝了酒凑在一起哭,真是滑稽。

你离婚和袁啸勇有关系没有?我说。

没有一丁点儿关系,她说。

离婚以后,到武汉这十年,你一个离婚单身女人,他一个未婚男人,就没想到再组合一个家庭?我说。

那不可能,马小蝉坚决地说。

车拐进襄江轴承厂厂区,有一条宽阔的大道。左边是影剧院,足球场,排球场,右边是一幢一幢的家属楼,不过都已经陈旧和破败,丝毫看不出当年的繁华。这里有少年马小蝉的影子吗?有青年马小蝉的影子吗?有结婚生子的马小蝉的影子吗?真是难以想像。

我把车开得很慢,从主干道到支干道,已经考察多次了,要不了多久,这里的一切都要炸掉,夷为平地,然后重新建设。

想当年,这里是什么情景?工人有一万多,生活在这个厂里的固定人口和来来往往的流动人口,少说也有七八万人吧。锻造车间、车削车间、热处理车间、磨制车间、包装车间、磙子车间、机修车间,光车间都有大几十个。有子弟小学、中学和职工大学。当时全国有四大轴承——哈瓦洛襄,襄江轴承是其中之一,生产的产品供一汽,供二汽,供上汽,还出口日本韩国。

想当年,襄江轴承厂的人牛到什么程度啊,他们的眼睛长到额头上,谁拿正眼看过古城襄阳的人呢?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乡里的孩子。他们直接归属远在北京的机械工业部管,他们的厂长和古城襄阳的市长是平级的。在整个襄阳地区,只有他们这一个厂全体讲普通话。他们像生活在优裕的富人岛。他们那里的小伙子,一般不会娶古襄阳市的姑娘;那里的姑娘,更是不会嫁给当地的小伙子。每年国庆春节,都有国家级单位来演出,光烟花都要放几十万。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大学或中专,毕业后分到襄江轴承厂,是我们多少人的梦想啊!

弹指一挥间。

我们在她家原来的住址停下来,黑黑的一幢楼,只有几家零零星星的灯光。

我们找到袁啸勇当年摆摊的地方,那里成排成排的摊位已变成一截一截的废墟。如今,所有的繁华都消失殆尽。成幢成幢的楼房没有人住,很多楼梯上都长出了青草。百分之八十的车间已经停产,年轻人、有能力的技工、大学生、工程师们,大都流落到上海、江浙、广东……留守下来的,只是一些老人和正在上学的孩子。

我和马小蝉站在一片空旷的广场上,望着灰蒙蒙的一片楼房,心里一阵阵怪异,翻江倒海。二十年,不,不到二十年,这个厂真正滑坡不到十年。但是这是关键的十年,改革了,改制了,合作了,合资了……每年一个口号。

这些口号和时光一起,改变着这个大型企业。

你们买这么一大片地干什么?马小蝉问。

盖一个旅游城,三国城。像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那样,投资几个亿,建一个完全浓缩的三国项目,周围还要征地,盖别墅,我说。

这么多房子,全部炸掉吗?马小蝉说。

全部炸掉,哈哈哈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间也不留,哈哈哈哈,我快乐地说。

炸掉我们厂,你怎么就那么快乐呢?马小蝉说。我没有回答她,又忍不住哈哈哈哈大笑。

看完襄江轴承厂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乡的乡镇长听说我们在投资三国城,想和我见见面。看看还有时间,我带着马小蝉直接开车过去了。

乡镇长带我到乡镇的开发区参观,没有想到乡镇开发区就是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个生产大队。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如今已经被推平,正准备建招商引资的厂房。负责这个开发区的主任,也就是这个村的村长,居然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

乡镇长把这个小学同学找来。这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原先是老村长,现在他的儿子也在当村长。这个村长在读小学的时候,仗着他父亲是村长,经常欺侮同学,其中包括我。

村长见到我的车,先震了一下,但是随后见到我,态度一下变得相当倨傲,他大声叫我的小名,不停地讲我当年的许多笑话。乡镇长是个笨家伙,他没听出其中的意思,一直跟着哈哈笑。

参观结束的时候,我把乡镇长叫到一边,问,这个村长现在最怕谁?

乡镇长想了一下,说,要说最怕的,恐怕是县公安局长。

我问,为什么?

乡镇长说,这个公安局长曾经当过我们镇派出所所长,那时候这个村长年轻,爱打架,小混混一个,公安局长曾亲手抓过他,用绳子捆住他游街,现在,公安局长又是县委常委,他肯定怕。

我给市里一位领导打电话,市领导给县委书记打电话,县委书记给公安局长打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公安局长开着警车呼啸着陪我来了。

公安局长一来,村长的态度果然大变,头好像被削去一截,眼光里充满了谄媚,哈巴狗一样跟在我们后面。

中午吃饭,公安局长请我坐上席,村长在下席。村长在席间大肆渲染我当年的优秀,成绩如何好,和他的交情如何如何好。我和所有的人喝酒都满杯,轮到村长,他喝一杯,我只表示一下,让他很不自然。我边喝酒边大声讲他原来怎么欺侮我,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公安局长看出我的用意了,逼他敬我喝酒,我喝一小杯,要他喝一大碗。我连喝了五小杯,他不得不连喝五大碗,五碗之后,他受不住了,跑到外面场子角落里呕吐,然后布袋一样倒在地上。

返回的路上,我一直笑,心里很开心。一开始时轻笑,后来把车停在路边上,放声大笑。马小蝉一直纳闷,说,笑什么呢?

我说,笑那个狗村长,他从小欺侮我,今天终于让他服我。

马小蝉也笑他的一些举动,笑完之后说,你让公安局长来,是专门对付他吗?

我说,是。

马小蝉说,一个小村长,动这么大干戈,值吗?

值,我说,怎么不值呢?

高中三年级下学期,眼看快高考,同学们都被各类题海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马小蝉突然和袁啸勇恋爱了。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散步,一直沿着绕城的南河走到汉江。他们站在汉江河边,望着对岸的渔船和高远的天空大声呼喊对方的名字。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鄂西北那个山区县城中学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那一年春节是闰月,二月中旬才过年,过完年我们到学校报到,已经是草木吐绿的三月,校园的桃花开得到处粉嘟嘟的一片,扳指头算一算,离我们的高考预考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谁会想到他们这个时候这么公开地恋爱呢?

此前没有任何征兆。开学第一天,发生了一件事:马小蝉和她的同桌吵架了。她的同桌叫岳绪英。岳绪英长相不漂亮也不丑,成绩不好也不坏,学习努力程度一般,在当年那个升学率的情况下,属于肯定考不上学的一类。总之,没有很突出的特点。二十年过去,很多人都能记住她,就是她跟马小蝉学说普通话。

马小蝉分到和岳绪英同桌,同桌了没几天,岳绪英突然改说普通话了。有一天上课,老师点岳绪英起来答问,岳绪英用普通话回答。全班愣了一下,包括老师。二十年前的我们那个县城中学,无论老师在台上讲课,还是学生答问,一律用地方土话。我们那个县是一个次方言区,话语很有些怪异。譬如我们把“去”说成“客”,“去哪去?”用我们的地方话说,会听成“客哪里客?”至于把“电灯”说成“电登”,“来”说成“奶”这种发音比比皆是。

岳绪英用普通话在回答问题。里面当然夹杂着方音。她回答的这个问题很长,但她坚持着一句一顿地把问题回答完了。全班沉默了一会儿,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老师愣在了讲台上,好久都不知道让岳绪英坐下。岳绪英站在那里,她剪着运动头,脸有点大,像烈士一样头微微昂着。沉默了一气,老师继续讲课,岳绪英已经坐下来的时候,全班忽然骚动了一阵,大家相继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她凭什么说普通话?

这是几乎所有人的共同想法。

尽管每天有异样的目光,有闲言碎语,有指指戳戳,但是岳绪英同学却顽强地坚持下来了。无论在教室,还是在寝室,在饭堂,只要她一张口,就是普通话!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也习惯了,岳绪英的普通话也越说越标准了。

岳绪英说普通话,老师自然是马小蝉。但是在即将高考冲刺的这个学期的第一天,这师徒二人开战,真是太让人兴奋了。

刚刚下课,大家因为收拾文具和笔记,两个说普通话的人突然开始吵架。

马小蝉在吵架上不是岳绪英的对手。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普通话是不适合吵架的,其语速远不如方言。岳绪英有方音的底子,马小蝉招架不了。吵着吵着,马小蝉冲到讲台上,捏一支粉笔打笔战。她写了两个字:“虚荣”。岳绪英也冲到讲台上,站在马小蝉的左边,捏着粉笔写“沉默”。马小蝉侧眼一看,不停地写“虚荣……虚荣……虚荣……”;岳绪英就写“沉默……沉默……”。

全班同学都站起来,包括那些急着上厕所的人都返回来了。马小蝉的“虚荣”指的是什么?岳绪英的“沉默”是什么意思?这些都不清楚,但这有什么要紧的呢?大家都在后面喝彩,嗬嗬嗬嗬地乱叫。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袁啸勇按捺不住了。他扒开人群,冲到讲台上,一把拎住岳绪英,举起拳头。

全班人都愣住了。

面对一个弱女子,袁啸勇的拳头该如何落下?他侧眼看了一下马小蝉,马小蝉也被袁啸勇搞愣了。

袁啸勇拳头没落下来,他松开岳绪英,心又有不甘,突然憋出一句,你……你凭什么说普通话?

全班一下子静了。

我们,我的几十个同学们,我相信每个人的脸上都在发烧,我们能听到火苗在脸上、在全身奔跑的声音。我们能听到啪啪啪啪……像海啸一样的耳光声,此起彼伏。我们集体被袁啸勇打了一记耳光,响亮的耳光。

我们凭什么不能说普通话呢?

我们静静地看着台上的三个人。岳绪英强忍着强忍着,泪水还是流下来。袁啸勇涨红了脸,拳头还悬在空中。他已经感觉到错了,但没明白错在哪里,他脑壳转不过圈来。

马小蝉突然清醒了,拧着眉毛,对着袁啸勇。

你干什么?马小蝉用标准的普通话说,谁让你这么做的?你和我有关系吗?

袁啸勇傻张着嘴巴。

滚!马小蝉猛吼了一句。

袁啸勇低着头一溜烟地跑了。

至少在这个时候,马小蝉和袁啸勇是没有谈恋爱的,但是袁啸勇的这次莽撞把马小蝉推到了我们大家的对立面。随后的几天,每每听到普通话,全班同学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全身麻酥酥的,仿佛有一条凉蛇在身上跑。

马小蝉也明显地和大家疏远了,她变得很少说话,不看书,不学习,也不参加集体活动。紧接着的三八妇女节,我们的班主任肖文化结婚,全班同学都去参加了,只有马小蝉没去。

袁啸勇就住在茶社的杂物间里。茶社的檐廊用木柱支撑,绕到荷花池方向后,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向下,是茶社的操作间。有一间小厨房,专门为客人烧煲仔饭;有一个卫生间,紧挨着卫生间的就是杂物间。

袁啸勇住的杂物间里面堆满了废旧的桌椅、木板、破电磁炉、废烧水器,空中挂着各种各色的衣物。角落里用红砖垒着,上面垫着木板,有床被和毯子,枕头很干净。

他给我找了一张小凳,仔细擦干净后让我坐下,他自己一屁股坐在床上。尽管是白天,屋子里仍很暗,没有窗户。

袁啸勇点了一支蜡烛。

你一直在这儿住吗?我问。

是,他说,马小蝉一开茶社我就来了,帮她搭建,砌砖,装修,这是我帮忙一点点搭建起来的。

那你怎么生活?这么多年怎么过?我问。

上午我去贩碟子,他说,贩完碟子,在外面小摊上吃完中饭,下午过来帮她处理杂事,晚上当个夜间保安吧,安全上总有些不放心。

他点一棵烟给我,我看了一看牌子,从自己口袋里拿出一包好烟,他凑上来看看牌子,说,你这烟,是好烟。

其实不用准备,不用改装汽车喇叭,一切都不用。眼前这个男人已不再是当年强悍的袁啸勇。

我读大学和研究生的过程中,断断续续听人说过,说袁啸勇贩碟子发了,发到什么程度?曾经一度,他成了整个古襄阳城最大的音像商。他的门面买在城区最热闹的长虹大市场里面,全市十个县区,每个县区都有他的流水下线。他有比别人更快的信息和更便捷的进货渠道,广州、深圳和武汉,都有和他极要好的上线朋友,打一个电话,可以不交一分订金,不要任何手续直接把货发到古襄阳城。像有些紧俏片,刘德华的《爱情命运号》,郑伊健的《决战紫禁之巅》,货到的时候,会有一大群人围在车站,挤着抢货。他们把纸箱搬下来,各人从身上掏出刀片,没有刀片的就用钥匙,哗啦一下子划开纸箱,挑出自己心爱的碟子,然后哗啦啦数钱,朝袁啸勇腰包里塞。

但是每次做大一点,他又收手了,起起伏伏很多次,总是做不到人们预想的顶峰。

你在这个行业没亏过吗?我问。

从来没有,他说。

你有什么诀窍?我说。

找准你的定位,他说,我不贩黄,不做故事片,我只做情感片,我把情感片分为两极,一是青年人的爱情片,二是高品位的有钱阶层的情感片。越是高科技,越是忙碌,人们越渴望情感,社会不管怎么变,人的情感其实没变,变化的只是技术而已。我在市场里一走,我立即能感觉出来,哪些已经过时了,哪些永久不会过时,哪些人们正等着要。

为什么不想做大一点?我问。

做大有什么意思?他说,每次要做大的时候,她都出事,我就没心思做了。

出什么事?我说。

结婚刚几年孩子还没有呢,她闹离婚,离婚之后,身无分文,谁接济她?我接济她啊,他说。

再过几年,她下岗失业了,又没钱,谁接济她呢?他说。

到武汉来,一来十年,人生地不熟的,她好不容易拼打到今天,算有了一个茶社,流水经营,哪一步容易呢?他似乎现在还在忧心忡忡。

我们在烛光下沉默了一会儿。烛光暗了一下,他用一根火柴棒去挑烛花,火烛又跳着亮了。

你想女人吗?我突然问。

他双肩收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又轻轻地说,哎,习惯了。

想,还是不想?我笑着说。

一开始想,他说,二十几岁那几年,马小蝉刚结婚那几年,想都想疯了,后来时间长了,慢慢好了。

为什么不和马小蝉结婚?我说。

结婚?他怔了一下,似乎在回想一段遥远的故事,遥远的和自己无关的故事。

对,你们现在都单身,这么多年在一起,不结婚真是不可思议,我说。

怎么办呢?她一直无法接受我,他说。

你们就这样一直下去吗?我说。

不知道。他说。

如果马小蝉又结婚怎么办?我说。

他惊慌起来,脸色白起来,想站起来一下,又重新坐下去。声音抖抖地说,她又有人了吗?她要和谁结婚?

我说,这是个实际情况,袁啸勇,你想想看,如果你们不结婚,她就有可能和别人结婚,当然你也有可能和别人结婚。

不,不,他摆摆手说,我不会结婚。

即将上高考考场的前几天,我请袁啸勇到学校对面的饭铺喝了一顿酒,酒喝到最后的时候,马小蝉去了。

在我们上一届,快进高考考场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几个蒙面大汉,拖着棒子痛打一位考生。等警察赶来,几位蒙面大汉早跑得无影无踪。所以轮到我们参加高考的前几天,空气特别压抑和紧张。那几天班上很多人请袁啸勇喝酒,尤其是平时和袁啸勇有过节的和成绩好的,请客的地点都在学校对面这个饭铺。

那天天下着小雨,菜刚刚上桌,停电了。一支蜡烛,一盘酸菜,一盘辣椒炒鸡蛋,一斤用红薯干酿的烧酒,我和袁啸勇坐在桌子对面,开始喝酒。

袁啸勇很在乎同学们对他和马小蝉谈恋爱的看法和评论。大家都说些什么呢?他一边喝酒一边问。

大家都说你们肯定能成,我说。

是吗?大家都这么说吗?几杯酒下肚,袁啸勇脸烧得发红了,瞪着眼珠问。

当然,你们能成。我附和着说。

毕业以后,她要是回市里,我又考不上学,那怎么办?他问。他似乎不太自信,目光里闪出一种很薄很亮的东西,但只闪了一下,他马上把目光移开了。

什么能阻挡爱情呢?我说。

什么都不能阻挡爱情,你真的是这么看的吗?袁啸勇问。

当然,没有什么能阻挡爱情,我说。

好,袁啸勇大喝一口酒。

我也大喝一口酒。

就冲你这句话,袁啸勇拍拍我的肩,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认你这个兄弟。

我说,那当然。

蜡烛有点暗了,袁啸勇抽一根火柴棒把烛花挑一挑,烛光又亮了。

哎,给你说个秘密,袁啸勇把凳子朝我移移,说。

什么?我说。

你保证不说出去,他说。

我保证。我说。

你喝酒保证,他说。

我们找了两只碗,把烧酒哗哗啦啦朝碗里倒,倒满之后,我们碰了一下,都一饮而尽。

袁啸勇望望我,说,哎,你信不信,我把马小蝉那个了?

什么?我说。

你不信吗?袁啸勇说,我晓得你们都不信。

怎么了?你把她怎么了?我问。

我把她日了。他说。

我怔了一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锐挫了一下,一下子疼痛难忍。一口酒从胸部深处涌上来,我连忙跑到墙角去呕,呕了半天,苦胆都差点呕破了,就是吐不出来。

我回到桌上,他继续说,你信不信?

我没有回答。酒在我脸上发烧,身体却冷得出奇。外面的雨沙沙作响,烛花跳了一下。屋子里安静得一声烛火响都像一颗雷炸。我无法想像那种局面,却止不住去想像。马小蝉,走路翘翘的马小蝉,头发翘翘的马小蝉,她真的会被这个眼睛突突的袁啸勇那个……日吗?

沉默。

袁啸勇猛一怔,他明白这个时候不该沉默,不该停下来。

嘿,他刻意大声说,你不晓得,日马小蝉该晓得好舒……

他的话突然卡住了,嘴一直张着,半天合不住。我抬头一看,马小蝉来了!

说呀,马小蝉站在门口,说,接着说。

袁啸勇惊得站起来,说,你怎么来了?

马小蝉说,我怎么不能来?你把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

袁啸勇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很规矩地站好。贴住墙,双脚立正,双手紧贴裤缝,由于慌张,一支筷子还捏在手中。高中三年,我从没见他这么规矩过。

我刚才喝多了,我在吹牛,他说。

喝多了?马小蝉冷笑说,我看你是喝少了!

马小蝉端起酒碗,逼袁啸勇喝酒。袁啸勇仰着脖子,马小蝉倒一口他咕嘟一口。马小蝉说,还吹牛不吹?袁啸勇说,不吹了!马小蝉冷笑着说,你想那个我?你有那个胆吗?袁啸勇说,我没有。我吃惊地想拦一下,马小蝉用手在空中拦一下,目光不看我,一直朝袁啸勇嘴里倒酒。我从侧面看见了她眼角的泪水,一点一点渗出来。一碗酒慢慢倒完,马小蝉的泪珠大颗大颗地滚下来。袁啸勇撑不住了,一头栽在地上。

一根蜡烛燃尽了。

袁啸勇没有再续一根蜡烛,我们眼看着最后的烛花在烛泪中跳跃,一点一点挣扎着燃烧。烛泪在凳子上流淌。袁啸勇的甲亢般的眼珠上,泪水也在流淌。

屋子一下子暗下来。

爱。一个男人,苦苦地追随一个女人,追随了十九年,没有睡过一回,在我们这个社会,说出来有谁会相信呢?

爱。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说这个词?在我们这个八百七十万人口的城市,被顽固的汉腔汉话包围的城市,“爱”读“挨”,我们都共同地认为,“爱”就必须“挨”。“我爱你”,用武汉话说,会读成“鹅挨泥”。我们把“爱人”称呼为“伙计”,我们把情人称呼为“情况”或“乔子”,我们把谈恋爱的人称呼为“对子”。无论是东湖岸边还是黄鹤楼上,人们不想、不敢甚至羞于说这个词——爱。

但是在一个堆满废水杯、废器皿、废木板的杂物间,这个年纪已经四十岁,在武汉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的光棍汉,却脱口而出。

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袁啸勇的话像一颗坚硬的石子,飞过来击中了我的脑壳。我的脑壳有点眩晕。

为了一单生意,我们可以长途奔袭上千里、上万里,为了爱,我们能吗?

为了一个合同文案,我们可以彻夜不眠,我们可以进行数十万字的调查分析,为了爱,我们能吗?

为了拜会一位领导,我们反复侦察他出现的时间、地点,估摸观察着他的心情,精准到位地表达着我们意图,为了爱,我们能吗?

我们坐在房顶上,那颗在我们头顶上热烈闪耀的,逐渐下落到肩上、腰间,最后落到脚下的失去热力的温软的太阳,是我们曾经拥有的爱吗?

我们把一杯满室飘香的浓茶喝淡,那即将被我们倾倒出去的茶垢茶渣,是我们曾经清澈入肺的爱吗?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支流干泪的蜡烛,还是那支见证我们巴山夜雨,还是那支陪伴我们共剪西窗的蜡烛吗?

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对面袁啸勇的形象慢慢凸显出来。低着头,佝着腰,泪水已经没有了。

我给他点了一棵烟。

还有一年呢?我说。

袁啸勇有点茫然,抬起头呆望着我。

我们毕业有二十年了,就算你跟着马小蝉跟了十九年,那还有一年呢?还有一年你在干什么?我问。

是还有一年,他说,我们毕业后的第一年。

我们毕业的第一年,你在干什么?我说。

他似乎很难以启齿,很迟疑。好在我们呆在黑暗里,看不见他的表情。

他猛抽一口烟,最终下了决心似的,说,那一年我和岳绪英呆在一起。

岳绪英?我诧异地说。

是的,岳绪英,他说。

是那个跟着马小蝉学说普通话,差点挨你拳头的岳绪英吗?我说。

是她,他说。

你跟着她干什么?我问。

我跟着她,跟了一年,我想挽救她,但最终没有成功,他说。

她怎么了?我问。

他顿了一顿,鼓鼓气,说,她自杀了。

我怔住了。

二十年来,陆陆续续听到的同学们的消息里,谁谁升了局长了,谁谁开了公司买了车了,听到同学的死讯,还是第一次。

自杀?为什么自杀?我说。

他低下头沉默不语。

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月亮升得很大很大,我们班的全体同学聚在操场边的乒乓球台边上,围成一个圈坐着。

在此之前,高考的前几天,班委会商量了很多庆祝的方式,譬如唱歌、说相声、表演技艺、同学们分别谈谈对学校的感情,等等,这时候没有一样派上用场。住在县城的一位女同学还带来了小提琴,也没有打开。

一种奇怪的气息在人群中弥漫。

那天晚上有点冷,七月里还没有出现过那么冷的天气。有人在人群的正中心生了一堆火,另外一些人到操场边的树林里捡树枝朝火堆上添。火快熄的时候,同学们开始朝火堆上添书和纸片。我们把书撕得一片一片,把笔记本撕得一片一片,再把各种试卷撕得一片一片,朝火堆上添。

终于结束了,再也不读了,令人恐怖的高中生涯!

烧光,变成一片一片的灰烬,令人难忘难舍的高中生涯!

我们静静地看着一本本书烧完,看着火苗由大变小,渐渐地熄灭。

人群很安静。火苗完全熄灭以后,月亮落在人群中,又大又圆又白。

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开始唱歌,唱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著名歌星程琳的成名作《风雨兼程》。我们都跟着小声地唱起来:

今天你又去远行/正是风雨浓/山高水长路不平/愿你多保重

……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

……

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唱,不知疲倦地、安静地唱着这一首歌曲,直到月亮升得很高很高,变得越来越小。

这时候有三三两两的人结伴离开。那些平时眉来眼去不敢声张的,那些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纷纷结伴潜入树林或各个角落。

袁啸勇和岳绪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袁啸勇和几个烂兄烂弟在外面饭铺喝醉了酒,他赶到的时候,我们的歌曲已经唱到了尾声,马小蝉已经不在人群中了。

马小蝉呢?他一一问我们。

没有人知道马小蝉。刚才好像还在这里,还朝火堆里扔过书本和练习本,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袁啸勇开始寻找。他找到教室里,又找回操场里,他找到树林里时,被岳绪英拦住了。

岳绪英说,袁啸勇,你慌里慌张干什么?我一直找你。

袁啸勇说,你找我?你找我干什么?

岳绪英说,你曾经吹牛说你是全校最胆大的人是不是?

袁啸勇说,怎么是吹牛?你到全校访一访,有谁比我胆量还大呢?

岳绪英说,好,袁啸勇,那我给你一样东西你敢不敢要?

袁啸勇说,敢不敢要?哪有我不敢要的呢?

岳绪英带着袁啸勇朝校门外走,袁啸勇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岳绪英说,袁啸勇,你在找马小蝉吗?

袁啸勇说,是啊,怎么不见她呢?

岳绪英说,你不用找了,你今天找不到她的。

袁啸勇说,她到哪去了?

岳绪英说,她和肖老师出去了,她爸爸妈妈来了。

袁啸勇和岳绪英翻过学校院墙,朝南河方向走,绕过一幢幢民居,来到岳绪英早已准备好的一间房里。

岳绪英开始脱衣服,边脱衣服边说,袁啸勇,你知道我要给你什么东西吗?

袁啸勇吃惊地看着她,说,不知道。

岳绪英说,我要给你的东西,就是我自己!

袁啸勇吃了一惊。

岳绪英已经脱光了上身,看上去白晃晃的一片。

袁啸勇朝后退了一步。

岳绪英说,你不敢要吗?

袁啸勇偏着脑壳想了一下,说,你为什么要给我?

岳绪英说,袁啸勇,你现在承认有你不敢要的东西了吧!

袁啸勇和岳绪英躺在床上,床单很白净,是新浆洗过的。他们面对面,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

袁啸勇,岳绪英说,你生下来就这么坏吗?

袁啸勇说,岳绪英,你开什么玩笑你,你到学校查一查,我初中毕业是正规考上这个县中的啊,我在初中是全校有名的三好生啊。到了高一,松了一口气,就再也赶不上了,后面干脆不想学了。

岳绪英说,我也是,我考到这所学校,当时是全校前三名啊,在哪里岔了一下气,就再也跟不上了。

袁啸勇说,在你们眼中,我是最坏的人,最恨这个学校的吗?

岳绪英说,那当然了。

袁啸勇说,不,我爱这所学校,没有人比我更爱这所学校。

岳绪英说,我也是,马上要走了,考学我是考不上的,农村我能回去吗?我今天好难受,我这一阵子都很难受,我不想离开这个学校。

他们共同地谈了一下学校,共同地说了一气情绪,共同的感受让他们拥抱在一起。

袁啸勇,我今天什么都给你,给了你就等于给了这所学校,岳绪英流泪了,边流泪边说,我能留下点什么?除了我自己的身体,我能留下什么?

袁啸勇翻到岳绪英身上。

他半天不得而入,像打开一把生锈的锁,急得满头大汗。

岳绪英说,袁啸勇,你这个坏家伙,难道你是第一次吗?

鲜血顺着岳绪英的大腿流下来,染在床单上。两个人都坐起来,静静地看着白床单的颜色的变化。月亮从窗户照进来,床单上看上去斑斑驳驳的一片。

看来你没干过马小蝉,岳绪英语气怪怪地说。

马小蝉?

袁啸勇一下子清醒过来。

十一

夏日的午后对于这个叫“普通话”的茶社来说,是一段安静得令人质疑的时光,几乎没有一辆车经过,比一天的任何时候,都要安静。

这种安静的时候,往往会滋长很多情绪。

马小蝉正在煮咖啡。茶社的正中间有一个圆桌,有一张酒吧里调酒师们坐的那种独轴可以四周转动的高椅子。马小蝉坐在高椅子上煮咖啡,当然是用蓝山豆,当然是用上下配套的自滤玻璃过壶,当然是用东湖对面巍巍高耸的磨山的山泉水。看马小蝉煮咖啡是一种享受:她的头发向后高高绾起,像一个日本女人,露出长长的脖子;她永远穿淡紫色的衣服,上面缀满了白色的小花。加水,煮沸,右手画圆一样有规律地搅动,再加水……这一套动作连贯得如行云流水。马小蝉原来喜欢在人多的时候煮咖啡,惹得几位喝茶的老板给她递名片,并赠她“咖啡西施”的美名之后,她就改在午后这个安静的时段煮咖啡。

我坐在另一张独轴高椅子上,我们隔着煮沸的咖啡壶,隔着一阵阵水汽对望。

我看迷了。

我的身体起了微微变化,这让我有点脸红和难堪。这个二十年前无数次进入我梦中的女人,这个我为她写藏头诗的女人,这个让我挨过袁啸勇耳光的女人,这个如今仍然充满魅力依然动人的女人,现在就在我面前。近在咫尺,伸手可及。我的身体在起变化,身体是我们的信号灯,它指引着我们的方向。我和马小蝉,我们隔着咖啡壶的水汽,彼此眼里充满了渴望。

外面一辆汽车驶过,我犹豫了一下。我不能不犹豫一下,有太多的原因让我犹豫一下。我从独轴高椅子上缓缓下来,朝茶社外面走。外面微风吹过来,无数只蝉一起鸣叫。

爱我中华,

马到成功,

小心翼翼,

蝉在树上。

现在,蝉在树上,在高高的树上鸣叫,我必须小心翼翼,我会马到成功吗?这首二十年前的藏头诗在牵引我的行动。什么叫成功?我必须,必须睡上这个二十年前爱过的女人吗?我回过头,看着这个茶社的招牌——普通话,我一下子就想定了。是的,我必须睡她,一个成功的男人必须拾起他原来生活中所有的遗憾。

这个茶社——普通话,这个名字就是一种宿命和动力。是的,普通话——它是我这么多年的动力,它包括什么?语音、语汇和语法,这是我大学学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好听,它能区别一个人的出生和境界,区别一个人的层次,它牵引着我,一步一步,从农村到城市,一步一步走向城市的纵深和核心。现在,这个我生活中第一个说普通话的人,我爱过的人,她到我身边来了,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我必须享受这个礼物。

十二

毕业告别的当天,照完合影照之后,岳绪英从我们班经常晨跑的南河大桥上纵身跳下。但是没有死成。那天下午有一群游泳训练的人正在桥下戏水,他们急中生智,水中顶托,把岳绪英救活了。

岳绪英只是受了个轻伤。但是这件事震惊了县公安局和县中。每年高考之后,都有学生自杀,县中和公安局想了多种办法阻止,结果是防不胜防。

岳绪英被救活后,县中的校长亲自找岳绪英谈话。

校长说,你要是认定今年考不上学,明年你再复读一年,我破例答应收你,好不好?

岳绪英很坚定地拒绝了。

校长派人送岳绪英回家,袁啸勇跟着陪同,校方的人把岳绪英交付给岳绪英的家人离开后,袁啸勇留下来了。岳绪英在家里昏睡了三天,袁啸勇在岳绪英家里住了三天,他和岳绪英的父亲每顿饭对着小方凳,就着一盘辣椒,一碗黄豆喝散酒,喝得热闹的时候就相互猜拳行令。

岳绪英的父亲说,我女儿说的那种话叫什么话?

袁啸勇说,普通话。

岳绪英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说?

袁啸勇说,我学不来。

岳绪英父亲说,难听死了,猪吭一样。

第四天,岳绪英醒了。岳绪英的父亲是生产小队的队长,是一个健壮的高个男人,他用绳子把岳绪英捆住,用粗麻绳把岳绪英吊在屋梁上,用皮带抽打。袁啸勇不管怎么阻拦,始终拦不住。

岳绪英的父亲边抽打边对岳绪英说,我今天打你,不是因为你成绩不好考不上学,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农村干活,我们不是生活得很好吗?我今天打你,是你说那种难听的话。

袁啸勇说,那叫普通话。

岳绪英的父亲说,孩子,这种话是我们说的吗?我们说的话,祖祖辈辈说的话,多好听!我们为什么说那种话?人说了不属于自己的话,就像我们农村里的狗,有一天它不汪汪叫,它变得像猪一样哼哼,它就要死啊,一死一窝啊!孩子,你懂不懂?

岳绪英的父亲对袁啸勇说,你能帮我女儿不说那种普通话吗?

袁啸勇说,我能。

岳绪英的父亲说,好,那你在我家里住下来吧,说话改过来之后,我的女儿就归你了。

但是袁啸勇没有做到。不管他怎么纠正岳绪英,都把她的普通话改不成地方话。岳绪英也努力地改正,但是刚说两句,溜着溜着又成普通话了。

袁啸勇和岳绪英的父亲商量,找了一个关系,把岳绪英弄到小学去当代课老师,当教师的说说普通话还是可以的,这样可以过渡一下,半年一年下来,她自然会说地方话了。

袁啸勇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贩磁带的,他整天住在岳绪英家,无所事事,就逛到附近的三线厂矿——红山厂去看,他发现了一个商机,尽管那里的人很有钱,但是文化生活却相对落后,他从县城把磁带买过来卖,很快就出了手,这一发就不可收。

一年后的某一天,岳绪英失踪了,袁啸勇顺着踪迹追到北京,但是他晚了半步。他眼睁睁地看着岳绪英从长城上纵身而下。

第二部分

进入一个世界从接受一句话开始,譬如我马小蝉。在这个煮咖啡的夏日午后,在这个有着令人质疑的安静之后,我接受了一句话。

“我爱你!”

这句话是用纯正的普通话说的,我——爱——你,咬字精准,语调舒缓,充满了弹性和力量,像一颗子弹,在空中盘旋飞翔,然后不偏不倚地击中了我的脑壳。

此后的整个下午我都有点眩晕。这有点不可理喻。杜光辉带着我,我们围着东湖开车,从茶社开到武汉大学,开到风光渔村,又开到磨山植物园。一个中年的事业逐渐成功的男人带着他二十年前暗恋着的女人,眼前清风吹拂、绿树如盖、一望浩淼的湖面,闲谈着闲云野鹤的往事,气氛欢乐而暧昧。我们去逛楚城楚市。沿途有一系列的楚文化典故。譬如“虎乳子文”,譬如“三年不鸣”,譬如“春申之乱”。凭着当年研究生的底子和多年的工作积累,杜光辉给我当起了导游,不,比一般的导游更深入透彻和精湛。他绘声绘色的解说伴随着我的惊叹和故意幼稚的提问。在讲“虎乳子文”的时候,我问:虎奶能喂人,猪奶能不能喂人?在讲“三年不鸣”的时候,我问:楚庄王三年酒色,把身体搞坏了怎么办?在讲“春申之乱”的时候,我更是惊奇:楚国最后的王位继承者,真是春申君的后代吗?

登楚天台的时候,我爬不动了,杜光辉伸手去拉我。这一拉之后,我们的手再没有松开过。登上楚天台,我们相拥着凭栏远眺。东湖正在脚下,武汉尽收眼底,远处似乎伸手可及的,是玉带一般的长江。一阵凉风过来,我侧了一下头,迎接我的,是杜光辉的嘴唇。

我们有了一个饱满的、热烈的、急切的长吻。

我流泪了。

怎么了?杜光辉问我。

没什么,我擦擦泪说。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一个快四十岁的女人,一个从小就漂亮却一直没有爱情的女人,到中年,遭遇了爱,除了流泪还能做什么呢?

爱对女人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把青草。嫩绿、湿润、沁人心脾的青草。二十年前,那时候上大学多么荣耀又是多么困难!好像预订了一样,杜光辉他们的那个县连续几届每届只有一个人能正式考入本科!那一个人就是那一届的明星和英雄,供其他人崇拜和景仰!杜光辉就是我梦中的青草。不管什么样的考试,他总是第一名,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那些考题和分数,就像他家里的豆子,摘一把就朝口袋里装。他是我们那一届的明星和英雄,他是怎么学习的啊?!

在我们大型企业子弟学校,没有杜光辉这样的人。我们大都知道,毕业以后可以上个技校,或者直接进车间当个工人。上大学和中专干什么呢?到社会上其他单位工作,还不如就在我们本企业,一辈子就这样,我们的同学前景大致一样,仿佛用模具套出来的一样。转学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学习和竞争,什么是大学梦,什么是明星和英雄。

转学的第一次考试,我没有考及格,这就是企业学校和地方学校的差距。那天晚上,晚自习后,同学们都回寝室了,我还在教室里伤心。我到讲台附近,把袁啸勇撕碎的那份杜光辉的考卷找到,在灯下粘贴。我很耐心地一片一片用透明胶粘,中间少了几片,我又跑到讲台附近,在蜡烛光照耀下四处寻找,最后在角落里找到。我把杜光辉的试卷粘好,看那上面红红的分数,100分!还有他的名字,带一点点潦草的行书,“杜光辉”三个字。我看着这张试卷发呆,我不明白什么样的脑壳才能考这样的分数。我原来以为只有小学生才能考100分,越往上读越难,分数会越低,现在杜光辉让我明白了,不是这样。

蜡烛跳了一下。我心里也跳了一下。我那一刻爱上他了。我不单崇拜他,而且很想他,想这么一个明星般的人物。蜡烛猛地跳了一下,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匆匆离开了教室。

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副驾上睡熟了。杜光辉把安全带给我系好。薄雾袭上山腰,太阳飘进东湖。下到山底,杜光辉把车停在一棵垂柳下面,背靠磨山,面向东湖。太阳飘在湖面上,然后朝东湖里面缓缓下沉,一寸一寸地下沉,整个湖面通红通红的一片,极为壮美。我蜷在副驾上,像婴儿一样熟睡。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后座上,正躺在杜光辉的怀里。我没有吭声,这种感觉安全而踏实,整个世界尽在怀中。我用手环住杜光辉的腰,杜光辉知道我醒了,用手在我的腰上使了使劲。

打破沉默都有点不好意思,毕竟都快四十岁了,毕竟此前没有过身体接触。两个人都眼睁着看夜东湖,一言不发。

很久很久。

我们开车朝我的家里走。东湖夜间车辆很多,湖边一辆一辆的泊车,大都是观景和谈情的人们。我们没有说话,车里面很安静。我们都明白对方想要的是什么,都朝那个目的地在走。

生活向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只等我们进去,然后,按程序进行。

我们需要设计吗?导引?前奏?做爱?深睡?醒拥?我侧看他一眼,赶紧移开目光;他正佯装集中注意力开车。车灯很亮,城市星星点点,车灯像天上的星星。目的地快到了。

车刚停下,车门就打开了,我们吃了一惊。给我们开门的是袁啸勇!

袁啸勇说,你们到磨山去了?玩得好吗?

我坐在车里,一下子没有了一丝下车的欲望,这个男人,他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令人讨厌。车里面出现一阵尴尬,杜光辉和我,我们对望了一眼,仿佛被人捉奸,满面通红。

杜光辉找到袁啸勇。

杜光辉说,袁啸勇,马小蝉不希望你在这里,不希望你一直在她身边。

袁啸勇说,我明白。

杜光辉说,你的父母多大年龄了?不着急吗?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袁啸勇说,他们有六七十岁了,我的父亲今年七十二,我母亲今年六十六,他们很着急。

杜光辉说,对呀,为了父母,也为了后代,为了人类的延续,怎么不赶紧结婚呢?

袁啸勇说,我这样劝自己劝的有一万遍十万遍百万遍了,我做不到,我一离开她,我这心里就熬不过。

杜光辉说,你等了这么多年,你是希望哪一天她回心转意,同意和你结婚吗?

袁啸勇说,我希望有这一天。

杜光辉说,如果你再等一个十九年呢?那个时候怎么办?你都快六十岁了!

袁啸勇说,那我也愿意。

杜光辉说,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要孩子?

袁啸勇说,这个问题我想过了,那我就不要孩子了,两个人一起过,就那样慢慢过。

杜光辉说,袁啸勇!你还不到四十!有你这么糊涂的吗?

好,好,好,就算你不要孩子,只要爱,好吧,但是什么是爱?爱是双方的事啊,你爱马小蝉,这我们都知道,但是马小蝉呢,她不爱你啊。

袁啸勇说,那我只好等。

杜光辉说,你认为她有回心转意的一天?

袁啸勇说,如果不爱她,我做什么呢?做什么还有意思呢?

杜光辉带袁啸勇参观自己的办公室。杜光辉的办公室在汉口紧挨长江边的一幢高楼里。按照防洪法,这幢高楼是一个典型的违章建筑,因为它盖在江堤以内。但是它就盖了,而且威武地坐拥长江,这足见杜光辉所属公司的实力。

杜光辉的办公室大得像几亩田,中间还有几根圆形的大柱,从进门到他的大办公桌要绕两根大圆柱。杜光辉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很高大,袁啸勇坐在圆柱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袁啸勇,杜光辉斜在大椅子上说,你四十了,何必呢?

袁啸勇低着头,不说话。

杜光辉摇摇头,说,你这个人,没办法到了极点。

袁啸勇正要张口,他被圆柱背后的挂盘吸引——离圆柱不远的挂盘,上面插满了飞镖。杜光辉从椅子上起来,说,对对对,袁啸勇,你原来很会扔飞镖对不对?我们比试比试!

袁啸勇说,好多年没扔过了,飞镖倒是一直带在身上,没扔过。

杜光辉走过来,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比试比试!

两个人站在圆柱后面扔飞镖,袁啸勇扔出去的飞镖像鸡毛,老是飘不到挂盘上面去;杜光辉扔的飞镖像沉沉的石子,稳准有力地次次射中靶心。

杜光辉不相信,问袁啸勇:你没让我吧?

袁啸勇说,这种小技巧,怎么可能让人呢?真的好长时间没扔了!

哈哈哈哈,杜光辉快乐地大笑,说,袁啸勇,飞镖你都不会扔了,你还干什么呢?你百无一用了啊!

“东湖天空”是杜光辉所在的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的名字。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给楼盘取的名字,让你一会儿觉得在浪漫的法国,一会儿觉得在古朴的几个世纪前,一会儿觉得在仙境之上,大都华而不实。但是你进了这个小区,你上了楼,你会明白,这个满城户外广告和楼宇广告上出现的楼盘,这个房价一次一次震撼武汉市民想像力的楼盘名不虚传。

天空伸手可及,东湖伸手可及,荷叶伸手可及。你住在这种楼宇里,你伸腿到东湖洗脚,你的脑壳可以悬在云朵里,那你不就是一个仙人吗?青蛙、蜻蜓和小鸟,是不是你为你的孩子们培养的小伙伴?

周末的晚上,这里会紧张起来。形形色色的高档车陆续涌来,先在门口接受严查,然后一一驶进林荫道,这里的停车场都在树与树之间。然后是舞会和淡酒,当然还有浓香的咖啡。开始很多人,在弹琴声中曼舞,男人大多富态,女人大多俏丽。中间是休息和闲谈。这是一个阶层。进入到这里,你不会考虑什么事摆不平,譬如东湖的土地能否开发,譬如土地的价格高低,譬如你的孩子能否上重点学校,譬如你开车撞了人能否取保……

我坐在咖啡壶边上。浓浓的香气让我迷醉。杜光辉一直面带微笑。他很少说话。他微微有点发胖了。但是无论正面侧面还是背面,都和浓香的咖啡一样,让人迷醉。

我深深地爱上他了,这个男人。

爱和不爱有多远?我那个前夫,他爱我,我不爱他,但是我为什么接受他?一只啤酒瓶子悬在脑壳上,我在他之前谈的三个男朋友,都被袁啸勇的啤酒瓶子吓跑了,但是他却把脑壳伸过去挨了一下,我就接受了他。他以后常跟人讲,爱的路就一只啤酒瓶子那么长。袁啸勇跟了我十九年,我却接受不了他,他这个距离是多长?

我无法接受他,只能接受杜光辉,这也许是二十年前就决定了的事。漂亮而有家教的马小蝉,怎么会去接受坏学生袁啸勇呢?她只可能去爱明星而英雄般的杜光辉。

杜光辉也在偷偷爱我!那一天轮到我们值日扫地,我偷看了他的日记。爱我中华/马到成功/小心翼翼/蝉在树上……啊,明星英雄般的人,有几个人会写这样的藏头诗?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桌前,手捧着他的日记,身子一阵一阵发抖。这种发抖一直持续到睡梦里,一只手绢被我激动的泪水打湿了,我捏在被窝里,半夜醒来时已经焐干了。我睡不着了,起床开门。女生宿舍有一个小院,院子里种满花草。我坐在花坛上,构思着我们的未来。他去上大学,去哪里?省城还是北京?我去送他,我们手拉着手在众人羡慕下上了火车。我会一直送他到大学校园,等他毕业……然后呢?然后就该是脸红的事了。

爱就在咫尺。每一天每一节课,我都会去看他的背影,他坐第一排,总是那么聚精会神。

现在我又拥有他了。在他怀里,在身体肌肤相触的时候,在没有距离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从前,那天晚上,坐在他的桌前,手捧着日记的样子,身子会一阵一阵发抖。二十年了,二十年有多远?现在有多远?爱和不爱有多远?不去想吧,让我们尽情享受身体,享受眼神,享受一阵一阵的发抖吧。

杜光辉再次找袁啸勇谈话。

杜光辉说,你希望马小蝉幸福吗?

袁啸勇说,那当然。

杜光辉说,但是你这十多年的做法,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你逼得她朝不幸的道路上走。

袁啸勇说,为什么?

杜光辉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岳绪英的死,你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袁啸勇说,你不要吓我。

杜光辉说,我怎么是吓你?我问你,岳绪英当时跑到北京干什么?

袁啸勇说,她去自杀啊。

杜光辉说,自杀为什么要跑到北京?在古襄阳不能?在长江不能?在东湖不能?

袁啸勇说,那倒也是,怎么就到北京去自杀?

杜光辉说,叫我说,她根本就不是去死。

袁啸勇说,那她干什么去?

杜光辉说,她有可能去找工作。

袁啸勇说,找工作?

杜光辉说,对,你想想,岳绪英说了普通话啊,普通话多好听!说了普通话的人,你让她回到她生长的那个村,要她去讲土话,怎么可能呢?即使给小学当代课老师,还不都是讲土话的?

我们县城中学那些老师都讲土话。

袁啸勇说,但是她在火车上说,她要去死啊。

杜光辉说,你呀你,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她说要死就真死?你一直跟着她,她不死都没面子了嘛。

袁啸勇想一想,想不通。

你用同样的办法又去逼马小蝉,杜光辉说。

我承认你说岳绪英说得有点道理,但是马小蝉,我是爱她的,我怎么逼她了?袁啸勇说。

她前夫那个人,怎么样?杜光辉说。

很好啊,我们是兄弟,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大碗喝,袁啸勇说。

那你为什么用瓶子砸他?杜光辉说。

袁啸勇说,我和他争马小蝉嘛,打他是想把他吓走嘛。

杜光辉说,如果你不打他,马小蝉不会嫁给他,因为马小蝉不怎么爱他;你砸了一瓶子,马小蝉一下子感动了,一个男人愿意为她挨一瓶子,她不嫁他嫁谁呢?

袁啸勇说,你一说我明白了,她是把感激当成爱了。

杜光辉说,对。

袁啸勇说,那我现在怎么办?

杜光辉说,马小蝉最想什么?她最想忘掉原先的生活,没考上学,离婚,下岗失业,把这一切都统统忘掉,对不对?

袁啸勇说,是。

杜光辉说,那你天天跟着她,她一直摆脱不了原先的生活阴影,每次见到你,她都会想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样的情况,她会幸福吗?

英东训练馆是杜光辉经常来的地方,他经常选择的项目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和打乒乓球。现在他正在跑步机上跑步。他穿着运动短衣裤,脖子上一条白毛巾。不远处是他的一位部门经理和袁啸勇,他们坐在椅子上,看杜光辉大汗淋漓地跑步。

他的部门经理刚挨完训,哭丧着脸,袁啸勇看杜光辉胳膊一甩一甩地跑,他不明白杜光辉这一类人,在一个机器上跑来跑去有什么意思。

部门经理问袁啸勇:杜总原先和你们同学的时候有这么喜欢运动吗?

袁啸勇想想,说,看不出来,他当年体育很一般。

部门经理说,他现在很喜欢锻炼,发疯了一样。

袁啸勇看杜光辉擦完汗,又去打乒乓球,摇摇头。

部门经理问,大哥,你做什么工作?

袁啸勇笑笑,说,我那也叫工作吗?贩碟的。

部门经理说,哎呀,你有杜总这个关系,为什么还要贩碟啊?你倒几套房子卖啊。

袁啸勇摇摇头,说,我过惯了,我就卖碟。

部门经理一拍脑壳,说,嘿,你就是卖碟的,我怎么到处找啊,你帮我买一盘“艳照门”吧。

袁啸勇说,什么“艳照门”?

部门经理说,哎呀,就是现在正流行的那个,又正在严打的那个,香港影星陈冠希和几个漂亮女影星鬼混的黄碟。

袁啸勇说,噢,是这个啊。

部门经理说,大哥,你一定要帮帮我,刚才杜总快把我训死了。

袁啸勇说,他就是因为你找不到这个才训你吗?

部门经理说,连一张碟都找不到,我还能当经理吗?

袁啸勇说,你是说你要找不到碟你的经理会撤掉?好,那我帮你找。

袁啸勇带着部门经理在训练馆附近转了几圈,音像商们看见他,都热情地打招呼,在确认部门经理不是警察的暗探之后,音像商把碟卖给了他。

他们把碟送到训练馆,杜光辉已经训练完了,正在换衣服。他面无表情地把碟收下,对袁啸勇说:找这种碟,找你是找对了。

以我的眼光看,居住在“东湖天空”——这个号称武汉市第一楼盘里的女人分为三类。一类是女老板和高级职业白领,一类是男老板的家属,另一类是身份“可疑”的人。区别最大的是走路。第一类女人大多走直线,速度快;第二类女人走短线,走一走停一停;第三类女人走圆线,她们漫无目的,目光迷茫,走着走着,又回到刚刚开始走的地方。

我属于哪一类女人?

我快步走着直线,从居住的地方走到车库,取出车开到茶社。我在茶社里转了一圈,看了一下账目,打理了一点点杂事,我没有事了。没有事了,这很可怕,心里空得发慌,又开车回到“东湖天空”。

这一回我走短线,走一走,停一停。路上那些和我一样走路的女人,她们牵着狗,或者小狗一样可爱的孩子,目光平和而安详。我走一走,又停一停,我心里很着急,我手里没有一条狗,或者狗一样可爱的孩子,走还可以,停下来干什么呢?我停不住。我的目光迷茫而焦虑,我折回头去,在树林中绕行,一棵树一棵树地绕着走,绕来绕去,绕到我开始的地方了!

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的身份。

我不是第一类女人,也不是第二类女人,我是第三类女人——身份“可疑”的人。我脸色通红,羞愧万分。我冲到房间里,又冲到洗脸间里,我放水拼命冲洗自己的脸,脸还是发烧发烫。我把脸擦干净,把面前的镜子擦干净,两行泪流了下来。

我马小蝉,拥有美貌和一颗骄傲的心的马小蝉,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东湖天空”里,我是什么人?

我和另外一个女人,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可以随时离开我,但是他却无法离开另一个女人,这就是我目前的现实。

这个现实让我心里突然发起慌来,一种巨大的空荡荡的慌张。这个男人,除了一个电话号码,我还知道他什么呢?他似乎永远很忙,一直出差。偶尔见一回,没有时间干别的,抓紧时间疯狂。但是疯狂之后是更大的恐慌。我只有打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爱。如果爱是一个森林,为什么那里面没有一棵树属于我?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上小学,我就是唱歌明星,学校演出团的报幕员,如果不是嗓子的音高有那么一丁点儿问题,艺术团该把我抽走了。我的妈妈教我弹琴,打排球,训练我走路的姿势。小学,中学,一直到高中,我一直是“班花”和“校花”。那么多女人,成批成批的女人,教师,医生,普通女工,她们都能找到一棵树,我为什么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上面还有人?

高中三年级,光杜光辉他们这个班,有多少个男生暗恋我?我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在他们中间漫步;在襄江轴承厂,又有多少年轻的大学生追求我?我像宫廷里的琴师,面对着键盘,只等我高贵的手指点上去,但是,但是,二十年过去了,根本不是谈情的年龄了,我却和别人共同拥有了一个人。

真正的爱无法和别人共享。就像当年我和岳绪英,那个长相一般,非要和我学说普通话的人一样。我们一开始关系很好,后来,也就是从那次在黑板上打笔仗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会冲到黑板上去打笔仗?很多人都在问,那是我们共同喜欢上了一个男同学,谁呢?杜光辉!岳绪英居然喜欢杜光辉!天哪,她凭什么呢?无论从成绩,家庭,还是长相?她凭什么呢?

但她就是喜欢了。某一天她实在憋不住了,她想给人说,她找到我,她要和我交换秘密。

那一天下午课外活动,同学们都去打乒乓球和篮球去了,岳绪英约我到学校附近的南河,我们坐在河堤上交换秘密。

岳绪英说,小蝉,我爱上一个人了!

我说,谁?

她没有回答我,自顾自地说,只要想到他,看到他,我就会浑身发抖!小蝉,在我们学校,除了他,除了你和我,这个学校没有一点意思,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一个一个,都是考试虫,考试的可怜虫,庸俗可怜的考试虫!

我说,到底是谁啊?

她站起来,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因为激动,她的面颊涨得通红。她剪了一个运动头,头发一甩一甩的。远处是河流,芭芒地,太阳映在芭芒地上。

有一个伟大的秘密在我身上,她继续说,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啊!还有谁?还有谁配我去爱他?只有一个人!小蝉,你一定要替我高兴,这个人,他是那么优秀,那么脱俗,那么有气质!他不单学习成绩是第一,而且还喜欢锻炼,团结同学,最关键的是,他还很孤独……

我站了起来。我的心跳得厉害,怦怦怦按捺不住,我说,他是谁?

她停下来,看着我说,杜光辉!

我扭头就走。她愣了一下,从后面快步追上来,我速度很快,让她停不下来。她边快走边侧身对我说:

怎么了?小蝉,我有什么地方惹你了?

你说你要给我说一个秘密,怎么不说了?

我没有回答她。我们下了堤坡,穿过菜地的田埂,她一路追我一路跑。我心如刀绞,气愤不已。这个岳绪英,这个和我学普通话的岳绪英,她凭什么和我同时喜欢一个人?她居然也和我一样,想念得浑身发抖!

快到学校大门口,岳绪英突然说,我明白了,小蝉,你也喜欢杜光辉!

我停止了脚步。我们对视着。她的眼睛很小,脸盘很大,脸色涨得通红。我不会让你,小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她说。说完之后,她的泪珠滚了出来。

窗外,天微白了,时光一寸一寸地捱过来。我蜷在床上,脑壳一阵一阵隐痛。一整夜,我都在想杜光辉这个人。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他总是那么忙?

说爱,很难,因为他是另外一个女人的老公;说不爱,似乎更难。

他在干什么?他有可能离婚吗?我把全部身心都给了他,他却拥有一个稳固的家,这公平吗?我们要分手吗?分手怎么办?我还结婚吗?还能找到这么彻骨的爱吗?不分手又怎么办?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吗?一直和另外一个女人共享一个男人吗?

可怕的是,说他一千遍一万遍坏,怀疑他一千次一万次之后,自己还深深爱着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会爱他?我为什么不去爱我身边的,精心呵护我的那个人——袁啸勇?

我被自己设计的一个又一个问题搅得没有办法。我仿佛能看见自己的那颗心,我发现自己的那颗心是苍穹下的一盏孤灯,迎风而立,随时可能熄灭。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老鼠,缩在洞口打量外面的粮食,如同粮食一般的爱情,但是这粮食却是别人的,四周布满了陷阱。

袁啸勇卖完碟子,已经是中午了,他走到一家米粉店,要了一碗米粉,一块卤豆腐干,一只卤茶蛋,他把这些东西都兑在一起,调辣椒水吃完,长舒一口气,往天空上看一看太阳,朝茶社走去。

袁啸勇没想到,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被扔到外面了。

杂物间门口,靠近池塘的地方,堆着一大堆东西。被子、垫被、枕头、皮鞋、拖鞋、皮包、几支蜡烛、打火机、塑料手机、飞镖、几本杂志、衣架、光碟箱……

袁啸勇愣了一下,明白了。

袁啸勇缓缓地蹲下来。他伸伸手,在半空中又缩回来,他不知道他该不该去摸摸它们,摸摸这些跟随了他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老伙计们。那支飞镖,已经跟随他二十年了,上面刻有一个“啸”字,是快高考的时候刻上去的。光碟箱至少有十五年了,一开始上面蒙着一层布,后来改装了一下,下面安上了滑轮。只有蜡烛和打火机是年轻的新朋友。

他点燃一棵烟抽。这一片叫鸟语林,层层叠叠的树林里,各类鸟在欢唱快乐,蝉在头顶的哪棵树上吵架?眼前的荷花池,蜻蜓们竞逐着,它们进行的,是哪一类的游戏?

茶社的员工们,一个一个过来,默默地看一看,又悄悄地离开。

袁啸勇眼角有点湿润。他觉得对不起马小蝉,有很多话要和马小蝉说。回想情感的历史,在岳绪英这个问题上,他的确犯了错误,自己愿意用一生,用这样的代价来弥补自己的过失。想来那是不可原谅的。那天晚上,和岳绪英的那一天晚上,怪喝了一点酒吗?怪青春的身体吗?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心里特别难受;特别舍不得离开那所学校,尽管自己被学校和同学们看成混混儿,看成坏学生;特别想留下一点什么,但是,留下了什么?留下的是错误,是终生无法弥补的错误。

他想说,自己跟随岳绪英的那一年,他们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那种事,他没有那个意思,岳绪英也没有那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要跟那么整整一年?他怕她去死,只有这一条理由,他想去救一条命,尽管他没有救成。因为那天晚上,岳绪英把身体献给他的那天晚上,他从她的眼神看懂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绝望。一个人绝了望,什么事不敢干?他一直想做的事,就是给她希望,不让她绝望。但是他不爱岳绪英,这一点岳绪英也明白,他爱的人自始自终都是她——马小蝉。

他还想说,自己不该用瓶子砸她前夫,尽管此前为此事道过多次歉,但他只明白错误的一方面,只明白他打了人错,没有明白错误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杜光辉说的——让马小蝉被迫选择了那个婚姻,这个错误大到什么程度?自己还不该滚蛋吗?

马小蝉正在不远处翠柳林的一棵树下,坐在车里给杜光辉打电话,杜光辉在另外一个城市搞项目调查。马小蝉把一块电池打完了,又换一块电池打。

从马小蝉这个角度,能清清楚楚看见袁啸勇的行动。他弯下腰,拉开方形提包的拉链,把杂物一件一件朝里面塞,塞完之后,把拉链拉好,把被子捆成粽子,垫被也捆成粽子,又把被子和垫被捆在一起。他的碟箱有个拉杆,拉杆拉出来,被子和垫被放在上面,一只大包扛在肩上。

马小蝉给杜光辉说,袁啸勇要走了。

杜光辉说,真要走了?

马小蝉说,是。

杜光辉说,没有打闹?

马小蝉说,没有。

杜光辉说,没吵架?

马小蝉说,没有。

马上要到煮咖啡的固定时间了,安静了一会儿的蝉率先鸣叫起来,引得其他的鸟类也一起叫起来。

他走了,马小蝉说。

马小蝉开门下车,看着袁啸勇用滑轮拉着一大堆物件,扛着提包,一步一步沿台阶从池塘上来,望一望茶社,拐头朝东湖公园门口走。走到东湖公园门口,那里有公交站,还有三三两两卖冷饮的人,他回过头来,望一望林中的茶社。

第三部分

一种选择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譬如我袁啸勇。夜幕降临的时候,我踏上前往深圳的火车,我去深圳进碟片,我在车上昏昏欲睡,火车一直向南,带着我疲惫的身体和受伤的心,向南向南。

我为什么一直在做光碟生意?我为什么一直吃这碗饭?二十年了,在我们古城襄阳,在武汉,甚至在广州深圳,当初和我一起做这类生意的,大多都改行了,找不到他们的影子了。从磁带唱片开始,发展到VCD,很多人改行不做了,从这个行业退出了;从VCD发展到DVD,又有一批人改行了,从这个行业消失了。现在,网络像潮水一样包围着我们孤岛一般的城市,强行进入我们的生活。音像市场如沙堆一般大片大片地被潮水一冲即垮,又有一大批音像人改行做了其他生意,找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我却一直在做这个生意,二十年没有改行干过其他事情,甚至没有产生过改行的念头。这是一项让人快乐的生意,至少我这么认为。一张小小的碟片,却能让一大群观看的人泪如雨下,这就是它的魔力。一张张碟片,牵引着我们这一代一代人的情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从王洁实开始,听到邓丽君,听到刘德华,一直听到现在的超级女声;我们从《霍元甲》,一直看到《铁达尼》和现在的《色·戒》。有一对夫妻,正在闹离婚,那天丈夫在我这里租了一张碟子,叫《女人不哭》。丈夫在家放,妻子无意中扫了一眼,她被片子里的情节吸引了。他们坐着看,一开始很远,后来越坐越近。他们流着泪看完了这部片子,然后拥抱在一起痛哭。后来他们和好如初,共同请我这个租碟人吃饭。还有一次,我在试碟,看《廊桥遗梦》,看到女主人公弗朗西斯卡用放大镜在寻找多年前的偶遇情人金凯,他正在沙漠中孤独地旅行。看到那里,我的眼泪奔涌而出,我侧身擦眼泪的时候,我发现一圈围观阅片的人,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泪珠。

火车开到赤壁,我在昏睡的深处被什么扯了一下。我心里开始发痛,我开始想马小蝉了。她现在在哪里?她的胃痛今天没发吧?茶社的生意今天怎么样啊?我这么胡乱想着,心里一扯一扯地发疼。选择某一个人去爱,时间长了,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爱马小蝉是我用近二十年的时间,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生活方式。二十年前,从她转入我们学校转入我们班,从她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的那一刻,我就爱上她了。她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鞠个躬,用仙乐一般的普通话说,大家好!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一颗巨大的钉子从空中飞来,一下子把我钉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爱上她了。

即将高考的某个晚上,同学们都在焦头烂额地复习,我坐在教室外面的乒乓球台上发呆。不发呆我干什么呢?我看看教室里的同学,他们一个一个都在做着大学梦,只有我没有梦了,因为我肯定考不上大学,也不想去考大学。我心里很不平衡,总想搞破坏,我正在想怎么搞破坏的时候,马小蝉从教室后面闪出来了。

马小蝉径直向我走来。

马小蝉看着我说,袁啸勇,你为什么不搞学习?

我说,没意思,这帮鸟人,天天学什么学?真是没意思。

马小蝉也用快乐的口气说,真的是,这帮鸟人,学什么学啊!没意思!

我对马小蝉和我讲话没有一丁点儿思想准备,此前她一直不怎么睬我。这句话之后,再不知说什么了,我愣着发呆。

马小蝉说,袁啸勇,你是真喜欢我吗?

我怔了一下,立即说,当然,绝对。

马小蝉把脑壳偏一下说,那你什么都敢为我做吗?

我脱口说,当然,你只要说,你一说我就去做。

马小蝉说,好,那你学董存瑞,用炸药包把这所学校炸了!

炸学校?我一时没想明白。

你不敢吗?马小蝉说。

敢!我从乒乓球台跳下来,很大声地说,不就是炸学校吗?这个鸟学校,这个整天只知道逼人高考的鸟学校,不炸它留着干什么?

我们离开乒乓球台去炸学校。我们找到学校最高的教学楼楼梯拐角,我站在楼梯檐下。马小蝉并没有让我真炸。她找了一块砖头,让我学董存瑞那样右手顶在楼梯檐壁上。她站在远处喊:为了共产主义,同志们,冲啊……

我们哈哈大笑。

车开到长沙,我心里愈发难受。我下车去买一瓶水,夜里大概一点吧,长沙火车站灯火辉煌,我看见一辆从广州朝武汉反向行驶的列车,停在长沙站。我上那辆车,列车员一看我的票,劈头盖脸训我说,上反了上反了!你这个人,魂丢了吗?

回到我们列车后,我心里更加一扯一扯地疼,我想马小蝉,想得发慌。高中毕业后,她突然不理我了,特别是第一年,我根本不知道她在哪里,直到第二年她在襄江轴承厂上班,我才找到她。她开始谈恋爱,每次一谈,我就找她那男朋友,威胁他们,要和他们拼命。三年时间我打破了她三个男朋友,我看她还找谁。第四个,也就是她前夫。

他们刚谈恋爱,我就找到他,拿着瓶子在他眼前晃,要揍他。她前夫是个愣头青,他说,打呀,你敢打吗?没想到我一瓶子照他脑壳砸下去了。

砸了之后,马小蝉报案了,我吓得到处跑。公安局四处抓我,但是公安局四处找不到我,最后马小蝉的表哥把我抓住了。

马小蝉的表哥在天山当特种兵,当兵之前是整个襄江轴承厂最有名的坏蛋,甚至在整个古城襄阳都威震一方。马小蝉的表哥调动他原来的兄弟们找我,把我从一个郊区的磁带店找到了。

我被马小蝉的表哥一顿痛揍,几次昏死过去。醒过来之后,马小蝉的表哥带我参观了襄阳的黑道。

他带我看他的烂兄烂弟们练功夫。他们练刀片功,用刀片夹在手缝里扇人耳光。还练从开水锅里抓肥皂,手烫烂了还要伸进去抓。

马小蝉的表哥最后带我参观了一个酒缸子。那个酒缸子放在桌子正中间,里面泡的是断手指和脚掌,那是入了黑道又想退出的人留下的遗物。他们让我陪他们,就着那些泡手指泡脚掌喝酒,他们一口一口喝,也逼我一口一口喝。喝饱了之后,我一口一口吐,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我吃不了那碗饭。

马小蝉找不到杜光辉了。每次打电话,杜光辉都在外地,襄阳,荆州,长沙,北京。总是在外地。但是马小蝉能很强烈地感觉到他在武汉,很多时候,甚至是一直,他都在身边某个地方,像影子一样盯着她。

仿佛一本摆在书架上的书,被一个人抽出来翻看,看了一气,又放回了原处。但是放不回原处了,书被打开了,里面的生活哗哗啦啦飞出来了。

马小蝉四处寻找杜光辉。她找到汉口他的公司总部,没有找到;她又到施工工地去找。她找到江夏,找到黄陂,在城市的郊区,到处都是这个地产公司的土地。他们在疯狂地买地,占有资源。她穿行在一个一个工地之间,看着一幢一幢被高高吊起的云梯和半截子楼房,看运砂运石头运水泥的车辆在穿梭忙碌。在寻找杜光辉的过程中,马小蝉才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城市的庞大。到处都是匆忙奔走的人。长江大桥一座又一座,却总是堵车。楼房越盖越高,烟囱一般朝天空深处钻探。长江打通了隧道,一群头戴钢盔的人头顶着千年长江步行穿过。奇迹每天都在创造和发生。每天都有新的消息朝我们的大脑和胸膛里涌。在庞大的城市面前,马小蝉一次又一次迷茫,内心空荡。仿佛一片树叶,凋落的时候,选不到着陆的地方,迟迟悬在低空。

她一直没找到杜光辉。

有一天,晚上,她好像看见杜光辉的车了,她一直跟着追,她从武昌追到长江大桥上。长江大桥堵车了。红红的车灯,像一个一个烂熟的桃子。一片片桃林。整个大桥像塞满红桃子的桃林。下了桥以后马小蝉失去了目标,每个桃子都那么红艳,她找不到了。

她给杜光辉打电话。你在哪里?她问。

我在外地,杜光辉说。

不对,她说,你就在武汉,我刚才看见你的车了。

你看错了,杜光辉说。

马小蝉到“普通话”茶社,她已经很久没来了,这一阵子,生意明显滑落,甚至有些凋零破败的景象。茶社的服务员看见她,都吃了一惊,那些懒懒散散的员工,立即振作起来,挺直腰板走路。马小蝉对每位员工都露了一下笑,然后煮咖啡。她像原来那样,把头发高高盘起来,坐在正中间那把高高的独轴椅子上面,开始煮咖啡。火苗在跳动,木勺在咖啡壶里面按顺时针顺序搅动,山泉水倒了三遍,咖啡的气味在茶社飘动。

她觉得咖啡没有原来那么香了,不像原来那样,在空气里,在衣缝和头发间留香,那种苦香,浓郁的苦香味。她问一个服务员,咖啡闻起来怎么没原来香啊?服务员摇摇头,不置可否。她把煮好的一壶咖啡倒掉,重新洗壶,重新加水,重新加入新鲜的咖啡,再一次调火煮,木勺怎么搅,香气始终不如原来了。

她在高高的椅子上呆坐,呆了很长时间,她明白了,再也回不到原来了。

她没有办法不想他——杜光辉。加水的时候,木勺搅动的时候,火苗升起来的时候,她都会分出神去想他。她没有办法再专心致志了,没有办法再全情倾注到咖啡上了。

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变了。

二十年前,马小蝉也有过这样深深的刺痛。变化起源于那次吵架和黑板上的笔仗。那次吵架,真正的胜者是岳绪英,输的人是她马小蝉。其中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杜光辉,不单是杜光辉,而是像杜光辉同样的这一类拼命奋斗的同学。

你凭什么说普通话?

袁啸勇这句话像巴掌一样,扇了所有像杜光辉这一类同学的耳光,大大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在随后的日子里,马小蝉明显感受到了来自集体的敌意,特别是杜光辉。这位同学们眼中明星般的人物比一般同学更加敏感和自尊。杜光辉原先见到马小蝉,虽然装着没看见,但总是用余光去看她,这种眼光会充满暖意,贴在身上,如一颗温暖的太阳。但是从那以后,马小蝉再也感受不到那颗温暖的太阳,每次碰到,双目对望,两股寒流冷剑般刺过来。

杜光辉没有接电话。

马小蝉把电话捏在手上,它是一只黑色的小手机,精美小巧的诺基亚,但是此刻,它却像一只手雷,一只黑色的手雷。马小蝉恨不得把它扔出去引爆了,让它炸开才好。

炸谁呢?

炸杜光辉吗?是,似乎又不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她总是恨高考,恨学校,她让袁啸勇去学董存瑞,炸那个鸟学校,那还有目标。但是现在,东湖,大街,楼房,谁是目标?杜光辉是不是目标?似乎都不是。她失去了目标,似乎最应该炸的是她马小蝉自己。

马小蝉觉得身上什么地方跳了一下,她从独轴高椅子上缓缓地下来,她觉得身上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怔了一下,马上明白了。

马小蝉开车到药店买了一张试纸,又迅速开车回到茶社,她在厕所里尿了一下,把试纸举到太阳光下面研究。她屏住呼吸。试纸的颜色慢慢展开了,其实不用试纸,通过体温和身体的变化她早有预感了。她再一次拨打杜光辉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

外面起了一点微风,鸟语林的树叶传来扑扑簌簌的声音,东湖上面的帆船在摇曳,茶社冷清,四周一片辽阔。马小蝉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山呼海啸一般。

我怀孕了!马小蝉给杜光辉发了一条信息。

我在深圳的八卦路音像市场进货。

深圳罗湖区八卦路的音像市场,应该说是全国最有影响也最庞杂的音像市场。你走在这个市场,仿佛走进了诸葛亮布的八卦阵,你会迷失方向,不知道生门和死门。有时候走了很久,你又走回原处。到处是人流和音像物流,人混在里面,仿佛一只小虾面对着宽阔的大河。摊主们和顾客,一个一个面带焦灼,好像大家后面有一堆火正在追赶,随时都准备拔腿就跑。

众人后面的确有一堆火,这一堆火就是网络音像传播。

网络来了。昨天还刚刚在美国获了奖的《色·戒》,今天在网络上已经传播开了。我有一个朋友,一口气进了二十万的《色·戒》,但是没有几天,就找我求救,他原来准备十天至少赚十万,结果十天却亏了十万。

进什么货,每次都考验我的眼光。

我这回决定进一些高价位高清晰度的经典老片。三个死去的电影人的杰作。《罗马假日》,《窈窕淑女》,《直到永远》,这是前不久才逝去的世界级明星奥黛丽·赫本的经典名作。她的美丽和善良曾经影响着中国的一代代影迷。怎么形容她呢?会走路的梦,电影史上永远的纯真,落入凡间的圣女,乐于助人的精灵……这些都不足以形容她。我们欣赏一下她的原话:“魅力的双唇,在于亲切友善的语言;可爱的眼睛,善于探寻别人的优点;得到苗条的身材,请与饥饿的人分享你的食物;美丽的秀发,在于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优雅的姿态,来源于与知识同行而不是独行……”但是这位美丽善良的天使却悄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深深热爱着的世界和芸芸众生。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我一整下午呆在房间里出不来,晚上我跑去找几个影迷朋友,他们也刚刚得知奥黛丽·赫本去世的消息。我们相约着到酒馆喝酒,我们唱着《窈窕淑女》里那永远属于穷人的快乐歌曲《我可以整晚地跳舞》,我们边唱边敲桌子和盘子,我们拿着啤酒瓶子当话筒边唱边跳,直到泪流满面,酩酊大醉。

《姿三四郎》、《罗生门》、《梦》,这是世界级大师,伟大的导演黑泽明的作品。他的很多作品渗透着喜庆的美丽的死亡气息。风和日丽的日子,来访者来到一个美丽的村庄,小溪的两边绽放着各色花朵,一座小桥,盛装的村民载歌载舞,一路走来,五光十色,欢快异常。来访者问水车边的老者:“是什么节日?”老者说:“是出殡的。你奇怪吗?其实出殡是应该庆祝的,一个人很好地生活,很好地劳动,辛苦了一辈子,他死了,人们就向他祝贺。”这是黑泽明八十岁的时候执导的《梦》里的最后一段。我们看了之后,心里想什么呢?笑着离开人生,活着好好珍惜,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哦,今年是伟大的黑泽明离开我们十周年了!有多少影迷在追忆他?他的那些伟大的作品,永远不死的作品,到哪里去寻找呢?

找到这些光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上游碟商们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根本没有。他们没想到我这一次走这条路——家庭珍藏版。我不去进最流行的《色·戒》,不去进贺岁片《集结号》,我进十多年前流行的黑泽明和奥黛丽·赫本。我这一次就这么选择。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作品,他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只有二十八岁,但是前不久,他突然离开了我们。他的名字叫希斯·莱杰。大家可能立即明白了,他就是演《断臂山》的那个家伙。全世界的禁忌话题——同性恋,被他演绎得美丽而迷人。按导演布赖恩·海尔格兰德的说法,像他这样的家伙每五十年才能出现一个。《断臂山》里他塑造的外强内弱并饱受情感折磨的牛仔——恩尼斯·戴尔玛的形象征服了亿万观众。他吸毒而亡。这是真的吗?在汉口最繁华的循礼门江汉路一带,每到周末,都有同性恋在一起聚合,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手挽手,肩并肩。我们的城市现在有了巨大的包容性,一个男人该爱女人,一个女人该爱男人,但是他(她)就不去爱异性,他(她)的身体和心灵都让他(她)去爱同性,你怎么办?宽容一下,让他(她)们去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和人民。莱杰的死,震惊了他们。消息出来当天,他们集体佩黑纱,在江汉路一带举行了哀葬仪式。我进了莱杰用年轻有天分的生命拍摄的几部片子:《汗水》、《黑岩》、《对面的恶女看过来》,当然还有《断臂山》,我的目标客户很清晰,就是他(她)们,那一类人。

货发完了。

离晚上还有些早,太阳有一些潮湿,好像沾上了这座海边城市的潮气。我坐在乱糟糟的音像市场角落的一个小吃摊上吃肠粉。我很不习惯这座开放的城市,也不喜欢广州,可能不喜欢一切海边城市。整个城市充满着一种味道,一种腥腥的,甜甜的,腻腻的味道,像水果市场,甜香的表面里隐藏着腐烂的味道,一股甜臭味。有一回,我突然吃到一种水果,那种臭味熏得我蹲在地上呕吐,人们告诉我那只水果叫榴莲。榴莲,深圳市就像是一只榴莲。

这个城市唯一能让我吃的就是肠粉,柔软淡滑,一只条盘,肠粉,外加几棵青菜,一大碗汤。

有几个人在附近算命。不是周易八卦和白胡子老头,而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妇在试验篷里用外国的题目做心理测试。我走进了她的试验篷。

测试先从数字开始,过了很多关之后,少妇让我把眼睛闭上。

想像一个场面,宽阔的大海,少妇说。

我闭上眼睛,与天人接壤的一面宽阔平静的大海。

海上面有一只船,少妇说。

我脑壳里多了一只船。

你在船上,少妇说。

我到了大海中间,船上面。

船上面还有你的父母,爱人,孩子,少妇说。

我说,我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我没有结婚。

少妇愣了一下,问,有你爱的异性吗?

我说,有。

少妇说,那她也在船上。

马小蝉就这样上了船。

少妇说,有兄弟姐妹没有?

我说,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少妇说,他们也上船。

我的哥哥和妹妹也上了船。

起风了,少妇说。

起风了?我说。

风越来越大,少妇说。

我心里抖了一下,我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

在少妇的指令下,海面上的风越来越大,海浪凶恶,船开始摇晃,继而倾斜。

船舱进水了,船眼看要翻了。

推一个人下去,少妇说。

推一个人?到大海里吗?我问。

是,少妇说。

我呆坐不动。

如果不推一个,全船的人都要沉下去了,你选择哪一个?少妇的语气很冷很硬,不容置疑。

推哪一个进大海?

有救生圈吗?我问。

没有,少妇说。

有其他木板一类的东西吗?我说。

不要抱幻想,少妇说,推下海去,只有一条路,就是沉入海底,死亡。

那我先下去,要死我先死,我说。

你不行,少妇说,你是船长,是舵手,你不能离开,你要算一算,船上六个人,死一个和死六个,哪个划得来?

我的眼泪流出来。你这个狠心的女人!我抽泣着说。

我的淘气不听话但是可爱的妹妹,我的哑巴哥哥,这个终身未娶劳作一生的男人,随着风势越来越大,随着海浪越来越恶,随着船越来越倾斜,他们都被我推进大海。啊。啊。啊。愿上帝惩罚我,让我早死,让我粉身碎骨,让我死后去喂鲨鱼,愿你们刚好碰上海龙王,住进龙宫,去享受生活。

海风海浪更加凶恶,船好像要裂开了,我的父母抱成一堆,我和马小蝉抱成一堆,马小蝉,她现在缩在我的怀里,颤颤发抖。她喊我,我答应。她一声声尖叫着喊我。我挨着命呼应她。她说,袁啸勇,我要死了吗?我说,你不会死,有我在,你永远不会死!她说那是真的吗?我说那当然是真的。

马小蝉笑了一下,在这汹涌的大海上,在这即将要翻的船上,只有我能看见她笑了,这种满足而安全的笑。

把这个女人推进海里!少妇猛吼一声。

推她?我猛一炸。

为什么要推她?我说。

因为船要翻了,大家都要死了,只有推掉一个,船才稳一点。要不是她,要不是就你父母!

这个貌美的少妇,像一个白骨精一样,她一张口就要死人。

是她下大海还是你父母?她说。

我,我下大海!我说。

我的全身开始冒汗,身子抖个不停。我的头发花白的母亲,她从小爱打我,长大后为我讨老婆,她跑断了腿。我那个教书匠父亲,为了我学打麻将,他和我三次绝交,我从此不再打麻将。他们真的进了大海吗?我从椅子上滑到地上,我的脑壳磕在一块砖头上。我睁开眼睛,太阳依旧潮湿,周围依旧潮湿,我看见那美貌少妇的眼睛里,一层层雾气和潮湿。

她在流泪。

这个女人是谁?少妇说,她太幸福了,这道题目我测试了一百多个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首先推自己的夫人或情人下海,保留到最后的,只有你一个。

我躺在地上发抖,我看见马小蝉还在船上,在大海里呼救。

我要去救她。

得知马小蝉怀孕的消息,杜光辉很快找过来了。

怎么办?马小蝉问。

处理掉,杜光辉说。

为什么?马小蝉问。

那还用说吗?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没有名符其实的婚姻,按照法律,这孩子没有出生的权利,杜光辉说。

你说的是法律,马小蝉说,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在武汉,在广东,在北京,有多少没按法律办的呢?太多了。

另外一个,杜光辉说,你晓得,我是有家庭的人,有孩子的人。

马小蝉说,这个恐怕是主要原因吧?杜光辉,我把孩子生下来,你准备怎么处理我们母子和你老婆孩子的关系?

杜光辉后退一步,受惊吓的样子,想了一下,坚决地说,绝对不能要这个孩子,一定要处理掉。

马小蝉说,不。

杜光辉语气提高,绝对不能要!

马小蝉说,我偏要!孩子在我肚子里,你不要我要!

杜光辉抓住马小蝉的肩膀,盯住她,声音很大地说,你想干什么?

马小蝉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要孩子。

杜光辉说,马小蝉!你不是傻瓜,你想想,我这个身份地位,怎么可能再有这样一个孩子,你不是让我犯重婚罪吗?孩子一出生,不是重婚的证据吗?我犯了罪,怎么去抚养这不该出生的孩子?

马小蝉说,你如果是为了这个担心,那我就告诉你,我现在就离开你,我到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一直不见你。我一个人把孩子养大成人。

杜光辉说,别做梦了,怎么可能?

马小蝉说,怎么不可能?

杜光辉说,反正我不要。

马小蝉说,我一定要。

杜光辉说,你到底为什么?你疯了吗?你的心里到底想干什么?

马小蝉眼泪涌出来,说,杜光辉,我不要你给钱,不要你抚养孩子,不分你的财产,我只有一条理由,我快四十岁了,还没有孩子,这条理由够吗?

杜光辉愣了一下,然后坚决地说,不行!

马小蝉在横穿马路。她一边横穿马路一边捂着肚子,这现在成了一种习惯。一辆出租车刹在她身边。月亮很大很红,路面宽阔。月亮落在街上,在如盖的树顶上,在出租车顶上,就在光光的路面上,这是一种奇特的幻象。在东湖的一角,逼近武汉这座城市政治中心的地方,经常能看见,城市和水的交融,一颗大而红的月亮落在街上。

出租司机伸出头问,怎么了?肚子疼吗?是不是到医院?

马小蝉把手从肚子上放下来,笑一笑。

出租司机说,没事吧,女士?注意一点,过马路不要想问题。

马小蝉感受到一阵温暖。自从杜光辉表态坚决不要这孩子后她很少感觉到这种温暖。她带着这股温暖往城市深处走,步伐很慢,一边走一边想问题。她没办法不去想,肚子里一个孩子,她每天能感觉到“他”在那里膨胀。她坚信那是一个男孩,这当然没有任何道理。她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否能出生,这座将近九百万人口的城市能否容纳他。这很不容易。

一个不到两个月的胚胎能和母亲交流,这恐怕很少有人相信。但是马小蝉相信,她一天一天甚至一时一时地感受到肚子里的孩子对自己的怜惜和爱,甚至保护。男孩子从根子上会保护母亲的。肚子里的孩子仿佛提醒她不再走马路,顺着人行道边上绿化带走。她缓慢地顺着绿化带走着,身上一阵阵温暖。

一个快四十岁的并且没有孩子的女人,现在怀孕了,肚子里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对她意味着什么呢?对马小蝉来说,这个孩子意味着她的全部,她的爱情、希望和生命。一颗种子,埋入土中,浇水,照料,阳光,眼看着它在抽芽。这是一个生命,它可以长成一棵青草,那么这棵青草就在心里一直上长,从肚子里长到头顶上,让马小蝉自己也变成一棵青草,清香嫩绿,沁人心脾,爱情就是这一棵小草。它也可以长成一棵树,由小树慢慢长大,从肚子里长到头顶上,让马小蝉也就变成了一棵树,树是可以独立的吧,即使没有爱情,也能自由生长。

马小蝉和前夫曾怀过一个孩子,不过打掉了,似乎没有什么原因,她只是觉得还没怎么品尝到爱情,怎么一下子就要做母亲了呢?她的思想还没有一点准备,她还不想当母亲。孩子刮掉之后,她心里只觉得怪怪异异的,但并没有朝深处想。那时候她只觉得还年轻,有的是时间和青春的身体,没想到离婚之后,波波折折,快四十岁了,却始终没能找到可以相托的人,更不用说孩子。

现在,这个孩子就在肚子里!马小蝉可以想像他是如何调皮,七个月在羊水里游泳,十个月头朝下钻出母体。噢,吃奶会有奶水吗?尿床拉悒悒怎么办?马小蝉从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但是她决定自己带,自己亲手侍弄他,不要老人,不要保姆,所有的事都自己一个人来做。然后呢?一岁学说话,三岁上幼儿园,学中英双语,七岁上小学,十二岁上中学。马小蝉决定每个时期都亲自陪伴他,和他交朋友。他是孩子她就当孩子,他是少年她就变成少年,陪伴他的每一个时期。特别是青春,中学这一段青春,一定要理解他,不给他任何考试的压力。青春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这个值得赞美的鲜花时期往往四周布满陷阱。马小蝉觉得自己的青春就掉进了无数的陷阱,影响了她的一生,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在这个孩子身上再次发生……

有一次,她都差一点动摇了。那一天杜光辉到“东湖天空”来看她。他们还做了爱。按说现在是不能做爱的,但她还是依了杜光辉。居然没有一点事,这足以说明肚里孩子坚强的生命力。杜光辉随后睡着了。马小蝉怀里拥着杜光辉的脑壳,深情而缓慢地抚摸他,像抚摸一个孩子。她突然在杜光辉的头发里发现了白发,一根一根,还有一个地方,是一窝乱蓬蓬的白发。

她把杜光辉摇醒。你有白发了!她吃惊地说。

是吗?杜光辉也吃惊地从床上跳下来,裸着身子冲到镜子前面,脑壳伸到镜子前面仔细看。

我只有四十岁!只有四十岁啊!杜光辉说,什么时候变白的?昨天不是还很黑吗?

那一刻马小蝉忽然不想要孩子了,她有点怜惜这个男人。满脸疲惫、恐惧和脆弱,像一张即将掉下来的树皮。

孩子不要了,马小蝉说。

真的吗?你想通了吗?杜光辉眼眶里闪着亮亮的东西。

你太累了,不能再给你增加负担了,马小蝉无比忧伤地说。

他们开车到医院里去。快到医院门口的时候,马小蝉改变主意了。

因为她听到肚子里的孩子在喊她。这种喊声仿佛从树林里,从某一棵树上的鸟窝里发出来的,脆落而清晰。

妈妈,孩子这么喊。

马小蝉的身子开始发抖,她借口上了趟厕所,从厕所旁边拐弯,拦了一辆出租急慌慌地跑了。

火车在武昌站停下,我跑着出了车站,又跑着穿过如潮的人流。我拖着碟箱,滑轮在火车站地下通道和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擦出哗哗啦啦的响声。我脚下生风,像踩了哪吒的风火轮。上出租车后,我不停地催出租司机,快点快点快点,我心里紧张得憋不过气来了。出租车拐进东湖公园,顺着转盘开始绕行,远远地,一切熟悉的景物扑面而来,“普通话”茶社就在眼前。

马小蝉正在煮咖啡。她坐在那张高高的独轴椅子上,一边加水一边用木勺缓慢地搅动。一如既往。她看上去毫发无损,正沉浸在咖啡的芳香之中。

我的心突然安宁下来。

最先看见我的是门僮,一个矮个子的四川姑娘。她惊喜地张口准备喊我,又连忙闭住嘴,朝马小蝉吐吐舌头。我们相视一笑。她迅速用眼神和手势告诉里面的一个服务员,服务员发现我后,又用眼神和手势告诉一个传菜生……很快,茶社里的人全都知道我回来了。大家互相用眼神传递语言,脸上都充满了兴奋和喜悦。

他们每个人都喜欢我。往常下班以后,我给他们看碟,给他们介绍成龙、郑伊健和施瓦辛格,给他们讲解黄药师和西门吹雪的武功。那个川妹子门僮,她正和一个传菜生恋爱。她经常让那个传菜生向她发誓,要向我学习,要他对她好得像我对马小蝉一样。

马小蝉感觉到不对,但她并没有转身,她的肩膀动了一下,她明白是我回来了。

我到杂物间收拾东西。我把废电线、废木板和旧水壶一类的东西一一收堆,然后开始清扫房间。我把水洒匀,散漫地洒出去,然后缓慢地清扫,扫到门口,看见了马小蝉。

你怎么又回来了?她说。

我到深圳去进了一批碟,我说。

我这房间要用,她说。

这些杂物废品,可以找一个地方去堆,我说。

袁啸勇,她顿了一下,说,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下吗?

我呆立着,不知该如何开口。她继续说,十九年了,你这样跟着我十九年了,你觉得有意思吗?有希望吗?

我理了一下思路,说,我放心不下你。

你凭什么放心不下我?她说,我不是好好的吗?再说了,你是我什么人呢?袁啸勇,你既不是我爸爸,也不是我哥哥;不是我丈夫,也不是我情人,你凭什么对我放心不下呢?

我不理她,继续一下一下扫地。这么多年来,她每次赶我,我都这样。

袁啸勇,我求求你好不好?她急切地说。

我摇摇头。

马小蝉全身收了一下,忽然顺着台阶往下跑,跑到池塘边,弯下腰呕吐。她吐止住了一下,又接着吐,仿佛一直吐不尽,蹲在地上,很久站不起来。

你怎么了?我上前扶她。

她用手拦我,不让我靠近。

你怎么了?我又问。

不用你管,她说。

你要上医院吗?到底哪里不舒服?我说。

她没有回答。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怀孕了。

谁的孩子?我问。

告诉我,谁的孩子?我又问。

反正不是你的,她用卫生纸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杜光辉?是他吗?我说。

她不吱声。

他是有老婆的人,你现在怀了孕,打算怎么办?我说。

不知道,她说。

那他呢?他什么意见?你们是准备生下来还是打算处理掉?我说。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马小蝉突然激动起来,发出尖锐的叫声,你不要管!你离开我好不好?

你这样子很危险,我说。

危险?我有什么危险?只有你袁啸勇在我身边我才危险!她说。

马小蝉在医院做例检。她迷迷糊糊靠了一会儿,感觉到全身的血液自上而下,一直朝她的小腹上奔流。她吓了一跳,跑到厕所里一看,短裤上血渗出来了。

她立即坐电梯下楼,挂妇产科号。妇产科排着长长的队,许多挺着大肚子的妇女,企鹅一般挺在椅子上。她冲进诊断室,被值班护士喝斥出来。后面排着长队,每一个人都面色焦灼。

马小蝉给杜光辉打电话。她说,我可能快流产了。

杜光辉在电话里惊喜地说,是吗,你在哪个医院?

杜光辉的语气让她愣了一下,她立即挂断电话。

上床检查的时候,她的衣服挂倒了,口袋里摔出一个东西来。

医生是个年龄大的女同志,一看这个东西,神色立即严肃起来,语气特别严厉,说,你这个同志,你想干什么?这种东西是随便用的吗?

马小蝉躺在床上。她问医生,怎么了?什么东西?

女医生说,你不想要孩子,也不能这么干啊!这种烈性麝香,是要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使用的,搞不好要流产大出血,要丢命的。

麝香?马小蝉一骨碌爬起来,去拿那块麝香。女医生一把抓住她,说,还能摸吗?住手!

马小蝉一下子冷静下来了。她顺从地躺下来,问,医生,孩子还在吗?

女医生反复检查了,说,孩子还好。

马小蝉从医院出来,立即打车赶到“东湖天空”。她把自己的衣物和日用品全部收拾好,正准备出门,杜光辉回来了。

杜光辉说,你到哪里去?

马小蝉说,我回家。

杜光辉说,这不是你的家吗?

马小蝉说,不是,我回原来那个家。

杜光辉说,怎么了?

麝香是你放的吗?马小蝉说。

我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四处在打听你,你在哪家医院,身体怎么样?杜光辉说。

没事,托你的福,孩子保住了,马小蝉说。

杜光辉沉默。

你为什么要杀掉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狠心?马小蝉说。

不要天天孩子孩子好不好?那是一个孩子吗?他还不到两个月,只是一颗种子,一颗种子而已,杜光辉说。

那么你承认是你放的麝香?

别麝香麝香好不好?我再重申一遍,我根本就不晓得什么麝香!杜光辉说。

你也下得了手?!医生都说了,那种烈性麝香,弄不好会大出血,会出人命,你想把我也毒死吗?马小蝉激动起来。

杜光辉不说话。

医生已经把那一截麝香保存下来了,你犯法了,只要我想告你,马小蝉说。

杜光辉语气紧张地说,怎么给了医生?

马小蝉说,她没收走了。

杜光辉说,噢。

马小蝉心里突然发冷,冷气从心窝开始,朝头顶和脚板心,上下直冲。这么说,她牙齿颤颤地说,杜光辉,麝香真是你放的吗?

女神向我呼救。

时间是中午,太阳光很耀眼,我坐出租车赶到汉口同济医院,马小蝉刚刚下楼。她扶着同济医院大门的一根立柱。上身白短袖衬衣,下身灰棉厚裙,腰间系一根宽皮带,头发尾巴上翘,这个样子特别像那个演《罗马假日》、《窈窕淑女》而风靡世界的奥黛丽·赫本,那个女神。病中的奥黛丽·赫本。她头发有一点凌乱,脸色苍白,这样子让人揪心。

我跳下出租车一路冲过去扶住她。

马小蝉说,袁啸勇,你会保护我吗?

我说,那当然。

马小蝉说,袁啸勇,你一定要保护我!

我说,出了什么事?

她说,有人要杀掉我的孩子。

我猛一愣,说,谁?你报警了吗?

马小蝉说,杜光辉,他要杀掉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噢了一下,明白了。

马小蝉说,袁啸勇,这个孩子,和你没有一点关系的孩子,你愿意保护吗?

我说,你让我袁啸勇干什么都行,哪怕是去死。

马小蝉的眼泪流下来。

上了出租车,马小蝉的眼泪还止不住,她斜在座椅上,气力虚弱。

我能找谁?我能去找谁?她边哭边说,我只有找你袁啸勇了。

我们先朝茶社去,开到半途,又让司机掉头朝黄鹤楼脚下马小蝉的家开。

我把她背上楼,又抱她上床,给她盖了一床被子,她在被子里发抖,我又加了一床被子,她还是抖。我给她灌上热水袋,她抱着热水袋后,抖动逐渐减弱,慢慢不抖了。我打开炉子给她熬了一大碗汤,扶着她喝下去,喝完汤之后,她慢慢地睡着了。

我坐在客厅里,外面的阳光强烈,人声如潮。小摊贩,自行车,红领巾,老人,嘈嘈杂杂忙忙碌碌的一个世界。屋子里很安静,掉一粒糖都会有明显的响声,与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坐着放电视,把声音消掉,只放画面,怕惊醒了马小蝉。太阳光照在窗户上,一寸一寸地移动。我想到深圳八卦路市场的那个预测,我有点相信了,好像有预兆。马小蝉真的在船上,在汪洋大海中的船上,在狂风暴雨即将颠覆的船上,向我呼救。

傍晚的时候,马小蝉醒了。她在被子里动了一下,我感觉到了。这是那种老式一室一厅的格局,她住在里面,我把沙发搬在门口,她一有举动,我就赶过来问候。我走过来,问,想不想吃?她摇摇头。她断断续续睡,我前前后后这样问。我问了三次,她都直摇头。再晚一点,月亮出来了,马小蝉起来,吃了一碗鸡汤粉。

他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月亮一点点大起来,照进屋里,马小蝉迎着透进窗户的月光问。

你真不知道吗?我说。

不知道,她说。

你说过要和他结婚的话吗?其实很简单,他有一份成功的事业,有一个安宁的家庭,我说。

马小蝉低下眉毛,叹了一口气,说,我一开始想和他结婚,后来不想了。

但是他不这么想啊,我说,你想一想,你有了孩子,这是他重婚的证据啊,你要问他分财产,你要逼他离婚,他怎么办呢?从法律上讲,他没有办法,只有认输。

马小蝉说,他应该明白,我不是那样的人。我给他说了好多次了,生了孩子,不要他养,我自己有能力养,我不干扰他的生活,我到一个他找不到的地方,单独生活。

我说,他会相信吗?

马小蝉说,他为什么不相信,你相信吗?

我说,我说不好。但是我知道杜光辉不会相信。还有一点,我也是刚刚才听说,杜光辉的岳父就是他们公司的董事长,那个人是武汉有名的大老板,号称“地王”,资产有多少?怕有几十个亿吧!杜光辉是非常怕他的,现在有了这种事,他不害怕吗?

什么最值得珍惜?马小蝉激动地说,这个孩子,他是我的生命,我四十岁了啊,没有机会了啊!

我无法回答。

杜光辉接下来会采取什么办法?她担心地问,他会想什么办法杀死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说,我想不出来,不过有我在,他把你没办法。

马小蝉说,那你不能离开我半步。

我说,那当然。

马小蝉说,直到我把孩子生出来。

我说,好。

你为什么不爱我?我问。

马小蝉不吭声。

你曾经爱过我吗?我说,你还记得我们站在汉江边,彼此对着汉江大声喊对方的名字吗?

马小蝉笑笑,说,当然记得。

你那时候爱我吗?我说。

那个时候,我就不爱你,马小蝉说。

那你为什么和我谈恋爱?我问。

我想做给别人看,我讨厌那所学校,我想做给大家看,我想让所有的人都不舒服。

我说,我有什么不好?

马小蝉说,你什么都好。

我说,你不是说胡话吧?我既然什么都好,那你不早嫁给我了!那你却嫁给了你前夫,他有什么好?你现在又想嫁给杜光辉,他对你那样,他想杀掉你肚子里的孩子,而你还想嫁给他。

马小蝉说,我也不知道。

我沉默不语。

马小蝉说,上学那时候,你怎么那么喜欢打人啊?

我想一想,想不起原因,说,我跟你一样,也恨那个学校,我也想让所有的人都不舒服。

你想不想要我?马小蝉说,袁啸勇,你如果想要我,哪一天我给你一次,好不好?但是你要离开我。你去成个家,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

我连忙说,求求你别这样说,离开你了,怎么过?过得有什么意思?那真不知道,说不定我会死掉。

死掉?马小蝉说,至于吗?

肯定会,我说,我会天天想着想着死掉。

马小蝉叹一口气说,你这个人啊,你是什么命啊。

月亮像泡在水里的糯米糍粑,越来越大。我和马小蝉,我们一人一只沙发,很长时间不说话。我们共同去看月亮。月亮看长了,会出现很多幻景。我看见了很多人,他们在月亮上跳舞,中间有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堆边唱歌边跳舞。这是我们高中毕业那天的篝火吗?青春,我们美丽的青春,四周却布满了陷阱的青春,影响了我一生的青春,它总是那么美好。

我看见了好多人,他们在围着火堆唱歌跳舞,我对马小蝉说。

是吗?马小蝉说。

是,我们都在唱,唱《风雨兼程》,还有不知名字的歌曲。

我看见了青草,清香嫩绿,沁人心脾的青草,马小蝉说,在月亮上面,遍地都是这样的青草。

我没有看见青草。

我看见的是满脸泪水的马小蝉。

你为什么不爱我?我上前一步,蹲下来,用手给她擦泪,边擦边问,十九年了,为什么不爱我?

高考毕业的第二天,马小蝉说,岳绪英把你们做爱的那个床单,那个沾满精液和污血的床单送给了我。

我一怔。

她笑了一下。

我说,小蝉,我对不起你,二十年来,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上。

马小蝉说,没什么,都过去了。

我说,你就因为这个不爱我吗?

马小蝉说,不是,就是没有岳绪英,高中一毕业,我们也会分手。

我沉默不语。

很久很久,我们不再说话。月亮照在床边,马小蝉在床上,我斜躺在床下的毯子上,我们都睡着了。

我做起了梦。我在梦中见到了岳绪英,她没有死,她还在那个山村小学当代课老师。她的父亲,那个生产队长,逼着她把普通话改成土话。

“去哪里去?”必须说成“客哪里客?”;“怎么回事?”必须说成“则儿里?”;“我爱你”必须说成“鹅挨泥”。

太阳下面,三张椅子,岳绪英,我,还有岳绪英的父亲。岳绪英说一句,我纠正一句。她说得满头大汗,我急得满头大汗,她的父亲在一旁监督,晒得满头大汗。

不管怎么教,她都回不到地方话。

她的父亲晒不住了,回屋喝水的时候,岳绪英突然说,马小蝉不可能爱你。

一个把“我爱你”说成“鹅挨泥”的人,怎么可能得到马小蝉的爱呢?她说。

我猛一惊,突然醒了。

我找到杜光辉。

我说,马小蝉,她怀了你的孩子,她很想要这个孩子。

杜光辉说,袁啸勇,这轮得到你管吗?

我说,我看马小蝉那么痛苦,我心里也难受,来找你谈谈。

杜光辉说,你劝她把这个孩子处理掉!我怎么可能再要孩子?

我说,马小蝉说了,孩子出生,她离开你,不分你的财产,不再见你。

杜光辉说,那怎么可能!袁啸勇,我是白痴吗?社会上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孩子一出生,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安宁,所有的事业都会结束。

我说,会有那么严重吗?

杜光辉说,你一个碟贩子,你懂什么?你只晓得傻追一个女人,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你连皮毛都不知道。

杜光辉打电话给马小蝉。

杜光辉说,袁啸勇在照顾你?

马小蝉说,是。

杜光辉说,要不要我过来看你?

马小蝉说,不要。

杜光辉说,你要他照顾你不要我去,你什么意思?

马小蝉说,我要他保护我,怕有人害你的孩子!

杜光辉说,马小蝉,你和袁啸勇住在一起了,你却说孩子是我的,我相信吗?

马小蝉说,我们怎么会住在一起?他只是照顾我。

杜光辉说,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天天住在一起,照顾女人肚子里别人的孩子?会不会是他自己的孩子?

马小蝉说,杜光辉!

杜光辉说,怎么了?不是吗?

马小蝉说,好!好!好!杜光辉,我不怕你不承认,好不好?你等我把孩子生下来,我和你去医院做DNA,我们法庭上说明白,到底是谁的孩子,好不好?

杜光辉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语气很软地说,小蝉,你说说,我们何必呢?

马小蝉在电话里流泪,说,杜光辉,二十年了,你当初没爱我,这次为什么要爱我?为什么?我都快四十岁了,我生命中只有这一次要孩子的机会了,我求求你,让我生下来,不要逼我,好不好?你把孩子逼丢了,就等于把我的命逼丢了,你信不信?

杜光辉找到我,我们从他的办公室开始,一直谈到长江边。

你必须离开她,杜光辉说。

不可能,我说。

杜光辉说,她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应该由我来照顾,是不是?你有什么资格来照顾我的孩子?

我说,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马小蝉现在最怕的就是你,她怕你想办法不要孩子。

杜光辉说,我又想通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我的孩子,是不是?生下来我无非多花点钱,找个地方养起来,是不是?

我说,这么说你想通了?

杜光辉说,我想通了。

我默想了一下,说,杜光辉,孩子生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杜光辉说,那是我的事。

我说,万一我一离开,你又逼她处理掉孩子呢?

杜光辉说,我不会,那毕竟是我的孩子。

我们下了电梯,穿过长长的广场,到长江边。杜光辉一屁股坐在江堤上,用手抱住脑壳,江面的风很大,把他的衣角吹得啪啪响。

你快点离开,快点离开,好不好?杜光辉在风中急急地说。他的声音发抖,充满了恐惧。

你害怕什么呢?我问。

我害怕了吗?他猛一怔,立即站起来说。

我说,你刚才好像很怕的样子。

他说,那怎么可能!袁啸勇,你快点离开她,她怀着我的孩子,应该交给我。

我问,马小蝉孩子生下来之后,你会离婚和她结婚吗?

杜光辉猛一惊,身子抖了一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说,你既然根本不可能和她结婚,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呢?

杜光辉说,怎么样?

我说,她四十岁了,可能没机会再怀孕了,这孩子就是她的生命。我带着她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寻找一个地方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不要你的钱,不分你的财产,我们不再见你。

杜光辉吃惊地望着袁啸勇,说,你说什么?你说你会养我的孩子吗?

我说,关键他是马小蝉的孩子。

杜光辉说,你的意思是你和马小蝉,还有这孩子,你们组成一个家庭?

我说,如果她愿意,我当然会奉献我的一切!

哈哈哈哈,杜光辉大笑。

你不信吗?我说。

我信我信!杜光辉眼泪要笑出来了,你这个碟贩子,你这个臭碟贩子!你还想和我睡过的女人结婚,你还想和我的孩子在一起,你想干什么?你别做梦了!

我说,你根本没存心要这个孩子。

杜光辉说,我再次警告你,你必须尽快离开马小蝉!

我说,杜光辉,我不会离开马小蝉的,直到她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不用再费心机了!

杜光辉说,好,好,袁啸勇,你信不信,我随时能叫你滚出武汉,滚出这个城市,你信不信?

警察把我带过来,一个号子一个号子看,每个号子里面都关满了人,警察在场子里瞅一瞅,带我到篮球架子下面。篮球架上面已经铐了一个妖冶的女人。警察说,刚好,袁啸勇给你找个伴吧,喀嚓一下,把我铐在篮球架下面的铁管子上了。

整个过程像做梦一样。我刚刚赶到茶社,在屋里想找几张经典碟子拿去给马小蝉解解闷,警察敲门进来了。警察在我的房里搜查了一气,反复检查了我的碟箱,然后把我带到派出所审问。

警察说,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吗?

我说,不知道。

警察还要再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全市连夜要搞一个什么行动,警察就说,好,既然不知道,那你好好想一想也行。就把我带过来铐在这个篮球架下面铁管子上。

大哥,铐在同一根铁管子上的妖冶女子喊我。

我没吭声。

大哥,女人又喊。

我说,你喊我吗?

女人说,这里难道还有别人吗?

我看看,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派出所的办公灯全部熄了,所有的警察全部出去行动了。

女人说,大哥,你犯的什么事?

我说,我一直在想,我犯了什么事呢?

女人说,你这个大哥也是,犯什么事都没搞明白,你怎么进来的?

我说,那你犯什么事?

女人说,我犯的是跟你们男人搞那个的事。

我噢了一下,说,你是妓女吗?

女人说,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我们叫“小姐”。

我不吭声了。

女人说,你说来我帮你分析分析,看你不像个打架斗殴的,扯皮条的?偷东西抢东西的?杀人放火的?不像啊!

我把经过给女人说了,女人帮我分析。

女人一听,说,好了好了,你这案情我给你断出来了。

我说,你说说。

女人说,这第一,你没有暂住证吧。

我说,对。

女人马上否定,说,不对呀,没暂住证罚个款啊,补办啊,不会抓人啊。

女人又说,这第二,你没有执照吧。马上又否定,说,这没有执照的游商不归警察管,归工商税务管啊,最多也就是城管局插手管一管啊!

我想想,说,对啊。

女人说,明白了,你这家伙,你贩黄!哈,你这回掉大了,这一回啊,全市搞扫黄打非大清查,你贩黄,你比我这卖×严重多了!

我说,没有没有,我卖磁带和碟片二十年了,我在这个行当很有名啊,大家都知道,我二十年从来不贩黄啊。

女人说,谁信呢?你自己信吗?

我说,他们把屋里全搜了嘛,碟箱也拿来了,他们可以查嘛,凡事要有个证据嘛。

女人不理我了,她铐的是右手,她就用左手从口袋里掏瓜子嗑。她嗑一下吐一下,嗑一下吐一下,速度极快,瓜子皮在空中翻飞一下,稳稳地贴在篮球架下。

我看呆了。

月亮缓缓地移动,很白很亮的朗月,我能看见旁边妖冶女子一波一波的眼光。女人口袋里的瓜子嗑完了,看我闷呆呆的,试探地说,大哥,想不想搞我一下?

我说,开什么玩笑。

女人说,你怕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们全部出去了,我就站这里让你搞,行不行?

住嘴,我说,你再这样我就报告警察!

女人说,你这个大哥,你何必呢?我又不收你钱,是不是?

我说,你别说了,你今天倒给我十万块钱,我也不会干那事。

女人嘴啧啧两下,说,哈,我今天真碰上怪事了,你这个大哥,你说实话,你从来没搞过“小姐”吗?

我说,从来没有。

女人说,是你老婆管得紧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没有结婚。

女人怔了一下。

你了解男人吗?我忽然问。

当然,女人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男人这东西。

那你了解女人吗?我沉默很久后突然说。

女人说,当然了解,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女人。

你了解男人和女人吗?我说。

那女人说,你今天总算问对人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男人和女人。

剩下的几个小时,一直到天亮,我很耐心地给这个妖冶女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中的男人如何去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管怎样,近二十年了,就是不肯答应男人。女人是怎么回事呢?她为什么愿意和一个有妇之夫生孩子呢?她为什么不去选一个单身男人呢?女人真复杂啊!月亮更加大而白,我的影子在朗月下变得短而小,小黑猪一样。我移动一下,小黑猪也移动一下。我摇铁管上的手铐,手铐和铁管碰撞出哗啦啦一阵响。我心里着急,我没有办法告诉马小蝉我现在的处境。她的身边现在怎么能缺人呢?我急得转来转去,小黑猪般的影子也转来转去,愚蠢又丑陋的模样。

女人说,你急什么?关都关进来了,最快也得二十四小时,法律有规定,二十四小时审不出问题,警察就要放人。我想想也是,心里安静下来,女人看看我,欲言又止。

我一直讲到月亮变软变小,慢慢隐去,巨大的睡魔袭击上来,我靠在铁管上睡着了。

刚刚睡着,女人推醒我。女人泪水涟涟,说,大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说,是。

女人说,大哥,这个世界上的好男人没有死完,还有好男人是吗?

我说,当然。

女人说,这么说,这个世界上还真有爱情,是吗?

我说,当然。

女人说,大哥,那个男人是你吗?

我说,不是。

马小蝉准备朝茶社正中的独轴高椅子上坐。坐在高高的椅子上,煮着咖啡,按照心境去缓慢搅动咖啡壶,闻满屋子的咖啡香,同时可以看到窗外的东湖,远处的磨山;可以听见鸟鸣穿过密密的丛林如山泉一般一滴一滴落进耳中,那是一种境界。马小蝉是热爱这个叫“普通话”的茶社的,从选址到装修的风格设计,到一只茶碗,一把水壶,她都亲自把关。当然,还有茶社的名字——“普通话”。

很久没有来茶社了,茶社仍然井井有条,马小蝉一来就给每位员工打招呼,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感激和歉疚。那个矮个子川妹门僮,她平时是最怕马小蝉,今天看见马小蝉,也欢快地蹦过来和马小蝉说话。

川妹子门僮扶马小蝉朝独轴高椅子上坐。还有另外几个服务员也想过来扶。马小蝉脸色通红地用手阻止大家。一个离婚的单身女老板怀孕了,在员工面前是什么形象呢?她真有些难为情。

马小蝉一只手扶住椅子,另一只手扶住川妹子门僮的肩膀,一只脚踩住高椅子的隔栅,她上了一下,没上去,下来站了一下,喘了一口气,又一次缓缓地坐上去了。

她还没有坐稳,窗外东湖和远处磨山的影子刚刚映入她的眼帘,她就听到了咔嚓一声。

茶社的每个员工都听到了响声,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岗位和角度朝马小蝉奔过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马小蝉,像一株植物,像一窝盆景那样,从高高的椅子上摔下来!

所有的人都尖叫起来。

员工们慌乱地抬着马小蝉找医院。东湖公园的门口居然没有一辆车,他们一边朝马路方向跑,一边给袁啸勇打电话。袁啸勇的电话一直在关机。抬的能远远地看见大马路了,大家都抬不动了。众人把马小蝉刚放在地上,又感觉不对,又坚持抬起她。两个人在前面抬头和肩,一个人在中间抬腰,那个矮个子门僮,在后面抬马小蝉的双腿。迎面来了一辆出租车,但是出租上面有一位乘客。他们放下马小蝉强行拦住出租车,那位乘客一看马小蝉的情况,马上把出租车让给他们。

一位员工返回去守茶社,矮个子门僮和另外两个服务员抬马小蝉上出租车。鲜血顺着马小蝉的裤腿朝下流,一直止不住。矮个子门僮坐在前面一边催出租车加快速度,一边给袁啸勇不停地拨打手机。

马小蝉斜躺在一位员工怀里。出租车每到一个路口,她都问,到了没?到了没?她用手使劲地按住肚子和小腹,似乎这样能把鲜血堵住。每遇到一个红灯,矮个子门僮都会骂这个红灯。她一边拨打电话一边自责。都怪我都怪我,她说,怎么不再多扶一下呢?多扶一下,扶稳了,就该没事了。

马小蝉一把摸到了电话,她凭着淡薄的意识拨打了杜光辉的电话,一下子就通了。

杜光辉说,喂,喂。

马小蝉泣不成声。

杜光辉说,你在哪里?

马小蝉没说话。

杜光辉说,出了什么事吗?

出租车过了一个一个红灯,杜光辉一路喂,马小蝉一路听着,一句话不说,也努力地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后面一位扶马小蝉的员工突然说,这把椅子,它怎么就突然断了啊?这种椅子不会断的啊!这句话之后,马小蝉把电话挂断了。

众人将马小蝉抬上医院台阶。这个豪华如宾馆般的医院的台阶怕是有几百级,抬上去以后,每个人都大汗淋漓,气喘如牛。他们不敢停留一下,又一摇一摇地抬进大厅。大厅里就诊的病人和家属们都围过来看马小蝉,她的下身衣裤全部粘在腿上,鞋子上也全是鲜血。围观的人一个一个惊呼和议论。矮个子门僮不知道挂什么号,跑来跑去打听,像一只老鼠在人群中乱窜。马小蝉架在两个服务员肩上,头发粘在额上。她感觉到哗啦一下,仿佛一块岩石从身上滚落,自上而下,速度越来越快,一泻如注。矮个子门僮好不容易挂到号。几个人按开电梯,要扶马小蝉上,马小蝉摇摇头,扶在墙上,喘口气,望望远处,说,不用,已经没用了。

话说完以后,她顺着墙缓缓地滑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十一

我从派出所出来,刚上出租车,雪就下来了。这是今年武汉的第一场大雪,天气预报前一阵反复警告市民,还发出橙色警报,说五十年不遇的暴雪即将来临。

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我给马小蝉打电话,电话一直关机。我给茶社打电话,不祥之感一下子变成了现实,果真出事了。

我一边让出租尽快往医院开,一边给矮个子门僮打电话。矮个子门僮在照顾马小蝉。她把电话递给马小蝉,我听到了哭声。

我快到了,我说。

你不要来了,马小蝉说。

不,我已经快到了,你等着我,我说。

孩子没有了!她哭起来。

我说,别哭别哭。

永远不会有了!她大哭着说。

有,肯定还会有!我说。

我要死了,她说。

你不会死,你还年轻,我们都还年轻,我们才四十岁,是不是?我说。

她把电话挂断了。

我不停地催出租车司机加速,出租车在雪地上跑,司机把不住方向,一忽儿向左,一忽儿向右,差点撞在天桥上,我吓得不敢再吭声了。

出租刚进医院大门,我远远地看见矮个子门僮在等我。我声音很大地吼她:谁让你下来的啊?

她说,我不是迎接你吗?

我说,快点上去!她身边一刻都不能离开人,一刻都不能,明白了吗?

但是,已经晚了。

我看见医院高楼的窗口,飞出来一个人,不,没有看清,速度太快,是飞出来一只白色的鸽子,还是一个大大的雪球?

众人一片惊呼。

我——爱——你!

我在这么紧张的时候,却突然想起了岳绪英那句纠正我的话。不是“鹅挨泥”,是“我爱你”!

字正腔圆。

我朝那只雪球和鸽子飞奔而去,我张开双臂,我也像鸟一样飞起来了。

责任编辑周昌义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普 玄 期刊:《当代》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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