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宛柳女，《解放军报》高级记者，大校。第九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报告文学作品曾获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著有报告文学集《我在寻找那颗星》、《没有掌声的征途》等。
头顶上的那“盆”水告急
5月21日下午，头戴防护面具的防化兵开始进入北川县城，意味着北川封城时刻到来。北川最后一战——农村信用联社金库挖掘到了决胜阶段，尚不被公众注意的唐家山堰塞湖也开始告急。任家坪收费站设了几道岗，只允许“挖金库”的二炮部队进去。我站在信用联社的废墟上，一边看脚下挖掘机、装载机轰隆隆地拼命向金库掘进，一边看天上一架接一架直升机急匆匆像走马灯，就知道我们头顶上那“盆”要命的水快顶不住了。
当天早上，武警水电部队政委贾方亮电话告诉我唐家山情况紧急，此前一天他与军、地水利专家们乘直升机去唐家山堰塞湖现场勘察过。我放下电话直奔北川县永安镇武警水电部队的专家组临时驻地，那里尚无其他媒体记者来过。
6名专家刚刚集结在此：岳曦，武警水电部队副主任、副军职水电专家；吴国如，武警水电部队副总工程师、水电专家、爆破专家；孙来成，武警水电部队副参谋长、水电专家；刘松林，武警水电部队一总队总队长、水电专家，大家称刘总；王殿林，武警水电部队三总队副总队长，大家称殿总；李虎章，一总队副总工程师。反正除岳副主任外全称“总”，一个即将授衔的将军加一群大校老总，一个武警水电部队的精英组合，就住在烂泥地简陋的小帐篷里，所有后勤保障设施还没跟上来，打地铺，吃方便面和饼干。
专家们给我介绍情况，一堆惊人的数字：昨天他们终于登上唐家山堰坝了，基本情况已探明，这是震区险情最严重的堰塞湖。目前他们的水文观测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住在堰坝上观测，有2000多万方的堰体堵在那儿，水位以每昼夜2米多的速度上升，上游3000多平米流域的积水随时汇入湖里，一旦溃坝水头60多米高，会危及到整个绵阳地区，绵阳设防是50年一遇，防1.5亿立方的水，湖水已有2个亿立方，形势非常危急。现在要跟洪水赛跑，昨天晚上国家防震指挥部水力组在绵阳开会，一是要求武警水电部队想办法把这“盆”水疏导掉，二是制定了紧急疏散群众的方案。仅仅疏导工程对水电部队并不难，他们准备上去600官兵，24小时施工，一周时间完成，部队和80多台重型设备已准备好，关键是上唐家山的路全部被塌方毁坏，设备怎么上去？只有空中一条通道。运送设备是难题，坝上环境险恶是难题，600多人上去住哪儿是难题，上面突遇暴雨溃坝人员逃生是难题……但你没有退路，专家们面对巨大的挑战。
22日北川城抢险大战结束，所有驻北川部队撤退转移。我要求随直升机上唐家山，但不被允许，原因没说。当晚看电视才知道，这天下午温家宝总理乘直升机视察唐家山。他二次飞四川灾区，专为唐家山堰塞湖而来，可见险情逼人。这天晚上快10点了，武警水电一总队四支队的政治处副处长杨贵明来电话告诉我，武警水电部队排险指挥部批准我随一线指挥组登机上唐家山堰坝。
23日一早，我从绵竹赶到专家组驻地同他们一起奔绵阳南郊机场。但是偏偏遇上坏天气，在机场耗了一整天。先后有5架次飞机升空去看天，转一圈回来都说不行，说到了山边上根本进不去。直升机飞行的气象条件要求能见度2公里，但上午的能见度才500米，下午一度到了1公里。我过一会儿就问去看天的飞行员，天气还有可能转好吗？回答是难说，但也可能忽然就起风了天就好了。于是我们抱着很大希望继续等。结果到了6点半，天暗下来，所有飞机罩上套，机组人员撤离机场。我们悻悻打道回府。
指挥组强飞唐家山堰坝
24日早上7点，我又按时赶到绵阳南郊机场。一看满天浓云厚雾，能见度还不如昨天，飞行员说目前的能见度还不到500米，离飞行气象条件差得远了。心就凉了半截，又没戏了。
但杨贵明来了个很及时的电话，说昨晚突然与唐家山联系上了，山上先期上去的25名官兵已断水断粮两天多，特别是没水，渴得都要疯了，几近生存危机。我明白了，今天是拼死也得飞。
记者比昨天多了数倍，一夜之间都搞清楚了唐家山是当前灾区的头号大新闻，大家拥在几架待飞的直升机边上。我很快知道“LH91715”号飞机是第一批第一架，陆航一团团长、特级飞行员张茂生亲自驾机，副驾驶是中队长方国辉，超强组合，像是要闯关的架势。
成都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的越野车“嘎”地停到这架飞机旁，这位看上去很年轻的空军少将下车就冲到张茂生跟前，打着手势有点激动地作了非常强硬的指示，主题是无论如何要把补给和指挥组专家送上去！
“LH91715”决定立即起飞。张茂生团长没有半点犹豫。
M-17运输机不大，除装好的总共9吨重的食品、水、发电机，这架飞机载重只允许再上8个人，特别是在如此严格的气象条件限制下，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危险。两个战士先登机，是准备到后往下搬东西的。接着是指挥组6位专家，我没客气跟着就上去了。然后武警中央电视台记者站的张保东、新华社军分社驻武警记者刘昕也挤上来，他俩的理由是武警自己人，要记录。众多记者挤在机下，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凤凰卫视、八一厂等等。机上人显然超了，多一个人都不飞！谁下去？
一个戴陆航臂章的女干部在下面朝我叫：“你下来！中央电视台还没上去呢！”这是什么逻辑？她不说这话也许还有商量，我就正告她：“《解放军报》就得上！这是军事行动！”
机上所有的人都看着我，我解释说我占的分量也不过那一袋大米。吴副总师急了，朝我发火：“山上的官兵都断水断粮知道吗！”意思是大米比我重要得多。
我也没客气：“你发什么火！我又不是上去玩儿，军委领导等着看《解放军报》唐家山的消息！”我自知耍懒不是高招，但这会儿顾不了那么多。
僵持不下，孙副参谋长朝那两个战士大吼：“你们两个下去吧！东西我们搬！”
战士下去了，人数还多一个。岳曦副主任很宽容地给了个台阶，他对张茂生团长说：“江记者说了，她就占半个人的分量。”其实若与虎背熊腰的孙副参谋长比，我连半个人的分量都没有。张茂生什么也没说，命令关舱门起飞。我暗自高兴。其实在起飞前，众记者尚在混乱中，我已经和张团长及他的机组聊得很熟了。
看表，9点整。飞机快速升入云上，半小时后钻进大山中的夹皮沟。灰蒙蒙的厚云中，舷窗外真是“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在复杂的山缝中小心翼翼地穿行不说，时有高压电杆迎面扑来，飞机立刻拉起。这两天在机场听飞行员特别讲到这些高压线，地震后电线都乱了，眼神稍有差迟碰上就机毁人亡。
起飞前，我听张茂生团长和机组讨论飞行方案，用他们的行话叫“高降”，就是高飞低降，先拉升到云上，仪表飞行，等到了指定坐标点，找一个云缝盘旋下降，难度大，风险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这么飞。凡陆航的老飞行员都知道皮定钧与儿子皮小牛的故事，上个世纪80年代，这对同在福州军区任职的军人父子，就是乘直升机在气象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起飞，撞山牺牲。我特别清楚这个故事的原因，皮小牛的未婚妻是我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另一个极深的烙印，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成都军区张太恒司令员的工作组巡视西藏边防，两架黑鹰直升机先后从日喀则起飞，后一架突遇气流失事，这成了当时震惊全军的大事故，事后我亲耳听张太恒将军讲到他的悲痛与悔恨。
但这回不一样，救灾就是战争，作战岂有畏惧之理。看驾驶室，张茂生团长和他的机组成员不仅镇定，而且机智。看身边的指挥组专家们，人人泰然自若，而且还挺乐，孙副参谋长对大家说：“我早说了，飞机超重先把岳副主任扔下去。”很持重的岳副主任也和大家一起笑。其实什么也不必想，所有的生死艰难大家共同面对，我倒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绕过无数被塌方破了相的山峰，掠过谷底大大小小的堰塞湖，终于下降了。我说怎么停得那么稳当呢，原来是降错了地方。张茂生和专家们只好跳下飞机展开地图一通查找。
再升空，再盘旋，10点多一点，真的到了唐家山堰塞湖坝上——2000多万方垮塌的乱石和泥土堆成的丘壑，没有平地降落，直升机晃着，一只轮子悬停，离地还有一大截。大家先七手八脚把物资扔下去，然后人再往下跳。
机组人员问我：“后面不一定有飞机再进来了，你下吗？要不你就跟我们回去？”我当然下，我干吗来了？只是跳下去时得有人接着点，可不能摔断腿。
一阵螺旋桨的狂风掠过，“LH91715”走了。
先遣队断水断粮绝地生存
先上坝的25名官兵把运来的物资归拢好，抓着矿泉水就猛灌，少的一口气喝两瓶，最多的一下喝了5瓶，再撕开单兵自热食品，加水，没等变热就大口往里塞，用“狼吞虎咽”、“穷凶极‘饿”这些字眼一点不过分。你才知道什么是生死极限，指挥组领导心疼地劝：“慢点吃，慢点……”
堰坝上的情景有点像怪异的美国大片。乱石嶙峋，沟壑狰狞，一些土石是松散架空的，每迈一步都不知从哪儿下脚。坝两侧是高山，右岸就是劈下这2000多万方土石的山体，像刀削一样，无数巨石不停从山顶直泻而下，声大如暴雨。余震一来，落石就越发凶猛，真是惊魂慑魄。那个险恶的堰塞湖看上去还算平静，震前这是一条美丽温柔的河流，叫湔江，就经过我们脚下堰坝这个位置流向北川，从北川县城拐个弯流向绵阳。现在湔江被堵成了湖，湖面满是漂浮物，已经严重污染，水呈绿色，专家们说那里的水，手决不能碰。所以先遣队的战士们守着一湖水却渴得要发疯。
专家们在乱石堆里坐下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后面的飞机没跟上来，部队和设备都不到位，施工计划茫然，有些无奈。大家都不断抬头看天，希望忽然云开日出，还有飞机来，但只有黑云加重。云层上确有飞机过往的声音，坝上的战士说那是民航，过路的。
没有手机信号，基本与世隔绝。大家有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意思。我和吴国如副总师互相道了歉，对上飞机时态度不好各自做了自我检讨，其实，人家是那么大的专家——国家爆破协会的权威，我怎好那般无理？于是“不打不成交”。
先期上坝的官兵们比我想像得乐观多了。讲起他们如何绝地生存，还都乐不可支。
“渴！像上甘岭！”“我把那些扔了的矿泉水瓶找了好几遍。”“他把前两天掉地上的饼干又偷偷捡起来吃了。”“你知道渴得睡不着觉什么滋味吗？”“今天早上6点就起来找吃的了，翻山几个小时都找不到水源，地震把山上的水源都破坏了。挖了些土豆回来烤着吃，可没水，吃不下，一点一点往下咽。采了一大包豌豆、野山杏，还有桑葚儿，嚼着当水喝，好吃。”
我问山上还有桑葚儿吗？战士们笑答：“整座山上的桑葚树都被我们捋了一遍了，能够着的肯定是没有了。”
“没水可比没饭吃痛苦，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快要死啦！”队里最小的战士马林说。
二级士官陈全义说：“昨天中午我和黎佳勇爬山两个多小时找水，发现有处泉水，一滴一滴的，就兜了块塑料布，以为能接好多水。晚上抱了个纯净水大瓶子去，唉，才装了个瓶底。”
一总队四支队教导员漆文是先遣队的领导之一，他说：“他们抱回来的水也就不到一公斤，大家都舍不得喝，用矿泉水瓶盖盛水，一人喝一瓶盖，润润喉咙，都让给别人喝。这种时候，战士们做的真是很感人。”
“那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就带了那么点食物和水呢？”我问。
“呵呵，还不是和你们一样啊！”陈全义特别爱笑，“我们4人是21号先上坝测量水文的，带够了3天的食品，谁知道第二天一早就上来了他们21个操作手，什么都没带，说吃的用的全在下一个飞机上，这么多人一顿饭就把我们3天的口粮干光了。谁想到下一个飞机从此不来了！等一天又一天，没信号，报告不出去，叫天天不应啊！”
昨天晚上，就在陈全义他们上山找水，走到曲山镇楼房村附近时，黎佳勇兜里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这里有信号！他们高兴得要发疯，当即拨出电话。
23号晚8：23，一总队四支队政委邓显华接到了山上断水断粮的报告。
这就决定了今天有一架飞机必须强行进山。
被困坝上两昼夜的专家们
大部队不知什么时候能上来，但要在上来前勘察好安营扎寨的地方。原则上堰坝不能住，一是没有可扎帐篷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危险，一旦下大雨湖水暴涨溃堤，首先威胁的就是堰坝。所以先遣队都住在左岸山上。我跟着岳副主任、殿总、李虎章，在先期上来的一总队四支队副支队长带领下，上山看地形。
悬崖陡壁没有路，战士们在上山处拴了绳子。先得拉着一根100米长的绳子，攀上几乎直立的陡坡。抬头一看我就有点发傻，我能上去吗？其实我真低估了这将近40年军旅练就的能力素质，我上去的速度并不比他们慢。而且总共攀了4根这么长的绳子，到了比较平缓的山腰，也得拄根棍子。官兵们每天要这样上下几遍，吴副支队长说，往返一遍要将近一个小时。
先遣队的两个小帐篷就扎在树林中一处高地上，帐篷外一面红旗，上写“党员突击队”，在暗灰的大山上特别亮眼。帐篷前的平地有一堆篝火残迹，炭灰里还埋着烤黑了的土豆。树间拉根绳晾着被子，其实也没太阳，可见帐篷里太潮湿了。
山上并没发现供数百人扎营的地方，不是陡壁就是塌方，地震时山体垮塌坐下来冲起数百米的河水积成许多水坑。脚下到处是震裂的缝，窄的巴掌粗细，大的有一米宽，据说整个大山上随处是这样的裂缝，有的被树叶草丛掩盖着，稍不留神就会陷下去，相当危险。
岳副主任是专家，有多年的野外施工经验，他一路对3名部下说：“现在看能搭5顶帐篷，再努力一下，争取搭20顶帐篷。这条小路要与堰体打通，为施工的大部队建一条逃生通道。”
回到堰坝上，战士们已经用铁锹在最高处修出一个20平米左右的停机坪。专家们上去验收，一堆人在这个小小的平地上转着圈。刘总宣布：“唐家山广场落成剪彩仪式正式开始！”大家还唱着入场式进行曲。别看老总们都一副乐天的样子，我清楚他们心里急得要开锅。开始下小雨了，飞机不会来给这个停机坪捧场了。
靠近湖水的一块巨石上，是一号监测点。高级工程师梁启成带着3名士兵还在观测水情。梁启成告诉我，目前堰塞湖的水位一昼夜上涨速度是2.06米。水往上涨，坝向下沉，3天内，堰体已下沉了25公分。
下午5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今天得发稿！除了揣在迷彩服兜里的小相机、采访本、两只笔、备用电池，其它什么都没带。没电脑，没电话，稿怎么发？我和新华社的刘昕都瞄上了岳副主任手里的海事手机——山上惟一能与外界沟通的工具。
岳副主任很宽容地允许我们使用。据说海事电话通话费不菲，何况这是山上与指挥部联络的渠道，必须随时保持畅通。
周末，不知道报社谁值班，就直接拨给总编孙晓青。电话立刻就通了，只是信号不好，时断时有，我转着圈找信号，喊得满坝都听得到。孙总很急切地要知道情况，但他那边还是听不太清，意思肯定是明白了：我要口述发一篇带唐家山堰坝电头的消息。现在没有电视台上来，我们这条新闻就是首发。可让总编给我做记录不太合适，我挂断了电话，然后终于拨通了记者部内勤组值班记者安普忠。难为小安紧急找纸找笔一句句记录下我的报道，每句话都得喊好几遍那头才听清。口述的肯定条理有点乱，我请他们再给顺顺。
挂了电话没多会儿，居然有找我的电话打进海事手机。是我们在绵阳的年轻记者丁海明，他有海事电话，所以拨进来了。他说孙总要他和我联系上，“一定想办法把江大姐救下来”，我很感动，请他转告孙总，稿子已传回去，没有危险，没有生存困难，请领导放心。
天黑下来，雨下大了。战士们在坝上平出一块地，搭了一个班用帐篷，作为指挥组办公兼住处。本来也想把帐篷搬到山上，但把所有物品背上去太艰难了，白天还要下来工作，最后决定暂住坝上，24小时监测水文，有了情况再往山上跑。
就我一个女的，当然得男女混住，反正大家都不脱衣服，穿着衣服还冷呢。
战士们腾出自己的被褥背下来给我们，一人一套。泥地冰冷潮湿，年轻小战士都说一觉睡起来浑身疼。褥子底下还铺了叠起的帐篷，算是防潮层。帐篷带得多，以为今天会上来大部队。殿总说，早知如此少带两顶帐篷，多带几箱单兵食品就好了。可谁料得到呢。
我捡了个门边位置。岳副主任提倡保护妇女，叫我睡到最里面去，我说我就在门口吧，大家都方便。帐篷的门是个布帘，关不严，孙副参谋长说：“你小心狼进来啊！”我说我没油水，狼进来也先叼最胖的。其实这堰坝上哪有狼啊，山上的狼估计早被地震吓没影儿了。
这个白天每人只吃了一包单兵自热食品，晚上都饿了，看看帐篷里仅有的一箱单兵食品——单人4天量，都没提再打开——谁知道后面的情况怎样，有备无患。殿总忽然像变魔术一样拎出一袋生花生米，大家高兴坏了，所有的手都上去抓，要在平时谁吃生的花生米啊，这会儿吃得还特香。这时就发现惟一财会专业出身的殿总真是高人一筹。也不奇怪，殿总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抢险，有经验。
专家们都是烟民，除李虎章和3个记者，每人都带了烟，而且都在随手提的纸袋里，以刘总的储备最丰厚，他的烟瘾也最大。于是帐篷里烟雾弥漫。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何以烟抽得这么凶？他们说，干水电，常年在野外施工，累，抽烟解乏。这就讲到了他们所干过的大工程：天生桥地质博物馆，世界最长的引水系，获国际建筑金奖；龙滩水电站，获世界混凝土坝里程碑奖——世界最高奖；三峡电站，中央军委通令立集体二等功；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清江水电坝、二滩水电站、洪家渡水电站、糯扎渡云电外送……这都是中国最重大的水电工程啊！工程建设中，眼前这些专家指挥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功臣，你不能不对他们充满敬意。可这会儿，他们就被困在这个孤岭上的小帐篷里，无异笼中困兽。
大家把仅有的两件救生衣给我和张保东。张保东年纪不大却有糖尿病，平时每天要打胰岛素，可这回没带上山，他肯定是血糖上去了，人看上去很虚，但一直扛着摄像机坡上坡下跑，咬着牙不放过任何可记录的素材，回去后要做专题。刘昕年轻，看样子身体还不错，躺下就大睡。
救生衣里面有泡沫，我垫在腰下。先期上来的小战士们都说，睡一觉起来浑身疼，那我“老弱妇孺”辈更得搞好个人防护，不要病了给大家制造麻烦。发现还有一小纸箱牛奶，就拿它当了枕头。看看其他人，都因地制宜，有卷了褥子边当枕头的，也有什么都不枕的。专家们是做了住在坝上的准备，但所有的生活用品都不在这架飞机上，基本上也都是赤手空拳。
这天夜里没睡成觉。首先是帐篷里巨响的呼噜，从李虎章开头，大家还坐着聊天他就直挺挺地躺着鼾声大作了。然后，陆续开始节奏不等、音高错落的吼声，像震耳欲聋的交响乐。听得出，演奏中，刘总是首席。据说他们上山前连续好几天研究排险方案到半夜，每天最多睡两三个小时，这会儿积蓄的疲劳总释放。
与帐篷内遥相呼应的，是帐篷外的大雨加山上滚石声。滚石声听之有劈雷闪电之效果，偶尔还伴有余震，似乎山水要倾覆，若不是战士们早提醒说习惯就好了，真感觉身在恐怖大片里。
别看孙副参谋长胖，但睡觉很轻，精力过盛。半夜爬起来，不是把身边的殿总拉起来聊天，就是跑到帐篷外跟哨兵逗乐，还在黑洞洞的雨地里做操。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睡多了腰疼，不如起来锻炼身体好。
终于天亮了。钻出帐篷一看，倒吸一口凉气，对面滚石的山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能见度基本是零！彻底打消想念飞机的念头吧，必须坚定常驻唐家山的思想了……这真叫听天由命。
可我原定今天是去都江堰采访301医院医疗队的，社里派的任务，也与带队的陈副院长约好，现在计划全乱了，还无法通知人家，比较郁闷。
远处山上竟然有鸡鸣狗叫，才知道动物们在大地震时会逃生啊！
没有水，不洗脸不刷牙；没梳子，不梳头；没能见度，出不去。大家起床只能坐在各自铺位上开侃。
岳副主任爬起来，发现睡得难受，原来用刘总的话说是“睡了个倒坡”——地势反了，一夜头朝下。
大家评点打呼噜的级别，刘总夺冠。刘总不承认，立刻转移目标，突然说：“你们没看李虎章一夜姿势都没变吗？”他不提醒还好，这一看李虎章和昨晚一样依然直挺挺躺着！吓我一跳——我可是才从重灾区抢险现场出来啊，经不住这种联想。大家也先是一愣，然后哄堂大笑，李虎章终于醒了，不知得累到什么程度才能睡成这样。
没有早饭开。刘总用他的陕西普通话大吹他们家乡的“油泼辣子biang biang面”，“biang”字只能拼音，字典上绝对没有，笔划高度复杂，有相关顺口溜，刘总念，大家跟着写，笔记本一张纸写这一个字基本就满了。关键是越写越要流口水。
岳副主任开始收紧皮带，说最后一个眼已不管用了，大家立刻表示有同感。张保东说，找个刀片，大家切皮带。其实收益最高的应该是孙副参谋长，强制减肥，可他却理直气壮地说：“什么条件下我体重都不减。”
气氛是很热闹的，吃喝也是有的。殿总的生花生米、刘总的烟、岳副主任的茶，基本敞开供应。岳副主任的茶须臾不可离，所以随身带了电水壶。我们这架飞机还带了一台野战发电机，有了电，可以烧开水了——当然一次烧一点。我竟然在兜里发现两包速溶咖啡！高兴坏了，找了个空矿泉水瓶，用岳副主任的开水倒一点冲开，再加点矿泉水，味道好极了，在这样的地方！
大家开心逗乐，逗着逗着就严肃起来了，毕竟都是专家级的高级知识分子，毕竟都是军队高、中级指挥员，毕竟都重任在身。谈话转向这次大地震救灾引发的思考，讨论救灾对国家与军队建设的警示，反思灾害应急机制、地质与建筑、农民工进城……从人文到科技，无所不涉及。可惜我没带录音笔，否则此时此地汇聚专家们发自肺腑充满激情的“唐家山研讨会”，将来在彼时彼地听听一定非常有意思。
10点半，雨还在下。我们到一号观测点看堰塞湖水位变化情况，正在观测的水文高工梁启成说，水位上升速度比昨天慢了些，一昼夜1.74米。我问为什么下了一夜大雨水位上升反倒慢了？吴副总师说，因为河床呈V字型，越往上面越宽，所以水位上升就显得慢。另外上游下雨后涨水汇到堰塞湖还需要一个过程，决不等于危险减小。
岳副主任的海事电话一直开着，绵阳指挥部传来的消息说未来3天有可能还有雨，飞机还是不能飞！对此，大家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空中通道不通，重型机械不能上，原定的排险施工计划无法落实，可堰塞湖的水不等人！
“我们建设这么多大工程，遇到的难题很多，从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是第一次完全依赖空中通道。”岳副主任有些无奈地说。
11点，准备开早饭。吃什么？在殿总指挥下，战士们把现有食品和饮用水清点了一遍，结论很不乐观：6箱单兵自热食品，5大瓶纯净水，两袋大米，一袋白菜，一袋洋葱，4小包榨菜，还有帐篷里那一小箱牛奶。干过后勤部长的殿总说，全部食品只够这34个人吃不到两天，必须实行计划供应了，要准备至少3天飞机不来。岳副主任建议，这顿饭就煮大米粥，能煮多少煮多少。
煮粥并非易事。30多人的伙食，就一口直径不到一尺的小锅，是战士翻山越岭几个小时在废墟里捡的，还没盖。我问为什么不找个大柴锅，他们说找到一个，是漏的。也只能因陋就简了。战士们从山上背下来很多被洪水冲断的树枝，有杉木、樱桃木，在坝上平出一块地，架起来点火烧，别看雨地湿，这些树枝还真烧得挺旺。
有人问米怎么洗，教导员漆文说：“不洗，不用洗，哪有水洗！”于是，米下锅，倒大半瓶纯净水，两根树棍一架，锅坐上。高工梁启成任炊事班长，削出一根树棍，在锅里不停地搅，以免沾锅。陈全义在一边煽风，负责火候。小战士们齐齐地坐了一排，眼睁睁地盯着这一锅粥，他们也是从昨晚到现在没开饭了。
两锅粥起码煮了有3个小时。第一锅煮好了，战士们一碗碗盛好端给我们记者和专家，专家们让战士优先，选择吃第二锅。我们仨推不掉，就不客气了。粥里放了白菜，没放盐，也觉得特别香。这便是我在唐家山吃到的最正式的饭，也是十分独特的一顿饭。这一天，唐家山就开了这一顿饭。
雨停了，雾更重了，坝上似乎越加阴沉。青川6.4级余震——大地震以后震区最大的一次余震，就是这天下午4点发生的。当时我正站在一块高出的石堆上和战士们聊天，突然整个堰坝就猛烈地晃起来，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有松动架空的土石发出塌落的声音，差点把人摔到沟里去。脚下的晃动过去了，山上的发作才开始。只听右岸塌方的山上万千巨石暴雨般滑落，比此前凶猛数倍，轰轰哗哗如雷霆，就像山要塌下来。陈全义说：“下一步不是我们水电部队怎么抢险，而是山下怎么对山上这30多人实施大营救啦。”
专家们都冲到高地上看湖水，就怕这一震，震出什么意外。还好，这“盆”水还没有要跟着折腾的意思。
下午4点半，绵阳指挥部再次与岳副主任通电话，告之今天有多架次飞机起飞，但到了唐家山上空都降不下来只好返程。未来3天有可能都是如此。空中通道受阻，大型设备运不上来，排险计划调整：挖渠导流的第一套方案不能展开，决定上第二套方案——人背炸药徒步上山，炸坝引水。指挥部通知，武警水电部队20名官兵组成的探路小分队已经在下午3：40从北川城外出发，徒步奔向唐家山，紧跟着后面将有700人的队伍背炸药上来。
我问炸坝是怎么回事，吴副总师介绍说，是顺着原定开挖渠道的位置埋好炸药，完全是定向爆破，非常准确，把整条渠道的土石炸松，等湖水自然下泄冲走这些炸散的土石，形成河道。专家们说爆破是吴副总师的强项，但即使炸药运上来，也是备用，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这个方案。
专家组不断开会，目前山上的任务是：继续水文监测，按时报告水位变化；组织小分队勘察大部队撤离路线；清理未来施工现场的树；安排背炸药大部队到达后的住宿问题。
不知从哪个战士那儿找出了一个小收音机，说是坏的。孙副参谋长摆布了一阵儿，居然修好了，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至此，与世隔绝的日子结束，唐家山上能了解整个灾区乃至全国救灾的情况了。刚才青川6.4级余震就是这会儿知道的，难怪那么大动静。还听到了报告“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施工准备就绪”的消息，全文基本是我昨天的那篇口述，真令人高兴，说明我昨天用海事手机报回去的消息今已见报了。
但是今天不能再发稿。从中午开始岳副主任的海事手机就进入高度繁忙状态，我不可能、他也不允许我再占着电话，他们要随时接听绵阳指挥部的新精神，随时讨论排险方案的进展变化。
上千官兵夜奔唐家山
唐家山堰坝的夜才真叫“伸手不见五指”，出了帐篷，连脚底下的地都看不见。不过山里起风了，我感觉雾在渐渐散开，这是个好兆头。
晚9点，突然看到天上有一闪一闪的微弱小光，难道是星星出来了？再仔细看，一点、两点，越来越多，排着队，时隐时现……啊！那是徒步上山的队伍到了！他们在山顶上打着手电走呢。
专家们也不顾沟坎，跑到对面高坡上，一边晃着手电给队伍打信号，一边大喊：“往下游走！往下走！我们在这里……”
9：40，探路小分队终于到坝上了。带队的武警水电部队一总队三支队副参谋长任大军钻进帐篷，就和专家们激动地拥抱。他满头大汗，衣服是湿的，喘着气说：“走了6个小时，上山时下雨，山路特别陡特别险，我们带了保险绳、铁锹、镐，不然有的地方爬不上去。老乡自愿给我们带路。官兵每人身上都背着20公斤的东西，有的战士走不动了，手刮破了，脚踩到山体的裂缝里摔伤了。到处是石块往下滚的声音，确实很惊险，我一路给他们讲红军的故事。”大家赶紧递水给任大军，他兴奋地接着说：“成都军区驻滇部队的大队人马也往这儿走呢，我们和他们比赛，我们小分队快，超到前面了。”
此前专家们还担心，徒步行军不是武警水电部队的强项，因为大多数官兵都是开大型机械的操作手，比不得野战军。可眼前的事实让他们相信，有我军服务人民的宗旨和优良传统，关键时刻官兵们都冲得上去。任大军从背来的口袋里往外掏东西，两部对讲机，几包面包……最后是一条烟——带给刘总的口粮。
将近11点，山顶上的星光多起来，在黑色的天幕上连成一条闪闪烁烁的线，越来越长，前面的下山了，后面的上山了，极其壮观。除了舞台和影视，我不曾见过这样的场景，不曾想到在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上，在红军长征70多年之后，能看到如此激动人心的景象。这是什么样的队伍啊，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翻山越岭夜行军，而且翻的是一座连一座极其险峻的山。最令人感动的是，队伍里的兵都是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站在坝上的人，心情竟都完全一样，“真像红军的队伍，一个个手电筒多像火把呀。”专家们望着山顶上无尽无头的闪光感慨地说。
直到早晨5点，昨天下午出征的队伍才全部到达，成都军区驻滇部队的高炮旅和“老山主攻团”1000多名官兵，紧跟着是武警水电部队的200多名官兵，他们都是走了七八个小时。还有500名水电官兵今天凌晨出发正在路上。他们化整为零背上来数吨炸药和几百发雷管。
成都军区部队的一部分官兵放下东西就又踏上回程，不能休息，因为坝上没有供他们休息的地方。另一部分和武警水电官兵数百人只能支起两顶帐篷，多数人露天在潮湿冰冷的泥石缝里铺开被子就睡。这场景让我觉得有些熟悉，是历史的重演，还是薪火相传？天将亮时，我看到他们睡得很香。他们太累了。
空中通道终于打通
26日，天终于放晴，才黎明，一切都十分清晰。飞机肯定要来啦！老远一看，停机坪上怎么扎了一座白色小帐篷！那可是直升机惟一落脚的地方啊！立刻有人去通知他们转移。我跑过去看，是空军气象小分队，他们也是夜里徒步上来的，准备配合打通空中通道。中央电视台7频道的5个人也走上来了，带着卫星天线大锅和全套转播设备，20名战士帮助背上来，拉开架势准备现场直播。
7点过一点儿，两架M-17直升机先后从头顶飞过，是来看天气的。官兵们欢呼，指挥组专家们脸上的笑容灿烂起来，空中通道终于被打通了。孙副参谋长告诉我：“设备上来了，还按照第一套方案干，工期大约一周左右，80多台设备到齐了，我们还会往前赶，一定要赶在险情前面。”
7：40，今天首架M-17直升机飞进山谷，盘旋，降落。两架在空中排队等候。停机坪还是太小了，机组人员得探出半个身子观察如何落脚，飞机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把3个轮子都落稳，放下大量食品、饮料、工具和几名专家。
我必须撤了，因为我得下去发稿。从今天开始，央视的滚动直播将让全世界看到唐家山堰坝上大战的实况。只有这之前的两昼夜是鲜为人知的，这也是我们报纸所能抢到的优势，我得尽早把这段独家亲历发回报社。
我和刘昕都上了这第一架飞机。直升机盘旋升空，俯瞰渐渐变小的唐家山，堰坝上已有许多红旗招展，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史纪 作者：江宛柳 期刊：《当代》2008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