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安徽省霍邱县人。1959年12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著有《弹道无痕》、《仰角》、《明天战争》、《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等作品，获第七、九、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四、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很多天过去了，我的脑海一直萦绕着那个单调而又重要的画面。那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几个箭头，从北，从南，从东，从西，还有从空中，从水面，向着汶川。在连续几个昼夜里，人们的视线始终关注着这几个箭头，盼啊盼，就盼着那几个箭头往前推进，哪怕向前推进一点点，我们的心就会感到一丝宽慰。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用战争的标准来判断这次救援行动的。我理解的战争行动，有两个重要的内涵:时间和空间——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从而完成指定的任务。我们——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恨不得在5月12日当天下午或者晚上，我们的军队就到达灾区，立即投入到抢救生命的战斗当中。然而，这毕竟是良好的愿望。连续几十个小时，那几个箭头曾经一度停滞，曾经一度推进得非常缓慢。那时候我们都在心里祈盼，快点啊，快点逼近汶川啊！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疑问，甚至有不理智不冷静的责备的心理，为什么那几个箭头推进得如此缓慢？
在最初的焦躁忧虑和悲痛过去之后，我们终于平静下来了，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场行动，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在那几个箭头的背后，还有多少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震动并且让我们心痛的故事。揭秘死亡峡谷的营救之谜，时机已经成熟了。
一
故事从5月14日讲起。
14日上午9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仿佛为八百勇士壮行。这支部队是从中原紧急调往灾区的，该部所在集团军首长在都江堰紫坪铺大坝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之后，先遣部队即由高炮团团长杨恩红和政委张博率领，向震中映秀和汶川进发了。集团军首长直接给杨、张下达任务，“以最快的速度把铁军的红旗插到汶川县城，以最快的速度把子弟兵的援手递给灾区群众。同时，查清沿途灾情、道路和重要救援目标，为后续支援提供行动依据。”
任务是受领了，方向也明确了，向北，向北，再向北。但是，路在哪里？离开紫坪铺大坝，八百人的队伍就踏上了一条没有路的路，也就踏上了一条生死搏斗的惊险之旅。
团长杨恩红在前，政委张博殿后，八百壮士背着干粮药品和土木作业工具，冒雨挺进。
从大坝下去之后，还有一段破烂不堪的路，这段路上的情景有点像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从南往北的是救灾的部队，从北往南的是逃难的群众，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抬着伤员。擦肩而过，相对无语。大难不死的群众看着迎面而来的部队，目光是复杂的，就像惊恐的孩子看见了父母，悲喜交加。官兵们看着逃难的群众，心情也是复杂的，但有一个念头是越来越坚定了，里面还有更多的等待救援的群众，快点，再快点，早到一步，就能多救一个人，多救一个人，就是一份胜利。
再往前走，没有路了，路在塌方的泥石流下面。尖兵组正在探路，突然听到脚下传来隆隆的滚雷声，接着就是天昏地暗，巨石从眼前轰然滚下。初次见到这个阵势，官兵们惊呆了。以后我问过一个战士，当时是个什么感觉，这个战士犹豫了一下说，“吓得两腿打哆嗦，原来只知道地震可怕，不知道山崩更可怕，不知道哪块石头会落在自己的脑袋上。”
我不认为这个战士是个胆小鬼，这个战士只是说了实话而已。身临其境，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是，害怕这个东西，很快就会被其他的情绪所替代。我问这位战士，既然害怕，有没有想过退缩？这位战士说了一句让我很难忘的话，“那哪能啊，团长还在前面呢。”
跟随这支队伍的，还有集团军的新闻干事梁申虎，少校军衔，曾经向我描述过飞沙走石的情景，“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有多大？大的比房子还大，掉下来坦克都能砸扁。”
有了这次下马威，团长重新调整了队形，要求大家不要说话，眼睛看路，耳朵听山。所谓路，鲁迅先生说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然而在5月14日红军师先遣部队的脚下，没有人走过的，甚至连野兽也没有走过的，刚刚从山上滚下来的锋利的碎石尖上，就是路。
事实上，从都江堰到映秀这一段，还不是最艰险的，而且重要的是，这时候还有点干粮和水。11公里的路程，不知道绕成了多少公里，历经9个多小时的跋涉，当天晚上终于赶到了映秀。此时伸手不见五指，杨团长用随身携带的海事卫星电话向军长汇报，但是电话未通，部队就地休息。
15日凌晨，电话终于通了，断断续续，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明白。集团军决定，张博率先遣部队主力就地营救，同时，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小型突击队，摆脱一切包袱，以最快的速度向汶川穿插。
突击队的任务略有变化，一是对当地被困待援群众进行安抚，鼓励自救；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还是查清岷江沿线、峡谷深处的灾情和救援目标，寻找路线和通道以及机降、空投位置。军长特别强调，从映秀往汶川的路线更为险峻，要做好克服各种困难的准备。每到一个居民点，要把那里的情况向指挥部报告。人口密集的地方，提供可能打通的道路预案和机降空投场地，必要时设置标志。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段路线的艰险程度果然非常人所能想象。为了完成下一步的任务，杨恩红很动了一番脑筋。首先是兵员选配，30个人当中有9名是教导大队学员，预提士官，年龄都在十八九，血气方刚，身体素质也很好；6个修理连的老士官，多次参加过重大演习，经验丰富，还有专业技术。前者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冲敢拼，适合突击，后者遇事沉稳，能稳住阵脚。
给养基本上都留给了映秀的受灾群众。临行之前，团政委张博收集了三瓶半矿泉水，十四包方便面，然后把作训参谋高伟叫到一边，把方便面和水悄悄地塞到高伟的背囊里，交代说，这就是你们的救命粮，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动用。
高伟点点头。这一点方便面和水，就成了突击队的秘密，只有杨团长和高伟知道。
二
梁申虎不在突击队的名单之列，因为他是集团军机关干部。15日清晨，梁申虎在废墟中东奔西跑找厕所，等他回到宿营地，发现杨团长等人不见了。他揪住担任留守任务的该团一名干部，一问才知道，杨团长已经带领突击队向汶川挺进了。梁申虎二话不说，拔腿就追。好在路况太差，队伍没有走远，追了一公里就追上了。
杨团长见梁申虎追上来，有点不高兴，怕这个上级机关的干部成为累赘，尤其是看见他脚上居然穿了一双皮鞋，更是别扭。但杨恩红嘴上也不好说。人家主动加入突击队，至少精神可嘉。
突击队仍然是猴子一样在碎石尖上跳舞，走到一个地方，山崩房塌，惨不忍睹。后来发现了一块面目全非的牌子，依稀可辨“卧龙收费站”字样。杨团长心情沉重地说，站在收费站上，横竖看不见公路，前面的惨状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还不是没有路。出发前杨团长在图上分析过，沿着岷江河岸走，总应该好一些，至少可以少翻一些山。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有利也有弊，因为河岸必然是深谷，遇到的塌方和泥石流就多。而且有些河岸本身就是悬崖绝壁，还得攀登。
走了一段，没有路了，需要过河。河水湍急，深不可测。正在望河兴叹，有人发现在河滩乱石当中露出一角不明物体，派人过去侦察，原来是一截船坞，不知道是哪里漂来的，坑坑洼洼，好在不漏水，能容下十几个人。
团长让大家把背包带集中起来，先派了两个水性好的战士，以铁锹作桨，跌跌撞撞地划向对岸，这就形成了一叶绳索轻舟。对岸的300多名被困的群众就靠这个小舟被救了出来，这边的31名突击队员也过了岷江。以后梁申虎对我说，没想到背包带的作用那么大，拉船靠它，捆担架靠它，攀登悬崖还靠它。
一路攀爬，总算进了皂角隧道。这一下突击队发大财了，他们在隧道里发现了一辆小货车，车主早已逃之夭夭，遗留了半车莴笋，好坏参半。战士们饥肠辘辘，眼巴巴地看着团长。团长没说话，拿起一根莴笋，削去腐烂的部分，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战士们明白过来，不由分说，饱餐一顿。
走到麻柳湾附近，又遇到一拨被困的群众，有几百人。一看到解放军来了，全体起立鼓掌，流着眼泪喊，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一个村干部告诉杨团长，因为没有道路，前后都被堵死了，困了三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简直绝望了，坐以待毙，没想到解放军硬是从大峡谷攀登绝壁过来了。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支解放军部队。
听说解放军还要往里走，群众又陷入到惊恐之中，情绪非常激烈，吵吵嚷嚷不让解放军离开。
杨团长急中生智，站在一个高坡上搞了一次简短的动员。杨团长说，温总理就在映秀坐镇指挥，我们是先遣部队，探明情况向上级汇报，很快就会有大部队来救你们！
杨恩红这样一说，群众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并且给部队烧了开水。战士们得知这些被困了三天三夜的群众只有三塑料桶饮用水，不忍多喝，每人湿湿嘴唇，31个人没有喝完一碗水，活生生地上演了上甘岭一个苹果的故事。
在这个地方，杨团长带着作训参谋高伟，地图和现地对照，分析了路线情况，公路在短时间修复的可能性不大，大部队沿来路机动的可能性不大，倒是发现两块相对平坦的地方，可以空投。杨团长又交代几名当地干部，带领群众平整场地，用衣服和石子围了一个圈，中间画上“十”字。杨团长想用海事卫星电话向指挥部报告坐标，他意外地发现，电话不通。
在受灾群众恋恋不舍同时又充满感激的目送下，部队继续向纵深挺进。现在的他们，图上直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但是真的爬到，还有多少公里，天知道！
15日13时30分左右，突击队再次过江。这次情况似乎好一点，有一个铁索桥。可是，对面有十几个受灾群众，眼睁睁地看着桥却不敢下脚。不知道是地震的原因还是常年失修的缘故，桥面居然是竖着的，两边的铁缆一根在上，一根在下，上面的木板横七竖八。
这个桥怎么走？不能走也得走。
杨恩红先派出两个老兵，抓住上面的，踩住下面的，一步一步地挪动。公正地说，这比杂技演员走钢丝好一点，区别在于杂技演员有保险绳，区别还在于，这些80后、90后的战士是步兵而不是杂技演员。凡是有桥的地方，两边都是陡峭的山壁。上面是随时而下的滚石，下面是几十米高差的岷江，几个战士恐高，一上桥腿就打哆嗦。团长又使出一招，让已经过桥的梁申虎把摄像机架上，对那几个恐高的战士说，看看，梁干事在给你们录像呢，看着镜头，留个英雄的形象。
我最初听到这个细节，有点误解。什么时候了，还录像，想上镜头吗？后来梁申虎跟我说，杨团长为什么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上镜头，而是想让战士们看着镜头，不往山上看，也不往脚下看，克服恐高和畏惧心理。听了这话，我暗暗惭愧。没有身临其境，哪里能了解一线指挥员的良苦用心？
历史惊人地相似。73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幕似乎又在重演，虽然从距离上讲这两个长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就艰难程度而言，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翻越雪山，过铁索桥，攀登绝壁，弹尽粮绝，衣衫褴褛……似乎这就是长征的一个缩影。
3时30分左右，突击队越过渔子溪电站，又一个绝壁像拦路虎一样横亘在眼前。关于这个绝壁，我看过照片，上面是一堆已经松散的、摇摇欲坠的石堆，下面当然还是万丈深渊。要想越过这个拦路虎，只能靠攀登。那块悬崖是从山体上裂开的，像个倒过来的马蹄铁，把拧成缆绳的背包带扔上去，挂在悬崖上，先攀登上去，再顺着另一端滑下。据说在这个地方，杨恩红第一次发火骂人了，因为有几个战士倚仗身手不凡，往下滑的时候动作快了一点，杨恩红担心他们把脚弄伤了。要知道，在那样的地形条件下，是负不起伤的，轻伤可以拖成重伤，重伤有可能送命。突击队的任务是排除一切困难，放弃一切行动，直奔汶川。他们是在死亡峡谷里开辟另一条隐蔽的救生道路，出征未捷先负伤，那怎么行？现在离汶川还远着呢。
以后的四个小时，又走了将近五公里。其艰险程度已经不言而喻了。这时候杨恩红还不知道，他上午在那个人口密集的避难点做的努力已经起到了效果，在突击队二过岷江的时候，有搜寻的直升机发现了地面上的圆圈和十字线，判明这是先遣突击队做的标记，跳下一支伞兵分队，携带了电台，这个地方的受灾群众很快就得到了营救——这是后话了。
19时左右，突击队到达桃关工业园。已经连续攀爬了12个小时，劳累不说，还饿得要命。超负荷行动，加上一路惊险，肚子里的莴笋早已变成汗水流尽了。那一天，几乎没有人撒过尿。
三
这一路上，作训参谋高伟体现了一个参谋人员优秀的军事素质，按照团长的要求，他基本上是凭借目测确定方位和距离，绘了一张大峡谷灾情和救援目标简图，标注了可能徒步通过和机降空投的位置。在桃关工业园，杨团长拿着这张图，用海事卫星电话向集团军首长汇报，然而失败了，还是没有信号。杨团长心里不禁一阵嘀咕，连海事卫星电话都不通了，这是个什么地方？难道地震把这个地方震到地球外面去了？
一天多了，同指挥部失去联系，让杨团长产生了很不好的预感。杨团长派人找到了一名准备出山的群众，确认是党员干部，然后把这张图交给了此人，并再三嘱托，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到汶川大峡谷几万人的生命。到了映秀，就找铁军指挥部。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群众是负责任的，高伟绘制的那张图纸最终送到了红军师师长杨剑的手里，为此后19、20日的万人大营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小分队艰难跋涉的过程中，集团军指挥部的气氛也是一片凝重。军长不断地问，他们到哪里了，让他们报告坐标！
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样，报务员摇头，海事卫星电话员摇头，就连离突击队最近的映秀方面，师长杨剑同突击队也失去了联系。这31个人死生未卜，让各级指挥员心急如焚。
除了派出这支小分队穿插大峡谷，集团军同时还派出几路人马向汶川挺进。杨剑率领一部于15日下午到达映秀，同张博的队伍会合，在映秀展开营救。另外，为了开辟通向汶川的第二条生命线，集团军指挥部痛下决心，命令红军师炮兵团一部摩托化行军，绕行雅安、宝兴、马尔康、理县，实施大迂回。装甲师一个团在副师长孙永富的率领下，从茂县方向翻山越岭，由东北方向向汶川逼近，实施小迂回。这就是我们在地震发生后从电视里看见的那几根箭头。
装甲师的那支部队，翻了一座山，突然遇上暴雨。坐不能坐，藏没处藏，走没法走，几百个人在瓢泼大雨中站立了半夜。余震不断发生，为了防止人员被摔到山下，孙永富和团里的领导想了很多办法，人捆人，人捆树。以后见到这个团的政委曾刚，他告诉我说，人捆在树上好哇，余震不怕了，还可以站着睡觉。我问，如果山体滑坡，连人带树拔根了，怎么办？曾刚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有时候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汶川啊汶川，我们从地图上看，从电视里看，近在咫尺，可是只有那些离汶川最近的官兵才清楚，它远在天边。
以后我曾向宋军长问了一个很不聪明的问题，我说我军现在的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说公路被毁，那么还有空中。如果说雨天雾天不能起飞，那么也还是有晴天，我们的直升机多飞两次不就解决问题了？运送兵力，营救生命，补充给养，为什么就那么困难？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迂回，为什么还要冒险穿越大峡谷？
宋军长没有马上回答我。我们是在黑暗中交谈的，我感觉到他苦笑了一下。他的苦笑使我意识到了我的愚蠢。宋军长当过团、师、军、军区各级作战参谋，还当过军区的情报处长和作战部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功底的陆军将领。对于地形，他有着天然的职业敏感。宋军长说，是啊，我们几乎选择的全是非常手段，大迂回绕道八百公里，中迂回重演三国时期邓艾翻越剑阁关的那一幕，小穿插简直就是死里求生。为什么？无论是空中还是地面，正常的渠道都被堵死了。那条路我以后走过三次，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办法。先说空中吧，直升机攀升的高度是有限的，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够翻山越岭。那么，在有限的高度飞行，其实就是在峡谷的上空飞行。汶川的峡谷有多狭窄，有多险峻？我给你打个比方，在有些空间，只能通过一架直升机，如果是两架直升机相向而行，狭路相逢，就只好通过改变高度给对方让路。在这样狭窄的空中走廊飞行，遇上强气流，方向稍微偏一点，就会撞上山壁，机毁人亡。何况还会经常遇上大雾。第二，就算直升机可以空投，可是投下的物资百分之九十五都落在峡谷谷底，或者落到江里，剩下的百分之五，还有多半落在悬崖上，能够落到居民点的，微乎其微，杯水车薪。第三，这样的崇山峻岭，机降更是险中之险。我从直升机的舷窗往下看，根本看不见路，那些山，坡度多数都在七八十度以上，地图上你根本数不清等高线。有的地方由于塌方，甚至变得上面大下面小，随时倒塌。一个昼夜没有突击队的消息，我不能不说，我对他们能不能活着回来都很担心。
在同宋军长交谈之后的第二天，我查看了地图，以我有限的军事常识，我明白了死亡大峡谷的含义。
这里我要讲一段插曲。
直到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已经是7月上旬了，都江堰到汶川的路线还是没有打通。我此次的灾区之行，除了了解情况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看望我很敬重的一位战友，我老部队的副军长李晓星，1979年我们到南线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我是新战士，他是连长。这个人在三十年间从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集团军参谋长直到副军长，一步一个脚印，带兵打仗，很有思想，并且先后到国防大学、俄罗斯军事院校进修，可以说理论实践都很有一套，我在2001年回老部队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曾经数次深谈到半夜，深为他的忧国忧民和治军理念所振奋，那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虎啸中原》，介绍了我曾经所在部队和李晓星的一些情况，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他的动静。但是在此次抗震救灾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直到深入灾区，我才知道，他作为集团军首长的副职，5月18日即被派遣到汶川孤岛，坐镇指挥那里的抗震救灾工作。因为交通阻隔，直到7月上旬，汶川还是很少有新闻单位进入。我是6月底去的灾区，先后在都江堰、青川、安县等地盘旋了10多天，仍然没有办法到汶川去，最后只好返回成都，乘飞机到黄龙，再假道松潘、茂县，绕了上千公里，才于7月12日到达汶川。李副军长说，我是惟一在汶川过夜的作家。次日，李晓星带我驱车去看桃关、草坡、皂角沱等地方，我们所走的路线，多数是新开的，而原先的公路，有的已经被泥石流埋在一百米以下了，走着走着，塌方了，只得停下来，待推土机和挖掘机工作一段时间，再继续前行。这就是当初杨恩红的突击队所走过的路线，五十多天后，这里还随时塌方伤人，岷江两岸山峰陡峭，别说攀行，看上一眼，都觉得心惊肉跳。
工化处的参谋贾献礼对我说，其实在最初的集中关注之后，汶川县城重新成为孤岛，外界根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这里就是李副军长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艰苦奋战，从中心开花，向外界打通道路。离开汶川的时候，我给李晓星发了个短信，“受命危难守孤城，麾下千夫一将军。英雄无语天有知，笑听青山流水声。”
事实上，青山已经不再流水，我在汶川住宿，听到的是帐篷外面的仍然不断的飞沙走石的声音。可想而知，当初杨恩红他们那一路上，遇到过多少次塌方和泥石流。
四
各路人马各显神通都在不屈不挠地往汶川开进。
突击队虽然已经离汶川很近了，但是也差不多到了弹尽粮绝的程度了。
在桃关工业园，找到了灶具，可以生火造饭。杨团长的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决定拿出一半方便面，加上路上采挖的几个土豆和几根莴笋，烧了一锅大杂烩，每人分了一点。战士们直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以后梁申虎在向我描述当时的场景，还情不自禁地叭哒着嘴说，“那简直就是我吃过的最美最香的一顿饭。”
饭后天色已经完全黑暗。杨团长决定就地休整。战士们把背囊一放，有的连雨衣都顾不上解开，就打起了呼噜。
这天夜里，相邻蜷曲着的杨恩红和梁申虎有一段对话。杨恩红说，梁干事，我原先不认识你，但现在我们是生死之交了。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这一路凶险很大，再往前走，可能会更险恶。我是团长，危险的时候我必须走在最前面。这支队伍，除了我，你的职务最高。万一我有个好歹，你得带着队伍往前走，不能管我了。我们要完成任务，要把大峡谷里的情况报告给首长。
梁申虎本来就紧张，听杨恩红这么一说，就更紧张。梁申虎嘴上很硬，说，杨团长你别这么说，不到汶川非好汉，哥们儿得活着回去。
杨恩红说，出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峡谷既难进也难出，本来想让大家写遗嘱的，又怕增加畏惧心理。但是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交代。如果我出问题了，你就是我的代理人。希望你把这些十八九岁的娃娃带出大峡谷，把情况送到指挥部。
梁申虎说，我记住了，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活着。
16日清晨，杨恩红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今天上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赶到汶川。他交代，把最后的几包方便面煮成杂烩汤，每人热热肚子，破釜沉舟，继续前进。这时候遇上几个在外地打工的群众，急于返回汶川打探情况，也跟着队伍一起行动。
三过岷江。这次有座水泥桥。说来蹊跷，每次过桥，不是遇到余震，就是遇上塌方。前面几个组刚刚过去，飞沙走石便如瀑布般落下，最后一组由教导队指导员余松云带领，处在最危险的地带，在滚石落下的一刹那，他正指挥几个战士往一块巨石下躲避，没想到一个老乡突然从背后把他抱住了。那老乡的脑袋紧紧地抵在他的后背上，不知道是把他当作了屏障还是因为害怕的缘故。余松云回过头说，老乡，你要抱就把我抱紧了，我是解放军，只要我安全，你就一定安全。
这时候滚石还在身边飞舞。老乡突然把手松开了说，对不起解放军，我太紧张了。
余松云拉着这个老乡边跑边说，没关系，你抱住我是对的。我们本来就是来保护你们的。
这次泥石流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一组的冯伟躲避不及，被一块滚石击中，扑倒在地，眼看就要被随后而来的泥石流掩埋，身边的士官常江军一个箭步冲上去，背起冯伟就跑。最初那几步，常江军健步如飞，可是毕竟连续几个昼夜没有好好休息，体内基本上没有营养，跑了十几步开外，常江军一头栽在地上，所幸没有负伤。
千小心万小心，突击队还是出现了伤员，冯伟的左腿开放性骨折。杨恩红让人找了两副口罩，用仅有的纯净水洗了洗，再从迷彩服撕下几块布条，进行简易包扎。激动人心的是，高伟从自己的背囊里找出了一小瓶云南白药，就是这瓶云南白药，保住了冯伟的腿。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更何况，压根儿就没有“道”！再往前走，更困难了，伤员寸步难行，要抬。而在这样的“路”上，抬一个伤员，人再多也没有用。冯伟知道自己给突击队添了天大的麻烦，哭着对杨恩红说，团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动作慢了，没有跑过石头。杨恩红说，别说了，那不是你的错，我们都跑不过石头，躲过了这一块，还有那一块。冯伟说，团长，我知道咱们突击队还有重要的任务，军长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铁军的红旗插上汶川城头，可是……实在不行了，你们放下我，继续往前走吧。
说着，冯伟就哭了，事实上他最担心的就是把他留下。
团长说，好兄弟你放心，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绝不会丢下你。那么多生死关头我们都过来了，现在离汶川不过十几公里，曙光就在前面。
团长这么一说，战士们一片请战声，包括向导和跟着进山的群众，嗷嗷叫要求抬冯伟。杨团长审时度势，还是觉得当地群众抬担架比较稳妥一些。
事隔多日，梁申虎向我描述那段路程，眼睛还是湿的。“那哪是抬啊，四个老乡，多数都是在地上爬，你看过小花电影里妹妹抬哥哥的镜头，刘晓庆演小花，在石阶上跪着往上走，膝盖都磨破了。可是我们的情况比她更糟，因为根本没有路，而且还不断地攀援悬崖。”
我回忆起那几天我们在外面知道的情况，先是就近驰援的武警某师参谋长王毅率领一支武警部队进到汶川，紧接着是空降兵15个人在茂县冒雨冒险跳伞，可是大部队还是没有进去，济南军区红军师几千人和成都军区一部进到映秀，就再也进不去了。
死亡大峡谷里，只有杨恩红率领的31人小分队孤军深入，抬着伤员，饿着肚子，走着没有路的路，向着汶川，艰难而又执着地前进，一步一步，一寸一寸。
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本师“秋收起义二团”团长黄长新带领的300人，作为大峡谷里的第二梯队也在向汶川穿插。从大的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然而走的却不是一条路，因为没有路，路在脚下，脚踩在哪里，哪里就是路。所以，黄长新也搞不清楚突击队的行动。
五
集团军指挥部里，宋军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表面上看不出他有多么焦急，当然更不会失态，但是，他的内心是怎样的煎熬，外人是不可想像的。眼前的那张地图已经不再是图了，它在将军的心里已经成了一座立体的沙盘。
宋军长以后说，我越看地图心里就越发毛，陡峭的山壁，险峻的峡谷，湍急的河流，每隔几个小时就来一次的余震，每走一段就会遇到的塌方和泥石流，还有许多根本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我的眼前全是这些东西。这支小分队简直就是放在菜板上的一块肉啊。有很多当地的群众，在大地震中侥幸逃生，可是后来又被余震和泥石流夺去生命，比比皆是啊！几十个小时杳无音信，那时候我不能不想到最坏的结果了，我这31个人可能已经牺牲了。什么叫愁肠百结，什么叫望眼欲穿，我全体验了。
队伍里有个叫刘虎的战士，家就在什邡，他在接到紧急向灾区开进命令的同时，也接到了家乡受灾的讯息。什邡也是重灾区，家里是个什么样子，亲人是否安全，一概不知。在路上走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想着早点到汶川。只要是休息，脑子稍微空闲的时候，就开始想家，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想家啊，家近在咫尺，亲人生死未卜，他却连面也没有见上。从映秀出发到银杏这一路，他完全能想象出离此地直线距离仅有几十公里的家里的情况，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然而他独自饮泣，他既不想给领导增加心理负担，同时他也不可能插翅飞回到家乡。能够安慰他的，就是任务，他想他在这里拼命地往前走，就是为了营救汶川城的乡亲，他想，一定会有像他一样的战士，也在他的家乡营救他的亲人。
以后，我在汶川还遇到一个叫任云龙的战士，也是杨恩红突击队的一员，他的家就在重灾区彭州。他参加突击队的时候，还没有同家里联系上，不知道是否有亲人遇难。我问他当时心里是不是矛盾，他回答说，心里很急，但是我不能离队。我是战士，首先要完成战士的任务。我在这里任务完成得越好，心里就越是感到安慰。据说这个眉清目秀、个子矮小的战士在行动中表现得异常顽强，似乎是来自灾区的战士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在前面探路，在战士当中，他抬伤员的时间最长。
奇迹最终发生了。以后宋军长总结说，最大的奇迹就是没有牺牲一个人，简直不可思议，简直就像一条鱼，你把它放到油锅里煎了一下拿出来，它居然还是活的。我们的步兵都练成了特种兵，不，比特种兵还特种兵。
16日上午11时10分，集团军指挥部突然接到小分队的信号，当参谋向宋军长报告杨恩红的小分队已经进入汶川县城的消息时，这位几天来一直冷峻一直不动声色的将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两行热泪刷地一下涌出，滚滚而下。
军长问，同志们都还好吧？
杨恩红哽咽着说，军长，我把队伍带到汶川了，大家都还活着。
军长说，我知道了，你们休整一下，马上向汶川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到，把大峡谷里的情况汇报清楚。
杨恩红说，已经准备好了。
杨恩红虽然带去的兵力不多，但他是从大峡谷里把红军师的红旗扛到汶川城头的。这就意味着，在世人关注的大规模和焦点地区营救之外，还有一条隐蔽的营救通道，在他们到达汶川两天后展开的规模浩大的“万人大营救”和更晚一些的“进村入户”救援活动中，大峡谷没有被遗忘，没有被放弃，从大峡谷里营救出了几千名被困的群众，这与突击队的先期组织自救和后来提供情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突击队在大峡谷里生死探险，对整个抗震救灾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进入汶川之后，突击队开始了新的战斗。5月17日，稍事休整的突击队背着干粮和水，沿来路分段向那里受灾被困的群众运送给养。他们没有想到，在沙坪坝，他们遇见了“秋收起义二团”的300人，他们尾随在突击队之后，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因而他们走了四天，而仅有的粮食也多数发放给沿途的受灾群众。后面两天，他们每顿只能喝一碗稀饭，战士们眼看着就皮包骨了，恰在此时，迎面遇上掉头而来的突击队，真是喜出望外。突击队带来了粮食，也带来了走出困境的希望。杨恩红和黄长新两位团长见面的一刹那，就把对方抱住了，相拥而泣。他们的泪水有太多的内涵，有战友生死相逢的喜悦，也有大难不死的庆幸，也许还有更多的东西。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史纪 作者：徐贵祥 期刊：《当代》2008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