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纪〗皇帝与大臣的财局

一

乾隆四十五年，皇帝七十岁。他是大清君主中第一个活到了七十岁的人。努尔哈赤寿六十八，皇太极五十一，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太祖和圣祖都接近了古稀的门槛而没能跨过去。在功业上，他早已经成为第一，如今在年龄上，他又成了第一。

他作了一篇《古稀说》，其中说：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

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个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只有我乾隆盛世，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在许多方向上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制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

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两件，那就是皇帝七十大寿和八十大寿庆典。特别是八十大寿，连绵不断庆祝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祝寿活动，光是金佛这种最不起眼儿的礼物他就收了上万尊。皇帝当然心情很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忙着欣赏把玩臣下送来的各种寿礼。不料，内阁学士尹壮图的一道折子，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这道折子说，目前地方政府普遍出现巨额财政亏空，也就是财政赤字，说明许多官员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正在蔓延。建议皇帝彻底清查一下。

二

乾隆中期之后，臣子上书指责朝政的事已经越来越少了。尹壮图的声音听起来既意外又刺耳。

皇帝毕竟圣明，他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皇帝心平气和地批道，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尹壮图说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有无实在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往往慷慨激昂，却不牵连一件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

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是多么困难。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

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又回京任职，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他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像的那么富庶繁荣。“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普通百姓对大清政局无不痛心疾首。“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一一调查取证。“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说，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他请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

三

尹氏的头一道奏折只是让皇帝略有不悦，这道复奏却让皇帝深受刺激，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后把笔掷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也不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烧。

皇帝万万没有想到，在大清处于他千辛万苦打拼来的盛世之际，居然有人进行如此颠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击。如果说当今天下一两个省有亏空，一两名官员存在腐败行为，这本在意料之中。史上没有完美的盛世。不过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支流和主流，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尹壮图说所有的封疆大吏都“声名狼藉”，说所有地方都“吏治废弛”。这岂不是用一个指头取代了九个指头，将大清政局描绘得一团漆黑不见光亮吗？

对于这个尹壮图，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错的。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虽然才干不算特别优长，但勤勤恳恳，从不取巧。因为为人不够圆转，乾隆三十一年高中进士后，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这些闲职上晃来晃去，一直解决不了级别问题。还是皇帝开恩，几年前特意把他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让他享受副部级待遇，于他可谓恩深泽厚。按理说，这个人对皇帝，对大清，只会感激涕零，不应该有任何敌意。何以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对大清政局进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击？

皇帝决定，如尹壮图所请，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仓库。皇帝要公开和尹氏打一个赌，那就是大清的官员队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基本上是坏的；大清天下的仓库基本上是满的，还是到处都是亏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说，那么我就承认我这五十五年都白干了。如果尹氏所说不实，皇帝隐藏杀机地说，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皇帝和大臣公开打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实在是因为尹氏所言涉及了如何评价皇帝五十五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坛精神了起来，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这个赌怎么打下去。

四

对于共同生活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君臣二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尹壮图并没有说谎。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

这种政治局面，与乾隆前期惩贪成功密切相关。

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乾隆比雍正仁慈，但实际上，乾隆朝对贪官的惩处远严厉于雍正朝。雍正年间，惩贪实行“完赃减等条例”。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乾隆却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一千两（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万元人民币）即判处斩首，绝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索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之严厉者，除朱元璋外，乾隆可排第二名。

乾隆前期惩贪，不管面对何人，绝不手软。慧贤皇贵妃十分受乾隆的宠爱，她的弟弟高恒仕途也颇为顺利，乾隆二十二年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此人操守不佳，就任不久，“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毫不宽贷，将这位小舅子立即处死。

不过毕竟是自己的至亲，杀掉高恒之后，皇帝于心颇为不忍，对高恒的后人相当照顾。十年之后，高恒之子高朴得以出任叶尔羌办事大臣。不料此人颇绍祖风，到任不久就私役回民开采玉石，转往内地私卖，把钱装入自己的腰包。事发之后，皇帝一面痛惜不已，一面又说“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降旨将高朴即于当地正法。

总结乾隆年间，封疆大吏以侵贪立案查处者多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二十余名，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侵贪或徇庇侵贪而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因为乾隆前期抓紧了吏治或者说反腐败这个关键，所以才能迅速把清王朝推向了盛世之巅。清人章学诚认为，那时的乾隆朝确实可称为清明盛世。学者赵翼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政治基本清廉。而尹壮图后来也评价说，起码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咸享乐利之福”。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先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政治局面：“（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贪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贿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李朝实录》）。

中国人的说法当然比朝鲜人还要激切。章学诚说：“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则说，乾隆晚年，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

也就是说，官僚体系已经快烂透了。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万民欢悦，四海升平”。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象。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们在路上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官场，叹息时事。那些官员们贪污腐败之肆无忌惮花样百出，令人想不敢想闻所未闻。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八九是虚报。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具体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是一个忠朴之人，认为罗列现象，发发怨气，并不能有补，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务。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清查各地财政赤字，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力挽狂澜于既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五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上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可以生死天下一切人，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晚年的来临。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虽然始终处于操劳之中，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遗传基因再好，也无法抵抗衰老。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从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蒙田说：“老年有这么多缺陷和愚蠢，又这么容易受人耻笑。一个老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收获不过是家人的仁慈和爱，统领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虽然没有人敢于耻笑皇帝，乾隆自己却越来越经常地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年过七十之后，“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

精力也显然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生命就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不论怎么以意志去强催强唤，都调动不起精神。乾隆四十九年之后，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越是曾那么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年的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奏议里钩稽出全部资料，他的大脑如同强力机器，把这些庞杂的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过去头脑中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今已经丢失了索引，如同一个散乱的仓库，想寻找点什么，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偶尔巧合，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找到一两件东西，更多的时候，则是费尽力气，耗尽时间，把这个仓库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错误接二连三，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倾覆是迟早的事。

六

随着生理的老化，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心理学家说，人到老年，由于身体机能越来越退化，性格往往由外倾转向于内向，主动转向于被动。壮岁之时，心雄万夫，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年时的皇帝经常呵斥的是官员们奏事的不细不明。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刚即位的乾隆如同初生的朝阳，清新和煦，万物欣然。进入中年之后，这轮升到高空的太阳放出万道威光，照临普天之下的每一个角落，无人能够逃避。大兴文字狱、厉行惩贪、强化保甲、打击民间宗教……种种措施，无一不毒辣峻烈，猛烈彻底。大清王朝的臣民，如同烈日下的树叶，被炙烤得垂头丧气，萎靡不振。进入晚年，这轮太阳的威力终于慢慢开始减弱了。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嘉庆实录》）

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乾隆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七

在专制社会想要根除贪污，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因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约束贪污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

在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而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又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背景下，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如果想用心，老皇帝还是足够精明的。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延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亶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称赞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人捐了监生，收银15094750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第一是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后期，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规定，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一百数十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

这个案子还反映出，地方腐败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腐败已经蔓延到政治中枢。

王亶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亶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纷纷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腐败到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总理级别，这个国家水多深也就可以估量了。

八

按理说，王亶望案这样严重的案子发生在眼前，应该足以惊醒皇帝的盛世迷梦。事实是皇帝仍然浑然不觉。越到老年，皇帝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江山，是铁打不破的。或者换句话，他永远是光荣、正确、伟大的。虽然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皇帝仍然认为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并且既经发现和处理，就证明已经解决。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是他老到昏聩了吗？不尽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老皇帝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

中国的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谀言比批评更容易入耳。因此，最高权力所有者很容易被大量的正面信息所洗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人在掌握权力之前行为做派都很正常，甚至不乏理智精明，而一旦握了重权，马上满面红光而满脑糨糊。

乾隆早年对臣下的欺骗伎俩十分警惕，“难眩以伪”。一旦发现自己受了蒙骗，则作伪者必遭严惩，因此大臣们在一般情况下不敢对他说假话。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喜谀恶直之弱点逐渐暴露。大臣们自然也就窥测风向，越来越报喜不报忧。对专制者来说，从“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之一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导”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这一激烈的“负面报导”产生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布尹壮图奏折的同时，乾隆连篇累牍，从头加以反驳：

尹壮图说天下吏民，多蹙额兴叹。这绝无可能。因为我即位五十五年来，对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无前例。六次普免钱粮，不惜巨资，修筑海塘河工保卫百姓生命安全。因此，广大人民对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绝不会有“蹙额兴叹”之情事。

至于尹壮图所说的官场腐败、各地亏空，皇帝认为这也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事实上，如果历史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当今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不但超越历代，而且也远优于皇祖皇父时期：“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而乾隆年间，惩贪之严厉前所未有，各地官员凛如冰渊，绝大多数不敢犯法。即使有一二胆大之徒，也马上遇到严惩：“自朕临御以来……其有贪婪不法如王亶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势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么，尹壮图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瞎说呢？

在上谕中，皇帝公开分析说，尹壮图此举出自如下卑鄙动机：他自揣学问才干均属平庸，在朝廷不能升为侍郎，外放派不到学政，至于尚书、督抚的职位更难梦想，所以想借此奏折显示才能，获得敢言之名，进入史册。此等居心，岂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赌还没有见出分晓，皇帝先进行一通人身攻击，其气急败坏之心态袒露无遗。

九

皇帝更趋气壮地与尹壮图摆下了擂台，要公开较量一场。然而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暗访一下，形势立判。

尹壮图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才提出了“密往查访”的要求。

然而皇帝却不给他这个机会。皇帝明确拒绝了尹氏“密往查访”的要求，理由是“无此政体”。

其实，老皇帝虽然不愿意听到任何批评之声，但是他心里也很清楚，当今天下并非没有可议之处。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个指头存在嘛。尹壮图所说的吏治废弛，仓库亏空，在某些局部也确实存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他就曾经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办过府库亏空案。而云南一省现在亏空一百万两，这也是乾隆明确掌握的。如果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那么难保不查出几处亏空，他的面子往哪里放！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点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并不影响大清政治的光荣和伟大。皇帝和尹氏打这个赌，就是为了反击那些恶意唱大清政局的不和谐音。因此，采取点小小手腕，也是必需的。所谓“行大事不拘小节”。

因此，皇帝从大局出发，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决策：

第一，拒绝尹氏“密往查访”。非但不允许密查，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发前，发出通谕，给全国官员来一剂预防针，以防大家思维混乱。皇帝在上谕中点明打这个赌的目的，是以尹氏为反面教员，对全国臣民上一次形势教育课，以为无识之徒戒。皇帝说，令尹氏盘查盘查的结果必然是用事实“服其心”。“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污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氏的罪恶，因此会大白于天下。

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如此盘查，当然什么东西也查不出来。在“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绝不会有半点含糊。因此，尹壮图还没有出发，这个赌事实上胜负已定。

但是，形式还不得不走。皇帝谕旨一下，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老皇帝因为生气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还特别说明，尹壮图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费。

庆成官轿仪仗在前，尹壮图骑着匹骡子孤零零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

“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个个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打开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届相符”。检查完毕，地方官领着庆成去大同石窟观光，留下尹壮图一个人在旅馆里写汇报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如何检查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御音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大清天下的认识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自然证明全国处处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误皇帝的宝贵时间，“恳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按理说，事情到此，皇帝已经达到了目的，此事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皇帝并不满足。比赛刚刚开始，尹壮图就应声倒地，显然是用假死来逃避打击。他一定要迫使尹壮图继续打下去，直到真正心服口服。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三，皇帝发布上谕，说尹壮图要求事情就此结束，是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骂尹壮图“居心巧诈，殆不可问”！皇帝说，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让他回来。因为“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后，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诈”这句詈骂一出口，老皇帝积累了多日的邪火喷薄而出，接下来又把尹氏从头到脚细细骂了一顿。皇帝也真有闲心，他把尹氏几次的奏折又读了一遍，挑出了两个用词不当之处，然后说，尹壮图因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学政而怨恨朝廷。其实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他才学实在有限。这样白字连篇的人，岂能外放学政担当教育士子的重任？

皇帝还推测说，尹壮图当初提出要密查，其实主要是想到淮扬一带敲诈盐商们。因为那一带盐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钦差大臣的声威一恫吓，他们必定会大加贿赂，尹氏就能名利双收了。

连讽带刺痛快淋漓地挖苦讥笑尹氏一通后，皇帝大骂道，这类伎俩就是庸主也不会受骗，还想拿来骗他？真是没长眼睛，活该倒霉！“若朕烛照所及，情伪周知，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

骂够了的皇帝突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他怕严责之下，尹壮图畏罪寻死，不能完整地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所以他在上谕中要庆成转告尹氏，不会杀他的头，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开宏恩，上一次说不能给尹氏报出差费，但现在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费大概不会多，如果不够用，让庆成在出差费中酌情分一些给他，让他健健康康地回来，好接受最后的处理。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

一边检查，一边皇帝还不停地给他写信，问他：“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大家对大清政权支不支持？

尹壮图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嘴彻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因此，接下来这一路，尹壮图都忙于绞尽脑汁，撰写大量考察报告汇报给皇上。

在报告中，他一再奏称：“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

在报告中，他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热情歌颂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目击各省库项丰，他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

“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

…………

十

“全国大检查”完成之后，尹壮图再次上书，表示彻底认罪，“自承虚诳，奏请治罪”。说自己“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

这些汇报满足了皇帝的期望。皇帝带着大获全胜的满足总结处理此案。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令庆成带其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皇帝总结此案，从头道来，说尹壮图原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皇帝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国家政治，其罪甚大。

不知为什么，皇帝总觉得这桩罪过虽然“甚大”，却还是不足以服众。他动足脑筋，百般罗织，以把尹氏彻底搞臭。

反复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尹壮图年过七十岁的老母仍在故乡云南生活。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作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而尹氏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做官，“乃竟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无亲，人伦丧失，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无君无亲，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这么大的罪，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做了终审判决。出人意料地，皇帝采取了打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老皇帝政治斗争搞了一辈子，知道怎么样才能既达到目的，又笼络人心。他说，大家对尹壮图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

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壮图虽然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风格太高，“不妨以谤为规”，无则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那意思是说，原本“敌我矛盾”，不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降级使用，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

说来有趣，皇帝此时忘了他把尹壮图“恋职忘亲”列为定罪的重要理由，处理起来居然让他继续在京任职，与母亲分离。

倒是尹壮图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辞呈一上，皇帝无法拒绝，只好放他回家。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尹氏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回老家养母去了。

十一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有史以来，我们这个国家达到的最高高度就是“盛世”。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然而，中国的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中国的盛世不过是漫长而黑暗的衰世中几个光亮的孤岛。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和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天宝十一年，全盛的大唐人口达五千二百万。但“安史之乱”后的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五百里中，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一千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而非制度创新。

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正如雍正所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案，其人存则其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中国专制政体如同一驾历代相沿的马车，如果驭手全神贯注，不断鞭打约束，则马车会走得又稳又快。如果驭手提不起精神来，动不动就打盹，那当然会遇到倾覆之灾。

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持盈保泰”一法。在到达盛世阶段后，统治阶层都不可避免地进取精神消退，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繁荣，逐渐丧失忧患意识，忽视那些潜在的问题。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常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被往往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世界文明中，有许多文明体可以数百年保持上升趋势。“伊丽莎白黄金时代”就是大英帝国起飞的重要助推期。其原因当然是英国的崛起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制度创新。

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易经》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无陂不平，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这确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转规律。不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的发展，已经从自身的一治一乱循环转向与世界大潮合流。跳出中国文明的视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并不是非要盛极而衰，百十年就要重新洗一次牌的。正如梁启超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说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责任编辑洪清波

分类：史纪 作者：张宏杰 期刊：《当代》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