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多少往事烟雨中（之二）

陈愉庆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愉庆、马大京夫妇共用“达理”笔名著有小说、剧本多种，屡获全国各种文学奖项。后旅居美国，现重拾笔墨，已有描绘旧金山硅谷华人生活系列作品问世。如长篇小说《飞舞芳邻》、《如若不曾相识》、《不再承诺》；中短篇小说《带我回家》、《伴你同行》、《空巢》等。

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表达。“碑文”所述关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可用浮雕表现。责成“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征集纪念碑的设计方案。梁先生是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召集人，刚刚抵京不久的父亲也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项工作。

我们西单横二条32号的家，成了“都委会”的第二办公室，班上做不完的事，下班后拿到家里来继续做。住在最前面院子东厢房里的“滕姥爷”就是“都委会”的资深模型工。我至今不知道“滕姥爷”的名字，由于滕老夫妇家住了一位父母离异的外孙谭维汉，院里的孩子们就随这位和我同龄的小邻居称他外公外婆为“滕姥爷”、“滕姥姥”。

滕家东厢房的屋子正对着最前院的月亮门。每天午睡之后，我就走上高高的台阶，跑到腾姥姥家去问：“谭维汉睡醒了吗？”眼睛却一直往方桌上瞟，其实是想看看滕姥爷有没有做出什么新的模型。在孩子们的眼里，那都是最好的“玩意儿”，我们是滕姥爷精湛手艺的忠实崇拜者。

父亲和同事们做北京规划和筛选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日子，也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家里有很多来来往往的客人，母亲忙于招呼茶点消夜，就疏于管教儿女。我趁机从母亲眼皮底下溜出去，跟邻居的孩子们撒了欢地玩儿。

人民英雄纪念碑自征集设计方案以来，“都委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方案约一百七八十份。梁先生和父亲竭力主张以中国传统碑的造型为设计的主导思想，这却又一次使他们陷入重围，成为孤掌难鸣的少数派。

父亲在《自传》中说：“在西方，纪念碑是极多样化的：凯旋门、雕塑群、尖碑、立柱等等，不胜枚举。为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邀请了许多我国著名建筑师来京共同创作。除了一般西洋纪念碑设计方案，更多是现代手法，根据设计人员对英雄的不同解释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造型设计，从抽象到具象，琳琅满目，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是要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他的碑文。很清楚，主题词是“碑”。那么，我们对碑是非常熟悉的。当然要有一块碑，把碑文铭刻于上。可是这一最简单明了的设想，当时却被绝大多数设计人员嗤之以鼻并讥讽地“建议”，此碑下应有“王八”驮着。在大家反对之下，“都委会”企划处黄世华同志自告奋勇为“碑”最终执笔。确实是极简单的构图，最后被周总理圈定为备用方案。设想图并非最终设计，对此需要精湛加工。这是由梁思成教授和林徽因教授两位主持完成的（陈占祥《陈占祥自传》，摘自《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陈占祥等著，陈衍庆、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那一段时间，父亲几乎是“恶补”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等等。我上中学时，这些书都成了我历史课的参考书。父亲带我去看王昆主演的歌剧《刘胡兰》，在我们喜爱的《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天鹅神话》、《青蛙公主》等儿童读物里，又增加了《赵一曼》、《八女投江》、《鸡毛信》等连环画……父亲那时最爱讲给我们听的是刘胡兰和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的故事。一个十五岁的女儿家，面对敌人的铡刀，能那么从容地摘下手中的指环交给母亲，然后大义凛然地走向铡刀，谁能不为之动容！日本人将牺牲后年仅三十五岁的杨靖宇将军，用刺刀挑开了他的胸膛，剖开了他的五脏，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位令侵略者魂飞胆丧的抗日将领，胃里竟只有草籽和树根……人民英雄的气节，光照千古；前仆后继的人民英雄用自己的生命为新中国奠基，他们的纪念碑应当如哺育他们的大地一样淳厚坚实，像他们为之献身的真理一样朴素无华。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只能是简洁朴素、坚实厚重，同时又必须与天安门广场的风格统一协调，水乳交融。

父亲说：“设计者必须存无私虔敬之心，而绝不可把神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变成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存此心者，天地不容！”

收到的纪念碑设计方案，大多被淘汰了，一些有希望入围的作品被制成了模型。他们在“都委会”办公室里经反复讨论后，又被带到了我家，供大家下班后接着磋商研究。那就是我围着家里的大餐桌团团乱转、欢欣雀跃的时光。

大餐桌上的各种模型，大多是滕姥爷的作品。滕姥爷有一双巧夺天工的手，做出的模型美轮美奂。但不久，滕姥爷突然因病过世了。就在前一天的下午，我去找谭维汉玩“跳房子”，滕姥爷还亲手抓给我一把“铁蚕豆”。这是我人生经历中第一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滕姥爷，转眼就装进一个盒子里抬走了，再也不能回来。我年幼的心灵上从此对生命有了一份惊恐、一份负担。

1951年夏季，“都委会”设计组送出一个方案，模型比一般的要大出很多，在诸多方案中显得格外醒目。在巍峨的碑体之下，是一个加高的大平台，平台之下又有三个门洞。据说，北京市的领导人对此方案情有独钟，而该方案的设计者一时也受到多方瞩目，那就是我们的邻居——我随卞知一起称为“大舅”的陈干。

陈干家与腾姥爷同住在前院，是三间坐北朝南的房子。陈干比父亲小三岁，浙江天台山人。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1949年7月赴京在“都委会”工作，在父亲领导下的企划处任助理工程师。1950至1953年，任“都委会”资料组组长。陈干的外甥女卞知是比我大两岁的“发小”，跟外祖母一起住在尚未成婚的大舅家里，她自己的父母都是上海一家著名医院的医生。我随卞知一起称呼陈干和他的母亲为“大舅”及“外婆”。

来自浙江的外婆识文断字，善良贤淑。虽年近六十，仍唇红齿皓，肤若凝脂，只是眼中的目光总那么无辜而惊惶。外婆会做家乡天台山那种纸一样剔透的薄饼，把炒好的肉丝、香菇丝、韭菜、豆芽、豆干等夹进饼里，包成卷状，就成了难忘的美味佳肴。只要外婆一做天台山卷饼，我就准是第一个食客。

卞知还有一位舅舅叫高汉，漂亮的舅妈叫爱珠。星期天，三舅若来卞知家做客，我就赶忙跑到她家去看漂亮的爱珠舅妈。爱珠舅妈有一张曲线优美的脸庞，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睫毛又浓又密，活脱脱一个俏皮的洋娃娃，可人家居然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后来又听说高汉舅舅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参加过平津战役，刚解放时在北京市委工作，做过邓拓的秘书。以后他进了电影制片厂，当过《人民的胜利》大型纪录片制片人。这部片子得到过斯大林文学艺术奖，摄制组把全部奖金用来捐购抗美援朝的飞机。这让我对卞知的舅舅高汉崇敬不已。

父亲说，梁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征询他对陈干设计方案的看法。父亲想了想说，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会与天安门平分秋色，甚至有些喧宾夺主。天安门和纪念碑是两个极重要的建筑物——一个是开国大典的城楼，一个是为新中国诞生付出生命的烈士纪念碑，二者只能相得益彰、互相辉映，而不能一物降一物。另外，一个基座如此庞大的纪念碑横在中间，天安门广场会被它切割而显得狭小局促，失去了雄阔辽远的视野。

梁先生说，你讲的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此方案在科学性上的缺失。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体形、重量将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块石碑，至少在五六十吨之间。把如此重量的石碑置于三座虚空的洞门之上，违反了建筑结构的常理，安全问题堪虞。虽然技术上也并非完全无法解决，但总会缺乏安全感。那些来自大地的人民英雄，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地踏足在地上。梁先生还说，碑座上那三座劵门的造型，和天安门的三座门洞造型完全一样，这种造型上的简单重复，既使广场显得压抑，又显得纪念碑没有新意，是建筑设计中的大忌。

梁先生和父亲一致认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历史性的纪念建筑，设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全国政协决议中对“碑”的定义，这与建筑师的创造性并不相悖。“创意”要在“决议”规定的范围中驰骋，不能信马由缰，这也是一个建筑师起码的职业操守。

梁先生立即致信彭真，指出“都委会”设计组的方案“万万做不得的”，并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这样做的后果。

“陈干大舅真不走运，可梁伯伯又太走运了。国徽、纪念碑，梁伯伯做什么成什么。”在康奈尔大学谈及此事，我顺口说道。

“哪里是什么走不走运？这里没有任何偶然性。”父亲感慨地说，越是简洁的造型，越能表现出设计者的功力。简洁是穿越了无数纷繁复杂之后的凝炼与升华。我们在海面上看到小小一角冰山，海面下有无比庞大的山基在支撑着。贝多芬《欢乐颂》的旋律简洁不简洁？林徽因的侄女林璎，她设计的美国越战纪念碑简洁不简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也并不复杂，但林徽因和梁思成主持设计的国徽就能在全国的专家、艺术家中独领风骚；读大学二年级的林璎才二十一岁，居然能在无数美国人的优秀作品中名列前茅，难道这都是运气、是偶然？这就是才气灵气，就是才气灵气后面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功底。应该庆幸国徽、英雄纪念碑有这样两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参与并主持，这样的作品才有资格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水平。

梁先生写给彭真的信是极有分量的。最终，“大舅”陈干的设计方案被否决了。而此前，他距离那个辉煌的顶峰只有咫尺之遥了。

“知情人向笔者介绍，当时陈干的心情十分痛苦。”王军先生在《城记》中写道。

1954年8月，陈干和弟弟高汉联合署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关于梁思成提倡“大屋顶”的文章《〈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商榷》，揭开了中国建筑界批判梁思成“大屋顶”的序幕。接着，《建筑学报》又接二连三地刊出批梁思成、捎带批《梁陈方案》的文章。其中有陈干和高汉合写的第二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关于祖国建筑的基本认识》，指出“就其实质而论，梁先生所倡导的建筑理论及其创作路线不能不是反动的。”“如不在研究旧建筑和创造新建筑的工作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就走投无路。这正是我国建筑界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当前重大的政治任务。”

1955年12月，《新建设》杂志刊出陈干、高汉兄弟合写的第三篇批判文章《论“法式”的本质和梁思成对“法式”的错误认识》，锋芒所向直指梁思成夫妇毕其一生心血研究的《营造法式》。

他们煞费苦心地找出王安石变法与宋朝编修《营造法式》之间的关系，在宋朝李诫的《营造法式》中挖掘出阶级斗争。

他们在文中指出，《梁陈方案》的失败原因“在于：1.没有深刻认识‘经济必然性对建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解放战争胜利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而他们当时正是决定历史主导力量的代表（高汉《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断》，载于《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6年编）。”

“对解放战争胜利者的意愿也没有充分认识”这句话说得很坦率而透彻。这是从两种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念上衍生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梁思成、父亲和诸多古都守护者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专业方面的科学理念，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另一种思维方式是直言不讳地吃透领导的意愿。直到今天，“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思维方式也仍占优势。其实，犬儒哲学正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的渊源。毛泽东主席一再警告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也心甘情愿地将自己视为附于“皮”上的“毛”，以成为紧贴于“皮”上的“毛”为荣。“现代化”首先是精神、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科学、民主、自由是现代化的灵魂。甘当附皮之毛的知识分子没有脊梁,如何担当一个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据说，陈干兄弟还曾计划要批判《雅典宪章》，因为赶上了“反右”运动，才来不及大展宏图。

“都委会”解散后，原“都委会”的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陈干脱颖而出，进入中共北京市委制订首都规划的“畅观楼小组”，后又晋升为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1994年，陈干在《新华文摘》中读到学者杨东平所著《旧城唯上：50年代的毁城之争》一文。文中为《梁陈方案》被腰斩而扼腕痛惜，大呼“每一个尊重历史、保护历史的人，历史终将为之大书一笔”。

此文令陈干义愤填膺，“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仍有人，而且还一再地翻这笔老账。按作者的看法，主张完整保存旧城、另建新都的人是‘保护历史的人，那么主张改造旧城建都的人，岂不都成了不尊重历史、不保护历史，甚至是破坏历史的人了？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他认为，《梁陈方案》“在当时它就行不通，后来更行不通，谁能想象在现在或未来的哪一天，忽然从故纸堆里翻出这个规划来，又照着搞下去吗？这只能是做梦！”（高汉《云淡碧天如洗——回忆长兄陈干的若干片断》，载于《陈干文集——京华待思录》，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1996年编）

陈干及某些领导为首的反“梁陈方案”派，以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甄选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力量悬殊的对峙。直至今日，参与其中的诸多先人已先后走入历史，但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仍未结束。

梁思成的学生、原建设部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缅怀梁先生的文章中说：“科学家的悲剧，不仅在科学不发达的哥白尼时代存在；在科学比较发达的时代，甚至相当发达的时代，只要人们的认识有差距，就会有矛盾。这种悲剧就会程度不同地出现（周干峙《不能忘却的纪念》，载于《梁思成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周干峙院士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其间有多少难以言传的隐衷，建筑界的人士心明如镜。当建筑界时尚狂潮汹涌澎湃席卷古老北京时，这位身居高位的两院院士挺身而出，站在了前辈守护者的行列里，表现出令人震撼的道德勇气和冷峻的理性思考。他像自己曾经的恩师梁思成那样，成了孤独却无畏的少数派。科学理性的思索，在任何时代最初往往属于少数派，他们的声音总会被甚嚣尘上的多数派所淹没；能否倾听少数派的声音，能否保护少数派的权益，是一个社会精神强盛、肌体康健的试金石。当每一个官员，每一个知识者，每一个公民，都能本着独立的、科学的、法制的精神参与社会的生活和建设，古老的中国才真正能够从容稳健地从东方崛起。

离开“都委会”的日子

在“都委会”工作期间，热情高昂的父亲和年轻的同事们忙得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时间上更是争分夺秒。一次，父亲接到通知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去车站迎接从外地出差返京的彭真同志，由父亲代表“都委会”企划处去接站。父亲连想都没想就说：“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做什么?大家忙得头脚倒立的，派秘书去就行了。”那次接站，父亲没去，因为他那天的日程早就排满了。

周末，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忽然邀请父亲到市政府球场打网球。父亲酷爱运动，足球、游泳、舢板、台球……样样精通。听说打网球，父亲很高兴，一口答应。打球时薛子正告诉父亲，那天拒绝去接站的事情影响很大，居然有人伸大拇指叫好，但也有人怒斥他狂妄自大、目无领导。

“一点儿小事，有这么严重吗？”父亲一脸的无辜、一脸的惊奇。

薛子正说，无风还起浪呢，更何况你一个劲儿往人家手里递扇子。

父亲说，他当时根本不懂这话中的份量。

接着，市政府组织部分员工和家属们去八达岭郊游。午餐时，众人都抢着围绕到市委领导身边，边吃边聊边说笑，一派热热闹闹、其乐融融的景象。父亲在远处铺开一条毯子，从袋子里掏出面包香肠水果与家人吃了起来。

母亲对父亲说，你也过去吧。人家都在那边呢，你这样太不合群了吧？

父亲说，人人往前凑，挤不挤？出来玩儿嘛，又不来是汇报工作的。说着，他喜笑颜开地牵起我和弟弟的手，“来，跟爸爸抓蚂蚱去！”

我们跟着父亲在草丛里钻来钻去，追逐嬉笑，弄得一头大汗，满头满身都是草棵子，不仅抓到了蚂蚱，还抓到了“纺织娘”、“刀螂”和大蝈蝈。

回家的路上，为了不让司机马叔叔听懂，母亲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刚才薛秘书长跟我说，你得劝劝陈处长，这儿是北京，不是伦敦。

母亲又说，人家薛秘书长是好心。出来郊游，其实是大家来联络联络感情、搭搭关系，你倒好，真的自顾自玩得起劲。

没有参加工作的母亲满口旧上海的名词。在家里，一听她称司机为“车夫”，称保姆为“娘姨”，还有什么“上司”、“巡捕”之类，父亲就忍不住皱眉头。

父亲说，做好工作是第一位的，没本事的人才靠联络感情、搭关系吃饭。

母亲不高兴了，抢白说，你这么不会做人，以后要吃大亏的。

父亲不以为然，还了一句很伤母亲的话：做事就是做人，不做事算什么人？我就不喜欢你上海十里洋场那一套。

母亲脸色立即沉了下来，一路上再也不说一句话。

不久，在一次散会后，彭真指着父亲身上的西装说：“又是压箱底的英国货吧？”父亲还没反应过来，彭真又指着自己身上崭新的银灰色中山装说，“还是我这新的东西好，你也得穿新东西。”

父亲怔在那里，等悟出点什么的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已经扬长而去了。父亲忽然想起薛子正的告诫，知道那不是捕风捉影。

“都委会”终于解散了，《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父亲被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工程师。

父亲最显著的变化是脱下了他那几套来北京后新置的咔叽布中山装。父亲曾那样真诚虔敬地穿上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套中山装，还兴奋地戴上了一顶制服帽。他第一次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全新装束时，心中一定充满了对新中国、新北京的无限憧憬。

在“都委会”工作时，他只偶尔穿几次西装。离开“都委会”后，他忽然把从英国带来的西装从箱底翻了出来，全都挂进了衣橱。

“你们上司不是说了，要你穿新衣服……”母亲嗫嚅着递上新熨好的领带，疑惑地打量着父亲换上久违的西装。父亲什么也没说，提上公文包，头也不回地上班去了。此后几年，我再也没看到过父亲穿中山装。

停在外院里的“华沙”不见了。北京建筑设计院有一辆褐色和奶黄双色相间的老式“奥斯汀”，每天按时接送几位总工上下班。

父亲不再早出晚归。他按时上、下班车，吃过晚饭后就端坐在写字台前伏案疾书至深夜。母亲说，不许大声吵闹，爸爸在写书呢！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又不许听。晚饭后，为了让我和弟弟安静，母亲就把我们两个孩子带到餐厅北墙下的“烟榻”上。

母亲用很蹩脚的北京话，为我们读书架上的“小人儿书”，或在一块小黑板上教我们写最简单的字。母亲的朗读没有抑扬顿挫，没有喜怒哀乐，音调一平到底，有点像催眠曲。往往一本书刚读完，我们就打哈欠了，主动要求洗漱睡觉。以后我才知道，父亲不是在写书，是在翻译一本《建筑十卷书》。

《建筑十卷书》的作者是意大利15世纪的阿尔佩蒂（Leon Batista Alberti），他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建筑师和艺术家，当过罗马教皇的拉丁文秘书。《建筑十卷书》包含一卷雕塑和三卷绘画。父亲在他写的《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中说：

这部书“为文艺复兴奠定了一个完整的建筑理论体系，也是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代表之一。阿尔佩蒂是把城市与建筑结合起来探讨的。虽然没有描绘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但他设想的城市秩序井然，公私建筑各得其所，反对炫耀与夸张，主张谨慎有礼。他的设计思想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尺度是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尺度。从这样的建筑思想出发，他当然要对建筑师素质提出相应的要求。在第九卷第十章里，他对建筑师提出这样的要求：首先，建筑师对后代的责任与本人的荣誉，切莫由于无知、粗率、愚蠢而为后世所不齿。”

我想，父亲在翻译这些文字时，心头一定隐隐作痛——建筑师对于后代的责任与本人的荣誉，切莫由于无知、粗率、愚蠢而为后世所不齿。这些先贤们在15世纪时说的话，至今闪耀着先知的光芒。

在二战中英国伦敦的一个地摊上，父亲意外地买到了这本18世纪的《建筑十卷书》，只花了五十英镑。战时兵荒马乱，价值连城的宝贝有时只值几个面包。在导师贺尔福的沙龙里，父亲多少次听到过这本名著中的精彩论述，却无缘读到原著。1953年，梁思成先生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兴奋地告诉父亲，他在苏联国家图书馆看到了阿尔佩蒂的《建筑十卷书》。人家像宝贝一样供在玻璃盒子里，每天只翻开一页，供参观者阅读。说明词上写着，这册18世纪版本的阿尔佩蒂名著，全世界只有十二册。想不到中国人手上也有一本，占全世界的十二分之一呢。赶快动手，把它翻译出来！中国老百姓在进行文字扫盲，中国建筑师也要做理论扫盲。

不久，就有出版社同父亲签约，要他翻译这部近百万字的《建筑十卷书》。从1953年到1957年的几年时间里，父亲完全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了这部巨著，手稿高高一摞。在我家发黄的旧相册里，有一张父亲译书时的照片，好像是他不留意时被谁偷拍下来的。就在出版社准备出版该书时，“反右”运动开始了。那部书稿和父亲一起被打入了冷宫，却并没有将书稿退还给父亲，四年中无数个日日夜夜的伏案疾书，全都不翼而飞，我们至今不知那部书稿的下落。但听说，这部书的译本已在中国出版了。我家没有人去打听此事的详情。大家都忙，没时间也没精力，更不愿触痛心中那道伤口。

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工作的父亲终于有了正常的假日时间，不管下班后他的翻译工作多么繁重，总是尽力陪家人一起度过周末。“首都电影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和弟弟最盼望每个周日的下午，每人牵着父亲的一只手，穿过胡同口外的西长安街，跨上“首都电影院”那高高的台阶，去看为我们童年增添了多少五彩记忆的《一朵小红花》、《骄傲的公主》、《三头雄龙》、《丘克和盖克》、《河上灯火》、《苏联冰上芭蕾舞》……甚至父亲没时间陪我们时，也千方百计为我们买各种影剧票。

记得上小学时，父亲为我和弟弟买了《蝴蝶夫人》的歌剧票。父亲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懂这出戏？不过，不能一辈子看童话的。”父亲边说边在纸上为我们画好了线路图，写上公共汽车的编号，让我和弟弟自己去天桥剧场。

看完歌剧回到家，父亲问我们对《蝴蝶夫人》的观感，可我和弟弟还没说话，就先哭了起来。父亲摸着我们的头说：“这戏没白看。”

父亲很喜欢“人艺”的演出，即使是当了“右派”，父亲还是让我去看“人艺”的《伊索寓言》、《大雷雨》、《蔡文姬》、《武则天》、《悭吝人》……父亲总说，孩子要有丰富广泛的知识和兴趣，这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性和人格；为子女提供丰富的文化精神生活，是为人父母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父亲用好几个星期天的休息日，自己动手做了一套儿童桌椅。他买了全套的木工工具，自己画图，自己动手，做了一张长方矮桌，四把小靠背椅。桌椅由白茬木制成，完工后只刷了几遍清漆。椅背椅面都用草绿色和驼色的帆布带子编织成网格，既实用又美观。那些日子，我和弟弟盼望着周日的新游戏，乐此不疲地为父亲打下手。一到周日，父亲就在门前回廊的屋檐下摆开了“作坊”，我和弟弟东跑西颠地递锯子递锤子，引得邻居们不时过来围观。

母亲觉得不可思议，埋怨说：“置工具买材料还出力气，成本比买都贵，何苦弄得满院子来看热闹？”

父亲说:“跟小家伙们玩嘛，自己动手，多有意思！”父亲从上海澄衷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这座完全由英国人创办的学校里，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学校里有木工、水暖、机械等车间，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他的木工“手艺”就是在“雷士德”练就的。

梁先生看了父亲做的桌椅，很得意地告诉父亲自己也“身怀绝技”。父亲大笑说，早听说了，和你的定情铜镜相比，我这是雕虫小技罢了。

原来，青年时代的梁先生曾在美国宾大美术学院的大工作室里，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做成一面仿古铜镜送给未婚妻林徽因。从注模、翻砂到雕刻，都是他亲力亲为。镜框中心有两个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浮雕，外围一圈卷草花纹，并镌刻着：“林徽因自鉴之用民国十七年元旦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镜子制成后，还做了仿古处理。生性幽默的梁先生跟他的东方美术史教授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拿着镜子，故意向美国教授请教镜子的年代。虽然研究东方美术史，美国教授却不识中文。将镜子看了又看说：“从图案来看像是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没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年轻的梁思成强忍住笑逃跑了。

他们由此谈及诸多美学话题。梁先生从“游刃有余”说到庄子的“庖丁解牛”。庖丁解牛时所表现出的熟练精确、游刃有余让堪称当时“雅皮士”的文惠君深受震撼，以为这完全可以同“桑林之舞”或“咸池之乐”媲美。“游刃有余”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其间有庖丁数十年艰苦不懈的磨练，练就了对复杂肌体了如指掌的挥洒自如。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敬业专注，就具有美学上的意义。

父亲说，美学不是书本上深奥莫测的定义，不是贵族沙龙里昂贵的消费品，不见得非要香车宝马、锦衣玉食才是美。比如一件名贵的貂皮大衣和一条普通的棉布裙子，当貂皮大衣仅仅是天价惊人时，它未必就美。当普通的棉布裙子与主人一同有过难忘的经历时，它就有了非凡的美学价值。美感与心境相连，与人的精神感受相连。心灵没有翅膀的人，永远享受不到在蓝天翱翔的美好和快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未必比一个在大树下乘凉的乞丐幸福。美存在于普通人每日的衣食住行之中，要人用心去感受。

父亲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已过不惑之年。

提及那套自己做的小桌椅，父亲说那其实是给自己的心灵开一扇透气的窗口。《梁陈方案》的失败带来巨大的挫折和失望是可以想见的，但生活中并不时时处处都是《梁陈方案》。虽然一切都和当年在贝当路那个风雨之夜所憧憬的不一样，虽然他毅然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他曾经想象的阳光普照的桃花源。

梁先生也有同感。他说当年解放军进城，拿着军用地图请教他，请他标出需要保护的古建和文物时，他的感动难以言喻；但曾几何时，这座没有毁于战争炮火的珍贵古都，却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烟尘，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但梁先生说，彭真是一位很好的党内朋友，谈起他与彭真的种种交往，很让父亲吃惊，也消除了父亲对彭真的偏见。

对梁思成的批判是上面定的。毛泽东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与乌龟的壳子。把批判梁思成的任务交给了彭真。北京市在颐和园畅观堂集中了几十人写批判文章。彭真强调，批判必须是充分说理的，不要随便上纲上线，要认真地学习，认真地研究，不要讲外行话。梁思成认为共产党不懂建筑，要让他知道我们可以学懂。

彭真的讲话用心良苦。事实上，彭真对梁思成真是手下留情的。在毛泽东授意彭真批判梁思成时，彭真对梁思成说：“现在报上正在批判胡风、胡适和梁漱溟，是一梁二胡，若再批你，就是二胡二梁了。你也有错误，但你同他们不一样，你是学术上的问题。”

彭真仁至义尽，一锤定音，送给梁思成一颗定心丸，也递给他一把检讨自己错误的尺子。若完全照毛泽东的旨意办事，梁思成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对于彭真的网开一面，梁先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

梁先生告诉父亲，彭真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全然身不由己。比如拆城墙，那是毛主席钦定的，彭真作为天子脚下的父母官，怎么能不唯命是从？其实在私下里，他问过梁先生很多关于北京城墙的功能作用问题，言外之意是能不能通过各种途径对城墙“刀下留情”。具体的话父亲没有细讲，但在王军的《城记》中，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私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住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护下来？只拆一部分，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

读到这段文字，怦然心动，彭真的进退两难跃然纸上。

可是，中南海不也是“怕农民造反”的“皇帝老子”住的？照此逻辑，皇帝的城墙和皇帝的中南海，不都是一路货色？为什么一路货色，双重标准呢？

父亲终于知道，原来彭真的交椅也不那么好坐，他既是一只弹簧，又是一块三明治。他缓冲了上面下来的压力，把自己夹在了中间。

我记得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记者采访京剧演员赵燕侠，面对江青的迫害刁难，彭真曾努力抵挡，尽力保护这些京剧艺术的国宝级表演艺术家，甚至对他们诸多艺人的不良习气都表现出感人至深的宽容与谅解，这恰恰折射出他自己人性中的耿介、侠义与温情。

他受命于毛泽东，不得不照指示去做。遇到违心的事情，执行时就尽量打些折扣。难怪“文革”时，北京市委被毛泽东点名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解放前后彭真与梁思成接触频繁，彼此相熟相知，“在彭真家里，梁思成和彭真争论起来，梁思成大声地说道：‘在政治上你比我先进五十年；在建筑上，我比你先进五十年！彭真却哈哈大笑道：‘你越是和我吵，我越是喜欢你（《一代宗师梁思成》，郭黛姮、高亦兰、夏路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

彭真这句话，说出了一个性情中人的开朗豁达。

梁先生经历过中国八年抗战的苦难岁月，他对国学与西学的融会贯通，他对中国国情与人情的娴熟驾驭，远远胜于浑身西洋气的陈占祥。彭真欣赏梁思成，不欣赏毫无共同语言的陈占祥，这也都在情理之中。

父亲的英文优于中文，开会时不得不用英文做记录，连写检查也不得不先用英文打草稿，再翻译成中文。“文革”中进“牛棚”，看守反映父亲常讲梦话。要求汇报他讲过什么反动话，看守说：“听不懂，他说的都是英文。”

在完全相反的价值体系冲突中，父亲撞得头破血流是必然的。难怪梁先生在主持完对他的“右派分子”批判大会后说：“占祥啊，你为什么这样糊涂啊！”千言万语，都在这一句感慨之中了。

万古人间四月天

1954年冬天，是林徽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严冬。在扑面而来的批判大潮面前，梁先生先病倒了。父亲和原“都委会”秘书长王栋岑赶去清华园探病，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强撑着起来迎客。她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当面向王栋岑驳斥对梁思成的种种批判，为丈夫和自己做了犀利而无畏的辩护。

她对王栋岑说，你们拆的古董至少有八百多年历史，有一天后代子孙懂得它们价值之时，你们再建的就是赝品、是假古董。那一天会来的！她还谈了许多对批判“大屋顶”的不同意见。思路之清晰，锋芒之锐利，还有那不减往日的所向披靡之气势，完全不像个距生命尽头只有几个月的垂危病人。

在此之前，郑振铎曾请文物界名人在欧美同学会聚餐。席间郑振铎对乱拆古建大为伤感，说推土机一响，老祖宗留下的文物就寿终正寝了。身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对拆城墙是坚决反对的，此后他亲笔写下的《拆除城墙问题》，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从那些铿锵有力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一颗坦忱炙热的赤子之心。在场的历史学家兼副市长吴晗却不以为然，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梁先生说，那种味同嚼蜡的官话，连比他位高权重的彭真都不屑一讲，他却大言不惭、津津乐道。林徽因虽已病得弱不禁风，听后仍当即拍案而起，点着吴晗鼻子，疾言厉色怒斥的声势如击鼓骂曹。

1953年8月，北京市召开文物建筑保护问题讨论会，由吴晗主持会议。林徽因在会上发言：“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艺术从来就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吴晗的回答是：“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父亲一向激赏林徽因的嫉恶如仇，才高如天，称“她的敏捷锐利，鞭辟入里，不是不让须眉，简直是让须眉汗颜”。但父亲还说，林徽因早逝，也许是她的造化。她是个多么率真的性情中人，敢怒敢言，快人快语，从不会审时度势，曲意逢迎；若碰上1957年的“反右”和后来的“文革”，她的遭遇不可想象。就如我们无法想象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是什么命运一样，或许正像某权势人物断言的一样，要么闭嘴，要么坐牢。

1955年初，林徽因病得更厉害了，需要进城就医。她的身体已完全禁不住从城内到清华的往返颠沛，可城内一时还没找到能住的房子。

父亲回家和母亲商量，决定把梁思成夫妇接到我家来住。我刚从住宿的学校回家过周末，听到父亲的提议，欢天喜地，“爸爸，我跟你去清华接他们！”

母亲边织毛衣边皱着眉头，犹犹豫豫地说：“肺结核可是要传染的呀。”

父亲说：“注意隔离就行了，准备几套专用碗筷，多煮一煮，问题不大。再说，梁先生正在城里找房子，只暂时住些日子。”

“我担心孩子年纪小，万一传染上，是一辈子的事。”母亲仍忧心忡忡。20世纪50年代虽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雷密锋”，但家家户户对肺结核还是谈虎色变。

“你说呢？”父亲抬起头看着我，“梁伯伯和徽因妈妈需要帮助，你怕不怕传染？”

“我不怕！”我扬起脸，一副刘胡兰赴刑场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父亲饶有兴致地盯着我。

“只要我喜欢谁，就什么都不怕，连死都不怕！”我毫不含糊地回答。

“听听，听听！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其父必有其女。”母亲摇头笑起来，“女小囡这种脾气，大起来事体多煞啦！”

父亲燃起一支烟，缓缓讲起他在英国读书时听到关于蓬皮杜母亲的故事。他说，当时蓬皮杜是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个普通法国人，1944年前后，蓬皮杜在戴高乐临时政府办公厅任职。认识他的人，都会谈论他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蓬皮杜母亲读书时，一位要好的女同学患了肺病。熟人都像避瘟神一样躲开她，只有蓬皮杜母亲勇敢地向她走去。她悉心地照料着这位朋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当她知道自己也传染上了肺病时，平静地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但我做了上帝要求我做的事。

“她这么听上帝的话，上帝为什么不保佑她，还让她也得了肺病？”我愤愤不平得很。

“信仰是一种神圣的奉献，如果付出什么，就要得到回报，甚至是加倍的回报，那就不是什么信仰，而是一种交易，做生意，懂吗？”父亲拍拍我的头。

我虽然点点头，其实一点也不懂；正因为不懂，才记得格外清楚，希望有一天能弄懂。以至后来，我不敢为自己向神明祈求什么。童年时父亲的话刀刻似的印在心里，很怕神明鄙薄自己，以为我在与他做交易而亵渎了神明。

1954年初冬时的林徽因，已经形销骨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从学校回来，站在她住的房间门口，悄悄地向屋里张望。徽因妈妈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袍，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她半倚在床上，轻轻向我摆摆手，既是打招呼，也是示意我不要走近她。我呆呆地倚在门框上，远远望着她，眼前总是出现新林院8号一张张照片上那些让我难忘的美丽面庞。

我永远记得那双眼睛，似乎她生命中的一切智慧和能量，都在那一双能穿透一切的目光中闪耀。在那双眸子的注视下，任何人心中的秘密都不将成为秘密，任何龌龊污秽都无处藏身。可眼前，她目光中的火焰黯淡了，如一朵在风中摇曳的烛火，尽最后的力量挣扎着。

记得林家的下午茶，有时会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也会兴之所至地读起某位诗人的诗篇。父亲说，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有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荪、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

回家的那个下午，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只觉得心里压着什么，很重很重。我看着梁先生亲自打开炉筒上方的炉门，一铲一铲地往里添着煤块。那间卧室的取暖炉子很高，至少有一米二左右，梁伯伯看上去非常吃力。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让阿旺娘帮忙？连我也可以帮忙的。父亲轻声告诉我，梁伯伯说了，炉火是徽因妈妈的命，稍一着凉就有危险。梁伯伯一直是亲自侍弄炉子，别人弄炉子他不放心。这么多年了，都是他自己动手，时刻监视煤火的燃烧情况，决不能让煤块烧乏了。其实他自己，也患着多种疾病，由于患有脊髓灰质炎，常年穿着钢背心，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地呵护着跟自己一样多病的妻子。正说着，梁先生走过来，从客厅炉子上一只蒸锅的金属盒子里，用镊子夹出消过毒的针头针管，放进一只白搪瓷的腰形盘子里。

“又该打针了？”父亲问。

梁先生抬腕看看表，点点头。

梁先生拿着注射器进卧室了。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梁先生都技艺精湛，水平与专业护士不相上下，那都是长年照顾妻子练就的本领。林徽因体弱，切除过一只肾脏，有时忽然无名火起，易躁易怒，情绪激动。但梁先生永远不愠不火，轻声细语，耐心安抚。为了怕主人误会，他和父母聊了很多关于中医的医理，说起阴虚阳亢患者常有的症状。他说，健康人往往不能体会病人的状况，我也是病人，对此有切肤之痛。物质决定精神，脏器的器质性病变，真的会改变人的脾气性格，那就是病，很难用理智控制的，不然病人和健康人就没区别了。梁先生在我家常谈起他对疾病的感受，仿佛多少难言之痛都被他对妻子博大深厚的爱意融化了。

“这是我见到的真正好男人，好丈夫。”一生中，我无数次听到父亲的感慨，“都说母亲对儿女的爱才是无私的，我看梁先生对林徽因的爱才是无条件的，义无反顾的。”

母亲准备为客人炖她拿手的上海“腌笃鲜”。梁先生得知后，先向母亲鞠一躬，笑盈盈地做了一个很夸张的摘帽行礼动作，“夫人，可容老夫进一言？”

母亲忍俊不禁，微微屈膝还礼道：“愿闻其详，请先生明示。”梁先生这才说：“徽因肾功能差，她的进食有许多禁忌，冬笋竹笋即在其中，医生要她尽量勿食笋。”母亲说：“这好办。冬笋是最后下锅的，下笋之前，先把肉汤盛一些出来就是了。”

梁伯伯笑着作揖道：“善哉，有劳夫人，多谢多谢。”

梁先生的幽默乐观，经常给我们家带来欢乐轻松的笑声。无论是炖好的鸡汤肉汤还是银耳汤，或是蒸好的蛋羹，梁先生总是先用小勺尝一尝冷热咸淡，觉得合适了，才端进屋里。有时就坐在床畔，一勺一勺地给林徽因喂食。母亲为此曾有感而发道：“我一辈子不羡慕谁家荣华富贵，有钱有势；最羡慕人家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像梁先生夫妇那样。”

当我进入知天命之年时，忽然懂得了叶芝那首《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没出正月，我开始发烧咳嗽。为了不传染别人，母亲把我挪到“烟榻”上睡觉，半夜烧到昏昏沉沉，大喊大叫起来。母亲搬到我身边来睡，但我老是看见家里飘进一片云朵，上面坐着一个穿白色纱裙的金发女郎，她一声不响地把身边高高一摞麻袋撕成一片一片的，塞进嘴里，边吃边对我笑。那毛骨悚然的片断，至今历历在目。

“她又在吃了，一个麻袋快吃完了……”我指着屋顶，对母亲讲述着我看见的金发女郎。母亲张皇失措，开亮家里所有的灯，叫醒了父亲和祖母。

“这房子里有龌龊东西。”母亲说，“只有小囡能看见龌龊。这房子阴气太重，不能住了！无缘无故开花，无缘无故撞鬼……”母亲面色惨白，嘴唇发抖。

祖母问：“家里有八卦图吗？挂挂也许驱邪的。”

母亲摇摇头，“没有。”

父亲急了，“瞎七搭八！什么鬼呀神呀的。小孩子发烧，可能引起幻觉，现在多少度？吃过退烧药了吗？”

“不是去协和看过了吗？医生说是内热外感，每天按时吃银翘解毒，还给她蒸川贝冰糖梨，煮芦根汤。”母亲又去拧了一块冷毛巾，覆在我的额上。

父亲说：“一早再去医院，不要看中医了，治感冒发烧，还是西医立竿见影。”

看了西医，吃了西药，我的病渐渐痊愈了。

父亲说：“急症还是要看西医。”母亲低声嘟囔：“吃了那么多中药，不看西医也快好了。”

春天来了，西府海棠不再开花，长出了嫩绿的新叶，她的花在严冬的日子里吐尽了。那好像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父亲顺利完成了《建筑十卷书》的翻译工作。在稿纸上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后，父亲把那本又厚又重的大书“砰”的一声合上，几乎是从椅子上跳起来，双臂高高举起，仰头欢呼道：“上帝，终于结束了！”母亲闻声从卫生间跑出来，她正帮阿旺娘在澡缸里洗被单。父亲抱住跑进客厅的母亲，在她颊上吻了一下。母亲张着沾满肥皂沫的双手，一脸的惊奇，不知所措地问：“出什么事了？”

“完工了，结束了，胜利结束了！”父亲指着写字台旁那一摞几乎与书桌一样高的手稿，拍拍母亲的肩膀说：“整整四年哪。今天应该庆祝庆祝。走，孩子们！”

那天，父亲带我们去了东安市场里面的“和平餐厅”，点了洋葱煎牛排、奶油鸡卷、奶汁烤鱼、虾茸吐司……母亲举起酒杯与父亲碰了一下，“下礼拜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今天就算提前庆祝一下吧！”

父亲怔住了，他肯定没想到这个，“二十年了，这么快！”父亲举起酒杯，把红葡萄甜酒一饮而尽（那时中国还只生产甜葡萄酒），“谢谢陪我走过这么多年，还有你的包涵和担待。”

孩子们似乎对这些都心不在焉，对满桌的正餐也没太大兴趣，因为我们都一心一意盼望这里的餐后甜点“莫斯科雪人”。一大一小两球奶油冰激凌做成一个雪人，头上戴一顶巧克力礼帽，眼睛、嘴和胸前的纽扣都是褐色和红色的糖豆，胸前还斜插一支细长的蛋卷。雪人端坐在一只精致的刻花玻璃盘中，四周堆满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水果。我清楚记得一只雪人的价格是两元五角。每次去“和平餐厅”，母亲只让我们两个孩子合吃一份“莫斯科雪人”，谆谆教导我：“知道吗？一支奶油冰棒是五分钱，一斤大米是一角三分，一只雪人可以买五十支奶油冰棒，或者差不多二十斤大米。”但这次母亲没有阻挡父亲为我们每人点了一份雪人。

午餐后，父母带我们去逛“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

父亲在一套景德镇薄胎青花瓷器前看了很久，那是一套一百多件的中餐具，标价三百八十元。母亲知道父亲一向酷爱瓷器，他从英国回来时，除了买书，还带回了三套西餐瓷器餐具，都是“淘”来的古董。一套白色镶红边的日本瓷；一套天蓝色的德国瓷，但所有杯子、茶壶、奶罐、糖缸、哨司罐的手柄或盖钮都是象牙白色。另一套有英国皇家蓝与金色镶边的餐具，底部印着一个英国贵族家族的族徽和“1779”的字样。那笔买瓷器的钱是他帮导师做英国南部三个城市规划时的薪水。

母亲说：“喜欢就买吧，也算犒劳犒劳自己。”

那天，一家人开开心心地满载而归。一天花了父亲一个多月的工资，就像是夕阳落山时的最后一跳。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4月27日，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整风运动的历史及内容尽人皆知，我似乎没必要追述父亲的“反党言论”及对他言论的批判。五十多万人成为“右派”，虽故事内容不尽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只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足够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身后，有五十多万个家庭，还有被他们牵连而失去了人格尊严的父母兄弟、妻儿姐妹、亲朋好友……它如一把利刃，在一个原本孱弱的肌体上划开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此后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不断地留下条条刀痕，恶菌病毒长驱直入，繁衍滋生。一个淳朴古老的民族，从此失去了文化、身心和人格的健康。我们不是至今还在感受着这些疾患带来的痛楚吗？一个民族不得不付出几辈人的代价，才能渐渐治愈自己的伤口。

在引蛇出洞、扑杀时机成熟之际，《人民日报》于6月8日刊出头版头条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大收网的号角。而《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同在这一天登出梁思成先生《整风一个月的体会》。

梁先生在提了一些意见之后，情深意切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份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我没有证据，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与梁思成先生私交甚笃的党内领导人精心编导的杰作。虽然梁先生给文章加了一条光明的尾巴，但他在整风开始时的言论，打成“右派”绰绰有余。然而在“文革”中，无论怎样拷问，梁先生至死不说出自己成为“漏网右派”的内情，也够知情知义，侠肝义胆。倘若知情人写出内幕，不失为一个人性饱满的动人故事。这篇文章不仅帮助梁先生逃过一劫，还让他成为“反右”斗争中的“左派”，成为批判“右派分子”大会的领导人物。我猜想，梁先生虽幸运地受到庇护，但内心的煎熬挣扎只有自己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父亲和华揽洪却没那么幸运。

7月24日，《北京日报》大字标题文章：《反击建筑界右派分子对党的恶毒进攻——陈占祥反社会主义言行遭痛斥》。

7月24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占祥、钱瑞升、钱伟长等“右派”一同痛遭围剿。

8月14日，《北京日报》刊出《陈占祥是建筑界的政治野心家》。

8月21日，《北京日报》刊出《陈占祥华揽洪结成反党联盟》。

8月22日，中国建筑学会北京分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大会。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城市建设必须有领导有计划——首都建筑界批驳陈华联盟的恶毒阴谋》。

8月27日，首都建筑界举行有三千八百多人参加的批判陈华反党联盟大会。

10月22日，“冥顽不化”的中国建筑界头号“右派分子”陈占祥终于低头认罪，写出《我的右派罪行》。建筑界的“反右”斗争大战告捷。

1957年夏季的一个傍晚，我和弟弟妹妹照例一同站在大院门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哥哥衍庆已经是清华建筑系的大学生，很忙，一两周才回家一次。

接送总工们的那辆破旧老爷车在大门口停下，父亲推开车门走出来。妹妹弥尔欢天喜地地张开双臂，向父亲扑去。我和八岁的弟弟站在原地，向父亲招着手。我已经是十岁的少先队员，早就离开了寄宿的“北京小学”，转学到附近的西单横二条小学读三年级。父亲没有像往日那样高高地把妹妹举起来，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妹妹的头，向我和弟弟笑了笑。我看到父亲笑得很吃力，很累。那些日子，一向谈笑风生的父亲忽然很少说话。七月下旬，《北京日报》登出了第一篇痛斥建筑界“右派分子”陈占祥的文章，母亲把报纸收起来了，因为我已经会读报，母亲不愿孩子看到那样的报纸。后来才知道，父亲那天去参加了北京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他和钱伟长、钱瑞升等一起在会上受到人民代表攻势猛烈的批判。

父亲牵着弟弟妹妹走在前面，我默默跟在父亲身后。刚过完四十一岁生日的父亲，昔日健步如飞，此时好像突然衰老了许多。我看着父亲的背影，觉得他每迈出一步似乎都要付出决心和勇气。我们穿过后院的垂花门，走上门前高高的台阶，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父亲连拖鞋都没换，就一声不响地仰坐在窗下一张单人沙发里。傍晚落日的余晖在客厅里投下西府海棠斑驳的树影。不一会儿，跳跃的光斑就被重重的暮色吞没了。

屋子里越来越暗，越来越黑，没有人开灯，没有人说话。餐桌上的饭菜早就凉了，没有人张罗开饭。我早就饿了，但家中异样的氛围让孩子们本能地感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恐惧。我和弟弟妹妹相互依偎着缩在那张烟榻的靠垫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黑暗中一明一灭的烟火。父亲不停地吸着烟，没有叹息，没有言语，只有烟灰缸里的烟蒂越堆越高。从小懂事的妹妹没有喊饿，一会儿就趴在靠垫上睡熟了。

母亲从黑暗中走向父亲，轻轻放下手里端着的水盆。她躬下身，脱去父亲的鞋袜，跪坐在父亲跟前，一声不响地为父亲洗脚。她一点一点地、仔仔细细地洗着，又用干毛巾把父亲的脚擦干，换上干净的拖鞋，便无言地立起身，端着水盆向卫生间走去。

一会儿，母亲向“烟榻”走来，缓缓地、无声无息地走向孩子们。忽然，母亲紧紧地抱住我们，滚烫的泪水滴落在我的脸上。

夜幕完全笼罩了天地，窗外死一样寂静。没有灯光的家像一条即将灭顶的船，一分一秒地沉没在黑海里。“妈妈，爸爸怎么了？”我终于泣不成声，弟弟妹妹也吓哭了。

“别怕。”母亲的声音很轻，几乎像自言自语，但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有妈妈呢。”

过完十岁生日后一个星期，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父亲成为“右派”的消息。在生命的第十个年头，第一次懂得了父亲成为“右派”意味着什么。那时正放暑假。刚放假时，我们还和邻居的孩子玩得天翻地覆，跳皮筋儿、跳房子、下军棋跳棋象棋、交换彼此收藏的“小人儿书”、邮票或糖纸，一起听孙敬修在收音机里讲故事……但一夜之间就天壤之别。曾经一听到敲窗的声音，玻璃上便出现邻居孩子们压扁的鼻子和脸蛋儿，马上院子里就响起一片孩子嬉戏的欢叫。但父亲出事后，我们不再被邀请参加伙伴们的游戏。有一次小孩子们大概忘记了叮嘱，大家又像往日那样亲密无间地玩起了“揣包儿”。祖母回上海之前，亲手为我缝制了好几个新“包儿”，都用裁衣服剩下的边角余料做的，里边装了绿豆和大米，有正方形的、粽子形的，还有圆球形的。正玩得忘乎所以，院子里此起彼伏地传来各家保姆的呼叫，她们扯着嗓子把自家主人的孩子喊回去。一个保姆还跑过来，夺下同伴手里的“包儿”，嗖地扔到我跟前，拖起孩子扭身便走。犹如被人泼了一脸脏水，我只怔了一瞬，没顾上拾地下的“包儿”，逃跑似的飞奔回家里。这种当众受到的羞辱，是烧红的烙铁烫在孩子敏感的心里，我从此不和院子里的孩子们来往。

童年境遇会影响人的一生。1965年，作为“摘帽右派”的女儿，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不到一年就赶上了那场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北大学生全体参加天安门前的大游行。当北大学生队伍涌向金水桥时，身着军装的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前，微笑着挥手向学生们走来。我当时恰巧在队伍的最前面，和迎面而来的毛主席不过数十米之遥。正当我想快步跑过去时，心忽然像要撞出胸膛般狂跳起来，旋即本能地停下脚，站住了。身后的人群霎时巨浪似的向前呼啸奔腾，冲向心中的太阳。我被涌动的人流推搡着、挤压着，有时完全足不着地被托了起来；但我的心忽然出奇地平静，如一滴水回到了大海，平安而踏实。别被什么人注意，才是我习惯了的生存状态——如果忘情地冲向前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毛主席亲切地询问我的家庭出身，我该如何回答？一个“黑五类子女”居然分享与伟大领袖“面对面”的尊荣，那么“贴金”、“钻营”、“厚颜无耻”的骂名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突然地停下脚步，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那一瞬间鲜为人知的心态，来自一个十九岁“右派女儿”的畸形心理积淀，它们在转念间爆发为本能的躲闪和退却。

1957年的暑假，不知父亲经历过多少次批斗大会。我只记得那个酷暑难当的盛夏，每次得知父亲第二天要去参加批斗大会，母亲就提起熨斗，仔仔细细地为父亲熨烫洗净的纺绸衬衣，府绸西裤，连手帕、棉纱袜都熨得平平整整。汗水从母亲依然秀丽的面颊上涔涔流淌下来，滴落在灼热的熨斗上，发出呲的声响。她自己衬衣的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出门前，母亲为父亲递上擦得一尘不染的皮凉鞋，裤袋里揣上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随手揩一揩，别叫人家看见汗嗒嗒滴。”母亲用上海话轻声叮咛着，好像父亲不是去受批判，而是去参加什么授奖大会。

父亲注重美食，尤其看重早餐。早餐除了牛奶红茶、烤面包加黄油果酱，还有或煎或煮的鸡蛋。煮蛋要水沸后再等三分钟，然后放进高脚蛋杯，用小小的银勺，敲碎并剥除一点蛋壳，露出略小于杯口的蛋白时，佐以盐和胡椒粉，用勺一点一点地舀来吃。每顿早餐的餐具茶具，必须摆放得一丝不苟。为此母亲抗议不断，“这样过日子，吃力煞了。”

父亲总是一句话打发母亲：“食是一种文化，连基本的饮食都没有品味和追求，还当什么建筑师，设计什么艺术品。”

但那个暑假里，母亲忽然再也不抱怨了。每一顿早餐，她都系上围裙亲自操持。餐桌上多了一只水晶花瓶，里面绽放着从自家廊前花池里剪下的西番莲，连方糖罐旁，都添加了一把银质夹子，好像是准备什么节日的盛宴。

父亲说：“又没有客人，算了吧。”

母亲说：“就算自己善待自己吧。”

阿旺娘成了母亲忠实的谍报员。院子里的保姆们坐在回廊里哄孩子、纳鞋底、择菜、做针线；阿旺娘跟她们凑在一堆儿天南海北地拉家常。回到家，什么人在批判会上发了言，发言的内容，母亲都知道得八九不离十。只有在家里，人们才会卸下面具，说一些不必违心的真感受，这些没有避讳保姆的谈话，被阿旺娘带回了家。

吃过晚饭，母亲把我叫到沙发上，“以前你去胡家玩儿，他们问过你话吗？”

“什么话?”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好好想想。”母亲说。为了不辜负母亲那异乎寻常的温柔耐心，我努力回想着自己去胡叔叔家的往事。

“你跟他说过什么英国的事吗？”母亲像哄娃娃似的诱导着我的回忆。

我使劲儿摇头，“我哪知道英国的事！”

母亲的声音高起来了，“那他怎么在批判会上说，连陈占祥的女儿都是洋奴，你对人家说，我家的东西都是英国的。妹妹从不去各家乱跑，肯定是你说的……”

“跟孩子讲这些做啥？”父亲打断了母亲，“大人的事，跟她有什么关系！”

“他这是公报私仇！政治上的事我不懂，他爱说什么我不管，可他凭什么骂这么小的孩子是洋奴？他凭什么骂你是野心家，是学术骗子？还说你连图都不会画？英国皇家规划学会会员是白给的吗？学术骗子？他去骗一个试试！他自己老婆跟你弟弟相好，没本事管老婆，拿人家哥哥落井下石，算什么男人！阿龙也是拆白党，好心好意让他来北京养病，做大哥大嫂的仁至义尽了。他年轻轻的，什么女人娶不到，非去跟有夫之妇鬼混，岫岚比他大好几岁哪！拆了拦污，拍拍屁股走了，人家咬不着他，拿你当垫背的，你去替他受羞辱，连个孩子都不放过！”母亲终于如一座爆发的火山，呜咽着哭泣起来。

父亲点燃一支烟，对母亲说：“怪谁都没有用。没有阿龙，没有胡博德，我也逃不过这一劫的。”父亲又狠狠吸进一口烟，缓缓吐了出来，指指我说：“千秋功罪，万古评说，连她这辈人能不能看到那一天都很难说。站在胡博德的地位上想一想，他好好一个家，被老七搅得昏天黑地。阿龙的事，我这个做兄长的有责任，我没有管教好弟弟。人家在会上骂骂你，不过逞一时口舌之快，可阿龙给人家造成的祸害，是一生一世。假如那个女儿不是他的，他就等于要一辈子面对一张情敌的面孔，那是永远挥之不去的痛。比比他受的羞辱，我被人家出出恶气，骂几句刻毒话，又算得了什么呢？”

母亲愣住了。慢慢拭去泪水，不再说话。也许她想起了柔丝·黛，想起了当时自己的心情。由此及彼，天下人同此情，情同此理，心中的不平似乎化解了许多。

“妈妈，我想起来了。”我终于记起胡叔叔曾问过我的话，“岫岚阿姨夸我的裙子好看，胡叔叔问我是哪儿买的？”

“哪条裙子？”母亲问。

“就是那条藏青色的。”

“那条哔叽百褶裙？是千里妈妈送的呀。”

“对呀。我说，人家送的，千里妈妈在英国买的。”我回忆道。

“还问过什么？”母亲追问。

“好像胡叔叔还问了一句，这件羊毛衫也是英国货吧？我说是，也是千里妈妈送的。”

“还问过别的吗？”

“没有了。”我肯定地摇摇头。

父亲说：“无风不起浪，总有一点影子的。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公报私仇……不过是些坏习气坏品德，哪个民族哪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不是胡博德发明的，他担不起那么大的责任。很多坏习气太强大了，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连共产党都担当不起的。”

邓千里是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驻英国的行长顾宪成的妻子。顾家夫妇是父亲在英国时的好朋友，解放后顾宪成一家万里还乡，也是因为向往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回北京后顾宪成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顾、陈两家因住得近，走得也勤。他们的女儿塞塞莉比我大几岁，从英国带回大批衣服，塞塞莉穿不下的，就被千里妈妈送到了我家。但不久，不知什么罪名，顾宪成一家忽然被发配去了吉林蛟河县，曾在英国任过银行行长的顾宪成，在蛟河县一家小煤铺工作了很多年。荣毅仁一直念念不忘才干骄人的至交顾宪成。1985年，经司法部批准，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业务范围包括投资公司、商务贸易、国际金融、税务、仲裁和诉讼。多年在蛟河煤铺的顾宪成被荣毅仁举荐担任第一任主任。那时的顾宪成先生已是两鬓如雪了。

母亲肩起的家

1958年夏天，西单横二条四合院拆迁，大部分邻居都迁入了南礼士路的建筑设计院宿舍。设计院新建了两栋楼房。现在看上去简陋的单元公房，在当年，谁住进去竟是一种政治地位的象征。父亲是“右派”，当然没有资格上楼。但设计院领导把一位原院长的房子分给了我家。在一排排门前有小院子的平房宿舍里，只有两套房子有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两套房子的原主人是院领导。虽然每间居室都只有十几平方米，横二条房子中的家具不得不淘汰掉很多，但毕竟有了三间居室的栖身之地。母亲说：“比我想象的还好点呢。”

父亲被送去昌平附近的砂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他和一群接受改造的“右派”，每天上山去挖“鱼鳞坑”种树。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这就意味着在砂岭的其他日子要连续劳作。和父亲一起劳改的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俄文翻译邱连璋先生，1957年因支持父亲的大字报而成为“右派”。在砂岭劳改的日子里，他成为父亲的室友。邱先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与陈占祥“在艰苦、困难的岁月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两年左右。在大跃进浮夸风猖獗的影响下，每个劳动队员为了表现自己对劳动改造的努力，每天要把上山挖鱼鳞坑植树和抚育树苗的成绩数字争相报数统计。谁报得越多，就说明谁的改造积极性越高。队长们也希望大家报得越多越好，以体现他们对监督劳动领导得力有方，根本不想核实所报数字是否真实可靠。而你（指陈占祥）每天所报数字总与别人差几倍，甚至十倍。因此，小组评议上，曾使你多少次遭别人白眼和批评。你心里当然也很明白，你私下与我诉说，不能啊！我力所能及的也就只是如此多，虚报一些，说来容易，可这不是我的为人呀！”

我清楚地记得，去砂岭之前的夜晚，父亲对母亲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有没有头，家和孩子就全靠你了。你一个女人，拖几个这么小的孩子，在外面抬不起头，在家里又没人帮你撑着，钱这么紧，我这个担不起家的男人，让你和孩子都跟着受苦，我真对不起你们……”虽然和父母的卧室隔着一道薄墙，我还是听到了父亲的几近哽咽的声音。

母亲的声音时断时续地传入我耳畔：“放心去吧。无论如何，我和孩子都等着你平安回家。就是一分钱不发，我们家也能过下去。你看看吧，这只首饰盒里的钻戒、翡翠、宝石，至少能维持到孩子们长大。即使没有首饰，我还有两只手，我也识文断字，也能出去工作。人家四五十块钱就能养一大家子，我们一百三十八块钱还能饿死人？”

“你哪来这么大一盒首饰？解放的时候，爹爹留给你的股票，我不是都要你烧了吗？”

“敢不听你的话吗？早都烧了，真的。你说留着我爹爹的股票，吃股息就是剥削，你不许老婆当寄生虫。我可没你那么进步，当时恨得牙痒痒。可我不懂政治，怕拿了股息会牵连你，只好听你的。不然的话，我的股息比你工资高多了。结果你倒成了‘右派，真是老天不长眼睛。”

我也很多年都想不通，因为父亲真是太革命了。其实，父亲对共产主义的热衷，由来已久。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引发的劳资矛盾空前尖锐，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激烈的抨击，恰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中本阶级的叛逆者，他们是一群资产阶级的精英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西方知识分子的影响源远流长。尤其在高等学府，很多知识分子以社会主义思潮为时尚，但很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股思潮在城市规划学界尤甚。西方土地的自由买卖，因产权所属问题给规划带来的困扰让规划师们苦不堪言。规划与私有制狭路相逢，不得不在产权、金钱的枷锁下低头，不然就要付出无穷的精力卷入诉讼的泥沼。父亲的导师贺尔福曾特地为此去过苏俄考察，回来向学生们大讲计划经济对规划的优越性。土地公有，规划师不必为规划的实施与地产商、房产主们周旋，只要尽心竭力把规划做得完美无缺就够了。西方学者用“乌托邦”为父亲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充其量是一种纯真热情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幼稚病。

不过，即使戴着“右派”帽子，父亲对母亲的一大盒钻戒宝石还是心存芥蒂，“你哪儿来这么多首饰？”

“自己赚的，跟我爹爹没一点关系。”

“怎么赚的？什么时候赚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

“你问过我吗？你那时候还有心思问我吗？”母亲的声音里显然有了弦外之音。父亲不说话了。

母亲告诉父亲，那盒首饰都是用叶剑秋当年帮她做股票赚的钱买的。精明的叶剑秋对母亲说：“时局不稳，钱放在银行会贬值，不如买些金银珠宝存起来保值。”后来，股票上每赚一笔钱，母亲就买一件首饰。日积月累，竟攒下一大盒。

父亲去砂岭劳动后，母亲自己在二龙路一家水暖厂找了一份工作，每月工资才三十八元。但母亲很高兴，这是她解放以来的第一份工作。起初做绞丝工，因为她有文化，很快调到办公室做了统计工作。父亲一直反对母亲上班，反对把孩子送托儿所。他说：“妇女应该受高等教育，她们的职责就是以自己受到的良好教育，去相夫教子，让家庭更温馨美好。幼儿园教育出来的孩子，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只会摇头晃脑拍拍手，唱唱歌谣，被扼杀了个性。”为了维持这个家，母亲处处由父亲拿主意。当父亲落难时，她无言地肩起了丈夫的担子。

我家迁入建筑设计院宿舍时，母亲帮我转学至护城河东岸的“藤牌营小学”。设计院的子弟都在那所学校读书。每天放学，孩子们沿着青草漫到河畔的护城河岸回家。几株粗壮的柳树不知被谁放倒在河面上，成了孩子们过河的小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清澈的河水，一尾尾暗黄色的小鱼，在水中的蓝天白云间悠然穿行。燕子轻盈地掠过河面，撒下一串亲昵的呢喃。蜻蜓的翅膀在草丛中霓虹般闪亮，不知何处响起蟋蟀的浅唱低吟……这一切，在四合院中是从来见不到的。我一屁股坐在河心的大柳树上，脱了鞋袜，把脚伸进金秋清凉的河水。仰起头，湛蓝的天空环抱着我，垂下脸，花朵似的白云从我趾间流过，我忘乎所以地放声高唱起来：“小河流水响叮咚呀，一路洒满笑声。早晨拜会光明的太阳，晚上拜会星星和月亮……”

忽然，不远处的河岸上，一群放学的男孩子离我越来越近。一阵阵合唱似的呼声也越来越近地向我冲来，“陈愉庆，陈愉庆，你爸是个大右派！”这合唱仿佛变成了重唱和轮唱，又仿佛是烟尘滚滚的铁骑雄兵，嗒嗒的铁蹄一阵阵地从我心上踏过，剜心的疼痛逼得我紧紧捂住了脸。我顾不上穿鞋袜，拎着鞋光着脚，顾不得路上的沙砾尖石，疯了一般往家跑。

晚上，下班回来的母亲在灯下为我包扎伤口。她咸涩的泪水滴在我的伤口上，针刺似的痛。

“父母没本事保护你们，你们谁也指靠不上，只能靠自己。你们从此不能和人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人家跑一步，你要跑十步，跑一百步。这也说不定是上天的恩典，让你们更努力，让你们更出色。天道酬勤，长志气吧，孩子。让人家看看，右派的儿女也是人，而且不比任何人差。”

母亲的话，字字珠玑，镶嵌在我心上。我和弟弟妹妹们，虽然只是孩子，却已经懂得什么是受羞辱的疼痛，也就更懂得了尊严的可贵，我们必须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做一个能抬起头走路的人。

等到弟妹上小学时，母亲坚持跑了几个小学了解情况，终于找到一家小学，离我家稍远，但那里很少有建筑设计院的子弟。母亲把弟弟妹妹都送进了这所小学，她说：“你们虽然每天多跑一些路，但那里没有人知道爸爸是右派，你们的日子就会比姐姐好过点。妈妈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受那种欺负。”母亲势单力孤，无力回天，但她尽其所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儿女们的自尊心。

我转入“藤牌营小学”不久，一天被选去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选拔考试。考试结束后，合唱团的指挥李名方老师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拿出我填写的报名表格问：“这是你填的吗？”

“是。”我点点头。

“你知道什么叫政治面目吗？”他用手指着“政治面目”那一栏问我。

我的喉咙又被要冲出胸膛的心堵住了。就像每一次唱《社会主义好》中那句“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时，我就不由自主低下头，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有如芒刺扎在背上。那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感觉总让我喉咙里堵得透不过气，“我已经写上了，我爸爸是右派。”我轻声嗫嚅着。

李名方老师的笑容至今历历在目，那笑容中有一种难言的悲悯与无奈，“你父亲一定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共产党员，对不对？”

我点点头。

“那你就写群众吧。”他又递给我一张表格，“告诉你，小朋友，右派不是政治面目。重新填一张吧。”

就这样，我走进了复兴门外那座与婚礼蛋糕同样颜色的广播大厦，开始了整个少年时代一种有别于寻常孩子的生活。这是一群在歌声中生活的孩子，我们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排练厅、录音棚或舞台上度过。对音乐的共同向往，把这群来自不同学校、有着艺术气质的孩子们紧紧连在一起。可能是指挥李名方的音乐家天赋，使他对政治没有强烈的功利之心。不管窗外是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还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李名方的指挥棒下，总是奔流飞扬着另一种让我们飞向蓝天白云，奔向高山大海的旋律。俄国杜纳耶夫斯基的《飞翔吧，和平鸽》，舒曼的无伴奏合唱《梦幻曲》，俄罗斯民歌《哎，红莓花儿哟》，还有《太阳落山了》，《湄南河》……但这也致使李名方在1959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发配到广东番禺的中学做音乐教师。数十年的坎坷磨难，使他成为著名少年儿童歌曲的作曲家。

在中央台的那些年，我经常担任演出时的报幕员。一次，我把演出时要穿的衬衣裙子带回家，想把已经发皱的演出服熨一熨。

“你就穿这裙子报幕吗？中央台也太不讲究了。”母亲边熨裙子边说，“不是礼拜六汇报演出吗？还有三天呢，妈妈给你赶一套新衣服出来。”

“不行，我不能和大家不一样的！”我着急地说。

“报幕当然和大家不一样啦，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爸爸当个右派，孩子就吓成瘟鸡了，这还了得！”

“不，这样影响不好，人家会说我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

“小小年纪，活得比大人还累。”母亲摇摇头，叹口气说，“这样好了。这套裙子和衬衫熨好了你带着，妈妈为你做一套更好的，你拿去请老师挑选。如果老师说你必须穿他们发的衣服，那就听老师的，好不好？”

一连三个晚上，母亲下班后，刚吃过晚饭就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为我缝制新衣。我只知道祖母会做衣服，但祖母偶尔来北京小住。母亲会织毛线，织得花样翻新。

“妈，你也会做衣服？我怎么不知道。”我好生奇怪。

“在沐恩堂学的，我们有家政课。做饭菜，做衣服，烤糕饼，织毛线，布置家居，样样都要学的。我最喜欢上家政课，学得好来兮。”母亲边说，边把衣服在我身上比划。衣料是母亲从箱底翻拣出来的。外婆只生了母亲和大姨妈两个女儿，为了有子嗣继香火，外公一连娶了两房妾，不仅没得儿子，连一个女儿也没生下。母亲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陪嫁的大樟木箱就十六个，里面被褥卧具、衣裳衣料，一应俱全。年年岁岁孩子们添新衣，几乎不用出去买，母亲翻箱倒柜找几件旗袍、几块衣料，裁裁剪剪就有了。

新衣服果然在第三天完工了。一条黑色的派力司百褶裙，一件黑底金色祥云花纹的中式锦缎紧身小短袄，胸前有三对金色缎子的葫芦形盘扣。一双黑色长统袜是母亲没穿过的，从后脚跟到袜筒的背后，有一条长筋似的缝线纹路。

“配上这条红领巾，一身素色就有了鲜活灵动之气。”母亲把一条熨好的少先队红绸领巾递到我手里。

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新衣，我几乎不认识镜中的自己。我紧紧抱住母亲，想说谢谢，竟张不开口。轻轻一声谢，哪抵得母亲爱心的万分之一。

母亲摸着我的脸说：“好好背你的报幕词，妈妈在台下为你鼓掌。”

我有些胆怯地把母亲做的衣服拿给老师看。

“先穿来瞧瞧。”老师说。

我穿着新衣出现在办公室时，少儿部的老师们异口同声地说好。还要我代表他们向母亲致谢，“感谢她这样支持我们的工作！”

父亲每月从砂岭回家休假一次，那是我们全家的节日。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油定量，连蔬菜都难买到。但只要父亲回家，母亲总会想尽办法让餐桌变得很丰盛。她从农贸市场买回兔肉、田鸡，从西单“鸿宾楼”买回鸭油和鸭架，从西单菜市场附近一家叫“公义号”的店铺买到内蒙运来的“酥油”……于是，父亲回家时，餐桌上就有了困难时期难得一见的丰盛。

父亲曾对母亲说，在砂岭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滚烫的岩壁上，望着脚下的千丈沟壑，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但每次眼前总会升起孩子们稚嫩的面孔，亮起儿女们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韧的双肩为他支撑的家。无论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灯火永远照着他回家的路。

在最困难的三年里，餐桌上的每一杯一盏，都来之不易。我因为住校，对家中经济状况知之甚少，还是妹妹悄悄告诉我，她跟母亲去过东单一家委托行，母亲卖掉了一枚自己最喜欢的戒指。我记得那是母亲常戴的一枚产自意大利的玫瑰花形钻戒。一朵用十八K金铸成的玫瑰，花蕊是粒一克拉的钻石，重叠的花瓣上，镶嵌着一粒粒细钻，像是一颗颗在阳光下闪烁的露珠。它是母亲陪嫁的首饰。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它换回了两千三百元。

父亲休假回家时，坐在丰盛的餐桌旁，开心地说：“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们妈妈无银无米皆成炊呀！”八岁的妹妹毕竟还是孩子，脱口道：“这些好吃的，都是妈妈的钻戒换来的！”母亲轻轻捏了妹妹一下，可说出去的话已经覆水难收。父亲怔住了，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然后又慢慢地放下了。

“快吃吧，趁热。”母亲站起来，笑容满面地为父亲和我们搛菜，“小囡晓得啥！一只蹩脚翡翠戒，不值铜钿的。钻石、宝石，全不过是石头罢了。饥荒日子，黄金万两不抵馒头一筐。一家人平安健康，比车载船撑的钻石翡翠贵重。再讲了，工厂里人家满手油泥，你手上钻戒发光，人家眼乌珠就把你脊背戳透了，啥人那么十三点呀！”妹妹睁大眼睛看看母亲，又看看我，刚要张嘴，母亲已经把半只卤蛋夹到她碗里，“小瘪三，闲话多来兮！闭上嘴巴吃鸡蛋吧。”

那顿饭虽然丰盛，父亲却再也打不起精神，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很多年后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欠你妈妈太多，来世都还不尽的。”

市面上出现了五元一斤的“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四十多年前，对于每月只有四五十元收入的升斗小民，这是天价。犹如今天收入三千元的家庭，用三百元去买一斤桃酥或鸡蛋糕。母亲自己在工厂食堂只吃几分钱一份的熬萝卜、炖白菜，却毫不犹豫地在西单商场排上个把小时的长队，因为中国的商店里已经很久不曾见到任何糖果和糕点了。为了两斤糕点，母亲要早出晚归地在工厂操劳一个多星期，因为那是她工薪的四分之一，而孩子和丈夫是她生命的全部。

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1960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在学校住宿时，母亲每月给我十五元生活费。学校每月的膳食费只有六元钱，我把五元退给母亲说：“只要十块就够了。爸爸一回家，你就要去买那么多吃的东西，开销太大了。”

母亲把钱按在我手心里，“你别为家操心。家里照六个人算，每人平均生活费应该是三十块，你其实只拿了一半。”

我家应该是七个人，母亲却说按六个人算，缘由一言难尽。

有家难归的大哥

1957年“反右派”时，大哥陈衍庆是清华建筑系二年级学生。1955年，十七岁的大哥陈衍庆以优异成绩考进清华建筑系。开学体检时，发现肺部有阴影，按规定退学，连学籍都不能保留。大哥心有不甘，在家边养病边复习，第二年仍去报考清华建筑系，结果又考上了。连续两年高分中榜，这在清华历史上也并不多见，一时在建筑系传为佳话，称之为建筑界的“将门虎子”。而1957年的急风暴雨中，“将门虎子”瞬间变身为“右派”子弟。

1957年，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对“陈华右派联盟”的批判之后，时任清华建筑系主任的梁先生对父亲说：“刚才大会宣布衍庆和父亲划清界限的声明，我是大力支持的。衍庆才十九岁，至少还要在清华学习四年，非如此，他何以在建筑系立足？希望你理解孩子，他的压力不比你小。”

父亲说：“我明白，谢谢你关心衍庆。”

从此，我家的七个人，就变成了六个人。

大哥衍庆是我家儿女中的君子。为人诚信重诺，从不信口妄言，永远先人后己，克己奉公。无论时尚如何变迁，他固守古老纯朴的做人原则，即使在他人眼里可能太古板，但也古板得可敬可叹。一句“划清界限”，不过四个字。但对大哥衍庆来说，那是背负十字架在荆棘丛中穿行的四年。放在另一个十九岁少年身上，“划清界限”也许只是大小会上的一句表态，会后和背后该怎样还怎样。言行不一是常态，言行一致才是非常态。而大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十九岁的年轻人，哪里懂什么叫政治？那一代人理解的“划清界限”，首先必须和家庭划清“经济界限”。从此，大哥不再回家，也不再用家里一文钱。

母亲为之肝肠寸断，“衍庆在清华怎么活啊！划清界限说说就罢了，怎么就非要一言九鼎？连人家做官的讲话也是在哪儿说完，在哪儿放下，衍庆就这么死心眼儿！不要家里钱，他连饭费也没有啊！”

不久，我们几次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整版多的大型报道《周总理访问清华园》，《金日成访问清华园》，署名都是《新清华报》记者陈衍庆。再后来，我们陆续在许多报纸上看到大哥署名的文章，还有的是散文、小说等等。

母亲读着大哥的文章，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这孩子，想不到还这么会写文章，这么有文采！”母亲笑着夸奖儿子，“可是，靠这么点稿费养得活自己吗？又要读书，又要写文章，身体吃得消吗？”说着说着，母亲眼里又泪光闪烁。

暑假里，大哥回家了。骑了一辆旧自行车，还是他上初中时买的。一条洗得发白的蓝布裤，后臀上打了一大块补丁。哥瘦了很多，但眼睛黑亮亮的。我和弟弟妹妹扑上去，又惊又喜地拽着大哥的臂膀，连蹦带跳地簇拥着大哥走进家门。手足之情，血浓于水，见到久别的大哥，心中的悲喜交集都被泪光模糊了。

“怎么穿这样破的裤子？”母亲上下打量着儿子，“记得给你带了新裤子去学校的呀。”

哥说：“可能被人家拿走了。”

“什么叫拿走了？是偷走了吧？”母亲问。

“不能随便说人家偷，万一是拿错了呢。”

母亲奇怪了，“什么叫拿错？”

一番盘问才知道，学生们都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宿舍五楼顶的平台上。大哥去收衣服时，发现自己的新裤子不见了。“一定谁把我的裤子收错了。”他这样想，也并没有介意。过不久，他又去平台晾衣服，认出了自己丢失的那条新裤子，因为裤袋里有母亲为他缝的一个红线五角星。

“裤子拿回来了吗？”母亲问。

哥摇摇头，“没有。”

“为什么？”母亲大惑不解。

“我在裤袋里放了一张字条，说这条裤子是我的，如果你发现自己收错了裤子，希望你把它送到我宿舍。然后就写了我的宿舍号和我的名字。”

“书呆子！怎么不快点把裤子拿回去嘛？”母亲急了，“有你这么傻的孩子吗？”

哥慢慢地说：“如果他是弄错了，说不定他裤子也被别人收错了，我把裤子拿走，他没穿的怎么办？如果他故意偷的，就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也给他留一份自尊心。”

“他还你裤子了吗？”我问。

“没有。”大哥摇摇头，“没再看见我丢的裤子晾出来。也许，他只有一两条裤子，可我现在一共有三条，够穿了。”

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哥说得自然而平常，没有埋怨，没有委屈，连一点愤恨都没有。但我忘不了自己受到的震撼，父母或亲人的言行，足以影响孩子的一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去想事情，可以这样替损害自己的人着想，这样去宽容他人的过失。母亲站起来拍拍哥哥的肩说：“吃亏是福，头顶三尺有神明。”

吃过午饭，哥说要回清华。母亲急了，“放暑假在家住一晚有什么不行？”

“我来接弟弟妹妹去清华住几天，他们也放假了。我都联系好了，弟弟跟我住，妹妹住汪国喻叔叔家。”哥说，“我真的想家，想你们。”

我们也想大哥。每当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饭，唯独缺了大哥，心中总一揪一揪地痛。但我们知道大哥不能回家。他是共青团员，他如果不和父亲划清界限，他在清华的日子就太难过了，我们都知道哥的难处。

汪国喻和赵为钊夫妇曾是西单横二条四合院的邻居,我们看着汪家的三个女儿出生，又伴着她们一同长大。赵为钊阿姨成为“右派”后，一家人搬去了清华园。

在清华住的短短几天里，汪国喻一家给了我亲人般的温暖。物质供应那样困难的岁月里，他们倾其所有地款待一个“右派”邻居的女儿，仿佛我是来自远方的贵客。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一个经历了世态炎凉的十几岁孩子留下了抹不去的温馨记忆。那些善良的人，纯净的情感，伴随着我历尽沧海桑田的人生。

临行前，母亲把一些钱塞在哥哥手里，“拿着，儿子。这样妈心里好受些，你过得苦，妈妈心里会好过吗？”

哥把钱推了回去，“不行，妈。我不能要，我说过的话，不能不做到。”

“傻呀？谁会知道！”母亲又把钱塞到哥手里。

“我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哥和母亲像在拉一把大锯，“我能吃饱穿暖，放心吧，妈妈。”

“靠稿费，有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怎么过呀！”母亲的声音又哽咽了，“既然不在乎别人，还怕什么？”

哥低下头，慢慢说：“我在乎自己。说一套做一套，我会看不起自己，那比被别人看不起还可怕。”

大学六年，后四年大哥完全是靠手里的一支笔养活自己，没拿过家里一文钱。我想象不出那四年的日子有多艰苦，若说是贫病交加也不过分。那是他为真诚付出的代价。读大学五年级时，哥患了肺病。一定是营养不良，加上体力透支，哥病倒了。大哥是《新清华报》的出色记者，清华学生会把他送进香山附近的“亚非学生疗养院”休养，约半年之后才恢复健康。

陈友芬阿姨的“扬州狮子头”

陈友芬是父亲“都委会”的同事项彬南的妻子，也是我家西单横二条那个大院的邻居。他们夫妇的三间坐南朝北的房子与陈干“大舅”对门。那时我喜欢在吃过晚餐后，悄悄溜到前院儿，不知深浅地去敲项叔叔的门，一句“项叔叔，陈阿姨好！”便宾至如归似的坐在人家的椅子上，瞪大眼睛一言不发地听起了项彬南叔叔和妻子二人的钢琴和小提琴合奏。

新婚的项家夫妇对我这个不请自到的小客人，总是笑着说“欢迎欢迎”，然后便又双双旁若无人地神游在他们的音乐天地里。项叔叔拉得一手好琴，如痴如醉时，双目微阖，鬈曲的黑发猛地向后甩去，然后耸起左肩，臂上高高擎起的提琴霎时成了一支冲向蓝天的号角，仿佛把项叔叔胸中奔涌的激情都化作了风中舒卷曼舞的云朵。项叔叔的妻子陈友芬是中学的数学教师，我一直都无法把她美丽的歌声和琴声与数学连在一起，总以为和歌声一样美丽的陈友芬阿姨应该生活在舞台上。渐渐地，我知道了他们合奏的曲子叫贝多芬的《月光》，肖邦的《玛祖卡舞曲》、萨拉萨蒂的《安达卢西亚浪漫曲》……陈阿姨喜欢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重返苏莲托》、《桑塔·露西娅》……那歌声琴声有时仿佛是一个强大无比的漩涡，把我吸了进去，我情不自禁地起身向前倾去，好像自己乘上了那天籁的翅膀。在我们的大院里，他们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夫妻。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运动、人际纠纷都与他们扯不上干系，以致我到现在也搞不清项彬南从什么学校毕业，他在“都委会”究竟做什么工作？似乎他们那个坐落在大榆树下的房子里，永远只回荡着歌声和琴声，无论是下班后的夜晚，还是礼拜天的假日。

1959年，四合院拆了。大院中的人家，大多迁入了复兴门外南礼士路的北京建筑设计院宿舍。我家也搬进了宿舍的一排平房里。

1960年，中国已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油肉菜严格定量供应，家家户户浮肿最严重的就是主妇，因为无私的母亲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会从自己有限的份额中省出一些给丈夫或孩子享用。那年暑假，我小学毕业，接到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录取通知书。在只有一百多户的宿舍大院里，各家孩子考上哪所学校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戴着“右派”帽子的父亲正在砂岭劳动改造，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上班，孩子们中午带着自己的饭票，各自在食堂吃饭。排队买饭时，我一眼认出站在自己前面的是陈友芬阿姨，便慌忙本能地垂下了头。自从搬到建筑设计院宿舍，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一是宿舍院子大，住户多。二是父亲当了“右派”，我一夜间就长大了，再也不会自作主张地去敲谁家的门。我学会了低下头，垂着眼皮，无声地走路。起初曾经礼貌地和一位四合院里的熟人打招呼，不料人家白你一眼别转了头，就像掷来一块石头，忽地戳进了年幼的心里，痛得一下子迸出了泪水；可如果见了熟人不打招呼，人家一定说你少教，不懂礼貌。于是，十来岁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低下头，只看着脚尖疾步快走。

陈阿姨稍一侧身就看见了我，“是你呀，贝蒂！好久不见了。”她背转身，上下打量着我，满脸是笑地说，“阿姨要恭喜你呢，考上师大女附中了？那要双百分哪，太不容易了！”密匝匝几大排的买饭队伍里，她的声音仍像我儿时听到的歌声那么明亮，也如窗外温暖和煦的阳光，洒了我一身。

眼前的陈阿姨变了很多。几年里家中有了三个儿女，不知还有没有弹琴唱歌的雅兴？可能因为陈阿姨瘦了很多，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显得更大了。

那天的午餐的菜牌上有一份最奢侈的“扬州狮子头”，两毛五分。我早就学会了节俭，通常只买三至五分一份的拌茄子、炒土豆丝。连最小的弟弟宪庆和妹妹弥尔，都懂得了家中的变故。一次从幼儿园回家时，每人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只温热的小包子，满心欢喜地递给母亲。那是饥荒年月，四岁和六岁的弟弟妹妹从自己幼儿园的晚饭中省下来的。

轮到我买饭时，陈阿姨从窗口把一份米饭和一份“扬州狮子头”递到我手里，“这是阿姨替你买的，祝贺你考上那么好的学校！”

“不不！”我慌乱地推托着，瞥见她自己要带回家的小钢精锅里，米饭上扣着一份黏稠的小白菜熬粉丝。

“阿姨要犒劳犒劳你。”她端着刚买的饭菜，边说边往大门走，“别忘了，阿姨是当老师的，看见好学生，比自己吃什么好东西都高兴！”她健步如飞地消失在食堂大门口，临出门时又回过身，微笑着向我招招手。对于食堂里一些用异样目光打量我们的人，她似乎全然不知。我眼前又出现了她当年在钢琴前边弹边唱的样子，只是那样子竟在温热的泪光中一点点地模糊起来。

项彬南夫妇是西单横二条四合院里和我家接触最少的一家人，但半个世纪前两角五分一份的“扬州狮子头”让我记了一辈子。陈友芬阿姨在食堂大门口向我微笑招手的一瞬间，成为一幅永恒的画面，定格在我人生的记忆里。

风雪故人情

父亲成为“右派”后，曾经宾朋满座的家变得门可罗雀，连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对我家退避三舍，很多熟人劈面相见，形同路人。在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父亲在砂岭劳动，母亲每天下班回家，一边督促弟妹的功课，一边不停地做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母亲极爱整洁，多年来一直保持每周一换床单枕套、每月一拆洗被子、沙发套和窗帘的习惯。那时连洗衣机为何物都不知道，所有卧具、衣服都要母亲的双手去洗涤；而且，被单枕套洗净后一定要上浆、熨烫，这些习惯让母亲活得很累，但她觉得，只有这样活着才是她自己，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她常说，衣服破旧没关系，但一定要干净整洁。尤其是白色的内衣内裤和白袜子，就是旧得像纸一样薄，也必须雪白清亮，这简直成了她检验我们姐妹是不是好女孩儿的标志。我在女附中住宿，每周回家，上床前准要查看我的内衣内裤是不是洗得洁白无瑕，有一点颜色发暗，母亲就要开始她的家训，大意无非是女孩子不能懒惰，懒惰的女人将来肯定不是好女人等等。努力保持内衣洁白，成了我一辈子的强迫行为。就是在有洗衣机的时代，我也一定把白色的衣物加漂白剂另外洗涤，否则就好像做错了什么而心中不安。

我家刚搬入设计院宿舍的第一个冬天，我还在“藤牌营小学”读书。那个冬天真冷，星期六下了整整一天大雪。在录音棚唱了一下午之后，我迎着裹了雪花的寒风，踏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走进东三排的院门，隔着结满冰凌花的玻璃窗，一眼望见家里的灯火，顿时满心漾起融融的暖流。我从小最怕在夜晚时离家，周日返校宁可太阳没下山时走，一旦家里的灯亮了，回眸望一眼窗口就会泪如泉涌。我最盼望远远看见灯火回家的时刻，那是人生幸福的一种，幸福有时就这样简单。

忽然，隐隐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谁也没有介意，任何脚步都和我家没有关系，有谁会在风雪之夜来我家呢？门外台阶上响起跺脚的声音，接着有人敲门上的玻璃窗。我要跑过去开门，母亲一把将我拖住，“先别开，我来！”

“谁呀？”母亲走到门前，小心地询问着。隔着厚厚的冰凌花，看不出门外的人脸。

“我，朱若华，贺其治。”门外响起一个轻柔的女人声音。

母亲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提高声音问了一遍，“谁？！”

“是我呀，若华。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啦？”

“真的？”母亲几乎是惊叫着，猛地拉开门，满头满肩雪花的贺其治、朱若华夫妇站在门口。

“真的是你们！”惊喜交集的母亲把朱若华拉进门，还没来得及扫去满身的雪花，朱若华已经与母亲相拥而泣。贺其治伯伯摘下围巾帽子，脱下大衣，母亲这才想起还没招呼客人坐下。充作客厅的房间只有十几平米，多了两个客人，屋子里马上显得局促起来。朱若华头巾上的雪融化了，脸上流淌的不知是泪水还是雪水，“我们打电话去设计院，可他们说查理去昌平砂岭劳动了。问你们在哪儿，他们才告诉了这个地址。”朱阿姨指着纸条上的地址对母亲说：“到了这里，我们问陈占祥家怎么走，居然没一个人敢告诉我！”

贺伯伯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擦着镜片上的水汽说：“我向一个年轻人问路，他也想躲开。我一把抓住他说，不用怕，我是共产党员，你带我去他家，绝不会连累你！他这才把我带到你家院门外，指指大门就慌慌忙忙走了。好像查理家是老虎洞，简直莫名其妙。”

母亲忙不迭地往炉膛里添煤，烧水冲茶，“你们看，家里没什么可招待客人的。还剩下一点祁门红茶，可既没有牛奶，也没有白糖，只能将就了。”

妹妹一转眼跑进了卧室，一会儿又跑出来了，手心里托着两粒柠檬水果糖举到母亲眼前，“这是幼儿园发的，我一直留着呢。放进茶里，是不是可以做柠檬红茶了？”

母亲刚要接过糖，却被朱阿姨拦住了，她把妹妹拉进怀里，“乖孩子，大人哪能从你口里抢糖吃！”说着，她拉开自己的手提袋，从里面把一样样东西拿出来，“这是一斤黄豆，我们外交学会发的。这是一听炼乳和一小盒袋装红茶，是外交部的同事出国带回来的。查理一出事，我们就知道坏了，他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自己的事。我们是多年的莫逆之交，比谁都了解他。在英国，多少共产党做不到的事，他做到了，做了自己还不知道。查理是一心爱中国、为中国的学者，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我们永远是他的朋友。”母亲放下手中的茶杯，掩面而泣。

贺伯伯啜了一口茶，对母亲说：“我们和查理在英国是最好的朋友，今后也是。我们不会做墙头草，更不会指鹿为马。我们现在帮不了他，但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的家人。”说着，他从自己的小本子上扯下一张纸，写上自己的电话，交给母亲说：“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有什么难处，就打电话给我们。”

朱阿姨把妹妹搂在怀里，摸着她的头说：“我们只有两个儿子，都参军了。小弥尔就做我们的干女儿吧，好不好？”

妹妹抬起头，看着母亲，母亲拭去泪水说：“弥尔，叫干爸干妈呀！”

妹妹低下头，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却忽然一头扑进朱阿姨怀里啜泣起来。想不到，连六岁多的妹妹也凭孩子的直觉感受得到情重千钧催人泪。

就在父亲远赴砂岭劳改的风雪之夜，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中共地下党的朱若华和丈夫贺其治，跨进了“右派分子”的家门。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应该知道，那需要怎样的勇气！从那天晚上，妹妹弥尔成了贺其治夫妇的干女儿。后来，我们都跟着弥尔叫起了“干爸”和“干妈”。

贺其治先生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空间法专家，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历任联合国外空委员会中国代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际宇航科学院执行董事。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先后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法硕士、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贺其治先生精通国际法，开中国空间法学科之先河，他的《外层空间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空间法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际空间法的理论与实践，多次应邀担任关于国际法、空间法、军备控制等国际研讨会的主席或主讲人，在全球国际法、空间法领域享有崇高声誉。

“干妈”朱若华出身于四川名门望族，20世纪30年代作为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新女性，冲破重重阻力赴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回国，投身四川成都地区的抗日救国洪流。“七七事变”后，成都妇女成立“成都妇女华北抗战后援会”（简称“妇抗会”），留日归来的朱若华成为“妇抗会”骨干，并加入中共地下党，与时任南方局妇女工作负责人邓颖超等共产党领导人有很密切的工作联系。她利用自己家庭的特殊关系，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多次为中共地下党筹募到大量资金。为了送一些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离开四川去解放区，她甚至一次次地从自家父母手里拿钱，她和她的家庭为抗战胜利倾其所有。到英国后，邓发是与她直接单线联络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解放时，贺其治夫妇风尘万里返回祖国，想不到朱若华在英国期间的组织关系由于中共高层领导人邓发同志的遇难而无法被证明，党龄只能从解放时算起。我不知这种委屈加之于他人身上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朱若华只置之一笑说：“我们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加入共产党，从没想过日后要凭党龄伸手讨些什么；若是图利，我们为党捐献的财物自家几代人用之不竭。党龄从哪年算无所谓！”巾帼豪气不让须眉。

贺其治先生曾毕业于南京政治大学外交系，抗战期间，他在四川战时国民政府的外交官考试中名列榜首，被派往英国任原国民政府驻利物浦副领事。朱若华作为夫人随行，在国民党的驻英领馆中为中共地下党工作。为更广泛地结交英国知识界友人，把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消息传达给全世界，争取更多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日，他们相继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利物浦大学攻读学位，也因此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但父亲从不知他们中谁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从此以后，每隔几周，我们就会收到干妈寄来的短信。信的内容很简单，要我带妹妹去她家过周日；每次都详细约好时间，她和干爸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等我们，然后牵起我们的手，一起散步穿过公园。只消走出公园后门向左转，几分钟便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办公地点，而职工宿舍就在办公大院后面的一排排平房里。干爸干妈家里也有很多书，跟父亲一样，他们的书也大多是英文书，我一本也看不懂，只有几套很眼熟的书，我认出是英文的《莎士比亚全集》，狄更斯、萧伯纳和哈代的作品。

“小家伙不简单哪。”干妈夸奖我说，“爸爸教你学过英文吗？怎么认得出这么多英文书？”

“不认得。”我不好意思地实话实说，“爸爸告诉过我这些书的书名和作家，它们跟我家的书长得一模一样，我就认出来了。如果是我家没有的，我就不认得了。”

干妈哈哈大笑说：“上了中学一定要学英文，你爸的英文那么好，你们不跟他学太可惜了。”

“你们爸爸的英文可不是一般的好。他不像很多中国学生，到了外面就闭门苦读，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事情不大有兴趣。查理完全融入了英国的主流社会，精通英国的历史文化，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尤其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干爸指着书橱上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说，“我跟你爸爸的交往就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我也是个莎士比亚迷，我们在一次学校的派对上谈起《罗密欧与朱丽叶》，说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相似的故事。昭明太子萧统和卖茶女慧娘的殉情，造就了多少红豆相思的神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传奇。我们越说越投缘，从莎士比亚谈到萧伯纳，从詹姆斯·希尔顿说到乔伊斯……你爸爸能成段背诵莎士比亚、本琼生或萧伯纳剧本中的台词，这连英国学生也自叹弗如。”我们从干爸那里听到过一个关于他们和父亲探讨如何运用一个英文单词的小故事。父亲过世后，我从干爸纪念父亲的文章中重温了这个故事：

“有一次，利物浦所属的克劳斯贝（Crosby）城区联合国协会为庆祝该会的成立，邀请朱若华去做主旨讲演，题目由我和她共同商定，名为《坚持联合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原则——从国际联盟失败所吸取的教训》。我们本来准备在文中仿照一句英国成语：‘国王驾崩了，国王万岁！（the King is dead,long live the King）将其改为‘国联失败了，国联万岁！（the League is dead,Long live the League!）来形容国际联盟的作用。占祥看了讲演稿后，建议将这句放在最后，改为‘国际联盟结束了，联合国万岁！（the League isdead,Long live the United Nations!）作为结束语。我们认为他的建议非常好，于是若华在讲演中，用了这句话结束，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最有意思的是，后来英国的塞西尔勋爵（Lord Cecil）作为国联的负责人，把国际联盟的档案和其他财产移交给联合国负责人时，在祝辞中也引用了这句话。”

坐在干爸干妈那间简朴整洁的房子里，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父亲的那么多往事。尤其是二战期间父亲在英国的传奇经历，通过他们栩栩如生的讲述，让我这个“右派”的女儿，形象地认识了在我出生之前的真实的父亲。在那个被扭曲的疯狂年代，有多少儿女揭发父母，手足亲人骨肉相残。我们能在狰狞岁月中坚守对父亲的信任，得益于少年时代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那是我们心中绵延万里的信念的长城。

贺其治、朱若华夫妇在英国生活多年，有很深的中、西文化根基，他们对父亲的坚信不疑，对我们一家的不弃不离，都植根于深厚文化土壤中的美德和人格，并不是任何一个饱学之士都能做得到的。在那样的年代，告诉我们完全与报纸上相反的观点，万一孩子说漏了嘴，他们会承担怎样的风险！多少人对我们避之不及，而他们每隔几周就把我们邀去他家，为我们讲述往事，讲述莎士比亚、《消失的地平线》中的香格里拉、狄更斯的《双城记》、萧伯纳的《卖花女》，带我们去看电影《第十二夜》、《雾都孤儿》，苏联冰上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临行时，把新买的灯芯绒外衣穿在妹妹身上，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供给糕点塞进我们手里。每次，干爸干妈都会把我们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直到看着我们上车。许多年之后，他们立在风雨中或蓝天下向我们挥手告别时的画面，一次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亲爱的干爸干妈，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们是久旱中的甘霖，是烈日下的浓荫，你们用自己的良知和大爱，告诉我们什么是人间最可宝贵、最可珍惜的无价之宝。

干爸干妈几年前相继逝世，他们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撒进奔流于巴蜀大地的嘉陵江——那条养育过他们的母亲河。如果有一天飞向天堂，即使关山迢迢、天河浩荡，我也会奔向你们身边大声说：我永远爱你们，亲爱的干爸干妈！

红星照耀下的演讲

1937年，母亲刚嫁入陈家不久，日军重炮轰击闸北，震惊全国的上海“8·13沪淞大血战”爆发。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发表抗战讲演，并率87、88、36师和两个重炮团向上海飞驰挺进。8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总反攻，封锁长江中下游。张治中将军发出通电，誓死抗战到底。坚守上海闸北四行仓库的国军八百壮士与日军血战数日，可谓气壮山河！同年11月11日，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宣布上海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陪都。为了报复他们受到的顽强抵抗，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父亲家位于虹口的房子在炮火中化为废墟。数十口之家于战火中逃往租界避难，又辗转到南京路国际饭店背后的黄河路，买下一栋石库门房子暂且栖身。陈家从此江河日下，风光不再。新婚的父母曾与无数上海市民一同去闸北慰问抗日的十九路军将士。专做食品业的外祖父，把运送食品的专用汽车开进闸北，将面包、西点送到十九路军阵地。父亲情绪激昂，对祖父说，他不去留学了，国难当头，好男儿当奔赴疆场，马革裹尸还，他的雷士德的同学很多都投笔从戎了。

1936年，伦敦大学在上海第一次举行入学考试（Matriculation），父亲是雷士德工学院预科第一个考取伦敦大学的学生。“8·13”时，雷士德位于虹口战场，被迫停办，学生由校方安排到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暂读。二十一岁的父亲热血沸腾，恨不能插翅飞赴疆场。

祖父和当时还住祖父家的劳姓风水先生对父亲进行了轮番游说。据父亲说，风水先生劝他的话很有意思，“东洋人想灭中国？照照镜子，他们有那个命相吗？上天真要成就他们的霸业，能把他们逼到那个水囚的弹丸之地吗？小东洋张狂，是死前的回光返照。他们最好不止打中国一家，最好打遍世界犯众怒，他们就赤着屁股推磨，转着圈子丢人。打得越疯，死得越快，用不到几年，东洋人肯定滚出中国。那辰光，中国经历了战乱，有多少新房子要建设？就等你们这些学到本事的年轻人猛虎上山，蛟龙入海，火凤凰要从你们手里飞起来！这比你去军队当一个小兵的贡献大多啦！啥人都可以去当兵，能当建筑师的人才有几个？全上海有几人考上伦敦大学啦？”

风水师说完，祖父又继续劝说。父亲最终被说服了，踏上了负笈远行的求学之路。临行前，陈家的风水师劳先生还郑重神秘地对他说：“你这一生，交游四海，声名远播，但两袖清风，名利不得双收。你真不如太太有财运啊！”年轻气盛的父亲将此话当耳旁风，母亲却把这话记在了心里。劳先生对祖父祖母也讲过此话，当年一手成全长子婚事的祖母埋怨说：“什么财运呀！她一进门，陈家险些灭门，虹口的房也烧了，家也败了，没死人就算是万幸。丧门星噢。”

祖父批评祖母说：“照你讲的，爱仁本事也太大了，莫非东洋人打中国也是她招来的?那太阳也要落进陈家井里去了！”

搬弄是非的女佣把这话传给了母亲，母亲和祖母之间暗暗结下了芥蒂。虽然从不曾爆发，但我们从小能感觉到母亲对祖母礼貌周全的冷漠。

父亲于1938年8月乘船离开上海。山河破碎，家道中落，双亲年迈，幼子待哺。虽然祖父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留学的费用，但他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此时此刻去国离家，总怀着深深的愧疚之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支撑那一代人生命的信念，他渴望用自己年轻的肩膀，为国为家担负起一份男儿的责任。

父亲抵达英国后，刚开学不久，就受到利物浦附近的历史名城考斯特（Chester）一个古老民间团体邀请，去为他们做关于“中国抗战”的讲演。这是父亲第一次用英文对英国听众做正式讲演，心中非常紧张。干爸向我回忆说：“你父亲认为，他必须出色完成这次讲演，这是他唯一能为自己祖国做的事了。恰巧一个中国同学告诉了他刚听到的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1938年9月18日，为了纪念‘9·18东北被日本侵占七周年这一国耻日，广州居民高举火把拥向街头，举行十多万人的盛大游行。日军轰炸机不时在广州天空盘旋，炸弹随时都可能在游行队伍中爆炸。但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大幅标语，不是要求国民政府的空军保卫广州，而是请求空军要誓死保卫中国的临时首府武汉。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高擎火炬的女性，她就是‘保卫中国同盟的领袖宋庆龄。手无寸铁的民众，浩浩荡荡、视死如归地走在一位柔弱美丽女性的身后。天空是飞驰而过的日军轰炸机，人群与死亡近在咫尺，但他们震地撼天地发出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的怒吼，这正是处于生死边缘的中华民族精神写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干爸说，当年父亲向他讲起这些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曙光在即，他言及此事仍是热泪盈眶。他曾向英国听众描述，自己怎样亲眼看着哺育和庇护自己成长的家园，在侵略者的炮火中成为废墟。一家人怎样痛失故居、颠沛流离，鸽群飞翔的天空下从此哀鸿遍野，菩提树下无和平。父亲一位同学的堂弟，从南京大屠杀的尸山血海中逃到上海，他的父亲躲在磨房里，亲眼看着妻子被日军轮奸，忍不住痛哭失声，被赶过来的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还把死者的胃肠挂在了树枝上。侵略本身就是反人道反人性的强盗行径，因此侵略者的行为，必然就是最野蛮最无耻的禽兽行为。那是对人类最起码道德准则的践踏和蹂躏，姑息纵容这种行为，文明将沉沦毁灭，人类将坠入最黑暗的炼狱。同西方相比，中国国衰祚微。西方国家能出动上千架战机，数百艘军舰，数十条航空母舰与希特勒对峙，中国没有。财力匮乏，民生凋敝，但并不妨碍灵魂的自由与高贵。在上海“8·13”浴血杀敌的八百壮士，是“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中国人自尊不屈的象征。

“我要告诉英国朋友们，”父亲在多次讲演中强调，“中、英虽然相距遥远，但在世界反西斯的战壕里，我们和你们唇亡齿寒。为了安抚远东的日本，英国在1940年7月关闭了滇缅公路，中国从西方得到援助的主要通道中断了！这是愚蠢短视的绥靖政策。以为中国是个遥远的邻居，邻家失火烧不到自己头上。错了！正如罗斯福总统说的，邻家失火时，你不舍得把橡皮水龙借给邻居，最后一定是在大火中与邻居同归于尽。中国人民用自己的生命，用誓死不做奴隶的意志，筑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血肉长城，这长城捍卫的不仅仅是中国，我们在远东为全世界牵制了法西斯联盟的力量。一旦中国亡，地大物博的疆土会成为日本人的兵工厂、弹药库；那时候，远东的日本就是魔鬼同盟中狰狞凶悍的虎豹豺狼，整个西方的灭顶之灾指日可待。所以，我恳求每一个英国人都来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帮助我们的抗日战争，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干爸说：“查理的讲演充满激情，受到英国听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利物浦的民众团体都向他发出邀请，譬如‘圆桌会（Round Table），扶轮社(RotaryClub)克利普斯夫人援华基金会(Lady CripsAid to China Fund)等等。”

在英国，每个人都享有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受教育权是人权的一部分，这是西方许多国家的法律。因此，英国大学都设有专门机构（University ExtramuralBoardForWorkers Education），为工人和社会其他人士进行业余的大学免费教育，这也是他们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计划之一。该机构的教师由大学的教授和讲师组成。但中国留学生查理·陈的名字竟破例地出现在该机构的名单里。各民间团体亦可在这份名单里挑选他们中意的人去讲演或授课。在以后的四年里，查理·陈是教师团里接受邀请最多的一位，最多时达每周三次。

父亲的同学中有几位是英共党员，他们送给他一本刚刚由英国左翼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s Over China），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本书使父亲第一次知道在祖国的黄河之滨——延安的宝塔山下，聚集着一群优秀的炎黄子孙；抗日疆场上，驰骋着一支背负起民族希望的军队。他们的蓬勃朝气，他们的不屈不挠，他们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都让他振奋不已。从此，他的讲演又增添了新内容，那就是埃德加·斯诺笔下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斗争。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向西方介绍红色苏区的西方记者，多年来蒋家王朝对“共匪”的妖魔化，使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而斯诺深入中国西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打开了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及红军将领、红军领袖的窗口。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说：“《红星照耀中国》是经典性报告文学的样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父亲被这些闪耀理想主义光芒的故事激动着，他用自己娴熟优雅的英语，把这些故事告诉每一位英国听众。他自己，也深深憧憬着西北高原上那片被红星照耀下的土地。这与后来他在1945年世界民主青年同盟大会上的表现一脉相承。

在将近六年的二战生涯中，父亲为英国听众讲演了五百多场，他的名字在英国很多家庭都熟悉。妹妹弥尔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她的丈夫周一民成为英国杰出的电脑专家而得到全家入籍英国的机会。他们的女儿周泉在英国读小学时，同班一位同学的祖父祖母得知她是当年那个查理·陈的外孙女，要她向外祖父问好，因为他们曾是查理·陈的忠实听众。他们告诉周泉：“你的祖父跟我们一同渡过最艰难的岁月，他带给我们来自遥远土地的尊严和勇气，为自由舍生忘死的中国人民，永远受到我们的尊重。”

干爸贺其治说：“你父亲所做的五百多场讲演，在英国公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部分听众是英国民间的援华基金会成员，这也正是党要求若华在海外做的工作。查理不知道、也没有接受过中共地下党的任务，但他完成得比谁都出色。他是凭一颗赤子之心去做这一切的，连英国人都公认他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想想吧，他不是职业演说家，他要读书、要写论文，还要参加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六年五百多场讲演，丝毫没影响他的论文登上英国《建筑评论》杂志，没影响他成为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和才情，更要有怎样的人格魅力。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选举一位中国人当他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这在英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二战中访问英国时，查理·陈作为在二战中有杰出贡献的中国人，受到罗斯福夫人的单独接见。你家里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是查利和埃诺莉·罗斯福的合影，我们都见到过。美、英、苏和中国在二战中的牺牲和贡献，历史自有公论。不能因为一句‘帝国主义反动派而一笔抹煞，我们是伴着这段历史艰难前行的人，历史不是任人随手搓捏的软面团。”

“跟孩子讲这些做什么？”干妈打断干爸的话，非常严肃郑重地对我们说：“干妈干爸跟你们讲这些话，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事情真相，知道你们父亲是什么人。可是千万记住，这些事你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够了，千万不要去对外人表白或解释。”

“为什么？”我和妹妹一起瞪大了眼睛。

“别问为什么，你们长大后会慢慢明白的。”干妈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像一把铁锁，把这些话死死地锁进我和妹妹心里，“你们如果出去乱讲，会给全家，也会给我们带来杀身之祸，记住了吗？”

我禁不住心里发抖，“以后别人再骂我爸爸怎么办？”我无助而惊恐地望着干妈。

“闭上嘴，咬牙听着。把所有的话吞下去，把眼泪咽下去。不要去跟人争一时之短长。让它们成为你们的动力。将来有一天，你们会感激这一段屈辱坎坷的生活经历。”干妈说得平平静静，然而字字句句如惊雷滚过我心田。

回到家里，我和妹妹向母亲要父亲和罗斯福夫人的合影，我们对这位总统夫人又好奇，又有些害怕，好像我家藏了什么地主的“变天账”。

“有啥好看的？”母亲边翻皮箱边说，“看过了出去瞎三话四，要闯大祸的！”

“知道，干妈千叮万嘱过的。”我急不可待地去翻皮箱，“打死也不说，像刘胡兰一样。”

母亲戳戳我的额头说，“最会头脑发热的就是你，跟你爸一式一样！”

那天我们大饱眼福，看见了家里那么多的老照片。

照片中的罗斯福夫人比父亲还高一些，母亲说她有一米八的身高。她和父亲好像在说什么很愉快的事，两人都笑得大张着嘴。她穿一件很平常的黑色衣服，因为是半身照，照片又有一本书那么大，眉眼照得很清楚：高颧骨、大鼻子，笑的时候牙床暴了出来，牙齿们都要争先恐后地逃出口腔似的。总之，这位总统夫人一点也不好看，让我和妹妹大失所望。我们以为总统夫人一定都貌似天仙。

这位叫埃诺莉·罗斯福的总统夫人是美国总统希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她天资颖慧，敏锐犀利，远见卓识，博闻强记；可丈夫还是在外面有了女人，是他的女秘书，美丽又小鸟依人。俗话说，女人“以貌事君者短，以才事君者长”，其实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卓文君才貌双全，司马相如还不是照样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男女之情是人类生活中永无谜底的千古之谜。不过，面对丈夫罗斯福的不忠，埃诺莉容忍了二十九年，最后成为罗斯福政治上不可或缺的忠实搭档，表现出的政治智慧堪与丈夫比肩，对罗斯福在事业上的辅佐功不可没，在世界各国都享有崇高威望。

一大箱照片，是父母前半生经历的记录。“文革”的抄家狂飙掀起之前，母亲将它们付之一炬。一只只黑蝴蝶在凄艳的火光中飞舞，又慢慢落入一只烧黑的大铝盆。父母婚礼上的合影，母亲怀抱婴儿时初为人母的喜悦，利物浦大学足球场上父亲射门时的英姿，父母和梁思成夫妇在颐和园长廊中的谈笑风生；无论是满庭芳菲的春日，还是风雪如晦的严冬……嶙峋斑斓的往昔岁月，一瞬间化为灰烬杳无踪迹。

利物浦码头的琴声

2006年1月23日，中国海员纪念碑在利物浦港码头落成。纪念碑上镌刻的碑文如下：

献给那些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中国商船海员们！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我们更不会忘记那些被迫要求离开的人们！他们不得不离去，在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永远也不知道丈夫下落的妻子们，还有那些再也见不到父亲的孩子们。我们记住曾发生过的这一切，让历史不要重演！

和平！

这是一段让人心潮激荡的历史，充满屈辱与不公，父亲和那些曾在利物浦经历二战岁月的中国人，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父亲甚至是参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物浦作为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港，成为大西洋西方战略的总部。庞大的战时船队犹如人体的动脉，向英国和其他盟国输送着战时的军备及民用物资，是二战中抗击法西斯战争的生命线。双方深知这条海上航线是战争胜负的命脉，德军派出大量潜艇、鱼雷艇拦截或袭击船队。尽管有英国舰队护航，被击沉击伤的运输船还是不计其数，大批海员葬身大西洋，运输船队海员奇缺。负责战时运输任务的英国太古海运公司、亚细亚海运公司等不得不到中国、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招募海员。于是，利物浦成了数万名中国海员的聚集地。在利物浦码头，每天有数百名来自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的中国海员等待上船或下船，在利物浦的贫民窟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则游荡着下船后无所事事、醉生梦死的中国海员。他们把在海上出生入死赚来的一点卖命钱，全挥霍在赌博、嫖妓或酗酒上，并不时打群架滋事。中国海员几乎成为英国人心目中声名狼藉的过街老鼠。

一天，父亲和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同窗Teh一同路经壁铁街，正碰上两拨中国海员打过群架散去，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广东籍海员用袖口抹着脸上的血污，向地上啐着痰，口中还骂骂咧咧地喊着脏话。街上走过的路人无不侧目而视。

“Chinese pig（中国猪猡）！”

“Poor Chinese（可怜的中国人）！”

“So cheap（太贱了）！”

从齿缝里喷出来的鄙夷，从蓝色棕色眸子中射出来的歧视，让两个黑眼睛黑头发的年轻人怒火冲顶，热血汹涌。忍无可忍的Teh伸出手臂，指着一个路人的背影刚要张口还击，被父亲按下了。他拽着Teh走向怒气未消的广东海员。两个利物浦大学的留学生，和一群素昧平生的中国海员，在远离故乡的壁铁街路边已被炮弹炸得坑洼不平、豁齿缺牙的草坪上席地而坐，促膝长谈。没有过漂流异邦的经历，很难体会那种他乡遇同胞的亲情。

“若是在中国，我在上海，他在马来，你们在广东，我们可能今生今世都不会相识。”父亲说，“可在离家万里迢迢的利物浦，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

“对对，缘分。”海员们纷纷应和。

父亲问：“你们听见刚才那些英国人说什么吗？”

海员们七嘴八舌说：

“听到了，有什么新鲜！”

“天天听，他们在船上就这么骂我们，耳朵要生茧咯。”

“啥了不起！我笑着用广东话回骂他‘丢累老猫黑呀，他听不懂，还傻笑，以为我赞他哩！”

…………

一阵粗犷的哄笑声响起。刚才还骂骂咧咧的海员们，此时怒气早已抛诸九霄云外。

那一次，父亲和Teh跟他们聊了很久，知道了许多海员的生活状况。英国海运公司在中国招聘海员时，写明这些海员享受参战国战时服役人员待遇。但上了船之后，一切最苦最累的工作都由中国海员承担，大部分海员在闷热的底舱为锅炉加煤烧火，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工资却只有英籍或其他白人海员的三分之一，并经常受到任意的斥骂侮辱。一些英国海员与利物浦港口的酒吧、妓院、赌场勾结，引诱中国海员去酗酒嫖赌，挥霍尽自己的血汗钱，而个别英籍海员趁机从那里赚回扣，中饱私囊。

“辱骂和歧视中国海员是违法的。你们的工资少于同工种的白人，也是违法的，可以起诉他们。”父亲说。

“我们话都听不懂说不清，怎么起诉？”

“那不是砸自己饭碗吗？”

海员们对此闻所未闻。

“恰恰相反！”Teh巴掌一挥，“你们是在海上为反法西斯战争奉献的服役人员，他们这样对待你们，应该砸他们的饭碗！”

“下次去你们那儿，仔细看看你们的合同。”父亲说，“不过，我弄不懂，你们明明知道人家在设圈套，要掏光你们口袋里的钱，为什么还往圈套里钻呢？”

海员们面面相觑，半晌才说：“我们不这样又做什么呢？今天登船，就不知道明天是死是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好死莫若歹活着，混一天是一天吧。反正人家也不把我们当人待。”

“自己先把自己当人待，别人才能把你当人待。”父亲说，“不管大家在中国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只要一踏出国门，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我们的黄皮肤黑眼睛上就写着‘中国人三个字。‘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何况我们同是炎黄后人。黄河长江、珠江闽江，那里的母亲河养育过我们，我们的血脉来自那里的山川大地，我们同祖同宗，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中国因我们蒙羞。”父亲即席对海员们发表演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勤劳勇敢、刻苦坚韧、自尊而不骄狂、善良而不懦弱、宽容而不纵容、谦和而不卑怯、百折不挠而不冥顽偏执……美德是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文明，一种高贵，一种最强大无形的力量。拥有这种美德的民族，就有令世界尊重的魅力。中国海员受到白人的歧视欺辱，那是歧视者的文明水平有限，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自省，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中国海员们的境遇和现状，让父亲和Teh彻夜难眠。二战中，牺牲在这条航线上的中国海员数十万计；这些平凡的海员，他们本该是二战中不平凡的英雄，可他们仿佛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的牺牲犹如风吹掉了一片树叶，不仅无人关注、无人记得，还饱受鄙夷。

“在异国他乡，每个中国人都代表中国。我们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父亲和Teh商量好，到壁铁街一带的中国海员中去，了解第一手的情况。

他们多次在海员聚居的壁铁街走访，知道的情况越多，心里就越不安，越觉得帮助海员同胞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带着这些了解到的资料和海员们与船东的合同，父亲与Teh找到了“英国太古海运公司”和“英国亚细亚海运公司”，同时还找到了英国战时海运部等机构。父亲和Teh分工合作，Teh负责与海员方面的联络，父亲代表海员与英方洽谈。在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中，父亲要求英方重视中国海员权益，关注中国海员福利，必须与白人同工同酬，再三强调，他们是反法西斯前线的功臣。凭借他流利的英语、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及电台著名讲演人的身份，英方在谈判中一直对他彬彬有礼，不敢怠慢；但他们始终觉得，父亲与海员的关系是扑朔迷离的疑团。他是海员的亲属吗？不然，是海员雇不起律师，聘他做廉价的代言人？一个中国留学生，与海员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他凭什么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地为他们争取权益？

“你的雇主们很有眼力，你虽然没有律师执照，但比律师还称职敬业。”下午茶时，一位叫斯蒂夫的英国人对父亲说。

“对不起，斯蒂夫先生。”父亲说，“我没有雇主，海员们从来没有雇佣过我。”

“怎么讲？难道天下还有免费的午餐！”斯蒂夫不以为然地耸耸双肩。

“我跟中国海员从来没有任何雇佣关系。说实话，连车钱都是从我自己裤袋里掏出来的。”

“真的？”斯蒂夫的眼镜几乎从鼻梁上跌下来，“那你是为什么？”

“只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父亲回答得很淡然，但斯蒂夫却呆立在那里。忽然，他放下茶杯，紧紧拥抱了父亲。围过来的人们得知父亲与海员只是偶然相识的路人时，这些公司和机构的高管们纷纷过来与父亲握手，后来竟陆续成了父亲的朋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英方答应父亲代表海员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委托父亲创办中国海员俱乐部，旨在提高中国海员的文化素质。父亲对他们说：“中国海员是贵公司麾下的员工，也是战时的服役人员，提高员工的文化素质，是法律给予的权利，也是公司的义务，结果是公司与员工双方受益的事。”

1942年，中国海员俱乐部成立，由海员在自己的成员中公推俱乐部经理，父亲被选任俱乐部秘书长，负责与英方接洽各项事宜，并负责组织各项文娱体育活动。父亲和Teh及海员们一起商议如何开展海员俱乐部的工作，加入俱乐部的海员要遵守会员守则。希望海员们摒弃酗酒、赌博、嫖妓的恶习，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人。俱乐部办起了海员学校，父亲与Teh亲自担任海员学校的教师，每周利用课余时间为海员上英文课、文化课。并发动了利物浦大学的中国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轮流为海员上课。不是讲什么数理化，而是举办各种讲座，譬如简单的中国历史、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东、西方礼仪的差异。有些甚至是启蒙式的——不可随地吐痰和丢弃垃圾，在任何场合不要高声喧哗或高声交谈，事事要妇女儿童优先，什么是男士待人接物的绅士作风……父亲和中国留学生为海员们组织电影晚会、舞会、足球赛、音乐会、旅游等等。每次音乐会之前，先让海员们“做功课”，向他们介绍音乐家的情况，作品的创作背景，每个乐章的内容等。

有一次，英国船队遭袭击沉没，一位中国海员侥幸死里逃生，他划着一条救生艇在大西洋漂流了几十天。海上白天阳光暴晒，夜间寒风砭骨。没有食物，他用救生艇上的一点罐头肉做鱼饵，钓鱼生食充饥。有了鱼，他又以鱼内脏为鱼饵，钓更多的鱼。有时钓上来的鱼很多，他就用海水将鱼剖开洗净，利用海上的烈日将鱼制成鱼干，储备在救生艇里，以备不时之需。没有淡水，他把救生艇中两只大马口铁空罐头置于船上。一只盛上海水，上面盖一块马口铁片，白天太阳暴晒时，铁片上的冷凝水就是淡水，他把这宝贵的淡水收集在另一只罐头盒里，于是得到了维持生命的水分。所幸的是几十天里他没有遇到海上风暴，最后，他被一艘货船发现解救上来。他被送回英国时，中国海员求生的智慧，在灾难中表现的顽强意志，成为英国民众和大、小媒体的热门话题。他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英王乔治六世亲自为他颁发了乔治十字勋章。

“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中，中国人表现了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在与大自然和生存极限的抗争中，中国海员同样永不放弃、永不言败，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品格，是生命尊严的象征。这种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的脊梁。”父亲对壁铁街的中国海员们说，“让我们从此告别酗酒、嫖妓和赌博，我们堂堂正正地站起来，磊磊落落地做人，就能让我们中国在世界面前挺直脊梁！”

为了庆祝中国海员的胜利凯旋，中国海员俱乐部决定举办一场音乐晚会。

“要邀请世界顶级音乐家参加我们的晚会，要让英国人、利物浦人都知道，中国海员不再是昔日的街头混混。”父亲曾这样向贺其治夫妇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接着，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策划。他把目光指向了当时正在英国访问演出的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纽因。

干爸贺其治告诉我们，父亲与梅纽因曾在导师贺尔福的沙龙里有一面之交。利物浦交响乐团的指挥沙詹特爵士（Sir MalcolmSargent）是导师沙龙中的常客，跟父亲很熟，而沙詹特爵士是梅纽因的好朋友。

梅纽因跟父亲同龄，生于1916年。这位父母系俄国移民、生于纽约的犹太血统音乐神童，七岁时即以小提琴独奏者身份与旧金山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乐坛为之一亮。1929年，纽约慈善家亨利·戈德曼在卡内基音乐厅聆听了十三岁的梅纽因演奏《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之后，为音乐神童的才华倾倒，以天文数字买下了一把“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送给他。同年，在德国柏林与柏林交响乐团的合作演出中，他担纲独奏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时，科学家爱因斯坦激动地上台拥抱了少年梅纽因——“现在，我知道天堂里有上帝了！”爱因斯坦对梅纽因的盛赞，在音乐界成为不胫而走的经典评论。当卡拉扬由于抵御不住柏林爱乐乐团指挥的金色桂冠而加入纳粹时，梅纽因却昂起高傲的头颅对纳粹说“不”！他迎着希特勒的炮火，带着心爱的“斯特拉迪瓦利”，走向了各国抗击纳粹的战壕，为前沿阵地上的反法西斯战士们做巡回演出。

经过一番周折，父亲见到了梅纽因。他向梅纽因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中国海员的生命奇迹，讲述了在大西洋上中国海员的赴汤蹈火，讲述了他和中国留学生怎样邂逅打群架的海员，之后建立了中国海员俱乐部，也讲了中国人民在抗日前线的浴血奋战，自己在英国所做的数百场讲演。听到这里，梅纽因拍拍父亲的肩头，郑重地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是一个阵地上的兄弟。我一定去为中国海员们演出，我答应了！”

父亲涌出了热泪，“我代表中国海员们谢谢你！”

“是我应该谢谢他们，他们是随时准备为保卫人类自由献身的英雄。”梅纽因对父亲摆摆手说。

得知梅纽因要为中国的海员俱乐部演出，“太古”和“亚细亚”海运公司惊讶不已，他们做梦都无法把自己眼中粗俗少教的中国海员与音乐大师梅纽因联系起来。听到这个消息的海员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听说赴音乐会需正式着装，海员们纷纷为自己买了黑色的礼服、领结，新衬衫、新皮鞋。父亲说：“穿普通西装就好了，不用那么破费的。”海员们说：“这么扬眉吐气的事，比过节都喜庆。梅纽因是什么人？能把他请来，给我们海员长脸哪！有人叫我们‘中国猪猡、‘中国贱货，可人家大音乐家瞧得起我们，我们要给中国人增光！”

父亲告诉他们，梅纽因说这场演出是为中国海员义演，分文不取。海员们更加群情激昂。他们决定，那就一定要以中国海员的名义，请梅纽因吃一顿饭，而且是中餐。父亲有些为难，英国战时供应困难，样样食物定量配给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一位在船上做大厨的海员建议，从中国海员的肉食定量中节省一点带下船，还有几个海员去阿尔伯特港口钓鱼，试试运气。

那是一次永远难忘的演出。

音乐会之前，父亲向梅纽因要来了曲目单，他记得有萨拉萨蒂的《马拉加舞曲》，《哈巴涅拉舞曲》，《安达卢西亚浪漫曲》；还有巴契尼的《小精灵舞曲》，克莱勒的《狩猎》，《维也纳随想曲》，“中国花鼓”等等。他担心海员们听不懂，事先去借来了唱片，一边放唱片一边给海员们讲解，还请他们谈论自己对乐曲的感受。

“听不懂没关系，多听多学就会懂得，而且会喜欢的。”父亲后来对好朋友贺其治说，“我从来没指望听一次梅纽因就能提高海员的文化素质，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积累过程；但这次音乐会让海员们知道，他们是受到尊重的，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就懂得珍惜自己的自尊。没有什么比丧失自尊更可悲的了。音乐、艺术、文化，可以一点一点地唤醒被伤害践踏的自尊心，这就是照亮灵魂的希望。”

那天晚上，参加音乐会的海员全都礼服笔挺地入场。那些曾在壁铁街头叫骂斗殴，在炼狱般的货船底舱挥汗如雨、疲惫邋遢的中国海员，突然穿着礼服温文尔雅地走过壁铁街时，凝重的神情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和自豪。壁铁街的居民们为之震惊，他们像看游行队伍似的在街边驻足观看，交头接耳。海员们兴奋地对父亲说：“别担心，我们决不会打瞌睡。即便听不懂音乐，光凭有资格来听梅纽因演奏，我们也会高兴得睡不着觉！”

那天的演出不仅让海员们终身难忘，梅纽因也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赞中国海员有很好的素质，他们始终目光炯炯，对演奏充满兴致，这对演奏者是最高奖赏。

对于音乐会的圆满成功，父亲如释重负。他对贺其治说：“我最担心有人对音乐不感兴趣，在演奏时，如果席间鼾声如雷，那就给中国人丢尽脸了。谢天谢地，海员们真的很争气，表现一流！”

那天的晚餐是在演出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货轮上的中国大厨使出浑身解数，摆出了一桌战时“盛宴”，其中有一道菜是葱姜爆炒鱿鱼卷。那是几名去海港垂钓的海员们的战利品。他们几乎在港口垂钓了一整天，一条鱼也没钓到，却钓到了满满一大提桶墨斗鱼。英国人从不吃墨斗鱼，所以港口中的墨斗鱼格外多，个个硕大无比。大厨把这道菜做得宛如艺术品，刀工精细的鱿鱼卷像一只只洁白的玉棒槌，葱段姜丝黄绿相间地掩映在薄薄透明的芡汁中。父亲告诉梅纽因这道菜的来历时，梅纽因大为感动，起立为中国海员敬酒。梅纽因说：“我平生第一次吃鱿鱼卷，中国人太有智慧了。这是西方人从不问津的海产，中国人能化腐朽为神奇，把它变成世界上这么好吃的美味佳肴，就像一首充满灵感和创意的乐曲、精妙绝伦。”梅纽因真诚感激海员们对他的盛情，更感激他们在大西洋上为二战出生入死，盛赞他们是反法西斯前线的中国英雄。在座的海员们泪如雨下，有的甚至哽咽难言。他们在这条生死线上风风雨雨多少年，有谁这么称呼过他们！有谁把这些在大船底舱里一锨一铲向熊熊炉膛中添煤的中国苦力当人看！他们能不珍惜这迟到的、来之不易的尊重吗？！

父亲对梅纽因说：“清朝的李鸿章在美国一家餐馆请外国人吃饭，席前对客人说菜做得不好，请各位包涵。餐馆老板大怒，引起一场风波。我今天要说，我们的食材有限，但菜做得很好，请客人随意鉴赏。”不料梅纽因却说：“中国海员的盛情，比美酒佳肴更难忘。中国老子在《道德经》上说，圣人为腹不为目。我们今天能在此时此地见到这样一场筵席，已经是腹目双收了。”

父亲惊得瞠目结舌，海员们更是无言以对。

“你读过《道德经》？”父亲简直不相信一个生于纽约的小提琴家会对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引经据典。

梅纽因站起身，拿起他的“斯特拉迪瓦利”，打开琴盒，取出一本已经读旧了的书，他说这是一本德文版的老子《道德经》，已经陪伴了我多年。自从1788年一位天主教教士把它带入欧洲，西方人都认为老子和希腊的柏拉图一样，是世界哲学思想的源头。这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腹”之所需有限，“目”之所欲无限，故圣人饮食之道，“为腹不为目”。

父亲接口道，所以，中国魏晋时代的玄学奠基人王弼说：“为腹，以物养己。为目，以物役己。”陶渊明说，不可“以心为形役”，王弼说不应“以物役己”，这种注重精神与灵魂自由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乐章中的绚丽华彩。

梅纽因闻此言大喜，认为是遇到了知音，跟父亲大谈起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父亲告诉贺其治说，他的国学功底不深，但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理论，恰巧在攻读《论语》、《道德经》等一些国学经典著作。这下正好撞在了枪口上，好歹还能仓促应付一阵，若谈得再深一些，就该“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了。

梅纽因大谈《道德经》，让父亲深受刺激。作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祖宗的了解还不如西方人，那就跟海员们在壁铁街打群架一样丢人。父亲对贺其治说，后来在剑桥的图书馆里埋头苦读《古今图书集成》时，梅纽因的身影常在眼前浮现，催他奋发图强。

干爸贺其治在音乐戏剧方面亦有很高修养，也是梅纽因的崇拜者。20世纪80年代，他还告诉过我们一个关于梅纽因的令人动容的故事。1952年，梅纽因在日本演出。有人告诉他，在听众中有一个酷爱音乐的擦皮鞋少年。为了听梅纽因的演奏，他千方百计凑足了钱，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演出结束后，热情的观众们拥向前来，钻戒闪光的纤手上捧着一束束鲜花，晚礼服的领结上衬着一张张笑脸。可梅纽因脚步匆匆，急切地径直向后面的低档席位走去。他找到了那位惊喜而又惶惑的擦皮鞋少年，亲切地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孩子？”

“我什么也不要。”一无所有的少年仰起头向他笑着，双眸如富士山顶的天空一样清澈，“我只喜欢你的琴声。”

梅纽因热泪纵横，他握住那个清贫孩子的手，将一把心爱的小提琴送给了他。三十年后，梅纽因再度赴日本演出。他又找到了当年的那位擦鞋少年，热爱音乐的少年已经是贫民救济院的一名中年职员，与三十年前相同的是，他仍然清贫。但他告诉梅纽因，尽管家徒四壁，他仍觉得自己很富足，因为这把琴给了他人间的无价情谊，读懂了梅纽因关于音乐的定义：“艺术是文明的最高体现，而音乐是二者的升华。”三十年前，梅纽因谢幕之后，穿过衣香鬓影向他走来，把自己心爱的提琴给了一个擦鞋少年，他会用一生去珍惜一个大艺术家对音乐定义的真诚诠释。他说，因为他清贫，很多人一次次地以高价收购那把琴，他都拒绝了。“我的生命将与琴同在。”他如三十年前一样回答梅纽因：“我什么也不要，我只喜欢你的琴声。”

梅纽因默默接过三十年送给他的那把琴，为他拉了一支当年音乐会上演奏过的曲子。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在二战中，梅纽因为前线的反法西斯战士共演奏过五百多场，父亲说：“我也在英国做过五百多场演说，这是一种巧合，也是我和梅纽因之间数面之交的缘分吧。”

海员俱乐部使中国海员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逐渐改变了中国海员在利物浦人心中的形象。一些中国海员在与船东的合同到期之后，因家乡被日寇侵占而无家可归，他们只得在英国定居下来，有部分海员和当地英国姑娘结婚生子。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9月，英国政府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两天之内，突然秘密遣返了两千多名中国海员回国。那时父亲已离开利物浦，在伦敦读博士，对此事一无所知。此事真相2002年公诸天下时，父亲已长眠于九泉了。

二百多个中英合璧的家庭祸从天降。那些嫁给中国丈夫的英国妻子们，还有他们的儿女，曾相濡以沫地在战争岁月中携手前行。但突然，她们的丈夫，她们儿女的父亲，在一瞬间就集体消失了。有的消失在去巷口小店买一包胡椒粉的路上。有的下了船，刚放下提箱，出门去附近理发店剪一剪头发。还有的去蛋糕店，满心欢喜地为过生日的小女儿取定好的蛋糕。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整整两千多名中国海员，战争结束时被一脚踢出英国。这一切，英国百姓和他们的英国妻子浑然不知。

总之，那些说出门一会儿就回来的中国丈夫们都再也没有回家，并且从此音讯杳杳。他们的英国妻儿们先是焦虑地等待，相互询问打探着消息，到处发布寻人告示；继而怀疑战争结束了，中国人可以回家了，就抛弃了共同患难的英国家人，中国人难道如此薄情寡义吗？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有些妻子改嫁了，当年幼小的孩子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中国父亲的儿女。有些妻子告诉孩子，你们的父亲死了。她们在心中怀着对往昔恩爱的眷恋，也怀着对薄情丈夫不辞而别的怨恨。

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才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大白于天下。这些海员亲人在利物浦成立寻亲组织“浦之龙”，寻找失散半个多世纪的骨肉亲人，也为父辈的悲惨遭遇讨个公道。直到2006年，中国海员纪念碑终于在利物浦码头落成。从被英国政府无理遣返，到利物浦港口竖起中国海员纪念碑，整整走过了五十七年的漫漫长路。我们深深知道，这座碑今天之所以能屹立在利物浦，是因为中国海员身后，有一座如珠穆朗玛一样雄伟的大山在庇护着他们——强大的祖国，是中华儿女世代的期盼。

与中国海员朝夕相处的日子，让父亲渴望为利物浦的中国同胞们做更多一些事情。

父亲在自传中写道：

“当时我国海员日常活动中心是在原利物浦华侨集会的地方，壁铁街和乔治广场一带。这一地段被认为是市内的一个贫民窟。1943—1944年，在我结束五年建筑专业学习后，就读城市设计专业（Civic Design）硕士研究生。我决定改造这一地区为中国城，以纪念我国牺牲的海员并为以后的华侨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当时尚无旅游事业，但战后旅游的发展已为人们所认识。如果中国城规划能实现，无疑将为我国侨胞带来就业机会。因此，决定以利物浦中国城的设计作为我的硕士毕业论文。1944年夏，我刚刚通过论文答辩，美国合众社立即发出通讯，消息传播全世界。后来英国《泰晤士报》又发表了详细报道（1944年7月）。利物浦一家地产商还准备为中国城投资，条件是与中国政府合资。但当时中国驻英使馆表示政府无力承担。如果成功，这将是第一座有计划的中国城。”

风云变幻的世界青年

民主同盟大会

1945年8月，“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时，那天上午我正在美国大使馆演讲，演讲开始后只说了几句开场白，我的讲话被特大新闻打断，我被听众从讲台上抬出来到格罗凡纳广场上，加入欢庆的人群，一同庆祝胜利。”这是父亲自传中的一段话。

从1939年9月1日，德寇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5年5月3日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卷入世界大战的有六十一国，二十亿人口，参战军队达一亿一千万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劫难。但任何时候，人性的光辉都是照亮前行道路的星辰。

1945年11月10日，战争废墟上的硝烟尘埃尚未落定，“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定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中、苏、美、英、法等六十四国的青年代表，将在伦敦成立“世界青年联合会”，大会旨在号召全世界青年以自由、民主、团结的精神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斗争，号召全世界青年为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为强调这是一次全世界青年大团结的会议，大会筹委会要求中国派国统区与解放区两地的青年代表共同赴会。由于战后国民党政府财政经费紧缺，指示国民政府驻英使馆从本地的中国留学生中选送代表出席大会。干爸贺其治在回忆父亲的文章《深切怀念老友陈占祥》的文章中说：“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馆一等秘书陈尧圣就代表团成员的组成征求我的意见，我极力推荐陈占祥为中国学生代表团团长，还推荐了利物浦大学的袁随善、成芸犀（女），剑桥大学的罗孝燮等人为代表。”

听说中国代表团中有来自解放区的青年，父亲和这些留学生们兴奋而激动。英国的旅馆不供应可饮用的开水，可大多数中国人有喝热茶的习惯，父亲特地带来了自己的电热水壶，罗孝燮送来了自己珍藏的“西湖龙井”，都放进了解放区代表的房间。战争期间，邮路中断，来自中国的龙井茶，和金子一样珍贵。

也正是这次大会，罗孝燮和父亲成了好朋友。罗孝燮在剑桥学文学，妻子是英国人。学文学的中国人在英国谋生，其间的艰辛坎坷不言而喻。后来，他在伦敦开了一家中餐馆，凭着他剑桥文学博士的文化底蕴，这家餐馆成为伦敦最有特色、最昂贵的中餐馆。英国王室的皇亲国戚，社会名流都是这家餐馆的座上客。妹妹一家去伦敦旅游时，罗孝燮把他们请到自己的餐馆当上宾款待。妹妹弥尔说：“那时我们刚到英国，如果自费去吃中餐，无论如何也不敢进那种天价餐馆。”更有意思的是，大哥衍庆结婚，新娘唐立苏成了我们的嫂嫂。很多年后，偶尔谈起，才知道父亲的好朋友罗孝燮竟是嫂嫂的表舅。而她的亲舅舅，原香港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陈鸿，刚抵伦敦留学时，还曾借过父亲的房间小住。罗孝燮20世纪80年代来中国探亲访友，特意拜会嫂嫂的另一位堂舅，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荪。陈岱荪先生曾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家的常客，父亲在清华梁家下午茶的客厅里与之相谈甚欢。亲舅、堂舅、表舅，三位舅舅都是父亲的故交。恰同学少年时，游学海外，怎样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外甥女唐立苏，将来成为陈占祥的长媳，这实在是奇妙的缘分，天下真小啊！

解放区代表终于来了，他们是陈家康和刘宁一。陈家康当时正随中共代表董必武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宪章会议，之后又参加伦敦的世界青年民主同盟大会。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生存空间，希望通过一切外交场合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因此，由留英学生组成的国统区代表们，明显感觉到刘宁一、陈家康二人的警觉与戒备。但很快这种戒备就打消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毫无政治斗争意识的年轻留学生。他们对解放区代表发出由衷的欢迎和崇敬。差不多能背下《红星照耀中国》的父亲，更是像孩子似的跟在他们身后，问东问西，问短问长。他在英国的五百多场讲演中，无数次地描述过那一片神奇的土地，面前的他们就是驰骋抗日疆场的英雄。随着大会的圆满成功，父亲和陈家康、刘宁一的友情也日益加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场面。

大会将成立世界青年联合会及常设机构，准备从各国代表中产生执行委员会的常委，只分给中国代表团一个名额。其他国家常委人选通过得很顺利，轮到中国代表团时，会场上忽然一片骚动。不知为什么，各国的青年代表们为了中国代表的人选吵得不可开交。许多代表提名查理·陈，还有一些代表提名陈家康。双方摆开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各自陈明缘由，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甚至上台抢起了话筒。

而国、共双方的青年代表反而坐在席上，风雨不动安如山。父亲坐不住了，他快步冲上讲台，夺过话筒。台上台下蓦地安静了，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会场上已经响起查理·陈激昂的英文演说：

“很遗憾，我不知道大家在这里吵来吵去，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中国人为了今天的胜利，整整在血火中煎熬了八年。南京城下有几十万死不瞑目的冤魂，多少母亲听到长子阵亡的噩耗，又把最小的儿子送上了战场。多少妻子再也没有见到奔赴前线的丈夫，又有多少孩子永远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家。中国人血流成河，才托起了今天的太阳。我们这些幸存者能在这里庆祝反法西战争的胜利，该怀着怎样的感恩之情！可我们在做什么？为了一个区区的什么常委，争得烽烟滚滚。面对长眠于九泉的英灵，我们不抱愧吗？且不谈什么民族大义，就凭我跟陈家康都姓陈，我们就是亲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凭什么为一个名额争抢不休？我们自己还没争呢，你们乱吵什么？我读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我知道中国工农红军为抗战付出的英勇牺牲，我愿意把唯一的名额让给陈家康，我宣布放弃！”

会场上掌声雷动。他走下台时，很多代表拥抱了他。他觉得自己为中国青年挣足了面子，心中激情澎湃。他对好朋友贺其治说：“谁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谁说中国人只会窝里斗？我就不信。我就要让全世界看看，中国人血脉相连，义重如山，情深似海！”

第二天是世界青联大会的最后一天，举行完告别酒会，会议就结束了，父亲马上就要回到阿伯科隆贝的身边，开始战后南部三个城市的规划工作。回到旅馆，父亲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钻进干爽洁净的被窝，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和轻松。

半夜，父亲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他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两个没有表情的中国人不由分说地把他架到了门外，“跟我们走一趟。”那个人声音很低，却是不容置辩地强硬。

“你们是谁？”父亲问。

“你马上就知道了。”

“我还穿着睡衣哪！”父亲抗议。

“什么不穿都无所谓。”他们仍是没有表情地瞟了他一眼。

电梯缓缓升上去，两个人把父亲带进一间客房，端坐在沙发上的人叫康泽，不动声色地请父亲坐下。

“年轻人，你今天下午的表现，真是很精彩。如果不是重任在身，连我也该为你喝彩。”康泽说。

“什么意思？”父亲真的弄不清楚。

“你放弃的时候，请示过吗？又得到过批准吗？”康泽问。

“请示？”父亲愈发不懂了，“被选举的是我，我有权利放弃或者不放弃。没有请示的前提，也就谈不上得到什么批准吧？”

“是谁派你参加这次大会的？总不会是共产党吧？”康泽用手点着他的鼻子问。

“我没那份荣幸，很遗憾。”父亲扬起眉毛，“对不起，我不习惯别人和我谈话时，使用肢体语言。”

康泽向前探了探身体，凑近父亲，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知道吗？你今天下午的表演，就像一个头脑发昏的足球前锋，起脚迅猛，准确无误，只是，你把球射进了自家的球门！”

“自家球门？那对方是谁？难道我们在同解放区代表打对抗赛吗？”父亲有些激动了，“八年抗战还没打够？中国人还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你太一厢情愿了，毛头娃娃！你以为那些上台为你拉票和为他们拉票的人都是白上去的？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我们也是下了大本钱的！我们做了多少套应急方案，可就偏偏没想到你会蹿出来，临门一脚，迅雷不及掩耳呀！我们完全措手不及。共产党做不到的事，你替他们干得漂漂亮亮。我们国军将士抗战八年，张治中、赵登禹、张灵甫、佟麟阁……哪个不是顶天立地的抗日硬汉？血战台儿庄、闸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哪一战不打得气壮山河，义薄云天！难道我们就不该坐这把交椅？我们坐得理直气壮。可你呢？看了一本斯诺的什么书，就信以为真，太幼稚了！那种美国记者，为了出名，为了标新立异，为了赚钱，耸人听闻，把文学当新闻，也只有你们这种洋面包吃多了的孩子才会相信。”康泽说得不温不火。

父亲的情绪也平静了一些，“既然大家都是抗日的，就是手足兄弟，一个青年联合会的虚职，有什么值得抢？只要是中国人当了，就够了嘛。”

“小兄弟，你说这话叫得便宜卖乖。”康泽的脸色沉了下来，“战争刚结束，家里那边已经暗波汹涌。我们的经费多吃紧，之所以派留学生参加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省下银子用在刀刃上，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梦也想不到叫你一拍脑袋送了礼，你这个礼送得连个人情都没有！你让我们两手空空，怎么回南京嘛？”

“你让我怎么办？事已至此，覆水难收。我只能说很抱歉。”父亲说。

“一句抱歉就了结了？你想得太简单了。”

“那还能怎么样？”父亲问。

“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把你的位置要回来。”

“怎么可能？！”父亲急了，“我死也做不到了。”

“死了也许可能做到。”康泽动了动嘴角，掠过一丝冷冷的笑意，“那就是共产党为了抢权而一手制造的血案喽。头条新闻啊！”

父亲忽然全身发冷。他从不曾染指政治，也不觉得自己的五百多场讲演，与海员的友情中有什么政治。他的目标很单一，只是在国难当头时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别的他都不知道。现在，他一脚滑进了肮脏的泥沼，想把腿抽出来，已经是力不能及了。

“听天由命吧，康泽先生。我只是一介书生，在你们的政治游戏中，蝼蚁草芥而已。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位置讨回来，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做这种出尔反尔的下作事，会丢尽中国人的脸，下半辈子臭名昭彰，生不如死。”父亲站起来，转身走向门口，“不必说再见了吧？我也许连明天的太阳都见不到了。”

康泽大笑着站起来，“不必如此悲壮。我观察好几天了，你给大会每个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对政治的一无所知，也许恰恰是你的长处。戏还没演完，我们还有耐心看下去。祝你好运，年轻人！”

父亲一夜未眠，不知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

第二天的闭幕酒会开始了。那是一个大型派对，青年代表们手执酒杯，谈笑风生，相互留言、合影、记通讯地址。一向乐观幽默的父亲眼圈发黑、面色青灰、神思恍惚，与昨天判若两人。大会主席团主席是苏联人，没有记错的话，他应是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米哈伊洛夫（该人的姓名职务无法核实）。他非常赞赏父亲昨天在大会上的发言，但富有政治经验的米哈伊洛夫似乎预感事情不会如此圆满。看到郁郁寡欢的父亲木然站在一旁，他端着酒杯走到父亲身边问道：“你有心事吗，查理·陈？”

“哦，没什么。”父亲强打起精神，他太要面子了。

“不，你的气色很差。昨天你刚一走下台，我就知道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

“你怎么知道？”父亲一惊。

“你和有些人不同。你用另一双眼睛看世界，所以，你应该很快活，因为很多东西你永远想不到，也就看不到。”他歪着头，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比划着，“就像一只刚刚出壳的小雏鸭子。”

父亲苦笑道：“长出另一双眼睛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正在交学费，可能很昂贵。”

米哈伊洛夫把父亲拉到一边，关切地问：“你是不是遇到麻烦了？也许我能帮助你。”

在他的再三盘问下，父亲讲出了昨夜的经历。

“这是我早就猜到的。”米哈伊洛夫说，“别担心，会有办法的。我去找他们商量一下，马上就回来。”他向父亲挥挥手，身影迅速消失在人群中。

米哈伊洛夫没有马上回到父亲身边。但是不一会儿，他出现在酒会大厅正中间，“朋友们，请静一静，静一静！”他拍着手，声音洪亮得像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经过大会主席团的讨论，我们要对昨天的大会选举做一点补充说明。我们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国、共两方的青年都在八年抗战中做出了伟大贡献，为了彰显大会和平团结的宗旨，我们决定给中国青年代表团两个名额，特增补国统区青年代表查理·陈为世界青联执行主席团副主席。”

酒会大厅里响起了掌声，还有许多国家代表用勺子、叉子敲起了玻璃酒杯，声浪如海潮向父亲涌来，代表们纷纷走到父亲身边，向他敬酒祝贺。豪爽而善解人意的米哈伊洛夫回到父亲身边，久久地拥抱了他，贴在他耳边说：“祝你好运，查理！好人一生平安。”

“是我有幸遇到好人。中国人说大恩不言谢，但我还是要说一声谢谢。”父亲热泪盈眶。

一切恍如梦中，即使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结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冥冥之中，一切似乎早有安排。父亲完全不懂也不愿参与政治，政治偏偏如影相随，像沾在毛衣上的灰尘，掸也掸不掉。

我从心底感激这位我永远无法向他道谢的、至今真名实姓尚不确认的俄国人。感激他对世间的美好善良存一份人性的关照与呵护。假如他有权力却心如木石，他可以对政治上不谙世事的查理·陈不闻不问，漠然置之。那样，一切又都会与今天不同。为了避祸，父亲可能永远不能回国，或成为一场政治阴谋的刀下鬼。那样就没有这个家，也没有了我们兄弟姐妹，更没有什么《梁陈方案》。领导人的性格，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命运。

陈家康当上了世界青联执委常委，陈占祥做了执委副主席，双双功德圆满，皆大欢喜。1957年，据说专案组为此专程去战犯监狱向康泽外调父亲在世界青年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上的表现，调查他怎样为国民党下山摘桃、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康泽居然对父亲的人品和才华大加赞赏，而对父亲成为“右派”丝毫不觉得奇怪：“陈占祥这样的人，即使到了台湾也不会有好下场，国民党那一套他照样吃不消。”康泽如是说。这是后来有人传给父亲的。

乘鹤远去程应铨

父亲第一次与程应铨先生相识于清华新林院的梁家客厅。每到下午茶时，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的客厅总是高朋满座。梁先生把程应铨介绍给父亲时说：“这是我们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跟你同行，专门研究城市规划的程应铨。”

父亲说，他左手端着茶杯，伸出右手去跟程先生握手。程应铨却放下茶杯，站起身，微躬下腰，用双手握住父亲的手说：“久闻大名，陈先生。”他只比父亲小几岁，这样毕恭毕敬，让父亲很不好意思。

“都是同辈，这样折煞我也！”父亲连忙放下茶杯，把左手也伸了过去，握住了他的双手，“常听梁公说，你是中大的高材生。”

程应铨说：“哪里，你是中大教授（指前南京中央大学），我不过毕业于中大建筑系而已。”他又指指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等人说，“在座的都是我的先生，前辈。”

父亲事后和梁先生说：“程应铨很谦和呀。”梁先生大笑说：“那是他很Gentleman(绅士)。应铨是很有个性的人，一身才气，也一身傲骨。他看得上的人，能肝胆相照。不入眼的，多一句话也不说。”

程应铨是清华建筑系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也是吴良镛教授当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同窗。毕业时二战尚未结束，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便在缅甸当了盟军的英文翻译官。1948年，经沈从文先生向林徽因推荐，来清华建筑系任教。梁思成夫妇认为，规划专业虽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清华建筑系必须有兵精将勇的规划团队，才能适应未来中国的建设形势。梁思成亲自把系里的青年教师吴良镛送去美国的匡溪学院（Cran Brook）深造，师从芬兰籍的规划专家沙里宁，以期回国后能担起建筑系规划专业的重任。系里成立了规划教研组，程应铨是组长，率一批青年教师专攻城市规划。由于在城市规划方面见地独到，被推举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梁先生出席北京市的许多规划会议时，程应铨大多随行，这样也就和父亲接触得多了起来。程应铨只比父亲小几岁，父亲称他应铨，他却从来不对父亲直呼其名，永远恭恭敬敬地称呼“陈先生”，称母亲为嫂夫人。可能是和父亲谈得来，尤其是学术观点一拍即合，程应铨成了我们西单横二条家里很受父亲欢迎的客人。他一来，父亲的烟灰缸里准会堆满烟头，两人在烟雾中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但不知为什么，他都是独自一人骑自行车来西单横二条，妻子和儿女从不曾来过我家。他离开后，父亲还会余兴未尽地向母亲称赞程应铨的种种过人之处，“聪明人刻苦的不多，可应铨禀赋高卓又刻苦，人才难得。”

父亲说，他在缅甸做过盟军的英文翻译，能翻译出《都市计划大纲》（即《雅典宪章》）已属难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自学了俄语，一连翻译出《城市规划》上、下卷、《苏联城市建设问题》、《城市规划与道路交通》、《柏林苏联红军纪念碑》，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文献。人家到莫斯科访问，都急着去购物、逛街、参观名胜，他却拦住街头的俄国人、旅馆的服务员纠正自己的俄语发音。由于有很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译笔娴雅流畅、灵动飞扬。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无不为他的才情折服。

有一位学生听他讲的规划课之后，意欲改弦更张学规划专业，直到晚年才如愿以偿。还有一位弟子，自以为英文底子不错，私下暗暗把《雅典宪章》翻译了一遍，欲与前辈一较高下。待把自己的译文与程应铨的一对照，自惭形秽得无地自容，从此对老师心悦诚服。翻译有时是一种再创作。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文笔之灵动传神、清朗俊逸，无人可望其项背。这与译者的文化、气质、功力息息相关。

1956年，程应铨随梁思成、周荣鑫等出访东欧。归来后，他到西单横二条来看望父亲，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刚刚理过发，吹得一丝不苟的大背头，发蜡锃亮，母亲开玩笑说：“应铨老弟，今天怎么像个新郎官似的？”

“刚在四联理了发。”他拍拍脑袋说，“才理过的头最生涩，看着是不是很刺眼？”

母亲细细端详着他的头发说：“理得不错。只是，理个发跑这么多路，太冤枉了。清华没有理发店吗？”

“哈，那儿的理发店水平很高，剪完头发，头顶像扣了只马桶盖。”他用手比划着，“反正我也要进城，顺便就去四联，一举两得。”

他为我家带来了从东欧买回的小礼物。一条灰色亚麻的茶几台布，四周缀着红黑双色相间的十字绣花边。一支羊皮的书签，上面烙着精致凹凸的图案。那是一个右手高举宝剑，左手紧持盾牌的美人鱼。

“知道这是谁吗？”程应铨叔叔问我。

我看见了她的鱼尾，便答道：“美人鱼。”

“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吗？”他向我狡黠地笑着追问。

我摇摇头。

“为什么？”程叔叔对我刨根问底。

“因为安徒生的美人鱼不拿宝剑和盾牌，她只安安静静地坐在海边岩石上。”我很好奇，“这个美人鱼是哪儿来的？怎么像个将军的样子？”轮到我向程叔叔刨根问底了。于是，程应铨很耐心地为我和弟弟讲了成为华沙城城徽的美人鱼故事。

我们从此很喜欢这位程叔叔，不仅因为他讲的故事引人入胜，还因为他带给我和弟弟一小罐巧克力豆。那其实称不上是罐子，说管子更确切些。如一枝自来水钢笔那样长短，顶多有一个乒乓球直径那么粗细，是很轻的金属压制成的，像父亲偶尔抽的哈瓦那雪茄。拧开盖子，里面是一枚枚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小扣子”，它们让我和弟弟的眼睛都不够用了，那就是今天孩子们吃腻了的“M&M”巧克力豆。但半个世纪前，这一小管巧克力豆，使我一下就记住了父亲诸多朋友中的程应铨叔叔。

我发现程叔叔很有趣。他和父亲永远都是谈规划、谈建筑、谈音乐美术或文学。从东欧归来，感触良多。大谈波兰规划思想大胆，有创意；还跟父亲说，他想马上自学波兰文，翻译一些波兰的城市规划著作，介绍给中国的同行。但他同样会跟母亲谈得笑逐颜开，说些家长里短。有一次，他给我家带来一束粉、白两色的芍药花。母亲连连道谢，找出一只陶质花瓶准备插花，程叔叔就要了把剪子，一面帮母亲修剪花枝，一面告诉母亲说：“这花很便宜，这么一大束才四毛钱。可是卖花的老太太告诉我，如果你每星期订一束花，售价就只有三毛钱，而且免费送货上门。”

“这家店在哪儿？”母亲接过程叔叔修剪好的花，边插花边问道。

“离你家不远，就在西单菜市场附近。不是花店，只是个不大的花摊，听说很多人家都向她家订花的。”

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很实在，很家常。不像你的有些朋友，从一进门就城市规划，到告辞之前还是城市规划，不食人间烟火一样。”

母亲真的找到了那个小花摊。从此每个周末，一位眼睛里漾着盈盈笑意的姑娘就会挎着只藤篮出现在我家台阶上，风雨无阻地送来各种时令鲜花。有时是月季，有时是西番莲，有时是雏菊或菖兰。我喜欢那个和鲜花一样美丽清纯的女孩儿，她是老太太的女儿。每次听到她的声音，我都会忙不迭地跑出去接过她手里的鲜花，“大姐姐好”、“谢谢你”地没完没了。还拿出一个“玻璃丝”编成小鹿形状的胸针送给她。第二个星期来送花时，她从篮子里拿出一枚小小的果实塞到我手里，它像一只小小的芒果，色泽金黄闪亮，但上面长了许多如苦瓜似的凸凹不平的颗粒。母亲用刀切开，里面有艳红鲜亮的瓤和籽。我问卖花姑娘：“它叫什么名字？可以吃吗？”不料女孩儿脸红了，慌乱地说：“还不知道呢，别人刚送了我两个。”言罢羞赧地跳下台阶跑远了。

1957年，父亲成为“右派”，程应铨也成了难兄难弟。程应铨是因支持《梁陈方案》，为此抱打不平而成为“右派”的。另一个原因是说他在课堂上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城市规划理论，即伦敦哈罗新城的“邻里单位”观念。父亲说：“1929年，美国建筑师帕里（A·Perry）率先提出了这一创意，美国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Clarence Stein）首次实践了这一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每一个‘邻里单位的居民居住区，按照人口的多寡，规划出公共绿地，小型服务机构、商业设施、学校、幼儿园……居住于同一地区的邻里们足不出居住区，即可享受到便捷的生活。大家在同一地区生活，邻居们相互稔熟，可以彼此守望照应，建立起一种安全和谐的邻里关系，不必为购物和接送子女上、下学而耗费时间及能源。”苏联人对这一理论大加讨伐，批判者扬言此系阶级调和论。人群以阶级划分，焉可因合居同一地域而共生和谐？一棒将“邻里单位”打入冷宫。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邻里单位”理论的大批判一风吹，建设住宅时完全按照“邻里单位”依葫芦画瓢，只不过把“邻里单位”改了个名字叫“小区”。美国遍地林立的“邻里单位”则被译为“社区”（Community）。紧跟苏联老大哥的中国建筑界，连忙做出反响，为“邻里单位”罪名平反，程应铨也出席了清华建筑系为该理论昭雪的学术讨论会。

记得好像是1963年，我家已经搬进了复兴门外的宿舍大院。父亲刚刚摘了“右派”帽子，从砂岭绿化基地调回了设计院的技术情报室。我周末从女附中回家，全家人正摆上餐桌准备进晚餐。听到敲门声，父亲起身去开门，看到门前那铁塔似的男人，我们都从餐桌旁站了起来，“久违了，程叔叔。我们已经多少年没见到你了！”父亲和程应铨什么也没说，只是猛地紧紧拥抱在一起。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时两个饱经风雨的男人却已是无语凝噎泪满襟。父亲把他按在餐桌边，母亲忙去添碗加筷。从那天起，程叔叔仿佛成了我家的另一个成员，若有几个周末不见他的身影，孩子们都会问：“程叔叔哪儿去了？”

自从成为“右派分子”后，父亲几乎息交绝游，跟任何人都鲜少往来，怕的是给亲朋们添麻烦。虽不再与程应铨联络，但父亲总对他怀着一份深深的愧疚。

“应铨是为我和梁先生陪绑的，很多话他本可以不说。多少人不说，或违心地说，就躲过去了，要么爬上去了。他是宁折不弯的人，结果妻离子散。”我常听父亲在家里为程先生叹惋感慨。

程先生仍像以前一样开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那时程先生正值盛年，身高一米八，威猛健硕，因长年骑车，皮肤被阳光染成古铜色。额前几道皱纹，更增添了男子汉的沧桑与刚毅。虽妻子已携一双儿女弃他而去，但丝毫看不出他的沮丧与哀戚。特别是此前不久，他的前妻与梁思成先生喜结连理。

二战结束，程应铨从缅甸回来时，曾去昆明探望兄长程应缪。程家早年是江西的官宦人家，先人还曾有一位负责颐和园的监造，程应铨也许正是继承了先祖这方面的基因，对建筑和规划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兄长程应缪先生毕业于燕京历史系，解放后为上海华师大历史系教授，与沈从文先生都是相识相知的故交。程应铨的嫂嫂，亦是作家巴金妻子萧珊的同窗好友。而沈从文又与林徽因相互激赏，林徽因亲切地称沈从文为“二哥”。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时代，程应缪前往昆明，在昆明“天祥中学”执教。程应铨的前妻林洙在“天祥中学”读书，是程应缪的学生。抗战胜利后，林洙一家返回上海，程应缪嘱当时也要返沪的程应铨关照林洙一家。林洙父亲对一表人才、天资出众的程应铨赞赏有加，竭力促成女儿与程应铨的婚事。沈从文举荐程应铨去清华建筑系时，梁思成夫妇也为建筑系多了一位青年才俊而欢欣鼓舞。当年，是梁思成亲自为程应铨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应铨的师长却娶学生的妻子为妻，这几乎超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偏偏这位学生又曾为师长的不公遭遇仗义执言而蒙冤。梁先生的这桩黄昏恋，在建筑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梁先生的多年好友张奚若闻讯后警告说，你若跟她结婚，“我就跟你绝交”。梁、林婚后，程应缪的妻弟、著名油画家李宗津画的一幅林徽因画像从梁家客厅“下堂”，梁先生的女儿搧了继母一巴掌，扬长而去。

母亲劝程叔叔说：“红尘万丈，人海茫茫。夫妻相聚是缘，离散就是缘尽了。缘未尽，拆也拆不散；缘尽了，留也留不住。想开点，随遇而安吧。”

程叔叔说：“他们结婚时，系里征求过我的意见，问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你怎么说？”

“两个字：没有。”程叔叔淡淡地说：“我又不是武瞾的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母亲闻之，没再说什么，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程应铨虽然戴了“右派”帽子，但因为他讲课极受学生欢迎，所以一直还在系里授业解惑，不曾被剥夺授课权利，工资也维持原样。

可能是为了排解孤寂，独身一人的程应铨迷上了摄影。凭他的智商，想做什么就能把什么做到最好。那几年，他的很多业余时间都花在摄影上。我们也成了他的摄影模特儿。我一生中几张拍得最好的照片，都出自程叔叔之手。他每周六晚上独自在宿舍的“暗房”里洗照片，周日一早便骑车进城，买各种相纸、胶卷、冲印药粉；然后去各家各户送他洗出的杰作。总是最后来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程叔叔向我们展示的摄影作品中，我们认识了许多不相识的人，他对着照片给我们讲述着那些动人的故事。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了清华水利系著名的教授黄万里，看到过他孤身为中国水利事业坚韧跋涉、饱受磨难的沧桑面影。黄万里教授传记《长河孤旅》所用的照片，正是程叔叔拍摄的。沈从文先生和侄女的合影最精彩。沈先生弟弟那来自湘西凤凰的女儿，一副出水芙蓉、冷花淡蕊的清雅，让我过目不忘。程叔叔说：“她没读过多少书，但音乐、绘画、舞蹈、女红均无师自通，联想沈先生的外甥画家黄永玉，真觉得凤凰是片神奇的土地，哺育了多少风华绝代的艺术大师。”据说，《沈从文全集》中的照片，也出自程应铨之手。而《城记》，《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书中父亲和我们全家的照片，亦是程叔叔的作品。

在程叔叔自己保留的作品中，我们看到许多照片里都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大哥衍庆清华建筑系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暑假里大哥接我和弟弟去清华小住时，见过这个窈窕婀娜、笑容若桃花映水的上海姑娘。

母亲指着照片上的姑娘，看了程叔叔一眼，笑道：“进展顺利吗？”

程叔叔丝毫不否认，大大方方地说：“我们常约会。照照相、逛逛街、吃吃饭，也很亲密。至于结果如何，像你说的，随缘吧。”

母亲说：“怪不得衣冠楚楚，老像要去赴酒席，原来情网缠着呢。喏，让我来指教指教你。”母亲指着他笔挺的华达呢中山装说，“是自己熨的吧？”

“是呀，嫂夫人有何见教？”程叔叔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襟问。

“你看，衣服熨得闪闪发光，像钢盔铁甲一样。”

程叔叔笑道：“苦命王老五，衣皱无人熨，裤破无人补。”

母亲说：“那就把衣服脱下来，我教你怎么办。”

母亲用小锅热了一点白醋，用湿毛巾沾了些醋在中山装发亮的地方擦拭着，一边擦一边说：“以后要熨衣服就带过来，一只羊是赶，一群羊也是放，我顺手就帮你熨了。知道吗？熨这种毛料衣服，熨斗下面一定要垫一块湿的白毛巾，这样熨出来的衣服不会发亮，而白毛巾不会褪色污染衣服。”

程叔叔双手抱拳，连说：“谢嫂夫人！”

程叔叔走后，母亲对父亲说：“应铨可能是想赌一口气，非要找一个年轻漂亮、比前妻强的女人。但我看，这个姑娘不像是能伴他共患难的人。”

父亲皱皱眉说：“尊重隐私就是尊重朋友。这种个人的事情，最好少问少谈。梁先生和林洙的事，我一直讳莫如深，从不在应铨面前提起，也闭口不谈他的婚姻。那是人家的伤口，万万碰不得的。再说，林洙离婚了，梁先生鳏居多年，人家两情相悦，不管是非曲直，别人都没有资格说短道长。”

据说，程先生和那女孩子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最后还是一拍两散，无疾而终。

1963年，我从女附中毕业进入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文科实验班。这是邓小平、林枫、浦安修等领导人亲自过问的教改试点单位。为检验教学成果，上级决定我们全班在高中二年级时跳级参加高考。我幸运地考入北大中文系。

得知这个消息，程应铨叔叔像自己的女儿考进大学一样高兴。他兴冲冲地来到我家，把一个纸盒子放到餐桌上（那个年代的礼物从没有精美的包装），“小妹，看看我给你带来一件什么礼物！”

我怔住了，他从来和父亲一样叫我贝蒂，今天怎么改口为小妹了？

“我什么时候变成小妹啦，程叔叔？”我刚要伸手拿桌上的盒子，忽然被烫着似的缩回了手。因为我看到程叔叔异样的目光，就像波光潋滟的湖面上，蓦然疾驰过翻滚的云影。他神情萧瑟，木然无语。

“你怎么了，程叔叔？”我有些怯怯地问。

“哦……”他恍若刚刚走出梦境，“对不起，口误，我叫错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女儿叫小妹。”顿了顿，又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缓缓地说，“儿子……叫小老虎。”

母亲连忙端来一杯热茶，又递过一条刚拧干的白毛巾，“骑了一路车，擦擦汗，喝口茶歇歇。”

为了祝贺我考上北大，程叔叔送我一只德国蔡斯公司出品的袖珍望远镜。望远镜很小，比四根手指宽不了多少，但做工极精致，金属边与镜筒那些天衣无缝的镶嵌，让人联想到日尔曼民族一丝不苟的性格。“陈先生说你最喜欢看戏剧，有了这个，坐在最后一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右派的女儿能进北大中文系，我这个右派叔叔脸上都有光彩呢。平时付出多少，就收获多少，天道酬勤。”程叔叔说。

我告诉程叔叔，其实，我觉得自己没付出太多，耍小聪明，运气好而已。

“谦虚是美德。汗水积少成多，就浇灌了运气。”程叔叔说。

我老老实实说，“真的不是。”

作文高考前一天，我在梦里写了一夜《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自己都被自己的信感动了。第二天一早起床，我把梦中作文的题目说给同宿舍的女生们听，女生们抚掌大笑说：“哪来这么邪门的作文题！”走进考场，卷子发下来时，看到试卷顶上那个《给越南人民一封信》的作文题，我傻在那里，以为自己仍在做梦。几个同宿舍的女生忽然一起回头对我笑，我更懵了，甚至真的掐了掐自己的手，想知道这是梦还是真的？那篇作文，写得鬼使神差、游龙走凤，不到四十五分钟就一气呵成。我总觉得，冥冥之中，有天助神佑，而并不是我有什么本事。这是千真万确的。

去北大报到那天，招生办的一位老师特地跑来报到处，非要看看谁是陈愉庆。看见我是个女孩儿，表情像是看见了外星人，“怎么会是女生呢？已经把你分配在男生宿舍了，连学号都是跟男生排在一起的。名字像男的，毕业照也像男孩儿。我还说呢，这小男孩眉眼挺清秀的。唉，你头发干吗剪那么短？”那老师上下打量着我问道，仿佛仍不相信我是女孩儿。

“装男生呗！”我笑得很开心，“花木兰要不是女扮男装，还从不得军呢！”

经过一番折腾，我才回归女生队伍。

程叔叔半信半疑，久久没有讲话，最后终于很认真地说：“你的脑电波一定比较特殊，能接受高考出题人脑电波发出的信息。其他时候也如此吗？”

我说：“反正，不管考什么，我猜的考题都八九不离十。包括那年高考的历史题，政治题，我猜中了百分之七八十。所以，我复习的时候重点很明确，从来不做无用功。”

“原来是个小女巫嘛！”他戳戳我的鼻子说，“不过，这样学法，基本功可能不很扎实噢。”

“没错儿。”我立即表示赞同，“老师要我们实验班的学生背诵《古文观止》，学一篇背一篇，我往往不到十分钟就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可要不了几天就忘得一干二净。”

“那说明你的理解记忆很强，机械记忆较差。但你们这个年纪，扎扎实实的基本功是最重要的，它让你一辈子受益无穷。”程叔叔摸摸我的头，“天才加勤奋等于成功，祝你好运。”

但我自知既非天才也不勤奋，考上北大全靠“仙人托梦”和善于猜题。

后来我才知道，事实远非如此。

距我高考四十年后，高中班主任梁梅芳老师到美国探亲，来我家做客，我才知道自己考入北京大学的全过程。

梁老师说：“你的作文，当时是北京市高考的最高分，作为范文发给阅卷教师，以此作为评分的参考。你的平均分远远高出北大的分数线，可招生办公室在看了你的档案后，一直犹豫不决。收一个“摘帽右派”的女儿，有违阶级路线；不收又于心不忍。北大招生办特地派来一位老师，详细调查你的情况。我们介绍说，这个学生表现不错。可人家问，那怎么不是团员？记得吗？那个暑假，团支部突击讨论你入团？”

望着已是两鬓染霜的梁老师，我惊诧得说不出话。谁能想到，居然在近四十年之后，我和中学班主任坐在与北京隔着太平洋的客厅里，聆听着关于四十年前高考的秘密。

“可是，“文革”中，这也成了校党总支书记姜培良的罪证之一，让摘帽右派的女儿入团，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梁老师说。

我早就知道这位来自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干部被红卫兵毒打致死，却不知我走进北大，也为他的脊梁上添了一道鞭痕。我一生前行的道路上，得到过多少善良人的佑助啊！我活着，不能不尽力做一个好人，不仅为自己，也为那些为我付出过大爱的人们。

从父亲摘帽，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那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比较风平浪静的年代。父亲的工资比戴帽时增加了一倍，母亲不必再典当她的首饰补贴家用。大哥毕业了，分配在建工部工作，终于可以回家了。大浪淘沙，身边往来的都是劫后余生、相知相惜的亲朋。我们和干爸干妈家如亲人般走动，程叔叔也是家中的常客。假日里我们一家和他一起去中山公园赏花、看金鱼、到“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到北海“仿膳”吃肉末烧饼、栗子面小窝头和豌豆黄。夏天，程叔叔和父亲带我们去颐和园的昆明湖游泳，我第一次知道他和父亲游得那么好，两人从十七孔桥附近游到佛香阁，往返几个来回，有时躺在水面上仰泳，边游边聊，还不时仰天大笑。每当眼前浮现此情此景，我就常想，假如程叔叔还活着，他一定可以跟长大了的“小老虎”和“小妹”一起，享受融融的天伦之乐。在改革开放初始的年代，他亦年近花甲，凭他的才干，可以叱咤风云，大展其才。但那样一个鲜活强健的生命，转瞬就消逝了。

“文革”中，我从外地大串连回来。窝在清华足不出户的程应铨来到我家，对我一路串连的经历充满关切。我告诉他，在串连的列车上，带联动袖标的红卫兵把一个个非红五类出身的串连学生拖出来，用带着铜环的皮带把他们抽得头破血流。

“你也挨打了吗？”程叔叔问。

“差一点。”我告诉他，“我们北大的同学不至于像中学生那么无知，带我串连的北大几位同学是部队的高干子弟，在他们的掩护下，我才死里逃生。”

我对程叔叔说：“我早就想好了，如果联动的家伙把我拖出去毒打，那我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宁可葬身火车轮下，也决不当众受羞辱。”

“头脚倒立的时代。”程叔叔自言自语，“永远闭上眼，才能逃开疯狂。”

运动越来越离谱，大串连发展到山头林立，打派仗、武斗……但程应铨倒更加逍遥自由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右派，是只小小的“死老虎”、“万马战犹酣”的清华两派谁也没精神顾上他这个“摘帽右派”。他有更多的机会进城，不时到我家来，和我交换北大清华“文革”的一些消息，还会给我弄来一些当时热门的书籍，如《斯大林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等等。可我对政治方面的书籍不感兴趣，更喜欢读文学名著。武斗中，女生无用武之地，便回家读书，能弄到的书就不分昼夜地看，看得天昏地暗。

程叔叔给我带来一本《贝姨》，一本《高老头》，“可以读读巴尔扎克。”他说。

“这两本上中学就读过了，我不喜欢巴尔扎克。”

“为什么？”

“他笔下的那些人，一个比一个坏，坏得让人直想吐，黑得让人眼都睁不开。我喜欢雨果。狄更斯也比巴尔扎克强。”我说。

“能让你产生这种感觉，正说明他了不起。把丑恶和黑暗描写的那么入骨，五脏六腑都解剖得透彻，让人战栗，这本身也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对美的理解不能太狭隘了。”

在程叔叔成为“逍遥派”的日子里，我对他看得更近切了。他对音乐绘画、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知。他说，我喜欢和你爸聊天，他那些年翻译的资料都是国外最前卫的建筑思想，身在书桌前，纵横天下事。“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所见者远。”他的工作位置，就是“所见者远”。“我们教书的，就怕闭关锁国，孤陋寡闻。唉，我也是杞人忧天罢了。什么时候才可能重新开课？遥遥无期啊！一代人断了线，几代人都接不上，这会影响几代中国人的国民素质。”他摇摇头，神色凄惶。

1968年，工宣队进驻高校，武斗终于结束了，学校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教师们教授们被轮流找去接受工宣队的训话。一些教师纷纷被当做“黑手”、“黑爪牙”揪出来，一些学生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出来示众，校园中大小批斗会此起彼伏，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上海的傅雷夫妇自杀了，北大的傅鹰自杀了，翦伯赞夫妇也双双命赴黄泉。父亲再一次被抓进“牛棚”隔离审查。很久不见程应铨的身影，一家人都很惦念。那时普通人家没有私家电话，相互联络全凭书信或见面。母亲说：“应铨一定也凶多吉少，怕是被隔离审查了。”想不到母亲话音刚落，程应铨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里。

他灰头土脸，神色不安，就像身后随时会出现捕快似的。程应铨是怎样落魄也不显出一丝狼狈的人，从来衣冠整洁，潇洒淡定。右冠当头，举手投足中总是掩不住内里的轩敞不羁、傲骨铮铮。这也是父亲最欣赏他之处。

母亲拿出一条干毛巾，帮他拍打着浑身的灰尘，又倒了盆热水说：“刚从堑壕里爬出来似的，还不快洗洗。这么多天没见你，还以为你也进去了呢。”

他苦笑着说：“快了。不瞒你说，我这几天，根本就没回家。”

“那你去哪儿了？”

他往脸上涂着肥皂，揉搓着，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我是没敢回家，他们随时会来把我抓走。”

“抓走？你怎么知道？不就当过右派，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工宣队找我谈过话了，说我在缅甸当过美国人的翻译官，是隐藏的特务。”

“让他们说去。这年头，往人堆里抽一鞭子打倒一片，保证十有八九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我说。

母亲朝我挥挥手，“别打岔，说正经的。那你睡在哪里？清华同事家？”母亲问。

“这种时候，往谁家躲都是添祸。我晚上睡在外面。”

“外面？火车站还是汽车站？寒冬腊月的，不要命了！”母亲惊呼。

“没有。我在清华西门的干河沟里过夜，已经好几天了。”他轻声说，“我知道抓进去是什么下场，可我也知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早晚逃不掉的。”他已经擦干了脸，衣服也显得比刚才干净了许多。但我不敢抬头正视他的眼睛，我知道程叔叔是个自尊心多强的人，我正视他的脸，就等于正视他的伤口。我转过身背对着他，却忍不住用手抹了抹眼睛。

“要不，来我家避几天吧？”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这儿离清华远，他们想不到我们这儿的。”

“对对。”我和妹妹异口同声，“就在我家挤挤，也比在干河沟里强。”

“谢谢，谢谢这么多年你们一家对我的情义。”他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一只牛皮纸口袋，“礼遇之恩，来世还报吧。”

“呸呸，乌鸦嘴。”母亲把一盆脏水端出去，“我今年整五十了，还没说过这种丧气话，你才四十几岁，以后日子长着呢。”

程应铨叔叔把牛皮纸口袋放在桌上说：“这里面都是你们的照片，万一抄家，顺藤摸瓜找上来，会给你们惹麻烦。所以，我把手边的照片给朋友们送去。嫂嫂，小妹，你们多多保重，陈先生在里面，别忘了去看看，送些烟进去，我这位大哥离不开烟的。”

他一直称父亲陈先生，称母亲“嫂夫人”，还是第一次改口叫“大哥”和“嫂嫂”，想不到也是最后一次。母亲哽咽了，我没有纠正他第二次叫我和弥尔“小妹”。也许，他心里惦念着女儿小妹，惦念着远在上海的兄嫂，就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亲人。他拒绝了我们的挽留，在1968年冬日的暮色中离开了我们家。我们和母亲望着他高大的背影越来越远。谁想得到，那竟是我们与程应铨叔叔的永诀。

从那以后，很久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从清华一位大哥同学的口中，得知程应铨于1968年12月13日，在已经结冰的清华游泳池中自尽的噩耗。一个水性那么好的人，选择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需要怎样的勇气和必死的决心！临死前，他身上穿着去东欧访问时的崭新西装。在走向死亡的道路上，他也让自己衣冠整洁，保留一份最后的自尊。

“右派”父亲的党内诤友

李正冠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党委书记。这个与父亲命运息息相关的名字多少次在我耳边响起，我像熟悉自己家人那样熟悉他，却一次也不曾见到过他。

听父亲说，和多少热血男儿一样，李正冠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冲出书斋，投入抗日洪流，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个革命干部。在建筑设计院担任党委书记的李正冠，儒雅斯文，一身书卷气，这使他成为建筑设计院许多知识分子的朋友。

父亲从沙岭劳改回家后，不知设计院会如何安排他今后的工作，内心不免忐忑。若继续做建筑设计，那会遇到很多麻烦。“右派”虽然摘帽，也永远低人一等。而建筑设计又极富个性和创意，在人格不平等的前提下，很难从事什么创造性的劳动。

“在夹缝中求生存，整天夹着尾巴搞设计，等于穿着小鞋走山路，还不如在大山里种树。”父亲对尚不可知的未来岁月，很是心灰意懒。当时我正在女附中读初三，面临升高中的考试。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说北京师大二附中正在办一个文科实验班，要从师大的三所附中选送一批学生进入。经挑选合格的学生，可以免试保送入学。我回家和父母商量，是否要进二附中读书。

“这种事，父母的意见仅供参考，因为在这条路上走的是你自己，谁也取代不了。”父亲说，“不过，你学文科，我这个爸爸会带给你很多麻烦，爸爸要事先告诉你。我欠孩子们的债，举一生之力也偿不清。但我感激你们，你们让我骄傲。”

我还是决定上二附中。父亲嘱咐我说：“全班同学都要参加升高中的统考，人家在考场上拼得汗流浃背，你一身轻松，袖手旁观，就不够厚道了。为大家做点事吧？”

母亲给了我三块钱，“不是连考两天吗？每天在教室门口放一大脸盆洗干净的西红柿，给同学们解解暑。”

我觉得母亲真聪明。父亲又叮咛说：“把东西放下就走，千万别吵得唯恐天下不知，那还不如不做。”

我照父母说的去做了。两天考试完毕之后，连我住校使用了三年的脸盆也没敢拿回来。四十多年后，女附中的同学们聚会，还提起考试时教室门口的西红柿，不知是谁放的。我仍什么也没说，却想起了已双双长眠于九泉之下的父母。

周六晚上，父亲下班时，望着刚刚摆好的餐桌问母亲：“还有酒吗？”

“只有半瓶金奖白兰地。”母亲连忙找出酒瓶和杯子，“什么事值得喝酒？”

“算是好事啊。”父亲边斟酒边说，“今天，李正冠找我谈话了。”

“又直呼人家名字。”母亲把一双筷子递到他手里，埋怨道，“人家是设计院和规划院两院的书记，谁都李书记长李书记短的，哪有人像你这样？哪个当官的听你这么叫他会心里舒服！”

“口口声声把人家官衔挂在嘴上，我心里还不舒服呢。”父亲啜了一口酒，笑道，“等于一张口脸上就写着：我是马屁精。”

“好好，快说李书记跟你谈什么了？”母亲忙着为大家布菜，父亲第一，孩子们其次，母亲自己永远是最后。

原来，李正冠为了发挥陈占祥和华揽洪的一技之长，专门成立一个“技术情报室”，让两位“摘帽右派”做建筑技术情报和建筑理论方面的翻译工作。华揽洪法文胜于中文，陈占祥英文长于中文。经历了砂岭几年的劳改生活，对于父亲来说，这已是很理想的归宿了。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国门外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提起西方世界和港台，总是一副要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于水火的悲天悯人情怀。我在学校表演过一个配乐朗诵，描述一个名叫杰克的十一岁美国黑人孩子，为挣钱养家，背着牙膏广告牌子在大街上游走，受尽欺凌的悲惨故事。还有一首诗叫《爸爸要出卖眼睛》，讲的是西班牙一位父亲，因为养不起四个儿女，决定出卖眼睛。朗读这些诗歌时，我和台下的同学们都泪流不止。我们心中的世界，中国是中心，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受着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当年眼中的外部世界。

由于父亲是英国皇家建筑规划学会会员，终身享受英国《建筑评论》杂志的免费赠阅。父亲觉得奇怪极了，无论我们搬到哪里，这份杂志永远准确无误地送到我家。这本比十六开本还大，像一厚本书似的杂志，刊登着英国和世界建筑界、规划界最新的建筑技术、建筑理论方面的信息和文章。他成了父亲遥看另一个星空的“天文望远镜”。

李正冠对父亲说：“中国人手里很难找到第二本这种杂志，你能不能把它每期关于技术和理论方面的文章，都翻译成中文，成为我们北京建筑设计院资料室的库存资料？”

父亲喜出望外，说：“我能不能把杂志都运到资料室来？我家的杂志堆成山了，没地方放，我担心老婆哪天当废纸卖了。”

李正冠连连摆手说：“卖不得卖不得。你以后把每期杂志都拿到办公室来吧，将每期内容的精华，都翻译成中文，这就是你的工作。不过，这些文章译好了要存档，不可以随便让人看的，不然麻烦大了。”

几天后，设计院来了一辆平板三轮，一捆一捆的英文《建筑评论》杂志，摞得像小山一样高，全都运走了。就这样，有着皇家规划学会会员头衔的父亲，成了建筑设计院一名英文翻译。

“跟在蛟河县城煤铺里的顾宪成比，你应该是万幸了。”母亲常这样安慰父亲。父亲就摇头叹息道：“宪成一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

李正冠隔三差五来看父亲和华揽洪翻译的文章。有些弄不懂的地方，还要求父亲详细讲解。天长日久，他对这些杂志上的文章越来越有兴趣了，每周都要到父亲的办公室来几次。一次，他对父亲说：“我有一个计划，想向你和华揽洪学英文和法文，每周英文、法文各一节，如何？”

父亲很高兴地回答：“当然好。领导如果都肯学习，是苍生之福啊！”

李正冠说：“万事万物要有参照和比较，不然就坐井观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不知彼，怎能知己？连自己站在哪条起跑线上都搞不清楚，还能不盲目吗？”

父亲说：“那你就一定能学好。学习是为了更接近客观真理。不尊重科学，一切想当然，最后受惩罚的是自己。”

每周各一节英文、法文课，成了李正冠雷打不动的日程，北京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成了中国建筑界两大“右派分子”的学生。父亲说，每到上课时，父亲走进李正冠的办公室，他总是站起来，笑说：“欢迎陈先生光临。”下课时永远会把父亲送到门口，像小学生一样说：“谢谢先生，再见。”但平时在设计院的员工面前，他只称父亲为“老陈”。父亲说：“在右派根本不被当人待的年代，李正冠能做到这样，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每周的英语课之后，他也会和父亲谈许多其他的话题。他曾告诉父亲，自己在“七七事变”后离开就读的河北师范，与不愿在敌占区做亡国奴的学生们一路徒步南下。那时，他结识了一大批北京师范大学的流亡学生，共同向尚未被占领的山东境内进发。在那些学生中，他结识了一批共产党员，自己也从此走向了革命。但他一生心系校园，心系读书岁月。李正冠对知识的孜孜以求，对学习的认真刻苦，父亲每每提起都会说：“如果党的干部都有如此强烈的向学之志、求知之心，中国就大有希望了。”

李正冠也问及父亲被专案组追查到天涯海角的“历史问题”，如“海员俱乐部”、“罗斯福夫人接见”、“世界青联大会副主席”等等，父亲一一告之。李正冠听得极其认真，还不时提出许多询问，连一些细节也不放过。很多时候，他只是默默地聆听，不置一词，不加一句评论。只是当父亲讲到他为素不相识的中国海员权益而奔走呼吁时，李正冠的眼睛湿润了，父亲忙低下头。李正冠急急背过脸，站起身，踱步面向窗口。伫立良久，他长长叹了一口气，转身回到桌边，仍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解释，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他什么也没听到过。

父亲说，他每次给李正冠留的作业，他都完成得非常认真。父亲有时要求他翻译一篇建筑方面的短文，英译中往往很顺畅，中译英则会出现很多“中国式”的英文。

“这需要语言环境。”父亲安慰他说，“你没在那样的语言环境下生活过，所以很多时候不知道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该用哪个词。”

“有没有可以弥补的办法？”他问。

父亲想了想说：“多读原文版的小说，多看原文版的电影。很多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即使在国内英语很流利，但到了外面还是发傻。这就好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发音，和普通北京市民的说话发音差别很大。最好一遍一遍地读书，反复地看片子。写文章的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学语言也一样，读书破万卷，出口能成章。”

那个年代，电视机没有普及，更没有什么录像机，反复看原版电影是不可能的。多读英文原版书不成问题，父亲的书架上就有很多。后来，父亲每隔几个月就会从家里拿一本英文书借给李正冠，李正冠就真如蚂蚁啃骨头一样把这些书读了下来。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真该向李正冠学习，他学习知识的狠劲儿，简直就像在枪林弹雨里冲锋的敢死队，“尤其是你们俩。”父亲指指我和妹妹说，“你们要是肯下李正冠那样的苦工夫，肯定如虎添翼呀！”

我摆着手大笑说：“那可不行。我们要是成了老虎，兔子们可怎么活呀！”

“我可不当母老虎！”妹妹笑着大叫。

随着李正冠英文水平的提高，他与父亲之间更加相互了解亦日甚。每次上完课，他们会在一起聊聊天，偶尔步行去不远处一家“礼士路餐厅”吃饭。父亲说，他每次都走在李正冠身后，和他保持五六米的距离。虽然他们从没为此约定过什么，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李正冠对建筑理论问题表现出很强烈的关注。他认为，要提高中国建筑界的总体水平，必须先从理论研究下手。为此，要求父亲收集并翻译当时颇具影响的世界四位建筑大师的理论与建筑实例。他们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Lloyd Wright），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瓦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和密斯·温特罗（Mies Vandelu）。

父亲得令后神采奕奕，像渴望驰骋的骏马奔向了天高地阔的草原，如涸辙之鲋返回了浪涛滚滚的江河，他的欢悦难以言喻，这是他的强项。这些大师的名字，在梁先生家的沙龙，在西单横二条的客厅，连我都无数次地听到过。虽不知甚解，却也闻知美国的赖特与法国的柯布西耶之间水火不容。梁先生对父亲说，他20世纪40年代去美国设计联合国大厦时，曾与赖特交谈，赖特见到梁先生大谈“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并说你们中国数千年前的老子的一句话，就把建筑中最本质的矛盾讲清楚了，即空间是建筑中最主要的问题。

赖特来自美国中部的大草原，祖先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他崇尚土地原野、山川河流、森林和大自然，崇尚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提倡“有机建筑”，即今天我们说的绿色建筑。他所设计的“广亩城”（Broadacre City），实质是对城市的否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没有城市的城市。认为大城市压根儿就该让其自行消亡。赖特受到美国和世界许多建筑师的追捧，成为国际建筑界耀眼的新星。我到美国时，堪萨斯大学一位教授家的住宅据称是赖特建筑思想的产物。整栋建筑像只巨大的玻璃盒子，客厅里栽着茶花树和翠竹，潺潺流水从生满青苔的假山上流淌到山脚下的鱼池，又沿着鹅卵石砌成的小溪在竹丛边蜿蜒。仰靠在沙发上，透过玻璃棚顶看到白云在蓝天中悠闲徜徉，夜晚可以听到满天星斗的窃窃私语。卧室的整面墙都是落地玻璃，如若不拉窗帘，完全感觉是睡在花丛里，窗外的绿树鲜花仿佛触手可及。在赖特的眼中，人们的住宅是大自然环境的延伸，住宅应保持人与自然的最亲密接触，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与老子的“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一脉相承。

我对建筑理论没有研究，更不敢以自己的无知而妄加评论。但我听到过住在这栋房子里的美国教授抱怨说，由于温室效应，夏天这玻璃盒子是个大烤箱，空调机要无休止地转动才能使人在里面安生，惊人的能源消费，让房主人无法心安理得。冬季也是同一道理。人与自然的融为一体，若以大量消耗能源为代价，这就让人心生疑窦了。但我不知这是否冤枉了赖特，这样的建筑是不是真是赖特的初衷？还是开发商对赖特的庸俗化理解？

勒·柯布西耶是著名的《雅典宪章》倡导人之一，也是法国现代派的建筑大师。他最早的建筑思想体现在马赛“太阳城”的设计中。1951年，他成为印度昌迪加尔市的总体规划师。1956年，他在海拔一千一百米的南美高原上建设了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被许多建筑师讥讽为“人性尺度失调和失控”的城市，一个完全不顾及国情和城市建设规律的城市。他在前苏联莫斯科设计的轻工业部大楼，被苏联人讥笑为“莫斯科的一个疮疤”。但在法国，他拥有众多的“粉丝”，为了回敬各国建筑同行对法国建筑大师的不敬，法国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不断地给他颁发各种奖章和荣誉证书。而勒·柯布西耶本人，却对他人的群起而攻之，尤其是对赖特挑衅性的出言不逊，表现出绅士的礼貌与静默。

父亲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搞“四清”、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李正冠却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建筑界建筑理论的进展，渴望了解世界建筑流派的交锋，对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充满忧患意识。这既让父亲惊喜，也不免担忧；李正冠这样共产党干部中的异数，一定时时都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被匍匐在暗处的豺狗咬住，非死即伤。为此，一向不存防人之心的父亲也格外小心翼翼了，他守口如瓶，从不和他人谈李正冠要他翻译的文章内容，更不与任何人讨论建筑理论问题。父亲说：“我反正已经是死老虎，假如因为我的高谈阔论，给李正冠抹黑，罪莫大焉。这样一个干部，实属罕见，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大幸。”

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马国馨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我们见到陈先生时那些急风暴雨的批判早已过去多年。‘文革时他五十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改造，也已经摘去了右派帽子。但看得出他仍非常谨慎小心，香烟抽得非常凶，帽子压得低低的，常穿的风衣还要把领子竖起来，紧紧裹在身上，一副‘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样子。当然，我们对他也存着一些‘戒心。但在翻译组，却发挥他的语言优势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筑是不是描图机器》，陈占祥等著，陈衍庆、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戒心”两个轻轻带过的字，至今读来仍让人心中酸楚。可以想见父亲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之中工作，对一个“摘帽右派”，周遭的人们仍时时存着“戒心”——无非是一根绷得紧紧的阶级斗争的弦。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而是一个时代笼罩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巨大阴影。而在那样的环境中，李正冠给予父亲那样的信任和尊重，怎能不是重如泰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那样做，但还是有这样做的人。这需要特殊的人格和禀赋，他要听从良知的呼唤，珍惜人性的光辉，摒弃私人的利害，才能穿越世俗的偏见和戒心，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一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

1966年5月25日，“文化大革命”如晴天霹雳在燕园上空炸响时，我不满十九岁，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哲学系聂元梓的大字报被《人民日报》登出后，北京大学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井冈山”。校园中突然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来北大参观的人流，高音喇叭几乎二十四小时地广播着各地支持北大革命派聂元梓的消息，高分贝的噪音震耳欲聋。同学之间说话，如果不大声叫喊，几乎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女厕所的污纸篓霎时间成了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的高帽子。我侧身站在女生宿舍二楼的窗口，看见昨天还笑容可掬的程贤策书记，此时正躬着腰从楼下走过，头上顶着纸篓，右手握着根脏扫把，哐哐地向左手拎着的破脸盆上敲着。忽然，一桶糨糊哗地从他头上泼下，“打倒黑帮分子程贤策”口号声，顿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天而起。宛如躲避飞驰的箭矢，我本能地闭上眼睛，就像小时候看《白毛女》，一到黄世仁老娘用长针刺喜儿时，就连忙捂住脸。我不懂政治，根本弄不清这世界在一夜之间为什么翻了个儿？高音喇叭的鼓噪声，人群喧嚣的声浪，一刻不停地锤打着耳鼓，也撞击着心弦，一种无可逃遁的焦躁让我像一只困在笼中的走兽，恨不得能生出翅膀，呼地冲上九霄，飞向遥远深邃的苍穹，逃进蓝天深处白云的臂弯里，安安静静地喘一口气，闭一会儿眼睛。我讨厌那无休无止、让人发疯的嘶吼嚎叫。

我奔下楼，推出自己的自行车，箭似的冲出北大校门。一路上不管不顾，疯了一样往家跑。那一桶泼在程贤策头顶的糨糊，把我的心浇成一只被捅碎的马蜂窝。我想到了父亲，想到父亲是不是也像程贤策一样，正在被人游街、戴高帽……1957年！让父亲受尽屈辱的1957年刚刚过去八年多，父亲和全家人创口还没有痊愈，就又要活生生地再撕扯开吗？我们一家从没损人利己，更没伤天害理，我们从没什么奢求，只盼望全家人团团圆圆，有一份温饱平凡的日子，难道这也过分吗？我不知自己是怎样把车骑回了家，砰地撞开家门，一下愣住了——一家人正围坐在桌边，晚餐还没开始。父亲坐在椅子上，仰着脸，母亲半躬着腰，用一条热毛巾正在为父亲擦着脸上的污迹。父亲的左半边脸肿了，左眼眯成了一条缝。身上的白色短袖衬衫被剪成了一张破鱼网。

我刚叫出一声“爸爸——”，就哇地放声大哭起来，几天来的迷惘焦躁、惊惶恐惧如决口的江河狂肆奔泻。在亲人面前，在自己家里，我终于可以哭泣、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是谁干的？！爸这些年多说过一句话吗？爸招谁惹谁了？就是一只猫、一条狗，也不能这么欺负吧！爸多大岁数了，下这么重的手？他自己就没有父母？就不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我边说边哭，边哭边喊，“谁打的？我找他去！大不了一条命。活得不如猪狗，还不如死！”

“你闹够了没有？”母亲静静地说。我抬起眼，分明看到她眼角的泪痕还没有拭净，“白念北大了，什么时候学会撒泼了？衍庆不在家，你就是大姐，就这样给弟弟妹妹做榜样？真是你爸的好女儿，什么时候都意气用事，又哭又叫能解决问题吗？”

父亲居然捂着脸，扑哧一声笑了，指着母亲说：“你看你看，怎么说着说着一拐弯儿，就把枪口瞄准我了？在砂岭听到过一句话，王八吃烧饼，转着圈儿地咬。”

“还笑呢。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能笑！”说完，母亲也笑了，“去几年砂岭，就学来这么一句，还送给自己老婆！”

父亲指指我说：“快坐下吃饭吧。又不是星期六，你怎么有时间回家了？”

“现在谁知道什么星期六、星期九？北大人多得翻天了，像国民党扒了花园口，简直满校园发大水呢。老师、系主任、党总支书记都游街了，学生也没人管了，谁也顾不上谁。我惦记家，就跑回来看看。”

“设计院一帮工人起来造反，把技术干部、右派、历史反革命都揪出来了，我是个死老虎，榨不出什么油水来。打几巴掌，壮壮声势而已。不过他们倒还没造党委的反。”父亲说，“依我看，党委的好景也不长，我担心李正冠。这次运动来势比1957年还要凶猛，不知道上面究竟要想干什么？”

我在家住了一晚，又回到了学校。后来再回家时，家已被附近44中的中学造反派来抄过两遍。母亲说：“名曰‘破四旧，其实就像解放前的土匪打劫。闯进一帮号称44中的‘革命小将，进门就翻箱倒柜，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母亲的首饰盒被他们连盒一起抱走。走时连个收条都没有。幸亏还有几件首饰被母亲放在一件冬季大衣的口袋里，母亲担心家中万一被盗，觉得“不要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这几件首饰才逃过一劫。

此后不久，李正冠匆匆找到父亲，非常简单地对他说：“设计院分到了几套房子，在建国门外的东光路。可能远了点，但我觉得你住得离设计院远一些更好。来得及就快搬吧，越快越好，夜长梦多，尽量别声张。这也许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了。”

我们在“红八月”的革命风暴中，搬进了建国门外英国大使馆（当年叫英国代办处）旁边的一片新宿舍楼里。那是一片五层楼的宿舍区，除三间面积不算小的住房外，还有带煤气灶的厨房和一个可装淋浴的卫生间。阳台底下是“英国代办处”的院墙，站在我家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金发碧眼的男男女女，穿着泳衣泳裤，端着玻璃酒杯，在泳池边休憩聊天。虽然比不上西单横二条的房子，可比建筑设计院的宿舍大院好多了。更主要的是，在这片几十栋建筑的楼群里，住户来自各个不同单位，互不相熟，不再会有人踢开门就进去打家劫舍。44中的中学生能准确无误地瞄准我家，一定是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中有眼线。在红海洋遍地横流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居然搬进了新居，就像世界被洪水吞没的那一刻，我们一家跳上了“诺亚方舟”。一向谨慎的李正冠，做如此决断，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父亲说：“我此生此世即使不能还报他的情义，儿女们也要记住李正冠的名字，记住共产党里有这样一个人。”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想到了彭真，想到了彭真与梁思成的情义。人性应是党性的基石，身上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共产党员，首先是一个有骨有血、有情有义的大写的人。否则，一切都是扯淡。

父亲的二进牛棚，是为了李正冠。用母亲的话说，“你爸是飞蛾扑火，一辈子改不了意气用事的毛病。”

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组织，北京建筑设计院也不例外。各派群众组织都争先恐后地把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抢到手，用来表示自己是批斗“走资派”的革命急先锋。李正冠被一群“造反派”押进牛棚之后，传出他们几天不给李正冠进食的消息。父亲闻讯怒不可遏。独自上街买了一只“义利”乳白面包，自己动手用煎蛋火腿做了两份三明治，在一只军用水壶里装了满满一壶牛奶红茶，便雄赳赳地要上班去。

“你这是做什么？”母亲拦住他，“今天怎么想起带饭了？带这么多，吃得下吗？”

“给李正冠带的。他们抓了人，不给饭吃，起码的人道都不讲。”父亲愤愤然，“简直是法西斯！”

母亲一把拖住他，“既然是法西斯，你跟法西斯讲什么人道？鸡蛋碰石头！”母亲夺过她的水壶，“这是白白送死。羊入虎口，有去无回的！”

“就算他们手上有刀，刀架在脖子上也该大声吼一吼，告诉天下人，杀人要偿命的！”

“简直不可理喻！”母亲火了，“你这么做有用吗？能改变什么？”

“人人都这么想，所以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可不这么做，我愧对人家的恩德，也愧对自己的良心。就算饭送不到李正冠手里，也要让全设计院的人知道，他们这么做，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没人性的家伙只能叫走兽！”父亲大声对母亲说。

母亲没有拗过父亲。他终于背着水壶，拿着三明治走了，又一次去做与风车搏斗的唐·吉诃德。

母亲说得一点不错。父亲当晚没能回家，也没给李正冠送成饭，却把自己送进了牛棚。这一次，时间很长，直到1969年冬天，才重新回到家。但不时会允许他放风回家看看，因为看守们也腻味了。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正冠刚刚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就想把父亲调去北师大做英文教授。他自己领教了父亲的英文造诣，也希望更多的人受益。父亲婉言谢绝了李正冠的聘请，理由是他的宁波官话学生无法听懂，另外他不想离开自己的老本行。他希望有朝一日重操旧业，再展宏图。

相聚东光路

在东光路23号楼的一个崭新的单元宿舍里，我们一家开始了流星般转瞬即逝的安定日子。大哥和他的女朋友紫玉正在热恋。“文化大革命”前夕，紫玉的姐姐蓝玉是大哥在建工部工作的同事，她相中了毕业于清华建筑系的陈衍庆，把自己毕业于大连医学院的妹妹介绍给了衍庆。我们全家都喜欢这位美丽善良的紫玉姐姐。记得大哥和紫玉背着冰鞋，双双从什刹海溜冰归来，大哥一边摘下紫玉肩头的冰鞋，一边帮她脱下外套。笑容若朝霞般灿烂的紫玉姐姐冻得满脸通红，把举在手里的冰糖葫芦分给我和弟弟妹妹。我上去捧着她的脸焐着，大叫：“怎么像冻柿子似的！”紫玉姐姐的笑声如水晶风铃般荡漾开来。屋里的暖气热乎乎的，母亲在厨房里张罗饭菜，兴致勃勃的大哥说他也要亲自掌勺亮一手。

“你就把泡在盆里的猪肚做了吧。”母亲指指厨房的白陶水槽，“可一定得洗干净，那是高压锅。清炖、红烧随你便。”

一家人围坐在桌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笑着。父亲确实是建筑设计院的“死老虎”，没人提没人理，难得在家躲清静。

大哥的清炖猪肚端上来了。我们争着去尝大哥的“绝技”，每人都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这只猪，一定是爱国卫生模范，连肚子里都是香皂味儿。”父亲用筷子点着清炖猪肚大笑。

“用什么东西洗猪肚来着？”母亲问大哥。

大哥一脸的无辜，“白猫洗碗精呀，我里里外外洗了好多遍！”

“怪不得！”父亲大笑，我们大家也都笑得前仰后合。点点滴滴的琐碎往事，编织着每一个家庭的梦境。多少梦，都在惊雷动地的时代巨轮下碾为齑粉。伴随着梦同归于尽的，还有曾经善良美好的心魂。

我们的家成了“文化大革命”中亲友们的北京接待站。上海二叔家的二婶和孩子们来串连了，广州美术学院教油画的小姑姑一家来了。母亲上海“沐恩堂”同学的儿子来了，上海二叔家邻居们的孩子也来了……我家多少年都没那么热闹过。母亲毫无怨言，反而显得很开心，终日送往迎来，好像这说明人家看得起自己。家里的厨房成了大食堂，做不完的饭菜，洗不尽的被单枕套。想不到，和我家隔着一座楼的21号楼里，住着当年陈干外甥女陈卞知的男朋友吴然一家。

我和卞知是西单横二条大院里的“发小”。父亲1957年遭难时，卞知已经回到上海父母的身边。1962年，她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1965年，我考进北大不久，即在校园中与她相遇。迎面走来时，那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让我眼前一亮，只觉得似曾相识，却不知在哪里见过。女大十八变，上小学时那个甩着两条细细的小辫儿、喜欢嘻嘻哈哈大声欢笑的小姑娘，模模糊糊地在我眼前旋转翻飞，终于越来越清晰地定格为眼前颀长端庄的西语系女大学生。

“是你吗?卞知！”

“贝蒂——”

我们像儿时那样高兴得跳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西单横二条，一起跳皮筋儿、跳房子，一起在秋日金色的阳光下打枣儿，弯腰拾起一粒粒又脆又甜的大枣，塞进嘴里，又把花裙子在身前拽起来当布袋，把捡到的枣兜起来。母亲老远看见就皱起眉，“裙子撩那么高，像个小姑娘吗？还不快放下！”我慌忙松开拽着裙角的双手，“哗啦啦”，枣子滚落了一地。吃饭不许出声音，喝汤喝茶不许呼呼响。说话不许高声大气，不许打断他人讲话，要双眸凝望对方眼睛专注聆听，不可左顾右盼，心不在焉。要端庄大方，不许搔首弄姿……母亲的诸多规矩，足够出一本“家规大全”。它们让我从小受够了母亲的训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卞知的男朋友——她班上的同班同学、团支部书记吴然居然也成了“反动派爪牙”被拉出来批斗，还被送进一片被铁丝网围住的地里“劳动改造”。

卞知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把一张小纸条转送给吴然？铁丝网里的西语系监管认识卞知，并不认识中文系的我，不会引起注意。

“我让他放心，纸条里只有四个字：一如既往。”卞知对我说。

我对这个惊险而浪漫的任务，充满好奇，跃跃欲试。

我在铁丝网外面转悠，像中共地下党的女交通员那么兴奋。我把纸条揉成紧紧的一团，吴然走过时不失时机地扔了过去。吴然，你还记得自己接到卞知“一如既往”四个字时的心情吗？我是为她耸眉动容的。“上善若水”，洁净的女人如清澄的山泉，污浊的女人少于污浊的男人。我至今这么认为。

吴然的父亲吴子牧，“文革”前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即将赴任中国驻法大使的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母亲江枫是前北京市戏曲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父妻二人20世纪30年代均在法国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子牧与江枫同时登上回国的轮船。一对热血青年在归国途中相恋，结为连理。夫妻一同立下共赴国难、收复河山之志，烽火硝烟中跃马扬鞭，转战南北。为了抗日，他们无暇生儿育女，却收养了烈士的遗孤吴然。在辽沈战役中，又收养了在山海关拾到的一个美丽女婴，取名珊珊。多年以后，珊珊在怀念我父亲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68年，周总理决定将全国面临毕业分配的外语专业大学生储备起来。九月三日，小理（吴然小名）哥告诉我，他和卞知被分配到唐山某驻军农场，限定三天内集体报到。也就是说，在九月六日，即他二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必须启程。于是，他们在九月五日匆匆结婚。关在牛棚里的爸爸（吴子牧）被临时放出来一天。为了给新人祝福，他带着我到菜场亲自选料。当晚，全家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上了爸爸的家乡菜‘全家福。即便如次匆忙，哥哥嫂嫂仍没忘了在临行前把我这个十七岁的小妹妹托付给他们最信赖的人家照顾。于是，小理哥和卞知嫂一同带我来到蓓蓓（贝蒂的中文乳名）家认门。原来，我家与蓓蓓家离得很近，我家是东光路（现已改名为东大桥路）21楼，她家是23楼，仅一幢之隔。可在嫂子搭线前，却是彼此不相识。”

吴然、卞知不久又匆匆赶回北京，因为吴子牧被确诊为肺癌，虽从牛棚中放出来，却又送进了离东光路不远的“肿瘤医院”。卞知夫妇的假期有限，叮咛我们关照躺在医院奄奄一息的父亲。吴然和珊珊的母亲江枫，生性自尊刚烈，在无数次的批斗大会之后，因她最心爱的学生上台信口雌黄，还当众打了她一个耳光以表述自己与前“黑帮校长”划清界限的决心。这个在抗日烽火中从欧洲赶回祖国、在枪林弹雨里赴汤蹈火不辞难的女战士，因不堪受辱而当晚于家中自尽。生命垂危的吴子牧伯伯，在我去医院看望他时，时断时续地向我讲起自己的桩桩往事。与其说是讲给我听，不如说是已经站在地狱之门前面的他，正怀着无限眷恋，回眸自己的斑斓人生。

“在东北搞土改，江枫一次次举起枪，代表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向地主讨还血债，执行枪决。”吴伯伯向我喃喃地说，“我相信，很多地主恶霸是罪有应得。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经常夜不能寐，几十年前的土改场面一幕幕地近在眼前。我在想，我们当时枪毙的地主中，是不是也会有今天一样的冤案？我们的枪口下，是不是也有江枫一样死不瞑目的冤魂……”

他常常是说着说着就睡去了。每当此时，我就担心他永远不会再醒来。护士一定错以为我是他的家人，悄悄对我说，“病人挺不了几天了，想吃什么，就给他弄点吧。”

吴伯伯告诉我，很想吃沙锅炖鸡，炖时放一点香菇和火腿……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告诉了父母。

父亲恰巧从牛棚回来，闻讯立刻和母亲一起乘公共汽车去了“朝阳菜市场”，买了一只母鸡，还有火腿和香菇。

父亲从不曾提卞知是陈干的外甥女，更不曾提过陈干对《梁陈方案》疾言厉色的批判。倒是有一次在家里，提到刘少奇正经受的种种奇耻大辱时，父亲说了一席话，让我难忘。“经过这么一场运动，凡是心地善良的人，都会对自己历史上的行为做出反省。人只要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不难对历史做出公正的评价。个人犯错误，常有无法摆脱的历史、社会渊源。有几个人能跳出时代的局限？中国知识分子永远是依附于权力的。学而优则仕，做皮上之毛。”

母亲不假思索接茬儿道：“不当皮上毛，就当右派。滋味可不一样。”

父亲说，“当皮上之毛也好受不到哪儿去。”

母亲说：“没心没肝了，也就没什么好受不好受的。”

父亲笑道：“那我还是做个有心有肝的右派算了。”

砂锅端坐在蔚蓝的火苗上，一阵阵香气从厨房溢出来，直到满满的一锅清汤炖成了半锅浓浓的汤，母亲才熄了灶火，先在砂锅外包了几层报纸，又用一条大浴巾，从外面包得严严实实。

“这样，汤一定不会凉了。”母亲把包好的砂锅左看右看，一遍遍地嘱咐我，“慢慢走，千万别摔了。”

父亲说：“我是接受隔离审查的戴罪之身，不好去看他，免得节外生枝。他既是卞知的公公，就是和我们有缘。代我们向他问好，眼下，他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我迎着寒风，在北京冬季灰蒙蒙的街道穿行。虽然医院离家不算太远，但抱着那只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砂锅，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小心翼翼。

不久，吴子牧伯伯辞世了。吴然的生父生母战死疆场，死而无憾。养父养母一门忠烈，却含冤受辱，死难瞑目。吴子牧，一个为新中国诞生付出过一生的战士，他离开人世时的愿望，竟是普普通通的一碗热汤！

就在父亲为李正冠送牢饭进牛棚没多久，紫玉姐姐跟大哥分手了。蓝玉把妹妹介绍给大哥时，父亲已经摘帽，工资基本恢复。大哥在建工部，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群众关系，都有口皆碑。若没有“文化大革命”，大哥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有前途有潜力的年轻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父亲似乎是要打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样子。同时，大哥的肺病复发了。此时，一位根红苗正的远洋轮二副走进了大姐蓝玉的视野。大姐与二副齐心协力，里应外合，终于令二副如愿以偿。长姊如母，从小由姐姐带大的紫玉，连念完大学都靠姐姐出资出力，对姐姐的话一向言听计从。虽是五里一徘徊，还是孔雀东南飞了。那年大哥正三十岁。

大哥从此拒绝交女朋友，对热心人的牵线搭桥，一律婉言谢绝。“人的感情是能量守恒的，哪能像自来水龙头似的，说拧开就拧开，说关上就关上。”母亲只要一劝大哥去相亲，大哥就用这句话回敬母亲。

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一位朋友给大哥介绍一位姑娘，是个学美术的女孩儿，父母也都是画家。碍于朋友的面子，大哥答应在我家见一面，我看得出那也是为了应付母亲。母亲老说：“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三十岁了，三十岁了！”

那位学美术的姑娘来了。虽然相貌平平，倒也落落大方。我和弟妹一会儿进去送碟苹果，一会儿进去端盘点心，就是想多看几眼自己大胆上门来相亲的姑娘。

走廊顶端的入户门响起叩门声，我连忙跑过去。那叩门声怯怯的、轻轻的，仿佛是一颗忐忑跳动的心。

“谁呀？”我也不由得轻轻地问，轻轻地拉开门。一阵淡淡的茉莉花香扑面而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很久不见的紫玉姐姐！我眼前顷刻出现那一晚，面如桃花的她和大哥背着冰鞋，也出现在这扇门口。她的笑声，如芬芳的花朵，令家中满室馨香。才几天啊？只消踏出一步，人生的轨迹就从此改变。原本琴瑟相和的一对璧人，扑喇喇劳燕分飞。我拉她进门，在大门静静闭上的一瞬，她突然拥住我，泣不成声。

“进屋吧。”母亲把我们从走廊拉进房间里，为紫玉冲了一杯绿茶。

“我路过这儿，顺便上来看看。”她不时转脸往走廊里瞥一眼，我知道她想问大哥在不在家？大哥就在隔壁，他对面的沙发上还坐着一位姑娘。可我们都不愿让她知道这一切。虽然她已经有了远洋轮上的二副，我们还是不忍心让她知道大哥正在隔壁相亲，这种场景太摧肝裂胆。

“伯母，这是两磅法国毛线，给妹妹织件毛衣吧。”她从手袋里掏出毛线时，泪水又如雨纷纷落下。

“不，无论如何不行。”母亲把毛线推回去。

她拭着泪水说：“我想你们，我喜欢这个家，可是，请你们原谅我……我跟衍庆今生有情无缘，等来世有缘再牵手吧！”她呜咽着，说不下去，站起身，猛地朝走廊跑去。我和妹妹抱起毛线追出去，大门已砰的一声摔上了。此时大哥正和那个女孩儿从房间里走出来，她热情而不失礼貌地与我们握手道别。

“我送你下楼吧。”大哥说。

母亲却再三挽留她，“再坐一会儿，多聊聊吧。要不，再吃点水果？”

我知道，母亲是在拖延时间，他担心大哥此时下去，若走得快一些，会和紫玉姐姐撞上，那会是多么伤心尴尬的景象！把女孩儿送走后,母亲关切地问大哥：“谈得怎么样？”

大哥淡淡地说：“一点感觉都没有。”

从那以后，大哥和紫玉天各一方，开始了自己的别样人生。那场席卷天地的风暴，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是这场大风暴制造者自己和家人的命运。

离散西直门

1968年夏天，在北京女八中读初一的妹妹弥尔突然来到北大。

“设计院造反派把家占了。”妹妹把我从女生宿舍叫出来，惊恐无助地对我说，“赶快回去看看吧，姐。”

“把咱们家弄哪儿去了？”我问。

“西直门内大街，一个大杂院儿。”

我一声不响地跟妹妹骑上车，径直奔向我们的“新家”，西直门内大街120号，一座临街的大院子。出门口就是十一路无轨电车站，向东走几十米就是热闹非凡的新街口。

跨进早已不成章法的院子，里面被各种违章建筑切割成“地道战”里迷魂阵般的巷道。在一条仅能通过两个人的窄长巷道边，我找到了未来的“家”。两间一样大小的东、西向房间，每间面积约十六平米。朝西的墙上，高处有两扇跷起脚都够不着的小窗，朝东的方向虽有门窗，却被前面人家房子的后墙挡得严严实实。这是两间几乎不见天日，连白天也得开灯的房间。家具，被褥，锅碗瓢盆……屋里完全没有插脚的地方。

母亲说：“那么好的地方，将来我们去养老吧？在山脚下盖几间茅屋，养一群鸡鸭，种一片菜地。跟你一起去采榛子、采野百合，到小溪边洗衣服。”

我连忙点头。心里想，等那时候，我们的小山村可能真的会像我说的那么好了。

两张单人床上铺着浆洗熨烫得一尘不染的天蓝色床单。那还是刷完房子的第三天，北大要求每个学生都去献血。大家开开心心地去了，每人抽了二百毫升血，发了两个煮鸡蛋，一碗红糖水，最后还给了二十元钱。我瞒着母亲直奔新街口商场，一眼看中两条淡蓝色、四周有着两条深蓝色镶边的床单。床单的质地很厚实，颜色和淡蓝色的墙壁正好协调辉映。

我和母亲一起把花朵硕大的野百合插进花瓶，屋里顿时像多了一双双美丽灵动的眼睛。

“北京饭店也见不到这么好的花。”父亲高兴地称赞道。父亲告诉我，他已经被“解放”了，但李正冠还没有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由于派性作怪，对李正冠进入领导班子，有一派群众组织一直坚决反对。

“怎么对你法外开恩呢？”我问。

“因为北京建筑设计院承担了一些重大设计工程，他们需要我通过各国的专利报告收集技术资料，供给院里的设计人员使用。”父亲回答说。

那几年紫竹院旁的首都体育馆工程正在快马加鞭地赶进度。馆内所有设施，从屋架到滑冰地面（包括冰面划线），甚至连打扫冰面的车子……一切先进技术资料，都是父亲从国外的专利报告中找到的。父亲第一次去中国科学院情报所专利馆时，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中国建筑师中，第一个到这儿来查专利的人。”

父亲告诉我，看到中国有收藏如此丰富的专利馆，他既吃惊又兴奋。当时，其他专业的人员也很少有人来这里查专利。因为这项工作确实难度很大。在浩瀚的资料库中，寻找专业对口的资料如大海捞针。这些带有法律特征的技术性文字，既要把技术措施交代清楚，又要在法律上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含糊。因此，它的文字句式都极其特殊，有时一句话长达数百字，语法结构非常复杂，即使译成中文都颇费解。专利诉讼是以专利报告为依据的，这种专利方面的技术英语难度极大，所以鲜少有人问津。但父亲为北京建筑设计院找到了所需的全部技术资料，有些文字在班上做不完，就带回家，在那间潮湿阴暗的房间里加班加点。

我托起父亲的手，在灯下细细看着。父亲右手中指上有一粒扣子大小的硬茧，硬得如河滩地的石头，那是多年来每日不停挥笔疾书留下的纪念。

父亲说，其实他很感激李正冠为他安排的这项工作。这些年，他潜心静坐在书桌前，每天与世界各国最著名的建筑规划大师默默交谈，了解国际建筑界最新的思潮动向，了解大师们在新世界中的新发现、新思索，也了解他们的困惑和苦闷，父亲时时感觉自己在他们身边，伴他们同行，他为此庆幸。父亲1979年调到国家建设总局城市规划设计所时，他整整在设计院技术情报室的书桌前译书十七年。十七年的学习苦读一点不枉费，为他日后的厚积薄发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与梁思成先生的永别

我考上北大那年，父亲对我说：“去清华看看梁伯伯吧，我不方便去看他。你小时候，梁伯伯没少为你操心。知道你考上北大，他一定会高兴的。”

北大开学不久，在清华十二公寓的梁家客厅里，我见到了久别十多年的梁伯伯和林徽因的母亲林外婆，却没见到其他人。得知我已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梁伯伯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几遍，然后笑着说：“今天不会给我梳辫子了吧？”他指指自己的头说：“看看，梁伯伯现在不仅无发，而且无耻（齿）！”

我当时转不过向，怎么说自己“无耻”？是不是我听错了？忽然想起“耻”与“齿”谐音，才忍不住大笑起来，进门时的拘谨与忐忑一扫而空，仿佛我从没有离开过梁伯伯，仿佛又回到了牵着父亲和梁伯伯的手，下午茶之后在清华园一同漫步的日子。梁伯伯取出一只饼干桶，又拿出一只小碟子，从铁桶里取出一块月饼，别转头问我说：“还只爱吃计司条吗？连你爸都能吃细八件，你怎么就不喜欢吃中式点心？改造得不好啊，小丫头！”

“梁伯伯记性这么好！”我说，“别说中式点心，我现在连吃糠咽菜都不眨眼！”

我的话好像突然点到了某个穴位上，梁伯伯手里切月饼的刀停住了。少顷，他把一块切成四瓣的月饼端到我面前的茶几上，“记得你叫‘小酱油精吧？你这小东西真奇怪，怎么从小爱吃咸的。我特地给你挑了块火腿月饼，不太甜，尝尝吧。”

我和梁伯伯一起吃着月饼，聊着天。他问我班上有多少工农出身的同学？像我这样出身的学生占多少比例？我说自己是全年级唯一的“右派”子女时，他又沉默了。临走时，他千叮万嘱我要向工农同学学习，要和他们打成一片，不可以有骄娇二气，“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样的运气，好好努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还有——”他拍着我的肩头说，“向爸爸问好，还有你的全家。”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梁伯伯。

1971年年底一个严寒的日子里，父亲来到北京医院。从十几年前“反右派”的批判大会至今，父亲已经十几年没有见到梁思成先生了。他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但他也更自尊自爱，不愿因自己的身份给梁先生添麻烦。得知梁先生病重的消息后，父亲觉得必须去北京医院了，不然，可能会永远为此而后悔。

林洙在《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中写道：“‘文革后梁思成健康恶化，周总理指示送梁住北京医院治疗。他在北京医院住院两年多，基本没有亲友来看他，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听见病房里有谈话声和笑声。我正在惊奇，一眼看见陈占祥正襟端坐在梁思成的对面。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容光焕发，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和风衣，黑皮鞋擦得锃亮。那年头除了接待重要的外宾谁也不会这样穿着打扮。我的心为之一动，急忙转过身去，掩盖住将要流出来的泪水。十四年啊！十四年，这两位挚友终于又倾心交谈了。”

父亲在他《忆梁思成教授》的文章里则说：“在以后‘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林洙先生为关照和爱护梁先生做出了重大的努力。1971年末，在那个难忘的寒冬日子里，梁先生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情真意切地向我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

我想，父亲把梁先生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把无数句梁先生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都说出来了。那是梁先生心中的一个结，系在他自己的心里，也系在他和朋友之间。就像中国写意画中的留白。

重启规划

1976年，父亲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浩劫之后新时期的春天。这是比中国人经历的抗日战争还要漫长的十年。所不同的是，无数逝去的生命，并不是倒在异族侵略者的炮火枪口之下。

李正冠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做党委书记。可能是开玩笑，他曾对父亲说：“你到北师大英语系来当教授吧？”

父亲笑道：“那要让英语系学生先学会宁波话了！”

1979年，父亲离开他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教授等职。

从1957年到1979年，整整二十二年之后，父亲才重新回到自己心爱的规划专业岗位。在建筑设计院情报室，面壁十七年；十七年磨一剑，该是扬眉剑出鞘的时候，可父亲已是六十三岁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父亲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授人予鱼，不如授之予渔。”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马丘比丘宪章》，他是第一个把《马丘比丘宪章》翻译成中文的建筑师。就如他含冤九泉的挚友程应铨一样，程应铨也是把《雅典宪章》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位建筑师。署名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翻译的那篇《雅典宪章》，由于程应铨的“右派”帽子，他连署名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是全世界从事建筑与规划事业人们的共同宗旨与纲领。父亲把这两篇译文同时发表在1980年第4期的《建筑师》杂志上，是父亲对程应铨的纪念，也是父亲与程应铨的缘分。为此，父亲亲自写下了《〈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评述》。

对于全民在建筑规划学方面的盲目与无知，程应铨付出了身家性命，父亲付出了自己二十七年的“右派”生涯，占他个人生命的三分之一。不该再有前仆后继的牺牲者了。对规划科学的重视和理解，也是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今天都说城市是一个地域的名片，这张名片的优劣，关乎该地区的生产、居住、科技、文化等综合素质的水平。

李正冠多次与父亲讨论过建筑理论的研究与“扫盲”。“规划规划，空话空话。”“三年订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

1960年,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1962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改为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强调只搞研究工作。

1964年，经委取消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并入规划局，编制由四百人压缩为一百人。1965年进一步压缩为三十人。并硬性规定，只限于搞规划研究，不领导规划业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规划完全被取缔。直至1973年9月，在合肥召开的部分省市座谈会上，讨论了《加强城市规划的意见》、《关于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的暂行规定》、《城市规划居住区域用地规划指示》三个议题之后，自1960年以来整整停滞了十三年的规划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可以十三年完全没有城市规划方面的领导机构，完全视规划为无物，岂能不让世界为之愕然！

多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所谓规划就只是管规划的人，手里掌着批地皮的大印，譬如卖肉的手里抡着切肉的刀，根据关系亲疏远近、利益厚薄多寡，在肉案上看准部位下刀。这也使规划部门成为最有油水的肥缺。至于城市规划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鲜少有人问津。

我1974年底调离辽北的山村中学后，曾在大连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工作数年，接触过不少市、地建委负责规划的大小领导。谈及规划，就是见缝插针批地皮、盖房子罢了。父亲认为，首先应该让中国建筑师规划师了解，规划是一种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规划在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中占有怎样的位置；中国作为世界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什么是全球城市化进程中要遵循的共同准则，每一个国家应对人类生存环境担负起怎样的责任。

1928年，“现代国际建筑会议”（Congress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Modern），简称“CIAM”，在瑞士正式成立。该组织成为国际建筑师中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组织。1933年，来自各国的CIAM成员，即建筑师、规划师、教授及著名艺术家、文学家们，在一条往返于巴黎与马赛的游轮上举行了会议。他们在帕提农神庙下一座大学里讨论了被命名为《雅典宪章》的著名纲领。这个文件多少年来一直是欧美高等建筑教育的指针。

1977年12月，来自CIAM的世界各国建筑规划界精英们荟萃于秘鲁的利马（Lima），围绕《雅典宪章》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讨论，共同制定了适应世界新历史时期的《马丘比丘宪章》。

12月12日，与会代表在秘鲁大学建筑规划系师生及其他见证人的陪同下，来到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新宪章，表达了他们在今后的建筑与规划方面将要倡导并遵循的新理念，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政策与措施，推进并加速新理念的实施。

《马丘比丘宪章》指出：“马丘比丘诗人帕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曾以他卓越的诗句把这座被人遗忘的城市，描绘成‘最高大的熔炉，它长久地熔炼着我们的沉默。我们这些聚集一堂的建筑师、教育家和规划师，肩负着冲破沉默的重任。本文件是我们共同心血的结晶……

“最近几十年出现的新形势，要求对《雅典宪章》进行一次修订。我们的成果应当成为各学科之间进行国际交流的课题，希望一切国家的知识界、专业人员、研究院和大学都加入研讨……

“1933年的雅典，1977年的马丘比丘，这两次会议的意义非比寻常。雅典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马丘比丘是世界另一个独立文化体系的象征。雅典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学说中的理性主义，而马丘比丘代表的却是世界上启蒙主义思想及简单逻辑所不能囊括的一切。”

《马丘比丘宪章》就城市增长、住房问题、交通运输、土地使用、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文物与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保存、工业技术、设计与实施、城市与建筑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科学精辟的分析，也提出了各国政府、建筑师规划师应当共同遵守的规则。《马丘比丘宪章》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

“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礼赞，由于它的恢宏，也由于它表现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它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丰碑。本宪章就是在这种精神的照耀下虔敬谨慎地提出的。”

《马丘比丘宪章》在中国建筑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国建筑师规划师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的视野与襟怀，开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关注该宪章对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等方面的呼吁。虽然这仅仅是起点，但毕竟是令人欣慰的起点。

为了首先对领导干部进行城市规划方面的教育，父亲所在的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举办了全国市长学习班，旨在指导与推动全国城市规划工作。父亲对此称赞不已。他多次说：“一座完美的城市就是一部壮丽恢宏的交响乐，而城市规划是乐队指挥和演奏者谱架上的总谱。没有它，指挥和乐队就会一团糟。无论是提琴手还是黑管或长笛的演奏者，你个人的技巧再高，你的演奏再美轮美奂，如果你不听指挥，不照总谱去演奏，你就破坏了整个乐队的完整，你就应该出局，因为你不配加入一个完美的交响曲。”

搞城市建设何尝不是如此？没有科学规划的城市，各建筑物割据一方，以标新立异、彰显自己为宗旨，全然不顾总体的和谐统一，完全不顾及他人，只能是恶形恶状的极端个人主义，野蛮而粗鄙。父亲称之为“不懂礼貌的建筑和不懂礼貌的建筑师”。

又逢知音

刚到城规院不久，院里就派父亲与兰州市著名城市规划专家任震英先生去上海、杭州、肇庆、桂林、昆明等地，对当地的规划工作进行调研和考察。父亲与任震英先生一拍即合、一见如故，为自己在晚年能结识任震英这样的知音而喜不自禁。

任震英先生个子不高、面色红润，他的表情好像永远只会笑，不知道什么是哭泣和忧愁，一副欢喜佛的模样。听父亲讲他的故事，我常觉得难以置信。他一生几乎都在风刀霜剑中穿行，他的机智敏捷，他的侠骨柔肠、刚毅顽强，都让我无法与他那笑眯眯的眼睛连在一起。

“他的一生，是一个英雄的传奇，是人生难逢的高士奇才！”父亲用最富情感色彩的语言形容任震英先生。当我知道著名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主人公是以任震英夫妇为生活原型时，更增加了我对走入父亲晚年生活的这位长者的好奇与崇敬。

任震英比父亲年长三岁，生于哈尔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1933年在大学加入共产党，和1935年入党的未婚妻侯竹友为抗日救亡出生入死。他们为哈东游击区秘密运送药品。他们出版地下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他不顾安危，去狱中探望战友、后被日寇杀害的烈士赵一曼。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扮作富商贵妇，从火车站接回来哈尔滨治病的游击队员“小孟”同志，病愈后又帮他安全撤离。解放后他们与“小孟”重逢，才知他就是担任过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的韩光同志。因任震英、侯竹友的名字已上了日寇的通缉令，他们奉组织命令离开哈尔滨，在北平“大洛春饭店”举行结婚典礼，并以基督教仪式为掩护，把婚礼变成东北中共地下党人的大聚会。为掩护遭日寇追捕的战友，任震英自己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不动声色地以基督徒身份为掩护，将《圣经》倒背如流，虽被汉奸监视亦不露任何蛛丝马迹。出狱后，奉中共地下党命令，夫妇二人离开北平，拟取道西安去延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命令任震英夫妇火速赴兰州互助巷2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伍修权及谢觉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任震英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的重要任务是与驻兰州的苏军代表处紧密配合，完成中苏两党间在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合作。

兰州解放前夕，黄河大铁桥被战火损毁，严重影响大军西进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将军忧心如焚，找到中共地下党员任震英。任震英带领二百多名工人及技术人员，冒着枪林弹雨在燃烧的铁桥上抢修了八天八夜，保证了大军顺利挺进青海西宁。

兰州解放后，任震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兰州的城市建设工作。这位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此时放下枪戟就成了一名能在图纸上纵横捭阖的出色建筑师、规划师。他先后担任兰州建委秘书长、兰州建设局局长、兰州规划管理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解放后三年里，他领导了全市性的大地测绘以及有关兰州自然条件、经济和社会状况等方面的基础资料的调查分析研究工作。同时，他开始编制兰州市1954—1974城市总体规划。成为全国解放以来第一份被国家批准实施的城市规划蓝图。这份蓝图在1958年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城市规划展评会”，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好评。

就在他随周荣鑫同志率领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和罗马尼亚，载誉归来时，迎接他的竟是一顶将他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的“右派”帽子。“右冠”来自何方？任震英何罪之有？一律不明所以。1935年入党的妻子侯竹友义愤填膺，痛心疾首，要越级去上诉。

任震英制止她说：“我们参加党时就跟党同心同德，出生入死都不叛党，和平年代怎么会反党呢！”他安慰妻子，“你要相信党，相信我本人。戴着帽子，就是我不翻案，将来会有人给我翻的。”

新上任的兰州市党委书记王观潮找到他说：“希望你别倒下去，继续为党工作。”并指着白塔山问他，“如今这山头还是秃的，你能不能让白塔山变公园呢？”

“我能。”任震英说，“我可以立军令状。”

白塔山高一千七百米，荒山秃岭上只有一株树。山下的金城关曾是古要塞，丝绸之路穿行其间。“有山不长草，干山和尚头，夏天一场雨，黄水如野牛。”他集指挥、设计、放样、施工于一身，十三个月里与工人、技术人同甘共苦，将荒凉的白塔山建成了有三组建筑群构成的古典民族建筑园林，如今已成为著名的兰州白塔山旅游景观。

父亲来到兰州，站在白塔山上极目远眺，对任震英说：“兰州是你的代表作，白塔山则是你作品中最精彩的一笔！”

任震英有着和父亲相同的遭遇，但他经历的苦难，遭受的不公，要远远甚于父亲。且不说他不明不白地当了“右派”，在“文革”中双脚被插进酒糟车里游街，被反绑在大街的电线杆上示众。1966—1974年之间，整整七年零三个月，他被送进红古“五七干校”劳改，没有自由，不能回家。他受的奇耻大辱，令人悚然。他却在逆境中以诗言志：夜深常不寐，思路入迷津。身为牛棚客，永志马列人。冬云暂蔽日，长安梅又春。

父亲和任震英先生于1979年一路南下，谈起对当地规划的意见，经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尤其是任先生的意见尖锐中肯、鞭辟入里，但字字出自肺腑，事后又绝无呶呶哓哓的纠缠不休。父亲说，任震英的轩敞豁达，磊落光明，让他如沐春风。

初夏时节，父亲和任震英一行到达杭州，参加杭州总体规划的讨论。杭州的老人们说，过去的西湖水可流入浣纱河，河水碧波荡漾，两岸绿柳垂金。可如今，这条河被填死，成了防空洞，又完全不起人防作用，成了蚊子孳生地。浓烟滚滚的水泥厂、炼油厂把大运河变成一条黑河臭河，河面的浮油足可点火。被单位、疗养院、工厂占用的西湖风景区形成“封建割据”局面，致使诸多景点无法对游客开放。

任震英提出，被填死的河道应当恢复。“东方威尼斯”的河道水系本应是杭州一大特色，搞规划就是要搞有本地特色的东西。沿河道可建绿化带，水边公园。炼油厂、水泥厂等污染厂家务必迁出，以净化运河水质。西湖边拟建的十六层宾馆应当改为六层，风格要与西湖的建筑风格协调。“如果搞一堆洋式建筑，人家国外旅游者来这儿干什么？人家是要看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你们到美国纽约去旅游，不会是为了去那儿看紫禁城吧？”

父亲为他擂鼓助威，壮风鼓浪。父亲也说：“各单位占用西湖风景区的‘封建割据时代应该结束了，还景于民，义不容辞。杭州不仅是杭州人的，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她属于全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杭州的规划不是要建杭州城里的风景区，而是要建风景区里的杭州城；应该有大格局，大眼界，应把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考虑。建议东起宁波，西至千岛湖，再到黄山脚下，沿着钱塘江、富春江开发旅游业，形成一个丰富多彩，风景如画的旅游系统。”

在《梁陈方案》中，父亲与梁先生一再坚持要保留北京的特色和个性。几十年来父亲憋在心里的话，任震英不仅大声地说出来，还大张旗鼓地写出文章，做讲演，抨击城市建设中破坏生态、践踏历史文化的劣迹恶行，他说：

“1967年到1972年间，桂林就有1935亩风景园林用地被38个单位占用，由于漓江水被污染，水上的鹭鸶也不知去向了。杭州西湖风景区被22个工厂、16个医院、休养院和3000多户市民占用，50多个风景区只能看到二十几个，著名的“柳浪闻莺”已变成“黄莺不知何处去，柳浪依旧笑春风”。苏州的大小园林庭院，建国初尚有188座，现在只剩下15座可以开放。昆明滇池是西南高原上一颗明珠，如今有1.1万亩水面被围湖造田，产量不高而且荒芜。很多风景区内盖起了工厂企业、庞大的宾馆等高层建筑，不仅破坏了风景，而且降低了它们的游览价值，致使城市特色被完全淹没，好端端的城市成了高楼大厦的堆积场。无数城市都是一条大马路，两旁两排列着车厢式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密不透风，千城一面，毫无个性，毫无特色。”

“那种忽视、糟蹋、以至摒弃传统特色的蠢事不能再干了！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自然·建筑·城市的关系，使城市环境从局部到整体，从内容到形式达到有机的统一。济南大明湖郑板桥的一幅‘竹画上有十八个字的题词：‘一节一节一节，一叶一叶一叶，浑然一体玲珑。我们在市区和风景区内搞建设，就应当使‘一楼一堂一阁，一亭一台一榭，浑然一体玲珑。不要一提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高速干道、多层立交、多层地铁，以至地下城市、水下城市、海上城市等等。丰富的历史文化才是环境质量的最高层次，也是现代化城市的最高标志，不然就是地地道道的暴发户。”

这些话出自一个老共产党员之口，字字铿锵，掷地有声，父亲为之激情澎湃，击掌叫绝。父亲说，“在民族危亡抗日战争年代，任震英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在解放战争的烈火中抢修黄河大桥，任震英是大智大勇的英雄。解放初在贫瘠的不毛之地建起兰州新城，任震英是才情纵横的建筑规划大师。‘反右后在蒙受不白之冤中，无怨无悔地建成白塔山公园，任震英是忠肝义胆的赤子。能与这样的豪杰壮士为友为伍，是上苍之馈赠，人生之大幸。”

重返国际建筑舞台

1980年2月，以任震英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国际建筑师协会亚太地区的学术讨论会。

这是父亲自1946年回国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一步迈得实在艰难。听说城规院决定让陈占祥出席国际会议，政审部门首先提出异议。虽然已对“右派”做了全国范围内的平反，但政审部门仍然认为父亲有海外关系，跟台湾蒋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予批准。

在蒋瑞元（蒋介石）拟去日本留学时，家中经济状况已捉襟见肘。与蒋家同为奉化同乡的我家祖父与众乡亲共为蒋瑞元捐资以尽同乡之谊。蒋母王采玉临终给儿子蒋瑞元（蒋介石）留下遗言：“凡于患难中对蒋家尽绵薄之力者，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蒋公颇孝，谨守母亲王氏遗言不遗余力。

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独子竺培风，与父亲系“发小”。父亲儿时每年暑期随我的祖母返奉化乡间省亲，祖母常与蒋公前妻毛福梅等一群“姐妹淘”去雪窦寺烧香礼佛，父亲则与竺培风漫山遍野地疯跑，满山的杨梅和奉化水蜜桃，一群孩子边采边吃，或跳上竹排在剡溪中戏水。后竺培风受训于英国皇家空军军校，亦在美国受过培训，成为蒋氏最亲近的晚辈，兼任蒋公私人座机的驾驶员。1947年，竺培风驾运输机空运军用物资飞往西北胡宗南部队，因飞机超载，在河南境内坠机殒命。竺培风生前得知父亲在英国留学消息后，告知舅舅蒋介石。为遵母命，报还当年对其有滴水之恩的奉化乡亲，蒋公特拨出一笔私款给国民政府驻英国使馆，请他们发给陈占祥每年365英镑“奖学金”。担心年轻人挥霍或“拉大旗作虎皮”，驻英使馆遵蒋介石之嘱，不对父亲讲明该款项来源，亦不一次性付讫，只是每月汇付。父亲于1946年回国在南京工作时，竺培风多次诚意相邀父亲去蒋氏侍从室工作，并告知舅舅蒋公助学之实情。

父亲说：“我感谢你大舅助学之恩，但我是学规划的，去侍从室能做什么？跟我学的专业南辕北辙，岂不是扬短避长?我不懂政治，又无意于官场，侍从室与我无缘哪。”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因父亲时任世界青联副主席，屡次被邀赴会，并许诺给他三青团副主席的职务。父亲坚辞谢绝了，理由还是他对政治没兴趣，一心一意只想做规划。解放后，他老老实实、不差毫厘地将这一切向组织说明。从此，他的弥天大罪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组织部门一向视之为“特嫌”、“蒋家亲信”……这样的人一踏出国门，必定有去无回，因此坚决不予批准。在关键时刻，城市建设总局曹洪涛副局长挺身而出道：“我为陈占祥作保，他一定会回来的。”

父亲闻此言，颇为感动，“我与曹洪涛先生萍水相逢，为此他竟挺身而出，一诺千金；我必披肝沥胆，不辱使命。”这其实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吧？虽然父亲的英文胜于中文，但他骨子里的中国文化还是根深蒂固的。无论他主观意识何如，那不可抗拒的文化基因，来自于给了他黑眼睛黄皮肤的山河土地。所以父亲老是说：“你们总爱说，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那是不对的，祖国和政党不能同日而语。你能因为国民党腐败就背叛祖国吗？任何政党政府都和祖国无关，都改变不了我们和这片土地的骨肉之情。我们的基因、我们的血脉，都来自这方水土，犹如父母之于儿女。”

在曹洪涛的力挺下，父亲得以飞赴马尼拉。会议主题是“人民城市——建筑师面临的挑战与前景”。父亲代表中国代表团宣读了与任震英合写的《规划与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城市》的论文。在文章中，还特别介绍了中国建筑师任震英与兰州工匠一起背冰上山、解决山上无水、无法施工的困难。他发动群众建设自己的人民公园，当时踊跃报名参加义务劳动的工匠和群众就达五百多人。他和百姓一道，把城里拆毁的破旧寺庙和房屋的梁柱，窗框，各种“零部件”背上白塔山，重新排列组合，废物利用，仅以四十万元人民币，十三个月时间，建成占地6.6公顷的白塔山公园。并依照山势设计了三个台，形成三组建筑群，每组都有亭、台、楼、阁与回廊等景观。把仅有一棵树的白塔山，建成了兰州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马丘比丘宪章》上说：“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建筑师的视野会更宽广，建筑师的创造才能也将更绚丽地绽放。建筑师一旦从学院派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民间建筑的精神财富将成为建筑师丰富想象力的源泉——所谓民间建筑，就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近几十年来人们曾对此做过大量研究。”

中国建筑师代表的这篇论文，以生动的事实，为《马丘比丘宪章》做了诠释，受到大会的热烈好评。

国际建协亚太地区的学术会议刚刚结束，父亲又和任震英等代表一同出席了在马尼拉“普拉扎大饭店”举行的另一个国际会议。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生活设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父亲代表中国代表团宣读了《人民是自己理想的文化艺术创造者》的论文。父亲流畅标准的牛津英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惊奇，父亲利物浦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也是与会者，当时在香港拥有建筑事务所的英国建筑师白·如爵，拨开人群与父亲相认相拥，喜极而泣。

早在去大会报到的第一天，在大饭店的门厅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术联合会”秘书长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先生就站在那里迎候中国代表团。在与中国代表团握手问好后，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先生，大会决定，由你来做第一天会议的执行主席。”

父亲愕然。他已不是1945年伦敦世界青联大会上那个毛头小伙子。任震英是团长，虽然英文不是他的强项，但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代表团团员，也不宜越过团长去当大会的执行主席。还没等父亲回话，任震英却在一旁发话了：“陈总，快答应啊，还愣着干什么？”

“要当主席也应该是你，我当不合适啊！”父亲说。

“什么你当我当，只要是咱中国人当就成！”任震英向父亲一挥手，对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高声说：“Its good idea.Thank you!”

马歇尔高高兴兴地与任震英握手。指着父亲对他说：“我相信他能当好大会的执行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建协大会上，许多人都称赞他的英文漂亮，发言有创意又妙趣横生，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很强啊！”

由父亲任执行主席的第一天会议开得很成功。

任震英显得比父亲还高兴，操着浓重的东北乡音对父亲说：“老弟，不是我批评你。关键时刻不是旁人有私心，是你自己有私心。这种时候，只能有一个心，那就是中国之心。咱们一切代表中国，一切为了中国，什么你当我当，只要给中国人争脸，咱就干，就上。别的都扯淡！”

父亲说，他强忍着泪水，点着头，感受到了一颗宽广博大、剔透澄明的炙热之心。

我想到了1945年的父亲，他奔上台去把唯一的世界青联大会执委会常委名额让给陈家康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是一家人，凭什么为一个名额争抢不休？”

四十年后，他遇到了一个和他心魂相通的知音任震英。他们都有一颗同样的中国心，这颗心让他们走遍天涯海角，都能心心相印、同舟共济。

环保前沿的中国生土建筑

20世纪70年代末，我已经调到大连文联搞专业创作。我家也从西直门的大杂院搬进了甘家口建工部附近的宿舍楼里。一套三室加一套一室的两个单元连在一起，使我们有脱离苦海的知足与幸福。十年没有厨房和厕所，现在一下有了两个厨房和两个厕所。今天看来那不过是普通的单元房，但对于在西直门大杂院里蜗居了十年的父母来说，那已经是天堂了。

由于是从事专业创作，我不必坐班，常有机会回北京出差办事，那一段在我们的新家里，见得最多的就是任伯伯，听得最多的就是父亲和他一起谈环保、谈资源的保护、谈中国该如何走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建筑师规划师所面临的责无旁贷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初，第三世界人们还以高楼大厦为时尚、对水泥丛林充满向往时，这一对年过花甲的中国规划师，目光已经穿越国界，与全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忧患意识同步了。

从世界淡水资源和食物资源两方面评估，全球容纳存活人口的极限量是100亿人口，较佳生存环境应是50亿人口。但到20世纪末，预计人口总量将突破70至80亿。

按照目前的开采技术与水准，煤的储藏量只够人类用200年，石油够用30—40年，天然气可用50—60年。常规能源在不久的将来即面临枯竭。

目前沙漠化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16%，还有43%的土地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连续20年的干旱，自20世纪以来，撒哈拉大沙漠扩大了70万平方公里，2.2万平方公里的江河湖泊已干涸枯竭，近5亿非洲居民的绝大多数处于饥饿和贫困。

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11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照此下去，200年后地球上将不再有树木。地球没有了肺，丧失呼吸功能的地球还能活下去吗？

中国呢？

海南岛和西双版纳是中国两片著名的热带雨林。海南岛的雨林覆盖面积已由解放初的1300万亩下降到1979年的369万亩，下降率为70%。西双版纳1960年雨林覆盖率为1290万亩，1980年只剩800万亩了，下降率为30%。

罗布泊已经干涸，楼兰、交河早已成为历史遗址。黄河泥沙含量系世界之最，下游已经成为悬河。再不控制上游的水土流失，渤海湾有朝一日将被淤沙填平。全中国200大中小城市严重缺水，土地盐碱化日益加深。水资源缺乏引起战争或导致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灭亡的例子历史上数不胜数。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只有一个，她的资源有限，人类的欲望需求无限。建筑规划和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息息相关。再不警醒，人类在地球上将无立锥之地，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危在旦夕的现实！

…………

听着他们的交谈，我真会忧心忡忡。甚至洗澡时一打上肥皂就赶紧关上水龙头，搓干净了才敢放水冲洗，不然就充满了罪恶感，好像世界末日的到来与我有关。他们所说的数据，还都是二十年前的，二十年后的数字，一定更触目惊心。

1985年初夏，我回北京修改一部电视剧稿。大约是五六月份，在家里又见到了来北京参加“中国建筑学会窑洞及生土建筑会议”的任震英伯伯，据说当时他们还在北京接待“日本窑洞及生土建筑代表团”，美国建筑专家格兰尼教授一行也是来中国考察窑洞建筑的。

我不禁奇怪起来，问父亲道：“窑洞关日本和美国什么事？现在建摩天楼还来不及呢，你们怎么摆弄起窑洞来了？”

父亲正在打字机上“噼里啪啦”地打字，头也不抬地说：“欧洲北美正从摩天大楼往外大逃亡呢，第三世界国家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为争世界第一摩天楼别苗头。这就是差距吧。”

“什么意思？”我不懂。

“等忙完了这篇再跟你聊。”父亲说。

吃过晚饭，父亲跟我讲起关于窑洞及生土建筑的由来。“中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而人口占世界的25%。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0.8亩，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裕起来的农民掀起了建房高潮，仅1979年以来，新建房面积就超过了30年来农村建房面积的总和。大量耕地成为宅基地或被沙化，如果不再奋起保护耕地，后果不堪设想。”

“这跟窑洞、生土建筑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太大了。”父亲说，“仅黄土高原，就有大约四千万以上人口居住在窑洞里，全国居住于窑洞和生土建筑里的人口就更多了，将近两亿人。而全世界居住于生土建筑中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一定是第三世界吧？亚非拉，三分之二受苦人。”我笑道。

父亲告诉我，早在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就在兰州召开了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会，成立了调研组，由任震英任组长，对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宁夏、内蒙、河南、黑龙江进行了窑洞方面的考察调研，认为这是中国人一项有特色、有创意的民居。它节约土地，保护自然生态。依山傍壑、山坡崖边，都可打洞建窑，不必占用耕地。它冬暖夏凉，严寒和酷暑季节，窑内外温差仅十度左右，大大节约了能源。它造价低，耗资仅为同面积普通民房的五分之一。它的弊病是阴暗潮湿，不通风。为了对传统窑洞进行改良，任震英身先士卒，对窑洞改革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兰州“白塔山庄”试验小区烧盐沟内的荒坡地带建起了一批适宜农村的革新窑居，还有一批掩体靠山爬坡的城市型窑居。他和革新者们在采光、通风、防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基本解决了阴暗潮湿不通风等问题，并使用了沼气和太阳能。样板房建成后，周围农户争相仿效，连日本、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朋友们亦纷纷前往参观，希望能建设窑洞式的宾馆，让他们也享受人与自然、与土地亲密接触的快乐。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寒窑召唤春天》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父亲说：“今年（1985）11月，要在北京召开国际生土建筑学术会议，会有近百位各国代表来参加大会。这样，我们的窑洞和生土建筑，不仅造福中国人，也是造福地球，造福人类呢。”

“那你天天‘噼里啪啦打什么呢？”我问父亲。

母亲插嘴说：“为他人作嫁衣裳嘛！”

父亲仍是头也不抬，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跳来跳去，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七十来件嫁衣裳呢！每件都要做到巧夺天工，要老外们看了五体投地！”

细问才知道，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以及大会的《国际生土建筑学会论文集》的英文文本，都由父亲亲手修改。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城规院那么多翻译，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嘛？

父亲说：“这次大会是我们中国人发起的，而且是任震英当大会主席，只能开好，不能开坏。保护环境，关怀人类家园，功德无量，义不容辞。”

“这跟非要你亲自动手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懂。

父亲说：“英译中，我不敢夸海口，因为我的中文不如英文。但中译英，我保证做到文采斐然，一定让世界给中国喝彩。不是每个会说中国话的人都能写好文章，每个说英文的人也不一定都有文采。我的英文文章，比很多一辈子以英文为母语的洋人都棒。”父亲得意起来口无遮拦、神采飞扬，像个孩子似的晃着身子，双手在打字机上如一对啄木鸟，不停地“哒哒哒”。父亲的这种作风，很像如今的“八〇后”。那时弥尔的女儿周泉刚三四岁，父亲工作累了，就放一段音乐，邀上小周泉，祖孙二人在客厅里跳起了“迪斯科”，一老一少，舞臀摇臂，又笑又跳，直跳得汗流浃背。然后洗把脸，又坐回到他的打字机前。

为了这次会议，父亲把七十来篇论文一篇篇地修改，一篇篇地校译，有的几乎是重新写过，“我保证当好马前卒，为中国的大会护驾！”

据说，那次会议开得很精彩，中国窑洞及生土建筑的调研和实践，受到世界的注目和好评，各国代表对大会给予极高的评价。一些国家对窑洞和生土的研究，由参加大会、来华考察发展到研究试验和运用阶段。“如日本的学者，直接到福建的龙岩、永定去考察生土建筑，并在日本进行了试点。在法国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他们研究并建造了太阳能土坯别墅，即生土建筑。用机械压制土坯和土墙，造价低廉。只新墨西哥一州就有四十余家生产土坯的厂家。法国研制出生土材料固化添加剂，在非洲、南美洲帮助当地居民修建冬暖夏凉、节约能源的土坯房，广受居民欢迎。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这一环保建筑表现出越来越热烈的欢迎和关注。我国已有不少关于窑洞式的规划建筑设计方案在国际上获奖。每谈及此，父亲总是喜形于色。

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1981年，父亲写下了《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刊于《建筑学报》1981年第8期），实在用心良苦。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建筑师规划师都应当重新思索自己的地位与使命。这是一个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更是一个科学民主空前普及的时代，没有哪个规划师仅凭专业知识就能独自决定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命运。居住在该地区该城市的居民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最有发言权，因此，人民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人民的城市要由人民建设，这是《马丘比丘宪章》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早就把“大众参与”理念引进了创作。艺术家把绘画、雕塑、诗歌、音乐、小说的解释权交给了他们的观众听众或读者，创作者留下大片空白由欣赏者共同来参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对同一件艺术作品，一百位鉴赏者可以有一百种解释，表现出文化艺术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建筑与规划更是如此。建设一座怎样的城市、怎样的社区，这是居住者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学习民主与法制的过程。通过建设宜居环境的论证，人们懂得了宜居的科学知识，学会了倾听不同的声音，也学会了在尊重他人的同时，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学习民主，就是学习做一个文明的公民。一座城市和生活于其间的公民，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共同成长，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城市化即科学化，公民化，文明化。简而言之，每一个村庄都将成为一个美丽的社区，而且比繁华都市的社区更宁静，更环保。

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大连几户先富裕起来的农民集资与全村农民合建了著名的“避暑山庄”。山庄规模很大，不仅有高级的旅游客房，也有各项娱乐设施。这对于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地覆天翻的变化，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领域。“避暑山庄”把村里大批年轻人送进大连的高级宾馆培训。几代吃大饼子蒸咸鱼的农民，走进大连宾馆的餐厅厨房学习烹饪，学习做适合各国旅游者口味的自助餐。从没听说过什么是咖啡和奶茶的乡村姑娘，正在宾馆的咖啡厅里学习怎样做经理或服务生。还有多少农民的儿女开始学习酒店管理知识，学习旅游商品的开发与生产。我去“避暑山庄”采访时，山庄的农民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正在准备成立自己的水果加工厂，把自己出产的苹果、黄水蜜桃加工成水果罐头，改变过去只提供原材料的生产格局。他们成立了渔业捕捞队，不仅为“避暑山庄”提供最新鲜的海产品，还准备进一步成立自己的海产品加工厂，争取利润最大化。

我把自己采访中得到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兴奋得双目炯炯：“这是一条充满创意的中国城市化道路。”那些日子，父亲格外兴奋，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了许多。他谈到英国工业革命中农民付出的血腥代价，无数在工业革命中失去家园的英国农民，蝗虫般涌入大城市，在大机器生产的轰鸣声中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曼彻斯特浓烟密布、污水横流，居住条件恶劣不堪，居住与生产胡乱安置在同一区域，城市无规划无秩序，犯罪率居高不下，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机器和矿山的奴隶，最小的童工只有四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九岁。

“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过程，让农民付出惨重代价。中国农民决不能再重蹈这一覆辙。”父亲说，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对第三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充分利用无限广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让乡镇企业在商品经济自由竞争中遍地开花，这本身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大学校。为了生存，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也会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竞争之道，了解游戏规则，逐渐完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和平积累过程，他们不必都涌向大城市，他们在自己的乡镇企业中可以大展才华，在自己的村镇上建起崭新的农民新村——这就是未来新城镇的雏形。农民在建设自己新家园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提高，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公民。促进并参与这一伟大的社会转型，是每一个中国建筑师与规划师的使命。”父亲收集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这也成为后来他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时的重要内容。

荣获国际阿伯科隆贝大奖的

深圳规划

父亲还与任震英等城规院总工一起，参与了由当时城规院院长周干峙主持的深圳规划。

周干峙先生是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中科院及工程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生。我们搬进甘家口新宿舍时，周干峙先生住我家楼上。因父亲长他十多岁，20世纪50年代初又上过父亲的课，我们至今都称这位部长为“周叔叔”——可能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们都觉得以职务称呼一个人，恰恰是对人家的不敬，好像把对方和自己都降到了“俗”的境地。父亲称呼当时尚任院长的周干峙“小周”，我们虽不主张口口声声称“院长”，但称“小周”也太不搭调了。母亲对父亲说：“人人都周院长长，周院长短的，就你小周小周的，我听了都别扭。”

父亲眼睛一瞪，“那我怎么办？也叫周院长？我张不开口。”

我说：“要不然就称‘干峙吧？总比称呼人家小周好。”

“唉——”父亲叹一口气，“为个称呼都花这么多心思，中国要飞起来，翅膀能不沉重吗？”父亲究竟怎样称呼后来又被任命为建设部副部长的周干峙叔叔，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和周叔叔成了“忘年交”。这位从清华园走出来的副部长、两院院士，值得我们像称呼亲人一样称呼他“周叔叔”，否则，我们就会敬而远之地称呼他为“周部长”了。

一年冬季，家里的暖气夜间忽然淌水，眼看水流遍地，儿女均不在身边，父亲母亲急得手足无措。母亲情急之下打电话给楼上的周干峙，已任命为副部长的周干峙穿着睡衣和儿子一起奔下楼，手持扳子、钳子整整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把漏水的暖气修好。他抹着满头大汗说：“想不到还真懵对了！其实我对此一窍不通。”

“你们二老也太过分了，把人家部长当水暖工使唤！”我对此颇有微词。

父亲说：“只顾得着急，我和周干峙都忘了部长这码事了！”

父亲和周叔叔乘飞机出差，周叔叔总是把自己的座位让给父亲，因为官员的乘机等级总是高于工程技术人员。两人推让再三，父亲不得不遵命。父亲赴美讲学时，大年初一周叔叔到我家，对兄弟姐妹们说：“去我家吧，给父母打电话拜个年！”那时节，家里虽安装了电话，却不可打国际长途。儿女们自己没想到的，周叔叔替我们想到了。

20世纪80年代初，周干峙主持深圳规划。父亲作为深圳规划顾问，曾多次飞往这座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城市。当年的深圳，只有一条不到十分钟就可走到头的十字小街，全镇最高级的建筑是一栋五层高砖木小楼。周干峙带领他的专家团队开进深圳，首先为这座未来的新型城市做规划蓝图。父亲说，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他们遇到一批有着开拓勇气与智慧的优秀干部。他们与梁湘等特区干部的合作，彼此间充满信任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的敬重，对正确意见的从善如流。”

“深圳和50年代初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了，也可以看出中国真的是振翅欲飞了。如果处处都能像深圳一样，下个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父亲欣喜地感慨。

据说，刚到深圳时，深圳曾将福田区一片三十多平方公里的中心区交给香港商人胡应湘先生开发。胡先生说，他请了意大利最有名的建筑大师为福田做了规划，是世界规划和建筑的巅峰之作。

周干峙和中国城规院的专家们看过该规划后，发现这位意大利专家竟要在这片三十平方公里的福田区安排一百万以上的居住人口，一片大厦座座高耸入云、气魄非凡，楼群的密集程度已远远超出纽约。甚至还有人提出铲平莲花山，增加可开发面积。在空间及土地的使用上可谓达到了开发商利润的最大化。周干峙和专家们立即否定了这个方案。

福田的地理位置极好，背靠莲花山，面对大海，与香港新界只一水之隔，而且处于深圳特区带状组团结构的中心部位。登莲花山举目远眺，蓝天碧海，绿野丘陵尽收眼底。高尔夫球场绿茵如织，香蜜湖蓝宝石般熠熠生辉，红树林如火红的丝带，在浓荫覆盖的大地上蜿蜒飞舞。福田是一块风水宝地，必须依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来科学规划未来新城的面貌。不仅要使各建筑群之间的布局与山水风物相得益彰，还要考虑规划的节奏气韵，有张有弛，既有酣畅淋漓的华彩，又有舒缓轻柔的慢板。深圳是一张白纸，没有旧城市的种种负担，一切可以重新做起，怎么可以为开发商的利益最大化而把它变成一个钢筋混凝土高楼大厦的堆积场！

周叔叔对我说：“我和陈总、任总等人，在广州的中国大饭店和港方有过一场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但深圳的市长、领导人很明智。发现不妥，立即纠正。”梁湘等深圳领导认为城规院领导和专家们言之有理，宁可赔付一笔钱给港商，也绝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

经过全盘的考量和论证，周干峙代表城规院提出了新的规划方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福田的中心广场。古今中外，城市中心广场的中心建筑永远是当地的衙门机构，权力在一切建筑中是“重中之重”。而城规院的这个规划中，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政府大楼迁出了市中心，中心广场成为真正的“市民中心”。市政府办公楼在市中心广场的一个边上，楼层也并不高。父亲在美国讲学时多次提到深圳的规划，称之为“开规划之先河”。周干峙叔叔作为一名部长级官员，敢于对延绵数千年的“官本位”挑战，把市“中心”让位于普通百姓，在规划上第一次体现出“民本位”的思想，这已经不仅仅是“创意”两个字所能概括的了。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第一次”，就像我们的共和国在汶川大地震中第一次为死难的百姓降半旗一样。这种“第一次”值得我们骄傲，也值得我们为之潸然泪下！人民，百姓，终于成为大写的人，傲立于我们深圳南大门的中心广场，成为深圳人呈献给全世界最美丽的笑容。

深圳规划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城市规划奖。后来又获得联合国宜居城市奖、国家园林城市奖、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奖。最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总体规划获得国际建筑家学会“阿伯科隆贝爵士荣誉奖”。

阿伯科隆贝是父亲的导师，1946年告别之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过这位恩师。阿伯科隆贝曾对父亲说：“完成北平规划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父亲一别几十年无消息，他为《梁陈方案》这篇没有实现的“博士论文”几乎付出了一生。阿伯科隆贝去世后，国际建筑家学会设立“阿伯科隆贝爵士荣誉奖”来纪念这位泰斗。这是国际建筑界一个具有极高权威的奖项，深圳总体规划能获取这个奖项，是中国规划师登上国际建筑舞台的标志。父亲虽然只是深圳规划的参与者之一，但他终于可以告慰导师阿伯科隆贝的在天之灵。他的规划生涯自阿伯科隆贝而始，又以晚年参与的深圳规划获阿伯科隆贝大奖而终。他的人生和他的规划生涯都充满不可预料的戏剧性，但可惜不是喜剧。

尾声

1988年1月8号，我随父母飞抵美国旧金山。父亲受伯克莱大学校长埃拉·麦克黑曼(Ira Michael Heyman)之邀，担任该校建筑系“董事会教授”（RegentsProfessor）。据说，自伯克莱建校以来，享有此殊荣的教授一共只有十人左右，中国人占有两名。第一名是胡适，第二名是父亲陈占祥。《梁陈方案》在中国视如草芥，在国际建筑界却令众多同行扼腕长叹。他们为世界上这座著名古都的陨落痛惜，也为两位为捍卫学术真理而蒙受不公的中国学者不平。梁思成先生早逝了，陈占祥成了美国建筑师心中的中国英雄。父亲在美国受到的礼遇，令我们感到惊异。而父亲在伯克莱大学的开场白讲演，也颇令美国同行们吃惊。

记得父亲在伯克莱的第一次讲演，伯克莱大学酝酿了很久。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前来听讲的学生、教授和各界人士。连一些新闻媒体也派来了记者。

为了给父亲加油，我和母亲坐在最前面的第三排。回头望望座无虚席的大教室，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我使劲捏着母亲的手，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把内心的紧张不安释放传递出去。

父亲微笑着走上台去，那样子像是去一个熟识的邻居家串门。他在麦克风前坐下，试了试台上的麦克，忽然，他顿住了：“哦，上帝！我忘了带讲稿。”不管我当时的英文怎样烂，还是听懂了这句话。我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头一下跌靠在椅背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在椅子里。

母亲捏紧我的手说：“你爸还没怎么样呢，你倒先晕了？真没出息。”话是这么说，可我感到母亲的手已经湿了，惊吓涌出的汗水可不听舌头指挥。

台下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时，我看到台上的父亲正和台下的听众们一齐大笑，“这也许是上帝的一个玩笑。你们有没有同感？讲稿其实是一个很讨厌的枷锁，能够摆脱镣铐跳舞，舞姿一定更自由、更精彩。”人们为期待的精彩鼓起掌来。父亲果然不负众望，他的没有讲稿的讲演一次次地引起台下的掌声和笑声。讲演结束时，教室外的大厅里举行了小小的酒会，人们把父亲围得水泄不通，我的心才算安安静静地回到了原位。周干峙叔叔曾对我说：“陈先生的思维习惯和西方人近似，他在清华讲课时就不喜欢用讲稿，围绕一个中心议题侃大山，就像在沙龙里聊天。”父亲在复出后曾受聘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为那里的研究生上课。我看到那些研究生有时到家里来上课，跟父亲围坐在一起神聊神侃。

“研究生就这么上课呀？”我问。

“这有什么奇怪？贺尔福和阿伯科隆贝经常这么上课啊！”父亲说。

父亲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锡拉丘斯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在堪萨斯大学担任“埃德加·斯诺教授”。父亲一口莎士比亚式的英文，令许多美国人倾倒，一位中文名叫“李梅玲”的美国女子曾对我说：“中国大陆能有人讲一口这样典雅的英文，而且，他对当今建筑界的思潮流派了如指掌，信手拈来，这是怎么回事？（二十年前还没有今天的网络呢）还有，他的举止衣着，他的绅士气，完全不像从大陆来的，又不像香港台湾的。这本身就像谜一样令人好奇，这背后的经历一定更引人入胜吧？”

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一言难尽的。

她说：“你不是作家吗？把它写出来吧，我等着读这个故事。”

父亲出国前几年，父亲堂姐的儿子——一位香港轮船保险公司的老板，虽然叫父亲“舅舅”，年龄却不比父亲小很多。在“澄衷中学”时代，甥舅二人同为学校足球队主力，几乎情同手足。父亲1957年成为“右派”后，这位住在香港的“同权表哥”肝肠寸断。困难时期，从香港寄来过港币、罐头、黄油。听说父亲要出国讲学，他亲自为父亲寄来了两双麂皮的“百丽”皮鞋、英国“宝勃林”牌的风衣、“雾伦敦”牌的麂皮夹克、澳大利亚驼山羊毛的毛衣……在电话中千叮万嘱说：“舅舅，一定别让外国人小看中国人。”

父亲对我说：“同权一片好心，但光靠名牌可堵不住人家的嘴。现在多少文盲都用最贵的名牌呢！”

父亲在美国的工资不低，加上外国访问学者不必上所得税，一向善于理财的母亲预计可以有一大笔积蓄。但结果令母亲大失所望。

我们全家在堪萨斯城的密苏里大学度圣诞节。父亲当时被聘为密苏里大学埃德加·斯诺基金会的“埃德加·斯诺教授”。该基金会每年从中国邀请一名著名学者，作为该基金会的访问教授，父亲的前一任是在该校戏剧系任教的英若诚先生。感恩节晚上，密苏里大学校长请我们全家在堪萨斯城最大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顶楼旋转餐厅就餐。

校长先生告诉我们，感恩节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了圣诞“假日季节”。从感恩节晚上八点起，在旋转餐厅的顶楼可以看到全城的彩灯齐放异彩，从这时起，到元月一日，漫长的“假日季节”（Holiday Season）才算结束。为了能在这里一睹全城彩灯齐明的风采，很多家庭半年前就开始预订旋转餐厅的座位，而且价格不菲。在让我们自己点菜时，我瞄了一下价位，每人至少二三百美元左右。

不一会儿，乐队开始演奏莫扎特和施特劳斯的曲子，侍者为每一位就餐的女士送上一枝新鲜的玫瑰花。身着银色长裙的少女在竖琴上拨响了琴弦，泉水流淌似的琴声犹如花瓣上一滴滴晶莹的露珠，心弦都会为之颤动。我记得自己点了一份烤鹿肉，母亲点了一份煎鳕鱼，父亲要了一只计司烤龙虾。我们正在举杯感谢主人的盛情时，夜空忽地一下亮了起来，“假日季节”的彩灯霎时间照得夜空一片通明，餐厅里响起欢呼声、欢快的乐曲声、叮咚的碰杯声。父亲站起身，举杯对校长说：“谢谢你和夫人的盛情，谢谢密苏里大学的美意。埃德加·斯诺是我生命中的红星，今天能成为埃德加·斯诺故乡的客人，能成为斯诺基金会的访问教授，是我一生的梦想，一生的荣幸。平安夜是美国人全家团聚的日子，我不能打扰你们。但平安夜的前一晚，我们全家也邀请你们全家到这里聚会，以表示我们对主人盛情的谢意！”

校长夫妇大喜，继之又颇为惊愕，夫妇二人面面相觑，商议片刻说：“孩子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恐怕无法出席，只有我们两个可以来。”

父亲立即招呼侍者，请他为平安夜前一天的聚会定位，“最好靠窗，那儿的景观比较漂亮。”父亲嘱咐侍者说。

那一夜的晚餐，父亲和校长夫妇谈得格外尽兴。校长告诉父亲：“我们年年邀请中国教授在这里过感恩节，但你是第一个要回请我们的人。”父亲说，“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回请你们，一定会的。”

回到家里，母亲对父亲晚上的决定很不以为然，“人家是用公款请客，你是自己掏腰包。一顿饭上千美金，合人民币是多少？打肿脸充胖子，何苦来！”

“就是勒紧裤带，我也得请这顿客。这叫礼尚往来，这叫回请。中国是礼仪之邦哪，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省了钱，丢了自尊，不值。没有什么比这更值钱的。”

父亲终于在旋转餐厅花了一大笔钱，回请了美国朋友。那天我找了个借口没出席，礼数够不够不在人数。

还有一次在哈佛讲演。校方问父亲：“讲演之后，你是否也要举办一个酒会？”

“所有讲演的人都举办吗？”父亲问。

“一般都举办。但中国人例外。”

“那我做例外中的例外。”父亲回答。

在1988年初，这个“例外”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讲演和酒会都格外成功。约一千多美金的讲演报酬全都成了酒会的花销。那个年代，一顿酒会开销，顶父亲国内工作两年多的薪水。但父亲兴致勃勃，无怨无悔。

1990年，父亲结束讲学时，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或成为永久居民的机会。父亲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

许多人劝父亲留下来。

父亲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1994年，我第一次回中国探亲，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对我说：“不到我这个年纪，体会不到这个年纪的紧迫感。我被耽误了二十多年，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只想趁自己身体还挺得住的时候，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这一生，你付出了这么多，可你得到了多少？你觉得值吗？”我问。

父亲抬起头，两眼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这不像我女儿说的话。”父亲摇摇头，“人生不是交易，付出什么就要得到什么，那历史上多少长眠于九泉的人就永不瞑目了。如果真为了得到什么，1946年我可以留在英国。五十年前都留不住我，五十年后就更留不住我了。再说，人家曹洪涛在我第一次出国时就为我作保；去美国时，又有多少人以为我一定不会回来了。他们太小看人了！君子一诺重万钧，那是比性命都重的。我年近八旬，焉可作重利轻义之人？那岂不枉活一生。”

2001年3月22日，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他不弃不离地追随了一生的这方热土，离开了始终不渝守护的古都。

周干峙的挽联如此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惜哉西学中用

开启规划之先河先知而鲜为人知

痛哉历经苦难

敬业无怨之高士高见又难和众见

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话更让我感动：

“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2008年6月13日父亲92诞辰初稿于北京

2008年10月29日二稿于美国加州Millbrae

责任编辑洪清波杨新岚

分类：纪事作者：陈愉庆 期刊：《当代》2009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