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棣安徽省蚌埠市人，一级作家。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部。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代表作有《中国农民调查》、《淮河的警告》等。
春桃女，湖南省醴陵市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已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六部，二百余万字。曾获“当代”文学奖、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代表作有《中国农民调查》、《失忆的龙河口》等。
一、谁说女子不如男
被称作“鬼妹”的徐德英，小名英子。可以说，在当时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和大别山的红军队伍中，她都称得上是一个最漂亮的山妹子。
她出生在商城县的洪湾，那地方最初还属河南省，解放后才被划归了安徽省。她的父亲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大山坳里的农民，婚后十多年，一直没孩子，直到母亲三十岁那年，才有了她。见生的是个女娃，父亲先就叹了口气，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娃娃，还是疼爱得不行。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糠菜也要当粮吃，他们却一心要把英子按有钱人家的女娃儿那样，把她培育成一个不须在土里刨食的人。因此，英子三岁时母亲逼她包小脚，七岁就将她送到叔叔教书的一所私塾里去识文断字。穷人的孩子没法讲穿戴，但她却是天生一副花容月色，聪慧水灵，让谁看到都会眼睛一亮：面如银盘，眼含秋水，轮廓清晰的鼻子既挺且直，特别是她那凝脂般白皙的肌肤，很是让人怜爱。
那时，邻村一个叫金兴江的富裕人家的孩子，也在那里读书。金兴江的父母见到英子的第一眼，就动了心，托了媒人，找到英子的父母，要给孩子订“娃娃亲”。早盼着英子长大成凰的父母，嘴上虽说“孩子还小”，心里却乐开了花。水往低处流，人朝高处走嘛！女儿能够嫁入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一辈子雨不淋头，风不打脸，不愁吃，不愁穿，这是“攀了高枝”，于是约定：待英子私塾结业，金家就来迎亲。
订亲的时候，徐德英还小，不懂事，正像她三岁就被强行包了小脚，一切只能由父母做主。可随着渐渐长大，读的书越来越多，懂得的道理也越来越多，她便有了自己的主张。每次回到家，见父母总爱当着自己面夸赞金兴江，她就很奇怪，留意后，才注意到，一道读书的金兴江，个儿很高，人却很瘦，平日不太爱说话，看不出有个什么特别之处，学习也极一般。而她却是争强好胜心气很高的的女孩子，虽有一双小脚，常被男同学背后讥┬Α—因为这双小脚，她恨透了父母，又因为这双小脚，她偏要让人知道：“谁说女子不如男”！总之，打内心，她是瞧不起金兴江这种男孩子的。
徐德英把她对金家大少爷的看法告诉母亲，母亲很是吃惊。母亲只得把订“娃娃亲”的事告诉徐德英，这又轮到徐德英吃了一惊。虽然她还不完全懂得男婚女嫁是怎么回事，却知道自己长大之后要同金兴江生活在一起，就像父母一样两人一起生活一辈子，她简直不敢想像，感到十分可怕。
“我不同意！”
这是徐德英第一次不容置疑地同母亲说话。
母亲伤心地哭了。说：“英子，你还小，什么都不懂，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这年徐德英已经十二岁，在私塾里读了五年书，知道应该怎样去说服母亲。她说：“你们既然知道我还小，正在读书，就不该讲这些大人的事！”
母亲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心气高的孩子，可惜，你是个女孩子，要是个男孩子该多好，就可以出去干你想干的大事情。”
徐德英反驳说：“女孩子怎么啦？花木兰不照样替父从军么！”
母亲说：“好好好，娘说不过你，现在不跟你谈今后的事。”
这以后，母亲就不再谈她和金兴江的事，但徐德英却知道既然母亲把她和金兴江“娃娃亲”这事挑明了，显然是迟早回避不了的，一想到“长大”要同那个又高又瘦、毫无可爱之处的男孩子“厮守一辈子”，她就从心理到感情上都对金兴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这天，徐德英一边帮母亲干活，一边心平气和地说：“笔架山学校又要招生了，我想去试试，叔叔那里的私塾不想再去了。”
母亲不识字，但不识字的母亲也知道，那所洋学堂虽建在深山老林的一座古刹里，老师却来自全国各地，名声很大，从那儿出去的学生是可以直考山外所有大学的。笔架山学校地属商城县，商城县的历届县长上任都要到那儿朝拜，鄂豫皖三省边区各县的人家无不把自己的孩子能在那读书引为骄傲。
“怎么，”母亲停下手里活，有些惊诧地问：“你想到那里上学？”
“想。”
母亲头也不再抬地说：“我不同意！”
“为啥？”其实徐德英并不意外。
母亲生气地说道：“我晓得你心里是咋想的。翅膀硬了不是，就一点听不进大人的劝告了？”
母亲知道英子硬要离开叔叔的私塾学校，去很远的笔架山读书，就是不愿再和金兴江接触，逃避这桩由双方父母做主的“娃娃亲”。
但是徐德英决心已下，对母亲说：“你若真不答应，女儿只有一条路。”
母亲见英子面色发暗，口气不一般，忙问：“啥路？”
徐德英说得斩钉截铁：“不跳塘，就投井！”
母亲被吓住了。她怕英子真的会这么做，不得不松了口：“你想去，就由你去试试。”
母亲所以这么快就松口，是因为她压根不相信女儿能考上那样的学校。早听说，那学校招的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她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娃娃，也想去试，还不是白跑一趟。等到她白跑一趟回来，就会死了这条心。
不过，金兴江的父母却看得很清楚。他们的金兴江是考不上那所学校的，而徐德英不仅人长得出众，书也读得比儿子好，考上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他们就担心这只金凤凰要远走高飞了，远走高飞的英子就与自己的儿子毫无关系了。于是，二人慌忙跑到金家寨的街上，扯了几件衣料，又买了些生活必需品，送到徐家。
徐德英父母见了，很是感动。他们没有想到，这桩本不是“门当户对”的姻缘，金家会看得这么重，就很是为生了这个惹人喜爱的女儿感到欣慰，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吧，亲家，英子不管走到哪都是你们金家的媳妇。她一定要去笔架山报考，去也是白去，回来后我们就把她送到你们家里去！”
金兴江父母得了这样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再说别的，放心地回去了。
徐德英发现了金家送来的东西，大为恼火，对父母不依不饶了。她把衣料和日用品狠狠地摔到地上，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决定我的终身大事？明知我不喜欢他，非要把我嫁给他！”
母亲平日对宝贝女儿百依百顺，就认为这是惯坏了女儿，见她如此拒绝这门亲事，便沉下了脸，开导道：“英子，别看你读了不少书，人情世故上你还一点不懂，不说金家日子殷实，那孩子也有模有样，不呆不傻，又本分，他哪一点配不上你？你能嫁到这样的人家，已经是你的福分！”
徐德英见母亲这样说，又气又急，哭了起来：“反正我看不上他。你们再这样逼我，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母亲怔怔地望着徐德英，也伤心地哭起来。父亲却被徐德英的话激怒了，他指着徐德英，大声骂道：“混帐的东西！一点不听大人劝，除非你不认你的爹娘老子了！”
徐德英一赌气，提前去了笔架山学校。她走得很匆忙，许多东西都没带，却带走了那时山里女孩子难得一见的一面小圆镜。这小圆镜是金兴江的父母从金家寨街上为她买来的，是和其他的礼品一道送过来的。她厌恶那一大堆的礼品，知道那不仅仅是一堆礼品，更是一根根绳索，收下了，就会把她同金兴江牢牢捆绑在一起了。但是，她太喜欢其中的这面小圆镜了。是这面小圆镜让她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漂亮的面容，才知道自己在叔叔私塾学校，为什么招人喜爱，以至不少男同学常回头盯着她看。她太想占有这面小圆镜了。当初她还很犹豫，几次偷偷地拿起又放下，放下又舍不得。最后，她终于抵挡不了这面小圆镜的诱惑，做贼似地，背着父母，揣进了口袋，带到了笔架山。
一九二六年七月，徐德英以其扎实的古文基础、奔放的思絮以及她那娟秀的文笔，交上了一份同她一样漂亮的试卷，被笔架山学校录取。
进了笔架山学校，徐德英很快就发现，学校虽藏之于深山，却对山外革命的风云变幻十分敏感。五四运动以来，很多进步教师来此讲学，同学之间不仅成立有“青年读书会”，《新青年》和《响导》等一些宣扬革命的书籍和杂志，也在这儿公开流传，同时还建有“演剧社”。“演剧社”是由一个叫周维炯的学生创办的。他们就曾经把自编自演的一个独幕话剧，带到双河山的庙会上去演出。那是一出悲剧，说一个地主借着逼债，要强占贫苦人家的姑娘做他的“填房”，姑娘誓死不从，跳塘时被地主家的长工救了起来，后来，姑娘就同这个长工相爱，二人却在私奔时被地主抓回，感到了绝望的姑娘最后悬梁自尽。当台上演到姑娘悬梁自尽时，台下竟是一片哀叹和哭泣声。就在大家悲愤之时，周维炯往起一站，喊起了口号：“废除封建礼教！”“铲除剥削制度！”口号声响彻在群山之间。据说一个姓冯的狗腿子当场闹事，说这戏“助长邪恶”、“有伤风化”。周维炯痛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叫你的姑娘给人家当童养媳，你愿不愿意？你家姑娘为争自由跳塘、上吊，你心疼不心疼？”遭到痛斥的狗腿子灰头土脸。
结果，三天庙会，周维炯带领的“演戏社”连演了三场，这在三省边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些教师支持学生成立“青年读书会”，支持“演剧社”到社会上去演出，遭到学校董事长廖石甫的反对，认为这是“行为不轨”，造成六位教师愤而集体辞职。学生们愤怒了，扭住廖石甫要他把老师请回来上课，廖石甫依仗自己县里有后台，就挂牌开除“带头闹事”的学生。公示牌挂出来后，又是周维炯挺身而出，他砸了公示牌，组织起告状团前往县府，强烈要求撤换学校董事长，挽留进步教师，如不答应，则全校学生将去省城请愿。商城县长怕事情闹大了不好办，只得下令撤了廖石甫的职务，并向受到委屈的进步教师公开道歉。
徐德英听说了这些故事，觉得十分新奇，心灵也受到了震动。遗憾的是，周维炯正是这年的七月毕业，她则刚刚入校，彼此之间“擦肩而过”了。
周维炯的这些故事，别人听了也就听了，徐德英不一样，她不能不联想到金兴江。特别是当她知道，周维炯也只比金兴江大一岁，就已经活得如此轰轰烈烈，做出了这许多令人钦慕的事情，她想，男子汉大丈夫，本就该这样活得有个性，有尊严，敢爱敢恨，可金兴江呢，看上去就是个胸无大志之人，循规蹈矩，萎萎缩缩，相形之下，她更有理由鄙视金兴江了。
但让她吃惊的是，金兴江居然跑到笔架山来看她。一次，两次，她都躲开了，躲开了他也不生气，依然来看她。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当着同学的面，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自己心仪的偶像，这就是周维炯！
崇拜上了周维炯的徐德英，想方设法了解周维炯的去向，听说他去了武汉，在一所军事学校学习，她竟萌生了要去武汉见他的念头。
再后来，徐德英也参加了“青年读书会”，在“青年读书会”里进一步了解到，当时跟着周维炯一道进城弹劾廖石甫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是徐德英第一次听说中国有了“共产党”这个秘密组织。还听说，周维炯当时最喜欢看的杂志是就《新青年》，最爱读的书就是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和《短裤党》，为此，徐德英也痴迷地去寻找《新青年》杂志和蒋光慈的文学作品。不过，当时她还不可能知道，大别山走出去的红色作家蒋光慈，在一九二○年去苏联留学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由团转党，并和其他党员同学一起组建成了中共旅俄支部，在这个支部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刘少奇、任弼时和萧劲光。
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陈桂棣第一次去采访徐德英时，当时她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了，却依然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蒋光慈的《我应当去》的一首诗：
什么个人的毁誉！让它去！
重要的不在这里！
但愿在祖国的自由史上，
我也曾溅了心血的痕迹。
徐德英考入笔架山学校时，正值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武汉被北伐军攻克之时，周维炯等一批中共骨干被派往武汉黄埔军校，亦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事学校”。当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相继也背叛了革命，周维炯即被派回家乡，以教书作掩护，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在这期间，深入到笔架山，在母校党团积极分子的会议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
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的徐德英，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学长周维炯。
周维炯这时已是中共商南特委委员兼少共书记，会上，他声情并茂地给大家介绍了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区“秋收暴动”。
徐德英听了，激动得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那时，笔架山学校的女学生并不多，在不多的女学生中，能够参加秘密会议的党团积极分子，更是凤毛麟角了。再说，像徐德英这样漂亮的女学生，一直眼睛不眨地、全神贯注地望着周维炯，自然会引起周维炯的格外注意，多看了她几眼，这就更让徐德英激动不已。
周维炯介绍了外面的革命形势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时，徐德英站了起来。她想到周维炯领导的“演剧社”在双河山庙会演过的那个话剧。就问：“当年在庙会上演出的那个话剧，是你编的吗？”
周维炯笑着说：“不完全是，是大家。”
徐德英大胆地提出质疑：“有人说那个戏有伤风化，当然不对，应痛加批驳，但是剧中把穷苦人家的姑娘演的不是跳塘，就是上吊，寻死觅活，她好像不应该那样怯懦。”
周维炯不免意外。他想了想，说：“当时那样处理人物，是为了控诉现实的黑暗。”
徐德英显然并没被说服。她又问：“为什么不能像蒋光慈先生的小说《少年漂泊者》的故事那样，在揭露现实黑暗的同时，为广大青年指出一条奔向光明的路——革命的路呢？”
徐德英一点儿不怯场，接着向周维炯提出了更加坦率的意见：“那个姑娘如果不自寻短路，奋起反抗，不放弃必要的斗争，不是会更好吗？”
周维炯被问得一时语塞。
当然，周维炯是完全可以从戏剧艺术的角度，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加以说明的，但他望着徐德英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笑得十分开心。
就是这个秘密的党团积极分子会议，让徐德英如愿以偿，见到了自己心中的英雄；也正是这次会议，也让周维炯印象深刻地记住了这个美丽而又敢于直言的进步女青年。
他主动向她伸出了手：“小师妹，你叫什么名字？”
徐德英慌忙站起来。她伸上去两只手，紧紧握住周维炯的一只手，说：“我叫徐德英。”
周维炯这时才回应了徐德英的问题，感慨道：“徐德英同学，你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当然不能放弃斗争，放弃斗争就意味着葬送革命啊！”
周维炯的回答，让徐德英十分满意。觉得对方不仅是个大义凛然之人，还是一个谦谦君子。只是，周维炯当时话中的深意，徐德英并不清楚，此时周维炯在秘密从事的，就是“斗争”。他已经等待很久了，正不动声色地在组织一场势必会震惊中国的又一次武装暴动！
二、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驻防，有的只是一些反动民团。这些民团为数不少，相互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少，周维炯觉得在这样的地方起事，极易得手。再说了，三省边区的大别山，山高林密，地势复杂，揭竿而起之后，山高可以御敌，谷深可以藏兵，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武装割据之地。
当然，武装割据，绝非小事，一切计划和行动都只能是秘而不宣的。
首先，周维炯通过曾当过葛县县长的舅舅漆树仁的关系，打入到商南大坤士杨晋阶的民团之中。杨晋阶的民团，有四十多人、十几杆枪，驻守在水陆码头的丁家埠。民团的团丁中除个别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绝大多数还是被迫当兵的农民。平日，团丁们除帮杨晋阶下去催租要捐外，就是闲游浪荡，欺压百姓，根本不搞什么训练。
周维炯担任了这个民团的军事教练后，就完全按照正规部队的军风军纪和军事技术，严格训练。由于他不打不骂，身体力行，耐心执教，大家军训的热情很高，军事素质迅速提升，杨晋阶看在眼里，自是大为赏识。因此，周维炯很快就成为民团中的大红人，再加上他性情刚直，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不久，丁家埠镇上的市民和周边的农民，都同他混得很亲近，称他为“炯爷”。
“炯爷”接着在民团和在周边的市民、农民中，用易于被大伙接受的烧香结拜兄弟的方式，组织起“兄弟会”，很快就发展了十一名中共党员，并秘密成立了党的支部。
民国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这年春天，商南一带正闹春荒，周维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恰在这时，曾组织过“黄（安）麻（城）起义”的徐子清，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徐其虚，被派到商南，二人肯定了周维炯的判断，并支持他把五月六日，农历三月二十七，作为武装暴动的日子。
那一天，正是“立夏节”。每逢“立夏节”，山里的人家，有钱没钱，都习惯地要庆贺一下。商南大坤士杨晋阶当然也不例外，那一天又正是轮到周维炯值日，这样，便可以乘着民团的团丁们大吃大喝之际，一举夺枪起义。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那天天刚擦黑，周维炯就吹起了集合哨。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叫田继美的团丁。等到队伍快要解散了，田继美才赶了过来。周维炯很是生气，责问道：“哨子吹了老半天，为什么就听不见？你耽搁了弟兄们吃酒！”田继美不服，叽咕道：“我在解手，哪能听到哨子响。”周维炯忍不住，大为光火，说道：“你还有理了？今晚就罚你站三根香的岗！”
一听田继美被罚站三根香的岗，团丁们无不暗自高兴。哪个团丁爱站岗呢，何况这天又是过节。他们哪里知道，上面发生的这段插曲，其实是周维炯有意导演的“周瑜打黄盖”的一出戏。田继美也是中共党员，这一天晚上的岗哨不仅要控制在自己人手里，其实，当晚的每一桌酒席上，也都暗中安排上了“自己人”。
当菜碗见底、酒桶已空、一些团丁喝得酩酊大醉之时，埋伏在各处的党员团丁，没费吹灰之力便把团部的枪支尽数缴获。随后，便见周维炯从容地站了出来，鸣枪三声，大声宣布：“弟兄们，不要惊慌，我们是共产党，枪支已全部被我们收缴了！”
到了这时候，团丁们才一个个从昏醉中惊醒，慌作一团。周维炯见状，于是不失时机地说道：“你们都是被迫来给杨晋阶卖命的。穷人要翻身，就必须打倒这些地主老财，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今天你们愿意和我们一块干，当然更好，不愿干的可以回家，我们绝对不难为大家！”
周维炯发现有许多团丁犹豫不决，就趁势说道：“我知道有的回去也是饿肚子，我们欢迎大家跟着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
就这样，丁家埠民团的四十多名团丁，一个不落地都参加了暴动。
就在那一天夜里，随着丁家埠的三声枪响，丁家埠附近的南溪、李集、牛食贩、斑竹园、吴家店、白沙河、汤家汇、禅堂等处的农民，也都按照事先的安排相继发生了暴动。由于那些地方的民团不堪一击，暴动的农民凭着大刀、梭镖，就让团丁缴了械。
第三天，一九二九年的五月八日，各处暴动的队伍会师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出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
红三十二师成立之后，在商南特委书记徐子清的支持下，为迅速扩大影响，壮大队伍，周维炯率师东征，连克金家寨、燕子河、东阁、佛庵、狗迹岭和大埠口等地民团，连战连捷。每次战斗，周维炯都是以丁家埠起义的士兵为核心编成的钢枪连冲锋陷阵，随后让手拿大刀、梭镖的战士和成百上千的群众一拥而上。前后不到三个月，红三十二师就由最初的一百多人、三四十杆枪，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二百五十多杆钢枪。他们所到之处，不仅收缴枪支，开仓放粮，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同时还建起了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赤卫队、妇联会、农会及共青团组织。
此时的徐德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她已经等不得毕业，就向组织上请求，要去当一名红军战士。可是她那一双小脚，行军打仗不方便，而地方上又确实急需要干部，于是她就被派到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担任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
担任了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的徐德英，整个人就像喝了兴奋剂，每天都处在巨大的亢奋之中。只见她不辞劳苦地走村串户，动员年轻人参加红军、赤卫队，同大姑娘、小媳妇们一道为前线的指战员打草鞋、洗军衣，去慰问并帮助护理伤病员。
就在周维炯带领三十二师转入外线作战时，狡猾的敌人竟突然乘虚而入，那些逃亡在外的大大小小地主老财，在皖西民团头子柯守恒的带领下，组织起“还乡团”及“清乡队”，杀了回来。他们从佛堂坳直到斑竹园，挨家挨户地搜查，凡当过苏维埃的干部或是红军家属，统统关押起来，一般人员须交几十至一百块银元方可保赎，若是中共党员，便格杀勿论。而商城顾敬之的民团，较之柯守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要钱只要人命，仅花园一处，就屠杀了三千多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周维炯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红色作家蒋光慈的革命引路人詹谷堂，也由于叛徒的告密惨遭杀害。
白色恐怖来得十分突然，徐德英得到消息时，因为是小脚，已无法同大家一道转移，只得简单化了装，躲回到老家洪湾去。所以敢回到洪湾，是因为她想自己不满七岁就到叔叔的私塾学校，接着又去了笔架山学校，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洪湾的人一般不会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但她并不知道洪湾比她工作的二区四乡更早地已被敌人占领，她的父母已逃离洪湾。
徐德英从来没有走过夜路，更没摸着黑一个人走过这么远的夜路，当她提心吊胆回到洪湾，回到自己家时，才发现门已上锁，家中无人。
显然，洪湾不能逗留了，必须立刻离开。但离开洪湾又能往哪儿去呢？她全然不知。
当徐德英慌不择路地经过一个邻村时，天就麻花亮了，她正准备从村头穿过，冷不防，竟被站在暗处放哨的民团团丁发现。
团丁拉响了枪栓，一声断喝：“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骤然就冒出两条大汉，把黑糊糊的枪口对准了徐德英，这让徐德英大吃一惊。她毫无防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她的身后，忽然又响起了飞快奔跑的脚步声，和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徐德英下意识地转过身去，这一看，不由得更是一惊。
向她飞快奔跑过来的，居然是金兴江！
怎么会是金兴江？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这个地方，忽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徐德英恍惚如在梦中。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又认真看了一眼，没错，就是他！
只见这位金家大少爷脸色跑得煞白，跑到两个团丁的枪口前面，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是我媳妇，我们刚从县城赶回来！”
两个团丁显然认识金兴江，知道他是金家大少爷，听他这样一解释，他们端起的枪，便收了回去。
但是金兴江的解释，却让徐德英大为惊愕。她认为金兴江这是在信口开河。她感到震怒，感到恶心。她想都没想就愤然质问：“谁是你媳妇？别在这胡说八道！”
金兴江却并不介意，反而走过来，强行牵着她的手，更加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团丁说：“外边兵荒马乱的，我要把她接回来，一路上她都在耍小脾气。”
徐德英见金兴江不仅牵着她的手，还把她往怀里揽，觉得太放肆，伸手给了他一巴掌。
这巴掌把金兴江打傻了。
谁知，两个团丁见了，却乐得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说：“打是亲，骂是爱，又疼又爱用脚踹。金大少爷，你小子真有艳福啊！”
就在两个团丁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金兴江在徐德英的肩上狠狠掐了一把，样子却十分亲昵地去吻她。吻的是她的耳朵，他轻声地警告道：“你要想活命，就听我的！”
徐德英一个激灵，这才清醒过来。她蓦然发现，面前的这个金兴江变得陌生起来，并非自己想像的那般木讷，居然有胆有识，并且有着足够的机智。她不再恼怒，甚至允许金兴江就那样搂住自己，跟着他朝村子里走去。
直到两个团丁在身后消失了，徐德英才充满感激地看了金兴江一眼。回想刚才的一幕，觉得自己多么傻，又多么愚蠢，如果不是金兴江的脑瓜子转得快，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她十分惊奇地问金兴江：“一大清早，你怎么会在这里？”
金兴江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腼腆与木讷，红着脸望着徐德英，半晌才说：“前两天，我看形势不对，怕你有危险，就打算去通知你躲一躲。半道上却看见你正回洪湾，想上前拦住你，又怕你讨厌我，就偷偷跟在后面……”
徐德英听了，心中一热。她真的想不到，自己最看不起最讨厌的一个人，却对自己这般在意，如此痴情！
不一会，就来到了金兴江的家。来到金兴江家的门前时，徐德英禁不住哑然一笑。她感到自己太可笑。离开洪湾自己的家，却稀里糊涂地摸到金兴江家的村子里来了。
她曾经发过誓，这辈子死也不进金家，可是现在，尽管她打心里依然是一百个不情愿，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跨进了金兴江家的大门。
徐德英在金兴江的家里一住就是一周。
这一周，她对金兴江家里的情况，终于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其实，金兴江的上几代也都是要啥没啥的“穷光蛋”，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情况才有了改变。父母都是能苦能累的庄稼人，几十年如一日，起早贪黑，勤奋劳作，又省吃省用，相当节俭，就积攒下一点钱，置了三十亩地，雇了两个长工。虽说雇用了长工，父母却照样与长工一道上山下田，而且，对长工也从不低看一眼。按说，家里有个三十亩地，放在淮北大平原，算不得什么，可这儿是山区，一闹苏维埃，金家就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地自然也被分走了一半。好在当年的一个长工当上了村农会主席，对他家还算照顾，父亲已过世，母亲虽被拉去批斗过几回，基本上还算没吃到什么苦。
这些情况，当然只是金兴江介绍的，徐德英有些不相信，询问道：“这一次，穷户从你家分走的地，你们反攻倒算了没有？”
金兴江慌忙说：“娘的胆子小，这样的事，她哪敢！”想了想，又讨好地说：“其实我父母都是善良厚道人，辛苦了大半辈子，也就这几年日子才过得富裕点。”
徐德英立刻警惕起来，她严肃地告诫金兴江：“你别对我胡思乱想，我们不是一个阶级队伍的人，这点，你可要记清楚！”
说得金兴江勾起了脑袋，不再吱声。
徐德英一周没出门，就住在金家后院的一间厢房里，虽蜗居在厢房里，通过金兴江的暗中打听，外面的情况大体还是了解的。民团头子柯守恒，在家私设公堂，一切最残忍的手段都用在了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身上；商城顾敬之民团更凶残，非但滥杀了三千多革命干部和群众，还杀害了鄂豫皖三省边区最早的共产党人詹谷堂。当然，更让她吃惊的还是，在这次的反攻倒算中，周维炯在河南省民政厅当司法处长的小舅漆树德，竟协同柯守恒和顾敬之的民团回到商南，直接参与了对红军家属的迫害，并趁机倒算已经被农会分给了群众的大批财物。
金兴江带回来的有些消息，徐德英很难相信，就问金兴江：“你没搞错吧？周维炯打入丁家埠民团，靠的就是他舅舅。”
金兴江说：“不错。帮他打入杨晋阶民团的，那是当过葛县县长的大舅漆树仁，这是小舅漆树德。”
徐德英依然不相信：“你这么肯定，他小舅就真的干了这种坏事？”
金兴江很委屈，于是作了详细介绍：“曾经分了他家财产的两个红军家属，听说漆树德回来了，曾躲到我们村的一个亲戚家，漆树德知道后，亲自带人找过来，硬是把躲在这的两个红军家属，活活劈死。这事许多人都亲眼看到。”
徐德英不再说话，她感到这个世界太复杂。
受到金兴江母子二人的盛情款待，徐德英不愁吃，不愁喝，而且十分安全，她却仍不免感到度日如年。她隐隐感到一种耻辱，觉得自己是躲在地主的家里在苟且偷生。她差不多是一天天数着日子过的，因此，清楚地记得，这年的九月十二日，周维炯率红三十二师以风卷残云之势杀回商南地区，给柯守恒和顾敬之的民团和以及地主老财的还乡团以致命地打击。据说，正在鄂东征战的周维炯，得知家乡遭到敌人的反扑，牺牲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其中，就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詹谷堂，他懊恼得只差没吐血。
在干净彻底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气焰嚣张的反动分子之后，周维炯就在詹谷堂牺牲的南溪，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徐德英也赶到南溪，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上，受害者家属纷纷上台声讨敌人的滔天罪行，有人也控告了漆树德对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疯狂的反攻倒算。
徐德英见有人当众揭露漆树德，心中咯噔一跳。漆树德的罪行，当然应该揭露，但她觉得不该在周维炯主持的大会上，这样当面锣、对面鼓地“敲打”起来。
然而，周维炯并没有回避，说：“共产党的政策，对谁都是一样。别说漆树德是我亲舅，谁要干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就是老子娘也不行！”
周维炯的公开表态，赢得了全场雷鸣般掌声。
他还说，他对他的这个小舅是非常了解的，在组织上派他去武汉军校学习时，漆树德就百般阻止，说他这是“起浪头”，“图时新”，警告他说，“共产党将是乱国之寇，必须多加小心。”他相信大家对漆树德的揭发，会是有凭有据的。
经过调查，周维炯感到漆树德确属民愤极大，于是会议期间，他就派人把漆树德抓了回来。
抓了回来的漆树德，见到周维炯，居然端出长辈的架子，当着众人面，指着周维炯破口大骂，并上前要打周维炯。
周维炯实在忍无可忍，命令警卫员：“把他绑起来！”
警卫员知道漆树德是周维炯的亲舅，绳子找来了，却不敢动手。
漆树德见没谁敢动手，越发狂妄起来，认为周维炯不过是把他抓来吓唬一下，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便放出话来：“就凭你们几个毛猴子兵，几支破枪，就想造反？实不相瞒，我已写信到开封，不出十天，就会有大队人马来围剿你们。你们现在反悔，向国军投诚，还来得及，有我九爷（他排行老九）给你们担保。”
周维炯一听，怒火中烧。马上应道：“你居然还想着搬救兵来围剿红军，与人民为敌到底，好啊，好！我们等着，他们不来，我们还要去找他们呢！”
说罢，他抓过警卫员手中的绳子，自己动手将漆树德捆了起来。
这时候，漆树德的老婆，带着三十多位族亲，还挑了一挑子银元地契，赶来保释漆树德。
周维炯对送来的银元和地契，照单全收，但道理也摆在明处。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共产党也不是不讲人情世故；但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小舅他勾结反动民团头子柯守恒和顾敬之，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还写信到开封去搬国民党军队企图围剿红军，实属罪不可恕，理应得到人民的惩罚！”
漆树德老婆哭得鼻子一把眼泪一把，“好外甥”、“亲外甥”地向周维炯说情，说只要饶了漆树德这一次，放他回去，愿全家财产都充公。
周维炯哪管面前的这个舅母如何哭喊，为平民愤，仍命警卫员把漆树德押到了大会上。然后，予以处决。
漆树德被处决后，周维炯的母亲也赶到了南溪，她虽然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一向不喜欢她，常骂她是贱骨头，不该嫁到穷鬼周家，但毕竟是姐弟骨肉至亲，听说漆树德已经被周维炯处决，就老泪纵横，瘫倒在周维炯的跟前，说：“孩子，你革命，也不能不讲一点仁义啊！你这样绝情，叫我往后怎么去见娘家人？”
周维炯说：“娘，小舅和我们不是有什么私仇，他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不杀他，我还怎么革命？”
母亲伤心地望着周维炯问：“儿啊，你参加革命，除了革命，就啥都不要了？”
周维炯觉得一时半会给娘解释不清，便干脆说道：“除了革命，儿可以啥都不要！”
“娘也不要了？”
周维炯忙上前扶起母亲，说：“你又没干啥坏事，你的养育之恩儿怎敢忘记？”
母亲怔怔地，又问：“她，你是不是也不要了？”
周维炯知道母亲说到的“她”，是他的表姐，那是他的未婚妻；一对青梅竹马的伙伴，两小无猜，过去一直在热恋着。他说：“娘，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成亲；你就别再操这份心！”
母亲依然忧心忡忡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光顾着眼前，日子长着呢，可要小心啊！听说好多人出大钱要买你人头，我在家提心吊胆，天天都替你祷告几次呀！”
周维炯说：“娘，不怕，你不是也看见了，群众都向着我们嘛！”
在南溪召开的群众大会，开了整整三天。周维炯的大义灭亲感动了成千上万人，会议期间大批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三十二师得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发展。
会后，徐德英重又回到了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政府，仍干她的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到了这年的十月，周维炯获得一个情报：商城县的民团和顾敬之的民团因征收捐税，分赃不均，正混战于商城的北乡，县城里只有警卫队和红枪会的二三百人留守，此乃天赐良机，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智取商城！”
周维炯首先在师部的手枪队挑选出十六名精明强干的指战员，化装成卖油条的商人和卖菜的农民，趁着天亮前混进城去，控制住四个城门的岗楼。然后，将全师隐蔽靠近，一旦岗楼被端掉，便全线发动总攻，给守敌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红三十二师成立以来，第一次攻打县城，周维炯知道，此役只能胜，不能败，所以行动之前，他在部队进行了一次总动员，还组织起部分区乡的赤卫队予以配合。
徐德英听了传达后，兴奋得一夜没睡，主动请缨，并亲自带领二区四乡参战的青年赤卫队员，赶赴指定地点待命。
由于事先对城里敌人的分布和防御情况了如指掌，战前又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因此，四个城门的岗楼如期得手，随着一声激越的冲锋号骤然响起，埋伏在各处的红军和赤卫队员，就潮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向城里猛扑过去。这时，敌人刚刚起床，遭此突袭，乱作一团。周维炯则带人直取县衙，和敌警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手持双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敌人招架不住，纷纷缴械投降。徐德英也带着她的青年赤卫队员，协同红军，冲入了敌人红枪会的队部。
没用一个时辰，红旗便插在了商城县政府的楼顶上。
商城解放了，商城县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就在庆祝商城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的庆祝大会上，徐德英第一次听到了后来被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
张灯又结彩，
光辉灿烂现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们，
亲爱的农友们，
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热烈而又悠扬的歌声，赢来了阵阵掌声，徐德英竟被这支歌感动得热泪盈眶，跟着使劲地鼓掌。她想不到歌声居然可以像箭一样，像朝霞一样，像春风一样，让人心动，让人陶醉，让人提神长劲。
她一阵阵发愣。所以发愣，是因为她对这支曲子并不陌生。她知道这曲子原是来自大别山的一首情歌。这首情歌原先的歌词她太熟悉了，大家就叫它《小小鲤鱼》——
小小鲤鱼是红腮，
上江游到下江来，
头摇尾巴摆，
头摇尾巴摆，
小小金钩将你钓起来，
不为冤家不钓你起来！
谁曾想，一首再普通不过的情歌，在这里变成了一首革命歌曲；男女情爱原本同革命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只是改动了一下歌词，就把对爱情热烈的倾诉，变成了对革命理想的热情赞颂。
当然，徐德英不知道，这支革命歌曲不久就由大别山传到了中央苏区的井冈山，后来随着红四方面军西撤入川，又把它带到“天府之国”，最后带到了延安。其实，延安黄土高原上的那个李有源，同样是把流传在陕北的情歌《跑白马》改编成了一度风靡全国的《东方红》。
徐德英从县城回到二区四乡，在二区苏维埃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她带领四乡的文艺宣传队，在大会上表演了一个引起不小轰动的节目。那节目是一个大合唱，合唱了一首革命歌曲。歌词就是徐德英亲自操笔的，她将流传在家乡的一首情歌重新填词。
原词是——
郎在田里薅黄秧，
姐在塘边捶衣裳，
郎薅三下望着姐，
姐捶三下望着郎，
望着郎，
棒槌打在石头上！
徐德英将它改写成了一首颂扬周维炯的革命歌曲——
工农士兵齐暴动，
大别山上太阳红，
五月六日立夏节，
武装起义成了功，
成了功，
不忘英雄周维炯！
这首歌不仅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还很快传到了周维炯的耳朵里。周维炯听说歌词是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一个女干部编写的，说这女干部才年方十五，十五岁就担任了妇联主席、团委书记，很了不起，是个人才，就想见一见。
周维炯想见一见“女主席”的消息，传到徐德英这儿，她激动得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这天，她鼓起勇气，骑上一匹大白马，径直去了红三十二师师部。
当梳着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身着蓝底白花对襟褂和阴丹士林长裤的徐德英，突然站在周维炯的面前时，他竟被眼前如花美貌的徐德英，惊得一个愣怔。他好奇地问：“小姑娘，你找谁？”
徐德英面对自己心中的偶像，本来还有些心慌气短，听对方这么一问，不免感到几分委屈：“怎么，当了师长，就不认识我了？”
周维炯很是诧异：“我们见过面？”
徐德英毕竟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群众工作，与各色人等打过不知多少回交道，算是见过世面了。她口齿伶俐地说：“当然。你再想想，过去你是不是去过笔架山学校？”
周维炯猛然想起来了。想起了那个目不转睛听他说话的女学生，想起了那个给他编写的话剧直陈意见的漂亮的师妹来。马上问道：“你是徐德英？”
其实，他们也只是那次的一面之交，周维炯竟然记住了自己的名字，这让徐德英很是兴奋，兴奋得脸上飞起了红云。周维炯见了，倒变得不自然起来，连忙解释：“你当时指出不该放弃必要斗争的意见，我印象很深，所以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说着，为徐德英倒了一杯水，示意她坐下，问道：“今天你找我有事？”
徐德英一听，立即反问：“听说你要见见我，你找我有事吗？”
徐德英这一问，又把周维炯问住了。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位小师妹就是商城二区四乡的妇联会主席、团委书记，便笑着问：“《不忘英雄周维炯》的歌子，是你编的？”
“是呀，不好吗？”
周维炯收起了笑容，说：“不好，很不好。”
“为什么？”这让徐德英感到意外。
周维炯沉吟了一会，严肃地说：“我就是一块铁，也打不了几根钉。‘武装起义成了功，那是大家的功劳，你这么一宣传，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了吗？没有商南特委书记徐子清的支持，没有党代表徐其虚以及那么多干部战士的奋不顾身，敢打敢拼，我一个人就能成事？”
徐德英想想，周维炯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她并没被完全说服。红着脸问：“就为这事，你要见我？”
周维炯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红三十二师现在发展壮大了，有的是枪杆子，就缺笔杆子。作为一支战斗部队，首要的当然是打仗，要能打硬仗，打胜仗，但宣传工作一样的重要啊！你如果愿意，可以到我们师部来搞宣传。”
徐德英做梦都想成为红军战士，她一下站了起来，双脚并拢，向周维炯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同时大声喊道：“报告师长，红军宣传员徐德英现在前来报到！”
周维炯被逗得哈哈大笑。不过他却严肃地提醒：“欢迎你的到来。但今后不准再宣传个人，这应该成为一项宣传纪律！”
徐德英的两腿再一次并拢，响亮地回答：“是！”想到自己在地方的工作，于是问：“那，我在二区四乡的工作怎么办？”
周维炯说：“地方政府，我会打招呼。”
三、离死亡最近的人
师部来了个漂亮的妹子，还是能写一手漂亮文章的知识分子，这消息不胫而走。师部的干部，以及来师部公干的指战员，不少人看稀罕似地，从徐德英的门口路过时，都会忍不住地放慢脚步，或干脆停下来，伸头探脑，向里张望。大家发现，新来的宣传员果然明眸皓齿，但眼尖的人还是发现了，这个漂亮的小姑娘，竟然有着一双小脚。尽管，它的脚，裹得不像传说的那种“三寸英莲”，但毕竟裹过，不是大脚。
“这样的女孩子，跑不能跑，跳不能跳，怎么能随军上前线？”有人提出质疑。
这一点，确实被周维炯忽视了。他见过徐德英两面了，两面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只是他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脚上。其实，他压根儿就不会想到，革命的热情如此高涨的小姑娘，也会有一双小脚呢。人毕竟已经调来了，工作得也很不错，如果现在就以“小脚”作为理由，打发她回地方，未免太伤人自尊。再说，当初被裹小脚，根本由不得她自己。何况师部就驻扎在商城的县城里，暂且又没有外线作战的任务，周维炯还是坚持把她留在了师部。
然而不久，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空前尖锐起来，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酝酿已久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在东起山东，西至湖北，绵延数千里的疆场上展开了百万大军的厮杀。原驻守在鄂豫皖的蒋介石军队倾巢外出火并，这给了大别山的红军队伍提供一个难得一遇的发展机会。这时的大别山已经有了三支红军的队伍，继商南“立夏节起义”之后，在皖西六安和霍山，两县的农民和士兵也暴发了“六霍起义”，成立了红三十三师，再加上湖北“黄（安）麻（城）起义”创建的红三十一师，三支红军的队伍，武装割据了三块革命根据地。
周维炯审时度势，便决定先和红三十三师取得联系，趁势南北合击，扫除商南与皖西边境的残余之敌，让鄂东南和皖西两大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然后，再调头向西，与红三十一师协同作战，横扫盘踞在长岭关、松子关等险关隘口上的敌人，让鄂豫边和鄂东南也连成一片。
这无疑是一个宏大的计划。
事实证明，周维炯的这一计划，在友军的积极配合下，只用了四个月就基本实现了。
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周维炯率部东讨西伐，南征北战，有着一双小脚的徐德英，显然无法随军行动，因此，一九三〇年二月，她不得不含泪离开红三十二师师部，回到地方，又回到商城二区，只是没再回到二区四乡去干她原先的妇联会和团委的工作，而是留在了二区，出任二区的苏维埃主席。
徐德英虽然没有随军冲杀在第一线，但她领导的二区苏维埃却在红军兵源的及时补充和后勤的保障上，做了大量工作，为此东奔西走，日夜操劳。
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出北伐名将许继慎，赴鄂豫皖苏区将三支红军的队伍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并任军长。周维炯被调任整编后的红一军三师师长。从此，三支红军的队伍形成了一个钢铁般的拳头，很快就在鄂豫皖三省边区打出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于是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不仅蔚然成片，而且迅速扩大，比周维炯制定的那个计划，有了更加惊人的发展。短短时间，三省边区二十六个县建起了革命政权，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平方公里，足有欧洲爱尔兰那么大；人口最多时达到三百五十万，超过了井岗山的中央苏区。它西迫武汉，东胁南京，威震长江，犹如一把利剑横在中原，插在蒋介石心上！
这年六月，大别山苏区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也就在这个月，徐德英调出商城，被派往中共固始县委担任秘书。
固始县的县名，源于东汉光武帝“欲善其终，先固其始”之意，它南依大别，北临淮水，属于华东与中原的交融地带。县苏维埃刚建政不久，革命的力量相对薄弱，由于这时的徐德英已有了区、乡政府的工作经验，又在红军师部搞过宣传，调她去固始县委，显然是组织上对她的信任。
当然，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百废待举，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反匪反霸，土地改革，组建地方武装，成立妇联会、共青团乃至儿童团，等等。工作很辛苦，也很琐碎，好在徐德英很年轻，有热情，再说当时的整个鄂豫皖苏区正处于鼎盛时期，革命的形势如日中天，她就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劲，且乐此不疲。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从苏联归来的二十六岁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和策划下，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王明派出同样从苏联归来的张国焘来到大别山。张一到大别山，就提出一个攻打安庆震撼南京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如果实施，势必就将大别山的红军队伍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甚而会使来之不易的鄂豫皖苏区毁于一旦。因此，这个计划，遭到了以许继慎和周维炯为代表的红军将领的坚决反对。张国焘自诩是以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身份来到大别山的，他代表着党，反对他，就是在反对党中央；反对党中央，自然就是反革命。为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一场“改造这个苏区的党，改造这个苏区的红军”的“大肃反”开始了！
因为在远离革命中心的固始县，徐德英对已经发生在上层的这场腥风血雨的“大肃反”，毫无知觉。只知道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一场争斗已经结束了，这时的蒋介石正虎视眈眈地盯住了大别山。蒋坐阵武汉，调兵遣将，敌三十师已进驻信阳，敌五十八师、十二师和国民党王牌第二师，均调在鄂南。敌人大军压境，固始县委为加强地方武装，让徐德英接任了县游击队队长。固始不像商南一带山高林密，境内虽说也有部分山区和丘陵，但更多的还是平原与洼地，她尽管有着一双小脚，但配备了一匹战马，一样地可以来去如风。
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德英，聊起她在固始当游击队长的那段经历时，她的话却戛然而止，长时间地陷入沉默。
长时间的沉默过后，她才把话接起来。
她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外县就不断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有两千五百多名红军将士分别被打成“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在豫南光山县白雀园的小东门被处决，河水都被染红了。她说，皖西是这次地方上“肃反”的重点，六安县委机关在“肃反”中除了两个炊事员，其余的全部被杀，霍山县委的整个领导班子整个被打成“第三党”。让徐德英感到巨大震惊的是，周维炯和红一军军长许继慎也一道被抓起来，说他俩的问题是最大的。
听到这些消息时，她怎么也不敢相信。不知道上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像天要塌了似地，陷入了巨大的恐怖。
接下来，固始县委书记蔡仲美也突然被政治保卫局的人逮捕。蔡仲美是固始县党的首任县委书记，他为这个县党和苏维埃的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逮捕他的时候，他很坦然，还安慰着大家说：“我不会有事，很快就会回来的。”和蔡仲美同时被捕的，还有豫南地区的早期党员、固始县党的地下组织的创始人王子春。
他们被带走后，一去无音信，后来才知道，不久就都被处决了。处决的原因也说他们是“第三党”。
徐德英感慨道：“那时站出来干革命，确实就是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上。不说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杀，枪子儿不长眼，随时得有牺牲的准备；革命队伍的内部也是防不胜防，那么多优秀的红军将士和党的干部，一个早上，莫名其妙地就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令人痛心！”
就在蔡仲美、王子春被处决的消息传到固始县不久，徐德英也被政治保卫局的人逮捕。
那几天，徐德英带着游击队在执行一个任务时，不慎崴了脚，伤得很厉害，只好回到洪湾的家里疗伤。这天，已经很晚了，母亲正在用热毛巾为她敷着伤脚，就听门被突然敲响了。
“谁？”徐母想不出天已这么晚了，还会有谁上门。
徐德英警觉地翻身下床，取出手枪，隐身在一个橱柜的后面。
“我，三娃子！”
听说是自己的通讯员，徐德英松了口气，要母亲快去开门。
谁知，推门而入的，除了通讯员三娃子，还跟进来两张陌生的面孔。
“你们是？”徐德英盯着陌生人问。
陌生人毫无表情地亮明了身份：“我们是政治保卫局的！”
首先感到吃惊的，是带着他们来洪湾的三娃子。三娃子扭过头去狐疑地问：“你们不是红三师作战科，来向徐队长了解游击队人员与装备情况的吗？”
徐德英从三娃子的话中，便知事情不妙。但她还是收起枪，平静地问道：“找我有什么事？”
其中一个陌生人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我们把有些问题搞搞清楚。”
话声刚落，这个人就猛地扑过来，控制住徐德英，另一个随之缴了她的枪。
徐母见此情景，先是大惊，很快冲上去，拦住陌生人。她怒不可遏：“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家英子十五岁就参加革命，这次负伤才回家休养两天，她到底干了啥坏事，要你们这样对待她？”
发现徐母拼着老命护着自己的女儿，来人便换了一副面孔，和颜悦色地解释说：“老人家，你别误会，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请徐德英同志协助组织上查清一些问题，没有别的意思。”
徐德英见事已如此，也只得劝起母亲：“我就跟他们去一趟吧！不会有什么事，娘，你放心好了。”
就这样，徐德英简单收拾了一下，就随陌生人出了门。
徐德英一路上都在想，回想自己调到固始县委一年多的时间里，究竟在哪儿出了问题？想来想去，没有呀，自己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时时处处严格地要求着自己，这些都是受到大家一致好评的呀！她想不出政治保卫局会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她“协助”“查清”，更蹊跷的是，他们没把她带回固始县，而是直接前往商城。
她刚被带到商城县的一处地方，就来了几个凶神恶煞的壮汉子，完全不顾及她是个女同志，饿狼似地一齐扑上来，把她死死地按在地上，一个人竟用脚踩着她的头，另一个骑在她身上，用膝盖顶着她的胸部，羞辱着她，将她五花大绑。
“我犯了什么罪？”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她惊诧地挣扎着，问这帮人。
用脚踩着她头的男人说：“这你比我们更清楚！”
徐德英大声声辩：“我不明白！”
骑在她身上的男人说：“想想看，过去你在商城都干了些什么？”
直到这时，徐德英才知道，抓她的是商城县政治保卫局的人。这使她想起商城县委一年前发生过的一件事。一想起那件事，她心里就发怵，感到革命队伍的凶险和复杂。
周维炯在丁家埠成功发动了立夏节起义的当天晚上，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地方同时策应，产生那么大影响，是因为幕后有着商南特委徐子清和徐其虚的精心策划。由于起义的主要发生地在丁家埠，而丁家埠当时隶属商城县，所以，起义成功之后，信阳中心县委就把红三十二师划归商城县委领导。这样，问题就来了。徐子清和徐其虚认为将一支红军部队划归一个具体的地方县委领导，显然不利于它向外发展，更不利于今后它同兄弟的红军部队联合作战。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是从鄂豫皖苏区和大别山红军的全局考虑的。然而商城县委却觉得“二徐有政治问题”，再联想到二人是由鄂东南特委秘密派到商南一带来的，就认定他们心怀不轨，“是要把这支红军队伍拉到湖北去”，就不允许两人作任何的申辩，下令逮捕，并秘密处死。
当时，徐子清才二十七岁，徐其虚更年轻，只有二十三岁。且不说徐子清曾组织过大别山最早的“黄（安）麻（城）起义”，徐其虚还是直接参加过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两人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三十二师的建立，更是功不可没，只为几句实事求是的话，便遭秘密处决，这事，惊动了党中央。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即派郭述申和刘英赶赴商城，彻查此事，二人明确告诉商城县委，他们是受中央委派而来，结果也差点儿被干掉。这事被闹得很大，影响极坏，上自党中央，下至鄂豫皖苏区党委和政府许多干部都知道。后在周恩来的一再干预下，信阳中心县委才痛下决心，将商城县委的一班人全部撤职，其主要负责人王泽握被清除出党。
正因为徐德英听说了“二徐事件”，所以当组织上要调她去商城县委工作时，她提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那时固始县委刚组建，徐德英就自告奋勇地要求到固始县委去工作。当然，她不可能会知道，就在她调到固始县委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和鄂豫皖苏区的领导班子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组建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的周恩来，被迫离开上海，去了江西的中央苏区；执掌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大权的，用徐向前话说，已是“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的张国焘。因此商南特委书记徐子清和红三十二师党代表徐其虚被秘密处决，其实是开了鄂豫皖苏区“左”倾杀人的先河。
徐德英被押到商城政治保卫局，正式审问她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认识周维炯吗？”
徐德英一惊。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开门见山就把周维炯扯进来？从这些人提到周维炯名字轻佻的口吻，可以料到，周维炯在这场“肃反”中已是凶多吉少。
但她难以容忍这种口气，难以容忍他们对自己心目中英雄的亵渎。
她回答得很坦然：“认识。”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徐德英说：“他是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三十二师的创建人，是对革命有大贡献的人！”
主审是个瘦得颧骨突出、目光阴冷的中年男人。他猛地拍了桌子：“是不是还准备把你歌颂周维炯的那支歌子，也在这里唱一唱？”
徐德英这时已经完全清楚商城政治保卫局把她抓来的真正原因了。正因为十分清楚了，所以也就感到极度的悲痛和巨大的困惑。她想，周维炯是为革命的事业能够置生死于不顾，甚至可以大义灭亲的一个人，他能有什么问题？倒是这场闹得人人自危、高度恐怖的“大肃反”，肯定出了问题。这种可怕的现实，对一个誓将一切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有着无限憧憬和渴望的热血青年来说，其痛苦的感受是刻骨铭心，令人绝望的。
“你当过周维炯的秘书吗？”颧骨突出的瘦男人突然又问。
徐德英予以否定：“没有。”
“你说没有，难道就没有了吗？”
徐德英一听，无话可说。对方如此蛮横，不讲道理，她反倒冷静下来。她反问：“就算我曾当过周维炯的秘书，又犯了什么罪呢？”
对方咬牙切齿地迸出两个字：“死罪！”
徐德英的心猛地一紧。她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感到周维炯，甚至还有许继慎，这些大别山人民心中的英雄，遭到恶人陷害，怕是在劫难逃了！可是，像许继慎周维炯这样的红军高级将领，创建了大别山根据地的声名显赫的革命功臣，谁又敢这样明目张胆地陷害他们呢？
徐德英陷入沉默。
“交待你所知道的周维炯反党反革命的事实！”主审的瘦男人厉声喝道。
徐德英说：“他干了哪些反党反革命的事，我不知道。”接着说了些她所知道的周维炯感人的事实。
“住口！”对方又拍了桌子。
接下来对方又问了一些什么，徐德英全然听不进去了。
“为什么不说话？”
徐德英反唇相讥：“你不是要我‘住口吗？”
她的这句话刚落音，就被几个冲上来的彪形大汉拳打脚踢。一个小眼睛的打手，一直淫荡地望着她，这时也冲上来，下脚很重，有一脚就朝她的下身踢过来。她被踢翻在地后，小眼睛接着揪住她的头发，薅草似地把她又从地上薅起来。发现她是小脚，就开始跺她严重崴伤了的那只小脚，跺得她死的心都有了。
她无法想像，革命的队伍里居然会有这样一群禽兽不如的人。她下定决心，不准备再说话。逼急了，也只是说：“不知道”。因为他们追问的那些问题，她确实不知道。不知道，打死也只能说不知道。她心里很清楚，不管遭遇到什么情况，也不能往自己崇拜的英雄身上泼脏水，做那种落井下石的小人！
后来发现从徐德英的嘴巴里确实也“掏”不出他们需要的东西了，就把她关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子里。
第二天，半夜时分，徐德英已迷迷糊糊了睡过去，忽然被压在身上的一个人惊醒。醒来才发现，自己上衣的几个纽扣已被解开，忙挣扎着想把这个人推开，结果没有推开，她的上衣却被撕开，一双有力的大手伸向她裸露的乳房。
徐德英不顾一切地咬破嘴唇，将满口的鲜血喷到这人的脸上，同时大声呼救。
压在她身上的这个人吓坏了，只得落荒而逃。就在这人回身锁门的瞬间，她认出来了：此人就是白天出手凶狠的那个小眼睛男人！
这是让我们尴尬的一段历史。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的历史。
一九三一年秋末或是冬初，周维炯和许继慎先后被秘密杀害。过去整整七十年了，至今人们也闹不清二人被杀害的具体时间及确切的地点，并且，死不见尸。
周维炯和许继慎被杀害的第二年，徐德英和被认定为“改组派”或是“第三党”的苏维埃干部，也被押上了刑场。不同的是，周维炯和许继慎是被秘密杀害的，而处决她们是公开的。地点就选在月亮地，而且是允许大家到场观看的。
自从红三十二师在这片荒坡上镇压了一批“白狗子”，周维炯挥师西征反动民团和还乡团乘虚而入反攻倒算，也在这里枪杀过一批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后来红三十二师打回来又在这儿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因此月亮地便成了远近闻名的乱尸岗。由于月亮地离香火旺盛的响山寺和十分繁华的金家寨都不太远，听说这天要在这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不少群众和有关家属早早就赶了过来。
徐德英的父亲长年卧床不起，刚刚去世，徐母就又听说女儿要被处决的消息，这种打击对她是太大了。这天她也赶了去，一路上泪流不止，边哭边叨叨：“我可怜的英子，你还不满十八啊，为啥国民党要抓你，共产党要杀你？这究竟为啥呀？你真的就这样丢下娘吗？……”
太阳升起一丈多高了，通往远处的那条黄泥路上仍见不到一个人影，偌大个月亮地，死一般寂静。直等到将近晌午时，才发现黄泥路的尽头忽然尘土飞扬，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来到近处才看清这是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走在前面的，是十多个扛着明晃晃大刀的行刑人员，随后就是将被处斩的四五十个男男女女，接着是队列整齐佩有各种枪支的红军指战员，压阵的是两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不用说，那是两个政治保卫局的官员。
队伍终于在月亮地停下来。随着马背上一个官员的一声喊，持枪的红军指战员迅速散开，控制住了周边的大小路口，同时将被处斩的男男女女，已被押到一块平坦的草地上。
徐母终于看到了英子。
她看到英子站在那群男男女女的最后排。也许是在不见天日的黑屋子里关久了，又营养不良，英子的那张脸变得异常消瘦和苍白，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与生气；两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此时也像一堆枯草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头上和肩上；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衣，皱皱巴巴裹在身上，清晰地留有血痕，有一处已看得见里面的皮肉。
徐母见英子也在向这边人群中东张西望，就拼命往前挤，好让英子看到自己，好对英子说句什么。这时，人群中突然骚动起来，只见有五六个将要处决的年轻人被拉出队伍，没容他们站稳，就被踢跪在地上，每人身后都站着一个手提大刀的壮汉子。一声令下，几把大刀同时扬起，又迅速落下，手起刀落之间，跪着的年轻人全部倒下。其中有两人分明已是身首异处，在没有倒下之前，砍掉脑袋的颈部有一股殷红的血浆，如喷泉般直射天空，随即便湿漉漉地染红一片田垄，尸体被踢进了面前的洼地。
充当刽子手的赤卫队员，神情是那样的坦然而从容，他们就像平日上山砍柴草，或是下菜园在割韭草，甚至还像过年杀猪宰羊一样的娴熟而又兴奋。围观的人群大都神情漠然，有的好像十分兴奋，竟高兴地叫起来，甚而拍起了巴掌。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在为苏区的人民除害！
这场景，却让徐母吓得魂飞魄散，差点儿昏厥过去。
她不敢再看下去。站在边上的几个妇女也不敢再看，已哭成一片，但哭声显然是被压抑了的。
不敢看，也得看自己的英子啊！当徐母再次抬头望过去时，正好看到又一批人被大刀砍倒在地，又有一个人的脑袋被生生地从颈子上砍下了，然后像球一样被踢下田垄，踢进了垄前的洼地上去。洼地上横七竖八堆着尸体，洼地的一汪水已被染得猩红。
没被处斩的只剩下了最后一排，最后的一排人中间，就有英子！
徐德英这时终于看到了人群中的母亲，她无比绝望地望着母亲，张开嘴巴，正想向母亲说句什么，就被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子在背后用力一推，险些跌倒，没等立稳，已被踢跪在田垄上。
壮汉的动作十分粗鲁，那一脚踢得很重，徐德英的膝盖撞在一块尖利的石头上，痛得她五官都错了位。但她已顾不上这许多，奋力抬起头，望着母亲悲愤地喊道“娘！女儿死得冤啊！……我没干对不起革命的事啊！……”
听到英子撕心裂肺的喊叫，徐母的心，顿时碎了。“不要杀我的英子！”她凄厉地喊着，一边疯了似地冲出人群，向英子奔了过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但是，没等徐母奔到英子的跟前，枪声响了。应着枪声，徐母倒在了横陈着一大片尸体的洼地之中。
徐德英想站进来，向母亲跑过去，就发现身后的大刀被扬了起来。在大刀的寒光中，她看到死亡的阴影已向她扑来，出于一种本能，她下意识地缩了下脑袋，同时扬起左手，企图去挡住砍过来的刀刃。
一阵锥心刺骨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她发现自己并没挡住锋利的刀刃，只是没让它砍在脖子上，但她左手除大拇指外，其余的四个手指已不翼而飞；左眼也被血水完全糊住了。
壮汉子见自己一刀没把人砍死，再次扬起了大刀。
当大刀又一次砍过来时，徐德英拼尽浑身的力气，向一边闪去，但她依然没有完全躲闪开，刀还是砍到了脖子上。幸亏脖子上带了个银项圈，这银项圈是祖母传给母亲的，母亲又传给了她，又粗又硬的银项圈将刀刃挡了一下，然后才落在脖子上。她的脖子被严重砍伤，却仍然没有被砍死。
两次没被砍死的徐德英，对死亡已经麻木，也变得无所畏惧了。她忍着剧烈的疼痛，毅然转过身，去看向她凶残挥刀的壮汉子。
这时的壮汉子已经砍过四个人了，也已经砍得麻木了，当徐德英转过身，极其愤怒地逼视着他时，他才发现两次没被自己砍死的，原来是这样的年轻、又是这样漂亮的一个姑娘！
他攥着大刀的手，情不自禁地抖了起来。他不敢正视徐德英逼视着自己的眼睛，慌忙四下里张望，当确信刚才发生的这一切并没被大家注意时，便飞起一脚，把徐德英踢下田垄，踢进了死人堆。
四、挣不断的红丝线
徐德英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的夜里。
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能够睁开的只有一只右眼，油灯的光又是那样暗淡，因此，眼前的图景是模糊不清的。
尽管看过去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徐德英还是吃了一惊：她发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金家大少爷金兴江！
她想坐起来，才感到周身疼痛，已经动弹不了。她梦呓般地问：“我这是在哪儿呀？”
金兴江说：“在我家。”
徐德英听清了——因为听清了，更是一惊：“我怎么会在你家？”
她极力想起来看清自己究竟躺在什么地方，继而发现自己的左手和颈部都出了问题，左眼、左手和整个颈部巨大的刺痛，唤起了她的记忆，想起了发生在月亮地那可怕的情景。
“我娘……她在哪儿?”徐德英悲切地问。
金兴江没有说话，慢慢扭过头去。
徐德英不再追问了，她仅剩下的一只眼已浸泡在泉涌般的泪水中。
过了好一会，金兴江才小心地转过脸，伏下身子劝说道：“英子，你伤得很重，不能这样太伤心，要想开一点。”
徐德英的知觉渐渐地恢复过来，才看清自己的半边脸、左手以及整个颈部都裹着厚厚的纱布，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中草药气味，尽管药味很浓，她依然还可以从药的气味中闻出一阵阵檀香的清香。
徐德英一再追问下，金兴江说起了这四天中发生的故事。
商城县公开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的这天，金兴江也去了月亮地。听说要被处决的就有徐德英，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因为，英子在他的心目中，一直就是“革命”的化身，是个为了革命可以舍弃一切的人，她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分子呢？
一到月亮地，他就在人群中发现了徐母，不由心中一紧：莫非听到的消息当真？也就在这时候，队伍开过来了，在人犯中，果然就看到了英子，他再没有勇气走到徐母跟前去，甚至怕徐母和英子发现自己来到了刑场，慌忙躲到人群的最后面，不敢去看月亮地即将发生的事情。
不知过了多久，蓦然传出一声恐怖的枪声，人群一阵骚动，抬眼望去，应声倒下的居然是徐母。紧接着就看到刽子手举刀向英子砍去，他直感到天塌地陷，世界到了末日，两腿一软，跌倒在地。
当他清醒过来时，行刑的队伍已不见踪影，围观者正纷纷散去，剩下的已奔向洼地，在死人堆里痛不欲生地翻找着自己的亲人。他一个激灵站了起来，也向死人堆奔过去。
他找到了英子。这时的英子，浑身满脸都是血，样子十分怕人地躺在一大堆尸首中间。
金兴江什么也不顾了，拼命把她拖到田垄上，撕下自己的白衬衫，就去擦英子脸上和身上的血迹。擦到英子的胸部时，他的手猛地一抖，停住了。他触到了英子隆起的绵软的乳房，触到英子乳房的一刹那，一种意想不到的感觉，使得他像触到了电一样，周身一颤，迅速抽回手。抽回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紧张地回忆着，回忆着，回忆着刚才一刹那真实的感觉。这意外的感觉，让他激动得几乎要窒息了。因为他发现：英子的胸部居然是温热的！
金兴江以为自己产生了错觉，忙丢开衬衫，他把僵在半空的手放下来，再次小心地向英子的胸口伸去。他终于进一步确信：英子的胸口是温热的，而且还察觉到了英子心脏的跳动！尽管这种跳动是极其微弱的，不易被察觉，他却察觉到了。
这一发现，让金兴江狂喜不已！
他怕周围的人也觉察到这一点，以至会生出意想不到的麻烦，便抱起英子迅速离开了月亮地。
他先把英子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回头把徐母就近掩埋了，直等到天黑才把英子偷偷背回家。
金母见儿子竟然把被红军处死的徐德英背回家来，吓得和徐德英一样地面无人色：“儿啊，你疯了，你把个死人抱回来干什么呀？”
金兴江流着泪说：“她没死，还有气呢。”
金母见徐德英已经被砍得血肉模糊，大惑不解：“你还想把她救活了做媳妇？”
金兴江知道母亲是被英子可怕的样子吓坏了，就埋怨道：“你有完没完？我和她的事不是你们撮合的吗！”
说着，他十分小心地把英子安顿在床上，为她仔细地擦揩着身上血迹，一边轻声地呼唤：“英子！英子！你醒醒，你醒醒呀！”
但是，不管金兴江怎么呼唤，英子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过。他并不灰心，因为他发现她的胸口依然没有冷却，依然可以感触到她心脏的跳动，就要母亲去找以前同父亲交往甚密的一位医师。
这以后，—连几天，金兴江就片刻不离地守在英子身边。起初，英子已经喂不进药，金母担心地说：“怕是救不活了。”他就撬开英子的牙齿，硬喂。喂过药，就把她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去焐她的身子，不能让她的胸口变凉了。他相信只要她的胸口不凉，就有希望。
就这样，金兴江四天四夜没合眼，四天四夜没有离开英子一步。到了第四天的午夜，这才见英子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终于苏醒过来。
一直也忙在边上的金母，见英子睁开眼，连忙跑过去点上了一炷香，说：“苍天有眼，这是兴江感动了观音菩萨啦！”
徐德英听罢这四天发生的故事，先是呆呆地望着金兴江，然后无言地闭上了眼睛。
她不知道此刻应该对金兴江说些什么。母亲的惨死，自己如此遭遇，她真有些万念俱灰了。发生在这几天的事情，金兴江能够说得清，而发生在这几个月的事情，她却无法说得清。她一直恍惚置身在一场梦境中，这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太可怕了！过去，她憎恨这个社会的黑暗，所以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没有想到参加了革命的队伍，一样地让她感到痛心疾首。她想不明白，听说张国焘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缔造者，可他为什么对大别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这样的心狠手辣？他不仅杀害了创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军三十二师的周维炯；还把领导了“黄（安）麻（城）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创造了鄂豫边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并先后创建了红军三十一师、三十三师的戴克敏、曹学楷、舒传贤、姜镜堂全都杀害！
她所景仰敬慕的这许多革命家，到头来一个个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为什么会这样？
又为什么能够这样？
自己无比热爱和信赖的革命组织，无情和残忍地要将她置于死地；而她一向鄙夷、认为不是一个阶级一个队伍的“地主狗崽子”，却反而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救她。这一切，她更是想不明白。
她曾经坚信不移并决心为之献身的那美好神圣的一切似都被玷污被击溃，不知所措。
她痛苦不堪地睁开眼，发现金兴江一直就在望着她，便凄然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救我？”
想不到，金兴江突然反问：“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徐德英不知道金兴江会这样问她，她没有回避，说：“我也不知道。”
金兴江却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姑娘，是上帝给了我一个走近你的机会，我不这样做，会后悔一辈子！”
金兴江的话，说得徐德英鼻子一酸，涌出了满眼的泪水。她发现，自己过去并不真正了解面前的这个年轻人。虽然彼此之间的阶级成分不一样，却是有着同样一颗真诚善良的心。这么多年，她从不正眼看他一眼，一直误解了他，错怪了他！
但是徐德英并没有把自己想到的这些说出来。
金兴江的家在一个山坳里，单门独院，徐德英又是被安排在后面的一间厢房里。除去请过医生，再没惊动过任何人，因此，徐德英在那间厢房里住了几个月，基本上平安无事，她的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可是，这天，缠了很久的那些纱布一一被拆除了，她终于知道自己的左手残疾了，左眼完全丧失了视力，她的心像一下落进了冰窖中，全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她问金兴江：“我原来的那件上衣呢？”
金兴江说：“全染上了血，再洗也洗不净。怎么，你还想要？”
金兴江将那件白底蓝花的上衣找出来，递给了徐德英。徐德英望着血迹斑斑的衣裳，愣了一会，就往口袋里掏东西。
金兴江不由心中一紧。
他知道英子在找什么，但那件东西是绝对不能给她的，至少现在不能拿给她。
他慌忙转过身要出门，却被喊住。
徐德英盯着问：“我口袋里的东西呢？”
金兴江明知故问：“什么东西呀？”
徐德英终于说出金兴江最怕听到的三个字：“小镜子！”
金兴江假装回忆了一下，说：“噢，你是要它。那还是我娘在你去报考笔架山学校时送你的。它太小，也太旧，被我扔了。赶明儿有空，我到金家寨给你买个更好的！”
徐德英见金兴江推三阻四，是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可她度日如年地等了几个月了，就盼望着拆去纱布的这一天，要知道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现在就要！”她伸出了手，大声地喊着。
金兴江有些胆怯地望着徐德英：“恐怕……找不到了。”
徐德英忍不住地嚷了起来：“你扔哪里了？你现在就去找呀！”
金兴江只好走出去转了一会，再回来时摊着双手，说：“真不知丢哪儿了，没找到。”
徐德英不再问了。她一下坐起来，不顾金兴江的劝止，下了床，颤颤巍巍地跑到金兴江住的房间，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一副不找到决不罢休的样子。
无奈，金兴江只好从自己口袋里把那面小镜子掏出来交给她。
可以想象到的情形随之发生了：徐德英接过小镜子，急不可待地照起来，这一照，她惊得差点昏厥过去。
原先那人见人爱姣美水灵的脸盘，没有了；出现在镜子里的是一副狰狞丑陋得令人恐怖的模样，形同鬼魅：左眼的地方眼球不见了，出现了一个深深下陷的肉坑；左眼的刀疤，已将整个半边脸的皮肤都拉扯得严重变形；左侧颈部赫然隆起一道既粗且长的巨大的疤痕，一如有条紫黑色的巨大的蜈蚣吸附在那儿。
“这就是我吗？……”
徐德英被镜子中的那个丑八怪吓坏了，她惊恐万状。
一直陪伴了多年的心爱之物，陡然从手中滑落，跌成了碎片；随着镜子的破碎声，徐德英也颓然倒地，不省人事。
金兴江慌忙把她抱起来，金母闻声也赶了过来，二人一声声呼唤，终于把徐德英唤醒。
徐德英悲痛欲绝地捶打着金兴江：“你不该把我救活！我现在成了这副鬼样子，你让我怎样活下去啊？”
金兴江不知怎么劝英子才好，他替她揩着脸上的泪水，说：“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漂亮，现在你除了失去一只眼睛，别的方面比谁都强！”
徐德英推开金兴江伸过来的手，悲苦地呻吟道：“你这不是在救我，是害我，我还不如死了好啊！”
一连三天，徐德英不吃不喝。她想了很多。
她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从小就认为，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一样的能干，一样的能够干出一番大事业。如果自己不是小脚，她从笔架山学校直接就会参加红军队伍，不可能留在地方，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命运。
现在，她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而且，掉进了暗无天日的深渊，就连一个山区的农妇也不如，人生对她已了无生趣。
三天中，她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个“死”字。
她的心，已经死了。
金兴江母子见徐德英一副求死的样子，非常担心。
金兴江带着哭腔说：“英子！英子！你可要想开点，毕竟还很年轻，来日方长啊！”……
金母也流着泪，望着英子，突然问道：“孩子，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志向的姑娘，读了一肚子书，比一般人都明事理，你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事，有人却硬把你屈成‘反革命，砍你的脑袋，你也就这样认了吗？”
徐德英听了金母的这句话，眼睛动了一下，还是没有任何表情。
这时金兴江也掏心掏肺地说道：“有人要置你于死地，但两刀都没有砍死你，我想，这就是天意！为了娘说的那一天，你也得坚强地活下去！相貌，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当然重要；但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青春年少，它毕竟是短暂的，人总会老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貌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就像我们不可能永远呆在春天，没人能躲开落叶的秋天和寒冷的冬天。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有面对生活中一切困难的勇气，对自己要有信心，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
金兴江说得很激动。这些话在他心里放了很久了，早想把它说出来，又担心说了反倒增加她的心事，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不要说了。”徐德英仅有的右眼里滚落出一颗晶莹的泪珠。“谢谢你，兴江。伯母说得对，那么多的好同志惨遭杀害，死于非命，事情会有明白的一天。为了这一天，我就是苟且偷生也要活下去！”
金兴江一把抓住徐德英的手，动情地说：“英子，我不会让你活得孤独，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我要娶你！”
听了金兴江的表白，徐德英的心里十分复杂。过去，就是打死她也不会嫁给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她已经配不上他。她非常清楚，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金兴江，不会有任何一个男人愿意娶她了，她想，这就是自己的宿命吧。
她无言地望着金兴江，突然失声痛哭。
五、颠沛流离的日子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农历八月十九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在国民党部队重兵围剿形势危急之时，仓促率红四方面军连夜撤离大别山。第二天，金兴江就得知这一消息，跑来告诉徐德英：“英子，红军撤走了，离开大别山了！”
徐德英不大相信：“都走了？”
“都走了！”
“你怎么知道都走了？”
“外面都这么说。有人刚从金家寨过来，说部队通知接得突然，走时丢下的东西狼藉一片，连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一个不见了。”
金兴江是一路跑着回来的，话说得上气不接下气。
徐德英半晌没吭声。她发现金兴江显得特别兴奋，冷冷地问：“红军撤走了，你就这么高兴？”
金兴江说：“他们不在了，以后咱也不必躲躲藏藏的了。”
徐德英本来是要说些什么，听金兴江这么一解释，沉默了片刻，对金兴江说：“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呆一会吧。”
金兴江这才想到，对于这样的消息，英子不会像自己一样想得比较简单。因为她毕竟曾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革命。他不好再说什么。
这时，徐德英说：“我想换个地方，去朱家湾。”
“去哪干吗？”
“我这个样子，不想在你的熟人面前丢人现眼。朱家湾离这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那儿没人认识我，这样也显得清静。”
金兴江想了想说：“也好，我和我娘就一块跟你过去。”
金母走了进来，她疼爱地望着英子和兴江，说道：“孩子，你们的话娘都听到了。我就不跟你们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没啥不方便。要是想你们了，我随时会去看你们；你们啥时想我了，就啥时过来。见到你们两个和和美美的，娘也高兴啊！”
不久，金兴江就跟着徐德英去了朱家湾。
朱家湾，是个不大的小集镇，开有几家商店，店面虽说都不大，但附近山里人家添个油盐酱醋，扯上几尺布，都要往这湾里跑。徐德英小时候曾跟着母亲学会了用糯米做山里人最爱吃的一种糍粑，她和金兴江一商量，便在一家烟酒店隔壁租了间房子，专做糍粑卖。由于糍粑做得好，价钱又便宜，很受欢迎。
这时的朱家湾，早已成了“国军”的天下，湾里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又神气起来。集市上忽然来了一个样子十分吓人的年轻女人，自是惹眼，但听说这女人是被共产党砍头没砍死，打死人堆里拣回来的一条命，居然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她的小摊不仅没人来敲诈勒索，一旦有人欺辱，连湾里那些爱惹是生非的小混混，也会“拔刀相助。”
在朱家湾，徐德英和金兴江这对由双方父母包办的“娃娃亲”，终于结成了秦晋之好。他们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媒人和证婚人到场，也没点燃红烛，放上几串鞭炮，这一切都免了，甚至没有声张，只选了一个月圆中天时，两人开始了同床共枕。新婚之夜，徐德英依偎在金兴江的怀里，百感交集，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她被金兴江数年如一日的真情厚意深深感动。
我们采访徐德英的时候，特地提起她和金兴江结婚一事，她想了好一会，才笑着说：“民国多少年结的婚，真的记不清了。”后来采访到他们的长子金龙和，金龙和肯定地告诉我们，他就是在朱家湾出生的，出生的日子记得十分清楚：那是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他说的是农历，接公历换算，应该是一九三七年的元月了。
徐德英回忆说：“那些年，日子过得很平淡，也就没啥故事。大儿子生下不久，婆婆就过世了，我们便离开朱家湾，搬到了上码头。后来，就不再卖糍粑了，用卖了几年糍粑攒下的钱，开了间杂货店。店面依然不大，内容还算丰富；烟酒，火柴，肥皂，油盐酱醋，外带还卖些山里人常用的砍刀和锄头。虽说我的样子怕人，可大家闹熟了，见面就喊‘鬼妹，听惯了，我也就已经认了。”
徐德英搬到上码头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作战失利，六月七日，安徽省政府迁至大别山的金家寨，大山深处的金家寨刹时变得热闹起来。这天，小店打烊之后，徐德英对金兴江说：“金家寨现在赶上省城了，离这又太近，这里的生意不好做了，我看咱不如搬到金家寨去！”
徐德英说得很平静，金兴江听了，却感到大大的意外。因为，徐德英知道自己被严重毁容之后，就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尽管人前她表现得无所谓，但金兴江清楚，平日她总爱一个人坐在那发傻，有时夜里被噩梦惊醒了，也常是一声不吭地想着心事，没来由地流泪。有一天，她竟缠着金兴江反反复复地问：“我这个样子，你不嫌弃，是可怜我，还是因为我们订了‘娃娃亲，你不愿违背父母之命，要做孝子？”她问得十分突然，金兴江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还是很诚恳地告诉她：“我是真的喜欢你，爱你，你在我的眼里，永远是过去那个漂亮的英子！”他说的，明明是心里话，但徐德英就是不相信，说他是在哄她，骗她，随后就大发脾气，还掼了东西，一天不吃不喝。
金兴江知道，英子被伤害得最重的，是心。许多在别人看来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句话，一件小事，或是一个不留意的眼神，都可能会对她造成伤害。她心上的“刀疤”太深太深了，以至金兴江担心她这辈子恐怕也走不出那个可怕的阴影！
但是现在徐德英却主动提出要把小店搬到金家寨去，金兴江自然不能不吃惊地望着徐德英：“你真有这个想法？”
徐德英说：“这个想法不好吗？”
金兴江忙说：“当然好，太好了！”
金兴江想，英子不会不知道，现在的金家寨已今非昔比，它已经是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的省府所在地，她主动提出到那儿去，说明她终于从可怕的自闭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奇怪的是，她的这种变化是从哪天开始的，他居然没有注意到。做出这样的决定，金兴江觉得不光说明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也进一步看出她的聪明过人。因为，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像他们这种情况的家庭，搬到金家寨去肯定会更安全。金家寨如今成了安徽省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省府大员和政府众多的机关均集中在那儿，虽然徐德英曾是区苏维埃主席，中共固始县委秘书，还干过游击队长——这些，她想隐瞒也是隐瞒不了的，但大家同样也都会清楚她是被红军的大刀砍成了这个样子的；而他又是个“地主狗崽子”，因此，他们定居金家寨应该是平安无事的。
就这样，他们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将家搬到了金家寨。刚安顿停当，就赶上十月二十三日日军飞机对金家寨的一次狂轰滥炸，城区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幸好他们租下的店铺有惊无险；第二年的六月三十日，日机又轰炸了金家寨的机场和部分城区，但他们的店铺仍依然是安然无恙。
这期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让两人伤心不已的是，孩子先天就患有癫痫病，后来也就死于癫痫病。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日本军队攻入了金家寨，到处放火，大火烧了三天四夜，烧毁机关、商店、学校、民房一万余间，打死打伤一万多人。徐德英和金兴江带着只有六岁的长子金龙和，忍痛舍弃了店里的所有东西，不得不连夜跑反。
周围都是大山，徐德英怀了孩子，又是小脚，又一个山头翻下来已脸色苍白，接不上气，她硬是咬着牙翻了七天的大山。后来听说日本军队攻入了金家寨，却并没停留，他们只是取道大别山去攻打武汉。这样，徐德英一家三口重又回到金家寨。
回到金家寨，回到自己的店铺，原想离开了这么些天，店里的东西肯定被人顺手牵羊抢光了。出乎意外的是，店里的东西竟一样没少！问邻居，邻居说，他们离开后，每天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帮他们守店。徐德英感到很是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呢？就问这人的情况。徐德英这一问，问得邻居张口结舌：“那男人不是你们的亲戚吗？”徐德英越听越糊涂，是呀，这人到底是谁呢？他为啥要冒此风险来帮助守护这个小店呢？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万人马，突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包围，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听说这支部队就是当年的红军，金兴江感到异常紧张，他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自己“地主狗崽子”的身份，而是想到徐德英就是被红军处斩死里逃生的。
“咱们还是躲一躲吧！”金兴江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变了。
徐德英听了，心里也很乱。但是刘邓大军挺进的速度十分惊人，就在她还没想好躲到哪儿去时，大军已抵达金家寨。他们带来的一条消息，却又让她大为震惊：早在九年前的一九三八年春天，在大别山借“肃反”滥杀无辜的张国焘就已经投奔国民党，成了真正的叛徒！
这消息让徐德英惊得目瞪口呆。震惊之后，便是莫大的惊喜。因为，这样就把发生在大别山的那一场“大肃反”，和在“大肃反”中惨遭杀害的许多红军将士及苏维埃干部，当然也包括她在内，那一页悲痛的历史都变得简单起来，并且清晰可鉴！
驻扎在金家寨镇上的是刘邓大军三纵八旅，徐德英在金兴江的陪同下，斗胆找到旅部去陈述自己的冤情。
其实徐德英并不知道，刘邓大军中像王宏坤、陈锡联、陈再道、陈先瑞、杜义德、秦基伟、曾绍山、尤太忠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就都是从大别山走出去的，他们对张国焘当年借“肃反”剪除异己以建立个人统治的滔天罪恶是一清二楚的。驻扎在金家寨的三纵八旅中也有不少当年的老战士，因此他们听了徐德英的讲述，又看到她的这个样子，无不为之惊诧，也甚为同情，可毕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不好表态。
尽管三纵八旅的领导没有给她明确的答复，徐德英还是看到了希望。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徐德英和大别山的老区人民一道，欢庆革命战争的胜利。每天，她都沉浸在巨大的亢奋之中，以为解决自己的“历史问题”已是指日可待。但谁也没有料到，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年，淮河发了一次大水。淮河两岸自古以来便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有雨无雨都成灾，这次的大水境况凄惨，几百万灾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惊动了党中央。随着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实施的第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就是在金寨县修建梅山和响洪甸两大水库。由于金家寨即将被淹没在碧波浩渺的水库之中，在金家寨居住的徐德英一家人，不得不面临再次搬迁，搬到了大山深处一个叫大湾的地方。
徐德英在大湾的家，春桃曾和一位报社女记者一道去过。只是去了一次，足以终身难忘。那是在大别山层层叠叠的险峰峻岭的褶缝之中。她们是在大湾乡政府不远的一个地方开始爬山的，山道弯弯曲曲，起伏盘旋，不知翻过了多少个山头，竟见不到一户人家。春桃很是纳闷：在如此偏僻的大山里怎么生活呀？那天，她们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在群山环抱中，看见一处较平缓的地面，辟出一片农田，农田旁边的山梁上盖有几间农舍，那农舍便是徐德英的家。
当年像徐德英这样成了水库移民的，金寨县就有十万之众。
不过，并不是所有水库移民都像徐德英一家这样被安置到了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时最要紧的是阶级成分，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或是有关系、有门路的人家，不是安置去了县城，也是区乡政府所在地，至少也会是生活比较方便的地方。而徐德英却由于严重的“历史问题”，再加上金兴江还有个“成分问题”，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搬进深山老林。
这件事对徐德英的刺激太大。
她想不通，托人去说情，说明当时“历史问题”的真实情况。说情人回来后却告诉她，这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徐德英很是沮丧，问：“为什么？”
说情人吞吞吐吐，不便明说。
徐德英急了：“不解决我的‘历史问题不说，现在还要把我往深山里赶，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说情人怕徐德英亲自去找，那会更加糟糕，不得不如实相告。说她是被苏维埃政府的政治保卫局执行了死刑的，内心肯定是仇恨人民政府的；一天活着，就一天是共产党的危险分子、内控人员、需要无情打击的专政对象！
徐德英听罢，一如五雷轰顶，感到极度的绝望。
这种打击，甚至比当年被处斩更让她难以理解，感到椎心泣血的痛楚！过去是大难不死，尚可自由迁徙，日子过得也还随心所欲；但现在却是强行安置，必须迁移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地方别说是行走不便的小脚女人，即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出来一趟也非易事。这种安排，无异是在对她终身“监禁”。
在移民大湾之后的二十多年的日子里，随着国家对户籍和粮油供应严格的控制，徐德英更是插翅难飞，成了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农民。
搬进了深山老林，徐德英变得沉默寡言了。后来，城里可以买到收音机了，金兴江为让她不至于枯坐在家里，就倾其所有，甚至不惜“砸锅卖铁”也为她买了一台。收音机虽然只有巴掌大，却陪伴着她度过了漫长得几乎看不见尽头的凄苦的岁月，也因此没有让她与世隔绝。
那是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一天，收音机里播出了一篇有关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批判文章。文章提到张国焘，揭发和批判了张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许多罪行，特别指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
那是一个夏日的晚上，周围宁静极了，广播中的这段话，徐德英听得真真切切，她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黑暗中的群山。
她头也不回地对金兴江说：“这几天我要出一趟山。”
金兴江见徐德英说得没头没脑，就问：“有什么事？”
徐德英说：“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山里！”
金兴江知道徐德英是要去干什么了。因为出行不便，这么多年她一直闷在大山里，他怕她这样会憋出病来，曾陪着她出过两趟山。一次在上码头，说也巧，她就碰到了余湾和张公山的余嗣云、佘道余和詹成华，三人都是红军时期参加了革命的老人，他们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又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队伍被打散，又负了伤，只得解甲归田。他们一个个都曾是红军中的营连干部，现在也都同她一样，成了靠拿工分吃饭的山里农民。徐德英见了他们，像见了亲人，有说有笑，好不开心。是啊，他们最开心的，莫过于说起闹革命那会儿的一些陈年旧事。
于是，金兴江说：“过几天我陪你再去一趟上码头，会会那些老革命。”
“不，”徐德英说，“明天就出山！”
只要是徐德英决心要做的事，金兴江从来没有二话，爽快地答应道：“行，你说明天就明天！”
第二天，天还没完全亮，徐德英就喊醒金兴江，催着他早早上路。从他们居住地到上码头，少说也有七八十里，紧赶慢赶，赶到上码头的莲子湾时，天就快擦黑了。这一次，在莲子湾，徐德英刚巧碰到了光着膀子从田里收工回来的余述焕。
徐德英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你们莲子湾，有当年的老红军吗？”余述焕也只是随随便便应了一句：“有哇，还不是一个。”
徐德英顿时来了精神：“可以见见他们吗？”
余述焕说：“当然可以，我就是。”
“你就是？”这让徐德英喜出望外。
余述焕接着又说：“我老婆也是。”
“你老婆也是？”徐德英便以为余述焕是在开玩笑了。
余述焕说：“这有啥奇怪的？”说罢又笑着摇着脑袋，叹了口气。“不过要说奇怪，确也奇怪，我呢，多处负伤，组织上批准我退伍返乡；老婆呢，是因为组织上考虑到需要她照顾我，就批准他跟着我一道来到我的家乡，可政府到今天不认我的账，却承认我老婆是中共党员，是红军！”
徐德英没听明白：“她是因为回来照顾你退的伍？”
余述焕说：“是呀！她是四川人，我是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后认识她的，后来都去了陕北；长征路上我就负过伤，去太行抗日前线又挂了彩，她既没负伤又没挂彩，现在却享受到一个老红军、老党员的待遇；我呢，啥也不是！”
余述焕见徐德英越听越糊涂，满脸狐疑，哈哈大笑。笑声却让人听起来却格外的苦涩与无奈。
余述焕注意到徐德英脸上和颈上惨不忍睹的刀伤，就问：“这位大妹子，怎么称呼？”
徐德英报了姓名，并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经历，就见余述焕的眼睛猛地睁大了：“你认识周维炯？你也曾是红军老战士？”
两人越说越投机，余述焕于是热情地邀请她：“大妹子，天已不早了，如不嫌弃，就到我家住一宿吧！”
走进余述焕的家，由于屋子里太暗，徐德英过了好一会才看清楚，灶台边上坐着一个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她裸露着上身，人很瘦，一根根肋骨历历在目；一对干瘪的乳房下垂着，已经垂到了肚子上，正随着她上下舞动着的两只手，也在不停地晃动。原来她这是在摸着黑用堆在面前的藤条编着筐子。
余述焕介绍说：“这就是我那位四川妹子，同你一个姓，叫徐桂兰！”
其实，不用介绍，徐德英已经看出了，这位赤裸着上身的女人，就是余述焕一口一声说的“老婆”，一九三三年入伍，已有了四十二年党龄的红军战士！为省下点油钱，屋子里已经很暗了，也舍不得点上灯；甚至只为节省几尺布钱，不出门就干脆露着上身。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在她身后的墙边上，已堆有很多编好的藤筐了。
“你们一家用得了这么多筐吗？”徐德英很是不解。
余述焕自嘲地耸耸肩，说：“不瞒大妹子，今晚上我们把编好的筐送到队部，明后两天的口粮才能领回来。如今社里号召学习大寨人，三战狼窝掌，咱也要在‘风抹石上开出‘大寨田，社员等着筐用呢。”
徐德英不敢相信：“‘风抹石上也能造田？”
这时徐桂兰头也不抬地接过话道：“谁不这样说呢？可谁说谁就遭到批判，说你这是反对学大寨。咱家余老头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今年只缺九个工，那九天还是因为他病在床上。他说得好啊，‘能下床，就能上山！这么好的一个革命同志，红军本色没有变，延安的作风大发扬，可人家就是不认他这个红军，这个党员！”
余述焕听了并没生气，显然这样的话题常被提起，他反而哈哈大笑，忙把徐德英介绍给徐桂兰，说道：“这位大妹子是你的本家，也姓徐，叫徐德英；今天就是来听你讲故事的！”
灯，这时被余述焕点亮了，徐桂兰不好意思地找了件皱皱巴巴的褂子穿上，就忙着去烧水。
在余述焕把编好的那些藤筐送往队部的这段时间，徐桂兰用浓重的四川口音为徐德英和金兴江讲述了他们夫妻二人颇具传奇的一段故事。
余述焕原是金寨县代家岭人，梅山水库正式蓄水前，移民到了现在的这个上码头。曾先后出任兰州军区和福州军区司令员的皮定均中将，也是代家岭人，余述焕和皮定均既是同村又是同岁，都生于民国三年，即一九一四年；并且，还是同天入伍、同年入党的。两人随红军撤离大别山西征入川时，皮定均在连队任指导员，余述焕在总指挥部机关担任后勤参谋。长征到达陕北后，余述焕才下到红四军的一个连队，而皮定均一直就在红四军的第一线作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当红四军一部与陕北红军改编成一二九师时，余述焕出任营长，皮定均则升任特务团团长。后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伏击长生口和袭击黎城的战斗中，余述焕多处挂彩，在武乡长乐村将日军压在狭长的河谷的那天激战中，他又身中数弹，被送往后方医院，虽然经过了半年的治疗终于出院，却已经不能再参加作战。余述焕退伍时，徐桂兰已是连级干部了，为了让余述焕得到更好的疗养，组织上就安排徐桂兰同丈夫一起回到地方。
两人退伍的情况显然不一样，所以，组织上为他们开出的证明就不一样。徐桂兰是照顾老余才离开部队的，部队开出的证明信就没要求她必须在当时就交给地方党组织，只是证明她一九三三年加入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地方后可暂不参加组织活动，“待解放之日其党龄自一九三四年七月算起”；而余述焕的却不是，回到地方他就要与党的组织取得联系，证明信自然就得及时地交给组织。
于是，问题就来了。
徐桂兰回忆说：“老余是以公开的身份回到家乡的，我因为不须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真实的身份就没暴露。当时正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时候，当地的中共组织把老余看成是抗日英雄，国民党的乡政府也认为他是从抗战的前线负伤回来的，竟派人抬着一个猪头，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上门慰问。可后来两党重又兵戎相见，内战爆发，我们在这山沟里，消息闭塞，赶听到风声，跑得及时的，算捡了条命，来不及躲开的共产党员，和从前线受伤回来的红军、八路军以及新四军的指战员，全被杀害！”
徐桂兰说，他和老余还算是侥幸的，连夜逃进深山，直躲到刘邓大军来到大别山。就在东躲西藏的那段日子，金述焕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尽管后来他向组织上多次说明情况，但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他的党籍一直没办法恢复，更享受不到一个红军老战士应有的待遇。而她，解放后，拿出了当年部队上写给地方党组织的那封证明信，不仅及时恢复了党籍，党籍还是从一九三四年算起的，同时享受到红军老战士的一切待遇。以至县里，或是地区召开有关的座谈会，常请她去出席，有一回还代表革命老区的老红军、老党员被请到省里去参加会议。
余述焕藤筐送到队部以后，把明后两天的口粮领了回来，见老伴还在讲他们当年的那段故事，喟然长叹道：“她是照顾我离开部队的，现在依然在照顾我，没有她的那份待遇，日子恐怕过得更艰难呐！”
徐德英在余述焕和徐桂兰家住了两天，耳闻目睹，大为感慨。离开上码头的莲子湾，往回走时，她竟一路无话。
金兴江发觉徐德英只是埋头赶路，一声不吭，便有些诧异：“这趟出山，你好像并不开心？”
徐德英心情沉重地说道：“余大哥雪山爬了，草地也走了，又在抗日前线多次挂彩，可如今啥也不是；要说冤，他比我冤，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呢，不管怎么讲，毕竟是被苏维埃政府、被党的政治保卫局下了结论的，这辈子想翻身，怕是很难啦！”
金兴江的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你打算怎么办？”
徐德英凄然一笑。她已经想明白了，说：“还能怎么办？谁也不找了，我认命了！”
回到大湾的家，徐德英身无所寄，情无所托，就只见她常常是一个人独对晨曦和落日，把自己整个儿封闭起来，再不提出山的事。直到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同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一道来到大别山的，是中共中央的《关于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金兴江“地主狗崽子”的帽子被摘掉了，压在他身上一块巨大的石头落地了。徐德英打心里替丈夫高兴啊！这么多年，她确实也为他感到憋屈，因为那成分还是闹红军时划的，解放前他就已经“背井离乡”，没有了一点土地，但“地主狗崽子”的帽子却一直跟着他。现在好了！
然而这事儿她也暗中纳闷：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从打倒农村中的地主老财开始的，现在一个早上把全国所有地富的帽子一风吹了，而自己的“历史问题”却依然毫无头绪。
六、墓地常开金银花
“你的问题，肯定也快了！”
金兴江安慰道。
徐德英也相信快了。她发现，右派分子很快也平反了，邓小平也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了，她没有理由不为此充满信心。
这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徐德英终于走出了大山。这时的徐德英，已经是古稀之人，她当然不可能进城打工，就连像当年在上码头和金家寨那样开个杂货店也成了奢望。两手空空，就只能在古碑镇通往马鬃岭林场的公路边上，搭起一个棚子，卖点茶水。
我们最早见到徐德英时，她已卖了多年的茶水，总算积攒了一点钱，同时卖点别的东西，无非是火柴肥皂，香烟糖果。一个风烛残年的老革命，风里雨里守着这个已很破旧的棚子，看了，让人心酸。从她的言语之中，不难感到，她对自己的丈夫是十分感激的，否则，她也活不到今天。她说，这辈子再找不出别的办法来报答，只能想方设法多赚点钱，让他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徐德英搭起的这个棚子，时间不长就在附近出了名。出名的原因，首先是她的模样让人“一眼难忘”，其次，就是她的能说会道，只要你进了她的茶棚，怎么样也不可能空手出来。街坊邻居虽然不服气，一旦了解了她的过去，却也不得不佩服。是啊，人家解放前就是笔架山学校的高材生，十六岁就是区苏维埃主席，还在红军里搞过宣传，是见过大世面的，现在不就卖点东西么，算得了什么？
自从徐德英搭起了这个棚子，十天半月，总会有一个身材魁梧的老头找上门来。开始是来买茶，后来就买别的东西。他说，他就住在不远的一个山坳里，一些东西是他替村里的人代买的。他很乐意帮忙，有时金兴江在山中的家里农活缠身，徐德英一人守棚子需要进货时，他就会帮她去古碑将东西买回来，且分文不取，这让徐德英很感动，觉得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但是，日子一天天就这样过去，金兴江“地主狗崽子”的帽子都已摘掉六年了，徐德英的“历史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为这事，金兴江不知替她朝乡里县里跑了多少回，人家接待得都很热情，就是谁也说不清鄂豫皖苏区的那段历史，更不知道要去哪儿找到有关的证明人。
眼看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来日无多，这让徐德英倍感挫折与悲伤。她越来越感到沮丧与绝望。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徐德英同往常一样，先把棚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又烧好一锅开水，就坐了下来，习惯地拧开收音机听她爱听的黄梅戏。就在这时，那个身材魁梧老头走了进来，他见徐德英正在听广播，忙让她快收听本省的新闻消息。见徐德英一副奇怪的表情，老头便提醒：“今天有一条重要新闻！”说完，并没买东西，转身就离开了。
徐德英不知道这老头为什么一定要她收听本省的新闻，更不知道是条什么新闻，但她觉得老头大清早跑来好像就为告诉她这样一件事，感到肯定不一般。于是她快速地寻找着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这时电台正在播放来自各地的一百多位当年红军将士云集金寨县城，前来参加“立夏节起义”五十四周年纪念大会的盛况。
这条新闻，惊得徐德英眉心一跳，她整个人也跟着跳了起来。猛然想起，五十四年前的这一天，正是周维炯发动“立夏节起义”的日子！
这么隆重地纪念“立夏节起义”，这至少可以说明，领导了那次起义的周维炯没有问题，他的被杀就是错杀，就是一起天大的冤案！
她激动地想着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想着这件事情的现实意义。不是么，“周维炯的历史功绩得到如此肯定，就意味着张国焘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受到株连的那么多同志所谓的问题，最终被解决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这真是，喜从天降！她十分感激那老人的特别提醒，否则，准错过了及时知道这一新闻的机会。但转而一想，老人为什么大清早跑过来提醒她收听这条新闻呢？他究竟是什么人？她突然觉得这老头有些神秘。
徐德英把收音机的音量扭得很大，接着就听到，在昂扬激越的音乐声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介绍：“立夏节起义”的成功，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师，金寨县这片红色的土地，就成为人民共和国将军的摇篮，仅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者五十九人，上将一人，中将八人，少将五十人；还有五百五十多位红军老战士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担任要职，其中，中央委员十二人，省、部级领导干部二百多人……
徐德英听得热血奔涌，泪流满面。整个一天，她都沉浸在巨大的惊喜与激动之中。
这一天，棚子里只有她一个人，金兴江回了深山中的家，她一步离不开，急坏了。当天夜里她失眠了，脑子里翻江倒海，想的全是当年的那些事。直到天已大亮了，因为太疲劳，才迷盹了一会儿。迷盹的这一会儿，她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笔架山学校，碰到了周维炯。梦里的周维炯好像和自己成了一个班的同学，她还跟着周维炯也参加了立夏节起义。特别让她惊喜的是，她成了一个大脚女人，同周维炯一道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醒来，才发现，日头已经升得很高了。徐德英收拾好床铺，来到棚子门口，这时就看到去古碑镇的公路上走来了一群人。来的像是一群干部，其中，还有穿着军装的。由于金寨县早已是闻名的“将军县”，古碑镇又是将军出来最多的地方，平日省里市里，外省外市，去那儿视察、检查、参观和访问的人多得很，有时还会有中央下来的大干部，这样的人群见得多了，徐德英就没有格外地留神。
很快，这群人来到杂货棚子跟前，就听一个人发着感慨：“多年不来，不认得路了，县里的变化也太大了！”
这么说着，几个人就进了棚子，发现徐德英的面容惨不忍睹，都有些意外。一位军人问道：“这位大嫂，你是这儿的人吗？”
徐德英说：“我是水库移民移到这地方的。”
徐德英话音刚落，两位军人就同时笑了起来。二人都是中国导弹基地的开拓者，也都是应邀出席“立夏节起义”五十四周年纪念大会的：其中一位叫严家安，金寨县双河人，原是公安总队参谋长，公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时，他即出任副司令；另一位叫张贻祥，金寨县南溪人，他的资格更老，一九五八年就率部进入戈壁滩，先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试验。两位将军的家乡现在也都被淹入到了烟波浩淼的梅山水库之中，家人都成了水库移民。
严家安问徐德英：“移民前，大嫂是什么地方人啊？”
徐德英本想说家在洪湾，意识到面前的这些干部八成是返乡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老革命，便改口说道：“原在商城二区苏维埃政府管辖的洪湾村。”
她的这种别出心裁的回答，引得在场人的一片笑声。
但是，有一个人没有笑。他愣了一下，问：“你是商城二区苏维埃的？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不知认不认识，也不知还在不在了？”
徐德英说：“一个二区那么多人，我不可能都认识；如果当时很有名，就有可能。”
对方肯定地说：“闹苏维埃那会她很有名！”
“叫什么名字？”
“她叫徐德英！”
徐德英一怔。她仔细打量着这个人。这人看上去也已六十出头了，一身便装，人挺精神，操着同自己一样的乡音。她大为困惑：“你认识她吗？”
这人说：“何止是认识？太认识了！听你这口气好像也认识她？”
徐德英越听越吃惊：“请问，怎么称呼你？”
没等这人回答，站在边上的张贻祥将军便介绍起来：“他呀，红军时期就是军直属团委书记；抗战时曾任陕北公学的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的时候是军委二局办公室主任；解放后先是军委情报部二局局长，又干过总参后勤部政委……”
张贻祥的这种“报户口”似地介绍，惹得大家又是哄堂大笑。等大家的笑声落地了，那人才自报家门，说：“我姓李，名振兴。”
徐德英在听到张将军的介绍时，也被逗乐了，觉得这些老革命挺风趣，但听说此人叫李振兴，就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却又一时说不上为啥会感到熟悉。于是就问：“你是怎么认识徐德英的？”
李振兴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徐德英同志当时是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姑娘，十五六岁的年纪，就担任了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的团委书记。那时，我还是个调皮捣蛋的浑小子，是她组织我们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给我们讲周维炯‘立夏节起义的故事，教过我们唱她编写的那支《不忘英雄周维炯》的歌子！”
他说得很激动：“一晃，半个世纪了，引导我参加革命的这位徐德英大姐，要是健在，也该有七十岁了，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她。”
严家安和张贻祥都是周维炯红三十二师的老战士，说到徐德英，也跟着点头。一个说：“有印象。攻下商城后，就听说当时师部来了个搞宣传的漂亮的小姑娘，姓徐。”一个说：“恐怕还是周师长的同学，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无论是李振兴，还是严家安和张贻祥，都断然不会料到，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个徐德英，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极其丑陋的老妇人。
徐德英同样没有想到，这些身居要职的老革命，他们夸赞的那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乡苏维埃的团委书记，那个在师部搞宣传的“漂亮的小姑娘”，说的就是自己！他们居然至今还记得自己！自从发生了“月亮地”那一幕，五十一年了，有谁会把她同“革命”二字联系起来，又有谁会知道她曾为革命奉献出的青春，并付出过的惨痛代价？！
连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当着这么多老革命的面，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她哭得透不过气，几近窒息。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感到莫名惊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让大家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面前这个“面目狰狞”的女人，居然发疯似地向李振兴扑过去，将李振兴拦腰抱住。
李振兴以为碰到了一个疯婆子，惊恐地挣脱着，喊道：“放开！快快放开！……不像话！”
徐德英不仅没有放开手，反而更紧地抱住李振兴不放，声泪俱下地说：“我就是徐德英，我就是徐德英啊！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这么多年，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啊？……”
李振兴猛地停住手，吃惊地问：“怎么，你是徐德英？”望着徐德英鬼一样的面容，他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徐德英说：“我被调到河南固始县委，周维炯被张国焘杀害后，他们说我编写歌子吹捧周维炯，还在周那儿当过秘书，犯下了死┳铩…我是被他们砍了两刀没砍死，被人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这五十多年我过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为什么啊？！”
徐德英的一番哭诉，让在场的老将军、老革命无不感到震惊。
李振兴呆呆地望着徐德英。徐德英已变得面目全非，让人无法辨认了，但她那浓浓的乡音，以及乡音中与生俱来的独特的音色，唤起了李振兴遥远而又亲切的记忆。他情不自禁地叫起来：“你就是英子？”接着问道：“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参加共青团的吗？”
徐德英当然不会忘记，她捶打着李振兴，说：“当然记得，我是你的入团介绍人呀！”
就只听李振兴仰脸大喊了一声：“天呐！”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恸；他十分动情地张开了双臂，哽咽着，拥抱着徐德英，竟说不出话来。
在场的人都是周维炯的部下，从参加革命的时间上看，徐德英调到红三十二师师部搞宣传时，有的，也才是红军战士，或是红军中的连排长，因此，大家对徐德英五十多年来的遭遇，无不怀有深切的同情与怜悯。
有的说：“张国焘真是死有余辜！为建立个人的独裁统治，借‘肃反，清除了许继慎和周维炯，株连了那么多好同志！”
有的说：“德英同志小小年纪就在师部搞宣传，不简单呐！这么多年背负罪名，不得昭雪，趁这次‘立夏节起义五十四周年的东风，问题该解决了！”
这时李振兴自告奋勇地对徐德英说：“徐大姐，我们还要逗留几天，我会抽空专门来一趟，听你介绍一下情况。我负责给有关部门写个报告！”
第三天，李振兴再次来到徐德英的棚子里。分手时，为让徐德英放心，他还留下了自己在京的联系地址：北京九八四信箱三号院八楼二十一室。
这以后，李振兴和几个老将军联手为徐德英的冤案作了申诉。
在我们动笔要写这篇文章时，春桃专程走访了金寨县的档案馆，见到了当年组织上为徐德英填写的《红军失散人员调查登记报批表》，并取到这张表的复印件。复印件上面表明，徐德英被正式承认“红军失散人员”的日期是：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已是徐德英蒙冤五十五年之后。
“为什么称其为‘红军失散人员呢？”望着报批表，我们感到困惑。“落伍原因”一栏填写的是“肃反致残”；何以“致残”？写的是：“肃反中任游击队长，商城保卫局坐牢八个月受刑致残”。
我们的眼睛被“受刑致残”四个字刺痛了。
“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记入档案呢？”
特别是，看到表上填写着徐德英每月可享受三十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助，我们感到有些吃惊：这点钱是不是太少了？不过，我们确实又为她感到庆幸，庆幸她能够在有生之年遇到当年由自己介绍入团的老红军，庆幸她终于享受到了应有的政治待遇。
一九九一年春天，陈桂棣最后一次去采访徐德英时，她讲到自己的“历史问题”解决后不久，让她终身难忘的一件事。那是夏日的一个晚上，她已经准备关门了，忽然走进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有些悲伤地告诉她：“老孙头昨天去世了！”
徐德英很是诧异，因为在她的熟人圈里根本就没有“老孙头”，甚至从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这人过世的消息为什么要派人来通知自己呢？
年轻人瞅着徐德英望而生畏的面孔，顿了一下才道明了来意：“老孙头说他这辈子杀了许多人。杀过坏人，也杀过好人。他说你以前非常漂亮，是他把你砍成了这副模样，他为此愧疚一生。打那他就没再跟着队伍走，留了下来，一直住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暗中陪伴着你，保护着你，替自己赎罪；昨天他撒手先走了，临终时特别嘱咐我，要我转告你，以后不能再保护你了，要你自己保重。”
起初，徐德英听不明白年轻人的话，听着，听着，猛然想起了那个身材魁梧的老头。
她问：“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常来这儿的那个老人家？”
年轻人说：“是。”
“可是，”徐德英回忆道：“他说他也姓徐啊？”
年轻人说：“他没跟你说实话。他姓孙，大伙都喊他‘老孙头！”
徐德英禁不住黯然神伤，许多往事闪过脑际。他首先想到那年日军袭击金家寨，她一家人跑反去了，但店铺中的东西却一样没少，邻居说有一个“壮汉子亲戚”天天过来帮她们守店，那个“壮汉子亲戚”莫非就是他？多年来，常常到她这儿，尤其是立夏节起义五十四周年那一天，专门跑过来要她收听当天新闻的，也是他。
原来他就是当年砍了自己两刀的刽子手！
一想到他当年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徐德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回想起来，她很是感慨，说：“其实要杀我的，并不是他，他只是奉命从事；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会一直保护我，我真应该当面感谢他！”
徐德英忙去取烟，倒茶，赶她回过身来，年轻人已经不见了。她撵出门，才发现年轻人已经头也不回地走远了。她痛悔不已，不该不先问一下这个老孙头叫啥名字，家住哪里啊。她真该到他的坟前去凭吊这个惦记了自己一生的好人。
徐德英也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八十岁。临终前，她一再交待儿子，要在她的坟上种些金银花。
她一生都是爱美的。但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墓地周围种上金银花呢？金银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呢？
金寨县青年作家李建梅告诉我们：金银花听上去似很名贵，其实，它不过是大别山最普通的一种野花。它常开在小溪旁，田埂上，有的就开在山道两边，极不起眼，但它的生命力却出奇地旺盛，风吹，雨打，日晒，霜冻，牛踏，人踩，都不怕；即便就是被埋进了泥土里，露不出头，却仍然不死，来年还是会从地下探出头，开出花来。它的花有一股奇特的幽香，闻上一下就会不忘。它的花始为银白，继而金黄，所以山里人管它叫金银花。待到它色泽金黄，看上去十分鲜亮时，它也就悄然而逝。
2010年1月16日赣西雪霁オ
责任编辑周昌义杨新岚
分类：纪事 作者：陈桂棣 春 桃 期刊：《当代》201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