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一九一一

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上下）、《1901》等。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历史地位。作为推翻千年帝制、唤起民族觉醒的实践发端，在希冀与幻灭、新生与腐朽、成功与挫败的剧烈交织中，在近代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政体样式和民生诉求以及重建近代社会道德体系等关乎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伟大革命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梳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一个重要历史线索，无论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当代史、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史以及正在实践民族复兴伟业的今日中国，都有着巨大的认知意义和价值。《1911年》一书将以历史事件为经、时代人物为纬，充分发挥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史实翔实、立论严谨的艺术特色，全面深刻地展示历史风云，探求历史大势，着力剖析历史曲折中的根由原委，弘扬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以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第一章猛回头

医生的叛逆

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国度里，皇帝想要什么东西一般都能得到满足。特别是他想要某个臣民的脑袋的时候，这是一件顶容易的事——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脑袋。

一八九六年，大清皇帝想要的是一个身材矮小、操着广东口音、时年三十岁的臣民的脑袋。这个声称自己名叫陈载之的广东人，已经被囚禁在一间斗室里，剩下的事，就是把他押解到刑场上就行了。遍布于大清帝国国土上的刑场，一贯遵循“弃尸于市”以及“杀一人儆万民”的古老成法。因此，它们大都被设置在城市西南诸如菜市口一类的地方。而行刑的方式大多也是一样的：将头后的辫子向前一拽，露出的脖颈又长又醒目，一刀将脑袋砍下去不算很麻烦。只不过，眼前这件事稍微麻烦了一点，因为这个就要掉脑袋的臣民被关押的地方，既不是大清政府刑部的大狱，也不是大清国土上某个衙门的黑牢，而是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英国伦敦。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颗著名的脑袋。

无论是冗繁虚饰的国体结构，还是阴鸷愚陋的生存处境，以及由这两个特征引发出来的充斥着政治阴谋与暴力角逐的历史进程，中国近代史都以极其鲜明的特色在世界史上独树一帜。仅就这一特色而言，在梳理一九一一年前后发生在中国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时，之所以必须与那个存在了两百多年、统治着广袤国土的皇族纠缠在一起，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沉沦与觉醒、绝望与希冀中做的梦、淌的泪和流的血，都与那个有着复杂姓氏的大清皇室息息相关。

中国是个帝王制度相当悠久的国家，散落在这片国土上挖掘或未挖掘的数不清的帝王陵墓，修复或未修复的各朝各代的皇宫大殿，以及所有说不尽也说不清的皇室秘闻与宫廷传奇，造就了中国人对绝对皇权的由衷敬畏和对绝对臣服的心甘情愿。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性地生活在这两者之间，异乎寻常地心安理得，并不以为是世间怪象与人间苦痛。直至今天，绝对权力与绝对服从，依旧是中国社会文化中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帝都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恢宏气势，万民山呼海啸般高呼“万岁”的骇然场面，群臣匍匐在天子脚下三拜九叩以及由“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铁律衍生出来的娱乐故事，连篇累牍地充斥在中国的各种公共媒介上，而中国人对上述情景所具有的观赏力和想象力持久而非凡。

二十世纪初的大清皇室，对于某种类型的脑袋的需求，突然间迫切起来。

朝廷派出的密探满世界转悠，跟踪这个矮个子广东人已经不是一两天了。尽管大清帝国驻英国公使馆报告说，租一条船绕行半个地球，最便宜也要七千英镑，对于一颗脑袋来讲，这样的价格或许过于昂贵了。但是，朝廷还是责令公使馆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个臣民押送回国。公使馆人员立即约见英国“格莱”轮船公司老板麦克格雷戈，双方商谈租船事宜的时候，公使馆特别声明，大清帝国将要装载的货物中包括一个“疯子”。

就在公使馆与轮船公司就船费讨价还价的时候，公使馆的翻译邓廷铿与那个被囚禁的广东人进行了交谈。邓廷铿明确指出，密探之所以跟踪，因为他是被朝廷通缉的私藏武器的逃犯，且去年发生在广州的暴动也与他相关。至于“陈载之”这个名字，明明白白是伪造的，有密探们手里的照片为证。可是，广东人一口咬定自己姓陈，并说之所以受到朝廷通缉，一是祸从口出：“我素重西学，深谙洋习，欲将中国格外振兴，喜在广报上发议论，此我谋反之是非所由起也”；二是自己与一个名叫李家焯的人有诉讼官司，于是这个人就编造了他有造反嫌疑和私藏武器的谣言，这完全是挟私报复误导朝廷。邓廷铿没有理会这番辩解，他接着表明：出于广东同乡的面子，开脱罪责的可能性是有的，前提是必须实话实说。思索了一会儿之后，这个被囚禁的广东人说：“我是孙文，非陈姓也。”

孙文是这样解释自己与广州暴乱的关联的：暴动的领导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富裕的广东商人；自己不但没有参与暴动，还曾阻止过这种不轨行为，原因是这个谋反的广东富商想当皇帝：

谋反之事，我实无之。前日说有人商之于我，意图谋反，此人系广东大绅，曾中进士，并且大富，姓某名某是也。我行医时，素与绅士来往，惟他尤为亲密。平时互发议论，以为即是国计民生之道，只知洋务亟宜讲求。所说之话，他甚为然，以我之才干，可当重任。故于中日相接莫解之时，专函请我回广东相商要事。我在香港得信即回见他，他曰：“我有密事告你，万勿宣扬。”乃述其梦云：“我身穿龙袍，位登九五，我弟叩头贺喜。故请你商量，何以助我？”我即问曰：“你有多少钱？”他答曰：“我本人有数百万两，且我承充闲姓，揭晓后始派彩红，现存我手将近千万，如立行谋事，此款可以动用，迟则失此机会。”我又问：“有人马多少？”他云：“我有法可招四万之众。”我答云：“凡谋事者必要先通在上位之人，方得有济，尔于政府能通声气否？”他不能应。况他之品行最低，无事不做，声名狼藉，我早尽知。他之所谋，只知私利，并无为民之意，我故却之，决其不能成事也。他寄我之函，的系亲笔。虽未将谋反之言说出，其暗指此事可以意会之词，亦可为证。是欲谋反者是他，而非我也。

显然，孙文低估了大清帝国情报系统的效率。

此刻，从宫中的慈禧太后，到跟踪他的刑部密探，整个帝国都清楚他确是一年前发生在广东的暴动事件的主谋。

这个广东人除“孙文”之外，还有很多名字：中山樵、高野长雄、陈载之、中山二郎、高达生、杜嘉诺、孙逸仙、阿罗哈等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普遍称他为孙中山。

百年以来，孙中山的名字被载入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

对于世界来讲，他是东方一位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具有梦幻般思维的思想家和从不屈服命运的顽强斗士，他的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将温文尔雅与暴力反叛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神奇，令世界始终对中华民族近代意识的艰难觉醒充满巨大好奇。而对于中国来讲，无论被尊为“国父”还是“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发动的一连串的暴动，连同他的家世、性格、举止、穿着，乃至爱情，都已成为国史中的重要内容。他的画像至今仍会出现在中国各地重要的纪念日中，画像上的他上唇留有标志性的短须，穿着当年他亲自为国人设计的制服，坚定的目光穿越百年时光凝视着他的祖国的沧桑巨变。

中国近代史离开孙中山几乎无法叙述。但是，奇特的是，在近代中国天翻地覆的那段重要历史时期，他竟然远离自己的祖国长达十六年之久——十六年后，当他重新踏上中国的国土时，面对的已不再是掉脑袋的死亡之险，而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梳理出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经历是困难的，因为无论他独特的所作所为，还是众多的研究史料，都已将他的故事涂满了斑斓的油彩，历史的情节缘此在国人的追忆里被装点着，犹如充满写意性构想的中国戏曲文本。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凌晨四时，即大清国同治五年农历丙寅年十月初六寅时，孙中山出生在中国广东香山县翠亨村。这个被潺潺溪流和青翠树木环绕的小村庄临近海岸线，距澳门和香港五六十里。孙中山后来说自己是“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的确，他六岁便“到金槟榔山打柴，拾取猪菜。每年还要替人牧牛几个月，换回牛主用牛给孙家犁翻二亩半地的工价”。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喜为人打仗，见群儿被人欺凌，则大抱不平，必奋勇以打，即打不赢，亦不稍退”。他对社会不公的憎恨在懵懂中生成：“当我达到独自能够思索的时候，在我的脑海中首先发生疑问，就是我自己的境遇问题，亦即我是否一辈子在此种境遇不可，以及怎样才能脱离这种境遇的问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对自己苦难缘由的思考，竟然直指紫禁城中的满清皇帝——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病故，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即位的那年，孙中山才九岁，有史料记载，那时他在听了老人们讲述的太平天国的故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虽然与父辈一样，他的头上也有一条表示顺从皇室的辫子，尽管他的童发编成辫子如同一缕细麻，但是，顶着这样一条发辫却怀有如此清晰的叛逆念头，对于一个臣民的孩子，特别是偏居于国土一隅的农家孩子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人的早熟。

十三岁的时候，孙中山去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孙眉十五岁时远渡重洋谋生，凭借着坚韧与勤劳成为一位富裕的牧场主。哥哥希望孙中山受到良好教育，资助他先后就读于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男子初中）和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出洋的经历对于这个农家孩子的成长影响巨大——“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很快，孙眉发现弟弟确实“穷天地之想”了，孙中山竟然要加入基督教。出于对弟弟人生走向的隐秘担忧，孙眉迅速将弟弟送回国，那一年孙中山十八岁。

后来，孙中山在回忆檀香山的读书时光时说：“就傅西校，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回到故乡的孙中山很快就惹了祸：他和儿时的伙伴把村里的神像砸了，并且拿着铜钱到处说上面的文字不是中国字而是满洲字，因此统治中国的皇帝不是中国人。由于不被乡俗接纳，他被迫去了香港，先后就读于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这期间，他与一个名叫卢慕贞的同乡女子结婚，同时受洗加入基督教。直到四十余年后的弥留之际，孙中山仍然自豪地说：“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

二十岁那年，孙中山转而学医，先入广州博济医院，再入香港西医书院。他是这样解释为什么选择医学的：“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此时的孙中山在同学中已属另类——“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黎藿，甘之如饴。”在香港读书期间，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反叛者，“每遇休暇”便聚集在寝室，“畅谈革命，慕洪秀全之为人。又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目之为寇”。孙中山认为自己的志向“犹洪秀全也”，因此可谓清廷“大寇”。

同学关景良的母亲曾问以“寇”自称的孙中山：

“你志高言大，想做什么官，广州制台吗？”

“不！”

“想做钦差？”

“不！”

“那么，你想做皇帝？”

“我只想推翻满清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更大！”

对于普通百姓来讲，皇帝是满族还是汉族，与他们的寻常日子并无太大关系。孙中山的回答定会让那位母亲一头雾水，她担心的是这个满脑子古怪念头的孩子能否为自己的将来谋个饭碗。

然而，这个满脑子反叛念头的学生，诸学科成绩均名列前茅。一八九二年，在毕业典礼上，孙中山因医学、产科学和公共卫生学三门课成绩名列第一而受到特殊嘉奖——香港总督Ｗ保遥铮猓椋睿螅铮钋鬃晕他颁奖，奖品是享誉西方医学界的三本实用医书：《婴孩与儿童之病症》、《外科肾症》和《神经之损伤与病症及其治疗》。

孙中山先后在澳门与广州行医，医术之精湛“一时无两”。经他治愈的士绅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大国手孙逸仙先生，我华人而业西医者，性情和厚，学识精明，向从英美名师游，洞窥秘奥，现在镜湖医院赠医数月，甚著功效。”澳门《镜海丛报》这样描述了孙中山医治病例的神奇：“陈宇，香山人，六十一岁，患沙淋八年矣，辛楚殊常，顷在医院，为孙医生割治，旬日便痊，精健倍昔。又西洋妇某，胎产不下，延孙治之，母子皆全。又卖面食人某，肾囊大如斗，孙医用针刺去其水，行走如常。”有个具名“濠镜榷舍主人前山军民府魏”的人，连续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陈述自己二十多年的痔疮被孙医生治好的经过：

予久闻孙逸仙之名，亦知其医法，无论内外奇难杂症，莫不应手回春，奏效神速，且非以此谋利者。及经何瑞田力荐，予愈信之不疑，遂于去岁腊月封篆后延请孙逸仙诊视。据云，医有数法，或刀、或剪、或烧、或线扎、或药水激，愿用何法治之，听裁。予请以药水激。又云，此痔甚老，激一次恐不能除根，姑试治之。遂用水激之法，略与针刺相似，并无甚苦，约五六秒之久，离针便照常矣。次日又激，兼服药丸，每泻一次，其痔略枯，数次后枯缩过半，不过七日之功，其痔遂脱，毫无他害。念余年痼疾，一旦顿除，因之家内男女老幼上下人等，亦皆信之不疑，请其医治。或十数年之肝风，或数十年之脑患，或六十余岁之咯血，均各奏效神速。

孙医生还颇有经营头脑，开了药局自己配药卖药，药局登出的广告是：“本局拣选地道良药，各按中西制法，分配成方。中药则膏丹丸散，色色具备，并择上品药料，监工督制。每日所发汤剂，皆系鲜明饮片。参蓍术桂，不惜重资购储极品，以待士商惠顾，冀为传播。所制西药，早已功效昭昭，遍闻远近，无烦赘述焉，中西各药，取价从廉。”

行医与卖药令孙中山“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

这是除了在朝廷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之外，一个出身贫苦的帝国青年实现人生梦想的绝佳奋斗范本。可以想见，用不了多久，这个身穿绸缎长衫的年轻医生，就会成为声名和财产都显赫一方的绅士。

但是，孙中山并不认为悬壶济世是他人生的最高境界，他很想在帝国的官场中谋一个位置。他托人请求香港总督Ｗ．Ｒｏｂｉｎｓｏｎ写信给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荐自己。李鸿章竟然在回信中答应让孙中山到北京候缺，每月暂给五十元的生活费，先授予钦命五品军牌。然而，当孙中山和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一起去两广总督府领取进京的牌照时，却受到总督府官吏们的百般刁难，其中一项是让他们各自“填写三代履历”。愤怒令孙中山返身离去，北上进京未能成行。

执著的孙中山决定另辟晋见李鸿章的门路，其经过可谓熟谙帝国官场的人情运作：先求被他治愈了二十多年的痔疮、曾经做过澳门海防同知、时已辞官在家闲赋的魏恒给广东候补知府盛宙怀写信，求盛宙怀出面求其堂兄即帝国当时最著名的官商盛宣怀，再让盛宣怀写信给对他倚信有加的李鸿章推荐自己。孙中山带着魏恒的信到达上海，果真得到了盛宙怀的推荐信。同时，他还拜见了曾在洋务派创办的上海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中担任过总办、帮办的同乡郑观应。郑观应不但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在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的王韬，求王韬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推荐孙中山，而且还亲自写信给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求他介绍孙中山晋见李鸿章，信中对孙中山的介绍是：“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抵达天津，随即通过盛宣怀、罗丰禄等人将自己写的陈述书呈递给李鸿章。在陈述书中，孙中山主张中国应该全面西学，以实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然后，他等待着与这位大清帝国重臣的会面。

据说，李鸿章的回话是，等打完了仗再说。

李鸿章正被甲午战事弄得焦头烂额。

作为以推翻帝制为奋斗目标的著名革命者，孙中山的这段经历显然令他的形象有些模糊。后来，他说自己当年急于求见李鸿章，是因筹备的武装暴动已“端倪略备”，需要“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且不说当时孙中山根本没有准备暴动，即使是已经准备了，也无须跑到距广州几千公里的北京和天津探听虚实。而即使真的需要探听虚实，也无须必见李鸿章才能有所收获，李鸿章怎么会与一介草民交谈国之大事？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孙中山对李鸿章抱有某种幻想，企图通过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鸿章在当时的汉族大吏中权势最盛，且被认为是唯一通晓洋务的朝中显贵。

被李鸿章拒绝的孙中山心情复杂。“李曾积累了怎样大量的财富是远近皆知的……”他转而揭露这位帝国重臣，“我在天津，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绝望令孙中山“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将和平手段转变为“强迫”，此种转变哪怕是“稍易”，也只意味着使用暴力。

孙医生有使用暴力的准备和条件。在两广总督府遭到官吏刁难之后，他曾回翠亨村做过一次爆炸试验，生生地把一块写有“瑞接长庚”的石匾炸成了两半——能配治病之药，也必能配治世之炸药，两者皆得益于当年化学成绩的优异。

这一年的秋天，孙中山去了檀香山。

他去那里的目的十分明确：准备武装暴动。

孙医生的职业革命生涯由此开始。

檀香山是太平洋中由火山环岛组成的岛屿。这座岛屿上一个政治组织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只是，无论从当时还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个政治组织的创建过程都显得十分仓促简陋。

檀香山有华侨两万多人，问题是大多数华侨并不愿与孙中山一起造反，原因是怕“作乱谋反”会导致“破家灭族”。孙中山“多方游说，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人虽少但还是聚在了一起，开会地点是檀香山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家。何宽也是广东香山人，富有而具政治激情，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商业存款都放在他的银行里。孙中山提议成立的组织取名为兴中会。从汉字字义上理解，显然是振兴中华的意思。会议宣布了组织章程，选举永和泰号司事刘祥为主席、何宽为副主席，永和泰号司账黄华恢为管库，程蔚南（商人）、许直臣（教育家）为正副文案，李昌（公务员）、郑金（公务员）、黄亮（商人）、李禄（商人）、李多马（商人）、邓荫南（农业家）、林鉴泉（报人）等为值理。虽然会后会员们多方奔走，但檀香山兴中会总人数穷尽考证仅有一百二十多人。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记载：“其中有一人二名者，亦有不用本名者，以年代湮远，无从考查。”

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中，并没有推翻满清政府的言辞，明确申明其政治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奋发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尔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兴中会会员入会必进行宣誓，虽然形式是“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但誓词的内容确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查”——有史家说，这段誓词的内容当可存疑，因为十年前来到檀香山的那个学生虽已是体面的医生，但会员们应该明白谋反是要掉脑袋和抄家产的，他们不会跟着这位医生公开说出“驱除鞑虏”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因此这段誓词很可能是后人加以完善的。以下情景便可印证这样的誓词是何等的令人不安：“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之亲友数十人赞同而已。”

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交纳会费二百二十八元。拥有一座农场和一间商店的邓荫南把农场卖了，将所得的万余元全部交给孙中山，哥哥孙眉也用低贱的价格卖了很多牛。孙中山发行了一种股票，规定每股十元，承诺革命成功后可得本利一百元，以筹集暴动资┙稹—虽然利率很高，何时兑现尚不可知，但此举已为反政府行为赋予了商业投资色彩，可谓史无前例。孙中山还提议组织华侨兵操队，要求会员每周进行两次军事训练，“以便回国起义”。但是，因兴中会会员都有各自的职业，来参加者只有二十来人，华侨兵操队终因“不能持久，宣告解体”。

显然，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活动不足以支持一次武装暴动。

于是他准备远去美洲筹款。

临行前，他接到了宋耀如的一封信，这封信令他改变了主意。

宋耀如，即宋嘉树，一八六三年生于海南文昌，九岁随兄赴东印度群岛，一八七八年前往美国华盛顿，两年后加入基督教会，一八八六年回到中国传教，一八九二年在上海创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同时经营印刷、面粉、机器进口等商业。孙中山北上京津途经上海时，宋耀如与他相识相知，并由此开始倾尽一生的财力支持他。具有反叛思想的宋耀如在信中说，清军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败，现在应该是革命者乘虚而入、赶快行动的最佳时机——数年之后，因为那个名叫宋庆龄的女儿嫁给了孙中山，宋耀如随之成为孙中山的岳父，这是当时的宋耀如与孙中山都没有想到的——孙中山立即终止了去美洲的计划，与邓荫南等人从檀香山回国，准备武装暴动夺取广州城。

路经香港时，孙中山召集学医时结识的志同道合的密友陈少白、杨鹤龄等人，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部设在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托名经营贸易的乾亨作为掩护。“乾亨”，取《易经》“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而孙中山赋予的内涵是：“物极必反，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檀香山兴中会宣言中直指皇室的“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等词句，在香港兴中会的章程中被修改得愈加愤恨严厉：“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

此时，有姓名可考的兴中会会员已有一百七十八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海外华侨，包括商人九十六人，工人三十九人，公务员十人，秘密会党成员十二人，农场主六人，医生、教员、报界人士和传教士共九人，水师官兵四人，学生二人。这些反叛者的社会成分，显然与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被赤贫逼得铤而走险的起义农民有了本质的区别。

兴中会组织暴动的目的，是在两广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之所以选择广州，孙中山的理由有三：一是熟悉那里的情况；二是广州是南方大都会和重要港口，一旦占领影响巨大；三是那里的清军正因为待遇不佳闹事，此时煽动他们造反，也许会“欣然从命，愿效死力”。当然，曾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的贪腐行径，也是鼓动民心逆反的最好武器：

时为两广总督者曰李瀚章，即李鸿章之弟（兄）也，在粤桂两省之内创行一种新例：凡官场之在任或新补缺者，均须纳定费若干于督署。是又一间接剥民之法也。官吏既多此额外之费，势不得不取偿于百姓。且中国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属必集资以献。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日，醵金至一百万两以充贺礼；此一百万两者，无非以诱吓兼施、笑啼并作之法，取资于部民之较富者。而同时督署中，又有出卖科第、私通关节之事，每名定费三千两。以是而富者怨，学者亦怨。凡兹所述，皆足以增兴中会之势力，而促吾党之起事者也。

暴动准备迅速展开：建立行动指挥机关和制造炸药的机关，招募会党绿林好汉充当作战人员，制订出“分道攻城”的作战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购买武器。孙中山首先求助于日本人。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在会见孙中山后写信给日本首相：

本月一日，经友人介绍，有清国人姓孙名文（西洋医师）来馆。其有乃企图颠覆政府人物之一。孙文来馆目的，意在向日本提出武器援助要求。云现在广州戒备森严，举事困难，且又缺乏武器，望能为其筹措枪炮两万五千、短枪一千等。当中川问其起义的目的及方法时，孙文答：起义者乃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亦有哥老会等。但未说明其党员人数。只云，一旦举事，必四方响应，“统领”为康有为、吴君（原驻神户领事，号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中川又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孙文答：未及考虑。若能承诺前项武器要求，则立即四方募集党员。

日本政府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

于是只能依靠香港兴中会会长杨衢云另想办法购置枪支。

杨衢云，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后任招商局船务书记。香港兴中会成立时，虽然孙中山“不欲”，但杨衢云“坚欲取得会长”。

暴动即将举行，内部出了风波。

风波起自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暴动成功，谁来当两广总统？

杨衢云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孙中山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不能将领导运动的重大责任信托给他”。他们认为杨衢云是总统的当然人选，不然不足以号召中外响应。孙中山的支持者极力反对，不但认为总统非孙中山莫属，而且扬言如果谁敢染指这一职位“非杀他不可”。最后，还是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风波才得以平息。

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即农历九月初八，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乙未广州起义”。

其实，起义连失败都算不上，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开始。

约定起义的那一天，作为攻城主力的香港和汕头两个方向的作战人员始终未到，就连由杨衢云负责从香港秘密运往广州的枪支也迟迟没有消息。孙中山认为情况不妙，立即决定中止行动，并电告香港不要再运武器来广州。但香港方面回电说，运送武器的船只已经起航。实际上，大清朝廷早就得到密报，运送武器的船只刚一靠岸，清军兵丁便蜂拥而上，连人带武器一并查获。紧接着，广州开始了全城大搜查，暴动指挥机关被捣毁，孙中山的密友陆皓东等人被捕。而那个声称总统非他莫属的杨衢云获悉消息后，立即取道越南、新加坡和印度一直逃到了遥远的南非。

尽管朝廷悬赏千元缉拿孙中山，孙中山还是逃脱了。他把起义名册烧掉，短枪扔到井里，在广州城藏匿了两天后，化装成商人租了一条小船，经顺德到香山之唐家湾，然后乘轿子到达澳门，再从澳门乘船去香港，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生活。

陆皓东，父亲是上海商人，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回到故乡，是孙中山少年时的伙伴，两人同时受洗加入基督教。他曾陪孙中山由广州北上京津，后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创建兴中会广州分会，组织暴动时“拟定青天白日”为旗帜。他再也没有机会陪伴孙中山浪迹天涯了。在被砍头之前，陆皓东在供词中痛斥大清朝廷的黑暗，说自己举事的目的就是要杀掉一两个“狗官”——“直认革命不讳，虽叠受非刑，亦不供出同党”：

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二十九岁。自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靦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洲以贱洲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乎？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杀尽。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史书记载，陆皓东乃“兴中会员流血之第一人”。

孙中山则称他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孙中山在朝廷追捕下的流亡过程险象环生。

到达香港后，他的老师康德黎向律师咨询香港能否接纳政治犯？律师回答说此前还没遇到这种事，因而很难预料港督的态度，建议孙中山还是尽快离开为妙。孙中山立即去香港汇丰银行取款，准备再次逃亡。此时，他的身后已跟上了港方密探：“此次替叛党组织筹募经费的骨干人物，名叫孙文，或称孙逸┫伞…侦知他在十月三十一日，曾经香港汇丰银行提款三百元，然后转往皇后道一楼宇，之后便失其行踪，大概是从后门遁去。”第二天，大清朝廷便向香港方面要求引渡孙中山。可是，香港方面拒绝逮捕孙中山：“孙文如来港，必驱逐出境，不准逗留。”——英国人的原则是：只要引渡回去的人会被砍头，就坚决不予引渡。毫无疑问，孙文只要落在大清朝廷的手里，便会即刻身首分离。

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乘坐一条日本货船，经过十四天的颠簸抵达神户。刚一上岸，就看见了当地《神户又新日报》上的醒目标题：《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文章描述了广东暴动的起始，其经过甚至比孙中山知道的还要详细。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第二天，三个人转移到横滨。在这里他们打听到的消息是：日本政府允许引渡政治犯。于是，孙中山决定远逃美洲。为了摆脱密探的跟踪，他干脆剪掉辫子，把长袍马褂换成了西装——“即使是日本人，也常常把我看成是他们的同胞。”孙中山走了，郑士良返回香港，陈少白因为无法办妥去美国的护照留在横滨。

孙中山去了檀香山。

此刻，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了朝廷的严厉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该匪首孙文杨衢云纠合党类，竟至四五万人之多，在省城租定民房，潜谋不轨，该督等岂竟毫无见闻！著谭钟麟、成允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获，以期消患未萌……将此由四百里谕知谭钟麟，并传谕成允知之。

孙中山决定逃往美国。

他在檀香山还没有动身，朝廷的公函已经到达驻美公使杨儒面前：“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希即确查密复。”

一八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孙中山刚刚抵达旧金山，帝国驻旧金山领事冯咏蘅便收到了密探的电报。密探不但把孙中山的行程探得一清二楚，连他随身携带的当年上书李鸿章的草稿和几本书都已偷来：

孙文，原字帝像，别号逸仙，改字载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现改成早埔头人，年约三十左右，身材短小，面黑微须，剪发洋装，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路，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官。前此创议废主，因其未隶檀籍，所谋不逞，均挟厚资，居檀年久，是否孙同党，尚难臆断。惟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免度街第七百零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并闻有沿途联合各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该犯随身携带私刊书册两本，虽无悖逆实迹，检其上李傅相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现将原书设法觅取寄呈，俟访明该犯赴纽行期，再行电禀。

当时，美国与大清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驻美公使馆无法直接逮捕孙中山。在密探的跟踪监视下，孙中山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沿途在各城市短暂逗留时，仍竭力宣传何以要推翻满清政府，以争取华侨的支持。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且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尽耶稣教徒数人而已”。

九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决定前往英国。

他在大西洋东海岸刚一登船，驻美公使杨儒便致电帝国驻英公使龚照瑗：“现据纽约领事施肇曾探悉，孙文于九月二十三号礼拜三搭WHITE STAR LINE（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的号轮船至英国黎花埠登岸。”龚照瑗立即向英国外交部交涉，希望利用英国与香港和缅甸之间的引渡条款，将孙中山由英国引渡回国。但是，英国方面回答说，香港和缅甸的引渡条款不适合他处，尤其不适合英国本土。帝国公使馆在无权实施逮捕的情况下，只好雇用伦敦的侦探对孙中山实施严密监视。

孙中山到达伦敦后，投奔了他的老师康德黎，而跟在他身后的密探也是尽职尽责：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于上午十点三十分离开赫胥旅馆，雇了一个10850号四轮马车装行李，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将行李运入，该人亦进去。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到牛津街（OXFORD STREET），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 HOLBOI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EXPIESS DAIIY CO）吃了午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街的一个饭馆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就不再看见他了。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街道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从密探如此琐碎的报告上看，孙中山仅仅是在四处闲逛。

可是，十月十一日，还是出事了。上午十点半，孙中山再次拜访康德黎，途中遇见一位广东老乡，两人边谈边走，走到大清帝国驻英国公使馆门口的时候，他被“挟入馆中”——“挟”他的人就是那位广东同乡、公使馆翻译邓廷铿。

关于孙中山如何被关进帝国驻英国公使馆的，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公使馆始终不承认他们实施了绑架，说是孙中山自己走进公使馆的，陌生人闯进帝国公使馆当然要扣押盘问。而孙中山也曾说过是他自己走进去的，有陈少白的记述为证：“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逃亡了大半个地球之后，竟然自投罗网跑进大清帝国的公使馆“宣传革命”，这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孙中山后来在较为正式的记述中说他确实是被绑架的：“道遇公使馆随员邓廷铿，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又遇到好几次，末了一回，即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邓廷铿曾给被囚禁的孙中山提出一个建议，建议他给公使馆二等参赞、英国人马格里写信，求马格里从中通融，前提是信中必须申明孙中山是“自动前来使馆”而不是被裹挟的。孙中山即刻写了这封信，这封信由此成为公使馆对外辩解的有力物证——此时，与轮船公司谈判如何把孙中山秘密押送回国的人，正是马格里。据说马格里的计划是：先把孙中山捆起来，嘴里塞进棉花，戴上镣铐，趁着夜色将其拖进船舱，在煤堆里藏起来，然后轮船直驶中国广州。

得知上当的孙中山十分绝望，他想到了清廷的酷刑：“首先他们将用老虎钳把我的踝骨夹紧，再用铁锤敲碎；接着是割掉我的眼皮；最后把我剁成碎块，使任何人都无法认出我的尸体。”由此，他开始考虑如何在半路上跳船自杀，甚至还考虑了在自杀未果的情况下回到大清帝国遭受酷刑时如何供词：

我已完全决定采取任何行动，下决心尽一切努力跳下船去，葬身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印度洋或中国海。如果这些试图不成功，不幸抵达目的地广州，我决定立即招认以免遭第一轮酷刑。即使如此，像我这样的案子仍然会受许多罪，因为他们会对我进行最残酷的严刑拷打，逼我出卖同志。我决心宁肯挨到死也决不这样做。

如果真是这样，中国近代史将是另一种样子。

孙中山死里逃生的经过简单而迅速。他以“中国皇帝仇视中国的基督教徒”为由，说服了在公使馆内工作的英国工人柯尔，柯尔将他的信带出使馆交给了康德黎：

予于前星期日，被二华人始则施以诱骗，继则复骤加强暴，将予幽禁于中国使馆中。一二日后，使馆将特雇一船，解予回国，回国后必被斩首，奈何？

康德黎立即奔走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警察局，要求他们出面制止大清帝国公使馆在英国国土上公然绑架的行为。两天之后，英国外交部和警察局开始干预。勇敢的柯尔还策划了让孙中山从被关押的斗室的房顶逃脱的计划，但是英国警方不同意，说一两天后保证让这个被关押的基督徒从大清帝国公使馆堂而皇之地走出来。英国警方的强硬来自舆论的压力。《泰晤士报》刊登了英国学者的文章，说大清帝国在英国国土上随便捉人是对英国皇权的蔑视。而《地球报》特地出版了刊有“中国政府驻伦敦公使馆绑架和监禁一位中国名人”的号外，指出被绑架和监禁者曾“密谋攻占广州总督府，其最终目的是推翻满族或鞑靼王朝”，因为“中国在它的统治下显然日益恶化，除非推翻这个王朝，否则不能指望国家事务得以改善”。结果是伦敦全城轰动，记者们蜂拥前往使馆，英国政府正式照会大清帝国公使，要求释放被绑架的人。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在英国外交部的强大压力下，公使馆终于承认关押着一个人，而且同意释放这个人，条件是英国政府确保这个人返回香港后，不再从事谋反朝廷的颠覆活动。英国外交部的回答是：释放时间不允许超过今日下午十四时。十四时半左右，在英国外交部官员、英国警方的一位探长和康德黎的陪同下，孙中山走出了大清帝国驻英国公使馆。

大批的记者连日尾随采访，英国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采访报道刊登在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报纸上。

孙中山不再以医术而是以“著名的谋反者”出名了。

他致函各大报刊主笔：“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于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没有证据表明，英国政府与企图推翻大清王朝的谋反者立场一致。将这件事看成一个偶发的外交事件更为恰当。显然，英国舆论以帝国公使馆侵犯英国法权为名大加非难，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处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认为，只要踏上这片国土的人都将受到保护，不允许别国，特别是那个软弱无能、名声狼藉的大清朝廷在他们的地盘上任意妄为，这就是大国风范。

英国人绝对无法想到，他们的行为，不仅仅保住了一颗脑袋，也成全了中国近代史。

龚照瑗立即给帝国总理衙门发去电报：“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回香港，必由港督严查，并请具文以凭饬港督照办等语。因将孙犯释放，仍派人密跟。”

可以想见清廷收到这封电报后该是多么的恼怒。

那段时光里的中国皇帝，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他本是出生在亲王之家的一个普通孩子，他当上皇帝的唯一原因是驾崩的同治皇帝没有儿子。当皇太后宣布皇位由醇亲王之子继承的时候，这个名叫载湉的孩子年仅四岁。慈禧的决定十分突然，除了醇亲王的夫人是皇太后的亲妹妹这个原因之外，没人能说得出这个孩子被选中的其他理由。作为父亲，醇亲王在朝上听到懿旨后，“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感到意外是肯定的，受宠若惊也可以理解，捣蒜般地磕头并且大哭不止，然后瘫倒在地扶都扶不起来，这样的表现令人疑窦丛生。不久之后，醇亲王辞去一切官职，以万分的小心试图躲避危险，可他还是死了，据说死于受到慈禧呵斥之后的精神崩溃。年号光绪的小皇帝载湉，其成长经历犹如一部深宫悲剧。从被人抱上龙椅时吓得大声啼哭时起，他始终处在严厉管教和饱受恫吓的日子里。即使熬到十九岁，可以亲政了，皇太后依旧牢牢掌握着帝国的统治权，他除了对皇太后唯唯诺诺之外，行使不了应该属于皇帝的任何权力。他曾经试图利用激进文人的变革挽回地位，但是在皇太后的一系列压制手段下，包括在菜市口刑场砍掉了他的心腹们的脑袋，他再一次陷入囚徒般的孤寂之中。年轻的光绪体弱多病，年老的慈禧硬朗结实，既然在寿命上都没有熬过皇太后的把握，这个可怜的皇帝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旷日持久的傀儡生活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

皇太后慈禧是中国近代最强有力的女人，这个有着传奇人生和美丽容颜的女人经历了太多的危险时刻，每一次转危为安的过程都与她成功地砍掉了某些人的脑袋密不可分。二十七岁那年，她的丈夫咸丰皇帝死了，这个面容姣好的寡妇以惊人的胆识和手段，成功藏匿了咸丰皇帝留下的可以将她处死的密旨，随后策划了“辛酉政变”以将那些威胁她生存的前朝重臣一一押解到菜市口刑场，其中咸丰皇帝最倚重的顾命大臣肃顺被割烂舌头，砍断双腿，然后斩首。慈禧开始了她对大清帝国长达数十年的垂帘听政。没有史料表明，她对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的短命有过极度的悲伤，她迅速选定另一位幼帝的原因是，她需要继续掌握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可是，随着光绪皇帝长大成人，随着帝国在积贫积弱中沉沦，试图剥夺她的统治权的戊戌变法发生了，可结局依旧是滚落在菜市口刑场上几颗脑袋让她度过了政治危机。这个迷恋权力、京戏、化妆术、奢华的服饰以及南北风味兼具的美食的皇太后，自垂帘听政的那天起便无法回避一个令她寝食不安的现实：大清帝国如同她的容颜一样，正在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败：强大的外国舰队沿帝国的海岸线林立，朝臣被迫连续不断地在各种屈辱的条约上签字，边疆的领土和沿海的岛屿在各种奇特的理由下被割让出去，各国的洋式楼房在帝国国土上的租界地里盖得堂皇而坚固……二十世纪第一年来临之际，北方田野中的近十万农民以杀洋鬼子为名冲入京城，她本想借义和团之手灭掉阻碍她废黜光绪皇帝的洋人，结果却是她和整个朝廷被打进京城的洋人逼出皇宫，开始了不堪回首的逃亡生活。一年之后，当得知需要付出巨额赔款的《辛丑各国和约》签订后，慈禧说出的一句话令人震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没人相信这句话出自她的肺腑，因为无论在皇族还是臣民心中，“量中华之物力，结皇家之欢心”才是人间“正道”。然而，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其“物力”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国际地位的屈辱、武装力量的脆弱、国家政治的腐败以及由普遍性赤贫构成的民不聊生的生存状态，所有这些都使得大清帝国面临着倾覆的危险。慈禧百思不得其解的苦闷有二：一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名称古怪的国家为什么突然间集体与她的大清国过不去；二是国内为什么总是“盗贼蜂起”——这个国家自古就不乏盗贼，但是，近来各省特别是南方各省呈递的奏折所描述的盗贼暴乱与以往似有很大差别。以往所有反对朝廷的武装暴乱都发生在乡村，带头举事者也大多是因年景不好而闹饥荒的农民；现在的暴乱却发生在大城市里，带头起事者竟然是那些有学问的人。这些人把暴动的目标明目张胆地指向了皇室，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再是“均田地”，而是要“杀尽满夷”——臣民竟敢索要皇族的脑袋，这还是朗朗乾坤的皇天后土吗？

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历了庚子巨祸的慈禧太后已经意识到必须顺应潮流，这个潮流就是：危机四伏的大清王朝必须进行体制变革。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尚流亡在西安城中的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倡议直言》上谕，这个类似错误检讨书和变革宣言书的“文件”，不仅证明年老的慈禧太后依旧有着惊人的活跃思维和政治眼光，而且还显示出大清皇室试图挽救危亡命运的变革愿望。上谕明确：“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是中华典籍中早已阐明的道理，因为“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变与不变的唯一准则是“强国利民”，且这种改变如“琴瑟之改弦”，并不违反祖宗的规矩。过去康有为等人的行为，不是变法而是“潜谋不轨”，砍掉他们中间首要分子的脑袋是“锄奸于一旦”。之前的洋务运动等变法主张，也仅仅是在语言文字和制造器械方面效法西方——“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那么，西学之“本源”是什么呢？是“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在这番矫情而含糊的措辞之后，除了帝制体制之外，慈禧要求在官制、财政、军事、外交、法律、教育和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至于国家之积弊，上谕中的这段话值得细读：

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籍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贪官庸吏以文过饰非的往来文件当做遮丑之物和升官之道。

“私”足以误国。

“例”足以致乱。

在外国有权在中国国土上驻扎军队致使整个国家门户尽失的条约签订之后，在需要用三十九年时间还清九亿八千多万两赔款的条约签订之后，大清帝国的朝廷说出这番话可谓痛定思痛。

清廷的一系列变革行动史称“清末新政”。

一九○一年以后，中国近代史上所有重大事件的起因，几乎都与大清朝廷主持下的新政变革有关。

慈禧在推动历史向前迈进的同时，也为大清王朝的灭亡挖掘了坟墓。她的影响至今留存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史书不是偶然的，至少在如何维持帝国政权方面她堪称一位有胆有识的的女人。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法国人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时说，“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加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感觉更加敏锐”的国人最痛恨的，莫过于官场无可救药的贪腐，孙中山将其归结于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

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疾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长年猖獗的主要原┮颉…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和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在中国要做一个公务人员，无论官阶高低如何，就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并且意味着放弃实际贪污就是完全放弃公务人员的生活。

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中国人到底愿不愿意生活在皇帝的统治之下？在这个帝制制度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的国度里，这个问题的提出似乎显得有些荒谬。但是，深究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上对皇室和皇权所抱有的态度，却令人十分困惑。在中国人的皇权概念里，“尊君”思想不言而喻，如同凡事都盼望着清官一样，没有了皇帝的中国人不知道该向谁去跪拜，失去跪拜对象的中国人会因为没有了他人对自己的主宰而不知所措。但是，从古至今，“罪君”现象也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每逢改朝换代，各种讨君檄文便会历数前朝皇帝罄竹难书的罪恶。中国人针对君王的词汇异常丰富，除了“东方旭日”、“天地通明”、“恩泽天下”的辉煌颂词之外，还有“愚暴冥顽”、“昏谬凶残”、“荼毒万民”的咬牙切齿。无论歌颂还是咒骂，中国人传统的皇权概念与“专制”或“民主”的政治理念无关。对皇权爱恨交加的中国人，就社会身份而言，似乎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到底是“臣民”还是“公民”。因此，在伦敦的斗室内，绝望的孙中山曾对大清帝国公使馆的官员说：“我之为民，不过设议院、变政治，但中国百姓不灵，时尚未至，故现在未便即行。”——“百姓不灵”，中国的思想先行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足以印证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迟缓与艰难。

孙医生叛逆的理由或许是他学过解剖┭А—精通解剖学的医生不但比常人更明了人是一堆什么物质，而且还明了无论是皇帝还是臣民实际上都是一堆同样的物质。

在对人的认识上，科学与哲学殊途同源。

这是大清皇室所有危机的根源。

虽然“百姓不灵”，但是先觉的知识分子已经看清了帝制的五脏六腑，中国近代史的演变由此格外复杂起来。

国民们！

中国上千年历史中闻所未闻的事，在一九○二年的初夏出现了，国内舆论突然间风行一种怪论，认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可有可无。

《国民报》刊文，题为《说国民》：

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之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诚如是，则上可以绝独夫民贼之迹，下可以杜篡逆反叛之说也。以一国之民而治一国之事，则事无不治；以一国之民而享一国之权，则权无越限。乃吾国之称民者，贱之则曰小民，鄙之则曰穷民。呜呼，久假不归，妄自尊大，民安得不小；剥民之膏，以养一人，民安得不穷。吾则谓天下之至尊至贵不可侵犯者，固未有如民者也。

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君王，但是不能没有国民，没有国民的国家犹如一片废墟，因为国民的创造滋养着国家，国民的力量保卫着国家。所以，天下最尊贵和不可侵犯的不是君王而是国民。

什么是“国民”？

“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

中国有没有国民？有，那是在秦汉以前，秦汉之后就没有了——“秦汉以来，中国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年于兹矣，故每唯三代以前有国民，而嬴秦以后无国民。”

中国的农民是国民吗？

穷乡僻壤之间，有黧其面，塗其足，终日劳劳无时或息者，是亦所谓天下之穷民者矣。然虐之以田主，虐之以官长，虐之以吏胥，虐之以土棍，务使之鬻其妻典其子而后已，然若辈不敢动也。朝廷派设官吏，以某官剥某地之皮，以某官吸某民之血，若辈不与闻也。而遑论夫所谓参政权，而遑论夫所谓选举权！亦不过吞声饮泣，诿之于命而已矣。嘻，是率一国之农而为奴隶者，国民乎何有！

中国的工人是国民吗？

今曰各国殖民地所用之苦工，约有三种：一曰印度人，一曰卜里内雪人，一即为支那人，此三者与向之黑奴无异。某处有未辟之地，某处有未开之矿，则此三者驰驱奔走其间，未尝一日宁焉；不然，则驱逐之，窘迫之。凡文明之人所不忍施之禽兽者，莫不加之于我华工焉，然则地球上之人类，固未有贱于华工者矣，于国民乎何有！

中国的商人是国民吗？

外国之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贱之曰市井，不得与士大夫为伍。然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资于商人。若者有税，若者有捐，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其肤吸其髓，以供胡儿之用而已。且也，所吸之髓未必尽出于富者，不过取懦弱无势者而虐之而已，彼富且贵者之一毛不拔自若也。已吸之髓，未必尽入朝廷，不过一二奸胥、一二酷吏，扬扬得意而已，彼司农之不名一钱自若者。然则中国之商人，不过一供给财用之奴隶而已，国民乎何有！

这么说，难道只剩下官吏是国民了？

且夫官吏者，至贵之称，本无所谓奴隶者也；然中国之官，愈贵而愈贱。其出也，武夫前呵，从者塞途，非不赫赫乎可畏也；然其逢迎于上官之前则如妓女，奔走于上官之门则如仆隶，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隶、上官之鸡犬，亦见而起敬，不敢少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受于人者莫不施之于人，即位至督抚、尚书，其卑污垢贱、屈膝奉迎者，曾不减少焉……故贵者之为奴隶，较之贱者之为奴隶，其品较下而其心较苦，国民乎何有！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出现在大清国光绪二十八年。这时候，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

汉语中的“世纪”一词，原本指记录帝王世系的典籍，并没有时间的含义。以“世纪”作为纪年单位始于西方。古希腊人为了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述跨度较长的时间，借用希腊文中的Centuria（一百）创造了Century（世纪）这个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人，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将Century翻译成“世纪”。辛丑年之后的中国人，狂热地爱上了“世纪”一词。

新世纪来临，中国正逢这样的历史时刻：自甲午战争至义和团兴起，大清帝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屈辱与最混乱的时光，及至《辛丑各国和约》在北京签订，国人并没有特别在意外国有权驻军令帝国门户洞开以及近乎天文数字的赔款令帝国几乎破产这一严酷的现实，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太后用京剧名角招待各国来宾以及朝廷突然间改头换面颁布的新政。由此，大街小巷开始流传“二十世纪是中国的新世纪”这个令人精神抖擞的说法。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总是希望一个新的时间起点能够带来好运。中国人的日子过得太压抑、太沉闷、太单调了，虽然年年贴出“喜把新桃换旧符”的对联，但岁岁鲜见世间新事物与人间气象新。所以，既然洋人说一个世纪是一百年，那么又一个一百年来临了，大清帝国也许能够时来运转？

朝廷希望新政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新气象。

要让百姓知道什么是新气象，首先得普及白话。白话就是老百姓说的话——原来，无论官方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是老百姓听不懂┑摹—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汉语，实在是一个奇异的存在。据说，首先在官方文件中使用白话的是岑春煊。曾经二品衔的甘肃藩司，因在清廷流亡西安的日子里全力护驾升任山西巡抚，至一九○三年岑春煊已官为四川总督。作为正式的官方文件，岑总督发布开启民智的布告，竟然是从女人缠足说起的——帝国的官吏不用白话便罢，一用便充满奇思怪想：

第一样关系国家众人的弊病，没得别的，皆因女子缠足，一国男子的身体都会慢慢软弱起来，国家也就会慢慢积弱起来。这个缘故，又没得别的，皆因人生体子强弱，全看父母体子如何。中国当父亲的，接亲太早，体气先就不足；当母亲的，又因少时缠足之故。方缠足时业已受过许多痛苦，你们晓得的。哪个女孩把足缠好，不弄得面黄皮瘦？……所以养的儿子，在胎里已先受单弱之气，生下地自然个个单弱。祖传父，父传子，子传孙，传一层单弱一层。传到今日，虽然中国丁口有四万万之多，无论士庶工商，举目一看，十之八九，都是弱薄可怜不堪的样子……所以如今要想把中国强起来，必先把百姓强起来；要想把将来的百姓强起来，必先把养将来百姓的母亲、现在的女儿强起来……

封疆大吏带头，全国的官吏唯恐落后，以至于堂而皇之地张贴在繁华市井的告示变成了这个样子：

众位呀！现时又快到年底了，河北老铁桥、东药王庙两等官小学堂，又招考学生了。众位家里子弟，有愿意上学堂的，或八九岁，或十三四岁，念过几年书的，全都可以到我们学堂里报名……众位呀！快来报名罢！快来报名罢！别太晚了才好呢！

一九○四年，大清帝国开始风靡阅报。不但文人和绅士忙着为普通民众开设各种阅报场所，官方也积极地开设招待周到的阅报场所——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百姓只要肯读报纸，民智就会随之开启，因为国人至少可以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纪”：

有公开征婚的：

今有南清志士某君，北来游学。此君尚未娶妇，意欲访求天下有志女子，聘定为室。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复函，若在外埠能附寄大著或玉照，更妙。

还可以出国旅游：

有法商德木兰者，因华人欲游法国者，多不知用若干时日，用若干路费，乃在西安门内大街开设一行。凡有欲游法国者，伊可派人引导、照顾。其包办之价值，计去路一月，回路一月，在法居住一月；上等价银一千两，三等四百五十两。定于五月初六日早七点钟在前门外火车站开行。欲往游者，须于开行之前一月到该行订议。

很快，朝廷就发现“气象”似乎“新”过头了。

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天津《大公报》刊登《征文广告》：

本社征文题目：剪辫易服说。卷交《大公报》馆代收。定于癸卯年正月十五日截卷。延请东西通儒评阅，正月底揭晓。第一名赠银十元，第二名赠银五元，第三名赠银三元，第四、五名各赠银一元。爱群社启。

什么叫“剪辫易服”？

就是把中国男人头上的辫子剪掉，再把长袍马褂换掉。

自满清入关，中国男人都留起了象征臣服于朝廷的辫子，两百多年来大清帝国的律例人人皆知：要不留辫子，要不掉脑袋。哪个中国男人的脑袋后面没有辫子，定是谋反者无疑。朝廷的新政几乎什么都试图改一改，可就是没说那根辫子可以动一动。

尽管事关脑袋，还是有不少人投稿，最后十三人获得奖励。第一名名叫朱志父，其获奖文章建议凡事应该由皇帝带头，说只要皇帝带头穿上西装，西装必将风靡全国；如果所有的臣民都穿上西装，大清国就能屹立于世界。朱志父郑重声明，不要认为他发狂了，现在是二十世纪，是“吾国眼帘初启光明一线之时代”了：

诸君，诸君，今当此二十世纪吾国眼帘初启光明一线之时代，吾遽欲为四万万同胞当头振一警钟，曰：必剪尔辫，易尔服，举亚洲数千年圣王之制作、吾祖宗二百数年之留遗，不惜芟剃之，毁除之，以尽从欧俗为快。吾四万万同胞，有笑我为梦魇，骇我为发狂者乎？

不知朱某人是否发狂。

知此人必是不知深浅的知识分子无疑。

大清帝国原本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得以进入官场的文人。但是，新政取消了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文人们瞬间丧失了生存的前景。一九○一年，朝廷颁旨大兴学堂，全国“莫不欢欣鼓舞”。一时间，各省封疆大吏纷纷带头创办学堂：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直隶大学堂，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两湖大学堂，还在陕西巡抚任上的岑春煊创办陕西大学堂，西川总督奎俊创办四川大学堂……在他们的带领下，整个帝国除江苏之外，每省必有一个大学堂。新式大学堂设置的课程，是千百年来只知圣贤典籍的国人前所未闻的：物理学、化学、力学、植物学、农学、工程学、数学、地理学等等。仅京师大学堂政治专业开设的课程就有：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各国土地民物统计学、各国行政机关学、警察监狱学、教育学、交涉法、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海陆军政学、各国政治史、法律学原理、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

民智确实史无前例地开化了，朝廷的大员们终于发现，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不但没有成为“通儒”，反而成了不尊重孔教、随意侮辱官吏、敢向衙门说三道四、动不动就联名发电抗议圣旨、对干预朝政有着不同寻常热情的一群祸害：

比年以来，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諆，以致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不独中国前史、本朝法制无此学风，即各国学堂亦无此等恶习。士为四民之首，士风如此，则民俗之敝随之。治理将不可问，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饬不可。

国内大学堂的学生如此，到外国读书的留学生更甚。

清廷首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在一八七二年即同治十一年，主要是为应对洋务运动和帝国外交的急需。至十九世纪末，派出的留学生总数也不过百人。辛丑年后，朝廷“奖励游学”，国内一时间形成留学热。一九○三年，清廷著名大吏张之洞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美国《纽约时报》刊出特别报道，称张之洞之子自费留学之举“引起当地舆论密切关注，并使当地那些达官贵人大为震惊。一般认为，这是国家有希望的进步迹象”。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去了日本。有资料显示，截至一九○五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就有八千多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家气象让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以致人人认为看见了新世纪。这种情绪的代表人物，是因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的梁启超：

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废，肮脏躐蹋，相形之下，愈觉得日人之可爱可敬。

日本以皇室发动全面改革的明治维新著称于世界近代史。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封建桎梏，迅速崛起为东方近代化强国。然而，这却给辛丑前后的大清帝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一九○三年一月三十日，大清国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节大年初二，数百名中国学生聚集在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留学生会馆，参加一年一度的新年恳亲会。所谓一年一度，是因为这样的恳亲会在日本已经举办过两届。第一届于一九○一年一月一日举办，当时没有朝廷官员参加，是一个纯粹的民间聚会；第二届于一九○二年二月十日举办，大清帝国驻日公使蔡钧和朝廷指派的留学生监督钱恂出席，蔡钧和钱恂还被推举为会馆的正、副会长——恳亲会由此变成了官方行为。第三届恳亲会，公使蔡钧和新任留学生监督汪大燮根据惯例再次出席，只是这两位朝廷命官此时的心情格外紧张。

这两年，清廷的大员们被一个新名词所困扰——学潮。

学潮伴随着教育新政的颁布和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开始，这是朝廷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九○一年夏天，浙江大学堂的孙姓教习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竟然是《罪辫文》，即要声讨男人的辫子，辫子问题涉及满清政府的统治。更严重的是，一个学生作文中的“本朝”一词，被阅卷的高年级学生改成了“贼清”二字，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造反是什么？接着，还是浙江，一所中学的学生因不满校方的思想控制公然宣布全体退学。自那以后，全国的学潮一发不可收拾。一九○二年，上海南洋公学数百名学生全体退学，而这一轰动事件的起因本是一桩小事：教习郭某禁止学生阅读报刊，学生恨之，在其教桌上放了一个空墨水瓶，郭某发现后大发脾气，找茬处分了一名学生。谁知，学生们的脾气比教习大得多，先是与校方谈判，然后是一个班宣布退学，进而演变到全校学生与校方对峙，最后导致学生全体退学。此事成为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是：当今的学生为什么“一饭之微则散学，一事之末则散学，一言之细则散学”？

有识之士指出，学潮频起是因为六种观念的输入：自由、平等、革命、流血、团体、民权。

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农历壬寅年三月十九日，一个名叫章太炎的留学生带头，决定在日本东京上野精养轩发起一个纪念会，纪念会的全称是：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这个名字很奇怪，非看由章太炎亲笔写下的宣告书不能明白：“……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蠹，未坠厥宗。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凘灭。回望皋渎，云物如故，维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章太炎认为，中国从尧舜始，已有四千九百九十年，漫长的历史一直是汉人的天下，然而这个天下到明末截止了，现在是异族统治着中国，因此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前朝的遗民和亡国奴。

尽管“社会主义”是“春花含苞”的理想政治，谁也无法预知是否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但是如此公开宣扬和心驰神往足以令人瞠目。因为，一九○三年的大清帝国政体依旧稳固如山，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声中绣衣蟒带依旧日日匍匐在地山呼万岁万万岁，官宦商民依旧人人拖着一根辫子凡事必要叩谢皇恩浩荡，朝廷的捕快决不放过对皇家存有二心的人以致帝国的刑场上依旧刀起刀落。可是，大清帝国的国土上确实萌生了这样一群特殊者：他们吸纳西方的近代文明，崇尚民族精英主义，怀有激烈的忧患意识，深具彻底的变革愿望和革命抱负。他们平民化的社会角色定位，注定了他们的激进心态，也注定了他们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精神主角。

说他们是新式知识分子，是为将他们与士大夫区别开来。其实，这种区别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大多从旧式文人脱胎而来，他们仍然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胎记。在身心负载着朝代兴衰的沧桑感和人生荣辱的使命感上，中国文人几乎没有“新”与“旧”之分。即使号称新式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取向与旧式文人相比，其差别之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无论是关于平等与依附、自由与禁锢，还是关于忠诚与媚世、正直与屈从。但是，毕竟士大夫是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乡土精英，与现有体制之间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他们具有的文人式的批判态度是建立在依附基础上的。而新式知识分子是一个游动的阶层，他们与生养他们的乡土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疏远与断裂，他们已经不愿意把自己放置在实际生活的世俗之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充满激动、焦躁与自相矛盾。他们真感怀、真痛苦，剪不断理还乱的悲情残酷地消磨着他们并不强壮的躯体和并不坚强的灵魂。他们在张扬政治主张的时候，总是从或贬或褒民族精神开始，而他们对民族精神的审视与批判是随心所欲的——新式知识分子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变革和革命的代理人。尽管后人按照政治主张的不同，将他们分成维新与革命、保守与激进、拥护帝制与主张共和的各种派别，但无论什么派别他们的社会理想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需要政治进步，中国人应该不再是臣民而是新时代的国民。

问题似乎又回到了起点上：怎么才能让中国人知道什么是国民？

对于世纪初的中国来说，梁启超无疑是传播民主思想的领袖，他提出了“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的政治观点，并为此阐述了四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一是国民与奴隶的关系。他将享受立宪制度的人民称之为国民，没有民主权利的人民称之为奴┝ァ—“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反过来，国家如果是皇帝和少数皇族的私产，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人民只能是奴隶。二是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一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社会，不能称之为国家，只能称之为朝┩ⅰ—“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产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而中国自有国家以来，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则皆朝名而。”三是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主是人民的公仆，而中国历史上皆是君主把国家变成私有财产——“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是故国中虽有四万万人，而实不过此数人也。”四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他认为人民的权利如果被剥夺，那么就应该夺回来，人民放弃自己的权利就等于自杀——“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其根既拔，虽复干植崔嵬，华叶翁郁，而必归于槁亡，遇疾风暴雨则催落更速焉。”梁启超将专制政治权术归纳为四个字：一是“驯”，即统治者戕害人的本性，培养百姓的奴性，以使人民成为驯服的工具。二是“銛”，即以“官阶诱惑，俸禄笼络”，让官吏们迷蒙沉沦在物质贪欲之中。三是“役”，即“用人限之以年，绳之以格”，在极其严格的官场规则中使官吏们成为“无脑无骨无血无气之死物”。四是“监”，即废除百家独尊一家之言，让人民变得愚昧无知；刑律严酷牢狱遍地，监视人民的一举一动，使人民成为思想的囚徒。总之，专制统治就是要把人民变成奴隶，把“豪杰变成木偶”。

最大的问题是，现今的中国百姓素质很低，必须对其进行启蒙。

新式知识分子告诉百姓，人活在世上有畜牲、人、人民和国民不同的等级，国民才是人的顶级：“今要替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汉种，定个名号，叫做‘国民……‘人比畜牲高一层的，‘人民比‘人又高一层的，直到‘人民再进做‘国民，那真是太上老君，没有再高的了。”

那么，怎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国民？

一要取得自由的权利，凡是缴税的人，都应该享受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

二要废除以前的法律，制定出国家的新法律；

三要这地方的钱给这地方用，这地方的事由这地方公举出来的人管理，没有什么钦命不钦命，

四要把汉族的家谱考证详细，把异族撵出长城去；

五要不管科举不科举、学堂不学堂的，一方面考证中国的古学，一方面研究外国的新学；

六要改良农工商，保护铁路、矿产、银行，防止人家东一块西一块地割去；

七要鼓励尚武精神，养成军国民的资格；

八要结个党，最好名叫社会党；

九要好好考察一下，孔教、佛教、老教、耶教，到底哪一教更好，至于信什么以后再说。

但是，中国的百姓还没有拼出性命成为国民的勇气。

被称为激进派第一人的刘师培写出《论激烈的好处》，指出“中国的人做事，是最迟缓不过的，这种人有三种心：一种是恐怖心，一种是罣碍心，一种是希态心。所以一桩事情到面前，先想他能做不能做，又想他成功不成功，瞻前顾后，把心里乱的了不得，到了做事情的时候，便没有一桩能做了”。而梁启超则写出《中国人之缺点》一文，认为国人的缺点有四：一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是“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是“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四是“没有高尚之目的”。关于第四点，梁启超以为是“中国人根本之缺点”，他说：“凡人处于空间，必于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时间，必于现在安富尊荣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进步，缉熙于光明，否则凝滞而已，堕落而已。”虽然人活着的“高尚之目的”不一，但梁启超纵观西方各国，认为最重要者有三：“好美心其一也”，“社会之名誉心其二也”，“宗教之未来观念其三也”。

中国百姓的混沌让新式知识分子很是焦虑：“百姓应做的事情，应立的基业，大得很哩！多得很哩！你道那讨老婆、吃绍兴酒、吃大烟、吃饭、睡觉、买田产、开当铺、生儿子，算得事体吗？算得基业吗？我今且把那顶大的事体，顶大的基业，说给列位听听”:

第一项是从满人手里把国土夺回来。“老婆若把人家硬占了，还要拼命去争，国土把人家硬占了，难道不该拼命去争吗？”

第二项是要讲政治。桀纣以前的皇帝还可以，到了桀纣就混账不堪了，所行政事都无益于民，因此才有武王伐纣。“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第三项是争取种族尊严。“我们中国汉种人做了皇帝，我们百姓自然应该忠他，若是英吉利、法兰西的皇帝，我们就不必去忠他了，为什么呢？他并不是我们同种的，他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

说到此处，爱极生恨，忍不住骂将起来：

女人家爱的是自己的丈夫，若去爱别人的丈夫，就是不干净的淫妇了。我们爱的是自己汉种的皇帝，倘然自己没有皇帝，把别种人来做强盗的当做皇帝看待，天天说什么我皇上深仁厚泽，这个賊种，比那不干净的淫妇，好要贱到十三倍哩。

学理混乱、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混杂在一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思想的空前活跃。而历史证明，即使到革命爆发的时候，中国的普通百姓依然没有彻底明白什么是国民以及成为国民到底有什么意义。

知识分子们神思飞扬。

而在这片国土上，另有一些人并没有慷慨陈词，他们认为行动才是国民应干的事情。

颠覆大清帝国的乱子由此而来。

迷梦渐醒

大清帝国的乱子总是与西方思潮和势力的侵入纠缠在一起。

一九○○年，当清廷因深深地卷入义和团事变而对国内局势失去控制力的时候，西方各国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在华利益将面临危险，于是除了武装干涉之外，都在寻求利益保护的办法，这个办法甚至包括肢解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权。

英国人的势力范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有一个人可以为英国利益着想，这就是他们曾经在本土上救过他的命的那个中国人。英国人的设想是：策动南中国武装反叛领袖孙中山与权势熏天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在政治和军事上达成合作，从而将面积几乎相当于两个英国的广东和广西两省从大清帝国中分离出去，建立一个政治和经济都独立于清廷之外的政权实体——当然，这个实体必须在英国人的控制之┫隆—至于分离之后的大清帝国的版图将是什么样子，这个独立政权的首脑应该是孙中山还是李鸿章，在那段混乱的时光里似乎谁也没有仔细思考过。

尽管史家多有避讳，不可否认的是，一九○○年间孙中山与李鸿章的联合企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它不仅显示出西方各国对大清帝国主权的极端蔑视，从而使其在处理国际关系准则上已经无所顾忌；同时也表明在大清帝国的内部，封疆大吏对朝廷的离心离德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当然，这一点还表明，孙中山的兴中会在革命手段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英国人之所以选择孙中山，是因为他在伦敦脱险后迅速成名。

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在伦敦的死里逃生，被许多国家的报刊当做离奇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有人将孙中山的遭遇编成戏剧公演，这足以证明这一事件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观赏性。孙中山自己写的《伦敦被难记》在英国出版后，立即被翻译成日、俄、汉文传遍世界。对英国心怀感激的孙中山有充足的理由逗留在那里，他在写给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的信中这样表述了他留居伦敦的目的：“访求贵国士大夫之谙彼邦文献者，以资教益；并欲罗致贵国贤才奇杰，以助宏图。”

在欧洲长达近两年的时间，被孙中山认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阶段之一：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如果从一八七九年初到夏威夷算起，至一九一一年归国，这个著名的漂泊者一生曾八次进入欧美地区，他在那里留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十年。除了在夏威夷受到“夏威夷共和国”成立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兴中会章程中“建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以及他本人从此变成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之外，孙中山主要的政治经验均来自留居英国的那段时光。这就是他后来强调的“欧洲经验”。毫无疑问，所谓“欧洲经验”对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建立、革命同盟的网罗、争取革命的外援以及把革命带向一条更为理性的道路，从而使他成为一位世界性的革命领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孙中山最重要的收获，是受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影响，形成了他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思想。亨利•乔治从工业进步后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出发，基于土地私有制下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于一八七九年写出《进步与贫困》一书。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愈进步，地租愈上升，地价愈高涨，从而反过来吞噬了物质进步的利益，造成社会贫富差别的拉大和社会矛盾的突出。只有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制，征收地价税归于国家，废除其他一切税收，才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趋于平衡。毫无疑问，亨利•乔治将工人贫困的根源归结于地价的上涨，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孙中山之所以热情地接受了这一理论，源于他对英国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巨大差别的社会考察——在破旧的贫民窟和华丽大厦错落交织的背景下，连绵不断地走过工人罢工的游行队┪椤—这让孙中山对他要创造的共和国的未来感到了某种担忧，因此他认为最可靠的革命“是定地价的法”：

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盈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孙中山认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仅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个社会的国家，绝非他国所能及。”

在英国留居期间，孙中山流连最多之地，是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而世界上另一个人也曾在此苦读十多年，他就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早在一八九四年就在中国文人热捧的《万国公报》上开始刊载。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孙中山，不可能不接触《资本论》的思想体系，只不过英国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为抵消马克思的影响，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最时髦的政治词汇。一八九二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版所写的序言里有这样的描述：

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了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的沙发上了。

孙中山接受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模样不得而知。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阅览大厅里，他曾与俄国革命党人讨论过革命成功的时间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大约需要三十年，这个说法令俄国革命党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认为要取得俄国革命的成功从现在算起至少需要一百年。俄国革命党人的看法令孙中山很是吃惊，因为他正准备重新发动武装起义并一举成功。

一八九七年七月一日，孙中山乘坐“努美丁”号轮船从伦敦启程，经过一个半月的航行抵达日本横滨港。

孙中山在日本留居三年。此时，在距自己祖国最近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日本他已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英国政府不允许他再涉足包括香港在内的南洋英属岛屿。因此，他刚一到达日本，就给香港总督秘书洛克哈写信提出抗议：

据可靠消息，由于我企图从满洲残酷的枷锁中解放我可怜的同胞，香港政府已有令将我放逐。在伦敦时，我曾询及几个英国朋友，问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他们以为这不合英国的法律与惯例。但在香港的中国朋友却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可否请你告诉我这件事是否属实？如果真有其事，我将诉之于英国大众和世界各文明国家。

洛克哈的回信根本没有理会“诉之于英国大众和世界各文明国家”的威胁：

我奉命告诉你，英国政府无意使香港殖民地被阴谋颠覆友好邻邦者用为庇护所。鉴于你的行为有这种记录，即你在信中所曲意表达的，你要从满洲的枷锁中解放你可怜的同胞。如果你要在香港登陆，我们将依据一八九六年对你的放逐令，将你逮捕。

孙中山留居日本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缘上的邻近和文化上的相通——“消息易通，便于筹划也。”即他有可能将日本当做策动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且得到日本朝野某些人士的认同和支持。

孙中山结交的日本人成分复杂，有民权主义左翼人士宫崎寅藏和梅屋庄吉；有政界人物民党领袖犬养毅；有财界人物民权主义右翼人士平冈浩太郎和大石正已；有军界将领儿玉源太郎和寺内正毅；有外务省官员中川恒次郎、小池章造和重光葵；有知识界人士南方熊楠、寺尾亨和秋山定辅；有妇女领袖下田歌子；有极端国权主义者内田良平和头山满，还有对华关系密切的东亚同文会、黑龙会的众多成员。

孙中山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但是亚洲人的骄傲，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先导：

亚洲今日因为有了强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是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且不敢轻视亚洲人。所以日本强盛之后，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受头等民族的尊荣，就是其他亚洲人也可以抬高国际的地位。因为日本能够强盛，故亚洲各国便生出无穷的希望。

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与日本命运相关：“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明治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尽管这种将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变革纠缠在一起的思路在逻辑上令人费解，但中日联合共谋亚洲复兴的思想几乎贯穿了孙中山的一生。

孙中山得到了日本人的推崇。

被孙中山称为“人生得一知己”的日本民党领袖犬养毅是他的崇拜者之一。犬养毅不但佩服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与日本革命关系的论述，而且认为孙中山亿万黄金也买不动的共和决心完全具备了革命领袖的风范。他曾问孙中山除了革命之外还喜欢什么，孙中山的回答是女人和书。犬养毅对这个回答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一个把女人放在书之前的人，能够克制对女人的喜爱而忘我地读书，必定是绝世雄才。

与日本人士一起，孙中山实践着向亚洲其他国家输出革命的理想。当菲律宾独立军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强烈地推崇亚洲黄种人联合起来的梅屋庄吉，深入菲律宾与独立军首领建立了联系，而且还介绍独立军的联系人到日本拜会孙中山和宫崎寅藏。当即，孙中山允诺可以动员三万人从广东赴菲律宾参加武装起义。孙中山的激情除了来自大亚洲革命的理念之外，他还认为一旦菲律宾革命成功，就可以借助那里的起义力量杀回来攻陷广东。菲律宾独立军给了孙中山十万元，作为筹集人员和武器的经费，这是兴中会得到的第一笔巨款，立即被派上了大用场：在香港创办兴中会机关报，建立接待会党成员的机构，购买枪支策动新的武装起义等等。孙中山告诉密友宫崎寅藏：“菲岛再举的准备已经完成，惟因前事而受日本政府严格监视，所以不知何时始能运出武器，因此当地委员同意我们使用这些武器。大义没有先后，我们当唤起风云大兴义军，以实现宿昔的希望。我事若能成功，菲岛之独立，自属易如反掌。”

酝酿国内的武装起义，这一行动在孙中山到达日本之前已经启动，组织者是陈少白。陈少白根据兴中会“联络会党，召集旧人”的指示，参加了广东嘉应和平县的三合会，被封为三个重要的首领之一——“白扇”，即军师。在陈少白的联络下，一九○○年二月，哥老会堂主、三合会首领和兴中会领袖在香港齐聚一堂，这是兴中会与中国南方著名民间会党的前所未有的联合。会议宣布成立联合组┲——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在今日之世，如果不通外间情势而乱揭竿而起，可能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我辈之中无一人能通外间情势者。因此尤其寄望于孙君。”兴汉会定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歃血起誓后，陈少白被封为“龙头之龙头”，意思是军事总指挥。

在日本的孙中山开始全力筹集军火，同时准备动身前往越南西贡指挥起义。就在这时，陈少白突然来信说，香港总督卜力和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立法院议员表示，有意撮合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共同分割大清帝国南方两省的地盘。

据宫崎寅藏回忆，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情复杂：

翌晨还没睡醒时，孙君来把我叫醒，并把我带到另外一室说：“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他更小声地说：“前些日子，我友（何启——译者注）和香港太守密会商议一件事。太守之意要李鸿章以两广为根据地宣布独立（当时李鸿章是两广总督），用我行新政，他（香港太守）将暗中为其保护者以策无事。”他以此事说服李，李也为了年老后的纪念赞成此事，惟拳匪之乱渐盛，京廷促李急切北上。李不堪其情，将于今日北上。但太守欲扼此处，以阻其行，并约定于今日十一时与李密会。李若停止其行，太守将解除保安条例，拟令我登陆，与之密谈，昨日深夜派人来问，我是否有意上岸参加密谈，并问我对于此事的意见如何。

无法得知孙中山据何判断李鸿章会为“年老后的纪念”而拿自己的位尊权重与荣华富贵去冒险。有资料显示，此事绝不是李鸿章的主动，而是兴中会员陈少白和香港立法院议员何启的密谋。陈少白和何启的最初设想是：外国联军攻打北京，朝廷要求北上勤王，但南方的封疆大吏们均按兵不动。因此，有理由寻求革命党人与李鸿章的联合，由两广总督李鸿章向朝廷宣布两广独立，然后孙中山率革命党人进入两广地区。陈少白写信征询孙中山的意见，得到首肯。于是，陈少白致信香港总督，言“两广盗匪遍地，人心惶惶，若听李鸿章离开广州而北上，则两广必危，后患不堪设想。香港密迩两广，必受莫大之影响。体察大势，应请转劝李鸿章停止北上。际此中央无王，正宜讽其据两广，宜宣告独立以维志安”。信的落款人是：孙逸仙、杨衢云、陈少白、谢瓒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等。陈少白还请求英国人帮助他们在两广地区建立新的政权，至于信中开列的新政权的样式和执政方针则十分简陋：成立中央政府、各省成立自治政府、权力属于全社会、增加文武官吏的俸禄、制定合理的宪法和律法，将科举变成“专门之学”。即便如此，香港总督也认为这一举动符合英国的利益。于是他写信给即将奉旨北上议和的李鸿章，承诺如果他能够毅然宣布两广独立，香港总督不但可以相机协助，而且还可以联合各国领事一致支持。

因为有过上书李鸿章失败的教训，孙中山对李鸿章能否合作将信将疑，他依旧在积极地筹备武装起义——无论与李鸿章的联合是否成功，分割大清帝国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共和国的目的在孙中山心里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一九○○年七月十六日，孙中山乘日轮“佐渡丸”号再次抵达香港附近海面，但被通知不准登岸。就在孙中山焦急地在海面上等待的时候，李鸿章自广州抵达香港。他与香港总督卜力交谈甚欢，但谈话并没有一句涉及孙中山。又过了一天，李鸿章的豪华船队从香港启程，两广总督要为陷入巨祸中的朝廷和太后分忧解难去了。

孙中山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

难以置信的是，此时的孙中山没有一兵一卒，他的面前只有一张广东省地图和陈少白等起义策划者，当然还少不了那几位日本人：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原桢、平山周和福本诚。

孙中山的部署是：郑士良负责在广东惠州归善县三洲田现场指挥；日本人福本诚在香港主持筹备工作；陈少白和杨衢云负责饷械接济；毕永年奔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自己则回日本然后南下台湾，待起义发动后设法潜入内地指挥。福本诚认为应该一不做二不休，大家秘密在香港上岸后，潜入内地直接发动起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拿下广州城。这个建议遭到孙中山的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无疑是飞蛾扑火。经过激烈的辩论，孙中山的部署得以通过。

起义具体实施办法是：郑士良在三洲田率领起义军向西北方向前进，会合新安、虎门一带的三千多绿林好汉直趋广州；史坚如在广州接应并牵制清军；孙中山从台湾内渡，亲临现场指挥作战，军火则由台湾通过海运接济。

九月二十八日，孙中山抵达台湾。

此时的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孙中山抵达后，受到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的热情接待。儿玉源太郎表示全力支持武装起义，孙中山立即在台湾建立了军事指挥中心。

没有落入英国人圈套的孙中山，此时已经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

大清帝国岌岌可危，列强们都有瓜分中国的企图，其中以日本人的心情最为迫切，这是儿玉源太郎支持孙中山的根本原因。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为推翻大清帝国的统治，孙中山必须使用最暴烈的手段，使存在于他的祖国的现政权四分五裂；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外国人，同样盼望着大清帝国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然后分而据之——两者因为在推翻大清帝国现政权的目标上一致，于是此时颇为怪异地联合在了一起。

历史就这样令人百感交集。

负责军事指挥的郑士良很快陷入两难的境地：惠州起义的武装人员，大多是绿林会党的乌合之众，谈不上任何纪律与约束。数百人聚集山林等待起义的命令，粮食供应首先成了问题。郑士良被迫让他们分散居住并注意保密，可大批绿林好汉聚集在一起，旗帜招展、刀枪挥舞，哪里有密可保？很快，新任两广总督德寿得到了情报，他立即派遣水陆两军前往镇压阻截。郑士良急电请示，孙中山回电称，枪支弹药的筹备工作还没完成，建议暂时解散众人。郑士良知道，一旦宣布解散，再度集合起来的可能微乎其微。他又致电孙中山，建议由他率领起义军向沿海东岸靠近，以便尽快接收海运来的枪械物资，同时也便于与从台湾潜回内地的孙中山会合——郑士良的这个建议，使原定起义开始后向西进发与新安、虎门一带的绿林好汉会合的计划，在起义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改变了。

即便如此，起义已经成为事实，因为香港的《士蔑西报》刊登了归善县会党的起义宣言。此次武装起义的舆论工作格外出色。这个宣言的有趣之处在于，会党们首先声明他们不是拳匪义和团，而是大政治家领导的大会党；他们在宗旨上也与义和团完全不同，义和团是“扶清灭洋”而他们则是“靠洋灭清”；他们不是要一个新朝廷和一个新皇帝，而是要建立一个民权政府。至少从宣言的措辞上看，确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民间会党大有不同：

某等非义和团党，乃大政治家大会党耳。即所谓义兴会、天地会、三合会也。我等在家在外之华人，俱欲发誓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我等在美洲夏威夷澳洲实得力，暹罗越南荷属群岛等处之有材会友，专候号约期举事。我等本为欲兴中国之人，若将来成功设立更革之事，开通中国，与世界通商。我等不恤流血，因天命所在，凡有国政大变必须以贵重之代价博取之。古史所载之事，行将复见于今日。我等欲造成三百年前所未竟之志……

孙中山的回复还没有到达，位于三洲田的起义军敢死队袭击了驻守沙湾的清军水师提督指挥的前哨部队。时间是一九○○年十月六日，史称“惠州起义”的武装暴动就这样仓促地开始了。

沙湾的清军不知来了多少造反者，在被打死四十多人、被捉三十多人后仓皇撤退。

清军确实惊慌失措，因为他们从当地村民那里听说，这伙“红头贼”是一群对清军和官吏皆杀无赦的凶狠土匪。

村民廖毓秀那年十五岁，他看见的暴动首领郑士良是个“面庞方中带圆、双眉硬直”的青年，而另一个名叫黄远香的起义首领“面黑而麻”。起义军在闰八月十三那天晚上祭旗的时候，廖毓秀看见“岭冈顶上竖起了大旗，刀光剑影，闪闪夺目。黄远香红布包头，身上挂着大红绣球，威风凛凛，前后约有六七百人簇拥着他”。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记得，起义军官兵一律红布包头，首领无一例外地身挂一只大红绣球。村民杨衍秀看见的另一名起义军首领天子祥，“头插雉鸡尾，胸挂绣球，很像做戏的打扮。红头军一律头缠红布，腰缠红带，裤头插着一支红旗子，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十分神气”。红头军打起仗来气势很大。旗帜一摆，蜂拥冲下山坳，枪声砰砰地响着，捉到军官模样的清军，大刀一闪便砍下了脑袋。

归善县县丞护兵毛冬那年十九岁。他身边的营勇们穿的背心也是红色的，头上戴着竹夹帽，腰间插两把烂鬼单刀和鸦片烟枪。尽管毛冬穿的是蓝衫裤，头上包的是黑布，但在渡河逃跑的时候还是被红头军揪住辫子捉到了。被俘后的他看到了“方圆脸孔，身躯肥大，穿官纱长衫”的郑士良。红头军把俘虏集中在一起，说“梦的站右边，醒的站左边”，结果多数俘虏稀里糊涂地站到了右边，毛冬也随了大伙。谁知，这两句话是会党黑话，“梦的”的意思是“不服从”，要即刻砍头。果然，有个彪形大汉走到毛冬跟前，揪住他的辫子抡起大刀，手起刀落，毛冬身上的绳索断了，大汉说：“你跟我走！”于是毛冬成了这个大个红头军的护兵。

“他们都很温和。”毛冬后来回忆说。

在起义军作战的时候，革命党人内部出了问题。

早在筹备广州起义的时候，一个名叫陈廷威的兴中会员被孙中山派到北江地区联系会党。他领了钱走了，可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具体事，写给孙中山的汇报信也都是假的。就在惠州起义进行的时候，钱花光了的陈廷威出现了。他跑到广东南海县衙门，见到知县裴景福，说造反的革命党人他全认识，能劝其投降。裴景福立即派心腹跟随陈廷威到了香港。陈廷威找到陈少白，见面就说“好了好了，这次清官受了我们教训，他们知道厉害了，他们现在找我出来调停，我已有了好办法，你能够叫他们停战吗？”陈少白自然不同意。于是陈廷威又找到杨衢云，杨衢云赞成，但开出了停战条件：一、起义主要领导人按道府职别任用；二、每人准许带兵五千人；三、赏银洋“若干万”。杨衢云找到陈少白说：“我们势力如此单薄，岂有能达目的的希望，不如趁此机会，接纳他们的条件，大家做了大官，带着大兵，手上又有钱，等到势力养足，再从他们里面反出来，成功自易。”陈少白说，孙先生不会答应这样的，因为孙先生“只知革命，不知其他”。随后，陈少白给孙中山写了信。

孙中山的回电只有四个字：“提防七指”。

杨衢云早年在工厂学徒的时候，右手被机器轧掉了三个指头。

郑士良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命令起义军改道向东开赴厦门，并准备在厦门获得粮械接济。

计划攻击的目标是广州城，为何向相反的厦门开进？

这是日本人的阴谋。

儿玉源太郎一开始就劝说孙中山不要攻击广东，他说如果起义军攻击厦门就能得到日本方面的粮械支持。他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方案：厦门有好几家台湾银行的分行，存款至少有几百万元，起义军可以抢这些银行，尽管银行里的钱涉及驻台日本人的利益，但他可以保证起义军在抢银行的时候不受阻拦，事后也绝不会被追究。

孙中山需要钱，他正为筹措起义经费发愁。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曾写信给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说如果肯借一百万元，可以在起义成功后建立的新政权中让刘学询担任首脑，至于愿意当皇帝还是愿意当总统由刘学询自己定夺。孙中山居然妥协到让清廷大员的幕僚来组织未来的民主政府，这足以表明他在经费上已经陷于饥不择食的困境。

儿玉源太郎的圈套是：日本人对厦门比广东更感兴趣。倘若孙中山的起义军攻击厦门并且抢了台湾银行，日本人就能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出兵厦门，然后一举占领中国福建。

孙中山接受了儿玉源太郎的意见。

尽管他知道，即使起义军顺利地抢到钱，即使他能顺利地到达厦门亲自指挥，从三洲田到厦门，三百公里以上的路途全是难以穿越的山岳密林，走到厦门后再折返回来，是否能与新安、虎门一带的三千绿林会合不可预知，接下来对广州城发动攻击更是不可设想。

郑士良率领的起义军开始执行孙中山的命令。

在向厦门的移动中，起义军战斗数次，偶有小胜，但在永湖遇到清军主力后，战斗开始艰难起来。二十二日，起义军正在等待枪弹接济，一个名叫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出现了，他给郑士良带来一封孙中山的手令：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行决止。意思很清楚：起义终止了。

手令是真实的。

此时的孙中山已陷于更加困难的境遇中：首先是运来接济起义军的军火全是一堆废铜烂铁，日本的中间商用废品充当军火然后卷钱跑了。接着，日本内阁突然发生变动，山县有朋内阁倒台，伊藤博文组阁上台后，立即宣布了新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禁止台湾总督协助中国的革命党。

起义军就地解散了。

那个为孙中山传递命令的日本人最终落入清军之手并被杀害。

孙中山为山田良政所写的悼词是：“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

起义领导人之一史坚如在广州被捕。

这是一个翩翩公子，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祖上曾为翰林，“富有财产”。他七岁丧父，母亲“端严静默，贤而知书”，对其教育严格。他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无一不精，但别具新思想。甲午之后，每谈国事，愤怒不可自制，言“人有谓支那可以改良者，虽然，是可言而不可行也。所谓真改良者，惟血洗天下之人心而已。不然，则日日言改良，亦空谈耳”。他因结识宫崎寅藏、陈少白等人加入兴中会，虽不满二十岁却深具忧患：“朝廷之所为既有然，故人之欲为其官者，非愚良民而绞其膏血，则无以得上计。夫为官之道，在于科举，而支那之读书者，国家主义，岂曾梦见，其经营斗室之中，舍做官赚钱之外，别无思想。是读书者，适以养成贪欲不道之人也。源浊者未必不清，以此辈鬼蜮之人士，而参与国家之枢要，而欲国家之不衰颓，其可得乎？”因为“聪慧绝伦，尤擅决断”，他被孙中山认为是“命世之英才”。

惠州起义中，史坚如的任务是在广州联络会党、牵制清军、接应起义。因为经费拮据，他和哥哥史古愚变卖家产得款万余。但是，当他们与邓荫南到达广州后，却发现之前联络好的人“避面不见”。史坚如“人极坚决，且有毅力”，他以为“就此罢手，何以见人”？遂决定自己行动，暗杀两广总督德寿，以挽回影响，唤醒民众。

德寿，满洲人，原为广东巡抚，升任总督后仍住在巡抚衙门。衙门后的巷子名叫后楼房，德寿的卧室就在巷子路南。史坚如租下了对面的民房，然后开始挖掘地道，一直挖到德寿卧室的下面。地道挖好后，“把买好的大磅炸药私运进去”。黎明时分，史坚如“把药线放在一支大香之尾，计算过大约一点钟后，药线就可以烧着了”。然后他点燃香，离开民房向码头走去，准备乘船去香港。但是，及至“船要开行的时候”，都没有听见爆炸声，街头也没有任何异样。史坚如判定炸药没有爆炸，于是冒险返回那所民房。果然，药线已经熄灭。因为是白天，德寿不会在卧室，史坚如独自一人在房中等待。深夜已过，又一个黎明将至，他再次点燃药线。这一回，等他走到码头的时候，听见了爆炸的声音——“轰的一声，全城震动。”街头顿时混乱起来，史坚如听人说好几间房屋都被炸塌了，但是德寿仅仅被震落到床下，并没有死。史坚如不相信，上百斤的炸药，足够把德寿的卧室炸成一片瓦砾，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他决定返回现场看个究┚埂—“居然乘着轿子，向巡抚衙门而来，以为总没有人知道的。”回到现场，史坚如发现药线太短，炸药未能完全引爆。悔恨之后，决心再炸一次，可是他已被密探认出来了。

史坚如被押解到南海县衙门。

知县裴景福先是美言厚待，诱惑他说出实情，史坚如喜怒笑骂不供；裴景福又拿出一份四十人的名单让他指认同党，史坚如坚拒不从；裴景福对其施以酷刑，百般摧残，史坚如始终怒目圆睁。

史坚如被斩首于广州天字码头，时年二十二岁。

这位兴中会最年轻的会员“风姿如天女”却至死含恨：“君主专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训也。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不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陈少白撰碑文铭云：

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那个在睡梦中被震落在床下的两广总督德寿上奏朝廷：

……奴才伏查逆首孙文以漏网余凶，游魂海外，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军火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先扰逼近租界之沙湾墟，意在挑启中外釁端，从中取事。其凶险诡谲，实与康梁逆党勾结长江两湖会匪同时作乱情形，遥遥相应。虽官军乘其未定，先以兜截，使两路之匪不能联合一气，归善之匪未能窜越一步，然犹豕突狼犇，横厉无比，戕杀弁勇，擒捉印官。各路会匪，仍敢同时并举，云集响应，罪大恶极，无以逾比。幸仰仗朝廷威福，将士用命，旬日之间，群凶授首，胁从逐渐解散，地方转危为安，城池租界，均未扰及，不致贻外人口实，尤为始料所不及。其伪军师伪元帅等，半以伏诛。而首逆之孙文，与谋之康梁各党，初则伏匿港澳，继闻窜迹外洋，前已照会港澳各洋官密拿惩办，即不能尅期就网，当亦不敢潜回……

清廷大员将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视为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的反政府行动，这表明他们至此依旧没弄清楚孙中山到底为什么要造反。

在庚子事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反叛者孙中山在舆论上无法与康梁相提并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之所以成功逃亡，毫无疑问与日本人的插手有关——梁启超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天津乘船逃往日本，康有为同样是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香港转往日本。日本人保护康梁和支持孙中山虽出于同一目的，但日本政界似乎更重视康梁，试图通过康梁恢复光绪皇帝的统治权力。

孙中山与康有为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一八九四年。那时孙中山默默无闻，康有为则已蜚声全国。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开办农学会，曾请康有为参加，遭到拒绝。在康有为眼里，孙中山不过是个海盗式的人物。一八九六年以后，兴中会领导人曾与康梁商议过合作问题，终因康有为的傲慢而无果。孙中山也曾几次求见康有为，康有为均以身上有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藏在衣带里的诏书）不便与革命党往来为由拒绝。一八九九年，在日本政客的撮合下，孙中山与梁启超在东京犬养毅家里见面了——“康先生有事不能来。”尽管梁启超对孙中山的主张十分欣赏，但论及“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表示需同康有为商量后“再来答复”。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去见康有为，陈少白回忆道：

我对康有为说，“满洲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么你不能为了你今上待的你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据你先生说，你‘今上亦是救国同志之一，那么革命的办法，并不是叛他的。我们想把中国弄好，革命若果成功，他亦应该赞成的，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摹…”康有为没有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

康有为念念不忘的“今上”是光绪皇帝。

承认不承认“今上”，是康有为与孙中山的根本区别。

很快，日本政客就发现康有为东山再起希望渺茫，他固执地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于是对他冷漠起来，康有为被迫于一八九九年三月去了加拿大。

当康有为远在加拿大的时候，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有过联合的意向，但立即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这使得梁启超转而成为一名坚定的保皇派。孙中山与康梁的合作至此彻底断绝。

改良派与革命派本不必水火不容。

如果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中国近代史也许会是另一种走势。

就在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面临失败的时候，康梁也发动过一次武装起义，史称“唐才常汉口之役”。

改良派使用暴力的举动令人惊异，或许只有在“勤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勤王”，就是保卫皇上，京城里的义和团扬言要杀光绪皇帝，当洋人的联军就要攻入京城时，康梁必须有所行动护卫“今上”。

唐才常，湖南浏阳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等地。他主张中国应该效法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在康梁的同意下，他成立了自立会和正气会，标榜“忠君爱国，以济时艰”。庚子事变后，他在上海召集社会名流，竟然开了一次“国会”，与会者成分复杂，多数人根本弄不清楚怎么“忠君”又如何“爱国”。这次“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国会”发布的宣言由容闳用英文起草，再由严复翻译成中文：“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起复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治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这堆概念混乱的文字当场遭到章太炎的反对，他认为“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遂当即“割辫与绝”。

热情饱满的唐才常准备在武汉举行起义。

起义还是依靠会党，可依靠会党需要钱，不发钱会党成员不干，且购置枪支弹药也要大量的钱。负责海外筹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迟迟没有消息，有传言说，筹集的六十万美金被康梁私吞了，康梁坚决否认，但现实情况是唐才常急需用钱。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会党突然自行发动起义，同时宣布了起义宗旨：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二、请光绪皇帝复┍佟—且不说武装造反是大逆不道，谁都知道现在是慈禧太后掌权，让光绪剥夺太后的权力还能有好？

两天后，清军消灭了这支莽撞的起义军。

唐才常等五十余人被逮捕。清军“搜出后膛枪数十支，军火数箱，及印信、旗帜、信函、册籍。其印文曰‘中国国会分会住汉之印”。又于唐才常身边小箧内，搜出号令告示稿，上面写着：“焚毁各衙署，占夺枪炮厂，劫掠军库，占据口池，焚毁三日，封刀安民，派将固守，再筹征进。”

清廷都没让这个连造反宗旨都不能自圆其说的人过夜，连同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人于浏阳湖畔被就地正法。

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于荫霖奏折：

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湖北巡抚臣于荫霖跪奏，为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勾结长江两湖会匪同时作乱，先期破获，擒诛渠魁，现派营四路剿捕，饬令缴票解散，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查此项自立会匪唐才常等，以康逆死党，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总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通会匪，计谋凶狡，党众纷繁……唐才常等到案，一一供认不讳。至其凭空造言，捏诬狂吠，诋毁两宫，悖逆凶悍，笔不忍书，令人发指。该会匪等以自立为名号，以焚戮劫掠为条规，以富有票为引诱，以哥老会红教会及各省各种会匪为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时震动，天下民生同时糜烂，实为凶毒已极……惟目前时事虽棘，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补救之方。若该会匪各省蜂起，则中国真将有亡国之势矣。今该会匪既已自称为新造之国，公然自立，不认国家，是明言不为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尚敢托保国之名，以逞其乱国之谋，不独中国忠义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国明理晓事之人恐也不受其欺也……惟湖北数月以来，自北方有警，长江人心惶惑，各匪四起，陆续增募勇营数十营，上游则界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荆州，北则界豫之襄阳、随州、枣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为会匪出没之所，皆须派营驻守，随时相机剿捕，并派营前赴湖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阳州，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篱。各属请兵请械，应接不暇，罗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饷尤巨，种种艰难急迫，昼夜不惶。惟有竭力镇抚，相机筹办，随时与湖南抚臣、两江江西安徽督抚臣互相知会，合力办理，以维上游大局……

光绪帝朱批：

览奏殊堪痛恨。著即会商沿江沿海各督抚，将此项会匪，饬属一体查拿，尽法惩治，务绝根株。所有此次擒获首要及发奸弭乱各项出力员弁，准其从优请奖，以示鼓励。

康有为从此不再言兵，他终于明白尽管“今上”待他不错，但真枪实弹地去“勤王”可不是他能干的事。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留居日本一年多，然后前往越南，谋求法国殖民者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在河内广泛联络志士，建立了兴中会分会，但试图得到法国人支持的工作毫无成效。半年后，他再次回到日本，并着手创办军校，培养军事干部。随后，他动身前往欧美，目的是改变各地兴中会涣散的局面，成立新的革命团体以准备新的起义。

兴中会的武装行动暂时沉寂了。

关于惠州起义，孙中山认为虽败犹荣：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道，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生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就在孙中山再次漂洋过海之际，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在“梦迷渐醒”的国内发生了。案件的威力并不亚于兴中会的武装起义，而且它使国人更加明晰了这样一个判断：孙中山不是乱臣贼子，武装暴动不是会匪作乱，推翻清王朝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是希望所在。

这样一个判断对于中国的未来命运至关重要。

满腔心事

很难想象下面的文字出自于一个十八岁青年之笔：

[GK2！][HTK]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皇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魂，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一九○三年四月，上海。

屋檐梅雨淅沥，邹容奋笔疾书。

他无法得知，自己笔下的这些文字，将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怎样的影响；更无法得知，正是这些文字使他的生命猝然终止在黑暗的牢房中。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十二岁时四书及《史记》、《汉书》均“已琅琅上口”，十五岁出蜀，十七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涉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思想日趋激进。一个富家子弟成为反叛者，邹容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面对“大逆不道”的种种责难，之所以能够置之度外，是因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我”。

这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刚到日本不久，就因为和同学剪掉了清廷驻日学生监督姚文夫的辫子而被迫中断留学。

邹容回到上海，开始了他短暂人生中满腔忧患的最后时光。

[GK2！][HTK]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

邹容的《革命军》一蹴而就，由友人集资于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全书毫无隐讳地直抒推翻帝制的政治主张，文辞之华丽畅快，情感之坦诚激昂，史无前例。《革命军》描绘出一个名为“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蓝图。这个混杂着民族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宪政等思想的社会蓝图，足以让懵懵懂懂的中国民众思绪飞扬，令深宫王府里的皇族心惊肉跳：

[GK2！][HTK]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承认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所有服从满洲人之义务，一律消灭。先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王。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人及本国人。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区分省份，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州县府又举议员若干。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全国男子，有军国民之义务。人人当致忠此所新建国家之义务。人人有承担国税之义务。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有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各人权利，必需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即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定名中华共和国（清为一朝之名号，支那为外人呼我之词）。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宪。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法办理。皇天后土，实共鉴之。

一九○三年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全国，描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已成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关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最早提出建国方案的是孙中山，即一八九四年《兴中会章程》中提出的“创立合众政府”。所谓“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政府。但是，包括孙中山在内，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像邹容这样详尽描绘出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是什么样子。邹容说他的民主思想来自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理、法国大革命史以及“美国独立檄文等书”。他阐述人民“合法反对权”的第十九条，甚至是对美国独立檄文原封不动的照┞肌—如果政府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权革命，这就是“天赋人权”。

在《革命军》的最后，邹容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万岁”是皇帝的专用词汇，而这个激情万丈的青年竟然把人民的自由称之为“万岁”，此乃开天辟地。

《革命军》一经出版，“举世为之轰动”，先后印刷二十多版，发行总数达一百一十万册。其鼓荡人心的力量犹如疾风劲雨，稍有社会良知的人读后便会“面赤耳热，心跳肺张，做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于是，有志之士赞叹：“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邹容立即成为清廷的抓捕对象。

他藏在了虹口区一个传教士的家里。

但是，在听说另一个人被抓走时，邹容从藏身之地走了出来，此时距《革命军》出版仅两个月有余。

邹容决心与其共同赴难的那个人是章太炎。

激情四溢的两大才子同时入狱，举国为之震惊——“全国视线莫不注集于松江一角之地，以为满汉宣战，今其嚆矢。”“嚆矢”，一种带响的箭，射出时箭未到而声先响，喻事之开端。

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少年从师著名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俞樾。一八九五年因钦佩康梁公车上书，寄会费十六元要求加入强学会。一八九七年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极力主张国家变革。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通缉，先逃往台湾再转而流亡日本。一八九九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任《亚东日报》笔政。一九○○年剪辫立志革命。史书对于这位性格特异、风骨卓然的人物记述颇多，但大多是他晚年的逸事，那时候他已是“国学大师”、“近代鸿儒”。一九○三年，三十二岁的章太炎意气风发，卓尔不群。他穿着怪异，裤带总是松松垮垮的：“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他的行为和语言也常常令人意外：“上海爱国之士日聚张园，召号民众，以谋救止。太炎与蔡孑民、吴稚晖无会不与。稚晖演说，辄如演剧者东奔西走，为诸异状。而太炎则登台不自后循阶拾级而上，辄欲由前攀援而升，及演说不过数语，即曰：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矣。”章太炎最重要的著述是《訄书》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訄”者，逼迫也。

出版于一九○○年的《訄书》，原本具有浓重的改良主义倾向。出版几个月后，庚子事变爆发，章太炎意识到腐朽的清政府必须推倒，于是开始对《訄书》进行修订，删去其中主张变法改制的章节，增加了鼓吹彻底革命的文字。流亡日本时，章太炎见到孙中山，受其主张的影响，回国继续修订《訄书》时，增加了大量的排满内容，同时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样式和行政制度进行了探讨。正当章太炎细心“修订”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时候，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掀起了保皇立宪的舆论宣传。对光绪皇帝依依不舍的康有为不赞成革命，理由是法国大革命通过流血换来的不过是拿破仑的独裁政权，中国如果发生革命就会出现很多拿破仑。中国的变法只需等慈禧太后死了，那时光绪皇帝就可以真正掌权，新政便可以继续实施下去。从这一愿望出发，康有为对排满主张十分反感，他说现在是满汉共享政权，如果单纯责备满人专制，那就是汉人的不对了。

依靠专制的封建帝王来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从而使得人民赢得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这无疑是天方夜谭。

一九○三年五月，章太炎写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逐条批驳了康有为的论点，指出革命需要流血，欧洲革命和日本革命都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就连康先生主导的戊戌变法，不是也以人头落地宣告结束的吗？章太炎以激愤的笔触，指摘康有为保护的光绪皇帝是个“不识菽麦”的“小丑”，是绝对不可以寄予任何希望的。至于满汉同化，章太炎认为，满人非但没有归化汉人，相反始终在压迫汉人，康有为的这种满汉不分，实际上就是一副奴隶相，因为当今中国根本没有民权可言，只有满族皇室独享的贵族权：

[GK2！][HTK]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籍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可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耳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

邹容、章太炎的被捕，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

创刊于一八九六年的《苏报》，本是上海一家不知名的报纸，由一个名叫胡璋的人主持，由胡璋的日本妻子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出报之后，销路不好，直到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陈范，江西铅山知县，因处理民教纠纷不力被朝廷革职，而他的哥哥则因戊戌年间的维新之事“被判永远监禁”。陈知县一怒之下把《苏报》买了下来，这张报纸从此由倾向保皇变法转而鼓吹革命。至一九○二年，《苏报》几乎成为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机关报，报纸主笔章士钊，章太炎、蔡元培也是主要撰稿人。

一张报纸的舆论之所以演变成一桩朝廷过问的案子，始自《苏报》为愈演愈烈的学潮欢呼。《苏报》开设“学界风潮”专栏，供稿最多的是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的最初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国民”。然而因《苏报》连篇累牍的鼓动，爱国学社很快便成为一个反对清廷的舆论中心。学社散布各种布告，甚至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义勇队，义勇队早晚操练不止，大有揭竿而起的意思。更为严重的是，《苏报》连载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者反满措辞之激扬可谓史无前例：

[GK2！][HTK]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藉。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砖，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如何？于颐和园如何？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做万寿，则有钱若干。同胞乎！尽思之？“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咄咄怪事！我同胞看者！我同胞听者！

清廷电令沿江沿海各省督抚：“朝廷锐意兴学，方期造就通才，储为国用，乃近来各省学生，潜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沾染习气肆行无忌者正复不免，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

《苏报》首当其冲。

由于《苏报》注册于租界内，清廷要抓人，必须得到租界领事和行使租界管理权的工部局的许可，即使获得许可也须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负责缉拿。Shang hai Municipal Council，英文字面上应是“上海市议会”，一个在中国国土上专门为洋人服务的机构。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由洋人自作主张成立的机构，被翻译为类似工业制造部门的名称——工部局。慑于洋人的威严，两江总督魏光焘求助上海道袁树勋，决定以大清国政府的名义向租界公审会堂提出诉讼。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工部局派出巡捕到《苏报》报馆捉走账房程吉甫，第二天又到爱国学社挨个查问，章太炎见此情景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巡捕“遂将他戴上手铐捉去”。

邹容和章太炎被捕后，清廷立即与工部局交涉，企图将他们“引渡”到租界外，然后严刑逼供就地处死。但是，外国领事们迫于舆论的压力，以不能违反“治外法权”和“保护政治犯”为借口，坚持要在租界内进行审理。清廷万般无奈，只有聘请律师控诉《苏报》：“故意诬蔑满清皇帝，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大清朝廷在自己的国土上，向外国人享有专权的法庭起诉自己的子民，乃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

七月十五日，邹容、章太炎等出庭受审。审判员是清廷官吏孙建臣、上海县汪瑶庭以及英国副领事迪比南。清政府聘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宣读了起诉书，起诉书详细摘录了章太炎和邹容“大逆不道”的言论，特别指出章太炎竟然说光绪皇帝是个“小丑”实属罪大恶极。章太炎供述：“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而邹容供述时仅说“革命军是我所作，别无他语”。

开庭四次后，此案宣判：

[GK2！][HTK]……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恶相济，厥罪惟均，实为本国律法所不容，亦为各国公法所不恕。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律载：“谋背本国，潜从他国为叛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如邹容章炳麟按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

然而，这个并没有把政治犯千刀万剐的量刑，却没有得到租界领事团的认可，于是判决迟迟不能执行。清廷唯恐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最后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租借领事团这才认为可以接受。

震动全国的《苏报》案就此了结。

然而，就在此时，被监禁的章太炎和邹容听到了一个令他们痛不欲生的消息：一个名叫沈荩的文人，因为没有得到租界的庇护，在清廷的刑部大狱里异常惨烈地死去了。

沈荩，字愚溪，原名克诚，湖南人。天资甚高，但不屑进入科举取士的考场，因此饱受乡里人冷眼。他能言善辩，颇具革命思想，曾与唐才常同是正气会的首领，参加汉口起义失败后侥幸逃脱。这个朝廷重犯之所以潜入北京，或许是出于越危险处越安全的考虑，或许是联络京城旧党之心未泯。久住之后，任日本在京报社的通信员，因披露清廷与沙俄签订“密约”之事被捕。

朝廷的缉拿是因为友人的出卖。

“才大而疏，性直而急，口辩而刻，此荩之所短也，而诸小卒得以持其短以陷荩。”与沈荩无话不谈的挚友名叫吴式钊，曾任翰林院检讨，因为是基督徒，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庚子事变，翰林院大学士徐桐格外憎恨洋人，于是吴式钊被革职并判永远监禁。庚子事变后他被释放，先回原籍，后又回到京城寻找官复原职的机会。此时，清廷正值欲杀《苏报》案主犯而不得的尴尬时刻，吴式钊揣摩朝廷恨革命党人已到咬牙切齿的程度，因此认为自己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向刑部大吏出卖了沈┹！—“京中无数失官怨望之徒，及无聊不逞之子，思为衣食前途辟一新法，又适逢党祸之急，而刺探政府之意旨，有足为蔽罪斯人之地，故毅然协谋而为此。”

沈荩被关入刑部大狱。他的被捕成为当时报纸记者追逐的新闻之一，因为当时与他同被关在刑部大狱里的，有在越南打了败仗的广西提督苏元春和首创注音字母的著名翰林王照，还有在庚子事变中因为与德国人关系诡秘而声名赫赫的妓女赛金花。因此，小报称清廷刑部大狱中英雄、美人、文人、名将“四美俱全”。

慈禧太后得知沈荩是汉口造反的漏网分子，又得知他是泄露中俄密约主要内容的人，下旨：沈克诚即刻杖毙，吴式钊六品著用。

杖毙，乱棍打死。

刑部大狱的狱卒看了懿旨后十分错愕。

错愕有二：一是正值太后的万寿庆典期间，按照惯例不能够执行死刑，因为这样不吉利，会冲掉太后的喜；即使是平常时日，有犯人被判了死刑，按照清律，应在每年的秋季统一执行，一般情况下刑部大狱从来不在夏天杀人。二是置于死地的方式，用棍棒打人的背、腿和臀部，本是一种肉刑而不是死刑，采用这种方式将人活活打死，实际上是一种非刑。

可是，太后等不及了。

“卒以西太后之旨不敢违，乃拽荩，以竹鞭捶之，至四时之久。血肉横飞，惨酷万状，而未至死。最后以绳勒其颈，而始气绝……”在阴暗的刑部大狱中，八名壮汉用竹鞭连续抽打四个小时之久，沈荩“血肉横飞”之后还有气息，筋疲力尽的狱卒只有动用绳索将其勒至“气绝”。

无法想象，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世纪，清廷依旧在实施如此野蛮残酷的刑罚。留日中国学生创办的《浙江潮》刊文质问道：把一个国民用如此惨毒的方式残害于政府的监狱里，没有宣判书，甚至没有宣布任何罪名。如果不能说出该杀的罪名而动用非刑，那么“今日可以无故而杀一沈荩，则明日即可以无故杀吾四万万同胞”。这是一个什么政府？

国人评述道：“同胞视此，则直以为满清政府与吾国民宣战之端。”

而外国人以为：“沈荩之死，震动人心较之俄日开战尤甚。”

一介文人的悲惨呼号在中国近代史中缭绕不绝。

血与肉的飞溅足以证明清廷残暴的统治已经走入绝境。

尚在狱中的章太炎写诗悼念：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邹容和诗：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

章太炎在狱中曾绝食七天，未死；曾与狱卒发生冲突被殴打，未死。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刑满出狱。

邹容“年少性刚”，不能忍受“狱卒侵凌”，“愤激内热致疾”。一九○五年四月三日深夜病死于狱中。

这时候，《革命军》已成“清季革命群书畅销第一位”，被誉为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的中国之本。及至辛亥革命后，国人对以二十岁青春之躯献身中国进步的邹容评价道：“功不在孙（孙中山）、黄（黄兴）、章（章太炎）诸公之下。”

《苏报》案发生的一九○三年，是清廷心烦意乱的一年。

报刊反满舆论铺天盖地之时，孙中山余党的暴乱又开始了。

一九○三年一月，革命党人不但企图再次攻击广州城，而且还给他们将要建立的新政权起了个名字：大明顺天国。这是一个听起来颇有些古怪的名字。“大明”二字，既有明显的洪门色彩，也有“反清复明”的含义；而“顺天”显然与太平天国的历史有关。无论名字如何古怪，暴乱者宣称，中国未来的国家政体是：不要君王，只要民主。

这是自庚子事变以来令皇亲国戚、朝廷大员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苦闷心结：大清国的臣民两百多年都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怎么突然间宁可蹲大狱、受酷刑、掉脑袋也非要那个民主不可？民主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蛊惑力？

史称“洪全福广州举义”的暴动，其领导人是谢瓒泰、洪全福和李纪堂。谢瓒泰是兴中会员，惠州起义时是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的父亲谢日昌是三合会元老，长期在澳洲经商，在海外有规模可观的商行。谢日昌最好的朋友是洪全福。洪全福曾是太平天国的干将之一，有人说他是洪秀全的三弟，也有人说他是洪秀全的侄子，他官至左天将，被封为“瑛王”，人呼“三千岁”，曾带领太平军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侥幸逃脱出走香港，在洋人的轮船上当了个厨师，年纪大了之后在香港挂牌行医。反抗满清政府的经历使他受到谢氏父子的崇敬，所以特别请他出山，称他为大明天顺国“南粤兴汉大将军”。李纪堂也是富家子弟，其父李陞是香港大富商。他热心革命，也是兴中会员，始终慷慨地资助支持孙中山。惠州起义时，他是管理起义款项的总账房。当时，孙中山交给他的两万元经费不够，他垫支了自己的很多钱。惠州起义失败后，他的富商父亲去世，分到手中的遗产价值百万，为了再次攻击广州城，他一次就拿出了五十万作为起义经费。

有史料显示，起义准备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让兴中会知道，而是在事后才报告给远在越南的孙中山。他们决定独自举事的原因尚无定论，但至少与惠州起义令他们万分失望有关。他们秘密地展开各项筹备工作，计划在春节大年初一那天，当广州城大小官吏带着家眷一起到万寿宫行礼的时候，以纵火为号，炸毁万寿宫，拿下军械局，焚烧火药库，占领各衙署，得手后宣布推翻大清政府，实行共和政体。起义的军事部署是：联络各会党武装及著名的绿林好汉刘大婶的队伍——刘大婶是个彪形大汉——然后兵分五路：一路坚守广州东北门抵御清军，一路夺取兵工厂并攻入西门，一路负责对付城里的清军，一路进攻万寿宫杀尽那些没被炸死的官吏，一路位于新城作为策应。

起义资金很丰厚，各项准备也周到，就连各式各样的文件也十分齐全：拟定的《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檄》历数清廷的罪恶，声称“本将军应天顺人，代民伐罪，邀集豪杰之士，爰举义旗，务灭满清之政，重兴汉室”；在《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安民告示》中，阐明起义是因对满清政府的残暴统治“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起义军所到各村各堡，如果能理解并归顺将得厚赏，如果反对和抵抗将“自取其祸”；他们还准备了一个《大明顺天国元年南粤兴汉大将军申明纪律告示》，详细开列了起义军必须遵守的各项纪律，包括不得抢劫、不得奸淫、不得扰民、不得勒索以及保护教堂财产和尊重教士和教徒的信仰。告示的头一条即阐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本将军宗旨，系专为新造世界，与往日之败坏世界迥乎不同，而脱我汉人于网罗之中，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天下平后，即立定年限，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

尽管准备充分，但与惠州起义一样，行动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原因是洋买办的背信弃义。

为起义准备的部分枪支弹药，采购于广州沙面的曹法洋行，事先付定金十多万元。但是，眼看起义临近，依旧未见交货，经过反复催促，洋老板和洋买办想出了一个既不用交货、事后还没人追问定金的办法：向政府告密。政府方面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通知香港，香港警察连夜搜查了准备起义的秘密据┑恪—和记客栈，搜出的物品如下：

红缎衣一件，黄布大旗一杆，黑布旗十杆，号衣二千一百件，裤二千一百条，洋氈一千一百张，草鞋一千五百对。饼干八百十五箱，每箱连皮约重一百一十斤。茶叶十八箱，每箱连皮约百斤。咸牛肉七八十箱，每箱连皮约三十七斤。六响洋枪四杆，红洋布二十尺，铁剪刀一百一十把，洋帽二千一百顶，帆布帐篷九架，火水灯绳十八扎，铁刀七十五把，帆布枪子袋一千七百五十条，铁斧头九把，响角三十八个，食盐约三百斤，白硝二缸约百斤，灯笼两个。

得知起义消息泄露后，领导者立即命令停在澳门的两艘舢板装满枪械，上面盖上煤炭，迅速运往广州。但是，舢板行驶到香山县境内百口村时，驾驶舢板的船夫与村民联络后，两条舢板竟然被村民劫持。领导者决定再从沙面另一家洋行购置两百条快枪，用小船速运广州。但消息再次泄露，小船驶至半途被清军拦截。清军随后在广州城内进行大搜捕，所有的起义机关均被破坏。

三位起义领导者全部逃脱。昔日的太平天国大将军洪全福改名浮萍，留住新加坡，后因喉病离世，享年六十九岁，葬于香港跑马地英国坟场第六千七百八十一号墓。

被清廷处决的有姓名可查的起义参与者在十名以上。

在那个要革命必赴死的年代，青年能够选择的似乎只有一死，如果他们希望有尊严地活着的话。无论他们梦想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应该被叫做一个什么“国”，他们为之赴死的理由简单而明确：现在的专制政府昏庸而残暴，在这样一个帝制国度里活着，本身就是人生的奇耻大辱。

一个名叫陈天华的青年不愿意耻辱地活着，决定以死警世。

他选择的死的方式是走向大海。

那是日本一段名为大森湾的海岸，时值冬日，寒风刺骨，白浪滔天。

陈天华，湖南新化人，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时值俄兵入据东三省，瓜分之祸日迫，朝野皆束手无计”。年底，他与黄兴一起回国筹备武装暴动，拟“联络粤、鄂、皖、浙各省党人以倾覆政府”。不幸起义暴露，他经江西、上海再度回到日本。这时，清廷已意识到日本将成为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于是不断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之革命党”。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一九○五年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所谓“取缔”，在这里是管束的意思。按照《朝日新闻》的说法，中国留学生乃“乌合之众”，且“放纵卑劣”，他们需要代满清政府施行管束。当时，中国在日留学生达八千人以上，学生们纷纷用罢课表示抗议。其中激烈派主张全体回国，代表人物有秋瑾等；缓和派主张忍辱负重继续读书，代表人物有胡汉民等；而陈天华留下一封绝命书，独自离开了学校。

显然，陈天华对“放纵卑劣”四个字深感耻辱，但他同时明确自己并不是为羞辱而死，他留下的长长的绝命书，惊人地显现出他决心赴死时的沉静：

……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之计较。若或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陈天华之所以选择“尸谏”，是对空谈救国已感厌倦：“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他断言满清帝制的灭亡无须十年，而“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以今日之死“使诸君有所惊动”。陈天华称自己不能大有所为，只能做到两件事：一是“作书报以警世”，二是遇到可以死的机会慨然赴之。两者他都做到了，他于短暂的生命时光中写出《警世钟》和《猛回头》，留传至百年后的中国。

陈天华出生在贫寒人家，十五岁入私塾，喜民间弹词小说，因此他的《警世钟》一开篇便似话本的定场诗：“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与邹容和章太炎的文章不同，陈天华不是从反满的种族主义出发，而是从民族危机和帝国主义威胁的角度阐述中国何以必须推翻封建帝制：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有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于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他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的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倒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种田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警世钟》、《猛回头》一经出版，发行成千上万册，“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更令清廷恐惧的是，清军中的普通官兵也视这两本书为至宝：“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绍同志入营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言可喻。”

陈天华，这位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的青年，平静地走进日本海阴霾笼罩下的浊浪中，时年三十岁。

一个问题至今令我们忐忑不安：除了“放纵卑劣”四个字刺痛心灵之外，还有什么理由让陈天华认为“惊动诸君”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陈天华的灵柩被运回湖南后，安葬之事竟然引起轩然大波。

运到长沙的是两具棺材，另一具棺材里躺的是湖南人姚洪业。当时，面对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部分情绪激烈的留日学生愤然回国，准备在上海开办中国公学。但是，办学面临经费紧张的状况，为唤起社会关注，担任学校总会计的姚洪业投黄浦江自尽。

两具灵柩回到原籍，舆论呼吁葬于岳麓山，以供后人瞻仰，却遭湖南巡抚庞鸿书的拒绝。庞鸿书明令禁止公葬。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长沙各校万余名学生白衣素帽，浩浩荡荡地护送灵柩前往岳麓山，以至全城震动，观者拥堵。学生们举着的挽联上写道：“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建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挽联的作者名叫禹之谟。

禹之谟，字稽亭，湖南湘乡县人。二十岁时从戎作文书，后任粮秣运输事务，这个差事令他广交各地绿林和会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从山东、天津等地向东北地区运输粮食弹药，因诸事竭尽全力被两江总督刘坤一保奏以县主簿候选。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同乡谭嗣同等人接触密切。一九○○年参加唐才常汉口起义，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在日本学习应用化学和纺织工艺。一九○二年回国后，他从开设毛巾厂开始逐渐壮大实业，成为湖南商会会董和湖南教育会长。

陈天华、姚洪业的公葬令湖南官绅大为惊异，认为“民气伸张至此，殊于政府及官绅不利，非严加制裁不足以杜绝祸根”。

巡抚庞鸿书决定杀一儆百。

有人劝禹之谟躲避，他说：“余之身躯壳，久已看空，何惧为！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

六月二十一日，禹之谟被捕。

禹之谟被捕的消息传开，湖南各界纷纷申辩营救，迫使庞鸿书不敢公开审讯。为了防止酿成事变，庞鸿书将其秘密转移常德，后又转至更加偏僻的靖州，他将禹之谟交给了以残暴著称的靖州知州金蓉镜。

禹之谟被判处终身监禁。

金蓉镜依旧要实施刑讯。

这个清廷命官的狠毒残忍令人惊悚——大清帝国官场上官吏取仕只有两条路：一是科举考试，二是用钱买官。如果是科举出身，何以满腹锦绣文章而心狠手毒到如此地步？如果是买来的官，大概是既然破费了，不狠狠弄死几个草民于权威不合算？

金知州对禹之谟说，你现在牛马一般落在我的手里，你要知道牛马的肉是任人割食的。禹之谟坚称自己不知道谁是孙文，也不是孙文派来在湖南暴乱的。于是金知州亲自动手了。

禹之谟从狱中传出的记述惨不忍睹：

金牧即呼拿梆子来。褫去余衣，跪于铁链之上，两手左右伸开，于膝下后弯处横压一棍，两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横于脚尺处，板上三叠，计一弯高，使重压力尽在膝盖，胸前横一棍，使不得动移。金牧即呼打荆条，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见。金牧即问你是孙文党乎？余曰：“孙文之党可也，余即孙文亦可也，请速杀，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杀，就是这样打死。”……时转五更鼓，有管禁董某在侧，余托其至金牧前代求，称余能书愿死状，请释此刑。久之，便签放下。自三更至四顾，赤身跪压，加以鞭背，几遗矢溺，数兵扶之下架，闹虽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谁属。比抬入禁，置于床。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尚冷如冰。同禁张福二以酒磨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至晚轻摩之，犹麻木不知，重按之始觉通。不能步行，如厕必负之而入。昨二十夜二鼓后，金牧提讯，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即呼上梆子，裸其体，照昨书所害情形，而加用大椒末熏口鼻，金牧亲持扇香一大把烧吾背约二时之久，无所供。抬至戏厅，吊吾右大指及大脚指，悬高八尺，数刻绳断，大指已经破烂，寻亦断。又换系左大指悬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遍体无完肤……金牧曰：“你不实供，分明你是孙文党羽，你为何不说？”又用香火乱烧。余曰：“既说是他的党羽，即是他的党羽，我记不得清楚。”金牧曰：“昨天你说是孙文的党羽，为何不知他的凭据口号。”又拿火来烧。余只得诬供有口号，金牧曰：“是何口号，从实供来。”余曰：“记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即用火乱烧。余即诬供曰：“口号叫做中国人。”金牧曰：“不止此一号，尚有何号？”我见他势又持香火近前，余又诬供曰：“以手加额为相见之礼。”金牧曰：“你说你在湖南是个头目，究竟你是何等头目。”余曰：“我不是头目。”又拿火来烧。不得已又诬供曰：“我是上等头目。”金牧曰：“总还有些，你不说，我又要你上火炕。”我见其势太猛，又诬供曰：“同志既是伙计。”……金牧曰：“你们几时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来烧。余信口曰：“十月间。”……我求他释放下来，徐徐讲出。金牧曰：“放下来，不讲，再上火炕。”众役放下，不知有无四体。时俯卧在地，气息奄奄。金牧催说曰：“我晓得放下来你就不讲了。”他说，“就要把你打死。”我即述说一些救国的话，时已五鼓，金牧即标牌收押。兵役抬下，人事不省，遗屎在床，至今二十七早七时始苏……

四个月后，禹之谟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时年四十一岁。

“观者多为流涕。”

中国人流的泪是实在是太多了。

“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

甘心做奴隶的人是个什么模样？

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

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如获异宝登天堂，夸耀于侪辈以为荣。及撄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憟，至极其鞭扑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他人视为大耻辱，不能一刻忍受，而彼无怒色无忤容，怡然安其本分，乃几不复自知为人。

“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

“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

“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尽管在酷刑下呼号不止，禹之谟依然对即将对他实施绞刑而不是砍头提出了严正抗议：“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

一旦国之众生有了“满腔心事”，一旦他们甘愿为“满腔心事”不惜流血捐躯，那么，毒刑的实施者——上至大清帝国的皇太后，下至穷乡僻壤的金知州——必将陷于天意人心所向之绝境。

面目不清的资产阶级

一九○五年初，在欧洲浓重的冬雾中，一位身穿皮大衣的中国人走出船舱，踏上了比利时俄斯敦港潮湿的台阶。

中国留学生李蕃昌、贺子才和朱和中在港口迎接了他。

乘车进入布鲁塞尔市区后，这位绅士模样的人受到几十名中国留学生的欢迎，然后他住进胡秉柯同学的寓所。

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尚未听说过的比利时发生的这件事，因为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具有历史意义：一，那个身穿皮大衣的中国人，正是大清帝国的皇太后和金知州都迫切地想知其下落的“匪首”孙文，他在惠州起义失败后似乎销声匿迹了；二，欢迎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湖北人，几年之后彻底颠覆大清帝国的武装暴动就发生在湖北武昌，有资料显示，在比利时湿冷的冬日里欢迎孙中山的那些留学生大多与数年后的那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有关。

孙中山无法预料几年后将要发生的事。

此刻，他来到布鲁塞尔，是想与这些心存反骨的青年建立某种联系。

连续的暴动毫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革命的星火似乎闪烁了一下，但由此引发燎原之势的预想没有任何实现的迹象。孙中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答案：革命的基本力量到底是谁？哪些人群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孙中山对日本人感到失望。他甚至与在军火买卖中作弊的日本商人打了一场官司，他认为是他们直接导致了惠州起义的失败，而他手中握有军火商伪造的私章和文书，他和宫崎寅藏决心把被骗走的经费要回来。日本友人认为，公开诉讼恐怕没什么好结果，因为军火商的财产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即使判决了也拿不回多少钱来。更重要的是，一旦立案，全世界将得知革命党人武装推翻清廷的企图。孙中山被迫接受了调解。日本军火商中村吐出来的是一所住宅，折价一万三千元，还有价值两千元的期票，而当初孙中山付给中村购买武器弹药的钱是六万七千元——日本军火商以中国革命者的鲜血为代价狠狠地赚了一把。

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访问了暂时沉寂的孙中山。他在孙中山的寓所里看到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历史书刊。这位美国人惊讶于这位“西化了的中国人”的强硬：“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做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日本人用了三十年才办到的事，我们最多用十五年就能办到。”但是，孙中山所说的“我们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林奇提出了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孙中山的回答是：在英国、檀香山和日本等地，“有一批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追随者”。

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回答。

“追随者”身份不明，“一批”数量不清。

至少在一九○五年以前，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认为，孙中山不过是个绿林人物。后来的同盟会员吴稚晖，在留学日本期间被邀去见孙中山，他很是不以为然：“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问孙中山是否像“八腊庙里的大王爷爷”，同学回答说孙中山是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吴稚晖再问“孙文是否有张之洞的气概”，同学回答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无法得知孙中山到底是怎样一副“气概”，但他拥有革命家的魅力确凿无疑。即使是抱有成见的章太炎，见到孙中山后才发现这是“非才常辈人”。于是与孙中山开怀畅谈地制改革、未来赋税、教育平等、革命程序等问题，甚至还谈到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哪里，结论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如果革命成功后仅保平安，首都就建在一熟天下足的武昌；如果想一统整个中国，首都就建在中国国土中央的西安；如果想要征服世界，首都最好定在亚洲大陆中央的新疆伊犁——伊犁位于中国西部边陲，那里竟然能够成为建都之地，由此可见他们的讨论该是多么的激昂。

然而，无论是一再组织武装暴动的孙中山，还是写出《訄书》号召推翻大清王朝的章太炎，他们似乎都小心地回避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之前，革命党人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什么？

革命终究不能靠在屋子里谈天说地。

革命需要有人去流血牺牲。

那么，什么人肯去？

一九○二年冬，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越南。客轮抵达西贡后，他从陆路赶赴河内，住进一家法国人经营的三等旅舍，化名高达生。孙中山在河内和西贡滞留半年之久，这半年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史料一片空白。至今我们也无法得知这段史料空白的原因。唯一的线索是，他去越南的签证，是在上海办理的，签发签证的是一位名叫莫朗的法国官员。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惠州起义前，孙中山就与法国政界人士有了接触，目的是希望得到法国驻日公使给予军事上的援助。在请求遭到拒绝后，孙中山与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的联系保持了下来。

韬美是个对中国怀有野心的人物，他梦想修筑一条由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铁路，以便以越南为跳板，让法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扩大到整个南中国。当韬美了解到孙中山的反政府企图后，立即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出军事干涉并占领云南，作为以云南铁路工程开端的经济渗透的补充。”韬美的计划虽然符合法国殖民者的设想，却没能得到法国政客们的支持，原因是此时法国在亚洲正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比如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南方的扩张已威胁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既得利益。因此，维持现状是目前的最佳选择。法国外交部和殖民部都不赞成韬美支持孙中山的反政府活动。为此，当孙中山为筹备惠州起义到达河内时，原来约好密谈的韬美，只派助手与孙中山见了一面。但是，韬美本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向孙中山发出邀请，名义是请他参观即将在河内举办的一个工业博览会。

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法国政府愿意支持中国革命，他可以抛开原本抱有极大期望的日本人。但是，当他到达河内时才发现，那个野心勃勃的韬美已经被法国政府解职了，代替他的是忠实执行国内政策的新总督保尔•博。新任总督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哈德安接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这位法国官员阐述了他的政治目标和近期打算：希望在武器和军事顾问方面得到法国的援助，并利用法国人控制的越南作为向南中国输入武器和人员的通道。如同向日本人承诺的那样，孙中山承诺如果革命成功，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新政府，他的政府将对法国人的在华利益做出更大的让步。保尔•博拒绝了孙中山。唯一例外的是，法国人允许孙中山进入中越边境地区，前提是不允许他率领的“绿林游勇”滋扰那里的生活秩序。

保尔•博总督向法国殖民部报告：

我从一开始就回避将武器弹药运经我的属地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肯定会得到消息，即使他不提出正式抗议，我们的工商业特别是云南铁路的建设，因此会搁浅。这种政策将与我们所历来实行的对待中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导致我们与中国政府以及云南民众之间关系的完全改变。我甚至更进一步确信，我们不会对分割或扰乱中华帝国感兴趣……我认为禁止孙留在印度支那是不明智的，尽管他的密谋使我担心。我甚至有这种看法，万一中国要求将他逮捕，我们必须拒绝交出。否则我们的对手就会趁虚而入，并引起秘密会社不可调和的仇恨，使其将正用于推翻满洲的活动转而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冒险。

法国人的矛盾，是所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列强们的共同心理写照。而即使为艰难的局势所迫，孙中山在求得外援时的不计后果也是万分危险的。

在越南，孙中山依旧在联络会党组织。一位做西装生意的广东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位生意人“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经过攀谈，孙中山感到彼此话语很是投机，于是袒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西装生意人坚决要求与孙中山订立盟约，还先后介绍了不少有反政府倾向的人来见他。孙中山将这一组织命名为“致公堂”，后来又改名为“兴学社”。未来几年内，孙中山在南中国边境组织的数次武装起义，都与这个组织有关。

一九○三年七月，孙中山乘法轮“亚拉”号从西贡返回日本。此时的东京“遍觅旧同志，无一见者”，孙中山不禁黯然神伤。他前去横滨，租住在山下町一百二十番的一间房屋里。不久，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因避难《苏报》案逃到日本，见到孙中山后格外亲切，两人相约登山畅谈，黄宗仰留下诗句云：“仰瞻星斗十年久，菿汉声闻三度雷。不死黄龙飞粤海，誓歼青鸟落京垓。函根今夕潭瀛胜，河上他时宇量恢。记取夜登冠岳顶，与君坐啸大平台。”

无论如何，仅仅“坐啸”，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拿着黄宗仰借给他的两百元钱，孙中山再次去了檀香山。

檀香山的情况更令孙中山失望：“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会员中能始终不变者只有邓金、邓照、李昌、程蔚南、许直臣、何宽、李安邦等十数人，然亦慑于保皇会之声势，莫敢或抵，惟缄口结舌，以期待先生重来而已。”一八九九年，梁启超来到檀香山，鼓动保皇以救中国，并借助他的声望迅速令多数兴中会员转为保皇派。孙中山不禁自责，以往专心于组织国内暴动，“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他开始大声疾呼中国不能实行君主立宪，只有民主共和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实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

孙中山决定创立一个新的组织——中华革命军。

为了吸引拥护革命的华侨入会，孙中山加入了檀香山的会党组织——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军职分为洪棍、纸扇、草鞋三级，洪棍“即元帅别名也”。

洪门是以反清复明为主要宗旨的著名会党。

孙中山发动的所有武装起义都以洪门会党为主力。

孙中山对保皇派的筹款十分愤怒，认为这是康梁在骗取华侨的血汗钱：“闻在金山各地已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为了与保皇派抗衡，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孙中山发行了一元和十元两种军需债券，并承诺革命成功后连本带息十倍偿还。

史书中没有当地华侨认购军需券数额的记载。

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取得显著成果。

一九○四年三月，孙中山决定前往美国，路费是华侨资助的。

临行前，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他有一个今夏在中国“大举起义，倾覆满洲”的计划，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便透露。记者们惊讶之余说：“我望有日得到了消息，汝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莞尔一笑”。

为了能够顺利进入美国，孙中山设法搞到一张檀香山出生证明，然后经在檀香山法院宣誓，领到了美国岛居居民所持有的护照。但是，当他四月六日抵达旧金山港时，还是被美国移民局登船检查的官员扣留了。

这是继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再次陷入险境。

他被有保皇党背景的人出卖了。出卖者把他即将前往美国的消息，告诉了大清帝国驻旧金山领事何祐，何领事立即要求美国移民局禁止孙中山入境。美国政府无意禁止孙中山入境，但是，大清国皇族溥伦将于四月二十日到达美国，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不快之事，美国人认为最好将孙中山与溥伦隔开，办法是寻找借口将孙中山暂时扣留，待溥伦到达旧金山至少一个星期后，再把孙中山放出来。结果，孙中山刚一抵达旧金山，移民局的官员便说，尽管他持有檀香山的出生证明，并不表示他具有美国公民的权利，而且其护照有伪造的嫌疑。于是，孙中山被拘留在港口的一间木屋里，那里面挤满了由于各种原因被扣留的华人。

这是一个令孙中山不堪回首的时刻。

至今，档案史料中还保留着这样一张照片：孙中山像所有罪犯一样将写有自己名字的木牌举在胸前。

数日之后，美国移民局判决将孙中山驱逐出境，等候轮船返回檀香山。

在港口木屋里度日如年的孙中山，突然间在被扣留的同伴那里看见一张《中西日报》，上面写有“总理伍盘照”的字样。他想起一八九五年流亡美国时，曾有人向他介绍过此人，说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以说教及办报蜚声于时”。孙中山立即草拟了一封信托卖报人带出——“乃草一函，求一卖报西童带往沙加缅都街中西日报，外书伍盘照博士收讫。另有英文‘到奉带书人七角五分字样。”

《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闻讯赶来，了解情况后立即展开营救。伍盘照是耶稣教徒，与当地的洪门会党来往密切，同时还兼任大清帝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顾问。他首先要求领事不得将此事禀告驻美公使，然后迅速与位于旧金山的洪门总部取得联系。孙中山在洪门的职务是洪棍，一位拥有如此地位的兄弟被扣押，这是在美国颇有势力的洪门组织不能容忍的。

全美洪门总部总堂大佬名叫黄三德。黄三德热心革命，久闻孙中山大名。他利用洪门的律师向美国当局提出诉讼，在交纳五百元保证金后将孙中山从木屋里中接出。没过几天，美国当局的判决书再次到达，承认孙中山的出生证明有效并允许入境——这场官司花费的两千五百美元由黄三德垫付。

就在孙中山被扣押期间，洪门大佬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大清帝国的皇太后为迎接自己七十寿辰颁布懿旨：“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免其既往，予与自新。”

孙中山接到判决书的那天，恰是溥伦到达旧金山一个星期之后。

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是有趣。

孙中山在美期间主要做了两件事：发展革命组织，筹集暴动经费。

这两件事都开展得不理想。

虽然他以洪棍的身份出现，得到了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但是，美国的洪门组织十分繁杂，除致公堂外，同时存在数十个相对独立的团体。这些会党团体虽然都在洪门之下，但有时团结有时内讧，要把庞杂的会党组织归于革命党人的行动轨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中山从筹款入手，他召开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推举加州大学教授邝华汰为主席，发表演说之后便开始推销军需债券，依然承诺革命成功后十倍偿还——“此券规定买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孙中山宣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有限权利。”然而，大多数人表示，捐款可以“入会则不必”。结果，孙中山先后筹集了约四千美元，而正式入会者只有那位加州大学教授。

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孙中山建议全美的洪门会员来个总注册，目的是将洪门会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彻底消除保皇党人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借此筹集到数量可观的经费。黄三德等人表示支持，于是孙中山着手为势力最大的致公堂起草新章程。他不但把洪门组织反清复明的宗旨改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且还在类似序言的内容中加入了批判保皇党人的激烈措辞。当时，洪门会员中有不少人是保皇党，不知他们是否认真看了孙中山咬紧牙根写出的这个新章程：

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革命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其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下不可缺者……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本堂洞悉甚隐，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党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般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无以伸此公愤而挫其败类也……

为了洪门会员总注册，孙中山在黄三德的陪同下周游全美，周游经费即推销革命军需债券所得。但是，半年的时间，真正注册者依旧很少。孙中山发现，洪门人士大多信奉保皇主义，对暴力革命不感兴趣。孙中山用英文写了《中国问题的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文章强调远东问题的焦点在中国，只有推翻了大清王朝，才能确保世界政治的平衡，才符合世界各强国的根本利益。因此“瓜分和殖民中国，以及保护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两者都是错误的”。瓜分中国只能导致列强的战争，而维护现在的中国政权，列强们的利益也得不到根本保证。“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尽大国之责，这一论述显示出孙中山惊人的世界意识；但是，把大清王朝的存在作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这依然表明孙中山依旧对列强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不是孙中山所独有，它几乎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共识。

洪门在美国本土的总注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孙中山决定前往欧洲。

如果论及孙中山此次美国之行的收获，从今天的角度看，当属三民主义理念的正式提出。这一理念的形成，与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有一个模拟的过程。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记载：

先生在旧金山，论及设会，必先有主义；主义固定，乃能成功。林肯主义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所谓民有、民治、民享。主义愈简单明了，愈生效力。今设同盟会，党纲宣言，予意提出三民主义：一曰民族，此中国排满革命主义；二曰民权，此世界建设民主政治主义；至于现代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策，欧美风靡，他日必为世界人民福利最大问题，无适当名词。予进曰：事不过三……正德、利用、厚生……林肯以三民宣言，先生开党，首定三民，亦约法三章也。先生推案起曰：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主义，本汝言厚生意也，意义包括宏大。

直到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的演讲中仍有这样的解释：“林肯所主张的这个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回想兄弟在海外的时候，外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总拿这个意思来问我。兄弟在当时苦无适当的译语回答，只可援引林肯的主义去告诉他们。”

有史料记载，孙中山的欧洲之行，是受中国留学生的邀请。

留学生以湖北人为主体。

湖北的革命组织，起始于吴禄贞。

一九○二年吴禄贞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日本期间他与孙中山来往密切，回国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训练新军的教官。这个本应为大清帝国训练正规军的教官，却热衷于推翻大清帝国政府。他在武昌花园山的一座寓所内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往来于这个联络点的多是学界青年或归国留学生，各省的仁人志士来武昌也都到这里接洽。同仁一致认为，革命如果群龙无首，便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因此当务之急是找到孙中山。

青年们的活动逐渐被官方察觉，为了消除隐患，新任湖广总督端方一上任，便决定派更多的学生出洋，且把即将出国的学生分成两部分：反叛倾向激烈明显的，派往遥远的德国和比利时；思想和心绪比较稳定的，派往邻近的日本。端方的这一决定是秘密实施的：半夜里下达公文，限留学生清晨即到官署报到，下午登船出发。常在武昌花园山聚集的学生，基本都被派往欧洲了。他们对端方十分不满，甚至决定绝不离开湖北。但有人却说，事到如今，身不由己，只要出洋就有可能寻找到孙逸仙，这不是对革命大有好处吗？于是，大家怀着这样的目的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

无法理解清廷大员的思维逻辑：为了平息青年学生的反叛情绪，用朝廷的钱把他们统统送出国，送到他们乘轮船都要走一个月的遥远的欧洲去，大清王朝于是就能安全┝恕—让青年们接触到西方文明，学成回国之后，对于大清帝国来讲不是更加危险吗？

历史将证明清廷官吏的思维是何等的愚蠢。

端方，不久之后，当他被革命党人按在板凳上砍掉脑袋的时候，没人知道他是否曾为当初的决定而万般悔恨。

孙中山到欧洲的旅费，来自黄三德赠送的三百美金、致公堂筹集的七百美金和留美学生的若干捐赠，这些钱在购买船票之后所剩无几，因此到达英国的孙中山立即陷入囊中如洗的窘境。

刘成禺，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他在孙中山到达伦敦后不久，将其拮据的状况告知了留学德国的湖北籍学生朱和中和留学比利时的湖北籍学生贺子才。不久，孙中山接到了朱和中汇来的一千两百马克和贺子才汇来的三千法郎，他立即自伦敦动身前往比利时。

湖北籍的留欧学生终于实现了他们寻找孙中山的愿望。

他们和孙中山在距中国万里之遥的布鲁塞尔进行了长谈，这是一次关系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前途的历史性的会谈。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人是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

留学生们的观点是，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大清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和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大清帝国的军队不可能发动革命，革命的力量只能来自改良后的会党。留学生们介绍了湖北新军和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状况，用实例证明自新军中的革命派崛起后，像唐才常那样的会党在长江流域已没有任何势力；并且说会党起事的根本目的是劫财抢物，如果依靠他们赢得革命反而会受他们的制约。孙中山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说他正在改造会党的章程。对此，朱和中措辞激烈：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孙中山说，为革命牺牲的陆皓东、史坚如等人就是知识分子，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不赞成革命？留学生们说，赞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太少，无济于事，必须争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才能事半功倍。交谈持续到第三天，孙中山的观点似乎改变┝恕—“至第三日，总理似有所决定，为言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做领导人。我辈乃大悦，皆曰：此吾辈倾心于先生之切愿也。”

无论留学生们听到孙中山承诺他们有资格做革命领导人后“大悦”是出于什么心理，孙中山必定是接受了留学生们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大清新军中的革命派和知识分子是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巨大进步，尽管他并没有放弃依靠会党，仅仅是赞成“双方并进”。

达成共识的那天晚上，留学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在香槟酒喝得“众兴益豪”之时，孙中山站起来说，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夜，今天应该做一个结束，建议各位即行宣誓。孙中山的建议遭到反驳，留学生们认为他们真心革命，何必与会党一样宣誓？众议不决时，朱和中表示，死都不怕何怕宣誓——“我辈既决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孙中山即刻提笔写下誓词，然后对朱和中说：“即从尔起。”朱和中答：“可。”

立誓人某某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黄帝纪四千六百四十二年冬月某某誓。

监誓人孙文

朱和中看了誓词笑起来。

孙中山问他为何笑。

朱和中答：“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老，知康梁所言之妄。”

留学生朱和中称这个有着浓厚会党味道的誓词风格“简老”，用词实在精妙。

约有三十人宣誓。

布鲁塞尔的这个宣誓组织并没有名称。

可以看出，孙中山不愿沿用兴中会或中华革命军之名，但新组织叫什么名字他还没有想好。

在留学生们的资助下，孙中山先后去了柏林和巴黎。

在巴黎，应孙中山的请求，法国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和菲力浦•贝特洛先后接见了他。根据拉法埃•罗呈给外交部的报告，可以看出，此时孙中山依旧对法国政府抱有幻想：“孙逸仙作为中国南方反清运动的领导人，曾经得到日本的援助；现在他正设法使他的同志对法国产生好感，以求得法国的援助。孙甚至建议法国可否取代日本，成为他们革命运动的支持者。”无法得知会见令孙中山获得了什么。根据冯自由的记载：“丙午年（一九○六年）法国参谋部尝派武官多人，偕中国革命党员视察各省，欲对中国革命有所协助，即中山是时驻法交际之力也。”——没有可靠的史料证明法国军方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如果真有，法国军人和中国造反者一起在中国各省策划武装暴动，这样的情景本身便会令人心惊。

在巴黎和柏林，孙中山相继成立了留学生革命组织。但是，这里的留学生不像比利时，政治倾向良莠不齐。以至于柏林的留学生王发科、王相楚与巴黎的留学生汤芗铭、向国华约定告密。他们两人将孙中山骗进咖啡馆闲谈，另两人潜入孙中山居住的旅店房间，偷走了创建革命组织的盟书以及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函件。然后四个人跑到大清帝国驻法国公使馆，见到公使孙宝琦后磕头痛哭，诉说加入孙中山革命组织的后悔之情。孙宝琦不愿事态扩大，打算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法国政府的函件涉及大清帝国国家利益，为此他不得不与法国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孙中山回到旅馆后，发现文件被盗，认为留学生们如果反悔可以明说，不必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由此，孙中山印证了他之前的判断：“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

外国人靠不住，知识分子也靠不住，会党有“志在劫掠”之嫌，那么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

辛亥前后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史称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但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通常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清初，那时中国出现了生产方式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形态原始的工业化生产。从工业化生产萌芽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世界史的演进相对应时间并不算太晚。按照历史的一般规律，萌芽只要获得足够的条件就能顺势成长，从而将中国引向具备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体制。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发展。两百多年的清王朝没有给资本主义以任何生长空间，直到大清帝国倾覆之日，中国的资本主义依旧停留在萌芽状态。晚清，洋务运动兴起后，资本主义得到了某些发展，但是工业化的进展十分艰难，原因依旧缘于中国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特质。这种特质异常坚固，犹如堡垒，令无论什么样式的资本运营都难以突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从工业革命和殖民地扩张中生成的，中国近代既没有经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也没有为扩展贸易而进行的开拓疆土的殖民行为，因此不具备大规模的原始积累。中国货币资本的积累，靠的是严酷的赋税制度，即从本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身上盘剥而来，这不但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极大地制约着近代经济样式的大规模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令中国的资本与封建体制紧密相连，使社会形态始终保持着由官商、民办和买办三者形成的奇异的互生关系。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是从手工业逐渐过渡到大工业生产的，而中国是在外力的强压下从手工业跳跃到大机器生产的，于是，所有的技术设备乃至原材料都需要依赖进口，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处在列强的控制之下。

中国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制度，反映到中国资产阶级身上，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始终没有发育成熟的可能。因此，不成熟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其阶级结构与西方资产阶级大相径庭。西方资产阶级的主体，是由在近代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城市市民发展而来，他们与封建专制制度没有任何“血缘”关联。而在没有近代工业的中国，是无法产生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依旧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即使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横陈海岸，中国的资本经济依旧没能融入全球的贸易往来中，而在构成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中，纷杂地聚集着商人阶层、官僚资本阶层、乡土士绅阶层、新型知识分子和旧式文人阶层以及封建官吏阶层。虽然拥有资产不是资产阶级的唯一标志，但问题的关键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之一，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来。因此，组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阶层，[JP2]无不被封建经济体制和社会形态所制约。这就让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如果可以称之为一个阶级的┗啊—其阶级面目格外地模糊不清。

面目不清的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将是一场怎样的革命？

就在孙中山奔波于美洲和欧洲的时候，因为清廷自《苏报》案开始对舆论的残酷镇压，国内反政府人士认识到革命需要行动，行动首先要建立起革命组织。于是，各种各样的团体纷纷涌现。

就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来讲，首推华兴会。

黄兴，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岳生，号克强，湖南善化人，出生于塾师家庭，二十二岁时曾中秀才。进入武昌两湖书院后，开始接触新学，深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知世界趋势绝非专制体制所能图强”。一九○二年官费留学日本，学习文学和军事。他为人沉稳，不喜张扬，并没有像其他留学生一样，刚到日本就把辫子剪掉，但是沙俄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消息令他愤恨已极：“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黄兴与刘揆一、陈天华等人发起成立华兴会，决定“回湘大举革命”。

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

黄兴的主张是“雄踞一省”，“各省纷起”。

革命依靠哪些力量？

黄兴的选择重点是会党和“军学各界”。

华兴会拟定在慈禧七十寿辰那天发动起义，因为那天湖南全省官员要一起庆祝万寿，起义者准备在官员们聚会的地点安放炸┑——“候全省文武官吏届时到场行礼，即行燃放，以期一网尽之”。然后趁乱“在长沙、岳州、宝庆、常德等处，分五路起事”。但是，起义还没有发动，计划就被会党泄露出去，湖南巡抚庞鸿书严令搜查，黄兴在圣公会牧师的帮助下逃至上海。不久，会党试图再举，黄兴被捕，因没暴露身份侥幸获释。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等人先后亡命日本。而那些被捕的华兴会员所承受的酷刑，再次向世人昭示了革命党人何以要不惜生命推翻满清政府，同时也表明非残忍的酷刑不足以平复满清政府的无奈与绝望。萧桂生，以会党首领身份加入华兴会，被捕后狱吏“每日审问，必烧红铁链，使之露膝跪下，跪下时膝肉生烟，其声其臭，熏闻满座，脚撩手扭，铁链叮当，更上夹板，骨肉分离。迨至痛失知觉，即横陈未断气之身体于石板上，至稍知人事时，复严刑逼供……”。马福益，原哥老会龙头，与黄兴相识后，率数万哥老会成员加入华兴会，成为长沙起义的重要力量。起义消息泄露后，马福益逃至广西，第二年返回湖南，试图再次组织起义，不幸于萍乡被捕。清廷新任湖南巡抚端方下令将马福益押解至长沙，狱吏们“以刀洞穿肩骨，系之以链”，以致一路上“观者如堵”。刑讯逼供三天后，马福益被斩首于长沙浏阳门。史书记载：“血流盈丈，状至惨也。”

自此，华兴会停止了国内活动。

光复会也是此时出现的一个重要革命团体。

光复会的前身，可追溯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成立的浙学会。在决定必须另行组织团体实施暴力革命后，浙学会的数名留学生回国开始联络暴动力量。其中，本想进入日本成城陆军学校，因清廷不允学习军事而被迫回国的陶成章，用白话文起草了《龙华会章程》，试图把会党改造成民主革命的力量。

首先阐明造反有理：

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问我革命就是造反，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这“革命”两字，古人有得说过么？我答应道，有的。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顺乎人。”就是这两个字的出典。又有人问我，革命即是顺人应天，为什么中国古老话儿，又把造反叫做“大逆不道”呢？我答应道，列位！这“大逆不道”四个字，并不是我古时仓颉圣人造字的时候，就把来做“造反”二字的注脚用的。要晓得这是后代做了皇帝的人，自己一屁股坐了金交椅，恐怕别个学他的样，就同着开国军师，文武百官，造出四个字来，硬派做“造反”的罪名。

至于革命成功之后是什么政府，反正是大家有饭吃的政府，样式还没有想好。要么大家选个总统，“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岁不定，人儿不能传子孙呢”。要么是市民政体，甚至可以是无政府。总之，以后再说不晚。“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

一九○四年秋冬之交，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到达上海，归国的浙江籍留日学生决定成立革命组织，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定名为“光复会”。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相继入会。光复会的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就革命团体的蓬勃发展而言，史称：“从此，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

笼统地说“资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不能解释中国近代史上革命的种种特征的。为此，也有史论试图把革命派归于“中下层资产阶级”，将保皇派和立宪派归于“上层资产阶级”；或者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分为两翼，即由大地主、大官僚和大买办演变而来，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密切，政治上倾向妥协的右翼，以及从中小商人、手工业主演变而来，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不紧密，政治上倾向革命的左翼，并认为两者都具有软弱性。但是，无论“上层”和“中下层”以及“左翼”和“右翼”，其政治主张区分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辛亥革命的历程表明，无论资产阶级的“上层”还是“中下层”，也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参加革命行动者毕竟是少数，并不足以代表所属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态度。相反，反对革命，支持立宪，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立场。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各个派别之间并没有建立行动的关联，而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的大多数也并没有站在孙中山一边。

于是，两个问题模糊不清了：辛亥革命是否是一场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或者说，它是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另外，孙中山属于中国社会的哪一个阶层，他领导的革命属于什么性质？

这关乎对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

关乎中国人更加透彻地认知民族觉醒的历史。

一九○五年发生的几件大事，对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影响。首先日俄战争接近尾声，日胜俄败已成定局。于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日本的胜利，是立宪制度的胜利；俄国的失败，是专制制度的失败。日本能够打败俄国，这意味着中国只要走立宪道路也能强大起来。其次，俄国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强烈的不满情绪，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骚乱，史称“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即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中国人由此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必须推翻专制制度，必须满足除了皇室和官僚阶层之外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政治诉求。其次，因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上海爆发了以商界人士为主的联合反美行动，行动的参加者最终扩展到知识分子、下层工人、手工业者，甚至还有农民。于是，有史论认为，“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

孙中山想回日本，没有钱买船票，留学生们再次捐款。

一九○五年六月十一日，孙中山乘“东京”号邮轮离开法国马赛。

在孙中山留居欧洲的两年里，中国留日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自中日战后，清廷自审势绌，倡言维新，纷派学生留学。以日本地近费廉，公私留学者尤多。此类有志青年，足履外国，已痛满洲政治之不平与黑暗。而德租胶州，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法租广州湾，及各国划定势力圈，与丧权借款之约，更相接踵。加以外祸日深，内政日坏，故感受革命理想极速，转瞬成为风气。”

“东京”号抵达日本，孙中山由横滨前往东京，在上千人举行的欢迎会上，他由衷地感叹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

此时，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潮“至为彭湃”，国内各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也纷纷逃至日本，只是各种力量尚无统一机构统领。

七月下旬，在宫崎寅藏的介绍下，孙中山见到了黄兴。

孙中山与黄兴的见面，堪为历史性事件，它的意义有二：一是促成了孙中山与华兴会的联合，这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二是两位革命家在今后的历史中将成为革命的两面旗帜。

黄兴对孙中山“备致倾慕”，愿率华兴会全体会员与孙中山“合组新革命团体”。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内日本友人内田良平的家中，举行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留日学生团体的部分成员，共计七十九人。除孙中山、黄兴之外，与会者中还有宋教仁、张继、马君武、冯自由、曹亚伯、宫崎寅藏等日后留名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会议讨论了孙中山倡议成立的“革命大团体”的名字，最后确定为“中国同盟会”。

会议一开始，孙中山即发表演说，演说持续到下午才结束。孙中山讲的是革命的理由、形势和方法，特别强调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重造一个世界。然后黄兴发表演说，内容是如何普及教育、振兴实业、整理内治、修睦外交。大家对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的“平均地权”有分歧，孙中山再三解释：“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问题，毕其功于一役。”中国同盟会十六字宗旨最终获得通过。

孙中山随即起草盟书：

联盟人某省某府某县人某某某，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某日，中国同盟会会员某某某。

孙中山坚持革命团体必须书写盟书和宣誓——每人自写盟书，然后举手宣誓。宣誓后，孙中山入一小室，逐一向与会者个别传授握手暗号和秘密口号——“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最后，孙中山祝贺道：“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

入会要签名，签名就在历史上留下了参加组织的铁证，如果这份铁证落在朝廷手里，即刻就会成为捕杀名单。大家静默不动，带头的是贵州籍留学生曹亚伯：

予则愤然而起挥笔写曹亚伯三大字曰，凭良心签名。次程家柽曰，我亦凭我良心签名。于是按次皆签名矣。最后有二人年颇长，北方人，盘辫于顶，忘其名，不肯签字，以反对予所写之三大字太不恭敬为由。予则谓今日之会，非考翰林。黄兴补之曰，老兄欲考翰林，则请向满洲政府投考。众则解和劝勉，二人卒签名。

据曹亚伯记载，日本人的木质房屋“颇不坚实”，而这一天拥挤、进出于内田良平家的人太多，以至于大门内的地板突然倒塌，“众皆惊之”。于是，曹亚伯对众人说：“异族政府必倒，以此为兆。”

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友人坂本金弥家举行。到会者百余人，“籍贯包括全国十有七省，惟甘肃一省缺焉”。大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即总理不在时代理一切事务。

同盟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政党雏形的革命团体。

孙中山认为，同盟会的成立，结束了他之前一败再败的历史，中国革命的新纪元由此开始了：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多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初期的同盟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成分复杂的、以新式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反政府者的大联合。深入分析活跃于辛亥时期力主变革社会的力量构成，则发现这股力量是由主张民主共和的新式知识分子、新军中的革命分子、会党中的反政府分子和立宪派中的士绅阶层（包括主张立宪的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已经资产阶级化的新型地主）所组成。从这一政治形态来看，大致可以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阶级属性定位为：他们是平民的代表，是知识分子，是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帝制的坚定主张者和勇敢实施者。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不属于资产阶级，连广义资产阶级都不是，他们是在中国历史的特殊形态中产生的。他们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近代民主思想；他们靠知识生存，服务于新兴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他们与封建皇室和官僚阶层没有依附关系，但是又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他们革命的动力不是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是为从昏聩的帝制统治下和岌岌可危的列强窥视下拯救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也代表了深受列强制约的民族资本家的政治诉求和阶层利益。他们不同程度地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尽管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尚未脱开无政府主义的干系。

由此，可以合理而清晰地解释孙中山的思想和行为轨迹。

辛亥革命，是民主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

这场革命由于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而顺天应时。

就在孙中山认为革命的新纪元即将来临的时候，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发生了一个震惊中外的事件：清廷的五位大臣，在前门火车站准备登车的时候，一颗炸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了。

五位大臣是奉朝廷之命出国考察宪政的。

这一事件的惊人之处在于：首先，一个以固步自封和专制残暴著称的封建朝廷，居然开始考虑实行立宪制度了；再者，那个刺客被炸弹炸得面目全非，没人能够辨认出这是何方人士，因此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对这位壮士一无所知。

急切地推动革命的资产阶级面目模糊，以至于此时的中国历史格外扑朔迷离。

[HS4]第二章众声喧哗的时代

当死胜于活着的时候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一个月零三天后，清廷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和刚被朝廷任命为闽浙总督但尚未上任的端方，五位大臣动身出国考察宪政。车马仪仗浩浩荡荡，送行的官吏朝服光鲜，前门火车站很是热闹。此时，没人注意到一个身穿官服但帽顶上没有红缨的人。这个人随着人群上了火车，然后向五大臣的车厢靠近，走到两截车厢连接处的时候，火车头刚好与车厢靠挂，车厢剧烈地抖动了一下，藏在这个人身上的炸弹突然自爆——他携带的是撞针式炸弹，身边的人因为车厢抖动站立不稳，撞在了他身上——轰然一声巨响，身边的三个人被炸死，五大臣中两位受伤，而携带炸弹的这个人的下半身被炸烂当场死亡。

一片混乱过后，没人认得刺客是谁。

刺客破碎的遗体被药水浸泡在一个玻璃箱内，放置在前门火车站显著的位置以让人辨认。

很长时间没人指认。

朝廷只好下令将尸体抛于荒野。

又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知道，这个携带炸弹的人名叫吴樾。

吴樾，号孟侠，一八七八年生于安徽桐城。父亲是个小官，也算世家子弟。八岁那年丧母，父亲弃官从商养活家人。十三岁开始灯下苦读，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二十岁时终于厌倦了八股文。三年后北上京城：“斯时所与交往者，非官即幕，自不意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启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这个懵懵懂懂的青年处在思想剧变时期。他先是得到《革命军》一书，再三诵读，爱不释手，始“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后又读了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太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革命派此时变成了君主立宪派。接着，他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报刊，“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也”。最终，吴樾成为一个排满主义者！他痛恨国人的麻木和愚昧，认为排满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暗杀，一是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一个人就可以做，革命则需要群体的力量。而“今日之时代”，与其说是革命的时代，不如说是暗杀的时代。他决心承担起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暗杀职责。那么，暗杀谁最理想呢？“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賊而何？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

铁良，清廷军机大臣，刚刚受任“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他在上海制造局提走了八十万两白银，又在海关提走了七十八万两白银，说是用于练兵习武以防汉人造反。在这之前，由于武昌、长沙两地革命党人活动频繁，清廷特派铁良南下武汉“侦察情形”。华兴会员胡瑛、王汉试图借机行刺，“以去满人之魁渠”。铁良由京汉铁路返京时，胡瑛、王汉化装跟随，行至河南，“王汉露出破绽”，“自知不免，投井死焉”，胡瑛则潜入京城“依同志而居”。

吴樾认为，王汉之死是专为勉励自己的，他抱定必死的决心以了却王汉的心愿。

但是，铁良护卫森严，始终没有下手的时机。

不久，吴樾得知五大臣即将出国考察宪政。这个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认为，一旦朝廷大臣考察成功，真的实行了君主立宪，就等于延长了清廷的寿命。于是，他决定向五大臣下手。

他的同志得知他准备动手时为他写下了绝命诗：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我有言。

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有充分史料显示，吴樾为光复会员，据说他身上藏着的炸弹，是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亲手制作的。虽然光复会的部分会员同时加入了同盟会，但没有史料证明吴樾是同盟会员。

同盟会《民报》刊文言：“自秦汉降，吾族不武，荆轲聂政之事，几于绝迹。而吴君独能为民族流血以死，呜呼其壮烈不可及也。”

吴樾死后一年，《民报》又出版纪念特刊《天讨》，刊发了吴樾的全部遗书，内容包括《暗杀时代自序》、《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共计十三篇文章。这是一个激烈而清醒的牺牲者，认为追求长寿没有任何意义，当死比活着更有意义的时候，人就应该毅然去死：

人之死生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为生则有生人之乐，而死则无之，故欲生恶死之情，自日来于胸中而不去，则此辈之生如秋蝉，死若朝菌者，可无足怪矣。若夫号称知命之英雄，向人则曰我不流血谁流血，此即我不死谁死之代名词耳……而况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以吾一身而为我汉族倡不奴隶之首，其功不亦伟耶？此吾为一己计，固不得不出此；即为吾汉族计，亦不得不出此。吾决矣！

吴樾劝告未婚妻，人即使“多寿”，也不过是吃饭穿衣较别人多些，因此不如“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他甚至要求妻子比之法国罗兰夫人——“以区区一弱女子，而造此惊天动地之革命事业”。

罗兰夫人，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女人，在近代中国却赫赫有名。她是法国吉伦特党领导人罗兰的妻子，是法国政治沙龙里富有主见的女主人，当极力推动变革却又无力遏制革命的吉伦特派全面崩溃，代表着平民最终利益的雅各宾派挟民众之威开始搜捕政敌的时候，她因拒绝跟随丈夫逃亡而在家中从容被捕。在狱中，她将自己选择死亡的理由说得很明白：“我的被捕，让我能够将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丈夫，同时与我所爱的人结合。多亏了刽子手们，让我的义务和我的爱情能够并行不悖。”这个法国女人为丈夫的政治理想和情人的精神追求殉死的悲壮与浪漫，自一七九三年她在断头台上尸首分离之后，感动了无数的政治家和革命者，全世界都在流传这个女人结束自己三十九岁生命时说过的两句话，第一句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第二句是：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

罗兰夫人被曾风靡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千古英雄。

风行于二十世纪初的暗杀主义，理论上源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末流行于欧洲，二十世纪初传入日本，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了解和接受无政府主义，大多是通过日文书刊的翻译介绍。无论有多少派别，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点是：否认一切政府和国家，倡导采取破坏、暴动和暗杀的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无政府主义，源于清王朝的极端腐朽和残暴。陷入精神和肉体绝境的反抗者，无法分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他们也无法摆脱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平均主义、老庄的虚无主义、儒家的大同学说、佛家的出世哲学以及颇受中国人欣赏的刺客侠士之风，再加上基督教义的平等自由、西方宪政的民主思想等等，各种学说复杂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来源来自于西方但又有着奇特中国特质的“中式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使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弥漫着血腥之气。

《清议报》赫然刊文，名为《杀人篇》：

支那其亡矣！支那其亡矣！亡而存之，有术焉，是惟杀人。杀人其不得以乎！噫，使舍此而外，别有术焉足以存吾种保吾国者，则亦何乐而为此矣。将欲生之，必先死之，不能驱之与俱死，必不能援之与俱生，是故死也者，生之渡津筏也。仁者不畏死，以其爱生也；仁者必杀人，以其欲生也……人有恒言：文明者，购之以血。则岂惟志士之血而已，必有民族之血、贵族之血、百姓之血与志士之血相揉相剂相倾相搏，而文明于以生……中国改革，倡于戊戌。当是时，真伪杂糅，人人言保国，人人言维新，一哄而已。自六烈士之杀，而新旧泾渭于是分矣；而志士之气，乃激而愈奋，不动不止矣。则支那士气之第一震，西太后杀人之效也。自汉口之难作，而志士愈切齿椎心，欲得而甘心。则支那士气之地二震，张之洞杀人之效也。自此而后，无论顽党若何其炽，网罗若何其密，而改革之势，年盛一年者，可决计也……掷一人之头以易千万人之头，流一人之血以致千万人之血，以千万人之头之血造亿万世之文明，以度无量之众生，何其重也！

中国社会广泛谈论无政府主义始于一九○三年。

那一年，梁启超发表《论俄罗斯虚无党》一文，言虚无党之宗旨“以无政府为究竟”，表示“政府者害物也”，所以“废之”胜于“存之”。而虚无党“不行暴动手段，而行暗杀手段”，“无一不使人骇，使人快，使人钦羡，使人崇拜”。《苏报》也刊出《虚无党》一文，公开呼吁实施暗杀：“杀君主、杀贵族、杀官吏，掷身家性命以寒在上之胆，岂有他哉，亦维持其百折不挠之气概以为之。虽有水火蹈之不顾，虽有落网冲之若素，磊磊落落，直破生死界而出之耳！”《浙江潮》刊登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号召国人舍身“奔走尽瘁于社会中，行铁血手段”，“牺牲一人，视天尺咫呻吟于铁窗间如乐土也”。《新湖南》更刊文称赞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使用各种爆炸物暗杀高官的举动十分壮观，言“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一九○四年，留日归来的林獬（署名白话道人）在他创办《中国白话报》上发表《国民意见书》，其中一节名为《刺客的教育》，文章开列了世界上著名刺客以及被刺杀者的名单，被刺杀者中包括俄国皇帝、奥国皇后、美国总统、意大利国王、西班牙首相、芬兰总督……表示“提醒世人之独立情感，发作其果敢气象之法，全在行为之凶猛”！文章还列举了刺客行刺的几大好处：其一是容易成功，花不了多少钱；其二是能促进社会进化，单枪匹马地杀尽各种权贵，给他们人人都吃上一刀，社会的进化“不晓得有多少快的速率”；三是，中国人不是要面子吗，当刺客可以光宗耀祖：“博个丈六金身的铜像，比那老死牖下，把头靠在腌臜老婆子手里，呜呼哀哉，总好几万倍。古人说，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你们要晓得当今世界，什么皇清敕授文林郎，什么诰授光禄大夫，比屁还要臭一百五十倍。你们若要死后的名誉，除了做刺客，再没有好封典了。”

其实，在辛亥革命期间，真正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以吴稚晖为首的世界社和以刘师培为首的社会主义讲习所。

一九○三年夏，吴稚晖因避《苏报》案前往英国。两年以后，从美国来到欧洲的孙中山在伦敦拜见了吴稚晖，当年在日本对面见孙中山不以为然的吴稚晖后来说，世俗的伟大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而孙中山的诚恳以求、平易近情是出于他天然的伟大品性。由此，这一年的夏天，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吴稚晖毫不犹豫地在伦敦入会。一九○七年，吴稚晖到巴黎，组织世界社，创办《新世纪》杂志，除了系统地介绍无政府主义理论之外，还向国人大力宣传大同世界的理想。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大同世界，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法律、没有阶级，众生公平，人我无界，应有尽有，各取所需，因此“恰恰然四海如春”。吴稚晖提出，三民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必经之路，因为天下大同的前提是天下为公，而要做到天下为公，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皆不可忽视，其中最重要的是民生，即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能。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自然也就进入了大同社会。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奇特的人物，其翻云覆雨的人生经历如同一部传奇。一八八四年六月，他生于江苏仪征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博闻强记”、“过目成诵”，十二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庚子年参加扬州府试，中秀才；第二年参加江苏省试，中举人；第三年参加全国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师培却名落孙山。心情黯淡的他去了上海，结识邹容、章士钊、蔡元培后，由专心书斋以博功名迅速转变为“激烈派第一人”。他改名刘光汉，取光复汉族之意，参加了诸如中国教育会、暗杀团、军国民教育会、光复会等所有激进的革命团体，除了秘密联络、策划谋杀之外，他还担任着《苏报》、《中国白话报》、《醒狮》、《广益丛报》等所有激进报刊的撰稿人。他的革命热情之高，文章数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他和林獬合作的《中国民约精义》，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世三卷，风靡一时；他的《攘书》和《中国民族志》阐述的民族融合之“大中华”立场，令人耳目一新；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以一人之力而有如上巨作，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同盟会成立后，刘师培立即入会，并成为同盟会主办的《民报》撰稿人，其激烈鼓吹革命的文章每每得到一片喝彩。但是，不久之后，他便转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惊人的写作能力全力宣传无政府主义。他最惊人的主张，是他自创的“人类均力说”。即在“人人独立”的基础上实现“人人全能”。如何达到这个目的？须对全人类进行详细规划：打破一切国界和一切社会秩序，每一千人划为一乡，每乡设立“老幼栖息所”。人一降生，无论男女都要进这个栖息所。儿童六岁开始学习全球通行的世界语，然后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半工半读，三十六岁之前干重体力劳动，三十六岁之后干轻活，盲人专门从事音乐，聋子负责书籍排版……无法得知这个神思飞扬的才子是在何种情境下设计人类未来的，他的无政府设想带有强烈的复古色彩，虽然有对贫苦人民同情的一面，但是从历史风俗中寻找与无政府主义的契合点，其结论是中国的封建制度优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显然是一种历史倒退。刘师培设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如果真的实现了，生活在这样强制规定下的人还能“人人独立”吗？就是这样一个激烈的革命幻想者，一九○七年却突然间投靠了朝廷大员端方，一面继续激烈地鼓吹无政府主义，一面却把革命党人的动向秘报朝廷。刘师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历史谜团。无可置疑的是，无论他标榜自己是什么人物，在他身上集中散发的是中国旧式文人的特征。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无政府主义信奉者大有人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专门成立了负责暗杀的部门，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方君瑛的女同志。辛亥革命前的历史证明，相当多的暗杀都是同盟会员实施的。《民报》主要撰稿人章太炎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他憎恨封建专制，但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深恶痛绝，认为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人人平等，所谓议员代表的都是豪门的利益，进而他认为“国家”就是一个荒谬的词汇，讲爱国是迷妄，讲建国是悖乱，讲救国更是近乎猥琐。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更为荒诞的设想，即人类理想境界应是“五无”之境：“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也就是说，直到世界都消失了，才是最圆满的理想：

所谓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者，说虽繁多，而无人类为最要。以观无我为本因，以断交接为方便，此消灭人类之方也。然世人多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阴阳匹偶，根性所同，不应背天德而违人道。嗟乎！人在天地，若物之寄于康瓠耳，器非同类，则无德之可感，体无知识，则何物之能生。且原始要终，有生者未有不死，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何独不云天地之大德曰死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乃老子已知之矣。

显然，这个性格怪异的革命才子，已把外国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老庄的清静无为、佛教的空虚幻灭混杂在一起了。

孙中山不赞成无政府主义，也不赞同暗杀行为，他认为那是说书人讲的神仙故事，不可当真：

无政府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

一般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小生产者极易产生的思想倾向，只有小生产者在极端痛苦之下才可能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尽管中国盛产小生产者，但是无论清末还是民初，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市场，中国也少有长期坚守无政府主义的人。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中国始终面临着巨大的民族生存危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始终占据着社会思潮的主流，以至于别的主义很难有立足之处。

但是，暗杀行为却贯穿于辛亥革命前期的历史中。

一九○○年，兴中会员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是革命党人的第一次暗杀行动。一九○五年初，华兴会员胡瑛、王汉暗杀军机大臣铁良未成，导致吴樾暗杀五大臣的事件发生。而最具代表性的暗杀事件，当属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发生在上海的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案。这一暗杀事件，是华兴会组织的长沙起义的一部分。安徽人万福华，愤恨广西前巡抚王之春，决心实施暗杀：“欧美革命，无不自暗杀始。今中国无其人也，有之，请自福华始。”万福华暗杀用的手枪，是刘师培从张继那里借来的，但他不懂手枪在击发前须将保险打开，结果在上海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内枪击王之春时，扣动扳机十多次，子弹终没能射出。王之春狂奔呼喊，租界巡警闻声赶来，万福华被捕。章士钊大胆探监，随之被监禁。接着，起义机关被搜查，黄兴被捕。幸亏会审是在租界法庭内进行的，会审的书记员是个中国人，他说他把革命党人的名单当做饭馆的菜单扔掉了。名单找不到，会审没有实据，后来被捕的各位又都用的是假名字，黄兴称自己是安徽教员李有庆，于是租界法庭只有释放了事。万福华被判十年徒刑。

万福华的行刺，揭开了革命党人刺杀清廷大吏的序幕。

自一九○七年起，暗杀事件愈演愈烈，清廷惶惶不可终日。

不就是要立宪吗？朝廷不是已经答应了吗？为什么非要把皇亲国戚和封疆大吏们一个个都弄死？

五位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宪政制度，是大清帝国预备立宪的开始。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请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钦此。

一个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朝廷准备立宪，至少在这个延续了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度里，可谓史无前例，可谓惊世骇俗。

只是，包括慈禧在内，清廷并不通晓宪政是什么，立宪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宪政制度？

宪政，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

宪政的特征是：“宪法精神、宪法制度、宪法规范的要求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得到普遍实现。”宪法是“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相互关系的最高调节机制”。

无疑，亲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种种屈辱的慈禧，对大清帝国岌岌可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不然就无法解释作为一个朝廷的太后，辛丑之后她会亲自主持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慈禧对给大清帝国带来灭顶之灾的日本特别关注。在日俄战争中，区区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强大的沙俄帝国，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慈禧也认为这是日本实行宪政的结果，或者说是宪政制度能够使一个国家强盛起来——“甲辰，日俄战争起，论者以此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争。”慈禧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俄国战败，其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皇室的革命，她很容易联系到这些年臣民们针对清廷的持续不断的暴动。所以，尽管她并不清楚宪政是怎么一回事，但她清楚日本国实行宪政后已经强大起来。特别重要的是，实行了宪政的日本皇帝依旧存在，并且依旧被日本国人视若神明。不变一下肯定不行，像日本那样变一下，或者未尝不可，或者顺势所趋，或是对帝国的政权并无危险？总之，定是比终日处在杀尽满人的叫喊声中安全得多。促使慈禧下决心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进行变革的原因，除了各地的反叛者不断制造暴动和暗杀这类骇人听闻的严重事端外，反叛者不再是穷困潦倒的饥民而是那些宁愿掉脑袋也要追求主义的人，这一点最令慈禧深感不安，因为即使砍掉再多的脑袋主义也无法灭绝，更何况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脑袋是砍不尽的。

张謇，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曾是帝国的科举状元，因此得以进入政权的上层；他又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下海”经商的状元，这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本家。张謇在辛亥革命期间有活跃的政治行为，其政治地位在他所处的阶层中举足轻重，且对国家时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个江苏海门的农家子弟，在经历了寒窗苦读的艰辛、五次乡试不中的沮丧、为生计而进入庆军幕的奔波、隐居家乡教书读书的孤寂之后，甲午年（一八九四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朝廷将举行恩科会试的消息传来了，被光宗耀祖的梦想折磨得憔悴不堪的父亲恳求儿子再试一回。父命不敢违，张謇只好再次进京应试。发榜的时候他没想过自己能中，不料竟在礼部会试中排名第六十，获得了复试的资格；在复试中他又中第一等第十名，获得了殿试的资格。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一日殿试，策问的四道题包括河渠、经籍、选举和盐铁，张謇不敢陈述自己的独到见解，老老实实地按照朱子学说应对。结果，阅卷大臣翁同龢大声叫好，认为“文气甚老，亦雅，非常手也”。八位阅卷大臣中，七人建议张謇定位第一名。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最后定夺也是如此。状元及第，无上荣光，张骞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此进入皇家官员行列。而四十一岁的张謇十分冷静：“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尽管因官阶所限，张謇只能通过其恩师翁同龢向皇帝呈递奏章，但他仍被归于主战的帝党中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其时，主战派对大清帝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并无充分实据，他们激烈抨击主和派的最终目的是为光绪皇帝争取权力。然而，当战争正在艰难进行时，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按照大清帝国的惯例，张謇必须回乡守孝。回乡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几磬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这个充满爱国之心且思想激进的状元郎决心实业救国。张謇的决心来自对列强资本的大量输入以及大清国将要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忧患：“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暋…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张謇创办的实业，与之前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有很大区别。甲午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在外资的挤压下独立发展的愿望日渐强烈，而时艰款绌的朝廷为了缓和内外危机，放松了对民间资本开办企业的限制。一八九五年底，总理衙门下达上谕，要求各省成立商务局，商务局是官方领导机构，而企业则采取民间商办的办法。首先响应这个政策的，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他立邀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随后创办大生纱厂。

状元办厂，在自古重文轻商的中国可谓先河。

民间资本是柔弱的。对于民间资本来说，致命伤是官僚阶层的介入。为了能够在封建体制中生存下去，并与官僚势力建立起平衡的关系，张謇和聚集在他身边的民间士绅携带着民间资本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最初群体。这一群体诞生出由传统士人和乡间绅士转化来的新的社会阶层——如果说他们已经接近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能够寻找出合理性的。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极具中国特色：他们对列强怀有巨大的戒心，始终与外国资本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梦想以民族工商业的发达来加强国力振奋国人，从而抵御国家面临的外侮并平复国人心头的创伤；他们拥有相对数量和相对自由的资本，帝国的政治秩序越是混乱，他们越能够摆脱官僚阶层的干涉，因此他们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除了动摇皇权之外；他们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商业上，都与封建官僚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依附性甚至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很自然地就会与皇族和官僚站在一起；他们是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个变异的资本阶层，同时具有鲜明的先进性和落后性。

张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力主立宪的代表人物，代表他从属的阶级或阶层向帝制制度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一种历史必然。

一九○三年，张謇去日本考察，这是他公开主张立宪和投入立宪运动的开始。长达七十天的逗留，他考察的重点是日本工商业，但是，得到的启发绝不仅仅是如何发展工商业，而是“立宪则昌，不立则亡”的政治结论。回国之后，他等待着向皇上进言的机会。不久，大清帝国驻外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张德彝、梁诚等人联名电奏朝廷请求政体变革。国内的一些封疆大吏也随声附和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慈禧立即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主张变革政体的大臣多数是汉人，但他们终究是大清帝国政权结构中的重要人物，如果无视或者忽视这样一群颇有实力和势力的人，对于眼下这个内外皆堪忧的政权来讲是相当危险的。慈禧决定采用拉拢的方式安抚朝廷命官的激烈情绪，而在无数朝廷命官中她首先选中的是张謇——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安抚，显示出慈禧政治上的精明。

清廷下旨，任命张謇为三品衔著商部头等顾问官。早已决定放弃做官之路的张謇欣然受命。此时他已经是大清帝国著名的实业家，但“江海之宦，宦情久绝，忽被恩命，甚愧而逾。顾问官为新制，又系实业，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也”。张謇立即与商部总领皇族载振拉上了关系，并应张之洞之邀草拟出实行立宪的奏稿。

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一、非从根本上改变政体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二、各国宪法中与中国国情最接近且最容易学习的是日本宪法；三、皇权不会被削弱，立宪仅仅是扩大民意咨询；四、立宪事宜与步骤是：宣誓立宪，通告天下，名定“大清帝国宪法”，然后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最后完成宪法章程。

宪政的核心是公平与平等。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宪政的意愿产生于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中。健康的商品交易双方是平等的，商品交换不论社会地位的高低，商品经济因此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体现出公平的竞争。商品经济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公平与平等。商品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天然训练场，人们在商品交易中讨价还价和寻找妥协的缝隙，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民主习惯。商品经济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动力源泉。商品经济通过交换实现双赢，民主政治也一样。显然，在张謇的时代，无论民间资本企业如何兴旺发达，中国近代社会从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张謇和他从属的阶层，最大的政治诉求，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图更加迅速成熟地发展民营经济。因此，他们的立宪主张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关。

慈禧还是采纳了“资产阶级”的某些建议。

派出大臣们赴东西方各国考察宪政，这就是向政治体制变革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前门火车站内的一声巨响，炸得慈禧太后、清廷官吏和大资产阶级们一脸茫然。

接着，暗杀的消息不断传入宫中：先是杨振鸿暗杀云贵总督丁振铎，由于戒备森严未成；接着是杨卓霖暗杀闽浙总督端方，由于事先暴露杨卓霖被杀。

刘思复，广东香山人，光绪年间秀才，一九○五年留学日本期间成为同盟会员。归国后在香港《东方报》任编辑，立志要杀朝廷大员，以减少革命派武装起义的阻力。他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还在秘密制造炸弹的时候，刘思复不慎将脸炸伤，躲到澳门治伤期间，仍在联络研制炸弹。伤好之后，委托同志秘密跟踪李准，弄清其行动规律后，制订出周密的暗杀计划。每月二日清晨，李准都要去总督衙门参谒，每行必策马急驰。刘思复准备在路上扔出炸弹。到了实施的那天，同志负责望风和通报李准的行踪，他则躲在一间房子里装配炸弹。当同志报告李准已经骑马过来的时候，还有一枚炸弹没有装配完毕。刘思复心急，不慎失手，正在装配的炸弹突然爆炸，将他的脸和左腕炸得血肉模糊。巡警闻声赶来，刘思复自称名叫李德山，其余的一概不说。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医生将他的左手做了截肢。李准知道有人要杀他，数次刑讯刘思复，刘思复坚称自己是李德山，在试验化学品时出了意外。后来报纸刊出他的真实姓名，狱吏再次刑讯，刘思复还是不承认。经亲友多方营救，这个失掉了一只手的青年被遣送回原籍。

回到香港的第二年，刘思复成立秘密组织“暗杀团”。当暗杀团成员再次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时，李准被炸昏过去。

三年后，刘思复离世。

或许是因为曾经受过的伤太多太重，刘思复离世时年仅三十一岁。

直到这个时候，慈禧还是没明白，造反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推翻满族皇室，不管清廷是否立宪，更何况还是君主立宪。

同盟会员柳亚子写出《中国立宪问题》，认为如果被清廷所迷惑，国人还不如集体自杀：

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亚洲……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于我邦人之脑膜。于是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吾固崇拜立宪、馨香立宪、神圣不可侵犯立宪者也。虽然，吾独不愿中国言君主立宪……吾不知今以立宪主义提倡国民者，彼其视我民族之程度果如何耶。使我民而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Α…吾将日日焚香礼天，祝其速降大洪水，祝其速爆大火山，以溺尽烧尽我无脑筋、无心肝、无廉耻、无道德之四万万汉种，使足迹不见于地球上；不愿其受千重万重、直接间接、恒河沙无量数异种殊族之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之压迫，为人类馆[FK（W][XCZAOZI1.EPS;00;P][KG-*8]考之玩物，为演说家诋骂之材料，[KG-*8]为跼天蹐地动遭斥逐犹太人之后车也。呜呼，我今日同胞之前途，唯自杀与自立二者耳，请自择之。于立宪乎何有！于立宪乎何有！

当死胜于活着的时候，就毅然去死。

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是革命！

幻想中的完美社会

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

岁月苦随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

梁启超三十一岁的生日，是在航行于太平洋的轮船上度过的。

“余去国以来，航海游白人殖民地者，凡三次：第一次游夏威夷岛，第二次游澳大利亚洲，第三次游亚美利亚洲，即今度也。以正月二十三日发程横滨，先至英属之加拿大，此行目的，一是调查我皇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

这个因戊戌变法闻名海内外的广东人已步入中年。尽管多年的流亡生活令他倍感疲惫，但“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梁启超和他称之为“先生”的康有为，在流亡海外期间主要致力于两件事：一是著文办报，抨击慈禧和清廷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赞颂光绪皇帝的明睿圣德；二是积极联络同志，成立名为保皇会的维新组织，保皇会的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同志会”。梁启超以为：“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

中国在海外的广东人确实很多，但梁启超忘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个不但反对慈禧太后、也反对光绪皇帝的孙中山，同样也是广东人，他所组织的暴动依靠的主要力量也是广东人。孙中山与梁启超都对海外华侨抱有巨大期望，但仅就发动华侨支持中国变革而言，孙中山行动得更早。由于孙中山主张驱逐的“鞑虏”，是梁启超恨之入骨的慈禧和顶礼膜拜的“今上”，由此注定他们之间扯不断理还乱的人生纠葛以及变幻不定的政治冲突。虽同为近代中国的两位伟大人物，孙中山与梁启超出身阅历、生活态度与人生理想迥然不同。于是，发生在以两人为首的政治派别间的激烈论战，成为解读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线索。

一八九九年底，孙中山正在筹备惠州起义，梁启超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开始了他“联络同志”的具体实践。檀香山是孙中山成立的旨在“驱逐鞑虏”的兴中会的发源地，如果不是因为他已经顾不上太平洋中的那座火山岛，孙中山与梁启超很可能在檀香山的某个狭窄街道上碰面。

梁启超是在他的“先生”康有为的严厉批评下，才贸然闯进革命派的地盘的。自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后，康有为很快远走加拿大，留在日本的梁启超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并与聚集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开始交往。他不但接受了革命派的主张，言论也逐渐激烈起来，甚至产生了与革命派联合的意图。从加拿大到达新加坡的康有为得知此事后，不但严厉批评了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动摇，还让人给他带去了若干款项，要求他立即动身去美洲办理保皇会事务。

从日本动身的那一刻，梁启超颇有赴龙潭虎穴的壮怀：

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

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船行万里波涛之中，梁启超为自己“风尘孤剑”感慨万千：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取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不自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胸中万千块垒突兀起，斗酒倾尽荡气回中肠，独饮独语苦无赖，曼声浩歌，歌我二十世纪太平洋。

与孙中山遭到大清帝国的密探跟踪一样，梁启超乘坐的轮船还在大洋上的时候，清廷已经电令驻美公使伍廷芳阻止梁启超登岸入境。伍廷芳与美国外交部交涉，美国人不理会，于是只有求助民间会党，让他们给梁启超写信，警告说他依旧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一旦在檀香山登岸，必将有炸弹和匕首在等着他。

梁启超不怕炸弹匕首，他在檀香山登陆了。

按照计划，他将在岛上停留一个月，然后去美洲大陆。但是，檀香山突然间流行黑死病，岛上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梁启超因此停留了半年之久。檀香山华侨对维新变革的热情出乎意料，与孙中山一样，梁启超加入了当地的会党——三合会，并吸纳会党成员建立起保皇组织。檀香山之行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梁启超意外的事，一个年仅二十岁的保皇会员的女儿狂热地爱上了他。这个“学问见识皆甚好”的女子认为，整个檀香山也找不出像梁启超这么有魅力的男人；而梁启超也觉得这个“绝好一女子”令他“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他写信给夫人描述自己的心情，夫人竟然劝他把这个女子娶过来，梁启超于是自觉应该“发乎情，止乎礼”。他对友人说：“吾甚敬爱之，且特别思念之。虽然，吾尝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今义不可背。且余今日万里亡人，头颅声价，至值十万，以一身往来险地，随时可死，今有一荆妻，尚且会少离多，不能死守，何可更累人家好女子？况余今日为国事奔走天下，一言一动，皆为万国人所观瞻，今有此事，旁人岂能谅我？”

疫情缓解之后，梁启超离开檀香山回到日本。此时，唐才常即将在汉口发动起义，请求梁启超回国主持大局，他立即动身秘密赶往上海。准备前去汉口。但是，就在他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得知唐才常已被张之洞砍了脑袋——如果梁启超早几日从上海赶往汉口，他的人生结局也许会与唐才常一样。那样的话，中国近代史上只是多了一个壮士，却少了迄今仍以人格与学识令国人敬仰的梁任公。梁启超先躲避到香港，然后去新加坡面见康有为，随后应澳洲保皇会的邀请前往澳大利亚。在澳洲的半年时间里，他围绕着那块大陆绕行了一圈，但无论发展会员还是筹款成效都不理想。一九○一年四月，梁启超再次回到日本。

两年后，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梁启超开始了美洲之行。

此行令梁启超的政治立场突变。

梁启超坦然承认自己是多变的。他不在乎别人对他多变的说长道短。他认为，对的时候就坚持，错的时候就放弃，只要光明磊落就不会心存不安：

……故自以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康有为）十年前，即以流质相戒，诸位友中，亦颇以为规焉。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决不敢自违。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生平遗憾，莫此为甚。若云好名，则鄙人自信，此关尚看得破也。至立言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则言之奚为者？故鄙人每一意见，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使无余蕴，则亦受性然也，以是为对社会之一责任而已。

梁启超不但放弃了之前深信不疑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而且还放弃了曾经极力推崇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他认为，无论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拯救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即专制，前提是这个专制必须是“开明”的。

梁启超的转变令所有的人猝不及防。

美国，世界上最为自由的民主共和制国家，也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新兴国家。梁启超在美国驻留七个月，他惊叹于资本的力量营造出的巨大建设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存在的各种弊端，其中特别敏锐地指出了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所谓‘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骎骎乎有‘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之意。”——此话出自百年之前，着实令人惊叹。通过对在美华人和华人社团的考察，梁启超体察到华人种种令人扼腕的缺点：没有政治热情和能力，保守和守旧之心顽固，缺乏高尚的生活目的等等。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素质低下的中国人“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意欲自杀其国矣。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合。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视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

梁启超毫无隐讳地宣称，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任何努力，犹如夏天穿皮衣、冬天披薄纱般不合时宜。皮衣和薄纱自然是好东西，但穿在中国人身上就会犹如时节错位。中国人只适合在专制制度下生活，如果要想享受民主与自由，必须先进行三五十年的民主教育，否则必会出现这样一种结局：“若夫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其在此等之国，破此权衡最易，既破之后而欲人民以自力调和平复之，必不可得之数也。其究极也，社会险象，层见叠出，民无宁岁，终不得不举其政治上之自由，更委诸于一人之手，而自贴耳复位其奴隶，此则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生也。”

就长期生活在封建帝制下的国人的民主意识、社会意识乃至公德意识的低下，引申到国人顽固的民族劣根性是否适应现代民主政治以及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这一话题始终是关乎中国人政治命运的辩论的核心内容。

辩论延续至今，而话题的引领者当属百年前的梁启超。

曾几何时，在梁启超笔下，封建专制制度罄竹难书：“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万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然而，美国之行却让梁启超成为一个坚定的“过渡论者”。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变革，都有各自的过渡方式，英国是和平过渡，法国是革命过渡，德国和意大利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实现的过渡。而中国既不能共和立宪，也不能君主立宪，那么适合中国的过渡方式是什么呢？梁启超认为是“开明专制”。

什么是开明专制？

梁启超的解释是：目前国情下的中国，只适合专制政治。这种“专制”不同于封建王朝的专制，它是开明的。所谓开明，就是专制统治不是从私利出发，而是从客体的利益出发。什么是客体？一是国家，二是人民。

一九○六年，清廷开始预备立宪。

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着重阐述了中国不能实行共和立宪的六大原因：

一、中国民智未开，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

二、革命后建立的军政府必然专权，绝不会让权力予议会；

三、革命必然引起社会动荡，欲权者蜂拥而起将导致混战不休；

四、“土地国有论”的理想无法实现；

五、政权分立的议会政治，不是造成议会专制就是造成行政首脑专制；

六、共和立宪必然引起新的革命，其结果是：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

这些理由的合理性在于：

首先，渐进的变革，特别是对政治体制变革采取渐进的方式，可以缓解新与旧、内与外的矛盾，可以使变革相对平稳与顺利，避免社会出现大动乱。

其次，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共和政体，这是西方列强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维护各自的在华利益，他们必然会强行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采取稳妥的监督政府改良的方式变革，或许会防止损害国家利益之事在变革进程中意外发生。

再者，民智的开启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否扎实决定着民主政治的成败。至少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民主意识极其淡薄，国人的绝大多数甚至并不知道民主为何物。而民主政治的实行还须具备若干外部条件：国家宪法的颁布，规范选民的国籍法的制定，人口的统计以便划定选举区，地方自治制度的先期实行，赋予公民权利标准的民法的制定等等。这一切在中国都尚不具备。

梁启超认为，中国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至少需要十至十五年的准备时间，“与其太速而缺资格，毋宁稍迟而资格完也”。比如议员的选举，梁启超说：“一、选举权者，含有义务性质之权利也，不可以放弃，而在程度幼稚之国民，往往视此权若弁髦也。二、选举必当以自由意志，举其欲举者，而在程度幼稚之国民，往往受贿赂被胁迫，不得为本意之投票也。三、选举不免竞争，而竞争必须行于正当，在程度幼稚之国民，或至用武力以破坏秩序也。四、议员名为代议士，取代表之意，然所代表者，人民总体之意见，非选举者个人之意见，而在程度幼稚之国民，往往自以其私人之利害，或地方小局部之利害，而责望所选举之代议士为之建议，不得，则或且相怨而相仇也。”梁启超甚至想到，相对于广袤的国土而言，中国的铁路和公路甚少，西南川、滇、黔各省进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交通如此不便，立宪会议每每如何按时召开？——“蜀凉滇黔，或半岁乃达京师，然则开会延至何时？而一岁往返，岂不疲奔命于道路耶？”

梁启超阐述的六大原因，每一条都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实。

“开明专制”，就是在暂且保存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自上而下逐渐推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的变革，用相当的适应期使专制制度过渡到立宪制度。说白了，就是扶助和监督一个开明的君主实施统治。显然，梁启超寄予希望的“开明君主”是光绪皇帝，通过过渡实现的立宪制度也是君主立宪。在此，梁启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的昏庸以及世所罕见的腐败与残暴，令大清皇族在中国乃至世界声名狼藉，而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变革发生的重要基础都是民心所向。那么，软弱多病的光绪皇帝在中国人心中到底有多少影响力和公信度呢？

革命派主张“排满”，认为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大毒瘤，所以必须彻底推翻整个满清皇族，包括那个“开明”的光绪皇帝。

一九○六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如同战场厮杀。

论战的一方以《新民丛报》为阵地，梁启超一人独笔，几近孤军奋战；另一方以《民报》为阵地，孙中山麾下的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刘师培、章太炎等个个文辞犀利。梁启超在发表《开明专制论》后门前叫阵：“以上所驳，吾欲求著者之答辩，若不能答辩，则请取消前说可也。”《民报》即刻奋起应战，特别出版号外，列举了双方辩论的主要问题共计十二条。这十二条对为中国的命运同样舍生忘死的人为什么彼此“厮杀”提供了注解：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双方的辩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革命还是改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而双方的观点其实都不能自圆其说。

革命还是改良，这涉及暴力革命的问题。

革命谁都不反对，但梁启超主张“有序革命”，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大清王朝——“有序革命”就是“渐进方式”。梁启超认为，暴力革命一旦发动，难以控制，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和列强干涉等恶果。而“有序革命”应该来自于“中等社会”的“善良之市民”。虽然“下等社会”的人都有黄巾起义的基因，但这些人的造反无一不是自取灭亡，即所谓流寇足以乱天下，“不足以定天下”。革命派则认为：“大抵历代之亡也，舍权贵篡位，蕃镇跋扈，外族侵入，三者之外，皆亡于人民之革命。”只要把人民控制在秩序之内，革命发生时就不会造成社会大乱。同时，革命不但不会导致列强干涉，反而能挽救民族危亡。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此时都走向了两个极端：革命和改良，实际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条道路，只要符合国情，两者都能成为合理的变革手段；而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列强干涉的危险始终都是存在的，这一点梁启超的判断并没有错。可是，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世所共睹，仅就中国漫长而顽固的封建统治来讲，除了暴力革命之外，难道还能对朝廷里的皇上和太后有什么指望吗？梁启超依靠大清皇族来进行政治变革，至少在当时没有令人信服的切实依据。但是，革命派对暴力革命抱有的绝对信心也令人担忧，因为发动暴力革命的基本前提，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民众理解并支持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一旦丧失了这个前提，暴力革命如果兴起，梁启超所担心的将被后来中国政权更易、军阀混战的历史所证实。梁启超认为：“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先必以革命，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他的依据是：暴力革命就是用武力夺取天下，那么这个天下仍然要用武力维持，没有哪个武力政府愿意把政权交给没有武力的人民。对此，革命派反驳说，美国暴力革命后，华盛顿自愿放弃武力接受民选总统，就是成功的先例。但是，革命派的辩驳显然忽视了一个前提：美国暴力革命发生前，其十三个州已经实现了自治制度，这与在专制制度下发动暴力革命完全不同。最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交锋：孙中山曾设想，革命成功后，要经过几年的军政府阶段，才能过渡到宪政体制；而梁启超尖锐地指出：掌握武装力量的军政府有的是办法让人民尽义务，可手无寸铁的人民有什么办法让军政府尽义务？

所谓暴力与改良问题的深层症结，是民族问题。

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刊于一九○六年的《汉帜》是宣传排满的主要刊物，所刊发的排满文章皆言辞激烈，已经把中国称为“汉族国家”，将中国历史分为汉族统治和满族统治两个部分，认为满族入关后汉族国家实际上等同于灭亡了。《驱满酋必杀汉奸论》一文进而推进到主张杀尽汉奸的地步，文章列举的汉奸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立宪党、官吏之残暴者、假新党等，声称要将这些人统统杀光。而世界文明史的进程证明，任何形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无法将社会革命引向正确的轨道。梁启超主张的是“民族融和”，他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满汉已经同体，认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真正的革命应是整个民族团结起来对付列强的侵略。他提出的几个反问令人印象深刻：汉人真的具有新国民的资格吗？排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因为厌恶满族人，还是厌恶清廷政府？是驱逐了满族人有利于建国，还是融合了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有利于建国？梁启超提出的“大民族主义”显然具有合理之处，因为把满汉矛盾凌驾于反封建之上，这也与革命派的终极目标相矛盾。只是，梁启超的终极目的，是为大清王朝寻找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他无法有说服力地回答这样的一个根本问题：大清王朝到底能不能代表中国？如果能够代表，那么中国的问题只是政治问题；如果不能代表，那么就是种族革命的问题了。

赶走了满族人中国就能富民强国，这显然是一个梦呓。

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皇权、建立民主政体，愿望虽然美好，但革命派极力强化皇权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忽视了皇权与民主制度可以并不绝然对立的现实。不久之后，他们将会发现自己的主张是多么的肤浅！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当中国失去了皇权同时又无法建立起民主制度的时候，那才叫“国不当国”——满人皇室退出了历史舞台，汉人之间的冲突将中国带入了更加民不聊生的时日；皇权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制政体，军阀与政客依旧可以实施专制统治，而这种专制令后来的中国近代史满目疮痍。

其次，是中国人的素质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纠结是：中国衰败的原因是“政府恶劣”还是“国民恶劣”。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在专制制度下生活得太久了，根本不具备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需要用“开明专制”的过程启发其政治热情与能力。革命派反驳说，中国人不但有这个素质，而且天生就有。“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遍性┮病—敢谓我国民自有历史以来，觉悟自由博爱平等之思想乎？——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我国民而绝无虞其格格不入也。”——梁启超所说的政治素质，主要指运用议会制度的政治能力，这个能力的基本要素是公益心和自治力。革命派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姑且不论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否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过，即使出现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何以就认为中国人天然就具有民主共和的国民素质？革命派辩解说，中国人的博爱之心就是公益心，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就是自治能力，中国人生来就有成为民主政治国民的潜质，只不过是被多年以来的专制统治压制了，只要推翻了满清专制政府，中国人的这种潜质就会即刻得以恢复。拿破仑不是说中国人如睡狮，一旦醒来便可以支配世界吗？一个能够支配世界的民族，难道还不能建立并享受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吗？然而，事实是，地方势力以军阀割据为标志的“自治”，恰恰是中国近当代史上公认的祸患，这种“自治”与民主政体下的政府分权、地方自治毫无关系。

辩论正酣，在加拿大的康有为做了一件添乱的事。

因为清廷准备立宪，康有为按捺不住兴奋，准备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并声称改名的决定已“稟呈御前大臣泽公、商部振贝子、两江总督端方、及两广总督存案”。康有为还设计了举办大型庆典的热闹场面：“点灯结彩，备极华丽，衣冠齐整，列班肃敬。总董或书记演说，叙明保皇会缘由，及今皇上无虞，宪政将行，保皇会事喜慰告蒇，新改为国民宪政会。激励大众，讲求宪法，尽国民之义务，以成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为最大最强之国民。于是总董与大众举酒祝皇上万岁，中国万岁，国民宪政万岁。各人次第演说、饮酒、诗歌、穷尽欢乐。”

国民宪政会的章程，刊登在一九○六年九月四日于美国纽约出版的《维新报》上。康有为回顾了戊戌年间，光绪皇帝“欲大兴民权，共参政事”，而“举朝之臣皆不敢言”，唯独内阁学士和普通官吏不断上书“请开议院”，光绪皇帝终“欲下诏决行宪政”。朝臣得知后力谏曰：“若此则民权有，而君权无。”光绪皇帝答道：“我但以救中国民耳，君无权何伤。”康有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大哉仁人之言，至公之心，虽古之圣君，何以过此，故甘为之死。”基于此，“若立宪法，君民同治，满汉不分”，中国就可“以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有霸地球之资”。至于保皇立宪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分歧，不就是世袭总统还是选举总统嘛，难道为这样一件小事非革命不可吗？——“夫革命之所望，亦不过至立宪而止极矣。夫世袭总统与选举总统，相去一间耳，事至微小矣，无关国民之安危大局也，何事革命乎？”以下这段文字妙语连珠，可以看出康有为心中“民主政治”是个什么东西：

各宪政国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一例，一国大政，俱归政党执权，其党多得政者。所有行政执事，俱为本党人所充，不入本党者不得享受。凡一切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开辟大利，俱给本党人承受。就美国而论，乃至邮政寄递电信之夫至微矣，亦必为现任总统同党之人乃得补充，其大者无论矣。政党之权利之大而且专，至为可骇，中国人未之闻也。今中国尚无政党，至吾党实为之先。若筹款有厚力，各省府县中能开办报馆、支会，支会多则吾党众愈大，将来所得之权利，不可思议……凡事先者得，后者失，吾党由此先基，以图大权利，各同志岂心恶之乎。然凡人购器物之微，必出资本，欲得此大权利，必出大价钱，乃能得之……自改国民宪政党后，享政党之权利渐大，入会之规费，俟明年正月后，当更议增定。其在丙午年内愿入会者，暂从宽大，不增入会之费……

康有为表示，一旦立宪成功，整个国家就是他的国民宪政党说了算，国民宪政党的权力大得“至为可骇”，得到的利益更是“不可思议”。那时候，所有能赚钱的工商业的利润以及社会上所有的行政职位都由本党成员享用。但是，要想当大官，必出大价钱。康有为随后警告说：先到者先得，因此还是趁早，现在不交钱，随着本会权力的不断扩大，明年想要入会，也许就涨价了。

康有为的胡思乱想连累到大洋彼岸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东京筹备立宪组织，革命派将鞋子扔在了他的额头上。

随着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激化，双方的隔阂与对立越来越深，有人出面调停，梁启超赞成停战，而革命派却不依不饶，言“一驳不胜则再驳，再驳不胜则三驳，至于十驳，至于千驳”，一定要“犁庭扫穴，不留余种以毒人”。梁启超遂关闭了新民丛报馆。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辩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都乃空前。论战划清了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间的理论界限，双方的言论都对推动时代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诸如“公民权”、“平等”、“权利”、“代议制”、“国有化”和“公民素质”等词汇开始在中国流行，尽管这些词汇仍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中国人消化吸收，但这无疑是论战双方所创造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产品。这场论战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普及全民政治意识的角度讲，它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舆论和理论基石。

论战是革命潮流内两种派别的论争，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拼杀。

辩论的观点虽然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不是革命与反动的分野。

胡汉民说梁启超丢盔卸甲有些夸张，梁启超说革命派受到沉重打击也是自我安慰。他们在辩论时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现状和利益。中国的最大多数，是封建体制下的农民，千百年来，农民之于中国的政治诉求是什么，离开了这一现实，任何关于社会变革的争论都如空中楼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热衷的政治理想仅是一种“完美的幻想”而已，反动与革命的界限永远不在于哪一方的幻想更加完美，而在于是否合乎历史的条件。革命派设计的未来中国的政体模式似乎更为美好，但是他们的设计显然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

辩论正酣时，梁启超一边风平浪静，革命派内部却出现了混乱。

孙中山可以成为论战的领袖，但是他没有能力用“三民主义”统一同盟会员的思想和意志。从一开始，同盟会就是各种派别聚集在一起的大杂烩。有人热衷于“排满”，给自己取了“灭胡第一人”、“纯粹汉种”等凶悍的笔名，是一群种族主义的鼓吹者，是地道的“一民主义”者。还有相当数量的同盟会员，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平均地权”，入会的时候声明保留意见，他们勉强称得上是“二民主义者”。另有一些干将人物，有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如刘师培；有的是国粹主义者，如章太炎。同盟会内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赞成发动武装起义，即使赞成者也在适合发动起义的地点上争执不休，有“中央革命”派，有“边地革命”派，还有“中部革命”派——中国国土辽阔，如果在中间还是边缘、东面还是西面、西北还是西南等问题上争论下去，哪里是个尽头？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派所持有的立场，直接影响着同盟会的生存状况。而从长远目的上看，日本人企图影响和控制中国革命进而拓展日本在华利益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政府一面与革命派保持联系，一面又与清廷做着要挟性的交易，同盟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独立性？再者，同盟会员大多是留日学生，流动性极大造成了同盟会的不稳定，留学生们无力负担同盟会会费，致使同盟会的活动经费常常捉襟见肘。另外，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总理，于是其领导机构常常随着他世界性地转移，这导致同盟会本部基本丧失了统一领导的功能。

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宣言的形式揭示了其内部弊端：

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想，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界，皆大有人在。故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等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主攻击，或为犬客，非无共同之计划，有以致之乎外此之出主人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更不知凡几耳。如徐锡麟、温生才、熊成基辈，未入党者也，一死安庆，一死广州，一死东三省，非无切实之组织有以致之乎？而此前朝秦暮楚，与夫轻举妄动，抛弃生命者，更不知凡几耳。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历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至叹党员之寥落。前一缺点伏而未发，后一缺点则不自今日摧残过半人才始……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

一九○七年二月，因国旗样式问题，黄兴与孙中山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这一图案是烈士陆皓东生前设计的；而黄兴认为这个图案太像日本国旗，主张用井字旗，以代表平均地权。两人的情绪都很冲动，导致黄兴要脱离同盟会。争执中，宋教仁站在黄兴一边，他认为孙中山过于专制跋扈，导致会员离心离德，同盟会前景黯淡，于是他辞去了代理庶务干事的职务。接着，孙中山在财务问题上受到会员们的质疑。由于受到清廷要求引渡的威胁，日本政府私下给了孙中山五千元路费，然后公开勒令他离开日本。日本友人也送给了孙中山一万元。临行前，孙中山给了经营困难的《民报》社两千元。但章太炎认为，至少要留下一万元才行。矛盾一出，加上言辞激烈，经费问题逐渐演绎成这样一种说法：孙中山秘密接受日本政府的赠款随即离开，背后肯定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章太炎更是在孙中山的照片上写下“卖《民报》之孙文”，然后把照片寄给已经到达香港的孙中山以示侮辱。随着国内的几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张继提出“革命之前，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坚决主张撤换孙中山，让黄兴来当同盟会总理。有史料表明，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很大成分源于日本人从中挑拨。同盟会里有八名日本会员：内田良平、宫崎寅藏、萱野长知、未永节、清藤幸七郎、平山周、北辉次郎和和田三郎。八个人的政治派别不尽相同。其中，北辉次郎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孙中山持有的美国式民主政治的幻想“浮华轻佻”，他与同盟会中的刘师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孙中山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是始终支持孙中山的宫崎寅藏经手的，而首先发难者就是北辉次郎。当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拒绝撤换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时，北辉次郎竟对刘揆一动了武——“批其颊”——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的颐指气使可见一斑。

同盟会的领导人来自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不同的政治团体，各自都有社会关系、乡土观念和活动区域，彼此追求的政治目的也有很大差别，而领导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使革命派内部同志之间的情感受到几乎无法弥合的伤害。

内部混乱的结局是同盟会“山头”林立：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在日本重建光复会；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焦达峰、刘公等人在武汉创立共进会，孙中山本人也对同盟会总部的工作失去了信心。林立的山头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各有表现：光复会曾为创立共和拼死作战；中部同盟会和共进会因武昌起义的胜利声名鹊起；最大的“山头”还是以孙中山为首，他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和南洋各分会有力地支持了他的革命事业。

尽管如此，中国革命派最大的团体同盟会的涣散，令人扼腕。

就在同盟会内部混乱不堪之时，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民间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帷—在上海成立了。

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是一群除了说服自己之外，不需要与包括革命派、保皇派和信奉各种各样主义的人在内的任何人去辩论的人物；他们还是一群除了自己的才智机谋之外，不惧怕包括造反的暴民、犀利的文人甚至权倾天下的朝廷在内的任何势力的人物。

这是一个意志统一且有能力影响时局的集团。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早年曾入沈葆桢、李鸿章幕。一八九一年出任大清帝国驻日本公使馆秘书，后升任驻神户、大阪总领事。一八九四年回国后入张之洞幕，曾任江南制造局督办。郑孝胥不但是官吏，还是颇具名气的文人，且因在许多企业有投资而家产甚丰。

副会长张謇，大资本家、大绅士、大教育家。他创办或承办了大清帝国重要的官商企业：大生纱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是绅商、官僚、贵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推动立宪、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坚定。继任会长后，在促使清廷立宪上始终是领袖人物。

副会长汤寿潜，字蜇先，浙江山阴人。早年写《危言》主张变法。曾任清廷两淮盐运使、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

王清穆，字丹揆，江苏崇明人。曾任直隶按察使、商部右丞，创办富安、大通纱厂，并在张謇的大生纱厂拥有投资。

周廷弼，字舜卿，江苏无锡人。曾任商部顾问，创办无锡裕昌丝厂。

许鼎霖，字久香，江苏赣榆人。曾任大清帝国驻秘鲁领事、浙江洋务局总办，经营着海州赣州豆油公司和海丰面粉公司。

徐润，字雨之，广东香山人。曾任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创办了济和水火险公司和景纶衫袜厂等企业。

孙多森，字荫庭，安徽寿州人，军机大臣孙家鼐之子。曾任直隶劝业道、井陉矿局总办，经营上海阜丰面粉厂。

荣铨、荣德生兄弟，江苏无锡人。创办保兴面粉厂、振兴纱厂等。

张謇《蔷翁自订年谱》：“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分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

尽管《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的统计并不完整，但在列出的三百五十八名会员中，七十七人担任过知县以上的官职，八十四人是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其余除少数知识界精英外，绝大部分是企业投资者。

有史论称，他们是官、绅、商合为一体的“绅商”。

也有史论称，他们是在特殊国情和特定历史阶段产生出的一群“官僚企业家”。

还有史论称，尽管他们在近代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上存在缺陷，但姑且可以算作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

无论如何，他们将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主角。

中国近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制在清末开始松动，传统的乡绅和商人阶层也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逐渐分化瓦解。近代中国的乡绅阶层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新型绅士的出现，这些人大多出身于非传统绅士家庭；二是新型绅士的财富来源从传统的土地收入转向商业收入；三是绅士阶层的社会身份开始向商界转化。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官轻商，这种风气的转变受到朝廷思维方式变化的影响，一九○三年，清廷成立商部时，朝廷颁布上谕：“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酢…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官与商“不得有丝毫隔阂”的鼓励，造成了清末“官商不分”的奇观。在朝廷废除科举制后，读书、升官、发财之路不通了，下海经商遂成为时髦。同时，总想进入官僚体制的商人，可以通过出钱“捐纳”买官，当时全国各地的巨商通过金钱弄个顶戴花翎或几品候补的事屡见不鲜。一九○五年左右，各地开始风行组织商会。这本是工商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团体，商会组织曾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这个东西一到中国就变了味道。中国各地商会的会员都有官衔要求：天津商务总会的二十二名会董，小至九品千总，大至二品候补道，全部拿钱买了官职；下属直隶各州的四十八个分会，会董们也无一例外出钱为自己弄了个功名。广东开风气之先，商人厌官，但是，自称商业组织的粤商自治会的主要领导和骨干分子，也人人都有个知县级别的官衔。商不商，官不官，宜商宜官，官商不分，形成了二十世纪初一个极具特色的上层社会集团，而这一集团的政治面目同样是模糊不清。

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提纯”过程拖泥带水。

从面目模糊到面目清晰的过渡其阻力之大、时间之长，堪为世界之最。

究其原因还是那个老问题：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光。从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属性上看，张謇们的政治热情与西方民主革命中的新生资产阶级一样，为的是减少经济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增加可预期性和稳定发展的持续性。所以，他们的要求是：建立起可以保障其财产的合理可靠的制度。一般地说，宪政制度是对个人权利和财产的最有效的保障，也是现代政府获得合法性的制度依托，因此成为张謇们的最终政治愿望。

但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无限权力。而张謇们不但要求前者，同时还希望滞留在官僚体制中，这种近代中国特有的古怪现象，决定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极其不确定的复杂特性。

无论如何，绅商们是一群务实的立宪派，他们的务实精神将在未来历史中得到巨大的回报。但是，至少在一九○七年前后，他们还没有看到在中国实施立宪政治的任何希望。他们不拒绝但也不在乎梁启超这种仍被朝廷通缉的“要犯”，但他们绝不会忽视孙中山这个在他们看来是十足的“汪洋大盗”——令孙中山这个名字总是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是：暴民乱党的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绅商们一致认为，这不但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也是他们所深恶痛绝的。

原动力

没有确凿史料显示，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发生在长江流域的萍醴起义，是孙中山策划的。

正是同盟会内部矛盾激化之时，备受指责的孙中山奔走于日本、新加坡和越南三地，依旧将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珠江流域的两广地区，长江流域不在他实施武装起义的计划之内。萍醴起义发生的前两天，同盟会总部在东京召开《民报》周年纪念大会，孙中山做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再次陈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与会的一位女士送给他一副写着“岂有蛟龙愁失水，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对联，这给矛盾重重的同盟会增加了些许昂扬之气。

但是，朝廷依旧把长江流域潜在的政治危险指向孙中山。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已经调任云贵总督但还没赴任的两广总督岑春煊致电外务部请代奏：

……首逆孙文蓄谋不轨，其党徒潜匿香港，勾结内地土匪筑圩起事。今该逆复在南洋一带售卖军务债票，聚敛资财。是其有意煽乱，逆迹昭著。德领（德国驻广州领事）暨孙士鼎（大清国驻新加坡领事）屡言，恐非无因。经煊严饬水陆地方文武妥为防备，多派眼线，严密稽拿。并照会英总领事转致港督，如该逆孙文或其党羽果有潜行回港图谋不轨情事，务即饬属严为拿办，并将其诡谋密为知会，以遏乱萌而保治安。惟煊现值旧病淹缠，交卸在即，精神实难支撑，呼应复恐不灵。相应请旨饬下新任督臣周馥迅速来粤。并请电饬出使英和各国大臣，照会英和外部，查明孙文如在南洋一带售卖军务债票，即行设法禁止解散，以免多被煽惑，大局幸甚……

三天后，外务部回电：

奉旨：岑春煊电奏悉。逆匪孙文蓄谋不轨，敛财煽乱。亟应妥为防备。仍著督饬地方文武严密侦拿，毋稍疏懈。该督在粤，威望足资震慑，无论交卸早晚，均著认真筹办。并著各省督抚一体严防，随时查缉，以免勾结而靖地方。钦此。

两江总督周馥对朝野指责他缉查不利颇感愤怒，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详细描述了自己侦拿逆党的繁忙程度：据说孙文私来上海和芜湖一次，派人查了很久没有踪迹，看来是误传。又有人举报，德商洋行私售军火三百箱接济沿江革命党，经海关税司等部门日夜严查，“实未见有此事”。目前，上至汉口下至上海，大量兵力被部署在长江沿线，几乎做到了“无处不有坐探，无处不有行探”，可最终只是抓到一些零散土匪，并没有发现孙文党羽混在其中。至于说留日学生回国与两江营兵勾结，简直就是诬蔑，新征来的营兵都有保人，老兵中或许有一两个曾加入过会党，但经过“严整营规”，两江军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以致“从无犯案”。那些胡说八道的学生，无非是把“立宪自强”、“革命自由”等议论当做时髦，他们岂能翻了天？再说，他们大多是从日本回来的，与自己所管辖的两江无干。

但是，十几天后，岑春煊再次向朝廷报告：有人向越南河内的法国商人订购了五万条枪和若干子弹。据查，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官方都没下过这个订单。那么，不是乱党“私行订购、图谋不轨”是什么？因此，关于孙文举事的情报绝对是准确的。

周馥很快就被调任两广总督，新任两江总督是满人端方。

端方上任后立即报告朝廷：长江沿岸确实存在乱党行踪。经严饬缉拿，已经抓到好几拨乱匪，他们身上都藏有孙文发行的“票布”，他们供认说其活动经费全靠孙文拨款，且这伙乱匪的头目是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看来清军内部已不那么可靠。“此外，逆党头目不止一起，踪迹诡秘，侦察甚难”，只有与鄂、湘、赣、皖各省督抚“协商密捕”，才能“净绝根株”。

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武装起义频繁地在中国南方各地爆发。这些持续不断的武装反叛，与朝廷的立宪准备、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理论交锋以及官僚资本阶层试图推动政治变革的主张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大清帝国前所未有的纷乱社会景象。

确定无疑的是，萍醴起义确有同盟会员参与其中，尽管参与者完全是“出于个人之热心行动”。

刘道一，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刘揆一的弟弟。原字炳生，但他给自己改了个彰显排满主义的号，叫做“锄非”，取《汉书•朱虚侯传》中“非其种者，锄而去之”之意。毕业于湘潭教会学校的刘道一，深受哥哥革命思想的影响，官费留学日本后曾与秋瑾等人结成反清“十人会”，还参加过冯自由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同盟会成立后，他立即入会，先后被推举为书记、干事等职。由于英语和口才皆好，被黄兴认为是未来共和国绝好的外交人才。

一九○六年秋，刘道一和蔡绍南等人从日本回国，任务是运动湖南新军并联络会党。两人通过长沙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与醴陵、浏阳、萍乡一带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魏宗铨是江西萍乡人，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时认识了黄兴、禹之谟，很是醉心革命。此番联络的结果是，一个新的会党组织的“开山”仪式，在萍乡一个名叫蕉园的村子里举行了，会党组织对内称“六龙山”，对外称“洪江会”——湖南会党大首领马福益，就是在洪江镇被捕并被砍头的，因此“洪江会”之名具有复仇之意。洪江会推举的龙头大哥，是当过清军下级军官的浏阳人龚春台。洪江会的入会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入会者每人得到一个类似组织证件的票布，正面写着：“还我河山”，左边是“忠孝仁义堂”，右边是“第几路第几号”，背面写着四句口诀：“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

民间宗教与民间神话、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混杂在一起的会党，即使发誓“誓遵中华民国宗旨”，也不能代表他们已成为革命的一分子。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中华民国的宗旨到底是什么。这个旧式民间秘密会党组织，其成员大多是贫苦农民。不过，就其与大清王朝势不两立而言，对于发起一场武装暴动足够了。

参加起义的还有另一个会党组织，名为洪福会，也叫“洪福齐天”，他们连“誓遵中华民国宗旨”这句话都不愿说，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大清帝国。至于推翻之后将要怎样，他们也不愿意多想。基于“灭满兴汉”的共同意愿，洪福会首领姜守旦愿与洪江会合作一次。

按照刘道一的计划，各路会党集中在萍、浏、醴各县，并成功地运动新军之后，再联合举事。如果不能，至少要做到会党首先攻击长沙，新军反戈一击占领省城，会党再回头阻击清军的增援。起义的时候，起义军将兵分三路：由昆仑山主李金其率领起义军自浏阳攻击长沙；由大西山法宝堂堂主龙定率领起义军攻击南昌等地策应；由龚春台率领起义军占领安源地区作为根据地。起义时间初步定在阴历年底清廷官吏封印过年的时候。

但是，同盟会员正按计划准备的时候，起义突然爆发了。

起义猝然爆发，是因长江中下游洪水泛滥导致饥民遍地：“是年中国中部凶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及四川东南部，即扬子江上流沿岸，皆陷于饥馑。”另一个原因，与以往一样，是起义的消息又被提前泄漏了。萍、浏、醴官府派兵突袭了浏阳麻石，昆仑山主李金其在遭追捕时跳潭自尽。官军又对醴陵实施大搜捕，不少会党成员被捕杀。十二月三日，龚春台、魏宗铨、蔡绍南等人讨论形势，多数会党首领主张立即起义，但蔡绍南和魏宗铨认为军饷和枪械还没有准备充分，主张推迟。可就在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由会党首领廖叔保率领，聚集在浏阳麻石的约三千名会党成员突然举事了。

蔡绍南、龚春台等人随即被迫下达了全面起义的指令。

没有足够史据支持“安源煤矿六千多名工人参加了这次起义并成为主力军”的说法，更无法由此得出“中国工人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的结论。史料显示，当时安源工人总数不足四千，虽然起义策划者显示曾把安源煤矿当做起义的主要地点，但由于煤矿当局控制很严，只有一部分工人参加了起义行动，而且这些矿工大多数是会党成员。

响应起义的总人数约三万。

三万起义者成分复杂：赤贫的农民、因饥荒而流浪的流民、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小手工业者、破产的小自耕农、以聚众结社为职业的民间首领、对朝廷充满仇恨的落魄文人以及少数心怀变革理想的革命家。他们多数都有会党身份，聚集在一起决心与官军拼上一场。至少人生坎坷的首领们心里清楚，他们不大可能把皇上拉下马，也不大可能建立起一个民国，更何况那个民国与他们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他们还知道，举事不大可能改变参与者的人生命运，一部分参与者的人生结局还会因此更为悲惨——他们或许在战斗中被打死；或许被官府抓去受尽酷刑，然后被砍去脑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愿意不顾后果地干上一场。

与以往会党起义不同的是，这次起义的参与者颠覆了孙中山的反对者曾经持有的“会党专在抢掠”的观点：“萍醴革党蔓延甚广，其志愿不小，所过之处，并不骚扰，惟取军械粮食及白布而已。所杀者皆系办团之绅董，并到处张贴革命示文。”起义军因此受到了百姓的欢迎，不少百姓参加到起义队伍中。

龚春台一路起义军，举事前杀猪宰羊隆重祭祀的是谭嗣同和唐才常的牌位。龚春台原名谢再兴，因此他打出的官衔和旗号全称为“洪命督办民立自治社会总统全军谢”。孙绍山一路起义军打出的旗号叫做“扭转汉民复明朝”，而姜守旦打出的旗号是“革命先锋军汉勇”。更令人惊异的是各路起义军发布的五花八门的战斗檄文。龚春台一路发布的名为《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檄文历数了满族朝廷的十大罪恶：

鞑虏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余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鞑虏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鞑虏五百余万之众，不农不工，坐食我汉人膏血，三大罪也。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置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鞑虏久失威信于外人，致列强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鞑虏为藉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邻邦，七大罪也。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鞑虏于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款中止，而宫中饮宴，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鞑虏假颁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

姜守旦发布的战斗檄文，白纸黑字地承诺：谁带头起兵收复了一个县城，就让他当县令；收复了一个府，就让他当道府。以此类推，谁要是起兵赶走了朝廷，就让他当皇帝。只要你是汉人，不但有当皇帝的机会，而且这个皇帝还可以世袭下去。当了皇帝之后，你也不必拘泥立宪、共和什么的，哪怕专制一点，我们也将视为是祖父在管教我们，即使对我们拳脚相加，辱骂呵斥，让我们当牛做马，交血税充苦役，我们也心甘情愿地山呼万岁，以表对汉族血统的皇帝的无限爱戴。这个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值得一读：

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力以为报酬。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行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或时以鞭扑相加，叱责相遇，亦不过望我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山呼万岁，以表悃忱爱戴之念。

起义声势浩大，官方电令交驰。

萍乡知县急电江西巡抚吴重熹：“抚宪钧鉴：浏醴会匪聚众数千人，竖白旗伪号革命，上栗市已破，万分危急，请速派兵。下县之锐叩。”

在朝廷的催促下，湘赣周边各地昼夜调动了五万大军，宛如要打一场规模的战争：

萍乡之乱颇炽大，有不可收拾之势。鄂省所派头队营勇行至该处与党开仗不甚得利，并闻革党所用洋枪洋炮均极坚利。故张之洞连日拟添兵队开赴防次。又传言浏阳县已失守，县官不知去向。江督端方接有密旨，饬令派兵会攻萍乱，即奏派陆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领新军混一支队，即日开差赴赣。惟因仓猝之间，兵轮不敷调遣，乃先派步队一营，于前月二十八日乘坐南洋江元兵轮赴浔。又电调江永商轮于三十日抵宁，装运步兵一营、辎重兵一排、骑兵一排、工兵一队，于三十日薄暮往九江，尚有步兵一营、炮兵一队，专候江元兵轮自浔回宁。徐军统即亲率出发，大约在初四五之间成行，全队约共二千人左右。至上级中级下级各将校，约有一百余员，各兵均拟到浔后乘坐民船，用小轮拖带至袁州府，然后遵陆前进驰赴南昌，再自南昌由陆路开往萍乡。

由于起义此起彼伏，官吏唯恐“致成燎原”，两江总督端方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密商，致电军机处上奏朝廷，要求调袁世凯所属之海圻、海筹、海容、海琛、飞鹰五舰进入长江水域。因九江航道水浅，最终只有飞鹰舰停泊九江，其余四舰则“分泊芜湖镇江等处”，“以资震慑”。

一场口号、旗帜、人员杂乱的起义，能把清廷惊动得如此调兵遣将，可谓巍巍壮观。

起义军与围剿他们的清军展开了二十次以上的战斗。

江西巡队统领袁坦致电江西巡抚吴重熹：

昨胡（安源巡防左军前营管带胡应龙）朱（袁州巡防左军后营管带朱鼎炎）二管带攻剿上栗市，匪约有数千人，分停四路，迎头而来。离上栗市约有二里许，接仗。我军仅二百余人，死剿不退，两时之久，匪势不支，均各逃散。当将上栗市克复。查点我军受伤勇丁三人甚重，午间毙匪三十余人，夜间毙匪二百余人，夺获匪械旗帜甚多。该管带等查上栗市已民与兵合。现浏阳尚有匪二万余人……查该匪距上栗市东西南北路一二十里，分三大股，有数万人。我军穷追，势必中计。一二日中左两营必到，坦自应亲督痛剿，何敢畏惧，辜恩溺职。此次血战，毙匪数百，匪亦胆寒，盼中左两营心已急，奈路程四百余里，非三日不能到。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可恨之至……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浏阳城下。起义军决心夺取浏阳城的原因，首先是这座城池没有城墙；其次是城内囤积着粮食，取得粮食之后才可继续攻击长沙。姜守旦攻城的积极性还来自浏阳城的大狱里关着他的几个弟兄。龚军和姜军兵分两路向浏阳进发，龚军刚走到半路，就获悉姜军已被击败的消息。龚军独自攻击浏阳，鏖战多次未果。几天后，撤退中的龚军在牛石岭被清军击溃。

此时，开赴浏醴之清军已占湖南全省常备军兵力的六分之五。

起义军首领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姜守旦、廖叔保等均被斩首；而起义成员被杀被监被通缉者更是无数——“诚党祸株连之最巨者也”。

萍醴起义，无论哪一路起义军，其指挥者皆为会党中“渠魁”，他们没有军事常识，即使能一时打溃清军，也无法占据乡镇县城，且各路人马均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两江地区的清军，特别是从湖北发兵的新军，都是“清国陆军中最精锐之兵”，其训练有素绝非会党义军所能抗衡。而“最可惜者，清军如徐绍桢所统之江南新军，其中多有革命思想如赵声、倪映典等，阴为党军效力；而党军未经训练，散漫无常，虽欲与之互通消息，亦无门径可寻，殊失千载一时之机会”。

孙中山与黄兴得知萍醴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遣同盟会员从各地进入皖、赣、湘、鄂各省，试图帮助会党运动新军以为响应。在日本的同盟会员更是“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但是，由于消息的泄漏，大部分同盟会员还没走到战场，就被清廷缉拿了。

同盟会员胡瑛于汉皋被捕，被判终身监禁。

同盟会员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在南京被捕，被判终身监禁。

同盟会员李发根、廖德蕃在扬州被捕，被判终身监禁。

同盟会员杨卓林在苏州被捕，“直供革命党不讳”，被斩首。

而起义最初的组织者刘道一，也在清军于长江流域的大搜捕中被捕，一九○六年的最后一天被斩首于浏阳城外。

史书记载：“是役也，吾党中英俊死者数十人，诚可痛惜也。”

而整个起义死难者达万人以上。

“是役起事声势之大，为从前革命诸役所无；而牺牲革命党之众多，亦为从前所未有。”

五年以后，武昌首义，民国创立，民国陆军部以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下令优恤刘道一：

湖南烈士刘道一，游学日本，与其兄揆一，密谋光复，纠结会党首领马福益，于甲辰冬起兵浏阳，事败，乘间走日本，苦心计划，联络会党，传播革命思想。岁丙午，复与党首萧克昌等起义于萍浏醴等处，事败，被逮，狱吏用酷刑讯供不得，遂以烈士佩章所镌锄非二字定狱，从容就义，死得极惨。方今民国成立，共和永建，凡从前为国死义之士，均以先后表彰，各在案。烈士尽瘁革命，屡蹶屡奋，联络各党，鼓励民气，厥功甚伟，而惨遭亡清官吏之毒杀，遗骸至今未掩，行路悲哀，允堪悯恻，自应准予列入大汉忠烈祠，同享恤典，并将事迹宣付国史院立传。应得恤典，仰陆军部查照恤赏章程，从优核办，以顺舆，而慰忠魂为要……

长江流域的起义并未因同盟会员的流血而终止。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革命军占领了广东潮州府饶平县黄冈镇——“皇冈之地势，粤之东陲，有黄冈城焉，属于潮之饶平县。商务繁盛，为闽粤往来之孔道。满清于此曾设有协镇都司守备及左右城守、同知巡检文武诸官，诚要地也。”

这是孙中山直接领导的第三次起义。

起义的策划者是孙中山从海外委派回国的许雪秋。

许雪秋，原名有若，“任侠好客，挥金如土”的新加坡富商之子。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大量遗产，于是他花钱买了个候补道的官衔。他懂武术，一身功夫，与江湖会党交结甚密。在南洋生活期间，受到革命党影响，一心想拉起武装大干一场。一九○四年，他在故乡潮州联络三合会头目余丑、余通、陈涌波等人，在海阳立坛歃血，约定举事日期为：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自封革命军司令的许雪秋指定了联络学界、会党和各省同志的负责人，并在修建潮汕铁路的工人中发展了几百人，又以成立团练以防海盗为名公开招募了数百人。但是，如之前的所有暴动一样，举事的消息再次泄露，清军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当许雪秋得知自己已被怀疑时，这个颇具武侠风范的富商之子居然怀揣手枪只身闯进潮州衙门，他侃侃自辩，神情自若，官吏们竟没有一人怀疑这个有钱的地方大绅。举事未成的许雪秋回到南洋筹款，在新加坡，他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他在孙中山那里得到一个官衔：民国军东军都督。孙中山派同盟会员方汉成、方瑞麟、乔义生、李思堂、张煊、方次石和日本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到香港协助。许雪秋再次回到故乡，召集会党首领策划起义，日期定在一九○七年二月十九日，行动计划是：佯攻汕头，主攻潮州府城。但是，因为发动攻击的时间传达有误，各路起义军没能按时集结，许雪秋在潮州东门外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队伍，只得命令起义行动中止。不久，就传来有会党成员被捕杀的消息。孙中山要求耐心等待时机，切勿孟浪从事，但会党成员的被杀激起了起义军的愤怒。五月二十二日，当得知又有两名会党兄弟被官军抓走时，余丑、陈涌波等首领忍无可忍，遂召集七百多人在月下宣誓，宣布谁能枪毙黄冈守备黄其藻、城守许登科、巡检王绳武，得上等赏赐；谁抓到同知谢兰馨、都司隆熙和城守萧世华，得次等赏赐。宣誓完毕，各路会党从东、西、南、北四面向黄冈城发起了猛攻。

战数时，势垂破，天忽大雨。党军所用枪械，多是土制，药尽湿，不能射，反被击退。至东西辕门外。雨仍未止，天将黎明。党军冻馁交迫，几不能支，陈涌波乃献策从协署左侧慰忠祠纵火焚毁，以寒敌心而壮士气。未几火光冲天，军声如雷，敌仍死守不退。涌波乃命余永兴，督率军士作战，己则亲冒矢石，直闯进协署，劝蔡河中（清军守备）降，动以情义，河中竟缴械受编。于是黄城遂为党军所有矣。

清廷潮州镇总兵黄金福驻扎在距黄冈三十里的汫洲。黄冈失守后，黄金福欲带兵三百前来增援。已被起义军推为司令的陈涌波以为：“黄镇亲来，则潮汕空虚，宜派兵乘虚攻之。潮汕既下，则清军巢穴已失，不战自溃。”于是，起义军向潮汕发动了攻击：

……先是汫洲林姓时与港西各姓械斗，林姓用石建筑炮台，以避弹丸。两军对垒时，该炮台早被清军据为屏障，陈涌波即分党军为二，猛勇进攻，然地形险峻，而土炮不敌洋枪，至午遂北，伤数十人，死十余人。陈涌波既败，即命蔡德赴黄冈求援。党中闻耗几溃，余丑披发誓众，众感动，声势复壮。蔡德复率众往救，以清军武器精，能及远，党军不能支，乃群负湿水棉胎，借以避弹，易枪为刀，与敌扑战。清军阵势大乱，将次溃退。忽喇叭声大震，清军游击赵祖泽在坚灶率兵由水路至，将败之清兵得此生力军为助，势复振。党军前后受清军夹攻，所发土枪不能及远，死伤数十人，渐失其战斗力，遂下令退却……

黄金福等来了省城的援军，据守黄冈的起义军“械劣弹乏，不堪再战”，遂宣布解散。黄金福进入黄冈城后，“惨杀乡民二百余人”，距此百余里有东灶乡，因为起义军提供过粥食，被黄金福下令“焚毁其祠堂及大屋十余间”。

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上奏：

……十四夜匪扑汫洲，黄金福率队出城小胜，毙匪数十名。是夜五鼓后，匪大股数千分路包抄，我军分头接仗，伤毙贼匪百余人，贼势少缺。十五黎明，贼分五路，水陆并进，适巡防第九营管带官赵祖泽继至，督弁徐士庶陈德等分路迎击，争先冲杀，阵杀悍匪百数十名，奋获旗帜马匹枪械多件，贼众退三里外之大澳山脚，占住村房。我兵追击，夺取大澳山，贼众且战且却，我军悉力猛攻，相持至十五日戊刻，贼党伤亡甚众，我军亦阵亡十余名，受伤七名。正在酣战之际，大雨倾盆，贼众奔逃，是夜五鼓，我军出其不意，夺取距寨数里之古楼山，贼众死守不出。十六日夜，该道沈传义运开花炮子码到营，正在拔队相追逼，贼众弃寨潜逃，当即分路进至东灶，毁弃巢穴，直抵黄冈……

起义发生时，许雪秋在香港。获悉起义已经爆发，他立即率同志赶到汕头，与萱野长知等人研究，决定发动周边地区的会党起兵响应。然而，决定做出之际，便传来了起义军解散的消息。

因起义失败，许雪秋去越南河内面见孙中山，言“土炮不敌洋枪”，“如能在国外购买新式武器，运至惠州汕尾洋面，他可以雇大船数十艘在彼接应，随即可在海陆丰沿岸大举发难”。孙中山表示同意，遂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订购武器，然后由同盟会员运至汕尾。可是，许雪秋没能像他承诺的那样搞到大船，他只是乘一小船到海面上探寻了一下便“匆匆离去”，致使运送这批武器的船只先是被香港扣留，接着被勒令返回日本。之后，胡汉民写出长达万言的黄冈起义报告书中，谴责许雪秋“妄言无实，不负责任”。

这个资财丰厚的富家子弟，此时因家产被清廷查抄而一贫如洗。几年之后，他竟然被他为之奋斗的民国枪毙了：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许雪秋回到潮汕独树一帜，成为多如牛毛、互相火并的“民军”司令之一。那时，胡汉民已成为中华民国广东都督，他下令清廷降将吴祥达率广东警卫军进驻汕头，以遣散各地的民军。一九一二年五月初的一个深夜，许雪秋在他的司令部里被捕。五月十二日，广东警卫军总司令陈炯明下令将许雪秋枪杀。

为了分散清军的兵力，在同盟会员策划潮州黄冈起义的同时，孙中山派出黄耀廷、余绍卿和邓子瑜三人到惠州等地发动起义。黄耀庭刚到香港，就听说港英当局正在监视他，他没去惠州就跑回了新加坡。余绍卿本来是惠州一带的绿林头目，因受到官府追捕而亡命南洋，孙中山认为此人可以利用，结果他在香港领取了一千五百元经费后没了踪迹。邓子瑜是惠州人，在香港和新加坡经营着旅馆生意，他决心自己承担一切经费。他组织了三支起义队伍，委派陈纯、林旺和孙稳等人分别在惠州的归善、博罗和龙门三处同时举事。但是，到了约定的日期，只有归善一路按时发动了起义，地点在归善以北二十几里一个名叫七女湖的镇子。起义军发布的檄文是：

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灭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

起义者迷恋的是中华帝国辉煌的往日，他们还是希望天子出现在自己面前，只不过这位天子必须是汉族血统。

起义者夺取敌营，抢夺枪械，各路会党纷纷响应，清军望风而逃。惠州府陈兆棠急电求救，周馥火速调兵，占领了黄冈的广州水师提督李准也增援而来。双方混战十余天，起义军没有后援，加之黄冈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造成人心浮动，邓子瑜被迫下令掩埋枪械，解散队伍。

三位起义领导人中，邓子瑜和陈纯因被香港当局勒令离境而开始逃亡，孙稳在香港以掳劫罪被捕后被香港当局引渡给清廷，一九○九年被斩首于广州。

七女湖起义，被孙中山称之为同盟会的“第四次失败”。

连续的失败加重了攻击者的筹码，孙中山越发感到来自内外的压力。

胜利一次对于孙中山来讲实在太重要了。

此时，广东西部地区出现民变事件，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他认为有必要将武装起义的重点从珠江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移动，因为那是距离中越边境很近的地方，而法国殖民当局一直有纵容中国革命党人的倾向。

广东西部钦州的三那墟，包括那黎、那彭和那思三个镇子，是盛产蔗糖的地区。当地官府过重的糖税，让蔗农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民众推举十名有声望的乡绅“乞哀于府吏”希望减税。结果，十位年长的乡绅全部被关进了大牢。官府以为这样可以吓退民众，谁知“民众大愤，乃聚众抗捐，组织一会，名曰万人会”。当地富豪刘思裕被推举为会首，他率领数百人冲进县城，硬是把十名乡绅从官府大牢里抢了出来。钦州道王秉必派出部队前往弹压，民众抵抗，清军开枪打死数十人，导致“民益结众自固，声势甚旺”。王必秉“飞檄省吏请兵”。两广总督周馥立即命令统领郭人漳率二营、标统赵声率一营“驰赴钦州”。

孙中山认为“从来所无”的最佳时机到了：周馥派出的两位清军军官，郭人漳和赵声，都是“与革命党素有渊源”的人。他立即派同盟会员到钦州，与刘思裕商谈联合行动。刘思裕表示愿意。于是，推举刘思裕为元帅，决定择期举事。孙中山还派人给郭人漳和赵声送信，告诉他们同盟会已与反抗的民众取得了联系，恳请他们不要出兵围剿。但是，当孙中山的信使抵达北海时，郭人漳和赵声的部队已经开拔。而刘思欲得知同盟会将与清军沟通，没做防备，以为郭人漳的部队“必无恶意”。结果，郭人漳的部队所到之处，乡民死伤无数，刘思裕最终被杀害——“省中大军既到，遂向肇事乡民大肆焚掠，四月初一克复那思，初三日连破米仔村木兰塘二处，复以炮队猛攻那彭、那黎，克之。毙刘思裕及乡民无数。那添、那彭、那丽诸墟在钦州中以丰埠闻，官吏指为匪巢，以炮洗之，庐舍为空，老稚之尸山积。”

孙中山再派黄兴、胡毅生、王和顺去钦州与郭人漳和赵声联系。

恰如孙中山所料，二人均表示如果“革命军起”，必会立即响应，反戈一击，里应外合。

一切表明，孙中山盼望已久的胜利已经在望：钦州当地的抗争民众聚集了约七千人，革命党可前往两千人，准备反戈一击的郭人漳和赵声的部队共有官兵六千人，只待萱野长知从日本采购的枪械一到，就可立即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军队，先占领钦州防城，再夺取东兴一带的沿海地区作为根据地。东兴位于中越交界处，一河之隔就是越南的芒街。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就可以训练更多的军队，这样不但两广地区尽收囊中，进而可“与长江之中军，燕蓟之北军会合”。为此，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王”的名义发布《布告粤省之同胞》和《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不愧是同盟会的老资格会员，布告与会党檄文迥然不同：

及从先生游，得与闻治国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

一九○七年九月四日，王和顺率军攻击钦州防城。果然，清军左营哨官刘辉廷、右营哨官李耀堂和团长唐浦珠反正。王和顺军很快就占领了防城，杀了知县宋鼎元及幕僚等十九人。防城被占的消息令孙中山十分兴奋，因为这里距离白龙港很近，从日本起程运送枪械的轮船靠岸后，接收工作将十分便利。考虑周密的孙中山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会坏他的大事。

还是那个章太炎。

同盟会购买的枪械即将从日本启运时，章太炎突然发难说，所购军火是村田式的，这种老旧的武器在日本早就不用了，运到中国去必会让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可见，孙某实在是不讲道理，我们要破坏他！”章太炎遂以《民报》的名义，致电香港同盟会支部，说起义用的武器要另行订购。同时，他再次鼓动同仁，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

所谓村田式枪械，其时日本正在使用中。

这种制式的武器，直到民国二年，中国还在向日本大量订购。

黄兴说：“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能获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

如果不是有意破坏，章太炎应该想到，重新订购武器哪里来得及？

占领了城防的王和顺部已经开始向钦州城前进。大雨瓢泼，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起义军抵达城下。晨雾中，但见钦州城内灯火密布，因怕早有戒备，退去二十里驻兵。已先期入城的黄兴得知消息后，立即前去与郭人漳商议，郭人漳说城内的清军他并不全能掌握，建议起义军暂时不要进城。黄兴带着少量士兵以巡视为名出城见到王和顺。王和顺坚决不同意郭人漳的主张，非要攻城不可。于是，黄兴与王和顺约定，攻城时由他负责打开城门接应。接下来，郭人漳的举动开始令人不解了：他派人出城面见王和顺，再次强调钦州城内已驻守大量清军，起义部队不要进城。送口信的人回到钦州后，郭人漳突然变脸，以通敌为名把这个人杀了。王和顺预料郭人漳很可能临阵变卦，遂急忙改变计划，决定攻击灵山，然后进入广西。但从日本运送的武器始终没有音信，起义军在枪械不利、弹药匮乏的情况下恶战三天，城池久攻不下。最后时刻，王和顺带领二十多人退入越南。黄兴见郭人漳有变后也退入越南芒街。起义军余部纷纷逃入荒凉的十万大山。

孙中山说：“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

孙中山曾对欧洲留学生们说过：军人不可能真革命。

欧洲留学生们曾劝告孙中山：依靠会党革命终不能成功。

后来的历史证明，辛亥首义将由军人完成。

至少，直到此时，依靠会党的所有武装起义尚无成功先例。

显然，孙中山未能寻找到一条真正获得民众支持的渠道以及建立一个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方法。聚集在孙中山身边的最具智慧的革命家，大多数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是中国民众的解放者，其实他们既并没有深入中国底层的意愿，也不具备这种动因和能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聚集在国外，如果必须回国，也是多数时间藏身在沿海城市的租界里，他们与中国的实际社情和潜在的革命支持者与拥护者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阶层的差异，而是一条由阶级性质与政治诉求造成的很难弥合的社会鸿沟。他们之所以固执地利用秘密会党进行武装暴动，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会党是一股对当局极端不满的力量，而且是他们唯一可以利用的力量。可是，会党绝不是中国最大多数、最具革命潜在激情和力量的贫苦农民的代表。

会党在中国社会存在已久。

中国晚清存在于长江、珠江流域的秘密会党，是社会生活极度动荡不安的产物。哥老会、天地会等会党组织成员，大多来自生活极不稳定的社会下层。道光年间的档案，记录了天地会首领及骨干共二百三十五人的基本情况：商贩三十二人，雇工九人，耕田者九人，种田兼商贩者五十八人，耕种兼手艺者四人，雇工兼商贩者三十六人，贫苦知识分子十八人，僧侣四人，家道殷实者二人，差役六人，其他不明身份者四十四人。近代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近代资本的崛起，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造成了数量惊人的流民阶层。这些人无论之前从事什么职业，他们与真正意义上的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最大区别是：因各种原因生活极端困顿，精神极度苦闷，且只有四处漂泊维生。同时，各路会党中的不少成员是兵勇出身，太平天国起义被彻底镇压后，大清帝国南方的不少地方军被解散，大量的散兵游勇成为清末的一大社会问题。兵勇们本来就是贫苦农民，离开军队后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从军生活又让他们失去了农民的特性。左宗棠曾为此上奏朝廷：“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湖南巡抚李翰章也曾上奏：“近又访闻各省撤回勇丁，有以哥老会名目勾结伙党，煽惑乡愚，意图不法。”散兵游勇无疑凶猛地扩大了流民的队伍。

流民无产者之所以歃血结盟，组成秘密团体，其最终目的就是在生活中求得相互援助，在精神上获得彼此依靠。他们是备受压迫和欺凌的社会底层，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改变自身现状的愿望。但是，仅从辛亥革命前期的历史来看，说他们在“反清复明”乃至在推翻帝制上与革命派有政治理想上的认同，缺乏足够的证据。在清代档案关于会党的案例记载中，表述其结社的目的有“免人欺凌”、“敛钱分用”、“防备械斗”等等，却未见“反清复明”的字样。毫无疑问，会党成员要求的仅仅是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变，鲜见其有推翻专制帝制的政治主张。

可以肯定地说，当会党举事提出“创立民国”的口号时，那是革命派联合他们行动的宣传口号。他们与革命派有着天然的亲和性。革命派需要他们这股力量从事反清斗争，他们也需要更广泛地结盟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并不清晰明确，但他们毕竟曾在反抗社会不公的抗争中舍生忘死，在创建共和国最初的奠基石上洒满了自己的鲜血。可也正是由于政治目标的模糊，决定了他们必会存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和组织上的涣散性。革命派寻到他们的时候，多了歃血结盟的真诚，少了改造会党的意愿与行动。革命派认为，只要与会党们喝了血酒就能使他们成为革命者，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会党容易发动，但难以成功。

对于革命派来讲，这真是一个两难。

连续的失败给孙中山的声誉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属于孙逸仙麾下的革命军失败以后，即得到全世界的讪笑和不信任。孙党即日陷于困境，到处是嗟怨，万事都不顺手而愈焦急。”

此时，大清帝国为孙中山的脑袋开出的悬赏价是白银二十万两。为了说服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抓捕孙中山，清廷甚至承诺让法国独享中国云南的所有权益。在大清帝国密探的不懈追踪和当地警察部门的监视下，孙中山在越南河内空间狭窄的旅社里隐居了两百多天，足不出户加上心情极度焦躁，他得了肠胃虚弱症。他再次要求王和顺前往中越边境组织起义，因为据说革命党人已经与清军镇南关炮台守军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他们愿意响应起义的承诺。“于残灯明灭”之时“负党众之热望”的王和顺自河内出发了。王和顺，时年三十七岁，容貌俊朗，身材魁梧，“常出没于诸山之跨两广之间”，广结天下豪杰。孙中山焦急地等待着，等来的结果却是王和顺自己又回来了，因为广西的会党已经不再信任他。

孙中山立即重新任命了一位“镇南关都督”，这个名叫黄明堂的会党头目是广西壮族人，因排行第八，人称“八哥”。他与广西会党和清军镇南关炮台的下级军官都混得很熟。中国式的民间幻想中有此一则：得蛋一只后，立即孵鸡，鸡再生蛋，蛋再孵鸡，周而复始，顿成巨富。此时的孙中山，对攻打镇南关炮台所抱有的希望以及对革命前景所持有的幻想，乐观得令人难以置信：“诱以目前利益”促使黄明堂的会党起事，占领镇南关炮台；然后命令王和顺带领躲在越南境内的广东籍贯会党成员乘势占领旁边的要塞水口关；这样一来凭祥也能很快被占领；之后进军龙潭，两日内必可占领龙城；如果上述行动顺利的话，继而一举攻占广西首府南宁；革命军横扫广西之时，聚集在云南边境老街一带的豪杰闻风而动，袭击河口，抢占蒙自，最后占领昆明；广西云南尽在手中，革命的烈火将顺势燃遍全中国：

广东潮州之地有陈涌波许雪秋二首领锐张巨眼，不是有人在候望机会的到来吗？惠州七女湖的壮丁三千人，不是有人在挥刀而叹复生吗？近者游说钦廉二州的官兵反正，黄兴不是已经有了成就吗？而在长沙一带还有含恨千载死不瞑目之马福益的余党，不是也在卧薪尝胆，等待复仇时节的到来吗？还有，请再看山西、山东、四川、贵州等省的骠悍；安徽、江西的强勇；其他南方潜伏各地的哥老会三合会等，或者是旬日后起事，或者在一月后响应，至迟在二月前后就要蜂起，一齐喊“倒满兴汉”，甚至唱起他们的马赛曲，比之打破巴士底监狱的法国革命健儿更有几千万倍的活力。如斯，天下之事此定局了。

孙中山期望的骠悍“强勇”无疑还是会党。

因此，这番话令他的同志们感到“悲怆之气弥漫于人间”。

黄明堂果然不负众望，率领广西会党八十余人，携带快枪四十二支，连夜攀崖登上了镇南关炮台，由于里应外合，炮台上很快飘扬起青天白日旗。

孙中山居住的小旅馆里顿时响起一片“万岁”声。

裁缝被请来给大家量身制作军装。

孙中山决定亲赴前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为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而进行的武装起义中亲赴前线。

与孙中山同行的十人中，有黄兴、胡汉民、胡毅生，湖南志士枢某和四川志士霖某，还有日本人池亨吉和法国退伍炮兵上尉狄氏。他们从河内乘火车北上，孙中山一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已想到如何从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一直打到遥远的北方山海关：“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入中华帝国最南角的镇南关，悬军万里，旌旗当当，贯通中华帝国的中部，而出中华帝国最北角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即可送却爱新觉罗帝的末路了。”

下午，火车到达越西铁路的终点同登车站。一行人下车骑马来到距镇南关很近的那模村。在当地会党六十多人的陪同下，胡汉民喊道：“快前进去啊！必须在日没之前先达山颠，如果能够借着残阳，即以十二生的大炮对准连射数炮。如果今天不去，天下的事就难定了！”一行人出村开始往山上爬，天色渐暗，只有用枯芦绑成火把。谁知爬到半路，火把招致清军射击，大家气喘吁吁地趴倒，胡汉民竟然昏了过去。再匍匐前进的时候，他们听到了军乐的声音——镇南关炮台到了，黄明堂一行正在列队欢迎。

翌日拂晓，清军来攻。

跟随孙中山的那位法国退伍炮兵上尉毫不含糊，揭开克虏伯大炮的炮门开始射击，第一发炮弹即打到四千米处的清军营寨中——“立刻死伤六十余名敌人。”更为兴奋的是孙中山，他在炮台上跑来跑去，一会儿给炮位搬炮弹，一会儿鼓励会党们勇敢作战，最后竟然自己亲自操炮操枪——“他打得很准确”，黄兴说。进攻炮台的清军将领是参将陆荣廷。强攻未果后，他派一位当地的老妇人上山给孙中山带来一封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虽为清军军官，但他也痛恨朝廷，决定反戈一击。同时告知起义军，“明日自凭祥方面有五百援军开来，明后日又有自龙州两千大兵开来”。

众人不敢相信这封投降书，但却相信清军即将增援的讯息。

黄明堂认为镇南关炮台上弹药不多，需孙先生赶快筹集枪弹和军饷，有了枪弹和钱再加上陆荣廷的倒戈，大事可成。孙中山不愿意走，但河内送来了一封急信，说粮食和枪弹在边境附近被法军扣留。孙中山遂让黄明堂坚守五天，然后他趁夜下山，待“回到河内筹划巨额军饷赶早在路大举”。

孙中山急需钱，他已向陆荣廷的士兵承诺，只要反正拖过来枪和子弹，占领龙州和南宁后，每人可得一百元赏赐。但是，此刻已有陆荣廷的士兵前来投降，他们当即就要钱，孙中山没有那么多钱。这些士兵表示，那就每人先给三十元，剩下的等占领南宁后再说。孙中山计算了一下，陆荣廷的士兵大约有四千人，即使每人三十元，也需要现金十万多元，如果不能马上筹措，起义很可能会功亏一篑。

回到河内，孙中山立即约见法国银行家，要求贷款。

法国银行家坚持孙中山的军队把广西龙州打下来后才能给钱。

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镇南关炮台失守，黄明堂炸毁大炮后跑回了越南境内。

孙中山说：“此为予第六次之失败也。”

镇南关之役，引来了清廷对孙中山更加严厉的追捕。

广西巡抚张鸣岐致电大清帝国外务部：

查该逆现寓河内火隅场直街进第二街头一间一屋一层楼洋房，门口有铁丝围墙，请告法使转电越督按址查拿驱逐。

一位法国上尉的参战，引起了法国政府的关注，他们不愿意破坏与大清帝国的关系，法国外交部遂下令拘捕这位前军官。孙中山返回河内的第二天，便受到法国殖民当局的传讯，他被勒令立即离开越南，但可以乘坐法轮离开。同盟会河内机关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抗议，法国殖民当局的回答是：“孙中山藐视敝政府对他的礼遇，煽动革命，博（法国驻越南总督保尔•博）的处置是不可改变的。”

一九○八年一月，孙中山乘法轮“萨拉西”号驰往新加坡。

抵达新加坡的孙中山住东陵明律三号。这一住处竟然在大清帝国驻新加坡副领事杨圻住所的隔壁，而清廷派出的针对孙中山的刺客此时就住在杨领事的家里——没人知道，这位杨领事是个“同情革命”的人，他不但暗中通知孙中山注意安全，还想尽办法把朝廷的刺客打发走了，然后他秘密会见了孙中山。

此时，黄兴再次从越南潜回国内。孙中山指令是：命令黄兴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总司令，统率镇南关余党和藏在十万大山里的会党再次发动起义。黄兴在河内买了一百多条枪，又在香港买了些子弹，在与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取得联系后，带领越南华侨两百多人前往钦州。这两百多人的队伍打退了清军的多次阻击，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参加者一度扩大到六百多人。那个反复无常的郭人漳，这次派人前来接济黄兴的弹药，但接头的时候受到起义军的射击，郭人漳恼羞成怒，起义军自此“竭力不能购一子弹”。由于弹药无济，队伍只好再次解散，成员进入十万大山，黄兴秘密返回河内。

孙中山称：“此为予第七次之失败也。”

与此同时，由黄明堂率领的百余人突然袭击了云南河口，清军防营一队官兵四百多人和河口守军先后反正，而炮台守军坚守不退并请求法军援助。法军以起事的为革命党而非盗贼为由拒绝提供帮助。河口炮台遂被起义军占领。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贴出安民布告。在新加坡的孙中山立即命令黄兴率部前往，但黄兴在边境地区的老街被法军扣留。黄明堂的六百起义军粮弹匮乏，无法再战，不得已再次退至越南境内。

此为孙中山所说的第八次失败。

黄明堂的六百多人进入越南后，受到法军围剿，会党成员被迫向法军开战，不愿意死拼的法军请当地土豪出面商议，最后决定将这六百多人“保护出境”。六百多人抵达新加坡后，英国殖民当局不准登陆。孙中山竭力奔走，说这些人“为政治犯并非乱民”，最后由当地人保释，这些人被安插到槟榔屿、吉隆坡等地的矿山和农场就业。在连续流血拼杀之后，却落得背井离乡，这些青壮年生活困顿，精神苦闷，会党生活养成的习气也使他们不可能就地劳作养活自己，于是成为当地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也成了同盟会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大包袱——“时河口败军将士虽已多方设法安置，然以分子复杂，良莠不齐，常发生妨害地方治安情事，清领事更借端要求英吏干涉革命党行动，因之党务进行愈行棘手。”

孙中山决定远走欧洲：“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于黄克强、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至此，直到辛亥武昌首义胜利，孙中山再也没有领导和发动过武装起义。

一九○九年五月十九日孙中山起程前去欧洲。

关于会党，孙中山说：“只能望之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

孙中山远行的目的地是法国马赛。

对于近代中国来讲，民主革命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民主革命的原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船行太平洋上，孙中山的眼前海阔天苍。

众声喧哗的时代

浙江绍兴府有两个死刑场：水澄巷小教场刑场专门用于处决女犯，按照大清刑律女犯执行的是绞刑；而人流汇集的轩亭口，专门用于处决汪洋大盗式的男犯，男犯执行的都是斩刑。

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已决心进行政体变革，清廷大员们开始筹备预备立宪事宜，全国的舆论惊喜于中国就要走向近代开明政治的时候——在绍兴府轩亭口刑场，又一个犯人的头颅被砍了下来。

只是，这一次，在男犯的死刑场上被砍下头颅的，是一个女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果说晚清的朝廷还有什么惊人之举的话，当属最高统治者决心将帝制国家引向立宪政体；当然，还包括将那个名叫秋瑾的女人公开斩首。今天的中国人，包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难得还有人记得当年的帝王权贵曾经试图进行政治体制变革；但是，在有必要回述那段混乱不堪的历史的时候，秋瑾清秀而又决然的面容却总是萦绕在中国人复杂的思绪中。百年后的浙江绍兴轩亭口，已是一处繁华的商业中心，在豪华的办公楼、高档的商店、各具口味的中式餐馆以及肯德基等西式快餐店的簇拥下，一小块空地就是当年秋瑾头颅滚落、鲜血四溅的地方。空地上如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和一座雕像，那个不幸的女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年复一年地站立着，略带忧伤地凝望着变化万千的故土家园。

对于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事件来说，一九○七年绍兴府衙门刽子手的刀起刀落，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行刑的骇人听闻，而是这一事件令人惊异地与朝廷的政治体制变革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犹如两种未知的化学物质骤然人为地混合到一起，由此产生的剧烈反应竟然导致了不可逆转的政治后果——这个政治后果，令清廷猝不及防。

秋瑾，字璿卿，小字玉姑，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原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在福建厦门，当时她的祖父正在厦门知府任上。秋瑾十六岁时随祖父回到故乡，祖父租用了绍兴南门明朝大学士朱赓的旧宅，她的少女时代和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是一个异常聪慧且性格别致的女孩儿，“读书通大义，娴于词令，工诗文词，著作甚美。又好《剑侠传》，习骑马，善饮酒，明媚倜傥，俨然花木兰、秦良玉之伦也”。自一八九○年跟随到湖南任职的父亲入湘开始，秋瑾无拘无束的少女生活结束了：在父母的主持下，她嫁给了湘潭富绅之子王廷钧。王廷钧的父亲是曾国藩的表兄弟，曾经当过曾府账房，王家财富积累的途径可想而知。秋瑾对强加给她的丈夫很不满意，在给其兄秋誉章的信中表示，婚姻使她失去了自由。尽管家居湖南期间，秋瑾与幸福无缘，但夫妻矛盾尚未公开。直至一九○三年，父亲客死湖南后，家人全部返回绍兴，仅将她一人滞留湖南，秋瑾对丈夫的积怨变得不可忍受了。

昨宵犹是在亲前，

今日相思隔楚天。

独上曝衣楼上望，

一回屈指一潸然。

如果秋瑾始终生活在湘潭王家，除了早期大量的闺怨诗可能使她在汗牛充栋的故纸堆中留下些许痕迹外，最大的可能是她会与数不清的中国女人一样，成为逆来顺受的媳妇以及儿孙绕膝的婆婆并以此终老一生。秋瑾人生的重大转变，自丈夫用钱捐了个户部主事开始。跟随丈夫从湖南进京的秋瑾眼界大开，向往英雄豪侠的性情陡然强烈起来。她结识了丈夫同事的夫人吴芝瑛，吴芝瑛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的女儿，多才多艺，书法惊艳京城。秋瑾在其引领下扩展了社交圈，先后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的夫人服部繁子以及众多的京城新派名士。而她接受的新思想，是排满主义、女权主义和民主理念的复杂的混合物，她天赋的女侠气质在这种环境中不可遏制地张扬起来。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女人，秋瑾反叛性格的形成，与她的婚姻状况有关。关于秋瑾与丈夫王廷钧的关系，并没有足够的史料能够充分说明，从支离破碎的历史文献中能够依稀窥见的端倪是：一个才华横溢、性格刚烈的妻子让一个无甚学识且性格懦弱的丈夫无所适从。

秋瑾曾这样形容她的丈夫：“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服部繁子去她家拜访的时候，看到的王廷钧是这个样子：“白面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他腼腆地对我施礼，秋瑾又对他低声说了几句，他又施了一个礼便走了，好像是出门了。”秋瑾与繁子谈及自己的丈夫，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的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对丈夫的温顺极度反感是可以肯定，王廷钧身上存在富家子弟的习气当属正常，但如果他有读书的底子，捐官之后可以考取功名，秋瑾也不会对他的碌碌无为万分绝┩——“顾幼年失学，此途绝望，此为女士最痛心之事。”失望的结果是，秋瑾决定远走日本留学。有史料记载，王廷钧为了阻止秋瑾，曾把她的首饰盒和私房钱藏了起来，却依旧无法改变她的决心。王廷钧终于屈服了，他亲自拜访繁子，请她帮助妻子出国，服部繁子的印象是“此人大概是管不住妻子了”。繁子最后一次看到王廷钧，是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丈夫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更让人痛心。可他还像一般丈夫应做的那样，提醒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

一九○四年夏，秋瑾赴日留学。

自此，秋瑾的反叛性格再也没有了任何束缚。她考入青山实践女学，发起了近代中国妇女第一个反抗清廷的革命组织共爱会，还与刘道一等人秘密了组织反清“十人会”，在加入洪门天地会时被封为“白纸扇”军师。她结识了陶成章、鲁迅、陈公猛、黄兴等人，在东京创办了月出一册的《白话报》，极力鼓吹推翻满清政府，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针锋相对。《白话报》第一期刊登《中国历史的摄影》，称中国金、元、清三朝的统治者为“胡人”和“野种”；第二期刊登《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书》，号召争取男女平权；第三期刊登《说廉耻》，提出“我国应除去这骚鞑子，省得做了双料奴隶”。几个月后，因资助长沙起义失败逃来东京的同志，秋瑾不得不回国筹措学费。回国后，她带着陶成章的介绍信，在上海和绍兴分别见到了蔡元培和徐锡麟，随即加入光复会。一九○五年春，拿着母亲典卖衣物筹措的几百银元，秋瑾再度赴日。这时，孙中山自欧洲到达日本组织同盟会，经黄兴介绍她与孙中山会面，然后由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不久被推举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这一年的冬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以示反抗清廷，秋瑾极力主张回国造反，她从靴筒中拔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插在讲台上：“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一九○六年春，从一个普通官吏的妻子成为一名革命大侠的秋瑾回国。她没有去京城与丈夫会合，而是直接回到了家乡绍兴。她先在绍兴明道女学代教体育课，随后到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做教习。一九○七年初，绍兴大通学堂邀请秋瑾主持校务。大通学堂是徐锡麟等人于两年前创办的，以提倡军事体操出名。秋瑾在此期间秘密联络各路会党首领，同时发展浙江武备学堂、陆师学堂和弁目学堂的师生们，使得光复会成员迅速扩大。为了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秋瑾编制了光复军军制，这个极具专业性的编制，显示出秋瑾过人的军事才能：全军分北、中、南三路，每路设总元帅一人；全军下辖八个师团，分别用“光、复、汉、族、大、振、国、威”作为每个师团的代号；光复军的军服是黑色对襟短衫，白色包头布，自大将至佐尉均佩戴斜胸带，以胸带颜色区分等级，黄色为首、白色次之、红色再次之、浅蓝色更次之；军旗是白色的，上书黑色“汉”字。更富创意的是，秋瑾设计了一套金戒指，上面分别刻有一字，共有二十八个字，即“黄河源溯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其中，“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河”字为协领，推秋瑾担任；“源”字为分统，“溯”字为参谋，以此类推，分别任命，发给每一位干部。军制编成后，秋瑾特选壮士三十二人，编成一支敢死队，随时准备与清廷决一死战。——秋瑾的历史角色，已经超出了“侠女”的范畴，而成为颠覆大清政权的军事首领。

一九○五年以前，为推翻满清政权而组织的革命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即活动区域主要为檀香山、香港、广州、广西、日本东京和越南河内的兴中会，活动区域主要为长江中下游的长沙、武昌、上海等地的华兴会，活动区域主要为浙江、江苏和安徽等地的光复会。当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立同盟会后，兴中会和华兴会的名义均不再存在，虽然光复会的成员也有同时加入同盟会的，但光复会的名义一直存续到一九二一年。主要由浙江人组成的光复会没有统一的领导人，初创时期的领导者为蔡元培，一九○六至一九○七年间的实际领导者是徐锡麟和秋瑾。光复会也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的蔡元培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并不赞成邹容提出的“杀尽满人”的主张，但主张满人必须放弃特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建议采取两个办法：一是暗杀，一是暴动。这个进士出身的文化人，曾经秘密研究过制造炸药，还曾秘密训练暗杀人员，也曾试图组织武装起义，但由于他领导光复会的时间短暂，他的暗杀与暴动计划几乎都没有真正实施。徐锡麟和秋瑾的政治主张也有区别。徐锡麟坚决排满，主张建立共和国；而秋瑾的革命目的似乎有些褊狭，在她撰写的有关文章中，充满了对满清政权的仇恨和将其推翻的决心，但只见建立汉人政权的畅想确而少见“创建共和”的表述。无论如何，在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中，光复会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其成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刻，为了协调各路会党首领，作为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秋瑾频繁地往来于绍兴与杭州之间。在杭州，秋瑾住在抚台衙门前过军桥南面的一家名叫做荣庆堂的小客栈里，光复会的新会员就在客栈的一间小室内倾听秋瑾的谈话，然后填写加入光复会的表格。青年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秋瑾：“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绸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岁。光复会的青年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光复会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是：一九○七年七月八日，由浙江金华的会党首先举事，北以安庆的徐锡麟、南以惠州的邓存瑜呼应，届时浙皖同时起义。

光复会成员组织的接近于暗杀的武装起义，结局格外令人悲伤。

首先，徐锡麟以惨烈之死留名中国近代史。

徐锡麟也是绍兴人，出身富裕的商人家庭。一九○一年曾在绍兴府学堂当教师，一九○三年在父亲的严令下参加乡试，名列副榜。鄙视科举的他赴日本参观世界博览会，在东京结识陶成章等人。回国后创建蒙学，提倡军训，创立书局，宣传反满。一九○四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一九○五年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购买枪支子弹，准备借开学典礼之机，杀尽应邀参加典礼的大小清吏，然后起义。徐锡麟的这一计划，被陶成章等人以时机尚未成熟否决。之后，陶成章提出一个奇异的建议：光复会员出钱捐官学习陆军，以便在清廷组建的新军中任职，掌握军权后“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雪覆巢之计”。徐锡麟对此表示赞同。经其表叔原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徐锡麟花了三千两银子，被政府批准送往日本学习陆军。最初拟进日本陆军联队，未得许可；又投考振武学校，因眼睛近视和考试不及格未及；改投警官学校，依然未能如愿。一九○六年徐锡麟回国，花钱捐了个道员，被分发到安徽试用。因为他的表叔与安徽巡抚恩铭是师生关系，徐锡麟来到安徽后得到恩铭的格外器重，他先被委任为安庆陆军小学堂会办，再求恩铭之后，又被任命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任安徽巡警处会办。

有巡抚恩铭的提携，徐锡麟的仕途将一路顺畅。

但是，恩铭万万没有想到，他格外关照的这个青年，却是一个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人。

徐锡麟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起义。他的计划是：以三个月为期，先在巡警学堂训练出一个班的学生，再把这些学生分配到军警机关以发展革命力量；同时开始训练第二个班，等第二个班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发难。发难的程序是：邀请包括恩铭在内的所有官吏参加典礼，在典礼上将这些大小官吏捕杀殆尽。但是，计划尚未落实，危机已经出现。巡警学堂的第一批学员还没训练完毕，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捕获了一名革命党人，这个革命党人的口供之一是：安庆有个革命党首领，姓徐，是浙江人。端方立即电告恩铭，让他注意防范和捉拿。所幸的是，变节的人并没有明确说出徐姓革命党首领的名字，因此，对徐锡麟格外信任的恩铭竟然将这封电报拿给他看了。徐锡麟立即意识到：起义计划可能泄漏，必须提前举行起义。

徐锡麟知道，仅靠巡警学堂的两百多名学生力量不够，必须争取安庆的新军军官。驻扎安庆的新军陆军六十一标标统是汉人，这位标统已经表示同意参加起义——在安庆江边的芦苇丛中，徐锡麟和新军军官们歃血为盟，发誓同心同德永不背叛。

七月八日是第一期巡警学员毕业典礼的日子。

凑巧的是，这一天是恩铭的总文案张次山母亲的生日，恩铭必须前去祝寿。

于是，徐锡麟将毕业典礼提前到了六日。

这是一个血肉横飞的日子。

早上五点，徐锡麟集合学生并做了训话。八点，在巡抚恩铭的率领下，政府各级官员先后到达，徐锡麟在学校大门口恭敬迎接。他的一身黑色警服让恩铭看着很是顺眼，不禁称赞说：“徐道台今日戎装，颇有气概。”徐锡麟回答：“今天是甲班学生毕业大典，大帅又亲自莅临阅操，应该这样穿着，以示隆重。”

按照阅操程序，先请恩铭和官吏们吃酒。吃酒的时候，应该是发难的最好时机。但是，巡警处一个名叫顾松的收支员，悄悄地向臬台毓秀报告：“徐道台不是好人，请转禀大帅不要在这里吃酒。”毓秀立即密报恩铭，恩铭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辞了吃酒。感觉气氛不对的徐锡麟请求恩铭去礼堂参加典礼，本想马上离开的恩铭竟然答应了。

徐锡麟引导着恩铭等官吏们往礼堂走，学生们也按照教官的口令列队准备进入礼堂。就在这个时候，从礼堂的窗户里面飞出一颗炸┑——炸弹是徐锡麟的同党陈伯平扔出来的。

炸弹没有爆炸，恩铭吃了一惊。

徐锡麟迅速从靴子中拔出两支手枪，一手一支朝恩铭开了火。

徐锡麟近视，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射击精度，但恩铭还是身中数弹：一弹中上唇，一弹穿左手掌，一弹中腰部，数弹中双腿。

场面开始混乱，当徐锡麟再次为手枪装子弹的时候，卫兵背起恩铭一路狂奔，陈伯平追上去继续射击，一颗子弹穿透恩铭的后脊椎嵌入心际。

官职仅次于恩铭的藩台冯煦被这一突发事变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徐锡麟在混乱中推了他一把：“冯大人快走，不关你的事！”

冯煦是汉人。

徐锡麟提着手枪寻找臬台毓秀，没有找到。

他捉住了告密的收支员顾松。惊恐万状的顾松说，他偷看了从日本寄给徐锡麟的信件，知道徐道台要造反，今天见气氛不对，才提醒巡抚大人注意。

杀了顾松后，徐锡麟带领学生们占领了军械所。

很快，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来了，他并没有带一兵一卒。

徐锡麟说，作为汉人，你应该协助起义，如果你能占领电报局，起义成功后自有你的大官职。

刘利贞转身走了。

按照起义计划，新军六十一标管带丁忽清率领部队赶到。清军为了防止士兵骚乱，平时不发子弹，士兵背的都是空枪。徐锡麟准备从军械库里取子弹，却发现军械库的大门由厚钢板铸成，根本打不开。从旁边的小库房里拉出六门大炮和数箱炮弹后，陈伯平主张开炮，先将抚台衙门轰掉，徐锡麟不同意，认为那样要伤及平民，“与革命宗旨不合”。正在争执的时候，四周突然枪声大作，那个本来答应占领电报局的刘利贞带领军队包围了军械所。

陈伯平中弹先死。

对峙射击五个小时之后，弹尽的徐锡麟和学生们被俘。

审问徐锡麟的是代理巡抚冯煦。

“恩抚台待你很好，为什么要谋害他？”

“恩铭待我很好，这只是个人私恩，而我杀恩铭是排满公理。”

徐锡麟供词：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人可无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载矣。观其表面立宪，不多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得快，越革命得快。我只拿定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近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我今日之意，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耳。恩铭想已击死，可惜便宜了毓钟山。此外各员，均悉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造反，所以将他杀死。赵廷玺也要拿我，故我亦欲击之，惜被走脱。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他又当面叫我捉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为同党报仇。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顺了。我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此实我最得意之事实。尔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现一并拿获，均不肯供出姓名。但此二人，皆有学问，日本均皆知名。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好友。被获者或系我友宗汉子，向以别号传，并无真姓名。若尔等所说之黄福，虽系浙人，我不认识。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他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大义，不胜欣幸。谨供。

徐锡麟被审问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恩铭口述了一份奏折，竟然是满纸哀伤：

奏为奴才受创甚重，难冀生痊，伏枕哀鸣，谨口授遗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以昏庸之资，叠荷圣恩，擢膺疆寄。自上年三月抵任后，深维时艰孔亟，非奋发不足图强，故将兴学、练兵、巡警、实业诸要政，同时并举。业经迭次奏陈。适值皖北大灾，筹赈筹捐，辛苦经营十余月，甫能告竣。本年沿江一带枭会各匪，遍地充斥，加以孙党勾结，时虞蠢动，奴才跌派员弁，四处侦缉……本月二十六日（农历），巡警学堂甲班学生毕业之期，奴才于晨刻率同司道亲往考验，方整齐行列之际，突见徐锡麟率领外来死党数人，皆手执双枪，向奴才连环轰击，相距不及五尺……奴才受伤虽重，而神志颇清，语音亦朗，犹冀不至于死。乃经西医启视，除左手右腿腹部三伤外，左右胯首及下部复有枪伤四五处，皆已前后洞穿，而腹部一伤，枪子未除，奴才自觉枪子往上行，将攻心际，西医云，非开剖不能取出。奴才今年六十有二矣，奏刀之际，生死尚不可知，特令奴才之子咸麟至前，口授此折。奴才死不足惜，顾念当此世变多方人心不靖之时，不得竭尽心力，以报国恩，奴才实不瞑目。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思其系前任湖南巡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第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可见仕途庞杂，治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莠不齐。奴才伏愿我皇上进用之时，慎选之也……奴才自在山西行在获觐两宫，仰承圣训，而后迭蒙迁擢，均未召令来见，犬马念主，从此更无重见天日之期，望阙长辞，此恨何极。伏枕哀鸣，不胜哽咽凄怆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此为恩铭遗折。

“恩铭既回署，命家人往延教会同仁医院英（英国）医生戴璜，命取出子弹，戴璜答以非割腹不能出之，恩铭许之，遂用铜器撑开肚皮，遍觅子弹不见，因复用线缝合。又割腿验视，亦不见。盖子弹为铅子，已被融化去。而恩铭乃不得复活矣。”

两江总督端方电令冯煦立即处决徐锡麟。

恩铭家人要求活剖徐锡麟之心以祭恩铭。

冯煦因内心感激徐锡麟在发难时将他放走，同时以为用活人之心祭祀死人未免过于残忍，虽不能阻止还是向手下做了特别暗示。

三司幕友，均绍兴人，为锡麟同乡，闻有剖心之说，先将锡麟之阴囊击碎，故割头剖心之时，锡麟已宾天久矣。

无法得知“将阴囊击碎”是怎样的一种刑法，但据说“此刑为诸痛之中最剧者”。

鲜红的心脏被利刃剜出，捧到了恩铭的灵柩前。

这种倒退到最野蛮时代的祭祀方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

徐锡麟残破的尸首，被钉在四块木板上，于抚台衙门东辕门外公开示众。

那一夜，安庆大雨倾盆。

徐锡麟被捕后，尽管秋瑾设法组织大通学堂的同志隐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但她依旧成为官府锁定的目标——徐锡麟的弟弟在被捕后供出了她，绍兴的劣绅也密告官府秋瑾准备发难。浙江巡抚张曾敭立即密令浙江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之率兵三百向绍兴进发。李益之怕士兵中有人与光复会有联系，出发前进行了严格检查，结果引起士兵的不满。士兵闹事的消息一经传出，浙江武备学堂的学生立即派人到绍兴劝说秋瑾赶快逃亡。

秋瑾有足够的时间逃走。

知府贵福带领赶到绍兴的新军开始搜查徐锡麟的住所，有消息说他们之后就要到大通学堂对秋瑾实施逮捕，那时秋瑾已从报上获悉徐锡麟在安庆殉难的过程，她“泣于内室，不食亦不语”，拒绝逃跑。及至新军将大通学堂的门口围堵，有学生劝秋瑾从后门乘船渡河逃走，秋瑾还是不语。最终，“清兵获瑾于内室”。

上海《大公报》报道了秋瑾被捕的过程：

绍兴知府贵福于初三日赴杭垣密见张中丞，计议围捕大通学堂之事。当派第一标常备军三百名，交该管带往徐锡麟曩时创办之大通学校搜捕。遂于初四日晨带兵赴绍，会同山阴会稽两县，即于是日将大通学校围住，排枪而入，不问情由，见人即击。时该堂方设夏期体育会，尚有学生十余人亦在会所研求体育，兵到时适有学生二人立于门首，见兵丁来势汹涌，疾避入内，兵丁遂开枪乱击，当场击毙二人，嗣即入内，大肆搜捕。诸生纷纷奔避，旋即尽数捉获，并无人与兵抵抗。秋女士见兵来，匿于空屋之中，兵丁即将其搜出，肆行牵拉几将身上衣服脱尽。又该校为练习体操故，向请有洋枪数十杆经官存案，至是全数为兵丁劫去，并有手枪两支亦为兵丁所得，乃即坚称由秋女士裤中搜得。即捕得秋女士以后，兵士即大奏凯歌拥送至府署……

审问秋瑾的是绍兴知府贵福。

贵福平素与大通学堂多有来往，与秋瑾个人也可称关系密切，曾写“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对联一副送给别号“竞雄”的秋瑾。审问时，秋瑾“百问不答”。福贵追问其同党，秋瑾这才开口，开口便提对联之事。贵福心有余悸，遂将秋瑾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

李钟岳，进士出身，几个月前刚刚到职。平素仰慕秋瑾的学问文章，对其“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的诗句极为赞赏。这个与清廷离心离德的官吏，在审问秋瑾的时候，特在花厅为其设座，结果审问者与被审问者在窗外秋雨的凄惶声中对谈甚久。李钟岳请求秋瑾自写供词，秋瑾只写下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贵福生怕秋瑾案牵连自己，电禀浙江巡抚张曾敭要求“先行正法”，张曾敭回电表示同意。贵福立即向李钟岳下达了行刑令。李钟岳虽然十分痛苦但无法拒绝。

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凌晨，秋瑾被钉上镣铐后自女监押出。

秋瑾提出三个要求：一、写信给家人和朋友；二、临刑不脱去衣服；三、不要以首级示众。

后两条被允许。

破晓时分，绍兴轩亭口笼罩在晨雾之中。

其时女士身穿元色生丝衫裤，足穿皮鞋，两手分缚系以铁镣，当其出山阴县署时，前后均有练军及防兵拥护，或推或挽形极狼狈。

行刑官问有何遗言，秋瑾平静地摇摇头。

轩亭口四周是围观如堵的同胞的脸。

秋瑾曾经为她创办的《中国女报》写下这样的发刊词：

世间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见闻，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之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真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大黑暗。黑暗也，危险也，处身其间者，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耶？然而沉沉黑狱，万象不有，虽有智慧，莫措其手……

在这个阴霾重重的拂晓，秋瑾身首分离，鲜血飞溅。

将一个女人押至男犯刑场、按照正法男犯的方式公开斩首，这是浙江巡抚张曾敭之流“从快从严”的治理思维。秋瑾临刑的前一天，张曾敭致信福贵：“此事入手，必须从严，始能解散，若意存消弭，酿祸必大。”封建帝制统治下的漫长岁月里，历代统治者都坚信这样一个治民真理：用最残酷的行刑方式向臣民传达治民者至高无上的威严，用国家机器的为所欲为让臣民体会到强权制造的生存噩梦，用受刑人悲彻绝望的呼号以及执行者的大声吆喝使酷刑实施后的世界一片寂静，于是统治者的政权便稳固如山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千年以来，这个真理似乎颠扑不破。

但是，一九○七年，自轩亭口那个飘着晨雾的拂晓被溅上一个女人的鲜血之后，这个真理动摇了。

秋瑾的血迹未干，那些在皇权统治下残忍而傲慢的官吏们突然间有些不知所措了，一个他们从未料想到的尴尬局面一夜之间出现了，那就是来自全国的铺天盖地的舆论抨击。

在朝廷预备立宪的时候，官吏们自然听说过“舆论自由”。但是，他们从未想到，在大清帝国的土地上，真的会有舆论自由的那一天，他们当然也想象不到一旦舆论自由起来对于他们将是多么巨大的灾难——什么是舆论自由？就是肆无忌惮地对官吏的行径说三道四；就是不再把掉脑袋当回事没完没了地与官吏们对着干。这样一来还有王法吗？

晚清中国的舆论界，基本上是民营报刊的天下，这是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当时，官方虽然掌握《京报》、《政治官报》和各部所办的报纸，但无论是数量还是发行量都无法与民营报纸相比。虽然官方已经意识到了舆论危机，主张加强官办报纸的引导力度。但是，民众喜欢看的还是民营报纸。民营报纸不但刊载上谕和重要奏折等，而且来自民间的信息量更大，言论更加自由。自清廷决定预备立宪以来，官方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如何控制舆论。

秋瑾罹难后不久，民营报纸开始高度关注秋瑾事件，不但对每一个细微末节毫无遗漏地连续报道，而且逐渐由披露事件真相转为直接抨击清廷官吏。认为杀徐锡麟，取其心祭恩铭，可谓野蛮之极，及至斩首秋瑾，“无辜株连”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上海《申报》“绍兴明道女学堂教习秋瑾女士曾至日本留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懔懔。”“懔懔”二字，已含彻骨之愤懑。民营报纸死死抓住秋瑾被“无辜株连”这一点，有意制造地方官吏与朝廷之间的矛盾，尽管官吏们反复说明杀秋瑾是得到朱批的，但各方舆论坚持故装不知，大量引用朝廷曾给地方官吏下达的“不可株连”的上谕，就是要造成地方官吏滥杀无辜的既定事实：

杀革命党，升官之捷径也。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

舆论把官方证据中那些相互矛盾、逻辑疏漏之处，当成一件极具群众性的侦破揭露活动，铺天盖地，穷追猛打，死缠不放——秋瑾私藏武器，私藏在哪里？是谁搜出来的？即使查出了武器，谁能肯定是秋瑾藏的？说在秋瑾身上搜出来的，哪有明知官府来抓却把武器故意带在身上的匪？秋瑾通匪？通的是哪一股匪？——舆论众口一词，那就是罪名“莫须有”。

浙江巡抚张曾敭感到了恐惧。要是在几年前，他是不会害怕，因为像这种明目张胆地为乱党喊冤，可以先封报馆，然后自有酷刑对付这些无法无天的臣民。但是，张曾敭知道现在不行了。那些报纸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把大量的内部行为掌握得十分翔尽，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一手遮天办案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更何况，现在连朝廷都预备立宪了，天下人人都开始讲文明政治了，不但不敢尽杀，也实在无法杀尽。最可怕的是，在舆论的煽动下，革命党人已经明确把涉及秋瑾事件的所有官吏一一列入了暗杀名单。

惊慌失措的绍兴知府贵福电报请示张曾敭如何是好。

张曾敭回电让贵福自己想办法向公众解释。

福贵没有办法，只有公布秋瑾的供词。谁知供词一出，立即被舆论痛斥为是官方伪造的：

秋瑾杀无供词，越人莫不知；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和“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辞，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词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大与昔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煅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福贵百般无奈，贴出一张“安民告示”，劝说民众不要听信谣言自生滋扰。这一下，舆论干脆把清廷官吏们列入了强盗之列：

犹强盗之人入室，亦既席卷财物，戕伤事主；及其去也，乃温颜而喻之曰：吾之此来，凡以保尔生命财产之故，不必惊惶，自生扰乱也。其孰信之！

自秋瑾死后，无论官方说什么，民间就是不信了。

舆论达成的普遍共识是：徐锡麟不是强盗，秋瑾不是强盗，所有的革命党人都不是强盗，如果说这个世界有强盗的话那就是清廷的官吏。

更让浙江巡抚张曾敭和绍兴知府贵福想不到的是，本以为为朝廷立下大功，结果却是前程就此断送。被舆论斥之为禽兽的张曾敭，在巨大的压力下称病不出，最后因无法继续在浙江待下去被朝廷调往江苏。但是，朝廷的上谕刚下，江苏教育总会和预备立宪公会立即在全省展开了猛烈的“驱张运动”，“人情汹惧”地呼喊江苏绝不能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朝廷无奈，再次下旨将张曾敭调往山西，尽管驱张态势暂时缓解，可张曾敭在山西任职不久便被免职了。

贵福也被调任别处，遭到了所有人的唾弃，直到帝国倾覆、民国诞生依旧声名狼藉，最终不得不改名换姓了却残生。

那个亲自把秋瑾送上断头台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更是难以平复内心的愧疚，两次自杀未遂后，于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再次自缢，终于身亡。

晚清舆论的独立性、权威性和群众性，就那个时代而言令人瞠目。

有史论称，秋瑾事件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

秋瑾罹难后，尸骨被草草埋葬于绍兴文种山上。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秋瑾的棺椁被下葬在杭州西湖风景区的中心位置，墓地是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为她选的，浙江学界数百人为秋瑾举行了追悼会。几个月后，有官吏奏请朝廷平毁秋瑾墓并捉拿营葬人，理由是“将女匪秋瑾之墓改葬，规制崇隆，几与岳武穆（岳飞）之墓相埒”，将其捣毁才能“遏乱萌而维持风化”。两个月后，秋瑾墓被平。正在因病住院的吴芝瑛直接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表示世道自有公论，要捉就捉，她绝不避祸。事情一经传出，再次引起舆论大哗，而且这次的影响居然闹到国外去了。当时，清廷刚赶制出一批银制酒杯，准备送给来访的美国水兵，英国的《泰晤士报》不但刊登出吴芝瑛的大幅照片，而且著文表示声援：“现清廷欲将一个仗义的女子从病院赶入牢狱致死，尊重女权的美国官兵难道还愿收下这批纪念银杯吗？”清廷不得不收回了捉拿吴芝瑛的通令。

志士们所期望的“以血唤起民众”的夙愿在秋瑾身上体现得格外灿烂。

秋瑾以她的生命换来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使她的死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众声喧哗，一个令人向往的境界。

对于历史来讲，众声可以喧哗，无疑是一种进步、一种希望、一种催生。

而对于大清政权来讲，在众生喧哗下过日子，才是真正生死考验的开始。

[HS4]第三章巩金瓯

碧血横飞

“中国军队今天相当强大，但是，它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卫它的领土。”就在长沙饥民与官府发生大规模冲突、负责守卫省城的官军不禁杂念丛生的时候，滞留在檀香山的孙中山对当地《晚间公报》记者谈到了中国军队，“中国的军队有三十六镇。其中的十五个镇已经按照现代的军事制度组成。人们实际上认为，他们赞成革命的主张。士兵们被在外国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统率。他们掌握现代军事知识……中国在时势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将被这支军队革命化。”几天后，在回答檀香山《广告者》报记者的采访时，这位著名的流亡者再次谈到了中国军队，因为他获悉清廷准备在六年内拥有三百万清军，孙中山说：“这支军队不可能全是满洲人。他们可以任命许多满洲军官，但是，军队的大部分将是中国人。当满洲王朝指望使用这支军队去使政府为人民接受时，这支军队能颠覆篡位者并压碎他们。在我看来，这样的事即将发生，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会睡觉……当伟大的高潮来临时，军队将成为我们的军队。”

仍旧处在到处被驱逐并饱受同盟会员攻击的孙中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断言大清帝国的政府军不但将被“革命化”，并且在将要爆发的革命行动中“颠覆篡位者”——革命党人始终称清廷为“篡位者”，他们宣称满族皇族篡夺了汉族的大好河山——由此可见，孙中山并不认同他领导的暴力革命目前正处于低潮。极其具有预见性的是，一九一○年，他已切实关注到了蔓延于大清帝国政府军内部的某些反叛倾向，这使始终无法寻找到真正有力量的同盟者的他能够从屡战屡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军队将成为我们的军队。”

武装起义屡次失败后，孙中山把国内的一切事务委托给黄兴和胡汉民，自己再次开始周游世界，专为革命筹集款项。一九○九年五月十九日，他离开新加坡，途经法国巴黎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于八月七日到达英国伦敦。孙中山囊中空空，在留学生们的资助下勉强维持生活，他渴望回到距离中国最近的日本，为此他拜访了日本驻英大使馆。日本参事官加藤山座接待了他。他询问是否能够得到在日本居住的许可，加藤山座如实表述了日本官方的立场：“若允许其回日本，则彼等清国人攻击日本之气焰不仅必将更为高涨，而且近来北京政府内部已略有警醒，认为须与日本维持良好关系，稍加努力，则可顺利解决满洲悬案。假如允许孙回日本，则必将使彼等再起猜疑，外国又将随而乘机中伤。因此，考虑日清两国大局之利害，对其回日本之事，帝国政府最终将不会批准。”孙中山解释说，他本人也不赞成在没有准备好或形势不许可的情况下盲目发动武装起义。但是，他的同志们此时正对大清帝国的下层人民“着重于政治上的鼓励”，特别是对大清帝国的政府军已经有所影响：“他们在汉口及南京之军队，指挥之将校多数为我党人士，因此时间一到，则必倒戈以投我党；北京军队则自袁世凯罢黜以来，气氛大变，对政府不忠。”

帝国政府军中的将校军官“多数为我党人士”，这个惊人的信息出自中国最著名的革命党领袖口中，想必加藤山座定会万分惊愕。

十月三十日，孙中山从英国启程，于十一月八日到达美国纽约。虽然受到洪门老友们的接济，但为了筹款需要到处走访并发表演讲，孙中山困顿到了连五美分车票钱都没有的地步。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顾维钧请孙中山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他的话使我心服。看来他有充分理由来组织一个政党，他相信每一个关心国家幸福的人都应该属于这个党。”在谈到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事业时，孙中山表示“一旦他得到人民和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就肯定会胜利”，他寄希望于大清帝国政府军的内部哗变。接着，顾维钧聆听了孙中山关于他亲率一支强大的军队横扫中国大江南北的畅想：

他说，这支军队会很容易，从华南行军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英里到达北京。他所显示的对本国地理的知识，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可以列举一个又一个城市。总之，他说中国必须有一次革命。这场革命一开始，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向北京进军就不会有困难。他说，他将从广州或桂林出发。接着他就说，某地有一条河流，某地有一座多高的山。对啊，这就是北伐思想的萌芽。我觉得这个思想一直保存下来了，甚至在他死后还实现了。

为了实现横扫大清帝国的梦想，孙中山仍旧在努力筹款，他知道他的同志们目前最需要的还是钱。之前在法、英两国的筹款很不顺利。他写信给南洋的同志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法国筹款的经手人试图从中渔利；法国官方不愿意出钱，资本家也疑虑重重；英国的资本家虽然附加条件不多，但需要可靠的人从中担保利息的支付，而这个可靠的人目前还没找到。

此时，以胡汉民为支部长的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已在香港成立，并正筹划着新的武装起义。最重要的是，起义的同盟者已明确定位于具有反叛思想的清军军官。

对于大清帝国来讲，其军队已成为危及政权的最致命的因素。

大多数社会史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但也有学者认为，自秦汉以下遂成“士农工商兵”的“五民”秩序。其中，“士”为儒生的代名词，“兵”则专指军人阶层。中国自隋朝始开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选仕，造就了“十万进士”和“百万举人”，这些“士”不但名记史册，更是国家的栋梁。而在儒家学说成为社会统治文化之后，国家军队一直处在文官的管辖之下。“国家军旅之事，专任武臣，其在直省者以文官监督，曰总督，曰巡抚。”所以，在中国，没人认为从军是件有前途的事。“武生武举，人皆贱之。应试者少，甚至不能足额，乃以营卒及无赖子弟充之。”武状元就是当了皇帝的侍卫，也无法与文状元入阁拜相之荣耀相比。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内在情性的至臻完善，这种文化取向导致一个泱泱大国虽有军队但已没有尚武精神。

大清帝国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军制，即旗营、绿营和勇营。旗兵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组成，二十四旗共约二十八万人，其中负责京畿安全的四旗全部由满族子弟编成，其余二十旗分别驻防在全国的重要城镇。绿营是后组建的一支清军，官兵皆为汉人，兵营在京者归步军统领管辖，兵营在外者归所在省督抚“节制调遣”。鼎盛时期的绿营兵力达到五十万。及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因世袭饷银而养尊处优的八旗兵和因“饷给过薄”而军纪涣散的绿营兵均不堪一击，咸丰皇帝遂一口气任命了四十多位团练大臣去各地组织地方武装。由后来的湖北巡抚、两江总督曾国藩创办的湘军以及由湘军派生出来的淮军、练军和防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中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大清帝国近代意义上的军队。

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已经配备了洋枪洋炮的军队，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外国军队的入侵却一败再败。“以国家规模和资源情况评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像大清国这样脆弱。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大清国，其士兵数量相对来说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所谓的士兵，其中大部分名不副实。他们装备极差，而且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国军队军纪恶劣，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万分恐惧。”甲午战争后，清廷意识到军制变革已势在必行。在督抚大臣们的强烈呼吁下，清廷拟八年之内将绿营兵裁撤完毕。紧接着，一九○七年，清廷颁布上谕，取消了八旗兵世袭皇粮的规矩，且下令遣散各省的八旗驻防军。

清廷决心编练新军。

中国近代兵役制度的确立，始自督导全国新军机构练兵处提出《新军制方案》，并因袁世凯和张之洞两位汉大臣的有力实施而获得成效。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全盘采用西法，从征兵条件上就一反传统，他严格选拔粗通文字、无不良嗜好和体力精壮者——“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令必不能滥充。”张之洞则特别要求士兵必须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不但能够书写，且要知识广泛，在他的“秀者为兵”的号召下，湖北新军的素质之高令人惊讶，其士兵识字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湖北新军第三十二标士兵中知识分子的总数占百分之二十以上，一九○五年湖北黄陂县征召的九十六名新兵中竟然有十二个禀生和二十四个秀才。

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约为一百万，除去人数最多的非正规军巡防营、残留的八旗军和绿营军以及为数不多的海军和军校生外，共计十四个镇的新军总人数约为十四万。毫无疑问，这十四万新军才是大清帝国最具战斗力的军事集团。

在提高官兵，特别是军官的军事素质上，袁世凯采用的是引进的办法，北洋军的教官几乎都是从西方军队聘请的。而张之洞则热衷于将湖北新军的军官们送到日本和欧洲去留学。于是，在大清帝国的新式陆军中，除了传统士人出身、旧军人出身的军官外，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型军官的比例十分可观。知识型军官来自国内武备学堂和海外军事留学两大渠道，他们是新军中的精英，无论思想和行为都与传统军人有很大差异，他们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进步因素，也是未来主导社会走向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新军军官心绪动荡，欲念丛生，他们对人生境况、国家现状以及为之效忠的朝廷都心怀不满。新军军官多是科举废除后拥挤到军队中来的，但军队的现实处境却令他们极度失望，军职有限，仕途渺茫。因为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染，中国人绝少有的个人意识和国家意识在他们心里鼓荡，他们在为皇朝效忠还是为国家服务的矛盾中辗转不安。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三十标排长张廷辅说：“以前是对皇帝个人尽忠，现在要对国民全体尽忠。对个人尽忠是军人之耻，对国民尽忠是军人之荣。”新军军官们对革命党人的政治文论热情追捧，他们同样相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清廷的专制腐败与墨守成规——“咸思为民族求光荣，为国家求生存。”

显然，新军中出现的众多军人社团组织，对反叛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军人社团组织不但在新军中唤起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标志着清廷控制下的国家军队开始了有组织的政治越轨。越轨的发轫，体现在新军官兵剪去了象征效忠清廷的辫子，而在对待新军官兵辫子的问题上，清廷的权势已处于万般无奈的境地：一九一○年九月，陆军部、筹办海军处和外务部被告知，“如果他们属下的官员要割辫子，不必阻拦。但这条规定不适用于中央其他机构。结果，陆军部官员与许多高级军官剪去了辫子，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军校生马上效仿”。此举立即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他们很快意识到，革命党人的政治触角已经深入到了新军内部。

两江总督端方上奏：

近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印刊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揭竿倡乱之时，军官反为彼用，否则弃甲执冰不与为仇。以奴才所闻，各省练军防勇熏其逆焰者，已不乏其人，而皆深自秘藏。孰为良民？孰为逆党？虽极明察之将领，亦苦于辨别未由。

摄政王载沣的寝食不安，正是来自他一个清醒的认识：仅仅把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赶出京城，将清军的最高军权掌握在皇族手中，并不足以令大清帝国安然无恙。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不但新军中的年轻军官们，就连有权指挥军队的各省督抚们——当然都是那些汉督└А—皇族实际上已经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了。

一九一○年，政府军与政府的离心离德，已使大清帝国濒临最危险的境地。

最早策划新军起义的是安徽岳王会的革命党人。

岳王会，主要由安徽公学思想激进的教员组成，乃“安庆军界运动革命之先锋”。

熊成基，江苏扬州人，一八八七年出生于一个官吏家庭。“幼年入塾就学，喜读兵书，不屑咬文嚼字；有与谈兵者，则欣然忘寝食。或问之，熊曰：‘大丈夫生不能为国家效力，耻孰甚焉。治天下，本尚文，今何时也，舍武事安能遂吾志耶？”于是，从扬州至安庆，进入安徽武备学堂，不久加入岳王会。武备学堂中途停办，他与同学倪映典等人进入南洋炮兵速成学堂，因“成绩甚优”毕业后任陆军第九镇第九标炮兵排长。一九○七年，熊成基调回安庆，先在马营任队官，后任炮营队官。

一九○八年，清廷决定江南各镇新军在太湖举行联合会操，时间定在十一月，并指派陆军部尚书荫昌和两江总督端方为阅兵大臣。熊成基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可在会操阅兵的时候突然发难。但是，安徽巡抚朱家宝对新军内部的不安早有察觉，为防不测，规定所有“知识较新”之官兵一律不准派赴太湖。熊成基计划受挫，遂决定利用会操导致兵力空虚之际在安庆发动起义。就在这时候，传来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同时死去的消息，“朝野震动，人心惶惶”，熊成基更加坚定地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十一月十九日，他召集同志开会，决定当晚十点，由熊成基掌握的马营和炮营首先在城外发难，由薛哲的步兵营和范传甲的辎重队在城里内应。破城之后，立即推举总统，要求各国承认，然后赶往太湖控制会操的清军，渡江攻占南京后再向北京进发。

但是，起义发动时，发生了种种预想不到的情况。先是炮营管带陈镛昌反对起义，被起义官兵砍死；马营管带李玉春也不赞成起义，被官兵围攻并被砍伤，混乱中夺路逃走。接着，起义官兵放火焚烧了步兵队营房，开始进攻位于城北的菱湖嘴弹药库，守库的正目（班长）是范传甲的胞弟，他打开库门让起义官兵获得弹药，然后与北门附近的步兵营官兵会合，两路人马开始攻城。按照计划，城内的薛哲和范传甲将里应外合。但是，当薛哲率领百人向北门开进的时候，发现北门已有巡防营重兵防守。同时，辎重营的范传甲和讲武学堂的张劲夫也发现自己受到严密监视，已经没有了指挥调动部队的可能。原来，起义计划已被第三十一协协统余大鸿侦破，他迅速加强了安庆城防。安徽巡抚朱家宝也于十九日中午匆忙从太湖赶回，并以重金贿赂巡防营官兵“使勿投入革命军”。

城外的起义官兵在没有内应的情况下只有强行攻城。炮营虽然带了不少炮弹，但炮弹的引信还在城内的仓库里，致使大炮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起义官兵的子弹很快消耗殆尽，而攻城之战事没有任何进展。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两艘军舰原表示参加起义，但在朱家宝的威逼利诱下，这时候突然转向起义官兵开炮。起义官兵两面受击，无力支撑，被迫改变起义计划，向集贤关方向撤退，准备攻打庐州，然后与凤阳、颍州等地的会党取得联系。然而，在清军炮队马队的合力追击下，起义官兵到达庐州时所剩不足百人。于是队伍溃散，熊成基逃走。

城内的范传甲听说行动失败时，放声大哭，他不愿意自己苟活，决定去刺杀协统余大鸿，行动未果被捕。清吏施以酷刑，范传甲大骂不止，被杀前高喊：“我是汉族无用的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愿我同胞共同杀贼，勿因我之未成而气馁！”史书记载，范传甲头颅跌落，但身体挺立良久。

薛哲被押到督练公所大门外枭首示众。

受到株连的官兵和军校学生达三百余人。

新军统领顾忠琛因“事前失察”，被发配新疆。

安徽巡抚朱家宝因防范不严被“传旨申饬”。

新军协统余大鸿因处理不当“先行撤职”，继而被处“永不叙用”。

熊成基先出走日本，后潜回东三省筹划革命，两年后在哈尔滨被捕。在被押往刑场时，背上缚有斩条，双手向后被粗绳紧系，照相之后拒绝下跪，刽子手强行按下，刀起头落，时年二十三岁。

熊成基供词：

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盖由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芳早放一日。故我现在望速死也。呜呼！政府！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

几乎与此同时，同盟会员也在积极运动广州新军。

赵声，江苏大港人。十九岁时考中秀才，因不满足“于墨汁中求生活”，二十一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因倾向反清革命被迫退学。一九○五年，清廷于江南初创新军，赵声至江阴教练新军。后曾在南京任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标统，熊成基就是在他的召引下加入新军的。一九○六年，赵声在南京加入同盟会。后因鼓吹革命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怀疑而被免职。一九○七年，他投身广州新军，先后任第二标三营管带、第二标标统、第一标统带等职。端方得知这一讯息后，致电两广总督张人骏：“声才堪大用，顾志弗可测，毋养虎肘腋，致自贻患。”赵声遂被削弱了兵权。因暂时无法在新军中组织起义，他弃职离开了广东。

同盟会并没有因此放弃策动广州新军的活动，其中最得力者是同盟会员倪映典。

倪映典，安徽合肥人。一八八五年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十九岁考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加入革命团体岳王会。一九○六年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结业后成为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这一年的冬天，第九镇奉命镇压爆发于湖南、江西交界处的萍醴起义，倪映典与赵声等密谋“寻机响应起义”，未果。一九○八年，因策动起义之事有所暴露，倪映典被迫出走，投奔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任监督的赵声，并在赵声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倪映典改名倪端，加入新军，任炮队见习排长。他极具宣传鼓动才能，常常绘声绘色地宣传排满革命，“言至激愤，拍案几绝”，以至新军官兵都称他为“革命大师”。

当时，广东新军共六千余人，其中第一标驻扎燕塘，第二、第三标驻扎北校场。在革命党人的艰苦努力下，广东新军中的同盟会员迅速发展，至一九○九年秋，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同盟会员已达三千多人，占广东新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倪映典赴香港向同盟会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报告情况，南方支部遂决定次年寻机发动起义。胡汉民对起义进行了明确分工：倪映典负责策动新军，张醁村、姚雨平运动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会党。

南方支部电告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汇款两万元应急，同时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等来港主持。同盟会领导人相继到达后，起义的筹备工作愈显顺利：湖北的革命党人表示，只要广州起义，湖北一定响应；而孙中山回电承诺款项很快便可寄来，香港的同盟会员商人李海云也捐助了两万元。

踌躇满志之际，广东新军第一标的一位军官，无意间在军营中捡到一张同盟会的会票，为此一位名叫巴泽宪的排长逃亡。接到报告的两广总督袁树勋立即警觉起来，虽未公开搜捕，但他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密令将新军各标的子弹运进城内。倪映典认为夜长梦多，再赴香港商榷，南方支部随即将起义时间定在了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即一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一○年的除夕是二月九日。

这一天，广东新军第二标三营士兵吴英元请假出营，他要到广州城隍庙秀文斋书店取他定制的一百张名片。印制名片的价钱，是事先与店主商定好的两角五分银。但是，当吴英元来到秀文斋书店的时候，店主说吴英元定制的这种名片比较高级，两角五分的定银只能印制五十张。双方遂为此发生了口角。吴英元一气之下把店里的柜台掀翻了。巡警闻讯前来干涉，并带吴英元和店主一起去警察局接受询问。途中，遇到另外几名新军士兵，听说巡警要把自己的弟兄带走，一声唿哨，几个新军士兵即刻与巡警扭打起来。“该巡警见情形不佳，立响警笛，以有警士数人，闻声驰至。”由于巡警人多，不但吴英元没有抢回来，几名新军士兵也被强行带到了警察局。晚上，第二标统带派人到警察局领人，谁知警察局坚决不肯放人。消息传到军营里，新军官兵们群情激愤，声言要与警察打上一仗，把弟兄们统统抢回来。

倪映典连夜赶到香港，黄兴、胡汉民和赵声彻夜商议，几个人一致认为，如果此事导致新军被遣散，原定的起义计划就要落空，于是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至正月初六，即二月十五日。

大年初一，即二月十日，早上七时，新军第一标数百名士兵“各携枪械”冲出军营，直奔警察局而去。昨天被警局带走的士兵是第二标的，但第一标的士兵认为这是对全体新军的侮辱。士兵们蜂拥而至，不但把第二标的士兵救了出来，而且还把警察局顺手砸了。城内另一个警局的巡警闻讯前来制止，结果新军士兵把那个警局也砸了，重伤一名警官和数名巡警，还有一名巡警被当场殴打至死。军警冲突如此严重，总督袁树勋立即调集其他军力警力前往弹压。但是，第一标的新军士兵已经打红了眼。袁树勋惧怕此次骚乱有革命党人煽动，于是命令关闭城门，派驻防广州的满族旗兵负责城防。回到城外军营的第一标士兵感到未能泄愤，再次集合入城，准备与所有的巡警血拼一场。但是，城门已经紧闭，第一标的士兵强行入城，遭到旗兵的射击，数名新军士兵中弹负伤。身为汉族的新军士兵和身为满族的旗兵交战，即刻把一个普通冲突演变成为政治事件。两者僵持之际，包括水师提督李准等清军将领率领的部队陆续到达。兵力的不断加剧预示着事变已经变得不可控制。

这天晚上，倪映典自香港回到广州。

闻讯后，他决定根据事态的发展随时起事。

大年初二，即二月十一日，新军协统张哲培、标统刘雨沛为防止士兵再次入城滋事，宣布把初二、初三的两天假日改为军营运动会，任何人不准请假外出。命令一下，顿时躁乱。第一标三营的士兵要求放假，他们带着极度的不满冲进炮营，大喊“兄弟们大家出去”。炮营的士兵加入后，士兵们又冲进辎重营，“搜出辎重枪甚多，又得空炮，遂将之乱放”，然后蜂拥而出。协统张哲培见事态严重，赶快进城躲避。刘雨沛出面阻止，被新军士兵打伤。这时，传闻说长官正调集军队前来弹压，新军士兵们更加愤怒，由于所有枪支上的扳机都已被卸下，士兵们开始到处搜寻，刚好有辆马车还在奉命往城里的军械局运送扳机，结果被一抢而光。

倪映典认为：“此等机会，虽有钱亦买不来。”

他和他的同志一起鼓动士兵们前往协司令部、讲武堂和各营去抢夺弹药，号召大家趁机起义。有人担心缺乏弹药和扳机无法作战，倪映典告诉大家：“只管放心放手做事，香港即时就有接济。”

大年初三，即二月十二日，重兵将来军营弹压的风声越来越紧，士兵中弥漫着恐慌和紧张的气氛。昨天躲避起来的官长也打来电话，警告士兵们不要轻举妄动。倪映典带领革命同志冲进炮兵一营，一管带漆汝汉正在“站队演说”，要求士兵们勿受逆党诱惑。倪映典“手持短枪，突前直刺其后心。漆负伤，跑至协司令部倒毙”。炮营的另外一名队官也被击毙，其余两名队官竟然在惊惧中自杀了。倪映典正式宣布起义，随即被新军士兵推举为总司令。在他的率领下，千余名士兵冲出营区，准备经沙河攻击广州城。

这时，水师提督李准、统领吴宗禹率领巡防营两千余人正从大东门、大北门和小南门分三路迎击起义士兵。很快，两军在牛王庙附近相遇。同是新军的官兵们居然如同敌人一般对峙，这让双方都感到有一些怪异。对峙中，统领吴宗禹在阵前大声呵斥，说如果现在放下武器回到军营中去，可以免闹事者的死罪。话音未落，倪映典“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之革命旗”，“骑马驰骤，意气自豪，大呼曰：‘尔等兄弟们如给我面子，当来合队攻城，否则吾首领已有命令，嘱我党今日进城，如不来即开一仗！”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无论兵力还是火力都处于劣势的起义士兵顿时出现了伤亡。

起义士兵很快得知，他们的总司令倪映典死了。

有史料称，倪映典是在战斗中阵亡的。但有更为可信的史料证明，倪映典死于管带李景濂的暗算。李景濂是同盟会员，平日里与倪映典相熟，他曾向倪映典承诺，只要他能说服自己营里的弟兄们，必能得到拥护。但是，两军发生战斗的时候，李景濂陡生变心，认为邀功讨赏的机会来了。

旧历正月初三早，双方列队相见。我方占领牛王庙教会山，利用铁丝网掩护，阵地较优。我嘱唐维炯、童常标两营长（俱安徽人，与倪同乡）请倪答话。倪出阵到阵前，我即以唐、童二人请其入营磋商条件。条件当然不能谈妥，倪便退出。我方即用乱枪将倪击毙，并进攻新军。新军大败，缴械解散。对外宣传所说在阵上杀倪，是为了防革命党对我实施报复的。

激战数小时后，起义新军因子弹告罄，“纷纷弃械而去”。

那些战死的起义士兵的尸体被红十字会收殓。

起义官兵逃亡者百数十人，被捕者百数十人，其中三十多人被判斩首。

倪映典的头颅被悬挂在提督府衙门的大门之上。

这次由新军骚乱导致的起义，论其失败原因除了发动仓促之外，与士兵们的焦躁与冲动也有很大关系。革命党人曾做出奖励承诺：“如果对革命有功，可以受到升级奖励，而且可以超级升上去，只要你能掌握一部分军队起义，这部分军队立即归你指挥，并即刻升你为这部分的官长。例如，一个班长若能号召一营人起义，立即可以由班长升为营长，这营人就归他指挥。”热情高涨的士兵们个个毫无顾忌，忙着雕刻图章以备起义后升级使用，“大有天下快变为我们的天下之势”。这种忘乎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官府的察觉，结果他们枪支上的扳机连同子弹统统被收走┝恕—“查此次新军失利之故，实因枪弹仅得七千颗左右，每人不及七颗。”

庚戌广州新军起义，被孙中山称之为同盟会的“第九次失败”。

无论如何，新军官兵的革命热情，还是令革命党人感到无比振奋。较之反复利用会党而屡次失败的往事相比，他们更为明确地认识到，发动新军起义将是达到革命目的的最有效的方式。同盟会南方支部领导人胡汉民认为，发动军人造反非常合算，不用为其筹集军饷和武器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夫革命之事，国各殊料，而其旨趣则同，皆所以变易人民对强者之关系也。强者因与习惯，有所评介，无自贬损之理，非破坏其势力不可，此于政治上关系为尤甚。故革命积极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军人。用志专而行事简，流血五步之内，虽有万众无所施，夺元恶之魄，而作国民之气，惟刺客为能。然其组织不改，其团体固在，则去其一二分子，而代生者如故。必尽举而覆之，为拔本塞源计，莫如用军人。此不易之论也。军人从事革命者，亦有二：其一，有革命党之自力所召集；其一，则本属于政府，入其室而操其戈。民贼独夫恃军队为保障，而军队亦以民党合，则彼失所恃。抑使为革命者无筹饷备械之多费，事半功十，计莫便于是。

胡汉民号召军人要对得起人民的供养：

凡为军人者，当自知其天职所在。盲从政府之命令，盲从上官之指挥，非天职也……官吏与军人，皆同时不能从事于自养，故受养于农、工、商百姓。亦惟其有可以分功而利民者，故农、工、商百姓供养之而无憾……故军人之天职，曰保国，曰卫民。而保国之义，亦从卫民而来。不知卫民之义者，不足与言保国……军人实具左右一国政治之能力。其使我炎黄遗胄遂光复诸夏并脱专制之毒也，时惟军人之功；其使之永永为奴于满洲而不可复也，亦惟军人之过。命为军人，死非所畏，果能决心，事成固与国民俱受其福，不成则为民流血，为国流血，求仁得仁，于斯为大，亦可以一瞑不视，无几微之遗憾矣。

最后，胡汉民高呼“军魂兮归来”：

嗟夫，军人！岁不我与，来日大难。知御侮卫民之职，则当瞿然如梦觉矣；思亡国灭种之惨，当惄然不安寝食矣。见土耳其军队革命之捷报，胡不为之拔剑而起舞乎？闻满洲人练兵防贼之鸮声，胡不磨刀霍霍以相向？呜呼！军魂兮归来！勿论已成未成之新军，将裁未裁之旧旅，其同仇偕行，集我黄帝大刀阔斧之下，则余小子不武，犹堪执鞭以从也！

孙中山给友人写信，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不过差五千元之款，致会党军不能如期至省，所幸二、三标尚能保全无恙，仍可留作后图”。他表示自己将继续留在美国，“到各埠联络同志成大团体，以筹巨款”。

二月二十四日，中国同盟会旧金山分会成立。

三月，孙中山开始为新的武装起义进行更为庞大的筹款行动。他通过美籍华人政治家容闳和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与美国银行家布思取得了联系，经过三次会谈，初步达成贷款协议：一、中国革命党暂行中止中国境内一切不成熟的起义，改为充分准备以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起义的策略；二、由布思负责向摩根财团贷款三百五十万美元支持中国革命；三、运送一批在美国由荷马李训练和统率的军官以充实革命军；四、中国革命成功后，美国债权人可享有在华开矿、兴办实业等特权。贷款分四期支付，以十年为限，年息百分之十五。

孙中山任命荷马李为“司令”，全权指挥由孙中山掌握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包括“由天地会会员编成的五支革命军，人数大约一千万”，以及由同盟会员组成的革命党，“为三万多学生和海外知识分子”——无法得知，一千万的会党和三万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这一庞大的数字是如何统计出来的？显然，孙中山并没有把具有反叛情绪的大清王朝政府军官兵算在内。或许，让一个美国人去指挥中国的政府军实施起来不太现实？孙中山还任命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可以“代表本会及以本会名义全权处理接洽贷款、收款与支付事宜，及在本会总理随时指导下处理任何性质的委办事项”。布思要求发给他有中国各革命领袖签名的委任书。由于当时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正受到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攻击，于是他写信给黄兴请代办委任书事宜。黄兴接信后十分兴奋，因为如果巨款能够筹集到手，武装起义便有再次实施的可能。他立即把签名的委任书寄出，并提出了再次起义的策动对象：广州新军。

一九一○年五月，孙中山秘密离开美国抵达南洋，准备就近领导国内起义。但是，荷马李和布思承诺的贷款迟迟没有消息，孙中山要求布思先垫支五万元的信函也没有回音。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参加。会议商议以广州新军为主力再次发动起义，同时联络巡防营和会党响应增援。由于广州新军有枪无弹，会议决定选择革命志士五百人为先锋于城内首先发难，然后打开城门与起义的新军里应外合。会议甚至还设想了占领广州以后的行动：黄兴率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率军出江西趋南京，两军会师长江后大举北伐。

孙中山说：

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则已甚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以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财用一层，吾当设法……现在时机已迫，吾人当为破釜沉舟之谋。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吾当不乏热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未先事为备，每有临渴掘井之患。今举全力以经营，鉴于前车，故为充分款项之筹备。事济兴否，实全系之。

会后，孙中山回到美国，开始了艰苦的筹款。海外华商大多赞成革命，但说到捐款大多不肯答应。由于筹款情况与预想的数目相差太多，黄兴十分焦急，认为“现在事势已迫”，如“不能筹足预定之额，则全局瓦解”。最后，经过多方奔走，终募得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其中美洲七万七千元，英属南洋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荷属南洋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

对于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的革命党人来说筹得如此巨款实属不易。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黄兴到达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成立了起义统筹部。统筹部缜密地将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分属各课：“曰调度课，掌运动新旧军人之事，举姚雨平为课长。曰交通课，掌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交通之事，举赵声为课长。曰储备课，掌购运器械之事，举胡毅生为课长。曰编制课，掌草定规则之事，举陈炯明为课长。曰秘书课，掌一切文件之事，举胡汉民为课长。曰出纳课，掌出纳财政之事，举李海云为课长。曰调查课，掌伺察敌情之事，举罗炽扬为课长。曰总务课，掌其他一切杂务，举洪承点为课长。”同时，设立实行部，专以制造炸弹。

同盟会决意此次“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赴之”。

三个月后，黄兴主持召开发难会，制定了十路进攻的具体起义计划：

一、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总督署。二、赵声率苏皖同志百人攻水师行台。三、徐维扬、莫纪鹏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练公所。四、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满界及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五、黄侠毅、梁起率东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六、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领飞来庙，攻小北门延新军入。七、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旗界石马槽军械局。八、张六村率五十人占龙王庙。九、洪承点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炮营。十、罗仲霍率五十人破坏电信局。此外，加设放火委员，入旗界租屋九处，以备临时放火，扰其军心。其司令则为赵声，副之者黄兴。

起义日期定为一九一一年四月三日。

但是，就在预定起义日期临近的时候，从美洲和南洋筹集的款项大部分还未到手，从日本和越南购置的枪支弹药也没有全部运抵，更重要的是，连续发生的两个刺杀事件，使局势骤然复杂起来。

北京地安门附近鸦儿胡同迤西有一座小石桥，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深夜，附近的一个居民在门外溜达，看见桥下有两个人影形迹可疑，喧嚷之后居民们赶过来查看，两人已走。天亮后，小桥下发现一个二尺多高的大铁罐，上边连着一根电线，一直向北通到甘水桥下，并与一个类似电话匣子的铁盒衔接着。居民们立即报告官厅，官厅层层上报，一直报到内务部尚书善耆、九门提督毓朗和警察总厅丞章宗祥那里。经过勘查，确定是革命党人为阴谋炸死摄政王载沣所为，因为这座小石桥是载沣每天上朝的必经之路。负责侦破此案的，是载沣的马队卫士金祥瑞。经过秘密跟踪和调查，十几天之后，他于琉璃厂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抓住一个青年，在其身上搜出现洋五十、金表一只，这个青年头上的辫子是假的。

汪精卫，广东番禺人，名兆铭，字季新。天资聪慧，十七岁考中广州府试第一名秀才。后因家境窘迫，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做家庭教师。李准对其才学赞赏有加，给他的报酬很高。当得知汪精卫的志向是去日本留学时，李准表示愿意负担一切费用。令李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倾力帮助的这个年轻的家庭教师，很快就成了他和他所依附的大清王朝的死敌。

一九○三年，汪精卫考入日本法政大学。一九○五年七月加入同盟会，八月成为同盟会三个部中的评议部部长，那一年他年仅二十三岁。孙中山评价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同盟会发动的起义屡屡受挫，汪精卫决定以暗杀手段振奋人心，尽管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竭力劝阻，但他还是执意北上。同盟会员黄复生主动陪他进入京城。汪精卫最初的暗杀目标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奕劻戒备森严而未能得手；随后他又企图暗杀海军大臣载洵和军咨大臣载涛，仍是机会难寻；最终他把目标锁定在了摄政王载沣身上。

审讯时，汪精卫坦然承认暗杀是自己所为，并咬定没有其他同谋。在得知将被斩首后，仍面不改色，下笔千言陈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并决心慷慨赴死。当时，在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的程家柽曾是同盟会员，当他得知清廷要杀汪精卫后，劝善耆一定要审慎，尤其是像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以免日后给自己惹麻烦。为收买人心，同时也因对大清王朝的前景没有信心，善耆说服了载沣，于是汪精卫被改判为永远监禁。

汪精卫在狱中写的一首诗，令他的血气方刚声名远播：

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几天之后，四月八日，广州红花岗附近突然响起爆炸声和枪击声，清军驻防广州将军孚琦血肉模糊地横尸街头。

对孚琦行刺的青年名叫温生才。

温生才，广东梅县人，“性刚烈，家贫淡”，为生活所迫离家从戎，先在广东，而后浙江、安徽、台湾，“半生奔走，饱历风霜”。后退伍远赴南洋做苦工。一九○七年，在聆听了孙中山的一次演讲后，加入同盟会。自此，“日则手足骈胝，谋工资以为支持之用；夜则聚首一堂讨论国事，研究进行之方”。最后，温生才决心以暗杀的手段为革命出力。从香港来广州之前，他致信友人诀别：“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锡麟）、汪（精卫）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那一天，孚琦在燕塘观看飞行师冯如的表演，中午时分，携其子在众多清兵的拥卫下返城。途经咨议局对面的茶馆时，温生才从人群中冲至孚琦的轿前，连投三枚炸弹后，又连发四枪，孚琦先是额中一枪，接着头部又中一枪，继而头部、腹部连中两枪，当场毙命。

温生才被捕。

审讯时，清吏要他招供何人主使，他说：“晚饭未吃，懒得说话。”送来饭菜，他边吃边谈，“绝无惧色”，阐述自己行刺是在为四万万同胞复仇：我“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伸气”。清吏以酷刑威胁，温生才厉声道：“何不拿来一试。”果然，“用四人踩杠”，仍不吐一字。最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审问，经受酷刑的温生才“双足受伤，不能足履”，故脚钉铁镣后“以四人扶掖”至总督衙门。温生才“状态渠然”，毫无“畏缩气象”，及至张鸣岐问：“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史书记载：“其时天乌地暗，大雨倾盆，故不再讯。”

十五日，温生才的两手两脚于木板上被捆成大字从衙署抬出。经过闹市时，他大喊：“今日代我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才好。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那一刻，“旁观者人山人海”。温生才被斩首后，清吏将其尸体肢解，“心脏亦被挖出以祭孚琦”，余其“被抛弃于唐务岗，用乱土覆埋”。

刺杀震慑了清吏，也引起了官府的警觉。

由于清军防范严密，起义时间被迫推至四月二十六日。

三十三日，黄兴自香港赴广州。当晚，在越华街小东营五号设立了起义总指挥部，并根据广州的形势将起义日期再次改至二十七日。

但是，自二十五日起，情形急剧恶化。从新军方面传来的消息说，官府已经下令将新军的机枪全部缴去，即使他们仍有步枪也严重缺少子弹。而且，清军正向广州大量增兵，城外的巡防营也奉命紧急调入城内。一切迹象表明，起义计划泄露，清军已做好了应变准备。随后又有消息传来：预定参加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大部分士兵将于五月三日前退伍。

起义顿时陷入了既不能速发，也不能拖延的两难境地。

黄兴只好决定改期再举，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香港总部。

当天，城内数十个秘密机关迅速隐蔽，已经聚集广州的先锋队也开始撤离。

黄兴的焦灼可想而知。为了准备起义已花费巨大精力，一批军械弹药已秘密运进广州。特别是，以往多次起义失败，已使党人在海外的筹款信用日益不佳；这次筹款竟达十多万元，如果起义还没发动就自行解散，以后何颜见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侨？

此时，又传来消息说，水师提督李准已调顺德巡防三营进城，而三营里十有八九是革命同志，其余两人至多一个中立、一个反对。立即，有人认为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黄兴遂决心发动起义：“势难再延，故兄弟及少数同志，坚持不可，谓改期无异解散，将来前功尽弃，殊为可惜。”由于留在广州的人已经很少，原定的十路进攻计划只能改为四路：黄兴攻两广总督府，姚雨平攻击小北门迎接城外参加起义的新军和巡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守大南门。

二十七日晨，黄兴给他的同志写下绝笔书：“……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下午，同盟会员谭人凤自香港赶来，说香港的同志赶不到这里，主张延缓一日再起事，但黄兴认为箭在弦上已不能不发。

黄昏，五点三十分，黄兴和一百多名同志每人一张大饼、一方毛巾，腰缠炸弹，手握枪支，以白布缠臂，然后一声螺号，直扑总督府。

但是，计划中的四路进攻队伍中，姚雨平、陈炯明和胡毅生所率领的三路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发动。城外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士兵不但已处在八旗兵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接到起义的通知。

那声凄厉的螺号，是绝望中孤军一掷、慨然赴死的悲壮的呼喊。

起义进行得激烈而短暂。

起义者遇到总督府卫队，大喊：“我辈为中国人吐气，汝等亦中国人，若赞成请举手！”卫队不应，双方开始射击。卫队管带金振邦被打死，起义者六人阵亡。占领总督衙门后，未见总督，放火后冲出，至东辕门外，遇到李准的亲兵大队。起义者林文曾听闻亲兵大队中有革命同志，遂突前喊：“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紧接着，跟在他后面的刘元东太阳穴中弹、林尹民胸部中弹。在激烈的枪战中，黄兴右手中食二指被打断，但他依旧命令兵分三路继续攻击前进。

三支小队伍在早已布下罗网的清军的围剿中显得那么弱小无力。攻击督练公所的一路很快弹尽人尽，起义者喻培伦胸前满满一筐炸弹耗尽后被捕。攻击小北门的一路遇到强敌，且战且退，最后退至一家米店里坚守，清军放火烧街，起义者突围时除牺牲者外大多被捕。黄兴一路在前进中与众多清军发生战斗，伤亡巨大。最后时刻，退入一家洋货店抵抗，在店里伙计的帮助下，黄兴易服改装，出大南门进入一个秘密机关，见到赵声后，两人抱头大哭。

藏匿数天后，黄兴返港。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南中国那个血肉横飞的夜晚，起义者“三五分离，彻夜巷战，或饮弹，或被擒，存者寥寥无几”。

三十一名被捕的起义者刑讯后被杀。

……陈可钧被获，清委员诘之曰：“广东本非重要之地，奚必在此纷扰？”烈士曰：“举事他省，或为流寇所乘。惟举事广东，庶几可免。”清委员讥其“白面书生，何苦为逆以自残”。烈士勃然怒，厉声叱曰：“尔以此举为壮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尔等利禄熏心，血液已冷，乌能知此！”委员以其倔强，不复问。赴市时，言笑自若，引颈就戮。李德山临刑，监斩吏语其轻生，则厉声骂曰：“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我岂不能致富贵者，特不能如汝辈认贼作父，不知羞耻耳！”李雁南问官询其颠末。则慷慨陈述。且叹曰：“恨我身被二创，不复能战。虽然，今以往，不数年，必亡国；不百年，必亡种，生亦奚益！”问官驳之，烈士曰：“尔辈甘为奴隶言，讵足挠吾志！”言毕，求速死。清吏命警兵以枪击之，烈士蹶然起，自赴营内空地，告警兵曰：“请弹从口下。”即张口饮弹而死。饶国梁初受讯时，请速死。问官曰：“使人知中国革命价值，不更胜一筹乎？”乃慷慨陈词，洋洋千言……罗仲霍将就刑，犹于南海县署鼓吹革命，视死如归。清吏惊叹。喻培伦讯时自认王光明。王光明者，四川语无是公也。述其制炸弹之精及革命宗旨，对问官曰：“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饶辅延研讯数次，施残刑，不吐实。且责清吏以大义。四月八日被害。陈更新，清吏见其少年貌美，谓之曰：“子年尚少，何故倡乱，自贻伊戚？”烈士厉声叱曰：“同胞梦梦，起义所以醒之也。奚谓倡乱！杀身成仁，古有明训，尔曹鼠耳，奚知大义！今即见获，请速死我。”程良受讯，李准诱其招供，烈士曰：“余与满奴，无可言者。”问其事不答，问其姓氏里居，亦不答。当日谓有哑党人就义者，良也。……

被杀的起义者中，有一位年仅二十五的青年，名叫林觉民。林觉民留学日本，专攻文科，熟练使用英、德两国语言，决心赴死前给亲人留下遗书数封。其中，给其妻陈意映的遗书，写在白色正方形手帕上，言辞悲怆婉转，百年以后读之依旧令人心碎：

……吾今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书竟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唬俊…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审讯时，林觉民镣铐裹身，侃侃而谈，关押数日食水不进后，坦然就刑。

“是役，党人死者，因事前未缜密计，各自部署不相告闻，故事后莫知其确数。而捡收遗骸，则得七十二焉。清吏之于革命党，恨之彻骨，视诸烈士尸，不胜其蔑视。自诸烈士死，至四月初三日（公历五月一日），始函知广仁、爱育、方便、广济各善堂，收拾遗骸。各善堂听其言捡收之，以此移至咨议局前旷地。分十数堆，折臂断脑，血肉模糊。”在同盟会员潘达微的劝说下，广仁善堂善董徐树棠献出广仁堂位于沙河马路边名曰红花岗的一块空地，说那里“青草白地，可称净土”，适于安葬死义烈士。第二天，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被葬于红花岗。

红花岗自此易名为黄花岗。

盖因“红花二字，不若黄花之优美也”。

黄兴忆及此次起义时说：“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其品格之高尚，行宜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兴亦不克言其万一。”

“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

中国激情万丈的青年已经血流成河。

碧血流尽之时，迎来的是改变中国历史的巨大事变。

巩金瓯

五月，南方已进入夏季，繁花在溽热的暑气中怒放；而北方仍在深春，残花在逐渐燥热起来的风中漫天飞舞。

皇族们和臣民们都无法意识到，这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个春天了。

仅仅几个月之后，发生在武昌城的一场兵变，成为终结这个庞大王朝统治历史的开端。

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九一一年的五月开始的。

一连串重大事件纠结在一起，一步步向着那个著名的历史结点逼近。

第一个重大事件是朝廷主动所为：五月八日，武昌起义爆发前五个月，清廷颁布上谕：管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府内└蟆—成立了。

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个政府内阁。

“新内阁的出现无疑向立宪政府迈进了一步。”

至少从政体变革的步骤上讲，无论时局是多么的混乱不安，内阁还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出笼了。清廷预备立宪机构宪政编查馆会同政务处上奏皇帝，阐述了成立内阁的必要和作用：

窃维责任内阁，在各国视为常规，在中国实为首创……考各国内阁之制，总理大臣责任重在确定方针，统一政权，凡所规定，皆以防权任之游移，杜政令之歧出，诚以一国权柄所寄之地。即安危治乱所从生，治内有递进之规模，对外有惟一之政策，必能坚持不敝，而后基业可固，富强可臻，否则前作后辍，此却彼前，百举百废，一无成立。宋以宰执不协致绍圣靖国之纷更，明以枢辅不和致疆事兵祸之日棘。今内阁之制，萃一国行政大臣于一署，分之则各专所职，合之则共秉国钧，可否予以协商，功罪予以共负，无隔阂，无诿卸，无牵掣，而皆以利国利民为归。是以各国责任内阁成立以后，预算行政皆有汇归，缓急后先，谋定而动，洵足以挽前代政地散漫隔膜之失。现在宪政萌芽方始，外交内治艰棘尤多，苟非统一政权，何由望有成效……

内阁官制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和各部大臣充任。内阁总理决定大政方针，保持政令统一，协调各部大臣，训示监督地方督抚。同时，内阁总理“随时入对”皇帝和太后，各部大臣“随时入对”内阁总理，而有关国务之上谕，由国务大臣副署。内阁会议将议决法律、敕令、官制、预算、决算、条约、外交、任免以及处理议院移交的人民陈请议案等。

与帝制下的军机处相比，内阁制在政治民主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性。过去的军机处，并非正规的国家行政机构，似有决策权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政府内阁是一个有清晰职能和明确责任的政府机构，可以消除帝制制度下行政决策与管理责任不明、权限不清、敷衍搪塞、互相推诿的弊端。特别是国务之副署的规定，要求凡是皇帝颁布的涉及国务的谕旨，必须同时取得国务大臣的同意，否则不能生效，而国务大臣也必须对其承担责任。这就意味着，国务大臣能够对皇权行使必要的制约。

尽管清廷建立的内阁，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资政院作为议院的预备机构也并没能对内阁构成监督和制约作用，因此这还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责任内阁；但是，仅就大清王朝能够在政体变革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来讲，这的确是一件史无前例且令人鼓舞的事情。

然而，清廷推出的这个内阁，不但没有受到赞同与拥护，反而成为促使这个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帝国突然死亡的众多因素之一。

一九一一年大清帝国内阁成员名单：

总理大臣：奕劻。

协理大臣：徐世昌。

协理大臣：那桐。

外务大臣：梁敦彦。

民政大臣：善耆。

度支大臣：载泽。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荫昌。

海军大臣：载洵。

司法大臣：绍昌。

农工商大臣：溥伦。

邮传大臣：盛宣怀。

理藩大臣：寿耆。

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汉族大臣只占四名，满族大臣却占九名，九人中皇族竟占五人：奕劻是高宗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之孙，袭封庆亲王；善耆是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九世孙，袭封肃亲王；载泽是圣祖五世孙，贝子衔镇国公，兼任监务大臣；载洵是宣宗第六子醇亲王奕譞之子，郡王衔贝勒；溥伦是宣宗长子隐志郡王奕纬之孙，贝勒衔贝子，兼任禁烟大臣。

这样一个内阁，国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是立宪党人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大多数封疆督抚的共同诉求。为此，立宪党人长篇大论，奔走呼号，谁承想国会没开成，却出来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违背了先开议院、后设内阁的立宪规则，而这个皇族内阁又公开宣称只对君主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这简直就是对立宪党人政治理想的公开蔑视与践踏。六月初，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九省的咨议局议长和议员共四十多人，两次联名上书指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今中国之改设内阁，变旧内阁之官制而另定官制，改军机处之旧名而更定新名，其为实行宪政特设之机关，固天下臣民所共见，而第一次组织之内阁总理，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违反”，“若以皇族总理组成内阁，大权之行使欲为懿亲留余地。必生进退为难之现象”。上书指出皇族内阁的出现表明“朝廷于立宪之宗旨有根本取消之意”。

立宪党人的上奏，遭到清廷的严厉斥责：

……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何得稍出乎大纲范围之外，乃议员等一再陈情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伸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秉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到了这个时候，宪党人才似有清醒：朝廷的预备立宪，或许从一开始就是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的骗局？

咨议局联合会连续发表《宣告全国书》和《通告各团体书》，揭露皇族内阁就是旧制军机处，朝廷的所谓立宪仍旧是专制。

立宪党人期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以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政体变革。他们既反对封建专制，也反对暴力革命，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召开国会，完善各级议院，成立责任内阁，以立宪政治实现大清帝国行政体制的变革。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与皇族们进行政治周旋，不存在半点把大清帝国推翻的想法。他们向往中国的政治秩序如日本那样，在实行立宪政体使国家强大的同时，还有一个皇帝能够让百姓心有所系。他们之所以迫切地要求召开国会，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消弭暴力革命，不使国家和民生陷于动荡与危难。但是，请愿运动失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萌生暴力革命的倾向，甚至主张以各省独立胁迫清廷立宪，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立宪派以往的行动准则。而皇族内阁的出现，可以说是毁灭了他们仅存的最后的幻想，他们与清廷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他们对曾经抱有极大希望的清廷开始持敌对态度了。

对：“丁忧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于戊戌中更庚子之变，至于西狩回銮，皆先帝艰贞患难之日。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王语甚嘉奖。

对：“自见乙未马关条约，不胜愤耻，即注意实业教育二事。后因国家新政，需人奉行，故又办地方自治之事。虽不做官，未尝不做事，此所以报先帝拔擢之知。此次因中国报聘美国事，又有美商与华商所订中美银行航业二事，被沪粤津汉四商会公推到京陈请政府。蒙上召见，深感摄政王延纳之宏，求治之殷。今国事危急，极愿摄政王周咨博访，以求治安之进行。”

王云：“汝在外办事多，阅历亦不少，有话尽可说。”

对：“謇所欲陈者，外交有三大危险期，内政有三大重要事。三期者：一、今年中俄伊犁条约；二、宣统五年英日同盟约满期；三、美巴拿马运河告成，恐有变故。三事者：一、外省灾患迭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咨议局为沟通上下辅导行政之机构；二、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金融机构须活；三、中美人民联合。”

王云：“都是要紧，汝说极是，可与泽公（载泽）商量办去。”

张謇就大清帝国内政和外交的几个重大问题对摄政王载沣提出的忠告真诚而急切。关于政体变革，他特别提醒载沣万万不可半途而废，须切实通过各省咨议局了解民情和民生问题。

待谒见庆亲王奕劻时，张骞的心情显然不一样，因为奕劻的贪婪和昏庸众所周知。但是，见了奕劻之后，张骞倒觉得这位满族权贵已是极其可怜，因为当他历数完大清帝国目前的危机后，庆亲王奕劻竟然“掩面大哭”：

谒庆王于其邸，极陈东三省之重要危迫，亟宜疆力自营，不当听人久久鼾睡。赵督所请二千万，实至少而至不可已之数，王当应课其用之得当敷实与否，不可挚其肘。复为言国民疾苦之甚，党人隐忿之深，王处高危满溢之地，丁主少国疑之会，诚宜公诚虚受，惕厉忧勤，不宜菲薄自待，失人望，负祖业。语多而挚。王为掩面大哭。于此见此公非甚昏愚，特在廷阿谀者众，致成其阘茸之过，贪黩之名，可闵哉。

对于危乎其危的大清帝国来讲，内阁总理大臣的掩面痛哭以及朝廷实行的所有自救措施都已经晚了。

曾经辉煌的大清王朝，在意识到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其决心变革的胆识当入史册。即便是被迫所为，其从辛丑年间开始实施的新政，及至辛亥年前推出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无论如何都可称之为历史壮举。无法想象，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帝制统治的封建王朝，能够毅然变更似乎天经地义的政体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客观地说，这样做需要巨大的勇气与魄力。从这个角度讲，推动这一变革的慈禧太后，是一个可以重新评价的历史人物。

但是，对于所有试图进行变革的执政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启动变革的合适时机以及为变革准备足够安全的时间。就大清王朝而言，最好的变革时机，应在戊戌变法期间，如果那时慈禧能够和光绪一起站在维新派一边，而不是以个人权力的得失衡量变革事宜的话，中国近代史当重写。在经历了庚子年间的巨大祸乱以及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清廷实施的新政几乎全是当年维新派的主张，以至中国历史上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又一次重演，只是这次重演虽代价巨大但仍令人心存希冀。所以，即使有千般理由万般责难，也无法彻底否定清廷自实施新政到预备立宪期间所作所为的历史价值。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历史的帝国，即使在表面上将自己伪装成正在寻求政治进步的形象，也足以令人惊叹，因为这至少证明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落后于时代的政体样式是多么的令人不齿，更何况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清廷的预备立宪是一种伪装。此时的大清王朝没有必要进行伪饰，它已经顾不上伪饰自己了，它所面临的最急切的问题是寻找自救之路。朝着立宪政体方向而去，这条自救之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大清帝国不但再次错过了最佳时机，同时由于启动得太晚，变革的安全期显得至为窘迫。

皇族们种种卑劣的私欲，窒息着政体变革的努力，阻碍着变革的推进，拖延了可能成功的最后的时间段。皇族们对其奢侈生活方式的留恋，从历史的角度看是那样的狭隘龌龊。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最终丢掉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而是赖以世代生存的政权。

一九一一年，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已经没有转危为安的时间了。

中国历史再也没有时间等待皇族们的“预备”了。

一切都已经晚了。

武昌起义三个月前的一天，一个名叫杨笃生的同盟会员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而死，理由是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一再失败的绝望。杨笃生曾留学日本，结识黄兴，加入主张暗杀的国民教育会，参与了在上海暗杀广西前巡抚王之春的行动，又参与了在前门暗杀五大臣的行动。一九○八年赴欧洲，留学苏格兰爱丁堡。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杨笃生闻讯“忧伤过度，夜不能寐”，六月三十日投海自尽。死前，他给在伦敦的吴稚晖写去一封信，托他将自己积存的一百英镑交给黄兴充作军费，另外的三十英镑替他转交给母亲。孙中山认为，革命者不应该这样去死，他在回复吴稚晖的信时说：“弟观笃生君尝具一种悲观恳挚之气，然不期生出此等结果也。夫人生世间，对于一己方面，此身似属我有，行动可以自由；然对于社会方面，此身即社会之一分子，亦不尽为我所有也，倘牺牲此身不有大造于社会者，决不应为也。杨君之死，弟实为大憾焉！”

决心把自己完全贡献给社会的孙中山仍在竭尽全力为革命筹款。在他提议下设立的洪门筹饷局章程称：“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因此，“凡我华人皆应供财出力，以助中华革命大业之速成”。至于筹饷局所筹集的款项，“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章程还规定：“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通宝用，缴纳税课，兑换实银”；“认任军饷至百元以上，除照第一款之外，另行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凡得记大功者，于民国成立之日，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权利”。孙中山的筹款行程，几乎遍及美国所有的中小城镇，这无疑是一种艰难的旅┏獭—在华侨中遭遇冷眼的情形已成过去，这位革命家以他从不衰竭的激情和坚韧开始赢得华侨的欢迎。

但是，同盟会内部的分歧依旧难以弥合。

孙中山坚持在两广地区发动起义引起了同仁的普遍不满：“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令失望情绪在革命党人中弥漫。孙中山短暂地潜回日本时，与同盟会的同志们发生了争执，孙中山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愤怒之余，孙中山甚至表示：“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而宋教仁认为，以往的失败是因为起义地点选择不当。现在看来首选应该是中央，但那里难以运动成功；其次是长江流域；而选择边境地区是下策。对此，胡汉民不赞成，他认为要服从总理的意志。谭人凤愤怒了：“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的名义，挚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黄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认为无论在哪里发动起义，都必须要有充足的款项支撑。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中部同盟会成立会在上海四川路的湖北小学召开，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参加。中部同盟会认为，以往屡次失败是因“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现在要改变这一切，“培元气，养实力”，不再轻易发动起┮濉—中部同盟会预定再次起义的时间是：宣统五年，即一九一三年。

将起义时间定在一九一三年的革命党人，没有预料到距天翻地覆的事件发生已经不到三个月了。

孤独地奔波在异国他乡的孙中山也没有预料到，那个天翻地覆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他认为最有革命基础的广东，直到事件发生之时他依旧在苦苦地动员华侨们支持他的武装暴动。

革命党人新的武装暴动未见任何端倪，中国国土的腹地却突然发生了一个骇人的事件：大清帝国的政府军开枪射杀了大量平民。

这就是被称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

史书记载：“天下多事，人心瓦解，皆造端于此。”

保路运动迅速从一场普通的民变，演变成为失去控制的大规模暴乱。

成都发生大规模流血的那天，是一九一一年九月七日，这一天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一个月。

保路运动，起因于一道关于铁路的政令。尽管这是皇族内阁的第一道政令，但无论草拟还是颁布的时候，阁员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忐忑不安。办完公，他们照例去赴宴听┫贰—如果谈论起现在大清国的日子如何不好过，严肃一点的话题多集中在革命党的暴动、立宪党的掣肘和没完没了的饥民骚乱上；轻松一点的话题多集中在小皇上读书不认真，太后又发了脾气，封疆大吏中哪个位置出了缺以及哪家王府的堂会有什么名角上。铁路不就是在两条铁轨上跑火车吗？这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地再三斟酌的？

民众的生存艰难和国家的内忧外患，还有革命党人连年来反政府的武装暴动、立宪党人对执政者的政治抨击、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民变以及军队已经显露的对政府的不忠，这一切都使得国人对大清帝国政府的尊重和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所有的不满与指责，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对清廷政权合理性的严重质疑上，执政者已经成为民众泄愤的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任何一件关乎公共利益的事，只要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以至最终酿成不可控制的大乱。对于一个政权来讲，这种全民性的情绪对立，其危险远远大于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立宪党人的政治非难。

一九一一年，以顺从著称于世的大清帝国的臣民，其忍耐力终于到了崩溃前爆发的临界点。最能冲垮这个临界点的因素，莫过于与外国人相关的那些事情。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屈辱已成为中国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一旦事关列强肆意侵占中国人的利益而当政者又有出卖民族利益之嫌，空前剧烈的反抗情绪就会被点燃，继而发展成全民反抗政府的局面。此时的清廷，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迫于无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他们严重低估了绅商们和知识分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在经济利益上寸步不让，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由此带来的后果令清廷大吏们猝不及防。

欧洲资本主义于全球扩张中，不断地摧毁封建主义堡垒，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性合作显然符合时代潮流。但是，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的经济行为却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这是解读中国近代史中所有重要事件的重要前提。早在世纪初便开始的“收回权利运动”足以证明，由绅商们组成的商会绝不仅仅是个商业组织。当清廷将山西的煤矿开采权出售给一家英国公司后，立即遭到绅商们和学生们的激烈反对，山西籍留日学生甚至为此自杀以示抗争，其遗书写道：“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税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在这之后，安徽、山东、云南等地相继发生了抗议、抵制将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出售给英、德、日等国的运动。这些抗议运动，几乎都是由绅商们发起的，而一旦矿权和路权被收回民办，要向所有民众发行股票的时候，尽管普通的中国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投资意识，但凡事只要包含民族主义的内涵，国人便会热血沸腾——“佣贩妇竖，苦力贱役，亦皆激于公愤，节缩衣食，争先认股。举国若狂，民气之感奋，实所仅见。”

一九一一年，大清帝国的边疆地区警报频传：英国派兵侵占云南西北边地片马；英、法强索云南的矿山开采权；法国借口保护铁路陈兵滇边；沙俄借修订《伊犁条约》之机，企图攫取新疆、蒙古、张家口等地的自由贸易权、免税权、土地所有权和治外法权。云南咨议局的绅商们奋起抗议，立即得到各省咨议局的全力声援，留日、留德、留法的中国学生也相继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们更是群情激愤，他们组织商团，训练青年，声言要“组织义勇队，以筹对付之策”。然而，在各列强国的压力下，清廷试图通过控制舆论、禁止集会等措施压制这种情绪。只是皇族内阁们并没有意识到，民间激烈情绪所指已经不仅仅是列强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一道关于将铁路干线收回国有的上谕颁布：

……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迫无着；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尘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至应如何收回之详细办法，著度支部、邮传部，禀遵此次谕旨，悉心筹划，迅速请旨办理。该管大臣，无得依违瞻顾，一误再误。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

要想富，先修路。

一九一一年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道理。

清廷颁布的上谕本身无错。

自晚清政府批准铁路商办以来，政策和管理都十分混乱。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一九○七年，直到一九一一年，川汉铁路仅修成了十五公里，所集股本的百分之四十用于筑路，其余均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以至造成严重的倒账和亏损。就当时中国的筑路水平而言，铁路干线的修筑，无论需要投入的巨额成本，乃至技术保障和管理经验，都不具备民间商办的条件，铁路干线收回国有是合理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曾电告时任四川总督王人文：“滇、藏危迫，川路不成，边防难恃。议定宜昌至夔州六百里路程，最为艰险，准用美国总工程司，以其熟悉山路，可望速成。”但是，问题在于，清廷将铁路干线收回国有，并不仅仅是为了加快铁路干线的建设，还有用铁路修筑权作为抵押大行借款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目的。

晚清的财政几近崩溃。《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军制变革的持续开支，皇族生活的奢侈开销，办理新政的庞杂费用等等，令清廷收支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臣以穷尽罗掘，民已穷尽负重”，国家政费仍缺七千万以上。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唯一能够暂缓危机的办法，就是向各列强国借债。直隶咨议局的议员们曾联合上奏，恳请摄政王载沣“慎举国债”：“今日中国之贫窘，达于极点。借债以谋救济，诚属万不得已之举。然借债之公例，必政府与国民均有用债之能力，而后可利用之以为救时之药。否则饮鸩自毙，势必不救。”但是，载沣已经别无他路。至一九一一年，大清帝国政府的外债总额已达库平银二亿四千六百万两，最低年息百分之五，最高竟达百分之十二。借款，需要用国家赋税或其他东西作为担保，铁路便是很好的担保物。

近来国家财政竭蹶，由于币制不一；民生困苦，由于实业不兴。朝廷洞鉴于此，不得已，饬部特借英、美、德、法四国银行一千万磅，日本横滨银行一千万磅，专备考定币制，振兴实业，以及推广铁路之用。该管衙门自应竭力慎节，不得移作别用。并著随时造具表册呈览，以符朝廷实事求是之意。钦此。

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动下，大清帝国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六百万英镑，年息五厘，四国银行组成的债权团享有上述铁路的修筑权和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十天之后，度支部上奏：

请将粤、川、湘、鄂四省，所收所招之公司股票，尽数验明收回，由度支部、邮传部特出国家铁路股票，常年六厘给息。嗣后如有余利，按股分给。倘愿收本，五年后亦可分十五年收本。未到期者，并准将此项股票，向大清交通银行，照行规随时抵押。其不愿换国家铁路股票者，均准分别办理，以昭平允。粤路全系商投，因路工迟滞，靡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先发行六成，其余亏损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湘路商股，照本发还。其余米捐租股等款，准其发给国家保利股票。邮路商股，并准一律照本发还。其因路动用赈谷捐款，照准湖南米捐办理。川路宜昌实用工料之款，四百数十万两，准给国家保利股票。其现存七百万两，愿否入股，或归本省兴办实业，仍听其便。

上谕答复：“著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迅速前往，会同各该省督抚，遵照所拟办法，迅速将所有收款查明细数，实力奉行。”

此时的皇族内阁，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商办铁路是由民间集资的，而“民间”的范围远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农夫、焦煤夫、泥水匠、红白喜事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栗摊担、舆马帮佣”，总之，社会平民阶层的林林总总都曾“争先入股”。然而，一道圣旨就将筑路权收归国有了，难道平民手里的股票将成为一张废纸吗？这与强盗公然入室抢劫有什么不同？

大清皇族们天生的缺陷是：他们从来没有从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因为自古以来朝廷的圣旨至高无上，臣民们要不就在圣旨面前磕头谢恩，要不就因违背圣旨被砍掉脑袋，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上谕颁布的第五天，皇族内阁才意识到，大清帝国的臣民已经今非昔比。

先是湖南万人集会，决心与铁路国有不共戴天。湖北咨议局联合各界成立保路协会，其宗旨是：“全筹路款，永拒外债，力保路权。”他们决定派出代表进京力陈，一个名叫陶勋臣的新军士兵，在为赴京代表壮行时当众砍断了自己的手指。集会者群情激奋地高喊：“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接着，广东绅民万人集会，言：“粤路国有，必须政府自有筑路能力。今大借外债，绝非国有；藉曰国有，直为各国所有。”大会为进京抗议代表送行时，气氛悲壮甚于湖南：“代表为救亡起见，任大责重，深入虎穴，与路贼相抗，万一或遭格杀，即以杀我全体无异”，“言至此，涕不可抑，众人皆哭，呜咽不成声”。

四川商办铁路集资最为广泛，绵延三千多里的川汉铁路，因路况复杂造价约为七千万元，远非川民财力所能负担。事经七年，已经集资上千万，皆系“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由于款项数额巨大，全川数千万百姓，不论贫富，人人都是铁路公司的股民。本来，商办铁路经营不善，出现了巨大亏损，内阁宣布收回国有的时候，川民们还高兴了一阵子，认为政府肯定会把集资的钱还给百姓，“使人民债权不至损失”。但是，政府宣布所有股份一律变成国家铁路股票，这等于说川民的“脂膏汗血”实际上已被洋人掌管且归还无期。川民立即转喜为怒。

四川人不怒便罢，一怒便惊天动地。

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和萧湘，还有四川实业界最具实力的资本家邓孝可等立宪党人。他们不但是宪友会的成员，也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他们的反抗除了保护经济利益之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公然对抗。内阁宣布铁路国有时，蒲殿俊正在北京，闻讯后他对湖南议员粟戡时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实业家邓孝可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一文。

……即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野蛮以压迫我四川之人！……我四省父老、子弟、兄弟、伯长、甥舅，盛宣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

六月十七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两千多人集会成都，声明“川人并未反抗国有，股东会为法律所认许，无论贫富，皆由生命财产之关系……政府已不认川民……呼吁无门，唯有消极对付，以求最后之胜利。嗣后全蜀股东不完捐税，不纳丁粮，无论政府如何滥借外债，川民概不担负，商民停止贸迁，学堂一律停办”。代行四川总督之职的布政使王人文派兵前来弹压，清军官兵听到演说后竟也“相顾挥泪”。大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宣称清廷的皇族内阁之野蛮专横古今中外没有先例。

会场上一位名叫郭沫若的青年，对那天的大会有如下记载：

罗纶，他是一位很白晳的胖子，人并不甚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行了一个礼，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就这样差不多一字一吐的，简单地说了这几句，他接着便嚎啕大哭起来，满场便都号啕大哭起来┝恕—真真是在嚎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大哭。“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簟…”“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呀！汪汪┩簟…”“反对卖国贼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起来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公司里面跑动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是在哭的。已经不是演说的时候，已经不是开会的时候，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的，待他看见会场已经稍稍在镇定的时候。“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四川代表进京之后，到庆亲王奕劻的府邸求见。先是被门丁阻挡，百般哀求许一人进，但代表刘声元刚一进去，又被数人推了出来。“是时未入各代表见此情状，同声大哭，屋瓦皆震，大地为愁。围观者不下数千人，寂无声息，但闻一片凄惨哀痛之音，观者亦多挥泪。即来劝归警察军士，亦有执代表手而含泪不成声者。”

大清帝国的臣民们，为什么总是痛哭不止？

适时，“川民艰苦无过于川路股本”。所以他们一再声言：“铁路收归国有，此乃国家政策。顾收路必须还本，待遇必须平均，方不致国民反对。”如果不能得到明确答复，他们“抵死不能甘心”。不久之后，广东答应清还，湖南同意酌还，四川、湖北两省仍“坚持不能还本”。但是，碍于来势汹汹的抗议，川省布政使尹良与盐政使杨家绅提出加粮、加税以筹钱清还川民的投资。川民的回答是：“以全国加粮、加税之款，还诸川人，川人自无异议；若以川人加粮、加税之款，还诸川人，川人绝端反对。”

八月初，王人文被革职，内阁急电西藏，要求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速回成都代理四川总督。

十九日，内阁再颁上谕，不但没有改变铁路国有的决定，而且催促赵尔丰强行使用川资继续铁路施工。

清廷就这样丧失了缓解民愤的最后一次机会。

几天之后，仅成都一地宣布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川人竟达十万以上。

川民痛心疾首，事态岌岌可危。

二十四日下午，保路同志会大会，数万人涌入会场，与会者要求罢课罢市并到总督衙门请愿。

赵尔丰闻讯后立即调集军队严加防范。

立宪党人不愿意破坏和平争路的原则，为了让他们的保路运动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他们想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办法：把死去的光绪皇帝的牌位抬出来——光绪，不但是立宪党人所拥戴的皇上，也是当年批准铁路商办的皇帝。在立宪党人的号召下，成都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摆上了光绪皇帝的牌位，香火缭绕的牌位上贴着写有“毅然立宪”、“在天之灵”的字条。而成都的主要大街上都搭起了席棚，上面供着“德宗景皇帝万岁”的大牌位，两边写着的口号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前一句是民众的政治权利，后一句是民众的经济权利。成都民众以此指责现在的当权者没有真正执行光绪皇帝的变革政策。在离这些牌位不远的地方，民众特别设立了“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子，是为防备官军镇压而设——无论文官武官，哪个敢在先帝的牌位前放肆？结果，“成都自初一日停课罢市后，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及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扃户，为景皇帝位，朝夕哭临，潮流所暨，势及全川，愤激悲壮，天地异色”。

总督赵尔丰怕冒犯先皇，专门致电内阁协理大臣那桐：

……省中各街皆搭盖席棚，供设德宗景皇帝万岁牌，舆马皆不得过，如去之必有所藉口；更有头顶万岁牌为护符，种种窒碍，不得不密为陈告。倘将席棚拆去，或竟违抗，或头顶万岁牌滋事之人，可否敬谨将万岁牌焚化，夺其所恃，敬祈钧裁。并恳转庆王爷、徐中堂，究应如何办理之处，伏候电示祗遵。

此时的赵尔丰，下面临上百万川人的抗议呼号，上每日与朝廷内阁“函电交驰”。虽然他“中情惶急”，京城里却“久无复电”。原因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不上班了。奕劻名位至尊，资历最老，权势最大，见识也可称为最多，值此川情危险之际撂挑子，是因为他没能染指铁路大借款的回扣，也没能染指四川、江西两省督抚缺位的贿银，于是他“恼羞成怒”地数月接连请假。总理大臣不闻不问，而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将铁路收为国有“合同既已签押，事实再难变更”。

八月二十五日，随着成都的罢市，全川各地纷纷罢市，并随即发生了捣毁警署的事件。

九月七日，唯恐事激生变、酿成大祸的赵尔丰，终于下决心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他扣押了包括蒲殿俊、邓孝可在内的数名保路运动领导人。

消息一经传出，川人奔走相告，要求各家各户无论男女均出一人，一起前往督署衙门请愿，要求放人。但是，当数千川民聚集于督署大门前时，枪声响了，密集的子弹当场打死数十人。巡防营的马队随即冲向人群，在践踏中伤亡的人不可计数。后来查明，死亡者有机匠、小贩、裁缝、店员和学生。当晚，成都大雨如注，“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第二天，成都“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问其来意，谓如罗（罗纶）、蒲（蒲殿俊）等已死，即来吊香，未死即同来求情”。赵尔丰再次命令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

至此，由铁路引发的事变，已不是立宪党人能控制的了。数日之内，由同盟会、哥老会组织的民间武装从成都周边十余州县赶来，二十万之众的武装平民截断交通，扼守要道，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城行动——由立宪党人发起的保路运动，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革命。

赵尔丰急电，称川民数千人围困督署。

又急电，称各地“匪党”乘势暴动，“用兵不敷分布，大局异常危险”。

再次急电，称川中兵民已经开战。

赵尔丰恳求道：“非朝廷稍变方针，万难解决”，“惟望王爷、中堂鼎立维持，筹商转圜之策。倘蒙朝廷加尔丰以严谴，慰川人以温谕，纵或未能挽回全局，或不至变生意外”。深知情形之危急的赵尔丰最后说：“保川即以保国。”

皇族内阁决定动用武力。

上谕饬令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自湖北赶往四川查办，任命在上海赋闲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饬令湘、滇、鄂、粤、黔、陕六省新军立即驰赴四川。

前因四川逆党勾结为乱，当饬赵尔丰分别剿抚，并饬端方带队入川。现据瑞澄及重庆等处电陈：四川省城省外，聚有乱党数万人，四面围攻，势甚危急等语。成都电报，现已数日不通，附近各府州县，亦复有乱党煽惑鼓动。川省大局，岌岌可危，朝廷殊深焦虑。昨已饬端方克期前进，迅速到川。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日已就痊，著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辞劳瘁，即著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疑。此次川民滋事，本系不逞之徒，藉端诱惑，迫胁愚民，以致酿成此变。现在办法，自应分别良莠，剿抚兼施。其倡乱匪徒，亟需从严惩办，所有被胁之人，均系无辜赤子，要在善为解散，不得少有株累，以期地方早就敉平。岑春煊未能立时到川，端方计已行抵川境，著先行设法，速解城围，俾免久困，并沿途妥为布置，毋任滋蔓。该大臣等其各禀遵谕旨，迅赴事机，以纾朝廷西顾之忧，而免川民涂炭之苦。

下属提醒赵尔丰：“兵有尽，民无尽，恐非剿杀所能蒇事。”

赵尔丰“久在边藏”，开道路、通邮驿、创学堂、开垦殖、兴商务、测矿藏等，无不治理有方，史书称他“治边有功，诚不可没”。然而，一九一一年夏秋之间，赵尔丰剿抚无措，焦头烂额，只好私电内阁大臣：“川边要紧，才难胜任，欲求他调，以觇朝意。”

九月二十五日，由同盟会员吴玉章领导的民间武装，宣布四川荣县独立。这是辛亥年间第一个由革命党人宣布建立的新政权。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十五天。

而在大清帝国的都城里，没有任何死亡即将来临的征兆。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绘了一九一一年初秋的北京：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畅通，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们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嘿，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警长帮助一个推独轮车的人把车子从地上扶起来；这个最微贱的苦力推着一车大粪，把车子弄翻了。这样的事过去你能想象吗？各国使节大都住进了西式住宅，要不也是很快就要搬进这样的住宅，有的宅第气派还很堂皇。自来水供应很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这儿的中国人大都渐渐地习惯了使用新式的东西，譬如说，英国式的床架销路就很好。全城各处都能看到胶轮人力车，信件也由骑胶轮自行车的苦力递送。北京的马车现在已经多得数以千计，此外还有几辆汽车，不久的将来汽车就会和上海一样多……

但是，英国使馆的某些官员不但不这么认为，而且还认定中国人对“腐败、投机、贿赂和卖官鬻爵等现象”不会再忍受多久了：

腐败、投机、贿赂和卖官鬻爵等现象还在继续，领干薪挂名在册的军队在膨胀。所有这一切都使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偿还外债。人民不会再忍受多久了。资政院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其方式完全出人意料之外，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和立即召开国会的呼声在高涨。在所有这些压力之下，政府正在衰亡。我相信人民会有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这将是一场不流血革命；尽管他们在开始时可能会犯些错误，但是我认为这是拯救国家的唯一办┓ā…在这方面，不能依靠来自上面的改革，只能依靠人民，他们是官僚阶层的敌人。现在的趋势是，人民准备以暴力扫除高层的腐败和日益增加的拿高薪的冗员现象……

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经皇帝钦定，大清帝国国歌兼陆军军歌《巩金瓯》正式颁布。这首由海军部参谋官、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作词，禁卫军军官、皇室成员傅侗作曲的国歌，曲谱来自康熙时期的皇室音乐，歌词风格古色古香：

巩金瓯，

承天帱，

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

清时幸遭。

真熙皞，

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

海滔滔。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六天。

由于端方率鄂军入川，湖北清军兵力空虚，省城武汉显得有些冷清。

这是一座位于长江中游的城市。李白曾吟唱“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黄鹤楼矗立在大江之滨。站在黄鹤楼上远眺，大江横陈，孤帆欲渡，天地寥廓，烟雨苍茫。

江河亘古奔流，大清大限已至。

（选自王树增同名长篇纪实《一九一一》）

责任编辑杨新岚洪清波

分类：长篇纪实 作者：王树增 期刊：《当代》201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