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1953年生于哈尔滨，曾在新疆生活20年，1988年留学美国，作品散见于国内外刊物。
一
这是在飞机上了。我想睡一会儿，可这办不到。我旁边有一位女士，在看一本杂志，她时而掩卷合目如同祈祷，时而又使这本杂志和一双白皙的手臂呈现在聚光灯下。机舱前面在放电影，刀光剑影，却静寂无声。我闭上眼睛，脑子里出现了一条街道。这是北京的一条胡同，胡同不宽，最窄的地方能错过两辆平板车。往东有个菜站，菜站的后面是一堵墙，这堵墙一直延伸，一棵槐树使它有了一个拐角。许多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等待过一个叫杜梅的女孩儿。那时，每当电报大楼的钟声敲了七响，我便出了院子匆匆往东走，绕过打了烊的菜站，我便希望能看见她了——和往常一样，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开领的小短衫和边上有系带的喇叭裙，纤瘦的身材，清秀的眼睛。记忆中的杜梅就是这样的。
每当黄昏消失，我便被一种异样的心情侵扰着。这时行人稀少了，街灯不是很亮，胡同里也常有着不错的月光。寂静中偶尔有自行车清脆的铃声，在这波动的夜光中，它仿佛是一只巨大的金属蜻蜓，敏捷、快速地从这清凉狭窄的胡同里一掠而过——随后便是一片寂静。我们在那棵老槐树下，我们呆在这里，有时能听见郭冬跟张夏在菜站旁的路灯下侃大山。他们总爱津津乐道地谈着诸如电视机、录音机的事。说谁谁家有了彩色电视机，黑白的淘汰了。
“你穿多大号的鞋？”
“四十号的。”
“有四十号？你的脚比我的还大。”
“多新鲜——我看您的脚。”
菜棚子下面发出菜蔬霉烂的气味……
这时，一位中年的空姐正站在我的旁边。她推着餐车，弯着身子问：“先生，要鸡肉的还是牛肉的？”我要了一盒牛肉饭，外加一杯果汁。顺便我又请她多给我两张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餐巾纸。我在上面临时记下了一两个想起的人名。
用完餐后，我从包里取出一个小本子，这是一个很旧的电话本，里面记载着我过去认识的人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知道，这些号码已经全都作废了。因为密密麻麻记在这里的号码，都比现在的北京号码少了一位数。时间太久了。我注意到，有一个号码还是胡同里的传呼电话。当时，守电话的是个姓白的小老头，他没胡子，人很勤快。据说他早年是宫里的太监。我有时在外面打给他，请他跑一趟，去叫郭东或者是杨拐子。不然，就是去二十八号院，告诉我妈一声，说我不回家吃饭了。而更多情况下我是请他去七号院。去叫一趟杜梅。只要顺利，等不了一阵子我就能和杜梅说话了。这时，我耳边有了白大爷的声音：
“你等着，我去叫她……”我攥着电话本，知道这是幻觉。
我继续翻动着发黄的纸页，找到了郭冬的电话号码。只有这个号码被钢笔划掉了，旁边新写上去的是他最新的手机号码。能找到郭东就好办了。
我合上这个小本子，想起一个遥远的日子。那一天，我是去郭冬家下围棋，没想到我跟杜梅的缘分就从那天开始了。我们坐在敞开的窗前，外面的光线很好，院子里传来流水的声音，杜梅在水龙头旁边洗衣服。她坐在一个板凳上，修长的两腿之间是一个飘动着白色泡沫的水盆。她赤着脚，穿了一双塑料拖鞋，她不时撩起裙子，用水桶在水龙头上接水。我是在等郭冬走下一步棋，心中却被一种莫名的思绪搅扰着。郭冬举棋不定，手里把弄着棋子，这时却不着边地说：“你帮个忙吧——你不是会木工吗？她家有点活儿，我答应她妈了。”他边说边朝窗外望望。我见杜梅正站起身来，展开了一件果绿色的衬衫，把它晾在一根绳子上，水汽在阳光里弥散开来。
“她妈是做衣服的，对吧？”我明知故问。胡同里谁不知道杜梅呢？除了这些，其实，我还知道一点点她父亲的病情。还有，她是她家的独生女。也就是这样，我们并不熟悉。而且，我始终都没和她说过话。
两天后，我带着一些木工工具来了，杜梅家深嵌在这个大杂院的最深处。我在她家门口停了自行车，取下工具，听到了屋里传出缝纫机嘎嘎的响声。不过，杜梅给我开门时，把我吓了一跳。没想到屋子这么窄小。里面除了中间有一块很小的活动空间，其它都被床和家具之类的物品挤满了。里屋没有门，只有一个撩起来的布帘子。光线昏暗。缝纫机的声音正是从这间小屋里传出来的。杜梅请我进┤ァ—她看着是挺快乐的样子。她说她认识我们院儿里张夏的妹妹什么的。她还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但她是有点羞怯的。我有点紧张。因为，她妈也在跟我说话。她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单只袖套，一再表示谢谢我来帮忙，“真是太麻烦您了！”她说。
这时，她爸爸正咳嗽着，从一张嘎嘎作响的床上坐起身来，很虚弱的样子。我放下工具，上前把他扶到一把椅子上。原来就是这张床坏了。杜梅说夜里它老是响。我先检查了一下，这还是一张硬木老床，只是榫头松动了。我先把一根用来固定捆绑床头的尼龙绳子解开来，又清除了几根钉子。接着，就叮啷哐啷地把它全部拆散了。然后抹上胶，加了木楔子，没多久床就修好了。我看看墙上的表——但我不敢相信，只过了一刻钟。为了能再多呆一会儿，我又主动提出修理了一把椅子。椅子修好之后，我发现她们家的纱窗也坏了。杜梅一直在帮我打下手。用一双漂亮的、极尽完美的手给我递工具，还用这双手不断递过茶水和毛巾，使我做起活来几乎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了。而且，要做什么也就可以做什么。之后，我又更换了天花板上的一根日光灯管。完了，我又提出了新的建议。不过这是个细活儿，需要她帮我看着点儿。我先把墙上东一张西一张，至少二十多张杜梅父亲在工厂获得的奖状摘下来，分类。我先把“劳动模范”从“五好工人”里挑出来，把“先进生产者”和“质量标兵”区分开来，并按时间年份重新排列，再整齐地挂在了靠床的那面墙上。原来的位置换上了全家福和一张邓丽君的招贴画。我干了不少活儿。当暮色已经降临，他们叫我共进晚餐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只好匆匆告辞。后来听郭冬说，当时他看见我从杜梅家出来了，他打开窗户叫我，我竟然没有看见，也没听见。尽管他又冲着我的后背吹口哨，可我推着自行车，眼睛只注意着自行车滚动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的轮子。我知道那一刻我虽然推着自行车，心却变成了一张白纸。这张纸上只有一个婷婷玉立站在屋子前面为我开门的杜梅。后来，在接近五一劳动节一个说不下雨又下了点小雨的晚上，两张电影票使我和杜梅有了第一次约会。
我们只要在一起，时间便飞快地过去了。
有时电影一散场，杜梅就要回家了。她总是会有点什么事情还没做完。她一展开纱巾，我就知道她要走了。她常常是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我。她的事情真多，什么给父亲熬药啦，给衣服锁边、钉扣啦。我知道她的手很巧，她要去面对着一些零碎的布头，琢磨着把它们变成一条围裙，或者是一个布娃娃。在记忆中，我常常会站在那个拐角，等她从胡同里走来。那一刻，胡同沉静在古老的斜阳里，在青绿色的柿子树的上方，群鸽带着鸽哨正嗡嗡作响。那一刻，她终于顺着东面的街墙向这边缓缓走来。“对不起，我又晚了。”她说话时红润的脸上带着汗迹。我拉着她的手，或把它贴在我消瘦的面颊上，这样我也就猜得出，她又忙了些什么。因为这双手有时很热，有时却冰凉，而有时会带着草药苦涩的味道。
“你爸的病好些了吗？”静寂中我这样问她。
“这服药服完了，大夫说先停一停。”
我们顺着昏暗的胡同往另一头走去。我们一会儿走入槐树的阴影里，一会儿又走在暗淡的路灯下。我们以走路的办法来维持着两个人的世界。但我们只能窃窃私语，因为胡同里很静，胡同里从来也不适合大声喧哗。我们从一个胡同走向另一个胡同。除了走走，还能做什么呢？
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胡同并且走得很远。
这是一个周末，我们带了午餐和采蘑菇的袋子来到了西山。快到中午了，一走进林子，我们就被四周的景色迷住了。我拉着杜梅的手，大概走进了一个山谷。周围是枫树和针叶松，林子很深，四周一片寂静。天空蓝得使人有点生疑。除了远处布谷鸟单调沉闷的叫声，这里幽静得叫人感到兴奋。这样，没走多远我们就不想往前走了。我们找到一处僻静的地方，上面是被枝叶分解了的天空。可就在我们企图拥有这片林子全部宁静的时刻，杜梅却惊厥地抬起头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机械地推开我——出乎意料，这林子里原来是有人的。我注意到了，在一些巨石的附近，或是大树的旁边，都是有人的。而且，好的位置基本上都被占去了。如果不是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根本不知道有一对男女距离我们只有五米远。一眼望去，他们的服装像迷彩服一样融入了这片神秘的仲夏之林。我们只好站起身来，清理掉身上的干树叶，又往林子的深处走去。奇怪的是，无论走多深，里面总还是有人的。我们只好不停地走，直到杜梅在前面突然叫了一声，我才站住了。起先，我以为她发现了蘑菇，谁知道她差一点儿踩到了别人摆在草地上的野餐。我见她从草丛里跑出来，脸色发白，好像是做错了什么。这使我们又一次改变了方向，顺着背阴的山坡走了一阵子，最终进入了一片真正幽静的地方。当我们越过了一个低矮的山头，杜梅还发现了一窝蘑菇。“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我问。她得意地和我拥抱了一下，我们继续往前走。前方的植被更加茂密了。但走着走着，路却突然消失了。意外的是，当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一处浓密的灌木丛时，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着……这次我们是默默地离开的，假装什么也没看见。我们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们深感抱歉地背过身去——背过身去，也就刚好可以遥望着远处的北京城了。
“咱们回去吧。”杜梅说。
我们又用了半小时才回到最初进山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还是决定与一对情侣共同分享了一棵高大的白皮松的树荫。他们坐在树的那边，我们坐在了树的这边。总之，我们都坐在树荫里了。只是空气有点干热，狗尾草也都耷拉着头。寂静中，阳光正无声地透过树叶，像一些插在草丛里的闪光的金属。空气里正散发着浓幽的草木顽固的气息。这种气息几乎叫我再一次失控。我脱了上衣，而且，把鞋也脱了。当我把它们丢进草丛里的时候。杜梅也脱下了她的红外套，露出一件月白色的紧身的小短衫。
就在这时，有两个留着小平头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一条被草丛覆盖的小路上。他们显然是在向我们这边走来，而且一直走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才停下。从他们的眼神和表情来看，好像我们坐错了地方。其中一个瘦高的，喉结比普通人都大的人先开口。他装腔作势地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从北京来的。怎么来的？骑自行车来的。北京哪里的？东城的。东城什么地方的？我说是东四的。可他马上又问：东四哪里的？我斜了他一眼，问他要干什么。他说他们是护林办公室的。问我有什么办法来证明我说的一切。“在这里乘乘凉还要证明吗？”我气愤地问，“为什么不让其他人也来证明一下？”
大喉结突然睁大了眼睛，问：其他人在哪里？我斜了斜脑袋，指了指身后的白皮松。结果，他们都跑了——跑到白皮松的后面去了。但很快回来说：“这林子里除了你们，没有别人！”我看了杜梅一眼——真是见了鬼！“刚才还在的！”可他们不信，好像谁在撒谎。大喉结对着林子大喊了两声：
“林子里有人吗？有人就说话……”结果没人回答。他再喊，还是没人回答。他从兜里拿出一个本子，说要罚款。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这里采蘑菇！”大喉结说，“这里一草一木都是国家的——成年人，不知道吗？”
杜梅看看我，我看看大喉结的喉结。大喉结说，由于这是事实，他们不得不按照上级的规定处理。要是有意见——可以跟他们去山下林管办公室走一趟。我们只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凑了一块二毛钱，交给大喉结。随后，他们一前一后走下山去，消失在那条被青草覆盖的林间小路上了。
后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杜梅都不能忘记这件事。当年，我向她道过歉，是我把她带到了那片看似幽静其实不然的林子里的，是我坚持说林子里有蘑菇。那也是唯一一次我们走出了胡同去往郊外的经历。后来，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过城里。另外，我们始终也没能做成那种事。其实，那个年代并非有什么不同，而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做这种事的地方。除了那个拐角，这座城市不曾有过属于我们可以独处的空间。有几次，我在黑暗的角落里，向杜梅提出了强烈要求，有一回，她没有拒绝。但我不敢相信——那情景叫我终生难忘。她松软地瘫在我的怀里，
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好像生怕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断地答应着，但却毫无办法。我只好把她挤在我和那棵老槐树之┘洹…她的身上滚烫得要命，散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息，直到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结果，我们被自行车的铃声惊醒过来。她猛地推开了我，致使那种我久久向往、足以震撼人心的美好感受并没有出现。后来想想，那次叫我们共同感受到的，不过是一次尴尬和羞怯的记忆。
有许多日子我们都没有再去那个拐角。据说，胡同里也有些关于我和杜梅的传言。人家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我无从知晓，但杜梅对去拐角见面总有说辞。直到那年秋天，杜梅告诉我她经人介绍找到一份工作。这叫我有些意外。从此，每个周末她都要到菜市口去，去帮助一个老人读报。一次读两个小时，一小时八块钱。她说这个工作很不错，何况自己也需要看报纸，只是读出声来就是了。起先，我不太赞成她去做这件事。我不认为读读报纸就能挣钱。可最终还是她说服了我。她说这是一个老华侨，家里很有钱，无论做点什么，他都会付钱的。有一次她读完报纸，顺便浇了浇花，结果，老华侨就多付给她五元人民币兑换券。还有一次，报纸读完一篇，她利用老华侨休息，便去喂了喂笼子里鹦鹉，结果，老华侨又多付给她五个港币。老华侨性情平和，喜欢年轻人，年轻人来了他都欢迎。有一次，我跟着杜梅去了一趟这位老华侨家。老华侨住的是一个独立的两进四合院儿。我从来没进过这样有意思的院子，那简直就像个小植物园。我注意到了，这里所有的植物都翠绿欲滴，而且见不到一片发黄的叶子。在进门高大的影壁旁边是一棵老柏树，里院有两棵玉兰树，不同的是，一棵开白花，一棵开紫红花。在靠近走道的一根树杈上挂着一只鸟笼子，里面养了一只鹦鹉。我们刚靠近这只美丽的鹦鹉，它就说话了：
“欢迎，欢迎……恭喜发财！”
我吓了一跳，因为它说的是一口北京话。我转了转脑袋，确认声音不是来自别处，就围着笼子跟这只鹦鹉聊起来。没想到它什么都会说，它仰仰头，突然又说：
“一国两制——一国两制。”
真是笑死人了。杜梅兴奋地要求它再说一遍。结果，它又说了几句一国两制，就不再说了。又开始和我们说起了英语：“good morning.”
我们也跟着说：“good morning.”
但它似乎不太满意。接着就发出了刷牙漱口和清理嗓子的声音。我们撒腿就跑，它便冲着我们的后面吹口哨。
我们轻轻走进了正房靠东边的一个屋子里。这时，老华侨正躺在一个大号的双人床上。没想到他双目已经失明。听到有人进来，他把头转向了有光亮的方向，并朝着那个方向点了点头，同时，苍老的脸上显出了一丝慈祥的笑容，但他也只能抬抬胳膊表示欢迎。他的老伴——一个瘦弱的，总是双手合十、点头微笑、带着广东口音的老太太给我们沏茶。
杜梅坐在靠床边的一把小椅子上，她打开了报纸，开始读新闻，然后，再读其它版面上的内容。老华侨有一对挺大的耳朵，但是有些背了。我见杜梅读报时也并不轻松。因为，她总要向前倾着身子，不断地凑近他，把报纸上的内容，一句句地灌进老华侨的耳朵里。有时读完一篇，老华侨会抬起手来，要求再读一遍。这是《人民日报》刊登的邓小平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オ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オ
我坐在一个靠着外廊的窗前，院子里玉兰花正在绽放，大黄蜂在花团里嗡嗡作响。我放下手里的茶杯，沿着长廊漫步到院子里，这里摆满了月季、兰花，还有仙人掌。房檐上有两只麻雀跳来跳去。我走到玉兰树下仍然能听到杜梅的读报声：
……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杜梅读完一篇准备读另外一篇时，老华侨已经睡着了。
杜梅有了工作之后，比过去更忙了。有一次，我在拐角等她，钟声早已敲响，还没见到她过来。我带着两张大华电影院的电影票，揣着一个芝麻火烧，直到钟声再次响起，我准备走了，这时她来了，焦虑的脸上带着汗迹。“你怎么了？”我给她芝麻火烧，她摇摇头，说她爸爸又进医院了。昏暗的光线下，我见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就像是两片溢满了水分的青苔。
“医生说，这一次……”她的眼泪终于止不住了。
“去看看西医吧。”我说，“不能太迷信中医了！”
其实，我并不了解杜梅父亲的病情。在他病倒之前，他是一家灯具厂的烤漆工人。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据说他是病倒在烤漆车间里的，后来一直呆在家里养病。每次我去杜梅家，总见他躺在我修理过的那张床上，上方就是满墙的劳动奖状。而她的母亲，仿佛永远在低着头，吃力地在那台旧缝纫机前做衣服。夜里很晚了，有时，当我去郭冬家下围棋时，还能隐约听见那台缝纫机走动的声音。然而，时间并不长，杜梅的父亲便在一个冬去春来的季节里过世了。这是我离开中国的前一年。杜梅的父亲过世以后，她顶替她父亲去了灯具厂，做了烤漆工。
二
飞机开始下降了。出了云层，外面在下雨。
我推着行李经过一个新机场的通道，在出口接机的人堆里，我发现了两个老人：一个是我的叔叔，另外一个是我的婶婶，没想到他们还是来了。
他们都明显老了，特别是叔叔，腰已经弯了，看着比婶婶矮。过去他们是一样高的。叔叔显然是缺钙，人也干瘦干瘦的。此刻，他正站在婶婶的后面。婶婶胖了，头发染得乌黑，她的笑容叫我恢复了许多记忆。我走那年他们还都骑着自行车上班呢，现在他们已经退休了。
“不是说了不用来接吗？”我上前向他们问候。
“在家呆着也是呆着，”婶婶说，“何况，怎么能不来接呢？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连司机都抱怨找不着。”
出租车出了高速公路，雨便迅猛地飘洒起来，远处的建筑正隐现在蒙蒙的水汽里。我凝视着窗外，认不出这是哪儿。前面要去的是婶婶的新家，婶婶过去住在离北京火车站不远的一条胡同里，附近就是古观象台。现在，汽车正经过一个花坛，一块草坪，然后又是更大的花坛进入一片塔楼区。应该说，什么都是新的。我们进了电梯，瞬间就上了二十一层。
一进屋，我就认出了一张榆木的八仙桌。这张桌子是我熟悉的，许多年前我就是趴在这张桌子上，完成了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家庭作业。我看看周围，客厅里的沙发和靠墙的一个多宝格木架是新的，窗台前放吊兰的花架子也是旧的。另外，还有几样旧物件我得提一下，这些东西过去都曾是我家用过的。其中有两个樟木箱子、一台旧缝纫机、一个书架和两把柴木的小凳子。我进了厨房，看见了我妈用过的高压锅。另外，我还认出一把汤勺和一个盛沙糖的有兰花的瓷罐。见了旧东西总是叫人心里不能平静。我是个心重的人，在心重的人眼里，看到的旧东西往往也不仅仅是东西，而是缕缕时光吧。我清点着，同时也感叹着人生！幸亏有叔叔婶婶继续在使用这些东西，不然，使用这些东西的又会是谁呢？
茶几上摆了不少药瓶子和一个旧式的血压计。婶婶把我带进书房，这里安好了一张床，这张床也是我睡过的，床头上绘着两只熊猫和几根竹子，熊猫看着有些脏兮兮的，但还是老样子，仿佛在等我，显得很执着。
婶婶让我休息一下。等她关上门，我又取出了那个电话本，试着打了几个过期的号码。只有郭冬的手机通了。意外的是他并不在北京，却在上海。他说他一般都不在北京。原来他正在和上海的一家公司谈生意。我回来他感到很意外。说我应该先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他的电话不是占线就是关机。他问我为什么一直不回来，现在回来了。是不是回来做生意？我避开他的问题，说我这次回来纯属是探亲访友，时间是两周。我希望他能明白，两周的时间不是很长，另外，这次回来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和大家聚一聚。
“你说的大家是谁呢？胡同都不在了。”他说。
我随即说出了我们原来胡同里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拐子。
“我不想搭理他！”提到拐子，郭冬显得有些情绪，他说拐子并不是我记忆中的拐子了，他现在是私人企业家，有关他的报道挺多的。他还说，有些人，我不走，我会忘记得更快。我接着又提到两个人。郭东说这两个人，一个早都去了日本，另一个死了。
“张夏死了？”我十分意外。
“车祸。好多年了。刚买了新车就出事了。李永田家的那条胡同也拆迁了，没打声招呼人就走了，之后，就再没下落。另外，楼大明被判了十三年。”郭冬停了一下又问，“你还想见谁呢？”
我一下子想不起谁了。我跟郭冬说，一个人回到他过去的地方，是与那里的一些人名、地名有关的。不然，天下的流浪者怎么都有过回归的梦想呢！我有些激动，攥着电话，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等我平静下来，似乎是很小心地才问起了杜梅的情况。
“杜梅？”他笑笑说，“多久了，还记着她呢？她现在可是大老板，你没听说吗？她一直在做服装生意。除了北京，上海和深圳都有她的分店。”
“哦，你有她的电话吗？”我问。
“有是有，但很不巧，她的电话应该是在我的电话本里，那个本子没在身上。不过，请放心，我会尽快和她联系。告诉她，你回来┝恕…我还是胡同拆迁那年见过她一次，在那之前，其实她早都不住我们院儿了。后来她母亲也过世了，我们就很少再联系。前些年有人说她去了深圳，在那里做服装生意。后来，知道她又回来了，在北京开了分店。我为什么事情还去找过她，之后就再没有见过她了。这次我们一起去找她好了。”
我赶紧说：“好的，拜托了！我的时间还挺紧的呢。”
“放心吧，时间来得及。”郭冬岔开话题说，“你也早该回来看看了，现在这边挣钱的机会挺多的。”郭冬谈起了他自己。郭冬是我唯一没有断了联系的朋友，我始终把他比作一根线。多年来，我拽着这根线，如果这根线也断了，等于我和过去的一切都断了。时间久了，只有走过来的人才能证明彼此的记忆。郭冬就是能够和我互相证明彼此记忆的人。所以，我无论走到哪里，总会通知郭冬，告诉他我在人世间的具体位置。郭东理解我，他能解透一个远在他乡，四处游荡人的心情。这些年他混得不错，大概挣了些钱，这是以往在电话中从他说话的腔调里所能感受到的。郭冬说他又在搞一个项目，如果成了，他想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成为我在美国的邻居。听着像是吹牛，但我信。郭东列举了一些发财的例子，都与各种项目有关。最后他说，他马上要去和一家公司的首席代表见面。对方的人马一会儿就到，他要准备准备，等晚上回到宾馆再跟我聊。
挂了电话，我有点儿困了。这时，婶婶送来一杯热茶和一份《北京日报》。她看看墙上的石英钟，把一个印有一九八四年北京印染厂先进工作者纪念的搪瓷杯放在我旁边的书桌上，说：“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不然时差就倒不过来了。”
婶婶说得对，我靠在枕头上，看了几个标题，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
醒来时，窗外已经暗了，雨小了许多。婶婶在隔壁跟几个新搬来的住户打麻将，是洗牌的声音把我弄醒的。我躺在那张绘着熊猫的床上望着天花板，能感到正处在一个高耸入云的位置。
郭冬的电话还没打来，我起来后又试着拨了几个号码，这样，天也就黑了。霓虹灯的光亮从城市的上空透过窗帘晃动在墙上，衣橱的上方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我凑近时才看清，原来是我的父母。他们二位成像在一张发黄的相纸上。我没见过这张照片，看着是夏天照的，光线不错，玉兰树的叶子油绿绿的，父亲坐在美人蕉旁边的一把轮椅上晒太阳，母亲正将一小勺的水果罐头送进他的嘴里，他看着没有牙了，咀嚼得很慢……他们的样子与我记忆中的样子相差甚远。我知道他是不喜欢吃水果的，人很固执，从不接受母亲多吃水果蔬菜少吃肉类的建议。我端详了一会儿他们留下的这生活的瞬间，他们都是在我漂泊的岁月中离世的。怎能想到，那年在北京机场竟然是最后一别。
我走的那天，就像是有人要去当兵，邻居们一早都来了，只是居委会的人没有出现。我在屋子里打包，看见人都在院子里。先是张夏，接着郭冬和杨拐子也来了。这些人，除了张夏有一份临时工，杨拐子还在北京残联下属的一个职业训练班里学会计。他三岁那年患了小儿麻痹症，后来行动成了问题。其实他很聪明，这几个人里，他也是最用功的。印象中，他一直在上函授大学，上技校和各类补习班。当年凡见路边有招生广告，他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用拐支撑着身子，从衣兜里拿出纸和笔，记下广告内容。一年下来，他差不多都能拿到一些毕业证书。有一天，他又毕业了。他拄着双拐，甩动着一条腿进了胡同，不同的是，身边多了一个漂亮姑娘。听说姑娘是他的同学，他们谈笑风生地穿过胡同，最后进了拐子家住的院子。从此，姑娘每天都会和他穿过这条胡同，风雨无阻，直到两人结了婚。比一比，郭冬当时的情况最不乐观，年轻轻的，却老是心事重重，为了一份工作四处托人找门路。
那天，张夏和郭冬说他们没事儿干，也跟着去了机场。去就去吧，只要车子坐得下。但杜梅没有来，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知道她那天上白班。按说她一定会请假来送我的。我们等杜梅等了很久，再等下去真要误飞机了。
杜梅最终还是没有来。我在机场出关前的最后一分钟还在等她，我想跟她再说说，分别是暂时的。离开，并不是她认为的那样——我出走的心情已经超出了我对此地所有的爱。她是前一天上夜班在工厂的电话里跟我这样说的。我想，在我选择了这样一条路要去走的时候，我还能跟杜梅说什么呢？其实，我知道，没有什么语言能安慰杜梅了，也同样安慰不了我自己。我并不清楚要在天上飞十多个小时，其中换两次飞机，最终降落在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将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我只知道我要去走这条没走过的路了。
“你走吧，”她说，“我知道你没有不走的理由了。”虽然，电话里我看不到她，但我知道她在流泪，她说：“想着我……”
其实，没走出海关我就开始想了。我拖着一个塞满了生活用品的行李箱，为了省钱，为了迎接前面的新生活，我不得不把箱子尽可能装满。我带足了小到牙膏、牙刷，大到四季换洗的衣服。除此之外，还有板蓝根冲剂和清热解毒胶囊一类的东西。以至临走时父亲和母亲还在争执不休，为了要不要再带几包方便面，你一句我一句的，谁都不能少说一句。结果，父亲一句没接上，母亲便将手里的两包方便面和一块固体酱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我转身望去，我爸和我妈还在海关进口的铁栏边上，他们挤在那里，仿佛要死死地占据着那个位置，可他们显得力不从心，表情无疑地流露着这将是最后一别的可能。没想到我的感觉很准……我走出几步，又回过头去，他们还在那里张望。张望，算是他们留在我脑中的最后一幕。
这时，婶婶开门进来了。“醒啦？”她说，“去吃碗馄饨吧？”
“好吧——可我不饿。”
“趁热吃点吧。另外，过两天去看看你的父母。”
“这儿离凤凰山公墓有多远？”
“开车一个多小时。”
三
也许是在飞机上着了凉，不然便是时差的反应，我感到头疼，全身乏力，症状很像是感冒，但不发烧，只是流泪。下午症状加重，黄昏的时候眼泪奔涌不止。
我躺在床上——这是第三天了。症状开始缓解。婶婶进来和我聊天，她一坐在书架旁边的椅子上便进入了沉思。她讲起了这些年来身边发生的事情。她首先讲到我爸和我妈，讲到我走之后他们平静而幸福的生活。讲到他们曾经怎样数算着一个值得期盼的日子。其中，讲到了退休和工厂倒闭。讲到高血压和一次严重的肺炎。讲到药费，讲到水费，讲到电费和冬季取暖费。讲到帕金森症，接着又讲到了骨折。讲到激动时，她仿佛是在出庭作证。讲了我在美国等待绿卡期间，他们是怎样一天天衰老直到相继过世的。最后她讲到了叔叔的腰，并详细说明了叔叔的腰再也没能直起来的原因。她一口咬定，叔叔的腰就是那场大搬迁弄坏的。她说：“你还记得丰收胡同吧？当它搬空时，就变成了一条死街。后来推土机来了，把那些胡同变成了废墟，这些被粉碎的胡同夜里又被装进大卡车运出城外。那些日子，我们每天都得用抹布一遍遍地擦洗着飘进屋里的尘土。起先，不知是哪儿刮来的风，说我们的胡同将要永远保留，不再往下拆了。结果，没这么回事儿。据说这家开发商很有实力，上面也有人，他们打通了几个关键环节，解决了问题。隔了没多久，我们的院墙外面也被用白灰写了个很大的拆字。接着搬家的车辆开始进入并堵塞了胡同。室内的东西被搬到街上，空气里散发着雨后家具潮霉的气味，街坊邻居互相招呼着告别，有些人边流泪边留下新的地址。”“我们是坚持到最后才搬的！”婶婶说，“我们离开的时候，胡同已经空了，只有几只鸽子遗留在屋檐上。”
吃罢中饭，婶婶过来说有个年轻人在客厅里等我。听到有人来，我才感到精神好了些，“回来还没见着个人呢。”我边说边走进客厅。但来的人我并不认识，他说：“是的，我们是不认识，我是受郭冬之托。”他有外地口音，穿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没打领带。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时显得个头不小，身上有一股正流行的香水味儿，他称我大哥。他说：“大哥，我姓刘。”我请香水刘坐下来。婶婶在端来茶点之前，先去打开了窗户，香水味儿很快也就稀释了。香水刘和我聊了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间接地表达了朋友郭冬的关照。他问我回来有什么要办的事儿没有。我说事儿倒是没有。他皱皱眉头说，那你回来干什么？我说，算是探亲访友吧。他问我有没有带个生意项目回来做做。我说没有。他又问我在国外做什么工作，读了几年书？由于他说的我都没做。或者说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以至难以陈述。我只好告诉他我是个艺术家。他扽扽西装仰了一下脖子，靠在沙发上又说，既然回来一趟，要不要去医院做个身体检查？我知道在美国看病挺贵的，一般都看不起。我说，身体状况还好，你所看到的——如果有什么，大概是时差的原因吧。他又问我的牙怎么样？说现在回国补牙的人挺多的。我说牙没问题，原来有过一个洞，后来补上了。他追问补得怎么样，洞有多大，花了多少钱。我虽然不想聊太细的问题，还是说了那个洞曾经有多大，花了多少钱。他仰起头来，瞅了瞅天花板，然后说出了中美两地补牙的价格差。我拿起茶杯喝了几口茶，眼皮开始打架了。香水刘笑了。
“郭总吩咐了，叫我关照你。”他说，“我知道大哥跟郭总是老同学，在一条胡同里长大的。有什么事只管说，凡是我能办到的。”
我见香水刘是个办事认真且有诚意的人，便告诉他，我这次回国，除了探亲访友，没有其它目的。他点着头说：“见熟人可以，但我也只能跟大哥这么说，试一试。城市越来越大了，找人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当然，大哥真想见谁，是不会见不到的。现在咱们走吧。”
“上哪儿去？”我问。
“大哥，看看北京的新貌吧。”
他说着转过头去，看了看窗外。我也看到了，那里正有一朵白云，从蔚蓝的天空上经过，看着使人兴奋。
我坐上了香水刘的黑色奔驰车，很快就出了社区。香水刘拉着我在他认为最值得一看的几个景点转了转，参观了几条繁华的街区。他还陪着我，吃力地仰着脖子，集中看了一些建筑群。接着他还想带我去看中华世纪坛以及奥运会主场馆。我一看表，都十二点了。说实话，在我实在受不了的情况下，我才揉了揉后脖子说：“别去那种地方了，好吗？”
“那大哥想去哪里呢？”
“我想去找找——对了，去看看我家住过的那条胡同吧。”
“大哥，不用看了。要是我没记错的话，那条胡同几年前就被拆了。”
“我知道，去转一圈吧。”
“没问题，不过那里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完就沉默了。直到经过一段高架桥时他才开口：
“看吧，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大哥说的那条胡同了。”他说着看了看倒车镜。我转过头去时，一架新型的高架桥正被甩在了后面，远处是一些新建的楼群。下了桥，车子转了个弯儿，路边出现了饭店和楼房。香水刘说：“这里就是了。”我望着那边，一个十分具体的老地方没有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些与记忆无关的景象。但这时在我的视线里，有两扇古旧的木门正与鲜花簇拥的花圃重叠在了一起。打开这两扇门就是我家的那个四合院儿，往前是菜站，再过去一点，也就是我和杜梅约会的那个拐角。我叫香水刘开慢一点，因为，我竟然看见了胡同的一部分——那棵老槐树，它确实还长在那儿，老样子，只是树冠大了不少，树干也粗实了不少。它被一圈铁栏杆围在了中间，旁边有个牌子，上面有一段中英对照的文字，意思大致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这棵古槐理当受到保护。环顾四周，只有这棵树我能认出，它使我感受到了身在何处。慢慢远去的是几个因戴着草帽而看不见脸的花匠，他们正在楼前的花园里修枝除草，阳光下，他们的动作像蜗牛一样的缓慢——你看不到这里的过去，仿佛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不久，车被堵住了，走得很慢。我摇下了汽车的玻璃，把头转向窗外。
“你认识杜梅吗？”不知道怎么，我突然问香水刘。我想认识郭冬的人没准也会认识杜梅。
“杜梅？去年我还见到她呢。在一个春季服装展览会上。怎么，大哥也认识她呀？”他睁大着眼睛。
“哦！”我从座位上一下直起了身子，“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个人，我们曾住在一条胡同里。”我等他回答。
“没错，还是郭冬介绍我认识的。那可是位女强人哪，我听说她是用一台旧缝纫机开始的。”他摇摇头说，“真是不容易，她的公司创办的服装品牌相当出名。你看我穿的这条裤子吧，就是她的公司生产的。”
我看了看他腿上的裤子：“你有她的电话吗？”
“要什么电话，刚才咱们就路过她的服装店，你要早说，直接找她就是了。按说，我也该去看看她了，有些生意上的事我还想问问她呢。”
“这么多年了……”我抑制着心头的兴奋。
“要现在去吗？”
“我看，还是先打个电话吧——也许过两天，等我的时差调过来吧。”
“出于礼貌，这样也好。我想她一定很忙。”
我无法把记忆中的杜梅和公司总裁、私有企业家这类词儿联在一起，因为记忆中的杜梅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女孩儿。
中午的时候，天上出现了云层，很快把下面的城市与上面的太阳隔开了。我们离开了市区，不久，香水刘把车停在了一家餐馆门口。他说：“去吃顿粗粮吧，这家餐馆只做粗粮。”我没胃口，听说有粗粮吃，我同意了。
餐馆装饰得有些特别。看得出，老板为了把事情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像是尽量在体现着一间农具仓库的效果。一位穿成村姑模样的小姐把我们带到了一对牛车的木轮子旁边，安排在两个很宽的条凳上。木桌漆成了透明的，大大小小的节疤，像一个个切开的洋葱。旁边的砖墙上有几张剪纸和蜡染的布料，一顶旧草帽和两件使人琢磨不透的旧农具挂在左面的墙上。前面的横梁上耷拉着几串红辣椒和两辫子大蒜。红辣椒像是随时会离开那根横梁的样子、正对着下面一个穿着绿背心的胖女人的桌子。离我们比较近的还有一盘石磨，磨盘上面放着一盏马灯，香水刘的旁边则是一口锈迹斑斑的铡刀。隔着铡刀，我见胖女人的桌上有煎饼、窝头、小米粥和一碟干煎泥鳅。另有一两盘大概是些野菜之类的东西。胖女人的胃口不错，她的绿背心已经被她背上的汗弄湿了，像一块零乱的日本地图。
“那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苜蓿。”香水刘晃了一眼说，“尝尝吧，据说营养仅次于黄豆嘞。过去人不吃，尽给牛吃了，凡是这类东西现在都叫健康食品。别看这家餐馆没有什么正经菜，味道还不错，不然，生意怎么能比全聚德还火呢？”
后来，我见那胖女人除了偶然去碰碰小泥鳅，全神贯注地对付着那盘苜蓿。完了，胖女人又从挎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补了补口红。还剩下了几条干巴巴的小泥鳅，她请村姑打了包。
“来盘蚂蚁炒蛋？”香水刘打开了一个列满各类昆虫的食谱。
“蚂蚁？”
“试试吧？”
“不行——不行！”我摇摇头说。
“先生，吃一回您就爱吃了，”村姑在旁边笑着说，“这些小东西都是本店自己培养的，它跟我们在地面上常见的那种黑蚂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蚂蚁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它对风湿性关节炎、老年痴呆症，都有很好的疗效。你看，食蚂蚁的回头客挺多的。”
村姑列举了一堆蚂蚁的好处。我留意四周，却见许多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筷子，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边——已经夹了菜的筷子便停在了空中，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哦，”我转过头来，像是在辩解，“我没关节炎。”
“大哥，我也没关节炎，”香水刘说，“到这里不吃这个，还能吃什么呢？”
我勉强点了点头，翻动着菜单，又在没有昆虫的一页上，点了一碗棒子面粥。香水刘给自己点的是疙瘩汤。“另外，再来个鲜熘兔丝和莲蓬豆腐吧。”
“没你说的那种豆腐。”村姑说，“香椿豆腐，行不？”
“行，香椿豆腐。”
“不知二位对昆虫的幼虫感不感兴趣？本店是专门……”
“——够了。”香水刘终于斜了村姑一眼，“加个蒜蓉地瓜秧吧。”
村姑记完又重复了一遍。扭头走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床上，胃疼了一夜，天亮时才感到缓解了许多。但还是感到胃里火辣辣的，我进了洗手间，就感到有些恶心，口腔里有蚁走的感觉，我突然呕吐起来，一看水盆，我立马晕了过去。
四
我还是有些不舒服，头老是昏昏沉沉的。事实上我的时差一点儿也没倒腾过来，白天犯困，夜里清醒得要命。我跟郭冬通了不少电话，但他还是不能确定回京的时间。听语气好像是遇到了麻烦，他说他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为了一笔生意，他和那家公司还在谈判，起草合同。他显得很疲惫，说话的力气好像都没有了。但他仍然说一定要回来见我。并说，据他了解杜梅就在北京。起初我对郭冬的办事效率感到失望，可想想，他人在外地还要照顾我，很够朋友。不过，我还是希望他能早一点回来，因为一周已经过去了。
香水刘倒是又来过两次，但每次不到五分钟。有时他刚坐下，就忽地站起身来，神情古怪地拍打着脑门，说：“你看我这记性！不行了——不行了，我得走了，有个合约我还要去签订。”说着他面带愧色地递给我一个纸条子，说是杨拐子公司的网址。他说：“真抱歉，你先上网查查吧，明天我还要出庭。”
这天傍晚，香水刘离开以后我也离开了。我本想顺着人行道往前走走，不由得来到一个路口。这里华灯初照，影影绰绰的行人正梦游般地来往于街道两旁。但我没走出多远，就不想盲目地往前走了，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因为我明明站在这里，却又像不存在似的。所以我怀疑：“这是我住过的那个城市吗？”我真的怀疑。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如果杜梅真的还住在这个城市里……
我站在路边发呆。
这时，大概是我摸了摸后脑勺，一辆出租车竟然停在了我的面前，司机探着身子说：“上来吧？”
“去哪里呢？”我竟然边问边上了车。既然上了车，我就说：“去东单看看吧——您说呢？”
性格沉闷的司机点点头，把我拉到了东单。东单还叫东单，但面目全非了。我说：“那就去灯市口看看吧。”司机点点头，把我带到了灯市口。这时一些服装店出现了，一家又一家。我让司机停了车。我下车后挨着店面往前走，最终进了一家店面，一个女店员微笑着迎过来，说我刚好赶上了本店促销。我往店的深处瞧了瞧，里面的产品展示和灯光设计得都很新潮。我问她，这是某某的服装店吗？她瞅了我一眼，手放在一件红上衣上，问我是不是来谈业务的？
“我不是要谈业务，我是想打听一个人，一个叫杜梅的，你知道吗？”
“杜梅？”她又瞅了我一眼，说，“据我所知，我们的老板就叫杜梅，可这是她以前的名字，现在她不叫了。”她说话有些调皮。
“哦，她人在吗?”
“她怎么会在呢，她一般都在公司。”
“公司？你能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吗？”
她却摇了摇头说：“对不起，总裁的电话不便给人，想见她，不妨常来看看吧。”她还说，在这里碰到总裁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说完，她便转过身去，为另一位对衣服的尺码有些小问题的女顾客耐心地服务去了。
就在我无论怎样都不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一个往日的旧友或是哪怕一个熟人之后的一个闷热的黄昏，我带着一张崭新的散发着印油味儿的北京地图出门了。我跟自己说，回来了总不能老呆在屋里不动吧。可我跟出租车司机说：“麻烦你，想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吧。”
“这不行，”司机看看我说，“你一定得说个地方，说不出地方，你至少也得说说大致的方向。”
嗯，去哪儿呢？我说：“今天就算把我交给你了吧，抓紧点时间，走走看吧。”
司机皱皱眉头，接着就加了油门，显得胸有成竹。不久，他把我带到一个挺热闹的地方，这里开了不少酒吧，响着音乐，聚集着人气。
“上这儿干吗呢？”我问。
“寻欢作乐呀！”司机笑眯眯地说，“有些事，我都知道。因为有时我会把一些闷闷不乐、心里不太痛快的人往这儿送，一到这里，他们就变了个人似的，我想你也一样。”
他这样说，我感到很新鲜，并在付款时下意识地抽出一张新钱。他接过钱去，冲着光线看了又看，表情怪异地说：“这钱不对！”
“什么意思？”
“这是张假钱。”
“假钱？”
“是的——你看，太新了说明不流通。”他把钱冲着光线又看了看，“相信我的眼睛！有旧的给旧的，没有旧的，麻烦您——”他指了指路边的冰激凌店，“换一换。”
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被这个人给弄坏了。但我还是捺着性子，收回新钱，又挑了几张破旧零烂的票子给了他。
我拱出汽车时，黄昏立刻降临了。
这是一条不太宽的街道，路的两边摆着些桌椅，聚集着不少客人。看得出，他们多是来自五湖四海，使这里看着像个旅游区。我进了一家酒吧，里面光线很暗，我发现下面还有一层，下面的光线虽然比上面的更暗，我还是去了下面。这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由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搭档的小型乐队，正在吧台的一侧演奏着一段美国的乡村音乐。女的头上戴着花环，露着皮肤很细很黑的肚子，她有时唱中文歌，边唱边扭动着腰身和屁股。一个头发很长、眼泡很大的男人在用吉他伴奏。他们看着像是菲律宾人。我凑近吧台，摘下了眼镜。
“来点儿什么？”一个调酒的小伙子过来问我。
“啤酒，燕京的。”
旁边有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在吃炸薯条，一个在吃花生米。他们边喝酒边在谈论着什么，大概又谈起了股票。听得出，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套牢的股民。他们咕哝着，发出的声音总在持续地搅扰着我邻近他们的一只希望能享受一下音乐的耳朵。这样我在吧台上仅消磨了一小段微不足道的时光就来到酒吧的后面了。这里有些空座位，刚才坐在我附近的一个年轻女孩连同她手里的一杯玫瑰色的鸡尾酒刚好也在这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离开了吧台，也不知道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我们刚才在吧台上隔着两个高脚凳搭讪过，说起早晨发生在西三环路上的一场追尾造成的一死两伤的车祸，她的说法是两死一伤，这跟电视新闻里我看到的恰恰相反。我注意到，她除了头发染得有些发黄，装束上倒还得体。总之，看着并不像是从事色情活动的女孩。当然，她是干什么的我并不想搞清楚，我只想找人聊聊，有话跟谁说都行，只要她长着耳朵，但愿她懂得推心置腹。
“看得出，不久前你还是一个孩子。”我擎擎酒杯说。
“你也一样。”她瞥了一眼我旁边的北京地图，眼睛里带有一丝好奇，“外地人吧？”
“外地人？本地的。”
“本地人带什么地图？”
“哪里人不都一样。一个地方每天都在变、都在改动，地图就不能不跟着改。据说，这个城市的地图每六个月就得重新改版一次，加上新的街道、新的社区和公路。”
“是吗？没准新地图一发行，更新的地图已经在着手绘制了。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地方的消失比用橡皮擦掉的还快呢。”
“你是北京人？”我问。
她说她不是。我似乎有点失望。我以为她是个可以聊聊北京的北京女孩儿呢。她说：“你看错了，我才不是北京人呢，我对这里比较熟就是了。”她又说：“小时候姥姥就带我来过北京，记忆里的北京除了天安门，就是北京火车站。”
“可说你是北京人没人不信呢。”
那两个菲律宾人演唱得很投入。节奏欢快的音乐像湿漉漉的瀑布，清晰而流畅。使我们仿佛进入了沉思，我低下头去，这样以便使这段表现着流浪的音乐能够鼓动起我直通心灵的耳膜。这个黄头发女孩倒是挺能喝的，兴致正浓时，我们又要了两杯龙舌兰。这样没多久，再加上一首懒散的，叫做《都市漫步》的曲子，使气氛显得有点儿伤感了，它甚至也影响了我跟这个陌生女孩的谈话内容。
“许多年前我离开了这里——本想去去就来……”我喝了一口酒，打了一个嗝。
“我离开家乡也有许多年了。”
“许多年了——是呀，”我边斟酒边说，“连个熟人都找不着了，没想到哇……”
“我现在回家一定也都不认识了。”
“你知道，我都迷路了。”我苦笑着擎起酒杯，“来——为了你的家乡。”
她举起杯子，饮尽了杯中还有三分之二的龙舌兰。她的脸立刻也就红了——很尽兴的样子，之后却不说话了，侧着头，仿佛在听音乐，那样子叫我想起了杜梅。她的年龄正是当年杜梅去菜市口老华侨家里读报的年龄。
好一阵子，她说：“我从小就喜欢追逐陌生的事物。我喜欢陌生，就拿这个城市来说吧，正因陌生而使我感到新鲜。”
可她一说话就把自己的眼睛弄得有些潮湿了，就像两片逐渐潮湿的青苔。眼睛容易潮湿的女孩不仅动人，也是善解人意的。这使我不得不拿起酒杯，不断地为那两片青苔干杯。结果，酒精起了这样的作用：两个陌生人，萍水相逢，却显得情投意合，凑得也不能再近。我们分手的时候，就像老朋友一样拥抱，好一会儿才松开。而且，我们站着又聊了一阵子。她说她是五年前来北京的。我说我是许多年前离开北京的。她说，根据彼此的属相我们和得来。我表示希望能再见面。她还想说什么，却只是点点头。结果，我们再一次拥抱才分手，但我却忘记了她的名字。起先她告诉过我，就两个字，按说很好记。结果很遗憾，几分钟我就忘了。我只记着她是从延边来的，一个学摄影的鲜族姑娘。她还告诉我，她来北京不为别的，只是希望能在这个新旧参半的城市里捕捉到一点东西。
五
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人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上——从早晨到黄昏。我习惯了独来独往。但今天，在我出门之前，我想跟郭冬再通话一次，或许这也是最后一次打电话吧。我想了想，大概我会这样跟他说：
作为朋友，你已尽了责任。虽然，你一再强调要赶回北京，但我知道，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按说，这么多年没见你，多想一见啊！何况，直到今天我还没见着谁呢。不过，我倒是理智的，所以我想，这次你就别回来了。难道还会再隔十年八年吗？下次再见吧，下次不会太远了……想到这里，我拿起了电话，但郭冬的电话又占线了。
我放了电话，仿佛六神无主，不知剩下的时间能去做点什么了。时间短了，时间往往就显得多余了；时间多余了，时间往往又显得长了。没有比让人去忍受一段时间更叫人难受的事了。唯一能打发时间的办法，无非是再出去走走。这要比坐在婶婶家的沙发上看电视好得多。那家酒吧我又去过两次，昨天去了一次，和婶婶去凤凰山公墓回来的那天晚上去过一次。只是再没遇见那位鲜族姑娘。城市就是这样，它总能使你认识一些人，又使一些人从你的视线中转眼消失。
这时，婶婶和叔叔又要打麻将了，因为门铃响了，牌友又来了，他们是按时来的。一个是从下面九层上来的退休老头，另一个是从二十七层上下来的下岗女工。一听到麻将声我就坐不住了，屋里很闷，我又得出去走走了。我打算这次往北走，往北走下去按说就是市中心了。我计划十点之后再回到婶婶家那间还残留着油漆味儿的书房里。于是我又来到了街上。
我开始从一个街口来到另一个街口。我似乎还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个熟人或同学什么的。或许通过他们能打听到杜梅的情况，打听到更多人的情况。因为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被拆掉，有些老胡同还在，那里没准就有我认识的人。如果走运，如果路上真的碰到了熟人，我想，我会很礼貌地请他们停下脚步，无论他们是否还记得我，无论他们有什么要紧的要办，我都会请他们停下来，听听我对他们的记忆。当然，我也会顺便说说我对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怀着这种心情走在城市午后的阴影里。我留意着每一个行人，注意着他们走路的姿态和举止，同时在我的心中也在绘制着他们多年前的样子。或许是我没有好好看路，不久我竟然迷失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了。究其原因，也可能是那些夸张的，从风格上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相似的高层建筑，使我丧失了辨认方向的能力。我一时弄不清身在何处。我无法把这里跟我去过的某个城市的某条街区区别开来。把现在和过去区分开来。我边走边想：天呀！这是我的不幸还是这座城市的不幸？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城市出了问题，否则我不会迷路。不会短短几天，接二连三地迷失在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的。我被相仿的街道类似的斑马线和缺少创意的果皮箱弄晕了。我被那些派头十足的同名饭店和遍及世界各地重复来重复去的各式各样的广告搞得完全失去了方向。我一直徘徊在一家精美的珠宝店和一家银行之间。这样，很快就引起了两位保安的注意。他们两个佯装在聊天，其实早都盯上我了。为避免误会，我只好顺着一条缺少情意的街道不情愿地往前走了一阵子。这使我不得不经过一些服装店、美容店和比萨店，还有一家装饰精美的礼品店。再走下去是一家尼克牌鞋店、两家酒店和一家肯德基店。我穿过街心花园，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与车辆之间，流动的行人与行人之间走着。当我再一次见到那两个保安时，我才知道迷路了，十分彻底地迷失在一条与记忆完全混淆的街道上了。
后来，我累了。我不得不把手举起来。这样，一辆出租车就停在了我面前。其实是两┝尽—几乎是同时——结果，后一辆差一点就得为前一辆付汽车修理费了。不过还好，没有撞上。我告诉前一辆的司机说我迷路了。
“怎么会迷路呢？”他大惊小怪地说，“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迷路的城市呀！”
我瞅了瞅那两个保安，又小声重复了一遍，我说：“嚷什么嚷！我迷路了，这是事实！”
“你想去哪里呢？”司机皱皱眉头，声音仍然不小。
我又瞅了保安们一眼——他们也在瞅┪摇—同时我跟司机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在哪里？另外，去朝阳门怎么走？”
“喝多了吧！这就是朝阳门呀！”他摇摇头说。
“是吗？”我看看周围，半信半疑地，“如果这真的就是朝阳门，问题就解决了，请送我回家吧。”
当司机把我送回婶婶家时，婶婶已经做好晚饭了。他们在等我。尽管饭菜已经凉了，那天晚上，在这二十一层高的公寓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故乡亲情的余温。
饭后不久，郭冬突然打来电话，他叫我打开电视。他说：“你不是要见杨拐子吗？看看电视吧，杨拐子正在中央电视台吹牛呢！”郭冬说了几句，挂了电话。
这大概是一个对私有企业家的专访节目。一个中年男人正在接受电视女主持人的采访。他身穿西装，看着有些发福。这是杨拐子？我盯着他的脸，注意着他那条有问题的腿……他脑袋偏大，个头偏低，样子完全变了。我说他完全变了，是说他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人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了。主持人表情亲和，显得十分精明。他们一问一答。杨拐子有些严肃，但精力充沛，主持人每一次提问都像是打开了一个滔滔不绝的漏斗。他谈了使他引以为荣的企业现状和发展的宏伟蓝图，他自信地预测着未来。当主持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时，他说：我认为，人无论做什么，眼光都要看得远一些，人应该懂得向前看，而不能总是向后看。生命的本质告诉我们，向后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过去往往是我们前进路上的包袱或绊脚石！
后来他们讲到了一种饲料，说用这种饲料喂鸡，只需要八个星期鸡就可以上市了。完后，他们又围绕着全国饲料市场的前景分析了半天。我一直盯着拐子发呆，直到主持人说：“谢谢观众，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算是见到了熟人吗？我关了电视机，在屋里踱来踱去。
第二天——这是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吧，婶婶和叔叔在厨房里包饺子，我坐在有阳光的窗台前，手里仍拿着那张地图，望着楼宇下面灰蒙蒙的城市，此刻，这座正处在烈日下的喧嚣的城市，也处在第二个交通高峰期。在远处的公路上，密集的、五颜六色的车辆，正像一个被打开的蜂巢蚁穴，在这闷热的午后仍然把一条新建的公路堵住了。全世界五花八门的汽车都集合在这里，排成了长队，向前一点点地挪动着。
我坐在窗台前，望着下面这座城市。一直想见见什么人的心情没有了。不知怎么搞的，一切都改变得这样快。杨拐子也不想见了，因为他显然不是一个懂得回忆的人。怎样跟一个不懂回忆的人去探讨将来呢？总之，为了避免临走前再碰到谁，我甚至不想再下楼了。
想到这里，我手上的地图便被楼外的一阵风刮跑了。起先，它飘浮起来，在半空短暂地打开了一下，然后，就晃晃悠悠地朝着下面沉落下去了……
六
我没有想到——也就是在这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夜晚吧，我竟然见到了杜梅。那是一家酒店，整个经过像梦。一开始是这样的：在酒店的大厅里，由于我的眼睛散光，再加上厅里的照明为了追求柔和情调的结果，致使我没有把握、似乎也不急于确定坐在沙发上的一个女人是不是杜梅。结果还是她远远地认出了我，并像从前一样，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杜梅是从前厅空荡荡的沙发那边走过来的，她穿了一身宽松的质地很薄的黑色套装，露着水红色的衬衣……当时，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我虽然感到她还是以前的样子，却带有一种陌生的气息。她并没见老，仍然留着短发，肤色白净，精神看着很好。只是在我和她拥抱的时候，我稍稍有些不大适应一种香水的味道。很浓。而且，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真抱歉，我才知道……”她的声音柔和，带着一点点女人的兴奋被压制后的一种略显沉着的声音，“不能多住几天吗？”
“我是明天的飞机——真不容易，我还去过你的店里呢。”我有些拘谨，但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真是的，要不是秘书说有郭冬的留言，我就去深圳了。真是也巧，你回来了，怎么也得见见你呀——你住在哪儿呢？”
“我住在婶婶家。”
“想起来了，你还有个婶婶。”
“是，我都回来半个月了。在这最后的晚上还能见面，真是意外得很……你不知道，当我的地图被风吹跑了，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没想到，郭冬来了电话。”
“真是可笑——上帝的安排呀！”
“半个月的时间，我几乎走遍了北京。”
“都说北京的变化巨大，我感觉它并不是不能接受的。”
“是呀，是呀……”
说话间，我们先经过了一个回廊，又来到一个光线柔和环境十分幽雅的地方。不过再往里走光线就越来越暗了，就像进了电影院。我兴奋地迟疑了一下，让瞳孔稍稍放大些。结果我看见了，上面是闪烁的星空，周围除了有比蚊子叫稍稍大一点的音乐声，只能听到虫鸣、窃窃私语和偶然发出的一点点——真是一点点，碰杯的声音。一个女服务生十分小心地用一个激光手电把我们引领到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旁边。我和杜梅面对面地坐着，桌子上有一支红蜡烛，燃起的松香弥漫在周围。杜┟贰—我注意到她，特别是现在看，我认为她只是稍稍胖了一点而已，此刻，那种见面的陌生感也随之消失了。她的性格倒是比从前开朗了许多，说起话来还是老样子。
“都不认识了吧？”她看着我说。
“你真是变化不大，”我十分认真地说，“至少看不出变化在哪儿。我的变化或许不小？”
“嗯，还好，你就是头发少了些，还有你的胡子——你怎么会这么瘦呢？”她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时，有两位年轻的女服务生又出现在附近，她们穿着红色的招待服，领口和袖口镶着荧光的边线，发出的荧光证明她们一直忙碌在黑暗中。她们走在地毯上像猫一样轻盈，她们说话的声音更是小得要命，好像是用口形在和人说话。这说明这里对声音和对光线是一样的，都有严格的控制。当然，我听清了，一位彬彬有礼来到我们桌边的女服务员在说什么。她好像是说：二位想来点什么？
杜梅摊开菜谱，问我胃口怎么样，想吃点什么？我说都可以。
“好吧……”她以低柔的、有点轻声轻气的声音点了牛排、沙拉和红酒，“嗯，有鱼子吗？”
“有的，鱼子是新到的。”招待以更低柔的声音回答着。
点完了菜，服务生为我们打开了红酒。于是，我们在蜡烛暗淡的光线里举杯，却相对不语，过了一会儿，才慢慢交谈起来。杜梅自然地谈到了她的服装生意，谈她在这个行业里的拼搏经历。听着也很简单，起初，她是利用周末和晚上帮着妈妈一块儿做服装，当时没有资金，起步很慢。后来生意逐渐好了起来。这样，她干脆辞去了灯具厂的工作；再后来，她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店，三年后又开了第二家，直到现在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两个服装厂，十几家店面。可说起这些，杜梅似乎并不满意，与别人相比，她甚至还有些自愧不如。
我们正聊着，被上来的烤牛排打断了。先打断我们的是沙拉、还有汤什么的。汤盛在一个宽边的、中间有一块垂直凹下去的白盘子里。看着盘子很大，汤却很少。汤是由两位男招待一起端上来的。为了使这两盘奶油蘑菇海鲜汤引起人的注意，他们竟然戴着白手套，面含微笑地把盘子放在我们面前，然后玩把戏似的，互相使了个眼色，用英文小声数着数：一、二、三，盘子上的一个银制的盖子被同时掀了起来。哇——这也确实给人一个小小的惊喜。
当然，汤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另一道菜大概也是这一套，只是盖子被揭开时，有点令人失望。在盘子的正中两片菜叶上，有一点少得可怜的东西，我真是叫不出，“这是什么？”
“鹅肝。法国菜。”杜梅说着用餐刀切下一小片，用叉子插起来，蘸了一点盐，放在一小片面包上，“我挺喜欢法国菜的……你们在国外老得吃西餐吧？”
“是呀，因为不能不吃。不过，这样的西餐我也只在大西洋赌城见别人吃过。”
“哈哈……你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我在赌城的一家西餐厅里干过半年，后来我的胃出了毛病，我不干了。”
这时，杜梅放下了手里的刀叉，拿起餐巾在嘴角按了两下，然后从包里取出几张照片，她抽了一张递给我，“现在是它们在陪着我。”我把照片凑近蜡烛，原来是两只小狗，长毛，白色的。杜梅介绍了小狗的名字、习性和它们之间的一些小故事。完了，她翘起嘴角，笑着又递过来一张。这是一张她过去的老相片，真是难得！我赶紧把照片凑近蜡烛，仿佛瞬间进入了过去的时光。可照片上的杜梅和我记忆中的杜梅差别很大。照片上是一个模样一般的女中学生，看着像是在景山公园北门照的，阳光很刺眼，所以她微微有点低头。“这是你？”我脱口而出。
“我不是这样的吗？”她反问说。
“当然——不过，记忆里的你要瘦一些，头发没这么多。另外——说实在的，我也不记得你穿过这双鞋。”
她笑了，显得有些兴奋，“人都记不住，人家的鞋你怎么能记得住？”
“过去的事，大多我还记得。比如，你穿三十七号鞋，对吧？”
杜梅睁大了眼睛，但十分欣赏地点了点头，嘴角上翘，并露出了酒窝。
“我还记得，夏天你总爱穿着一条喇叭裙。”
“喇叭裙？”杜梅眨眨眼睛，酒窝消失了。
“一条用碎布做成的裙子。你想想，那条裙子还是你自己做的呢。”
“你的记忆力真好。也许太久了。”
“如果你忘记了那条裙子，那么，你还记得我们约会常去的那个拐角吗？”我问这句话的时候心速居然加快了，我似乎在怀疑自己，以至我的手下意识地捂在了胸前，做了一个近似老人的动作。
“拐角?”杜梅的反应使我有些意外。
“是呀，我想你不会忘记的。记得那时我们去看电影，如果是八点一刻开演，我们就会说：七点半，拐角见。有一段日子，无论去哪里，我们都是从拐角出发的。”
她看着我，还是摇了摇头。
“那你记不记得这样的情景，”我继续说，“一个夏天的傍晚，知了声此起彼伏，路灯不是很亮，胡同里有着不错的月光，我们俩在拐角的那棵老槐树下……”我努力启发着她。
杜梅呆呆地望着我，在她有着长睫毛的眼睛里，此刻，带着因潮湿而更显柔和的目光。就像两片逐渐潮湿的青苔，不久，泪水终于流淌出来。她拿着餐巾，但没有用它去收集这些眼泪，而是由着它们顺着面颊自然地向下坠落着，一闪一闪地消失在黑暗里。这倒使我有点欣慰，因为，杜梅看来还是杜梅，我有的记忆杜梅也有。杜梅还跟从前一样，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是呀，”她说，“怎会忘记呢？那时，你常会带一个芝麻火烧给我。”
我们都沉默了。轻微的音乐和唏嘘的虫鸣使周围显得空旷、深远。这时我才注意到，萦绕在耳边的音乐原来是《南飞的大雁》。一首多么久远的歌呀！听着真像是雁群又从遥远的年代飞回来了。
杜梅想起了她给父亲熬药的那些日子。她说：“我常会想起那些日子。在我从小的记忆中，爸爸成天跟油漆打交道，一年四季工作在烘热的烤炉前，就这样过一辈子。当时家里的生活就靠着爸爸那一点工资。而母亲经常在只有十五支光的小管灯下做活儿，为了赶做一件衣服，常常干到后半夜。一天又一天，她的眼睛后来看不见了。”
杜梅在片刻沉思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们有了自己工厂，一天就能生产上千件的服装。今天，如果妈妈爸爸还在该有多好啊！”
我喜欢听杜梅讲述这类往事，这些事听着就会让我有真实感。不过人的记忆还是有选择的，杜梅说的和我记忆里的总是在个别地方有出入，有些事她记得那么清楚，说了半天我却没有印象；而我讲到一些往事的细节，她却想不起来。我们约会的那个拐角她虽然想起来了，但她把头点得有些勉强。另外，菜站的位置她说得也不太对。而且，她说我们去过最多的地方并不是那个拐角，而是西单商场后面的一个地方。可她说的这个地方给我留下的只是一次相对模糊的记忆。当然，我说得也不一定就对。或许也并不是我说的那样——无论我们去哪里，都是从拐角出发的。她的说法比较客观，听着也合乎逻辑。除此之外，杜梅还提到两个地方：一是国家历史博物馆东面一个平台下面的台阶上；另外一个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南侧。西南面那么大，具体的位置她倒也说不清楚。按说谁都知道，那里并没有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可她说我们约会的地方就在城防岗楼的附近。听着不太可能，但她坚持，并说那是北京最安静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时即便是城防的卫兵都不知道可以管管我们。她还说，那些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花岗岩台阶上，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坐一坐，听着也有道理。她说每次我们坐在那里就不想起来。黄昏之后，石阶上释放着太阳的余温，就像坐在热炕上，只要我们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执勤的卫兵就会装作没看见，甚至是低着头迫不及待地走过去了。这些说法我虽然不能一一想起，可叫我又想起了好几个地方。
“嗯，对了，我们还去过你婶婶家那边的古观象台。”杜梅兴奋地说，样子就像从前一样。她开始说个没完。
在记忆的恢复中，北京几乎没有我们没去过的地方。如果想试着找一处没去过的地方，往往刚说出地名，就想起了一段与之有关的往事。当然，我们约会的地点还是首选在人民大会堂或历史博物馆附近。我们不会去中山公园、北海公园这类花钱买门票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我说，“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站在你们工厂门口，手里拿着糖葫芦，注意着那扇大铁门，等你下班从那扇铁门走出来，我们就去乘坐公共汽车，到了公主坟再换大1路无轨电车，然后在民族文化宫下车。这时民族文化宫门前总会有些对曲艺节目有兴趣的人。这些人虽然买不到票，却站在寒风里不愿走。可还有一种人，手里攥着门票却东张西望地不进去。我们上前问他们说，已经开演半天了，还等什么？有人是在等人，我们就和他一块儿等那个人，并希望他等的人来不了。有时买到了退票，已经演了半场，而且我们得分开坐，一个坐在前三排，另一个去坐三十排。这样，节目演到了精彩的时候，我记得你除了往前看，还时常会往后看。”
“哈哈，记得记得。”她笑了。
我们一点点地拼凑着记忆的碎片，有些拼得上，有些拼不上。有些甚至叫我有点意外，杜梅说我走的那天她也去机场送我了。那天她请了假，还给我买了礼物。我真怀疑我听到的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你去送我了？”
“当然！我怎么会不送你呢？”她说，“我去了，只是晚了一步。我不该临时才跑去王府井给你买礼物。再加上那天遇上了堵车，赶到机场，你已经出关了。”她转动着酒杯，眼睛望着蜡烛，“我一直责怪自己，如果当时不去买礼物，不去买什么景泰蓝花瓶，时间足够了。”
杜梅说十六年前，她赶到机场扶着海关的栏杆当着许多人却没能止住自己的眼泪。那天她没看见郭冬和张夏，但看见我爸和我妈了，她说：“我真看见他们了。你知道，他们送走你之后并没有离开机场，他们呆在那儿，站在一处落地玻璃窗前。我不知为何他们还不回家。我远远地看着他们，发现他们在观望窗外停机坪上一架静待起飞的飞机。他们没看见我，飞机上天了他们才离开，而我是等他们离开了我才走的。”
“没想到，你不说这些我永远都不知道。”我有些激动地说。
“是呀，那天我去机场送你，并不是临时的决定。其实，我早都跟车间主任请好假了。”
“我给你写过信。”我说。
“我给你回了信，可信被退回来了。”
我告诉杜梅我搬了无数次的家，到处迁移。我告诉她我去了美国其实并没读书。事实上，我一到美国就病了，这些她是不知道的。她更不知道我得的是偏头痛。去过几家医院，也检查不出结果。后来我退学了。学校还退给我一点学费。我拿着这点钱很快就离开了纽约，我想躲一躲，以免被移民局的探员盯上，我先去了一家教堂。说来也很幸运，我在那里找了一个在厨房帮厨的差事。当然，时间不长我便离开了，并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我先去了一家装修公司，做木工和灰板工。有一天，我的手被电锯弄伤了，缝了好几针。我不得不停下工作，在我租的一间地下室里，给我爸和我妈写信。我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很好，我甚至说我正在用功读书，请他们放心，等我完成了学业，挣到了钱，拿了绿卡就回去孝敬他们。后来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过职员，干过水暖工，也当过印刷工人，还在一个旧家具店里干过几天。换一个工作，往往就要搬一次家，那时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的身体也不太好。她曾失望地告诉我说：胡同要拆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当时，我需要等到一张绿卡。这始终也是母亲的意愿，她不希望我没拿到绿卡就往回跑。她希望我等下去，一直等下去。
这时，服务员送来了热毛巾。我发现她们就在附近，黑暗中，我们需要点什么，她们很快就出来满足我们的要求。她们出来时就像相片显影似的，是显出来的，而绝不是走出来的，所以没有声音。从细节上看，这里的服务也该是当今一流的。
杜梅说，她很爱听我的经历。时间关系，我只能又讲了讲国外的风土人情。但杜梅显得有点疲倦了，她伸伸懒腰，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化妆盒，说想去趟洗手间。她说：“对不起，能陪我走一趟吗？”我立马站起身来。但四周很暗。这时，一位女招待马上从黑暗中显影了，她显影以后，揿亮了一个小小的激光手电，光亮使深绿色的地毯上出现了一块浅绿色的光斑。显了影的小姐在前面为我们引路，我牵着杜梅的手，跟着光斑往前走，虽然路不是很长，却像与情人走在迷途的路上。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只是在经过一个拐角时，我们都停了下来，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热情就像是两块迅速燃起的木料……杜梅把滚烫的脸蛋贴在我的脖子上，我的耳朵便顺理成章地埋在了她柔软的头发里，这样，一个女人体内的繁忙景象就变得十分清晰。在那些漂泊的年月里，在那些由往事萦绕着的寂寞的夜晚，我曾有过类似的梦境。可梦终归还是梦。我把头调整了一下角度，嘴唇和嘴唇便贴在一起了……
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可都在短暂中感受了对方的气力。我拉起她的手├础—黑暗中，却不小心，差一点拽掉了她手上的戒指。其实，我被这枚又大又硬的钻戒硌了一下。当我带着遥远的记忆，把她的手放在我消瘦的面颊上时，这枚钻戒又卡在了这只手和我的脸颊之间。
但我仍然没有松开杜梅，我搂着她，久久地，让她流了一会儿我永远无法知晓的那么多的眼泪。我抚摸着她，把手停留在她略略丰满的后背上、腰上，或伸进她松软的头发里，直到她说：“好啦，人家在等咱们了。”我才睁开眼睛，看见那块暗绿色的光亮还在旁边。而且，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拐角里竟然是有人的，看着也像一男一女，他们搂在一起——合二为一，似乎一动不动，就像一块立在黑暗中的形状怪异的静物。就在我们跟着那块暗绿色的光源回到坐位的途中，我敢说，在走道的两侧，在这布满磷火般烛光的所有的餐桌上，几乎是座无虚席。微弱的烛光透过那些亲密无间的脑袋和脑袋之间，耳朵和手臂之间，以及手臂和脸颊之间露出了淡淡的光亮。
餐桌上已经更换了餐具。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杜梅的脸颊还像被篝火烤过似的，红彤彤的。不过这种灿烂的光景很快就消退了不少。之后，我们又加了两杯红酒。杜梅这时从一个白色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夹在手上（这支烟马上被黑暗中一个伸过来的打火机点着了）。“对不起，我有时候需要这样……”她吸了一口烟说。
“我过去也吸烟，戒掉好多年了……杜梅，这些年来，你遇到过自己喜欢的人吗？”我转了话题。
“不瞒你说，我离过婚。”她把烟缸移至跟前，吸了一口烟，语气缓慢地说，“他就是与我合伙开第一家服装店的合伙人，时间不长，结婚两年我们就分手了。之后我还认识过一个香港人——一个服装商，时间也很短，因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老婆的，而且也有孩子。当然，我也遇到过不错的人，可最终的结果都分手了。”她偏过头去，把烟灰轻轻弹在烟灰缸里，仿佛进入了沉思。
我听着杜梅说，就像听着一个熟悉的故事的另外一个续集。没有惊讶，却心静如水。我抬起头来，恍然发现周围亮了些，上面的星星也稀疏了许多。
“你不觉得这里亮了些吗？”
“是亮了些，”杜梅说，“全亮了，餐厅的营业时间也就到了。这是这家餐厅的特色。”
原来，这里通常是满足那些白天盼着夜晚的人。这时，我能看到附近一张桌位上的一男一女的身影了，而刚才我的确只能看见他们脸上一些微弱的反光，那点反光并不比窗纸在星光下的反光多多少。
杜梅说她不再想着结婚的事了，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考虑最多的是公司的利润。她的生活大多时间都是在东奔西跑、应酬、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其实，一个人的身体就是这么搞坏的。”她这样说，我才知道她的身体并不是太好，而且，前后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是一九九六年冬天做的。“我有二分之一的胃在那次手术中被切除了。”她吸了一口烟说，“去年我得了盲肠炎，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不过手术做得很好，医生只是在我的肚子上打了两个小洞。手术之后我只休息了三四天，就赶着去青岛参加一个服装展销会了。”
“你真不该这样……”我说。
“或许我是个没有牵挂的人吧。你也知道，我不是个娇气的女人，许多事都喜欢自己亲手去做。”杜梅边说边用手上的一个水果签拨弄着蜡烛里融化的蜡液，蜡液便顺着蜡流淌下来，暗淡的火苗跳动了一下，烛光下面一下子都清晰起来，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她戴着钻戒的手的细节：略略松弛的皮肤，有些凸出的骨节，甚至隐隐可见的疤痕……我睁大了眼睛，这突如其来的情景也一定改变了我的神色。
“你看，”她递过手来，“不怕你笑话，这是被电熨斗烫伤的——这也是——这里——我忘了，还有这里。这是缝纫机造成的穿孔。”她指着手上的一处疤痕说。
我感到胸口抽动了一下。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不仅有着雄伟的城楼，故城的街巷，也应该包含着这双手，和这双手那些曾是美妙纤纤的细节吧。我闭上了眼睛，当我睁开时，杜梅靠在有弧形靠背的椅子里，她显得有些疲惫的样子。此时一种不协调的东西又一次击中了我，不得不承认眼前的杜梅已经是一位略显憔悴的中年女人了。然而，随着周围光线的改变，一切也都逐渐清晰起来：我看清了，她好像是做了双眼皮儿的。鼻梁、脸蛋还有前┒睢—我惊愕地发现这是一张经过整容的面孔，只是这面孔的后面仍然是杜梅的声音，仿佛她是戴着面具，声音也是透过面具传出来的。
这时，我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夏天，想起在郭冬家下棋的情景。我们坐在窗前，杜梅在水龙头边上洗衣服。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修长的两腿之间是一个飘动着白色泡沫的水盆，她赤着脚穿着一双塑料拖鞋……
星星已经淡去，隐约露出了被漆黑的涂料处理过的天花板。微弱的烛光在即将燃尽的蜡油里跳动着。在我饮尽了杯子里的酒之后，这种宝石红般的液体，使我的感觉也渐渐模糊了，就像是梦，仿佛一切都遥不可及。
“你还记得我们住过的那条胡同吗？”我擎着酒杯，微笑着问。
她没有回答，带着柔和的目光凝视着我，她伸过手来，安慰似的抚摸着我的手背。
“你看你的眼神，你喝多了。”
“我喝多了？高兴呀！”
“可咱们别一个劲儿地谈过去了好吗？过去，已经过去了。”她握着我的
手说，“有谁能忘了过去呢？人都是一样的。过去的时光不正是今天我们该做点什么的理由吗？我忘了告诉你，现在我不叫杜梅了，早都不用这个名字了，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我曾叫杜梅。”
“你不叫杜梅了？”
“是。早都不叫了。我改了名字，母亲过世那一年我就改了。”
“你叫什么？”
“我叫杜欣欣。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杜欣欣？”我惊异地说，“杜梅，不是挺好吗？”
“不是不好，”她表情认真地，“你知道，命运往往也跟名字有关呢。”
“是吗——当然，我也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叫麦克。”
“麦克，好哇。”杜梅强打起精神微笑着说，“明天我去机场送你。”
她的诚意显而易见。她说她可以把明天的工作安排改动一下。但我固执地希望，能像离开某个其它城市那样离开这里。“见到就好了，”我说，“今天就算你为我送行吧。”
她同意了。她说：“好吧。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最近真是忙得不得了。”说着，她从一个精制的黑色手包里取出一张名片，“下次回来可一定要先打个电话给我。”
可就在我去接杜梅手中的这张名片时，我感到她的声音也不再是杜梅的声音了。这时，在她的身上我真的再也看不到杜梅的影子了。
周围已经亮了，显然我们错过了离开餐厅的最佳时间。餐厅的全貌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出来，座位都空了，在一张张银灰色的桌面上，留着一根根烧残的红蜡烛，静物中这里没有留下任何座无虚席的痕迹。
七
我们终于离开了这家餐厅。步出酒店时，外面却已经黑了，我曾生活过的这座城市，正进入一个真正流光溢彩的夜晚。这时，在台阶的下面有一辆黑色的宝马车停在那里。杜梅上了那辆车后放下车窗，伸出了一只在夜色中更显白皙的手臂，那只手臂在窗口艰难地晃动了几下，便消失在车流中了。
杜梅走了，我又看了看那张名片，上面写着：盛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欣欣。
我向上伸展了一下身子，然后放下手臂，步下台阶，这时本想过马路，可又转身走回了人行道。当我融入了这流动的无止息的人流中时，我似乎感到时差没有了。然而，那时间留下的差异正在脚下延伸着，这座城市与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渐渐远去……我知道，前面走到哪里也就是哪里了。过去仅属记忆，但记忆中的杜梅也是不会不在的，她还在那条胡同里。那条胡同和这座城市一样，终将留在我的记忆中。
责任编辑石一枫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高剑 期刊：《当代》2011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