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来自基层〗煤矿农民工

贴近基层鲜活的现实，关注普通人的人生，是我刊长期坚持的传统之一，最近在全国新闻出版业广泛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更对我们在这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从本期起，我们将不定期地推出”来自基层”专栏：或刊发反映基层生活民生的各类文学作品，或选载来自基层作者的新鲜创作。本期刊出的这篇《煤矿农民工》的作者皇甫琪同志三十余年在煤矿生活，一年来走访了四五十位煤矿农民工，写出了他们真实的人生和努力。

本刊编辑部

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到现在，我一直生活和工作在煤矿。作为曾经的煤矿工人，我应该把这个特殊群体真实的生存状态告诉人们。

田二平

田二平，男，太原市晋源区姚村镇田村人，现年38岁，1993年来到西铭矿多种经营公司回收队看库房，一看就是10年，属于一年一订合同的农民工。二平有亲戚在矿上，2003年3月，在亲戚的帮助下，田二平同矿上签订了合同，当上了8年的农民合同工。今年4月2日上午，我在医院看到田二平时，脸色苍白、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的他已经住了近半年的医院，目前正在中医科接受治疗。

去年10月17日早班，田二平和往常一样，看皮带，开皮带。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七年多。他喜欢这个岗位，尽管这个岗位每天就他一个人，面对的除了皮带就是皮带，挺寂寞的。但田二平觉得挺适合他，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每天看着皮带上滚滚流淌的煤，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有时禁不住还想哼哼上几句家乡的小曲儿。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还有，再过几个月他就要转正了。他仔细算过，到2011年3月1日，剩下135天。到那个时候，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可以成为矿上的一名长期工人，虽然矿上不给办户口，但这没关系，现在的户口可不像以往那么重要。等他当上了长期工，工作稳定了，收入增加了，说不定还能找个媳妇，媳妇再给他生个孩子，到那时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有多好啊。这时候，铃声打断了他的遐想，眼前依旧是长长的巷道，一片昏黄。他摁了一下开关，皮带如蛇一般，倏地蹿了起来。行走着的皮带挂了他一下，就那么轻轻的一下，他当即摔倒在地。这时大约是在3点40分左右。几分钟后，他爬起来活动了活动身体，觉得没有受伤(无外伤)，就去候车场乘车准备升坑。谁知，当他坐在候车场的木凳上等车时，突然不省人事。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矿务局医院的病床上。

事后，才知道自己昏迷后是队里的人把他送到矿医院，矿医院做不了手术后又转到局里的医院。从出事到做完手术总共用了10个小时的时间，做完手术已经是次日凌晨了。

他还知道，队里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后就离开了，在医院做手术的几万元费用都是在农村种地的姐姐们给垫付的。大姐是接到电话后从几十里外来到医院的。当时田二平穿着如墨的工作服，脸上沾满了煤面，大姐费了好大劲才认出躺在担架上的那个人是她的弟弟!

手术后大姐找到矿上，矿上让她找医保，大姐找他们要转工伤，队里的人讲田二平患的是脑出血，只能走医保。队里向他们解释，因为你(田二平)是高血压，自己犯的病，不能挂工伤。手术后，队里倒是派了个人来护理，可那后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们向队里的书记反映，书记不相信；他们向队里要生活费，队里不管。无奈之下，大姐把田二平用轮椅推到局里的信访处，处里打电话通知了矿信访办的人，信访办的人对他们讲，以后有什么事情咱们自己解决，不要把人往处里推。大姐说他们现在生活不了，信访办的人留下500元。并且告诉她，田二平不能转工伤，因为不符合工伤的条件。

西山煤矿总公司职工总医院病危，病重告知书上标明，田二平人院日期：2010年10月17日22点15分；手术日期：20lO年10月17日23点32分：通知发出时间：2010年10月18日2点。

在职工医疗保险外转特检／住院审批表中，田二平的病情诊断为：右基底区脑出血术后高血压病(极高危期)。大夫签字的时间是2011年3月1日。

田二平的二姐给我找出了田二平住院时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职工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和职工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结算单。

在建议事项一栏里，有“患者于2010-12-22—2011-2-28日住院于神经外科”。诊断证明书的填写日期为2011年3月16日。

另外有一张田二平本人的参保职工医疗救助申请表。上面所患疾病栏里写着：脑出血。申请理由：高血压致脑出血。病情重，花销额度大，已购(够)申请医疗救助金标准。单位加注的意见是“情况属实”。

手术后的田二平恢复得不好，成了半身不遂。而他的合同在今年3月1日到期，按照规定，矿上终止了他的合同，工资只开到3月底，并且，他享受的医保待遇在4月17日也要终止。4月初，采区和队里的书记来到医院，想同他一次性解决此事。当时田二平的大姐在场。书记问他们要多少钱，大姐说一百万，。两个书记一听，扭头便走了。

几天后，队里的书记告诉他们，矿上计划给你们3万。

3万与100万，两者相差甚远。他大姐说的一百万是否太多咱们暂且不说，但矿上说的3万元似乎也太少了。

田二平有两个姐姐，都是在村里种地的农民，家里也不富裕。今年38岁的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至今仍然独身的田二平不是不想结婚，而是因为家里太穷，结不起婚。虽说在矿上干了18年，但也没攒下几个钱。不是因为他大手大脚，胡吃海喝，也不是因为他偷懒不上班，而是因为他原本挣不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父母亲和奶奶的身体都不好。需要看病花钱，等把他的那几个钱花得差不多了他们一个个又撒手人寰。所以，直到今天，田二平还是光棍一条。原本盼望合同到期能够转正，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没想到老天爷不照顾，在这关键时刻，让他住进了医院，与转正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擦肩而过。因此，我称他是苦人儿!

田二平不单单是命苦，还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实疙瘩，属于那种教的曲儿也不会唱的“闷葫芦”。

看到田二平的遭遇，有好心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领导来了怎么怎么讲。田二平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领导们一来，他的嘴就像给缝住了，说话结结巴巴，词不达意。让人干着急没办法。

有同情他的人给他写了个材料，让他去找矿上。

时至今日，田二平还待在医院里，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将来。

田二平的二姐

6月8日吃过早饭，我一边看书，一边等电话。9点15分，我的手机响了。来电话的便是我等的人——田二平的大姐。

田二平的大姐在电话里称我为大哥，她说，大哥，我现在在郑大哥的病房，我在这儿等你。郑是我的一个朋友，有关田二平的情况就是他告诉我的。

田二平的大姐叫田反珍，二姐叫田拖珍，

田二平是田家唯一的根苗。可惜。这棵“十亩地里的独苗”至今还是孤身一人，而且又因为脑出血导致了偏瘫，极有可能让田家的血脉断在了他这一代。田家姐妹二人均无文化，就是田二平也只上过三二年学，比文盲强不了多少。

早一天，也就是6月7日，我来到田二平住院的地方，他的二姐告诉我，4月15日，他们把给矿领导写的材料递上去之后，不几天，田二平队里的书记下来了，说矿上要跟你解决。还说信访办的负责人要下来。要跟你们私了。又过了几天，信访办的主任，还有社保的人，工会的人，一共来了五六个。他们说要私了，我大姐说要一百万。他们马上就说不行，但也没砍价，没说给多少。光是说二平合同期满可以结算三四万，你们姐弟商量商量。从此，再没有露面。信访办的人们走后，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劳资科的，那人说把田二平转到再就业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当然不知道。因为在此之前谁也没有告诉过他们。问到田二平的大姐，同屋的病友根据她二姐提供的号码(田拖珍没有电话)，拨完之后又把电话递给田拖珍，说你按一下这个绿色的键。在田拖珍打电话时，我看看坐在床上的田二平，不到四十岁的人，可头发已经花白，嘴还有点歪，左胳膊和左腿上扎着七八根针，头上还有一根。大家讲话的时候，他一般不插嘴，除非你问他，他才说话。而且回答时十分简单、简短，语速也极慢。如果是不了解情况的人，一定会以为他于此事毫无瓜葛。

三次挨打的大姐

田反珍说的郑大哥是我的朋友。我到了医院后他不在病房，我和田反珍就在走廊的椅子上一直交谈了两个多小时。

今年53岁的田反珍看起来比小她8岁的妹妹更善于表达。她说，弟弟出事后，是队里的书记打电话通知她的。那时候大约是晚上9点。书记在电话里对她讲，你弟弟病了，住进了矿务局医院，她急忙问是啥病?书记说，你不要多问了，来了就知道了。田反珍一听，也不再问了，拽上老公，叫上姑娘，出门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西山矿务局医院而来。拽上老公，是因为老公是男人，遇事有个商量的，拿主意；叫上女儿，是因为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没见过什么世面，女儿毕竟有文化。

几经打听，10点多，田反珍一家三口终于找到了这家医院。灯光下，她看到的是一个穿着如墨染的衣服的人躺在急诊室内。那人的脸是花的，也没有洗过。她心里嘀咕，这不是我弟弟吧?这时的田二平不说话，嘴还歪着。得知躺在地下的就是弟弟，她哭着去找大夫。大夫对她说，田二平因脑出血，至今昏迷不醒，我们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得马上做手术。她说，大夫，你们救救他吧，他才38岁。大夫拿出一张纸，让她签字。等她签下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之后，医院让马上交钱。田反珍说，她走得急，没有带钱。另外，她认为田二平是在井下出的事，单位应该负责。她出去找领导，送田二平来医院的车还在，同时来医院的还有几辆小车。初来乍到的田反珍不明底里，就问，你们哪个是二平的领导?连问几次，没有一个人接应。她得到是一片沉默。她拉了一下旁边的一个人，那人就躲，说：我们是好心救他，你却问我们要钱?几个人说完就乘车离开。她顿时气得哭倒在地上，在一旁的老公赶忙把她搀了起来。

那时候，田反珍眼睁睁看着人家一个个都走了，她感到十分无助，她哭着跟大夫讲，他们走了，他们没有良心，见死不救，你们是好人。她边说边给医院的几个人磕头。当时，医院神经外科的大夫在场，主任在场，院领导也在场。田反珍的真诚感动了医院的领导，领导答应马上给田二平做手术。田反珍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夫。你们先做手术，我给你们写保证，保证尽快给你们拿钱。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不会让你们为难。

那天晚上做手术时，已经是深夜的12点了。也就是说，从事发到手术，这个过程用了8个小时。对于一个脑出血昏迷不醒的重症患者来讲，这8个小时意味着什么?

那天做完手术，已经是18日凌晨2点了。

第二天，她才听人讲，那天队长、书记都来了，都在场，但没有人承认，而她不认识人家。

我们都是农村人，只知道急着救人，其他的啥都不懂。手术虽然做了，但我在病房里却发起愁来。我们姐妹二人都是农民，在家里种地，到哪儿弄那么多的钱呢?有好心人提醒我们，必须找二平的单位。他们告诉我坐16路公交到斜坡，下了车乘缆车上去，然后再花一块钱坐私人的蛋蛋车就去了矿上。我和老公是在做完手术几个小时后(18日)去的西铭矿。我们按照人们说的找到二平他们单位时，队里的领导们还没有起床。见到了书记，书记拿起了电话，不知道和谁说，田二平的家属来了。打完电话后，书记就让我们走，说要等他们研究后才能解决。因为担心刚刚做完手术的弟弟，我们就离开了那里。那天，书记说他不做主，要跟别人商量，没有给我们拿一分钱。

17日出事后，单位没留一个人，也没留一分钱。就连进手术室，也是经过好心人帮忙推进去的。

19日我又去了矿上一次。这次是和一个在矿上工作过的亲戚去的。我想，有个熟人，说话办事总归方便些。

到了二采区，见了区里的领导，人家说完了再处理。我说，我想给弟弟办工伤。领导说，不能办工伤。采区的领导说话中间就打电话向矿长请示。他们把我们留在采区，然后去了矿长那里。等了很长时间，采区的领导总算回来了。领导一进门就对我家的亲戚说，你们回去吧，我们和矿领导联系过了，到时候给你们处理得合适一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采区的领导请我们在附近的小饭店里吃了顿饭。当时在场的有好几个人，人家没介绍，我也不认识是些谁。

回到医院，院里让办医保。医院的大夫问我们，是办理工伤还是走医保。因为医院有规定，办理医保不能超过3天。假如超过三天，就得先出院，然后重新住院才能办理医保。我们不懂这些，队里七八天后才给我弟弟办理了医保手续。

那次手术，我和妹妹每人垫了一万元，还有二平卡上的钱。加起来差不多有3万元。

田反珍让我看了两个数字：一个是20450元，另一个是8500元，加在一起共28950元。她说这是花了的钱，实际报销的数字是17953.83元(统筹金支付)。

今年3月，二平从神经外科转到了中医科，在吃中药的同时，接受针灸治疗。

从去年10月7日到现在。我们多次找过矿上，要求给二平办理工伤，矿上就是不答应。他们说二平是自己发病的。我说我弟弟没有病，你们每年进行体检，有病你们为什么不告诉他，还把他打发到坑下?

(据一位朋友讲。西山煤电从2008年开始每年对井下职工进行体检——作者)

我弟弟在井下是开皮带的，干活时就他一个人。那天，让皮带挂了一下就跌倒了。过了一会儿，他爬起来觉得没啥事，后来就去候车室等车，他是在那里昏迷过去的。

从事发到现在，我找过矿上几十次，手术

后大概一个来月，我还见过矿长一面。他什么也没说，让书记处理。是哪儿的书记，我不知道。矿长让他领着我去找队里、采区。

我总共找过三次矿长，都是在年前(春节)。第一次，我一个人去找，保安不让进去，我就在那儿等。保安问我找矿长有什么事?我说我不是来闹事的，是有事想跟矿长说几句话。保安说不行。正好遇见了采区的两个领导，他们问，你又干啥来了?我说，要不是为了我弟弟。我来这儿干啥?

我去矿上找领导，都是在早上。坐头一趟公交，天还没有亮。我去了矿上，领导们都进了食堂吃饭，有人让我进去，我说我不吃，在外边等你们。又让，我就跟了进去。我还没有吃，一个保安跑了进来(个子高高的，长得瘦瘦的)，当着那么多领导(有二三十个)，一把抓住我，连拖带打。我没有防着，当时就摔倒在地上。我又哭又喊，说你们是共产党员吗?是你们领导让我进来的，你为什么打我?当时，确实也有个别领导对打人的保安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什么素质?我们还在跟前，你就……

保安可以不听田反珍的话，不管她的话是对还是错，是真还是假，但他绝对不敢不听领导们的话，不管领导的话是对还是错。是真还是假。

这时候，领导又(在田反珍眼里，这儿的人都是领导)让她吃饭，她抽泣着说，我在这儿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还吃什么饭?其实，每天早上，矿上的领导、采区的领导以及有关职能科室的负责人都要在矿调度开会，俗称“碰头会”。田反珍是个农民，当然不知道人家领导们开会干啥。她所以能够找到这里，是好心人告诉她的。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她在这里果然见到了领导，而且是这么多领导：让她感到害怕的或者说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当着那么多领导的面打她!那天她挨打以后去了采区的区长办公室，向区长要钱。她说得很直接，很明白，没有遮遮掩掩。她说，因为没有钱，医院把液体也停了(给田二平输液)，我求求你们，你们要是不给，借给也行，我给你们打借条。那天，区长借给我2000元。田反珍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只当她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她真的给区长打了借条，而那位区长也真的就收下了这个借条。

我弟弟原来在旧住院部的一层，一礼拜后搬到现在的8层，在神经监护室，又转到病房。没几天，借的那2000元就用完了。再要钱，没人给，工伤也不给办。我就借了个轮椅，在人们的帮助下，把我弟弟推到了矿务局的办公楼前。在办公楼的大门口，我们被拦住了。有人就打电话，电话过后不久。就出来一个人。人家也没介绍，我也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来的人让我把坐在轮椅上的田二平推回去，把我老公叫到对面那个楼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座楼里有个信访处，专门管来上访的人们。那个出来的人好像是个领导，让我往回推二平的时候说，先把病人推回去，大冷天，小心感冒了。

信访处给矿信访办的人打电话，十来点，信访办的领导同队里的书记来到病房。信访办的负责人问我到底是咋回事?我说，出了事钱也不给，工伤也不给办。我是个种地的，没有钱，没办法，我们在这儿连饭也吃不起，捡白菜叶子吃，一个馍馍两个人分着吃。说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号啕大哭起来。那天，信访办的领导留下500元。我感激地对他说，等事情有了结果，我一定还你。

有一回找矿长时，我还领着3岁的孙子。到了矿上的办公楼，保安问我干什么?我说找矿长。保安说矿长不在。我说去了哪儿?他说开会去了。我问到哪儿开会去了?他说不知道。刚开始我还相信他们说的，慢慢地我不再信他们的话了。他们除了说不在就是不知道。有一回，我明明看见矿长送人出来，可保安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说矿长不在。那一回，我领着孩子进了厕所，出来时趁保安不注意，就溜进了矿长的办公室，找到了矿长。矿长看到我，怒发冲冠，可着嗓门喊：保安，保安，你们是干毜啥的，把人放上来，还让不让我办公了!

我当时很害怕，也感到很奇怪。害怕是因为矿长的声音高，震得楼道里嗡嗡的：奇怪的是我什么还没有说，矿长就火成那样。矿长看上去文文雅雅，肯定念过不少书，是个文化人，怎么一开口就骂人，说脏话，还不如我们农民哩!

矿长一发火，满楼道的人都听见了，就出来了，劳资科的人就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问我有什么事。等我把弟弟出事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感到很是惊奇，有的便问，二保运有个叫田二平的农民工出事了，你们知道吗?众人摇头。以笔者在煤矿数十年的经验，井下出了事，劳资部门应该知道。劳资部门管的就是工人，当然也包括农民工在内。从档案存放到工资管理，从人事安排到退休结算等等，都得通过劳资部门。可以说劳资部门的人是大权在握。如今，出了事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劳资部门的人竟然还被蒙在鼓里。什么原因?标准答案就是队组没有汇报劳资科。既然队组没有汇报，那肯定有不汇报的理由。

大约是出事后的第三个月，田反珍找到队里，书记说，他们准备让队里的工人给二平捐款哩。队里的办事员马上接口说，你看我们多辛苦，我们咋不管你弟弟哩。队里捐的款他们上个月才收到，共2500元。据说是强制捐的，领导出多少，工人出多少，都有规定。我说，我代我弟弟好好谢谢大家，等他好了，就让他回去上班。

田反珍说。从去年10月17日出事到今天(6月8日)，矿上总共给过他们4000块钱。包括她打了借条的2000元。过春节时，队里和劳资科总共救济了2500元。两项加在一起，总共6500块。

今年3月份，我弟弟的合同到期，区里、队里来人说，要解除合同。

一解除合同，病假、陪侍费矿上就不管了。我着急地说，这可咋办呀，二平还在治疗期间，没有钱拿啥来治病，没有钱靠啥来生活?

那一次，矿上来了五六个人，有队里的，有区里的，还有矿上信访办的。来的人走的时候没给一分钱，却留下一本书，说是这书上写着有关办理工伤的条文，让我们好好看看。我说，我是个文盲，不认得字。你们矿上不给办工伤，比照工伤处理也可以，要不就给吃了劳保。反正得有人管，有人出钱，要不他一个人怎么办?他的左手至现在也抬不起来，连走路还得人搀扶着，生活不能自理。再说，他在你们矿上前前后后已经干了18年了，老家的房子塌得不能住了，地也让别人种了，他如果回了家，让谁来伺候他?如果矿上不管，拿啥看病。拿啥来雇人伺候他?我们当姐姐只能尽我们的一份力，能照顾到什么时候就照顾到什么时候，但总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吧?我们两个都是农民，也没有这个能力，况且我们也都是一大家人。不能为了照顾他不要我们自己的家吧。而且，我自己还是个病人，胆囊炎，腰椎间盘突出，也需要人照顾，现在出了这事，还得倒好几趟公交从东山来西山照顾他?没办法。谁让我是他姐姐呢?我们苦点累点是应该的，可我们只能出点力，钱的事情我们可是无能为力呀!我们是农民，是靠种几亩地来维持

生活，又不是大款，也不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要是有钱，我五十多岁当上奶奶的人了还用成天找这个寻那个看你们的白眼，让你们训斥，挨保安的打!

说一千，道一万，矿上就是咬住不能报工伤。队里的书记问我，不能报工伤，你看这事怎么处理?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心里嘀咕，你是领导，是共产党的书记，成天学这个看那个，见多识广还不知道，我一个大字不识也没见过世面的农民能知道啥?

书记看我不说话，就说，要不私了算了。我说私了也可以，你们总得让他生活呀。

私了得多少钱?书记问我。

我说，连看病带他的生活，再加上照顾他，少说也得一百万。

书记的嘴张得那么大，说，那么多?

我说，这还多?

我知道书记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矿上出了事故(死亡)，一个人的赔偿不少于30万。而我却张口就是一百万，好像是狮子大开口。可他没有想到，那30万是针对死人而言。事实上，死人与活人不一样。就拿我弟弟来讲，他虽然偏瘫了，但其他地方又没什么毛病，能吃能喝，而且他今年才38岁!就按活到70岁，还有32年的时间。一项一项说吧。先说看病。这32年里，他看病得花多少钱，一年一万不多吧，下来就得32万；接下来是生活，现在的东西贵巴巴的，咱们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个人一年一万不多吧，32年又是32万；最后再说照顾病人。像我弟弟这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一个月一千块钱有没有人伺候，还说不上来。咱暂且就按每月一千块钱计算，一年就是一万二，不要说32年，30年就是36万，光这三项加起来就超过了一百万。这里还没有考虑物价的上涨，雇工费增加等因素。

书记什么也没说，眨巴了眨巴眼，走了。

第二次，矿上下来七八个人，好几个部门的。他们是来告诉我合同到期，要解除合同，工伤不能报。他们还告诉我，合同到期能结算三四万元。我不答应，也没有在那张通知上签字。通知说：田二平，你于2011年3月份合同到期，由于你未参加离岗体检，请你接到通知后，参加卫生科组织的离岗检查。

通知是矿上的卫生科发的，并盖有公章。时间是2011年4月25日。在本人签字后面，没有田二平以及田反珍的签字，旁边倒是有另外一个人写的几行字：

2011年4月25日下午4点25分，通知中医科5层7号家田二平，离岗体检，因本人无法签字，家属拒签，未能参加。其姐田有珍在场。

(这里的田有珍实际上是田反珍——作者)

看了这个通知，让人感觉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田二平早在2010年的10月17日就住进了矿务局的医院，当天晚上还做了手术，至今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卫生科不会不知道?否则，他们不会找到医院让他签字。假如知道，那此时的田二平还有必要去做离岗体检吗?这是在走形式还是……

再看旁边的“已通知本人离岗体检，未能参加”一说，纯属推卸责任。

不是吗?

那天矿上的人前脚走，后脚就有个年轻女孩进来，放下了这张通知。田反珍说。

我后来到队里找过书记，他说这事他做不了主，让我找大矿长。

第二次找矿长时，我抱着孩子，是临过年的那几天。在楼门口就让保安给拦住了。

那天的保安有七八个。我解释说我是来处理事情的，跟矿长说上几句话就走。保安让我登记，我说我不会写字。保安说，那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我问他们，矿长在哪儿，和以往一样，他们说不知道。我问矿长的电话号码，他们同样说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个人也是来找矿长，那人登记完了就上去了。一看矿长在办公室，我也要上去。因为这事要解决。矿长不点头谁也办不了。也许是以为见到矿长就有了希望，我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抱着孩子冲到了2楼通往3楼的台阶上。眼看就有可能见到矿长了，一个保安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头，使劲往下一摁，我顿时倒在了地上。那个保安拽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楼梯拖了下来。全然不管我的死活。我当时一条胳膊抱住他的腿，另一条胳膊死死地抱住楼梯旁边的栏杆。我的外孙女吓得在旁边直哭。当时跟前有好几个保安，我只记得两个：一个黑黑的瘦瘦的，另一个白白的胖胖的。他们中间有人大声喊叫着，要把我从楼道里扔出去。我说我是来反映问题的，你们不但不管，还动手打人。我怕他们真的要把我扔出去，而且，那天我还带着外孙女，害怕把孩子吓出个三长两短来，情急之下，就打了110。这时，楼道里有个保安恶狠狠说，你要不出去，老子今天就抬死你，让你再闹!我说你凭啥骂人，我五十多岁了，生也生下你了，你们不是共产党员吗?

110的人来了。他们来了两个人。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都是派出所的民警。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说，这是人家(指保安)的工作，不让你上你就不要上。我说，我这事情找不到领导就办不成，问他们领导的情况，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不说一句实话。我一大早从矿务局医院来到这儿，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为的就是见领导一面，早日解决我弟弟的问题。可来一回来一回都是这样!当着派出所民警的面，我一指认了他们：哪个拉我，哪个打我，哪个骂我。可派出所的人听完之后，把我一个人拉回了派出所，没有带一个保安，不知道为什么。

派出所的人给队里打了个电话，让书记来领人。书记见到我后埋怨道，你有什么事，来找我就行。我说你不是说你主不了事，让我来矿上?现在找矿长不让见不说，还得挨打!

过了春节，有人告诉我，到矿调度肯定能找到矿长。虽说一趟一趟扑空，一次一次挨打受气，但咱见矿长是为了办事，只能辛苦点，忍耐点，没有其他办法。那天早上不到6点就去了。等了半天也没有等上。原来，那几天办公楼装修。领导们换了办公地点。可我不知道，守株待兔，在那儿死等。因为早上走得急，没有吃东西，就带了一瓶水。那天从早上等到中午，也没见到矿长的影子。但也不敢离开那里一步，午饭也没有吃。我知道楼下倒是有几家饭店，可下饭店花钱多，咱没有那个条件，尤其是现在这情况，能省一分是一分；另外又怕矿长万一来了，咱反而不在，错过机会，岂不是因小失大。

我忍耐着。饿了，就喝口水，润润喉咙。后来听人说矿长下午要过来开会。我更不能随便离开这里了。我心里想，今天一定要见到矿长，一定能见到矿长。想到这里，肚子好像不怎么饿了。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下午3点。我站在楼梯口。想等矿长开完会后跟人家说上几句话，反映反映情况。我在这儿等矿长时，有一个服务员打电话，说有外人在楼道口。

眨眼的工夫，十几个保安从天而降，让我吃了一惊。

让我吃惊的事情还在后面。

这些保安与以前的不同，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他们办起事情来，比青年人要成熟得多，也更有经验。事实确实如此。这些保安们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问：人

在哪儿?

我哆哆嗦嗦回答：我是来找领导反映问题的。

说时迟那时只见七八个保安，一个个面色凝重，神情严肃，如临大敌一般冲到我的面前，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下把我按倒在地，抬腿的抬腿，抬胳膊的抬胳膊，刷的一下把我举到了空中，然后迈着训练有索的步伐，来到一楼的一个房间，把我丢在地下，留下一个人看管我，其余的眨眼工夫就不见了踪影。

大哥，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不怕你笑话。我当时吓得尿了一裤子。我这人心脏不好，随身带着救心丸。田反珍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救心丸让我看。

不要说田反珍，就是我们有几个人经见过这样的阵势?!

田反珍是哭泣着跟我讲述这些的。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说：我在地下睡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那个留下来的保安指了指椅子说，你坐起来吧。我没有吭气。那你喝口水吧。保安又说。我还是没有吭气。我不愿意离开冰冷的地去椅子上坐是因为我的裤子刚才给尿湿了，不想让他们发现，觉得丢人。

看这个保安还算善良，我就说，你能不能把笔让我用一下，保安说行。我得寸进尺，说。再给我张纸行不行?保安又给我找了一张纸。

大概上级领导走了，保安们从楼道那边撤了回来。我背过身子，拿着笔边看边记下了两个保安胸前的号码：8904、8929。

这两个人一个打过我，一个不止一次地骂过我。

我不会写字，但会画码码(阿拉伯数字)。

这个时候的田反珍，让我刮目相看。

田反珍指着那两个码码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好像还是队长。

那是一张16开的白纸，在纸的上方，有田反珍画的那两个码码：8904、8929。

田反珍把它视为珍宝，一直保存着。

在田反珍被保安从3楼举到2楼的时候，有一个人当时对她破口大骂：你妈的×，我就不信闹不住个你，边骂边向她身边冲来。其他保安拦住他，他继续骂道：我怕毽你嘞，我就不信闹不坏个你!

田反珍哭着说，你们还是人不是人?我弟弟这次是捡了一条命，做手术时没人管，找矿上要钱挨你们的打，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

第三次挨打时，田反珍是一个人去的。

我不止一次说过，田反珍今年53岁，是个不识字的本本分分的农民。只是因为弟弟出事后躺在医院无人过问才逼得她抛头露面，找了这个找那个。而矿上对于这样的人如此反感或者说害怕处于怎么样的考虑呢?是怕破坏了形象。谁的形象?是矿上的，更是领导的。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有如此大的本事吗?事情就这么凑巧。可以这么讲，那天田反珍被几个保安举到头顶吓得尿了一裤子是因为她的运气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天有上级领导来了矿上。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挡驾”告“御状”，这个单位和单位的领导就会给领导他们的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破坏他们在领导眼中的形象。

就这么凑巧。田反珍谁也不能怪，首先应该怪自己等待矿长等的不是时候。

再陷困境

5月上旬，田反珍找到了山西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待他的律师姓李，是个女同志。

我问田反珍，李律师这人怎么样?

田反珍说，自从我弟弟出事后，公家的人里头，还没见过这么好的人。现在，田反珍已从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到了工伤认定申请表。但是在此期间，又出了问题。

在填写工伤认定表时，其中有一栏要求“提交一份2人以上工友的证明材料、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田二平出事时，旁边倒是有两个工友。田反珍费了好大劲找到了其中的一位，人家给写了一份证明：

2010年10月17日旱班。下班后在候车室等车。候车室里有4人，掘进二队2人，一个工人和一个跟班队长，我和田二平本人。田二平在候车时突然一下就跌倒了。我急忙过去把他扶起，正在这个时候人时(应为人车——作者)出来了，我们三个人对他进行了解，没有危险，就把他背上人车就出了吭(坑)。出坑后队长、书记打了120急救电话。把他送到了医院。我就洗澡下班了。

让田反珍没有想到的是，法律援助工作站还要求有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这个田反珍不知道。当她第二天再找作证的那个人时，人家说啥也不干了。她找到人家门上，人家态度十分坚决地拒绝了她。当时下着大雨，对方连门也没有让她进，不用说再给她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了。无奈，田反珍又找了一个人，我采访她的时候，她还给那人打了个电话，询问有关证明人的事情。对方说，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家没有人愿意作证。而此时，李律师又来电话催问证明和复印件的事……

田反珍是个农民，以前没有来过矿上，对矿上的情况不熟悉，因此找人作证就更难了。有的工友讲，我们还在矿上工作，怕将来因此而受牵连。

公平地讲，这位工友说的是实话。假如换位思考，现在有多少人愿意作证和敢于作证?

有一天，我意外得到一组数字，这个数字虽然不怎么精确，但至少可以供我们参考。

迄今为止，西山煤电农民合同工工亡和1-4级伤残人数加在一起超过了300人。其中，死亡100多人，伤残近200人。

农民工们是矿山的功臣，这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今天，他们死亡了，伤残了，再不能下井挖煤、架棚、出渣了，而作为煤矿的领导者，不能因为他们的死亡和伤残而忘记他们，冷淡他们，鄙视他们，甚至遗弃他们!

左家军

左家军之一的左联刚是1989年来矿上当农民轮换工的。2004年4月合同期满办理了返乡手续。不过，办理了返乡手续的左联刚并没有马上返乡，他利用自己在矿上学的技术，到过东曲，到过马兰，还去过内蒙。屯兰矿瓦斯爆炸后，他效力的那个矿停产整顿，就去了沁源。6月1日，因为回侯马装修房子，这才歇了下来。

左家的三个孩子个个出众，他们没有一个如父辈在煤矿谋生，这让许多人羡慕不已。

大儿子左晓东出生于1988年，现在北京美语学院读大四，去年，还去美国练了5个月口语，在那里，学生们一个星期换一个地方，主要是熟悉语言环境。他利用假期去外汇交易中心打工，月工资为9000-12000元，还有提成。

二儿子左晓舅。1990年出生，中专毕业后就去了铁三局。现在是搞测量的技术员，已经有了5年的工龄。

女儿左晓燕初中刚刚毕业，我去她家中时，她的父母正在为她在哪儿上高中拿不定主意。16岁的晓燕身高1.72米，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天生就是当模特的材料。今年5月30日，她参加了太原赛区世界旅游小姐大赛。本届大赛为第39届，每4年一次。首次参加大赛的左晓燕顺利入围，并于6月8、9日进行了培训，10日参加了初赛，签订了合同，参加了在阳城搞的活动，还去蟒河拍了照。左晓燕这次参加大赛，当初父亲并不同意，但有

母亲的支持和老师的鼓励，晓燕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第39届世界旅游小姐大赛仅太原赛区报名人数就达到数千人，海选入围100人，晓燕排在第65名，是古交唯一进入海选的选手。尽管在初赛中出局，但晓燕毫不气馁。她说，她今年才16岁，世界旅游小姐的参赛年龄最大为28岁，她还可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争取在以后参加的3届中取得好名次。

在农民工中，左联刚的技术比较全面。他不但会开采煤机，会开掘进机，还会电工，懂得一般的维修，这在农民工中是为数不多的，因此他出去打工也很吃香。在沁源的那段时间，他的日工资为200元，75天收入15000元。

他十分自信地说，技术就是财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受苦人。学下技术，就是资本，有了技术，不转正也不怕，走到哪儿，也有人用。

左联刚学技术的动力其实很简单，用他的话讲，就是自己在矿上有危机感，老怕学不下技术，老怕自己活得不如人。

左联刚那天还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当年他办理返乡手续时，矿上一共给他结算了8万元，他同当时的生产矿长说，我情愿不要这8万，你想个办法给咱转了正。矿长说，现在没有这个政策呀。

左联刚说，他是从农村出来的，知道种地的艰辛。拼死拼活受上一年，能挣一万就不赖了，还得老天爷长眼，风调雨顺才行。在这儿干惯了，再回家种地就不习惯了。这是真话。毕竟到处打工，在这儿待三月，去那儿干半年，不如在大矿稳定，歇心。而且，相对于私人的煤窑。大矿的安全系数还是大得多。此外，私人可不像国有大矿那么好伺候。别看那些煤老板们一掷千金，娶一个媳妇能花上千万，开口叫一声爸爸，喊一声妈妈就舍得出20万，在赌场上输个百儿八十万眼睛眨也不眨，但对于伺候他们的工人，没几个出手大方的。大多数是能省则省，能拖则拖，能赖则赖。因此。许多离开大矿的合同工们还是十分怀念和留恋原来在国有企业的那段岁月。

与左联刚在同一个煤矿当轮换工的左联明是他的哥哥，小名铁疙瘩。老人们当初起名字的时候，是祈求孩子从小健壮点，长得像铁一样结实。1988年的冬天，已经36岁的铁疙瘩来矿上当了轮换工，一千就是15年。先在掘进队，后调往开拓队。掘进队走的是煤巷或者半煤巷，开拓队走的是岩巷。一年四季跟岩石打交道。他们除了开拓巷道，还打翻井。所谓翻井，就是把煤层与煤层之间岩石相隔的部分贯通，它的作用有两个，一是通风，二是溜煤。把上面的煤通过它输送到下面。没有下过井的人不知道，其实矿井下面并不比我们的地面上简单，也是层层叠叠，纵横交错，这儿一条沟沟，那里一道叉叉，一不留神，也会迷路。就有人误入歧途，走进长久不通风的盲巷里让有害气体给熏倒毙命。也有的不小心一脚踏空，掉进了几十米甚至上百米深的溜煤眼里，运气好的让人发现给救了出来，运气差的给哗哗流淌的煤活埋，最后窒息而亡。

铁疙瘩来矿后不久便把妻子、女儿和儿子也领来了，并在洗煤厂附近买了间小平房。几年后，女儿出嫁了，女婿就是洗煤厂的工人。就在左联明离合同到期还有一年时间时，儿子左先进也到矿上当上了八年的农民合同工。其实。来煤矿打工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同矿上有点关系。不是有亲戚，就是有朋友，最起码也是有老乡在矿上。铁疙瘩的儿子左先进上班不久，就找了个本村的姑娘。结婚时，铁疙瘩花钱又在附近给儿子买了个有两间正房、一间厨房的独院。

铁疙瘩的合同2003年就到了期，但解除了合同的他并没有回他的老家去种地，而是去临汾的一个煤矿干了二年，后来又在古交一家煤矿看运输皮带，每个星期倒班时回一次家。其实。铁疙瘩今年已经58岁了，尽管身体不错，毕竟年龄不饶人啊。他妻子说，再干上二年，他们就不再干了。不过，他们也不准备回老家去，因为他们的一双儿女都在这里。当老人的都是这样，都希望和自己的子女在一起，只有守在他们跟前，他们才放心。现在，他又在保安公司找到了工作，每月900元，在社区当起保安。钱是少了点，但省力，省心，离家又近，最重要的是可以照顾身体不好的妻子。

我这次来，铁疙瘩上班不在家，给我开门的是他妻子。他们的儿子左先进刚刚下班回来，儿媳几天前领着孩子回了老家。

左先进是2002年来到这个矿的，今年合同到期，可他的运气比他的爸爸好，赶上了转正。为了让儿子能够顺利转正，成为矿上的长期工人，他的父母千方百计想尽了办法。这办法其实不外乎两条：找人、花钱。我有个朋友的亲戚那年转正，前前后后总共花了73500元。还有一位花了五万没有转正，结果对方只给退回三万，说那两万找人时花了。

这里的小平房都建在铁路北面的山坡上，住着清一色的农民工。其中有一部分(如铁疙瘩)虽然已与矿上脱离了劳动关系，但仍然住在这里。这些农民工有在通风区的，有在采煤队的，有在掘进队的，还有在开拓队的，一句话，都是在第一线。房子东面的洗煤厂此刻灯火通明。拉煤泥的卡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一墙之隔便是铁路线。金黄色的碘钨灯下，铁轨闪着银光。南边是煤站，隆隆吼叫着的铲车灵巧地进进退退，把一铲铲煤倒进了车皮中。再往南。是夜幕下一幢幢高高矮矮影影绰绰的已经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楼房……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左先进家。现在左先进住的房子在小平房中属于上乘，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6年时间。当时买房时花了3500元，有个小院，房顶是用水泥抹的，里外两间，面积将近50平米。外间摆放着家具和杂物，里边是卧室。房子坐北朝南，进深6米左右，最里面摆一张用铁管焊的双人床，旁边还有一张儿童床，地下靠墙放着一个双人沙发，对面是柜子、梳妆台，柜子上面搁着一个愣头愣脑的老式彩电，窗户下面横亘着一堵“墙”，如横跨东西两面的“桥”，有一尺宽，二尺高，问他们，得知那是取暖用的“火墙”。天气冷了，里面生上火，通过它来暖家。

第二天早晨出去小便，可院里没有厕所。不光他家，这里的许许多多人家都没有厕所。这也是小平房的一大特点。因此，大小便都是各行其是，你认为怎么方便怎么来。马跃峰家的院子比门还高，出门要下台阶，门就安在距台阶一米多远的地方。我遵照他们的吩咐，小便在院门口的一条“水渠”内，而后，由台阶回到上院，打开躺在那里的水龙头开关。哗哗的流水由上而下，通过上面覆盖着的网状的管道流到了下面，这样，尿便随着水从渠里流往外边，不留一丝痕迹。

这也算一项发明吧，不知道能不能申报什么专利。而解大手就没有那么简单，那么潇洒了。你必须到外边寻找你觉得合适的地方去处理。像我这个外人，若想处理，还得动一番脑筋哩。

早晨，矿山相对安静一些。依坡而建的各类小平房层次分明，一目了然。昨夜灯火下闪烁着银光的铁轨此刻如灰色的冻僵了的蛇不声不响地躺在那里。洗煤厂车间的灯大都熄灭了，小山似的煤泥堆一夜间瘦小了许多，原来

穿梭于此的拉煤车们也不见了踪影，那拥挤的场地现在也空旷了，也平静了。我当时琢磨，自己该去哪儿解手呢?

我从房间出来，铁疙瘩的妻子正在做饭。看看房间的三五牌座钟，7点差5分。铁疙瘩看到我后说，想大便就去下面那个拐角，一天也没人。要不你骑自行车去洗煤厂。这儿原来有个厕所，铁疙瘩指着一墙之隔的铁路，说，是他们(铁路上)给人家拆了，现在许多人解大手没办法，就拉在塑料袋里，像扔手榴弹似的，随手往那面一扔。我看近在咫尺的铁道那边，果然有不少花花绿绿各种颜色的塑料袋。铁疙瘩还说，铁路上的人们隔几天就清理一次，一边清理一边呐喊：居民同志们，你们注意点，要讲究卫生，讲究文明，不要乱扔粪便。这些人不讲理，是他们把这儿唯一的一个公共厕所给拆了，还堵上了墙，让住在这里的这几百号人怎么办?他们不能光吃不拉，把自己的屁股堵上!现在来煤矿当打工者不外乎这几类人：一是贫困地区，靠种地只能糊口，但无法养家；二是本人没有文化，没有专长，只能靠卖苦力。然而，有本事的人毕竟是少数。虽然在煤矿下坑危险，可毕竟不需要太高的文化，只要肯吃苦，就能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也正因为如此，矿上招工指标的价格一路飙升。尤其是合同工可以转正之后，一个指标由以前的数千元涨到了二三万元。说到招工，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矿去某地招收农民工。矿劳资科负责招工的几个人就住在县里的招待所。那天，得知矿上的劳资科来此招工的消息后，附近村里想去矿上的年轻后生们一大早去了那里，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中有的有熟人，有的则是贸然来碰运气的。就在人们左等右等等得有点不耐烦的时候，从门外来了一位前呼后拥的老太太，后面跟着至少有一个班的人。老太太的年龄大约在60开外，虽然穿戴得珠光宝气，但那做派加上一口地地道道的本地方言，充其量顶多是个土财主的老婆。许多人还在纳闷：这老太太来凑什么热闹?

矿上负责招工的人见了老太太，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说：姨姨你来了，快快坐这儿吧。说着亲自搬椅子，倒茶水。那老太太也不见外，给椅子坐椅子，给茶水喝茶水，甚至连人们递上来的高级香烟也照抽不误。老太太吸溜了一口烟之后，说了声：行不行?行了就开始吧。劳资科的人马上答道：行了，你说开始咱们马上开始。于是，开始招工。

前来应招的人们发现，这位老太太俨然一个太上皇，她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问你年纪多大，来自何方，身体状况如何，像安排工作一样，指着那些跟她来的人，告诉矿上劳资科来招工的负责人：把他招上，把他也招上，再把他也招上。一会儿的工夫，就点了二十来个。而那个负责人也不多问，只是嗯嗯嗯地答应，头点得如啄米的鸡。老太太说完了，招工的名额也占去一大半，把人们看得目瞪口呆。有胆子大的就悄悄问劳资科的人，那老太太是谁?那人用手挡住嘴，也悄悄地回答：矿长的娘。

炮楼人家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写，赵福理所应当排在首位。

3月6日是星期六，那天上午我去白家庄矿寻找日本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修的“十间房”。在那儿，、我看到了一座保存得非常完整的炮楼。这是阎锡山那个时期修的炮楼，建于1946年。这座距今60多年的炮楼所以保存得如此完整，是因为那儿一直住着人家，跟文物部门的保护无关。我如获至宝，当即拍了好几张外景照片。我向居住在附近的人们打听，一位姓齐的师傅说，听说住的这户人家是大同人。

有关炮楼人家的情况，我向大家推荐太原市戏剧研究院王万生6月19日在自己的博客上贴的文章：

阎锡山的碉堡和日本人的十间房(上)

一大早就出发，赶着去这里历史悠久的煤矿区白家庄。

之所以对这里情有独钟。源自于太原这座古城，和山西省的许多县市一样，地底下埋藏着滚滚乌金，似乎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永远也采掘不尽。其实这些几亿年前形成的煤层，一定有被荡涤干净的一天。白家庄矿大致就是如此吧。

据记载这里在阎锡山时期，已经有诸多小煤矿。是西北实业公司第一煤场的溯源地。不过今天的白家庄，地下的煤层已经几乎告罄；而地表上的历史遗存却悠悠然矗立不变。只是多了岁月的沧桑罢了。

在作家皇甫琪先生引领下，车子七拐八绕，趟过粉煤灰覆盖的公路，倏忽山顶上，凸显出一座山石砌就的碉堡。先生告诉我，是1946年修筑的，上面仍然有“徐太清”字样可辨。估计是那时候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第一煤场的职工个人捐资修筑的，是阎锡山推行“军政合一”、“军民合一”政体的具体体现。

讶异于时代过去了六十余年，和这座碉堡连体，有矿工就势修建了简陋的平房。和房主大姐聊了，知道是山西晋中榆社人，夫妻二人在2003年出资盖了平房，碉堡就用做库房了，

也算是文物保护。住着人，比风吹雨淋的那些其他十多个毁弃的碉堡，就齐楚许多。

房子狭促，陈设简单，儿子的卧室颇有点猫耳洞的感觉。成年人入内，必须钻进去才可以躺下。

女主人告诉我们，孩子已经工作，这里已经很少过来住宿了。

不知道解放太原时，这座为战争准备的堡垒有没有发挥战斗力。不过还真的没有看到硝烟和枪炮的痕迹，也是万幸。

后经考证，炮楼上方写的“徐太清”三字并非人名，而是徐沟、太原、清徐三个地方的简称。此外，居住在炮楼里的人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工，名叫赵福，属于2003年来矿的农民轮换工，在白家庄矿南坑开拓队当工人，老家是浑源菜村镇窑沟村。时隔一年，我第四次来到这里(2010年3月6日下午我来过一次，主人不在；2011年3月19日下午我来过一次，院门锁着。那根挂锁的链子是用坑下的皮带卡做的)。在门口，我看见了这家的女主人。

炮楼的女主人叫尚丽君，与邓丽君仅一字之差。尚丽君很健谈，因此，那天的采访十分顺利。

和许多农民工一样。赵福之所以选择了煤矿，也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他们那个村在山区，完全是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和现在许许多多的农村一样，原来近500人的村子，如今剩下不到30个人。其余的人都外出谋生去了。

赵福虽然是农民，可家庭结构却像城里人，只生了一个孩子。赵福今年43岁，尚丽君小他2岁，他们的儿子22岁。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在外边打工，去年在榆社，今年在太原警校办的驾校给人家做饭。

赵福每月工资在4000元左右。尚丽君说，按照规定，今年赵福他们这批轮换工应该转正。他们这一批共有一二百人，也不知道转了转不了。

赵福和妻子现在住的这房子是他们来矿的第二年花1500元买的。从下面那新修的台阶拾级而上，迎面就是他家的小院。一进院子，左手有间小屋同炮楼相通，据说，炮楼里原来住过人。现在成了他们家的储藏室。赵福他们现在住的房子坐北朝南，有20平米大小。他

们家的摆设很简陋，正面靠墙有橱柜、写字台，东面横搁着一个衣柜，西面摆一只单人床，单人床挨过来的墙壁上挂个布帘子，里面就是王万生文章中提到的“猫耳洞”。尚丽君说，原来住的那户人家孩子多，晚上就睡在那里。尚丽君拿了手电照了照，里边有1.5米宽，2米深，相当于一只双人床的面积。只是高度有限，一般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

窗户在南面，窗户下有一只双人床。门口左边是洗衣机，右边是取暖用的铁炉子。那天赵福上早班，6点开会，他早上5点30分就得走，晚上12点以后(其实就是第二天的凌晨)才能回来，如果在井下误了接送车，回来得更晚。下一个班是从第二天下午5点半开始，翌日中午12点多下班，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说到丈夫，尚丽君一脸的自豪。赵福能吃苦，干活心也细，领导对他放心。从4年前就开始带班，去年被评为特级班长，奖了3000元。还让到古城平遥旅游了一天。尚丽君拿出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自家庄矿业公司首届班组长集体合影。除了30个班组长，还有集团公司和矿上的领导。尚丽君指着其中的一位说，这个就是赵福。赵福中等身材，一看就是煤矿需要的那种忠厚老实能够吃苦的男人。

尚丽君说，白家庄现在搞得很好，她每月参加矿上召开的“爱心恳谈会”。会上。让家属们发言，要求家属们要关心、照顾好自己的男人，吃好喝好休息好，下井工作时有个好心情，并且还要遵章作业，做到安全生产。尚丽君还让我看了集团公司印制、矿上发给班组长的职务聘任书。赵福的技术等级是中级，出生于1968年4月9日。尚丽君说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今年丈夫能够顺利转正，然后就是儿子尽快结婚成家。说到儿子的婚事，尚丽君说，儿子处的第一个对象，人家一看咱住的地方，就吹了；第二个也来过，让儿子买房子，买汽车，后来也吹了；现在处的这个倒是没说什么，但结婚不能没有房子吧。现在就盼局里多盖些价钱便宜的房子，贵了咱买不起。

采访中，尚丽君突然问我，你打昕这些干啥?我说，写文章。她马上又问，你写这些会不会影响转正?赵福今年10月合同期满。如果政策没有改变，他有可能成为这个矿没有固定期的工人。我当时用肯定的口吻对尚丽君说，不会，我的文章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像你们家赵福这种不说话就知道于活深得领导喜欢的工人，有多少矿上就转多少。

说实话，我写这部作品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反映煤矿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所以，我真心希望我的农民工兄弟们平平安安，天天上班，多多挣钱，好运连连。

离开赵福家的时候，尚丽君送我出门。在门口，我准备给她拍张照片，题目也想好了：炮楼人家的女主人，可尚丽君怎么也不让。尊重主人的意愿，我最终放弃。不过。哪位如果想了解炮楼的主人，最好尽快去。因为政府已经把这里定为“工业遗址”，用不了几年，赵福一家就可能离开这里，搬进水电暖齐全的楼房里。

赵福也是这一片唯一的一个农民轮换工。

沁县之行

6月18日上午9点40分，我来到了沁县吴太宏的家中。

吴太宏居住在城南的西湖坝旁，这儿是刚刚开发的风景区，碧波荡漾，山清水秀，景色秀美，空气清新，让人流连忘返。不过，这里并非吴太宏真正的家。

他真正的家在离这儿20多公里的乡下，那儿连一座小学也没有。为了两个孩子，吴太宏不得不举家来到这儿，租房子住。前年，他看中这块地方，等那个原来的饭店关门之后，就咬着牙把它租了下来。他把那个大约70平米的地方重新设计了一下，两边各隔出一间，作为他们和孩子们的卧室，中间成为现在的小食品超市。超市的名字就叫西湖超市。

吴太宏的两个孩子分别为21岁、18岁。大的刚刚参加完高考，小的去年在长治读技工学校。

吴太宏是1992年5月到西山镇城底矿。2007年4月30日合同期满。不过，他让我看的那份合同终止证明，他离开矿上时是2007年11月12日。也就是在矿上多干了半年多时间。我在吴太宏的超市里坐了不一会儿。一个叫杜汉军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是1984年到的西铭矿，1999年返的乡。他们同属15年的农民合同工。之前，两人互不相识。

因为前几天在电话里有过沟通，我们就直接进入了话题。吴太宏说，他们同矿上争执的焦点就是养老金。在吴太宏看来，要解决这个争端，首先要确认身份：他们究竟是轮换工还是合同工。因为文件有明确规定。轮换工离矿时执行的是回乡补助，而合同工是养老金保险。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他让我看他同矿上签订的合同，那合同的标题是“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里边的第一条“合同期限”里写道：本合同从1993年1月1日起至1997年12月31日为期。在那份合同的后面，还有两份《西山矿务局劳动合同续订书》，一份的日期与前边的一样，也是从1993年1月1日起到1996年12月31日，另一份的《劳动合同续订书》格式相同，但内容有所增加：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续订1997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内容同上期。续订合同期限为8年，从2000年1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止。

在那份《劳动合同书》的第五条第6款就有这样的规定：农民合同制工人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劳动厅、统晋煤劳字(1992)第659号《关于西山矿务局试行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执行。(此处有误，659应为596。——作者)

为此，他多次去反映情况，但没有结果。吴太宏说，我现在很失望。等我有了条件(经济)，我准备去北京，找法律专家咨询。

从开始写这部作品到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在西山矿务局，什么是农民轮换工，什么是农民合同制工人。其实，它们之间的界限就是1992年6月30日。因为西山矿务局作为用工制度改革的试点，“从这一天起，企业一律不再招用农民轮换工。以前招收的农民轮换工，如企业需要，本人自愿，又符合条件的，可以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但必须按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严格考核，改办农民合同制合同手续。本人不愿意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仍按国家有关农民轮换工的规定进行管理。合同到期辞退，不再续订合同。”

据我了解，原来的农民工中极少有不愿意转为合同制工人的。这就等于，从1993年起，西山几乎不存在农民轮换工了。现在，连我这个局外人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而那些多少年来一直吃这碗饭的干部们怎么连这一点也弄不明白?是他们的脑子出了问题，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呢?!

吴太宏是1992年5月到西山镇城底矿当了农民轮换工。从续订的合同日期看，他最晚也是在1993年1月1日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

这是因为。他后来订的那两份合同，合同书上就标明是续订合同书。

类似吴太宏这样的情况，我想在西山矿务局所属的九对矿井中应该是多数。本人不愿意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只是少数而已。想证实这一点，拿出签订的合同书，不就说明问题了吗?

因此。企业与工人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后该享受养老金保险还是回乡补助金，应该以合同为依据，属于哪一条就享受哪一条，不应该存在什么争议。

除非你是有意装聋作哑混淆是非。

现在西山的数千名农民工频频向上面反映情况，据我所知，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并非想回矿上下井，而是要求解除或者终止合同后享受养老金保险的待遇。

至于有人提出要和矿上签订无固定期合同，那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94年7月5日通过，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法》第二十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

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对于这一点企业与农民工的分歧，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那天，在离开吴太宏家时，我看到了一份他在2007年10月写给镇城底矿领导的信。信里引用了自己和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提出了自己诉求的法律依据，要求重新续签合同，重新确认自己和单位所签的原始合同。要求各级领导为自己做主。信后还附上了1993—2007年的出勤天数，申明“这其中还有好些天是单位安排不许上班的，要不是我一定会出满勤干满点的，出勤总数会比这个数字还大”。

从1993-2007年，他每年工作最少的天数是232天，最多的是352天。

从沁县回到太原已经好几天了，但当我写到吴太宏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个画面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天在他的家中采访时，今年48岁的吴太宏拽着自己的白色半袖上衣说：皇甫老师，不瞒你说，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你看，要是我自己买，袖子能短这么一截吗?那衣服的袖子短了足有二寸。

农民工代表——武建宏

采访武建宏，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时间是下午两点。武建宏说，其实他12点多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没有直接去车站坐车，绕了一会儿才坐上蛋蛋车过来的。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保险起见。因为他不知道这段是否有人在跟踪他。

今年46岁的武建宏也是一个农民工。从2007年10月31日合同到期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去找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而没有到体检中心去做离岗体检：那天，不光他们没有去，他们那一批共138位农民工都没有去。从开始到现在，武建宏前后一共参加过8次听证会。参加听证会的官方人员有五大部门。他们是省劳动厅、太原市劳动局仲裁处、省国资委信访处、山西焦煤信访处、西山煤电工会的负责人。

西山煤电参加会议的还有两名法律顾问。

农民工参加听证会的是各矿的代表。武建宏就是其中之一。

主持听证会的是省信访局的×局长。

第一次听证会是在2007年的12月初，开的时间不长。听了农民工代表的发言后，×局长说，你们先回去，我们可以下去了解落实，一个礼拜后给你们答复。那天人们没有走，一直待到晚上12点；省委打电话让西山的车把人拉回去。

省信访局的另一位领导告诉我们，要派省委省政府接待处的一个副处长到西山来。他们在电话里通知我是上午9点，可我们一直等到11点那个副处长才来到西山的信访处。武建宏说，当时他来了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外面，他进了信访处里边。他去了信访处，见里边的秩序比较乱，就骂人，就讲粗话。他问，武建宏在哪儿?我其实就在外边，听说他找我。我就进去了。我对他讲，你埋怨我们没有道理，是你们没有信誉，不讲礼貌，还发火。说好9点，这么多人在这儿等你，一直等了两个小时，换你你能高兴?最后，副处长说最迟10天给答复。

12月中旬，人们都到了省委信访局。在第二次昕证会上，劳动厅的一位负责人讲，农民工这样做不符合道理。我用道理把他给辩住了。那天，信访局另一位负责人在会上讲了6条，我只记住了第一和第六条。第一条是让农民工走法律程序；第六条是让西山适当解决一部分。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找局里的信访处，因为在昕证会上省信访局的领导讲得明明白白，让西山适当解决一部分。信访处的领导说，矿务局的领导还没有决定，我们抓紧时间再催催。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矿务局信访处的领导在敷衍我们。当天，我们又找到省委。信访局的人说我们已经责成西山解决这个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当时，听了领导的话，大家仿佛看到了曙光。

听证会后，我们就去了北京。这时已经是2007年的年底了，我们是在北京度过了2008年的春节。那一次，我们矿去了38人，住在五环外的马家楼。这儿离市里远。进一次城就得坐两三个小时的公交。选择那个地方不是图清净，是为了省钱。我们住的那个旅店每天15块钱。

在北京，我们去了国家信访局、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国务院法制办。法制办有个姓李的副主任是山西人，我是通过山西大学法律系的人介绍才见到他的。在李副主任那里我受益匪浅。他给我们详细解释了《劳动法》中涉及到农民工的有关条文。明白了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是《劳动法》的补充，属于配套法律。他说，《劳动法》第二十条对农民工最有利：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仅其中的第二项“经双方同意”这一句，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李副主任特别指出，企业有《企业法》，但《企业法》不能干涉《劳动法》。在企业服务了十年以上，企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是有条件的。不是企业说一句“我们不同意续延合同”就能成立的。

第三次听证会是2008年元月中旬开的。官方参加会议的还是那些人，而我们农民工发生了变化。农民工代表为8人，每矿2人，分别代表官地、马兰、西曲、镇城底4个矿的农民工。在那次听证会上，省委信访局的领导还是老调重弹，包括第四次听证会，无非就是那几句。让我们走法律程序，已经责成西山给予解决。代表们实在忍无可忍，4个矿的部分农民工再次进京。从北京回来之后，大约是4月的下旬。我直接找省委信访局的×局长，问他哪一天召开听证会。他说，再开个听证会，你，把材料准备好，在会上，你要是把他们辩住了，我给你当家做主。我在找到×局长之后，又找了另一位副局长。他不光是副局长，还有一个身份——省委副秘书长。他也让我写一份详细的材料。说他可以将材料递交省委主要领导。我按照要求把材料准备好以后再去找他，

他已经调到另一个单位任职。

这就是命运。如果那位副局长没有调走，省委主要领导就有可能见到我写的材料，一旦领导看到了事情的真相，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许多。领导说句话，签个字，下面的人就不敢不当回事。那位副局长走了，换了个新领导，双方都一个需要了解和熟悉的过程。有一次我们为了见人家，中午就藏在了厕所里，一直等到下午人家上班一开门，我们就跟了进去。因为如果让保安发现，我们就会被赶出去，所以只能采取这样的下策。见到新领导后，也是让写材料，我们把写好的材料给他之后，他是外行，不懂，就让下面的人看。手下的人知道这事棘手，就劝他不要插手。他听了下属的意见，也就不再过问。而我们也不再找他。

×局长说要开第五次听证会，但具体时间没有说。他们每次都是这样，不告诉准确的时间，害怕我们组织人围攻。

武建宏告诉我说，他的材料、有关文件以及听证会上的记录、录音资料都不放在自己家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况且，已经有过一次万一了。

2008年春天的一天，我正在省委，有两个人去了我家，对我爱人说，老武让我们回来来取文件和材料，他等着急用。我爱人急急忙忙把所有的材料和文件用塑料袋装好，交给了他们。等我回来后，一切都明白了。来的那两个人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得而知。为了搞清楚他们的来历，我们费了好大劲儿，结果毫无收获。打那之后，我就提高了警惕。

那天，我们去了省委，接待处的张处长就说，小武，快把你的人撤回去，下午开昕证会。到了约定的时间3点，开不了，一直等到5点。

听证会开了一个多小时。

每次开听证会，我们都要记录、录音。

那天会议主要的内容就是针对农民工该不该解除合同，应不应该享受养老金待遇进行辩论。我们的对手就是西山法律顾问处的两位律师。辩论自然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但由于我们准备得充分，更由于道理在我们这一边，所以，尽管律师是专业的，水平是不错的，但架不住理屈词穷，最后败下阵来。我问×局长：咋处理呀?虽然我的声音不高，但因为大家都屏声静气，我的声音在场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局长没有回答。

我再次追问。×局长看了看周围的人，劳动局和西山的领导们没有一个吭气。我说，×局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某副局长这时话语雷人：散会，回去(让西山)把武建宏的小平房推了，把他撵回老家去!

我当时确实给惊呆了!

眼前的×局长令我判若两人。

我不相信。

我不敢相信。

我不愿意相信。

在从太原返回西山官地的途中，我一刻也没有停止猜测和思索：

那个让我佩服，让我敬仰，让我感动，甚至让我崇拜的×局长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陌生?要么是他以前的所作所为是在演戏(这个我不大相信)；要么就是因为他的官越做越大，离老百姓就越来越远；要么是还有其他猜不出来的原因……

那天我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9点。我刚刚进了院子，×局长就打来了电话，说他已经到了西山，让我过去。我说，我不去。我中午饭还没吃呢!你们说了不算，咱们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等着你，你带公安、武警上来推我的房子吧。

我挂了电话。

回家不到20分钟，有人又打来电话，要找我。我问他是谁?他不说是谁。好像是与×局长同来的司机在电话里说，老武，我们就在你家外边的操场里，肯定不会有事。几分钟后，他们来到我家，我说请你出示你的证件。那人掏出证件，是山西省信访局的工作人员，姓姚。我说，如果你想和我交谈，就坐在沙发上，如果你是来诈唬我的，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姚说，不是，不是。×局长来了，在局里等你。我说，我走了，你们准备推房子呀?姚马上说，不会，不会。我那天临走时说，以后不告西山煤电，就告他，把他十大楷模的帽子摘掉。

我到了五楼会议室时，里边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还有一瓶啤酒，几盒中华牌香烟。

饿了一天的我二话没说，就风卷残云般地吃了起来。当时在场的还有西山煤电的董事长、工会主席、劳资处长、信访处长等领导。酒足饭饱之后，我正准备抽自己的烟，×局长递过桌上的中华烟，热情地说，抽这个吧。我说，临推房子前就抽根吧。

这时，×局长对西山的几位领导说，你们出去吧。我和小武单独谈谈。

我们西山煤电的董事长临走时拍拍我的肩膀，用老朋友一般的口吻说，小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的年龄大)，以后不要找×局长，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就行了。

那天晚上，×局长和我一直谈到深夜。

那天，×局长对我说，光你个人的事，矿务局给你解决，不要管那么多。

尽管那天饭吃了，酒喝了，烟也抽了，但武建宏并没有因为“吃了人的嘴短”，他没有接×局长抛过来的橄榄枝，态度十分坚决：我和我的兄弟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第三天，西山煤电的董事长同他谈话，再后来，总经理、工会主席都同他谈过话，他们的口吻和×局长的如出一辙。而某领导在遭到他的拒绝后不屑一顾地说：听说过不认爹、不认娘的。还没听说过不认钱的!

打那以后，每逢过年过节，我总会收到×局长发来的问候短信。

打那以后，×局长在主持听证会时，态度改变了，开始推诿了。

打那以后，局里和矿上开始阻止我参与农民工外出反映情况。

我们矿的工会主席对我说，这个事闹成了，你是企业的罪人，闹不成是弟兄们的罪人。

说到这些年反映情况的过程，武建宏感慨多多。他说这事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外部的，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内部。因为他参与的次数减少，有人就怀疑他被收买，有朋友就对他开始疏远。

有个矿的农民工代表打电话非要来找武建宏坐坐。那天，他们喝了不少酒，那人喝高了，问武建宏。矿上给了你多少钱?他伸出一个巴掌。那人说，五千?他摇摇头。那人说，五万?他依然摇摇头。那人瞪着眼睛又说。是五十万?他点点头。反问：你们矿给了你多少?那人唉了一声，说，矿上才给了我一万五。

还有的人出过100块钱，后来就找我要，还要打110；还有两个人，5000元就给搞定了，成了矿上的线人。武建宏说，现在的情况对他们不利。第一，马兰矿和矿上、局里打官司，肯定赢不了。法院后来判了他们输，他们不服，上诉到高院。第二，他们在迎泽大街妨碍了别人，让人们包括上面的领导对农民工有了看法。这两条为解决我们的事情增加了难度。不过我们不会放弃。

农民工通过法律程序赢了官司的也有，王成奎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王成奎，男，1952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通风区农民工。1985年，他经阳高县劳动局统一招为农民轮换工，被安排在原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从事井下工作。合同期为8年，合同期

满后，双方办理了结算手续。后来，该矿又从阳高县招录农民工，王成奎经阳高县劳动局再次与原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订立了5年期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双方终结了劳动关系并办理了结算手续。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破产，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12月20日依法成立。王成奎自2003年10月一直在此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亦未办理缴纳各项社会保险金。2008年8月，因王成奎要求办理退休、补缴各项社会保险金。与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产生纠纷。王成奎要求仲裁，大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8年12月3日做出裁决。王成奎对裁决不服，上诉至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

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成奎要求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为王成奎缴纳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金，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大同市矿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日做出判决，判决大同煤矿集团永定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法为王成奎缴纳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具体缴费标准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对王成奎要求办理退休的主张，因没有法律根据，不予支持。

王成奎赢了，应该说是赢了一部分，不过，我们也应当向他表示祝贺。毕竟在许多人眼里，一个农民工敢跟财大气粗的企业打官司，无疑是以卵击石，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勇气。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说部分胜利，就更不容易了。这说明法律还是公正的。但我又听人说，这个判决并没有执行。

但愿我听说到的消息不是真的。

在同武建宏交谈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他的那种睿智、精明。果然，说到进京上诉，武建宏语出惊人，说他们去北京，基本上赔不了钱。看我惊讶，武建宏就讲了一件事：

我们第一次去北京，在那里住了11天。当矿上的车到北京去接我们时，我们把车扣下了。司机害怕，就跑了，并且打了110报警。110的民警来到之后，我就跟他说，这车是派来接我们的，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契约关系，他不是积极地拉我们回家，反而把我们撂在这里跑了，还打了110报警。是他违约在先，恶人先告状。我们还准备打110报警呢!

派出所的干警打电话把司机叫来，我说，你给矿上打电话，就说给我们报销路费、住宿费我们立马就上车，如果不给，我们就不回去。电话通了，矿上的工会主席当时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我知道局工会主席也在旁边，就让他听电话，我问局工会主席，你听到了吗?主席说，听到了。

回到家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信访办，每人领了1500元。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当然，领到的钱的数量不尽相同。

5月13日那天，武建宏也给“请”到了太原市公安局西山分局。

在西山分局，武建宏愤怒了：老子又没有违法，你们凭什么抓老子?告诉你们，今天五点以前不把老子送回家，老子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武建宏一口气说了四个老子。

你别说，“老子”的话还真管用，五点之前，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是西山分局的车把他送回去的。

那天采访接近尾声时，武建宏跟我说，局劳资处的处长在一次听证会上讲过：只要省委省政府说话，(解决)这二三百人就不算个啥。

郝旨荣的命运

7月1日晚上9点30分，我拨通了郝旨荣的手机。电话里嘟嘟了几声，而后就是“你拨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几分钟后，我再次拨通了电话，几声过后，我听到了郝旨荣的声音。我原以为郝旨荣是有意不接电话。因为就在昨天下午，我给他发了条短信，准备去他家与他好好叙叙，他没有回应。

电话通了，我自报家门。郝旨荣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说，如果明天不下雨的话，我准备去你那里。郝旨荣说，老师，采访我是不是真的很重要?我说，作为农民工，你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但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不去了。郝旨荣说，我是有点担心。我问他担心什么?他说，我现在出门还得向派出所请假，汇报。我不知道人家现在对我的电话监控不监控了?电话那头的郝旨荣沉默了。我说。你说吧，我去还是不去?片刻，郝旨荣说，那你来吧。你上车后告诉人家你要去姬家庄乡政府，下车后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打过电话后，我开始整理行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无非就是个笔记本，几支中性笔，我特意给郝旨荣带了一本十年前我出的小说集。带这本书其实是让人们知道我是作家(业余的)并非记者。之前，有人说我是记者，但我真的没有当过一天记者。不过，我本人倒是很羡慕记者这个职业。除了这些，我还带了作家会员证和身份证。我平时出门一般不带这些，除了出远门。而现在带这些是为了防备有人问起，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郝旨荣的身份和处境特殊啊!他是马兰矿农民工的代表。

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晚上的天气预报。太原地区这几天都有雨，而且是中雨转大雨，这让我多少有点扫兴。之前我讲过，我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只有双休日两天。而7月2日就是星期六。同时，我还得考虑郝旨荣的时间。如果不行，又得耽搁一个星期。

晚上躺在床上，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对付来郝旨荣家中的民警们。人家要是问起，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干啥，我该如何应对?说老乡吧，我们的口音不同；说亲戚吧，我又不会哄人，几句话就会露馅。干脆实话实说吧，那更不行，等于自投罗网。说不定会给我扣一顶什么什么帽子，扭送到派出所给拘留起来。

看了我下面写的这些，大家一定会笑话我幼稚、天真，甚至可笑。可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想到了我认识的一位在公安局担任领导职务的熟人，我想到了我们作协的主席、副省长——张平，我甚至还想到了我认识的另一位副省长……

夜里醒来，耳边是哩哩啦啦的雨声。那声音告诉我，雨还不小呢!要是雨下得大了，明天的行程就得取消。

伴着不歇不住的雨声，我终于入睡。

再次醒来，是窗外的斑鸠把我唤醒。在我们老家，斑鸠不叫斑鸠，我们管这种鸟儿叫“姑姑舅”。有一首童谣：姑姑舅，熬稀粥，稀粥稀，下上米，稀粥稠，添上水……

外面的雨还在下，而且没有要停的意思。这会儿，我记起郝旨荣在电话里说过，下雨天，外面下，家里也下，连个钻的地方也没有。郝旨荣现在住的是别人的房子，几年前他在老家盖的房子因为还债卖了，他现在是无家可归啊!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看看表，已是早晨6点50分。这时候，外边的雨还在继续。

而这时候郝旨荣家的境况如何呢?

7点，我还是起来了。站在阳台上看外边，我发现雨下得并不大。所以听起来噼噼啪啪，其实是雨滴落下来敲在物件上发出的回声，把雨的声音给放大了。不过，地面上还是有一层积水，细碎的雨滴敲打在上面，让地面开出了无数朵白色的花儿。我洗漱完毕，带上

雨具，最终决定再上金牛。

金牛是古交的别称。

关于金牛城，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现在的古交水泉寨公园，就有一尊牛的雕塑。

古交是个县级市，是因煤而设的工业城市。这里的煤炭储量丰富，地质构造简单，煤质优良，品种齐全。据一份资料称，这个不足20万人口的城市，个人资产超过亿元的就达到40多个。

在通往古交的马路两侧，已经有不少的男男女女们在等车。他们中间有的是在等矿上的通勤车，有的是在等公交，看样子只有我一个人在等去古交的客车。我等了足足有四十分钟，原来等车的人和陆陆续续又来了的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那儿。

终于等来了一辆车。上车后我看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7点57分。

我问司机，是头一趟车吗?司机说是第二趟。因为天气不好(下雨)，他晚来了十几分。我想了想，似乎先前看到过一辆大巴。我还举手示意了一下。那车没有停，肯定是因为车上已经满员。现在的车，不允许超员，哪怕是一个人。

顺着太佳公路，车冒雨行驶。一路上，雨刷器不停地摆。车上山之后，雾出现了。白色的雾如滚滚而来的蒸汽，把山裹住了，将树吞没了。最厉害的时候，能见度不足10米。同时，在蜿蜒起伏湿漉漉的路面上，不时可以看到从旁边山坡上掉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开着雾灯。因为天气的原因，路上的车辆比平时少了许多。

在古交下车的时候，我再次看看手机，8点57分，正好一个小时。我站在路边，几分钟后，乘上了_去马兰的中巴。一上车，我就告诉售票员，我要去姬家庄乡政府，请她到时告诉我一声。

因为是雨天，车上的乘客仅有七八个人。靠窗户的座位上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依偎在一起。女孩看上去不到二十岁，男的年龄偏大，差不多有三十了吧。那男人的两眼周围还有没有洗净的残留的黑眼圈，一看就知道是个下坑的矿工。那女孩显然刚刚哭过不久，眼圈红红的。一会儿，她抬起头来问那男的，为什么人家都转了，没给你转?男的说，我也不知道。那钱你给了人家没有?没有，人家说不要。人家说不要你就不给?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老实人?你以为你是谁，是矿长还是局长，人家用得着你!不转就不转吧，大不了回家种地去。不过，男的说这话时声音不大，明显的底气不足。要种你一个人种去!女孩说罢霍地坐直了身子。男人不吭气了。显然，这也不是他想要的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又凑到女孩跟前，说，那你说咋办?你听我的?听，你说咋办就昨办。好，下车，我们回去找人。找谁?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说罢，喊司机停车，两人打着一把伞，急匆匆返了去。

听他们谈话的内容，我知道那男的是矿上的农民工。

不到半个小时，中巴停下了。售票员指着路北不远处的建筑告诉我，那儿就是姬家庄乡政府。下车后。我撑起了雨伞，拨通了郝旨荣的电话。郝旨荣说，你继续往北面走，我马上出去接你。果然。我走了不远，就看见郝旨荣在离我数十米远的地方大声呼喊。

雨仍在继续。我跟在郝旨荣的后面，走了几步问他，这儿有没有商店?郝旨荣把我领进了路边的一个家中。他买了一盒烟，我买了一箱健力宝。

我俩相跟着走了一截，郝旨荣指着路北边的一处院子说，我就住在这里。

顺手望去。那个院子不小，靠北边是一溜正房，属于平板房。就是那种用砖垒好墙，顶子上面盖着预制板的房子。从外观上看，房子有了些年头，少说也有30年了。与周围的房子相比，明显的矮了一截，也旧了许多。一进院，中间是一条一米来宽的路，两边用篱笆围着，里边种着玉米、豆角、葫芦、黄瓜、茄子、辣椒、生菜、莴笋等庄稼和蔬菜。后来还发现，紧靠门口的西面，还种有几十棵草莓。

连续几天的雨，地里的土如和好的泥一般，看上去光光的、滑滑的。地的低洼处是一片片积水。那些庄稼和蔬菜们绿莹莹的。在微风中频频点头。通向房间的那条路。也因了没完没了的雨水，湿淋淋的，有一处的积水可以漫了鞋，旁边的土变得软乎乎的，一踩下去，鞋帮也成了泥的。

一上台阶，我首先看到的是雨给这个家庭带来的麻烦，或者说是灾难。

正面是房子的主卧。一进门是中堂。也叫门厅，两边是卧室。但雨水完全搅乱了这个家的秩序。门厅实际上是一分为二，后半截是厨房。厨房的地下摆着3个器具，分别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桶，一个白色的脸盆和一个赭石色的洗衣盆；右边的屋子里其实是个堆杂物的所在，因为雨水的侵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位置。地下横摆着一溜七八个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盆盆罐罐，怕淋雨的东西上面放着撑开的雨伞；西边是主人的卧室，如今床搬走了，沙发上倒是盖着一块塑料布，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它们早已被雨水浇透了。同东边那个家一样，这里的地下同样摆着七八个接水的器皿，而且摆放的方向与东边的毫无二致。后来一想，可不是，这两间房子的面积、结构都一样，所以漏雨的地方也相同。那雨水都是从盖板之间的裂缝里浇下来的。尽管地下摆着那么些坛坛罐罐，但地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而且地下的积水还在渐渐加深。

这个时候，雨还在下。这里给我最大的区别在于声音的不同。同样的雨声，因为雨滴落的地方不同，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各有千秋：

砰，砰，砰，是雨滴打在雨伞上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有节奏；

啪，啪，啪，是雨滴砸在塑料布上发出的声音，明快而响亮：

嗒，嗒，嗒，是雨滴敲在盆沿时发出的声音，呆板而沉重：

叮，叮，叮，是雨滴落在浅盆里发出的声音，清脆又悦耳；

汩，汩，汩，是雨滴掉在深桶里发出的声音，委婉而……

我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后，和郝旨荣来到了最西边的家中。

与其他几间比起来，这里明显地属于轻灾区。尽管家的墙上也有大片大片雨水冲刷的痕迹。起码，在这里可以看到地下有干的地方。正因为这样，隔壁那个卧室里的床、铺盖、电视等都一股脑儿涌入了这里。

让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这里。

这是一间近二十平米的屋子。正面的墙上贴着已故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下面放着旧的写字台。写字台上的电视是从隔壁逃过来的。靠西面的墙壁，摆着两支铁管焊的单人床，不是并排放的，而是一前一后。不用问，是临时过来避雨的。墙的东边，是二十几年前家家都有的全木大立柜和两张桌子。郝旨荣说，这里除了床是在矿上的单身楼住时矿上给配的(押了100元)，写字台和桌子都是人家不要他收拾回来的，而其余的家具属于房东家。

郝旨荣10岁、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女抱着一个脏兮兮的海豚玩具在床上坐着。他的爱人。一个高高瘦瘦少言寡语的女人跟着我们进了家里，把手中的水杯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我们的谈话自此开始。不，我们还是听郝旨荣一个人说吧。

我这人命苦，可谓一生坎坷。七岁父母离异，我跟着母亲来到了养父家里。养父待我不

错，如同己出。在这个家中，我排行老二。我8岁上学，学习成绩还算可以。原来想念高中，上大学，不说出人头地吧，起码也能找个工作，吃供应粮，住公家盖的楼房，娶有工作的女人。可一个人的命，天注定。咱上学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一句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一缩，小学成了5年，初中和高中各减了一年。在我们农村，初中是七年一贯制，高中是九年一贯制。这一革命，该念的书不念了，改成了学农，常常下地劳动，还不给工分。我的高中还没有念完，母亲病了，病得差点儿要了命。母亲病了，身边离不开人照顾，养父有工作，不可能不上班歇在家里照顾母亲，所以，作为儿子，照顾母亲成了我的工作，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就担负起了照顾母亲的任务，每天陪在母亲的身边，为母亲端水倒尿，给母亲做饭洗衣。几个月过去了，母亲的病一天天好了起来，我从此也离开了学校。

上学的梦破灭了。我就想到了当兵。1978年冬天。终于天遂人愿，我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在西安，后来又到了宁夏的银川，是兰州空军部队的地勤兵，当了4年，(这时候，郝旨荣的孙女插话说是5年)，对，是当了5年，郝旨荣说。当兵的时候又碰上了裁军，而且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1983年，我又回到了原点——临县雷家碛口新化村。我是在当兵期间结的婚。

虽然回到农村，但我打心眼里不想种地。我们那地方，人多地少，坡多水少。你想，种几亩地能有什么指望。能成什么气候!现在要是回去，房子卖掉还债了，地都退耕还林了，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家可归的无产阶级了。

在农村混了几年，1990年春天，我来到了马兰矿，当上了煤矿工人。要说我这人的命真的不怎么好：上学遇上文化革命，当兵赶上大裁军，下坑碰上改革用工。同样是下坑，过去是正式工，转户口，住不花钱的公房，而轮到我们却变成了“农民轮换工”。顾名思义。轮换，就是你干几年回去再让他来干几年。只领工资，不转户口，其实就是个临时打工的。

不过。1992年10月15日，西山矿务局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劳资局、山西省劳动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在西山矿务局改革煤矿用工制度实行农民合同制用工的试行办法》及山西煤管局、山西省劳动厅下发的《关于西山矿务局试行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4月28日、6月9日及10月7日在西山召开的三次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了《西山矿务局实行农民合同制用工试点办法》。该试点办法的第四章同我们休戚相关，就是目前在矿的农民轮换工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转正当然有这样那样的条件，如年龄、身体状况、出勤天数、工作表现等等。试点办法的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农民轮换工转制为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费用缴纳项目和标准分段计算。

从1992年7月1日起，我们按《试行办法》规定的项目与标准缴纳养老保险金。

我们终于修成了正果，成为西山矿务局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15年过去了，在2005年3月31日，我的合同到期了。然而，曾经看到的曙光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企业在与我们结算时仍然按照农民轮换工来对待我们。我们没有享受养老保险金。我们领到的是回乡补助费。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开始了艰辛的上诉之旅。

因为要生存，在上诉的同时，还得打工挣钱，养家糊口。我的合同终结后。歇了两个月，找了领导给说了一下，就去了马兰矿外包队。外包队的头儿和矿上的领导都有关系，他们包下矿上的工程，然后再雇人来干。这样的外包队哪个矿也有。在外包队干了四五个月，外包队解散了，是矿上给解散的，原因咱不清楚。我叉去了马兰二矿。这是2006年的事。马兰二矿官方的叫法是“马兰二号井筹备处”。筹备处的负责人叫主任，而不叫矿长，但级别也是正处。像这种筹备处，马兰矿不止一个。除了二号井，还有三号井、四号井，西曲也有二号井、三号井、四号井；东曲只有个二号井。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矿，咱是个受苦的，不关心这些，咱连自己的事情还顾不过来呢。不过，我知道，这些矿的管理人员都是大矿的。

我在马兰二矿干了两三个月，是在掘进队，走的是煤巷。有一回，我们从罐笼往下吊圆木。圆木装上后我们就坐在上面，准备一同下井。谁知，绞车绳子都放尽了，罐笼才走了一半。原来是给卡在了中间。我们五个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最要命的是，绞车的绳子全部放尽了，如果这个时候罐笼一动，我们就坐了飞机，掉到几十米深的下面，即使要不了命，也得脱几层皮。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给吓坏了!上面的人一看大事不好，就打铃，让绞车停下。我们就骂那个开罐笼的。那个开罐笼的也给吓坏了，五个大活人呀，要是罐笼掉下去了，一个也活不了，属于特大事故!他是司机，是第一安全责任人，是杀人的凶手!就是不枪毙也得判刑啊。我们骂了几句后就不敢再骂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小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万一他给骂糊涂了，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受害的还是我们五个人。当务之急是稳住他，让他不要害怕，稳定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就尽量克制自己。把说话的声音压底，像平时没事一样，劝他不要着急，慢慢开动绞车，把钢丝绳吃紧，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避免罐笼突然下沉。司机听了我们的话，就小心翼翼地开动了绞车，把耷拉在罐笼上方的钢丝绳一点一点缠上去，绷紧，再次开动绞车，把卡在那里的罐笼提了一截，确认没有问题，然后把罐笼徐徐放了下去。等我们到了下面，从罐笼中走出来后，大家憋在肚里的那口气才呼地吐了出来，同时对着井口大喊：老子操你妈!

这次未遂事故把我吓坏了，吓得我不敢干了，离开了那里。但是，坑还得下，否则，一家人吃什么喝什么呀?咱又没有那命，天上会给咱掉下馅饼来?那时候，想下坑还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坑下干了十来年，什么活也拿得起放得下，不像新工人，还得培训，还得操心。我到了马兰另一个外包队。这个队的老板是江苏人，我在那儿搞维修。这个外包队是开拓队，走的是岩巷，主要工作是打风墙。有一天我们下班晚了，为赶出坑的乘人车，我在跑的时候给滑倒了(因为脚下的巷道里有水)。这一滑不要紧，腰给担在了石头塄上，我当时感到钻心地疼，心想坏了。果然，去医院检查，一拍片子，断了4根肋骨，当天就住进了医院。

三个月后，我出了院，老板同我进行了一次性处理，给了我不到两万元。

我被老板炒了鱿鱼。因为我不能再干重活了。

2007年冬天，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我来到了柳林一家煤矿，也是搞掘进。因为挣不了钱，干了不到一个月。后来，又给古交一家煤矿开皮带，每天60元，是在地面。我们两个人轮流干，每人干12小时，休12小时。

这样坚持了一年半，因为小煤窑被取缔，我再一次失业。2009年，来到了沁源王陶李家沟煤矿，老板是湖北九头鸟，我在井下给人家开皮带、绞车，每天的工资是70元，管住不管吃。一天下来，除了开销，最多能落50元。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因为嫌工资少。我又选择了离开。通过一个安徽朋友的介绍。去了贵州。这时已经是2010年了。

在朋友的亲戚的帮助下，我和张培方在一家煤矿共同承包了一个工作面。不是出煤，是走掘进，按进度算钱，每进一米，对方付给1200元。张培方原来和我在一个外包队下过坑，我们早就认识。我们这次承包属于干包。所谓干包，就是对方只管付钱，材料、工具、劳力等等什么也不管。干了两个月，因为工作面的条件不好，我们只进了一百七八十米，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出了工伤。一个当地的民工在干活时让落下的滚帮煤把右大腿砸成了粉碎性骨折。那个负伤的农民在医院花了六万多，我们至今还未和矿方结算。当初，我们承包时共押了十万(每人五万)，如果按进度计算，七扣八扣也算不下多少钱，这事情就一直拖着。原本想当几天老板(其实也不叫老板，充其量就是个小把头)挣几个钱，结果是老板没当成，钱没挣一分，反而欠下了外债。看来老板不是好当的，不是谁也能当得了的。除了有钱，还得有那个命。为了这事，我只好把在老家盖下不久的房子卖了。当时盖房子时，钱不够，贷了一部分款，一直还不上。再加上我的身体不好，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不得劲，住了几次医院，花了不少钱。当初在马兰矿上班时，我们住在矿上的单身楼，不在矿上干了，前年就搬到这里(姬家庄)居住。这房子是我一个叔伯姑姑家的，人家不在这里住了。咱能张口让人家回来修房子?按道理讲这房子就应该咱来维修，因为是咱自己住，人家也不问咱要一分房钱，可是，咱不能修啊。不是不想修，是因为没钱修不起啊。皇甫老师你看，一下雨就漏，就是下了雪化雪的时候也会漏。眼睁睁看着滴答滴答的水，干着急，没办法。

在贵州的兴义，我们临县老乡不少。有人来找我，向我介绍“连锁销售”，说那玩意儿挣钱多，来得快。当时咱也是没有别的出路，认为自己现在缺的就是钱，既然干这能挣钱，就赌一把试试。我缴了36800元。并按照人家的要求，发展了两个下线，一个是老乡，一个是我的女儿。他们分别投入了36800元和3800元。结果，米没量着，反倒把口袋也丢了。

讲到这里，郝旨荣问我，连锁销售是不是传销?我说我不知道。我问他，你们销售什么产品，他说，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在键盘上输入“贵州兴义”，就看到了与此相关的信息：贵州兴义传销。打开词条一看，都是这方面的信息。其中有：

警方提示市民谨防陷入贵州兴义连锁销售陷阱

天涯首发：讲述我在贵州兴义市18天的传销经历

兴义市端掉46个传销窝点

新华网(2009—06—23)作者：黄莹稿件来源：黔西南日报6月18日，兴义市工商、公安及社区、办事处人员联合在全市开展集中打击传销行动，端掉了排查出来的46个传销窝点。

人民网2011年4月16日18：45来自贵州电视台的报道：兴义市查获传销窝点15个

……

现在我们接着昕郝旨荣讲述。

去年腊月我从兴义回来，家里要甚没甚，就连我回家的路费还是老婆借了500元给我打到卡上的……

今年，我先后去了4趟北京，为这事贷了6000元的高利贷，花完后又借了2000元，一共8000元。这里包括路费、住宿、吃饭。还有找文件、复印资料等等。现在我在一家电厂当保安，上一个班给50元，一个月最多能上20个班。咱的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我现在是负债累累，走投无路。

我打断他的话。我说你最困难的时候困难到什么程度?郝旨荣说，现在最困难。全家只有40块钱，也是借的。前几天给我们保安发夏天的工作衣，一身150元，我说没钱，等发了工资再领吧。

郝旨荣现在每月的收人为1000元，除了他和妻子，他们还抚养着即将上四年级的孙女和正在太原市财贸学校读书的女儿。

那天中午，我在郝旨荣家吃的午饭。那张不大的小方桌上，郝旨荣的妻子为我们摆了6个盘子：花生米、火腿肠、猪头肉、炒西葫芦、炒莴笋、炒莴笋叶。其中的炒西葫芦、炒莴笋、炒莴笋叶三个菜来自院内的菜地里。郝旨荣还特意提回了一捆啤酒。

那天中午，我吃的最多的菜是西葫芦、莴笋、莴笋叶和花生米，也夹了几片火腿肠，而郝旨荣的妻子的筷子大多是伸向莴笋、莴笋叶和西葫芦。尽管她坐的地方离火腿肠和猪头肉最近，她却没有挨一下。

那天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饭的还有住在后边窑洞里也是农民工的武建国。武建国比郝旨荣小十几岁。在谈到有关上诉的情况时，武建国说郝旨荣：你这个人太听话了，人家(派出所)一打电话，你就嘟地骑上摩托去了，让你向他们请假你就请假，我才不尿他们哩。他们也让我写保证，保证不去上诉，我说写保证可以，你们也给我写个保证，保证每月给我五千元，我肯定不去上诉，我还保证其他人也不去上诉。他们当然不写。我说，我让你们写你们不写，凭什么你们让我写我就得写?后来，有说刑警队的人要带着铐子来找我，我就把话放出去，不管是谁，只要他敢给我戴铐子，我就先用菜刀把他放展。这不，他们谁也没来。

郝旨荣说，你是本地人，自然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欺负的就是我们这些没依没靠的外地人。还有，我老婆的身体不好，我不想让他们来我家里。

饭后，我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郝旨荣家。

雨，还在哩哩啦啦地下。像一个心中有说不完的伤心事的女人在不停地哭泣……

(7月30日，我在同郝旨荣核实一件事时，得知他现在到了内蒙打工。对方管吃管住，每月给2700元。)

再赴沁县

沁县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北部。东接襄垣、武乡，南邻屯留，西部与沁源毗邻，北部与武乡及晋中地区的平遥接壤。居省城太原与市府长治的中轴线上，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自古就有“冀州门户、潞泽咽喉”之称，总面积1297平方公里。总人口17万人(2004年)，索有“文化之乡”的美誉。

别看沁县不大，但旅游景点不少。有笔峰山风景区、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纪念馆、南涅水石刻、永庆寺、二郎山森林公园、漳河源头、灯杆角、吴琠坟、花山寨、龙珠寺以及保卫毛主席先锋队纪念碑。尤其是位于县城北20公里的漳源镇漳河村，三股泉水，四季昼夜涌流，冬不结冰，属优质矿泉水。

水是这里最为独特的优势资源。漳河源头地势奇秀，左则万峰西揖，翠插青天；右则崔巍东朝，苍映碧落；中有灵祠，林木蔽翳，庙堂之下，泉水汩汩。浊漳河在沁县境内兼收景村河，迎春河、圪芦河、白玉河、徐阳河等五

大支流，从县境南端的二神口流出，流域面积1003，8平方公里，占全县国土面积的78％。

再次走进沁县，是为了去采访两个人。

这两个人一个叫桂书生，另一个叫王土新。他们两个都是曾经在煤矿工作过的农民工。

这次去沁县坐的是火车。原定9点43分发车的2501次列车那天晚点40分。据熟悉的人讲，这趟车晚点是正常的，有时竟然会长达几个小时。车速慢不说，连空调也没有。车厢顶端有几个摇头电扇少气无力地呻吟着。不过，那天车内并不热。车内温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打开了窗户，列车行走时的风呼呼地从外边吹了进来，脏是脏点，但那作用确实比那几个拳头大的电扇强了许多。从太原到沁县后，已经是午后1点30分。下车后，我在附近的沁州饭店打听了一下房间的价格，服务员告诉我，有空调的房间每天150元，没有空调的120元。我说是按房间计算还是按床位计算，服务员说，按房间。我在北京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不过，不同的是，假如有人愿意和你同住，房价可由两人共同承担，但沁县不行。

我没有办理住房手续，不是嫌贵，而是因为我还确定不了自己的行踪。于是。就近找了个饭店，填饱了肚子后，拦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西湖超市。沁县的出租便宜，在城内一般只有4元。这是因为沁县县城小，来的人也非常有限。

在西湖超市吴太红家中刚刚坐定，我结识了也曾经是煤矿农民工的郝桂林。那天我去采访桂书生时，就是郝桂林给联系的出租。

沁县的地貌为山地、半山区、河谷盆地和丘陵四个区。东部为太行山余脉，主峰是檀山，海拔1221米；西部为太岳山余脉，称伏牛山，主峰是棋盘山，海拔1748米，为全县最高峰，山上有棋盘大石，仙人下棋传说甚多。

我要去的故县镇得胜沟村在县城的南面偏西，桂书生就住在那里。得胜沟是个小村子，在山西省分县地图里找不到。因为今年的雨水还算充沛，这里的秋庄稼长势良好，漫山遍野一片墨绿色，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没有什么工厂，因此生态环境相当不错。但有利就有弊。没有工业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贫穷。人们靠种几亩薄地，只能填饱肚子。

得胜沟的书生

出租车用了25分钟的时间，就来到了得胜沟。车在村边的一处院落旁停下，我看到路旁站着一位面色黝黑、中等个子、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吴太红说，他就是桂书生。

桂书生见我们下来，显得有点激动，说了旬“你们来了”。

桂书生和同行的吴太红和郝桂林进去了，而我却停下了脚步。这处极不普通的院落让我原本就不怎么平静的心中再次掀起了波澜。

这哪是一处院落啊!说它不是院落是因为它不具备一个院落的基本设施。现在农村的院落，除了正房，一般都有配房、大门、照壁，许多人家连大门的墙壁上都贴了瓷砖，有的甚至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但眼前的这处院落，除了五间正房之外，没有配房，没有围墙，没有大门，甚至连厕所也没有。真的，我们解手就是在北边的树丛中完成的。代替大门的是几根歪歪扭扭、粗细不均的树枝。一边一个由几根树枝组成的“柱子”，中间担一根木棍，如数学符号“Ⅱ”。这就是桂书生的大门!

院子的西边那个小小的鸡窝，是用干砖垒的。紧靠大门的北边，有一棵还算粗壮且枝繁叶茂的杨树，上面拴着一头黄牛。在杨树和大门的中间，是一堆竖起来的秸秆和用树枝扎成的篱笆。

桂书生的房子是1997年修的。因为没钱装修不起，直到2004年才住进去。

西边那间房子是堆放杂物的。吴太红推开了房门。里边的东西一览无遗：正面靠墙搁着一个上个世纪留下的酒柜，破破烂烂，没有玻璃；墙角推着一堆碎炭块，还有用木棒绑的梯子、箩头、筛子、犁地的犁、气筒，木制的耙地的磨、锄。最值钱的要数那个绿色的喷雾器，看起来有八九成新，我没问，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家的。

房子东边的地下堆着一堆磨好的玉米糁子，是牛的饲料，旁边有七八条装着玉米粒的口袋，大约有四五百斤。房子隔开的后面那一小部分，里边摞着一摞解开的木板。木板不足一寸厚，大概是用来装修家的。门口还有一辆半旧的28坤式自行车。

在桂书生一家居住的房门口的东边，有一辆平车，平车上放着的三个簸箕里是摊晒的高梁。西边窗户下搁个大铁笼子，里边养着十几只小鸡。

进了家中，我坐在靠窗户的床上，女主人坐在一边的凳子上，吴太红和郝桂林两人坐在地下的小板凳上，旁边有张小方桌，男主人桂书生坐在东边的床上。他穿着发了白的蓝色上衣，灰色裤子，裤子上斑斑点点，光着脚，塑料底松紧口鞋上有一个指头大小的窟窿。

吴太红问桂书生，你认不认得我?

桂书生摇摇头。

吴太红提示：咱们原来在一个队，我叫吴太红，你好好想想。

桂书生想了想，还是一脸茫然。

郝桂林说，我经常来他还不认识。

桂书生的女人郭二萍说，他的脑子坏了，记不住了。

这个出生于1966年2月的女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难熬的岁月让她的面容比实际年龄至少要大上十几岁。那天她穿着一件白色的上面有碎红花的T恤，下面穿一条深灰色的裤子，光脚上套一双懒汉鞋，鞋上沾满了泥巴，那是在地里劳作时留下的标记。在这个家里。她是女人，也是男人。就是这个看起来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农村妇女，用男人的胸怀和女人的坚韧支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几近倾倒的家的大厦，让它最终没有坍塌、解体。他们有一双儿女，儿子今年21岁，女儿也19岁了。我去他们家时，两个孩子都不在家中，儿子在长治打工，女儿在太谷打工。问到孩子们上学的情况，郭二萍愧疚地说，不是孩子们不争气，两个孩子都愿意上学，可就因为咱太穷，供不起人家呀!郭二萍讲到这儿，桂书生插了一句：不，不是人家不念，不想学习，是咱供不起人家。桂书生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又恢复了思维，包括面部表情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因工伤导致后来患上了癫痫病的桂书生其实已经跟废人差不多。郭二萍说，刚开始发病，半年一次，后来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现在说不准一天就要发几次。

为了省钱，他们家一年四季做饭烧的都是柴火。那一天，郭二萍和平时一样，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别人家的玉米大都锄过了，而她家的才锄了一半，这让郭二萍心里急得不行。她这人天生的就是个急性子，什么事情也不想落在人后头，可桂书生偏偏又得了这么个病。她有时想，自己是心强命不强啊。早上，吃饭的时候，桂书生的病又犯了。等他稍好一点，郭二萍拿了个馒头，边走边吃。她今天拿定主意要把剩下的那些地锄完。

刚刚犯过病的桂书生在炕上迷迷糊糊地躺着。也不知躺了多久，他终于醒了。他睁开眼，看日头临近中午，郭二萍还没有回来。他觉得有点饿了，挣扎着坐起来。看看还没有收拾的碗筷，他终于想起来，自己早上好像又病了。在发病的时候，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只

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就像有人用锤子给打了一下，然后就失去了知觉。等苏醒以后，浑身上下软绵绵的，像抽了筋一样少气无力。他去过许多次医院，拍过片子，照过相，做过CT，做过脑电图，做过核磁共振……大大小小的医院，男男女女的大夫，他们的结论都一样：癫痫病。用老家人的话讲，就是“羊角风”。记得第一次发病时，他上二班。那时候他在矿上当工人，属于农民轮换工。那天从井下回到家里后，他感觉到自己掉在冰窖里，浑身上下冷得不行。牙齿不住地打颤。当时，把妻子吓坏了，听他嘴里一直喊冷，妻子给他盖了一床被子。要知道，那可是大热天呀，一般人穿着短袖大裤衩还大汗淋漓。见一床被子不行，妻子又加了一床，可桂书生还是觉得冷。其实，他们不知道，那就是桂书生发病的前兆啊。，得知自己患上了羊角风，桂书生怎么也不相信。他知道这种病的厉害。邻村有女人得了这病，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抽起来了。抽得浑身缩成了一团，抽得口吐白沫，抽得两眼发直。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也得了这种病。那个女人和他不一样，她们家有这种遗传，她母亲是这种病，她姐姐也是这种病。在省城一家医院里，医生向他询问，家里有没有这样的病史，他说，他家祖祖辈辈没有得这种病的。医生又问他，你的头部有没有受过伤害?比方让重物击过?医生看他还不明白，就说，你的头部是不是让什么东西碰过?比如，铁棍、木棒等等。他仔细想了想，说，我在井下上班时，让顶板砸过，还缝了好几针。还让倒了的单体支柱砸了一下头，不过没有流血。噢，原来如此。那天，医生对他说，头部受到重击后，极有可能留下后遗症，由此而引发癫痫病。那天，他终于明白了。可让他不明白的是，矿上的大夫们没有一个向他透露过这个。是他们不知道，还是有意隐瞒，不告诉他?

唉，现在想这些干啥，想这些又有什么用?两个孩子上学早早就走了，妻子也不知道干啥去了。不过，他知道因为自己这个样子，连累了妻子，连累了孩子。妻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没个休息的时候，安宁的时候。在矿上时，累是累点，但每月都有比较稳定的收人，再加上妻子勤劳能干，省吃俭用，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红红火火。他和妻子曾经设计过美好的蓝图，在矿上干上十年，攒上一笔钱，回家盖上五间瓦房，供两个孩子上中学，上大学，然后再干上几年，给儿子娶媳妇，早日当爷爷，当奶奶，一家人和和美美，喜气洋洋。可自从他工伤以后，家里的情况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1997年房子倒是咬着牙盖起来了，可没有钱，不能装修，也不能居住，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让风吹、日晒、雨淋。因为那个时候，他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次数越来越频繁，病情也越来越重。从半年一次到三个月一次，从每月一次到每礼拜一次。

几年之后，勉勉强强把家收拾了收拾，就住了进去。一件新家具也没添置。连院墙也没垒，门子也没安。

他长叹了口气，慢慢腾腾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出了门，从院子里抱回了一抱柴火。他知，道妻子一定是到地里干活去了。妻子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来不会像有的女人那样，成天串门子，玩扑克，打麻将。她是个恨不得把一天当两天用的人。这也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不争气，把妻子逼成了这个样子。其实，哪个女人不爱美呢?哪个女人不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穿得风风光光，想干什么干什么呢?可妻子没有那个命。这个都是因为自己该死的病!可话说回来，他也不想这样，这也不能怨他，那究竟该怨谁呢?

他把抱回来的柴火放在灶火跟前，然后洗碗刷锅，再后添水。准备等水开了以后下米，馏馍馍。他不会炒菜，得等妻子回来才行。他划着火柴。把手中的柴火点着，塞进灶火膛里。就在他第二次往里塞柴火时，他的脑袋里又嗡了一下。

郭二萍那天并没有把地锄完。她锄着锄着，心里突然感到了一阵阵烦躁。虽然只剩下几垄了，但她一下也不想干了。她用手背擦了一下脸上的汗，就扛着锄头回家了。而且，回家时不觉得累，步子迈得飞快。路上有人说她。二萍，是不是有人给你家送元宝去了，你怕回得迟了人家走了?郭二萍笑了笑，没有答话，自顾自往回走。步履依然是风风火火。

在路边，郭二萍一眼就发现家里的情况不对。有白色的烟从家里钻了出来。

郭二萍心里咯噔了一下，扔下锄头，快步跑回家中。这时候，她看到桂书生躺在灶火门口，手给烧得黑乎乎，满是燎泡。多亏了是柴火不多，着着着着自己就灭了。要不，桂书生的手肯定会给烧残废了。

郭二萍一边埋怨一边把桂书生抱到炕上，然后就出去买了一管治疗烧伤的药膏，用毛巾擦了擦他的手，把药膏涂在上面。

后来桂书生说。他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从那以后，哪怕回来得再迟，只要家里没人，郭二萍也不让桂书生生火、做饭。

可是，类似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农历二月二，是沁县人比较重要的节日。上党阴历节日歌的第一句就是：正月十五二月二。

“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古人认为“龙为百虫之长”，能“兴云雨，利万物”。它在头年冬至蛰潭，来年二月二抬头升空开始行云降雨。

要在过去，每逢这天早晨，桂书生和村里的许多村民一样，用“磨塞”将石磨上扇撑起一条缝。因为那时的石磨两个磨眼之间总有一条刻凿的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龙顺利地抬起头来，它就会多布几场雨，让庄稼更好地生长。他记得自己那年还不足十岁，一个人大清早来到了院子里，想背着大人们独自完成这个游戏。在他看来，那磨扇并不是太重，人们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把它抬起来。但是，他忘记了那是大人们，而他还只是个孩子。三番五次，他的目的没有实现，他急得哭了。哭得那样伤心，哭得那样响亮。他的哭声让父亲听到了，当父亲看到儿子在磨盘跟前号啕大哭，顿时明白了。他没有责备儿子，他拍了拍儿子消瘦的肩膀，说，孩子，不是你不行，只是你年纪太小，再过几年，你一定能行。另外，你要记住，你是个男人，男子汉的眼里只冒火而不应该流泪。

又过了几年，他长大了，但村里的石磨都消失了。而他，也忘记了那件事情。等他有了孩子以后，人们似乎对这个节日淡忘了，不怎么感兴趣了。不过，有些地方还有撒囤唱歌的习俗。年长的人们在场院里用青灰撒成一个个圆圈，然后让孩子们绕着灰堆边转圈边唱：“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迎丰收；大囤尖，小囤流，打的粮食过梁头。”

对于二月二这个传统的节日，桂书生过去没有忘记，现在没有忘记，以后也不会忘记。那年，也就是这一天，桂书生发病了，跌倒在生着火的铁炉子上。还好，只是把耳朵烫了个疤，没有伤及其他。

二月二，给他留下了永恒的也是痛苦的记忆。

刚开始看到他发病，郭二萍害怕得不行，不过，慢慢地就习惯了。不习惯也不行。自从桂书生患了癫痫病以后，脾气变得古怪了，动不动就和妻子吵架。郭二萍指着门上破成几块

的玻璃说，这就是他打的。桂书生像做错了事情的小孩子，咧开嘴笑了笑，说了句“不由自己”。

随着桂书生发病的次数的增加。郭二萍也习以为常。但有一次却让她永生难忘。

那天，桂书生牵着牲口去耕地。那天，郭二萍身上不舒服，头昏胸闷，浑身乏力，像是患了感冒。她到隔壁舀了一勺谷子倒在锅里。往灶火里填了一把柴，把谷子来来回回炒了又炒，最后倒了一碗水，煮了一会儿以后，她把熬下的半碗谷子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

这是民间治疗感冒发汗的偏方，很灵。郭二萍喝过水之后，就躺在了炕上出汗。不大工夫，她的身上像开了一个个小小的泉眼，汗水不住地往外淌。

郭二萍躺在炕上，眼睛不由自主地落在了墙上的照片上。那上面，有她和桂书生的结婚照。

那一年，是1990年8月20日。她23岁。桂书生29岁。

沁县的风俗，拜堂完毕后，新郎、新娘在众人簇拥下进入洞房。洞房内除了有一些生活用品外，窗户贴大红双喜字，屋内点大红花烛。洞房里摆着斗，斗内装有五谷、铜镜等镇物，用于照妖避邪。灯烛悬挂高墙，通宵不灭，俗称“长命灯”。夜半，男女新人要举行“敲升子”仪式，二人倒坐门槛喝疙瘩汤，俗称“儿女汤”。汤中放枣、花生、草节等，边拌碗里的疙瘩汤，边念诵一段民谣：“左手拌疙瘩。儿女一扑摊。”同时还敲梆子念：“梆梆梆敲升子，明年就生乖孙子。男的会念书，女的会扎花。坐下一板凳，起来一海楞。”体现了沁人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憧憬。过去，从举行婚礼时就期待生子，在潞城一带，洞房门上常用的对联是：“喜今日银河初渡，贺来年玉树生枝。”新娘一进洞房，就有人把红枣、花生撒在床上，意味着早生贵子。婚后的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又过了两年，女儿也降临人间，他们成为儿女双全的幸福之家。

出透了汗的郭二萍觉得身上轻省多了，竟然睡了过去。这在以往是从来没有的现象。别说大白天，就是黑夜，她也得等到全家人都睡了她才去睡。

郭二萍醒了以后，习惯地叫了声书生，连叫数声，书生没有答应。她一骨碌爬起来，这才想起，书生今天赶着牲口耕地去了。这一发现，没有让她感到放心，反而更担心了。她往头上蒙了块头巾，急匆匆地向地里走去。

此刻，在地里耕地的桂书生却直挺挺地躺在耕过的垄沟里，牲口在一边卧着。她一边喊叫一边奔跑，连滚带爬过去把桂书生抱起来。桂书生终于醒了过来。醒过来的桂书生憨憨地笑着，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站起来还要去耕地，郭二萍把他推在了一边，说你老老实实在这儿坐一会儿。说完，拿起鞭子，吆喝着牲口自己干了起来。不过，跟在牲口后边大步大步行走的郭二萍，此刻一边干活，一边默默地流泪。

她的泪不是流在脸上，而是流在了心里。

在谈话中间，我顺便看了看家里的摆设。灰色的水泥地，正面摆着破旧的柜子，写字台，墙壁上出现了两条竖着的明显的裂缝，有一米来长。它告诉人们，房子的地基下沉了。左边是几个带箱座的旧箱子，还有我和桂书生现在坐的两只木头床，再看那个套间，盘着一盘土炕。炕上铺着一块大约是毯子之类的东西，里边还盘着锅灶。

桂书生其实是集“工农兵”于一身的人。1979年，桂书生在新疆当了3年兵，1982年复员。1987年去了煤矿，和吴太红同在镇城底矿，属于15年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桂书生开始在采煤一队、二队工作，后来又到了高档队，最后在内维队看“猴车”(猴车，正式全称为矿山索道，主要用于井下运送矿工)。他前后出过两次工伤，第一次是顶板掉下来把头部砸伤，缝了好几针；第二次是在1988年。那天他正埋头干活，让倒下来的单体支柱重重一击给砸倒在地，右眼下面的地方不知道磕在了什么地方，划了一道长达六七公分的口子。至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缝过的十几针留下的疤痕。

郭二萍给我们拿出了一块手表。手表上面刻有“镇城底矿投产10年”的字样。

桂书生现在不知道第二次工伤后他住了多长时间医院。据郭二萍讲，有二十多天。回去的时候脸还肿得很厉害，不细看，认不出来。

桂书生不光失去了记忆，就连说话的声调也变得僵硬。在我们交谈时，他有时也插上一句两句。但整体来讲，他已经没有多少表达能力了。

桂书生离开镇城底矿，是因为在工作中发了病，不能再工作后被矿上提前解除合同的。时间是在1997年。按照原来的合同。桂书生的合同应该是在2002年到期。他实际回家的时间是在1997年，比合同提前了5年。因为病治不好，他不能上班，矿上不可能养活不能上班的工人，因此，矿上与桂书生提前解除了合同。

据桂书生的弟弟桂建红回忆，那次镇城底矿解除了一批和桂书生一样的农民工。桂书生从1997年离开矿上后，矿上就再没有支付过他一分钱。

我那天在网上就桂书生的情况咨询过解放军309医院一位姓李的专家，据这位专家讲：“头部有过外伤手术史，惊吓，精神上有过刺激，大脑炎等情况都有可能会患上癫痫。”

现在桂书生的这个家，用郭二萍的话说，正陷在泥滩里。儿子大了，眼看就到了结婚的年龄，需要花钱；桂书生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想看病也得花钱。而家里靠种仅有的两三亩地的收入也就一千几百块钱，这还不把劳力包括在内。现在门口拴的那头黄牛，这是他们家最值钱的财产，去年七拼八凑凑了4000元买的，把它作为一项投资。那是头母牛，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了牛犊，等牛犊生出来长大了就可以卖钱。

再有，就是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桂书生今年办理了低保，一年可以领到800多元的低保金。不过，还得等到8月份。

说到桂书生离开镇城底矿结算情况。郭二萍提到了一个人。她说，要不是他的帮助，人家就不给结算。就是在人家的帮助下，2002年才结算回了几千元钱。

为什么不给结算。郭二萍说问题出在工伤票上。家里把桂书生的工伤票丢了。没有了票，就没有了结算的依据。是那个人帮他们找到了依据。因为工伤票除了工伤者本人持有的那半张，还应该有存根。是那个人帮他们在矿上找到了存根。

在离开桂书生家时，桂书生说，今天你们来了我高兴，没有发病。如果不高兴。早就复发了!这个时候的桂书生与正常人相差无几。

我祝愿桂书生天天高兴。不为别的，就为他不要发病，免得自己痛苦，也让家里人跟着痛苦。

说到帮助他们家的那个人，我顿时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小很小。因为他们提到的这个人我很熟悉。此人姓华，名建国。

从沁县回来之后，我稍事休息，就拨通了华建国的电话。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进行了长谈。

我之所以这么急，是因为华建国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件事，比起他们来，当记者的他会表达得更清楚，也更准确。

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秋天。桂书生去矿上领回乡补助金，人家不给他，说他已经领过了。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我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决定亲自去矿上一趟，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是华建国和我讲的第一句话。

我乘车去了镇城底矿劳资科。在此之前，我曾经就此事和集团公司的领导说过。他原来在这个矿待过，对那里的情况肯定熟悉。公司领导说，你上去能办就办，办不了我给你办。我那天找到那位分管此项工作的副科长，希望他能给查一下。副科长回答说，此事已经处理过了，桂书生该领的已经领了。我当时拿起电话同桂书生家里联系，让他们仔细想想自己领过没有?或者委托别人领过没有?回答是否定的。这时，我要求副科长给查一查。在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副科长说的没错。桂书生的钱确实有人领了，而且是以桂书生本人的名义。我坚持要他查是谁领的这笔血汗钱?如果是桂书生本人领的，有谁能够证明。我还发现领款人领款时没有签领款日期。副科长说。我们再了解一下。我肯定地告诉他，桂书生绝对没有领过。如果有人领了，是谁领的?我又说。桂书生穷是穷，但绝不是那样的人!现在，他让这件事给折磨得痛苦不堪。后来，我又找到当时的矿长。矿长打电话把劳资科的科长叫来，严令他把这件事查清。科长当着矿长的面向我表态，说你等上两三天，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矿长当时非常严厉地指出，这些可怜人的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然后直接向我汇报。矿长又同我讲，你放心吧，这件事一定给你弄清。

从矿上回来之后，我给集团公司社保中心的负责人谈了此事，他们中心有一位当即给镇城底矿劳资科打了电话，责令他们一定要查清。后来有知情者向我透露，那位副科长以前为经济问题犯过事，他不止一次冒领过农民工的钱。

大约两三天后，矿劳资科长给我来电话，说事情解决了，让本人来领还是你上来?科长在电话中同时解释说，可能是工作人员的疏忽，弄错了。鉴于桂书生的身体状况，我叫上他的弟弟桂建红(当时在西曲矿当农民合同工)去了矿上，领回了桂书生的回乡补助金，好像是九千多元。这件事就这么了了。为此，我还向集团公司领导汇报过。公司领导说，解决了就算了。当时，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想处分谁，只是想让领导们知道这回事，在农民工工资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

那次，在见到集团公司领导后，我还向他汇报过另一件事。

有一位姓杜的农民工，是在2003年到的矿上。他们的带班班长是个军阀作风非常严重的人，管理中不是说服教育，以理服人，而是非打即骂，并且经常在工作中弄虚作假，偷工减料。小杜实在看不下去，也接受不了，就向坑口安监站揭发了他们掘进队在打锚杆时，没有按操作规程办，有一百多米长的巷道本来应该用2.4米长的锚杆，他们却使用了1.2米的。队长接到安监站的电话后，断然否决有这样的事情。他私下与有关部门摆平了此事，其实属于共同隐瞒。

这里需讲一下锚杆。锚杆支护是在边坡、岩土深基坑等地表工程及隧道、采场等地下硐室施工中采用的一种加固支护方式。用金属件、木件、聚合物件或其他材料制成杆柱。打人地表岩体或硐室周围岩体预先钻好的孔中，利用其头部、杆体的特殊构造和尾部托板(亦可不用)，或依赖于黏结作用将围岩与稳定岩体结合在一起而产生悬吊效果、组合梁效果、补强效果，以达到支护的目的。具有成本低、支护效果好、操作简便、使用灵活、占用施工净空少等优点。

锚杆的力学作用主要有悬吊作用、组合作用、挤压作用。

《西山煤电集团公司顶板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加强掘进工作面支护质量”中，对锚杆的使用有明确规定。

由此可知，这个掘进队的做法属于严重的违章，给巷道留下了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第二天队长找到小杜，铁青着脸说，你以后不要让我在矿上看到你!言外之意，如果看到，让你非死即伤。小杜没办法。就来找我，我也没办法，就去找集团公司的领导。领导对我说，叫他以后不要管那么多事，干你的活挣你的钱就行了。公司领导当时还给小杜他们的矿长写了个条子，让矿长给小杜调换一个单位。

我原以为此事妥了，咱有领导亲笔写的条子呀!既然惹不起，咱躲走不就成了?小杜把公司领导写的条子给了矿长之后，矿长说。我了解一下情况。不知道这位矿长是怎么了解的。也不知道他到底了解到了什么，一个星期后，矿长告诉小杜：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去惹区长、队长、班长，要不然你自己想办法调走，离开这个矿。

矿长当然是站在他的高度去看问题，不可能和一个普通工人一样。他肯定要权衡利弊。他不能因小失大!

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不能再去找集团公司领导了。从那个时候起，小杜就回老家种他的地去了。在农村虽然收入不高，生活苦点，但最起码能够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不用成天担惊受怕。

收废品的王土新

那天，我们从桂书生家返回沁县县城吴太红的超市时，才5点20分。看看天色还早，我和吴太红、郝桂林一商量，给王土新打了个电话，正好他在家中。于是，就同乘一辆摩托车，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他的住处。

王土新是于1992年5月12日来到镇城底矿的，一开始订了5年的合同，在高档队当工人。上班时间不长，他就让单体支柱给挤伤了左手的大拇指，在家歇了几天，也没有挂工伤。这种事情在队组是常有的事。队里不想让上面知道，就给伤者记几天工，一般都是属于微伤。因为一旦挂了工伤，安监处就会登记在册，就会对队里做出处罚。这就是队组不愿意上报事故的原因。当然，这是小事故，大的事故队里一般不敢隐瞒。这样做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弊病。有的伤者当时看不出什么，尤其是内伤，但容易留下后遗症。这就为以后的事故纠纷埋下了隐患，有的甚至因此而走上了法庭。王土新在家养了几天后，又上了班。可没多长时间，左踝骨被溜槽拉出来的石头挤成骨折了。这可不同于上次，工伤非挂不可。连续出了两次事故之后，王土新害怕了。住了40多天医院后，经队里同意，他回了沁县老家养伤。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几年以后，当他再回到矿上时，单位不要他了。按道理，这件事双方都有责任。作为个人，伤好后应该归队上班。即使暂时不能上班，也必须向单位说明情况；作为单位，应当关心职工，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与其建立经常的联系，随时掌握他们的情况。即使本人不愿意再回矿上班，也必须根据有关规定，与其办理相关的手续，解除合同。

遗憾的是双方都没有这样做。

王土新现在住在家属楼前面的一间小平房里。这一排小平房不是供人们住的，它是为住在楼上的住户们盖的储藏室：放柴火，放煤，放杂物。王土新租了两间，其实只能算一间半。因为其中的一间里还放着房东的不少东西。这两间房子，一间住人，另一间当厨房。王土新每天收废品回来。就捎带捡些柴供家里做饭用。这里没有煤气。我去的时候，刚刚埋

上管子，最快也得下月才能用上煤气。不过，对于王土新来讲，用不用煤气与他无关。即使送上煤气，也不会给小平房送，就是送，他也不打算用。

王土新现在住的那间坐南朝北的房子不足10平米。五分之二放床，其余的地方堆放着写字台、桌子等等杂物。

王土新有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三，一个上初三，两个人的学习成绩都不错，墙上那几张奖状虽然不会说话，但它能够告诉你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当年，老大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沁县中学，并且享受每年2000元的助学金，还获得过县市的三好学生称号；老二现在的学习势头正旺，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强，还获得过县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教育局、林业局共同颁发的“优秀护绿小卫士”的奖状呢。孩子们的表现让王土新感到很是欣慰，也是他早出晚归不知疲倦的动力所在。

王土新的家在农村。如许多进城打工的中年人一样，他来城里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因为在乡下，许多村里别说初高中，甚至连学前班也没有，这就等于把许多家长从乡下逼到了城里。

我看看王土新家的床(我就坐在床上)，那床并不宽大，要睡4个大人比较困难。况且，两个孩子都不小了，睡在一张床上多有不便。王土新大概猜到了我的疑虑，便指了指高处，我那儿还有二层楼呢。果然，在床的上方，悬挂着一张窄窄的床。看我还有疑虑，王土新说，大儿子嫌家里的条件不好，影响学习，一直住在他姑姑家。王土新的妹妹是城里人，曾经在中学当过团委书记，现在是一个幼儿园的园长。

王土新住的房子很旧，墙上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灰褐色的，有好几个地方的墙皮也卷了起来。房子只有靠门那个巴掌大的窗户，窗户下面还是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可想而知家里的光线如何了。

今年45岁的王土新上身穿一件烟色衬衣，下面是一条蓝色裤子，当然都是旧的，和我见到的几位在乡下的农民一样，光脚上穿一双懒汉鞋。他真正的家是在城东，家里靠种五六亩土地，根本维持不了生活，别说供两个孩子上学读书了。但他又没有其他特长，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投资小，没有什么风险的行业——收废品。当然，碰上不用花钱的废品，他也会把它们收入自己的囊中。如果遇上要搬家或者搬东西之类的体力活，只要有人说话，王土新是有求必应。

王土新家里有两件电器，一件是收音机，另一件是洗衣机。那个洗衣机估计不经常用，装在包装箱里，洗衣机同时还承担着类似桌子的角色，上面还搁书籍和其他东西。

和王土新聊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西湖农家乐”饭店。吴太红和那儿的老板熟，老板就把我们安排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大概是模仿日本人吧，房间盘一小炕，上面摆一张方桌，两面各坐两人。小县城里的饭菜确实便宜。我们要了一个凉菜拼盘，点了西湖鱼、小鸡炖蘑菇、红烧肉和麻辣豆腐，又要了两瓶啤酒和一罐饮料，主食是沁县的名吃擦圪蚪，总共下来109元，老板还优惠了4元，收了105元。

酒足饭饱后，同行的郝桂林先走了，因为他住在乡下，还有20多里路要走。我和吴太红来到了上次来沁县时认识的杜汉军家。找杜汉军是看他那里有没有我想要的农民工的线索。如果有，我继续采访，如果没有，我准备在第二天打道回府。结果，杜汉军想了半天，也没有一个我采访的对象。聊到了11点，我就在他家对面找了个旅店，每天30元。

早上8点多从太原出发，先乘公交，然后是火车，再后是出租，接下来是采访，一直忙乎了十三四个小时。可躺在床上，睡意全无。但我还是坚持躺着，没有看书，也没有看电视。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时天已大亮，打开手机，5点整。

说不清是何种原因让我改变了主意。我马上给王土新发了条短信，告诉他我准备过去采访他。等了几分钟，没有消息，我就拨通了他的电话。响了四五声之后，电话那边有了声音。我和往常一样，自报家门，王土新说。他正在起床。我临时编了个故事，说昨天晚上到了旅店有点晚了，没有好意思打电话。王土新说，没事，你现在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在哪个旅店。他说，我一会儿过去。

放下电话，我去卫生间接了半盆凉水。在房间里抹了把脸。因为没有带毛巾。只得凑合着拿旅店的枕巾擦了擦，然后用桌子上的一次性纸杯接了水，刷了牙。牙刷和牙膏是前一天随意放在包里的，没想到派上了用场。因为这些年出门，但凡像样点的酒店，哪个需要旅客自己带这些洗漱用具?

洗漱完毕，关门下楼，因为是私人开的，又有熟人，所以没有办理人住手续，也就无需告诉店主了。此刻，街上的人陆续多了起来：有晨练的，有赶路的，最多的还是背着书包的学生们。现在的孩子们真是辛苦，放了假也不得安宁，每天还得去补课。说人多了起来，是相对而言。不要说是太原市区，就是比我们那个社区，这里的人也少了许多。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王土新还没有露面。我再次拨通他的电话，王土新说，他按照我说的名字，没有找着那个地方。我说，这家旅店的对面是工商局。一昕这个，王土新马上说，知道了，知道了。不几分钟，王土新骑着一辆旧的自行车来了。我坐在车子后面的车架上，穿街走巷。朝他家进发。

太阳出来了，红红的太阳很漂亮，照在人身上暖暖的，很舒服。别看到了七月，沁县的早晨还有点凉意，如果只穿一件T恤，你肯定得紧抱着自己的双臂。

我们进入去他家的那条路上。王土新指着脚下的街道说，这条街是我老婆扫的，还有顶头横着的那一段，共400米，一个月给200多块钱。

5：50

在路边的一家小快餐店门口，王土新说，我回家蹬三轮车去，这家有废品要卖。我下了车，见快餐店门背后立着一个蛇皮袋。瞅了瞅，里边是些纸片。

6：03

路旁电线杆上钉着的牌子告诉我，这里叫“文庙巷”。

王土新来了，骑着一辆半旧的三轮车。这时我注意到他换了一身衣服。灰蓝色上衣。里边套一件咖啡色的衬衣，深黑色裤子。鞋还是昨天的那双懒汉鞋。快餐店的女老板从家里提出三个蛇皮袋，我听见她问王土新这人是干什么的，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见过好多蹬三轮收废品的，但像王土新这样的三轮车我还是头一回见。王土新的三轮车乍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仔细看就不同了：他的车把下面竖着焊了一根铁管，那根铁管约二尺长。只见王土新停下三轮车后，从铁管里刷地拔出了秤杆。这样别出心裁的思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方便、省地方，不易丢失和弄折。

快餐店的女老板看着王土新手中的秤问，这秤有多大?王土新说，没问题。前号脱梢30斤，后号一起30斤。在快餐店一共收了5袋，第一袋36斤，第二袋37斤，第三、第四袋都是30斤，最后一袋女老板说不到30斤。算了28斤。这些都是书本，每斤的售价为6毛；还有一袋是我开始看到的纸片，才10斤。每斤三毛五。只见王土新用秤杆在路边的地上

划拉了几下，说总共一百块。王土新给女老板钱的时候，微笑着说，你摸一摸，看是不是假的。女老板没有回应他的话，说，还有些瓶瓶罐罐。王土新看了看。又掏出一块钱给了女老板。王土新这时又同另一个老年妇女说话。问这问那，看样子他们挺熟。原来，这家快餐店不准备干了，女老板把没用的东西都处理了。稍后又拿出一个铁盆和几个铁凳子。王土新用手掂了掂，说，我看有多重，不能少给了。也不能给多了，总得让我赚点。王土新在称东西时，秤杆都是平平的，或者还有点垂。那个铁盆和凳子一共18斤，因为凳子含有木头，刨了一斤，成了17斤。按每斤8毛钱，是十三块六。王土新给了那女人14元。

在快餐店门口，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分钟，6：15分就结束战斗。

王土新推着满载而归的三轮车走在前面，我尾随其后。他的家就在前面右手那条街上。没几步远。王土新把三轮车停在路边那一溜排房跟前，指着临近的一条小巷说，跟我到这家去，看看起来了没有。

刚才，王土新跟我说，快餐店那家人家也是为了让孩子在城里上学。在这儿租了间门面房，卖快餐。其实，这里住的都是家属们，有几家不做饭到你的快餐店吃饭?因此。生意就不会好。起先每月的房租200元，现在房东要涨到300元，她们承受不了，要搬家，重找地方。

王土新进了巷内，敲了敲那家的门，又折了回来，说，还没起，过一会儿吧。

王土新的女人也起来了，在他们租的那间房子里生火。白色的烟在从烟囱里冒出来的同时，也从房间的门口溢了出来。此刻的火还没有完全着了，烟随着风飘来飘去，有点呛人。这时候，王土新一边摆弄他收来的废品，一边跟我闲聊：我一收回来书，大儿子就呼啦啦给我从口袋里倒了出来，他正经书不看，就是看闲书。

墙根有人们不要了的扫帚把，王土新拿在手里说，这东西不能烧，烧了于后辈人不好，怕扎了眼。旁边有个女人说，一个地方一个说法，我们那儿讲究，寡妇才烧扫帚。王土新说，我这是在一中听一个老师说的，他见我用扫帚引火，一本正经地说，你回了家可不敢烧，烧了怕扎眼，以后生的孩子是瞎子。

王土新说他在这儿住了有十来年了，大部分人都认得他。他是以收为主，嫌捡垃圾丢人，一般不捡。王土新笑嘻嘻地问一个女邻居，呀，又换了(耳坠)?那女的解释，耳朵窟窿发炎了，就换了个银的。说着，就跑到了王土新的厨房，说我给你看看火，你看看烟下是个甚。

6：35

在后边的一间平房的门口，女主人搬出了一个不大的纸箱，里边全是孩子们不用了的书和抄本。王土新对女主人说，你好好翻翻，看看有没有有用的，卖了就再也找不见了。那女人来来回回翻了几遍，然后推到王土新跟前。

王土新说，这儿原来是县政府的家属楼，如今，有条件的都走了，把留下的房子租给别人。现在，这地方相当于贫民区。王土新一边说话，一边蹲在那里收拾废品。他把箱子里的书和抄本取出来，塞进准备好的蛇皮袋里，然后暾一蹴袋子，把袋子的口挽回来，从三轮车前面的铁管里抽出了秤。36斤，六六三十六，三六一十八，一共二十一块六，王土新给了那女人22元。女人说，够给我儿子买一本书，现在的书一本就是几十块。可卖的时候不值钱。

这家也是两个孩子，生得都比较瘦小。大的上初一，小的刚6岁。他们都是从农村来到这儿租房子住的，不图别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有学上。

6：40

王土新从路边第一家院内提出一捆纸，称了称，14斤。付给对方8元，后来又从口袋里找出了几角零钱，那家的女人说，几毛钱不用给了。王土新把钱硬塞到那个卖废品的女人手里。

6：45

王土新指着刚才卖废品的那一家的男人向我介绍：他可是我们这儿的名人，咱们应该到他家看看。

这家的男主人叫栗四文，今年整五十，是沁县盲人曲艺团的主要成员。栗四文不是盲人，腿有点拐，属于残疾。他的媳妇穿着环卫工人的服装，和王土新的女人一样，每天打扫马路，也挣200多元。沁县的曲艺团共23人，以说唱为主，盲人占多数。栗四文和妻子给我拿出了几张彩照，其中有2009年参加龙舟大赛时演唱的照片，有2010年参加沁州书会的照片。栗四文在长治市第三次小戏曲调演中以《张三赌博》获一等奖，《好媳妇走读甘草坪》获二等奖。曲艺团的演出时间不固定。一年在外演出的天数大约为二分之一，演出地点主要是在沁县乡下。栗四文说，现在的文化娱乐发展得很快，对我们冲击太大，年轻人没有看我们演出的。栗四文全家五口人，三个孩子，大女儿19岁，在长治上中专，二女儿念初一，最小的儿子刚刚7岁，还在上幼儿园。

栗四文全家就他一人吃低保，包括一年的演出收入，大约在6000元左右，妻子每年的工资也就3000元；他们在乡下还种着二亩地，除去成本，利润不到1000元，这样加在一起，全家一年的总收入在万元左右，人均2000元。而在长治读书的女儿一年的学费就是3800元，饭费节省一点也得2000元，还不说其他两个孩子的花销和家里的日常开支，可想而知，他家的日子一定过得紧巴巴的。栗四文从19岁开始学艺，他现在是沁州三弦的传承人。

我从长治摄影网上看到了关于沁县三弦的介绍文章(包括沁县方面的其他信息)。文章说：具有悠久演唱历史的沁州三弦书形成于明末清初，源起于沁县，流传于沁县、武乡、沁源及周边地区，是当地雅俗共赏的一种曲艺形式，也称“老州调”。沁州三弦书的早期艺人多为盲人，早期演出为一人自弹三弦，兼用摔板和小铙自行伴奏，说唱相间表演。后来发展成为同时具有了多人分持三弦、二把和反二把、笛子、四弦、二胡等乐器伴奏、一人为主、多人分行当辅助说唱的群口演出形式。其中的弹三弦者，还手打小铙，腿绑摔板，是主要的说唱表演者。

沁州三弦书的唱腔曲调为板腔体。由“月调”和“平调”两类组成。表演前通常先要演奏一段器乐曲牌，接着吟诵四句“提纲”，然后“起板”或称“叫板”，之后转入“正书”说唱。传统节目以长篇为主，一部大书如《清列传》就有45回。一般节目也大都在30回至60回左右，可连续演出一到两个月。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沁州三弦书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14

收废品的王土新其实是个高中毕业生(九年一贯制)。他生性乐观，幽默风趣，在他们那个地方人缘很好。王土新说，现在人们的生活比过去强多了，过去沁县叫白面是“好面”。除了白面，其他都属于粗粮。“好面”只有逢年过节才能见到。而现在城里人隔三差五要吃窝头，喝盒子饭。

王土新一开始看的那家的女主人起床了，在她家的院子里，王土新一边往蛇皮袋里塞酒瓶，一边和女主人拉家常。女主人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吃饭，蒸上两颗鸡蛋半天也吃不完。这

家的男主人在县政府的后勤部门，因为工资不高，还兼做一份第二职业，自己养个面包车，拉人，送货，逮住什么干什么。他们家的孩子十岁，上三年级。放假前考试，英语得了4分，现在找人补英语，20天462元。他们刚刚在县城北边的农村买了套房子，130平米。包括装修，一共下来得20万。

王土新把瓶子倒进了蛇皮袋里，然后把一个个包装盒撕开，压平，用尼龙条十字捆起来。酒瓶子不值钱，新的食品卫生法颁布后，连啤酒瓶也不再回收。为了防止造假，酒瓶一次一个样。王土新向我解释。他给了女主人一张票子，女主人说，给我5元嘞?王土新说，管它多少嘞。

王土新说，昨天中午跟一家“断圪堆”(就是不用过秤，估计)。那家的女人觉得吃了亏，提出要过称，结果，称下的分量比断圪堆少。她后悔了，死缠硬磨找借口，硬是多要了11块。王土新说，要不，我昨天能挣40多。

这时男主人出来了，和我说，收破烂的同公家“断圪堆”能挣了钱，说不定能碰上什么值点钱的东西，个人不行，斤斤计较。像我们家他把酒瓶拿走，给上一两块就行了，省得自己往外扔。可人家给了5块钱。意思是说王土新是个厚道人。

王土新把纸片送出去又返了回来，在装瓶子的蛇皮袋跟前弯下腰。两条胳膊把袋子拦腰一抱，嗖的一下就上了肩。我问，有多重?他说，大概七八十斤。7：42分，我们从院里出来。王土新说，就在我家吃饭吧。我说，不用，咱们到外边吧。他女人也说，就在家里吧，用不了一会儿。我说，还是到外边吧，现在也方便。王土新说，也行，我顺便把东西送一车，就在近处，不远。他把那个立在墙根装满瓶子的蛇皮袋抱到三轮车上，用胶皮带从车头到车尾捆了一道，捆第二道时，胶皮带不够了，就接了一截尼龙条，怕不牢靠，又用带子绕了一圈。绑扎停当后，问我，骑个车子吧?我说，不用，步行吧。

收废品挣不了多少钱，不过省劲。前一段时间，沁县焦化厂倒闭了，建筑都拆了，我跟那儿的门房熟，进去捣了一个月铁，就是捣洋灰柱子里边的钢筋，一天能挣一百多。我家里现在还有捣钢筋用的全套工具。锤子、凿子、铲子、棍子。做那营生费劲，容易上火。王土新三轮车的前筐里经常放着一个1.25升的饮料瓶，里边装着凉白开。他说，到了中午，一口气就能喝一瓶水。

7：57

路过一家小卖部，王土新买了两盒香烟，两块多钱一盒。他说，我一天就得两盒烟。

8：08

王土新把三轮车停在路边。我们来到了对面卖早点的地方。他说，老板和他是一个村的，在这里已经干了十几年。还说，他平时不在这里吃。

这家卖早点的生意不错，吃饭的人挺多。早点主要是烙饼、稀饭、馄饨、豆浆、黑米粥等。我要了一碗豆浆，问王土新，他说他要老豆腐，我又要了两颗鸡蛋。在屋里等了一会儿，烙饼还没有端来。饼是在屋子外边烙，前面烙，后面就让在那儿等候的人买走了。我看看要想吃烙饼，起码也得等半点四十分，于是我就和王土新商量。要不咱们吃麻叶吧?他说行。我说，你吃几根?他说3根。我到隔壁炸麻叶的摊子上买了5根麻叶，每根5毛，花了两块五。

8：24

吃过饭，王土新要付饭钱，我拦住了他。付过饭钱后，我们开始向北边行进。他在前边缓缓蹬，我在后边紧紧跟。路过沁县中学，王土新说。我二小子在这里上学，我妹妹原来就在这儿教书，大小子也是在这里毕的业。王土新右手握着车把，左手掏出烟盒，熟练地用牙撕开烟封，手指从下边一顶，嘴就叼出一支烟，点着火边走边抽。整套动作协调连贯，一气呵成。

在通往那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口。从西面下来个收废品的。王土新问，上面不收?那人回答，没人。就往东面去了。王土新把车把向右一扭，紧随其后。没走多远，拐进了北面的一个巷子。

8：36

废品收购站在北关紧邻庄稼地的园圃里。圆圃，属北方方言，是指四周有墙而无房的空场。说这里是园圃其实有点牵强附会，或者名不副实。这里的北面是路，再过去是庄稼地，东边有建筑，但不成规模，杂乱无章，西边是条路，路过去是别人家的院墙，靠南边有几间临时用木板钉的房子，走风漏气不说，给人以摇摇欲坠的感觉。我问废品收购站那位河南籍的老板，一年多少租金?小个子老头说，7000兀。

废品收购站大约有十亩左右大，南边稍长。东西略短，呈长方形。收购站里南面堆着木材，可能和这里不是一回事。收购站东西方向有一条路，走二三十米的样子就向北边拐去，那儿的西面有一间砖房，东面是几间临时搭的敞篷房，其中一间的房檐已经耷拉下来。这个废品收购站其实更像个垃圾场。除了那几摞瓶子垛得整齐一点，其余的要多乱有多乱。我扫了几眼，这儿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像挨煤矿的那些废品收购站，有铁，有钢，有铜。这里就是些蛇皮袋、油漆桶、塑料瓶、易拉罐、纸片，最值钱的就是不用了的书本等等。连废铁也属稀缺物资。

那几摞垒得如地埂的绿瓶子，在上午的阳光下晶莹剔透，闪闪发光，与其他杂乱无章没有光泽的废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有点鹤立鸡群的意味，让人感觉到它们是走错了地方。

几条狗旁若无人地在场地里溜达，嬉耍，如优哉游哉的纨绔子弟。此刻的王土新在等待收获的闲暇时刻，这儿瞅瞅，那儿看看，不时从这里捡一个东西，看看不喜欢后随手扔掉，然后又从那里挑一件感兴趣的玩具，在手里摆弄几下，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

收废品的老头今年已经七十高龄，河南开封人，个子矮不说，瘦得像条棍子。蹲在偌大的废品场地里，显得更瘦更小，如大锅里只煮着一个饺子。老头有一个帮手，是个老年妇女，长得比他壮实了许多，那个妇女一声不吭，在场地里收拾收拾这，搬动搬动那，等老头收下东西过了磅以后，她就把东西搬走。老头的另一个帮手是后来才出现的，这是个大个子中年妇女，很可能是老头的亲戚，她帮老头过磅、记账，可见关系非比寻常。

在王土新来到这里之前，收购站已经有两个人了，他排在第三。最前面的是个老太太，用那种类似玩具的手推车推着一个袋子，上面搁着一捆纸片。纸片过了磅之后，老太太把那个袋子拖下来，打开，从里边一件件往外掏东西。袋子里装的全是鞋，有布鞋、皮鞋、塑料鞋，还有一只低勒胶鞋。老太太拿着那只胶鞋对老头说，还有一只，不知道搁哪儿了，你看，这鞋还好着呢，要不是那一只找不见了，谁舍得卖。老太太又问收废品的老头，书纸多少钱一斤?老头头也不抬地说，6毛。老太太说，他们到家里收也是6毛呀。老头说，一样。

打发走了老太太，轮到王土新在路上遇到的那个人了。那人见我背个皮包，手里还拿着笔和本本，就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啥也不干，溜达。那人又看了我一眼，很显然对我的回答持有怀疑态度。

这人也是骑个三轮车，收的东西大多是塑料瓶、纸片，没什么值钱的东西。纸片省事，

一过磅就行了，瓶子就比较费事。那人把几个袋子拖到一边，哗地把瓶子倒了出来。各式各样的瓶子咕噜噜滚了一地。老头蹲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数一个往旁边的空地里扔一个。，不过，他不是在数数，一个，两个，三个，而是直接数钱：一毛，两毛，三毛……这个时候，卖废品的人不吭一声，两只眼睛锥子般牢牢地盯着蹲在地上数数的老头。

这个时候的王土新，不知从哪儿找到一支黑色的塑料枪，拿在手里摆弄，一摁，那枪竟然还能发出嘟嘟的声音。我原以为王土新会带走那支枪，给孩子们玩，没想到他嘟嘟了几次后又把它扔到了垃圾堆里。只见他去了南面，捡起了一把伞，拿在手中，把它慢慢撑开。那伞没有破，还能用，是粉色底子，上面有一朵朵紫色的花儿，挺素雅，不过有点脏了。王土新没有把伞像扔塑料枪那样扔掉，而是把它款款地放在地上，那样子如同在放一个熟睡的婴儿。

8：52

终于轮到王土新了。王土新先把装酒瓶的袋子搁到磅上，老头说12斤。王土新马上纠正，是72斤。老头是个近视眼，看磅时把眼睛快挨住秤杆了，就这，没看到磅上搁的“饼子”。瓶子真的不值钱，5分钱一斤，满满一袋瓶子，才三块六。过了磅，王土新和老头把袋子抬到了西面。

王土新收的铁是20斤，比他称的多出了3斤。他在快餐店称的分量是18斤，还刨了一斤木头。

这时，过来一个中年人，看样子是附近的居民，穿着二股筋背心，大裤衩，过来就把一捆纸箱子搁在磅上。老头说，8斤，三块二。才8斤?那人不相信，往磅跟前凑了凑。老头说，那是空箱子，不压秤。连同几个塑料桶，那人一共卖了三块七。

到9点17分，王土新的废品过磅的过磅，数数的数数，全部处理完毕。仅书本，就219斤。那个中年妇女把记的单子给了王土新，王土新一笔一笔核对过了，说，一百九十七块二，两毛不要了。老头在付钱时，王土新说，多给些5块的。

王土新把钱装进口袋后，满意地说，今天不错，也挺顺利，挣了三四十块。他推着三轮车，和来时一样，他在前，我在后。走到他卖了的那堆杏花清酒瓶跟前，王土新随手拿起一个，对我说，人们嫌麻烦，没有工夫，其实，这瓶盖是铝的，把瓶盖剥下来，一个就值3分钱，整体卖也是3分。王土新说着拿出一把小刀，熟练地把它伸进瓶盖的下方，轻轻一旋，那铝皮就下来了。

9点28分，我结束了对王土新的采访。从废品收购站出来，我们在街上的马路边分手。临走时，王土新微笑着说，哥。，慢点。说完。腿一撇。上车走了。

王土新一声哥。让我热泪盈眶。

尾声

这部作品从采访写作，再到修改完善，用了一年多时间，行程一千多公里，采访人数四五十个。

6月8日晚上，我在家中看电视，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画面：6月6日'也就是端阳节那天，西铭矿实业公司的干部职工带着粽子、鸡蛋和牛奶。在坑口慰问即将下井的矿工。

那天，矿上的领导也参与了此事。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这个画面后，我一方面为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但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画面：寒冬的深夜，一个因无钱做手术的矿工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下的担架上。旁边是她跪在地下鸡啄米般给医生磕头求救的姐姐……

矿上的领导关心井下的职工，没错；为他们送这送那，应该。这表示领导对矿工的关爱，表示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矿山正在逐步深入，表示……而我在这里还想说的是，我们的领导在表示这些的同时，是不是也拿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来关心一下另一个弱势群体——伤残职工，特别是伤残了的农民工朋友。

我这么讲不是指他们没有被领导们关心过。领导们帮扶的事我们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不止一次看见过。

我这么讲，也不是单单指某个矿，某个矿的领导。因为像这样的情况不止在一个矿出现过。

我以为，对待这部分人，应该套用一部电影的片名：一个也不能少。因为对他们的全部而言是百分之几或者更少，但对于他们个人来讲，却是百分之百。

[说明：文章中出现的单位名称大致遵从叙述习惯，故未对文章中的叫法进行改动。]

2011年7月于太原西山陋室

责任编辑

杨新岚

分类：纪事·来自基层 作者：皇甫琪 期刊：《当代》201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