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这一卷《越界言论》，编輯部要我写一些类似自述或自传文字。虽然在三十年代，不少作家三四十岁就编《全集》写“自述”，但今天人们普遍谦虚，同样三十岁仍觉得是“80后”，仍觉得是新人。即使过了天命之年，亦不好意思写“自述”。我的折衷办法，就是写一些零星琐碎的“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有意义，也不能保证这些故事有趣，甚至也不敢说我能写出全部的事实。我只能说，至少下面我所讲的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1

“七二一”

若干年前的7月21日，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全民都要上街游行庆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最新指示很口语化，说明真是口头表达的。就像今天有些最主要的文件，有很多“搞”字一样。

这段最新指示的潜台词，一是当时可能有人主张从此就不办大学，主席不赞成；二是主席认为理工科比文科重要。现在无论干部选拔，大学管理，院士制度设置乃至求职市场，都确实是理工科压倒文科，看来“七二一指示精神”代代相传。

第二年(1977年)，我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七二一大学”。

学校位于上海西南角桂林公园附近，原是工科大专。所谓“七二一大学”，实际上是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入学以后，有三件事麻烦。一是要恶补中学数学、物理。严格说，我当时只受过小学教育，曾在乡下自习初中代数，同学发现我会三角函数，但不知sin，COS怎么发音(因为没在课堂上学过，从没有老师教过)。现在一下子要读微积分、基础物理等，几个月内极辛苦。但读书怎么也比不上拉盘条钢丝辛苦，一个学期以后，我的成绩已在班上前十名(电气自动化专业共五十名学员，均来自上海各钢铁厂)。

二是初次碰到自己不喜欢的干部。以前在乡村工厂，尧毛仔也好，廖书记也好，倪师傅也好，从来没有个人爱憎。到学校后，反而很讨厌一个姓黄的矮矮的政治辅导员。不知为什么，现在想起来还讨厌。逼我们早起跑步，这没关系，但为什么非要说这是改造世界观呢?起不了床就是世界观有问题?有同学晚上返校迟了，大门紧闭，只好翻墙。被揭发后(居然有“卧底”揭发)，几乎全年级“批斗”，至于吗?后来才知，黄辅导员原是某厂门房，多年来一直在不同学校当工宣队，之后就不肯回厂里。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人在工农中，没有人说你是工农，也没有人同情或轻视你。到了大学机关上层建筑里面。“工农”(尤其是“工人”、“无产阶级”)才成为一种符号。既然索绪尔语言学告诉我们“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是依据上下文历史语境的。因此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权力符号与这群人生存状态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必然的。即使在今天，农民工，弱势群体云云，其实际具体的社会存在是一回事，抽象的网络政治话语又是另一回事。

这时我想，还好我做过农民和工人，否则。真要被“话语”捆绑了。

第三件烦恼事是在我就读“七二一大学”不久，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了。我打听了一下，说可以参加高考。这一次我填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新闻系，还有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历史系。高考的地方就在沪宁路桥旁的一个中学，正是我作为红小兵去长风公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条路旁，上钢八厂轧钢车间也在附近。记得考试前我坐在操场一角，看着很多考生还在念念有词作最后的复习，我却一点也不紧张。想想张铁生、李庆霖、赛诗会，等等，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今天香港学生谈会考变色，内地很多人在批评高考制度，但在我来说，当年能参加高考是一种幸福。如果照福柯深刻的理论，医院、监狱和学校结构相同，考试等于申请入狱。那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确就如鲁迅所言，“想做奴隶而不得”。

成绩倒也不错，应该可以被录取。但就在这时，我的“七二一大学”升格改名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属于大专。既然已是大专生，自然没资格再参加高考。这是我第二次想考华师大但又以失败告终。

同学们却为升格高兴，宝山钢铁厂正在兴建，我们毕业后很可能先要去日本进修。班上大概只有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我的成绩在第二年上升到大约前五名，但我只有一半精力在读“电气自动化”，另一半时间在做别的梦。说到成绩，也不必太骄傲。因为学校设备陈旧，两个人一张桌子，考试时难免互通有无，很多时候成绩是teamwork的结果。老师也管不了。记得有一次考电工原理，有道占15分的大题，经过复杂演算后我的结果是“－5”，但身边孔同学却是“ 5”。一时犹豫便通过身后团委书记小陆向再后一排的“权威”郑某请教，等待许久，回答上来是“ 5”。这时坐在我们前面的袁姓同学(性格极可爱，不知何故平时随口能报出食品店各种糖果饼干的价格，也不在乎大家笑他)，早早完卷了，却迟疑着不肯交，反复检查，生怕出错。他原算出是“－5”，见到我们的情报，皱着眉头犹豫再三，最后也改了。交卷出去后，在教室门口碰到了之前最先交卷的班长(他的成绩总是最好)，然后我们只听到袁同学在门外走廊上一连串大骂“扯哪!扯哪!扯哪!”(沪语F字粗口)我们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全都改成“一5”。结果这门课，我们的成绩都不错，全寝室里只有袁同学最后一名。

这是我今生所犯最严重的一次作弊行为。毕业二十年冶金局同学聚会时还说起此事，大家捧腹。任课的李老师已退休，仍一本正经警告说：许子东，你自己是教授，怎么还可以这样说?怎么还可以嘻嘻哈哈……

我一半时间在读工科，一半时间仍在发文学梦。那个时期我一直留意一些主要文学期刊的变化，从《朝霞》到《人民文学》。1977年在刚出版的《人民文学》上读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当时还没有任何评论，我已兴奋跑去和济生、“面包”等同学说，“现在可以这样写了!”等到第二年卢新华《伤痕》在《文汇报》上整版发表，我则几乎有点嫉妒了，因为这和我当时自己私下写的小说稿，至少在我看来差不多啊。和郑某、班长等数理基础扎实的同学作了一番冷静的比较以后我发现，如果学理工科或医学、外语，那从15岁到21岁(其实是12岁到21岁)这段“空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要让自己过去那被浪费的青春重新产生价值，唯一途径就是文学。是杰克?伦敦的启示：只有在文学艺术里，人生中的任何垃圾都是财富，任何失败都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变为成功。这样的想法，为我从小的文学兴趣找到了理性依据。于是在学电气自动化的同时，我写了很多短篇小说，关于知青高考，关于乡村初恋，等等。我向《上海文学》、《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杂志报纸投稿，退稿是正常的(马丁?伊登当年不也是一直被退稿吗?杰克?伦敦自己在1899至1900年间，写稿近百篇，退稿300篇／次)。编輯部夹在稿子里的铅印的退稿信还使我很受鼓舞。信上都说感谢我的投稿，稿子很有新意，只因最近稿件太多，恐一时无法采纳，还望今后多多赐稿支

持，云云。后来参加作协之后才知道，这类铅印退稿信，说明你的稿子编輯根本没读过。原因也不一定是稿子不好，因为我甚至没有用方格纸写稿!我把稿子写在普通信纸上，夹了蓝印纸抄稿可以一式两份，所以常常纸面很不清楚。也难怪当时没有编輯发现我的才华。开始是《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后来退一步寄《萌芽》、《青春》，乃至《清明》、《百花洲》等等，都被退稿。我甚至急中生智，将一份稿子寄“上海作协李芾甘先生收”。大约我写了作家的原名，巴金真收到了我的信，还亲笔给我回信，大意是“许子东同志，我虽写过一些作品，但不会评论。大作已转给我的一位编輯朋友，他们会答复你，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巴金的回信令我十分感动(现在常收到一些陌生作者的稿子，有时也没空翻看推荐，想起来有些自惭)，但那篇稿子仍然没能发表，编輯回信要我修改，修改方向竟与当年省报的建议相仿，使人很失望。更令我生气的是《文汇报》不用稿子也罢了，还给我寄了一份宗福先的剧本《于无声处》(我早看过)，意思是要我好好学习。以后和福先兄成了好朋友，还谈起此事，一笑。

听朋友讲过一个“将军打靶”的故事。

一群士兵在江边打靶，风急云低，打得不成样子。将军很生气，过来给他们示范。第一枪，打出8环(10环是靶心)，将军自语：西北风六级。然后第二枪，7.5环。再一枪，对面靶边士兵又报8.2环。这时，士兵的列队开始有点松动。将军再瞄准，又打了第四枪，还是8环，这时士兵队列里已经有些哗然了：怎么回事，还骂我们，瞧这靶打的……将军也不理会，自顾自瞄准了很久，终于打出第五枪，然后说，不必报了，把靶拿过来吧。对面士兵把靶拿到士兵面前，众人惊呆了：原来将军打出了一个五角星!

对这个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诠释是：每个人的人生，一开始都求10环，想入好的幼儿园，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想进名校，重点中学，北大、清华，最好去剑桥、牛津读硕士，到哈佛、耶鲁读博士等等。可是。一开始，或半路上，打不到10环怎么办?进不了名校，考不到好成绩，或者初恋找不到白马王子理想情人，等等，怎么办呢?承认自己是“二等”，只有7.8环的水平，只能是剩女，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将自己所有的“不成功”，组合成一个独特的“成功”?

我在学校里，在电视里，都讲过这个故事。以为是the story of my life，一种自勉。可是在我24岁时(想想曹禺、杜波罗留波夫在这个年纪已写了什么)，我还在“七二一”大专里被不断退稿，我已打了一大堆7环、6环甚至4环、3环，我的“五角星”或别的什么怪图形在哪里呢?

2

“考研”的动机

有两个偶然原因，促成了我“考研”。一是被女孩子抛弃，二是有老人指点。

回城以后，家里还是十六平方米。父亲政治上虽平反，但因不是私产，地位也还不够高，房子便很难“落实政策”。(那里已住了两家人家，能让他们搬去哪里?)年纪大了，整天在九寸电视机外加一个放大玻璃前听京戏。母亲经过运动，变得很积极，常常煞有介事说“黄菊同志今天有指示，晚上全市统一烟熏灭蚊”，或者说要去政协开会，“明天要去参观宝钢”(其实只是参加政协外围的学校小组)。我在家里没法呆，周末只好跑图书馆。这时图书馆已经常常满座了。有个年轻女工问我借笔，随意聊起，也是个夜校学生，便约了看次电影。她说有个照相馆把她一张私人照片放得很大，在橱窗展览，说话时十分自豪兴奋，我也不觉这女工肤浅可笑，，还约她周日吃饭。结果她通过传呼电话取消了(里弄阿姨在后门高喊，1118号姓许的，有个姓王的小姑娘讲，夜饭不吃了)。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很多该透明的事不透明，不该透明的很透明。我又和她说好下周六下午见。我在静安寺原百乐门舞厅(当时是个电影院)门口等了半小时，没人。叉打传呼电话，没回电。直到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才明白：人家不来了。当时我站在电影院旁边一家旧货商店门口，正好橱窗里有个镜子，照出一个20多岁青年，戴黑边眼镜，穿紫红翻领汗衫，尼龙裤，黑包。我冷静地看着自己：样子没什么特别之处；“七二一大学”，也不是什么光荣；家里十六平方米，还有病着的老人，根本无法请人去玩；才华?如何证明?更不必说财产、地位……是呵，我想，许子东，人家为什么要来呢?人家喜欢你什么呢?

这个瞬间很长，我看到了橱窗镜子里的自己，也看到女人眼中的我。是啊，人家为什么要喜欢你呢?

说来我的人生动力，比那个女工夸耀照相馆里自己的橱窗照更浅薄。

这个女工的名字我忘了，相貌却还记得。她大概想象不到，她可以对另一个人产生这么久远的影响。

正好这里看到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的消息，我便去找了父亲同乡朋友许家伯伯。许杰先生虽已复出，但还住在一邨平房。进他家前见里面出来一个看上去60多岁的乡下男人，出门后随口在地上吐了一口浓痰，然后用脚一擦，一边咳嗽，一边驼着背慢慢走了。我见了许先生，说明来由，许先生证实师大中文系也招研究生，而且在读大学生如考取研究生，等于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他也理解我转读文学的想法，说“爱好和工作合二为一，人生等于多了一倍时间”。但他也告诉我开后门是不可能的。除非外文及其他科目十分出色可以进入到最后阶段，否则教授根本不会看到考生的卷子。许先生说，尝试可以，但机会极小。即使这样，我也已经得到了巨大的鼓舞。

我又好奇问起刚才走的客人。原来那是一个五十年代中文系的学生，因不赞成批判自己的老师(许杰、徐中玉、施蛰存等)也被划为右派。没毕业就流放青海，劳改二十年。现在“落实政策”，属于“错划”，可回到原籍浙江教中学。“他脑子已经不大对了。”许先生感慨地摇摇头。

许先生怎会是右派呢?1949年就是他劝我父亲不要去美国和台湾，要迎接新中国。如果我是当时的学生，大概也会有同样的疑问。突然想到从1957年到1979年，这个学生最多也是40多岁，怎么像有60岁呢?我忘不了他那一口痰，和那弯曲的背影……

直到现在，2011年，据说1957年“反右”运动仍被认为是正确的，只是不应“扩大化”——从六个右派，扩大到几十万。右派当中，有后来国务院总理朱鎔基，文化部长王蒙，也有我在许先生家门口见到的那个吐痰的男人……

明知文科险，偏向险境行。报名之后，一面仍然上电气自动化的课(很可能考不上，工科学业不能停)，一面则将中文系本科四年课程，在三个月内压缩完成。古今作品当时无法临时抱佛脚，好在1974一年在上海图书馆已有超过中文系本科毕业生的阅读量。几本文学史，以前翻过，重新做笔记也不难。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以我自己乡村工厂视角，边读边觉得好笑：什么文学的阶级性，为工农兵服务，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直担心若真考这

些，不知该说真话提出异议，还是为了分数照抄“原理”?真正最难的，是准备外语——我的一外是日文，这科若不及格。其余免谈。但也只有外语，我在冶专的课和考研复习可以合二为一。不像在别的时间，教室黑板上教微积分，自己桌下是刘大杰。我从此养成了一心两用的能力，现在常常电视屏幕上是巴塞隆拿对皇马，音响放的是拉赫玛尼诺夫，人却坐在餐桌前写论文分析《小团圆》。

我的考研经历告诉我，如今要重来一次，我大学本科基本不会读中文系(陶杰有杂文《不读中文系》，不过理由和我不同)。大学本科中文系如果只按课程要求学习，太容易，尤其是现代文学，很多作品都可自己阅读，但在中文领域日后要做研究，却可能很难。需要涉及到的领域有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本科不如学外文吧，日后多一条腿。我对我中文系的学生说，如果你们现在觉得学校的功课已经太多，或者刚好应付，那就有问题了。你应有另一半时间学别的东西。

研究生入学考试一共有政治、外语、文学史、作文等四五门(好像还有文学概论?忘了)。其他都一般，过关而已，印象最深是作文课，题目是“给友人的一封信——谈谈中国现代文学”。我确实用书信体写，主要内容是讲郁达夫。我其实是在考试前两个月才第一次读到郁达夫的作品，是五十年代丁易编的一个选集。我在《郁达夫新论》的“后记”中谈过自己当初的阅读经验：

大概是1979年4月的某个下午，我在上海福州路(即从前北新书局所在的“四马路”)上的一家图书馆里，偶然借到一本薄薄的、纸张已经发黄的《郁达夫选集》。这是我初次读到《沉沦》。第一面的印象是：清新，别致，真率得近乎大胆的水样的春愁里仿佛又隐含着某种轻微的刺激……后来，当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搞评论了，当我被各种高深的理论和翔实的资料包围着反而有些头晕时，我常常忍不住要去回味，去追忆那最初的一瞬间的感觉。记得当时，我把书摊在膝盖上，看着窗外变幻的游云，听着街上混浊的噪声，品尝着，思索着，味道说不清是浓是淡，我也没有感到像在杰克，伦敦、鲁迅或海明威著作面前的那种震惊、沉思与倾倒，离开图书馆时，我只是觉得，郁达夫的身影，有点特别，而又不无魅力。(《郁达夫新论?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这段话讲得比较文雅，其实我真实感受是，依照当时的美学标准，这是有点“黄”的文字，自慰、偷窥、听人做爱、宿娼未成之类，怎么文学史评价这么高?鲁迅、郭沫若这两位彼此不和的最重要的人物却都和这个颓废作家是好朋友，怎么回事呢?

我就把这个疑惑写到“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去了。结果获得了老师们的认可。事后知悉，一百多人参加考试，十几个进入复试，最后录取六个。考生中有王西彦的儿子王晓明，后来是我的同学；还有最早的作协会员孙颐，没录取，现在是上海作协党组书记，新闻出版局局长。

许先生具体帮了多少忙我不清楚，但即便不在考试环节，之前之后的教诲提携，我也一直充满感激之情。

3

第一篇论文

我的导师是钱谷融先生。中国大学里“先生”和“老师”的称呼原来有重要区别。“旧社会过来”的学者，称之为“先生”；1949年后党自己培养的，叫“老师”。扩大一点，党外民主人士，称“先生”；党内人士则称“同志”。鲁迅、柳亚子是“先生”，周扬、丁玲是“同志”，不可混淆。所以后来很多同志们想得到“先生”的学术名声，先生们则向往“同志”的政治待遇。记得有一次徐中玉先生访美归来，在系里开会说：“我见到了旧金山大学的负责同志……”大家笑了，他还不知道笑什么。钱先生在为我的书写序时，也称“许子东同志”，应是“与时俱进”，证明我政治进步。李欧梵后来帮我另一本书写序，则称“许子东先生”，完全不同的语境。

钱先生是“先生”之辈中最年轻的一位，1956年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受批判，险些划成右派，因此做了几十年讲师，直到收我们这第一批学生时还是讲师。但学界名望很高。据说直到“文革”前夕，一直穿西装打领带上课。即使“文革”中下乡，晚上也喝酒，在学术上和生活上，都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入学以后，先生并不给专门授课，平时都可在下午找他闲谈，正规活动则是每月一次讨论会，由一位学生准备报告，先生和其他同学提意见。第一个作报告的是后来研究赵树理很出名的戴光宗，他是工农兵大学生，居然一下子拿出一份上万字的讲稿，《试论胡适之五四文学革命的地位和影响》，云云。读完之后，我们均傻眼了：太正式了，太出色了，几乎是篇论文。下个月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办呢?

问钱先生，他说你不是对郁达夫有兴趣吗?我晕。也不敢说只看了几篇。于是恶补，两三周内看遍郁的几十万字小说、散文，匆匆想了个题目：《郁达夫和日本》。因为郁留学日本，处女作写于日本，作品又受佐藤春夫等私小说作家影响，抗日前又去过日本，风雨茅庐后又为日军所占，最后流亡南洋，被迫当了日军翻译，还被日本宪兵暗杀……我就把这些要素连贯起来，作报告时心慌意乱。报告完了以后，同学们都很鼓励，钱先生帮我改了六个错别字(汗颜!)，说可以推荐到《学报》看看能不能发表。

这是我从小到大，做的第一件可以称之为“成功”的事情。在大学学报发表论文，不要说是一个学生，就是对大学教授而言也算是学术成果。此后两年，我便一本正经名正言顺做“郁达夫研究”了。

师大三年，无疑是我读书的最好时光，所读的东西，至今仍在使用。和在“上海图书馆”无功利的自由不同，现在是有使命，有方向，有规律、有效率。(两种读书状态各有各的好处。)通常早上读理论书，或古籍，每次只读一章一节，详细做笔记、卡片。下午读作品，细读一本，然后泛读三四本，傍晚到资料室翻杂志，一个小时“随便翻翻”几十种。晚上是写作时间。零碎空隙都是外语时间。总之在师大三年，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可供浪费，各种边角料时间都能物尽其用。看今天学子，哪怕是哈佛、北大高材生，见识、能力、视野、条件等等一定比我们那个时代好，但也有一点。即读书的习惯和数量，恐怕今天同年龄人也不会超过我们(他们大都在电脑上读书)。我的读书地点白天多在丽娃河畔校园，或到隔壁长风公园——就是小时候翻墙去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宿舍五个人一间，上下铺，其他几位均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或“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大我8到10岁。有时关灯后还能讨论很久，收获极大。那时不讲房子，不讲女人，只讲李泽厚、钱钟书、王国维、别林斯基等等。我入学时连《文学评论》是什么期刊都不知道，室友可以说教了我很多东西。《郁达夫新论》这个书名是我上铺曹兄随口建议的。对面上铺研究巴金的戴兄最年长也最认真。记得某天半夜，听见他还在辗转反侧，我轻声问：“老戴，怎么还不睡?不舒服?”只

听他重重叹了口气，说：“巴金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关于自己的文章呢?话都给他说完了，我们怎么办呢?”听得我们大家都笑醒了。

研究生宿舍很简陋，我也只有几十元保留工资，但衣食无忧，八十年代的气氛实在令人怀念。同层对面房间住着施蛰存的学生赵昌平，后来做了古籍出版社社长。隔壁房间绰号“小海军”的吕宁思，现在凤凰卫视做“总编輯”……

写论文也有很苦很困难的时候，比如我在仔细读完曾华鹏、范伯群写于五十年代的《郁达夫论》以后，就十分绝望，觉得我的想法都被他们说完了。问钱先生，先生说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在作品中读出你自己，找到你自己。钱先生的文学理念，显然并没有把评论只当作客观的科学研究，而更强调学术之中也有个性：主观性的因素。钱先生又为我的书作序时，替我把大言不惭的“新论”两字作了解释：

“甘光之下无新事”。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世间并没有什么全新之物。但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则任何事物、任何思想，只要你真正亲自考察过、体验过，就总会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自己特有的认识，自己特有的体会的。这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东西。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评论，也是如此。只要这作品，确已经你的心灵之眼观照过来，在你的感情之海里浸染过来，那么你的感受、你的意见，就都带上了你特有的个性色彩，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它就是新的。……许子东同志对郁达夫及其作品的评论，自然不见得都得到读者的同意，但读者听到的，总的确是许子东同志个人的声音，总实实在在是一种不同于他人的，他人未听到过的声音。那就一定会使读者感到兴趣，并且有所启发。

我当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钱先生这些话，其实在替我补救书中的弱点(当然，重抄一遍，发现也正是钱先生的这番话，在鼓励我今天写“自己的故事”)。从学术角度回看，我当初的郁达夫评论还是关注文学现象多于讲究理论范式，呼应感情个性多于客观科学考证，模仿勃兰兑斯方法多于操作形式主义技巧。一则是和八十年代学术气氛有关。讨论“五四”作家的“颓废”、“色情”(以及“绝望”、“抗争”等等)，其实也同时是在讨论文学中如何表现忧郁苦闷，如何写“性”，如何直面惨淡人生等当代课题。二则还是和我自己的性情、兴趣有关。钱先生说，文章，若可写可不写，则不写。除非真有话说，不说很难受，才写。我的理解是，作家研究，也是可做可不做，则不做。除非真有个人趣味，有极大困惑与诱惑，才去探讨。

我的《郁达夫新论》，从论文到成书，看来一帆风顺，其实背后很多波折，有些事我也是很晚才知道。西方人强调个人奋斗，中国人注重集体精神，看上去价值取向不同，实际是社会条件使然。在中国，做一件事，某个人突围而出，自己或以为是拥有不同的能力，做出了过人的努力，人们可能也只看到这件事这个人，然而背后总有很多其他因素其他人，在合力支撑，在承担风险，甚至在做出牺牲。

我读硕士期间写了十来篇有关郁达夫的论文，有一半发表在北京《文学评论》和《文学评论丛刊》上。我一直和编輯王信联络。每次信都很短，王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也不知道。到哈尔滨第一次参加有关现代文学的学术会议时，看见很多大学教授、学者，努力想和《文学评论》的编輯“套近乎”，他们很惊讶我已发了几篇文章，居然不认识谁是编輯。事实上，我们这一批弄现代文学的研究生，钱理群、赵园、吴福辉、温儒敏、王富仁、陈平原、凌宇、陈思和、王晓明、黄子平、刘纳、蓝棣之、汪晖……谁都知道王信是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幕后英雄。我在《文学评论》获奖时，曾和樊骏、子平去过王信的家，极其普通的北京老百姓的家，走道有煤气罐。吃的是水饺，餐桌很小。王信的样子，倒像钢厂的工人。至今仍默默无闻，心里却什么都清楚。后来还有一次我去建内大街社科院大楼，王信关照我，说不要说从上海来，要说从香港来。因为上海正闹肝炎，社科院里谈沪色变。上去以后果然，很多人见面离得很远，先问我从哪里来。王信留饭，但说不去餐厅(这个学府重地人人生命尊贵)，他把他的饭盒给了我。这个饭盒和我在谈兄那里一宿，同样难忘。

樊骏是另一个幕后重要推手，极其敏感而叉睿智的才子，形象风格有点像海外的郑树森，当然政治和学术背景都不同。他有次还带我和王富仁去看望任职中央某部门的著名左派评论家陈涌。出乎我意料，陈涌家里到处挂着西洋名画，鲁本斯、伦伯朗、安格尔等等。我虽不大赞同陈涌的一些左派主张，但也尊敬他一贯坚持自己的左派主张。

书在浙江文艺出版，我也完全不知其间的曲折困难。当时的编輯，后来写寻根派笔记小说的李庆西最近告诉我，出版社总编姓夏，曾是右派，复出后极为小心。年轻人的稿子，又讨论郁达夫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作家，“颓废”、“色情”都是敏感话题，所以破例要求编輯部每个编輯都要全部看过，都要签字。若有一人质疑，此稿便通不过。所以庆西说，子东。你真是好运，那真是奇怪，当时居然没有人反对或提出问题。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不是说我的研究怎么杰出，而是那个时代，大家都有一分热忱，想打破局面，想支持一点新东西。《新论》出版后没有问题，反而受到好评。浙江文艺便以此书为例，编了一套《新人文论》丛书，作者有黄子平、赵园、陈平原、王晓明、蔡翔、程德培、吴亮等等。这也就是后来被研究当代文学批评者著称为“八十年代青年评论家”的一个基本阵容。其中大部分，也成了我几十年的私人朋友。

《郁达夫新论》一书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影响，让我在29岁就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好像一度是全国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不过复旦国际政治学的王沪宁。比我更小一岁)。后来邀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李欧梵教授，就是研究“五四”浪漫文学及郁达夫的专家。我在日本讲学，也是受专门研究郁达夫的伊藤虎丸教授的邀请。伊藤虎丸和铃木正夫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比所有同类中文资料更早，我正好习日文，论文中已有引用。

凡事相对互动，郁达夫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也介入了“郁达夫研究”。我和陈思和在负责修订1989年版《辞海》中的现代文学和作家条目时，我就把以前旧版郁达夫的条款中“颓废”等词句都删了。1985年为纪念郁达夫逝世四十周年，北京要开一个纪念会，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作一个报告。也是给郁达夫的政治地位作一个官方总结。找谁帮胡老起草这个报告呢?据说筹备会议的中国作协及郁达夫的众多子女家属之间有不同意见。郁与孙荃生的长子郁天民(曾编《达夫诗词抄》)和郁与王映霞之子郁云(曾写《郁达夫传》)都提名不同的研究者，一时争持不下。最后郁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较年长且更有声望，提议说不如找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学者，有个年轻人叫许子东，文章不错……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中国作协通过华师大党委找到我，于是第一次坐飞机，到北京，第一次

登门拜访“党和国家领导人”。北京市中心不起眼的四合院，门口有军人守卫。只记得胡老话不多，他夫人再三叮嘱，再三强调郁达夫是烈士。他们简述了1945年日军投降时的混乱情况，说当时他们只顾着和印尼共产党一起试图接管政权，一时疏忽了曾帮过他们地下党的郁达夫，结果导致达夫被害。说话间，两位老人充满歉疚之意。作协说我可以在一个高级宾馆住七天起草这份几千字的报告，可我一天就写好了。余下的时间还参加了一个关于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的讨论会，会上发言的有汪曾祺、李陀、雷达、陈建功等。这也是我第一次涉足“当代文学”。几天后开郁达夫会时，原定夏衍主持会议讲5分钟，没想到他一讲就有些激动，讲了40分钟。作协的人也不想(或不敢)打断他。夏衍和周扬一样，经过“史无前例”的运动，便“史无前例”的清醒和反省了，他检讨当时“左联”对郁达夫的态度，忏悔之意十分清楚，十分难得。

原来郁达夫在1945年8月29日，被两个印尼青年叫走后，一去不回。到底去了哪里，被谁所害，事关重要。如果被日军所杀，他就是烈士(胡愈之便如此回忆)。如果被印尼游击队所杀，他就可能是汉奸(文化界也一直有人私下持上述看法)。又或者在战乱中被人谋财害命，或死于意外，或神秘隐居，历来都有各种猜测，但也都缺乏实证。我曾拜访横滨大学的铃木正夫教授，他就曾经怀疑达夫为日本人杀害的说法。他还通过对昔日宪兵队员和印尼当地华人的调查，推翻了胡愈之关于郁达夫9月17日死于丹戎革岱的说法。但是，毕竟，学术原则高于民族感情，最后他还是找到了亲自下令暗杀郁达夫的宪兵队长，用证据确认了“达夫之死”的真相和细节。

两年前，我在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录制了六集《郁达夫传奇》。我发现郁达夫的苦闷，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民族”，二是“性”——这和今天网络上的热点完全一致。中国的网络时代一般帖子涉及“民族”(比如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如何看不起中国等等)，点击率就高；什么帖子涉及“性”(走光、艳照、全裸接受采访等等)，此帖必红。但如果又是民族又是性(如女星穿日本军旗拍半裸照之类)，受关注程度更是几何级数上升。于是，我把这本将来要出版的讲稿，题为：《民族?性?郁闷》。何为“郁闷”(近年网络流行语)?不就是“郁达夫式的苦闷”吗?

那我为什么对郁达夫感兴趣呢?是否因为我在26岁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前整个青年时代，也同样可用“郁闷”来形容、概括?

4

杭州会议

《郁达夫新论》不仅影响我的工作，也影响到我的生活。

就在我研究生毕业，出书，升副教授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燕华，第二年结婚。因为年轻老师出版了专著，系内负责分房的同事帮我向学校打报告，校长袁运开(画家袁运生的弟弟)特批，分给我一间十二平方米的住房。

具体做法是我将父母那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换给学校。学校分配南京西路重华新邨一大一小两间二十八平方米的住房给我。重华新郦是虞洽卿1940年修造的新式里弄，钢窗蜡地大小卫生，属于上海较高档的住宅。记得我和燕华第一次晚上骑自行车去那里看房，看到弄堂里很清洁有很多树，家家窗户灯光昏黄，不知哪里还传出钢琴声……十几年后才从陈子善的考证中得知，重华新邨原来也是张爱玲的故居之一。据张子静回忆，1949年夏天，张爱玲就在重华新，沿街公寓里。看着解放军进城。原来我的“张缘”，始于新婚之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郁达夫新论》的稿费1400元，能买当时最先进的21寸日立彩电。燕华全部嫁妆，则是1600元买的“聂耳”牌钢琴(《梁祝》作曲者陈刚，最近还来弹过，说音质不错。现在摆在琴上的任何一件西班牙陶瓷摆设，都比钢琴还贵)。平日特别节俭，把“铜钿”看得极重的母亲，也出资1700元帮我们买了一房家具。这就是我们结婚时的全部财产。陈燕华当时已在上海电视台主办的全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奖中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赵忠祥，第三名是宋世雄)，但我们住进新房时仍买不起冰箱。墙纸是我在“七二一”钢厂的同学们帮我一起贴上去的。在杭州度蜜月的钱是靠新婚宴会前“面包”、济生等“插兄”送的几百元“礼金”(每人常例20元)。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电视明星居然会下嫁穷困的教师。

婚宴倒是在丁香花园举办。餐厅外面有偌大的花园，感觉良好。许杰先生是我们的证婚人。父母那天很高兴，虽然他们为了我的婚事，要到西安、北京的弟妹家旅居，半年后电视台分房才回到上海。想起来，无论如何，子女对父母的回报总是有条件的，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总是无条件的。父亲少年得志，青年丧妻，中岁再婚，50岁得子，没想到耳顺之年被扫地出门，在十六平方米的房子里蜗居二十年。直到两年后，“燕子姐姐”要生孩子，市府特别照顾，市长签字，分给陈一套房子。父亲80多岁才重新住进两居室的公寓。世界变成什么样了，他看不见，他仍然信奉自己的价值理念。搬家那天，很多邻人及孩子听说是明星搬迁，故都来借口帮忙拿些杂物，其实是上楼好奇看热闹。父亲看了直感动，说现在的人真好，个个像雷锋一样热心……

当时市长是江泽民，有次在一个文艺晚会前和燕华打招呼，说我来上海后第一次签字分房，就是给你。陈当然十分感激。这套房子大约四十多平方米，后来卖了60多万。陈后来开玩笑：要是他晚一些给我签什么字就好了。

新婚到杭州，住杭州饭店，窗台外就是西湖。可我次日就发烧，陈到岳坟买药。过两天稍好，参观虎跑，有个弘一法师的展览，见到法师有字，忘了原文，大意是即便幸福快乐，也不要去到十分，要留一些余地。在那个时刻，这些句子印象极深。

婚后家中有一抽屉，来钱就放在里面，要用就拿，没有存折，也不缺钱，两人均有稿费(后来出国后，便再也没有这种“理财境界”了)。很快买了冰箱，录影机，音响烦好友蔡翔帮我搬来。从此，生活方式大体定型：音响数次升级，唱片CD内容却基本相同(莫扎特等)；学院环境后来也不断变化，研究课题却仍是“五四”(还是郁达夫、张爱玲等)。总之，婚前的时光慢。婚后的时光快。

过了一月，又到杭州，参加一次在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会议。人在历史中，当时没感觉。会由上海作协主办，与会者有李子云、茹志鹃、李陀、黄子平、阿城、郑万隆、陈建功、曹冠龙、陈村、陈思和、蔡翔、季红真、韩少功、李航育、李庆西等等，忘了有没有王安忆。因为这次在南方开的会，与当时北京《文艺报》主流有点抗衡，史称“杭州会议”，对1985年的“寻根文学”有直接影响。其实会上很少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涉及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主要是从贾平凹《商州初录》和阿城的《棋王》谈及“旧白话”的新生，谈及当代新潮小说如何避免片面接受翻译腔影响等。会上的明星是阿城。一向颇有抱负的韩少

功很少发言，却在西湖边上散步时对我说。“我回去要弄点东西出来。”果然，会后他就发表了《文学的根》，触发了一个文学潮流。学界关于此会已有很多回忆录，此处不再详述。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阿城和黄子平。子平日后成了我最接近的文友之一。我们一起到芝加哥，一起去香港教书，还一起到台湾开会，一起编书，等等。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里登了一张杭州会议与会者的黑白照片。岭南大学有次把此书做教材，学生惊讶地发现子东老师怎么这么早就挤在“文学史”里?这一下想“扮后生”(装年轻)也不行了。

于是，我毕业不久，便直接参与了1985年中国文学的转折。

开了几个重要的会。一是《文艺报》在北京开了一个青年评论家的会，我作了《三种现代主义姿态》的发言，那也是第一次认识王蒙。二是在万寿寺现代文学馆开了现代文学创新会，好像是在那里，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纪念“新时期文学十周年”的会，刘再复作“主题发言”，我则作为青年学者代表也被安排第一天第一场发言。就是我的论文《新时期的三种文学》。事后报纸就特别关心我为什么要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社会文学并提。四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会在深圳大学举行，请了詹姆逊、叶维廉、佛克玛等很多名家演讲。我很想去但没有经费，乐黛云老师就请我去做个讲座并提供旅费。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其他讲者都很有名。后来知道，因为钱钟书、杨周翰等老一代学者不愿来讲，中年学者不肯来讲，于是乐黛云老师想出奇招，找我和陈力川两个年轻人，讲好了自然光荣，讲砸了也不出奇，刚毕业的新人嘛。

我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张贤亮为例讲中俄文学中的忏悔主题，在这次讲座中于学术上是失败的，至少是不自量力的。郁达夫研究发表太顺，使我对学术道路的艰辛有些估计不足。我在比较文学这个领域其实没有多少发言权，缺乏基本准备。刘小枫当时帮我赶印论文，开始很热情，后来则对我的论文也客气避谈。此文去年被收入陈思和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理论卷》，令我十分惭愧。但讲座的会场效果却很好，一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刚发表，张以性无能隐喻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我再批评张的士大夫洋洋得意的使命感，昔日右派“走在人民大会堂红地毯上感谢千千万万的马缨花”等等，颇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也因为在深圳会上的讲话，不久我就收到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坤耀教授的邀请，去港大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后来知道，真正想请我去的，另有别人)。所以，深圳会议对我来说，是个挫折(心里知道)，也是个转折(外表看来)。

1985到1986年间涉足当代文学，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奖励，二是“惩罚”。奖励是1986年获教育部“新时期文学研究”青年科研基金——据说这是教育部首次资助同类项目。也难怪，“新时期文学”总共才十年。华师大中文系当时人才济济，和当代文学有关的就有王晓明、宋耀良、夏中义、殷国明、李劫、夏志厚、杨扬、吴俊等等。学校曾有意让我牵头弄个集体项目，可是一来华师大学风强调个性，人人追求自己风格，二来我也没有组织领导才能，缺乏学术抱负雄心。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报个人项目，不久以后也离开了上海，有点愧对师大的栽培。不过那个时候“项目基金”没有像现在这样甚至比论文、著作更重要。(我一直觉得这是学术的异化。获得研究经费的目的是出研究成果，怎能以经费数量、项目级别而不是论文质量、学术影响来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研究成果?)

“惩罚”是因为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张承志和张辛欣的梦》(特意再收入本卷)，比较《绿夜》，和《在同一地平线上》两部小说。正好碰上“清除精神污染”，张辛欣一度也有“污染”嫌疑，名字不能提，作品不能评，‘用今天的术语，就是“封杀”。我的文章原先登在《文艺理论研究》第一篇，目录见报后，据说是北京胡乔木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打招呼，然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致电徐中玉主编，决定临时撤稿(王元化当然是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保护刊物，保护年轻人)。但杂志已印好，结果动用了很多学生、研究生，几千上万份，每份撕下几页，然后重新装订发行。参与这项“撕稿”行动的研究生南帆(现任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当时私下保留了一份稿子，数年后拿到《当代文艺思潮》重新发表。王蒙后来还特意称赞此文。

“撕稿”的时刻，我不在现场，也不知内情。但感受到周围人们异样的眼光——这个人“出事了”，“出问题了”。出什么事?什么问题?说不清楚，但好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觉得你出问题了!有几个月，我就活在这异样的目光下。好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是主流“清污”并没有持续下去，等到文章重新刊出时，我已出国了。

现在回想，重要的不是文章好坏对错，而是处理文章及言论的方法。几十年来，这类事情发生过无数次。几乎没有一次最后不是证明文章没错，错的是干预、批判、封杀。但为什么，这种干预控制方法，还是会不断重复呢?

比如一个人，每次生病都吃某一种药打某一种针。效果总是不好，他会不会一直坚持用这种药打这种针呢?

1986年我已担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上面也让我和一起留校的王晓明写入党申请书。格式大致照抄我二哥的入团申请书，只是简单一些，也不批判家人。后来王晓明通过了，我还要接受“进一步考验”。理由是因为有老师说我穿牛仔裤上课，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懂，牛仔，不是放牛的人吗?

5

初到香港

1987年2月，我第一次到香港。在港大亚洲中心一个月，公务就是作一个学术演讲，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初次见到陈炳良教授和梁炳钧教授(也斯)。和陈坤耀教授也只是公式寒暄，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会到岭南大学教书，而他会做大学校长。其余时间则和比较文学系的黄德伟博士讨论怎么在台湾出版大陆作家作品(这是他力荐请我的真实原因)。黄博士性格豪爽，脾气不好，在港台学者中人缘很差，对中国大陆学人十分热情。之前已招待过阿城、张辛欣等，凡有大陆学者作家来。他都愿意开车、请饭、拍照、聊天。我手头还有韩少功、王沪宁、郑万隆、刘索拉、王安忆、北岛、钱先生等人在他家客厅的照片。

初次出国境时经过深圳，当时深港两地，差别巨大。深大开会时，曾散步海滩，对面香港灯火通明，这边一片昏暗杂乱。再往前二十年，六十年代据说这个海滩常有偷渡者尸体浮上。再往后二十年，今天这个海滩早成填地，深圳湾豪宅已贵过香港新界，大运会体育馆闪闪发光。在罗湖过关时，我把想买相机的300美金藏于袜底(这也在郁达夫小说里有例可循，不过他是想践踏金钱，我却是躲避海关)。刚到港岛只见高楼扑天扑地而来。我一眼看到

一幢高楼顶部像个军舰，原来那果然是当时香港最有名也最昂贵的后现代风格的汇丰总部(1987年贝聿铭的中银还没起来)。再看到薄扶林道港大高级讲师宿舍，二百多平方米全部海景，当时我愤愤不平：教的课差不多，为什么他们薪水40000多，住这样大宅和开两辆车，而我学校特批照顾才分十二平方米住房?我立刻发现自己是个贪图物质享受之人。询问如何可到香港的大学教书，回答是要有海外文凭及海外身份，“至于学问，你已足够”。

第二次到香港是1987年9月，Sino—British fellowship(中英文化基金访问学者)，但赴港的手续不太顺利。师大外办的一个工作人员对我说：许子东你是副教授，破格提拔的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这是一个光荣。你知道香港大学一个副教授月薪多少?至少30000!他们给你多少?7000!这不是侮辱吗?怎么能够接受?

我听了觉得有理，连连点头，就退了出来。可是骑车回家路上突然又想道：是啊，7000是少了。可是我这个副教授现在月薪多少?140元!

于是，再去申请。但听从有关领导劝告，夜访该工作人员的家。送些上次带回的小礼物，剃须刀之类，果然他的态度全变，不仅马上批准，还忠告我回来如何可买几大件，不要浪费了名额等等。比当年的廖书记好对付多了。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后来有没有变化。现在国力上升了，经济差距缩小，这方面的矛盾反差应该不会这么突出了吧?至少当时，我理解很多出国人员逾期不归，他们恐怕大都是顾虑再见到外办的人。

第二次到港住在位于半山的伯立基学院——港大的外国专家楼。英式早餐免费，熟鸡蛋要放在小铁架上用勺吃，窗外松鼠在树枝上蹦蹦跳跳，远处是海，洋人说话轻声。办公的地方，每个老师一个房间。我的办公室就在著名的陆佑堂里(电影《色戒》中汤唯演戏的那个地方)。我试着从薄扶林道大学体育馆走到港大本部，30分钟一路看海，皮鞋上都没有灰尘。

所有好印象都是一开始留下的。时间一久就知道冷气很吵，空气很坏。人人忙碌。在中环散步，我也不自觉拿了个皮包，做匆忙状，不知为什么。站在学校露台上眺望对面密集的住宅大楼，几百个玻璃窗户，有几百种家庭风景，但只见闪动同样的灯光——都在看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现代化原来也可以很无聊。

妻却对我赴港很高兴，她应香港儿童文艺协会邀请，也来访问过一次，拍了很多很美的照片。在尖沙咀丽晶酒店(现在是洲际酒店)那家风景最好的咖啡厅眺望对面港岛全景，灯火辉煌，她由衷感慨：这一切，应该出现在浦东外滩(她刚在那里主持了一场国庆晚会，当时外滩一边亮一边暗。没想到她这句感慨，二十年后成为现实)。之后她甚至希望我去美国。去做什么，不知道。总之那个时候，突然间“出去”，像一个magic words，含义不清，魅力无穷。有点像当年的“上调”。反正我们这些人，总在被时代潮流卷携着。刚刚学会“造反”，就要下乡了。刚刚要扎根，就想“上调”了。刚刚回到城里，人人要恋爱结婚了。刚刚分房安家，又兴“出去”了……

“出去”就“出去”吧，反正我人已在“外面”。还在赴港之前，在金山汉学家会议上，见到芝加哥大学的李欧梵教授，他说要申请一笔基金，以便让他认为很有希望的一批中国青年评论家可以有机会到美国游学，他举出的名字有北京的黄子平、陈平原，上海的许子东、王晓明等。

但是就在这时妻怀孕了。这可是和“出去”的计划有点矛盾。一度我们甚至在商量去医院流产的可能。有两个人坚决反对，一是陈的母亲及其他老人，认为第一胎不宜放弃，并承诺不要我们管，他们帮我们带；二是孙维聪老师，她是前市长汪道涵的夫人，她甚至在我访港期间将陈接到康平路住，‘努力劝说要生下这个孩子。

和孙维聪老师的来往，始于一段流言和一篇散文。八十年代中期，陈燕华不仅在电视台开设有“燕子姐姐”专栏，主持包括国庆晚会、全运会、卡西欧家庭大奖赛等重要节目，还拍了《邮缘》、《穷街》等电影电视剧，中国唱片厂的《燕子姐姐讲故事》录音带亦十分热销(后来还获得北京颁发的“金唱片大奖”)。主持人一红通常就会伴随流言飞语，其中之一是说她是汪道涵的媳妇。之二是因洗衣机漏电触电而死。某日她戴着口罩坐电车，真的听车上乘客如此议论。正好《新民晚报》约稿，她就将此次事写成散文发表，意在辟谣。不料次日便接一电话，说是汪市长的夫人，并约我们“便饭”(也不知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的)。我们不知何事，摸不着头脑，也不好不去。结果就在西郊虹桥宾馆，见了一次面。原来并没有特别的事，孙维聪是交大英文系副教授，比汪市长年轻很多，当时大约四十岁。她赞扬燕华的文章，“这些谣言都听过，可我们还真不便出来澄清。汪的媳妇，你们看，他的儿子才10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汪雨，十分调皮的小孩。对我女儿却很耐心。原来有很多人不会来澄清这些谣传，有人甚至会利用这些谣言，“谁是某某的什么人”，从中还能获益。这些事，我们想也想不到。从那以后，我们也就“攀附权贵”，和汪家有了些稀疏的来往。原来汪认识的知识分子很多，其中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年轻学人。因为无事相求(这是我们和汪家交往的底线)，故说话也随意，-如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法轮功，“九七”问题，港人游行等，都有讨论，求同存异。她原则性强，但也听不同意见，是个喜欢买书读书的共产党人。孙维聪自己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但没有想到她在“燕子姐姐”怀孕的事情上这么热心。我女儿出生当天，她便到医院看望。现在回想，出国事小，女儿事大。“出去”好不好，看你怎么说，若因此少了女儿，我会后悔今生。

1988年冬，父亲去世，听到消息时我在香港中环，周围一片圣诞气氛，我却格外伤悲。追悼会上，有位党报总编，致词说我父亲1949年曾同情、帮助过很多地下党。我的亲戚们都说，为什么“隔离审查”时没有人说呢?

在“文革”后期，我曾问过父亲。1949年没走，后不后悔。他没正面回答，只是说子东，那个时候，国民党真是腐败。他曾是国大代表，说这话一定有他的道理。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对不起父亲。在我开始发表小说和论文的时候，父亲十分高兴，逢人便夸自己的儿子。可是那时老人已“耳背”，语多重复，常常客人坐下时说了一遍，临走前他又要郑重其事拿《文学评论》或《上海文学》给人看。客人们笑着，我却有些不悦。几次和父亲说，以后不要跟别人说我的事，好不好?!某一天，记得是中秋前后，我回家开门前已听到家里有客，是二哥那位姓王的同学——自“文革”以来，他仍定期来看望我父母。我开门进去时，只看见父亲坐在床上，忙不迭将杂志塞进枕头下面，因为动作太急，头上的压发帽也弄歪了，就像当年被北京红卫兵批斗时那样——他显然又在向客人卖弄儿子的作品了，又怕我说，所以慌忙掩饰，又

拿起床头柜上的月饼，说子东，小王送来的，不甜，很好吃……

现在回想起来，哪里是老人虚荣，明明是自己矫情——连这么一点能够使老人宽慰高兴的机会也不留给他们!

6

“芝加哥学派”

在香港参加陈映真讨论会时又碰到李欧梵教授，说已获鲁思基金会资助。可请我去芝加哥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同期也请了刘再复、李陀和黄子平，都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有影响的评论家。赴美手续前后办理了几个月(要到国家教委审批)，等到办妥visa已是1989年夏天。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我当时都在上海，观察和参与。陈燕华应邀去联邦德国访问。之后留在特立尔(马克思的故乡)的一家大学教书(和朱德的孙女同事)。征得芝加哥大学的同意，我经由欧洲飞美。所以在到达美国之前，先去了汉堡、科隆、日内瓦、洛桑、维也纳……我一直觉得，在赴美生活之前先看欧洲，是很重要的。按阿城的说法，美国有很多China Town，是中国文化的拙劣翻版和变形；而整个美国文化，就是一个大的欧洲Town，是欧洲的复制仿造。“文革”后直接赴美的中国人，比较容易崇拜美国社会文化。倘若从欧洲的视角看。则对美国会更多一层批判的眼光。

在复旦认识的一个学生梅兰希在瑞士山区开车陪我们。虽然穷得在维也纳街头连麦当劳都不敢进，但初次欧游感觉极佳。尤其是从1989年的中国过来。再看到欧洲的田野、村庄、教堂、花朵，心想世界原来应该如此。后来多次再去，条件好了，又租梅赛德斯又住好酒店，却再也找不回第一次的兴趣。学一句张腔：旅行要趁早，尤其是去欧洲!

从欧洲飞到芝加哥，感觉太不一样，铁路、大楼、汽车，什么东西都是粗犷、粗鲁、粗糙多了。我总觉得，每个地方都有一种基本的物质感：日本是树木的感觉，香港是玻璃、金铝片，中国是土，到处是土。欧洲是石头、石块，美国则是钢铁、水泥。

芝加哥大学当然不同，牛津式的美丽校园，在城南一片黑人贫民区包围之中。图书馆旁边有原子弹之父的雕塑和罗丹的真品。风之城，冰天雪地，零下二三十度，我在这里度过了1989年寒冷的冬天，和几个八十年代中国最出名的文学学者在一起。

当时到美国的中国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集中。前者较政治化，后者倾向于从文化学术角度讨论现实问题。刘再复前几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从体制内推动文学理论观念的“变革”，贡献很大。虽然他也被人误解为有不同政治意见。其实从思想到情感都“主旋律”得很。比如有一次我们一起去芝加哥艺术学院(闻一多留学的地方)看《莫奈特别展》，十几幅珍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的“稻草垛”竟汇集在同一个大厅，场面壮观。再复也顾不上细看画作，却直感叹：“瞧人家这画展办的，我们的工作真不如人啊!”我们在旁边都笑了：谁是“我们”啊。谁把你当“我们”啊!不过想想我自己小时候也站在南京路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改路名，以及后来在“三人行”中依然为不相干的国家大事皱紧眉头，大概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李陀是八十年代中国新潮小说的重要推手，艺术感觉极好。到芝加哥后准备研究“毛文体”，后来好像有点从研究“毛文体”到钦佩“毛文体”，越来越多意识形态话语操作。其实我最近还听过他讲“新、旧白话”之异同，只要回到小说，他的批判眼光还是很犀利。

黄子平读书认真，沉默寡言。话虽不多，却常有名句广为流传，如“中国的文学太政治化，中国的政治太文学化”，如“大家都被创新这条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也没了”，等等。他的研究题目是《五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巧妙地在这个文学现象名词中间加了两个点，便拆成三个不同概念：革命?历史?小说。其间理论关系确实比“三红一创”等文本更复杂。他的著作后来在香港出版。我在芝加哥的课题是《当代小说如何叙述“文革”》，最后完成也在香港。

我们这个小小“芝加哥学派”的主持人当然是李欧梵。他之前已有两本英文著作论“五四”浪漫一代和鲁迅。后来在哈佛出版的《上海摩登》则已成为海内外文化研究的必读书。李教授在学术上视觉敏锐，态度包容，为人方面也是出了名的热心，属于那种帮了别人自己很快忘掉的人。(有些人除非对己有利，否则不会帮人；也有些人会帮别人，但总会提醒对方：我帮了你。像李欧梵教授这样的性情，学术界为数不多。)除鲁思基金外，另一个美籍华人班杰明?李，当时也以一个研究中心的名义，参与支持我们的研究。班?李(三联的朱伟英文发音不准，老叫他“笨?李”)当时正和北京女生小查(查建英)“拍拖”，所以查建英也参加了很多次我们的讨论会。

还有甘阳，刚进芝加哥大学读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博士，苦闷得很，也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路过或专程来参与我们这个“鲁思访问学者计划”的还有杜维明、林毓生、刘小枫、杜迈克、郑树森、王德威等等，真是外面风城天寒地冻，芝大图书馆里如沐春风。

戴厚英当时也在芝加哥，到她女儿处探亲。一方面她的《人啊!人》八十年代初全国被批，一方面她又是“文革”及五七年的造反派。所以李陀等北京主流评论家似乎不大愿意与戴来往。我和燕华倒是去过她家，和她女儿一起去滑过雪(生平第一次，摔了无数次，仍感觉良好)。眼见戴厚英在芝加哥还在用小说写安徽“三年自然灾害”，空闲时间也不出门，只看港台武打言情片，真是他乡是地狱。后来她回了上海。因常常向安徽穷困地区捐款，被人误以为藏富，小偷入屋她还反抗，结果被杀害。

在芝加哥的那个冬天，是我除了广昌岁月以外，最铭心刻骨的一段时空记忆。

刚到芝大第二天，李教授就和我在学校餐厅一起吃午饭，各付各的，每人4.99美金。他开门见山地分析了我今后几年的道路：本来研究计划一年后要回国，现已取消这个限制。你们可以留在美国，大约会有绿卡。一年后你可以继续申请做访问学者；你也可以申请读博，但学英语会很苦；当然你可以离开学界或选择回国回香港……选择是你个人的，不管你怎么选择，我都会尽力帮助你。真是美国作风。换在中国，这些不同前途，通常是要你自己慢慢猜测、摸索、试探、争取。我后来选择了第二条路，原因是我比同一访问计划中其他各位都年轻一些。

城市在密西根湖边上，湖大得像海一样望不到边(据说有两个台湾那么大，没有查实过)。花2000元买了辆旧车，室友和语友(交换语言的美国女生)分别教了两个半天我就独自去考了驾照。第一次开车正赶上7月4日美国国庆。在芝加哥市中心塞得不能动弹。前后左右的驾车者都烦躁发怒，只有我很开心很兴奋一会开车与不会开车的区别，远比开宝马与开破车的区别要大!“芝加哥学派”诸位学者都努力学习英文考过了笔试。我却是第一个获得驾照。李陀永远光说不练，子平因太太张梅珊会开车(我们发明了新歇后语：太太开

车——跑不到哪里去)，再复后来到科罗拉多居然也自己开车，载着李泽厚到处走，阿城说：美国交通又多了一个不安全因素。

Luee fellow们一周两次在马泰来当馆长的东亚图书馆上讨论课，时间很长，常常从中午到晚上，或有来访学者或我们自己轮流主讲，然后大家讨论。从形式主义、雅各布森、布拉格学派，到德里达、后殖民主义、巴赫金等，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福柯理论：知识如何成为权力，思想怎样变成暴力。有时还要牵涉到康德、培根等等。李陀、子平和我，都是文本批评实践多于系统理论训练，所以参加这种“理论集中营”也有好处。

否则怎么办?外面乱云飞渡，凄风惨雪。接许杰先生信，言王瑶因女儿事伤心，在上海客途去世。所有国内朋友的来信，都劝我珍惜在美国的机会。

每次讨论会都连着聚餐再连着在班?李家的电影晚会。大家坐在地毯上，背后落地窗外是风雪密西根湖。通常前两场李陀、李欧梵讲欧洲文艺片，《八又二分之一》、《战舰波将金号》、《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等。第三部则放“007”轻松一下。通常前两部再复都快睡着了，第三部则看得满脸通红，说还是这样的片子好看。李陀直笑他：“这些中年人，真没办法!”(其实他们年纪差不多。)

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公众空间”也是我们的重要议题。好像刘小枫、甘杨都讲这个题目，最有感染力的讲者是杜维明。讲了整个下午还不够，晚上又对着再复女儿讲了数小时，虽然新儒家观点，我和子平都不大赞同，但看着杜维明诚恳的表情，我们都不停点头，十分佩服。

在芝加哥，我有意识在研究方法上寻求改变。其实从上海到香港，离开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心，反而看清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意识到海内外文学研究的区别。中国的文学批评关心现象与问题，海外的学院研究讲究理论和方法。前者如火线医生急救，后者似外科教授示范。在港大期间我只写了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是为《新时期文学理论大系》的“现代主义”卷写了篇两万字的序言《现代主义与新时期文学》(该大系因刘再复主编，最后没有出版)；另一篇是以《血色黄昏》为例讨论当代文学中的青年心态。也曾在港大帮某英文期刊选摘中国内地的文学论文，便发现我的同行们(也包括我自己)喜欢用“几个特点”、“若干倾向”、“主流”、“发展趋势”等大题目讨论文学作品，常常从论点出发而找对自己有利的文本证据。这个反省使我以后对“以论带史”的方法有所警惕。

记得是在汉堡阿尔斯特湖边上看书时，突然想到借用普洛普的方法讨论“文革”小说——我想做的是既实验一种形式主义学术理论，又尝试回答当代文化(乃至政治)课题。李欧梵教授提醒过我：结构主义在美国学院已经“过时”。但我想，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与时俱进”或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台州人嘛。所以在芝加哥，我只是多看多听多想，老想起在广昌砍树那时，口子开不够宽，斧头便无法砍得深。

燕华也从德国过来了，在芝大东亚图书馆工作了没几天，报上见到一个华语电视台聘人，便打电话。不想台长竟是原上海电视台导演迟晶，马上录用。不久汪道涵随上海市长朱镕基率领的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来到芝加哥，他给我们打电话(也不知怎么知道我们的电话)。那是1990年，美国各界对中国十分冷淡。次日朱镕基等参观芝加哥期货市场——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市场。所有美国传媒都回避，仅陈燕华代表芝加哥华语电视台采访。谁能想到，再过两三年，浦东也有了股票市场，而且后来有这样规模的发展……

在图书馆讲起朱镕基来访，李欧梵不知是谁(可见文学爱好超过政治兴趣)，李陀插了一句：这个人很重要，将来是总理人选。

怎么一个中国的小说评论家，有这么敏锐的政治嗅觉?

今天回头看，芝加哥的这些“同人”后来却走了很不相同的道路。李陀、甘杨因近年的文章言论，同第二年也是李欧梵请来的访问学者汪晖，现在已被国内某一倾向的知识分子视为领军人物；刘再复二十多年来出版了不止二十本书，主题都是漂泊、流亡、赤子之心，寂寞却不孤独(尤其是和李泽厚合作的成果，影响深远)。子平研究“革命历史小说”和我讨论“‘文革集体记忆”的书后来都在香港、台湾以及北京、上海出版。我们在香港的学院里，仍以边缘角度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查建英编《八十年代》，李陀、北岛编《七十年代》，都在有意无意中为那个时代“代言”。查建英还和我一样参与“三人行”，将当年在芝大图书馆讨论的有关“公众空间”的话题实践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上……虽然文学倾向、政治态度已不相同，但是芝加哥这段岁月在各位的人生及学术道路上的转折意义，却是大家都难以忘怀的。在这个意义上，戏称“芝加哥学派”亦无不可。

2011年2月28日－3日27日

责任编輯

孔令燕

分类：往事 作者：许子东 期刊：《当代》201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