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原名王芫,生于1966年,女,山东日照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著有长篇小说《什么都有代价》、《你选择的生活》等。
父母拿到了赴加探亲签证后,安泊就给自己的电话加装了“中国回拨”。这样一来,他们从石家庄给她打电话,她就可以在温哥华结账了。父母的电话虽然频繁,但内容重复,每次均以忧心忡忡的“我们听说……”开头,以半嗔半怒的“你不早说!”结束。安泊呢,一方面对他们的小题大做不以为然,一方面也颇有几分得意。她降生到这个家庭已经37年了,这回终于占了上风,成了家里唯一通晓涉外事务的人。
可惜,为父母到来而筹划的另外一件事——把主卧室腾出来,却让安泊显出了力不从心。安泊家里共有三间房:一个主卧室,两个单人房。眼下占据主卧室的,是安泊和她七岁的女儿爱莉丝。爱莉丝不肯独自睡觉,这是腾出主卧室的唯一障碍。安泊曾为此制订了一个路线图。第一步,减轻爱莉丝独自入睡的心理难度。安泊会在离开卧室前向她保证:一旦你睡着了,妈妈就会回来陪你;只要爱莉丝迈过了第一步,安泊就可以实施第二步:不再回主卧室,而是改去自己的书房兼卧室睡;如果在第二步上获得成功,那就意味着爱莉丝能够接受分离,接下来的第三步——将她搬到另一间单人房去,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一个相当完备的计划,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七个星期过去了,两人还在第一步上拉锯呢。
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北美国家从夏令时改回标准时间的日子。自春天起被剥夺的那一个小时,终于可以发还给安泊了。这天晚上,时针刚指向九点,安泊就迫不及待地催爱莉丝上床睡觉。爱莉丝抗议说:“我还根本不困呢。”安泊则声称:困意是需要培养的。爱莉丝不情愿地爬到床上,眼皮虽然合上了,可眼珠子还在不安分地转,嘴角上也还挂着一抹似笑非笑。安泊假装没看见,不由分说熄了灯,反身把门关上。
安泊轻轻地下了楼,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并把音量调到最低。她想看一集破案剧,Cold Case,Without a Trace,CSI,Law and Order,只要是破案的,哪个系列都行。她从不曾刻意去记节目表,就算记住了,能不能遵守也是个问题。眼下,她拿着遥控器一下一下地按,直到看见一个美艳的女子穿着一件红披风,在夜深人静的纽约中央公园里仓皇地疾行。那件披风红得太纯正了,完全不是暗夜中肉眼可能看到的颜色。安泊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种超现实的摄影风格,不像她熟知的上述任何一个系列。
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安泊打了个愣怔,随即醒悟到声音并非来自电视。她叹了口气,从右后方的茶几上抓起听筒:“喂。”
“安泊,你们那儿几点了?”这是安泊妈妈杨老师永远的开场白。招呼打完了,才会轮到“我们听说”。
“九点多。”安泊说。
“什么?”杨老师有点儿吃惊。一来,她的问题第一次按字面意义得到了解答;二来,答案出乎意料。
“改成冬令时了,现在北京时间比温哥华时间要早16个小时了。”安泊的眼睛还盯在电视上。
“啊?你不早说!”
“这有什么要紧?你来了,自然就知道了。”
“好吧,”杨老师大度地表示,“这件事就先不谈了。”杨老师退休前是重点中学的理科教师,说话有板有眼,喜欢使用完整句。
“嗯。”安泊含糊地发了一个音节。在与母亲的对话中使用单音节词,这是安泊新近养成的习惯。
片名跳了出来,原来是Castle(《灵书妙探》)。难怪,Castle的主角是个侦探小说作家。这么不真实的场景,一定是卡索正在酝酿的小说片断。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杨老师停顿了一下,似乎是犹豫,又似乎是强调。
但安泊依旧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
镜头切入警察局内景,作家卡索、美女警长贝克特,以及另外两个警察正在讨论案情,犯罪现场的照片就摊在桌子上,穿红披风的女子倒在血泊中。尽管是室内、白天,披风的颜色却比刚才暗淡了许多。终归还是剧情里的犯罪,安泊有些失落。
“我和你爸,现在越来越难住在一块儿了。”
“嗯。嗯?”好像有人扯着她的头发往上拎,安泊不由自主地坐直了,并且迅速往旁边偷瞄了一眼。一刹那间,学生身份卷土重来。上课走神被老师抓了现行。更糟的是,身边没有同党可以提词儿。
“你,你刚才说什么?”不知不觉间,她又恢复了使用完整问句的习惯。
“我说,我再也不想跟你爸睡在一张床上了。”杨老师吐字十分清楚。
“噢,”安泊举着话筒的手僵在那里,脸莫明其妙地红了。她还不习惯跟老师在课堂上讨论隐私。
电话双方都沉默了片刻,直到杨老师轻轻咳嗽了一声:“我想请你帮个忙。”
“好,好。说吧。”
“你不是有两个空房间吗?”杨老师有条不紊地说,“到了温哥华,我就和你爸分开睡。但你必须说这是你的安排。”
“为什么?”安泊咽下去的半句是:“要由我来安排?”
“你那两个房间都很小,放不下双人床。”杨老师实事求是地指出。
安泊挺直的后背又塌了下去,整个人深陷在沙发里。自父母拿到签证以来积累的心理优越感在瞬间灰飞烟灭,眼睛也不知该往哪儿看了,目光不经意间又飘回到了电视上。卡索和贝克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一组陌生的人物对话。安泊已经被剧情甩在了后面。
恰在这时,爱莉丝的喊声从楼上传来:“妈妈,妈妈。”这声音好像导演的“停!”,及时地把安泊从这场戏中抢救了出来。
“我得去看看,”安泊赶紧把电话挂了。
安泊住的是一幢三层的镇屋(townhouse),也就是国内所说的连排。一楼是车库和储藏室,二楼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三楼有三个卧室。对这套房子最恰当的评价就是:功能齐全。
这幢房子是2007年买入的,距安泊移民加拿大正好一年。那年春天,加拿大华人中间突然兴起了买房热,以至于会说中文的房产经纪发生了严重紧缺。安泊自认自己的英语够用,所以雇了个洋人。那人叫文德尔,称自己也是移民,来自新西兰。第一次见面,安泊就对文德尔说:“我要买一幢镇屋,作我的中途房(halfway house)。”此言一出,文德尔吃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安泊虽觉有异,却没有深想,只是一味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解释:她不想住公寓,那会让她产生还没离开北京的错觉;她也不想贸然搬进一幢独立屋,因为,尽管她初来乍到,她却看过不少书,对住独立屋可能面临的麻烦略知一二。雷蒙德·卡佛笔下就有个心不在焉的女画家,因为疏于照管花园而遭到邻居的白眼。文德尔用手托住自己的下巴,一边听一边点头,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此后的选房、购房均十分顺利。“置业”这一章就算写完了。但不知为什么,关于“中途房”的那一页,却会时不时地在安泊眼前自动翻开,让她不情愿也得看,就像现在这样。
也许是和“中途”这个词儿有关?安泊一边想,一边拖拉着脚步上楼。
“妈妈,你打电话都把我吵醒了。”从主卧室虚掩的门里,清晰地传来爱莉丝的抱怨。更确切地说,是带着得意的抱怨。
安泊叹气:“又让你找到借口了。”
一个七岁女孩子的“咯咯”的笑声。
安泊走到主卧室门前,把手搭在虚掩的门上。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时已经把门关紧了。虽然心里恼火,可是在推门的一瞬间,她还是轻轻活动了一下脸部肌肉。等到门完全打开,她的笑容也在黑暗中绽放出来:“亲爱的,对不起。”
像一只警觉的猫,爱莉丝一直在密切注意着门外的动静。她先看到门被匀速推开,然后看见一个黑影完整地出现在门口,再听话听音,她判断黑影尚没有气急败坏。
“她不是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来了吗?”爱莉丝问。
“所以我们得加紧准备。”
“除了换房间,还有什么?”
黑影挥了挥手,简短地说:“你先睡觉吧。”
“告诉我嘛,要不然我睡不着。”爱莉丝敏捷地坐了起来,精力充沛、嬉皮笑脸,“再说,我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啊!”
“哎,好吧。”黑影竟然放松了,瓦解了,竟然有一声叹息从裂缝里升腾出来。
爱莉丝喜出望外:“过来,坐在床上。”她拍拍床上空着的那边儿。
黑影弯了下来,矮了下去。床垫吸收了黑影的下落。爱莉丝果断拉开了台灯。黑影消失了,妈妈出现了,有血有肉。
爱莉丝眯着眼,喜滋滋地望着自己的猎物。
突然改变的布光让安泊也情不自禁地眯起了双眼。
爱莉丝手脚麻利地把自己身上的被子蒙到安泊的腿上,“别冻着。”再把自己的枕头拍一拍,垫在安泊身后,“来,说吧。”
被子带给安泊温暖,枕头带给安泊柔软,再加上爱莉丝那双爪子似的小手在安泊身上拂过来拂过去。安泊的决心,一点一点地融化了。为什么非要让孩子独自睡觉呢?谁规定的?
安泊望着爱莉丝,没头没脑地说:“要不,就这样吧。”
“你说什么呢?”
“你姥姥说,她想和姥爷住在另外那两个小房间里。既然这样,咱们也就不用训练了,咱俩继续在一起睡吧。”
“那怎么行?”本来心满意足靠在床头的爱莉丝,这时突然上身挺直,下巴扬起,进入了战斗模式,“那是我的房间!”
这反应大出安泊意料,“你,你不是不喜欢一个人睡吗?”
“那也不能让他们占那么多房间呀。这也太中国了!”
在爱莉丝的词汇表里,“中国的”意味着最高级的否定。
这都是“牙仙女”惹的祸。本地有个“牙仙女”(tooth fairy)的传说。小孩子的乳牙掉了,要把它包好,放在床头柜上,早晨一觉醒来,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硬币。大人会解释说:这是牙仙女给你的奖励。因为你每掉一颗牙,就意味着你又长大了一点。
爱莉丝五岁半来到加拿大,从学前班开始上,等到英语能跟同学们交流了,知道了牙仙女的传说,已经白白掉了两颗牙。她不甘心,经常跟安泊念叨:牙仙女怎么不来看我呢?
安泊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幽默的答案:“你初来乍到呗,人家牙仙女两年才做一次人口统计呢。”
接下来,在牙仙女的领土上生活了两年零四个月的爱莉丝掉了第三颗牙。当天晚上,她把那颗小破牙郑重其事地包好,放在桌头柜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牙还好好地待在那儿呢。爱莉丝急了,举着那个小包冲进厨房,质问正在准备早点的安泊:“怎么还没统计出来呀?”
安泊讪讪地笑:“成年人学东西总是很慢。你要理解。”
爱莉丝扑通往椅子上一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说,这会不会是歧视?”
“当然不是!”安泊一惊,牛奶洒到了台面上。那一瞬间,安泊的内心宇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塌方。不过她随即就恢复了镇静:“她已经学会了,我向你保证,她再也不会忘了。”
第二天早晨,爱莉丝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枚鲁尼(looney,一块钱加元硬币)。
“怎么样?牙仙女来过了吧?”安泊讨好地问,“绕了点小小的弯,但最终她还是找到了方向。”
“这分明就是歧视!”爱莉丝斜视着手里的鲁尼,“我的加拿大同学都能得到一个突尼(toonie,两块钱加元硬币)。”
但眼下这件事,安泊觉得爱莉丝并不占理:“姥姥、姥爷住两个房间,怎么就中国了?要是你早点儿自己独立睡,姥姥也就提不出这个要求了。人家洋人的孩子都是一出生就自己住一个房间,你都七岁半了。我看是你太中国了。”
这话成功地打消了爱莉丝的气焰。她低下头,不吭声了。
安泊又有点儿失望。这孩子到底还是不像我呀。
上初二的时候,安泊想参加周末数学强化班。杨老师说:“我可没时间送你,你要是能骑车,你就自己去。”安泊当即就推了杨老师的二六凤凰上街练车去了,急得杨老师追着她喊:“小心点儿。别把车摔坏了。”初二考上了数学提高班,高一考上了住校的省重点高中,大学到了北京,毕业十三年后又来到了加拿大,一步步离家越来越远。我怎么就从来不懂得害怕呢?
安泊扭了扭身体,让自己更舒服地陷入柔软与温暖之中。
“别生气了,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她伸出一只手,搭在爱莉丝肩上,“就算是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你知道我,我说话从来不极端。”
爱莉丝把她的手甩了下去。安泊居高临下地笑了笑,准备结束今晚的谈话:“好了,反正你也不想自己睡,咱们就先保持一段时间的现状吧。”
“一段时间,到底是多长?”爱莉丝可不想这么早结束,她还有的是精力呢。
“这,”安泊不准备深谈,“不超过半年吧。”
“我们班同学,凡是中国人,祖父母来了就不走了。”
“行了,”安泊有些恼,“这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爱莉丝的预感得到了验证,她不由得认真起来:“中国家庭是怎么运作的?我懂,三个大人折腾一个孩子,受不了!”
“那叫三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得了吧你,到时候高兴还来不及呢。姥姥姥爷做饭很好吃的。”
“没兴趣。”
“没兴趣?我看你是没良心!你以前特爱吃。让我想想,红烧豆腐、猪肉炖粉条、茴香馅饺子,这三样你吃起来没够。”
“有这事儿?”爱莉丝眨巴着眼睛,“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
“你全都忘了?”这下安泊真的吃惊了,“你在姥姥姥爷家住过一年多呢。”
“那时你在哪儿?”爱莉丝警觉起来。她眯缝着眼,能量开始在目光中聚集。
“我,我在温哥华啊,”安泊开始口吃,“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过来,我要上学,要买房子,要定居,好多事要做。”
“你抛弃了我?”爱莉丝发现了一个简单且惊人的事实。
“不,不是这么回事。看你都把我搞糊涂了。你全都忘了吗?”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中国了,对,还是不对?”爱莉丝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打量安泊,小脑袋在四个方向上灵活转动,就像机场安检员用的手持探测仪。
“你也可以这么说。”安泊嗫嚅着,“但是……”
但是爱莉丝什么也不再说了。她下了床,把被子从安泊腿上扯下来,摊开,把枕头从安泊身后抽出来,放在被子中间,再把被子卷成一个筒,然后双臂满满地抱着,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留下安泊一个人坐在双人床上,瞠目结舌。
安泊出国的时候,曾把爱莉丝留在父母家里,直到一年半后,才把她接到加拿大来团聚。安泊至今还记得,久别重逢之后,她竟然对爱莉丝无话可说。所幸她灵机一动,从机场直接把爱莉丝带到了斯坦利公园。玩够了,该回家了,筋疲力尽的爱莉丝一上车就睡着了。“这倒是有利于倒时差呢。”安泊想。
第二天,安泊带爱莉丝去了更远的地方: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那个地方安泊一直很向往,但又觉得一个人开车坐渡轮,不划算。现在好了,她的车上有两个人了。
在渡轮上凭栏远眺,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不知不觉间,安泊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也在恢复。可惜,她还没来得及长篇大论,爱莉丝就喊“饿了”。于是她只好将爱莉丝带至“内景餐厅”。安泊给爱莉丝要了一盘儿童版汉堡加薯条,自己要了一盘意大利面。那盘面的名字很诱人:海明威面。其实就是面条上盖一块白色的鲨鱼肉,再浇上红色的番茄调味沙司。
“啊,漂亮!”安泊心情大靓,摩拳擦掌,准备吃海明威的肉,喝海明威的血。
“我能尝尝吗?”爱莉丝问。
“当然,”安泊立刻把自己的盘子推给了她。爱莉丝一手拿刀,一手拿叉,双手轮流用刀叉戳盘子里的面条。
安泊告诉她吃面条的方法:把叉子扎在面条上,然后转圈,面条就缠在了叉子上面,一圈一圈地转,直到缠得像个纺锤,再把叉子送到嘴边去咬。爱莉丝咬了一口,然后兴味索然地扔下叉子。
“吃多了就习惯了。”安泊笑着说。
“我今晚住在哪儿?”爱莉丝换了个话题。
“住饭店。怎么了?”
“明天呢?”
“明天?明天我们回家。你是问这个吗?”
“回你的家?”
安泊被问蒙了。
“我是说,”爱莉丝表情严肃地问:“以后我就一直住在你家里吗?”
这句话对安泊内心宇宙的冲击,不啻一次海啸,它强力摧毁了安泊让爱莉丝独自睡觉的决心。后来的许多个晚上,当安泊貌似平静地躺在爱莉丝身边的时候,她其实一直在紧张地准备台词。假如爱莉丝问:“为什么你要把我一个人留在中国?”她就会说:“因为呀,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但爱莉丝一次也没有“预备,起!”日子一天天过去,安泊慢慢地放松了排练,直到今天被打个措手不及。
当初安泊独自一人前往加拿大,是为了更快地学英语。她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浸泡在英语环境里,身边的人连打喷嚏都是“achew”,而不是“阿嚏”。
34岁的时候,安泊被一种冲动劫持了:她要用英语写作。
这冲动可以一直追溯到二十出头。当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安泊就有一个梦想:此生要用英语写作。这想法当然受到了质疑:“中文一共有多少个字呀?你已经把《康熙字典》都认全了,然后才觉得中文不够用?”安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她绕不过这个问题,更何况她的文字水平在他们中文系还是中等偏下的。那时,唯一支持她的人就是赵昕。赵昕从不试图跟她讲道理。赵昕支持安泊的一切梦想,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一来二去,安泊和赵昕相爱了。有了爱情的肯定,安泊对于写不写小说,用什么语言,竟然都不大讲究了。
27岁,安泊嫁给了赵昕。30岁,安泊有了爱莉丝,并且辞掉了报社编辑的工作。辞职本是权宜之计,碰巧赵昕很能挣钱,于是安泊就再也没出去上班。
谁也没料到,爱莉丝的出生激发了安泊的旧日梦想。望着这个身长56厘米体重3700克的小生物,安泊禁不住想:要是现在把她扔进英语丛林之中,会发生什么呢?还会有人用《康熙字典》来为难她吗?嗯,慢着,难道我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新生儿吗?我只不过一生下来就30岁罢了,再学上30年英语,到了60岁上,难道还不能写完一部英语小说?
这么一想,安泊顿感柳暗花明。自己过去错就错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只要自己想得通,别人根本不可能阻挡你。
再说,现如今她身边的“别人”也只剩下了赵昕。安泊于是跟赵昕讲自己的“时间平行后移”理论。但是这一次,赵昕居然说:“太晚了。”
“不晚,”安泊解释道,“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怎么看,如果你把自己当成零岁,你就可以从零开始。”
“对我来说太晚了,”赵昕说,“10年前我倒是支持过你,可惜你当时没能坚持。”
“那当初我放弃的时候,你怎么不拦着我?”安泊埋怨赵昕。
“写作不是最重独立,最怕干涉吗?”赵昕严肃地说。
安泊立即意识到:她跟赵昕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性质,因为赵昕开始跟她讲道理了。
安泊本来就没有阵容庞大的亲友后援团。她和父母一向不亲;自从她结了婚,她就和同学、同事们都减少了来往。现在赵昕也从后援名单上自动消失了,她就成了孤家寡人,只能与几个早已不在人世的英文作家进行心灵沟通。她的内心宇宙,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最终决定到北美去,对她来说就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了。
噢,对了,别忘了米琪。米琪是赵昕的生意伙伴陈健的妻子。安泊和米琪谈不上亲密,但也一直礼尚往来。米琪劝安泊:“成年人学英语,绝对不可能达到写作的程度,最多是用英语做一些具体工作,电脑编程啦,卖化妆品啦,当保姆啦。前几天我去九寨沟,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留学生,她就是这么跟我讲的。”
安泊不认同。不过,通过与赵昕的渐行渐远,她已经体会到,不同宇宙之间的隔膜,绝对无法正面突破,只能侧面绕开,避免争论。于是她解释说:“其实我就是想多挣点儿钱。用英文写作版税高啊。”米琪耸耸肩,无话可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她和陈健也经常为钱龌龊。安泊微笑着问自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用英语该怎么说呢?”
安泊一到温哥华,就报名读了温哥华电影学院的一年制编剧培训班。她其实更想读UBC的创意写作硕士,可是读硕士的申请手续太繁琐,成绩单啦,三封推荐信啦。安泊是一个新生儿,你让她上哪儿去整这些东西呢?反正写电影也是写,也是用英语。
那是何等紧张、快乐的一年啊!每天都有对付不完的作业,英文的。
加拿大让安泊最感贴心的,就是没有年龄歧视。安泊办驾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祖母级的办事员。老太太慢慢腾腾地敲着键盘,时不时朝安泊羞涩地一笑:“对不起,今天是我上班第一天。”安泊对自己后半生的自信,立马就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在电影学院面试的时候,系主任曾问安泊:你未来的同学们都是20岁左右,精力充沛。你能适应这样的学习节奏吗?安泊从容地用上了她的时间平行后移理论:“我12岁才开始学英语,我的英语年龄和他们的生理年龄差不多。”系主任竟然点头,表示认可。
在这里,绝对没人用“人过三十不学艺”的歪理来打击安泊。安泊内心的小宇宙,终于与大环境和谐一致了。虽然年纪有一把,可我还是新移民呢。我愿意拿自己当孩子,谁能管得着?安泊觉得自己找到了家。
眨眼之间,安泊毕业了。毕业典礼之前,有个叫里德的老师对大家说:“我打赌,你们只要耐心写作五年以上,遭到拒绝的次数超过一百,每个人都能卖出至少一部作品。”
“要是你输了呢?”有人问。
“我请全班吃顿饭。”
“我是想输呢?还是想输呢?”安泊快乐地接了个下岔。
这帮二十出头的同学们,基本上是毕业即失业。安泊的故事则是另外的讲法,她是毕业即离婚,离婚即分割财产。北京的房子给了安泊,赵昕替她卖了,把钱全汇给了她。如果安泊正常写作正常消费,这笔钱够她支撑十年。按里德的算法,在坐吃山空之前,安泊应该已经卖出至少两个剧本了。中年人到底还是有优势的。
那是2007年,从国内往加拿大带钱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加拿大也算是个领土大国了,这些人若是均匀地撒下去,无非就是大海里撒几根针而已,兴不起半点儿风浪,偏偏他们一头就扎进了屈指可数的那几个社区。安泊所住的列治文,便是其中之一。短时间内,大温哥华地区的房价节节上涨。起初,安泊捂着钱包作壁上观,观望了三个月,实在坐不住了,一狠心就从墙头上跳了下来。
于是,就有了那段关于中途房(halfway house)的对话。
那是安泊对自己的英语充满自信的一段时间。她刚刚结束为期一年的超强度写作训练:一天要读两个剧本,一个星期要写30页。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新词汇源源不断地从她的耳朵、眼睛流进去,然后再从嘴里、手下涌出来,无需经过大脑处理。当然,她也有用错词儿的时候。但她的那种错,带着异国风情,带着想象力,老师和同学们都能理解,甚至欣赏。文德尔表现出来的诧异似乎很纯,不带其他成分,这让安泊在刹那间产生了些许自我怀疑。有时间的话,回去还是查查字典吧,也许“中途房”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可是哪儿有时间啊!马不停蹄地看房,看中了就得赶紧下单,晚了会被别人高价抢走。然后就是签意向,验房,签正式合同,安排付款,收房。一桩桩一件件,间不容发,直到正式搬进来。
搬进来之后,坐在空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中途房”这个词。只是,她不能立即上网——她已经十分习惯网上词典了,因为新房子还没开通网络服务。她只好拿出笔记本,把要做的事情一条条地列出来。列单子的过程中,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跳跃到了另一件往事上。
安泊离家飞往加拿大之前,曾经为全家计划过一个路线图:第一步,安泊自己安顿下来;第二步,给父母申请探亲签证,顺便让他们把爱莉丝带过来。她画图的时候并没明确定义什么叫做“自己安顿下来”。如今学也上了,房子也买了,她无端地觉得:是时候该走第二步了。
偏赶上那一段时间,探亲签证很不容易批。安泊周围有几个案例,都是父母一同去申请,结果只批下来一个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母亲。安泊跟父亲商量:能不能让母亲先来?父亲却表示:要么两人一起去,要么谁也不去。安泊解释了两句,曾经的安副校长便强硬地说:爱莉丝也大了,你自己也带得了了,找个朋友把她带过去,就省得我们跑一趟了。
安泊只能措手不及地迎接爱莉丝的提前到来。按她的原始路线图,爱莉丝虽然来到安泊身边,但仍然可以躲在姥姥姥爷的“港湾”里,不会对安泊“出海打鱼”形成干扰。现在爱莉丝独自来了,安泊无处可躲了。
爱莉丝刚来的时候五岁半,只能上半天的学前班。安泊想给她报个课后托儿班,但是所到之处皆满员。“新移民太多了,”人们这样解释。
排了半年队,等到爱莉丝上小学一年级了,才有一家教会办的课后托儿班空出了名额。
乱七八糟、枝杈横生的一年总算过去了。安泊的生活终于理顺了,可以安心写作了。
然后,有一天,十分偶然地,她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名叫《电影学院秘档》(Film School Confidential)的书,那上面说: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要抓紧毕业后的第一年。因为一年以后,新的毕业生又该上市了。要是毕业一年还没把自己卖出去,您就只有下架的份儿了。
“胡说八道!”安泊愤怒了,“我们里德老师明确说过,毕业生的保质期是五年。”
然后,又是非常偶然地,安泊在华人超市遇到了郑太太。
郑家人是开家庭旅馆的,移民已经二十多年了,安泊刚落地时就住在她家里。郑太太交游广阔,能说会道,副业卖保险。安泊搬出郑家后,郑太还曾多次试图联络她。安泊对保险不感兴趣,慢慢地两人就断了联系。
早上九点的超市里,基本上都是送完孩子顺便拐进来买菜的家庭主妇。第一眼看见郑太的时候,安泊心里不由得一凛:难道我又回到了主妇的行列?郑太热情地打了招呼,安泊不冷不热地还了礼。
郑太随口问了一句:“你爸妈签下来了吗?”
安泊随口答道:“两个非要一起来,可我又不敢给他们申请,怕拒签。”
郑太太紧跟着出了一个主意:“关键是你要有工作。”
看安泊不解,郑太进一步阐述道:“现在的中国移民实在让人看不懂。怎么会那么有钱?一落地就用现金买一套大房子,然后什么都不做,每年报税时声称自己没收入,住着豪宅领着救济金。这样的人,再让他们把父母接来,加拿大这个福利社会非破产不可!”
安泊立刻在脑海中反思了一下自己:我用现金买了一套小房子,可是我没有工作。
“如果你有了工作,”郑太说,“你就是一个能主动融入社会的人,一个受欢迎的合格的永久居民。凭什么不让你父母来探望你?”
“这么说,你不觉得这事儿和赖昌星有关?”
“荒唐!”郑太嘴角微微一撇,“新移民就是喜欢把一切都和政治联系起来。”
安泊心里很清楚:郑太说的只是一家之言。可不知为什么,这一家之言就种进了安泊的脑海,再也抹不掉了。从此后,安泊再看报纸,眼神就不由自主地往招聘专栏上溜。当年安泊毕业之前,里德还说过一段话:“你们如果为生活所迫找工作,一定要找不愉快的工作。比如在停尸房值夜班。这种工作挣得又多,又足够恶心,你用一年挣够五年的生活费,然后就义无反顾地逃离,逃到好莱坞去,住在你朋友家的沙发上,开始写作。”里德的话言犹在耳,安泊却低头走进了一家中文报馆的人事部。
等安泊从报馆出来,心里唯有庆幸:幸亏这里的华人足够多,能撑起一家中文报纸。安泊在这家报馆当上了编辑。这份工作挣得不多,又足够安逸。一切与里德的建议相反。工作了六个月,就到了报税季节。安泊报了税,让父母拿着税务局的确认信去申请探亲签证。居然双双获得了批准。
安泊转了转脖子,又耸了耸肩膀。在床上靠得时间太长了,后背都快硌麻了。
她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一年前,爱莉丝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自己那种兴奋得发痒的心态。早晨八点半,把爱莉丝送到学校,回到空寂的“中途房”,那是何等地跃跃欲试啊!打开电脑写作吧,用英语!你还有四年的时间!
怎么突然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跑去上这个南辕北辙的班呢?安泊对自己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她现在完全不需要父母在场。她这个家已经是全英文环境了,爱莉丝的口语已经比自己还要流畅了。要是不小心打碎一只碗,安泊纵然英语再好,也还是会“哎呀!”,爱莉丝则只可能:“woops。”
安泊一手撑着床头,勉强站了起来。坐得太久了,腿开始发麻。她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每走一步,腿上都好像有一万根钢针在游走。
一挪一蹭地好不容易走到电话旁,她拿起话筒,按了一串长长的数字,一共15位。
接电话的是杨老师。“噢,安泊啊,”杨老师有点儿吃惊,安泊很少主动打过去,“你们那儿几点了?”
“快10点了。”停了一秒,安泊脱口而出,“我有个坏消息,你和我爸没法儿分开睡了。”
“怎么了?”
“爱莉丝突然想单独睡了。”
“噢?这可是怪事儿。”
“谁说不是呢?”
两方都陷入了沉默。安泊心里一阵紧张:她会不会一赌气放弃旅游计划呀?那样的话,赶紧辞职还来得及。我还有三年时间。
“唉,就这样吧,”杨老师无奈地说,“我们凑合一下呗。”
“啊?”安泊着实吃惊了,“你刚刚不是说,再也不能跟我爸睡在一起了吗?”
“不能又怎么样?”杨老师淡淡一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坏吧?”
安泊不知该怎么往下接。
虽自知无力回天,杨老师还是幽怨而诚恳地扔下了最后一颗炸弹:“当然,我以前确实希望,到了温哥华,一切都会更好。”
杨老师的最后陈述,像是在安泊的内心宇宙里扔进了一颗炸弹,把安泊对她妈多年来的印象炸成了碎片。尘埃落定之后,碎片重新组合,新拼出的肖像竟有几分像安泊自己。杨老师居然也和安泊一样,相信“生活在别处”。
这个新发现让安泊有点儿心烦意乱。她自暴自弃地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一通乱按,直到看见一张熟悉的沟壑丛生的脸,汤米·李·钟斯。这个频道在演一部老片子,Double Jeopardy。
安泊在学校里曾经讨论过这片子。最近一年来,对于曾经学过的电影,安泊一直在有意回避,以至于只能靠系列电视剧来弥补对于犯罪戏的爱好。今天情况有变,安泊的内心已经快成了一片废墟。所以,当汤米锐利的眼睛盯住安泊时,她眼前就浮现出了“detour(绕行)”的标志。命运的箭头,也许一直都在指着中文报馆。电影学院的生活,不过是中途偶然遇到了一段塌方,“detour”过去罢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时间的流水从她身上冲过,洗掉了关于写作的杂念。水落石出,她完全可以做一个纯粉丝。这感觉也挺好。心态一开放,耳朵就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一个词,“中途房(halfway house)”。女主角刚获得假释,还不能回家,只能住在中途房里,每天向假释官汤米报到。安泊不由得一怔:原来“中途房”是用在这个场合的?随即,她就被从剧情里一脚踢了出来,纯粉丝再也做不成了。她眼前浮现出了文德尔的表情变化,先是惊愕,再是释然,然后,然后,好像还有一丝暗笑。
安泊急忙打开电脑——她看电视的时候总是把手提电脑放在沙发上,以便随时查网上字典或是维基百科。打字的时候,她的手都在发抖:快,告诉我,这个词儿还有别的意思,还有更普遍的意思,绝不仅仅用于假释犯。
在这儿,查到了。
丢人啊!她羞愧地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这是今天晚上她第二次被羞愧袭击。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一下子说不清,但她分明记得有过。羞愧使她烦躁不安,非转移一下注意力不可。她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来到自己的书房,从抽屉里翻出一大把名片。文德尔,文德尔。对,在这儿。
安泊抓起书桌上的手机,拨通了文德尔的号码。三声铃响过后,有人接了起来。
“你好,安泊。”他居然还记得我的电话,安泊颇感意外。其实这不过是房产经纪的基本功。
“对,是我。”
“你好吗?”文德尔快乐地说,“你的中途房住得怎么样?”
这句话相当于往汽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够了!我知道你在心里笑话我,我早就知道!”安泊吼道,“可是我告诉你,我一定能用英语写作。一定能。拉什迪说过,英国人的历史发生在海外。海外!依我看,连你们的语言都发生在海外,现在又被我们带回来了。你知道拉什迪是谁吗?我料你不知道。你不看文学作品,你这种人最多就看看电影。”
“耶稣基督啊,”文德尔喊道,“我正在看Double Jeopardy,你是怎么知道的?”
假如他们再多吵两个回合,安泊一定能听出来,文德尔已经有了三分醉意。可惜,安泊再一次出戏了。
她听到了从隔壁传来的压抑的哭声。
安泊轻轻推开隔壁的门。这个房间果然小,门一推开,安泊的阴影就轻而易举地覆盖了半张床。爱莉丝的小身体蜷缩在大被子下面。
安泊站在门口,轻言轻语:“是我把你吵醒的吗?实在对不起。”
“你走开!”爱莉丝用尽全力怒吼,幸好被子起到了一部分消音作用,否则邻居一定会报警。
“好吧,那我就听你的,”安泊把门关上,完全关严之前又补了一句,“有什么需要,还可以再叫我。”
门一关紧,爱莉丝哭得更掏心掏肺了。
安泊的内在宇宙又一次受到冲撞。这孩子到底还是像我啊,心思就像一团乱麻,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她重新把门推开,走到床边,未经邀请就坐在了爱莉丝身边。果不其然,爱莉丝的哭泣反而开始退潮了。
等爱莉丝完全平静下来,安泊说:“你要是后悔了,就直说吧。咱们还可以搬回去。你迟早能够一个人睡,但是不能着急。那么多天都没做到的事,怎么能指望一个晚上就做到呢?”
“不是为这个,”爱莉丝抽抽搭搭地说,“我难过,是因为我怕牙仙女找不到我。”
“你又掉了一颗牙?”安泊不免紧张起来。“哪一颗?”
爱莉丝坐了起来,把嘴巴从左耳咧到右耳。安泊忐忑不安地捧着艾莉丝的头,左看看右看看,直到弄清原委,内疚感才稍稍有所减轻。原来是一颗新牙在乳牙没掉之前就已经萌了出来,现在乳牙虽然掉了,却并没有因此留下明显的空洞。
“牙呢?在主卧室床头柜上吗?”安泊故意逗她,“我给你拿过来好吗?”
爱莉丝羞愧不已,猛地拉过被子,蒙住头。“呜呜呜呜。”这次哭得更委屈了。
“好了好了,别哭了,咱们过去守着它。”
母女俩回到了主卧室,头挨头地躺下了。
好像是怕失去安泊,爱莉丝两只手紧紧捧着安泊的头。安泊伸出手,反身摸索着关上了台灯,缩手回来的时候不留神把闹钟碰到了地上。
“别动,”爱莉丝的手紧紧地捂着安泊的耳朵,“别去捡。”
安泊攥着爱莉丝的手,把她的两手拉下来。四只手放在两人胸前,彼此感受着对方的心跳。也许是今晚折腾的时候太长了,不到三分钟,爱莉丝的眼皮就开始打架。
“对不起,”爱莉丝呢喃着,“等姥姥姥爷走了,我自己一个人睡,我保证。”
“我相信你,”安泊抽出自己的手,轻轻拍了拍她,“最多再有半年,等他们走了,一切重新开始。”
话音刚落,她就听到了爱莉丝的鼾声。
只是,她现在不大相信自己了。“我还有两年半。”黑暗中,安泊苦笑了一下。
她想起了娘家办的那场送别晚宴。那是2006年的农历初二。按北方风俗,出嫁的女儿要在那一天带着女婿回娘家。安泊为了安置爱莉丝(那时还叫豆豆),两周前就来到了石家庄。父母之所以特意选在初二设宴,是为了不让赵昕跑两趟。但只有安泊知道,赵昕一趟也不会来了。
一直到晚宴之前一小时,安泊才装模作样地告诉父母:赵昕刚才打电话,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杨老师和安校长对视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于是,非常没来由地,在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安泊突然对妹妹苏说:“等我在温哥华站稳脚跟,我就让咱爸咱妈把豆豆给我送过去,然后我再想办法让他俩留下来。”
苏不很热心地“哦”了一声,似乎并不买账,“加拿大到底有什么好的?”
“北极熊!”丁当,苏七岁的儿子,快乐地接了个下岔。
“答对了!等姥爷姥姥站稳脚跟,我就让他们把你接去上学,好不好?”
“太好了!”丁当跳了起来,“外国小孩过得可快乐了!”
这一下,在场的四个大人一齐把目光转向了安泊。安泊知道,她挠到了全家的痒处。于是,她清了清喉咙,自信地迎接着大家的目光,开始描述仓促间画出的路线图:
“如果一切顺利,五年之内解决咱爸咱妈的身份问题。等咱爸咱妈的事儿办妥了,就接丁当去加拿大读书。丁当现在七岁,五年后十二岁,到加拿大正好上中学;十一年后中学毕业,再上二年大专,毕业后就能以‘加拿大经验类别申请移民。重点在这儿,加拿大有一个独特的‘加拿大经验类别,只要上两年大专就能拿到身份。这就已经十三年了。一旦丁当站稳脚跟,他就能以自己的名义担保你俩(指苏和她丈夫)去加拿大团聚。这大概还需要五年。也就是说,十八年后咱全家都变成加拿大人,在温哥华团聚。”
“姐,我敬你一杯!”苏最先反应过来。
安泊的心,被全家人的热情融化了。是的,我漂洋过海,是为了你们。
真的到了大洋彼岸,安泊的热情却逐渐冷却下来。她开始后悔当初说的那番大话。父亲安排爱莉丝独自来加,虽给安泊造成些许不便,却也使她如释重负:那张路线图,反正不是我撕毁的。
但是现在,她开始怀疑自己了。路线图的诞生也许并非是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自己和他们之间,也许永远剪不断扯还乱。可是这,这,完全说不通啊。
安泊从小跟父母就不亲。初二那年为什么非要上个数学提高班?就是为了在中考时脱离父母任教的学校。寄宿高中的第一夜,宿舍里别的同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唯有她一个人哭不出来。她只好用被子蒙着头,装哭。那是她第一次体验孤独,不是因为和父母分离,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爱莉丝翻了个身,顺便把被子扯过去一大半,看来是已经睡熟了。安泊睡不着,干脆坐起来,靠在床头。也许是起得过猛,她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仿佛一跤跌在悬崖边上,往下看到一片虚空。
一阵柔和的手机铃声从书房传来。这么晚了,会是谁呢?爱谁谁,有个人说话也挺好。
她跑进书房,抄起手机。原来是文德尔。
“文德尔?什么事?”
“我向你道歉。我不想冒犯你。如果我无意中说了什么让你感觉不好,我郑重道歉。”
“没关系。其实这也不能怪你。是我自己心情不好。我刚才没有打扰你的工作吧?”
“没有,我在喝酒。你想不想出来喝一杯?”
“为什么不呢?你在哪儿?”
文德尔说了一个酒吧的名字。
安泊只用了20分钟就开车来到温哥华市中心,然后把车停在一个24小时立体停车场。一旦踏上温哥华街头,她的心意又变了。温哥华的秋夜温和湿润,有一种消磨一切、瓦解一切的魔力。海风习习吹来,安泊顺水行舟,拐进了路过的第一个酒吧。
安泊坐在吧台前的高凳上,尽量摆出老练的架势,点了一杯“大都会”。她的上一杯(也是她唯一的一杯)“大都会”,距这杯有三年之久。那一天是他们班上的贾斯汀过19岁生日。加拿大法律规定:19岁以下不能饮酒。终于满了19岁的贾斯汀举着一杯“大都会”,对安泊无比惆怅地说:“你知道吗?从现在开始,每次喝酒都是合法的了。”
贾斯汀现在应该有22岁了。安泊偶尔也会登录一下Facebook(脸书),看看过去的同学们如今都在做些什么,只是自己从不发言。贾斯汀回了萨斯卡通省老家,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打算挣够了钱就去巴黎,拍一部关于大城市建筑涂鸦的纪录片。他并没有在停尸房工作,所以攒钱的速度不太理想。
一杯很快就喝完了,安泊又要了第二杯。他们班上恐怕只有凯文具备在停尸房工作的潜质。他喜欢写恐怖片。凯文啊凯文,你如今又在哪儿蹉跎呢?
不知不觉,第二杯又喝完了。安泊刚想举手叫服务员,就听见手机响。酒吧里很吵闹,安泊把钱扔在吧台上,一溜小跑着来到了街上。
“你到哪儿了?”文德尔问。
她想撒个谎,但是她已经有了三分醉意,于是真话毫无阻力地脱口而出:“好像是西哈斯庭街和里查德斯街的交叉口。”
“那你顺着西哈斯庭往候马街走。哦,算了吧,你原地别动,我去找你。”
“不不,你不用过来了。”安泊说,但是文德尔已经把电话挂了。
安泊抬起头,四下里看看。她的学校就在西哈斯庭街上,她对这一带曾经了如指掌。校园24小时都对学生开放,计算机房里、摄影棚里,分分钟都有人在工作。
她打算顺着西哈斯庭街往甘比街的方向走,校园就在甘比街上。可是不知怎么拐了一个弯,她发现自己上了里查德斯街。她决定将错就错。但里查德斯街走到头,是一个丁字路口。她十分气恼地记起,顺着横在面前的科多瓦街往右拐,也能回到学校。
恰在这时,一股淡淡的啤酒香味拯救了她。顺着这股香味,她左拐上了科多瓦街。安泊上学的时候,每天从Waterfront公交枢纽一下车,就得一路狂奔往学校赶。偏偏Waterfront站前有个露天酒吧,从早到晚都有人悠闲地坐在那里,谈天说地喂鸽子,看到安泊这样的暴走族,还会亲切友好地打个招呼。那时安泊对这个酒吧的憧憬,就像战士透过硝烟看到了和平纪念碑。她暗下决心:毕业后,一定要专门到那里去一醉方休。其实安泊并不喜欢喝酒。更重要的,一旦真的毕业,她竟然一次也没来过Waterfront。
这么说,实现愿望就在今天了。在啤酒香味儿的牵引下,安泊终于走进了向往已久的露天酒吧,点了今晚的第三杯“大都会”。
她感觉很满足,终于圆了一个梦。这就是温哥华的夜生活,好好享受吧。有人说温哥华是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呢,你都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年了。父母居然还对能否适应抱有疑问,整天问东问西。其实,他们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怎么才能适应天堂呢?
她忽然想起了另一件陈年旧事。
那件事发生在安泊13岁左右。当时她家住在一栋老工房里,一共15平米,爸爸、妈妈、苏和安泊,四口人挤在一张床上。有一天早晨,安泊在床下发现了一个东西,短粗,鼓鼓的,像一节香肠,肠衣还打了个结。她用手捏了一下,里面是液体。安泊把结儿解开,从里面窜出一股刺鼻的腥味。这时妈妈醒了,伸手就给了安泊一巴掌。
“我再也不能跟你爸睡在一张床上了。”20多年后,杨老师落落大方地说。
安泊终于记起,她今晚的第一次脸红,其实是因为杨老师的坦然。杨老师现在已经圆满了,可以全身而退了。而安泊却离婚了,半途而废了。
离婚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对安泊这种有追求的人来说?安泊出国之前,不止一个人建言:要想用英文写作,你必须嫁个说英语的当地人。反过来,也有不止一个人断言:所谓用英文写作,只不过是个借口,其实你就是想嫁一个洋人。“就算我真想嫁一个洋人,”安泊笑道,“也用不着这么高端的借口吧?”
话虽如此,在出国这件事上,她从没正面跟父母坦然交流过:我出国是为了用英语写作。如此正大光明的理由,可以跟赵昕讲,可以跟米琪讲,唯独在父母面前说不出口。她不习惯跟父母谈论隐私。
跟父母能谈什么呢?似乎就只有路线图了。
安泊想到这儿,脑子里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塌方,发生在了她的内心宇宙里。
有人在弹琴唱歌,声音好像是从天上飘落下来的。安泊循声望过去,看到了一条大船的剪影。对呀,这里是温哥华的waterfront(码头),南来北往的游轮就停靠在这里。黑暗模糊了一切与一切的距离。安泊恍惚觉得,她只消抬一下肩膀,胳膊肘就能触到太平洋。
文德尔的电话又来了。安泊不想接,可是铃声响个不停,惹得旁人注意她。
“安泊,你到底在哪儿?”
“阿拉斯加,”安泊笑着说。
“你在耍我吗?”文德尔听起来有点儿不高兴。
“不,不,”安泊猛醒,“我就是想自己坐一会儿。”
“我只是想向你道歉,我们一起坐一坐,喝一杯。嗯,好吧,其实我知道拉什迪是什么人。”
“真的?你怎么会知道?”安泊突然有了兴趣。
“两年前,你告诉过我。我至今记得。”
“噢,得了吧,”安泊觉得扫兴。又是两年前,她努力想忘掉的两年前。“今晚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咦,我好像看见你了。”
隔着科多瓦街,安泊看到一个疑似文德尔的人停住脚步,四下张望。安泊其实经常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看到文德尔的照片。房地产广告通常要占本地华人报纸广告的一半。
他们两人之间隔着一条街。街灯照到路面上,科多瓦街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黑暗将一切物体之间的距离都模糊掉了,原本可以确切丈量的,现在反倒变成了无限。安泊想象自己穿过街道,向文德尔走去。然后,走着走着,突然就停在了马路中央。是的,她一定会的。她总是这样,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突然就停在中途。
“你到底在哪儿?”文德尔四下里张望。
安泊一阵心慌意乱,不由分说就挂上了电话。
远远地,安泊看到文德尔险些跌个跟头。安泊自己的心也一下子揪紧了。
文德尔恢复了平衡,把电话揣在兜里,沿着科多瓦街的南侧,继续往西走了。假如她想让他回来,现在也许还来得及。她想吗?她的手机就在桌上,离手指几厘米。
凌晨一点,安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设在辛克莱广场的24小时停车场。她刚刚坐进停在五层的车里,文德尔的电话又来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文德尔说,“你喝醉了,不能开车。”
“谢谢你。我就在停车场坐一会儿,等酒醒了再回家。”
安泊的心里涌起一点点暖意。
“其实我家就在附近,”文德尔轻声细语地说,“你要不要到我家喝杯咖啡?”
恰在此时,不远处的电梯“叮当”一声。电梯门打开,一个长相丑陋的陌生人走了出来。“不用,谢谢。”安泊说,声音里有深深的疲倦。
“好吧,”文德尔说,“再见。”
电梯门又关上了。陌生人不知去了哪儿。电梯门上的数字从5变成4,再变成3、2、1,然后就停在1上,一动不动。
安泊坐在车里,从这个角度,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一点点太平洋。她忽然记起在加拿大的第一年。有一天,她在99号公路上开车,恍然感觉自己可以无限提速,按照飞机起飞的原理,开着这辆Caravan就能直上九霄。
那时候,她的内心宇宙还是很强大活泼的;那一年,她还是气势如虹一往直前的。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就浸泡在“中途”这个词儿里了呢?
也许,我选错了飞机场。温哥华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中庸了。北京是多么极端啊!不仅冬天严寒,夏天酷暑,而且从冬到夏或者从夏到冬的转换,往往只需一两个星期。温哥华的春秋两季特别漫长。人的头顶上好像有一个盖子,要么一天天越旋越紧,要么一天天越旋越松,反正总也不能到位。
“也许,”在沉入梦乡之前,安泊想,“我应该搬到阿拉斯加去。”
安泊猛地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她把钥匙插进点火器,车上的数字钟告诉她:现在是早晨六点二十五分。安泊赶紧打着火。爱莉丝每天七点半起床,她必须赶在这之前到家。平常这个时段,街上应该还很冷清,但实际的交通状况却比安泊预想得要糟。
把车停在车库里,又从车库进了门厅,安泊赫然发现爱莉丝的旅游鞋已经不见了。拖鞋倒是整整齐齐地摆在鞋架前。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二楼。二楼厨房有些乱,明显有人用过。她来不及细看,一口气跑到三楼。主卧室的门大敞着,爱莉丝不在里面。
安泊顿觉五雷轰顶。爱莉丝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家,离家出走了?她会上哪儿去呢?安泊发了疯似的在主卧室里翻找,希望能翻出爱莉丝留下的片言只语。她把被子掀到地上,把枕头扔到地上,把床单扯到地上,然后盯着暴露的床垫,无计可施。她揪着头发,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踱步,直到被一个硬物硌了脚。低头一看,是只闹钟。闹钟上的时间顿时让安泊清醒了过来。自己车上的表还没有调回到标准时间,此时此刻实际上已是八点十分了。
安泊冷静了下来。爱莉丝喜欢上学,她不会逃学的。
安泊用了五分钟赶到学校。时间还早,她轻易就在停车场上找到了车位。教学楼还没开门,安泊绕过教学楼,走到操场的一侧。操场大得像草原。安泊举目四望,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孤零零地坐在操场另一侧的沙坑旁边。
安泊立即放下心来。她穿过操场,向沙坑跑过去。一边跑一边想怎么解释今天晚上自己的缺席。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鞋和裤角。等她跑到爱莉丝面前,她已经气喘吁吁了。
爱莉丝抬起头,冷冷地望着安泊。一夜没睡好,爱莉丝的双眼布满血丝。
“对不起,”安泊说,内疚使她把想好的理由又咽了回去。
“没事儿,”爱莉丝耸了耸肩,“这不是挺好吗?我们直接就进入第二步了。”
哦,对了,那张路线图。安泊一下子想了起来。有一分钟时间,她在内心深处不住地惊叹。多懂事的孩子!比她的年龄要成熟得多。也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长大,本身就像读了一个速成班。
“你做什么呢?”她注意到爱莉丝一直在挖沙坑,“快起来吧,草地上很湿的。”
爱莉丝叹了口气,然后向安泊伸出手。她的手心里有一个小纸包,纸包上沾着沙子。“她到底还是没来。”
“真对不起!”安泊惊呼,这次是真心的。
“是我该说对不起,我昨天晚上说了谎,”爱莉丝显得有点儿难为情,“它不在主卧室。星期五放学前,我把它埋在沙坑里了。”
“为什么?”
“我觉得,在学校,她可能会更容易地找到我。”爱莉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们家,有点儿,中国。”
安泊惊呆了。怎么一转眼的工夫,这孩子的智商又回到了五岁前?她不由自主地,茫然地盯着爱莉丝,仿佛这样就能使她获得进入爱莉丝内心世界的密码。
爱莉丝刚毫不退缩,依然执拗地仰着头,右臂高举着纸包,严肃而庄重地向安泊出示着证据。
安泊下意识地将纸包接了过来。
她轻轻打开纸包,一只肮脏的小牙齿露了出来。参差不齐的牙根中间,有一个暗红色的小圆点,似乎是血。安泊的目光柔和了一些,她用手轻轻抹了一下牙根,血迹还在,仔细一看,才意识到那是牙髓。这是安泊第一次触碰爱莉丝的断牙,奇特的触觉让她心跳加快。七年,牙齿般坚硬的七年。七年来,她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时间平行后移理论也许是个错误。
她把那只断牙捏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终于发现它一面是洁白的,另一面则是污黄的。她想起多少次临睡前,自己大喊大叫,要爱莉丝刷牙时别忘了另一面。她的心在刹那间奇迹般地平静了下来。
“你到底还是没刷。”她把污黄的那一面展示给爱莉丝。
“就因为这个?”爱莉丝瞪大了眼睛。
“我不能肯定,不过我们可以问问她。”
她用手托起那个纸包,高高举过头顶。她把头尽量地向后仰,好让自己充分地直面头顶上那个想象中的盖子。不仅如此,她还踮起了脚尖,仿佛这样一来,天上的牙仙女就能把她们母女看得更加清楚。
责任编辑石一枫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安纳 期刊:《当代》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