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66人物〗汗血诗人

编者的话：

9月29日上午，著名“七月派”诗人、《新文学史料》杂志原主编牛汉先生去世，享年90岁。本刊特约牛汉先生的同事王培元先生撰文，以此怀念。

在北师大念书时，听过两位著名诗人的演讲，一位是“九叶派”的曹辛之（笔名“杭约赫”），另一位就是“七月派”的牛汉。

这两位属于两个不同风格的重要诗派的诗人，给我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印象。曹先生是诗人，也是著名图书装帧设计家，脸颊上留下的岁月风霜，不掩其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的潇洒气度。牛汉先生则身材高大，看上去，足有一米九，笑起来极天真，满脸的灿烂，简直就像个孩子。

他讲的就是自己所属的“七月派”。虽不像学者讲课那样理论化，但却充满了原生态的文学质感，生动，鲜活，丰富，把你一下子就带回了文学历史的“现场”。

很凑巧，我毕业工作后，幸运地成了牛汉的同事。那时，他是人文社《新文学史料》杂志的主编，还担任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编选注释小组的负责人。到出版社不久，我即奉命从第2卷起做《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的责任编辑，这样就有了一个机会，和牛汉，以及《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编注小组的张小鼎先生，一起到瞿秋白的家乡常州去，参加“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那是1985年6月下旬。会议在常州白荡宾馆举行。我和牛汉住在二楼北侧的一个房间。第一天睡前，他告诉我，过去曾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由于被捕时奋力反抗，被军警用枪托砸伤头部，落下了脑外伤后遗症，深夜有可能突然惊醒，大声喊叫，也可能离开房间，到外边游走。他叫我有个思想准备，别害怕。

不知为什么，听了他的话，并没有感到恐惧不安。第一夜，平静地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形。之后的几夜，亦平安如斯。后来，从他见赠的诗集中，果然读到了两首以“梦游”为题的诗，而且都很长，最长的一首有一百多行。

在常州的几日，和他形影不离，住在一室，吃在一桌，开会在一块儿，散步也在一起，很快相互熟悉起来。对其人生履历、诗歌创作，也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他本来叫“史承汉”，后改为“史成汉”。他用过的笔名，主要有“谷风”、“牛汀”。“牛汉”，是1948年在《泥土》杂志发表诗作时第一次用，也是最常用的笔名，比“牛汀”更为人所知。牛，是他的母姓。

据说，他的远祖忙兀特儿，是成吉思汗帐前的一员勇猛善战的骁将。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分明感到，他的体内流淌着的，确乎是蒙古族强悍的野性的血脉。

会议期间最愉快的是，有一天他带领我“逃会”，去游览太湖。

那天，有大部分时间，下着时大时小的雨，但我们俩豪兴不减，携伞乘车前往无锡。先坐一个钟头火车，再换乘汽车。

到达鼋头渚时，雨似乎稍小了一些。举目望去，太湖烟波浩淼，迷迷蒙蒙，混混沌沌，湖天一色，云水苍茫。

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我们一老一少，一高一矮，各撑一把伞，踩着细密的雨脚，在太湖之滨畅游。说话的声音，好像一下子放大了许多倍，从嘴里飘出去，回荡于浩茫的天地之间，又仿佛传了回来，在自己的胸腔里引起了共鸣似的。那种况味，真是终生难忘。

在返回的途中，还游览了小巧玲珑的梅园。

回到无锡火车站，走进一家小餐馆。客人不多，我们选了一张临窗的桌子，要了当地风味的馄饨和小笼包子。牛汉付了钱，说他请客。我们一边吃，一边聊。窗外的雨声，哗啦哗啦地响着，不绝于耳。

常州之行以后，渐渐地和牛汉成了忘年交，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任职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和我所在的现代文学编辑室，两个部门时分时合，但常在一起开会，所以能经常见面。每次见到他，都要聊一会儿。只要出了诗集或散文集，他都会签名送给我。

他是著名诗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反压迫、反奴役、争民主、争自由的地下革命活动，具有光荣的履历和令人钦仰的声誉。但是，在接近他的过程中，觉得他更像个天真的老小孩。他豪爽，率真，质朴，厚道，很喜欢年轻人，没有披戴“大师”的铠甲和名人的面具。所以，我敬重他，亲近他，喜欢他，也爱读他的诗和散文。

1953年3月，他从部队转业，到了人文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在冯雪峰领导下工作，曾先后担任过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杜鹏程著）、《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著）、《山乡巨变》（周立波著）和《艾青诗选》、《十月的歌》（陈辉著）等书的责任编辑。1955年5月14日，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他第一个遭到拘捕。两天后，即5月16日晚，胡风在家中被拘捕。

这一天，是个周末。

牛汉吃完午饭，照常去打排球。当他打完球，拿着衣服，刚刚走出球场，想去洗澡的时候，出版社的一个领导，带着两个陌生人朝他走过来，说有事找他。

牛汉说：“有什么事，等我回办公室去一下，我的手表、钢笔和外面穿的衣服都还放在桌子上。”因为是午休时间，院子里的人比较少，那两个陌生人就说：“不用了。”

牛汉心想，总不能这样，只穿一件背心，满头大汗，就去办事吧。他坚持说：“我得先洗一下吧，再穿一件衣服。”那两个人之中的一个说：“不用了，到时候会有的。”牛汉有点纳闷，但又觉得，反正出版社的领导也在场，只好说：“好吧。”

他跟着那两个人走出出版社院子，只见大门外停着一辆卡车，车上还站着五六个人。那两个人把牛汉推进驾驶室，汽车马上发动起来，驶离了人文社。

在城里转了几个弯之后，汽车开进了一个院子，停了下来。牛汉认识这个地方，这是社里在北新桥新修的一个托儿所。大概由于是周末，又是中午，院子里看不到一个人。

这时，那两个人中的一个，拿出一张纸，让牛汉在上面签字。他一看纸上的字，大吃一惊，原来是一张公安部的拘捕证，上面有部长罗瑞卿的亲笔签名。他拒不签字，问道：

“你们凭什么抓我？”

那个人说：“我们是奉命执行公务，你必须得签字！”

“你们得说出理由来。”牛汉坚持道。

“什么理由？报纸上都已经登出来了。”

他追问：“登了什么？”

“你没看见吗，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那个人有些不耐烦了。

他反问道：“胡风关我什么事？”

“没有事我们就不会来找你了。”

牛汉这才想到，昨天《人民日报》登了有关“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出版社负责人王任叔立即主持召开会议，对他进行了“帮助”，希望他能认识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不是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吗，怎么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这么快就开始抓人了呢？

他又问：“拘捕我多长时间？”

对方答不出，打电话请示了一位姓张的组长，组长说：“这是内部的事情，不要问了。”

牛汉继续追问道：“既然是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拘捕？”

对方回答：“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之内没有什么问题，就放你回去。”他认为自己无罪，仍然执意不肯在拘捕证上签字。那两个人也没办法，只好把牛汉关在托儿所里。

当天晚上，社里的人带着几个公安部的人，对牛汉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的妻子吴平，当时在铁道部教育局做秘书，听到公安人员宣布丈夫已被拘捕，要进行搜查的时候，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作为一个1946年就和牛汉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木然地坐在椅子里，任凭公安人员随意搜查。最后，所有的私人信件都被查抄出来，统统带走了。

在托儿所关了一周后，牛汉曾试图走出去，但刚到门口，就被拦住了。他只能在那里继续关下去。

1952年初，牛汉在沈阳东北空军直属部队文化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时，曾于2月3日给胡风写过一封信，其中说道：“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重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人民日报》刊发此信时，编者按语指出，这“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一下子就把青年时代便参加了共产党、舍生忘死地投身革命、坐过国民党监狱的牛汉，推到了“蒋介石王朝”一边，莫须有地断言他是“国民党特务”。

11月，牛汉被转移到顶银胡同关押，单独囚禁，不准读书阅报。他早就患有的梦游症，因此而加剧了。1957年5月，他被释放回家，交给街道派出所看管。8月20日，公安部把他定为“胡风分子”。

接着，社里召开党支部会议，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在会上，牛汉听完宣布，只说了七个字：“牺牲个人完成党。”

冯雪峰和王任叔也参加了会议，但始终缄默，一言未发。

1957年8月14日，社长王任叔派他下午到中国文联礼堂，参加批判冯雪峰的会议。到会场时，里边已坐满了人。他找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下来，低着头，等着开会。在熙攘嘈杂的纷乱中，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低着头，不想应答。

可那喊声并不停下来，仍在“牛汉——牛汉——”地叫。

他抬起头，循着声音望过去，哦，原来是大诗人艾青！

艾青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看着他，问：“是牛汉吗？”

他点了点头。

艾青提高了声音，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

他回答：“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

周围无数双眼睛，惊异地审视着这两个出了“问题”的诗人。

想不到，正在承受着政治批判的巨大压力的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又大又亮，不是朝着牛汉，而是面向众人，几乎是用一种控诉的语调，大声说：

“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

接着，他以朗诵诗的那种拖腔，高声地喊道：

“时——间——开——始——了！”

在场的人大概都知道，“时间开始了”，是胡风的一部著名长诗的题目。这部长诗出版时，正是当年到巴黎学过美术的艾青，亲自设计的封面。

1958年2月，公安部做出结论，把牛汉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仍在人文社做编辑工作，但降级使用，此后发表文章只能用化名。不久，他又被派到社里东郊平房农场劳动，主要是养猪。1960年调入社内新组建的编译所。

“文革”一开始，牛汉即被关进“牛棚”。1969年9月，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干校的军代表看他人高马大，就让他干拉车运输等最繁重、最劳累的劳役，像牛马一样使唤他。

三四年之后，绝大多数人奉命返回了京城，牛汉则与少数人仍然被留下来。但管制比以前松了，活儿也不那么累了，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下干校时，他带了《全唐诗》、《洛尔迦诗钞》和《李长吉歌诗》，没有事的时候，就读这几部书。

白天，他常常在附近的山野里转悠，有如一个幽灵。钻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荆棘划破了双手，渗出了血珠，他毫不在意。采了不少野菊花，金黄的，深蓝的，浅蓝的。甚至毫无结果地寻找过兰花。一天，远远地看到了前面树丛上，结满了一串一串的小野果，红得像玛瑙，他不顾一切地狂奔过去……

在荒凉的山林里，在空茫的湖泊旁，他咀嚼苦难，反刍人生。此刻，诗，突然在心中复活了！写诗的冲动，越发强烈起来。啊，一个诗的世界，封存在、冷冻在自己的心里，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李贺悲愤苦闷的情绪，引起了他的共鸣；而其奇异的诗思，更令他痴迷。杜牧在给李贺诗集所做的序中，有“牛鬼蛇神”、“虚荒诞幻”之类的词语，他当时不正是被视作“牛鬼蛇神”吗？

“面对着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正是扇动着的翅膀。”牛汉后来回忆说。

洛尔迦的语言和节奏，尤使他喜欢。这位西班牙诗人，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他悄然而至的第二期诗歌创作。

居然一个人有了一间屋，他郑重地以“汗血斋”来给这茅草屋命名。就在这个“汗血斋”里，他随手把诗，草草地写在一个杂记本子上，断断续续，居然累积了几十首诗。

——“汗血斋”，见证了一个诗人的再生，见证了他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诗篇的诞生。

在那些最没有诗意的日子，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方，诗，如钟锤一样，敲醒了他，惊醒了他。他又开始作为诗人，生活在人间。

“记得那时，他拉了一天装载千斤以上的板车，或者扛了一天每袋一百多斤的稻谷，回来总要气咻咻地告诉我，他今天又寻找了，或者发现了，或者捕捉了一首什么样什么样的诗。”绿原这样回忆道。

在暴雨将临之际，牛汉听到天空传来鹰的叫声，写下了《鹰的诞生》：“风暴来临的时刻，/让我们打开门窗，/向苍茫天地之间谛听，/在雷鸣电闪的交响乐中，/可以听见雏鹰激越而悠长的歌声”；在动物园里，他看见老虎笼中墙上的血淋淋的爪印，写下了《华南虎》：“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有一个不羁的灵魂/掠过我的头顶/腾空而去”；在村庄背后，他听到孩子们挥着柴刀砍斫灌木，写下了《巨大的根块》：“灌木丛顽强的生命/在深深的地底下/凝聚成一个个巨大的根块/比大树的根/还要巨大/还要坚硬”；在山林中，他看到五六个猎人在围捕一只麂子，写下了《麂子》：“远方的麂子/你为什么生得这么灵巧美丽/你为什么这么天真无邪/你为什么莽撞地离开高高的山林”……

他在《悼念一棵枫树》中，写一个秋日的早晨，山坡上一棵最高大的枫树被伐倒了，“家家的门窗和屋瓦/每棵树，每棵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蜂/湖边停泊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枫树飘散出的浓郁的清香，“落在人的心灵上/比秋雨还要阴冷”。他为以冯雪峰为代表的整个一代被迫害、被侮辱的知识分子，唱出了一曲慷慨悲凉、荡气回肠的悲歌。

“我的诗是从我的灵魂里发出来的，”牛汉说，“如果没有诗，在干校那样的环境下，我就活不下去了。”诗拯救了他，他有一种生命再生之感。

他的这些诗，写得沉痛、激越、庄严、高亢，是诗人生命和人格的外化、对象化，是苦难的升华和诗化，有一种悲壮、崇高的诗美，散发出震撼人心、净化灵魂的艺术魅力。

1974年底，他终于获准回京，先在人文社资料室抄了两年卡片。1977年调入鲁迅著作编辑室。1978年参加《新文学史料》的筹备工作，1983年起一直担任这份在“新时期”文坛有很大影响的大型杂志的主编。

那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新文学史料》刊发的若干文章，有时涉及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比较敏感的人物、事件或者话题，便会感到来自上边的压力，甚至说这是“雪峰派”、“胡风派”的杂志。

有一次，上面还专门派了一个“调研员”，到社里对《新文学史料》审查了两天，想把这个杂志停掉。不久，一个社领导找牛汉谈话，说《新文学史料》“有方向性的问题”。牛汉毫不含糊，针锋相对地说：“你具体说说，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领导支支吾吾，又说不出来。

有一阵儿，连社长韦君宜都觉得有些为难了，不想继续办《新文学史料》了。她对牛汉委婉地说：“牛汉啊，可能上边觉得办起来太困难了、太复杂了一点，咱们是不是停了吧？”

牛汉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新文学史料》有什么错？大部分作家，包括丁玲、艾青都很支持，很欢迎，为什么要停？”

事后，韦君宜对他歉疚地说：“牛汉啊，这不是我的意思，不是社里的意思，是上边的意思，我这个人太软弱，我也没有办法！”

没有牛汉几次顶住压力，没有他的“毫不含糊”的倔脾气，很可能《新文学史料》早就夭折了。后来，韦君宜告诉他：“胡乔木说过，拿牛汉这个人没有办法。”

在前辈诗人当中，给了从“朦胧诗”到“新生代”等一批批年轻诗人最有力支持与最热情关怀的，是牛汉。北岛、江河、顾城、芒克、林莽等朦胧诗人，与他都有着很深厚的交情。他认为，“这是一群很有见解，很固执，很坚定，很了不起的诗人”。北岛早期的诗，他全部看过。《今天》杂志第一、二期的原稿，他也读过。他是这份著名文学刊物的历史见证人。

他最欣赏北岛。早在“文革”后期，他们的来往就开始了。北岛亲切地称他“伯伯”，还借去了从干校带回来的《洛尔迦诗钞》。有一段时间，北岛几乎每周都到他家里，和他谈诗。

牛汉的诗歌创作生涯，与他参加革命的历程几乎同时开始。1938年冬，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三人小组”。三年多后，就迎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写下了《鄂尔多斯草原》、《九月的歌弦》、《走向山野》等诗，《长剑，留给我们》还受到过著名诗人闻一多的称许。1946年因参加学运被捕，在狱中创作了《在牢狱》、《我控诉上帝》、《我憎恶的声音》等诗。1948年，诗集《彩色的生活》经胡风修改整理后，列入“七月诗丛”第2辑，因故拖到1951年初，才由上海泥土社出版。

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我查到了这个小开本的旧诗集。记得那是一个天色晦暗的下午，坐在浓荫匝地的阅览室里，默诵着长诗《鄂尔多斯草原》：“……今天/我歌颂/绿色的鄂尔多斯草原。/从我的歌声里/喷出草原复活的笑/扬起新的生命力，/我要让这歌声/扬得/更高，更响！”胸中鼓荡着诗人当年豪迈、火热的青春激情，眼睛不禁湿润了。

牛汉是一位用生命拥抱生活、拥抱诗的诗人。在他那里，人和诗，根本不能随意分离、割裂开，他说过，“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同体共生”。“当我写诗的时候，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人还是诗。”诗，就是他的“第二生命”。人如其诗，诗如其人，对于牛汉来说，再恰当也不过了。

有一次，艾青问他：“牛汉，你说，你这许多年的最大的能耐是什么？”

牛汉不假思索地回答：“能承受灾难和痛苦，并且在灾难和痛苦中做着遥远的美梦。”

艾青知道牛汉的性格一向是很躁动的，他不止一次地提醒牛汉：“做人做诗要再朴素再深沉些。”

牛汉曾经为加拿大一位女诗人安妮·埃拜尔的这样一行诗流下热泪：“我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有美丽的骨头。”他说：“我的骨头不仅美丽，而且很高尚”；“我的骨头负担着压在我身上的全部苦难的重量”。甚至把骨头和皮肤上、心灵上的伤疤，称为自己的“感觉器官”，“它们十分敏感而智慧，都有着异常坚定不泯的记忆”；“我只能用伤疤的敏感去感觉世界”，“没有伤疤和痛苦也就没有我的诗”。他还企望，自己和诗总是不歇地向梦游中看见的美妙远景奔跑，“直到像汗血马那样耗尽了汗血而死”……

这，就是诗人牛汉，诗里蒸腾着“汗血气”、被称为“汗血诗人”的牛汉！

八十年代以后，他的诗歌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悼念一棵枫树》和《华南虎》发表后，引起诗坛关注。诗集《温泉》1984年出版后获奖。他的诗还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德文、韩文，介绍到国外。九十年代的诗评界认为，牛汉是“当今创作力最为旺盛的代表性诗人”之一。

在一次诗歌讨论会上，一个曾是他的诗友的著名政治抒情诗人对他说：“牛汉，你的诗里的‘我，是‘小我，我的诗里的‘我，是‘大我。”牛汉当即回答道：“你的‘大我空空洞洞，我的‘小我是有血有肉的。”当一首又一首清晰地刻着人格烙印的诗章，从笔底涌出的时候，他的生命和精神世界，也越发显得质朴、纯粹、圣洁而恢廓。

“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牛汉如是说。

在度过了战乱、流亡、饥饿、迫害、囚禁之后，在经历了种地、建房、养猪、拉车、宰牛的劳改岁月之后，在苦难的锤砧的击打下，他的人与诗，都日益成熟起来，愈加沉实而美丽。然而，他心依然年轻，血还是那样燥热，骨头仍旧那样坚硬，生命力依旧强悍、蛮野、饱满。

他还是那个十八九岁就写下长诗《鄂尔多斯草原》的抒情诗人，只是更加结实、坚韧和深沉。

他的诗里，有痛苦，有愤怒，有觉醒，有精神的追寻和魂灵的叩问，有深邃、崇高的境象与诗思，唯独没有丝毫奴隶哲学和庸人的气息。他的文字，是拒绝庸俗、抵抗堕落、超越苦难、“不甘幻灭”的诗性记录。

艾青曾对牛汉说：“你可真是一头牛，有角的牛！”也许是因为看到牛汉诗中出现了一些桀骜不驯的带有杀气的意象，其中隐潜着的近似复仇的情绪，让艾青感到了不安吧？

早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同学们就亲昵地称他“大汉”。牛汉的确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个性鲜明，脾气倔强，极有血性。

1965年11月26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位于天安门南侧旧棋盘街）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他敢于公开为胡风辩诬。这次审判，通知他和绿原、徐放、谢韬、阎望、芦甸等人，出庭做胡风“反革命罪行”的“见证人”。事前，高检院的一个女干部专门找他谈话，和他打招呼，让他实事求是地揭发、检举胡风，分给他的题目是“胡风是怎样把我拉下水的”。

在法院的接待室里，他见到了绿原等几位友人，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各自呆坐着，等候被传唤出庭“作证”。轮到牛汉了，他被一个法警带进一个庄严肃穆的大厅里，中间有室内篮球场那么大，周围是一层一层地高上去的座席。迎面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立在中央，这只能是胡风。周扬、刘白羽、邵荃麟等文艺界的首脑人物，则端坐在座席上，有说有笑。

四周大海怒涛般的眼睛，几乎要将他淹没。他看到，胡风明显消瘦了，赭红色的脸，略有些发暗；身穿一件棕色中式棉袄，出奇的肥大，几乎长及膝盖，两只手一直不自然地拢在袖口里，显然是被铐着的。胡风的这种形象，使他感到陌生和异样。

胡风侧过脸来，看了他一眼，他们有一瞬的对视。胡风神情冷漠。这种冷漠的神情，在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的雪峰的脸上，牛汉也曾经看到过。这冷漠里，隐藏着强烈的自尊，还有难以觉察的轻蔑。

他本来应当照着经过审定的发言稿讲，可说到了最后，他又加了几句：“1953年9月，胡风攻击党的领导，说他们对文艺界的几位领导偏听偏信，这是胡风唯一一次攻击党的言词。”

主审者大声问道：“是唯一的一次吗？”他回答：“我只听到这一次。”主审者喝令他停止发言，并立即退出法庭。

牛汉的脾气，的确是很执拗的。

丁玲创办、他担任执行主编的大型文学杂志《中国》，被作协某些领导强行停刊以后，一个作协的头头见到牛汉，振振有词地说，此事他也是不得已。牛汉当即气不打一处来，说：“我不谅解！我不谅解！”当时，主持作协工作的是党组书记唐达成，牛汉虽然也认为唐“人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中国》停刊问题上，他表示对唐“不能原谅，我永远不会原谅”。

1999年人文社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在一次初选会上，我发言说自己作“知青”时，读过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和《向困难进军》，印象很深。牛汉马上接着说道：

“说老实话，我不喜欢！他写这些诗的时候，我们正在受难！”

他总是这样，在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时候，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直来直去，态度鲜明，听者也觉得爽利、痛快。他决不像我们这样活得窝窝囊囊、唯唯诺诺、怯懦卑微，说话先要瞧着别人的脸色，想着对方喜不喜欢听，听了舒服不舒服，总想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得圆融、圆通、圆滑。

在一个令人无法忘怀的特殊时期，我曾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极度颓唐、苦闷、消沉。牛汉察觉了，每次见面，都关切地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回答：“我在混……”

他马上严肃起来，盯着我，认真地说：“我可不混！”

我立刻感到羞赧、愧疚，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明白他是希望我振作起来，尽快摆脱这种精神状态，努力读书，写文章，搞研究，做有意义的事。十多年来，每当懈怠、疲懒、灰心的时候，便想起他的话语和目光，不禁增添了坚韧、振拔的勇气和信念。

2003年9月11日上午，人文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冯雪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牛汉上台发言时，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接着说：“雪峰这个人啊！”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讲道：

“雪峰最看重、最欣赏‘诗人这个称号，他曾经说‘诗人、‘诗人，‘诗和‘人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开的。雪峰自己，确实无愧于‘诗人这个称号。我很尊重他，也很怀念他。”

他又回忆起“文革”坐“牛棚”时，和雪峰住在一起的情形，说雪峰的习惯是每天睡得很晚，常常都是过了12点才睡，所以，夜里他们两个人就经常聊天。雪峰曾经谈到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认为毛实际上是反对鲁迅精神的。那么，毛为什么在延安时把鲁迅抬得那么高，称他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呢？因为，毛当时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来团结国统区的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这样的人，只能是鲁迅。实际上，这不是对鲁迅精神的认同，而是对鲁迅的一种利用。

牛汉还提到，郭沫若五十年代初不是说过，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也得好好学习，改造思想，然后，根据他的表现，分配工作吗？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晚年，牛汉的诗和文章越写越好，很多篇什我都非常喜欢。1999年10月中旬，北京秋意渐深，我到八里庄北里他的寓所去看望他。

进了书房，尚未落座，就对他说：“牛汉老师哎，我特喜欢您的那首诗《酷夏，一个人在北京自言自语》啊。”

没料到，他听了特兴奋，马上转过身去，从书架上，顺手取下一册《牛汉诗选》，翻开，大声读了起来：

北京城没有自己的云自己的雷

云都是从远方飘来的

雷究竟藏在哪一片云里

谁也无法知道

不信，你喊叫一声雷

雷才不答理你呢

北京城自己不会下雨

雨是从远方的云带来的

你以为当头那一朵云能变成雨

唉，那朵云朝下面望望又飘走了

下不下雨我做不了主

打不打雷我做不了主

但是听到远远的天边有雷响雷动也痛快

望见远远的天边有电光一明一灭

呆滞的眼神也会快活地明亮一下

雨下到别处也好

北京城至少能沾到一点凉气

我也和他一起，放声诵读着。读完，两个人快意地相视，开怀大笑。

2005年10月5日写于北窗下

2010年4月26日修订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166人物 作者：王培元 期刊：《当代》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