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精卫填海（二）

丁三，1974年4月2日生，福建连江人。本姓林，因母亲姓丁、排行第三，所以得此笔名。少时贫而无行，而有纵横之气；近年深居简出，沉溺戏剧、非虚构和小说。著有《蓝衣社碎片》（非虚构）《同盟会》（剧本）等。

哭丁三

——责编手记之一

十年前的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福建青年自称丁三，毛遂自荐。那是我的幸运日子。从业编辑30年，老天眷顾，给我很多的幸运日子，那一天，是幸运之最。

丁三自荐的“拙作”，经《当代》刊出，人文社出书，名为《蓝衣社碎片》，引发一片惊叹，也引发我的野心。我致电丁三说，哭过了蓝衣社特务，再哭一次，哭大汉奸汪精卫吧。

但是，丁三说，他不喜欢汪精卫。我说，你不喜欢汪精卫，也该喜欢“汪精卫”；你喜欢上“汪精卫”，你就一定能喜欢汪精卫；就算你不喜欢汪精卫，也不妨碍你哭汪精卫……

一番绕口令之后，丁三开始漫长的犹豫，我也开始我编辑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次忽悠。

丁三是一个大志青年，却无处领取工资。他有一颗漂泊的心和很多漂泊的梦想，却有一个经不起漂泊的家庭、一个经不起漂泊的儿子、一副经不起漂泊的身体，还有更经不起漂泊的房贷。和他的才华相比，和他的志向相比，和他的同辈相比，他都算是穷困潦倒。

但是，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的漂泊是因为没哭汪精卫，他的潦倒是因为不哭汪精卫，我说我坚信，他家的房贷和他儿子的学费，乃至他脱贫致富和翻身解放，都将出自“汪精卫”；我说我坚信，他事业的巅峰和人生的辉煌，都将出自“汪精卫”。我说我坚信，他不哭汪精卫，无论此生如何，都将留下终生遗憾。

丁三是一个义愤青年，眼前有很多的禁忌，心中有无边的担忧，何况是哭大汉奸，何况是在中日两国关系敏感之际，何况是在“抗日”情绪高涨之时。

但是，我对他说，以我二十年的编辑经验看，所有的禁忌，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更多的是存在于作家心中。我说，人在三界内，两眼所及，四面高墙，八方陷阱。跳出五行中，背负青天往下看，一切都存在，又都不存在。

我说，你能哭蓝衣社那群杀人不眨眼的爱国法西斯热血狗特务，你就能哭那个臭名昭著的卖国大汉奸汪精卫。我说，你不仅要哭大汉奸汪精卫，还要哭我们汉奸辈出的“大中华”，还要哭我们民族的世仇“小日本”，进而哭天下苍生。

我说，只需要两个字：慈悲。或者再换一个字：悲悯。我说，天生一个一衣带水更一衣带血的东洋邻邦，命中注定一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可歌可泣一个不世出的热血大汉奸，没完没了永无休止的中日争端，都在等待一个不世出的热血作家，成就一部不世出的“卖国史诗”。

我说，舍你其谁！

那是我编辑生涯中最不靠谱的一次忽悠。

终于，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哪些天，丁三一次次回函，说到他的血；说到他妻子、他的儿子；说到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说到福建人，说到中国人，说到中华民族；说到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说到屈原和他的《离骚》，太史公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说到鲁迅和他的那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字里行间，我看见泪在淌，血在流。

从此，忽悠结束，我开始了我编辑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次期待。在此之前，我已将“汪精卫”的图书选题上报总编室。每年选题会前，总编室都问：“汪精卫”还留不留？我都回答说：留！这一留，就是十年。

于是，我见证了在穷困潦倒和病痛中最艰难的一次创作，不折不扣的呕心沥血。

我所能做，就是用三个铁钉一样的字，残忍地把他钉死在“汪精卫”身上。我不停地发去邮件说：我坚信，我坚信……

呜呼，世事无常，人生无常，天道无常，司马迁尚且受刑，屈原尚且沉江，我区区一个编辑，又哪里敢坚信，丁三之呕心沥血，不会如精卫填海！

所幸丁三坚信了，所幸丁三终于坚持下来。

第八章“艳电”

1

抵达河内当夜，汪精卫一家连同他们的近亲、几名卫士和仆役，住进了高朗街的一栋小花园洋房，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则住在都城饭店。在后来的年月里，这栋洋房以及在河内的128个惊涛骇浪般的日夜，都让汪精卫刻骨铭心、永生不忘。

这栋洋房是他的密友、原陆军参谋总长朱培德的遗产。早在1938年10月，当陈璧君绕道香港、河内，去昆明试探龙云口风时，她就向朱培德遗孀赵慧君借下了这所房子，以备汪精卫出逃之用。他们原计划在昆明等待《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发表，而后在这里盘桓一两天就前往香港；但由于汪精卫改变了出逃日期，也由于龙云大张旗鼓倾城迎接，他们只能在这里等待那份决定命运的声明了。

一开始，汪精卫一行心情颇为轻松，乃至不失闲情雅致。《周佛海日记》记载：12月20日也就是抵达河内次日，“余与汪先生夫妇、希圣及汪公子，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一百公里之海滨……面对汪洋大海，心境为之一爽。目前之海阔天空，非十五日前踞处万山中之重庆时所可想象”；又一天后，“下午与希圣游文庙、武庙、博物馆及庙宇；文庙中林立进士题名录，不禁油然生怀古伤今之感”。这个处处充斥着中国痕迹、此时却已沦为法属殖民地首都的小城，让他们兴致勃勃、流连忘返。

又何止于此？在抵达河内的最初两天，一向好色的周佛海甚至与陶希圣、曾仲鸣等人频频出入妓院，以打发无聊时光。12月20日，“赴安南妓寮，老妓为吟月落乌啼、闺中少妇等诗，不禁眷念祖国，并感怀我国过去文物之盛，远被异邦”；次日，“晚仍与仲鸣、春圃、希圣赴昨晚曾去之处，小坐一小时。虽言语不通，而异国风光，亦可聊以解愁也”……这时候，他们还都把这个只有15万人口、混杂着法语和汉字的城市，看作是一个偶然经停、短暂逗留的次要所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汪精卫要在这里进行长达四个多月的徘徊挣扎，并最终做出了那个一生中最愚蠢、最无可挽回的决定。

几年后，一个汉奸文人、汪精卫的御用写手，曾描述过这个偏居一隅、然而色彩斑斓的城市：“河内全市的人口不过十五万，以安南人最多，法人次之，而华侨只有四千左右，远不及海防与西贡为多……能作为政治活动工具的报纸，在安南就只有用法语、安南语及中国语（仅限西贡，因当地有华侨数十万）三种，每天发行不过千份上下”；“河内的市街，因为是法属殖民地首都的关系，当然是富有法国风味的。除广东街和安南土人的几条街外，一般马路都很宽大，路旁树荫披覆、阴翳苍翠，其间点缀着一幢二幢的洋式住宅”（雷鸣，《汪精卫先生传》）。

就在这么一个通讯闭塞、近乎与世隔绝的城市，汪精卫迎来了一连串前所未有、让他方寸大乱的变故和挫败。首先是《第三次对华声明》的面目全非。

12月23日清晨，通过NHK（日本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汪精卫听到了《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全文。尽管只是略通日语，尽管收音机的信号时断时续，但，在听过这份声明后，他依旧大惊失色，如同五雷轰顶。因为，与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截然不同，在这个广播讲话里，近卫文麿既没有谈到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重光堂谈判中做出的任何让步，更没有涉及至关重要的“两年之内撤兵”问题。而倘若没有这些让步、许诺，汪精卫是绝不会单独对日媾和，更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逃出重庆的。

那么，那个时年47岁、出生在“五摄政”之家、被誉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到底在《声明》中说了些什么呢？

开篇，近卫文麿首先表达了对重庆的敌意、对所谓“东亚新秩序”的渴盼。他说：“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

这些“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物，原本只包括北平的王克敏、南京的梁鸿志以及远在归绥的内蒙贵族德王等，现在，它又添上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中华民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对日本人来说，无论王克敏、梁鸿志还是德王，都要么是一些过气人物，要么早已声名狼藉。再也没有比汪精卫更体面、更拿得出手的合作者了。

尽管如此，日本人也丝毫不打算放宽自己的价码。在《声明》里，近卫文麿代表日本，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名义，向汪精卫表达着一个又一个“真意”、提出了一项又一项要求。

所谓“善邻友好”，其核心是东北的归属。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没有涉及东北问题；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也认为，以密约形式承认“满洲国”，更有利于中日媾和。但在这份《声明》里，近卫文麿毫不含糊地表示：“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同满洲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倘若汪精卫按照原先约定、发出响应通电的话，仅仅这一条，他就将被视为葬送东北的罪魁祸首。

而所谓“共同防共”“经济合作”，更涉及内蒙问题、华北问题和经济合作问题。

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内蒙将驻屯中日联军，并且日本的驻兵期限受到条约限制；但在近卫文麿的这份《声明》里，日本将在内蒙永久驻兵，并将独霸内蒙：“为充分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中日将共同开发华北，并且不危及第三国利益；但在近卫文麿的这份《声明》里，日本将垄断华北利权：“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在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里，除了平津走廊，日本将不在长城以南驻兵；但在近卫文麿的这份《声明》里，驻兵范围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词汇：“特定地点”。也就是说，只要日本人有需要，他们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长期驻兵。

又何止于此？无论高宗武的冒死访日、周佛海的一力撺掇还是汪精卫的最终逃出重庆，都和日本的撤兵许诺密不可分。撤兵问题决定着龙云、张发奎、刘文辉等人的去从，也决定着西南政府、所谓“和平第三方案”的成败。但在这份《声明》里，压根就没有出现“撤兵”的字样，更不必说两年撤兵期限了……

换而言之，高宗武、梅思平以三日三夜之功，在重光堂为汪精卫赢得的那些许诺和让步，在这份《声明》里都没有得到体现。中国不仅将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它还得任由日本在长江流域、华南地区长期驻兵；日本不仅将成为东亚的霸主，它还将得到一个广土众民、渐渐复兴的仆从国，以共同对抗苏俄。而挟朝鲜、与中国之力，它或许能与强大的苏俄一决雌雄。

按照这份《声明》，所谓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不可能取得任何人的支持，而汪精卫的逃出重庆、抵达河内，也就变得毫无意义。难怪乎，在听过这份《声明》后，汪精卫惊慌失措，即使重光堂谈判的几名日方参与者，对此也深感不满。今井武夫说，这份《声明》是“单方面的”“高压的”；影佐祯昭叹息道：“这样一来，前途可遥远了。”几十年后，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更认为：“近卫12月22日声明的发表，几乎使汪的运动在顺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值得一提的是，近卫文麿发表这份《声明》的日子，是中国传统的冬至日。它是一年中黑夜最长、最缺少光明的一天。

近卫文麿为什么不顾墨迹未干、对日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重光堂协定》，而抛出这份让汪精卫进退维谷、势必要葬送“和平第三方案”的《声明》呢？几个月后，通过影佐祯昭、犬养健，汪精卫知道了《声明》的来龙去脉，首先与他的改变计划、推迟行程有关。

12月1日，梅思平在香港向今井武夫提交了汪精卫的日程表：他将在12月8日逃出重庆，并在12月11日抵达昆明；为此，近卫文麿决定在12月8日经京都前往大阪，三天后在大阪会堂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广播讲话。倘若一切按原计划行事，近卫文麿将发表的就是梅思平带回的那份原稿，“至于声明的内容、梗概，只需事先与陆、海、外务三位大臣碰一下头，商量一下就可以了”（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但，12月9日，在京都的旅馆里，近卫文麿却得到了汪精卫没有如期出逃的消息。他为此左右为难：倘若继续前往大阪，一旦汪精卫改变主意，或许如多少壮军官所断言的“不过是引诱日本做出宽大许诺的诡计”的话，他将处于覆水难收的尴尬境地。日本舆论会指责他太过“软弱”，那些少壮军官会认为他太无能，以至于上了中国人的当。甚至由此引发一场倒阁风潮。

在短暂的犹豫后，他开始了“装病”的老调重弹。他告诉他的两个朋友，“从今天夜里开始，我就要害病了”（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几个小时后，聚集在大阪的众多记者也得到消息：由于身体不适，首相已回到东京郊外的荻洼别墅静养，原定的大阪之行取消。

及至12月20日深夜，当汪精卫已出逃到河内的消息传来后，一切都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变化。过去几天，面对陆军的种种动态，近卫文麿甚至打消了再发表这份《声明》的念头。

动态之一，是那些少壮军官的汹汹舆论。一个多月前，当今井武夫携带《重光堂协定》草案飞回东京报呈陆军中央时，几十名大佐、中佐不是一再质疑这只是中国方面的骗局吗？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一再保证后，他们不是最终以“共同负责”的方式，勉强接受了这份协定吗？十几天来，因为汪精卫的始终没有出逃，因为各种纷至沓来的消息太多，这种混杂着自卑和自大的疑心，已经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了。他们一口咬定，只是由于近卫文麿没有上当，汪精卫才跑到河内继续施展他的诡计；他们大喊大叫地表示，“这次再也不上当了”。

这些声音让签署《重光堂协定》的日方代表、当时远在香港的今井武夫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更不必说近在咫尺、对这些人又一向畏若蛇蝎的近卫文麿了。几十年后，今井告诉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连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像他的某些陆军同僚所说的那样中了圈套。他的确想过要剖腹自杀，因为要是他果真在重光堂受了骗，那么唯一合适的出路就是自杀。”（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而在少壮军官们群起质疑后，更重大的变化，则和陆军的人事变动有关。

长久以来，陆军参谋本部始终是“不扩大派”的堡垒。无论石原莞尔、多田骏还是影佐祯昭、河边虎四郎，都在参谋本部担任要职。但过去一年多，石原莞尔辞职，河边虎四郎调任驻德国使馆武官，影佐祯昭也调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参谋本部只剩下多田骏、今井武夫、堀场一雄等寥寥几名“不扩大派”。其中多田骏不仅是“汪兆铭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他也是这个日渐土崩瓦解的小派系的唯一高官。但，恰恰是在12月10日也就是近卫文麿取消大阪之行、从京都返回东京次日，在众多“扩大派”军官的抵制下，多田骏黯然去职，并调任华北方面军第3军司令官。更要命的是，接替这个职务的，是异常强硬、与东条英机沆瀣一气的陆军中将中岛铁藏。

这个人事变动，标志着一度权倾朝野、足以左右日本政局的“不扩大派”大势已去了。从此以后，以杉山元、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为首的“扩大派”势力，成为日本陆军一枝独秀的力量。对此，近卫文麿看得一清二楚。对他来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作为《重光堂协定》权力基础的“不扩大派”都不复存在了，他又何必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政治家，去得罪那些权势熏天、随时可以让他下台的军阀呢？

堀场一雄后来谈道，大约12月中旬，近卫文麿就改变主意了，“认为在有战争和牺牲的今天，如果发表轻易的条件，作为对内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犹豫不决”。而今井武夫也回忆说，在汪精卫抵达河内后，“日本政府对于一度中止的首相声明，已没有再予发表的意思，出现了因噎废食的情况”。

但在影佐祯昭的苦苦哀求，以及今井武夫一份份电报的催促下，12月22日中午，近卫文麿总算难得地松口了。毕竟，对这份声明，他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都有过个人许诺；毕竟，任由汪精卫在河内自生自灭的话，今后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家敢于和他们私相授受，更不必说合作了。在此之外，更重要的或许是，除了汪精卫，日本也实在没有别的既能结束战争、又能连皮带肉地吞下所有战利品的路子了……他为此表示，他愿意发表这份声明，但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正式的政府声明”；至于这份声明的内容、措辞，应该在原稿基础上由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再次讨论并修改。

这么一来，无论这份声明的最终面貌如何，他都不会得罪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更不会成为日本舆论的众矢之的了。对远在河内的汪精卫，他也算是有一个交代了。至于汪精卫能不能发起西南政府、未来将何去何从，那当然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犬养健后来谈道，与原定的大阪之行不同，“这次，由于是正式的声明，需要三个省协商后拟成正式文本。因此，从12月22日中午开始，三个省的官员们便开始这项工作”（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而那个拟定声明文稿、决定汪精卫命运的黄昏，在后来的年月里让犬养健终生难忘。

那个下午，犬养健始终在首相官邸的秘书室里苦苦等待着《声明》的定稿，近乎望眼欲穿。他说，海军省、外务省倒好说话，“但首先在要害的参谋本部发生意见分歧，声明没能修改成”。“时间一分一秒地白白过去了，不知不觉，太阳已西斜……不久，阳光暗淡下来，继而渐渐变成了苍茫的暮色”。

这时候，犬养健再也忍不住了。他给参谋本部打去了一个电话，让值日官去找影佐祯昭。不过几分钟后，影佐的电话就打回来了。影佐告诉他，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近新调参谋本部来的要员富永少将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日期，因此，内部意见尚未统一”。

所谓“富永少将”，指的是时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后来曾担任陆军省次官的富永恭次。在战争末期，他曾在陆军内鼓吹效仿海军、发动以自杀性袭击为主的“神风特攻”。他不仅是东条英机的盲目追随者，绰号“东条的裤腰带”；他还是新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的心腹亲信，正因为如此，几乎是中岛刚刚执掌参谋本部，他就把富永调进这个日本陆军的最高军令机关，作为左膀右臂使用。这一天，在这个决定汪精卫命运的会议上，富永以蛮横的嘴脸、有恃无恐的态度，一再勒逼影佐祯昭删掉“两年之内撤兵”的字样。

他说：“战胜国万不可做出向战败国许诺撤兵日期这样的有损威严的事来，这样做，太对不起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他说，哪怕汪精卫具有谋和诚意，他也不一定能替代蒋介石，“一旦许诺撤兵日期，将对军队士气造成重大影响”。

他甚至谈道：“即使我的前任已经签字同意，我也不受拘束。在我任职期间是绝不会答应的。”（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又何止是富永恭次？这一天，与会的几十名少壮军官、那些曾对《重光堂协定》有过个人许诺的人，大多附和他的意见。又何止是两年撤兵期限？在这个会议上，举凡“满洲国”问题、内蒙问题、华北问题、驻兵范围问题以及经济合作问题，他们都一一加以指摘，要求全面修改。在这样的声势面前，影佐祯昭连同他寥寥无几的支持者，声音显得那样微弱、那样无足轻重。他一次次地做出让步、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删改，却始终无法说服富永保留“两年之内撤兵”的许诺。

可笑吗？在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所谓“和平运动”已沦为不折不扣的诱降运动的情况下，从富永恭次到一个个嘴脸蛮横、不知信义为何物的少壮军官，他们居然没有一个人看清汪精卫出逃、“和平第三方案”的意义，居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日本已迎来了这场战争的最大转机。尽管他们已决心吞并中国，但这和按照原先约定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是并不矛盾的。倘若他们按约行事的话，龙云、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会不会哗变？这或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但从龙云的暧昧态度、他对蒋介石的深刻警惕来看，至少扼守滇缅公路、被视为自由中国咽喉之地的云南一省，是存在着哗变可能的。

倘若他们这么做的话，汪精卫的“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至少不会像后来那样彻底落空。倘若他们这么做的话，中国的某些省份或许会陷入分裂、内战、自顾不暇的境地。无论哪一种可能，都意味着日本将坐收抗战阵营自相残杀的巨利。倘若他们更慷慨一点，如同高宗武、梅思平所希望的以几个师团的劲旅进攻大西南的话，那么，这场由汪精卫领衔的内乱或许会演变为一场滔天巨祸。到那个时候，他们可以彻底抛弃《重光堂协定》，而制造一个“分治合作”的中国；到那个时候，经历浩劫、元气大伤并且分崩离析的中国，将没有任何力量拒绝他们的要求。

所幸，1938年12月8日，由于汪精卫鬼使神差地改变了出逃日期，日本人愚蠢地放弃了赢得战争、征服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它或许是汪精卫的大不幸，却是中国之大幸。

所幸，在1938年12月10日，又发生了多田骏去职、所谓“不扩大派”土崩瓦解的插曲。不然，影佐祯昭代表的陆军省和多田骏负责的参谋本部，还是很可能压服反对的声音、强行通过《声明》原稿的。那样的话，一切都无从预料，中国将面临千钧一发、前途莫测的危局。

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决定性的日子里，担任日本首相的，不是伊藤博文，也不是山县有朋、桂太郎，而是那个无知、浅薄、装腔作势、哪怕对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丝毫责任心的纨绔子弟近卫文麿。几十年后，犬养健详尽记载了这个黄昏他和近卫的一场对话，记载了日本帝国怎样错过那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

接过影佐的电话后，犬养健听到了隔壁首相办公室传来的召唤声。他轻轻推开门去，“一看，首相靠着墙躺在长椅子上，腿上盖着毛巾被，正微睁着眼睛看我”。尽管他与首相相识多年、有着世交之谊，“（但）这儿与首相在荻洼的住宅以及华族会馆、餐馆不同，我是第一次在总理大臣的办公室与首相谈话，因而，一直清晰地记得当时的谈话场面”。

近卫文麿问：“方才，好像是你接电话，对方是谁呢？”

在犬养健介绍过陆军的纷争后，近卫又若有所思地说：“但撤兵一事不是高宗武等人一开始就提出的首要条件吗？”

借此机会，犬养健劝说近卫文麿打电话给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让他出面压服富永恭次、中岛铁藏等人。但近卫轻描淡写地说：“不行啊，不起作用。”

那要怎样才能起作用呢？近卫表示：“请你再次鼓动一下影佐，好吗？他是一个胜任内阁书记官长的人，而且不也是修改文章的一把好手吗？……”

对近卫的敷衍搪塞，犬养健无话可说。一年多以前，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石原莞尔不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达成了“不扩大”的决议吗？在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将士书》后，他不是甚至走进皇宫、“为天皇侍讲了形势”，从而决定以“石射方案”为基础与中国谈判吗？说到与皇室的关系，石原无法和近卫相提并论，但二者态度却截然不同。犬养健后来写道：“由于首相持第三者似的旁观批评态度，我不由感到失望。我想，爱咋样就咋样吧。想到这里，我回到原来的沙发边，从佣人那儿借来毛巾被，躺在沙发上……”

而在犬养健赌气地、像近卫那样躺了一个多小时后，影佐祯昭终于出现了。他带来了那份面目全非的《声明》定稿，并且沮丧地问犬养健：“哎呀，你一直在等我们吗？实在没有可安慰你的好礼物啊！”片刻之后，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就急匆匆地走出近卫的办公室，让秘书官知会等候已久的记者们，广播讲话将于8时20分开始。

在十分钟的广播讲话结束后，犬养健和影佐祯昭一起走出了首相官邸。那个晚上，在路灯映射下的长长身影中，两人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影佐祯昭叹息说：“啊，这样一来，前途可遥远了。”

所谓“前途”，指的是汪精卫的前途、中日和平的前途还是日本的命运呢？谁也说不清。犬养健后来写道：“我觉察到影佐的心情，默默地听着，没有回答。”

在清冷的风中，影佐又一次悲伤地、带着几分自嘲地说：“啊，谎话是一切事情的开端吧？”（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

2

近卫文麿的广播讲话，让汪精卫六神无主、呆若木鸡。毫无疑问，按照这份《声明》，无论龙云、张发奎还是刘文辉、邓锡侯，响应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日本人是否具有谋和诚意，也在两可之间。但，他已经离开昆明、已经断绝了回去的路了。倘若就此罢手的话，他该怎么向百余万党员、四万万民众解释他过去五天的行踪和所作所为？

也就是说，在不经意间，龙云的大张旗鼓、倾城迎接以及他随后的仓皇去国，已经铸成了一个大错。倘若他按原计划在昆明等待那份《声明》的话，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打道回府。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巡视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理所当然的；即使蒋介石对他的前往昆明有所疑心的话，以他地位之高、蒋汪关系之微妙，也绝不会捅破那层窗户纸。

这个乱中出错，后来被视为汪精卫在渐行渐远的歧路上的第一步。紧接着，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又发生了：这一天，由于心乱如麻、绕室彷徨，汪精卫不慎跌倒在地，并造成一条腿轻微骨折。

这个细节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两天后，12月25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汪日前因跌伤腿，须两周始能行，无妄之灾也。”但事实上，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939年2月1日，当高宗武从香港前来河内谒见汪精卫时，他看到汪精卫的腿上依旧打着厚厚的石膏，走路依旧不便。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意外，在那惊涛骇浪、变故丛生的一个多月，汪精卫始终只能逗留在河内，并以坐待、观望的心态，放弃了一个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而在错走异国、一腿骨折之后，汪精卫终于做出了两个决定。他试图以此争取时间，并避免自己走上那险阻重重、前途莫测的不归路。

第一个决定，是移居河内郊外的避暑胜地三桃山，以避人耳目。对汪精卫来说，在近卫声明条件苛刻、所谓“和平第三方案”希望渺茫之际，当务之急是隐瞒自己的行踪，以便有时间拿出对策来。作为法属殖民地的首都，河内不仅有中国领事馆、种种代办机构，还有几千名华侨，显然不适合久居养伤。

与此相对比，那座距离河内大约87公里、海拔2400余米的石灰岩大山，是个再好不过的藏身之所。它虽是避暑胜地，但当时正值隆冬、人迹罕至；它的山腰处有一家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只有夏季是开放的，平常从十二月起至翌年三月，是关闭的”，但由于它是曾仲鸣、周佛海等人下榻的都城饭店的分店，也由于曾仲鸣的软缠硬磨、许以重金，这家当时空无一人的旅馆已经答应接纳汪精卫一行了。汪精卫希望，自己能在那里对何去何从做出选择。

当天下午，汪精卫就来到了三桃山。而在卧榻养伤、一觉醒来后，次日也就是12月24日，他终于又做出了一个决定。后来的历史表明，这是他在河内期间唯一正确的决定，它曾给了汪精卫在走投无路、身败名裂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致电蒋介石，建议他以《第三次对华声明》为基础与日本人谈判。过去一年多，他不是曾不下十次致信蒋介石，呼吁尽快对日媾和、结束战争吗？在逃出重庆之前，他们不是还就媾和可能、国际形势、共产党问题等展开激烈的争辩吗？战和是谋国大事，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当然有权利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这么一来，原本耸人听闻、前途叵测的“和平第三方案”，就回到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了。那么，日本人有没有和平诚意呢？那份条件苛刻、并且没有许诺撤兵和驻兵范围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能够作为中日和谈的基础吗？在一番思量后，汪精卫得出了结论：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中日战争旷日持久、苏俄又虎视眈眈，为避免自己的灭顶之灾，日本怎么可能没有和平诚意呢？它所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不都是为了与中国结盟、摆脱两面受敌的战略威胁并彻底扭转东亚形势的不利局面吗？至于它所要求的承认伪“满洲国”、驻兵内蒙并开发华北，尽管条件过于苛刻，但也很可能是为了对付苏俄、弥补自身弱点的不得已之举……汪精卫认为，按照人之常情、世之常理，日本人不可能有别的算盘。

而在这种“人之常情”“世之常理”的分析中，对《第三次对华声明》，他也获得了种种一厢情愿的新理解：不是吗？这份《声明》只是从“默认”伪满洲国变成了公开承认、从按约驻兵内蒙到长期驻兵、从共同开发华北到“积极提供便利”而已。不是吗？除了没有规定撤兵日期、明确驻兵范围外，这份《声明》与原先的约定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在汪精卫看来，尽管它无法发起“西南政府”，却可以作为中日和平谈判的基础，并由此订立一份与《重光堂协定》相去不远的条约。更不必说，在这份《声明》的末尾，日本还做出了这样的公开表态：“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此后四个多月，对日本意图的这种分析、理解，始终伴随着汪精卫，并让他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无论如何，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12月24日，汪精卫在卧榻上起草了一份“梗电”，并让曾仲鸣立即发出。为隐瞒自己的行踪，他决定让龙云转发这份电报，以造成自己还在昆明的假象。与以往大多数电文的条分缕析、长篇大论不同，在这封电报里，他只是简单地写道：“邃密。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弟兆铭。”（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但他没有想到，蒋介石早已知道了他的行踪。而到了这一天，他出走河内私自媾和，在重庆高层也已不是什么秘密。

早在1938年12月19日，也就是汪精卫离开昆明那天，龙云就以复杂心态，向蒋介石透露了汪精卫的行踪：“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两天后，在另一封电报里，他更谈到了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汪副总裁）临行前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而在收到这两封电报后，蒋介石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心路、一言难尽的思考。

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12月21日，收到第一封电报后，他以为汪精卫又要下野出洋，为此深感独木难支、形影孤单。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下：“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及至次日下午，在收到另一封电报后，他又愤怒不已：“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

这个晚上，蒋介石失眠了。他担心此举会导致抗战阵营的分裂，乃至自己也无法维持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担心百余万将士的伤亡付之东流，以至于重庆四面楚歌。他一次次地披衣而起，不断盘算着可能发生的种种连锁反应：“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蒋介石日记》）

直到凌晨三时，蒋介石才勉强睡下。一觉醒来后，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的消息也传来了。这时候，蒋介石彻底明白了：无论战和之争、逃出重庆还是对日媾和，都是汪精卫和日方勾结已久的产物；在与日本和谈之外，汪精卫此行或许还有别的图谋。他为此反复思考：“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

但在细细看过那份《声明》后，他放心了。他断定除了少数几个嫡系外，没有人会跟着汪精卫跑。又一天后，12月24日，他回到重庆，并召集了一个党政会议；在这个党政会议结束后，他更是长舒了一口气：除了陈公博、周佛海等寥寥几人外，大多数广东将领以及“改组派”旧人均未与闻此事。依靠那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所谓“和平运动”不啻一个笑话。

他断定汪精卫此行必将身败名裂。当天晚上，正值西方的平安夜，他所思谋的已经是要不要再给汪精卫一个机会，让他体面地回到重庆了。他为此辗转反侧。他先是在日记里写道：“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回想与汪精卫十余年的恩怨分合，特别是他终生引为憾事的自己并非孙中山法定接班人，他又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快意。他最后写道：“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蒋介石日记》）

他打定主意，不仅袖手旁观，乃至落井下石。他决心让汪精卫越陷越深，直到无法回头，以便自己能填补他留下的种种空白、所有虚名和实利。过去十几年，在一个个危机、一次次军阀混战中，他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在他迅速崛起、后来居上的背后，除了黄埔系的实力、江浙财阀的支持，他依靠的不就是这种翻云覆雨、长袖善舞的权术手腕吗？又何况，这一次汪精卫只能说是咎由自取。

这一天晚上，蒋介石颇有幸灾乐祸之意。但不过几个小时后，他的心思又一次发生了变化。

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蒋介石早早起床了，并和宋美龄、几个基督教教友一起进行圣诞祈祷。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个清晨的所思所想，但毫无疑问，飘荡在黄山别墅的天籁般的歌声，连同流血受难的耶稣圣像，都让这个冒牌的基督徒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的情绪。在心地渐渐光明洁净之际，他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决定。

这个怀疑，与七百万西迁青年以及两万万流血流汗、负载国难的底层民众有关。过去一年多，正是他们的质朴面容、不屈表情，支撑起了中国抗战的微茫希望。倘若任由汪精卫越走越远的话，他们会不会感到惊讶愕然？大后方的民心士气会不会受到重大打击？毕竟，尽管沦陷区已出现了几个傀儡政权，但直到此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党高官、重要将领通敌的事例，更不必说汪精卫地位之高、身份之显赫了。

这个怀疑，也和对抗战力量的清醒估计有关。这时候，从潼关到桂林的几千公里战线，已经略略平静下来了；中国只能进行局部反攻，但日本也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会战。对一个积贫积弱、依靠“九国公约”保护的弱国来说，如此战绩，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它来自全民族的觉醒，来自国内各政党、各派系的齐心协力，其中也包括汪精卫。但在战场陷入僵局之际，任何一股力量的分裂、异动或投向敌方，都牵引着大局，都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自古以来，要么“祸起萧墙”，要么“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蒋介石愿意选择后者。更不必说，抗战本身就是后者的产物。

或许，这一天清晨，蒋介石的视野所及，还包括那沦陷了的东南半壁、华北大部？还有那铮铮史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脸面，以及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毋庸讳言，尽管一个国家已渐渐新生，但它还夹杂着种种腐朽、污秽和过往的痕迹。倘若将汪精卫逼上那条不归路的话，它会不会引发遗老遗少、地方将领以及失意政客的又一轮投降浪潮呢？它会不会导致傀儡中国与自由中国的对峙呢？在此之外，汪精卫一生都和国民党、中华民国相始终，在很大程度上，他风华璀璨的早年历史、他三十多年的光辉历史，都已经成为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主要象征之一了。作为国民党总裁，任由汪精卫渐行渐远、身败名裂的话，未来历史会怎样记载他的用心和肚量？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又情何以堪？更不必说，在全世界为中国所惊讶、钦佩、感动、赞叹之际，它还很可能改变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观感……

这一天清晨，在缥缈高远的圣诞歌声中，蒋介石的思绪渐渐超脱了个人恩怨、一己得失，而着眼于抗战大局。紧接着，龙云转发的汪精卫“梗电”也来了。尽管在这封电报里汪精卫依旧隐瞒着自己的行踪，尽管这种手笔不仅有失他的身份、也让人啼笑皆非……但，蒋介石仍然开始理解汪精卫的所作所为。特别是电文中“救危亡而杜共祸”的吁请，让他觉得汪精卫此行并没有太多的个人野心。毕竟，在过去的年头，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汪精卫付出太多太多了。

他决心劝说汪精卫回到重庆，以避免国家和国民党的分裂。他决定以宽恕之道去对待这个生平最大的政敌、这个让他一言难尽的人物，直到这个深不可测的事件无声无息地成为过去。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很少有过这种包容与善意、担当和慈悲，这使他的生命焕发着堪比《最后关头》《告抗日将士书》的光辉。因为，所谓宽恕，不仅救人，并且自救。

就在这种宗教式情绪的指引下，此后几天，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让汪精卫及时回头。

首先是争取林森的谅解，并防止风声的走漏。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12月25日，蒋介石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报告了汪精卫出逃一事。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们的对话，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异常淡泊、自居为“神龛中的神位”的国家元首，林森会赞同蒋介石的处置办法。与此同时，他也拍发了一份急电给龙云，一再叮嘱说，汪精卫与日方早有勾结一事，“勿为他人道”（《蒋介石日记》）。

这么一来，汪精卫的进退行止，就有了极大的余地了。紧接着，次日，也就是12月26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蒋介石又发表了《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长篇演讲，正式拒绝了日本的《近卫声明》。史学界普遍认为，此举不仅为了代表中国政府表明立场，它更为了避免汪精卫抢先发出响应通电，以至于无路可走。

在这个演讲的开篇，他首先分析了抗战的局势。他说：“各位同志，我们抗战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最近屡次指出过去十八个月可名为第一期的抗战，就是抗战的前期；从今以后乃是第二期的抗战，亦就是抗战的后期。我们现在无论南北各战场上前方的士气，和战斗精神的旺盛，实为自开战以来，未曾有的好现象……”

所谓“第一期抗战”“第二期抗战”，概括了从战略撤退到战略相持的过程。那么，对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前方后方的种种表现，蒋介石是否有夸张之处或自欺欺人的嫌疑呢？唯唯，否否。也是这个月份，在一份绝密的《形势判断》报告里，几名日本参谋本部军官这么概括着中国的民心士气、双方的攻守态势：“国民党军队虽自日华开战以来屡吃败仗……但遗憾的是，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抵抗意志仍然旺盛。蒋政权仍然保持着统制力量，遵循原来方针，企图长期抗战”；“若站在单纯军事观点看，寻找敌军弱点继续进攻或夺取局部战略要点，固然多少也有一些希望，但这种作战将是事倍功半，因此，目前应当主要确保占据地区的安全”（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而在谈过抗战大局后，他又将话题转向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转向了日本的阴谋和诡计。他说：“在敌人方面，因为看到我们抗战的坚决和全国意志的团结，它就于军事行动之外，出以种种威胁计诱的办法……许多离奇怪诞的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我中国国民妄想肆其麻醉迷惑恫吓之诡计。”换而言之，在倾举国之力依旧无法征服中国后，日本的战略重点已从军事行动变成了政治诱降。它试图从内部瓦解中国，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无论是以“东亚新秩序”为主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还是这一次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都不过是这样的伎俩。

不知道在听到这个演讲时，土肥原贤二以及那些自诩为“中国通”的少壮军官会不会大吃一惊？一年多以前，他们断言中国人自私、愚昧，断言抗战阵营将很快瓦解，为此发动了这场战争；而在付出五十余万人的伤亡后，尽管这个论断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他们仍然遵循着这个认识，在物色了王克敏、梁鸿志之后又将国运押在了汪精卫身上。但哪怕是对这么一根救命稻草，哪怕是对汪精卫这么一个名满天下的政治家，他们也吝啬一份《声明》的言辞，以至于蒋介石一下子看穿了他们的用心。

这一天清晨，对远在千里之外、仍然苦苦思索着下一步出路的汪精卫，蒋介石一语双关、意味深长地谈道：“近卫的这个声明本来不外是陈腔烂套，在我们一心抗战的期间，不但没有驳斥的必要，简直也没有理会的价值……（但）我深恐世上或者还有一小部分人，不明了他这种烟幕所包藏着的祸心，还以为他所提出的不怎么样苛刻，所以特地将敌国日本的用心整个地揭露一下……”

他说，所谓“善邻友好”，不过是奴役、独霸中国的幌子。针对过去几天日本朝野一再叫嚣的“东亚协同体”，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是要以他们的‘日满支不可分论为理由，而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面整个地将中国及满洲吞噬合并为一个单一体。他们的杂志并且公言东亚协同体下的日满支，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应该是家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支为子弟……大家想想，这不是吞并是什么？这不是整个消灭中国是什么？”

他说，所谓“共同防共”更不值一驳，它不过是为了让中国仆从日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要在华北驻兵并划内蒙为防共特区……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他为此反问道：“如果这个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应允，还待今日吗？……老实说，如果华北驻兵可以允许、内蒙可以划为特区，我们也不会有七七的抗战……”

他说出了四万万人的心声。抗战的初衷，原本就是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以保全这片祖宗先民的发祥之地。在一年多尸山血海、艰苦卓绝的战争后，中国并没有战败，又怎能轻易割让这些中国的象征？这么做的话，国民政府怎么对得起几百万舍家西迁的青年、上千万死不瞑目的英灵？一代人又该如何面对无情的史册、自己的万世子孙？更不必说，在黄河、华北之外，日本人还要求葬送东北、舍弃内蒙。

至于第三个原则也就是“经济合作”，在蒋介石看来同样居心叵测、荒谬不堪。他说，“（此举）不仅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逐渐推演下去，势必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他谈道，它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

又何止于此？这一天，蒋介石还驳斥了所谓“不要领土”“不要赔款”、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并归还租界的空头支票。他认为，“在它的心目中，所谓领土当然是它所支配的领土，资源也就是它囊中的资源，既然席卷以去，还要求什么枝节的割地和赔款？”他谈道：“至于治外法权，如果让它掌握了中国整个的主权，那更是皮毛上之皮毛。”“所谓归还租界，也等于外府之寄……中国若承认了它的‘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

这就是蒋介石眼中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这就是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四万万民众对这份声明做出的回应。此后几天，它让众多参与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的日本高官们大惊失色、瞠目结舌，因为，蒋介石比他们还清楚日本究竟要些什么。在一场场战役、一次次被激发出天性中的光明与倔强后，蒋介石前所未有地清醒、敏锐和深刻。他不仅说出了日本对中国的所有图谋，他还或有意或无意地预言了汪精卫此后的路。

当天晚上，在回顾这一切时，他在日记里问起了自己：汪精卫会不会领情呢？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否以至诚感动之”？

这一天，距离汪精卫逃出重庆、抵达河内，已经整整一周了。尽管蒋介石、龙云等人秘而不宣，尽管新闻检查机关严格禁止一切质疑报道，但，关于他的行踪以及逃出重庆的目的，早已引发了种种小道消息并成为各国通讯社的关注焦点了。早在12月22日，路透社就发布过一条简短电讯，“汪精卫逃出重庆，避往河内”；紧接着，法新社猜测他在香港，塔斯社则断言他已进入了上海……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后来谈道：“那几天，全世界的报纸都关注着汪精卫的下落。”

对这股舆论潮流，蒋介石早有所闻，并感到有澄清、回护的必要。正因为如此，这个清晨，当众多西方记者问起汪精卫的下落、他离开重庆的原因并求证外界盛传的“战和分歧”时，蒋介石毫不含糊，一一做了清晰而极富情感的回答。他试图以此告诉几千里外的汪精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重庆还需要他，这个国家还需要他。

他说：“汪主席已去河内，实有此事。但是，他是因为身体欠佳，前往治疗，这纯属他个人行动，于国民政府、于政治均无关系。”

对坊间流传的他与汪精卫在战和问题上的分歧，他表示：“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或私人相互讨论……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而当一些记者问起他对汪精卫的个人观感时，蒋介石慨然回答：“汪先生立身处世，真挚光明；为党为国，任劳任怨。”（《新蜀报》，1938年12月27日）

如果说，对汪精卫的行踪以及蒋汪分歧问题，蒋介石的回答还多少有些外交辞令的话，那么，对汪精卫个人品格的评价，不仅是为了抚慰汪精卫，它也间接表达了蒋介石对过去几年汪精卫谤满天下的愧疚和敬意，可谓情真意挚。无论过去蒋介石有多少对不起汪精卫的地方，无论在“蒋汪合作”期间他有着多少个人算盘，这一天，为避免国家和国民党的分裂，他的确已做到了仁至义尽。

又何止于此？此后一两天，在如何劝说汪精卫回头并顾全他的脸面的问题上，蒋介石也思虑周全、煞费苦心。当天下午，他先是发急电给中国驻英大使、汪精卫的私人朋友郭泰祺，让他劝说汪精卫或者回到重庆，或者以“养病”名义出洋，“勿公开主和、勿与中央断绝关系、勿赴港，但不妨赴欧”；紧接着，次日，也就是12月27日，他又或面召、或电告汪精卫的四个朋友，原奉军将领彭浩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驻美大使胡适以及“云南王”龙云，让他们也加入劝说汪精卫的行列。在给龙云的电报里，他恳切谈道：“（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在给中国报界领袖张季鸾的电报里，他希望张季鸾能够把握舆论分寸，以免刺激汪精卫，“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了蒋介石的处置原则、心理底线：只要汪精卫不公开响应《近卫声明》、不和日本人继续勾搭，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直到这个耸人听闻的事件消弭于无形；到那个时候，重庆也好，海外也好，任何一个自由场所都是他的栖身之所。他仍然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也仍然是那个有着辉煌早年、曾是孙中山遗嘱起草者和中国国民党第二代领袖的杰出政治家。甚至，这个冬天的短暂一幕，也无损于他的名声。它将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悄然湮没。

但蒋介石没有想到，也是这一天，与他发表《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演讲几乎同时，汪精卫也起草了一份主和通电。它不仅让蒋介石的一片苦心付之流水，也不仅让汪精卫在签订《重光堂协定》、逃出重庆后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歧路，在后来的历史里，它还被视为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先声。

3

1938年12月26日上午，与蒋介石发表演讲、拒绝《近卫声明》几乎同时，在河内三桃山，汪精卫起草了一份主和电文。对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周佛海日记》记载：“十一时半返寓，汪先生宣言已拟就，嘱研究后下午四时讨论。”陶希圣后来也回忆说：“汪在卧榻中起草声明，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和议。”（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这份电文，堪称汪精卫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之一。令人意外的是，建议起草这份电文的，不是“和平第三方案”的始作俑者周佛海，也不是对分裂国家、另立政府最为热心的陈璧君，而是那个汪精卫的莫逆之交，自始至终反对他逃出重庆、对日媾和的陈公博。它让人叹息历史的无常与吊诡。

11月30日，也就是汪精卫决心逃出重庆、梅思平也行将前往香港知会日方的第二天，陈公博回到成都，并在消沉彷徨中度过了十几天。他后来回忆说：“我回成都以后，苦闷达于极度。”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挣扎与两难：“第一想到我不随汪先生走，不难人家看作我个人在内地做汪先生内应的工作；就是不这样看法，我也不忍眼看各人在我面前大骂汪先生。第二想到我若跟汪先生走罢，故年来我苦心孤诣、隐忍自重以求党的统一的苦衷都尽付流水。第三，我更想到倘若是和平成功，满洲是丢了，内蒙共同防共也等于丢了，所谓华北经济合作也等于共有，于中国前途绝无好处。自回成都以后，每夜都不能合眼……”

在十几天的踌躇无计、借酒浇愁之后，12月13日，汪精卫终于派了一名副官来成都通知他，“务于十八日到昆明”。这时候，陈公博到底决定带着妻子李励庄离开成都了。他后来谈道：“我只有最后一个希望，即离川以后，以个人的努力，阻止汪先生组织政府，更希望党对汪先生的制裁能够缓和，减少汪先生的冲动，这样我可以从容努力。”他说：“如果汪先生能够中止他的行动，这是旦夕所祈求的。”（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也就是说，陈公博此行不是为了参加什么“和平运动”，而是为了见机行事，以免汪精卫越陷越深。但在他决定赶赴昆明时，一些小小的意外因素出现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能坐上12月18日前往昆明的飞机，倘若他按汪精卫的吩咐行事的话，那么，他将能在那架重庆起飞、经停成都的飞机上见到汪精卫；紧接着，次日由于天气原因，那个航班又停飞一天。倘若没有停飞的话，那么，他也能在昆明与汪精卫会合。

这些小小的意外，足以让人产生无穷无尽的联想。倘若他和汪精卫同时抵达昆明的话，他会不会劝阻汪精卫出走异国？汪精卫会听他的吗？倘若汪精卫一行始终逗留在昆明的话，近卫文麿会不会发表那份《声明》？此后汪精卫会不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所有这些，都是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毕竟，直到12月22日中午，近卫文麿还不打算发表那份《声明》；而汪精卫的离开昆明、逃往河内，也太仓促、太慌乱了。

无论如何，12月21日，陈公博终于经由滇越铁路来到河内了。在此之前，周佛海曾让陈春圃订下这一趟列车的加挂包厢，但因为汪精卫的再次延期而退掉了。抵达河内后，陈公博也没有急着和汪精卫联系。他先是写了一封长信给蒋介石，“中间略述我的主张，并盼党能对汪先生宽大，使我得尽最后的努力”；此后几天，他始终在默默地窥测着时机，以便让汪精卫及时回头。

12月25日，他也看到《第三次对华声明》的中译稿了。对日本人的背信弃义，他愤怒不已，却又喜出望外。从一开始他就认为汪精卫的对日媾和是逆大流而动，却也没想到日本人如此愚蠢、如此毫无信义。他认为劝说汪精卫回头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为此拟订了一个自以为深思熟虑的计划。这一天下午，他找到住在都城饭店的周佛海，并让他陪同自己和妻子李励庄前往三桃山。

和他们一起上山的，还有陶希圣、陈春圃两人。尽管汪精卫已经搬到那里两天，但这还是这一行人第一次前往这个远离市区的偏僻所在。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下了他对三桃山的最初印象：“车行两小时始达。此为河内避暑之地，名Jam Doa，中名三桃山。类似庐山，而草木之盛过之。”

从一开始，陈公博的建议就颇为有效。按照重光堂谈判的约定，在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后，汪精卫将发出下野通电，“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而在抵达香港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与日本相呼应”。这一天，在三言两语的交谈后，陈公博提出的那个折中方案，却成为压倒性的意见。

那就是不发出下野通电，也不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而是公开致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呼吁他们和日本媾和。陈公博认为，在这份《声明》如此空洞无物、众多西南将领不可能予以响应之际，与其铤而走险，不如退回到建议、“呼吁”的立场；与此同时，限期撤兵、长城以南不驻兵，是中日和平成败的关键，汪精卫也应该敦促近卫文麿就此明确表态。这么一来，原本旨在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的“和平第三方案”，就变成了政见分歧、战和大计之争了。无论蒋介石怎样答复、近卫文麿如何反应，它都将为汪精卫的进退留下极大的余地。

那么，为什么要公开通电呢？为什么不私下里致电蒋介石、敦促近卫文麿呢？陈公博认为，不公开通电的话，汪精卫势必不会死心，他还很可能走到“和平第三方案”的路子上去。过去一年多，他不是曾屡次致信蒋介石、却没有丝毫效果，以至于最终逃出重庆吗？在大后方“抗战到底”成为言论主流、没有人敢发出主和声音的大氛围里，他不是一再悲叹当局和舆论界“不负责任”“不说老实话”吗？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发表一封主和通电、以判明蒋介石和汪精卫孰是孰非好了。倘若这份电文引发各方响应的话，以蒋介石的性格，他很可能顺水推舟、改弦易辙；倘若大多数人主张抗战到底的话，那么，在一抒胸臆之后，汪精卫也可以抱着一种“我尽我心”、毫无遗憾的态度前往欧洲了。

在陈公博看来，这是最一劳永逸、最面面俱到的一个手笔。它兼顾了汪精卫的谋和热望，兼顾了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也能避免国家和国民党的分裂。那么，陈公博能够想到吗？在此之前，汪精卫已经发出“梗电”了。倘若这一天他建议汪精卫就此罢手的话，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已明确了自己的心理底线：只要汪精卫不公开主和、不和日本人继续勾搭，他就一切既往不咎。在无意中，陈公博的这个建议，反而给原本对“和平运动”已毫无信心的汪精卫指出了一条新路子，并触犯了蒋介石“不公开主和”的底线。此后三个多月，正是这份通电，这种按兵不动、坐待观望的策略，让汪精卫错过了一个个全身而退的机会，并在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上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次日也就是12月26日中午，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就看到了汪精卫亲笔起草的、大约千余字的那份电文。

在这份电文的开篇，汪精卫首先引用了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他说：“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至去岁七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如此大段地引用一份公开宣言，既不符合一个天才演讲家的地位，也反映了他内心的忐忑、挣扎和深感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在写到这里时，他是否会想起自己惨淡的三年行政院生涯呢？正是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他开始了千夫所指、谤满天下的苦痛心路。而对他来说，1938年4月1日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选蒋介石为总裁，他担任副总裁。他由此结束了自己长达13年的国民党头号领袖生涯，并为此怅然若失、不再洒脱。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陈布雷回忆录》）

在谈过中日战争的根源、中国抗战的目的后，他又分析起了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与蒋介石一样，他也从这份《声明》的“三原则”入手，去剖析中日和平的前景，去展现东亚局势的另一种可能。

首先是“善邻友好”。汪精卫说，日本内阁已明确宣布，“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打下去呢？他为此谈道：“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对葬送东北、舍弃内蒙、半割让华北，他不置一词，却奢谈什么“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对日本的撕毁撤兵许诺、任意驻兵要求，他置若罔闻，却妄称什么“沦陷各地亦可收复”。更可笑的是，在“临时政府”“维新政府”两大傀儡政权并立，一个“分治合作”的中国轮廓已隐隐浮现之际，他视如不见，却拿着遥遥无期的“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大做文章……所有这一切，都让他的这些说辞显得异常苍白、极为无力。

而在自欺欺人地分析过“善邻友好”后，他又谈起了“共同防共”。他说，过去几年，日本政府曾屡次提出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以维持东亚的均势；但中国方面担心，“（日本）以此之故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迟迟不肯做出许诺。现在，既然日本政府已明确宣示，“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这个说法，不仅遮掩了日本驻兵内蒙、半吞并华北的实质，也未免抹杀了近卫文麿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雄心。诚然，在两大强敌环伺包围、东亚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国，中国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诚然，国民党不仅面对着外部威胁，过去十年它还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对手，和日本结盟的话不仅能外御强敌，还能平定内患……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日本以平等之心对待中国，都需要一份起码以“石射方案”为基础的同盟协定。日本人嘴上说得漂亮，“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但希特勒何尝要求驻兵亚平宁半岛？何尝勒逼意大利割让领土？更不必说，挑起这场战争的是日本而非苏俄。

在日本漫天要价、意欲控制中国北方之际，所谓“共同防共”不啻一个笑话。对此，汪精卫心知肚明，但他太害怕共产党的崛起、太希望能回到“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上去了。过去几年，为了这个国策，他舍弃了自己的名声、地位、派系以及众多盟友，并为此身中三枪、险遭不测；八天之前，为了这个国策，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逃出重庆，决心以一己的残躯、万世的声名去换取它。对他来说，彻底剿灭中国共产党，以免“赤焰充塞”“人沦禽兽”，就是他余生的最大使命。

既然如此，对“承认（日本）帝国居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以及“在华北和内蒙的资源开发利用上为日本积极地提供便利”，他又会有多少迟疑、几分犹豫呢？他含羞忍辱、掩耳盗铃地谈道：“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

综上所述，汪精卫认为，所谓“近卫三原则”与《抗战建国纲领》并不矛盾，中日和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与此同时，按照陈公博的建议，他也向近卫文麿提出了限期撤兵、明确驻兵范围的要求：“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汪精卫，《艳电》）

当天下午，在陈公博、周佛海提出两点修改意见后，这份将引发轩然大波、被历史久久流传的电文，就彻底成稿了。他们决定，12月29日由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携带这份电文前往香港发表，陈璧君、陈春圃也同机前往，以便在香港、河内之间传递讯息。这么一来，河内将只留下曾仲鸣一人随侍汪精卫。而按照晚清状元洪钧创立的电报“韵目代日法”，这份将在12月29日发表的通电，其代韵将是“艳”字。

也就是说，这封在二十世纪中国最为著名、几乎家喻户晓的电报，将被称为“艳电”。

“艳电”成稿了。陈公博的审时度势、煞费苦心，似乎也收到它的效果了。但，对汪精卫集团来说，还有一些悬而未决、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封通电不能引发国内战和问题的大讨论，又该怎么办呢？万一近卫文麿不肯明确撤兵日期、规定驻兵范围，他们又怎么指望赢得国内“主和派”、西南将领的支持呢？……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晚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惟无具体决定。”

所有这些，都伏笔着“艳电”的进一步变奏。次日，也就是12月27日下午，在曾仲鸣带来两封电报、一个消息后，那种灰色阴暗、夹杂着鬼魅气息的变奏就开始了。

第一封电报，来自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报告飞机场多人窥伺”。毫无疑问，在拒绝《近卫声明》并尽可能地对汪精卫释放善意后，蒋介石也担心汪精卫铤而走险，公开主和并与日本人继续勾搭，为此布置了特工人员防止汪精卫潜入香港。而让汪精卫等人大惑不解的是：蒋介石怎么知道他们下一个的目的地是香港？是谁泄露了他们的计划呢？

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汪甚烦恼，余等亦觉赴港须小心。”

第二封电报则是汪精卫的旧日亲信、时任中国驻英大使的郭泰祺所发。如果说，高宗武、梅思平的警告已经为周佛海等人的香港之行蒙上一层阴影的话，那么，这封电报更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这封“俭电”里，郭泰祺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劝告汪精卫“勿赴港”“勿公开主和”“早日来欧……祺将辞职以侍”；但对汪精卫集团来说，它更似乎是一个嘲弄、一种威慑：郭泰祺能够将电报准确无误地发到曾仲鸣手里，说明重庆不仅了解汪精卫此行的目的，并且对他们的行踪也了如指掌。从此以后，他们将处处受制、步步荆棘。

但与曾仲鸣带来的那个消息相比，这两封电报又算得了什么？曾仲鸣告诉他们，昨天清晨，蒋介石已发表了《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的演讲，正式拒绝了近卫文麿的声明。而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不禁面面相觑：如果近卫文麿按约发表声明的话，那么，蒋介石拒绝也罢、驳斥也罢，他们都将发出下野通电，并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但“艳电”却与此不同，至少在名义上，它是汪精卫对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个人建议。在蒋介石拒绝了近卫声明后，再发表“艳电”岂不是师出无名？这么做的话，除了让东京怀疑他们的谋和决心、让千万人质疑此举的叵测用意外，又能有什么益处？

也就是说，“艳电”的发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重庆尚未做出决断，《近卫声明》还有着种种可探讨的余地，而国内“主和派”、西南将领的响应也不会被认为是心怀异志。那样的话，汪精卫的建议显得名正言顺，各种势力的附和显得自然而然，一场关于战和的大讨论或许也会勃然兴起。而到了这时候，一切都已无从谈起了。至少是“艳电”的出发点、陈公博所寄望的国内“主和派”浮出水面，已经不啻水中月镜中花了。

汪记“和平运动”已经山穷水尽了。抵达河内仅仅八天，因为《第三次对华声明》面目全非，因为蒋介石先发制人，周佛海的“和平第三方案”固然成了黄粱美梦，就连陈公博的“艳电”主张、观望策略也已显得不合时宜了。在重庆监视机场、掌握行踪、表明立场、来电劝说之际，汪精卫的唯一出路，似乎就是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以“养病”名义前往欧洲。这么做的话，不仅国家和国民党能避免分裂，汪精卫也能全身而退；这么做的话，伴随着时间的流逝、种种小道消息的湮没，他的名声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但，恰恰是这一天，恰恰是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周佛海却提出了又一个重大建议。如果说他的“和平第三方案”已经让汪精卫进退维谷、有国难归的话，那么，这个建议不仅让汪精卫在河内又滞留了四个月，也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个生平最亲信的友人，它还诱发出了隐藏在汪精卫灵魂深处的种种性格弱点，直至走上那不归路。

那就是借助日本力量、发起“西南政府”的图谋。这一天晚上，周佛海首先谈道，尽管蒋介石已拒绝了《近卫声明》，但汪精卫还是应该发出“艳电”。它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呼吁和谈，也不是为了引发那场希望渺茫的战和大讨论，而是与《近卫声明》相呼应，以免汪记“和平运动”无声无息地流产。毕竟，《近卫声明》已经发表好几天了，再拖下去的话，一切都将不了了之。

而在发表“艳电”的同时，汪精卫也应该向日本提出几个要求，以试探日本的和平诚意，并催生那个以反蒋、反共、中日亲善、一致对苏为宗旨的“西南政府”。

第一个要求，“在中日两国完成建设新东亚的基础之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的摩擦”。具体地说，日本应重新阐述它的“经济合作”原则，并继续遵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九国公约”，保证不触犯西方的在华利益。周佛海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持对中国的战场优势，“和平”才会成为人心主流，而龙云、张发奎、刘文辉等人也才不会对国际形势心存侥幸，从而群起响应“西南政府”。

这个要求，无疑和一天前美国国会通过的首笔2500万美元对华贷款有关，也和当时正在英国下议院表决的2500万英镑贷款有关。在周佛海看来，这两笔贷款起于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但它的最终促成，却因为《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经济合作”原则。日本公然提出独霸内蒙、垄断华北利权，这激怒了西方世界。

如果说这个要求旨在孤立自己的国家、已经足够让人发指的话，那么，接下去的三个要求更为具体、更加无耻。周佛海谈道：发起“西南政府”至少还需要三到六个月时间，“在准备举兵期间……每月希望日本方面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而为了打消汪精卫的疑虑，他自欺欺人地说，这并不是向日本乞讨，也不会影响未来的合作地位。这笔钱可以以“关余”为抵押，用中国钱办中国事，有何不可？

所谓“关余”，指的是中国关税收入在扣除庚子赔款、各国借款后的余额。它是中国财政收入的大宗，以1936年为例，它高达6.35亿法币，约占国民政府总收入的六成左右。但在抗战爆发、主要口岸沦陷后，日本人就逼迫总税务司梅乐和将这笔钱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且不允许国民政府提取。周佛海希望以每月300万港币的经费发起和平鼓吹、造成和平声势，并间接促成龙云、张发奎等人的哗变。

当天晚上，《周佛海日记》简单地记载：“……并讨论庚款问题。”

而在孤立中国、乞求借款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军事行动。远在重光堂谈判时，高宗武、梅思平不就提出过类似要求吗？“为使中央军的讨伐陷于困难……向宜昌、贵州等后方进攻”；而这一天，在所谓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山穷水尽之际，周佛海所要求的军事行动规模远为浩大、声势异常惊人。他希望日军能集中精锐主力，“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发动一场进攻……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北海、长沙、南昌与潼关，从大西南延伸到大西北，涉及几千公里的战线。在武汉、广州先后沦亡后，这几个城市是中国的战略门户，并集中了大后方最骁勇、最忠诚的部队。周佛海认为，只要日本人肯发动这场进攻，百余万中央军必将疲于奔命，龙云、张发奎等人就可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顺势起兵，中央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战略包围。这么一来，大西南将一鼓而定，中国历史将彻底改写，而汪精卫的“西南政府”以及日本人梦寐以求的“东亚新秩序”，也将在这片无比苦难、经历了同室操戈惨剧的土地上应运而生。

这就是周佛海所说的“政治效果”。这就是这些自诩“救民于水火”、后来即使在审判席上也为自己辩论不休的人物，在这一天为中国设计的命运。而在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进攻之外，还有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要求，“彻底轰炸重庆”。毫无疑问，此举为的是摧毁大后方军民的抵抗意志，并让汪精卫的“和平”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发表“艳电”连同对日本提出这四个要求，构成了汪记“和平运动”在汪精卫另立政府、陈公博试图发起战和大讨论之后的又一个新变奏。周佛海认为，只要日本人肯答应这些要求，所谓“西南政府”“和平第三方案”就还有几分希望。在日本人做出明确表态之前，汪精卫不应轻易放弃，更不要离开河内前往欧洲。换而言之，与陈公博一样，周佛海主张汪精卫留在河内继续观望，只不过陈公博寄望的是国内“主和派”的群起响应，而周佛海期待的是日本人的慷慨手笔罢了。

那么，汪精卫呢？对这些要求，汪精卫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对这些开门揖盗、与外国侵略者相约里应外合的要求，汪精卫有过片刻的迟疑、犹豫或抗拒。当天晚上，《周佛海日记》记载：“晚饭后，假定重庆处置方法数项及应付之原则，条陈汪先生，蒙采纳……九时辞出，与希圣、仲鸣下山。”几天后，在一份发往东京的急电里，今井武夫也原原本本地转述了这些要求：“12月30日汪精卫表明对日本的希望如下：（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的摩擦……（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三至六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三百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列支……”（《今井武夫回忆录》）

也就是说，与发表“艳电”几乎同时，这些要求就被送到了日本人的手上。如果考虑到那天周佛海晚饭后才提出建议、而当晚九点钟他就离开三桃山的话，更可以断言，它是在几乎毫无争议的情况下被汪精卫接受的。那么，对这些后来饱受诟病、被视为通敌卖国铁证的要求，汪精卫为什么答应得那么痛快呢？以他二十年的从政经验、作为著名爱国者的品行，难道他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或许，这和他当时的特殊处境有关？到这一天，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河内了，他不愿有失颜面地回到重庆，更不愿一事无成、两手空空地前往欧洲。那样的话，除了背负一个私自媾和的名声，他又所为何来？而在另立政府希望渺茫、陈公博的“艳电”主张也已不合时宜的情况下，除了接受周佛海的建议，他又能做什么呢？更不必说，他的一条腿刚刚跌伤，哪怕要离开河内、前往法国，也要两三个星期甚至个把月才能成行。

或许，它也涉及汪精卫对和平前景的估计、对蒋介石先发制人的误解？过去几天，他一次次地让自己相信，按照世之常理、人之常情，日本人是有谋和诚意的。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发表演讲、拒绝《近卫声明》，不仅没有断绝他代表中国与日本媾和的念头，反而让他更不甘心，并激发出了一种潜伏在心底的、令人难以觉察的逆反心理：在过去的年头，这种釜底抽薪的手段不就是蒋介石的惯技吗？这一次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恰恰说明了国内“主和派”的广泛存在、各个阶层的人心厌战吗？既然如此，他当然要提出这些要求，并等待着日本人的回音、国内“主和派”与西南将领的响应。

而在这两个因素之外，更重大的理由，或许是他对这几个要求的独特视角、一种不同于大后方民众以及千万后人的个人理解。

对安抚英美、重新阐述“经济合作”，他并不认为是在孤立中国。远在重光堂谈判时，高宗武、梅思平不就据理力争，将华北合作限定为“共同开发”、将长江下游的“优先权”解释为最惠国待遇吗？现在，既然英美方面对“经济合作”原则极为不满、一再抗议，为什么不借力打力、折冲樽俎呢？它或许能让相关条款回到《重光堂协定》上来。

当然，倘若日本一意孤行的话，英美各国会给予中国更多的贷款、更大的援助。但在汪精卫看来，这些毫无意义，乃至不啻饮鸩止渴。与苏俄一样，这些西方国家还不是希望以微小的援助让中国长期抗战、拖住日本？它们还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图谋？在汪精卫执掌行政院、负责中国外交的几年间，他目睹了西方的种种见利忘义、以人作俑。更不必说，二十年前的《凡尔赛和约》，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而被逼迫割让青岛、交出胶济铁路，其待遇与战败国一般无二。

他认为持久抗战只能让中国化为废墟，从而任由西方宰割。他认为哪怕中国能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的话，最终胜出的也只会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它背后的苏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承认“东亚新秩序”、彻底息战以换取未来中国的光昌盛大呢？在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为什么不休养生息以便在战后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呢？毕竟，在《第三次对华声明》里，日本也做出了这样的许诺。

他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三年后日本会去招惹美国，而这个国家与英国、苏俄不一样。在美国参战后，它不仅改变了东亚的力量对比，也不仅视中国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它还让中国代表亚洲、成为裁决战后世界的“四大国”之一。

安抚英美、重新阐述“经济合作”如此，其余的三个要求也如此。每月让日本拨款300万港币不过是区区小事，又何况从“关余”中划拨，如同周佛海所说的，用中国钱办中国事，有何不可？让日军大举进犯北海、南昌、长沙、潼关等地，固然骇人听闻，也注定了将被千万后人永久诟病，但日军哪一天不发起进攻、哪一天不筹划着新的战事？与其让战争长期持续下去，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举将战争从“持久战”态势转入和平轨道。至于“彻底轰炸重庆”，道理也是一样。自从1938年2月日军首次空袭重庆以来，它日渐频繁、逐步升级，哪怕不提出这个要求，它也很可能演进为战略大轰炸。

总之，一切都不过是权宜之计。总之，为换取东亚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的光昌盛大，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过去一年多，抗战已让这个国家生灵涂炭；再持续下去的话，这个圣贤辈出、文化灿烂的民族很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个关头，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又算得了什么呢？一千多年前，东汉文学家陈琳不就写过吗？“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

他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程序问题、自己的身份问题以及日本的谋和诚意问题。以拨款为例，不错，“关余”是中国钱，但它在海关总税务司的手里，日本人也无法提取，每月300万港币的款项还不是要日本人另外划拨？所谓“关余”充其量只是一个抵押而已，但在“西南政府”成立、汪精卫代表中国之前，他又有什么资格以此为抵押？以进攻后方、轰炸重庆为例，不错，日军每天都在发动进攻，对重庆的轰炸也确实日渐升级，但汪精卫此时并未发出下野通电，也没有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提出这些要求，这是何等行径？更重要的是，《重光堂协定》本身就是私相授受的产物，它是针对未来、事后的条款，它的前提是“西南政府”顺利诞生、汪精卫代表中国。在此之前，哪怕日本人再有诚意，汪精卫也不应提出任何要求；而伴随着这一纸要求的问世，就连汪记“和平运动”本身能不能维持下去、它能走多远，都要视日本人的态度而定，他们又怎能指望得到体面的和平呢？更不必说，他们的这个合作者，是那样的残暴、蛮横、贪婪而毫无信义。

汪记“和平运动”又一次偏离它的原定轨道了。“艳电”的出笼以及对日本的这一纸要求，都意味着它已违背了或者说无暇顾及那个决定战和的最大原则，那就是人心的潮流、四万万人的大势所趋。在此之前，蒋介石认为大多数人都已决死保卫华北、保卫黄河，为此发动了抗战；而汪精卫认为在“抗战到底”的声音之外，还有沉默的大多数，还有为国家社稷更久远的考虑，为此决心和平。但在此之后，这种对主和力量的考虑、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就已悄悄退居他和他的“和平运动”的次要位置了。他开始一次次地寄望日本，一次次地高估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并为此放弃了一个个全身而退的机会。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那样，正是这种寄望、这种高估、这种不能自拔，导致他在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被定格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汉奸。

这就是令人唏嘘感叹的无情历史。这就是无比微妙的天道与人心。不知道在大错铸成后，自幼饱读经典的汪精卫会不会想起《尚书》上的那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论如何，1938年12月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就带着“艳电”电文和那一纸要求，飞往香港、飞往那叵测的彼岸了。《周佛海日记》记载：“五时起，料理行装，六时即到机场……七时半起飞，十时至广州湾，停半小时。十二时到港。”

4

“艳电”的发表，并不顺利。这一天清晨，当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来到河内内拜机场时，他们首先撞见了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盖奉命查汪及余等行踪，渠等识公博而不识余”；几个小时后，飞机在香港降落了，一个英国记者又正等候着他们，“甫下机，公博即为一英记者所发觉，叩以此行目的”（《周佛海日记》）。

毫无疑问，他们这一行人的行踪，已经没有秘密可言。而在这两个小插曲之后，顾孟余的反对，更使“艳电”的发表一波三折、悬念重重。

顾孟余，1888年生，河北宛平人。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毕业于柏林大学，29岁就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后来又成为北大教务长。他精通多门外语，1920年北大为哲学家杜威、罗素颁授名誉博士学位时，他担任典礼主持，“先讲一遍中文，再讲一遍英文，接着又讲一遍法文和德文，其发音准确、措辞隽雅，听者无不钦佩”。他不仅学识渊博，并且讲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他）每逢上课，都是座无虚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纳得下”。（刘作忠，《顾孟余其人其事》）

但他又不是那种单纯的学者。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就加入了同盟会；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他又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正是“一大”期间，顾孟余结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一大”主席团成员的汪精卫，两人一见如故、倾盖相交，从此成为生平知己。次年秋天，在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主席后，他受邀南下，以广东大学校长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此后十余年，顾孟余与汪精卫同荣辱、共进退，并与陈公博一起被视为汪系的两大台柱之一。1927年春天汪精卫回国复职时，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部长，他也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兼任宣传部部长。1932年年初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后，陈公博是实业部部长，而他则是铁道部部长。及至1935年初冬汪精卫遇刺并前往法国养伤后，虽然他被国民党“五大”任命为宣传部部长，但他却公开放言“绝不和蒋介石共事”，从此闲居香港，并将部务撒手给宣传部代理部长周佛海。

他是汪精卫遇刺时与陈公博、曾仲鸣在医院里相对含泪的几个人之一。他是陈公博之外汪精卫最信任的密友和知交。正因为如此，在陈公博离开河内前，汪精卫交给他一封亲笔信并一再叮嘱说，“下机后即征询孟余之意见”。他希望和过去十余年一样，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走上怎样道路，顾孟余都能义无反顾地站在他的身边。

但他没有想到，对他发表“艳电”公开和平主张，顾孟余神态之惊讶、反应之决绝，如同遭遇洪水猛兽。几十年后，陪同陈公博前往顾孟余寓所的陈春圃回忆说：这一天下午，顾孟余告诉陈公博，“（艳电）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他说，“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有延误，一切由我负责”。（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在顾孟余的激烈言辞中，陈公博无言以对，“呐呐而退”。但在他之后，两名激烈的主张发表“艳电”者出现了。

第一个当然是周佛海。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记载了他这一天的行踪：陈公博在香港机场被那名英国记者认出后，“余与希圣即出，思平来接，至半岛酒家，由大门入，即由后门出。寿民之车正候接，即至其家”；而在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后，“电淑慧和宗武，均先后来。六时同赴新居……”（《周佛海日记》）

所谓“寿民”，指的是原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央造币厂厂长唐寿民。与众多银行家一样，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唐寿民避居香港，并盼望能以和谈方式结束战争，从而成为汪记“和平运动”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所谓“新居”，指的则是他让妻子杨淑慧租下的九龙塘约道5号寓所，梅思平、陶希圣等人也住在那栋大楼里。这个晚上，在唐寿民、高宗武先后告辞后，陈公博来了。他告诉周佛海，“顾孟余坚持汪先生宣言不宜发表……电汪阻止”。

毫无疑问，陈公博此行不仅为了转达顾孟余的意见，他也有着从长计议乃至与周佛海共同劝阻汪精卫的心思。毕竟，他虽是“艳电”主张的提出者，但在蒋介石拒绝了《近卫声明》后，谁也不知道这封公开通电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但对此，周佛海勃然大怒。他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马上可以回重庆见蒋先生认错请罪，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在周佛海的咆哮声中，陈公博左右为难。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后来谈道：“陈公博听了之后一时委决不下，后来叫了林柏生来，把顾孟余的意见告他。”这么一来，又一个激烈的主张发表“艳电”者出现了。

林柏生，1902年生，广东信宜人。作为汪精卫集团的一个次要人物，他年纪虽轻，却也追随汪精卫十几年了：早在1924年春天，时任执信中学训育主任的他，就在汪精卫密友、执信中学校长曾醒的推荐下，成为汪精卫秘书。从此以后，他开始了与汪精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涯。

与汪精卫集团的大多数成员一样，林柏生也是一个笔杆子。1929年冬天，在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发起“改组派”时，他受命在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又创办了《南华日报》；1932年春天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他则成为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总编辑，被视为汪系的宣传大将之一。及至淞沪战败、《中华日报》停刊，他再次来到香港，并以国民党中宣部驻港特派员的身份，兼任南华通讯社社长、“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会长，旗下拥有“国际编译社”、蔚蓝书店、《国际周报》社《国际通讯》社等多家机构。

他是香港新闻界的头面人物，其负责的《南华日报》被称为“香港五大报”之一。他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不仅“活动力最强”，其中还包括樊仲云、朱朴、程沧波、李圣五以及当时籍籍无名的胡兰成等文化界名人。甚至，在高宗武被免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职务后，他也托庇于林柏生，以香港“艺文研究会”下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所长身份继续进行和平试探活动……但，在他的众多头衔中，汪精卫最看重的却是中宣部驻港特派员一职。在新闻检查严密的内地，他的“艳电”是不可能发表的；而在大多数报人听命于重庆、林柏生被视为重庆代表的香港，他却可以瞒天过海，让“艳电”顺利问世。

在1938年12月29日这个决定性的日子里，由于顾孟余、周佛海的相持不下，也由于陈公博的迟迟难以做出决断，就是这么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裁决着“艳电”的发表与否，也裁决着众多大人物的未来命运。陈春圃后来回忆说，这个晚上，来到九龙塘约道5号后，林柏生表现出了一个秘书的骄横、目中无人和奴才做派；对地位、资历远高于他的顾孟余，他丝毫没有放在眼里。他告诉陈公博，“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他并且谈道，“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他的命令，决定如期见报”（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这么一来，陈公博更拿不定主意了。顾孟余的劝阻电报已经发出，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盼望汪精卫能够悬崖勒马、收回成命；但作为“艳电”的倡议者、观望策略的最早提出者，他更担心不发出“艳电”的话，汪精卫有可能铤而走险。这个晚上，在几经犹豫后，他终于又一次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延缓一天发表“艳电”，以等待河内的回音。

在他的好说歹说下，周佛海、林柏生总算答应了。当天晚上，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公博主张不论汪有无回电，明日再发。余亦同意。”

12月29日就这样过去了。次日，尽管旅途疲惫，尽管因为“艳电”的争议很晚才睡下，周佛海还是早早地起床了。这一天，他的寓所人来人往、高朋满座：“九时起，慧女率刘长春来。寿民来，谈月笙、新之均有加入之可能。思平来，谈今后各项问题。旋何炳贤来，引余等三人至其家，与公博会谈。决定告日方，不应使伪组织响应近卫宣言，否则汪先生将同伪组织一样立场矣。”（《周佛海日记》）

所谓“慧女”“刘长春”，指的是他的女儿周小慧以及汪精卫的一名贴身侍卫，而“月笙”、“新之”分别指当时避居香港的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与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至于何炳贤，则是陈公博最信任的心腹亲信、原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在汪记“和平运动”即将开张之际，杜月笙、钱永铭态度暧昧，时时与他们暗通款曲，何炳贤则完全唯陈公博的马首是瞻。

在几个人的高谈阔论中，上午过去了。当天下午，按照周佛海的授意，梅思平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活动。

大约午后时分，梅思平约见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已在香港等待了二十多天的今井武夫，表示将发出“艳电”，并转达了汪精卫每月借款300万港币、进攻大后方以及“不可激怒英美”“彻底轰炸重庆”的四项要求。紧接着，作为中宣部的另一名驻港特派员，他来到位于中环荷李活道49号的《南华日报》报馆，决定与林柏生共同召集各大报馆、通讯社，进行“艳电”的新闻发布。林柏生后来回忆说：“我和梅思平……因为是重庆的宣传部特派员，我们便公开地活动了：事前的工作，是开始集会文化人和通讯社，研究怎样来发表汪先生的通电的问题。在充满抗战意识的香港，我们是考虑到，不能不以生命来换取的。”（林柏生，《中日交涉秘话之二》）

由于梅思平、林柏生的特殊身份，也由于他们煞有介事地宣称“有重大新闻”，不过几十分钟后，上百家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们就陆续来到这里了。不知道在拿到“艳电”通稿时，那些后来载入中国新闻史的名字，如《立报》的萨空了、《星岛日报》的金仲华、《大公报》香港版的杨纪等，会有着怎样的惊讶、错愕与骚动？但直到这个时候，一切也还谈不上无可挽回。

首先是顾孟余的努力。作为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尽管顾孟余长期闲居香港，但在各个报馆依旧耳目众多。这一天，几乎是新闻发布会刚刚举行，顾孟余就得到了消息，并为此大惊失色。他立即打电话给陈公博，要求他出面制止；而在陈公博含糊其辞时，他又邀约陈公博在当晚六点半见面，以阻止通电的发出。次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道：“顾孟余昨约公博六时半见面，盖渠闻宣言仍将发，又欲阻止也。”

紧接着，重庆的反应也来了。大约入夜时分，来自重庆的电话打进了一家家报馆、通讯社，勒令不得刊发“艳电”电文。林柏生后来回忆说：“30日的晚上，重庆方面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企图了，便对香港的报馆，加以猛烈的警告……”

在重庆的严厉措辞面前，一向自居为汪精卫心腹、常有主高奴贵心态的林柏生，以及被视为CC系骨干、颇得蒋介石赏识的梅思平，到底都有些畏缩了。他们希望陈公博进行最后的定夺，以免自己干系太大。而这个时候，陈公博还在犹豫着是不是去见顾孟余，还在斟酌着发出“艳电”的利弊得失。这么一来，直到当晚八点钟，“艳电”仍未发出。

这个晚上，最烦躁、最为心神不宁的，或许是一整天呼朋唤友、无所事事的周佛海了。大约七点钟，他给梅思平打去了一个电话，询问“艳电”的进展；但梅思平却告诉他，“宣言尚有问题，本日能否发出，尚未可知”。听到这个消息后，周佛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先是让梅思平再次前往南华通讯社，“督促柏生即发”；此后一个多小时，因为梅思平的躲闪逃避、杳无音讯，他更陷入了六神无主的状态。他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心情：“待至八时半尚无电话，焦甚！如今日不发，则一切计划均破坏无余矣！……”

原来，周佛海担心在“艳电”通稿已散发给各大报馆、所谓“和平运动”已毫无秘密可言的情况下，倘若不连夜发出通电，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很可能会又一次先发制人，封锁消息并罢免林柏生、梅思平等人。到那个时候，那份通稿将成为他们的通敌铁证，而“艳电”的影响也仅限于香港一地。在周佛海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结果了。

在心急如焚之际，周佛海终于打电话给此前并不认识的林柏生，试图说服他发出“艳电”。但出乎他的意料，在电话的那一头，林柏生却告诉他，“艳电”已在几分钟之前发出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周佛海长出了一口气。当晚临睡之前，他在日记里写道：“径电柏生询问，始知已发出，心为之安。晚补记日记数日，十一时就寝。”

就这样，“艳电”发表了。当天晚上，通过无线电波，它传向内地、传向南洋、传向全世界。十几个小时后，它就出现在北平、上海、东京和新加坡各大报纸的头版；紧接着，它又以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种语言进行传播。在中日战争牵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之际，它不啻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对战争前景的诸多猜测。但在广袤的大后方，没有一份报纸刊载“艳电”电文，也没有一家通讯社转发这个消息。影佐祯昭后来谈道：“由于严格的战时新闻检查，这个通电在后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这份通电，改写了汪精卫一生的命运。令人悲怆的是，与五天前的“艳电”主张、观望策略一样，这个晚上不顾顾孟余的反对、不顾重庆的警告、最终决定发出这份通电的，依然是与他情同手足、自始至终反对他逃出重庆的陈公博。几十年后，众多当事人写下了他当时的形貌。

接到顾孟余要求面谈的电话后，陈公博左思右想、犹豫不已。大约傍晚时分，陈春圃来到他借宿的何炳贤寓所，“其时其妻李励庄正在找来信笺并为他磨墨”。陈春圃告诉他，还没有收到汪精卫的回电，而顾孟余的急电是否到达了三桃山，也在两可之间。他问陈公博打算怎么办，陈公博说：“现在就写信给孟余，不再和他见面了，见面反而难说话。告诉他问题在于时间太迫……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

他说：“因为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之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这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

他并且谈道：“这回只好我负责了。”（陈春圃，《汪精卫投敌内幕》）

真的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或林柏生的坚持吗？真的只是“见面反而难说话”吗？在这些话语底下，事实上隐藏着陈公博自己也难以发觉的心迹。与学者出身、生性高介耿直的顾孟余不同，对汪精卫，他始终有着一种近乎纵容并夹杂着江湖色彩的态度。他在理智上当然知道“抗战到底”已成为人心所向，当然知道发表“艳电”近乎玩火自焚，但对汪精卫的特殊情感，又让他处处迁就，并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但无处不在的侥幸心理：只要汪精卫不另立政府，公开主和未必会让他身败名裂。毕竟，过去的一年多，担心共产党趁机坐大、国民党“败固败、胜亦败”的大有人在，汪精卫并非毫无胜算；毕竟，那些害怕蒋介石鲸吞蚕食的西南军阀，虽说未必敢参与什么“和平第三方案”，但他们毫无疑问会倾向“和平”……就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他提出了“艳电”主张，并让汪精卫在河内继续观望。他不敢劝说汪精卫就此罢手，他太害怕激发出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从而铤而走险、一发不可收拾了。

应该说，在提出“艳电”主张的那一天，他的这些判断大致是正确的。但在蒋介石拒绝了《近卫声明》后，尽管“艳电”已不合时宜，尽管周佛海的建议近乎走火入魔，但他却刻舟求剑，依旧抱着这样的侥幸心。或许，是一种近乎亲人的当局者迷，是过去十年蒋汪之间的分分合合，蒙蔽住了他的眼睛？他依旧相信，即使发出“艳电”，蒋介石也不会对汪精卫痛下狠手。毕竟，在过去的年月，这样的党内分歧、通电争议实在是太多了。而在那封长信里，他也向蒋介石一再阐明了，汪精卫此行绝没有什么个人野心。

就在这种一厢情愿、视军国大事如儿戏的心态下，他终于决定不再和顾孟余见面并发出“艳电”了。但最能说明他的忐忑心理，以及一种近乎本能的不祥预感的，却是这么一个事实：陈春圃当天傍晚就看到他给顾孟余写信，但这封信却直到当晚九点钟才派人送出。《周佛海日记》次日记载：尽管那封信早已写就，“公博至九时始以缄告之，谓此乃铁案，不能变更。故昨日迟发，实因此也。”

值得一提的是，或许是陈公博太过心神不宁的缘故，又或许是汪精卫“不得增删一字”的交代，这份在1938年12月30日发出的通电，其签署的日期依旧是“艳”字。

第九章河内的正月

1

“艳电”发表了，1938年也行将走到它的尽头了。12月31日，也就是发出“艳电”次日，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刊登了“艳电”电文，并附《汪先生之重要建设》社评；与此同时，两家汪系小报《自由报》和《天演日报》也如法炮制。但除此之外，没有一份香港报纸肯这么做，它们只是口诛笔伐，而不愿让香港市民看到这份电文。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九时起。阅报，知汪先生宣言已发表，惟各报无不攻击者。以目前形势论，此实为当然之现象，殊非意外也。”

而在短暂的沉寂后，以两个电话、一个不速之客为先声，种种不祥之兆出现了。

这一天清晨，几乎是《南华日报》刚刚送上报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怆、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就先后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林柏生：“周佛海现在在哪里？”对这个颇含敌意的问题，林柏生既不敢公然撒谎，又不愿透露周佛海已潜入香港的事实。他含糊其辞地回答：“周佛海的住处并不晓得”（林柏生，《中日交涉秘话之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不等林柏生把这个消息知会周佛海，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也打电话告诉他，军统局香港站站长郭寿华已拜访过她，“谓余已到，且有人见着，淑坚决否认”。周佛海为此提心吊胆，一再叮嘱杨淑慧，“本日勿来”。他担心军统特务顺藤摸瓜，追踪到他的九龙塘约道5号寓所。

但这一切不过是前奏。大约中午时分，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发出“世电”，呼吁蒋介石以汉奸罪名通缉汪精卫。此后几天，这封通电不仅揭开了全国性声讨的序幕，它还奠定了海外华侨、社会各界对“艳电”的舆论基调。

在这封通电里，陈嘉庚首先谈到了“艳电”的性质。他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乃敢弃职离都、背叛党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

紧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敬乞我公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

不仅如此，在这封通电里，这个65岁的老人、此前几乎已将毕生财产捐献给故国的华侨巨子还谈到了通缉汪精卫的法理依据。他说：“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秦孝仪主编，《傀儡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公务员中途言和者即为汉奸”的战时法规，就出自陈嘉庚的手笔。而它所针对的首要对象，恰恰就是汪精卫。这一年10月28日，在汪精卫先后向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表示中国愿以和谈方式结束战争后，陈嘉庚义愤填膺。作为国民参政会议员，当时身在新加坡的他无法前往重庆出席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但却通过电报提交了这么一份议案，并获得全票通过。谁也没有想到，仅仅两个月后，这份战时法规就派上了用场，而据以惩处的对象也是汪精卫。

又何止是陈嘉庚？这一天，旅美华侨领袖邝炳舜发出通电，要求对汪精卫“以汉奸论罪”；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发出通电，同样希望通缉汪精卫；国民参政会议员陶行知、张一鏖则在香港联名通电，建议开除汪精卫党籍、“褫夺所任各公职”……及至傍晚时分，著名报人金仲华更在《汪精卫的真面目》一文中断言：“汪精卫离渝出走、发表艳电，主张对日求和，他非但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响应，而且（将）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星岛日报》，1938年12月31日）

但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讨伐通电中，这一天，周佛海却依旧神闲气定。这个中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陈布雷，“请其进言，对汪勿攻击过甚，或以恐怖手段对之，否则，恐逼其走上积极路径”；当天晚上，他还认为这一切都不出意外，“电话各方，无特殊消息”。他注意到重庆还没有对“艳电”做出表态，而迄今为止大后方也没有发出任何一份通电。他似乎吃定了蒋介石，认为他绝不敢冒着让汪精卫公开决裂、另立政府甚至投向日本的危险，采取什么断然措施。

但他没有想到，仅仅一天以后，重庆就做出了决断。

一如周佛海所预料的，对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主和，蒋介石愤怒不已，却也不打算采取什么过激手段。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汪之所为，害己害敌、害国害党，其罪非浅……本日，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其多行不义必自毙也！”与此同时，他也召来了陈布雷，让他起草一份规劝电文。陈布雷后来回忆说：“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嘱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悛悔余地……”（《陈布雷回忆录》）

毫无疑问，蒋介石这么做，为的还是抗战大局、汪精卫的影响以及国民党的千秋声誉。只要汪精卫肯听他的规劝，他也不为已甚。但他没有想到，短短一天之内，“艳电”就引发了众多国民党元老、政府高官的普遍愤慨。他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

1939年元旦，清晨七点钟，在重庆的几百名党政要员、达官显宦济济一堂，遥祭中山陵并举行了元旦团拜会。元旦团拜结束后，十余名元老聚集在国府大楼的几个角落，谈论起了“艳电”以及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在你一言我一语、群情渐渐激愤之际，不知道哪个元老提议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以决定对“艳电”的措施和对汪精卫的惩处。此言一出，众人纷纷附和。汪精卫的朋友、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认为，这是事态恶化的一个关键，“汪先生事如不召开会议，则蒋先生处置之法尽有多种。现既召集会议，则在一般人心目中问题的中心便是和或战……（外界）将由此断定本党对于和战问题是否一改”（《王世杰日记》，1939年1月1日）。

也就是说，在召开这个会议后，对汪精卫的惩处就已不可避免，否则外界将认为重庆也有和谈倾向。紧接着，在这个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尽管蒋介石轻描淡写，认为“汪先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汪先生这种说话，很影响他的人格和地位，非常可惜”等等，但几名元老还是直截了当地问起了他的处置意见。对此，蒋介石回答：“想以个人的名义，去电劝其省悟。”

对这个表态，众多元老都深感不满。当时在场的考试院副秘书长王子壮后来谈道：蒋介石做出这个回答后，“溥泉先生起立发言，以为不可”；紧接着，“吴稚晖、林主席先后发言，意思略同，以汪将此电先在港发表，实有不测之胸怀，或已拟定如何做法，故必须严正拟定中央之立场，以免淆惑视听”。而陈布雷后来也回忆说：“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

所谓“林主席”“溥泉”“稚晖”，指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元老张继和吴敬恒。在如何惩处汪精卫的问题上，这三个人立场最鲜明、态度最激烈。这么一来，蒋介石陷入了极其为难的境地：在这三个人中，林森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张继是仅存的同盟会创始人之一，吴敬恒和他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对他们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尊重；这些人已不大过问具体事务，谁也没有想到，“艳电”犯了众怒，以至于林森这样异常淡泊、私德无可挑剔的长者也要求严惩汪精卫。在这个关乎国民党形象声誉、千秋功过的关头，他们当然有极大的发言权。

但在元老压力、个人愤恨之外，确实还有抗战大局，确实还有种种更长远的问题。蒋介石为此表示，“拟再考虑，本日下午三时半再开会讨论”；他并且提出，下午的会议，“所有执监委员均予列席”。

他希望利用午休时间，再作一次通盘考虑。他决定召集在重庆的所有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参加会议，以进一步判明人心所向，并对汪精卫示以公正。即使如此，这个中午他还是很不好过。黄埔一期毕业生、时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枞当天在日记里写道：这个中午，侍从室所有人员集体到黄山别墅拜年，正热闹间，蒋介石回来了，“团拜也停止了……委座又在劳心焦思对于这问题的处置办法”；而陈布雷后来也回忆说：“汪案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

在几个小时的斟酌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希望以不表态、不作左右袒的态度，在汪精卫何去何从与大后方的集体意志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至于如何惩处汪精卫，就交给几十名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去公决好了。

当天下午三点半，在国民政府礼堂，国民党五届中央常委会第108次会议召开了。蒋介石之外，共有13名中央常委出席这个会议，另有55名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列席。它包括了蒋系、桂系、晋绥系、“太子系”“西山会议派”等诸多势力，也包括了几名汪系人员；它既有形形色色的汪精卫昔日政敌，也有他的私人朋友如何应钦、王世杰等。蒋介石认为，这个会议足以代表国民党的意志，无论它将做出什么决议，自己都问心无愧。

这个下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会议主席的身份首先发言。他谈起了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来龙去脉，不掩饰，不臆测，客观中立，娓娓道来。这一天，在场的王子壮惊异地发现，在一年多的战争后，一向表情呆板、言语无味的蒋介石，“演讲技术日有进步”；二十多天后，在聆听了蒋介石另一次讲话后，他更在日记里写下，“除一月一日报告汪先生去安南之经过外，此为第二次动人之演说”，由此可见一斑。对一己偏见与权术本能的超越，对天下重任负于己身的自信和勇气，让他这一天极为诚挚，并在此后三年间愈发大气。

蒋介石的讲话，让这次会议出现了一种短暂的庄重。在他的报告结束后，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率先发言。覃振的表态既不失风度，又立场鲜明，他说：“汪先生敢出于此，想必不以开除党籍为意，但我们必须处分者，乃昭告国民及世界耳。”紧接着，时任监察委员会首席委员、对党纲党纪负有主要责任的张继也表达了相同主张。《王子壮日记》写道：“（张继）主张尤力，以为纲纪所在，不容假宽。”

如果说，无论覃振还是张继都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而他们的发言要么不失公允、要么是职责所在的话，那么，其余派系、其他人物未必如此。在他们之后，孙科、吴敬恒、方觉慧、狄膺、焦易堂、刘文岛、冯玉祥、邹鲁……众多国民党大员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有的附和覃振、张继的意见，有的建议立即下令缉拿汪精卫“以彰国法”，更多的人却谈起了自己与汪精卫的恩怨纠葛、种种旧事，以至于破口大骂。当天晚上，王世杰在自己的日记里叹息道：“今日在会议时，大家对于汪先生之攻击，实多不实不尽之词，亦或泄怨之语。”

这一天，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除了蒋介石连襟、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提出“设法令其赴欧”外，没有一个人的发言有利于汪精卫。至于那些汪精卫的昔日心腹、私人朋友，他们或为了避嫌起见、或感到问心有愧、或觉得无力回天，而集体地选择了沉默。会场出现一边倒的态势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明令通缉汪精卫。

这时候，是蒋介石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为汪精卫带来了又一线转机。在大势所趋、惩处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语气平和地谈起了自己对“艳电”、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看法。

他说，仅仅是公开主和的话，还不算什么大事，“汪先生如果为将来危险，怕共同担负责任，现以此声明主和，免去责任，原无不可”。

他诚实地谈道，“艳电”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分裂国家、另立政府的图谋，“汪先生去渝之日，英美借款已告成功，彼艳电之发又在我廿六日纪念周报告公布以后，是其此次之去，绝非消极的，或更有企图”。

他最后表示：即使如此，也没必要通缉汪精卫，造成种种严重后果，“吾人对汪先生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所以我拟有三种办法，（一）劝告；（二）警告；（三）开除党籍。请大家表决”（《王子壮日记》）。

所谓“表决”，用的是举手办法。但对“劝告”，无人肯予以应和；对于“警告”，也只有寥寥三四个人举起了手。及至对开除党籍、“褫夺一切公职”进行表决时，在场的68人却有64个人表示赞同。《王世杰日记》写道：“讨论历两小时余……蒋先生以举手法征询大家意见，于是到会六十八人，举手者六十四人。”“最后以大多数通过，开除党籍。”

到了这个地步，蒋介石也只能采纳众议了。他为此表示：“现只好按照大家意思办理，至于私人调解，只好另行设法。”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几个小时后，以吴敬恒为执笔人，一份大约千余字、丝毫不留情面的《国民党中央之重要决议》，也迅速地出笼了。当天晚上，它通过RTI（中央广播电台）的长短波节目，一遍遍地公诸世界：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

就这样，在1939年的元旦钟声里，那个早年的青年志士、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那个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的56岁政治家，汪精卫，已经不再是他参与缔造的、那个有着44年光辉历史的伟大政党的党员了。在过去的年头，他与这个政党一起走过了漫长的路途，并决定性地参与了它三大功勋中的两个：缔造共和时，他是同盟会的最高首脑之一、南北议和的牵线人；挥师北伐时，尽管他已身在海外，但他仍然是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而到了这一天，在他的政党到达光辉的顶点、为五千年和四万万建立最不朽的抗战建国殊勋时，他却因为一己的偏见，因为对战和大势的懵然无知，而背弃了抗战阵营，并被自己的政党彻底抛弃了。它让人唏嘘于历史的无情、造化的作弄和人生的无常。

在过去的年头，在他与蒋介石一次次分庭抗礼时，尽管蒋介石也一再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但百余万党员、四万万黎庶无不心知肚明，只有他才是国民党的正统、孙中山的法定接班人。而到了这一天，当13名国民党中央常委、55名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以表决方式开除他的党籍时，他们所代表的已不再是哪个派系、哪个大人物，甚至也不仅仅是国民党本身。它的背后是无尽的江山、无言的大地，以及一个古老民族对自身命运的选择。更不必说，就表决过程而言，在任何一个有着传统、专制色彩的前现代政党里，几乎都找不出另一个比它更公正、更坦荡、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案例了。

这就是个体与时代对抗的代价？这就是有着二律背反色彩的历史悲剧？直到这一天，他的用心还和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谋刺摄政王时一般无二，甚至更为决绝、更加悲壮，但结果却截然相反。那时，在那个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末世里，决心推翻清廷、缔造共和的也不过区区几千青年，他也同样是一个孤独者，但在不经意间，他却契合了人心的暗潮、时代的趋势，从而让自己的生命熠熠生辉；而到了这一天，尽管他还是孤独者，尽管他依旧怀抱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但一切却都时过境迁、人是物非了。它不禁让人想起一句古老的西谚：“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对此，蒋介石一清二楚。在几天的顾全大局、问心无愧后，他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发表，已奠定国基、克服国难矣！……下午召集临时中央常会及驻渝各中委讨论汪电，决议开除其党籍，解除其一切职权。元旦决定此案，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

对此，不知道聚集在香港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以及陈璧君、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做何感想？在后来的年月里，他们没有一个人谈及这个元旦夜晚，谈到当时的心情。几十年来，周佛海始终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后来的颠沛辗转中，他的1939年的日记却偏偏遗失了；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到当年年底，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没有通过日记保存下来。它不仅是汪伪政权史研究的最大缺憾，也让千万后人无从瞥见他们在这个夜晚的面貌。

对此，或许汪精卫也心知肚明？他只是一次次地告诉自己，这一切不过是蒋介石压服众议、排斥异己的产物？他只能让自己相信，暗中倾向和谈的大有人在？这时候，在河内陪伴汪精卫的，已经只有曾仲鸣以及三两个秘书、仆役了；三桃山的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冷冷清清，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几个月后，他这样回顾这个夜晚：“在寺院似的大旅馆一室中，我们四五个人，在紧张中、但却静悄悄的，迎接和平运动开始后的第一个新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报，知道重庆方面在策划剥夺我和同志的国民党籍。对于这个情报，我和曾仲鸣俱颇黯然，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汪精卫，《河内的正月》）

而在这一夜之后，狂风暴雨般的讨伐声响起了。

2

如果说，在发出“艳电”后的最初两天，所有讨伐通电、抨击文章都来自海外的话，那么，在国民党中央对“艳电”公开表态并开除汪精卫党籍后，千余份内地报纸也不再保持沉默了。1月2日，也就是《国民党中央之重要决议》公布次日，它们纷纷发表社评，声讨“艳电”并表示拥护重庆决议。

《大公报》认为，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是“极可痛而亦可喜”的事，“可痛的是，在如此紧急的抗战关头，以汪氏这样有历史地位的人，竟有这样的举动……可喜的是，此事是在敌欲毕露、国策人心均极坚定之时爆发，不致撼动大局”。《新蜀报》认为，国民党中央对汪精卫的处置，“处分得迅速而严明，党纪国法俱皆昭然”。至于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则以“汪逆兆铭”的称谓，将汪精卫视为汉奸：“这种人之淘汰，可以减少坚持抗战的障碍，可以开展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可以减少敌人挑拨谣言的机会……无耻叛逆之肃清，只会使抗战营垒阵容日坚、团结益固、力量更增……”（《新华日报》，1939年1月2日）

而在千余份报纸的口诛笔伐中，还夹杂着一封封通电。

1月3日，自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下，第三战区的45名将领联名发出“江电”，要求进一步惩处汪精卫；与此同时，以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88名将领也如法炮制。次日，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代表全省官吏发出“支电”；又一天后，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领衔发出了“微电”……短短几天之内，十余个省份、几百名将领、数以千计的社会团体都加入了通电讨伐的行列，它充斥了各大报章的头版头条。自从清室逊位、定鼎民国以来，这种通电交驰、举国声讨的景象也不过出现了三次，那就是1916年的袁世凯复辟、1936年的“西安事变”和这一次的汪精卫发表“艳电”。

一时之间，汪精卫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了。那么，在看到通电名单上的那几个异常熟悉的名字时，他会不会百感交集，抑或产生日薄西山、走投无路的感觉？

第一个名字，自然是顾祝同。仅仅一年多以前，顾祝同还是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宅院的常客，并被视为“低调俱乐部”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到了这一天，他却成了第一个发出讨伐通电的高级将领。汪精卫不知道，这究竟是顾祝同随大流、见风使舵的官场习性所致呢，还是时过境迁，他的战和观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也曾发生在他的私人朋友、“低调俱乐部”另一个重量级人物胡适的身上。早在1937年9月8日，也就是胡适前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那一天，他就告诉汪精卫，他对中日媾和已经彻底绝望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及至汪精卫逃出重庆后，他又接受了蒋介石的委托，接连拍发了两封电报给汪精卫；这两封电报，在重申和平之无望、日本的野心外，还谈到了国际形势的悄然变化、渐渐出现的胜利曙光。《王世杰日记》记载：1月4日，“胡适之来电，谓前接予电后，二电汪先生，请万勿公开主和。适之在开战前极力反对战争，近一年来则力主‘苦撑，反对妥协”。

顾祝同之后，则是广东旧部、时任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薛岳。如果说，顾祝同曾与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话，那么，薛岳则代表了他的亲信和故旧。在过去的二十年，薛岳的每一次升迁，几乎都是他青眼有加、着意栽培的结果；即使1933年5月蒋介石召回在香港赋闲已久的薛岳，让他出任第5军军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冲着汪精卫的面子。因为，恰恰是这个月份，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并做出了一者负责“围剿”、一者对日妥协的重大分工。

就是这么一个亲信旧部，却在顾祝同之后发出了第二封讨伐通电。在那封电报里，尽管薛岳列名在陈诚之后，但当时陈诚身兼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诸多要职，九战区的通电无疑出自薛岳的授意。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莫非这是几年来他每况愈下、薛岳又攀上了高枝的结果？汪精卫当然知道，自从出任第5军军长、参与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以来，薛岳极得陈诚的赏识，连年擢升并在几天前刚刚出任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他无法判断，这是不是薛岳为了改换门楣、与他划清界限的官场手笔。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1月17日，也就是薛岳发出“江电”十几天后，他又以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身份兼任湖南省主席。它给了汪精卫更多的联想、更凄凉的感受。

分类：非虚构 作者：丁三 期刊：《当代》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