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女,北京人,1968年到陕西,当过护士、记者、编辑,现任西安文联副主席,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采桑子》《状元媒》等,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猴子村长》《对你大爷有意见》《逍遥津》先后获“北京文学”奖。
(一)
太阳宫是北京过去、现在都不太有名的地方。
有时候母亲会领我到太阳宫住两天,太阳宫是乡下,出东直门坐三轮车得走半天。
去太阳宫的季节多是夏末秋初,早晚天气渐渐转凉,各种瓜果开始下市,气候不冷也不热,是个敞开了玩,敞开了吃的季节。
我喜欢这样的季节。
太阳宫也是我和农村接触的初始,从这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乡下”,知道了什么是沤粪、浇地、除草、打尖,以至我“文革”后到农村插队,望着异地的河沟水渠,黄狗白杨才并不觉得生疏。
当年,我和母亲在胡同口雇三轮车,母亲得跟蹬车的讲半天价,因为人家不愿意去,嫌太阳宫偏远,回来拉空,挣不着钱。原本东直门有驴可雇,因打仗,驴主怕兵们拉差征用牲口,有去无还,都把驴处置了,这使得东城的焖驴肉,驴霜肠一类驴制品货源很充足,驴却不见了踪影。
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永远的苍蝇成群蚊子打蛋,但是这里的土地相当肥沃。过了粪场往北拐,路渐渐不好走,两边都是乱葬岗子,坟头起起伏伏,道路坑坑洼洼,有的棺木腐朽破烂,露出地面,里边的内容一览无余暴露在阳光下。逢到这情况,我都要扭过脸使劲看,看那里头除了骷髅以外还有什么新奇。母亲不让我看,我偏看,母亲说我是“贼大胆”,不像闺女,像小子。蹬车的开始抱怨路坏,做后悔状,母亲就一大枚一大枚地慢慢往上加钱。对母亲来说,这都是计划内的,并没有超出预算。蹬车的说这样的地界以后他说什么也不来了,他回去大半会遇到“鬼打墙”,他的内弟晚上路过东直门坟地,转了一宿也没转出去,天亮一看,一地的脚印,全是他自己的,敢情净是原地转圈儿了。母亲说他回城里,太阳还老高,让他放心,有太阳什么鬼也不敢出来。我说我就是鬼,我就出来了,说着朝前头做了个斗鸡眼。蹬车的回头看了我一眼,扑哧笑了。
太阳刚当头顶,我们就到太阳宫了。车夫在村口停住,再不往前蹬,说村里的路太烂,他心疼他的车。我们雇车的时候只说是到太阳宫,并没说到哪一家。我和母亲只好下了三轮,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往村里走。
我们去的那家姓曹,我管女主人叫二姨,管男主人叫二姨夫。我母亲没有姐妹,这个二姨用现在的话说是她在朝阳门外南营房做姑娘时的闺蜜,她们俩都是给作坊做补活的,各自凭着手艺养家糊口,是患难的姐妹。后来,二姨嫁了种菜的曹大大,我母亲嫁了教书的父亲,姐妹俩的环境由此而大相径庭。母亲是父亲的填房,成了教授夫人,二姨成了种地养羊的村妇。夫人与村妇在文化程度上都是文盲,不分彼此,不同的是我母亲会歪歪扭扭地写“陈美珍”三个字,那是她的大名,是我父亲教的,二姨到死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逢有必要场合,她只有按手印,那比一笔一画写名字方便多了。
二姨有个儿子,在太阳宫村生的,给取了名字叫“曹太阳”,二姨夫嫌这个名字太大、太满、太正式,顺了个小名叫“日头”。全村人都日头、日头地叫,叫得挺顺嘴,知道他大名“曹太阳”的反而没几个了。日头爱画画,我把他画的鸡冠花拿给我父亲看,父亲说,曹太阳长在太阳宫可惜了。
我说,太阳可不就得住在太阳宫里么!
父亲却说太阳住在东海,歇在一棵大树上,那棵树叫扶桑。
我说,落在树上的太阳会把大树烧死。
父亲说,歇下来的太阳是只三条腿的乌鸦。
我总是不能理解。
我们还没进村,曹家的大黄狗就从旁边的菜地里钻了出来,绕过母亲,照直奔我,立起身子把前腿搭在我的胸口上,要不是我个儿长得高,非被它扑倒了不行。我说,去!
黄狗摇着尾巴不去,我摸摸它的脑袋,它脑袋上顶着许多草籽。
到底是秋天了。
母亲说,一年了,黄狗还认识你。
我说当然,我跟它是姐俩,就跟您跟二姨似的。
母亲说,把自个儿降到了畜生档次,不嫌寒碜。
我说,王阿玛家的太太还管狗叫儿子呢,我这算什么!
黄狗在前头屁颠屁颠地跑,不时地回头看我们。我和母亲在后头跟着。母亲说,这狗通人性。
我说,跟我一样。
母亲说,黄狗怎知道咱们今天来了呢?
我说,它会闻味儿。
黄狗回家报了信儿,曹家的人迎出来了。
我和母亲的到来让他们惊喜,也让他们措手不及,本来一家人正在葫芦架下吃饭,都丢下饭碗赶到了门口。二姨矮胖敦实,眼小嘴大,属于不好看的老娘们儿系列,二姨父身板直溜,眼大嘴小,应该划入英俊老爷们儿行列。他们说话的腔调带有滚动滑溜,一带而过的东城味儿,听着亲切自然,哪怕是初次见面,也让你有八百年前就认得的感觉。大人们没完没了地寒暄,我掺和不进去,就来到小饭桌前,探索桌上的午饭,我对吃向来比较钟情,从小到老不能更改,禀性使然。曹家的饭桌上是几碗豇豆、棒子稠粥,当间有一瓦盆爆腌老洋瓜,饭食简单、清素,是平时的吃食。日头笑眯眯地端来两个小板凳,又盛了两碗粥,添了两双筷子,摸出两个咸鸭蛋,算是待客了。看得出,我的到来他很高兴,嘴里一双小虎牙朝外龇着,用手把小板凳抹了一遍又一遍。这里所有的农户都种菜,有人早上专门来收菜,用挑子挑进城里去卖,城里人都知道,太阳宫是北京城有名的老菜乡。太阳宫鼎鼎有名的菜是韭菜和青韭,韭菜在春秋之际上市,一拃多长,紫根,叫“野鸡脖”。我知道造反的黄巢有首诗说,“冲天香阵透长安”,老黄说的是菊花,我爱拿这句代替“野鸡脖”,“冲天香阵透燕京”,在城里,一家吃“野鸡脖”,一条胡同都能闻见,味道那叫蹿!青韭是冬天过年出现的鲜货,产自太阳宫的暖棚,细嫩的青韭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黄绿黄绿的,包馄饨吃,那是冬天无可替代的一口。年根二姨夫进城办年货,顺便会给我们家捎去一小捆青韭,青韭是用二姨的棉坎肩包着进城的,怕冻了。我们家的青韭馄饨都尽着父母亲吃,孩子们只有尝尝的份儿,这东西太稀少太珍贵了。厨子老王说给我们吃,那是糟蹋。
瓦盆里的老洋瓜肯定是曹家自产,才从地里摘下来的。爆腌,是临吃之前抓把大粒儿海盐突击性的腌制,既有咸味也不损食物原本的鲜嫩,用现在时髦说法是“保留了食物原生态的状态”。当然,只有新鲜的菜蔬才能爆腌,蔫了的,走了水的,只能腌咸菜!盆里的老洋瓜夹杂着星点红辣椒和青蒜,颇引人食欲。我捏了一片仰着脑袋搁进嘴里,嚓嚓地脆,好吃!母亲远远地瞄了我一眼,我不怕,进了太阳宫,她的一切规矩都不管用了,在这里,我行我素,每个人都是王爷!看大人还没有往饭桌前坐的意思,我又捏了一片瓜,很夸张地嚼着。现在想,老洋瓜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在今天的菜市上已经绝迹,但在那个时代却是繁盛得要命,推车卖菜的,车上都有一筐老洋瓜,老洋瓜比西葫芦细,比黄瓜粗,白皮白瓤,皮厚籽硬,没有任何味道,最大特点是便宜好存放,老百姓拿它当主打菜。那个时候,北京胡同的孩子,把老洋瓜基本都吃伤了,夏天,顿顿是老洋瓜,没别的菜。话说回来,现在的孩子,哪个又见过老洋瓜呢,那些下里巴的老洋瓜都跑哪儿去了?想念老洋瓜!
我和母亲的到来使饭桌上多了天福号的酱肘子和芝麻烧饼,农家的饭桌立刻变得奢华而热闹。烧饼夹肉,我一顿能吃俩,可是现在母亲暗示我只能喝粥,烧饼省下给日头吃。二姨和姨夫在吃上不吝,也不客气,把肉大块大块地往嘴里填,顺嘴顺手往下流油,看他们的样子,简直舒展极了,幸福极了。日头的筷子长了眼,专挑肥的往自个儿跟前夹,真正是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二姨夫说,过年也吃不上这么地道的酱肘子,真解馋哪!
二姨说,他大姨想着日头缺嘴,回回来了带东西,不是酱肘子就是烧羊肉,什么是亲姨啊,这就是亲姨。
在曹家人的攻击下,一个大酱肘子,顷刻就少了大半拉。
知了们在头顶毫无倦意地歌唱,撒尿,细细的知了尿洒在粥碗里也没人介意。头顶上的小葫芦长得有茶碗大了,生着细细的茸毛,在风里轻轻摇晃,好像也要参与到吃的队伍中来。黄狗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凑了过来,拿嘴使劲拱我的腿,尾巴扑棱扑棱摇得很欢。黄狗心里想的什么我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黄狗也知道,不顾母亲的眼神,我夹过一块肥瘦相间的肉,不敢立即兑现,偷偷攥在手里。黄狗当然心知肚明,在桌底下用嘴拱开我的手,悄没声儿地把肉吃了,而后把我的手舔得精湿。最终,我的膝盖上枕着狗脑袋,黄狗也不看肉,黑眼睛不错眼珠地盯着我,等待赏赐。二姨踢了一下狗说,这东西是人来疯,登着鼻子上脸!
我喜欢曹家的稠粥,大柴锅熬的,棒子渣很粗,有嚼头,还搁了豆子,红黄红黄的。这样的粥一开锅在院里都能闻见香味,粮食的香味,每每闻到这样的味道,我都觉得踏实和感动,它们才是生活的真谛,酱肘子毕竟是虚华的,浮在表面的东西,没有根基,十分靠不住。我认识的老中医彭玉堂说过,肥腻生痰,肘子不能多吃,大人容易得紧痰厥,小孩容易痰迷心窍,都是不大好治的病。我们家有根老祖留下的拐棍,上头嵌着几个字,“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对衣服和诗书我没有特别记忆,对菜却是念念不忘,牢记于心。人哪,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吃!
这样美好的柴锅豆粥在太阳宫以外的地方,我没喝过。
酱肘子之外,母亲还带来一些哥哥们穿不着的旧衣裳给日头,日头在人前话语不多,一双大眼睛很亮,二姨说过,日头的精气神全在这双眼睛上,他的眼睛里树呀、人呀、云彩呀装了不少东西,想要什么立马就能掏出来画在纸上。二姨一边夸日头的眼睛一边称赞那些旧衣裳,说日头穿上我哥哥们的衣裳一点不比城里人逊色,谁也看不出他是太阳宫种菜的。母亲说,那是,咱们的日头模样周正,长大了能干大事情,比如,当科员什么的。
在母亲眼里,“科员”是个很大很重要的职务,我父亲在受任美院之前当过几天“建设总署”科员,母亲认为科员是个很体面的职业,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么一来,把我熏陶得从小立志要当科员。“文革”期间工厂到农村招工,我问人家,是招科员么?人家说是招工人,我说我想当科员。招工的说,工人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进了工厂你就知道了,工人发工作服,有劳保,一个月还有两块肥皂,科员什么也没有。
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当我知道父亲待过的“建设总署”是属于北平日伪时期的机构时,便再不提“科员”的话了。
日头对我哥哥们的衣裳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我带给他的一大沓子废纸,那些纸都是我平时的积攒,有包茶叶的、包药的、包雪花膏的,还有别人没使完的作业本,日头需要这些纸,纸的背面都是空白,他在上头可以画画,画葫芦,画小庙,画蛐蛐,什么都可以进入日头的画纸,连黄狗也可以。这些纸被日头很仔细地压在炕席底下,一张纸画得满满的再抽第二张,绝不浪费。
不用二姨吩咐,日头就知道下午该做什么,放下饭碗他摘下了墙上的鱼篓子,我一看他这举动,立刻说我也去,二姨说外头太阳太毒,留神中暑。我说我不怕。母亲说,让她去吧,哪回从这儿回去不晒得跟红虾米似的。
我跟着日头出了村向南直插下去,南边有个叫夏家园的地方,夏家园村边有个水泡子,长着大片大片的荷叶。水泡子当地人称之为窑坑,是过去挖土烧砖留下的深坑,积了水,长了水草,表面上清幽幽地水波不兴,其实底下深浅无测,走着走着,刚到腿肚子的水一下就没了顶。常听人说,谁谁家的孩子在东直门外窑坑玩水被淹死了,窑坑是个可怕的所在,没哪个孩子敢轻易下到窑坑里去扑腾。倘若哪家的妈听说孩子上窑坑玩了,一顿臭揍是永远无法逃脱的,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过。
日头要到窑坑去摸鱼,这让我心里特别忐忑,跟在他后头,怕他下水又有点盼着他下水,不住嘴地说,你行吗,你行吗?
日头拍拍鱼篓子说,待会看这个你就知道我行不行了。
在坑边,日头脱了衣裳,钻到水里去,水很清,我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在水里蹬,日头说他是在踩水,窑坑这边水深够不着底。他指指东边说,那边水浅,有太阳,暖和,鱼多。或许坑东边的水真不深,有时候他一个猛子扎下去,水面上蹬出一片泥花;有时候钻进去半天也不见露头,我怕他淹死,在岸上使劲喊,黄狗也跟着叫唤。日头从水里伸出脑袋说,鱼都让你们吓跑了!别在这儿裹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
我说,我得看着你,你淹死了,我好回去报信。
日头说他淹不死,他是属龙的,是龙王爷的二大爷。
我摘了张荷叶顶在脑袋上遮太阳,在窑坑附近转悠。夏家园也是种菜的地界儿,夏家园的菜长得比太阳宫的好,这里离东西坝河更近,是元代通大都的漕河,因水源丰富,土地更肥,所有的菜都很水灵。太阳宫和夏家园的西北,有个叫芍药居的地方,我对那个地方很向往,曾经想让日头带我去看那盛开的芍药花,日头说芍药是春天开,现在秋天了,就剩了狗尾巴花。二姨夫说,芍药居还是种菜的地方,那儿并没有芍药花,不过是有个老菜农在自家院里种了几株芍药,文人们便附会成了芍药居。
二姨说,芍药居哪儿有太阳宫好,太阳宫多大气!
在窑坑东边,一块石碑旁边,我竟然发现了几棵西红柿!要知道,那时候的西红柿可是珍贵的东西,卖菜的挑着挑子沿街叫唤,“香菜、芹菜、辣秦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其中没有西红柿,西红柿很晚才在老百姓的饭桌上出现。那时候的西红柿,只是偶尔才能在孩子们的眼前闪亮一下,通红的,圆润的,多汁的,昂贵的,当水果吃。
夏家园这几棵西红柿长得过了头,红得发紫了,充满着诱惑,充满着招摇,让人无法拒绝。我过去,毫不犹豫地拧下了一个,地里长的东西,难分是你的我的。四下张望,除了黄狗歪着脑袋欣赏我以外,周围并没有眼睛。我问黄狗,咱们还揪不揪?
黄狗高兴地摇尾巴,表示赞同,我不客气地又揪下个更大的,用衣裳兜着,四处踅摸弄个再辉煌点儿的。石碑横在眼前,挡住去路,看碑上的字,多不认识,只识得“夏……大人……”几个字,便对着墓碑说,夏大爷,吃您几个西红柿……没法子……馋啦!
自然没谁搭理我,只有草窠里的虫子在吟唱。
打过招呼,我心安理得地来到窑坑旁边,日头的篓子里已经装了不少鱼,都是小麦穗,也有不安生的小泥鳅。
日头看见我手里的西红柿说,你怎么动了夏二的洋柿子,这是夏家留籽的柿子,夏二看见了得拿锹拍死你!
我说,夏二有什么可怕,我连雍和宫的鬼都不怕!
我知道,日头对雍和宫的鬼很向往,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想到雍和宫看打鬼。雍和宫打鬼仪式在正月,除了送青韭,曹家人怵头上我们家,他们不愿意见我父亲,怕我父亲嫌弃他们。
猛然,日头指着我后头一声喊,夏二来了!
我撒腿就跑,日头后边紧跟,黄狗蹿得没了踪影……
蹦过河渠,蹚过冬瓜地,穿过柳树林。绕过荆条丛,我一路狂奔,不敢回头。
跑回太阳宫才发现,哪儿有什么夏二,都是日头胡编的。我怪日头骗人,日头狡猾一笑,虎牙往外一龇说,你不是不怕夏二嘛,不怕你跑什么?
我说,我不是偷了人家的西红柿嘛!
日头背着鱼篓朝家走,抬头看,西边天空一片晚霞,美丽动人,我说这景致能入画。日头说那是火烧云,明天准是个大晴天,秋老虎没几天了。
二姨在门口招呼日头,让他回去帮忙烧火做饭。
今天晚饭是曹家的精彩——贴饼子熬小鱼儿。
鱼就是日头在夏家园摸来的小麦穗,大锅、柴火、风箱、小板凳,日头在灶下烧火添柴拉风箱,有条不紊,一会儿就把锅里的水烧开了。二姨把拾掇好了的鱼倒进去,从小缸里舀一铁勺自做的大酱,扔一把香葱,丢两瓣小蒜,用勺子慢慢地搅;二姨夫抓一把和好的棒子面,使劲地甩在热锅锅帮上,氤氲的蒸气里,那些生面团像一圈手拉着手的娃娃,谁也不乱动,可爱极了。紧接着大锅盖严丝合缝地盖上,日头抽了硬柴,灶底的火变得平顺、温柔,由着小火慢慢地炖。一家人配合默契,像共同完成了一场演出,各有角色,各司其职,真好!
锅里冒出了喷香的鱼味和贴饼子的香气,撩拨得人心里发慌,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光想往锅跟前走,想掀开锅盖瞅瞅,那里边变成了什么。晚饭的桌上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嫩得一咬流水的小水萝卜,甜而不辣的羊角葱,它们都是蘸酱用的。酱是纯黄豆酱,晒了一夏,揭开酱缸,噗噗地冒泡,酵发得火候正好。我摘来的西红柿被二姨切成瓜瓣模样,搁在糙碗里,摆在我跟前。西红柿的籽硬了,吃在嘴里得吐核,肉也发干,不好吃。就这个吐核的东西还让我落了个偷的名声,想想真划不来。这晚上,我吃得不少,肚子里至少装进二十条小麦穗的身子,我不敢吃鱼脑袋,怕它们进到肚子里造反,咬我。真要那样,我怎能敌得过它们!饼子我只吃上头的焦疙渣,嘎嘣嘎嘣,又香又脆,吃几块都丢不开手。至于被揭了疙渣的饼子,日头很主动地接收了。
黄狗在远处趴着,不时拿眼睛往这边瞅,模样委屈极了。我问二姨怎不给黄狗吃饭,二姨说,乡下的狗从来不喂,它们会自己出去找食吃。我觉着黄狗挺可怜的,对曹家人这么忠心还得不到曹家一口饭,我要是狗呀,早就“不跟你们玩了”!
吃完饭,母亲和二姨坐在院子里聊天,她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二姨夫不说话,坐在旁边一袋又一袋抽烟,烟笸箩就搁在他脚底下,他一边抽烟一边揉搓那些烟叶。二姨夫装了一袋烟递给我母亲,母亲接了,很内行地就着二姨手里的火嘬了两口,吐出了悠悠的烟。我不知道母亲还会这个,在家里从没见母亲动过烟,到了太阳宫怎的连大烟袋都叼上了。我想,这事我回去一定得告诉我爸爸。
二姨问姨夫,羊喂了没有,姨夫说下晚往圈里扔进去两筐草,早晨日头拉出去拴村外了,回来时肚子吃得圆圆的。二姨对母亲说,太阳宫的羊只能圈养,方圆十几里都是菜地,啃了谁家的都不合适。他们家的羊是德胜门外羊店趸来的两只半大羊,估摸今年底就能杀了,到时候给我们送羊肉去。
我使劲吸了吸鼻子,果然闻到一股羊臊味儿。
日头拿着荆条在编筐,天渐渐黑了,乡下没有电灯,也不点油灯,借着微弱的星光也还模糊看得清楚。二姨夫要到棚子里值夜,他种了半亩香瓜,马上要开园了,不是怕人偷,是防备地里的野物糟蹋。二姨夫夹着衣裳走了,黄狗跟在后面,它是值夜的主要成员。我透过篱笆看外面,田野里黑洞洞的,有萤火虫在远处扎堆,黑暗里有一双绿眼倏忽闪过,我朝母亲身边挪了挪,尽管她身上有陌生的烟味儿,也不计较了。二姨说,刚蹿过去的是黄鼠狼,它惦记着屋后的鸡雏。
日头说他天黑前已经把鸡窝门顶上了石头,黄鼬那双小爪想扒也扒不开。一个乡间的小野物,二姨叫它的小名黄鼠狼,日头叫大名黄鼬,就像有人叫日头,有人叫曹太阳一样。日头告诉我说,有一天夜里他从瓜地回来,月亮照得地上明晃晃的,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突然,他看见一只黄鼬在路上直立着身子对着月亮手舞足蹈。日头问我,你知道它在干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日头说它是在拜月亮。我问黄鼬为什么要拜月亮,日头说,黄鼬和狐狸一样,老到一定程度就成了精,它们不停地修炼,练到一定水平就能随意变化,变成美女,变成老头什么的。不过,黄鼬的水平比狐狸低一个档次,狐狸会炼丹,黄鼬不行。
我问日头,那晚上怎没有把那只黄鼬像捉小鱼儿一样捉回来。日头说,哪能临到我捉,我还没靠近,那黄鼬就打了个喷嚏说,呸呸呸,晦气,今儿个不该出来!
我问为什么,日头说,我搅了它的好事,它还得再练五百年。
可怜的黄鼬!
有股轻微的风从西边吹过来,夹带着丝丝凉意,树叶没动,但是我感觉到了。西边是燕山,北京人管它叫西山,西山横盘在天边,蜿蜒得像条不老实的大龙。我朝西望,看不见西山,西边天上有光,那是城里的灯。看头顶,头顶是满天繁星,牛郎织女遥遥相望,包括牛郎担子里挑着的两个孩子,两颗忽闪忽闪的小星星都看得清清楚楚。又粗又壮的银河,恍恍惚惚,密密匝匝,横亘琼宇,想那浩荡大水隔断牛郎一家人,母亲和孩儿再不能相见,只是让人心酸。二姨说,丫儿看银河呢吧,教给丫儿个秘密,你记着,银河调角,棉裤棉袄,银河分叉,单裤单褂,将来丫儿当了妈妈,这是应该知道的。什么时候给孩子穿什么衣裳,得看天,银河会告诉你。
我问二姨,现在银河是调角了还是分叉了,二姨吭唧了半天说大半是正在调角。
其实二姨自己也说不清。
田野里的秋虫聒噪得振聋发聩,满世界似乎都成了它们的声响,每一只虫子都在努力张扬着自己的歌喉,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包括那只想吃鸡,还得继续修炼的黄鼬,它们使得黑夜中的太阳宫田野充满了生机,充满了灵动,充满了神秘和未知。我对日头说,明天你领我去看看太阳宫。
日头说,太阳宫有什么好看的,小破庙,快塌了的。
我说,破庙也是“宫”啊,出东直门,称得上“宫”的也就是这儿。
日头说,雍和宫不算?
我说,雍和宫在城里,在安定门。
日头想了想说,我带你上太阳宫,你得带我上雍和宫,我要看打鬼。
我满口答应说,没问题。
去年、前年我跟着父亲连着看了两回打鬼,把细节给日头讲了,成了他的心病,害得他日日盼着能看一回。清朝的皇帝信奉密宗,雍和宫过去又是雍正的府邸,所以每年正月雍和宫打鬼就成为北京城的大事,为这个,庙里早早就提前准备了,届时皇上要派钦差来现场参与。后来皇上倒了,打鬼的仪式依旧热闹隆重,不因时局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老百姓祈福禳灾的心愿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不管有没有皇上。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最信奉雍和宫的神灵,动辄就跑到雍和宫去烧香、打问,连他脸上长了个疖子要不要挤破了,也要去雍和宫问佛爷。好在雍和宫近,我们家住戏楼胡同,胡同口就是雍和宫,几步路的事,跑去又跑回来,锅里蒸的包子还没到火候。有一回他崴了脚,脚脖子肿得老高,做饭老王打趣他说,咱们是上医院呢还是上雍和宫呢?
打鬼这天,雍和宫天王殿前搭了台子,铺上红毡,台下人头攒动,密不透风,千万人鸦雀无声,静等仪式开始。时辰一到,锣鼓号声震天而起,先是有金盔金甲的四大天王上场,威武庄严,在四角站立,又上来几个活泼小儿和弥勒佛,欢快舞蹈,引人入胜。接着鼓声一转上来个白鬼,头戴骷髅面具,手握招人牌子,阴森可怕。白鬼走得离观众很近,边走边撒白色粉末,沾上白粉不是什么吉利的事,人群纷纷后退,把场子清扩出来。所以,有经验的看客一般都不往跟前挤,站在后头远远地观望。白鬼演毕金刚上场,还有鹿首、牛首的神,耍着各样法器,把妖魔团团围在当间,捉拿、清除、皆大欢喜。整个过程,无异于一部巨大舞剧,服装艳丽,造型特殊,充满神秘色彩。
去雍和宫,日头要跟我拉钩,说不能反悔。我不拉,说那是小孩子玩意。但是日头却拿笔认真记下:“正月三十,雍和宫打鬼”的字样。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大亮我就起来了,睡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咬,蚊子整宿在耳边飞,嗡嗡嗡,你刚一迷糊它就来了,刚一迷糊它就来了,诚心不让你睡觉。土坑上的跳蚤也很活跃,钻到我的裤腰上转圈咬,那些大红包连成了串,痒得钻心,乡下的一切也不是全好,比如这些大包,回去让我抓挠半个月怕也不能平复。母亲和二姨还在熟睡,她们昨天唧唧喳喳聊了大半宿,比蚊子还讨厌。
我这么早起床,不知干些什么。来到院外,外面天气有些凉,草上有了露水。
东边天空已经泛红,天边的云彩染上了胭脂的颜色,房子、大树、菜地、水塘,在云彩的渲染下好像画出来的一般,都映着红。树后头的天空最亮,我知道,待会儿太阳就会从那里升起来。我不错眼珠地盯着那块地方,生怕错过了那个伟大庄严的时刻,这个时刻很难得。很快,树后冒出了一个通红的亮点,那应该是太阳的脑门了,太阳的脑门一蹿一蹿的,蹿一下高一点儿,似乎不忍和大地分离。我的眼花了,只是感到一个大鸡蛋黄在上上下下地抖动,跟大树若即若离。
日头从院里跑出来,黄狗也跑出来,日头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看出太阳。
只这一转脸,没盯住,太阳顷刻跳出了树枝升上天衢。大地一片金光,连风吹动树叶也带了金属的声音。光明中,迎着太阳,沐浴着晨风,我的心里充满感动,低头看,连黄狗的表情也变得十分神圣。我觉得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得像我父亲一样作一首诗,才对得起这为我而升起的太阳。我父亲爱写诗,看月亮写诗,看菊花写诗,看卖小金鱼儿的写诗,看人家放风筝还写诗,他画的每幅画上几乎都配着他的诗。现在,我看到了太阳的升起,怎能没有诗歌相佐,而让太阳孤寂地上天呢?
我对日头说我要为太阳宫的太阳写诗。日头说,那你就和皇上一样了。
我问此话怎讲。日头说这事夏家园的夏二知道,夏二说乾隆有一天东巡,走到这里,正好看见出太阳,望着光芒万丈的大地,皇上跟我一样很感动,作了一首诗,说这里像是太阳宫!后来,村里人就在这儿盖了庙,叫太阳宫。
我说那个夏二怎什么都知道?日头说夏二念过半年私塾,他们家是书香门第。我说,他怕是连《千家诗》也没念过。
日头说,可能。
我让日头带我看太阳宫,日头说我身后就是,我回身看,哪里有什么红墙黄瓦的宫,不过是座颓废的小院罢了。院子门口有个看不出模样的影壁,露着土坯的内胆,残留的墙皮上画着一棵歪歪扭扭、没精打采的树,是不是父亲所说的太阳落脚的扶桑也未可知。院门口两棵老榆,房后一株病柳,三间歪斜的平房,一只半埋的破钟,无一不显露出破败残缺。我说皇上的庙应该有琉璃瓦,比如雍和宫,黄灿灿一大片屋顶,那才应该叫太阳宫。日头说他不知道什么叫琉璃瓦,他从来也没见过琉璃瓦。太阳宫不是皇上的庙,是他们村里自己盖的庙,每年二月初一太阳过生日,有人过来烧几炷香,仅此而已。我说,太阳比黄鼬还可怜,那么大的名声,住这么个小地方,委屈了。
日头说,比土地庙好多啦,我们村的土地庙还没有我膝盖高。
走进“宫”门,内里比外头还荒凉,草有半人高,堆着渣土、垃圾、粪屎,一条腐烂了的长虫横陈在台阶上,被一群蚂蚁包围着……三间小屋的房顶露了天,北墙有二尺高的土台子,上头坐着四个缺胳膊少腿的神像,神像泥皮脱落,面部塌陷,粗糙拙劣,无法打眼。我问四个人是谁,日头说,夏二说过,是日月水火四老爷。
又是夏二!
我说,太阳宫一个太阳就够了,他们几个跑这儿凑什么热闹?
日头说大概是怕太阳一个人闷得慌,来做伴的。
我对太阳的宫殿十分失望,它打破了我对“宫”的认知和憧憬。破烂的太阳宫坚定了我要让日头见识雍和宫的决心,我一定要他看看真正的“宫”是怎样的气派,怎样的不同凡响。
早饭后我和母亲就要回城了,日头搬来昨晚编的筐,里头装着金黄的倭瓜,黑紫的茄子,紫根野鸡脖韭菜,还有四个花皮香瓜。半口袋棒子渣,二十个柴鸡蛋……这些东西,真够我们拿的。
二姨夫和日头将我和母亲送到东坝河,路上,日头还追问我作的太阳诗,我说下回来了带给他看。日头说等不到下回,他就会跟他爸爸去戏楼胡同,去雍和宫。
曹家爷俩看着我们上了三轮车才离开,黄狗追着车跑了很远。
(二)
正月底,二姨夫带着日头来了,专门来看雍和宫的打鬼。母亲让日头和他爸爸住在南屋,南屋是一进大街门的倒坐房,平时不住人,没火,在京城滴水成冰的日子里,睡惯了太阳宫热炕的父子俩,其难熬程度可想而知。老王为曹家父子蒸了一锅发糕,做了熬白菜,虽然简单粗劣倒也热热乎乎,曹家父子很满足。我父亲领着学生到河北鸡鸣驿写生去了,二姨夫松了一口气,说早知这样应该让日头妈也来雍和宫逛逛。但是二姨夫看到我那些同父异母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便不再说让日头妈来的话了。哥哥姐姐们哪个的派头都很大,哪个都不拿正眼看来自京郊种菜的二姨夫,他们接纳青韭馄饨但是不能接纳种青韭的人,这让我好生奇怪。我们家只有我和母亲视他们为亲戚,跑前跑后地张罗,陪着他们说话儿。
我觉着,人得将心比心,夏天我到太阳宫去,曹家倾着全家实打实地待承,让我挑不出一点儿不好,现在人家到了我这儿,我们就拿熬白菜对付人家,我都替我母亲害臊,下回还怎么去太阳宫呢!母亲有母亲的招数,我看见她偷偷塞给日头十块大洋,让日头想吃什么到外头买什么。十块大洋,真不少了,二姨夫和二姨半年大概也挣不出这个数来。所以,二姨夫和日头都很高兴,他们没挑礼儿,冷就冷呗,熬白菜就熬白菜呗,怀里揣着钱呢!
傍晚,曹家爷俩的饭是出去吃的,回来二姨夫说日头吃了四碗卤煮火烧,把卖卤煮的吓怕了,第五碗说什么也不卖了。卤煮火烧是北京小吃,严格说它更应该属于河北范畴,把烙好的火烧放进带有猪肉和下水的卤汤里一块煮,吃的时候把火烧捞出来,横竖切四刀,再舀进卤汤,肉烂饼香,非常进味儿,是受欢迎的大众食品。可惜,我到现在也没吃过北京的卤煮火烧,每回从卤煮的小馆前走过,都为香味吸引,但是一见那眉目甚不清爽的大锅和锅里那些腾挪翻滚的莫名其妙,立刻没了胃口,真难想象,日头连火烧带汤竟然吃进去四大碗,他的肚子总共才有多大地方啊!
比起我的二十条小麦穗鱼,日头真是吃多了,刚开始还没觉怎的,后来肚子胀得越来越厉害,老王叫他抠嗓子吐出去,日头舍不得,情愿撑着。后来我母亲采取了制我的办法,让老王沏了半碗起子(苏打)水,给日头灌下去了,日头才勉强躺下睡了。
第二天,母亲不让我去看打鬼,说喇嘛手里打鬼的鞭子胡抡,抽着人的事情年年都有,父亲不在,没人能管得住我。不让我去,母亲也不去,让老张带着曹家爷俩去雍和宫,还特别嘱咐,看看就回来,别看到底,工夫太大,把人冻坏了。我为不能陪日头看打鬼遗憾了一早晨,巴不得把那些喇嘛冻翻了,打不成鬼才好。
老张和曹家爷俩出门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刮起了灌脖子北风,气温降得厉害。我坐在南炕玻璃窗前看下雪,不到一个时辰,房上、树上、院子里就全白了。院里没人走动,一片寂静,只有母亲的猫黄黄儿从雪地上跑过,留下一串好看的梅花印儿。母亲给我点了个手炉让我抱着,得意地说,不去好吧?在家暖暖和和的多好,大下雪的跑雍和宫看什么打鬼,闹不好把鬼再带回家来。
锣鼓声还有大铜号沉闷的呜咽声从西边借着风雪传过来,号声低沉却富于穿透力,颇具煽动意味,仿佛这漫天大雪就是借助号声从高天翩翩而来。母亲的想法太简单,太直接,她哪能理解雍和宫那些色彩艳丽,造型怪诞,动作夸张的傩舞对小孩子是一种多么大的诱惑啊!
自鸣钟刚转了两圈,老张就领着曹家爷俩回来了,老张说再不回家日头的小命就没了!母亲急着问怎么了,二姨夫说日头的魂让白鬼勾走了。
再看老张身后的日头,顶着一脑袋一身的白粉,牙关紧咬,眼睛发直,倏倏地哆嗦。母亲问话他也不回答,把牙磨得咔咔响。母亲说,这还真是中魔了,合算喇嘛把鬼赶日头这儿来了!
老张说,他使劲往前挤,站到台跟前儿了,这要命的粉末子不扬(念ráng)他身上扬谁身上。
母亲赶紧过去拍打日头身上的白,老张让母亲别拍,说这白落到哪儿哪儿倒霉。母亲说这怎么好,老张说拍到大街门外头去,让过路的踩了带走。
我说,这是以邻为壑,有点缺德。
老张说,到了这份儿上也别说什么德不德的了,谁让咱们摊上了呢。
日头像街头耍“呜丢丢”的小木偶一样,被老张和二姨父提溜到当街,在雪地里好一通拍打。被拍打的日头眯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有点儿魂不守舍。二姨夫说,日头,日头,你说句话呀!
日头自始至终一声不吭。
没想到日头看打鬼看成了这种效果,我心里觉着怪对不住日头的。老张说,小门小户的日头属草芥之命,太薄,扛不住这轰轰烈烈的场面,在场子上被追赶得团团乱转的邪气、孽障自然是奔他而来。
母亲让老张不要说了,越说越邪乎,她让老王烧了滚烫一锅姜汤,逼着那爷俩喝了。半夜,日头开始发高烧,嘴唇起了一圈燎泡,不停说胡话。母亲说日头头晚卤煮火烧吃多了,停食着凉,到胡同口药铺买了一大包焦三仙。煎了,给日头灌下去了。
焦三仙没起作用,下午日头起了一身密匝匝的红疙瘩,整个人都变成了红的。
老张说这是鬼风疙瘩,日头真是让鬼扑了。
母亲让老张赶紧想驱邪的办法,老张顶着大雪和二姨夫去了东边的柏林寺。
柏林寺是元代大庙,据说原有十里柏林的称谓,后来柏林逐渐消失,名字没变。在我记忆中,柏林寺很大,有大殿几重,高台阶,还有精美的砖雕影壁和老得说不出年龄的榆树,以及《万古柏林》的大匾。大匾的印嵌在正中,当是哪位皇上的作品。那天,老张找到庙里的负责人,请人家帮忙想想办法,救孩子一命。人家一听就拒绝了,说无能为力,另请高明。听老张回来学说,老王说,该着绝你,喇嘛惹的事你找和尚,人家不让你“另请高明”才怪。
还是我们家老七,我的七哥请来了大夫彭玉堂,给日头看了,大夫说是急性传染病猩红热。
猩红热是小孩子的病,母亲一听就害怕了,比听见鬼进了家门还害怕,胡同里年前死了一个叫二丫头的孩子,就得的是这病。二丫头死后,有穿着白大褂的人到各家往孩子身上喷药水,老七说都是瞎掰,猩红热是飞沫传染,喷孩子管什么用。母亲说喷总比不喷好。特意让人家把我前前后后都喷了个遍,不管怎么说,猩红热在那个年代是个可怕的病。
母亲前脚雇车把曹家爷俩送回太阳宫,后脚就把我隔离到小套间,不让出来了,她说日头留下的病菌还在屋里飞散活跃着,让我撞上哪个都会像二丫头一样,必死无疑。母亲天天看我的嗓子,量我的温度,风声鹤唳,我稍微咳嗽一嗓子,她都急着让老七去叫彭玉堂。我被封闭在小套间,想着法子吓唬母亲,今天说脑袋疼,明天说身上痒痒,后天说肚子胀,我喜欢看母亲着急的样子,喜欢看她因为我而无处抓挠,提心吊胆的紧张。一时,我成了家里的中心,仿佛我“病”得很重,没有几天活头了,为此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天了,所以尽着想象给母亲提要求,今天要吃鸡蛋羹,明天要吃核桃酪,后天要吃贴饼子熬小鱼……
老七对母亲说,把她放出来吧,都惯成什么了,没样了。
(三)
一晃大半年过去,又到了夏末初秋,给日头攒的废纸已经厚厚的一沓,跟着老七上东安市场逛旧书店,还给日头找了一本画画的书,上头有萝卜、白菜、蝈蝈、喇叭花什么的,想的是该跟着母亲上太阳宫了。
没想到,我们还没动身,日头自己来了,没坐车,是走来的,浑身的油汗浑身的土,最让人惊心的是那一身热孝,在夏日的热浪中,头上顶着的麻包片说明了曹家有重要的至亲过世了,披麻戴孝啊!日头进门就磕头,给老张磕,给老王磕,给我磕,母亲从屋里跑出来大声喊叫,日头啊,咱这是怎么啦?!
日头说,我爸爸殁了——
母亲说,正月不还好好儿的么?
日头说,昨天夜里咽的气。
母亲一听,拽着日头就往门口跑,边跑边喊着让老张赶紧雇车。老七给母亲递了些钱,说这个是必须带着的。母亲接过钱,有些木然,带着日头上了三轮,让车夫快蹬,要多少钱都给。我追出大门,黄狗一样跟着三轮跑,叫着,妈!妈!还有我哪!
母亲回过头说,在家老实待着!
我哪儿跑得过三轮车,眼瞅着母亲和日头的背影到了胡同东口,往南一拐,没影了。
太阳宫那场丧事办得很简单,母亲第二天就回来了。曹家死了当家的,二姨成了寡妇,日头成了没爹的孩儿。原来正月日头那场猩红热没有传染给我,却传染给了他的父亲,敢情大人的猩红热麻烦程度远过于孩子,没多久,日头爸爸就转成了肾炎,全身浮肿,尿中带血。人说这个病是最怕累的,可是种菜的二姨夫哪里歇得下来,一家人的嚼谷都在他身上啊……听说二姨夫入殓的时候头膀得有斗大,看不清鼻子眼睛,脚肿得穿不上鞋和袜子,鞋和袜子是用纸糊的。
几十年后我成了一名医生,传染科的医生,这与曹家二姨夫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在西北的传染病院干了八年,在我的手下,处理过无数猩红热病人,有大人也有孩子,也有转化成肾小球肾炎的患者,基本都痊愈了,在医学科学发展的今天,这个病对人类已经构不成威胁。但是,面对病人,我常常想起太阳宫,想起了那风光秀丽的乡村,想起穿着纸袜子纸鞋入殓的日头爸爸,想起他的烟袋和烟笸箩……
日头爸爸去世不到一年,是二姨大喜的日子,二姨为日头找了一个继父,母亲作为娘家人,婚礼是必须要参加的。母亲在路上教导我,到了太阳宫脸上要喜兴,嘴要甜,多说吉祥话,不能提死了的曹大大,最重要的是还得管那个新进门的男人叫“二姨夫”,要叫得自然亲切,不能打磕绊,这样新二姨夫才高兴,二姨才踏实,我们这趟才算没白来。
母亲问我听懂了没有。我说,没懂。
母亲说,你已经是小学生了,怎么还不懂人情世故,你二姨一个女的,带个孩子,在乡下活得下去吗?你得替她想想……
母亲说着哭了。
我问日头的新爸爸是谁,母亲说是夏家园的夏二。
我说,啊呸——
母亲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夏二怎么得罪你了?
我一路没有说话。无话可说!
一切还是老样子,土房、篱笆墙,鸡窝、葫芦架,但不能说是曹家,现在得称夏家了。
夏家的喜事办得简单潦草,做了一锅打卤面,随到随吃。卤做得很咸,浇半勺能把人齁死。二姨穿着紫花夹袄,夏二穿了件蓝布长衫,以示自己有过半年私塾学历,出自书香门第。母亲给二姨请安道喜,背过身去却在偷偷抹眼泪,二姨的眼圈也红红的。夏二的身板很壮,秃顶,留着山羊胡子,眼睛有些斜视,这样你就看不出他的眼神到底在瞅谁,怪怪儿的。夏二夸张地招呼着我们,说我们是城里大宅门的亲戚,他说他到北小街炮局送过菜,路过我们家,广梁大门,高台阶,上马石,一看就是有身份的皇亲贵胄,这下好了,以后他再上炮局就有地方歇脚了。夏二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一个梨,梨太大,他切了一块给我,我接过来,偷偷搁在窗台上了。大喜的日子,吃梨,这个兆头可真不怎么地!我不喜欢眼前这个叫夏二的男人,他话太多,斜眼珠子太灵活。跟原来的二姨夫比,我更喜欢先前的那个。所以,自始至终我也没管夏二叫一声“二姨夫”,母亲暗示了我几回,我就是张不开嘴,奈何!
那天,我在太阳宫小庙里找到了日头,他抱着腿在四老爷脚底下坐着,目光呆滞,脸色苍白,全没了昔日的活分和明朗。见我进来,他的第一句话是,我害死了我爸爸。
我说,你怎么这么想?不应该的。
日头说,以后不论遇到什么。我都罪有应得。
我说不是那么回事,老张嘴头常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日头说,我不知道那病会传染。
我说,老天爷就这么安排的,谁也不能不听老天爷的。
我让他以后好好待承他妈,他妈最可怜。日头说,她可怜什么,又有了新男人,她高兴着呢!
半天日头说,你知道么,我现在不叫曹太阳,叫夏太阳了。
我说,我以后还叫你曹太阳,叫你日头。
日头摇了摇头说,嘁,一个贱名儿,怎么叫都行。
我说,咱们一点儿也不贱,光芒万丈的太阳,能贱吗?
日头说,我没了爸爸也没了妈,没爹没妈的孩子,比草还贱。
我说,说什么哪,你妈可是亲妈!
日头说,我爸坟上的草还没长圆……她就朝前走了……
我觉着好端端一个家,已经散了。
我说,日头,我也不能常来看你了,我上学了,以后逮着机会你来戏楼胡同找我吧。
日头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一直到我们走,日头也没回来。二姨说,日头太拗,心思太重……
母亲劝二姨说,时间长了慢慢就好了。
我说,乡下的孩子也不是没心倒肺的。
母亲让我不要火上浇油,二姨的心里现在够乱的了。
以后,我再没有到太阳宫去过,主要是身不由己,已不是儿时脱缰的野马,被戴上笼头了。其间母亲去过太阳宫,是为二姨去的。二姨死了,死的很突然,说是不留神滑进窑坑淹死了。母亲不解地说,她待得好好儿的,上窑坑干什么呢?
夏二说她是去找日头,很多时候她是满村喊着日头的名字,四处寻找,日头这孩子有点不合群,性格孤僻。母亲奇怪她的朋友怎会进了窑坑,夏二的解释是,窑坑是个没深浅的地方,里头有淹死鬼,每年都要拉替身,非此而不能托生。
我觉得是二姨活得没了意思,自己寻了短见。听母亲说,从坑里捞出二姨,她全身穿的都是新衣服。按老张的分析,雍和宫打鬼,日头被撒一身白即是被鬼跟上了,性情已然迷乱,厄运便接连不断,这都是冥冥中阎王爷的安排。
母亲说是。
我说老张迷信。
很快夏二再婚,又有了自己的儿子,叫夏晓阳。
日头真的没爹也没妈了。
1952年抗美援朝,日头当了志愿军。
出发前他特意到我们家来告别,穿了军装的日头威武英俊,再不像四老爷脚底下那个萎靡不振的半大小子。我摸着他的崭新衣服和大皮帽子十分羡慕,我告诉他,我们这些学生正给前线的志愿军做慰问袋,装上书签、毛巾、笔记本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交给学校,再由学校分配到朝鲜去,大家都希望自己做的袋子能送到英雄的手里,那该是多么幸运,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日头说他不要毛巾,他希望他的慰问袋里装一本美术书。我说打仗怎可能一心二用,你要保家卫国呢!
母亲在旁边插嘴,日头,你真要离开太阳宫呀?
日头说,姨,我真要离开。
母亲说,走了以后,你不想家?
日头说,不想。那里有什么需要我想的吗?
我觉得日头的参军带有些许逃离的成分在其中,这使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在日头这里多少打了些折扣,变得不太纯粹。接下来母亲的话更让我吃惊,母亲让日头到火线上要多长心眼,别低着脑袋傻冲,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要孝敬长官,让长官高兴,在战场上得罪长官是人命关天的灾难。子弹尽量别往人致命地方打,无论谁都是一条人命……
日头说他懂,让母亲放心。
我母亲在当时是街道积极分子,治保主任,主任对即将上战场的志愿军战士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母亲把她的另一面毫无保留地亮给了日头,她或许有了什么样的预感,但她对我,却一直都是硬铮铮的街道治保主任。那天日头离开我们家的时候,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呃,太阳宫的庙现在改成小学校了。
我问,四位老爷呢?
日头说,扔窑坑,彻底化成泥了。
日头走了,到朝鲜去了。
时间过去一年、两年、三年……我没有收到他的音信。
回国的人一批、两批、三批……我没有看见他的踪影。
一直到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回国,我也没有得到日头的任何消息。
“文革”的时候遇见夏二,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了,佝偻着腰,趿拉着鞋,邋遢不堪。他说还住在老地方,夏晓阳在城里当学徒,他是来看儿子的。我向他打听日头的消息,他说日头到朝鲜的当年就当了俘虏,后来去了台湾。
……
夏二说,日头给家里带来了麻烦,要不他兄弟不会连学也不能上。
停顿了一下夏二说,按说他姓曹,跟我们夏家没关系。
日头这是被连根拔了。
我说,曹太阳会回来的。
夏二说,不会回来喽,他回来干什么?
(四)
北京只几十年的工夫便已是沧海桑田。几个月不上街,识不出本真面目的情景常有。
因为拆迁,我们家从戏楼胡同搬到了城市东北角的望京,住在高高的21层楼之上。每天云里雾里地看着北京,看一片片高楼从远处、近处拔地而起,越看越模糊。我每天要坐三站公交车到早市买菜,菜场的名字叫“夏家园市场”,市场的旁边是地铁十号线“太阳宫站”。在人群熙攘的市场,窑坑、菜地、夏大爷的石碑已经幻化成鲜鱼水菜,幻化成玻璃钢大棚和忙碌的小贩,小贩们虽与夏二没有任何关系,但个个身上都有夏二的影子。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男人在卖西红柿,价格比别家贵一倍,广告上注明是“本地产传统沙地西红柿”,见我在摊前流连,山羊胡子说,买斤回去尝尝,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保你明天还来!
花鸟市上有卖小仓鼠的,小鼠在笼子里无休止地蹬着转筒,坚忍不拔,我想起了日头说的,在月光下修炼的黄鼠狼,五百年时光,还很遥远,都是车水马龙的马路,堵车是经常,它到哪里去练呢?改蹬转筒了么?太阳宫的精灵,让我在有意无意间碰撞,心被一次次触动。有些酸涩,有些温馨,更多的是只属于自己的怀念。
提着一兜菜我站在汽车站,周围林立的高楼让我不知身在何处。太阳从东边升起,懵懂模糊的一个红团,刚露头便闪在了楼房的身后,很有羞于见故人的模样。太阳宫,太阳的宫殿,如今又有谁还知道它曾经的模样?我想起了我要为太阳而写的诗,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完成它,关键是再没有看过那样动人的日出,没有过那样的心情和感动。不远处有南湖和南湖公园,它的前身大概和窑坑没有关系,西山已然不见,风景依然秀丽,草坪新铺,假山人造,没了野趣,少了自然。一只黄狗摇头摆尾地从马路对面跑过来,我惊喜地迎了过去,狗在我跟前停顿了一下,看那眼神,竟是似曾相识的熟悉。我问跟在它后头的主人,这是什么品种。主人说,拉布拉多。
哦,洋种的。
抬起头再看那太阳,太阳已隐入云层,再不肯露面。一群人从太阳宫地铁站拥出来,这个站或许就建在太阳宫的小庙上,对面那座玻璃墙的大超市,或许就是日头过去的家。
海峡对面的曹太阳,你是否还在人间?
2013年农历九月初九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叶广芩 期刊:《当代》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