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儒,后来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马融和郑玄。但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风头却远没有另外一些人劲。至少,跟张俭、李膺比不了。时人能入这二人的厅堂,视为登龙,接谈一语,三天睡不着觉。那时不兴握手,如果握手,估计也几天不会洗。当时所谓的八骏、八及之流风云排名,也轮不到马、郑二位。那个时代,名流和名儒是一回事,但像马融郑玄这样潜心著述者,却偏排不上。尽管按后世清儒的尺度,马、郑二人的经注,不大对路,但在当时,人们对他们的学问还是很钦佩的。坊间传闻,连郑康成(玄)家的小婢,都出口成章,一张嘴,就是《庄子》和《诗经》里的句子。学问归学问,当年求学之人,其实求的是功名,这些东西,马融和郑玄给不了他们。
更不幸的是,郑玄生不逢时,赶上了乱世。东汉末年的大乱,即使你学富五车,命运也未必会好。碰上农民起义的黄巾贼,也许还好,碰上蛮族的军阀,说不定就会倒霉。不过,郑玄不是书呆子,有一套混世的招法。后世的儒者,一般都不会算命,尽管周易是学过的,但着眼点都在人生哲理上了。会算命的,都是江湖术士。但当年儒者,如郑玄郑康成之辈,却天文历算,阴阳八卦都明白。最早郑康成进马融的门,就是靠了推演天象,才得到马融器重的。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给人推算凶吉。不用说,这样的本事,在乱世特别吃香,需求特大。算不准的时候,没人说什么,万一算准了一回,传得满世界都是,人人争说活神仙。
只是,普通人中的口碑,并没有给郑玄带来大富贵。因为,到了大人物那里,他不推阴阳,改说大道了。大将军何进聘他,在府上没待几日走人,袁绍聘他,也待不了多久,还是走人。从袁绍那儿走的时候,袁绍这个世家恶少,恶作剧地开宴为之饯行,安心要出大儒的洋相,席上三百余人,轮番给郑玄敬酒,从上午灌到晚上,众谋士和清客都不行了,郑大儒像没事人一样。要知道,此时的郑康成,已经年过七十了。如此酒量酒勇,后辈武松什么的,就不算什么了。
在民间说唱里,只要提到文人出身的谋士,说唱者必定说这些人“阴阳有准”,能掐会算。在他们看来,所谓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就是算卦。他们实在弄不清,这些文人进了军帐,能干点什么。因为,这些说唱者多半没有文化,他们理解不了,知识有什么用处,由学习而来的分析、推理和判断能力,是怎么回事。即使是文人写的《三国演义》,也难免受说唱文学的影响,把个诸葛亮写成了妖道,其实,现实中的诸葛亮,只是个讲求实际、很能办事的能臣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东汉末年的军阀们,大都为读书人,但他们对于谋士的要求,恐怕也是“阴阳有准”,如果不能推算八卦,也得对某些事情做出预测。从汉末到三国,得宠的谋臣,基本上都有这两下子。不会算卦,也得会预测。
郑康成是大儒,自然不能跟一班儿谋士论长短,他要发挥他的优势,所以,进了谁家的门,都得讲大道,做长远规划。一来,他那点八卦推算的本事,不一定回回都灵,跟普通人打交道不要紧,碰上军国大事,当不得儿戏。如果玩含糊的把戏,主人肯定不干。所以,进了大人物的帐下,这一套就只能收了。二来,他多年埋首学问,皓首穷经,没有那些谋士们经世致用的学问,那里的山川形势如何,那里的风土人情怎样,他并不清楚,分析判断,无从下手,预测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只好扬长避短,欣然讲经了。然而,在军阀混战的之际,哪个有这份耐心,听他讲经呢?不消说,名头很响的郑大儒,就只好做高阳酒徒了,好在,当年的儒者,酒徒本色,由来已久。多喝几杯,又算得了什么。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讲谈·张鸣讲古 作者:张鸣 期刊:《当代》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