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最后的北洋财长

孙喦，1954年生于天津。1970—1978年天津发电设备厂工人。1982年毕业于江南大学化工系。1988年国际胶体与界面科学家协会（IACIS）会员，1990年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2年天津市界面与胶体科学研究所所长。

清朝光绪年间，天津的丁字沽、西汊一带有一对拉胶皮扛活的兄弟阎大和阎二。阎家祖籍浙江，道光年间来到直隶，落户天津卫北郊南仓，到阎氏兄弟时穷得叮当响，贫无立锥之地，只能扛活打工为生。

扛活拉胶皮不光受雇主盘剥，还受脚行帮会控制，帮伙间时时为争码头冲突，力巴们要上阵卖命；若不在帮会，那就愈发地受欺压。阎氏兄弟血气方刚又入行不深，自己卖力气吃饭，处处遭帮会把头欺凌。一次阎大被把头带着打手驱赶，夺了活计。他有两下拳脚功夫，按捺不住与之拼斗，将把头打倒，不知死活，知道闯下了大祸，急惶惶跑回北郊家中，跟老婆撂下句话，拿了件衣服就又匆匆往北边逃，直到跑过永定河跑出天津卫地界，才歪倒在荒野地喘息。伤了人，还是脚行的把头，马上就会被官府追捕，而帮会也不会放过他。天下之大，哪里是他容身之处呢？

阎大想起听人讲，关外地多人少，大片大片黑油油的沃土荒在那里没人种。直隶这些年旱涝蝗疫灾害连连，饿殍遍野，有些人便不顾官府禁令，铤而走险去闯关东，有去帮人种地打短工、候鸟般春去冬回的；也有携家带口、到关外谋生定居的。因要翻越官府在山海关一线的封锁，故称为“闯关东”。

关外虽开发较晚，到明末时人口也有二三百万，汉人占十之六七。但经过努尔哈赤对汉人的几次大屠杀和汉人的大量逃亡，以及清初满汉八旗八九十万人口进关，使东北人口剧减，而且原住汉民几无孑遗。入关后满清奴隶主为了给自己在中原立足不住时留一块“退身地”，对东北施行封禁政策，康熙朝颁布了《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修筑边墙“柳条边”，严禁关内人民去东北屯垦、狩猎、采参等，以致东北人烟稀少、十地九荒。而直隶原就地少人多，满清奴隶主又跑马圈地，肥沃土地大都被侵占，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满清贵族的农奴或流民。阎氏兄弟就是失去土地去扛活拉胶皮的。

阎大盘算反正也是走投无路，不如去闯关东，当个二三年人丁攒点钱，等伤人案子的风头过了再回来，若是混得好，能置下一小块地，干脆就把家眷接过去。拿定主意，阎大便一径向北偏东走去。当他打着短工挣盘缠、一程程跋涉出关时，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寻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攒点钱置一小块地，要命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能成为东北移民屯垦事务的主管，而后更做了代清而起的新政府掌管赈灾和移民事务的大员。

不过阎大到关东之初，既没攒下钱也没置得地，眼见的大片大片的地都是满清皇室和八旗王公圈占的田庄牧场，即便荒弃着也不准他人耕种。他只能流浪着打短工，帮客商贩运，自己也做点小买卖。一天走货到大虎山附近，见几名汉子暴打一个小个子，那小个子又瘦又小跟个孩童似的，被打得很惨。阎大虽亡命天涯，仍是血性难改，上去劝阻。那几人打小个子，其实只为了一点细故，也不想闹出人命来，见有人劝，也就罢了。阎大和小个子一说还挺投缘，便拜了把子。这个小个子后来可是赫赫有名，就是东北王张作霖；阎大呢，就是我大舅公阎廷瑞，又名阎泽溥，是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财政总长。

其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听家里长辈描述，阎廷瑞，高高的个儿，即不说魁梧，也算得剽悍；一张长方脸，满是刚强血性；头颅挺圆——刚直中不乏圆滑；下巴偏尖——隐隐地透出敏锐狡狯（为叙述方便文中权直书名讳，在此先告过不敬之罪）。

外祖父讲阎廷瑞和张作霖一起当了胡子占山为王。那是和张小个子结交后一些时日，他路过广宁南乡，被当地“大团”索要过路费。所谓大团，是甲午战争后关东兵匪横行状况下，各地方成立的武装自保组织，负责当地的治安，收取保护费。阎廷瑞正与团丁盘说间，忽有人过来招呼，不成想是拜过把子的张作霖。

张作霖祖上也是从直隶来闯关东的移民。他早年丧父，流落广宁二道沟，卖包子、学木匠、做货郎、当兽医，干过不少谋生的行当，甲午战争时还曾投军，但很快就战败散亡回乡，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女儿赵春桂，之后又出外谋生计，与阎廷瑞结的交。但他混了一阵，都不如意，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回了赵家庙，在岳父的帮助下纠合了几十号人，拉杆子成立了大团，管着广宁南乡一二十个村子的治安。

见面热络之后，张作霖便邀阎廷瑞参加大团。阎廷瑞寻思也没别的好出路，就入了伙，也就是所谓投身绿林。不过大团和“马匪”“胡子”虽同属绿林，严格讲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之后来张学良多次声辩，乃父没有当过土匪。其实究其实，是不是土匪，应该看其所作所为。只是由于官家的歪理演变成了传统观念，于是凡没有红头印的劫掠，就是土匪，纵不劫掠但妨碍了官家劫掠，那也是土匪；凡有红头印的，哪怕恶劣十倍百倍，就属于公仆乱收费。若想透这一节，再分剖是官是匪就无多大实际意义，惜学良伯伯身在局中，没能跳出这一愚民窠臼。像满清八旗军打从分娩落地便以劫掠为生，到晚清时军纪愈坏，实实的比土匪还土匪；而张作霖的大团，据地方口传文载，保境安民从不劫掠，也严禁奸淫，名声不坏。但不管怎么说，那时跟着张作霖的一班人，都被认为是绿林出身。只不过大舅公的绿林生涯，就没有啸聚山林剪径分金那般传奇了。

不过阎廷瑞跟着张作霖在赵家庙干大团的时间不长。当年除夕（1902年2月18日），土匪金寿山部觊觎张作霖的地盘，勾结沙俄骑兵队来了个突然袭击。张作霖的大团正打酒炖肉张罗过年，猝不及防损失惨重，残存人众四散突围。阎廷瑞和张作霖等人跑散了，独自浪迹江湖了一段，后来得知张作霖在新民府八角台办团练，便找了去。原来除夕那天张作霖、汤玉麟等八人，保着张作霖怀孕的赵夫人，还有三岁的女儿张首芳一道冲了出来，张学良便生在逃难的路上。他们原本打算去投关东绿林老大冯德麟的，不想路过八角台时，团练长张景惠和张作霖一见如故，还挺佩服张作霖的见识，一定要让贤给张作霖，自己当副手。八角台是个富裕大镇，团练有一百多条枪，实力可比赵家庙时大了许多，还有半官面身份。阎廷瑞到那里后，给张作霖管军需总务。

阎廷瑞跟着张作霖在八角台干半官半匪的团练的时间又没有多长。当年年底，他们就被清新民府收编，成为“新民府巡防马步游击队”，有了官家颁发的红头印。因此阎廷瑞跟着张作霖混迹绿林的时间并不长，并不像坊间流传是张记马匪势已滔天割据一方，才被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招安，还和张作霖有一段“为什么要受招安？”“为了升官发财”的对话。

官家颁给红头印，当然是看中了八角台团练的实力，而且是可用之材。于是从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1902—1907），这支被收编的巡防马步游击队，先后为官府剿灭了许多没有红头印的土匪绿林军，数的上来的就有杜立三部、金凌宝帮、大小海子帮、高生帮等等。张作霖从相当于副营级的马队帮带，晋升为旅级的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阎廷瑞等一帮弟兄，便也水涨船高个个官职跟着一起往上涨。

阎廷瑞虽是个识不多字的刚猛汉子，却仿佛是和算盘珠一起生下来的，有种与生俱来的理财本领，挺繁杂的账一算就清楚，挺纠结的财经扣一弄就明白。从这时他就有了理财高手的名声，后来不光管过奉系的大账，还长期打理张家的小账。不过骨子里那种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与追求，恐怕没有一刻离开过他，而愿望的实现，却肇于一件始料不及却颇见东北绿林豪侠性情的事。

张作霖巡防营的几个弟兄出去玩，碰到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的一群士兵寻衅，双方冲突起来，巡防营的两名士兵被打死，经交涉日军赔了一千两银子。是哪一位奉系前辈先觉着还气不平的已说不清了，但银钱的事是要经阎廷瑞手的，而天津卫的帮会是最讲去找回场子的，反正最后是张作霖对部下说，你们也去找几个日本兵杀杀，到时我照赔他们银子。部下便去杀了三个关东军。张作霖随即派人给日军送去一千五百两银子。这一下子可生出了轩然大波，日本人自然不肯罢休。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使出浑身解数，又值日俄战争爆发，才将此事平息，张作霖所部则被遣往满蒙边界去剿蒙匪。

沙俄在攫取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后，又把魔爪伸向了蒙古，鼓动并资助武装一些蒙古王公和蒙古匪帮叛乱，图谋将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即今蒙古国）、甚至漠南蒙古（今内蒙古）都从中国分裂出去。满蒙交界的通辽、洮南、科尔沁一带广阔干燥的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千人以上的就有好几股，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这些蒙匪都是一人双骑，精于骑射又熟悉民情地形，飘忽如风出没无常。当地自然条件还十分恶劣，零散的人员往往被狼群吃掉，还有多得打团又大如蜂的蚊虫，夏天都须用棉布包头。张作霖所部二千来人一到那里就陷入了困境，一次被蒙匪诱入绝地围困，险些全军覆没。幸得驻扎辽源的奉天巡防营后路统领吴俊升率兵驰援，才死里逃生。吴俊升后来成了奉系的二号人物，当时却跟张作霖很不对付，但在抵御外寇时仍能戮力相助，体现出东北行伍讲求的“忠义”二字。

张作霖总结经验教训，派人打入蒙匪内部，摸清敌情，智取加强攻，徐世昌也给他补充了兵力。经过年余苦战，消灭了白音大赉和牙仟两大巨寇，白音大赉被击毙，牙仟被活捉，剿蒙匪初步获胜。但最凶悍狡诈的陶克陶胡还在，蒙匪仍为数不少，在沙俄挑唆和援助下仍活动猖獗，而张作霖部长期征战，根据地和供给问题日益突出，形势并不容乐观。

透着原始气息的沃土，唤起了阎廷瑞筚路蓝缕出关时的梦想，提出“屯田、垦荒”。张作霖认为这是增强自身实力、削弱蒙匪叛乱根基的好办法。这时他因剿匪有功加封洮南镇守使，便举荐阎廷瑞办理洮南屯垦事务。清政府面对俄、日两大强权的步步侵夺，醒悟到移民屯垦是有效的实边手段，遂任命阎廷瑞为洮南屯垦总办。

这可不是阎廷瑞闯关东时所想望的一小块耕地，而是可以容纳关内不计其数流民梦想的广袤无垠、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作为一个失去土地、亡命出关的流民，阎廷瑞非常清楚移民和垦荒的症结所在，规定对来洮南开垦的移民，发给旅费、农具和种子，还免租税三年；又规定对招徕移民屯垦十人以上的，为百户长，百人以上为屯长。种种优惠政策很快吸引了大批流民前来垦荒。既压缩了蒙古叛匪的活动空间，也为张作霖集团执掌东北政权后的大规模移民做了铺垫。

张作霖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找战机，击败了陶克陶胡匪帮，并穷追八百余里，打得陶克陶胡只剩几名残匪逃到俄国境内，暂时解除了漠南和漠北蒙古俄国豢养的蒙匪祸患。清政府随即对东部蒙古开禁移民垦荒，阎廷瑞又兼任了蒙荒局的副局长、局长。

通辽、科尔沁旗地、达尔罕王地等都是未曾开辟的沃土，富含养料，雨量不充足但也不算缺少。阎廷瑞等屯垦主管推出适合当地情形的新优惠政策：很低的报领荒地价格，只需交每晌地银一角的保证金，即发给承垦证书，延缓承垦地的升科纳赋年限，如提前竣荒再减收一定比例的地价等，同时为屯垦民规划建设村屯。为生计所迫来闯关东垦荒的流民，比常人更多一分吃苦犯难的强悍坚韧。经过几年奋斗，洮南和新开蒙地成了新兴产粮区。

日本打败俄国（日俄战争1904—1905）、攫取了旅顺口和南满铁路后，便把“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作为国策。日本参谋本部、关东都督府（日本将侵占的旅顺及周边地区设为“关东州”，成立的殖民统治机构）和以川岛浪速为首的浪人集团，勾结肃亲王善耆等满清宗社党和一些蒙古王公，阴谋发动以满蒙独立为名的武装叛乱。乘中国辛亥革命动乱，日本参谋本部派出军官到巴林王和喀喇沁王处指挥起事，拨给大批军械，欲经洮南运往巴林和喀喇沁。但运送军械的日军和蒙匪车队在辽源公主岭被镇守洮辽的吴俊升部全歼（1912年6月7日），“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此胎死腹中。

几乎同时，沙俄和漠北蒙古分裂主义头子哲布尊丹巴挑动并资助漠南蒙古的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叛乱，任命他为进攻中国的第一路军总司令。乌泰又串通一些蒙古王公，于1912年8月22日发表《东蒙古独立宣言》，领兵大举进攻洮南。

阎廷瑞发了狠，和一众移民说谁要把家、把自己的妻女丢给蒙匪，谁就是孬种。他一面组织屯垦民团自卫，一面向当局告急。在当时蒙匪、胡匪和浪人时时袭扰的情况下，屯垦局平时便注意训练民兵，因此颇有军事基础，这亦是此后奉军崛起的力量之源。秉持强烈国族认知的屯垦移民为了保卫自己的新家园，豁出性命抗击蒙古叛军。当时张作霖已以“勤王”为名率军去了奉天，洮辽镇守使吴俊升率军赶赴洮南阻击。经过连番激战，终于击退乌泰叛军。吴俊升乘胜追至科尔沁右前旗，火烧札萨克图郡王府，乌泰翻后墙逃入索伦山仅以身免。

因第一次满蒙叛乱胎死腹中、乌泰叛乱被迅速敉平，都很少被提及，其实却事关重大。如果“九一八”事变前19年满蒙地区就发生大动乱，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动乱、一次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会不会像外蒙古一般被日俄分割出去，实在是不敢想象。有此一节，吴俊升便功莫大焉；而阎廷瑞组织屯垦民团协助平叛，也不无功劳。

日本军部、浪人集团和宗社党随即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联络盘踞在内蒙古大布苏诺尔（盐湖）附近的蒙古马队首领巴布扎布，由日本军部提供五千支步枪和八门野炮，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出资一百万日元，组织起5000余蒙古叛军，还派去多名日本军官协同指挥，于1916年夏大举进犯奉天，首当其冲的仍是新开蒙地和战略要冲洮南。

阎廷瑞匆忙组织屯垦民团坚守待援。筚路蓝缕、九死一生的磨炼，与艰苦自然环境的斗争，与广袤原始土地的斗争，还有与外来强敌的斗争，熔铸了闯关东移民和移民后代豪迈、悍勇、倔强的性格，在外敌面前他们奋起抗击。又是吴俊升，率军赶至洮南，在突泉阻击巴布扎布叛军。战斗非常惨烈，500多叛军被击毙，以寡敌众的奉军和屯垦民团也有相当伤亡，吴俊升自己身负重伤。巴布扎布叛军绕过突泉继续东窜。

日本在发动巴布扎布叛军同时，还在关东州组织了二千余宗社党“勤王军”、在奉天周围组织了近万土匪浪人响应；另外对张作霖实施暗杀。只因炸错了车，张作霖才死里逃生（1916年5月27日）。当时中国在奉天的正规军队只有张作霖的陆军27师和冯德麟的28师，再加吴俊升的一个旅，即便不考虑日本关东军（一个师团和六个独立大队）可能的干涉，中国东北的形势也是万分危急。

“东三省是东三省人的东三省”的主体意识，更集中体现在绿林出身的早期奉系集团首脑身上。当时冯德麟和张作霖正闹得水火不容——张作霖升任了督理奉天军务，而资格更老的冯德麟只是帮办，不甘其下，两人几乎兵戎相见，但面对外来强敌，却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冯德麟立即率28师去截击巴布扎布叛军，张作霖一面严守奉天，一面抽调兵力增援前线平叛。在关东军民协力打击下，巴布扎布叛军死伤惨重，被围困于南满铁路上的郭家店。

日本从沙俄手里（强盗间私相授受）得到了南满铁路和对铁路沿线类似租界地的管辖权，并强行驻军，这时便给予叛军庇护和援助，通过南满铁路运来大批宗社党武装给叛军“输血”，并要求奉军停止进攻。奉军未予理会。双方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一个意外事件点燃了战争的引信。

围攻巴布扎布叛军的奉军28师骑兵团进驻洮南郑家屯。日本商人吉本经过郑家屯，因瓜果之争毒打一中国儿童。骑兵团的一名士兵抱打不平教训了吉本，吉本回去找了日本守备队来奉军骑兵团团部寻仇，双方发生枪战，日军逃走，奉军又追去围攻日军兵营。冲突结果奉军死5人，伤3人；日军死12人，伤5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郑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

日本随即调动关东军和朝鲜驻军9500余兵力向奉天及郑家屯进发（总兵力比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还多）。中日大战即将爆发时，双方局势的突变却又使之偃旗熄了火：中国袁世凯暴死、护法战争结束、组成了黎元洪—段祺瑞新政府；而日本强硬派大隈重信下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改变了对华政策，决定拉拢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投靠日本，另外还吃了张作霖给画的加迷魂药的饼，以为张作霖是比宗社党和蒙古叛军更有投资前景的红筹股，下令解散了军部、浪人、宗社党和蒙古王公组织的“举事团”，转而策动张作霖来搞满蒙独立。

因此事件实际是以日方妥协退让解决的：撤回了日本在满蒙地区设警察所、派军事教官、派军事顾问等侵犯中国主权的实质性要求；由中国担全责变成双方担责——交涉中奉张集团提出了系由日军寻衅的证据：12具日尸的枪伤皆在正面，表明日军是处于进攻位置而奉军是自卫还击；严惩冯德麟等28师所有军官改成了“申饬”；中方的妥协是发布礼遇日人的告示和奉天督军即张作霖出面赔礼道歉；所谓抚恤，张作霖不过依“前例”给了吉本五百块恤金。至于张作霖同意军队后撤、保证巴布扎布军队平安返回蒙古，事实表明是诱敌之计。蒙古叛军一脱离日军保护，张作霖就命令奉军追击，直追至内蒙古林西县将之消灭，巴布扎布暴尸荒野，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彻底破灭。以弱国一隅之力这样解决了事变，得失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时人皆称“大帅在，必不至此！”

张作霖掌握奉天政权后，就把阎廷瑞调回了奉天，一是让他去稽查银行，当时奉天财政负债严重，面临危机；二是请他帮助办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事。

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事是张作霖在洮南、辽源剿蒙匪时所订。那次张作霖被蒙古叛匪围困，是郑家屯丰聚长粮栈的老板于文斗闻讯，求请同乡吴俊升率兵驰援才得脱险。张作霖感激之余，又听说于文斗之女于凤至是“凤命”，遂给张学良和于凤至订了婚。当时张学良7岁，于凤至11岁。张作霖升任奉天督军，记念前情，命张学良迎娶于凤至。于家家教严谨，但未见过大场面，这时于文斗又已过世，原中产之家便愈发不宽裕了。

阎廷瑞这些年掌管移民屯垦事务，也给自己聚敛了不少财产。他并未将家人接去关外，而是在天津购田地建豪宅，并在奉天又娶，娶的是一位大清的御医之女，与天津的原配两头为大。我的表哥表姐们都称大舅公的原配夫人为“天津姥姥”，称奉天又娶为“奉天姥姥”（我应称舅姥姥，姑以此简称）。长辈和侪辈们跟我描述天津大娘/姥姥，暴富之后也还像个刚掰开的土坷垃，浑身上下冒土气，也没文化，而奉天大娘/姥姥则甚体面又见过大世面，精明练达，连张作霖都高看一眼，让张学良认为干娘。张作霖又待阎廷瑞为老朋友，而不像对一般部下僚属，因此一些家事、包括张学良的婚事也都托付与他。

阎廷瑞多年在洮南任职，与于家亦熟识，就和奉天姥姥认于凤至为干女儿，接到他在奉天的宅邸，备办婚礼诸般事物，婚期定在那年的农历七月初十，张家迎亲也是到阎宅。报道讲当时迎娶多么隆重、出嫁多么阔绰、婚礼多么风光，便都是阎廷瑞和奉天姥姥一力操办。通过这件事，阎廷瑞和张作霖干亲上加干亲，关系又近了一层。至于后来有说于家系大富大贵之家，以及张学良去相亲并与于凤至对诗种种，便都是演绎附会了。

阎廷瑞去稽查银行却铸下大错。当时奉天的财政金融形势极为严峻，币制又很紊乱。东北市面流通货币为“奉小洋票”，由东三省官银号和奉天兴业银行发行，规定每元比值小银洋10角，可以随时兑换。由于北洋政府实行银本位，使得“金贱银贵”，白银紧缺，乃至银价超出含银量相同的小银洋价格一成以上。于是一些不法钱商用“奉小洋票”兑换出小银洋，然后熔化成银块，再倒卖牟取暴利，每倒兑一万元可获利五六百元。阎廷瑞作为张作霖整顿金融、派到银行的稽查大员，面临挤兑风潮非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非但不去制止一些银行高层的倒兑行径，反而私心作祟，参与其中谋取私利。日本商会为经济侵夺东北，又乘机兴风作浪，唆使日人蜂拥挤兑，每天高达几十万元小银洋，据1916年1月4日的《中国银行报》报道，1月3日一天就挤兑达二百万元。一时挤兑风潮大起，奉票遭遇信任危机，人心浮动，连张作霖的私人钱号庆畲祥都破了产，形势严峻威胁到了张作霖在奉天的统治。

张作霖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稳定财政。他派人调查，发现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等同日人勾结，兑换现洋牟利，仅刘鸣岐一人就获利十几万元；庆畲祥的经理杨玉泉则供出是刘鸣岐盗用了庆畲祥钱号的库款，而且是阎廷瑞给开的“绿灯”；再查下去，涉案倒把兑现的还有瑞昌恒钱庄，阎廷瑞在瑞昌恒钱庄参了五千大洋的股，而且这笔钱可能是他在任职蒙荒局时，接受的蒙古达尔罕王的好处。

案子闹到查到这份地步，张作霖就是想回护阎廷瑞都回护不了了，而且他是真动了肝火，几位奉系老兄弟说情也不行。张作霖最恨的就是背后挖他墙脚的，自己那么信任阎廷瑞，派去稽查银行，却串通作弊倒兑银元。张作霖和王永江（时任奉天警务处长，随后任财政厅长）、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等商议此案时，说要“治乱世，用重典”。几人一致认为法官拘守律条，恐涉宽纵，决定不经审判直接军法处置，转天就将阎廷瑞和刘鸣岐等挤兑要犯处以极刑。

1916年11月10日凌晨，奉天姥姥闻讯后直如五雷轰顶，立即带着两个女儿——小的尚在襁褓，赶去大帅府，闯进府跪在张作霖房前，哀求饶阎廷瑞一命。张作霖忆念前情，也有些不忍，见奉天姥姥母女苦苦哀恳，又生怜悯，可前面大堂上众人都在等着他升堂宣判，闹得沸沸扬扬的已然决定的事情，又如何更改？张作霖对引起民愤的事从不容情，连他的小舅子（张作霖三夫人戴家唯一的男孩）因为拿街上的灯泡打着玩，都被枪毙了，三夫人苦苦哀恳也不肯容情。张作霖着实委决不下，在房里兜来转去，不住“妈拉巴子妈拉巴子”地乱骂。

奉天姥姥怀搂幼女长跪不起，六七岁的长女也偎在旁边长跪，而前堂一次次来催请。张作霖便一个人在屋里兜着圈踢来骂去。就这样从早晨一直到下午，张作霖终于吐了口，饶阎廷瑞不死。奉天姥姥顿时瘫软在地。

张作霖匆匆去了前面大堂。他怒气不消，痛骂倒把挤兑的一干人见利忘义，其实他最要骂的就是阎廷瑞，说：“我说这些日子坐在楼上觉得直晃荡，原来是你们在底下挖墙脚，这回就要你们用脑袋堵这窟窿。”随即让军法官宣判刘鸣岐和瑞昌恒金店执事黄献廷、吕兴瑞，蓬莱洋行执事齐瑞及管库解中道五人死刑，立即押出西大门外枪决示众；同时将阎廷瑞送交审检厅审判。

张作霖借刘鸣岐等人的脑袋杀一儆百，使挤兑风潮得到控制。但阎廷瑞涉案情节严重，虽然打了个交审检厅审判的幌子，却显是逃了性命。一案两办，仍引出不少物议，当时便有报纸抨击是“有审而不毙，有毙而不审”，是“一案两办”。

阎廷瑞随后被判了九年徒刑，但只是走了个过场，实际没在里面待几天。奉天姥姥对他有此救命之恩，从此俯首帖耳，执礼甚恭。至少在奉天姥姥耳目所及范围，不敢再踏足风月场所；奉天姥姥说什么，绝不回嘴；有事晚归，必先派人告知，回府时便先问门房奉天姥姥歇了没有，若已安歇，就脱了鞋蹑手蹑脚进屋，以免出大声。

东北矿产蕴藏丰富，煤铁为最，是地方的富强之源，因满清的封禁政策没有得到开发。1918年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后，便将目光盯上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成立奉天矿务局，任命大舅公为第一任督办。显然张作霖很快就原谅了这位老朋友。不过大舅公此时使用的名字已不是阎廷瑞，而是阎泽溥了。

有资料讲：阎泽溥，直隶天津人，字廷瑞，清末监生，曾留学英国。曾充奉天赈务局局长，山东赈务督办。1927年任潘复内阁财政总长。次年改任税务处督办。

其实阎姓该辈就是“廷”字排行，大舅公本人，及天津和奉天两位姥姥都未讲过为何改名成阎泽溥，而早年赤贫，在天津西汊、丁字沽一带扛活拉胶皮则确凿无疑。家里长辈说若是清末监生又留学英国，就是另外的人。

详考其行迹，大抵在挤兑事件受惩之前称阎廷瑞，之后称阎泽溥，前者如任洮南屯垦局总办和兴业银行稽查员，后者如任东三省官银号总经理、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及陆军中将的授衔令。由此也就不难发现使用名字的奥妙了：涉大案未服刑，反连连升官，总须改个名号遮遮人耳目。至于清末监生（监生即国子监学生，本就有用钱捐即“捐监”一途）和留学英国，恐怕和今日某些官员之履历如出一辙，是发迹之后通过某种“途径”或“交易”给自己涂的金。

变易名号造成混乱，此称甲彼称乙，便让人以为是两个人，如溥仪说替张作霖来送钱和来劝驾的是阎泽溥，当财政总长又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是阎廷瑞。一些旧交故识仍时称“廷瑞”，也就演成为“字”，或混用。我曾见一份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王荫泰）给财政部的公文，日期为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抬头先写了“泽溥总长”，大概觉不够客气又用笔圈去，在旁边另写了“廷瑞仁兄”。

奉天矿务局先开发了黑山八道壕煤矿，很快就达日产250吨煤；又陆续开发了兴城煤矿、营城煤矿等。张作霖家族成为这些矿的股东，很发了些财。阎廷瑞也不会放过给自家发财的机会，如他投资三万大洋和一百二十亩地，在营城煤矿修了一条轻便铁路，便掌握了煤矿的运输，旋又组建裕中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成了煤矿的控股股东。

图1北洋政府外交部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财政部总长阎泽溥、次长朱有济关于鸦片专卖的公文

无论如何，这些矿的开发为东北发展实业打下了良好基础，而阎廷瑞也展示了干才。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败退回关外。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报仇雪耻，既要整编扩军，又要扩充兵工生产，还要外购军火，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由东三省官银号（等同今日的央行）筹集，遂又任命阎廷瑞为官银号总经理。

阎廷瑞在张作霖和财政厅长王永江支持下，将东三省银行和兴业银行并入官银号，统一了东北币制，运用货币发行权和连锁式企业运营，垄断和操控东北经济，出现了一时的繁荣局面，为奉军扩充和提升军力提供了经济基础。短短两年中不仅陆军整编扩充近一倍，还组建了空军和海军。全盛时飞机达300架，国内无可比拟；海军舰艇3.2万吨，而全国不过4.2万吨。正是凭借这般精强军力，奉军才能够进关争霸睥睨天下。而如此取利于民穷兵黩武，自然极大地加重了东北人民的负担。

阎廷瑞之后还担任了吉林和黑龙江榷运局的局长。盐务是历朝历代政权的财税支柱，关外盐务机构先称官运局，后改称榷运局，负责两省的盐务、运输和缉私，是当时最有钱的衙门。任职官银号和榷运局期间，阎廷瑞不仅为张氏政权和张氏家族积累了财富，也为自己囤积了大量财富，在东三省和奉天置有豪宅和许多田地房产，还有银行、钱庄、矿山、铁路、粮行等的许多股份。

张作霖对阎廷瑞极为信赖。例如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系集团为扩充实力，想摆脱西方列强垄断、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台，向张作霖提出后却未获批准。张学良和杨宇霆就请阎廷瑞从中说项，张作霖便批准了。奉天政权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德国的马可尼式无线收发电报机等通信设备，还与德国、法国等通信社签订了通信合同。张学良不必多说，是张作霖的“太子”、奉系的“少帅”；杨宇霆是奉军的参谋总长和督军府总参议，张作霖倚之为左右手言听计从。杨宇霆又自视甚高，自号“小诸葛”，张作霖死后真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张学良当作阿斗，呼来唤去不是鼻子不是眼地训斥，东北大权一把抓，有一次硬按着张学良把东北铁路大权交给黑龙江省长常荫槐。常荫槐与杨宇霆结党，也以张学良父执自居，“小六子、小六子”地呼唤。张学良实在气愤难当，便叫来警卫把杨宇霆和常荫槐给毙了（1929年1月10日）。老虎厅杀杨常可是轰动一时，留下了“掷银元决死生”“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等故事及流传语，这是后话。张学良和杨宇霆说不下来的事，阎廷瑞一说就行了。

奉系这一电台开东北无线电报的先河，也是中国与欧美直接通信的开端。当时不仅东北，连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的国外电报也要在这里转发。只是奉系军阀荒唐地将电台设在沈阳的清故宫里，连大政殿里都乱拉电线架天线，对文物的损害可是不小。

奉系军阀整军经武，又联络孙中山冯玉祥，于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阎廷瑞虽未带兵打仗，但因筹措军饷有功，也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25年8月13日）。是时奉系势力席卷华北又跨黄河过长江，把持了北洋政府。张作霖志得意满，便想见见退位皇帝溥仪。

张作霖野心极大，攀龙附凤的封建意识也很浓厚，早在溥仪选妃时，就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位末代逊帝，被清室以“满汉不通婚”为由婉拒。此时他权倾四野，不禁生出拾曹操故智之心：老前辈打磨出的“挟天子令诸侯”戏法，当然可以学来耍一耍。虽说格局才具有所不及，又世移物转，但时不时打打清室这张牌，对于张作霖在满蒙地区的统治和与其他军阀攻战，还是很有政治上的好处，否则后来日本人就不会挟持溥仪搞“满洲国”了。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辗转来到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居住。张作霖先派奉系大将、直隶督军李景林去拜望致意；又使阎廷瑞居中递话，和溥仪的老丈人荣源说希望在曹家花园和溥仪见面。

曹家花园在天津三岔河口以北的新开河畔，原是买办孙仲英营建。据说那地方风水好，冒“出蓝”的烟，被曹锟看上，重金买下，又将园内房屋重建为宫廷式建筑。诚如曹丞相自明本志所言，设使当日无有孟德，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而今日没了项城老袁，猴子们就你方唱罢我登场，称了王又思称帝，就是在家里也要过把帝王瘾。从汉高祖以天下为私家产业始，连市井无赖、贩夫走卒都妄思荼毒天下以博一家之产业，这些割据一方的军阀当然就更有资格觊觎大位了。北洋官场又十分迷信。张作霖也听说新开河畔冒青烟了，要不曹锟怎么能当督军团盟主又贿选上总统呢！因此虽然曹锟家眷还在花园里住着，还是把曹家花园辟做了行馆（张作霖和曹锟是儿女亲家。二次直奉战争后曹锟被囚中南海延庆楼，后寻机逃到河南开封，虽属逃命安身，仍要住在宋宫旧址龙亭里面，1927年2月才回天津）。1924年末张作霖和段祺瑞、冯玉祥联名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张作霖和孙中山也曾在曹家花园会晤（1924年12月4日）。

张作霖再手握重兵权倾一时，当初也是被清廷收编的一个小管带；宣统小皇帝再失势落拓，也曾为九五之尊，怎么肯屈尊去见张作霖？便拒绝了。据说是张作霖迷信，认为逊帝前来见他，“天子气”就会转到他身上，因此颇为冀望；遭到拒绝，又大感失望。阎廷瑞便拍胸脯让他在曹家花园静待“好事”，自己前去张园劝驾。

阎廷瑞见了溥仪，先表了一通张作霖对前清的耿耿忠心和深厚感情，让溥仪感觉要想再登大宝，放眼天下，可依赖者非张作霖莫属；接着又婉言日本人居心叵测，张作霖不便来日租界，只得请溥仪去一趟。拿了阎廷瑞钱的国丈爷荣源跟着一帮腔，溥仪便同意屈尊纡贵去见张作霖了。

此事阎廷瑞虽有“狐假虎威”之处，但也可见他在当时的分量和天生外交才干。若非知他千真万确是扛大个拉胶皮出身，后辈恐也误认为他是留学英国而且还是帝国外交学院毕业的了。阎廷瑞代表张作霖与各方势力诡秘交往非止一端，这大概也是后来他在北洋政府屡屡插手外交事务的根由。我乍见一份民国十七年五月二日、阎泽溥提请胡若愚为全权公使出访的文件，也是颇为诧异，因为那根本不是财政总长兼税务督办的职权范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于他随阎廷瑞去曹家花园见张作霖的经过有详细记述。时间是1925年6月，入夏的一天夜里。张作霖倒是很给这位末代逊帝面子，迎上来跪在砖地上就磕了一个响头。这一个响头直磕得溥仪神魂颠倒，直直地做了两年的“仲夏夜之梦”，以为张作霖有意扶他复辟，遂不断送礼联络。阎廷瑞于中也得了不少好处，乃至我舅妈的嫁妆中，都有好几件清室御用物。直到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自己登上了国家元首宝座，出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溥仪才如梦方醒，才明白了张作霖的心机，满心酸楚地写下一段文字：“张大元帅作霖祭天于天坛之祈年殿；大元帅行誓师典礼于天安门；大元帅受各将领觐贺大典于太和殿；大元帅移跸宫禁；大元帅升乾清宫御座受外国公使之入贺；大元帅以养心殿为行辕；大元帅受玺于文泰殿。”（溥仪《张作霖记事一件》）

奉系内部郭松龄和杨宇霆闹到势不两立，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势力扩张将二人矛盾进一步激化。郭松龄遂联结冯玉祥李景林，回师奉天要“除杨驱张”。虽然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援下反败为胜、击杀了郭松龄，但这场内战使奉系军阀耗损严重。经年打仗打光了数年积蓄还负债累累，想重整军备已钱无所出。面临严峻的经济财政困局时，阎廷瑞帮张作霖干了一好一坏两件大事。

阎廷瑞常和张作霖一起抽着大烟说话，说起财政的事，就想了实行鸦片专卖筹集军费的办法。不过都知道贩鸦片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他们名义上设立了一个禁烟总局（一度改名筹济总局，被东北百姓称为“抽筋局”），由阎廷瑞任总局长，在管下各省推行，搞了个名为禁烟，实则花大钱买种烟权、贩烟权、吸烟权的花招：规定禁吸大烟，但缴纳二十大洋领一张戒烟证，就可以吸，一个月一领证；又规定须销毁烟土，但以每两烟土二块大洋的价格购买了销毁证，就可以贩运无阻；又规定禁种大烟，但每亩烟苗交“罚款”三十大洋，就可以保留。据满铁调查课《调查时报》第八卷十一号，仅小小的热河一地，历年种烟不下五千顷，几年征收烟捐达一千三百万元。

不过大力推动移民东北，是张作霖集团及阎廷瑞所做的值得大书特书的利国利民善政。

满清奴隶主为一己私利对东北施行封禁政策，以致人烟稀少。乾隆五十二年（1787），辽宁和吉林总人口约96万；道光三十年（1850），辽宁和吉林人口约289万，黑龙江人口稀少没有统计。这就给沙俄和日本侵夺大开了方便之门。

沙俄驱逐和杀害零散中国边民，先后侵吞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同时向远东移民。日俄战争后，在台湾建立日本殖民统治的头子后藤新平又到东北担任满铁总裁，筹划将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他说：“战争不可期待常胜，永久之决胜乃在于民口之消长。”后藤新平是残酷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此言却是洞察历史发展规律的精辟论断。此后日本加快了向东北移民的步伐。但后藤新平10年内移民50万即可在东北稳操胜券的判断和计划，主要假想敌是沙俄，没把腐朽的满清政权放在眼里，更没有预料到张作霖集团崛起后的移民力度。

张作霖掌握东三省政权后，认识到移民和增加人口是最有效的实边措施，同时也是扩充自身实力的有力途径，亲自担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奉系集团首领大多是闯关东的后人，阎廷瑞却本身就是闯关东的流民，深知其中甘苦利害，先后掌管蒙荒局、屯垦局，协助张作霖制定了一系列推动移民的政策。首先将清皇室和满蒙王公占有的大量荒地收回，分配给来关外的移民，从1915年到1924年，仅奉天省就发放收回的皇室和八旗王公土地190万亩；又规定对去开垦地的移民，发给旅费、农具和种子，还免租税三年。种种优惠政策，吸引直鲁贫苦农民扶老携幼，结群北来，形成移民大潮。

上世纪二十年代，华北五省长期干旱，受灾面积达270万平方公里，灾民达三千万之众。天灾之外，人祸亦烈，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要寻一未遭兵匪祸害的村子几不可得，割据地方的军阀政权还不断加收各种税捐，严重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几省中又以山东遭灾最为严重。相比之下，东北便成乐土，而东北也急需大量人力来发展农工实业。于是由北洋政府特任阎廷瑞为山东赈务督办，一方面组织赈灾，一方面招徕山东、河北、河南的灾民移民东北。

阎廷瑞会同奉天当局制定了《难民救济规定》和《新入境难民救济规定》，在天津设立移民局，在东三省各地设立收容所和救济会，组织帮助关内的移民和关外的安插；又针对移民路途的困难，规定京奉、奉海等铁路对移民减免票款，如对携有农具的移民只收十分之四的车价，所携十二岁以下儿童及农具等一概免费。通过这些有力措施，使每年移民人数增长到百万以上。而从阎廷瑞任赈务督办这年起（1925），移民特点也从季节性的迁移变为永久性的移植。

在张作霖集团统治东北的十多年里，共有一千余万关内人民移民关外，远远超过日本的百万移民和俄国的二十余万移民，使东北成为中国的新兴人口稠密区。不仅促进了东北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这些闯关东的移民具有明确的国族认同，从而使日本、苏俄和满清余孽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难以得逞。

1926年11月，阎廷瑞参加了天津的蔡园会议。蔡园是北洋政府前陆军总长蔡成勋营建的园邸，和曹锟的曹家花园相邻。转年春张学良就是在蔡园的舞会上与赵一荻邂逅，开始了他俩长达73年的爱情故事。1929年孙中山灵柩南运，也曾停灵于此，举行奉安大会。可惜这一重要的历史见证物，还有曹家花园，今日都只有遗迹可寻了。

奉系军阀联合孙中山冯玉祥打败曹锟吴佩孚后，没几天大小军阀们就又展开了新一轮翻云覆雨的乱战。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得益于北洋军阀之间的钩心斗角，将之各个击破，长江中游的吴佩孚集团和长江下游的孙传芳集团主力先后被歼。这些失势的军阀们只得饮鸩止渴，求助于奉系军阀了。进关收拾残局是张作霖期盼已久的机遇，但其时北伐军气势如虹，席卷长江兵锋北指，北伐军是他一向从山海关大门缝里扁了看的南荒蛮子军，又让他意存踌躇。奉系集团内部也意见不一。不过张作霖本心想称霸图天下，又想就算有个万一还可以退回关外，于是拍板挥师进关，在天津蔡家花园召集奉系和直鲁军将领会议。

蔡园会上，张作霖意欲统一各省军政领导，将北洋军阀部队一锅烩做了“安国军”（先称讨赤军），并准备重组政府，自任国家元首。阎廷瑞掌管关内赈务之后，和直鲁联军一干人走得较近，又想再进一步把持中央的财政大权，便附和直鲁诸将、孙传芳和一些奉系将领的劝进意见。最荒唐的是张宗昌，居然要拥张作霖称帝。幸亏杨宇霆赶到天津力劝，张作霖醒悟让人放在九五之尊的炭火上烤大不合时宜，甚至不宜贸贸然称国家元首，而为了让吴佩孚、孙传芳给打前阵抵挡北伐军，以保留亲直系的杜锡珪·顾维钧内阁为好，于是只以16个省区推戴名义，出任了安国军总司令。不过他还是以帝王行幸姿态，黄土铺道进了北京。

这一时期阎廷瑞一面打理移民事务和给奉军筹款，一面给自家敛财置产。在天津购置了北郊的大量田地、南开和南市一带的许多房产，以及豪绰公馆（与天津赤峰道张学良的少帅府一墙之隔，解放后曾用做文化馆）；在北京亦有公馆，又收了三房，是一个古董商上赶着巴结，将其妹妹送给了阎廷瑞。这个三房很会哄人，于是故宫的不少珍宝都到了他三房及三房家里，房里的全套家具都是从故宫搬去的（奉军进京盘踞紫禁城，阎廷瑞掌管财政兼及内务）。

蔡园会拟订了对国民北伐军的作战计划。可不管如何做表面文章，军阀间的明争暗斗有增无减，背后捅刀子比和北伐军作战还频繁还热烈，在战场上也就接连溃败。1927年初，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集团相继从长江一线败退至河南、山东、河北一线；冯玉祥率部在西北响应国民北伐军，进军陕西河南；阎锡山见风转舵，宣布山西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张作霖在后台再也耐不住了，和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等一商量，决定仿孙中山先例，称大元帅以为国家元首，重组政府再调整军事，以挽回局面。他于1927年6月18日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

内阁总理人选，张作霖和几位奉系元老本中意靳云鹏。靳云鹏是皖系四大金刚之首，1919年1920年曾两度组阁，又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但孙传芳和张宗昌推荐与他们关系更密切的政客潘复组阁，张作霖就“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地同意了。因为不管谁组阁，都是给奉军筹饷的工具。

军阀就是个两头怪，一个头是军队，一个头是钱。军队都握在大小军阀手里，把持政府的实质就是把持另一个头——财税。当此急欲挥戈返日之时，张作霖便任命阎廷瑞来担任两个最要紧的职位——财政总长和税务署督办。因之这届政府与其说是潘复内阁，不如说是阎复内阁。从就职程序亦可见端倪：潘复和阎廷瑞是6月21日就职，而外交、军事、内务、实业、农工五总长是22日就职，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则是后来才到职。内战频仍，军阀们怎么会去搞什么实业、农工、教育，不过是设了做个摆设，因要争取列强支持，外交总长一职倒还颇受重视。原本要顾维钧继续担纲的，但这之前出了个乱子：张作霖派兵查抄了苏联大使馆。这么重大的事，顾维钧管的外交部竟未通知驻苏使节。当苏联政府召见中国驻苏使节提抗议时，代办郑延禧毫不知情，便想当然地说“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这还不捅了马蜂窝！流氓盗匪出身的统治者，若朱元璋见了“光”“秃”“圆”“贼”等许多和早年经历沾点边的字，都疑心讥讽于己而大肆屠杀，张作霖就算肚肠比朱元璋宽一万倍，听了“想必是土匪所为”的话，又怎能不暴跳如雷！于是休了顾维钧，让王荫泰当了外交总长。

不得不说阎廷瑞的确是个理财高手，即便是风雨飘摇的最后一届北洋政府，仍在财政总长兼税务署督办任上干得有声有色。查阅当年北洋政府有关财政的文件档案：制定税政新章、与西方列强交涉借款案、重核公债、洽谈新借款、洽购军火、教育拨款、庚子退款用途研究……乃至终止中西条约、拟定对外贸易办法细则、修改胶澳租借地章程等等，阎财政总长兼税务督办还真办理得头头是道。无奈军阀统治的大船已千疮百孔，阎廷瑞再三头六臂也无可如何。

阎廷瑞就职时宣称“增收有方”。上任伊始想了个通令各省区将各种税款悉数解京、先从东三省实行的“骗着”（1927年6月27日），却没一只鸟蠢得往套里钻。奉系军阀控制着东三省和北京，可以把自己的钱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可要让别人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放到你的口袋里来，就得先测测对方的智商再测测自己的智商了。那就增加捐税吧。他刚提出来开征奢侈品捐，就遭到士商一致反对，闹到连奉系将领张学良和韩麟春也电请缩小征收范围；他刚要收证券交易捐，警察总监陈兴亚就带领警宪们请愿先要分羹。捐税还没收来，部门前已撕咬得一地鸡狗毛。

阎廷瑞就职时又宣称“节款有握”“裁员有度”，先给每个部发了五千元开办费，院属四个局或署各发一到两千元，开了个平安头。可没几天，别说军饷，光中央各部门的政务费人头费就闹得他焦头烂额，上任才一个多月就渐显憔悴。各大新闻社一再报道他因筹发政费，甚形忙碌等等。没有增，就只有节和裁。结果款节来节去，整个中央政府——国务院加八部四局署，每个月名义上一共也只八十万元的经费，还只能筹借来二三十万元打打饥荒；人裁来裁去，最有钱最要紧的财政部也裁的只剩下二十名公务员。因而时人公送阎廷瑞尊号“活阎王”（八十年后，若能有个阎王爷把N万亿的办公费，数百的又每个仅部级官员就二三位数的部级机构，还有数百万的公务员，裁减成当年模样，倒真称得上盖世伟业了）。

款可以节，人可以裁，没有军饷军火却打不了仗。吴佩孚、孙传芳的残兵败将已见不得真阵仗，张宗昌的乌合之众也没有几分战斗力，却都以抗击北伐军为名天天要钱要军火，否则就反水就火并；压阵的奉军不吃饷也督不了战，所需军费之巨远非两次直奉战争可比。可连年内战已打光了奉系的老本。设法借款吧，西方列强可是再势利不过，见北洋军阀战况不利，不光不借新款，反倒加紧催讨起旧债来，安国军政府还得替历届北洋政府偿旧账，逼的阎廷瑞将原本要用做军饷带政务费的一笔盐税抵了债。（《英法借款到期不敷之本金由盐款项下拨付事》，财政部，财政总长阎泽溥，民国17年3月）

不知当时张作霖和阎廷瑞是不是真有实行鸦片专卖以筹措军费的拟议，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奉系军阀本就有“种毒筹金”的前例，而且就是阎廷瑞给张作霖出的主意。反正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中外哗然，连外交部都紧急质询财政部：“比闻外间风传，政府有鸦片专卖之说。初犹疑虑参半，本日黄报载有北京禁烟总局开征在即云云，闻之不禁骇然……”（《外交部就鸦片专卖事递财政部总长阎泽溥、次长朱有济函》，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安国军政府一再“辟谣”，没有敢实行鸦片专卖。

正门打不开，邪道也走不成。阎廷瑞智竭计穷，不到一年时间就几次请辞，还曾提出转任内政部长。（《北平世界日报》1927年12月11日；1928年1月4日；1928年1月14日；1928年1月20日；1928年1月30日）

作战接连失利，军政形势不断恶化，张作霖整日闷闷不乐，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连过年（戊辰正月十二）宴请在京将领，都是阎廷瑞代为出面；他和阎廷瑞等老友打牌抽大烟，也难得有笑脸。1928年6月2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只得通电退出北京，表示：“本为救国而来，今救国志愿未偿，决不忍穷兵黩武。爰整饬所部退出京师。”却又恋栈不肯退位，声称“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以后国事听国民裁决。”同时让人将大元帅的印、旗、国务院的印信、重要档案等运往奉天，好在关外继续当大元帅发号施令，继续指挥运作安国军政府。但因退出京师不再履职，通常都将安国军政府算到1928年6月3日为止。阎廷瑞的北洋政府最后一任财政总长，也就在此日谢幕，不过他仍做了一段国民政府的税务处督办，大抵是和南京方面交接财税事务。

退出北京前，张作霖及安国军政府与日本的关系闹得很僵，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起初日本想扶植张作霖作为侵夺东北的工具，还将此定为国策，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扶张作霖一把；张作霖呢，得到日本援助后，每次都给画一张皮相不错的饼，却从不兑现，而且基本把握了不出卖国家主权的底线，即便是中央政府所签的卖国条约所涉东北部分，也决不让在自己手上兑现。让日本从寄予厚望到失望直至绝望。让日本难以容忍的，还有张作霖引进英美势力。日本要独霸东北，奉张集团却要利用英美来制约日本，阎廷瑞就是其中的主要推手。

安国军政府时期，阎廷瑞直接办理了向英商阿模士庄厂订购船炮、意商安些度厂造舰船、德商克虏伯订军火、向英法借款等（《英法借款案抄送本部致交通部函稿》财政部，财政总长阎泽溥，民国16年12月），尤其是向英美荷银行团借款二千三百万元修建葫芦岛港。日本在中国及远东的两大势力支点，一是旅顺港，一是南满铁路。在旅顺港旁边建港口加引入英美势力，便动摇了日本势力根本。而奉张集团不顾日本抗议，修建打通线（黑山—通辽）和海吉线（海龙—吉林）铁路，也削弱了满铁的垄断地位。

1927年6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集各部门官员会议中国事务，决定要解决以往条约所涉满蒙的悬案，要铺设吉林—会宁铁路和“满蒙新五路”铁路，中国不得修筑影响日本利益的铁路，和由日本派人整顿东北财政。如果张作霖不就范，就使用武力解决，并给了关东军“放手而为”的指令。另外会议拟定寻机用武力“分离”满蒙，在决议中使用的公开言辞是“万一动乱波及满蒙……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田中义一还上奏天皇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

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胁迫张作霖签《新满蒙五路协约》。张作霖又祭出“拖”字诀，实在拖不过，便推给僚属和地方当局去谈。僚属和地方当局也是推来搪去，死活不给签。二十年画饼充饥，就是瘪皮臭虫也饿成吸血恶鬼了。日本不容忍张作霖再耍把戏了，便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若签约，就提供军事援助和贷款，帮助张作霖打退北伐军，否则就出兵解除败退奉军的武装，让张作霖回不了东北。张作霖愤怒拒绝说：“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阎廷瑞多次和家人讲“宁为草寇，不为汉奸”的话。“宁为草寇，不为汉奸”也是他为人做事的一条线，听书听戏听故事，知道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汉奸留骂名。他一直为张作霖想办法，不执行北洋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中涉及东北的条款，如给予日本的土地承租权、铁路控制权、矿山开采权等，这时也反对让日本新建铁路和停建葫芦岛港，跟在张作霖后面讲“我们是东北的当家人，可得保护好中国人共有的财产，不能在我们手里给了小日本，让子孙后代骂我们”。奉张集团其他首脑张作相、杨宇霆、莫德惠等在和日本交涉时，也是坚持不出卖国家权利的底线，坚决不签“新满蒙五路”等协议。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历史时期，反倒是一群绿林草莽，比许多所谓正途出身、讲这主义那主义的政客名流，表现出了更多的民族气节。

或许有人不理解：不就是在你这儿修几条支线铁路吗，还是人家掏钱，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是件好事啊，而且还借给你大笔的钱，还出兵帮你打退北伐军坐天下，这不是很合算的交易么？

问题在于，控制一个地方的铁路，就掌控了那个地方的经济和军事命脉。沙俄和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都是以铁路为开路先锋。沙俄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以“保护中国”为诱饵，攫取了旅顺港并修筑“中国东清铁路”，成为沙俄侵掠中国、控制远东的工具。1904年日本发动战争击败沙俄。两个强盗跑别人家里来打架，打输的一个竟拿主人家里的东西赔偿给另一个：沙俄把旅顺港，以及名义上和中国共有的中东铁路从长春到大连的一段给了日本，即“南满铁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便成为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力量中心。奉张集团深感铁路被人扼控之痛，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机，夺取了中东铁路。日本随即出兵来抢。奉军那回是真拿出了不要命的土匪劲头，和日军枪对枪炮对炮地决一死战。日军久攻不胜，加上美国施压，只得铩羽而归。在随后召开的中东铁路国际会议上，中国终于争得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和守护权（“九一八”事变后，苏俄又一次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成和日本帝国勾结的礼品，将中东铁路作价卖给日本；在“二战”后却再次攫夺了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后来归还中国，实际是以蒙古独立为代价的）。正因深知铁路，还有港口的重要性，奉张集团才顶住日本压力，自建铁路和葫芦岛港，才坚决拒绝日本修建满蒙新五路。日本人大为光火，下决心除掉张作霖，在皇姑屯布下了必死之阵。

阎廷瑞陪同张作霖回奉天，一路都在张作霖的包车里说话打牌，直到爆炸前不到一分钟，还和张作霖坐在一处说话。他后来不知多少次和家人讲，一件坎肩救了他的命。

启程回奉天前，张作霖对日本将有不利于己的阴谋已有耳闻。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发现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的老道口——三洞桥周围设岗，禁止人行，情况异常，曾发密电请严加防范或绕道归奉，却没有引起张作霖的重视，觉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坎坷颠簸，决定还是乘火车。

张作霖命张学良、杨宇霆等留守北京，自己在6月3日凌晨1时，登上回奉天的专列。随行人员除阎廷瑞外，还有靳云鹏、潘复、总参谋长于国翰、农工总长莫德惠、教育总长刘哲、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张作霖的六姨太岳夫人及三公子张学曾等。专列共二十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是第十节，以前是慈禧太后专用的蓝钢花车，又经过改造，内有客厅、卧房各一，还有打麻将的活动间。阎廷瑞等随行高级官员则乘坐花车前面的两节蓝钢车。

专列到天津，靳云鹏、潘复及町野武马下了车，前交通总长常荫槐上了车。町野武马参与了策划和实施阴谋，送一程是为了麻痹张作霖。靳云鹏原本是要陪张作霖回奉天的，但他的副官来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他的好友板西利八郎来津有要事相商。靳云鹏便下了车，但等到次日板西利八郎也没来，来的是专列在皇姑屯被炸的消息。靳云鹏是有名的亲日派，离京前还在帮日本人劝张作霖签约，日本是要留为后用。

随行的其实还有张作霖的另一个儿女亲家、前中东铁路督办鲍贵卿，此时做军事顾问兼审计院长，原本要陪张作霖回奉天的，可到了天津听说太太刚产下一子。是年鲍贵卿六十有三，老来得子，欣喜之状可想而知，遂下了车匆匆赶去医院，竟由此逃过一劫。鲍贵卿宅邸与我外祖父家毗邻。我小时鲍太太还不时来串门，几次讲这件事。

张作霖心情郁闷。阎廷瑞平日常陪他说话抽大烟，这时更是不离左右，叙旧解烦。莫德惠、常荫槐、刘哲等也来到张作霖的包车，一起打麻将。几人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玩麻将。沿路有不少官员迎送，尤其是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特地赶到山海关迎张作霖回奉天，令他十分感动，拉了手在一起说话。最后是4日早晨在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上了车，但没和张作霖同坐而坐到了前面一节的蓝钢车。这时离终点奉天站只有约5公里的路程了，麻将牌局也散了，莫德惠、常荫槐、刘哲等人都回了张作霖包车前面的蓝钢车的各自包厢。

专列从皇姑屯车站缓缓开出，前行不远就是京奉铁路和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交叉点——三洞桥，是一座三孔的钢筋混凝土铁路桥，京奉铁路在下，南满铁路在上，桥两端建有日军的岗楼。阎廷瑞和张作霖、吴俊升坐在一处说话。包车里还有校尉处长温守善和一些随侍人员。早晨关外的天气有些凉。阎廷瑞觉得冷，就让侍卫去取一件坎肩。侍卫在他包厢里没找到。这时专列缓缓驶进了三洞桥。阎廷瑞骂侍卫笨，说：“你怎么这么笨呢。算了，我自己去拿吧。”他和张作霖、吴俊升说了一声，就起身往自己包厢走。因阎廷瑞去取坎肩，后面吴俊升便问张作霖说：“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一眼腕表答说：“算了，马上要到了。”张作霖话音刚落，阎廷瑞刚走到张作霖的包车与前面蓝钢车的连接处，突然一声巨响，霎时间天崩地裂，阎廷瑞眼一黑就飞了出去。

待他昏沉沉睁开眼，浓重的烟尘使他几乎喘不出气，触处全是乱铁碎木，透进隐隐的天光火光。他挣扎着从乱铁碎木堆里爬出来，才意识到发生了爆炸，方才乘坐的蓝钢花车的车厢没有了，只剩残缺变形的车底盘扭翘在同样扭翘的铁轨上，已辨不出是车厢的车厢残骸崩落在身前三丈多远处，与花车邻接的几节车厢也残缺歪倒冒着火烟。抬眼往上看，拧成麻花状的铁轨悬在空中震颤——是三洞桥上的南满铁路的路轨，但那一段桥已不见了，只剩几段钢筋铁架和铁轨一样拧曲在半空，下面是被炸开的混凝土桥墩。多么大威力的爆炸啊，眼见的一切都变了形，还有周围豕突狼奔的人群，惊慌地尖叫尖号着。阎廷瑞望见一个浑身血污的人，大概比他早一些从乱铁碎木里爬出来的，匍匐在乱铁碎木和车骸人骸上，还抱着一个血污的人形。他踉跄着爬着向前，认出那个人是侍卫处长温守善，抱着的人是张作霖。这时几个人赶过来，其中有张学曾，帮着温守善救护张作霖。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伤口，血肉模糊而且血还在流，温守善不知从哪儿摸着条大手绢堵在伤口上。这时在铁路沿线警戒的宪兵司令齐恩铭领着一些人急急赶到，接着奉天省长刘尚清等带着大队人马也赶到了，里面不少是在奉天车站准备迎接的仪仗队，在大爆炸的残存中格外刺目。不远处，高架的南满铁路上，一些日本军人在观望和照相。温守善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匆匆驰离。

赶来救助的人员随后把阎廷瑞、不同程度受了伤的岳夫人、莫德惠、张景惠、刘哲、于国翰等人也一一抬扶上车救走，而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一颗道钉穿入脑中，当即身亡。此外还有十八人被炸死，五十余人受伤。

张作霖被救回大帅府已奄奄一息，抬进寿夫人所住小楼的西厢房进行急救，无奈伤势太重，于9时左右撒手人寰。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爆炸时间是1928年6月4日5时23分。

阎廷瑞和家人讲他为张作霖收尸并料理后事，但这应是泛泛之言。他料理的只是治丧事务。综合各种资料，在处理危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奉天留守司令臧式毅和奉天省长刘尚清。此时少帅张学良远在北京，而日军已有异动。为防不测，奉天的几位首脑决定密不发丧，同时做出帅府一切如常的假象。寿夫人名寿懿，据说是袁崇焕的后人，时年还不到三十，精明干练，掌管帅府的日常事务。她每日仍常服梳妆，说笑见客；医官每日入府为“大帅医伤”；厨师每天送餐到小青楼；奉天当局不断发布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精神很好，能进软食”等消息。

日军在炸专列时见到张作霖当场未死被救走，又侦知其“正在疗伤康复中”，未敢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6月17日张学良化装潜回奉天、局势得到掌控后，奉天当局才于6月21日公布张作霖的死讯。

日本政府和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是要制造动乱乘机侵占中国东北。张作霖虽形格式禁，不得不与日本虚与委蛇，但在其统治东北的十多年里，日本想要的土地承租权、铁路控制权、矿山开采权以及满蒙独立，一样也没拿到；甚至北洋政府所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如二十一条及附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给予日本的这些权利，张作霖不能不承认，却都以地方法规或秘密训令的方式使之实际废止，如1917年他发布秘密训令：凡将土地私租与外人，即以盗卖国土罪论处。

以张作霖为首、若吴俊升阎廷瑞等一班关外“绿林豪杰”，出身草莽却从未失民族大义，在东北及蒙古地区外遭日本和苏俄两大强权交侵，内有满清余孽与外部势力勾结搞满蒙独立的恶劣局面下，以其特有的血性和狡狯善为应对，面对强敌不稍屈服，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杀我两个我就杀你三个，你来挑衅就排枪招待，几次血战敉平了沙俄、日本豢养的蒙古和满清叛匪，又明暗并用使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能施行，同时软硬兼施让日本关东军无所逞其技，实堪令前后几届政府汗颜。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对于中国保有东北和蒙古，却是功不可没。

正是认识到张作霖是侵占东北的最大障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才冒谋杀一国元首的大不韪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安国军政府是当时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张作霖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按照国际法，谋杀一国元首是严重的战争罪行为，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是将此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但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一罪行并未得到追究。

奉系首脑们机智冷静地处理皇姑屯危机，使日军制造动乱再乱中取事的阴谋未能得逞。张学良潜回奉天后，秉民族大义又抱国恨家仇，不顾日本威胁利诱，毅然宣布易帜，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中国统一。

日本军国主义阴谋不能得逞，遂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事端，用赤裸裸的武力方式侵占了中国东北。

事变次日，关东军就派金融特务酒井辉马接收了边业银行。边业银行是为掌握边疆金融建立，当时的主要股东为张作霖父子，其他股东多为北洋高官，总经理原是张学良。这年年底，日本人胁迫阎廷瑞出来担任边业银行的总裁。但日本人不信任他，随后派了一个叫中川帆三郎的日本人来监督。没过多久，阎廷瑞就失踪了。

家人已记不清得讯具体日期了。舅父邹铮只记得是一天夜里，舅妈的父亲阎廷梧来敲门，告诉说阎廷瑞失踪了，可能是被日本人逮走了，商议去奉天找人救人。

阎大廷瑞在关外站住脚后，阎二廷梧就去投靠，一直帮着乃兄做事，因此和许多奉系人物都有来往。他花了不少钱打通关系，才在奉天一所戒备森严的宅院见了阎廷瑞一面。严格讲算不上见面，“关系人”只是利用每天阎廷瑞出屋放风的机会，让他在院墙外往里看了看。那宅子有个院子，当时是下午，阎廷瑞正在院子里放风，颤颤巍巍摸索着走路，似乎眼睛已瞎了。就让看了这么一下，便催阎廷梧赶快走，说日本人看管得紧，要被发现就坏了。

随后得到消息：阎廷瑞被日本人用电椅处死了。或许就是因阎家四处设法营救、日本人觉察消息走漏而下了毒手。后来奉天姥姥又请求我舅父去奉天打探（“九一八”事变后奉天姥姥便携儿女来津居住，当时许多奉系人物都来了天津，包括张作霖的几位夫人，二舅公还收留了几位落难的奉系人物）。舅父以天津工商学院（时居天津高校之首，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并称）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庚款留法，向不过问阎家的事，此时阎家有难，却毅然于兵荒马乱中去关外寻访。但舅父去奉天和长春，也没打听到大舅公的下落。

阎廷瑞被日本人秘密逮捕，知者甚少，至于为什么，更是谁也说不清。被日本宪兵用电椅处死，只是旧交私下透露而无可证实，也长期不明其罹难原因。因阎廷瑞做过伪边业银行的总裁，还被一些人视为汉奸。

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中讲到了阎廷瑞罹难事：是大汉奸赵欣伯向日本宪兵队长三谷清告密，说阎廷瑞来沈阳不光是为张作霖的五姨太（即主持帅府家政的寿夫人，当时住在天津英租界的睦南道）提款，实际是为张学良侦探日军的秘密。日本宪兵队便把阎廷瑞抓起来拷打折磨，一星期后即惨死。

赵欣伯就是曾在北京唱戏扮旦角的刘笑痴，1913年诱拐一位满清王公的爱妾逃到大连，随即做了日本军阀豢养的走狗，网罗匪徒浪人作乱，为日本侵占东北服务，两次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便都有他摇旗上阵，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关系最为密切。他曾由本庄繁（当时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后任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到张作霖处，得到过张及阎廷瑞的资助。“九一八”事变，赵欣伯为日本组织地方维持会，发表所谓“独立宣言”。事变时土肥原贤二先充沈阳市长，觉得太露侵略痕迹，三天后即推出赵欣伯当市长做他的替身。赵欣伯积极推动成立“满洲国”，“满洲国”的国号、建都长春和将长春改称“新京”等主意都是他出的，被称为“满洲国产婆”，出任伪满洲国首任立法院长。溥仪说阎廷瑞为提款的事找赵欣伯帮忙，赵索取二十万元未与，遂向日本宪兵队告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考虑将溥仪作为备用工具，由土肥原贤二出马制造了“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将寓居天津日租界的溥仪秘密接到大连，安置在抚顺汤岗子；决定成立“满洲国”后，又于1932年3月8日将溥仪接到长春。故事发时溥仪不在沈阳，是后来听身边人说的，因此所记的一些情况不一定准确。阎家闻讯去奉天寻人，大费周折得以望见阎廷瑞，阎廷瑞又已被折磨得双目失明，其间约略近半年。按阎家寻人经历，日本人关押阎廷瑞极为隐秘森严，外间包括伪满傀儡政府都是不知情的，故而认为他很快就被杀害了。溥仪身边人说阎廷瑞“来”沈阳为张家提款，可能是指阎廷瑞被捕前曾到天津见过张学良和寿夫人，而阎廷瑞时任伪边业银行总裁，是驻在沈阳的。赵欣伯仗恃主子淫威，对伪满高官、奉系元老、满清宗室们多有欺辱勒索，甚至带着警察闯进伪满委员长室，对资历更老的大汉奸袁金铠（时任奉天省长，地方维持会委员长）、阚朝玺（原热河都统，杀人不眨眼人称“阚屠户”，地方维持会副委员长）等寻衅示威。溥仪身边人对其十分痛恨，所述难免有倾向性，谓阎廷瑞实无它事，系赵欣伯勒索不成又诬陷。

阎廷瑞被秘密逮捕，距关东军派中川帆三郎去监视审查他仅十天左右，应有直接关系。对外宣称他被迅速处死，用意可能有三：一、震慑不肯投靠和被迫投靠而怀二心的人士；二、免得其他奉系元老说情营救；三、掩盖事件内情。阎廷瑞遭赵欣伯告密罹难固然属实，但从关东军秘密囚禁、长时间严刑逼讯的方式看，不仅仅是他拒绝向日本屈服，而且也不是他帮张家转移钱财、和意欲为张学良侦探日军情况这般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再欲借归还张家财产拉拢张学良而不得，若阎廷瑞为此而来，不正是天赐良机么？

事件的主角之一赵欣伯后来竟不可思议地逃脱了对汉奸的制裁，还把国民政府，及东京国际法庭中国大法官倪征燠为审判日本战犯、要他写的证据材料烧毁进行顽抗，于1951年在北京病死。事件的内情也就更加难以索解。

不久前我查找到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于1932年4月12日发给国际联盟调查团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份电文，告诉了阎廷瑞被日人杀害之事（注意是向国联调查团、国民政府及张学良告诉）。电文中说：

……现因贵调查团行将东来，日人对于知识阶级分子，均予警告，凡有不利于日本之言论者，即予以断然之处置；凡有反对日本之人，均被日人在黑夜闯入家中，逮捕杀戮，并警告其家。如将消息泄露，同样对付。阎廷瑞、张奎恩悉遭杀戮。……

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

1932年4月12日发自黑河

说明阎廷瑞是因反对日本，泄露了不利于日本的消息而被杀害的。

图2 1932年4月19日《益世报》刊载的马占山致国联调查团电文

马占山也是拉杆子出身的奉军将领，带手下弟兄投奔吴俊升，多立战功升至黑龙江骑兵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和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不抵抗，马占山却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率部在嫩江江桥抗击日军，孤军（当时黑龙江的中国军队主力随张学良滞留关内，帮蒋介石打内战）与飞机大炮掩护下的优势日军从1931年11月4日血战到11月18日，歼敌一千多，是其侵略中国以来首受重挫，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马占山部亦有重大伤亡，江桥上叠尸数层。1932年2月马占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诈降，出任伪黑龙江省长；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又任军政部总长。他得到国联调查团要来东北的消息后，一面秘密筹集军需物资运往黑河，一面搜集日本的侵略罪证，于1932年4月1日率亲信二百余人从齐齐哈尔出奔，4月7日抵达黑河举旗抗日，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军，与日军鏖战至年底，失利退入苏联。西安事变后马占山途经延安，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致辞称赞他是“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

溥仪未记阎廷瑞被捕的时间，阎家人也记不清得讯的确切时间了。查关东军派中川帆三郎到边业银行监视阎廷瑞是1932年3月初；马占山4月1日从齐齐哈尔出奔时，已闻阎廷瑞死讯（亦不知道是被秘密囚禁）；再佐之溥仪的一星期惨死说，则阎廷瑞被捕当在3月中旬。与之相关联的重要事件，除了马占山的再举抗日旗帜，还有国联调查团来华和满洲国的成立。

“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当年12月1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团到东北进行调查。1932年1月21日，组成了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参加的国联调查团。当时中国上下都对国联调查团寄予厚望，乃至不切实际地幻想，希望能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问题。国联调查团2月中旬来到远东，先后会见有关各方了解情况，4月9日到北平与张学良等会面，又于4月21日抵达满洲奉天。中国政府和各界团体纷纷控告日本侵略罪行，并积极提供证据。马占山得知调查团到北平后，发出了前述电报。

就在国联调查团到远东还没到东北的间隙，日本匆忙剖腹产了一个怪胎——满洲国。2月16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集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在奉天大和旅馆开了一个所谓的“东北政务会议”，决定将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成立一个“满洲国”，迎溥仪为执政。会上马占山表示反对，被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厉声训斥。关东军随即任命板垣征四郎为“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去抚顺通知溥仪这一决定。日本赶在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之前，匆忙在3月1日宣布成立“满洲国”，又赶不及地在3月8日将溥仪接到“新京”长春，就任“满洲国执政”。然后胁迫东北居民营造和平共荣气氛，给钱让参加集会，组织写信给国联调查团，表达支持东北独立。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作为要拉拢利用对象的奉系元老阎廷瑞被日本逮捕、长时间秘密囚禁和刑讯逼供，尔后用电椅处死。那么，他做了什么反对日本的事，日本人要逼问出什么秘密？

皇姑屯事件后，阎廷瑞兼任过大中银行的总经理（1928—1934年总部在天津，后迁上海），往来津奉间。在张学良和大多数原东北军政人员企望和努力通过国联调查团及国际调停、使东北回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时，阎廷瑞是否为张学良和东北旧部暗通消息，特别是在奉天和马占山的碰面，是否与马占山随即出奔再举义旗有关？到天津见张学良和寿夫人，是否透露或提供了不利于日本的机密和证据？

马占山、张学良等人没有述及。我查阅了一些伪满文档，也没有找到答案。

不管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怎么狡诈凶残，事实俱在不容伪造。国联调查团依据调查情况签署了报告书。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0票对1票（日本）通过了基于调查团报告的声明。声明指出：东北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九一八”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中国东北。

虽然国际联盟没有能力制止日本的侵略，但这一结果仍然是中国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可设想今日我们得到一个以N：1票通过、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联合国声明），也为日后中国收回东北主权奠立了国际法理基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40：1，连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都不认同日本的侵略行径！（可悲的是，随后苏联及苏联占领下的蒙古竟承认了“满洲国”！）我们有理由对包括阎廷瑞在内、为取得这一道义成果做出牺牲和努力的人们表示敬意。

大舅公中道被日本杀害，身后凋零。长子溺于色，大撒银子包戏院包饭店包报纸版面捧一红旦，又包养数名名妓；次男（阎家大排行即二舅公的长子）溺于赌，家财无不当赌，乃至二舅公进宅刚脱了皮袍放下皮包，他伺在一旁蹿出来夺过皮袍和皮包就奔了当铺赌场，百般管教无济于事，最后被赶出家门。但1944年二舅公甫去世，他就领着大群债主回了家，所有家产已被其冒父名抵押一空。二人生活荒唐，自是命之不寿。奉天姥姥所生二女都嫁与奉系同僚家，不幸相继夭亡；奉天姥姥早年以无子为憾，到处求医拜佛，经颇为玄幻的际遇方得一子，在津入读北洋大学又投身革命，1949年随工作团南下不知下落。奉天姥姥大受打击，未几就病故了。天津姥姥亦于五十年代初去世。舅妈行五，后来一直与舅父接济家中，照顾老人和幼弟，为谋划生计。奉天姥姥晚年与舅妈幼弟即老舅同住，有时变卖旧物补偿家用，对于亲友的接济馈赠，亦不时以什物回赠。我家的一张大理石餐桌便是如此来历。

1949年后，家中长辈于阎廷瑞及张作霖等事自是禁之于口，即便提及，我亦不留意。如幼时舅父带我去看望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张学铭“九一八”事变时任天津市市长，后参加共产党，多得毛泽东周恩来照顾，建国后安排做天津人民公园（原李家祠堂）主任，又坐了些年监狱。他长舅父几岁，我称为伯伯，依稀记得与舅父谈处很亲近，可他们讲了些什么相互又如何称呼，一毫也记不起来了，记得的却是最不要记的：让我讲三国的五虎将又背了首唐诗，得了长辈两句夸奖。“文革”后家里几位长辈被安排做政协委员，坐在一处，有时讲讲旧事了，我却外出上学、到德企工作、又去搞化学理论，不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窗内事——只要与科技无关，也多充耳不闻，更想不起去问。直到两年前参观沈阳大帅府，睹物思故人，才动念整理这段故事。可是不要说当事人及其故交，即他们的下一代，都已凋零百之九九，若于今大舅公长子在，须一百又十五岁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便随长辈的逝去而逝去。大舅公以一介流民亡命关东，十余年间竟成满蒙地区移民和屯垦事务的主管，而后更成为奉系首领之一和北洋政府大员，主导闯关东大潮。单以此而论，在张作霖集团中甚具传奇色彩。也就愈发痛惜他的许多事迹、特别是早年闯关东的事迹多湮没不传。

大舅公1924年任吉黑榷运局局长时，监造、翻修了两座中西结合、风格独特的办公楼。坐落在哈尔滨新马路的黑龙江省榷运局办公楼，现今被作为保护文物和哈尔滨城市发展史的珍贵见证；坐落在长春市光复路的吉林省榷运局办公楼，日本占领时期成了伪“满洲国”执政府所在，随后又成了“满洲帝国”的皇宫（1934年3月1日，溥仪改称皇帝，号“康德”）。溥仪用《诗经·大雅·文王》中期待光明的诗句“於缉熙敬止”，将这座楼命名为“缉熙楼”，却在里面度过了十四个黑暗屈辱的春秋（1932—1945）。当他和皇后婉容在当年阎廷瑞的办公室里，过着日本关东军提调下的偶人生活时，不知是否会想起这位因反对日本侵略而被杀害的旧识。

大舅公监造和翻修的两座榷运办公楼饱经世间沧桑，仍缉熙敬止地阅看着天命靡常的历史；而阎家文辈的长男次男，却一个嗜嫖，一个嗜赌，不几年间，就将父辈聚敛的巨万家产败得精光。到建立红色政权时，竟又赤贫若其父辈未发迹前拉胶皮扛麻包状，成为搞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依靠对象，真令人不能不感叹历史车轮回转得迅如光风又圆缺如月了。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往事 作者：孙喦 期刊：《当代》201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