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66人物〗绿原：诗之花在炼狱里怒放

王培元，山东日照人，生于青岛，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著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后出图文版《延安鲁艺风云录》）、《走出象牙塔》等。

是又一名哥伦布对海洋的祈祷

是折翅苍鹰对悬崖的追求

是最难溶化的信念的一撮沉淀

是最难实现的志愿的一层蒸馏

原来只知道绿原是“七月派”诗人，但没读过他的诗。直到1986年3月，参加全国第一届冯雪峰学术讨论会，师兄王富仁在提交的论文《冯雪峰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开头，征引了绿原这节诗，才发现：他的诗，原来写得这么好！

绿原以《炽热，纯青，肃穆，高洁》为题，也写了一篇研究冯雪峰诗歌创作的论文，对雪峰诗风的概括非常深刻精到，是诗人对诗人“心有灵犀”的体悟和解读，一般研究者恐怕是难以做到的。那时，绿原还在人文社工作，大约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从副总编辑岗位上离任了。

我找到他和牛汉编的“七月派”诗人的选集《白色花》，以及他自己的诗集《人之诗》来读。《白色花》选了他九首诗，第一首是写于1940年12月的《憎恨》，语言清新，意境朦胧：“不问群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着繁星开了，/不问月光是怎样敲着我的窗，/不问风和野火是怎样向远夜唱起歌……//好久好久，/这日子/没有诗。”怀着青春的浪漫和柔情的年轻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

这是他刚开始写诗的“童话时期”的典型诗篇，其中有新鲜的意象，亦不乏稚嫩的“童音”。“有一天，/这世界太平了：/人会飞……”（《小时候》）天真烂漫，纯然是一派孩童口吻。在短诗《愿》（1943）中，他写道：“愿诗与现实互相溶解。”果然，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开始写起了热烈拥抱现实的政治抒情诗。

那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处在一个濒于崩溃和趋于疯狂的时刻，犹如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的虎和里尔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年轻的诗人绿原，由于无法忍受现实生活的沉重压迫而发出了激切的控诉，因为与社会现实的丑恶和罪恶进行血肉搏斗而喊出了猛烈的呼号和诅咒。

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一诗中，他激愤地写道：“大街上，警察推销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他还痛苦地质问：“呼吸在战争下面的中国人民，有多少个愉快，有多少个凄惶？”“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长长的直白的诗句，急骤的节奏和粗悍的语言，痛愤、激烈而又焦躁的情绪，就像滚滚而来的泥石流，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有一种与黑暗、邪恶和朽腐的现实同归于尽的精神气概。

类似的诗，还有《破坏》、《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咦，美国！》、《悲愤的人们》、《复仇的哲学》、《伽利略在真理面前》、《轭》、《你是谁？》，等等。其中有一些，曾经在北平、上海、武汉、重庆等地青年学生举行的规模不同的集会上，被反复朗诵过，对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起到了激励、鼓舞和号召作用。

1948年，他写的《一个什么在诞生》，简直就是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预祝和期待。1949年初，他写了《中国，一九四九年》，欢呼1949年的春天，预感到从1949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1949年5月，胡风对绿原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1949年底，绿原又写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抒发迈入“幸福年代底进口”“新纪元底大门”的激情和喜悦。胡风则写下了长达三千多行的著名长篇抒情诗《时间开始了》。

对于绿原来说，选择了诗，就是选择了一种人生；写诗，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诗与真》（1948）一诗中，他写道：“在人生的课堂/我选择了诗”；“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

正如他在这首诗里所说，“我和诗从没有共过欢乐/我和它却长久共着患难”。到了革命胜利以后的五十年代，绿原竟然和他的诗友们一起，为了诗，而受难了。

1980年，他与牛汉合编了一部“七月派”诗人的选集，对于书名《白色花》，他专门做了解释，说是借用了诗人阿垅《无题》诗中的一节：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他在《白色花》序言里写道：“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

阿垅的这首《无题》诗，写于1944年9月9日。十年之后，“七月派”的诗人们便全部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身陷囹圄。真是一语成谶！包括绿原在内的“七月派”诗人的悲剧命运，不幸被阿垅的诗句言中了。

1953年初，武汉的《长江日报》停刊。在报社担任文艺组副组长的绿原，调进北京，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

1955年的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路翎应该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出路。”

这个经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修改的按语，犹如晴天霹雳，震动着绿原的心，也摇撼了、改变了他和朋友们的命运。

吃过晚饭，住在东城细管胡同的路翎，来到住在天安门附近石碑胡同的绿原家。路翎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是著名的小说家，友人阿垅称他为“勤奋的天才”。他和绿原都是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作者，又都参加过胡风撰写的“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的起草、讨论和修改。

由于家里地方窄小，孩子吵闹，他们离开家，一起向天安门广场走去。在昏黄的路灯下，两个人迎着徐徐吹来的春风，慢慢地走着，交谈着。

春天即将过去，马路上行人无多，车辆也极稀少，一切都显得安宁而正常。也许，事情到底严重到何种程度，内心深处都有些忐忑不安的绿原和路翎，也许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察觉到。

这个古都的暮春之夜，在他们看来，与以往的夜晚相比，并无什么不同。然而，一场巨大的灾难，对于路翎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正在向他们的头上压下来。

隐没在街市远方的天际线下面，一团团浓密的乌云，正缓缓地向上涌动。

路翎胸有成竹地对他说：“明天我就交信，什么都可以交出去。我不相信，有什么不可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谈的。”接着又有些沮丧地说：“我简直跑不赢。刚想通了‘小资产阶级，接着是‘资产阶级！刚想通了‘反马克思主义，今天又来了‘反党！说不定还会变成‘反革命的！”

绿原觉得，路翎似乎并不相信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他们约定，第二天就把信交出去，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然后，两个人匆匆告别。

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第二天，绿原向中宣部领导交出了历年来胡风写给他的所有信件，之后被停职反省，奉命回家写交代材料。17日，部里来电话，叫他带着交代材料去谈话。和他谈话的，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在座的还有林默涵等人。张宣布对绿原实行“隔离反省”。又说：“不忙检讨，先讲事实，把事实讲清楚再说。”

从这一天起，绿原就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里，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他被关在已故中宣部长凯丰的办公室里，由中央警卫局的两个人看守着。

他所做的，只是低头认罪，坦白交代。他抱着周内、月内、年内“可能解决问题”的幻想，开始了没有结果的“交罪认罪”的过程。就像那个推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一样，推上去，又滚了下来，再推上去，再滚下来，他似乎不知道何时能够完结。

这位194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诗人，这位讴歌过中南海里“伟大的心脏”的诗人，赞美过睡梦中幸福宁静的北京的诗人，这位把革命比作“快乐的火焰”，在诗中唱着“烧吧，火焰，快乐的火焰，/我们把心投给你，/我们把血浇给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一部分吧”的诗人，自此，便喑哑了歌喉，“心灵和诗一起逃亡了”。

1954年，在写给妻子的《小小十年》一诗里他曾写道：“别让花香鸟语迷住我们/别让小桥流水绊住我们/别让贫贱的风霜打蔫了我们/别让苦难的雷电拆散了我们”。时间仅仅过了一年，“苦难的雷电”就把他们拆散了。

7月，他被押送到西单大磨盘院的中宣部宿舍，单身监禁在一间空屋里。公安部来人审讯他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以及“中美合作所”问题。一次上厕所，看见地上有一张《人民日报》——他已有个把月没看报、没听广播了，对外界的政治气候一无所知——便把报纸捡起来，浏览之后，发现上面有一篇某著名学者写的批判胡风的文章。

读着、读着，他忽然发现了这样一句：“……想不到胡风集团藏有美蒋特务。”谁是“美蒋特务”？他想起1944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时，曾和其他同学一起，被征调到来华参加抗日远征军的美军中去当译员。受训期间，因未集体参加国民党，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又被改调到“中美合作所”，后经胡风帮助才脱了身。

莫非他当时写给胡风的信，被查抄了出来，因而产生了这样天大的误会？

他当即通过看守，请求和公安部的审讯员谈话。审讯员反问他：“你知道这是说的你？胡风集团每个人的政治历史你都清楚？”后来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什么时候从那里出来的？”

“我根本就没有到‘那里去过！”绿原坚定地回答，随后又情绪激动地补了一句，“要凭那封信把我打成特务，我死不瞑目！”

审讯员呵斥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准对组织发誓！”

1944年5月13日，绿原在一封给胡风的信中写道：“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十五号就到差；航委会不去了。”只是由于信中的这么一段话，他就被当做了在臭名昭著的重庆“中美合作所”效过力的“美蒋特务”。

在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人民日报》所加的编者按语指出：“‘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国民党训练和派遣特务并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个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年再度钻进党来。”

仅仅根据十年前的一封信，就做出以上罔顾事实、无中生有的判定，很明显，是为了人为地加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39年，在湖北恩施“湖北联中”读书的绿原，开始向远在重庆的《七月》杂志投稿。三年后，他结识了杂志的主编胡风。此前，他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已经由胡风编入“七月诗丛”第1辑出版。1944年5月，他得到把他由“航委会”改派到“中美合作所”的消息后，马上写信向胡风求助。

白天把信寄出后，晚上他就迫不及待地去见胡风。胡吓了一跳，说“这地方可去不得”，并建议他立即逃离重庆（复旦大学当时在重庆），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小说家何剑薰。何于是介绍他到川北岳池的一个中学教英文。这就是他被当做“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的由来。

1956年3月，绿原被转入东总布胡同。大约到了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交罪认罪”的过程总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在审讯者的种种心理攻势下，他终于“交了罪又认了罪”，“承认了‘反革命”，审讯者也就不再来了。然而，他每每午夜醒来，不能不心惊肉跳，难以重新入眠。

刚开始单身监禁时，他整天捏着手指呆呆地静坐着，脑袋里时而一片空白，时而思绪纷乱。但是，谁能强迫思想也静止不动呢？忽然，有两句诗闪现在脑海里：“我的心是个纸折的灯笼/里面燃起了一朵小小的风暴。”后来据此写成了《手语诗》。

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囚室里，几乎每天，他都沿着对角线，走过来，再走过去，有时候停下来，或是蹲下身，低头看从土缝中爬出爬进的蚂蚁，或是抬起头，听由屋檐下飞向天空又飞回来的燕子的呢喃和翅膀拍击空气的声响。

日子一天一天挨过去。有一天，他站在窗前，看到囚室外的一株马缨花悄然开放了。僵冷的心底，冒出了一丝暖意。后来，在1959年写的诗《又一名哥伦布》中，他摄入了这个难忘的镜头。

他觉得，自己就是“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人民，甚至/告别了人类”的“又一名哥伦布”。“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没有年月”；“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再没有变化，再没有运动”。他“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仍然坚信“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11月，他又被转入西城安福胡同，仍为单身监禁。安福胡同的这个四合院，由一个班解放军士兵看守，他们全部身着便衣。

有一次，他突然听到看守在大声呵斥：“把他扣起来！”仔细一听，还有一个沙哑、急促，并带着几分愤怒的声音：“我要你们给我去买！”

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原来是路翎，他也关在这里！后来，又渐渐知道，除了他和路翎，这里还关着徐放、谢韬、严望等几个“胡风分子”。

在关押期间，他们的房间经常调整。有一次，路翎就住在他的隔壁。他发觉，路翎不读书，也不写字，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吃饭、解手、睡觉，就一直坐在靠墙的桌子旁哼哧着，像钟摆一样，单调而又不停歇地哼哧着，哼哧着。

初听时，绿原感到毛骨悚然，久而久之，他觉得，在“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之中，这哼哧声，似乎是不可缺少的。

一天，绿原仿佛听到隔壁传来了叩墙声，很微弱，似有似无。过了一会儿，又响起来。他就试着回叩了一次。啊，那边的路翎好像是听到了。此后，这一对难友，每天就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问好、交谈、聊天”，进行着“灵魂的交流”。

有一回，绿原和路翎正在进行着“交流”，忽然，隔壁轻微的叩墙声，变成了重重的“嘭”的一声。原来，路翎叩到后来，忍不住了，栗凿就变成了愤怒的拳头。

院子里的看守立即冲进他的牢房，大声喝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路翎似乎没有做声。之后，一切复归于平静。

突然有一天，隔壁的哼哧声变成了号叫，那是“一直不停的、频率不变的长号，那是一种含蓄着无限悲愤的无言的号叫，乍听令人心惊胆战，听久了让人几乎变成石头”。

按照规定，关押在这里的几个人是不能见面的，上厕所的时间也要错开。但是，绿原有一回被带着上厕所，竟然迎面碰上了刚从厕所里出来的路翎。

暌别几年，路翎简直变了一个人：蓬头垢面，胡子拉碴，一脸怪笑，半举着双手，恰如那个漂落到荒岛上的鲁滨孙。

路翎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

1960年8月，听说看守他们的解放军要回部队去参加生产，于是，把他们这几个人转移到秦城监狱，继续关押。

到秦城监狱后，他和徐放、谢韬、严望被关在可以押送到大田去劳动的丙区。多年后才知道，路翎被关在距离丙区较远的乙区，那里管制更严格，只能在围墙内劳动，并经常受到一些老牌刑事犯的刁难和欺凌。

在秦城监狱，绿原再也没有见到路翎，因而并不了解他在大墙内的悲惨遭遇。

据说，离关押路翎的牢房比较近的囚犯，几乎每个夜晚，都能听到路翎发出的悠长的号叫：“秦——始——皇——”

“嗷——嗷——嗷——我不（是）反革命——”

在深夜里，很多人常常都被这凄厉、悲惨、绝望的喊叫声惊醒。这叫喊声，就像在旷野里，一只受了伤的野狼的嗥叫……

这无限悲愤的号叫，“乍听起来令人心惊胆战，听久了，则让人几乎变成石头”。（绿原语）

度过了单身监禁初期最痛苦、最难以忍受的煎熬之后，绿原已经悟出：绝不能像路翎那样，让苦难把自己给毁灭了，必须“自己救自己”！

“我不再发誓不再受任何誓言的约束不再沉溺于赌徒的谬误不再相信任何概率不再指望任何救世主不再期待被救出去于是——大海是我的——时间是我的——我自己是我的于是——我自由了！”在《自己救自己》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为了精神不至于崩溃，为了在汹涌而来的“时间洪水”中不至于沉没，他决定通过读书学习，来度过没有尽头的囚禁岁月，来排遣无穷无尽的忧伤和纷乱的思绪。他先托看守人员给妻子捎信，请她送来一箱自己买了没来得及读或者没读完的外语书籍，有狄更斯全集、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译作品集、杰克·伦敦著作的单行本、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英译本，以及包括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在内的几本俄文书。

半年多之后，他就把这些书看完了。他又想温习代数、几何等中学课程，还曾想进一步研习过去学过的法语或者俄语。结果学起了从未沾过边的日语。学了一两个月，觉得日语太难学，只好放弃了。

他转而又想，自己之所以遭此厄运，皆在于文艺思想上的“反马克思主义”，何不好好学学德语，认真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样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失足的呢？

他给自己定了一张时间表，像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在狱中自学象棋一样，下定决心，抓紧每分每秒，自学德语。他又托看守人员告诉妻子，给他送来了一些工具书和读物，如德汉、德英词典，德英、德俄对照语法，德语、英语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两卷集，以及多语版《和平民主报》。

就这样，一个人在囚室里，既无老师，又无同学，独自学起了德语。

转押到秦城监狱后，他们还经常和也关在这里的国民党战犯如黄维、沈醉等人一起，参加体力劳动。黄维在德国留过学，德文水平很高。绿原就向他请教，一张口念德语，黄维就笑了，说：“你这个德语，大概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吧……”

从1956年到1962年，身陷囹圄的绿原，默默地研修德语，长达六年之久。朝露夕岚，夏雨秋霜，有谁能知道，他一个人，在狭小逼仄的囚室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失去自由的生存和挣扎中，是以怎样的精神、怎样的毅力、怎样的耐性，咬住牙关坚持下来的？

经过持续不断、毫不懈怠的努力，不知不觉，绿原已经能借助词典，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比较艰深的德文原著了。他的这种巨大的意志力和韧性，不能不令人叹服。

出狱之后，他先后有《浮士德》《里尔克诗选》《黑格尔传》《叔本华散文选》《茨威格散文选》等多种翻译作品问世。他署名“刘半九”的译作——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德国的浪漫派》，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就买来认真阅读过。

歌德的诗剧《浮士德》，是一部韵体格律严谨的名著，向称难译。有一个英译本，竟曾被讥为“将音乐译成语言”。周学普、郭沫若、梁宗岱、董问樵、钱春绮等人，都译过中译本。绿原不畏艰辛，继续加入了被他称为“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中。为了更好地传达原著的意蕴，他大胆采用散文形式，只保留了一小部分韵体。他的这部《浮士德》新译本于1994年出版后，受到好评，还被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列入“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之中。

1962年6月，公安部以“免于起诉”的审理结论，将绿原释放。一出狱，他就立即给中宣部写信。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约他谈话，安排他到人文社编译所工作。谈到在狱中自学德语的事时，林对他说：“这几年隔离也有好处，学到了一门外语。要是在外面，像我们这样忙忙碌碌，那是很难学到什么的。”

到人文社编译所后，他的任务是接替冯雪峰编“五四”新诗目录，也翻译德语古典文论，还审读社外专家的译稿。他审读的第一部稿件是朱光潜翻译的莱辛的《拉奥孔》，朱虽译笔老练，但因年迈力衰，仍有不少顾及不到的误译。他用铅笔在原稿上一一改正后，写了一份请译者斟酌的处理意见，由社办转给负责推荐此稿的社科院外文所。外文所负责人冯至认为“意见相当中肯”，还向出版社打听是谁提的意见。

这个在狱中自学德语的人，德语水平究竟如何呢？外文所把他译的文字古怪的让·保尔的《美学入门》的一章，送给著名学者钱锺书审阅。钱看完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译得很忠实，有些地方颇传神，只是‘性字太多。”

这一评语，使绿原在翻译界有如领了一张通行证。此后，他署名“刘半九”的译作，就频频出现在一些著名杂志上。

“文革”中，他的命运和冯雪峰、孟超、牛汉、舒芜们一样，关“牛棚”，上“干校”，挨批斗，写检讨，写交代，劳动改造……

1974年底，“干校”的人都走空了，他才和社里的一个工人，奉命负责押运没有带走的公家的家具，最后离开湖北咸宁，回到北京。

绿原的遭遇，也殃及了家人：妻子罗惠1955年认定他不是“特务”，在工人日报社遭到专案组人员的辱骂和殴打，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工厂，从事重体力劳动多年；两个儿子在内蒙古插队多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参加考试，虽然成绩优良，却因父亲的所谓“胡风问题”，被拒之于大学门外；小女儿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单身一人下放到青海牧区，也由于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尝尽了人生的苦楚，最后只能拖着病弱之身，回到父母身边……

1979年1月，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身患精神分裂症的胡风，在四川恢复了自由。1980年3月，被允许回京治病。绿原知道消息后，给胡风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胡7月1日在医院给他的回信。信中说：

看到信后更觉得你善于处理自己和家务。更佩服的是你把德文学好了。……包括你夫妇在内，生者如路翎，我的负疚心情是无法表达出来的。……你为路翎托一位同志从美国买回特效药来，这事使我很感动。你第一次去见路翎后，牛汉兄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多去看看路翎，把他失去的魂召回来。你们这样关心一个战友的感情实在宝贵，使我也禁不住不胜感激。

绿原和妻子捧读此信，仿佛聆听空谷足音，禁不住热泪涌流。

“我跑到一个沼泽里，芦苇和污泥绊住了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流成了一个湖。”（《神曲·净界》）后来，绿原在一篇谈及胡风的文章中，提到了但丁的这句话。这段文字曾被胡风引用在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扉页上。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写道：“里尔克在他的《罗丹传》卷首，引用了爱默生的一句话：‘英雄就是被置于中心而岿然不动的人。胡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1979年，绿原被邀请出席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并恢复了写作的权利。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了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的第76号文件。年底，他写了《献给我的保护人》一诗。1982年，他出访了联邦德国。1984年，又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访问团”，赴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参观、考察。

绿原说：“唯愿一切苦难都带来好处。”他的“逃亡”的“心灵和诗”又归来了，他找回了“失落的歌”。经过了二十多个春秋的摧折，他的诗并没有死亡，而是深埋在了心底，只是没有写出来发表而已。

他把在单独囚禁时和坐“牛棚”期间所写的，很偶然地留存在练习本上的诗抄出来，寄给报刊发表了。其中的《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n篇》（1970），宛若一朵开在地狱里的诗之花，震动了诗坛，也震撼了读者的心。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玛丽娅·马格黛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

“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

我始终信奉无神论，

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诗抒写出苦难处境中的极度绝望和痛苦，也记下了对苦难的抵抗和思考。诗人以人类文化历史为坐标，在广阔的时空一任诗思自由地飞舞。这是人的高贵的精神和灵魂对于苦难的超越。

诗人在另外一首诗《给你——》（1980）中写道：“更多的眼泪是流不出来的/更多的血郁积在内伤的脏腑里/喟叹是一种早已扑灭的病毒/梦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奢侈品。”生存如此惨苦，现实如此荒谬，诗人以清醒的理性和坚强的意志，来穿透它，超越它，战胜它。他的意志力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诗中还说：“回忆不过是远了、暗了的暮霭/希望才是近了、亮了的晨光。”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光、在最灰暗的日子，诗人也没有放弃梦想，他总是用“坚信”的光，用“希望”的盾，来照耀生命，来抵拒孤独、痛苦和绝望。

绿原是一个学者型诗人，他的外国文学和外语背景，使他的诗融涵了相当多的西方文化元素。这不仅使他的诗显得绚丽多彩，而且丰富了、加强了他的艺术表现力。与此相关的是，他的诗还具有鲜明的哲理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诗要思想，不完全是思想”。诗人常常是以意象来表现哲思的。“昂贵的诗意”，“痉挛的雨”，“心跳的路灯”，“水晶的梦”……从他的这些词语的组合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

1961年7月，精神已经崩溃的路翎，从秦城监狱被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对此，绿原毫无所知。

1964年初，病情略有好转的路翎被保释回家休养。他开始写申诉信，一年多就写了三十九封，有写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也有写给公安部的，还有写给什么“伊丽莎白女王”的。终于，1965年11月的一天，他去邮局寄信时，当场被扭送到公安局，第二天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旋即又被送入黄土桥安定精神病医院分院。

1973年7月25日，北京市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路翎有期徒刑二十年。之后，路翎曾先后被送到宣武门北京第一监狱塑料鞋厂劳动大队、延庆监狱农场大队，做捆鞋工等工作。1975年6月19日，路翎终于提前释放回家，在街道当了一名扫地工。

1979年，绿原找到芳草地路翎的家，探访阔别了二十四年的老友。劫后重逢，万端感慨的他伤心地看到，当年那个身材修长、英俊潇洒的路翎，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牙齿掉光的老者。绿原知道他平常都是抽用废报纸卷的烟叶，就掏出自己带来的烟，递给他一支。他点着后，只是闷着头抽烟，话很少，几乎是绿原问一句，他才说一句，而且面无表情，沉默得简直如同一块木雕。

路翎的妻子余明英在街道上补麻袋，还没回来。到了告辞的时间，路翎表示要留绿原吃饭，说“我们下挂面吧”。于是，烧开水，下挂面。煮熟后，盛到碗里，倒一点酱油，拌了拌，递给绿原。

两个人默默地，各自吃完了一碗酱油拌面。

回家的路上，绿原欲哭无泪。这个当年眉宇间总是透出一股俊逸之气，会游泳、会滑冰、会唱歌、会跳舞的风流倜傥的路翎，这个才华超群、具有巨大创作潜力的小说家，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啊？

人生之哀痛，莫过于此！

后来，余明英曾告诉他，路翎在家里坐着坐着，常常会忽然站起来，走到户外去，大吼几声，再回来。说是有一股气堵在心口，如果不吼叫出来，他会憋得难受，感到窒息，坐立不安的。绿原立即想到，这不是当年那种整天不间断的哼哧声、长号声的后遗症吗？

又过了十几年，噩耗传来：1994年2月12日早晨，家人发现，路翎躺在床前的水泥地上，满脸鲜血。他死于脑溢血。

这位受尽了折磨和摧残的杰出小说家，终于走完了苦难人生的漫漫长途。

苦难淬炼了绿原的诗，锻打了绿原的诗，成就了绿原的诗，然而，却无情地彻底地毁灭了他的同志和友人——被称为“未完成的天才”的路翎。

写到此处，不禁想起了照片上长着一双英气勃勃的大眼睛、有“美男子”之称的路翎；想起了胡风那宽阔的前额和紧抿的嘴角；想起了绿原在《胡风和我》一文开头援引的路翎的那句话，“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想起了写过“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诗句，在致审判员的信中写了“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的话以后，于1967年3月21日瘐死狱中的阿垅；泪水顿时涌上眼睛，心中充满了愤懑、痛楚、悲凉和哀伤……

人活着像航海

你的恨，你的风暴

你的爱，你的云彩

这是绿原写的一首短诗，题为《航海》，写于1948年。

2006年3月12日于北窗下

10月16日改定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166人物 作者：王培元 期刊：《当代》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