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文帝：一代政治家与他的未竟之路

侯虹斌，古代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媒体。出版有《偶像生猛》《红颜：女人千年的荣耀与哀伤》《怕是风流负佳期》；在《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深圳商报》《南方日报》《楚天都市报》等报纸杂志上撰写过多个专栏。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的这句诗，就是因为太有名了，把汉文帝钉在耻辱柱上。实际上，李商隐分明是在借别人的酒浇自己的块垒，写贾谊是假，抒自己的情是真。

这首诗所描绘的场景发生在两千多年的汉代，一个深夜，在未央宫庄严的正殿——宣室殿中，两个年龄相近的年轻人，他们兴奋地从白天聊到晚上，一直聊到深夜，没有倦怠；其中的一位，还情不自禁地越坐越靠前，席子都往前移了，希望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文帝刘恒，一个是不被重用的长沙王太傅贾谊。

为何皇帝大老远把贾谊从长沙国征召回来，却询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鬼神之事”，还越谈越投机？他真的那么闲得无聊吗？

这是后世诗人的腹诽。实际上，在当时，“问鬼神”与“问苍生”，是密不可分的，在秦汉之际，一直存在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正统观念。“问鬼神”绝对是正事，而且是一场庄重的政治探讨和学术论辩，事关生死观，事关祭祀，事关人天相应，每一项都关系国本，岂可不问？从更深一层来说，这也是一个寻找汉帝国的意识形态和统治理念的严肃讨论。难怪乎，文帝和与贾谊聊完了以后，慨叹道：“我很久没有看见贾生了，还以为我的水平超过他了呢，原来还是比不上。”

汉文帝是一位守成之君，他的故事似乎没有其父汉高祖那么多，他的心也没有其孙汉武帝那么野。逝世后，他的庙号为“太宗”。何谓“太宗”？应劭曰：“始治天下者同宗，文帝称太宗是也。”这是很高的美谥。这也侧面说明文帝历史作为，可圈可点，有诸多创新。

可惜，历史是很势利的，民众的记忆也是有选择性的。大众的历史观常常会被通俗文学和影视文化所裹挟和绑架，所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常常被过度挖掘，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大辫子清宫戏又习惯性地美化独裁者。而像汉文帝、宋仁宗等几位，无论是在品行、才能、作为上都理应得到高评价的皇帝，因为不处于历史的闪光灯处，总是进不了八卦史学的法眼。

在我心目中，汉文帝不仅算得上是一代明君，而且在中国的几百位君王中，综合素质和作为可以排前三名，称之为杰出政治家并不为过。他把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有条不紊，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并且终其一生，都在逐步地努力兑现；更幸运的是，他的政治观与历史的进程是榫卯吻合的。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

只可惜，终其一生，文帝也未能实现他最大的心愿。

一

从一开始，刘恒就不在权力的中心。他只是汉高祖刘邦的一个不起眼的儿子，他的母亲薄姬也很不起眼。

刘邦的妻妾中，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代王恒，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其中，刘肥是长子；如意是刘邦生前最宠爱的儿子，据说性格长相都像刘邦；刘长之母死得早，他由吕后亲自抚养大。刘恒居于其中，其实并不引人注目。

而刘恒的母亲薄姬，本是魏王豹的妻子。著名的女相士许负相薄姬，认为她应当生下天子。魏豹心中暗喜，以为自己有机会了，本来与汉一起进攻楚的，便背汉中立。后来，魏豹被汉朝所虏，其姬妾薄姬也被关进织室里。当时还是汉王的刘邦把薄姬也纳进了后宫，很久都不得宠。后来薄姬的两个闺密都得宠了，说薄姬的好话，刘邦便宠幸了她。薄姬也很会来事，她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龙盘踞在我的怀里。”此时是汉王四年，刘邦还没当上皇帝，一听这是好话，很高兴，便曰：“这是好征兆，我来帮你实现吧。”不久后，薄姬便生下刘恒。

但有子之后，薄姬再也无宠了。

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来，薄姬虽然不太热衷于争夺，但也并非懦弱无能。她身份卑微，能得著名的许负相面，很有可能是她的主动结纳，以“宜室宜家”的造型在乱世中求得安稳。在被充入刘邦的后宫，并且不得宠之后，她也没有自怨自艾，而是结纳其他姐妹，形成同盟；难得被汉王召幸一次，她便不失时机地取悦对方，并成功地怀孕。

薄姬能抓住时机，创造有利条件；但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处境，不过分强求晋身，性格比较随和。她大概没预料到，正是这一点保住了她。在高祖崩后，吕后把“诸幸姬戚夫人之属”都幽禁起来，不得出宫了，就是说，除了早逝的贾夫人，和被吕后弄成人彘的戚姬之外，还是有一些宠姬被幽禁的；而薄姬因为不得宠，看起来很乖，吕后没有防备她，让她跟着儿子代王刘恒去了代国，此时，刘恒方才七岁。

薄姬的这种性格，对刘恒也有不小影响。

在代国十七年之后，吕后去世，爆发了吕氏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硃虚侯刘章等人一起诛灭了吕氏。《西汉会要》里称：“既诛诸吕，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就是说，惠帝的子嗣死了五个，只有两位名位低的侯未被诛。其实，“非惠帝子”这个论断不过是军功集团诛除异己、斩草除根的说辞，不可信。接下来，国不可一日无君，应该让哪个刘氏子孙来当皇帝？

诸吕之乱的平定，刘氏子孙中功劳最大的是齐王刘襄和硃虚侯刘章（分别是刘邦长子刘肥的长子及次子），刘襄甚至还一度是皇帝的重要候选人（刘邦长孙，封地很大，功劳又大）；还有一个刘长，刘邦的幼子，由吕后抚养。但琅琊王刘泽建议说，刘襄的舅舅驷钧不是善类，如果立了刘襄，等于又要让“吕氏当国”这剧本重演一次了。至于刘长，与吕后关系亲密，就更不需要考虑了。经讨论，大臣们一致认为，年已二十五岁的代王刘恒适合即帝位，其重要原因就是刘恒为人宽厚，待人仁慈，其母薄氏也很善良，不会出现拥尊自立的现象。于是，周勃、陈平等人亲迎代王入长安而即帝位。

事实上，在代国的十七年时间里，必然也不是风平浪静的；在赵王如意死了之后，吕后把刘友、刘恢先后调到赵国当赵王，并且都逼迫他们娶了吕氏女子，结果，刘友不喜欢吕氏女，吕氏女就向吕后说刘友的坏话，吕后就把刘友活活饿死了。刘恢也不喜欢吕产的女儿，吕产的女儿就杀了他的爱妃，刘恢自杀，吕后大怒，废了他的子嗣。而燕王刘建一死，吕后就马上派人把刘建的儿子杀了。

你以为树欲静，风就能止吗？不是的。代王刘恒也差点被征去做赵王了。幸亏他挺住了，不愿意去。

代国今山西北部，在汉朝时，已接近长城；而赵地多富庶，都城在邯郸一带，也距离长安城更近些。仅从封地而言，赵国是比代国好得多的，但刘恒或者其母亲薄姬看清了形势，没有上当。前三任赵王都被吕后给干掉了，难保刘恒不会成为第四个。

吕后估计也是相信一个边地的封国成不了什么气候，没有进一步为难他。

说不清是吕后百密一疏，还是薄姬和刘恒有更高明的反侦察本领，按理来说，光是谨慎小心并不足以保全刘恒。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刘氏子弟里比刘恒弱小的刘友、刘恢、刘建，吕氏都把他们灭了；比刘恒强大的，军功集团们都一百个警惕，恨不得放一百条狼狗盯着。结果，就刘恒这种与谁都没有密切关系，既不强也不弱，个性不突出但也不显得无能的，被冠上了“仁厚”的名义，被选中了，接进了长安，当了皇帝。

这显然是薄姬和刘恒自己也料想不到的结果。但退一步说，在吕氏、刘氏与军功集团的明争暗斗当中，代国不但没有成为城门失火被牵连到的池鱼，反而成为鹬蚌相争中得利的渔翁，不能不说，这与薄姬和刘恒拿捏的分寸有关。

二

在西汉，由外藩入继大统，登基为帝的不算少，共有代王刘恒（文帝）、昌邑王刘贺、刘病己（宣帝）、定陶王刘欣（哀帝）、中山王刘衎（平帝）、儒子婴等人。总结一下他们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教训，也就是观察地方藩王与中央的权臣和贵戚力量对比的过程。

失败的典型就是刘贺，带着地方上的二百多名官员进京，摆开了与霍光等权臣对抗的阵势，但本人又行为不检，并不具备对抗的实力，被责为“二十七天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坏事”，旋即被废；刘欣与他剽悍的祖母傅太后联手，在与王太后及王氏家族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他利用这种权力胡作非为，祖孙离心，自己也早死；刘衎与儒子婴太小了，只能任人摆布。

如果站在刘恒的立场，当他看到他的兄弟刘如意、刘友、刘恢之死，再联想到韩信、彭越、英布等不可一世的大英雄的殒命，对中央的局势又知之甚少，旁边又有与他同龄的侄子齐王等人手握兵权，这些亲贵们又会不会害他？他对陈平、周勃等权臣的征召能相信吗？

不动脑筋的昌邑王刘贺，哪管这么多，使者刚宣布，他就乐不可支地带队伍出门了，急着赶着做皇帝，三天累死几匹马。后来，这些都成了他的罪状。但刘恒和薄姬不同，他们已养成了谨慎的个性。

刘恒先是召代国的众臣讨论。郎中令张武等人都建议说，汉大臣都是高祖时候的将领，都很奸诈；以前他们还怕高祖怕吕后，现在他们杀了诸吕，喋血京师，召你回去，不要信，你该称病不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却不同意。因为汉代江山为刘氏所定，民心所向；朝内又有刘氏的硃虚侯、东牟侯呼应，在外还有若干个刘氏的诸侯王封国，他们不敢杀你的。况且，高祖就剩下你和淮南王两个儿子了，你年纪大些，名声又好，大臣们顺应天下拥立你为天子也不足为奇，放心地去吧。

刘恒不放心，于是去占卜。卜者称“兆得大横”，即是要为天子。

但刘恒还不放心，派太后的弟弟薄昭见太尉周勃，周勃把迎立的具体原因都跟薄昭说了。薄昭回禀，说没有问题，刘恒这才相信了。

刘恒带着宋昌和张武等六人来到长安，但没有直接进未央宫，而是到了高陵（高祖的陵墓）前就停下来，先派宋昌到长安看看情况。

宋昌到了渭桥之后，丞相以下都出来迎接。宋昌回报刘恒，刘恒才来到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也下拜。太尉周勃上前进言称：“请代王进去说话。”宋昌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不让代王一个人进入对方的阵营，以防不测。这句话很堂皇，也很得体。其实，还有一层含义，也是怕代王被暗算。

周勃这才跪拜，献上天子玺。

到了此时，刘恒和他的臣子们终于放下心来了。此后，刘恒一再推辞，在庙堂上，群臣跪拜，一再请求，“代王西乡（向）让者三，南乡（向）让者再。”一共推让五次。不过，这些都是姿态，是礼仪，再也不是防备了。

刘恒的谨慎、细心、有理有节、重礼重义，在这件事上清晰可见。

在即位当天傍晚，刘恒入住未央宫，即任命亲信宋昌为卫尉，即是负责宫城殿门的警卫，并统领南北军；以另一亲信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的是皇帝身边的警卫侍从。他实际上掌控了宫廷的军事力量。刘恒的这些举动，完全没有招致反对和抵挡。

刘恒登基后，立马大封诛吕功臣，对周勃、陈平、灌婴等人也加封赏赐；同时，对刘姓宗族大力笼络，更大封同姓诸侯王，第一年就封了八位刘姓宗王。而且在国家大事上，继续推行“无为而治”。

想必，当初选他的大臣们看到他的表现之后，心放了下来，警惕也松懈了。

三

在立了太子、封了皇后之后，慢慢在皇帝位置上找到感觉的刘恒，并没有张狂起来，仍然是谦逊的。不过他也慢慢显示出了一些自己的执政特色。

所谓的“无为而治”，不过是一个宽松的概念。如果疏理文帝的种种举措，他不仅不“无为”，还有很清晰的政治目标。但他的很多施政方针，是以“仁政”的面貌出现的，不仅没有明显触动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反而得到了全社会的一致激赏。

汉文帝有几件重要的功德：养老令、除三族令、除妖言令和废肉刑。比如说养老令。《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元年三月立了皇后之后，下诏曰：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这段文献，通常被称为“养老令”。它以诏令的方式，申明国家对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养老福利，对福利物品的发放程序也有严格要求，正符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

仅以90岁以上老人群体而言，根据西北汉简所揭示的汉代物价水平，猪肉价格约为每斤3钱至7钱，取其平均数5钱，则20斤肉约值100钱。酒价每斗为50钱，5斗则合250钱。帛价每匹为325钱至800钱，以平均400钱计算，2匹帛则合800钱。絮有不同品级，以装棉衣之“堵絮”来算，价格大约是每斤150钱，3斤则合450钱。即可知，90岁以上老人每月所受肉、酒、帛、絮四项合计为1600钱。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汉书·东方朔传》，待诏公车的东方朔，其月俸不过为“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据居延汉简，西北边地烽燧之候长，月俸亦不过一千二百钱。亦即是说，90岁以上老人的月度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些低级官吏的月俸。

要注意，这并不是一次赏赐，而是常例，是定期发放的福利金。

不过，联系到汉代时医疗水平低、人均寿命低，能活到八十、甚至九十岁的老人数量是非常少的。这应该还不至于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更重要的是象征性意义。

实则上，在政局相对安稳的历朝历代，“养老”都是一项重要的福利政策，既有偶尔的赏赐，也有常例。如在吕后二年时，也有一个“养老令”，在《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中记载的《二年律令·傅律》显示，有了相应的爵位的人，按不同的年龄享受“米一石”的待遇。而文帝，把这个待遇大幅度提高了。

这是与文帝自己的个性有关的。他任代王多年，没有父亲的照拂，全靠母亲薄氏抚养长大。《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有：“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脩之，过曾参孝远矣。”他曾三年衣不解带地照顾病母，比圣人曾参还孝顺，这个品质，连同他推出格外优厚的“养老令”，无疑为他大大加分。

而这个养老令，又是与西汉“以孝治国”的基本理念密切相关的，终有汉一代，都把这个“基本国策”沿袭下来了。

提到废肉刑，不得不提到一个小女孩缇萦。“缇萦救父”的故事已深入人心了：太仓公淳于意行医，因为救治齐王不力被牵连，判罪入长安受刑。当时的五刑是墨、劓、刖、宫、大辟；淳于意之罪轻则黥面，重则断足。他只有五个女儿，无子能替他赎罪。其十四岁的小女儿缇萦随同一起到京师，上书文帝，称，这种肉刑不合理，人死不能复生，肉刑过后肢体不能复原，我愿意做官婢来替我的父亲赎罪。

这份上书让文帝深深感动，文帝决定把肉刑废除。他下诏把黥刑、劓刑和斩左肢、右肢等罪责，变成了笞刑，或者为城旦舂。

文帝是动了恻隐之心不假，不过，这却不仅仅是“仁”的问题，用感情来代替法律或政策，有时不是一件好事。但文帝去除肉刑的举措，却不是感情冲动的产物，而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次理论的重大转折，涉及儒家刑狱观和法家刑狱观的分野。汉法源于秦法，而秦法则是秦国时商鞅从魏国带入秦国的，而魏国的法律又是依据魏文侯时大法家李悝所编的《法经》。《法经》代表的是战国时，各国在战时体制之下的过度集中专制时所需的统治思想。在追踪了汉法的根源之后，就会发现，战时体制的法律逻辑，还能适合于承平时代的汉朝吗？马上打天下，还能马上治天下吗？

法家的刑狱观过于残暴；而道家的观念里，又认为百姓为盗主要是统治者失道之故，过于抽象无法作为法律依据；唯有儒家的刑狱观，主张宽猛相济：“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最终是“必也使无讼乎”，是一种可操作，又易为各阶层接受的司法理论。文帝的“除肉刑令”，实际上依托的是儒家的刑狱观。

文帝在这封诏令里，就把儒家的“象刑”作为改革的依据。这也证明，文帝是一个读书人，而且是食古能化，把书读通了的人。这个“除肉刑令”，是奴隶制的“五刑”向封建制的“五刑”（笞、杖、徒、流、死）转变的关键，体现了轻缓化的刑罚发展趋势；和“除三族令”、“除妖言令”一样，都是在向文明世界迈进了一步。

重新回到缇萦的身上。这个小女孩的出现，当中很可能有别的故事，因为一个平民之女的上书，中间必然经过无数人之手方可到达皇帝手中。是否是朝中要员揣测到文帝早有废肉刑之心，所以制造机会？不管怎么说，“废肉刑”并非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文帝谋求刑狱制度改革的一种必然，缇萦，只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而已。

不过，文帝时的废除肉刑、改为笞刑并不算成功。主要是量刑不合理，本来是斩肢体的，被笞三五百下，就被打死了，反而加重了。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bug。到了景帝时，详细地规定了笞刑的刑具和执行方法，减轻了刑罚，这一bug得到了调整和修复。但真正把肉刑废止，完备笞、杖、徒、流、死等五刑，则一直要等到唐朝了。

汉文帝还有许多德政。《汉书·食货志》记：“汉兴……天下既定，民亡盖藏……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当时百姓还很穷，文帝采用的税赋是相当轻的。刘邦制定的税收是十五税一，庶民生男育女，可免徭役两年；汉惠帝时，凡力田者，终身免徭役；汉文帝时，一度免收田租十三年。不过，文帝的儿子走得更远，景帝二年（前155）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竞相以低税赋来安抚百姓。显而易见，当时上层的开支是很小的。

文帝提倡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节俭淳朴、厚养薄葬；这些政策，让大汉帝国从战争的满目疮痍中得到恢复，满血复活了。汉惠帝时，天子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来驾马车、将相出门只能乘牛车，老百姓没房子住没被铺盖；几十年后，到了汉武帝登基时，老百姓生活富足，府库多余财，京师的钱仓里穿钱的绳都烂掉了钱还用不出去，太仓里新粮旧粮堆在一起都吃不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车，家里只有几匹矮马的，都不好意思牵出门去惹人笑。

有这种变化，文帝和景帝在“文景之治”中当然都是有功劳的。

严格来说，虽然秦朝统一了全中国，但是秦统治者仍然未能找到长效可续的统治方式；汉高祖也未来得及完备，直到汉文帝才逐渐完成了治国方略的调整，终于使这个政治统一体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纽带；到汉武帝时，思想文化又得到了统一。到此时，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方才终于成熟了，所以几千年后，我们才会一直被称为“汉族”。文帝就是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治家。

四

可惜，“天下”，并不是一个凝固不动的东西，它是一个变量。西汉初年“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固然是美好的画面；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断衍生出新的内容，它们会慢慢地跑出画框，不受控制。

在民生凋敝时，无为而治、不折腾是管用的；但随着社会发展壮大，各种社会矛盾便暴露出来了：诸侯国越来越强大，弱干强枝，尾大不掉；地方豪强势力壮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等等，都是问题，政府“不作为”，就轮到它们“作为”，中央反而受其牵制。

可文帝刚从边远的代国来，不要说没有治理一个复杂国家这种独特的经验，他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白”（白痴）。当时，文帝向丞相周勃追问“天下一年判决多少案件？”“天下钱谷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各是多少？”周勃都答不知道。文帝问陈平，陈平说有专人管，文帝又问，是谁在管？陈平说：“陛下问判决案件的事，责问廷尉；问钱谷的事，责问治粟内史。”文帝说：“如果这些事都各有人负责，那丞相负责什么呢？”陈平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一个连行政架构都没有搞清楚的皇帝，加上一个连自己的职责都不知道的丞相，这样的朝廷真够让人捏一把汗的。再想想，文帝不过是一个在中央没有根基的外藩的藩王，朝内是一群跟随着高祖打下江山的狠角色，朝外又多位有兵权在握的叔伯兄弟诸侯王，如果他是个小白兔，还能活得下来吗？他和军功集团就没有利益冲突吗？他岂不是会成为傀儡？

然而，慢慢地，人物与历史的发展，让人不得不感叹。文帝没有像别的帝王那样通过杀人祭旗的方式来摆平这些矛盾，而是阴柔得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阴险——逐步加强了自己的统治，把权力从军功集团手中抢了过来。在这一点上，他做到了吕后想做而没有成功的事。

陈平，高祖时打天下的大功臣，既襄助过吕后集团，也是扶植刘恒当上皇帝的关键推手。其人自谓“行的阴鸷毒辣之事太多”，应当是文帝在朝中最为忌惮的人之一。陈平主动把丞相的位置让给周勃。周勃十分得意，文帝平日对他相当恭敬，周勃下朝，文帝还目送他离开。袁盎提醒文帝说，这样对臣子太过客气，态度不对，此后文帝的态度就变得严肃端庄了。也就是说，文帝知道自己的权威了。

而另一方面，得意洋洋的周勃也被人劝诫了：“您诛灭诸吕，迎立代王为帝，声威震动天下。您受到丰厚的赏赐，处在尊贵的地位，得到皇帝的宠信，这样不久就会大祸临头。”周勃非常害怕，于是请求辞职，文帝应允了。

从陈平和周勃的表现来看，前半生立功、后半生诚惶诚恐惴惴不安就是功臣们无法逃避的宿命。这是一种人性深处的毒瘤，很难痊愈。

陈平一死，文帝当即就下诏把在京城的诸侯赶到封地去。这份诏书是这么说的：我听说古时候诸侯建国都是让诸侯们各守其地，按时入贡的，老百姓不辛苦，上下也高兴；现在的列侯都住在长安，封地很远，吏卒运输困难花费多，列侯也没有办法管理他们封地上的老百姓。现在要求各列侯都回国，有官职以及诏命留下的，则把太子遣回去。

当然，诏令中所说的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则是文帝要削弱权臣及诸侯的势力。而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亲信大多因为此诏被调离身边，也羽翼大削，打掉了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文帝的权力得到巩固。

周勃当时已被召回担任丞相了，十个多月后，文帝对周勃说：“我下令所有列侯离开长安到自己的封地去，有些人还没有走，你一直被我器重，希望你可以带头就国。”周勃不得不再次辞相归国。

其实，上面还可以看到几个问题：一是汉文帝的威权此时还没能成功塑造，在下了“诸侯归国令”这么重要的国策之后近一年，还未能充分执行；二是文帝是在执政的过程中不断学习，自我成长；三是参与过多次高层政治斗争和政变的周勃，已深深意识到文帝的精明和魄力。实际上，周勃并非一开始就听话的。当时贾谊建议“列侯就国令”出来，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人都说贾谊的坏话，文帝只好疏远贾谊，暂时停止用他的计谋，把他外派。但周勃辞职后，他与文帝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以前他下朝的时候，文帝经常“目送之”，极为尊荣；而他下野一年多后，每次河东守尉巡视到其所在的绛国，周勃“自畏恐诛”，身穿盔甲，令家奴带着兵器才敢见官。

从皇帝敬重到害怕守尉，恐惧如斯。由此更可见文帝削权军阀、豆剖诸侯的良苦用心。

之后，便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周勃谋反。朝廷把这件事交给廷尉协理，廷尉要地方官逮捕周勃，进行审问。周勃被抓，非常害怕，不知怎么辩解，狱吏也渐渐欺凌和侮辱他。周勃送给狱吏千两黄金，狱吏便在尺牍的背面书写“以公主为证”几个字给周勃示意（公主指的是文帝的女儿，嫁给了周勃的儿子周胜之）。周勃把皇帝此前给他的赏赐都送给薄昭，让薄太后替周勃说情。薄太后也认为周勃没有谋反之意。当文帝朝见太后时，太后便用头巾扔向文帝，很不高兴地说：“绛侯周勃诛诸吕时，当年身上挂着皇帝的玉玺，在北军统率军队，不在那时谋反；现在在一个小县里，他为什么要现在谋反？”

这段话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是蒯通在刘邦面前对韩信的评价吗？“昔日楚汉之命皆悬于彼，彼却毫无反心；今天下已集，且无权无兵，彼竟心生反意，而结陈豨，欲谋不轨，韩信真乃一愚人哉！”韩信无反意，周勃亦无反意。因为有了薄太后的求情，加上没有更多的证据，文帝赶紧向太后道歉，说：“官员们正在查清这件事，准备释放他了。”于是派使节赦免了周勃，恢复爵邑。

周勃出狱后慨叹：“我曾经带领百万军队，怎么会知道狱吏现在如此之位高权重！”当然了，狱吏本是世上最势利眼的族类。

周勃回封地后，于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卒，谥武侯。其子周胜之嗣侯爵，与公主关系不好，因杀人获罪而死，国绝。一年后，文帝让周勃的另一个口碑较好的儿子、河内太守周亚夫复为侯，算是给他的一个恩典。

文帝没有再去搞周勃了。因为把周勃吓坏了以后，文帝知道他再没有对抗自己的可能了。但文帝的儿子景帝，把他阴暗的一面发扬光大，就比较不客气了。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有大功，也引来了景帝的猜忌，最后就是以莫须有之罪名饿死狱中的。

文帝诛国舅，也被算作是文帝的“大义灭亲”的光荣事迹了。然则，在怀疑论者看来，以史料记载之简陋，里面也大有可商榷之处。薄太后之弟薄昭，在刘恒被迎进未央宫之前，曾起过关键作用，他曾奉命见周勃；通过薄昭为中介，汉文帝得到了当时手握京师兵权，具有左右局势能力的太尉周勃的支持。这是大功一件。薄昭也成了薄氏中唯一封侯的。

后来周勃被诬谋反，中间穿针引线，给周勃求情的人，正是薄昭。

文帝是否怀疑二人结盟，有过利益的勾兑？很有可能。而且，二人同时显示出作用的时候，要么是要废立天子之际，要么是猜疑谋反的时候，以文帝的心思之缜密，必然更为警惕。

《史记·孝文本纪》云：“十年冬，（汉文帝）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死。”记载太略。《资治通鉴·汉纪》载，“（汉文帝）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为什么要派汉使去找薄昭，薄昭为什么会被汉使激怒，又为何杀汉使者，都是一个谜；汉文帝为什么要鼓励舅父自杀，薄昭不肯，还让群臣穿丧服去薄家中逼其自杀，则更诡异。至少说明，文帝也是一个影帝。

在诛杀薄昭的事件中，薄太后并没有出面。一种可能是薄昭犯的是大恶，薄太后不敢；另一种可能是，文帝早跟母亲打过招呼，这个舅舅我杀定了。不管哪种，恐怕两母子之间必然已存在隔阂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这件事情说：李德裕以为：“汉文帝杀薄昭，在法律上是圣明的，在道义上却不适当。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的时候，曾发出见到舅父就如母亲仍然在世一样的感叹。何况薄太后还健在，只有一个弟弟薄昭，汉文帝对他判罪不变，这不是告慰母亲的做法。”又引魏文帝（曹丕）说法：“对待国舅，只应当用恩泽赡养而不应当把权力交付给他，他犯了法以后，根据法律又不得不处罚他。”

司马光怪文帝在处置此事时，不孝，不智。不过，我觉得这都不是根本原因，薄昭之死，最大的原因应该是文帝防止薄姓坐大，将来难以驾驭。

五

在文帝上台一年多时间里，楚元王、齐哀王、城阳王等纷纷去世。但这似乎没怎么引起史家关注。因为没能证明这与文帝有关。但这仍然有不合常理之处。要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正当壮年啊。

齐悼惠王刘肥有三子，对文帝威胁最大。大儿子齐哀王刘襄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功劳最大，本来差点被推举当皇帝的，但功败垂成，回去后很快就病死了。二儿子城阳王刘章，也有大功，文帝本来许诺说要封他赵地，后来有意打压他，只给了齐的一小块地方封王，刘章也在第二年就病死了。

三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也被文帝骗了，只封了一小块地，早就心存不满了。听说文帝亲临太原，以为皇帝将亲自统兵出击匈奴，有机可乘，就发兵造反。汉文帝得知刘兴居举兵谋反，诏令丞相和准备出击匈奴的军队都返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统领四位将军、十万军队出击刘兴居；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率军驻守荥阳。秋季，七月，文帝自太原返抵长安。文帝下诏书，凡是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就归顺朝廷的，都可宽赦。这招釜底抽薪之计，刘兴居哪里抵挡得过，八月，就兵败自杀了。又一个王死了。

想必文帝看到济北王造反，会心中一喜吧？

而面对亲弟弟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心情就复杂得多了。

刘长是文帝的同父异母弟弟，但二人在此前甚至不一定见过面。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刘邦去女婿张敖封地时，张敖把自己的赵美人献给了刘邦，赵美人怀了刘邦的孩子。这时，张敖的手下贯高等想谋反被抓，牵连了张敖，连着赵美人也一道抓起来了。赵美人告诉小吏怀孕的事，小吏上报了，刘邦不听；赵美人再找人托审食其跟吕后说，吕后妒忌，也不肯告诉刘邦。赵美人生下刘长之后，怒而自杀。这时候，小吏才把婴儿交给刘邦，刘邦很后悔，让吕后亲自抚养刘长。

而另一方面，刘恒七岁就去了封地了。高祖十一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灭黥布，把刘长封为淮南王。此时刘长也不过两岁。

文帝即位，嫡亲的弟弟只剩下刘长一个了，他未免就骄纵起来，经常不奉法。文帝三年时，宣其入朝鄞见，他更是骄横，跟文帝一起去打猎的时候，和皇帝同坐一辆辇车，经常不叫皇帝而叫“大兄”。这些事，文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接下来，刘长闯了一个大祸：他去请辟阳侯审食其，审食其出来见他，他用袖子里藏着的金椎把审食其打死了。然后肉袒谢罪，宣布审食其的罪状：我的母亲赵美人无辜受牵连时，审食其没有在吕后面前力争，是一宗罪；赵王如意母子无罪而被吕后所杀，他没有力谏，是二宗罪；吕后诸王危及刘氏时，他没有力谏，是三宗罪，所以我要为天下人杀了审食其，为我母亲报仇。

听得出来，刘长怪的不是审食其，而是吕后，但吕后既是其养母，又是太后，不能直指，只好怪罪吕后的面首不能尽力劝阻。审食其为人忠诚厚道而软弱，却不料死得这么荒谬。

光天化日之下谋杀大臣，这罪可不小，可以以谋逆论罪。不过文帝怜悯他母亲死得早，赦免了他。也因为这样，薄太后和太子，以及诸大臣，都很忌惮刘长。刘长回国之后，更加飞扬跋扈，不守汉法，出入清道戒严，俨然以天子身份发布号令，还自作法令，赶走汉朝给他安置的属国高官，自己任命二千石官员，每次上书都很不客气。袁盎进谏说：“诸侯过于骄傲，必生祸患。”文帝没有理会。到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文帝命薄昭将军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警告刘长，说济北王刘兴居作乱，最后身败名裂，你注意一下。

但已二十岁的刘长，怎么会这么容易听从？相反，他更滋生出了对兄长的愤恨，以及年轻人的反叛心理。

文帝六年时，刘长派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用四十辆辇车返回到谷口县，派人出使闽越、匈奴等地，准备起兵。结果还没正式起事，被中央政府知道了。刘恒没有强行逮捕，而是说让他来长安解释一下。

不知道刘长是否知道此行凶险，还是太傲慢了无所谓，他奉诏来到了长安。丞相张苍等人上奏说，但、伍开章等人勾结闽越和匈奴谋反，刘长却把他们藏起来，还杀人灭口，又起假坟骗过别人。自己又杀死无罪者一人，还令小吏杀六人，违反法律程序判刑的又有几十个，随便赐人侯爵的又有几十人……总之，淮南王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所犯的罪行是不轨，应当弃市。

不过，文帝还是不忍心杀弟，让群臣们再议议。结果列侯和吏等四十三人议论完，又说，必须按法律办事，刘长该弃市。文帝不愿意，自己下诏令说：赦刘长死罪，废了其王位。官员奏令请刘长发配蜀郡为民，带着他的孩子和姬妾一起去，所经之地给他们住房，提供每天三顿饭，提供薪菜盐炊食器席藤等基本生活用品。文帝不放心，在判决书上还加上，每天给肉五斤，酒二斗，让他挑十个宠幸的美人跟着他走。

从法律角度来讲，文帝的判决太宽大；从人情角度讲，文帝对刘长可算仁至义尽。联想到现实，今人大概会对文帝的骄纵很不满。但那是两千年前，不能这么算。汉朝的法律思想与今日的并不一样：一是王子犯罪肯定与庶民是不可能同罪的；二是谋逆、不轨等抽象虚无的罪名的严重性是超越杀人之类的罪名的，刘长的定罪在于谋逆和不轨，而非杀人，所以有回旋余地；三是汉律体系此时还未明朗，各方意见仍然在拉锯。

比如说，坚持认为刘长该“弃市”的丞相张苍等人，修习的是法家，主张严刑峻法，认为应当依法办事；而文帝一再宽宥弟弟，则被当时更多的人解读为“友悌”，是仁，所以袁盎甚至劝文帝不要流放刘长，应该再宽容些。

他劝谏文帝说：“是你老是娇惯淮南王，不给他找一个厉害的相来辅佐他，才搞得他变成这个样子。淮南王为人刚烈，你这样处罚他，恐怕他很快就会死掉，到时你就背上了杀弟之名了。”文帝说，我只是让他吃点苦头，还会让他回来的。但为时已晚，淮南王在路上就绝食而死。郡县送吃的人发现淮南王死了，不敢打开车封，佯装不知，到了雍地，雍令打开车封，他的死讯才传开。

文帝大哭，对袁盎说，都怪我不听你的话，才让淮南王死了。袁盎说，的确是淮南王死有余辜，你就不要自责了，你可以派人把经手的人杀掉以告慰天下。文帝一听有理，就把那些没有按规矩打开车封、没有提供伙食的各郡县的经办官员都抓起来弃市了，再以列侯之礼葬淮南王。

结果，如此宽厚的文帝，照样被民间骂，有一首民谣谓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古代有很多民谣，代表的是某种民意，但未必是真相。不过，也促使了我们重新审视一遍《史记》和《汉书》所记载的内容。文帝有没有可能为了清除隐藏的威胁，夸大了刘长的罪恶？当时刘长被捕时，以直谏出名的贾山曾上书称淮南王无大罪，“宜急令返国”。可惜，这个意见没有被听取，或者不合时宜。

这并非不可能。除掉刘长，是非常符合文帝的利益的。甚至可以说，除掉刘长，是削弱诸侯王的最重要举措，是有利于长治久安的，也是符合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方向的。结合民间的民谣所传，刘长跋扈之心必然有，谋逆之举却未必。文帝的故意纵容，让其一步一步放肆，也有“放长线钓大鱼”之嫌。虽然经过了种种美化，文帝的“杀弟”嫌疑却很难彻底洗白。

对刘长忌惮、怨恨是真的；但刘长刚烈不从、愤而自杀之后，文帝的愧疚大概也是真的。既悲且喜，本是人之常情。

六

如果要充分理解文帝、景帝为何老想着削藩，我们必须把历史倒回去看，一直倒退到楚汉争霸时的项羽和刘邦。项羽为什么在军事实力领先的情况下输得一塌糊涂？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为教科书所公认的答案，就是因为项羽废除秦始皇时的郡县制、重新恢复分封制，是开历史的倒车。实际上，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秦始皇的倒台，农民起义只是一个火苗，真正烧起熊熊大火，能在军事上推翻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楚怀王、齐王儋、赵王歇、魏王咎、韩王信，还有项梁项羽等人，都是六国的大贵族，他们拥有军队和力量。秦朝时的郡县制令他们失去了土地和人民，一遇到合适的时机，这些六国旧贵族就卷土重来，希望重新拿回领土。

如果在两千年后来看，我们可以说郡县制更利于中央集权和统治；但对于当事人项羽来说，如果不分封，不给六国旧贵族封王，给他们一些甜头，根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更无法联合大家一起打败秦帝国了。

刘邦胜利后，汉朝虽然大体上沿袭的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也包括郡县制；但实则还是要通过分封异性诸侯王来巩固政权。实行分封制，既是政治上的妥协，同时也是统治管理水平不足时的一个缓冲和过渡。以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手段，都无法实现长距离的垂直统治，尤其在边远地区。

异姓王终归不是自己人，刘邦无法放心，所以他在临死时前把韩信们消灭得差不多了，把夺回来的王国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近亲，留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局面给继任的皇帝们。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诸侯王们与皇帝的亲缘关系越来越远，对宫廷越来越没有忠诚的必要，当年刘邦面临过的问题，在文帝时以同样的方式再度暴露出来了。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汉文帝时诸侯国的情况。当时，诸侯王除丞相、御史大夫由中央委派外，其余官吏皆由自己任命，“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郡御大夫皆官如汉朝”。俨然是汉朝以外的独立王国。而汉初的诸侯王，分封的疆域辽阔，汉高祖十二年时，九个同姓诸侯王国，加上异姓诸侯长沙王国，其疆域在地域上连成一片，共有四十个郡，所控制的域，基本上与战国时代关东六国的地域相当。《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说：“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汉书》卷三五《吴王濞传》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固然“千里”是一个概数，但诸侯王拥有千里疆土，在当时还是不争的事实。

而天子呢，“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这十五郡中，还包括了公主、列侯的封邑呢。大体上相当于战国时代秦国的疆域。

不仅如此，诸侯王国有自己独立的财政经济收入，诸侯王除正常的赋税之外，还收市租，“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而吴王刘濞，封国里有一座可铸币的铜山，吴钱流布天下；他又煮海水为盐，获利颇丰，还不用缴纳税款，吴国富得流油，实力和资本日渐强大。

汉景帝以前，诸侯王还拥有自己的军队，由中尉统领，由将军率领出征打仗。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时就自称“精兵可具五十万”，同时，还可以调到南越诸王的三十万兵。甚至，汉初诸侯王也有自己的纪年。

这莫非是要走向春秋战国的老路上？

这些强枝弱干的情况的出现，既有汉初立国时不得不分封诸侯的原因，更与汉初推行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有关。各诸侯国在“无为而治”之下大受其益，闷声发大财，壮大自己的实力。

有一个人就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就是年轻的太中大夫贾谊。他在《治安策》里面谈到了一些核心问题，比如，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疏者必危，亲者必乱”。贾谊说：

“现在的形势就像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

“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针对诸侯王势力膨胀发展的严重局面，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对策：“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他建议，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皇帝的廉洁了。

的确，淮南王刘长自杀了以后，听到民间“杀弟”之说的文帝心灰意冷，他说，难道天下人以为我贪淮南王的地吗？他先后把刘长的三个儿子封为王（另有一个早夭了），并把刘长追尊为厉王，丧葬的规格也提高了。把而此前济北王虽叛乱而亡，文帝仍然加封齐悼惠王诸子等七人为列侯，后又封他们为王。把齐王和淮南王的封地越分越小，实际上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分封制”。

刘长自杀是在公元前174年，而在三四年前，贾谊已被冷落，发配去做长沙王太傅了。虽然人不受重用，但实际上，汉文帝贯彻的却是贾谊的理念，实施的是贾谊的建议。

七

贾谊的出现，成了文帝的政治生涯中最吃重的角色。

贾谊是个了不起的战略家。他既能写出《过秦论》，阐释秦帝国的灭亡之道在于中央集权；又能写出《治安策》，奉劝皇帝要中央集权，拆分诸侯国。但这些政见，在他的理念框架内又是合理而妥帖的，逻辑是统一的。这种年轻的政治天才，可说是上天送给正想励精图治的文帝的礼物。

在文帝初立的时候，贾谊经举荐当上了博士，当时，贾谊才二十岁，应对很合文帝的口味，升迁为太中大夫，其后，“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诸事，均有贾谊参与，而法令的调整，以及让列侯就国等大事，都出自贾谊的手笔。他的上位之快，尤其是“列侯就国”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当朝的周勃、灌婴等人就是这个政策的受损者，在他们的压力之下，汉文帝本来想让贾谊位列公卿的，结果不但没成功，反而不得不疏远了贾谊，把贾谊调任为长沙王太傅。

为何文帝登基伊始，就重用与自己年龄相近的年轻人呢，联想到文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性人”，他的动机值得分析。一方面，文帝的决策都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同时，他也有自己的施政理念，“好刑名”（《史记·儒林外传》），所任用的人都是与其政治理念相契合的。实际上，他与贾谊一度君臣相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首先，新登基的文帝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撸顺朝中老臣（如周勃、灌婴等人）的权力，他渴望能提拔新人、能人充任重臣，培植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贾谊的才华和出现的时机，正合他的心意。但文帝急于求成，这一招遭到了周勃等人的反弹，权衡之下，他没有跟老臣硬碰硬，而是妥协，把贾谊赶走了。

不久后，虽然贾谊离开了，但日渐成熟的文帝用了贾谊“列侯就国”的理念，把军功集团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朝中的权力紧紧地握在了手里。他召回了贾谊问策。

史料中记载，这次问策，文帝问贾谊的是“鬼神事”。必须承认，“鬼神事”在汉代是重要的事，但它主要涉及的是礼制、祭祀以及意识形态，偏偏不是解决诸侯问题、权臣问题、匈奴问题、民生问题等等贾谊很擅长的具体问题。何故？因为意识形态困境同样是汉文帝最在意的一个问题，它甚至比解决具体的危机更重要、更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汉建国多年后，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虽然仍在起作用，但已出现了局限性，而新的统治思想仍然未成形。汉初的儒学尚未成为大一统专制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众家学说中儒家的重要性已逐渐体现出来了。贾谊的思想体系，很多方面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具有较典型的汉初儒家思想体系的特点。文帝需要贾谊来解决这个理论体系的问题。

这次问策，贾谊没有留下文字稿，不知道最后如何。从《史记》的记载中来看，文帝和贾谊倾心地谈了一夜之后，对贾谊的才能心悦诚服。但夸是夸了，而本质上没有变化，贾谊还是不受重用，还是没有回京城，只是从长沙王身边换到了梁怀王身边，主人稍为受宠一点。

为何贾谊不得重用，这也是一个罗生门一样的谜题。对此，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从某个角度来说，英明神武的文帝，他对贾谊深为激赏还有一个原因，是需要年轻的政治同盟和生力军来对抗老迈的军功集团。但后来，元老问题已经解决后，文帝已不再需要用贾谊作为政治武器了，只让他当当顾问，听听见解就行了。实际效果，是老奸巨猾的文帝靠周勃取得了帝位，又用贾谊挤走周勃巩固了帝位；再用周勃挤走贾谊平息了众怒，又用召见贾谊安抚了创痕。

但这种说法，太喜欢让凡人从上帝的视角去俯视众生了，也忽略了文帝自身也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贾谊的官职虽不算高，但对文帝的影响力却不低，他向文帝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主张里，几乎包括了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兴衰成败谈起，定名教，兴礼乐，削诸侯王之权，除匈奴之弊，惩富商大贾之骄——从“夜半虚半席”一节来看，他们甚至已超越君臣的关系，有惺惺相惜之感了。

贾谊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为文帝所重视。比如，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秦代的另一问题是“忌讳之禁”太多，秦二世被赵高指鹿为马后，大臣们更是不敢言语，所以秦二世才让赵高哄骗得团团转。这段话对汉文帝触动很大，他在公元前178年就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鼓励言路通畅。而贾谊谈到“诸侯就国”，文帝也照做不误。

同样都是年轻人，贾谊与文帝是互相成就的，如果把贾谊看成是单纯被文帝利用的工具，那就既小看贾谊、也小看文帝了。

不过，贾谊论策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削藩”，文帝为何当时并没有听从？其中有一个原因，恰恰是因为文帝对贾谊的爱护：他的思想太激进，时机未至，不可能照用。太深地介入皇家之事，触动太多人的利益，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后来的晁错就是因此而白白地丢了性命。

明代大学者王夫之认为：“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解测也。”文帝虽深知贾谊与晁错的“削藩”是对的，但不宜操之过急，干扰他以宽容、妥协求稳定的理念。这才是贾谊“不至公卿”，被贬长沙；晁错“虽奇其材，言不尽听”的主要原因。

因为文帝知道，当时如果要硬来，行不通。首先是汉文帝统治的权威性不足，他是刘邦的庶子，与众多诸侯的亲缘关系疏远；其次，汉皇室与各地同姓诸侯王之间也有政治上的依存关系；还有，当时的汉帝国也受到匈奴的威胁。在文帝一朝，匈奴屡屡入侵：“其三年夏，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孝文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可以看出，汉文帝一朝的匈奴边患是很严重的，而且，诸侯王的谋反要么就是趁着边患时动手（“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要么就是与匈奴勾结（淮南王准备造反时就“令人使闽越、匈奴”，七国之反，赵王刘遂也是“阴使匈奴与连兵”）。汉文帝即便想削诸侯王之势，他敢吗？

但文帝对诸侯王优容再三，使中央和封国的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又未雨绸缪，为防范和平定诸侯王叛乱作周密部署。除了把分齐国为六国、淮南王为三国之外，文帝还以亲制疏，为增强亲子梁王刘参、淮阳王刘喜的势力，使“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淮阳包陈以南健之江”，造成“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的态势，预先做好了平定山东诸侯王叛乱的战略部署。最后，文帝临死前又叮嘱儿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这说明他暗中已为继任者找到了军事能人。事实证明，文帝的眼光很准，日后的七国之乱，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西；而立下大功的，正是周亚夫。

后来，景帝刘启和晁错的组合就没有这么甜美了。御史大夫晁错在文帝时便已崭露头角，但到了景帝时方得到重用，他力主直接削夺王国封地的强硬政策，劝说景帝：“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在景帝三年（前154）冬，楚王来朝，因为有错削其东海郡；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当下诏削吴之会稽、豫章郡时，有实力的吴王刘濞即与胶西、胶东、川、济南、楚、赵六国联合，发动了七国之乱。晁错本人亦糊里糊涂地被景帝腰斩。

这是西汉初年最大的一次内战。

王夫之指责景帝的削藩之计，曰：“庸人不测，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惨矣。”责备他不知相时而动，令天下血流成河。

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对封国进一步采取限制的政策，诸侯王原来掌握的行政权、军权，经济权被取消。武帝亦吸收经验教训，施行“推恩令”，更剥夺了诸侯王的经济特权，致使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从此，汉初郡国并行的双轨地方行政体制在实际上变成了郡县单轨制。

直到此时，贾谊所提出的削藩和分封，才终于得以实现。虽然这位谋略家年方三十三岁便去世了，始终未等到文帝的召回，但他们祖孙三代最后还是缓慢地实现了他的政治蓝图，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告慰吧？

八

景帝所做的事，难道文帝不想做吗？想，但时机未成熟。文帝还是等，等，一直等到对方暴露出命门。汉文帝的“忍术”是一流的。

一些细节，也证实文帝的另一种“忍术”：能耐住自己的脾气，听得进不同意见。比如说他就几次和廷尉张释之较劲。一次，太子和梁王坐车进宫，在宫门前没有按规矩下马，当时管城门的张释之就不放他俩进去，还弹劾他们，搞得文帝只好亲自出来自责说自己教子不严，薄太后下诏赦免这二人，方才作罢。一次，文帝的马车被人不小心惊动了，差点出事，张释之只把这人罚金，文帝也非常不高兴，张释之坚持不改。还有一次，有人盗了高祖庙的玉环，张释之把他判了弃市，文帝大怒，认为应当判族诛，张释之也不同意。文帝很生气，“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良久”二字凸显出文帝内心“私我”与“公法”的斗争，最终，他还是承认张释之的裁断。

顶撞过文帝的，还有贾山、袁盎和冯唐等。

之所以认为汉文帝是个大政治家，既不是因为其政治斗争本领强；也不是因为其“仁厚”、“博爱”、“从谏如流”——顶着这几个名词出来的皇帝，还有许多是昏君呢。道德水平再高，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管理才能，掌管一个复杂的帝国，只会造成天灾人祸，万劫不复。而文帝不同，他一直在探求社会转型期成体系的治国理念，并代表了当时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同样是努力收权力于中央，文帝做来就是顺应天心、顺应民意；武帝做来，就是嗜血、贪婪、集权。这说明，仅仅目的正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准确的时机，合理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文帝完成了几大功绩，其中有一些对整个西汉王朝影响还相当大，却不为今人所在意。一个就是废除用传制度，废除了出入关卡所需要持的“传”；由此，西汉官民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商品货物流通也很便利，文景之治时的经济繁荣方才成为可能。

另一个就是汉帝国的军事改革，既采用了“入栗拜爵”制度，储备军粮；又招募匈奴人为汉朝效力，还建立了自己的骑兵部队。这个改革，是汉文帝两次组织重兵抗击匈奴，却被匈奴骑兵高速运动的作战方式挫败，他痛定思痛之后作的重大决定。太子舍人晁错奏疏中提到了反击匈奴的解决方案就是攒钱、练兵，文帝听从了这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官员的意见。汉军战斗力的真正腾飞，正是从文帝时开始的。

但这些都很少被大众历史读物谈及。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文帝的以身作则、仁厚、节俭之事了。我很理解读者们为何对唯独对“道德”这种事津津乐道，既是因为我们现在太缺乏“道德”这种东西了，所以缺啥爱啥，求诸古人；更重要的是，凡是与经济、军事、行政、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而诉诸道德则不需要文化，不需要思考。一个好人、一个仁厚的好人、一个勤俭节约的好人，这种形象既符合大众对明君的肤浅理解，也满足大家不用动脑子的道德期待。

比如，班固《汉书·文帝纪》的“赞”中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都没有在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上面提高规格。他还举了个例子：文帝曾经打算建一座露台，请工匠来做了个预算，大概价值百金。文帝说：“百金，大概已经相当于中人十家之产了，算了。我住着先帝的宫殿还觉得不好意思呢，什么劳什子露台，不要也罢。”

这汉文帝在“住”上面很节省，在穿衣服上面，也不怎么讲究。他“身衣弋绨”，弋绨，也就是黑色粗厚的丝织物。虽说汉代尚黑，皇帝的衣服多是玄色（黑中带赤的颜色），但这并不是一种很考究的服饰。连张安世身为公侯，比较有钱（食邑万户），他“身衣弋绨”，也被班固认为是十分节俭、不符合巨富身份的行为。而汉文帝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淳朴，更给了天下人做表率。

要说汉文帝节俭，这样的例子我还能举上很多。比如，汉文帝建霸陵，葬器均是瓦器，要求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而且顺着山来建，不起坟。比起有些皇帝建陵墓时的高成本（如汉成帝建昌陵），搞得土比米贵，文帝这就节省了好大好大的一笔钱。还有，汉文帝遣散了一批惠帝时代的老宫女，又准备把自己的一些姬妾“自美人以下”的，都放归。这也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工资和花费。

再有，汉文帝死前，还说，厚葬治丧到费尽家产、有害生者的地步，朕甚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他诏告天下：朕死以后，不许组织百姓哀哭瞻仰，守孝三年改为三天，全国臣民三天后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实际上他本人却是非常孝顺的——大大减少了丧事成本和因国丧导致的损失。

文帝的这种葬丧思想可以从墨家上找到思想根源。比起后辈武帝的整天幻想长生不老，文帝已经自信到不需要任何形式主义来增加个人威信的程度了。

可以说，这个人的爱省钱是全方位的。他的种种轻徭薄役、生活简朴、提倡薄葬之举，并非是基于道德立场，而是基于其严密的政治理念的体现。在当时来说，这种理念是进步的。我认为，理性而且是系统性、建设性的政策，比基于个人风格的无意识的德行有价值得多，尤其当他是国家元首的时候。

不过，这种“生活简朴”，容易被进行过度的道德解读，但对一个君王来说，这种品质往往被通俗史学夸张了，我可以轻松地举出大量相反的例子。

汉文帝与其他帝王相比，生活享受上的奢侈程度要差一些，但也并非像《汉书·文帝纪》的“赞”中所吹嘘的那么牛。东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义》中，有宗室刘向与汉成帝关于汉文帝节俭的对话：“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画，华榱璧珰，轩楹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书囊为帏。”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说，刘聪时“盗发汉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余，以实府库。”文帝的吃穿用度，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差。

慎夫人很简朴，但不要忘了，文帝不仅喜欢女人，更喜欢男人。他宠幸过邓通，把他从一介船夫升为太官大夫，“赐通巨万以十数”。“巨万”是多少？巨万的两种用法：一是以一百万为起点的不确定性计数法；二是以一百万为单位的确定性计数法。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邓通之富都令人咋舌。后来，因为听相面的说邓通会“贫饿死”，文帝便赐邓通四川的严道铜山，让他可以自己铸钱。从此，邓氏钱布天下，拥有了一个永无竭尽的财富帝国。

在金钱观上，文帝还曾有一招奇葩的反腐招式：发现张武收受贿赂，文帝反而加倍地赏赐给他，以让他的心里惭愧，好改邪归正。这，算是把钱扔水里打水漂的爱好吗？

文帝不舍得起新露台，因为要耗费“百金”，这的确不假。但他碰到了一个赵人新垣平，说是有望气的本领。文帝大喜，根据新垣平所说，建了渭阳五帝庙，气势恢宏，所用的祭祀之仪也很高规格。这个五帝庙，花费可是建露台的多少倍啊！而且，建成之后，文帝一高兴，把新垣平升为上大夫，累计赏赐千金。你看，光是赏金，就可以建十个露台了。后来才知道，新垣平是个大骗子。

你看，文帝也有偶尔抽风式地放纵自己的时候，他并不是总能自律。但总体来说，他的行动、政策，都没有偏离他作为政治家的治国理念；宠幸过的人也没有干扰到政局。

我以为，文帝虽然是古代专制社会的君王，但他身上却具有部分经济学中“理性人”的特征。正如“理性人”概念所说的，“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对他自身有利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一个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其实，把人描述为“大公无私”或者“心系天下”是挺没意思的事，虽然儒家的道德观里一直鼓吹；我反倒相信，在“朕即天下”的情况下，皇帝和国家的利益是高度重合的，“自利”和“理性”这两个本质，是最有利于国家管理的。

遗憾的是，深谋远虑地“理性”，又是一项多么高明的管理技能啊，有几个皇帝能做到？

九

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很奇怪。一方面，要求君王必须集权，大臣们反反复复会对皇帝劝说，要有说一不二，有杀伐决断之能，大权万万不能旁落，如果旁落了就必定天地失色、日月无光，而专权的大臣总会被历史视为奸佞；另一方面，又要求君王必须广开言路，大臣们同样经常上书劝说皇帝要听不同的意思，不可一人独断。

这其实是两个很矛盾的要求，要玩得好，简直像在悬崖上走钢丝。更多的皇帝是结合了两种的缺点：在该有决断力的时候耳根子软、偏听偏信；在该群策群力的时候又一意孤行、狂放任性。

而文帝基本在其中找到了平衡点。他是西汉少有的大权独揽的皇帝，但他却总能彰显自己的种种宽厚仁爱，从谏如流，无独裁之恶名。文帝登基后，不管是薄太后和薄昭将军、窦皇后、慎夫人，还是邓通、其他男宠，全都很老实，全都不具备政治影响力。而军功集团，也几乎全部凋零，连周勃都给修理得服服帖帖，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在申屠嘉之后，第一代的军功集团彻底歇菜了。

“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确凿可考的第一个太平盛世，为以后意欲有所作为的贤君良臣树立了榜样，其核心是“轻徭薄役、与民休息”。这点，做起来容易见效难，无数君王都有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尝试过，但真正能有所成效、称得上盛世的，两千年历史上也屈指可数。

只可惜，终其一生，文帝都没能把削藩这条路走通。他知道他要做什么、该做什么，但审时度势后，却未成做成他想做的、该做的。不管是对明显有叛心的吴王，对势大压主的众诸侯国，对年年骚扰的匈奴，对悍然称帝的南赵王，文帝都只有一个“忍”字。他的“忍术”再高明，“忍”字头上也终归是一把刀。文帝不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终归是因为国力不足，国家还太穷，还未不及训练出忠诚有效的军队……

有心无力，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事情；尤其这个人是一个君王的时候，他不幸看到了自己的权力的边界和能力的疆域，再难以妄自尊大。这或许是他个人的悲哀，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至少，文帝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躺在瓦制明器环绕的霸陵中，任由他一个比一个剽悍的子孙们，继续主宰着这个世界。

责任编辑石一枫

分类：史记 作者：侯虹斌 期刊：《当代》201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