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我的第一个上级

陈丹晨，原名陈安康。浙江宁波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0年参加工作，曾任《中国文学》杂志编辑、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主编，编审。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传记《巴金评传》《巴金的梦》，文学评论集《陈丹晨文学评论选》，随笔集《水流何处》《枯荷听雨》等。

一

罗俊同志是我1960年夏大学毕业后第一个上级。这么说有点勉强、高攀，因为他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我是刚从大学出来连工作都还没有分配确定呢！当时对外文委主任楚图南是挂名的，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张致祥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这个机构负责对外派遣、领导驻外使馆的文化处人员和工作，以及对外文化出版宣传的任务。这年正是彭德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全国都搞了反右倾运动。文委所属的外文出版社整了许多领导干部、编辑、翻译，要进行整肃清洗换血，于是调了一些部队的政工干部和大批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来顶替，多达六七十人都不止。我是其中一个，但报到当天下午就被叫到干部处帮忙工作。过了国庆节，分配名单公布后，大学生纷纷赴新单位去了，却剩我一个人被正式分配在干部处，使我非常尴尬和不满，于是向处里提出要求改分到业务单位工作。

其实干部处老同志对我都非常亲和关照。过国庆时，因为我家不在京，单身一人，曹世之大姐就邀我去遂安伯胡同和她全家一起过节吃饺子看烟火。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处里把邀请函给我去参加。这对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真的是非常特殊优待和关怀，我深深感到温暖。刘处长是一位“一二·九”运动出身的老同志，在她的小办公室里专门找我谈话，劝说我安心留在干部处，说：“学校里的一些事我也都知道。你们中文系出来的做干部工作不能说是专业不对口。文史不分家，文委机关里也有很多文字工作要做。（干部）处里男同志少，常常要派个人跑飞机场接待外宾等等，我们都派不出人。文委几位主任也很需要会动笔的秘书，原来有个浩然，不久前调走去专业写作小说了，如今还没人接替。将来还有机会派到使馆工作。总之，现在分配在干部处不埋没你，你想做文字工作机会有的是。”

刘处长对我可说是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就是不听。因为我也有一番苦衷：我高中毕业后曾在上海市税务局的办公室、党委、政治处做过秘书、宣传干事等工作多年，为了喜爱文学，想从事文学工作，才放弃工资收入到学校学了五年，如今仍然要我回到干部工作岗位，这五年大学岂非白上？而且我就是一根筋地认定了要在文学工作范围里做什么都行，至于别的什么好事情诸如仕途、出国等等我连想都没想。虽然我把这些情况都对领导解释了，但是领导仍然坚持要我服从组织分配。当时处里有的老同志看到我那么坚持，和处长弄得这么僵，也曾劝处长是否另选一位俄语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来顶我，处长就是不同意。于是我苦恼至极，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我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想到向罗俊副主任申诉。所以有这个狂妄念头是因为文委干部工作归罗副主任分管领导。这位领导很奇怪，有事不是把下属叫唤到他办公室去谈，常常自己从三楼跑到二楼我们办公室来谈。所以我常有机会看到他，有时他就坐在我背后的小沙发上谈事，无论对处长还是一般干部，他都很随意谈话，几乎没有听到过他说什么套话空话之类的官腔。对我这个新来小青年也会打个招呼。罗副主任还是位美男子，昆山人，面貌丰腴白皙，仪态儒雅清朗，有时穿毛料的中山装，天凉时穿着玄色的中式棉袄，颇有点雍容矜贵的气派。

平时，他与处长等谈事时，也不叫我回避，所以我也有意无意旁听到了一些事。有一次，他匆匆地赶来问处长们：“最近中央有文件要给一般干部加工资，这个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他又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给大家加工资了，这次是个机会。但是最近中央又有新的文件下来，通知停止这项工作，但凡已经加了也算数，还没有加的就不再进行了。所以你们赶快查看一下，在截止之前，能争取多加一个是一个，尽量争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指示使我觉得这位领导真为下属着想；我也从此学了一点做人的道理：尽一切可能与人为善，尽心尽力为人们办好事。不要像有的领导总喜欢做让人不舒服的事，怎么让人难受他就怎么来；开口闭口国家利益，在老百姓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也极深。那时干部处别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只有我临时打杂，又没有打印机复印机之类先进机器，处里面的一些抄抄写写的事就会派我做。外文出版社执行上级布置搞了反右倾运动和大规模的书刊检查后，要处理一大批翻译、编辑，于是不断上报处理名单。这名单也是画了格人工复写的，报上来后为了送文委领导看需要多份，于是就叫我复写照抄。这名单里有好几十人，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问题、政治面目以及处理意见等等都开列如上。少数是要调动工作的，多数是要送东北某农场劳改的，个别是要逮捕的。这个名单送到张致祥、罗俊那里，就被打回来，要求外文出版社重新再慎重考虑，减少处理对象。一次打回去后，过了一些日子，他们做了一些变动又送了上来。领导又叫我复写照抄了一遍，再送上去，又打回来。我已记不得如此反复了几次，反正这样重大的事件经过多次反反复复，拖过了一段时间，政治形势慢慢缓和了，整个处理名单也就作废了。我想，做领导的也不容易，真的像况钟的笔有千斤重，人命关天，如果草草率率，只管紧跟形势服从上级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知要犯下多么可怕的罪错。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已经有人被逮捕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次深刻难忘的记忆。

因为这些事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着实感到文委领导还是善良有担当的。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是也可向他们说说呢？这样会不会让处长认为我越级反映问题而不高兴，因为这是任何领导最忌讳的。但是不向上面反映就不能从这里脱身，这又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一天，罗俊到干部处谈工作，等他们谈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转身对坐在小沙发上的他说：“罗副主任，我想向您反映一点情况，可以吗？”

他很意外地看着我说：“什么事？”

我把我的情况和要求直说了一遍，忐忑地看着他的面部表情，心想不知他会怎么说，如果他支持处长的意见我不就完了吗？没想到他很干脆地说：“好嘛，学了专业就去搞业务嘛！”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么纠结的问题一下子顺利痛快地就解决了，郁闷了多天的心情舒畅极了，连夜写信告诉远在上海焦急等待信息的我妻子。可是处长不高兴了，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越级告状，目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等等。这时我也顾不上解释，批评我什么都没关系，只要让我去搞业务就行。但处长还是下令要我留在处里暂时工作三个月，我当然不能再讲价钱了，只能乖乖地服从。直到年底，处长还让党小组专门开了一次批评我的会议，才算让我离去。

我曾对“文革”前大学生统一分配的模式私下作过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如北方城市里冬天卖储存大白菜按质量分堆定价钱分一级二级三级，大批人员也是这样被简单地分类：政治上定为左中右；业务上被定为上中下，在名单上每个人都被圈在某个类别，按此搭配分发出去。至于个人有什么要求、特长都反映不出来，也不予考虑。我看到的分配名单就是这样的。我还看到过一份申诉书，情况与我非常类似，是一位学法文的罗新璋写的。前几年他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后分配在国际书店卖书，屡次上书要求回归到外（文）翻中（文）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不被允许，且被领导看成个人主义等等。多年来罗新璋不断申诉备述自己的苦恼，这次终于送到文委秘书长、作家周而复的手里。他批示说：这样的人才可以调换工作，但不要分到外单位去，可以留在文委系统自己安排使用。这个通情达理的批示下达后，下面仍然又拖延了很长时间，罗新璋才冲破层层困难，在我之后一年多也被分配到《中国文学》编辑部做法文翻译和组长，成了我的同事。“文革”后调到社科院外文所成为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

在干部处期间，我还曾被派遣随老同志鲁毅去友谊宾馆调干部。那时正逢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专家，中国则撤回所有在苏联的留学生。回国的这些学生都集中在友谊宾馆学习，等待分配新的工作。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学习同时也还进行政治审查，审查他们与苏联人的关系。我发现有一个留学生和他的太太在十年前与我还曾是上海机关里的同事。他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因为年轻所以培养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是老革命所以同时被派做负责留学生管理工作。初期是一边倒向苏联，不许对苏联有丝毫负面意见，否则就会被责为反苏即反革命的罪名；中苏分歧以至分裂了，又要对他们与苏联人的关系进行审查，凡是有交往、立场不稳、受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在重新分配工作时都作另类处理了。像我那位熟人身为留学生代表肯定有许多与苏方打交道的事，关系会较为密切，于是被当做有问题的对象进行审查。我们去友谊宾馆了解情况也很匆忙短促，我没有可能去找他，也不知他后来如何遭遇。但我算是了解人事工作中的某些情况，引起我思索很久。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我觉得当时文委领导们都还是比较开明，爱惜人才，量才录用，而不是很僵化的。更使我想不到的是，罗俊听了我的申诉后，不知怎么又进一步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其实我的毕业鉴定中政治评语并不好，说我个人主义，红专问题没解决好，劳动态度不好、反右派时右倾等等。当时我不服，还签写了保留意见。没想到文委的副主任、处长都没当回事。至今我也不知原因何在。）他不仅做主将我分配到文委系统唯一的文学单位《中国文学》编辑部，还对那里的党员领导何路作了推荐。这都是很久以后我才听说的。我当然非常感激，尽管我到那里并不满意，因为那是一个外文刊物，我的英文水平只能说是极其勉强的粗通，那时我还一直做着大学里就有的文学研究的梦，心里总会有些遗憾。但我也知道现在能有这样机会已是极为不易和难得了，我是很珍惜的。从此，也决定了我一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命运。

二

外文出版社在阜成门外百万庄，已是城外郊区，北边是一大片新造的中央机关职工宿舍，往西不远处却还是杂草丛生的荒芜农田。这是一个五十年代新建的单位，前身是国际新闻局。我被分配到《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不久，外文出版社升级为国务院直属的外文出版发行局，罗俊成为第一任局长。从部队调来的闫百真担任第一副局长。我的妻子颜小珍随后也调来担任百真同志的秘书，在局长秘书室上班。这似乎与罗俊有了较多联系的机会，但那时的人事关系简直无懈可击，我与这几位局长毫无交往；我妻也很少谈到局长室的见闻。大家都只顾埋头自己的工作，更何况我一向以清高自居，不喜欢去亲近任何领导有什么私下来往。

那几年全国备尝大跃进失败和反右倾运动的苦果，物质供应已到绝境，人们的生活非常艰难清苦。1961年整整一年我全家老小没有吃到过一片肉，连蔬菜也是匮乏的，常常是窝头蘸点黄酱果腹，勉强吃个半饱度日算是不错了。但是我因为初次从事文学工作却特别起劲，何路说我一个人顶三个用。外文出版社原来党组八个人在反右倾和书刊检查运动中有六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算是有右倾思想而没有定为“分子”，所以当时就被调侃为“六个半”；其中社长吴文焘等原是资深的经验丰富的老新闻人都被整肃；出版的图书、刊物都搞成生硬枯燥陈词滥调乏味的政治宣传品，销路一落千丈。我不知道罗俊作为文委分管外文社的副主任是怎么领导下属单位的反右倾运动的，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来此工作。但是，依我对罗俊的观察和了解，他一定是忠实地执行上面来的指示和要求的，外文社的问题他应该是负有相当责任的。但是，他内心一定是有所保留，毕竟他本身就是一位老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前在一些工业合作、金融银行、大学里任职，不可能对这种违反科学违反常识的做法完全接受。

恰好这时中央也开始调整政策，扭转搞了许多年的极左路线，指示下面为反右倾中的冤案作甄别平反，推行比较务实的路线。罗俊也就有可能到外文局后，与闫百真一起，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动员职工干部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重新努力奋斗改变了外文局的肃杀萧条的气氛，走上了一个比较健康的道路。就以我在的《中国文学》为例，前几年销路下跌到一千多份，现在直线上升到一万多份；其他各社也都出现了生气，面貌有了改变。外文局原有一大批中外文修养相当高的著名的老编辑、老翻译家如杨承芳、陈麟瑞……在这时重新得到尊重和信任，心情开始舒畅，工作也积极起来。好几次我看到沈苏儒（近年来我常看到他的公子沈宁写了不少他家族的文章）跟着罗俊出入外文局，似乎安排他做一些重要的任务。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此公的家世和经历都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肯定会被视作异己，在政治运动中难逃一劫。翻译家杨宪益有一位英国夫人戴乃迭，又有许多附和、赞扬赫鲁晓夫和对毛不敬的言论，内部早把他算作修正主义分子，现在也不歧视他了，照样正常地工作，受到尊重；连毛泽东诗词也都交他翻译，这是很信任他的征兆。还有好几个上面安排来的人物，记得有曾任外贸部副部长的徐雪寒、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陈企霞的弟弟）等等，都是在前几次运动中被整下来的，有的还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虽然他们还是戴罪之身，罗俊也都接受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这些也只是我看到听到的点滴，似乎也已说明罗俊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积极一面是比较好的，可能也正是他的内心真正认同的；外文局出现的这种变化和新面貌与当时社会气氛变得宽松都是相通一致的。

但是好景不长，这样的局面仅仅维持了二三年，又一轮更严峻的“左”的路线又汹汹然地刮了起来。前一阵搞的甄别平反被称为“刮翻案风”。我曾听到传达彭真的话说，要把北京打造成水晶板，把地富反坏右统统驱赶出去；“文革”前夕，我看见文化部文件里说，要在文化部“犁庭扫院”，意思与彭真一样要把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彻底清除出去。在大学解放军的浩大声势中国家机关纷纷成立政治部，凡事都要政治挂帅。从来忠实执行上面路线政策的罗俊主持的外文局当然不可能例外也建立了政治部，连我们这个只有二三十人的小编辑部也派了专职的政治协理员坐镇管理干部。这些政工干部有的本身也感苦闷，因为别人都在忙编辑翻译，他却无事可做。有的却摆出一副唯我独革的架势准备来革别人的命，声称：“我一到《中国文学》就感到气味不对头。那是个资产阶级的环境。我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另外，外文局还举办外语训练班，招收了一大批家庭出身好的高中生和年轻的复员军人，进行为期两年的短期学习，目的又是想改变翻译编辑队伍的政治面貌和成分。一切又回到前些年不信任、总想取代、且还打击迫害已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的老路上去了！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小事：外训班有一位复员军人的学员对城里人特别是富裕的人很反感。星期天他带着一包粪便到王府井，专门找那些穿着比较好的行人身上抹，后来被公安发现拘留，送交外文局处理。这种变态的畸形心理正是那时极左的政治宣传教育滋生的。

不久“文革”兴起，这些外训班的学生成了运动中最活跃的造反派、红卫兵。有人说：罗俊给自己招来了掘墓人！也有人说：那位抹粪的学员如果晚一年行动，到了“文革”时一定是位冲锋陷阵的革命闯将，造反派英雄！

三

“文革”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传遍各个角落，若说那时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一点也不夸大。国务院外办政治部也向外文局派了工作组，与党组一起展开运动，把几百个写大字报的统统称为“逆流”，而且发生了有人自杀，成为“文革”第一个死人高潮。有一家报刊的总编辑自杀未遂。有一位邻居、从浙江调来不久的外文图书出版社副总编辑住在我楼下，“文革”一来就突然自杀，遗留下妻子、岳母和好几个幼小的孩子。《中国文学》这么个小单位也派驻了工作组和政治协理员一起领导运动。两位党员领导干部和一位非党的副总编辑，先后因病请假在家。工作组就一个劲对我施加压力，把我列作审查对象，说我是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干将，要我检查自己和揭发编辑部领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我非常反感，觉得谁多做工作谁的罪过就愈大，犟脾气上来，就与工作组和协理员顶起牛来。

有一天，罗俊找政治协理员和我谈话，把编辑部两位主要领导定了涉嫌文艺黑线人物；说我不是黑线，但要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同时还要负责把日常工作抓起来。谈完后，我们起身欲离去，他忽然让协理员先走，说，“丹晨留下，我还有事要谈。”等协理员走后，他有点生气的样子，批评我说：“你这个时候就专心做好《中国文学》的工作，不要与协理员他们顶顶碰碰，这对你不好。有什么问题以后会慢慢地弄清楚。我刚才说你们之间的矛盾以后不要再提了，实际上真能过去吗？”我看见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关切和焦虑。我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在关心我，点拨我，叫我不要在运动中干蠢事。尽管到外文局五六年中与他没有任何交往，但始终记着他对我调动工作的关心。在我心里他不仅是我的领导，也还是我的师长。关键时候，他给予的帮助和教导关系到我的一生。

八月五日，毛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后，全国形势大变。凡是工作组都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错误。外政派驻外文局的工作组撤走了，留下罗俊顶着反动路线的罪名接受群众的批判，全局运动的火力集中到他身上。但也有分歧：有主张立即打倒，有主张先揭发后定性。据我的经验和观察，这次运动与以前一样为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对象，无论造谣诬陷，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上纲上线……都会受到鼓励和欢迎；讲老实话都被打作右倾、运动的绊脚石先把你搬开。那时就是这样的局面。

那年被称作“红八月”是打砸抢抄最疯狂的时候，罗俊正被机关里的造反派炮轰得焦头烂额之际，家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他母亲一直随罗俊一起生活。红卫兵、造反派指控他母亲是地主，为了保证北京成为红彤彤的新世界，就逼迫驱赶这位八十岁老太太立即回原籍。对党向来忠心不贰的罗俊无法应对这样的局面，真是忠孝难全。老太太为了不使儿子为难，竟在甜水胡同家里的小锅炉房自缢。消息传来，我和妻都不禁为之骇然，惊诧唏嘘不已；更不知罗俊那时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那种乱哄哄的局面延续到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发动了所谓“一月革命”夺了市委市府的权，被毛赞扬鼓励后，全国又兴起一场夺权之风。外文局造反派随之夺了党组的权，把罗俊从局长室撵逐到一楼图书馆门外勒令他天天在此作交代检查。那正是严冬腊月最冷的时候，过道里风又大，罗俊就找了一个走廊拐角处，在地上铺了一些报纸，作为暂时栖身之处。人们走过见到也不敢招呼他。

这时办公室的造反派把我妻颜小珍打作保皇派，罚她到收发室给全局各单位送发报纸，于是她每天就要在大楼里上上下下走一遍。她必定还到图书馆门外仍像以前一样送交一份报纸给罗俊；有时还会夹带一些街上流传的有中央领导包括中央文革小组讲话的传单抄件，因为罗俊已经被完全隔断各方面的联系，什么消息都听不到了。

有一天，原来局长室的几位秘书刘悦真、刘均领和颜小珍等在一起议论外文局的运动情况，很为动乱发愁；谈到罗俊就想如何帮他解脱现在的困境。刘悦真原来在部队工作过，与陈毅的一位秘书曾是共事过的熟人，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分管领导外文局的。刘悦真就让小珍转告我，叫我起草一封信。她带着这信骑车去中南海交给那位秘书。当天晚上陈毅看到此信就批了一句话：“让罗俊休假十天。”批示传到外文局，罗俊得以回家喘了一口气。造反派们有点傻了眼，看来上面还是保罗俊，打不倒，外文局的气氛有了一点缓和。但是，过不了多久，高层发生所谓“二月逆流”，陈老总自身处境险恶，外文局两派这次看准了形势齐声打倒罗俊，罗俊也就应声倒台了。

“文革”就像一部长篇连续剧，政治风云诡谲多变。因为上面规定造反派夺权必须吸收一位领导干部参与即所谓三结合，才能被确认。罗俊被打倒后就被靠边受审查去了，造反派们又为争夺第一副局长闫百真恶斗不休。到了1968年间，又搞起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搞得十分恐怖，在地下室进行刑讯逼供，夜里能听到受审查人的痛苦惨叫声。军代表在机关后院东侧召开全局动员大会，已被揪斗的牛鬼蛇神被罚站在会场一旁黑压压的有四五十人，会场中间坐着的群众却稀稀落落的与“牛鬼”人数都差不多了。军代表在台上竟还说：“外文局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外文局的阶级斗争查个底朝天。”我坐在下面想：“大概把全局的人都揪出来才能算揭开盖子底朝天了？”正因为这样的指导思想，那个时期外文局连续有死人发生，成了“文革”以来第二个死人高潮。我不知道是打死的还是自杀的。“文革”的残酷和恐怖，使人难以忘却。

有一天，记不得为了什么事，我骑车经过西单绒线胡同，巧的是竟遇见罗俊一个人在那里行走。我向他问好后，两人略聊了几句；他的处境似乎还能暂时苟安，造反派争斗正酣大概有点顾不上他了。他对外文局情况也已不大清楚但渴望知道。他希望我有事可去德内大街找他，那是他夫人黄静汶住的卫生部宿舍。后来，我去过两次，在一排平房里的一间，有一次他不在，但都见到黄静汶，她是卫生部的一位司长，我们聊了一些运动情况，黄静汶比罗俊说话要激烈得多。

1969年11月，我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农村去劳动了三年。罗俊也被勒令下放，但他所在的连队与我住的相隔十几里地，所以并没机会见到。其间军代表在北京外文局机关和河南干校又搞了一次大规模清查运动，抓“五一六”，隔离审查，逼供信，又整了死了许多人。这是第三次死人高潮！和我同一个办公室有一位青年女编辑，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嫁了一位复员军人；因她与机关里另两位男同事过从甚密，又有书信往来，内容都是缠缠绵绵、互相倾诉感情的东西，用现在的话，不过是一些“小资”情调而已。军宣队竟大张旗鼓在全局范围进行批判，把书信公布张贴出来上纲上线，作为资产阶级堕落腐朽典型百般羞辱丑化，女青年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和侮辱，有一天早晨从办公楼顶朝着百万庄大街跳楼自杀。军宣队和《中国文学》当政者还不依不饶，召开批判会鞭尸。

外文局在“文革”期间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我印象中似乎有三十多人。有一次看到一个文字东西，说是死了二十多人。又有一位知情人告诉我说：“文革”后，全国公安会议点名外文局在“文革”时非正常死亡五十多人，是国家机关死亡最多的单位之一。在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真是轻于鸿毛啊！

我在这个运动中也莫名其妙地被半隔离审查了七个月，即每两个星期允许我回（附近农村）家里探望一次，其他时间都被关在干校先是批斗后是惩罚劳动即干最脏最累的活。后来调回北京前我问干校领导要个说法，竟答称没有审查过我；回北京问《中国文学》编辑部当政者，回答更是说完全不知此事。这岂不荒诞，然而，这就是“文革”！

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住房已被人占据，我一家四口只得挤住在医务室对面一个十二平米的小屋子里。几个月后，迁到花园村一栋筒子楼里临时住下。如此过了几年，忽然听说罗俊在河南干校被惩罚劳动五年（是所有干部下放时间最长的）后终于回来了，也住到这个院子新建的宿舍楼里，没有结论没有工作，赋闲在家又是四年。还听说楼下住了《中国文学》的一位革命领导，常常对他怒目叱责，他迷惑不解，问别的邻居：“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呢？”老局长不懂人情冷暖，也只能默然隐忍。

此时我已离开外文局调到一家报社工作去了。1976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后，气氛又变得紧张恐怖起来。我妻小珍有点不放心，叫我去看望住在同院的罗俊是否安好。我到他那里只见他独自一人，戴着一顶呢子软帽，穿着呢子背心，似乎有点疲惫落寞的样子。那年他已是六十多岁老人了，被剥夺工作权利已经十年了；好像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我好多年没见到他，但见到了一时也无很多话可说，那时人与人之间说话都是很小心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早上出门上班去，常常会遇到他在院子里散步，见到了他就陪我走一段路到26路公交总站看我上车才回去。这样一边走一边说，我因在报社信息多些，故主要是他听我说。后来不大见到他了，“文革”也完了，听说他复出了，出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我当然为他高兴。然而，又过了一些日子，听说胡耀邦点名要他回外文局任局长了，我倒有点为他抱屈，心想这个残局又要他去收拾，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文革”中外文局所遭受的摧残和破坏可说严重极了，业务基本上停顿，人员打得七零八落，思想上的混乱、心灵上的创伤、人际关系紧张更是难以形容。但我相信罗俊一定会不计个人得失，毅然服从组织决定，再次出任外文局长，重新建设起一个正常健全的对外宣传机构。

我想起他两次到外文局都是从纠正以前的错误和遗留下的问题开始，第一次刚刚有了新气象，走上健康的正路，就被极“左”的路线打断。第二次他自己就是受到严重打击和迫害的，现在他又来纠正前人犯的更可怕的错误，从废墟上重建。但当外文局走上轨道有了新貌，他也到了退休时候，再次为后人铺路。这好像冥冥中正是他的宿命似的。如果，历史按照正常的规律运行，这样一位资深的学养深厚的老革命老干部，又该对国家有多么大的积极贡献！从“文革”过来的人莫不为个人也为国家发展荒废十多年宝贵光阴而浩叹！

那时我离开外文局已多年，所以不太了解“文革”后那里的实际情况了。他后来也迁出这个院子，我也不曾再遇见他。

四

罗俊同志生于1913年。1931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时，正是革命处于低谷的时候。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工业合作、银行等任职，还在复旦大学、上海商学院兼职任教授；同时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上海刚解放，他就出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所以他是资深的财金专家又是资深的革命家。长期的地下秘密活动锻炼成他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对党的忠诚不贰。他对来自上级的指示和意见哪怕是级别低于他的人员的话他都非常尊重；几乎没有听到过他对上面的政策有什么异议。我们有时会在背后不知轻重地嘲笑他胆小。其实他心里是很明白的，执行时候因势利导会有所斟酌。记得1964年我们是第一批下乡参加河北“四清”，那时上面是把王光美报告当做典范下达的。他所在的梨园大队是这个公社里规模最大的村子，与我所在的李空城大队相隔十里左右。当我们依照报告正苦苦扎根串联，访贫问苦还未摸清情况时，他当工作队队长的那个村已经解决问题快进入收尾了。我们听说以后非常惊奇。原因就是他没有依照那套神秘的搞法进行。

他对革命的热诚和道德修养，我想也表现在他的婚姻上。他的夫人黄静汶是一位传奇人物，曾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成员，与赵一曼、谢冰莹等同期。她的革命资历比罗俊还要老，早在1926年就入党了，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她自己曾在武汉、沈阳、上海三次被捕。她比罗俊大七岁，至今还健在是107岁的人瑞了。罗俊和他夫人真是革命的伴侣，是他倾心革命的一种表现。他自己虽是一个大帅哥，夫人对家务好像也不怎么会经营，但他们厮守终生，相濡以沫。

日常生活中他公私分明，即使在财经机关，也是清正廉洁，一尘不染。他对干部爱护关心，从不搞任人唯亲。他到外文局，连秘书都是干部处给新找的。他到港澳办，只从外文局调去一位《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鲁平。不久他自己回外文局，鲁平仍留在港澳办，后升任主任，是中英关于香港回归谈判的实际主持者。罗俊为国家举荐了栋梁之材。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到木樨地24楼找作家协会领导冯牧谈工作后，下楼到院子里准备离去时，抬头看见罗俊正笑眯眯地先看见我了。他似乎也刚从外面回来，就招呼我说：“怎么样，到我那里去坐坐吗？”

他也住在24楼，我随他上楼坐定后，他高兴地说：“今天有好菜，有鳝鱼，你就在这里吃饭吧！”

我看家里又是他独自一人。那保姆烧饭看来也不怎么样，鳝鱼的骨头都没去除掉。此外还有一个素菜和汤，真的是很清淡简朴。我看他吃得很香，心想：罗局长对生活的要求实在不高。

吃完饭稍坐了一会，我就告辞离去了。那么多年来，我十分敬重他，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我的老领导、老师、前辈、长者，我与他隔了好几层级，我总是像当年刚毕业时一样仰望着他；在他面前我从来是恭恭敬敬的，很拘谨，不敢放肆乱说话。像这样完全私人空间的相处，这还是第一回。

但是，我知道他对我这个后生小子一直是很关心爱护的。但他绝不在我面前表示出来。外文局有一位姓马的年轻人，后来回家乡安徽工作去了。他与老罗有通信联系且有苦恼向他诉说，罗回信叫他有问题可找我，说了一些夸赞我的话。小马写信告诉了我，使我感到很意外。

1983年初，《中国文学》总编辑杨宪益已过七十岁了，面临退休，与副总编辑何路热情邀我回来接他的班。他们两位与我在杨宪益家里反复劝说谈了两个小时。何路说，她请示过罗俊，罗不仅同意，还说：“如果丹晨同意回来，就人先来上班，手续可以后办。”我听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还是没有接受他们的盛情相邀，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在外文局工作。尽管我很抱歉。

我深深知道，他不是对我一个人如此，也不是有什么个人感情因素。他确实出于公心，是一种对后辈、青年的爱护培养之心，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几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后，直到他逝世前二十年间，尽管我和我妻常常会谈到他，但我们没有特意上门去看望他，真的是很不敬啊！听说他辞世的消息时，却是那样哀哀地怅惘感到一种很大的失落和歉疚，才发现他在我们心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位置。

最近我看到罗俊写的一篇回顾他在外文局工作十五年的文章，没有半句矜夸自己在相当复杂艰难的环境下，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地创建外文局之功，正如有人说他在“回忆录中功归上下，过则归己”。他历诉自己几次大的失误非常具体而痛心，说：“前面所述沉痛的教训，已给工作上造成很大损失，而1959—1961年历次政治运动和书刊检查中，我犯了更多的错误，使党内外许多同志受到严重伤害。至今我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仍念念难忘，引为终生遗憾。当时虽然有些客观原因，主要还是自己有‘左的思想根源，宁‘左勿右。1959年反右倾运动，党内不少负责同志受到重点批判，有的还戴上‘右倾帽子。1962年才得以甄别平反。1960年又进行了一次反官僚主义和书刊检查，扩大到党外许多编译、发行人员，先后竟有4人关押坐牢，后均平反无罪。再是1961年清理出版社队伍，又有不少编辑人员因出身或海外关系问题被下放到江津、南口劳动锻炼。多年来多次政治运动，使许多同志颠沛委屈，身心受到的伤害是无可弥补的，也违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上种种，我深感遗憾，愧悔不及。我衷心希望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此文写于1998年，他已离休多年，已是八五高龄的耄耋老人了，完全没有外来的影响和压力，也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写，他完全可以不说这些自责的话。何况在“文革”中他还是外文局严重受害者之一，像有些人那样他尽可以多指责别人的不是。然而，他选择了真诚地反思，自责，愧疚，从中总结教训警示自己和后人。这些话出自肺腑，可以感受到他的痛心和难过。这正是我们熟悉的罗俊局长特有的善良宽厚、襟怀坦荡、忠诚无私、爱人以德的风范，也是今天中国社会最稀缺和可贵的。我们常常埋怨国人没有反思精神，不敢面对错误的历史，不敢承担罪错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像罗俊那样，一直在反思，决不轻易宽恕原谅自己，实属难得；只是没有机会与更多的公众见面，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有一天，我在翻阅此文时，忽然发现时光荏苒，罗俊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也是他诞生百岁之时。我不揣浅陋写下了这篇回忆文字，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有机会一起来认识、怀念这位可敬的长者。

2013年11月13日改定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往事 作者：陈丹晨 期刊：《当代》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