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66人物〗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

王培元，1955年生于青岛，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著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荒野上的蔷薇》《曼陀罗小集》等。

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编辑部，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楼下。我刚到人文社时，《当代》主编是秦兆阳。我曾问一个老编辑：“这个秦兆阳，就是当年写《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署名‘何直的那个秦兆阳吗？”他反问道：“那还有错吗？”

1986年4月16日，人文社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建社三十五周年暨“人民文学奖”颁奖大会，秦兆阳也出席了。他是获奖者，获奖作品是1984年在人文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他坐在台上，人瘦瘦的，头发花白，戴着深色镜框的眼镜。只远远地看过他这么一次，此前此后，楼上楼下，竟未谋面。

1985年秦兆阳离休后，不再担任副总编辑职务，虽仍然是《当代》主编，但很少到社里来，就再也没有和他见面的机缘了。

在友人和同事的印象里，秦兆阳“瘦长身躯，一脸深沉、凝重、寡言；常爱侧身枯坐于不显眼的地方，不惯或不肯在人前抛头露面”。他“性格内向，郁郁寡欢，难得有快乐的时候”。

有人注意到，在社里的一次业务性会议上，他“动作颇拘谨”，“抽着烟，很留心地听着别人的议论，目光随着发言人的转移而转移，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讲话”。在1979年人文社召开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也发了言，“声音徐缓，温厚谦和，没有文人堆中常见的慷慨激昂之词”。

1980年1月，他和几位作家去云南和海南岛访问。一路上，他总是以一个姿势坐在汽车的前座上，默默地吸烟，两眼专注地凝视着窗外，别人的欢声笑语，根本引不起他的一点兴趣。

虽然，他在1979年第三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但他不参加作协书记处会议，也没出席过人文社的党委会，从不参与社里的行政事务。给他专门准备的社领导办公室，他只去了两次就再也不去了。挪威奥斯陆大学曾请他去讲学，他婉言辞谢了。有一次作协安排他到意大利访问，他执意不去，此后出国的事他不再与闻。

就是这个在众人眼里性格内敛、寡言少语、面容清癯的秦兆阳，在五十年代那个多事之秋，曾经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物。

1916年他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贫寒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性格就很倔强，因此乡亲们给他起了个绰号“板大先生”。他说自己有“呆气”、“板气”，“又硬、又呆、又傻、又怪”，“傲视一切富有的人和势利眼的人，傲视金钱，甚至傲视一切的人情礼俗”，“对失败和挫折基本不后悔”。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时，他的书桌上有一字幅，写着“毁誉不计，荣辱自安”八个字。书房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副对联：“犹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岂由之。”这正是他的人格和襟怀的写照。

《大地》的责任编辑彭沁阳告诉我：“秦兆阳人很质朴，不喜欢虚的浮的花的不实在的东西；和他在一起，心情特放松，他愿意听你讲话；别看他平常沉默寡言，其实内心特别有激情，只要看到好稿子，一下子就会激动起来，不管不顾的。”

一次，一个作者的稿子他刚看了一半，就兴奋不已地给编辑部同事打电话，请作者马上到他家去谈谈。有时，他给作者写信，一写就是三四十页。看到了一篇好稿子，发现了一个新作者，对他来说，是最愉快的事情。他说过，自己“太爱激动”，“爱思索爱放炮”，并认为这种性格，和自己一生的遭遇命运多少是大有关系的。他后来的遭际，似乎给那句名言“性格即命运”提供了一个注脚。

1949年，他担任了刚刚创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1955年反胡风时，《文艺报》进行改组，他被调去担任常务编委。当时，《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由于在1954年3月号的杂志上刊登了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受到了批评，情绪低落，想撂挑子不干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找到萧殷，请他到《人民文学》做副主编，但萧殷一心想搞创作，没有同意。刘转而又找秦兆阳，让他来干。秦兆阳答应了。

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副主编的秦兆阳，1955年11月，从《文艺报》又回到《人民文学》杂志，似乎注定了他与《人民文学》有割不断的纠结。这真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不久，人们便对这位主持编务的三十九岁的副主编刮目相看了。

在编务会上，他以一贯的平和语调，却不无豪迈和激情地宣称：要把《人民文学》办成像19世纪俄罗斯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一流的文学杂志；编辑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编辑部要有共同的明确的思想倾向；要不断地推出新人新作……从1956年5月号起，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还亲自撰写“编者的话”（后改为“编后记”），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据说，他曾对编辑部同事表示，“如果办一个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当一辈子编辑……”还说过：“我若是别林斯基，你们就都是杜勃罗留波夫。”

1956年秋天，他起草了一份锐意革新的《〈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共十八条，其中第一条是“在文艺思想上，以现实主义为宗旨；但在发表作品上，应注意兼收其他流派有现实性和积极意义的好的作品”，而没有只尊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四条是“提倡严正地正视现实，勇敢地干预生活，以及对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明确提出了“正视现实”、“干预生活”的主张。秦兆阳本打算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刊发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作家协会也曾印发出来，以供人们研究。然而，上述文艺思想和创作主张，并未得到作协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刊发出来的想法也被制止了。

但是，主持编务的秦兆阳，仍然在实际编辑工作中，殚精竭虑地思考筹划刊物的改进问题，努力落实改进计划的思路。为了得到作家们的帮助和支持，在北京举行了数次作家座谈会。还委派了几个编辑，到各地访问作家、征求意见、组稿。这一年的《人民文学》，连续刊发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著），《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著），《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著），《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秋耘即黄秋耘著）等受到广泛关注和引起热烈反响的创作和批评作品。杂志的印数一年内由十几万份增加到近二十万份。他主持编务的这一年多，被认为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7年的《人民文学》，继续锐意改进。7月号推出了“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等小说，穆旦《诗七首》等诗歌，沈从文《跑龙套》、端木蕻良《传说》、汪曾祺《星期天》等散文，果然面貌一新。而此时，对“右派分子”的反击战役，已经发出了动员令。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给创作带来的消极后果，早已引起秦兆阳的不满。1953年6月，他就把自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分析小说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八篇文章，结集为《论公式化概念化》一书出版。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的两千名代表发表谈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月上中旬，作家协会党组两次开会，研究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要求作协所属刊物带头鸣放。

在会上，秦兆阳发言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

刘白羽听了，很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

“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与会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也说道，并认为“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

对写文章鸣放的事，秦兆阳很慎重，没有马上动笔，而是在会后邀请《人民文学》的编委葛洛、何其芳、吴组缃、张天翼、严文井，专门进行了一次讨论。他们聚在何其芳家里，就此谈得很热烈。秦兆阳主要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针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种种弊端。何其芳讲到“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提到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

编委们的看法，使秦兆阳鼓足了勇气，最终下了决心。冯雪峰1956年11月在文学期刊编辑会议上的讲话，也给了他很大启发。冯尖锐地提出：“苏联文学的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缺乏后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指出：“历史上伟大的作家们促进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我们丢了”；“我们的文学变成软弱无能”，“没有很好地反映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家是看到了，但不敢讲话，思想有顾虑”；“文艺作品表面歌颂，不去反映新的困难”。

在小羊宜宾3号的一间斗室里，秦兆阳冒着炎热，挥汗如雨，赶写出了几万字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草稿。

先请另一位副主编葛洛看过，提了意见。经润色加工，题目改成了《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后在编辑部内传阅，征求大家的意见。秦兆阳接受了一位编辑的建议，文题仍叫《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

文章又呈送周扬、刘白羽等人阅示，他们看后，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七八月间，秦兆阳专程去北戴河，对此文做最后的推敲、斟酌。之后，署名“何直”，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

这是一篇声讨教条主义的檄文，对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尖锐、大胆、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质疑。文章剖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不够科学”和“不合理性”，及其对文学创作造成的严重危害，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周勃在第12期《长江文艺》上，发表了题为《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的文章，呼应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

而《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在第24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一文，对秦兆阳及周勃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取消当代进步人类的一个最先进的文艺思潮”。

对于这样的批评，秦兆阳觉得无法接受。没想到自己响应党的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却引起这么大反响，竟被当成了政治性的问题。他感到，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1957年1月，秦兆阳请假离开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他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学学哲学，深入思考一番，以回答和反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评者提出的问题。

在一次会上，他对周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能讨论吗？我希望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安慰他：“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

3月6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幕了。会议开始之后的第三天，毛泽东邀集文艺界部分代表座谈。周扬发言说：“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很紧张。”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秦兆阳很快就从周扬那里知道了毛的意见，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秦兆阳一直主张，编辑不但要审稿、选稿、编发稿件，还要动手改稿。有些稿子，就是他亲手改出来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发现以后，颇感意外：“嗨呀，原来秦兆阳就是这样工作的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前，就经过了他认真、细致的修改和加工。

中宣部编印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关于《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王蒙这篇小说的报道，想不到，毛泽东看了之后，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主张要进行公开批评。一下子，秦兆阳又紧张起来。周扬则认为，共产党员总是经常受批评的，受到批评就有情绪，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

4月16日上午，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会议，初步决定以《人民文学》发表编辑部讨论会记录的方式，将编辑部修改王蒙小说之事公布。4月21日上午，作协党组又开会研究此事究竟如何处理。4月30日和5月6日，作协书记处召开了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认为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是“错误的”，在会上作为重点进行了讨论。秦兆阳专门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会前经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审阅过。

会议认为，秦兆阳对小说文本的修改，强化了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作者王蒙在会上发言说，修改使小说更精练、更完整了，但也使“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

秦兆阳从三个方面，检讨了修改的问题：删去了原稿结尾时林震多少有些觉悟，意识到仅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一段文字；原稿并未明确区委书记是好是坏，赵慧文说过他是个“可尊敬的同志”，他最后还派通讯员三次去找林震，修改中删去这些文字之后，此人便有可能给人以官僚主义者的印象；修改后，林震和赵慧文的爱情关系明确了。

对于秦兆阳的修改加工，王蒙在发言中虽然也表示了某种肯定，但从整体上他是不满意的。他说，原来他是想写林震和赵慧文两个人交往过程中，“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但是，经过编者增补的若干文字和结尾的大段描写，“就‘明确成了悲剧式的爱情了”。他还希望编辑在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

张光年在稍后写的《应当老实些》（署名“言直”，载于1958年第3期《文艺报》）一文中，指责秦兆阳的修改，“帮助渲染了林震的小资产阶级情感”，“删去了原稿中隐约透露出来的那个区委会的一线光明”，“重行改写了这篇小说的结尾，尤其突出了林震对党组织的悲观绝望的情绪……从而强调了这篇小说的消极方面”。

近半个世纪后，王蒙在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中写道：“我的原稿头一段是这样写的：‘三月，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我以‘天上落下的作主语，省略了落下的‘东西二字，我喜欢这样的造句。发表出来改成了‘天上落下了似雨似雪的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改得这样不文学。”

结果，1957年5月9日的《人民日报》，以《〈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为题，将这篇小说的修改详情公之于众。秦兆阳的压力更大了。他在写给刘宾雁的一封信里说：“我感到威胁最大而且最烦恼的，不是文艺界，而是报社，包括《青年报》（王按即《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他们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和舆论的体现者……在他们面前，谁有中流砥柱的力量？”

4月间，由于秦兆阳不赞成“不要立场，不要头脑清醒，对名人来稿一律照登”的“鸣放”原则，被当做教条主义批评了十来天，一气之下，他请假去了北戴河。

时间刚进5月，北戴河尚无游人。他住在作家协会的一幢小楼里，孤零零一个人，寂寞、郁闷而又自由。每天，除了到海滩上散步，观潮，望日出，看海浪拍击礁石，就是关在屋子里，读书，写小说。

在京城里，5月14日，刘白羽对郭小川说，秦兆阳认为这次揭露《人民文学》事件，是周扬为了过关，所以首先拿《人民文学》做牺牲品。刘愤愤地说：“这完全是诛心之论。”

此刻的首都文艺界，正在紧锣密鼓地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作协党组副书记邵荃麟专门致函秦兆阳，希望作协党组成员的他回京。他两度复信，对周扬、刘白羽等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明确表示反对“宗派主义”的“明争暗斗”，拒绝回去参加这种伤害同志、破坏团结的“斗争”，说“我个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属于任何一派，我对任何一派都有意见，如果不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不会提这些意见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的、狷介的秦兆阳，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在是非面前，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做人原则和党性原则，而去做一个“识时务”的聪明人和政治投机者。

然而，就是这两封信，给他种下了“极大的祸根”。过了一段时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突然被抛了出来，当做文艺界“右派”的典型言论，进行重点批判。这步棋，是秦兆阳所始料未及的。

日渐成为思想文化界整人、打人的一根“棍子”的姚文元，在1957年9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副题为“同何直、周勃辩论”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一场对秦兆阳的批判拉开了序幕。

接下去的《人民文学》10月号，专门设了一个栏目，发表三篇文章：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段创作上的逆流》、孙秉富《批判“人民文学”七月号上的几株毒草》，本刊编辑部《这是什么样的“创新”？》。李文批评《人民文学》“近年来从理论到实际编辑工作都提倡和宣扬了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创作，为创作上出现的一股‘反党的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文批评“当全国人民向资产阶级右派展开猛烈反击的时候”，《人民文学》“却通过七月号向读者推荐了大量的毒草和莠草”；《这是什么样的“创新”？》是对二百六十余封读者来信的整理综述，这些来信“严正谴责了本刊七月号所表现的背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倾向”。

栏目前的《编者的话》，不但表示对上述批评和意见的接受，而且还特别指出，“错误的产生”决不是从7月号才开始，早在1956年9月号上就以头篇的地位，发表了“具有明显而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消极影响，引起了某些文艺思想上的混乱”的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过了半年，《人民文学》的3月号又辟了栏题为《秦兆阳思想批判》的专栏，刊发李希凡的《评何直在文艺批评上的修正主义观点》、樵渔的《秦兆阳眼中的农村》。

紧接着，4月号又专设栏目，发表四篇批秦文章：张光年《好一个“改进计划”！》、左随《谈“毁誉”》、朱寨《秦兆阳的身手》、常础《秦兆阳的前言与后语》。《谈“毁誉”》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挨批之后，秦兆阳在自己的屋里贴了一张纸条，写了一段“毁誉不计”的话，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讥嘲秦兆阳“又毁又誉”，“毁人自誉”，“‘自誉的时候多”，还说他在一些青年人面前“自比为别林斯基”云云。

5月号又有专栏，刊载的是艾芜《评“沉默”》、贾霁的《所谓“灵魂”的“挖掘”》。——可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堪称一场思想讨伐、理论批判的大“围剿”。

1958年1月至7月，作协连续召开秦兆阳批判会，长达半年之久。还印发了三辑《秦兆阳言论》，以供批判。这场喧嚣一时的大批判，以刘白羽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做总结性的发言《秦兆阳的破产》而告落幕。

刘白羽给秦兆阳戴上一顶“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大帽子，说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与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他还大上其纲地质问秦兆阳道：“你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攻击，不是资产阶级在最后崩溃时的疯狂反扑又是什么？”刘白羽这篇文章，后来登载于这一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

1958年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默涵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一文，认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攻击文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个系统的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不仅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而且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作者是这一时期“大风浪中出现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者”。

姚文元则又在1958年第3期《文学研究》上，发表了批判调门更高的《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甚至说“秦兆阳的‘理论和国际修正主义者是一只裤筒里的货色”，“他实际上是国际修正主义的‘传声筒，帝国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代理人”。

《人民文学》从1957年12月号起，副主编一栏，陈白尘替换了秦兆阳，葛洛仍然保留着；主编则由原为编委的张天翼，取代了严文井；编委新增加了四名：袁水拍、周立波、赵树理、艾芜；不见了原编委何其芳。

从此，秦兆阳从这个他为之奋斗奉献、呕心沥血的国字号的文学杂志编辑部，彻底消失了。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叹也夫！

1958年4月12日下午，作协党组开会做出决定，把秦兆阳补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在7月25日宣布他被开除党籍的前两天，刘白羽告诉他，他的结论材料已经交上去了，大概很快就会批下来。意思显然是，让他不要再抱幻想了。

秦兆阳如五雷轰顶，如坠万丈深渊。

晚上，他躺在床上，望着深不可测的漆黑的夜，一夜不曾合眼。天不亮，他就悄悄起了床，穿上衣服，像游魂一样出了门，身不由己地在附近的胡同里游荡。

天色蒙蒙发亮的时候，他竟然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刘白羽家的门外。

他站了一会儿，才抬起手来，敲了敲门。

“谁？”好半天，屋里才问了一声。

“我。”

里边半天没有动静。他在房檐下坐了下来，等着里边的人，屁股下的石阶，又凉又湿。

又过了好一会儿，屋里传出了起床声：窸窸窣窣的穿衣声、穿拖鞋声、刘和夫人的说话声。之后，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刘的半个高大的身子露出来，说了一句：

“你，还能为人民服务嘛！”

秦兆阳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浑身发冷，几乎颤抖起来，泪水一下子涌出来。他转身就走，突然，有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我……发现床上没有人，就……赶紧出来，悄悄地，跟着你……你是想最后再求求他吗？死了心吧！没指望了！”

是他的妻子，理解他、心疼他、牵挂他的妻子。

夫妻俩一起走出院子，站在寂静无声的胡同里，抱头痛哭……

秦兆阳被戴上了一顶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荆冠”，有如“心被摘掉了！灵魂无依了！”“老胃病犯了，身体垮了，精神溃了”。

绝望中，他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悼叶赛宁的诗：“死，容易；/活着，/困难。”他咀嚼着，体味着，又在后面续写了两句：“只有直面困难，/才是真正的勇敢！”

几个月后，他从首善之区，被发配到唐代大文豪柳宗元的贬谪之地柳州的一个机械厂，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涯。从此以后，在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女儿秦晴没有在父亲的脸上看到过笑容。

1961年冬，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但没有恢复党籍。为此，他不知痛哭过多少回。他这个自称是“不断地用痛苦对自己进行精神折磨的脆弱的人”，一直哭到1979年被“改正”。但泪水似乎并没有稀释他的痛苦，有两三回，竟然哭出了严重的眼病！

摘帽后，他也曾想北上回京，但又很犹豫。1991年10月28日，在接受陈徒手关于郭小川1959年挨整情况的访谈时，他说，郭小川有一次找我谈话，说“你在信中为丁玲说话，闯了大祸”；“作协太黑暗了，弄得乱七八糟，我一想起这些事就难受”。他担心自己和当年整他的某些人难以共事，一旦归去，会落得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凄惨境地，还不如留下来。

于是，他决定留在广西，把妻子从京城接来，在偏远的柳州安家落户。儿女们则留在北京。

不久，他暗暗发下宏愿，要写一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巨著，就悄悄地闷着头写起小说来。这就是着力挖掘和描写贫苦农民的革命力量，充满了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气息，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平的平原》。后来，又曾改题为《两辈人》。出版时，书名定为《大地》。

直到1979年3月，他的“右派”问题彻底“改正”之后，他才得以重返阔别了二十年的北京。他不愿意再回到让他伤心、痛心、寒心的作协。他做《人民文学》副主编时挂名主编的严文井，已从干校回人文社主持工作，他和韦君宜都欢迎秦兆阳到人文社来。这样，秦兆阳就到了人文社，担任刚刚创刊的《当代》杂志主编，第二年又担任了副总编辑。

在他这位众望所归的主编的率领下，《当代》杂志形成了“严肃、深刻、尖锐、厚重”的风格，成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刊发了《芙蓉镇》、《活动变人形》、《古船》、《白鹿原》等一系列“新时期”文学名著。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原名《遥远的山镇》，作者后来改为《芙蓉姐》，《当代》发表时，由秦兆阳定为《芙蓉镇》。

秦兆阳是很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延安和解放区走进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始终怀有一种系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怀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是把自己的编辑工作，主持《人民文学》和《当代》杂志的工作，当做一项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可或缺的事业，来对待、来追求的。

这是秦兆阳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和他经历类似的那代人的共同点。

他还像在《人民文学》工作时一样，在家里读书、写作、看稿子，经常接待年轻作者，给新作者写信，谈修改意见，有些稿子仍然亲自动手修改。直至去世的前一天，他还让女儿为他读《当代》上的文章……

他这一生所写的理论批评文章、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加起来已有数百万字。还留下了十几本战地笔记，是抗战时期他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从事游击战争时随手记下的，非常珍贵。

但他不喜欢别人称他是“作家”，说如果一个人非要有个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他是以自己干了一辈子编辑工作为自豪的。他把自己的包括看稿、改稿、退稿、编稿、谈稿、约稿在内的工作，称为“磨稿”，并有诗叹云：

磨稿亿万言，

多少悲欢泪。

休云编者痴，

我识其中味。

1994年10月的一天，正在编辑室的北窗下伏案看稿，忽然听到了秦兆阳不幸病逝的消息，放下笔，黯然久之。

他1938年就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后到华北联大美术系任教，四十年代在冀中前线从事异常艰苦的革命文艺工作；五十年代主持《人民文学》的工作，“新时期”以来又执掌《当代》的帅印。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他在半个世纪的生命旅程中，与当代中国文坛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都命运攸关。

我走了一辈子路，深知走路之难。

我做了一辈子事，深知做事之难。

晚年，秦兆阳在一篇散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浩叹。

他一生的荣辱、悲喜与沉浮，简直折射着一部波诡云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想到此，不禁喟然叹息：一个文学时代，“果戈理到中国也要苦闷的时代”（陈白尘语），随着秦兆阳的辞世，也许永远地消逝了。

2006年1月21日于北窗下

2010年4月26日修订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166人物 作者：王培元 期刊：《当代》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