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谈〗乘光电兮轻取诺贝尔

冯八飞，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后、洪堡大学语言与语言学系博导、德国语言研究院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曾出版《沉浮莱茵河》《永远的白玫瑰》《大师的小样》等作品。

1919年11月7日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结果让爱因斯坦一夜成名。

发现狭义相对论之后第14年，爱因斯坦，终成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传奇。

看官须知，第一家报道爱因斯坦传奇的报纸不在德国，也不在美国，而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家报纸1912年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时间危险数学激动”介绍狭义相对论的钟缓效应，但影响不大。爱丁顿证明广义相对论后，欧洲报纸这才激动，而且激动到顶，一哄而上把新闻焦点对准爱因斯坦。

作为这场物理大革命的发生地，英国报纸近水楼台先得月。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第12版第6栏的标题全与此有关：“科学革命”“宇宙新理论”“牛顿思想被推翻”，第6栏正中还有一个刺激的副标题：“空间是弯曲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再接再厉，标题是：“科学革命”“爱因斯坦和牛顿”和“物理精英释疑”，其中一篇报道说“昨天众议员会议上相对论成生动话题，皇家学会会员、国会议员、约瑟夫·拉蒙爵士访问剑桥大学时则陷入问题的大海，例如牛顿是否已被推翻、剑桥是否已经‘完蛋，等等”。另有报道说爱丁顿在剑桥介绍相对论，会场爆满，外面还有好几百人没挤进去。

11月28日，爱因斯坦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在《泰晤士报》撰文感谢英国同行：“两国本来活跃的学术可悲地断绝，现在我十分高兴借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无上感激之情。为验证这个在你们的敌国完成并发表的理论，贵国著名科学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贵国科学机构投入大量金钱，而这一切完全符合贵国科学研究伟大的光荣传统。虽然研究太阳引力场对光线的影响是纯粹客观的事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向英国同行表达个人的感谢；因为，如果没有他们，也许我难以在有生之年看到我的理论最重要的部分得到验证。”最后，爱因斯坦开了个未必可笑的玩笑：“贵国报纸对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出自作者的奔放想象。为求读者一乐，我不妨介绍一下相对论的另外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学者，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犹太人。如果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为惹人生厌的家伙，那么不妨颠倒一下：对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犹太人；而对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学者。”《泰晤士报》配发的评论是：“爱因斯坦博士善意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实在过奖。”而对于这个玩笑，《泰晤士报》也以玩笑回应：“我们承认他有点诙谐。但我们也注意到，根据相对论，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作绝对描述的。”

荷兰报纸则大量转载《泰晤士报》，并广邀著名物理学家评论。11月19日，洛伦兹在《新鹿特丹思潮报》向读者介绍广义相对论时说：“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许多人抱怨看不懂相对论，我很不理解。看来爱因斯坦写的小册子《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受战争影响未能传到英国。”

对于德国最伟大的科学儿子，德国对此事件显然反应比较迟钝，直到11月23日玻恩才在《法兰克福大众日报》上发表文章“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11月30日弗罗因德里希在柏林《沃赛西日报》上说：“德国发生惊天动地的科学事件，却无人喝彩。”12月14日周刊《柏林画报》终于在封面登载爱因斯坦画像，解说词是：“世界历史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对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足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12月10日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头条新闻说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12月8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叙述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用“能量吸引能量”来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其实1914年爱因斯坦就曾给这家报纸写过相对论文章。

从新闻传播上讲，爱因斯坦真正成为世界风云人物，还在他赢得美国新闻界之后。《纽约时报》第一次报道爱因斯坦是1919年11月9日，从这一天开始，直到爱因斯坦去世，这家报纸每年都报道爱因斯坦，不仅报道相对论，更经常报道爱因斯坦的私生活。1919年11月9日《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11月7日赤色分子阴谋世界暴动”，“列宁密使企图发动整个欧洲起义”，而在下面的爱因斯坦专栏中却用6倍大的标题写着：“星光弯曲”、“科学家急切等待日全食观测结果”、“12智者之书”。正文“出版家接受相对论，爱因斯坦说全世界没人懂”，说英国皇家学会会议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已被打倒，而爱因斯坦把著作交给出版商时曾警告他们：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险。当年12月《纽约时报》记者到爱因斯坦家中采访，当面向他求证全世界懂相对论的人是否真的只有12个，记者记载：“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但他仍坚持外行人理解他相当困难。”1919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报道：“这是与众不同、令人震惊的消息，大家甚至开始担心乘法表的安全……两个皇家学会会长宣布‘光有重量，空间有限似乎合理、可以想象。但根据定义恰恰并非如此，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或许更高一级的数学家也未必能理解。”11月16日的报道是：“这些先生可能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的逻辑很蹩脚。外行批评家已经反驳，如果科学家宣布空间有尽头，那他们也有义务告诉我们尽头之外是什么。”11月18日《纽约时报》劝慰那些报怨无法理解广义相对论的读者说：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12人懂得“这位一夜成名的爱因斯坦博士”而怪罪他。到11月25日，标题变成：“爱因斯坦奠定崭新物理学”和“奥利弗·洛奇爵士说，相对论将广为传播，数学面临崩溃”。11月26日的新闻标题是“无法理解爱因斯坦”，而11月29日社论标题更加耸人听闻：“学术界厄运已至”。12月7日《纽约时报》再次发表题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对时间和空间的侮骂之声四起，使某些天文学家陷入深渊，他们认为人类的思想基础悉数被毁，至少有时候他们这么认为”。

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科学新掌门人，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新闻界。爱因斯坦当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但他不是在1919年才变成天才的。他早就是天才。可为什么他的成名一夜非要等到1919年11月呢？看官须知，1895年德国人伦琴发现X射线时新闻界也大吹大擂，但那时新闻的焦点是X射线，到了爱因斯坦，焦点却不是相对论（也没几个记者和读者懂相对论），焦点变成了爱因斯坦。这个不仅因为爱因斯坦这个人比相对论好懂，更重要的得从时代去找解释。

爱因斯坦是德国人，牛顿是英国人。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同盟国的德国是属于协约国的英国的死敌，而且刚刚被英国打败。可是，德国人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却一巴掌抡倒了二三百年以来统治世界科学的牛顿力学，而证明这一点的却是英国科学家！欧洲人厚重牢固的宇宙秩序突然之间双重崩塌，几千年来人类憧憬向往、惊叹敬畏的满天星星摇摇欲坠，眼看就要像雨一样直接落到我们的脑袋上。天门开处，一种全新的、谁也不明白的宇宙新秩序从天降临。披着蓬松头发、衣衫不整的爱因斯坦用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说话，而这个地球上所有最智慧的大脑都点头表示他说得对！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骚动与不安，战争、罢工、俄罗斯十月革命相继出现，世界似乎将要陷入一场空前的混乱，而这场混乱的背后，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在新世纪失控的精神骚动。

爱因斯坦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此前一切的下狗，都变成砥砺这柄无敌科学利剑的磨刀石。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英雄。他无愧于这个称号，但他获得这个称号，却是因为历史的风云际会。

看官须知，当时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共和尝试。魏玛共和国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实在太虚弱了。然而，正因为它虚弱，所以它对“爱因斯坦热”推波助澜，因为，实在太需要振奋民心了，哪怕用一个犹太人来振奋。魏玛共和国外交部小心翼翼地搜集并珍藏世界人民对爱因斯坦的热情欢迎。1920年6月爱因斯坦访问奥斯陆，外交部向德国政府报告“爱因斯坦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同月来自哥本哈根的报告是：“近来所有立场不同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我也说一句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他被誉为‘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和‘伟人”。1922年4月爱因斯坦在巴黎作报告，外交部的报告是：“轰动一时，首都自诩高深的人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1923年1月来自东京的报告是：“爱因斯坦到达东站时人群汹涌，警察都无力应付这些危险……在菊花节，天皇、摄政王和王子王孙都未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着爱因斯坦打转”。1923年3月来自新德里的报告是：“热情洋溢……报纸每天设专栏报道他的行踪”。1925年6月来自蒙得维的亚的报告：“他是首都的话题，他成为头条新闻达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对论热”让爱因斯坦突然变成世界明星，对爱因斯坦的崇拜媲美披头士和猫王普雷斯利，他的讲演听众往往上千。根本不用打听爱因斯坦在哪里演讲，只需看人流涌向哪里就行了。听众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报告大厅坐着许多身穿裘皮大衣的阔太太，她们来自美国和英国，手举望远镜仔细端详这位学者。”报告一结束，这些外国游客就冲向黑板争夺爱因斯坦留下的粉笔头。这是他们最珍贵的旅行纪念品。1921年6月13日爱因斯坦首次访英时应邀入住海尔登爵士家，他刚踏进大门，海尔登的女儿得知站在眼前的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看官须知，海尔登是爵士，他女儿并非没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父亲海尔登后来回忆爱因斯坦也不吝赞美之词：“他与众不同。他并不希望引人注意，但那毋庸置疑的天才却驱使他前行，不让他有片刻喘息。”

爱因斯坦真是想不出名都难。举个例子，1920年1月底伦敦《每日邮报》报道说爱因斯坦称，如果火星或其他行星有人居住，行星间的通讯可能使用光线而非无线电波。记者问他当时观测到的外星不明电流是什么，据说爱因斯坦猜测这些信号可能来自大气层干扰，也可能来自秘密的无线电报系统试验。爱因斯坦本人非常苦恼于经常得回答这一类稀奇古怪的问题，但每次回答都让他在全球的知名度大涨。这种苦恼让他觉得自己变成了希腊神话中的财神迈达斯王。1919年9月他致信物理学家麦克斯·波恩说：“就像神话里那个人（迈达斯王），他摸过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就我而言，是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报道。”爱因斯坦认定自己并不值得获得“如此广泛的崇拜”。他根本就反对崇拜任何人。可民众中的传说却反而传得更加玄乎，甚至认为爱因斯坦的宇宙没人能理解。爱因斯坦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声誉刚开始感觉不错，但很快他就感受到媒体关注之不可承受之重，开始远离声名的喧嚣，希望回归宁静。

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爆红的世界科学英雄。

前无古人，后也很难再有来者。

然而，叫座未必叫好。爱因斯坦爆红，并不意味着他获得了所有科学家的承认和尊重。出名就是得罪人，事实上当时不服他的科学家还占多数。从1919年爱丁顿证实广义相对论，到他获得1921年诺贝尔奖，爱因斯坦还要走过漫长的三年。大家一说诺贝尔奖获得者，马上觉得无比伟大，有点儿天主教中封圣的感觉。其实至今已有70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而在这700多人中，爱因斯坦的获奖道路像日全食时掠过太阳的星光一样弯曲。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的故事是彻头彻尾的《傲慢与偏见》的物理学版，值得专门在此介绍。

看官须知，爱因斯坦被提名获诺贝尔奖非常早。1909年10月，爱丁顿验证广义相对论之前10年，德国著名化学家、爱因斯坦从ETH大学毕业时拒绝帮他找工作的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就第一个提名爱因斯坦获得19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推荐理由是狭义相对论。后来他又于1912年、1913年二度提名爱因斯坦。1912年联合推荐人、德国物理学家普林斯海姆的推荐信有句话分量很重：“我确信诺贝尔奖委员会很少有机会颁奖给一件意义如此重大的工作。”

现在我们都知道他说得对。

可爱因斯坦三次都没获奖。

普朗克，这位刚开始劝爱因斯坦“不要去搞什么广义相对论，即使搞出来了也没人信”的伟大物理学家，于1919年1月19日因广义相对论提名爱因斯坦为候选人。爱丁顿证实星光确实弯曲之后，1919年9月22日，当时科学界的顶尖权威之一、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写信给艾伦法斯特说，日全食的观测结果“是我们获得的最光辉的理论验证之一，而且十分适于铺设通往诺贝尔奖的道路”。

1921年提名爱因斯坦的人更多了，可是，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后竟空缺。这严格来说要算诺贝尔奖委员会传统。这个委员会的很多成员并非所评专业的专家，因此诺贝尔奖的评选争议一直不断，爱因斯坦虽然贵为人类最伟大的物理天才，但在诺贝尔奖这儿却没能例外。

看官喝茶，听我把这个空缺的故事从头讲来。

1919年爱丁顿证明广义相对论，普朗克、劳鹤等人提名爱因斯坦因广义相对论获奖，瑞典物理化学家阿列纽斯则提名爱因斯坦因“布朗运动”研究获奖。委员会的最后报告却认为：“如果爱因斯坦因为统计物理学成果……而非因为他的主要论文获奖，那会让学术界惊诧”，意思就是说爱因斯坦的统计力学成果（即布朗运动研究）质量没有相对论高。这当然不错。但他们建议等1919年5月29日的日全食观测结果公布后再讨论广义相对论，可观测结果9月6日才正式公布，堪堪错过诺奖评选时间，最后，1919年物理学奖授予“发现极隧射线的多普勒效应以及电场作用光谱线的分裂现象”的德国人斯塔克（1874—1957）。尽管日全食观测结果证明了广义相对论，但爱因斯坦错过了评选时间，愣是没赶上这一拨儿。

第二年（1920）更多科学家提名爱因斯坦因广义相对论获奖，包括量子力学创立人玻尔，他特别提出相对论是“第一和最重要的”。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差不多等于敌我矛盾，但玻尔却称赞广义相对论是“物理学研究发展中最具决定性的进步”。委员会于是让阿列纽斯写报告评估广义相对论。

看官须知，1905年诺贝尔得主，德国实验物理学家伦纳德（1862—1947）和1919年诺贝尔奖得主斯塔克都是种族主义者，他们强烈反对相对论是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们还公然要求建立纯种的“德意志物理学”。阿列纽斯跟他俩是好朋友。好朋友都会影响我们对客观事实的评价，阿列纽斯也不例外，他在评估报告中指出红移效应尚未被实验证实，而1919年日全食观测结果还有许多人质疑。关于“水星进动”，阿列纽斯则附和德国科学家革尔克的否定意见。革尔克1916年提出“水星进动”早被德国物理学家格伯解决。其实1917年时爱因斯坦就已指出，格伯的理论基础和革尔克的意见建立在相互矛盾的假说上，因此格伯的解决方案是错的。

但诺贝尔委员会只相信自己的评估专家，爱因斯坦说了什么，他们并不关心。在阿列纽斯坚持下，爱因斯坦出局，最后1920年诺贝尔物理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物理委员会成员哈瑟伯格（1848—1922）坚持下授予瑞士裔法国冶金学家纪尧姆，因为他“发现了镍钢合金的反常性及其在精密物理学中的重要性”。全世界物理学家，包括纪尧姆自己，都对这一决定大吃一惊，只有法国人和瑞士人高兴。

1921年普朗克以一封简短有力的信再次提名爱因斯坦因广义相对论获奖，爱丁顿等纷纷附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奥席恩则提名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获奖。

诺贝尔委员会让阿列纽斯去评估“光电效应”，让乌普萨拉大学眼科医学教授、191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古尔斯特兰德（1862—1930）去评估广义相对论。古尔斯特兰德根本不懂物理学，更甭说相对论了，但他偏要钻进物理学评选委员会，而且自不量力地要去决定物理学奖给谁！这个古尔斯特兰德在瑞典很有权威，而他用他的全部权威反对爱因斯坦。他私下说过：“绝不能让爱因斯坦获奖，哪怕全世界都支持他！”他严厉批评相对论，说它根本未被实验严格证明，而且也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这个否定可称人类科学史上最大的笑话之一：彻底改变了人类时间和空间观念的广义相对论，居然被一个医生认为“没经过时间的考验”。而且，爱因斯坦居然就因此未能获奖！

这种故事在诺贝尔奖评选史上多次、反复出现。因此，没得诺贝尔奖，并不证明你的贡献一文不值。得了诺贝尔奖，也并不证明你就一定比别人强多少。

除了古尔斯特兰德之外，广义相对论的敌人还包括那位哈瑟伯格。我们多次说过搞实验物理学的一般看不上搞理论物理学的。广义相对论是理论物理学推导的结果，这对实验物理学家来说简直就是笑话。哈瑟伯格却正是瑞典实验物理学权威，他坚持实验“是我们深入了解物理定律的根本的和主要的条件，是走向新发现的唯一道路，是科学进步的不二法门”。当时瑞典物理学界的当权派是乌普萨拉学派，这帮人基本都是搞实验物理学的，古尔斯特兰德医生也来自乌普萨拉大学。他们都把理论物理学看作科幻小说。哈瑟伯格躺在病床上还强烈反对广义相对论，他白纸黑字写道：“考虑颁奖给一个猜想，极其不智。”哈瑟伯格和古尔斯特兰德等人后来直接称广义相对论为“病态物理学”，批评它侵蚀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与古希腊传统的真善美观念背道而驰。

与他们不同，阿列纽斯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他提出电离理论时也遭乌普萨拉学派封杀，而且他并不像哈瑟伯格和古尔斯特兰德那样盲目崇拜实验，但他却仍不支持爱因斯坦获奖，理由是1918年普朗克已因量子论获奖，紧接着又因量子论颁奖给爱因斯坦，不妥；而如果真要颁奖给“光电效应”，也应该颁给一位实验物理学家，而非被大家看作理论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

于是，他建议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空缺。结果，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空缺了，其他4个奖项照常颁发（当时还未设经济奖）。

诺贝尔奖是一部奇特有趣、精彩纷呈的历史。尽管如此，像1921年这样奇特的颁奖，在诺贝尔历史上仍属少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22年推荐爱因斯坦获奖的著名科学家排山倒海，10年内爱因斯坦总共被提名6次，法国物理学家布里渊甚至写道：“试想：如果诺贝尔获奖者名单上没有爱因斯坦，那50年后的世界将会怎么看？”这时的关键已经不是爱因斯坦因为哪个理论获奖，而是他必须获奖！爱因斯坦的科学威望已经远远超出诺贝尔奖，如果不给他奖，诺贝尔奖将无地自容。

此时，普朗克提出合理化建议：将1921年物理学奖补颁爱因斯坦，而1922年物理学奖颁给玻尔。

诺贝尔奖委员会又让古尔斯特兰德去评估相对论。但这次委员会放弃了阿列纽斯，而让理论物理学家奥森去评估“光电效应”。这时连上帝都在帮爱因斯坦：哈瑟伯格久病之后刚刚去世，奥森递补为评奖委员会委员。

光电现象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兹1887年发现的，但正确解释光电效应，源自爱因斯坦在奇迹年（1905）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让广大实验物理学家说不出话的是，这篇论文确实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它发表11年后（1916），美国科学家密立根通过精确定量的实验证实了光电效应。

光电效应理论当然是杰出的，它开启了光量子理论的大门，但与广义相对论相比，它基本相当于西瓜王前面的一粒芝麻。

古尔斯特兰德的评估坚持认为相对论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但他这个医生最后没敢挑战理论物理学家奥森对“光电效应”的评估。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是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主席的阿列纽斯也转而支持爱因斯坦。他此前到访柏林会见爱因斯坦，亲眼看到柏林科学界对爱因斯坦的尊敬和爱戴，原先他十分敬重的伦纳德和斯塔克名望扫地，被德国科学界主流唾弃。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一年，爱因斯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天时地利人和一把抓完，诺贝尔奖委员会终于被迫做出一个顺应人心的决定：他们接受普朗克建议，绕过他们认为还没有得到实验证明的广义相对论，以“光电效应”为由把1921年空缺的物理学奖补授爱因斯坦，而将1922年的物理学奖授予玻尔。

因此，这两个物理死敌，是同一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天作之合。

诺贝尔奖委员会正式的颁奖书面文字是：“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其实就是说，他们也知道相对论更重要，但颁奖理由却是光电效应。

那么，到底啥子是“光电效应”？

金属表面在光照之下会反光，反光中就包含从金属表面射出来的电子，发射出来的就是“光电子”，这种效应就是光电效应。光波长小于极限波长时才能发射电子，对应的光频率就称为极限频率。极限波长取决于金属材料，而发射电子的能量取决于光的波长，与光的强度无关，这一点用牛顿力学“光的波动性”无法解释。与“光的波动性”相矛盾的还有光电效应的瞬时性。按牛顿“光的波动性”，如果光线较弱，那么需要照射一会儿后金属中的电子才能积累足够能量飞出金属表面。可事实是只要光的频率高于金属的极限频率，光的亮度无论强弱，光电子的产生几乎都是瞬时的，不超过十的负九次方秒。

这里正确解释只能是，光是由与波长有关的严格规定的能量单位（即光子或称光量子）组成的。

爱因斯坦终于在1922年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不是诺贝尔给爱因斯坦面子，而是爱因斯坦给诺贝尔面子。想想吧，如果爱因斯坦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我们肯定不会为爱因斯坦惋惜。但我们肯定会为诺贝尔奖惋惜。

各位看官，这不是我的意见，这是世界科学史史学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至少值5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光量子理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激光理论，个个都是大号诺奖级别。

其实，他还至少应当获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事实上，由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来评审爱因斯坦能否获奖，这本身就多少有点可笑。而依我看，奥森本人却应当因为他的提议获得诺贝尔智慧奖。将来我要真发了大财，钱多得实在没地儿花，就去诺贝尔设个智慧奖，规定可以发给去世的科学家，因为第一个奖要给奥森。

1922年9月18日，诺贝尔奖物理学委员会主席阿列纽斯致信爱因斯坦，委婉地说：“您很可能需要于12月份前往斯德哥尔摩。如果那时您身在日本，也许不太合适。”同一天，好友、1914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劳鹤也致信爱因斯坦：“根据昨天的可靠消息，11月开始推选诺贝尔奖候选人，因此12月你最好待在欧洲。”

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知道爱因斯坦与日本东京的出版社“改造社”签订了合同，这个时间得前往亚洲。爱因斯坦却不愿意因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而违反合同。他9月22日给阿列纽斯回信说：“合同规定我非去日本不可，我不能推迟旅行……希望不要因此取消对我的邀请，我稍后可以前往瑞典。”

1922年11月10日，一份诺贝尔委员会的电报送到爱因斯坦的柏林家中，电文十分简短：“兹授予您诺贝尔物理学奖，余函详”。

爱因斯坦远比星光弯曲的天才之路，终于直达天庭！

仔细看历史，很少有平坦的天才之路。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因此，最后站在代表社会承认的领奖台上，很多通常淡定的获奖者都会泪流满面。

爱因斯坦没有泪流满面。

他根本就没流泪。

他根本就没站在领奖台上。

事实上，他根本不在斯德哥尔摩。他这时正在环游亚洲。1922年12月10日的诺奖颁奖典礼上，是德国驻瑞典大使纳尔多尼代他领的奖。

这个代领本身也是一个故事。当年爱因斯坦在瑞士要求退还德国国籍，德国乌尔姆市政府照准，并未挽留这个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犹太少年。5年后他申请瑞士国籍，瑞士也并未张开双手热烈拥抱他，收的费用差点儿让爱因斯坦破产，而且他的祖孙三代还被问了个底儿掉。

换句话说，当时德国和瑞士都没有认为自己缺少爱因斯坦有啥影响。

现在，他获诺贝尔奖啦！他自己还得到正式通知，瑞士和德国已经为了他打起来了。瑞士驻瑞典大使马上宣布爱因斯坦是瑞士人，因为他持瑞士护照。因此，诺奖理应由他代领。

紧接着，德国驻瑞典大使纳尔多尼收到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电报：“爱因斯坦是德国人”。

然后，瑞士外交部正式致送公函给德国驻瑞典大使馆：爱因斯坦是瑞士人。

一个月后，普鲁士科学院再次致函德国文化部：经查，有确切文件证明爱因斯坦于1920年5月4日宣誓成为德国国家公务员。

德国的国家公务员，当然是德国人！

此事到颁奖日也没争出结果，唯一没争议的是获奖者为爱因斯坦。当时德国政府破例同意爱因斯坦同时拥有瑞士国籍，所以他也就没有大声抗议，最后是德国大使代他领了奖。

爱因斯坦当然为获奖高兴。但他得知获奖时十分平静，毫无兴奋之情，也并未像很多获奖者一样把奖状加个框挂到墙上。他的所有获奖证书，包括诺贝尔奖，统统塞进一个箱子，平时根本就不打开看。他的忘年交英费尔德说，他觉得爱因斯坦可能连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都不明白。

爱因斯坦是在哪里正式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呢？

看官须知，是在上海。

8月8日他携罗爱莎出访日本，途经科伦坡和新加坡。对中国人有意义的是，在这次旅行中他访问了香港和上海。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爱因斯坦乘日本船“北野丸”号到达上海，在汇山码头登陆。抗日战争“八一三淞沪会战”，这个码头是日军据点，至今尚存。到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的有德国和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中国学者、改造社代表与新闻记者等。就在这个码头上，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通知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这次在上海停留了一天。他在“一品香”进餐，在“小世界”听昆曲，游览城隍庙和豫园，被上海青年学生用双手抬起来看了南京路全景。《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5日第10版专题文章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穿着很普通的黑色衣服——一件礼服，戴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这和他的胡子很相配。他有着一头短而浓密的灰色头发，就像是一顶纸制王冠，有的地方压扁了。他还有一双棕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

第二天凌晨爱因斯坦夫妇即乘“北野丸”号离开，11月17日抵达神户。一个多月后，爱因斯坦从日本北九州门司乘“榛名丸”离日返欧，途中于1922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上午11时到达上海。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学术研究会邀请，爱因斯坦于1923年第一天下午3时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作了相对论讲演。

此次再访上海，爱因斯坦差点前往北京大学。

爱因斯坦的北京之行，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此事得从1917年说起。这年初蔡元培演讲宗教信仰，演说词发表于《中华新报》，其中提出科学无法解决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得靠哲学来解决。当时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于当年9月发文反驳：“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然后他简要介绍了狭义相对论，就此成为中国介绍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1920年8月许崇清回国，心胸开阔的蔡元培专邀其到北大任教，后来许崇清曾3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后心脏病发作去世。

看到许崇清这篇文章，蔡元培向当时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的北大理科学生夏元瑮请教，后者给蔡元培寄了一本相对论简明读本。夏教授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批接触相对论的学者。

其实，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直对德国教育情有独钟，他建设北京大学的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从此他就有意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演讲。1920年8月底中国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访德时拜访爱因斯坦，正好8月24日柏林举行“反相对论”集会，随后德国报纸大规模报道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德国，袁希涛于是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博士有意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

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邀请。爱因斯坦没有马上接受，此事搁置。

这是蔡元培一邀爱因斯坦。

不久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邀请罗素访华，经费来自讲学社。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罗素在北京大学作“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5大系列演讲，作为爱因斯坦的铁哥们儿，他在演讲中大谈相对论。当时罗素已被列入“世界三大哲学家”，他的演讲及其后翻译发表的演讲文集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波爱因斯坦热。1921年3月罗素演讲结束，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邀请欧美著名教授来华任教或讲学，爱因斯坦首当其冲。蔡元培抵达柏林第三天（3月16日）即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他来华讲学。爱因斯坦表示已答应赴美讲学并为建立耶路撒冷犹太大学在美筹款。蔡元培仍恳切劝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爱因斯坦说他担任物理研究院院长，不能离职太久，但表示“很愿意在晚些时候访华”。爱因斯坦并非随口客气，他马上问蔡元培在华应用哪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用德文，然后由夏元瑮翻译。陪同前往的夏元瑮此时已是北大理学院院长，他说也可用英文。爱因斯坦表示恐怕不成，因为自己的英语太烂。

此为蔡元培二邀爱因斯坦。

一年后（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博士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蔡元培大喜，当即复电：“电诵悉。爱因斯坦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最多能来半月，却开出月薪，诚意可见。这封邀请函于4月8日到达柏林，由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转交爱因斯坦。

此为蔡元培三邀爱因斯坦。

1922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驻德使馆转来爱因斯坦5月3日的回信。爱因斯坦表示访日后“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蔡元培毫不犹豫地电告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底蔡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当时北大钱紧，蔡元培提出的一千元已是北大教授三个月月薪，现在换成一千美元，不啻天文数字，令蔡元培深感“真不知往何处筹措”。直到7月初他专程赶赴山东向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求援，梁启超答应他旗下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才算大致落实经费。蔡元培松了一口气，马上在北京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又筹集各大学术团体签名起草欢迎信，并于12月8日发出德文欢迎信，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可是，1922年12月7日，爱因斯坦从日本京都致信夏元瑮，全文为：

夏博士鉴：

今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象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只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

爱因斯坦

夏元瑮立刻告知蔡元培，蔡元培连忙去信询问，12月22日爱因斯坦致信蔡元培道出其中原委：“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此时爱因斯坦其他旅行日程已确定，因此终未能前往北京。爱因斯坦称这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蔡元培则说这是“最大的遗憾”。

有文章说当时爱因斯坦未到北大是因为北大没有答应1000美元的高额出场费和他们夫妇的全部开销。我本人对此颇为怀疑，因为这不仅与爱因斯坦一生粪土金钱的价值观相悖，而且此前他在上海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这辈子的钱肯定是花不完的了，有必要去计较1000美元吗？他到普林斯顿后曾用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当书签，最后连这本书也找不着了！

而且，事实上最后蔡元培也已经筹措到了足够的经费，肯定不会因为钱的问题而拒绝爱因斯坦来访。

无论何种原因，错过北京之后，爱因斯坦于1923年1月2日11时乘“榛名丸”号离开上海，顺访埃及、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获特拉维夫荣誉市民称号，为希伯来大学奠基，然后绕道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讲演，最后辗转回到柏林。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但他却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的苦难现实和欧洲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爱因斯坦的伟大，就在于他永远自觉自愿地站在被压迫者和弱势群体一边。他的旅行日记充满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后来被他的女婿凯塞收入他以笔名赖塞所写的《爱因斯坦传》，这里引用两段。

第一段是客观的描述：“中国人的勤劳是他们外表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对生活和儿童福利要求十分低微。他们比印度人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人女人天天敲石子，日工资5分钱。看上去，他们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之可怕。”

另一段更强烈地敲击了我的灵魂：“这个城市上海鲜明体现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差别，这差别让人十分理解近来的革命事件五四运动。在上海，欧洲人是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这个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与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欣赏的也正是这一点……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

“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

这就是90年前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对中华民族的现场直播。

连老天也流泪了

让那些吃饱了鼓吹“殖民促进社会进步”的“意见领袖”都来。让这些孙子都来！让他们看看这些文字。他们饱读中外诗书，为什么都装作没看见？

这些中国的“意见领袖”，对中国人的感情还不如一个作客的犹太人。

爱因斯坦在中国不到三天，但他跟中国的关系不止于此。他像关心世界上所有被奴役、被压迫、被任意侮辱的民族一样关心中华民族，他的同情发自内心，并且付诸行动。1931年11月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三省，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193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被逮捕，爱因斯坦和罗素、杜威等著名科学家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和史良等“七君子”因要求抗日被捕入狱，爱因斯坦又联合杜威、孟禄等通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

1934年爱因斯坦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从法文本转译中文出版。惜乎抗战前夕，国难当头，这本书没引起多少反响。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进修的周培源单独交谈，他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1938年6月，爱因斯坦与罗斯福总统长子共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没有国界和肤色，他对中国的同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许良英和周培源发表长篇悼念文章。

可笑的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爱因斯坦被打成“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国掀起凶猛的大批判狂潮，直到1979年北京隆重召开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爱因斯坦才得以在中国正名。

其实这个大会对爱因斯坦来说无关痛痒，即使中国到25世纪仍然把爱因斯坦称为“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完全无法动摇这位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天才之荣誉于分毫。

亚洲之行结束，爱因斯坦于1923年7月前往瑞典参加诺贝尔授奖仪式。玻尔已于1922年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1922年的诺贝尔奖金，而爱因斯坦直到1923年7月11日才拿到1921年诺贝尔奖奖金，这在诺贝尔授奖历史上并不多见。更不多见的是，爱因斯坦拿到了这笔奖金，他太太罗爱莎却根本没看见这笔钱，因为，他立刻把这笔奖金汇入瑞士银行前妻马蜜娃的账户，作为她与两个儿子的生活费用。

罗爱莎也没有因此跟爱因斯坦离婚。

这里的小插曲是，1922年授奖通知特别暗示爱因斯坦在获奖演说时只能谈“光电效应”，不能谈相对论。爱因斯坦没赶上那次颁奖。到他1923年7月领奖时，阿列纽斯却暗示说：“大家肯定会因为相对论的演讲而感谢您。”于是，爱因斯坦7月11日在哥德堡所作的答谢演说，其题目是《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和问题》，台下听众2000，包括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

也就是说，诺贝尔委员会知道他们1922年11月发的通知有点儿傻。

1919年11月7日，爱因斯坦一夜成名，他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最后一篇伟大的童话。然而，爱因斯坦是否像通常童话中所说的那样，“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了呢？

没有。

不是社会让他没有，而是他自己不让。

谁不喜欢钱啊？可是，真正有了很多很多钱，我们才能明白，其实有钱也是很辛苦的工作。作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深感名利乃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他对此非常苦恼。他曾说过：“我写的书从不畅销，可我却如此有名，岂非咄咄怪事？”

爱因斯坦视名利为累赘，并非始自深为名利所累之后。他出生之后就这样。1909年7月，初出茅庐的爱因斯坦应邀接受日内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参加隆重的日内瓦大学350周年校庆。坐在盛大宴会上时爱因斯坦对身边的人说：“如果加尔文还活着，他会堆一大堆柴禾把我们全烧死，因为我们搞如此铺张的盛宴。”

爱因斯坦当然因为获奖而高兴，但他高兴的时间肯定很短，因为，他很快发现诺贝尔奖把他变成了名利场中的猎物。考夫斯基说：“荣誉要求作出牺牲，而说到追逐荣誉，那么在这种追逐中，在所有场合，爱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猎物，而非猎人。”考夫斯基此言不虚，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开始，爱因斯坦就成了新闻界与读者的牺牲品。记者们一拨儿拨儿地揿响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廉价的吹捧……爱因斯坦度日如年，最后都不敢见邮递员。他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我已无法摆脱他的奴役！”每天早班邮件一到，爱因斯坦就落入无数信件的大海之中，讨照片、要签名、邀请演讲、邀请写稿……许多信连地址也没有，只写着“柏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收”，而这样的信居然都能寄到爱因斯坦家里！最后邮递员变成了爱因斯坦的噩梦，1920年他说：“我从不会说‘不。但现在报刊报道和信件不断向我提问，发出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地狱火缠身。邮递员化身魔鬼，大声斥骂并把成捆的信件扔到我头上，因为我无法答复所有的来信。”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每个人都只要花费敬爱的教授一分钟。一个学生没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帮他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请爱因斯坦在科学院为他的新发明说句话；一位年轻妇女自荐充当“天文观察者”；一家雪茄烟厂主宣布他们已经出产新牌雪茄“相对性”。

谁能把爱因斯坦从这个汪洋大海中捞出来？

罗爱莎！

这个不拿薪水的忠实秘书每天负责把信件分类，一些留存，一些她回复，其余交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有时还得加晚班。尽管罗爱莎已经筛选，但潮水一般的来信仍让爱因斯坦应接不暇。

谁不愿意出名啊？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真正的名人，比我们这些成天琢磨怎么才能出名的人辛苦一万倍。爱因斯坦一夜成名，让他深陷名利泥淖，他向朋友诉苦：“我母亲有病，但我的‘伟大时刻——即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会议又来了。简言之，我差不多是只会作简单反射运动的一捆东西了。”后来爱因斯坦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他请慈善机构代为处理索要照片和签名的信，谁给慈善机构捐钱，就能得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签名照片。不过，再忙再累，只要是讨论物理和请求帮助，爱因斯坦一律亲自回复，实在忙不过来，就请罗爱莎的大女儿伊尔泽帮忙。

信件已经让爱因斯坦一个头两个大，更麻烦的是直接打上门来的：摄影家、画家、雕刻家、作家、诗人……已经成名的想丰富作品目录，尚未成名的想借爱因斯坦成名。历史证明爱因斯坦娶罗爱莎确实不算亏本，她不仅为爱因斯坦挡住了潮水般的信件，而且也不动声色地为爱因斯坦挡下众多来客。

可是，爱因斯坦家的大门，永远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敞开。

波兰物理学家、相对论专家英费尔德（1898—1968）就是见证人。1920年，这个22岁的波兰雅盖斯基大学学生在第5学年前往柏林选修普朗克、劳鹤和爱因斯坦的课程。

从古到今德国人都看不起波兰人，更看不起犹太人，可英费尔德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所以他只好向素昧平生的爱因斯坦求援。英费尔德对此次求援的描述细致传神：“我在哈贝兰大街5号爱因斯坦家门口按了电铃。我胆怯又激动，像过节一样憧憬着面谒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夫人请我走进一个摆满笨重家具的小房间。我说明来意后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时任中国教育总长应为范源濂，但此处所指应为袁希涛）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而脸色通红。最后，爱因斯坦打开房门，与中国人道别后他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颗重要的纽扣。那张脸我在报纸杂志上已见过多次，但没有一张照片能表现出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我把事先认真准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友好地微笑着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到柏林后第一次见到亲切微笑。我结结巴巴地叙述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我倒很乐意替你写封信给普鲁士教育部长，不过不会有什么用。我说：‘那为什么呢？爱因斯坦说：‘因为我已经写过许多信了，接着他冷冷一笑，低声加了一句：‘他是个反犹主义者……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一会儿说：‘好在您是学物理的。我写个条儿给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荐信比我的作用大，这样办最好了！……他开始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可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草草写了几句。他根本不知道我物理学得怎么样就写了推荐信。”

从此，英费尔德成为爱因斯坦最坚定的波兰拥趸。

爱因斯坦虽然很烦爱因斯坦热，但爱因斯坦热却持续升温。全世界都在谈相对论，哲学家、科学评论家、打油诗人、漫画家，当然还有商人。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巨奖征求3000字文章介绍相对论。市场上出现了“相对论”香烟和“爱因斯坦”雪茄。英国一家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把星光弯曲与英国人对侦探故事的传统爱好结合起来，图上画着一个侦探手拿电筒，电筒发出一束强光，强光绕过两个大弯，落到正在撬保险柜的窃贼身上，标题是：爱因斯坦说，这只是小意思！

还有一位打油诗人写诗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伙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相映成趣的是，爱因斯坦也写诗。很少有文章介绍这一点。他的诗当然不能拿来跟李白比，但是确实可以跟张打油比一下。他的创作热情来自“相对论热”。有次他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纪念册上写下两句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游戏，

咱俩之间有个它们的同类。

另外一首诗比较长：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这里，

眼前总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围着脖子的黑丝带上。

男男女女满脸仰慕，

前来索取签名留念。

人人都从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讨到一个带钩的签名。

有时我感到无比幸福，

可清醒时我却想：

是我已经发疯，

还是误入牛羊群之中？

除了信件与来访，爱因斯坦最头痛的就是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名流如云，高贵典雅，彬彬有礼，所有出席者从政治到哲学、从科学到艺术都能白话仨小时，实际上却屁都不懂，此即当今中国某些人艳羡得流口水的“上流社交”。

可总有些场合无法推托。被迫参加后，爱因斯坦虽然烦透了，但仍然不得不勉强应付，这时他难免显得心不在焉，可就连这也被新闻界歌颂为“爱因斯坦教授那可爱的心不在焉”。其实，与有意思的人聚会时爱因斯坦非常心有在焉。俄罗斯政治家卢那察尔斯基1920年代拜访过爱因斯坦，他对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描写显然高于那些记者：“爱因斯坦眼睛近视，目光心不在焉。也许，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早就彻底地转向内心深处。也许，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跟他的思想一起忙于某个计算图。因此，他的眼睛充满抽象思维，甚至有些忧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爱因斯坦是一个异常快活的人，他爱开玩笑，笑声充满善意，像孩子一般。这时，他的眼睛霎时间变为孩子般的眼睛。他不同寻常的质朴魅力四射，以至人人都忍不住想抚爱他，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当然，怀着极大的敬意，包含着温柔的同情、质朴的赞赏以及无限的尊敬。”

爱因斯坦对上流社交的态度深刻体现在，无论出席多么庄重高雅的社交，他都坚决保持在ETH大学和布拉格德意志大学的穿衣风格：胡乱穿衣！他经常无论寒暑穿着一件很旧很旧的咖啡色皮上衣，这是罗爱莎的礼物。如果天太冷，再加一件灰色英国羊毛衫——也是罗爱莎的礼物，同样很旧很旧。如果确实需要穿西装，爱因斯坦就穿一套黑西服，照例很旧很旧。只有实在特殊的场合，经全家一致哀求，他才会破例穿上不那么旧的晚礼服。

获得诺贝尔奖，是很多获奖者一生的顶点，可它只是爱因斯坦登上的一个山间平台。

山高人为峰。爱因斯坦还将登上更多更险峻的高峰。

那么，是哪些高峰呢？

我们下回再讲。

（2013年12月20日七稿毕于北京天堂书房）

责任编辑洪清波

分类：讲谈 作者：冯八飞 期刊：《当代》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