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旅美台湾作家,1925年生于山东临沂之兰陵,1949年去台湾,1978年移居纽约。历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台湾戒严、美国移民,自称多难。积六十多年写作经验,散文自有面貌,精神与日俱新。作品畅销各地,近作回忆录及日记尤其受人称道。
飞絮一样的欲望
(一九九六年十月)
十月一日星期二晴
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新移民法,多方限制“非公民”的权利,预料此举将“催逼”很多有永久居留权的人申请入籍,但未必能使浪费社会福利的非公民反省。
很可能,十年之后,移民法中再增加许多防范、苛待非公民的条文,再过十年,移民法大翻修,公民的若干权利也要限制或取消,因为公民照样滥用国家资源。
台北一家大报举办的文学奖揭晓,散文组第一名由一位预备军官得到,他描述入伍受训的情况有云:
教官讲授领导统驭,我窃听呶呶不休的叶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
且在手记上一字不漏地抄录“浆果处处”,书中完全忘了身在何处的齐奥尔科夫斯基说:“我信仰没有国界、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剥削、没有金钱的世界”。
如此意境,在具有军方背景的报纸上夺魁,可视为国防部总政治部推动的军中文艺运动宣告消亡。
十月二日星期三下午阴
史小弟来讨论中国大陆上限制生育的问题,我说:
咱们先贤看得透彻,占卜六爻,若逢兄弟,卜者说主“多助”,也主破财,兄弟为夺财之神(要分家产?)。若逢子孙,卜者说子孙为福德之神,但是也主“泄气”(养儿养女劳碌辛苦)。上古之世,帝尧巡视华州,当地人祝他“多富多寿多男子”,他表示“寿则多辱,富则多事,多男则多惧”(怕人口太多粮食不够吃?)。故事纵然是庄子伪托,也是两千年前的智慧。现在谈一胎多胎的利弊,大概也得把这些看法重复一次,只是经过学术包装更为宏伟庄重罢了。
十月三日星期四晴
元代僧人诗:“去年五月黄梅雨,为卖袈裟籴米归。”(为养亲而卖袈裟)一件袈裟能值几何?钱花完了又怎么办?法师没有袈裟,何以主法会显威仪?如此何必出家,何不还俗?有人引此诗说出家人不废人子之礼,我倒觉得反而显示出世入世之间的两难。
十月四日星期五晴
一九九六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得主为七十三岁的波兰女诗人Wislawa Szymborska,《世界日报》以专版作详细介绍。据说她的诗“文字精雅,形式完美”,这当然难以从翻译中得到。她的诗“对现实道德人生问题加以哲学的省思”,应该还在,可是我也看不出来。
瑞典皇家学院说她的诗“使历史与生命的脉络体现于人类的现实片断之中”,倒着实使我心向往之,正是我写回忆录的抱负。
十月五日星期六晴
读《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作品选》,看到下列作品:
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小说,写西班牙人侵入,屠杀两岁以下的儿童,景况悲惨。后来追杀到教堂门外,教堂上空塔尖出现“穿天鹅绒外衣、戴金色帽子”的主宰,受难的家属齐声向他哀号祈求,“赤着膝盖跪在地上呐喊”,而他举了举手、耸了耸肩膀,慢慢转身回到塔中,听任屠杀进行。
波兰作家富蒙特写一群渔民的家属齐集海滨,向圣母呼求渔船能平安返港,“母亲的叫喊声如雷电中的落叶,他们的眼泪和希望犹如暴风中的一片羽毛”。有一个母亲在久候无望之际进入教堂,扯动绳子鸣钟,“钟声如垂死发热中狂乱的喊叫,在可怕的痛苦的决斗中狂怒着,一如那颗母亲的心”。这母亲鸣钟到死,死前心中“雷一般咒诅不公平的事情”。
法国作家卡缪写一个叛教者手持步枪埋伏路侧,射杀了由此经过的牧师。他“找每一个欺骗他的人算账”。
以上作品都对基督教提出严厉的责难,难道西方教会已完全失去文学的支持?这恐怕是基督教没落的早期征候之一。
十月六日星期日晴
在教堂听牧师证道,心不在焉,得顺口溜:“读传道书不贪。读箴言书不憨。读乔布记不甘。读约翰福音心安。读启示录心酸。”
传道书教人达观,类似佛家的“放下”。箴言书全是格言,如“华筵满屋,彼此相争,不如几块干饼,大家相安”。《乔布记》申说好人何以受苦,虽长篇累牍,终难消心中块垒。《启示录》预言世界毁灭的情况,令人怆然涕下。
十月七日星期一晴
读《创世记》至第四章,亚当的长子该隐杀死次子埃布尔,上帝罚该隐漂流,该隐哀求:“我流离漂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如此说来,亚当夏娃的家庭之外还有人类,那些人又从何而来?
六十年代在台湾,听说美国有个电视问答节目,奖金可累积到六万四千元,收视率很高。有一次节目主持人问:“亚当和夏娃结婚,亚当夏娃的儿子跟谁结婚?”对方觉得题目太难,低声嘀咕一句“is so hard!”主持人立刻大声宣布:“答对了!”
得一资料:中国大陆一九五八年掘坟整地,周恩来以身作则,赶快平掉他父亲的墓,各地闻风继起,我母亲的葬身之地大约在此时消失无踪。
小时候看见田野里坟墓不断增加,忽生杞忧:“这样下去,有一天岂不无地可耕?”母亲告诉我,每逢改朝换代就要平一次坟墓,每一个朝代的时间都不很长,坟墓不会盖满耕地。“为什么要到改朝换代才平坟呢?”我永远记得母亲的答复:“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人冷酷无情。”
十月八日星期二雨
旧约《列王记》也是一部“相斫书”,所罗门王未立前,他的哥哥亚多尼雅争位,所罗门即位后诛杀之(而且是在亚多尼雅投降、所罗门承诺赦免之后食言动手),也杀了亚多尼雅的同谋者约押(而且是在不准流血的祭坛内行凶)。
所罗门得位前,负责兴建圣殿,上帝亲口提示工程规划及于细节,可是上帝既未使亚多尼雅拥立弟弟,也没有阻止或谴责后来的大屠杀,这种动摇国本的人伦惨变似乎还不如圣殿的一扇窗重要。
由此联想到《出埃及记》,埃及王不准以色列人离境,上帝一面指示摩西怎样向埃及王施压,一面又使埃及王心肠坚硬拒绝让步,他像导演操纵双方互相冲突。再想下去就是《乔布记》了,乔布敬畏上帝,行为近乎完善,上帝居然跟魔鬼打赌,任凭魔鬼整得乔布家破人亡。
我常劝人莫读旧约,无奈旧约又是基督教义的本源,源头混浊而又希望下游清洁,苦了神学家。
十月九日星期三晴
友人以台湾畅销书两册见赠,内容描述青少年的性经验,既不像诗那样含蓄,也不像学术论文那样冷静,而是很浅白、很直接、很煽情地写下来。有些案例由实际采访得来,别致新鲜,受访者配合的程度十分惊人。作者为一年轻美丽的女子,更增加了读者想象的空间。
台湾当局对青少年的性行为已开放到这般程度了吗?“本来还没有,这两本书闯进禁区,冲倒条条框框。”这位作者又是何方神圣?“她是国民政府当朝一品之后。”她不考虑家声?“家世背景反而是她冲锋陷阵的武装,也是商品促销的一个卖点。”
系出名门应该有识见品位,何以沦为“煽色腥”呢?友人喟然叹曰:她的老太爷为官清正,身后两袖清风。上一代做大官,越穷越光荣,下一代做时代青年,要跟人家有一样的生活水平才可以维持自尊。老太爷既然没留下用不完的遗产,年轻人只有自己努力去赚那一点用得完的钱。
我也喟然,这真是“廉吏可为而不可为”了!我宁愿他老太爷生前偷卖了一条军舰或者侵占了一座森林。
十月十日星期四
聂天声主修大众传播,来谈广播、电影和电视短长。我说广播简单,电视粗糙,电影丰富精致,所以电影是艺术,广播和电视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他说:“你这几句话是一个果核,我能让它长成一棵树。”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晴
美联社报道:佛罗里达州有一个神父,秘密结婚十五年,外界一无所知,现在因为内心矛盾痛苦,自动泄露出来。新闻说,如果他离婚,仍可做神父。
另有报道,已有十万神父为爱情抛弃神职。
台湾的神父也屡屡演出和修女私奔,他们的退路是教书。有些神父本来就在大学兼课,教学成绩很高。天主教神父的养成教育严格,除了神学博士学位以外,还得有一个或两个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现在台湾教育界流行一句话:“天主教失一神父,私立大学即得一系主任。”
十月十二日星期六晴
郭宏光医师偕夫人自檀香山来,商他家公子以亮和小女的婚事。
一个韩国的女老板在广东珠海开了一家工厂,罚全厂一百多名工人下跪,其中一个叫孙天帅的男工拒绝服从,因而失业流浪各地。河南一家报纸注销大幅广告,寻找那个不肯下跪的人,河南的少康公司雇用孙天帅为正式员工,并送进河南大学进修。
结局圆满,可惜只解决了一个人的问题。更理想的结果是建立制度,保障员工权益,不能只鼓励工人个别的反抗。国内必须完全没有那样的老板,也不宜有更多的孙天帅。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晴
中午入市,一家百货公司门侧的空地上坐着一个棕色皮肤的中年妇人,在已无温热的阳光中举着牌子乞讨,两只猫偎依在她身边。她说她是为猫乞讨,两只猫都很漂亮,但是都很瘦,显然营养不良。一群孩子围着看,有人停下来朝她脚前的纸盒里丢下零钱,再匆匆走过。有一个人从旁边的小店里买来一杯热咖啡,送给养猫的妇人。
我也是养猫的人,朝她的纸盒里放下一块钱,走到对街旁观,看两只猫对主人依然无限信任,虽然她的主人一无所有;看来往施舍的人有黑有白,没有一个黄皮肤,似乎这是美国文化编导的节目,只应由美国人扮演。这是华人小区,中国人不会坐在这里乞讨,更不会为猫乞讨。
十月十四日星期一晴
台北有位“救世主”,自称通灵为关帝化身,出售玉菩萨,劝人向贝里斯买福地,据说“诈财”新台币十亿元,合美金三千多万元。
又台湾高雄有某法师,画符解梦,施灵药,说灵语,建纳骨塔,据说吸金新台币五亿元。
台湾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除佛光山、法鼓山、慈济功德会三大名门以外,尚有自创教义以怪力乱神独立作业者甚多,社会上层人士信而受之,有人说:“每一高官和大企业家背后都有一个术士。”
十月十五日星期二多云
一对俄国夫妇生下一对连体婴儿,肤色一黑一白。据调查,产妇没有婚外情,他们夫妇的上一代也没有黑人。
数月前,中国大陆某地农村也有人生下一个黑孩儿,产妇从未离开家门,也从没有外国人到这个农村来过。
联想到当年台北有个太太产下“黑种”,被丈夫“休”掉,这位太太极口呼冤,无人相信。
想到“造化弄人”,推测将来科学家有精准的仪器鉴别血统,特别挂念生在中国农村的黑孩子,不知他的前途如何。
十月十六日星期三多云
一九九六年“全美最坏的老板”选出来了,首恶的劣迹是:午餐前在每个雇员携带的三明治上各咬一口。
想起我当年的一个上司,那时流行一种圣诞卡,开封以后香气扑鼻,邮差到时,该名上司把这种圣诞卡一一打开,深深呼吸以后再丢回去。
一九九六年“全美最坏的老板”另一人,喜欢“对女雇员摸摸捏捏”。我的那位上司也喜欢这一招,他自称“给她们一点父爱”。我当年说过,“你不需要在贪官污吏或卖国贼手下做事,有这样的上司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当然造这种口业会有果报。
台湾有一位刘云适先生,立志苦读英文,自己剁下一截小指以示决心,现在学成名就了。联想到农业专家沈宗翰博士,当年在北京读书,每月只为了理发出门一次,直到毕业那天,不知道什刹海、玉泉山什么样子。我的毛病就是闲事分心,像老板在三明治上咬一口之类,何必管它!
十月十七日星期四晴
今赴上州Scarsdale傅府探望赵老师,北部枫叶夹道漫山,秋景凄美,人行其中,如武陵渔人“忽逢桃花林”。
老师的老年痴呆症加重,他未发一言,似乎已不认识我。据说,他将一个一个忘记你们是谁,“先从最不重要的人忘起”。
师母已去世,老师最后忘记的人将是他的女儿。
主人好心劝我:“他已经不认识你了,以后也不必再来了。”
我想,他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他。
思之泫然。归途中夕阳渲染,红叶艳丽,我无心欣赏。
食物过敏惹祸!医生叮嘱不要吃花生,我甚感诧异。想我幼时,乡人尊花生米为长生果,现在医生说,花生米已经上了问题食品的黑名单。美国各地都有孩童吃花生过敏而丧命,或者使他身旁的孩童过敏丧命,幼儿园规定,孩子吃花生要先向老师报告,老师陪他到一个没人的房间里去享用。
连吃花生都有危险,世间尚有何事安全?想到人之一生要经历多少生死关头,从“孕妇吃感冒药使胎儿畸形”开始,由出生到六岁入小学,要注射九种预防疫苗,也就是说在这些疫苗没有问世以前,孩子长大要冒九种危险。然后帮派、恋爱、车祸、服兵役,危机重重,祸福难料。我这一代人还有战争摧残,专政构陷,灾荒折磨,瘟疫传染,真是千劫百难,剩得一身。陆游词有“躲尽危机,销残壮志”之句,现在才尝到个中滋味。
十月十八日星期五晴
大地出版社吴锡珍兄今抵纽约小游,重逢甚喜,谈台湾出版界近况,得益不少。可惜此行项目多,没有时间受我接待。
十月十九日星期六雨
显克维克的短篇小说《酋长之子》,写美国一处四面环河的地方住着印第安人的黑鹰族,白人偷袭该地,杀光黑鹰族人,只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带着酋长的儿子漏网在外。那时酋长之子还是幼童,为马戏班收养训练,四处表演。有一天马戏团来到黑鹰族原来居住的地方,此地已是白人小区,酋长之子以印第安人青年领袖的角色上场,表演印第安人作战时的纵跳叫啸,辅以灯光音效,令全场白人震慑。表演完毕,灯光复明,酋长之子在舞台口屈膝为礼,以黑鹰之子的名义要求观众赏赐。
六十年代我在台北读过这篇小说,当时觉得时代给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后裔准备了这样的场景,古人说识破天机者必有奇祸,我一连几个月坐卧不安。今日重读显克维克的这篇短篇小说,眼看底片渐渐显影,只是表演水平恐怕还有所不及。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雨
台北消息: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李伸一调查五十年代的“匪谍案”,发现案件数量庞大,但相关资料俱已焚毁,无从查考。
想起蒋经国逝世一年前(那时中外人士都预料他时日无多了),我看到《中国时报》报道,台湾警备司令部接到一通神秘电话,立刻调动好几辆大卡车,把许多秘密档案载往郊外,放进地上业已挖好的大坑中,浇上汽油,点起熊熊大火。人人猜得出这通电话一定是蒋经国的指示,除了他的金口玉言,谁有这个担当!
蒋经国当时重病缠身,脑筋还是很清楚,他断然作出勇敢的决定。那些秘密档案,一部分是监视党国要人的报告,登录了个人生活中的绝对私密,将来会成为政客斗争的子弹。还有一部分是罗织入罪的“匪谍案”,将来会成为涂黑国民党的颜料。政坛因此动荡,国民党人因此寒心,都是可以预料的后果。烧了吧!蒋经国是个有政治智慧的人。
这一把火触动我的宗教敏感,我觉得蒋经国表示了他的忏悔,他执政千言万行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为他家老太爷的专政寻求救赎,将来为他立传的人终会找到这个论点。
这位监察委员说,他只好对所有的案件“归纳共同的特质”,选出四个代表来加以分析。一个是李友邦案(台籍精英国民党要员),一个是鹿窟案(武装暴动),一个是段澐案(军方将领),还有高一生案(台湾原住民山地组织)。
我对他的抽样不满意,他没重视文字狱、思想犯,也忘了法网密布而乡愚无知。我认为“归纳共同的特质”,当年的“匪谍案”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此行为,治安机关过分夸大了严重性,可称为依想象办案(例如一个校长涉案,牵连他的学生一百多人集体管训,并声明“永远脱离共产党组织”)。一种是治安机关把某一行为解释为另一行为,可称为依解释办案。(例如大法官解释,幼年参加过中共的儿童团,到台湾后没有登记自首,即是现在仍与中共秘密联络。)
这位监察委员指出,“匪谍案”的侦办有刑求逼供、违反诉讼程序、采证不实、判决理由矛盾、判决书未送达等重大缺失,难得他如此细心,能在“秦火”之后有这些发现。依程序正义,这些重大缺失都足以使判决不能成立。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多云
读《柏杨回忆录》,他被捕、审问、坐牢的这一部分写得很好,为国民政府的司法留下一些史料。
“冷战”初期,苏联有些外交官、飞行员、知识分子逃亡在外,写了许多回忆录,台北美国新闻处译成中文出版,我见一本读一本,他们所描述的遭遇和柏杨身受者大致类似,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特工取法苏联。但柏杨写到狱中酷刑,例如沈源嫜女士赤身骑在一根草绳上摩擦下体,鲜血淋漓,这又似乎是德国纳粹搞的一套。国民政府的特工可谓转益多师,出蓝胜青。
柏杨说,台湾流行的《绿岛小夜曲》是狱中政治犯所作,并谓作者是一男一女,非也。这一首歌由中广音乐专员潘英杰作词,中广特约作曲家周蓝萍作曲,两人都是我的同事。治安人员认为词意暧昧,曾约潘英杰谈话,但未深究。倘若真由绿岛狱中流出,警总岂能听其自然。
潘英杰作此歌词时,台湾别名“绿岛”,因台湾气候温和、四季常青也。那个关押政治犯的专区叫“火烧岛”。后来省政府在火烧岛植树造林,改其名为“绿岛”。科员政治愚钝,无意中影射台湾是个大监狱,两个绿岛因此挂钩。绿岛中人把《绿岛小夜曲》当做“狱歌”,出于借用,也可以说是攘夺。绿岛监狱时间如此之久,人才如此之多,未能产生某种符号付诸世间,竟贪潘英杰之功以为己功。
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晴
孙小姐来谈佛法,她说某高僧在台北弘法,只谈如何在现世生活,听众问生前死后,皆不答复。她问我的看法。
我说依佛教的说法,今生是前生之果,来生之因,消前世之恶业,结来世之善缘,今世是前生的修正,来生的规划。“三世因果”是佛家的重要特色,一旦取消,佛不如儒,甚至比基督教也差一截。
孙居士问怎样看待多种宗教并存,我说众生的根器不同,因缘也不同,多一宗教人们就多一选择的机会。我说宗教志在解决人类的问题,人类有共同的问题,所以各宗教的教义也有许多地方相同;在各个宗教的发源地又有自己特殊的问题,所以各宗教也有特殊的教义。大家应该追求殊途同归,不必互相攻击。
孙居士又说,所谓地狱就是人间的种种苦恼,三界火宅;所谓净土,就是佛法建造合理的社会和快乐的生活。
如此说来,佛经中的净土和地狱都是文学比喻,如果佛经是文学作品,它的艺术价值恐怕比曹雪芹、托尔斯泰要低一些,佛陀也成了妄语者,这个责任谁能担当?
佛教的精神本是离世超世,现在硬要拉回人间,必须对佛经某些经文重新作出解释,大法官解释法律有时等于立新法,高僧解释佛经有时等于改写经典。佛家固然说过“以佛法解释外道、外道也是佛法”,可是也说过“以外道解释佛法、佛法也是外道”,可不慎哉!
孙居士是圣严法师左右的弟子,不知何以拿这些问题来问我?可能回去要和师父讨论。
耶和华见证人会来我家布道,也说天国可以建立在地上,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如何重新诠释《启示录》?如何重新诠释耶稣说过“我的国不属于这地上”?在这方面,他们做的功课比佛教差多了。
孙居士欢喜而去。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多云
与篆刻家忻小渔先生见面,委托他刻两方图章,朱文为“德源常涌”,典出新约,白文为“荀卿治下”,我家曾有此旧印,央他复制。
在纽约数中华文艺,说到篆刻,那真是物以稀为贵了。忻小渔出现,大家竞相传告。他是安徽来的篆刻家,也是一位书法家,本名忻可权,“小渔”是他的笔名。为什么要叫小渔呢,他说艺术浩瀚如海,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夫罢了!言外之意是自己成就有限,我一听这话有意思,从此有了交往。
华人小区习字学画的风气渐盛,这些人学习的热情高,舍得花大钱买好纸好笔,请名家装裱,惟有印章粗俗。我劝他们去找忻小渔,我说印章可以显示你的水平、交游、品位,必须讲究。我说书画家照例要有很多印章,朱文白文,正名别号,长形圆形,大件小件,跟你的字画配合使用。我说找名家刻印不容易,名家架子大,他忙不过来的时候由弟子替他刻,花了大钱也许买来的是冒牌货。忻小渔来到纽约算是龙卧浅滩,跟他打交道咱们占便宜。
我从台湾带出来两方石料,外观像寿山石,其实是泰国产品,台湾的篆刻家名之为“泰来石”,否极泰来,很吉利。那时海峡两岸断绝往来,寿山石难得一见,泰来石几乎取而代之,我请小渔以此石治印。
小渔说,在我们这一行,你指定字体款式,称为“点品”,真正的篆刻家是不接受的,不过我可以为你破例。他说兰陵是你的第一故乡,台湾是你的第二故乡,你把从第一故乡带来的记忆,刻在从第二故乡带来的石头上,两个故乡合而为一了,这样的事我愿意做。说得好!有他这几句话,我这两方图章就金不换了。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多云
吴锡清兄返台北。
徐世棠兄寄来剪报,讨论“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的正误。这是一个老问题,拖延了数十年,其实很容易解决。论典故出处,当然是“每下愈况”,但后世用典,借它表示“情况越来越坏”,人民大众把它改成“每况愈下”,以便望文生义。就像“莫名其妙”流传为“莫明其妙”,“深入显出”变成“深入浅出”,“长风破浪”变成“乘风破浪”等等。国文老师应该坚持“每下愈况”,白话文作家可以“每况愈下”,或者根本不用这个成语。
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多云
美国是自由国家,也是法治国家,法令多如牛毛,老百姓动辄得咎。曾有一人走到十字路口,顺手从路旁的垃圾桶里拿起一份报纸翻看,警察立刻给他一张罚单,因为“不可移动垃圾”。
今天又出现令人意外的消息。一位老太太经过马路旁边临时停放汽车的地方,看见一个“停车收费定时器”超过了时间,停在这一具有定时器旁边的汽车势将受罚。她自己掏出两枚硬币投进去,延长合法停车的时间,帮那个不知姓名的人一个小忙,也算日行一善。谁知道这样做也犯法,一旁静观的警察立刻取出手铐。
博闻的记者在这条新闻后面说,一九七三年三月四日,曾有一位老太太行同样的善事,法院判处罚金五百元。小区人士闻讯激动,纷纷捐款替她交纳罚款。现在是一九九六年了,风气不同,恐难再有打抱不平的人,至少在华人小区如此。
台北有一法师,自称有神力,能分身显影,为信徒消灾除厄,追随者超过十万人。台北县议员锺小平宣布调查所得,这位法师拥有土地别墅大楼共五十笔,市值新台币二十亿元(美金七千万元)。
纽约大都会地区遭暴风雨侵袭,到处淹水,道路成河,强风时速四十英里,摧毁许多房屋。天可怜见,寒舍平安。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晴
中午到喜来登大饭店餐厅,陪诗人程步奎、郑愁予,散文家琦君午餐,纽约华文作家协会马克任会长做东。饭店有名,餐厅装潢也花了大钱,但厨艺有色无香无味,招待亦心不在焉,虽是星期日中午,顾客寥寥无几。幸而如此,这地方清静无哗,可以谈文论艺。
席间马会长切蛋糕,祝琦君女士八十之寿。餐后座谈新诗,约百人参加听讲,在华人小区谈现代诗,听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算是盛会了。郑的题目是“我的无常观与诗俱来”,程的题目是“诗人的历史与历史的诗人”,题目非常好,但主讲人并未发挥。
两位诗人都朗诵作品多首,现代诗虽用白话,但也只宜用视觉接受,诗人的朗诵训练似亦不足。
最后我致词五分钟,劝大家读诗,以问句作结语:“我们都到诗国报个户口,订个座位,认识几个李白杜甫,你说好不好?”全场一致高声回应“好”!算是座谈会一个小小的高潮。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晴
来客问:“你在台北职场三十年,最佩服的老板是谁?”我说最敬重张道藩,最敬爱魏景蒙,最敬惜黎世芬,最敬畏余纪忠。“为何没有李荆荪”?李是顶头上司不是老板。“你最佩服的顶头上司是谁?”我说最敬惜李荆荪,最敬畏张继高,敬重敬爱者从缺。来客说:“好,我大概知道你的第四册回忆录写成什么样子了。”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多云
洛杉矶老妇安吉姆去世,人们才知道她有九千八百万元财产,她身后把钱都捐给残障儿童协会、骨科医院、加州大学医学院。
台北张佛千教授寄来一联:
鼎象利贞乃吉卦
钧调中适以永年
联中第一个字嵌入我的名字,世称“凤顶格”,由楚戈以大字书写,闲章有“爱晚斋”“方夜读书”“九万里堂制联”,都是张佛千的藏印。张氏制嵌名联广交显宦、鸿儒、名媛、巨绅,忽以赠我,意外惊喜。
十月三十日星期三阴
“猫有九条命”,作品如猫,每个批评家给他一条命。
军人以国为家,外交家以四海为家,宗教徒以天地为家。
捐款者有良心捐(自动),人情捐(看募款人的面子),压力捐(向发起捐款者的权势致敬)。有人抱怨,他到某大基金会捐款,办事人员对他傲慢无礼。我说,那个基金会是当朝一品创办的,你是良心捐,里面的办事员以为你是压力捐,你摸错了门啦。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四晴
读完柏杨的回忆录。柏杨出狱后曾当面告我,他在狱中一度沮丧消沉,读到我的短文“大漠弱者”,重新生出勇气毅力,这才奋勇支撑到底。我这篇短文收在《人生试金石》里,当时送了他一本。如今读他的回忆录,未见这一段心路历程。
柏杨出版回忆录时已是基督徒,但他未能把他的“无可如何之遇”放进信仰里解决,苦难没有升华,甚为可惜。
小约翰甘乃迪说过,他在考虑要不要结婚的时候,看见窗外远处有一幅广告,上面写着“就去做吧”(Just do it!),断然做了最后的决定。
一个打算入伙抢劫银行的人,独自在墓园里反复考虑,他忽然看见刻在墓碑上的格言:“Just do it!”于是停止犹疑,加入行动。他的结果和小甘乃迪不同,警察开枪把他打死了。
今为万圣节,夜晚上门讨糖的孩子来了,我才想起忘了准备,幸而家中有许多两角五分一枚的硬币可以抵充。警察事先提出警告,家长不可让孩子单独行动,可能有歹人中途拐走孩子,所以讨糖者三五结伴而来,见了钱欢声雷动。他们出门讨糖只是受习俗驱策,每天吃糖太多了,讨来的糖也不敢吃,怕有人下毒,糖对他们已无意义。
无论是糖是钱,我应该一个一个放进每一个孩子的手提袋里。可是我忽然想吹皱一池春水,看看变化,因此发生了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举起一撮Quarter问:“谁是带头的人?”一个黄面孔的孩子挺身而出:“我!”我一看,小家伙挺精明,人家都说中国孩子总是畏畏缩缩,屈居人后,这孩子有出息。我把钱交给他:“你来分配,每人一个。”他接过钱转身就跑!他在好几个白皮肤、黑皮肤的孩子面前有这种行为,丢人丢大了。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纪事 作者:王鼎钧 期刊:《当代》201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