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篇小说〗梅子黄时雨

程青，女，供职新华社，中国作协会员。出版长篇小说《最温暖的寒夜》《发烧》《成人游戏》《恋爱课》《织网的蜘蛛》《美女作家》等，小说集《十周岁》《上海夜色下的36小时》《今晚吃烧烤》，散文集《暗处的花朵》等。获得老舍文学奖。

不认识倪先生的时候我就留意他了。因为工作关系我频繁出差上海，每次基本住同一个饭店。闲暇的时候我常去光顾饭店附近的咖啡店，有一家在弄堂深处门脸刷成湖蓝色的名叫“蔚蓝之海”的咖啡馆是我去得最多的。好几次我在这个咖啡馆里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坐在靠窗的桌子边，面前放着一杯冒着气泡的苏打水，对面总是坐着不同的女士。那些女士都比他年轻得多，也就二三十岁。看老先生和她们的样子并不像是谈情说爱，也不像是闲聊，倒像是一对一的辅导。因为不过是匆匆一瞥，我也就留下这么点儿模糊的印象。

与倪先生熟识之后他告诉我他确实是在给她们辅导雅思，我理所当然地以为他是英语老师，他听了开心地笑起来，说能到学校里当老师一直是他的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他告诉我他这一生做过不少工作，他在街道小工厂里糊过纸盒子，在副食店里站过柜台，还在公交公司当过调度员，不过时间都很短暂，他做得最长的一份公职是当过三年半的邮递员，穿着绿制服骑着刷着绿漆的自行车在徐家汇一带风雨无阻地送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他辞职去了德国，而他原本是准备去英国的。他有一个叔公早年在英国定居，老人家无儿无女，写信叫他去继承遗产。他兴兴头头学了英语，东拼西凑借了旅费，又东奔西跑办齐了各种手续，正准备买机票启程去英国，结果和分手一年多的初恋女友旧情复燃耽搁了下来。他打算结了婚再去，这当口收到叔公飞越重洋的来信，说自己不幸破产，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他了，怕他失望，特写信向他说明。他收到叔公的信倒是并没有太大的失望，因为虽然有好几个月都在为出国这件事忙碌，但他心里并无确实的感觉，继承遗产就像是说说而已，这样的事情之前他也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这下他也就正好打消了出国的念头。他很快结了婚，在上海踏踏实实安享一份柴米油盐的小日子。不过因为他英语不错，他的一位家里有些背景的同学来找他一起做外贸。那时他年轻英俊，风度翩翩，头脑灵活，懂得人情世故，本能地会讨人喜欢，因此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们把中国的纺织品以极低廉的价格销往德国的超市，同时也做一些旧家具生意，包括把一些不允许出关的年头久远的旧屏风和旧家具拆开来夹在三夹板里运出去，几年下来就发了大财。

倪先生说起这一段是欣悦和欢快的，他脸上泛起红光，整个人就像一只亮堂堂的灯盏。也许是因为曾经有不少时间生活在欧洲，他举止文雅，气度雍容，绅士派头十足。虽说上了年纪，但依然是很有魅力。尤其是他笑容里的那份真挚和友善，让他看上去略显矜持和清冷的外表变得十分生动和亲切。有几次他的学生因故迟到，我看见他一次次走到咖啡馆外面迎候，就像在车站等待晚点的亲人。而当她们来到，他又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没有一丝一毫责怪的神色。和他闲聊我也觉得相当有意思，他坦率诚恳，言谈之中渗透着一种自我调侃和苦中作乐的幽默感，这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尽相同。五六月间我又去上海出差，在江南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的下午和冗长无聊的晚上，我习惯性地去冷气开得很足的“蔚蓝之海”闲坐消磨时光。倪先生上完课之后总会笑眯眯地走过来和我闲聊会儿。有天，他说他在网上百度到我是一个作家，他笑得就像孩子似的对我说：“那我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啦。”

不出所料，他给我讲了他的感情故事，或许可以这么说，他对我讲了很多他的隐私。

倪先生的妻子就是他那位旧情复燃的初恋女友，名叫苏瑞雪，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因此他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他本人也不是没有犹豫，但两个人还是结了婚。他们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谈恋爱，从拉拉小手算起前后处了有十五年。倪先生说那会儿的爱情非常单纯也非常纯洁，两个人在一起说过太多海誓山盟的话，不结婚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他们去白云照相馆拍了结婚照，花了一块钱领了两本红彤彤的结婚证。那是1980年，倪先生三十岁，妻子比他大两岁。

因为妻子有心脏病他们不能要孩子，倪先生觉得这没有什么，没有孩子至少清静。结婚之初他很照顾苏瑞雪，家务不要她做，都是他自己动手。后来有钱了，家里常年请保姆。苏瑞雪因为身体不好没有下放，她顶替父亲在百货公司上班。他下海挣了钱之后她便辞职了，就在家里织织毛线看看电视。婚后她身体依然不好，脸色越来越苍白，瘦得就像影子一般。他叫她出去走走，她不肯。她不爱动，见人也怕。他一有空就陪她出去，还带她去邻居家里串门。后来她总算跟街坊四邻走得熟了，再后来她每天睡过午觉起来出去跟他们打八圈麻将。

结婚三年多，倪先生和金小娥好上了。金小娥是和他一起做生意的同学小霍的小姨娘，他第一次见到她还跟着小霍一起叫她“小阿姨”呢。金小娥比他小五岁，刚刚离婚不久，搬到她大姐家来住。金小娥长得胖乎乎的，一笑嘴角边两个小酒窝，既娇憨又明媚。他第一次见到她就非常喜欢她，得知她离婚了，他一边为她叹息，一边又暗自高兴。在她身上他看不出一点离过婚的痕迹，尤其是听她发出脆爽的银铃般的笑声，他感觉她就是一朵硕大的在阳光下随心所欲盛开的花朵。他原本不喜欢胖人，但唯独金小娥例外，他觉得她胖得好看，胖得有风韵，胖得令他心软。他觉得她性感十足，而且因为是离婚独居，这份性感越发撩人。

金小娥没有工作，她下过放，后来回城了，考了两次大学都没有考上，也就不考了。平常她上午在家帮大姐家做做饭，下午没事去隔着两条街的内衣店里找小姐妹聊聊天，顺便帮着看看店。倪先生常常在晌午时分过来看她，他从来不空着手来，有时带点应季水果，有时带几块奶油蛋糕，有时带一包专门去南京路买的卤菜，足够中饭时一家人吃的。他来了就是坐在客厅里看《解放日报》，或者倚在厨房门边看金小娥切菜烧饭，偶尔也帮她剥剥毛豆，拣拣韭菜。到饭快好他就走了，从不留下来吃饭。下午等家里人上班走了他会再来，他们关上门，家里是安安静静的两人世界。他们吃茶谈笑，自然少不了拉上窗帘做点恩爱缠绵的事情。天长日久，难免要被撞到。有两次大姐回家早，还有一次小霍回家拿东西，他们正在床上翻滚，听见敲门声只好穿衣起来，大家也就是笑一笑。他们的关系在这个家里似乎被默认了，不过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说破。

可是他和金小娥的事情在他自己家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两个女人都想讨好，对苏瑞雪，对金小娥，他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比如他给苏瑞雪买新衣服，也给金小娥买新衣服，反过来也是一样，给金小娥买金首饰，也给苏瑞雪买金首饰，甚至给她们买的衣服首饰款式和价钱都是差不多的。然而实际上这碗水是难以端平的，他自己心里是一清二楚。比如在金小娥这里尽了兴，回到家里他只想倒头便睡，和苏瑞雪连话都懒得多说。有时候他在家里被苏瑞雪啰啰嗦嗦烦得坏了情绪，到了金小娥这里也要好半天才缓得过神来。不过在苏瑞雪不知道有金小娥存在的时候还是好办的，不管是好情绪还是坏情绪他自己消化就是了，而当苏瑞雪知道了有金小娥这么个人存在，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具体苏瑞雪怎么知道金小娥的他不得而知。有一天他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苏瑞雪黑着脸坐在饭桌边，脸上挂着泪痕，水门汀地板上是一片摔得粉碎的玻璃片，他一眼就看出是玻璃杯的残骸，而且显然不止一两只。他一惊非同小可，因为苏瑞雪从来没跟他发过脾气，而且她特别痛惜东西，最关键的是她发这么大火很容易直接送命，这是医生一再警告过的。他不敢跟她发急，赶紧好言安慰，但苏瑞雪根本无动于衷。有三天时间她倒在床上闷睡，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只有上厕所才起来一下。他吓坏了，强行把她送到医院里去打点滴。

很快苏瑞雪娘家也知道了这件事。她的父母并没有就这事说什么，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平常话就不多，遇到事情也没什么主张，他们见了他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只是跟他更加无话可说了，不过对他的态度倒似乎比从前更好。他们面带讪讪的笑容，小心翼翼地听他说话，似乎生怕做错什么。只要他上门，他们会准备比以前更加丰盛的饭菜招待他。这让他心里更加过意不去，因此也更加难得上门。

苏瑞雪的大哥作为娘家代表专门来找他谈过。但他们见了面只是闷头吸烟，涉及实质性问题的话很少。苏瑞雪大哥的意思是怕他要离婚，他说妹妹这个身体，辞了职也没有公费医疗，再找人结婚也会被人家挑剔，要是离了婚是不大好办的。他赶紧表态说自己没有这个意思——他确实是没想过要跟老婆离婚，从结婚那天起他就没想要离婚。

苏瑞雪出院之后回娘家住了几天，他觉得这样过渡一下也好，正好她妈妈可以给她做些她爱吃的东西调养一下身体，她家里人或许还可以开导开导她。一礼拜之后她回来了，气色略微好了一点，人看上去很平静，只是好像太平静了，有点心如止水的意味。他很满意，心里感激她娘家的工作做得到位，至少是没有挑拨和挑唆什么。他主动去给丈人家换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又给他们装了空调，还给了一笔钱让他们装修房子。他给大舅哥同样送了一套崭新的电器。那时他很有钱，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他是个成功人士。这件事能摆得如此四平八稳，他心里明白苏瑞雪家那边其实也是看在他混得比绝大部分人都要好的份上。

再之后他的母亲也知道了这件事。他问妈妈是怎么晓得的，妈妈说是去菜市场买菜听从前的一个老邻居说的。那个时候通讯还不太发达，装个固定电话需要好几千块钱的初装费，手机叫大哥大，个头像板砖那么大，又贵又不好买，打电话接电话都要钱，用得起的都是很有钱的人。普通人传播资讯的方式除了写信、拍电报、打公用电话之外基本就是口耳相传。他不知道有关他的消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的，但他母亲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对苏瑞雪娘家的反应都了如指掌。

倪先生的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前头四个都是女儿，他是唯一的儿子。在那个物质贫乏、重男轻女的时代，他在家里享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优厚待遇。母亲对他一向宠溺，不过他心里还是十分惧怕她，从来不敢对她稍有违拗，因此一直有孝子的好名声。母亲和他说起这件事，他心中忐忑，不过母亲倒没说他什么，只是说：“一个不够烦，还弄两个？”他听了羞惭地笑，不说什么。母亲便像是自言自语一般说：“有什么用呢？”这句话倒是刺痛了他的心，他认为母亲话里的意思是说他弄了两个女人却没有一个能给他生孩子的。母亲不到四十岁就守寡，无论是按照风俗还是按照心愿，她都是要跟小儿子相依为命的，因为儿媳不中意，她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一直单独住着。原先礼拜天他会和苏瑞雪一道来看望母亲，陪母亲吃顿中午饭，自从有了这件事之后苏瑞雪就再没有上过母亲的家。他知道她是怨他母亲不出来为她伸张正义，他也知道母亲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她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识字不多，从骨子里认同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她是绝不会为任何人得罪自己儿子的，哪怕是儿媳也不例外。苏瑞雪不和他母亲走动，对他母亲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损失，充其量就是少听她软绵绵嗲兮兮地叫几声妈，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然而苏瑞雪不来，金小娥便来了。金小娥怀着要取代苏瑞雪升堂入室的强烈意愿，对他母亲十分恭敬和讨好。她像一只邀宠的猫一样围着他母亲妈长妈短，进门就帮他母亲做事，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子样样都做。母亲对她客客气气，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偏向。时间一长，金小娥来还是来，做事也还是做事，但巴结的态度明显淡了。

倪先生和苏瑞雪的婚姻经受住了冲击并没有破裂，金小娥无法往前一步，只得还处在那个不尴不尬的地位。倪先生仍然对两个女人都好，因为他觉得两头亏欠，因此两头都尽力补偿。他虽然生意很忙，但总是尽量抽出时间陪她们。为了补偿金小娥他把她常去串门的那个内衣店盘下来送给了她。金小娥有了自己的店，专心地打理起来，对他也不像之前那样缠得紧了。他就在这个时候迷上了跑步，每天一大清早马路上还没有人就出去跑，跑得大汗淋漓回家。跑步让他精力充沛，心情舒畅。他身体健壮，在两个女人之间穿梭，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他自认为足以让她们满意。两个女人相安无事，他的生活达到了新的平衡与和谐。

这样过了两年多，金小娥意外怀孕了，在要不要生下孩子的事情上他们面临了一次艰难的抉择。如果要生，他们就必须结婚，如此，倪先生和苏瑞雪就得离婚——这是违背他初衷的，而且他清楚这样一来家里不可避免会引发强烈地震，他没有勇气迎刃而上，也害怕自己承担不起后果。他觉得这个意外等于是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金小娥在刚得知自己怀孕时还十分高兴，她惊喜地看到怀孕等于把一次翻盘的机会摆在了她的眼前。可是她看他却远不像她这样高兴，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再后来她看他迟迟不表态，也沉不住气了，变得焦躁不安。她不敢直接问他，怕他把决定说出来不好转弯。她去他母亲那里探口风，当然也是希望他母亲能帮她说话。她还是老策略，去他母亲家里做事，买菜烧饭洗衣服扫地样样都做，而且做得尽心尽意。他母亲自然是明白她的意思的，但并不开口替她说话。金小娥也清楚她知道自己的心思，看她到了这个地步都不肯替自己说句话心中只是气苦。有两次她把话头引过去，他母亲也不接话。转眼她怀孕满三个月了，倪先生去了德国，走前也没有明确的交代，而且一时半会也回不来。无奈之下她只得把话挑明了问他母亲怎么办。他母亲叹了两口气，说了一句话：“阿姐，我哪能好讲啥？”

金小娥无可奈何，流着眼泪去医院把孩子做了。四个月之后倪先生从德国回来，家里又是风平浪静。他仍然享受着拥有两个女人的生活，家里人习以为常，连亲戚朋友也都习以为常，没有人说他什么，顶多是有人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瑞雪自从知道他出轨之后对他冷淡了不少，不过这个冷淡是相对于之前的浓情蜜意而言的，再说她还要靠他，她晓得利害，所以也就是少了亲密而已，并没有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地步。有时候她也要吃醋，她会无缘无故拉长了脸，好几天不跟他说话;或者是无名火起，冲他大发脾气。不过他哄哄她就好了，他知道她就是跟他瞎胡闹呢，孙猴子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因此心里是笃笃定定的。金小娥自从打掉了孩子，对他也冷了不少，她的冷倒不是做在脸上，而是表现在床上。以前她上了床热情似火，而且很有服务精神，叫她做啥就做啥，听话得很，这是苏瑞雪远远比不及的，也是让他最称心快意的。他跟金小娥开玩笑说她是把床上的生活当作事业的。现在她不那样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热情，却多少有点半推半就，而她的半推半就也不是装出来的，真的就是打不起精神。有时候做得时间久点，她会中途熄火，本来是小溪潺潺，两岸青葱，忽然干得就像一根木桩，让他颇为扫兴。从前连续作战所向披靡的干劲已经再难见到。他忽然觉得就像季节更迭，他跟金小娥显然已经走过了春天，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总是在春天里徜徉，现在大约是秋天了，他不敢去想是不是很快就会走进严寒的冬天。

他依然生意做得很好，钱赚得很多，但他内心里觉得命运之神并不总对他露出微笑了。他年幼的时候深得母亲和四个姐姐的宠爱，从小习惯了女性的柔情，而现在无论是苏瑞雪还是金小娥，对他都不再是百分之百爱慕和依恋，这让他心里很落寞。他本来贪恋苏瑞雪的情和金小娥的色，现在这两样都大大地打了折扣。他心里也有懊悔和忧伤，却说不出来，而且也无处可说。他慢慢对她们心劲也松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两个都挂在心上。

他花更多的时间忙自己的事，外出也更加频繁，在欧洲一住就是好长时间。这个阶段他开始有了外遇——他心里从来没有把金小娥当外遇，他当她是自己的女人，另一个老婆。他的那些外遇用他的话说不过是“露水夫妻”，多数连露水夫妻都称不上，就是露水关系。长的也有相交两三年的，短的就是见个两三次，甚至也有一夜情的。他已经过了四十岁，因为常年坚持跑步，依然肌肉结实，容光焕发。他毫不费力就能交往到新的女人，那些女人还真不是因为钱跟他搞到一起的，当然他跟她们一起时也是很舍得为她们花钱的。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和长辈很不一样，他不再以节俭为美德，懂得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出去，原本他就生性大方，这下更加是花钱如流水。而且他认为钱花到女人身上是值得的，因为这世界上男女之间最好的润滑剂就是金钱，当然若是再能把钱花得贴心贴意，效果自然更佳。他跟那些外遇也是有过不少美好和美妙的时光的，然而更多的却是空虚感。他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别人是否跟他一样，但空虚就是空虚，他骗不了自己。

如此一混就混到了五十岁。五十岁对他来说就像一下子进入了多事之秋。他的一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和他闹翻，那人卷了他很大一笔钱跑到澳大利亚去了;时隔不久，苏瑞雪查出患了癌症，他带她四处寻医问药，找最好的医生替她治疗。那一段他不再在外面寻花问柳，连金小娥那里都去得极少，他就像一个好丈夫一样对老婆尽心尽责。苏瑞雪的手术很成功，术后恢复得很好，暂时没有生命之虞。为了给苏瑞雪看病，他拿出了本来答应给金小娥买房子的钱。金小娥当时没有意见，她明白救命比买房重要——这么多年一块儿过下来，她知道他们三个其实是一家人，真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是，苏瑞雪病情稳定后，金小娥也就理所当然地跟他重提买房子的事。

他没有给她买房子，而是把手上的余钱投进了股市。2000年那会儿股市正走牛，他每天听到的都是周围的朋友买股票挣了大把的钞票，实在心痒难忍，决定一试身手。他打的如意算盘是从股市里把金小娥要的房子给她挣出来。他以前也买过股票，知道股市里挣钱是很快的。可是他忘了股市涨起来快跌下来比涨起来更快，尽管还没到熊市，他刚刚建仓便满仓被套，亏损很大。那时他没有止损和止盈的概念，听信了别人说的价值投资，以为拿得时间越长越好。的确有人因为持股时间长而发了大财，比如巴菲特老先生，而到他这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前半辈子挣来的钱除了花出去的，竟有一大半亏在了股市里。他原本是想给金小娥从股市里捞套房子出来的，没想到进了这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滚资金严重缩水。这时候他如果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不在乎亏损，有多少拿出多少还是足够买两三套房子的，只是他实在舍不得割肉。他看着每天上上下下的指数和红红绿绿的盘面，离他解套获利总是离着一大截距离。他心灰意冷，任由那一大把深套的股票在股市里涨涨跌跌。偶尔打开账户看一眼，还是绿肥红瘦，而房价却窜了起来，而且就像吃了春药一样金枪不倒。他答应给金小娥买房子的诺言也就一直没有兑现。

为了补偿金小娥他拿出自己以前买的一套房子给她住，金小娥自己的房子出租，每月能收两千多块钱的房租。他让给金小娥住的这套房子的房本上也写着苏瑞雪的名字，因此他和她说了一声。苏瑞雪对这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没说话，隔了些日子借题发作，拉着脸说了几句气话，不过并没有跟他吵架。她精神不好，有点自顾不暇。为了调养身体，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娘家。苏瑞雪不在家住的时候他就和金小娥住到一起，渐渐地金小娥这边似乎成了他主要的家——一方面是为了相互有个照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省钱。从做生意挣到第一桶金开始，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省钱，现在他已经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他母亲连续两次大腿骨折，让他意识到她真是老了，他得负起为她养老的责任。他母亲骨折之前身体一向不错，她帮别人看小孩，中午在家里摆一张小饭桌，照应几个父母没空做饭的小学生吃中饭，挣来的钱足够她自己花销。现在她卧床不起，自己的生活都需要雇人照顾。一里一外，钱上就紧张了。照理母亲的养老应该由五个子女分担，但是她对四个女儿向来很无所谓，她们小的时候她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很少给她们好脸色看。她眼里只有儿子，她也只对儿子言听计从。四个女儿早已经伤透了心，除了逢年过节礼节性的拜访，平日很少上她老人家的门。她们都是工薪阶层，挣得不多，混得远不如弟弟好，平常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对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贴补母亲都很畏难。他同情姐姐们，也替母亲难过。他决定独自承担起这个责任，并且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他征求了母亲的意见，把她送进了养老院。

他给母亲选的养老院在青浦，刚开始每个星期天他都去看她，后来改成两个星期去一次，再后来是一个月去一次。苏瑞雪身体不好，正好有理由不去看他母亲。金小娥也不去看他母亲，主要是因为她跟他母亲感情疏淡。至今她还对自己怀孕时她不肯站出来替她说话耿耿于怀。她说起他母亲老是挖苦说“当初你妈骑在墙上……”，他对她把“骑墙”说成“骑在墙上”十分恼火，却不好跟她发作，因为这里面是埋着雷的——他没娶她，没让她生下孩子，也没给她买房子，跟她不明不白过了半辈子也没个交代，细究起来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他只好忍气吞声，随她去说。他自以为有两个老婆，但这两个老婆没一个跟他去看他母亲，每次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去，好在母亲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每次他去看母亲都给她带一些吃的：水果、点心还有卤菜，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人人爱吃的，母亲自然也爱吃。他从来没有问过母亲想吃什么，母亲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过任何要求。在他面前，母亲永远是一副非常知足的样子。后来想想，他似乎被她满足的样子给迷惑了。有一天母亲对他说做梦梦见吃烧鸡，自此以后他每次去看望她都会给她带一只烧鸡。

他仍然坚持跑步，但他发现好像连跑步都变了味儿了。以前他跑步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风华正茂，步履轻捷，有一种血气方刚犹如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感觉，现在他跑步脚后跟会不自觉地拖在地上，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苟延残喘。他已经感觉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明显在走下坡路。他已经不在外面猎艳了，一是闲钱不多，二是没有这个兴头。

过完五十五岁生日，他处理了外面的生意，除了留下一点银行股的底仓清掉了别的股票，他甚至要回了从前不好意思张口要的别人的欠款，他算了算，这点钱并不够用到老。从三十来岁手头阔绰了开始，他一向是挥霍成性的，后来收敛了不少，尤其是近几年已经是十分节约，再缩减开支，就要到节衣缩食的程度了。他想想害怕，决定节流之外还要开源。

到了这个年纪他已经没法出去找工作了。但凡能看见的招聘广告写的都是需要年轻人，尺度最宽的也是要四十五岁以下的人，他已经被彻底排除在招聘的人选之外了。再说他自己心里也过不去这个坎，他曾经是有钱人，自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精英，如今他没有办法豁出脸去求职，即便是朋友的公司，他也放不下架子，再说越是朋友他越是张不开口。到了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一无所能。他没有学历，没有专业技术职称，也没有职务，甚至没有能够开列出来证明自己能力的唬人的工作经历。他有的只是搭同学便车的投机经验和顺风顺水挣些容易钱的经历，再就是一些历年积累下来的知道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能碰的教训。他没有办法凭自己这个年龄经历过的挫折和失败去找工作，更不可能找到一份能达到内心要求的工作。他忽然对自己很灰心，觉得此生完了，已经被这个时代和社会抛弃了。他再出去跑步，脚后跟更加拖在地上，擦擦擦的，就像一只垂死的刺猬。不过他没有因此消沉，他毕竟是有年纪有阅历的人，也是风风雨雨过来的，知道凡事要靠自己想办法，也知道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一天他在跑步的时候看到一张被雨淋湿已经脱落了一半的街头小广告，心里立马有了主意。他记下了广告上的电话，去报了一个雅思班，学完之后同样贴出小广告，开始招收学生教授英语。

他不开班，只是一对一辅导学生。刚开始他心里是有点忐忑的，生怕自己水平不够。他确实水平不高，不过就是依葫芦画瓢，怎么贩来的怎么卖出去。他的优势是时间灵活，全由对方说了算，价钱也公道，比报班上雅思的学费要便宜三分之一，而且态度好，永远是笑呵呵。他一边教英语一边讲笑话，或者反过来说，一边讲笑话一边教英语，所以他开张不久来的学生就相当多。他清楚像他这样靠教雅思是发不了财的，不过就是挣点茶饭钱而已。而放在从前，这样的小钱他是不屑去挣的。

他渐渐在教雅思中找到了乐趣，不是钱上的乐趣，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另一番乐趣。除了一开始，他没再打过广告，他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偶尔也有个把男生来找他，通常在听完他的免费试听课之后就再不露脸了。他觉得也算是两相便宜。他自嘲是一个“专教女生的雅思老师”，不过他很满意自己的这个状态。

杨莲是他学生中的一个，刚开始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的印象，在他眼里她除了容貌不错，其他都很普通。她的英语水平在他的学生当中属于基础差的，所以他还同时给她补习语法。一开始杨莲每星期来他这里上两次课，一次课时一小时。每次她都来去匆匆，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本来就只有一个小时，纠正完预留的作业，也讲不了太多新内容。出于好心，他建议她把课时延长一小时，这样也不枉赶路辛苦。她似乎有些为难，他怕她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实际上他收的学费已经是很低了，他半开玩笑说增加的这个小时算是买一送一，不额外收费。她听了露出笑意，但却口气坚决地说：“谢谢，不用。”

杨莲的断然拒绝让他有些莫名的震动，可以说是从那一刻起他对这个外柔内刚的姑娘有了特别的关注。他不知道人跟人是如何产生微妙的联系的，对他来说这是生活中的一个秘密。他觉得自己和杨莲之间就是从她的断然拒绝开启了某种微妙的关系，至少在他是这样体会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方方面面在走下坡路他已经不再猎艳了，但他依然热爱生活。到了这个年纪，他自以为生活对他来说就是清淡可口的饭菜，滚烫的香茶，还有干净的衬衫和挺括的裤子。他认为自己对女人的色心已经像黎明到来时候的星辰一样隐去了，虽有残留，也可忽略不计。他觉得自己剩下的都是对女性无害的友善，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心头竟然还会再起涟漪。

杨莲在他这里补习了将近两年雅思，这在他的学生中是绝无仅有的。请他辅导雅思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为了尽快拿到一个不错的雅思分数出国留学，而杨莲的目的似乎并不明确，她跟他说自己可能出国定居，也可能出国留学，或者仅仅就是把英语学得好一点。他对她没有多少了解，对她学习的目的也没有深究。因为认识的时间久了，他们偶尔也会聊聊闲天。同样也是在一个黄梅天气，那天下课之后雨下得大起来，杨莲没有急着走，他们聊了一下午，到傍晚雨停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朋友。

关于杨莲的过去他全部是从她的口中得知的。他和她没有任何一位共同的朋友或熟人，他曾开玩笑说他们是真正的单线联系，适合做地下工作。也许正因为如此，她跟他说得很多也很深，什么都敢跟他说。然而她本人对他这个说法是否定的，她说跟他说自己的事情完全是因为信赖他——他其实是知道的，而且也很为她的这份情意感动。

杨莲二十八岁，没有结婚，她正为自己的恋情备受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告诉他自己生在乡下，上面有两个姐姐，她是父母交了超生罚款吃足了苦头却并不如愿的产物，童年受尽了来自亲人的歧视和羞辱。初中没毕业她就毅然决然离开了家乡，跟着老乡南下去打工。她坐长途汽车颠簸了两三天到了东莞，做了制鞋厂的工人。因为鞋厂挣钱太少，不久她就换了工作。两三年后她和几个要好的小姐妹一道到了江苏昆山，进了一家台资企业。之后她到了苏州，再之后到了上海，现在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做销售。她爱上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她说老板也很爱她。两年前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答应娶她，还说要带她和儿子移民加拿大，她因此决定好好学英语。然而老板说了话却迟迟没有行动，他不仅不离婚，对她也躲闪起来。她越是追得紧，他越是态度含糊，到后来人也不怎么见得着了。大约半年前他告诉她老婆又怀孕了，B超鉴定是儿子，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从这一天起她再没有听他提过一句要跟老婆离婚的话。她眼睁睁看着他满心喜悦满怀期待地等着双胞胎儿子降生，心中又悲又苦。

他听她倾诉，同情她的遭遇。明摆着这是一段插足别人婚姻的不伦之恋，不过他却毫无保留地站在了她这一边。他从来不会用道德去评判感情上的事，对自己和对别人同样是宽容的。他想她所想，急她所急，甚至冲动地想自己出面去帮她解决问题。不过当他想明白了发现自己也就是能说些宽心的话安慰安慰她而已。

他总想多为她做点什么，能让她开心，他会加倍开心。他为她买咖啡、买冷饮，有时会走几条街去买他自己觉得好吃的零食送给她，有时下课之后他会陪她走一段，然后目光如水地送她离开。他对她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怜惜。她顺理成章般地接受了他的好意，渐渐地她对他的那份信赖转变成了依赖。他们不知不觉就把雅思课变成了聊天课，他当然也不再收她学费。只要她来，那一天他再不安排其他学生。他独自在街头散步的时候自己想想觉得好笑，似乎现在他教雅思已经成了一个幌子。

杨莲对他推心置腹，每次见面都向他汇报自己恋情的最新进展。她告诉他老板的老婆生下了双胞胎儿子，隔一段又告诉他老板家的双胞胎儿子满月了，她平淡地说着这些，就好像是在说她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听了不由恍惚起来，心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忧伤。他想到金小娥，他不知道她会不会也像杨莲这样说起他和苏瑞雪就像说起自己的家人？杨莲的情事纠结，令他心中五味杂陈，也不知如何去解。其实他自己也纠结了大半辈子，只是他并不觉得苦海无边，平心而论也就是喜忧参半，要说也有不少时候还是乐在其中的。他从来不去想苏瑞雪和金小娥两个人的感受，然而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孩子，他却为她心痛不已。有一次杨莲告诉他老板对她看得很紧，不许她随便与人交往，而在公司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老板的小蜜，表面跟她不错，实际上都很排斥她，她很孤立，在这个城市中几乎没有朋友。他问她老板为什么这样对她？又问她老板对她这样她为什么不离开他？她说出她和老板是在东莞的时候认识的，他对她有恩，两个人知根知底，而且在一起的年头也很长……她说得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他立刻从她的神情和话语中推测出了她从前可能的经历和她与老板可能是怎样相识的。其实她似乎也并不想瞒他，有些话说得还是挺明了的，或者干脆说是说得很露骨。倒是他不想知道得太多，尤其是她心里的创痛，他比她还要不敢面对。好几次他怕她说出他不想知道的真相生硬地扭转了话头。他小心翼翼地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失散多年而且在外面受尽磨难的亲闺女一般。在某个细雨迷蒙的傍晚，他默默地送她走过长长的三条街，站在湿气氤氲的街角和她告别的时候，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漫上了眼角——他透过她坎坷的情事深深爱上了她。

他特别想帮她，总在仔细地寻找着这样的机会。然而他本人的经济情况却并不乐观，他原以为自己挣的钱两三辈子都花不完，没想到在股市里折腾得所剩无几。他终于决定彻底割肉离场，把犹如从烂果子里旋出来的那点好果肉仔细地收藏起来。他把钱存进了银行——这也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在股市里翻本的机会。他老了，再经不起折腾了。人老就得有所放弃，他非常理性地承认这一点。

然而他对杨莲的爱却是与日俱增。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胸中涌动着年轻人一般火热的激情。看不见她的日子他非常想念她，他会忍不住倒两趟地铁和一趟公交车到她住的小区附近去散步，希望能跟她不期而遇。但这样的机会却一次也没有出现。不过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也认为遇不到她更好，至少不给她心理压力，如果真的跟她碰上，他都不知道怎么向她解释自己来这里做什么。他发现从前自己猎艳的那套武功都废掉了，面对杨莲他真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爱你在心口难开”。

他总算有了一个能帮她的机会。一天清早杨莲发短信给他，说有事想跟他说说。他直觉她是遇到了麻烦事了，果不其然，她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老板抛弃了她，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加拿大了。中午她抱着不到三岁的儿子来找他，两天不见，他发现她憔悴得就像换了一个人。她忧戚地向他诉说老板正式向她提出分手，给了她十万块钱，还有半屋子没有卖完的化妆品，让她从此再不要找他。她说她没有了工作，房子的租约也快到期了，一个人带个没爹的孩子，往后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她一边说，一边眼泪滚滚而下。

他很同情她，心里也冲动地想帮她去跟她老板讨个公道，然而他根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也不知道对她有利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自己该以什么身份或者说立场去帮她办这件事。有一样倒是他能做的，就是他可以向她伸出援手了。他找人把母亲那套房子粉刷了，让她和孩子搬去住。那套房子是他刚挣到钱时买给母亲的，当时没想到房价会涨得这么快，他一直后悔买小了。母亲去养老院快十年了，她早已经需要全天候护理，显然不可能再回这个家了。杨莲不肯白受他的好，提出租他的房。他实在拗不过她，也觉得这样能让她容易接受，便同意租给她。他只肯收她每月一百元的房租，她说按市场价至少也得三四千元，最后他们说定每月两百元，他说意思到了就行。——在他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他帮了她，她离他比以前近了许多，现在他只要花一刻钟就能到她楼下散步了。

杨莲还来看他，但来得很少。她不再学雅思，因为对她已经没有用了。她先找了超市的工作，后来去商厦做导购，再后来去了一家美容院，她一直跳来跳去，所幸总能找到工作。他认为是因为她长得好看，年纪又轻，性格也讨人喜欢。他经常给她打电话，在电话里和她聊天，关心她的近况。她没有沉沦，而且一直非常努力。他为她高兴，同时心里又有一点落寞。

不知不觉他六十岁了，他对杨莲的热情依然如故。六十岁最明显的是身体的变化，因为膝盖酸痛他已经不跑步了，只能适度地散步。好在走上个把小时还是没有问题的。他时常会在天黑以后，或者是清晨天色尚未放亮的时候，走到他母亲从前住过如今是杨莲住着的那座楼下，在周围慢悠悠地散步。他心里是希望遇到杨莲的，也明知道这个时间不会遇到她，而实际上，他仍然没有勇气让她碰见。这么几年他始终没敢越雷池一步，还是和她保持着一两个月见一面吃个饭的那种平淡如水的交往方式，他认为这是安全的，也是可持续的。要说他也不是没有机会，至少是可以试探一下，可是他没有那样做。他不想冒险，更不想乘人之危。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年龄，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他从心里不想委屈她——他既然给不了她足斤足两，他也不能去耽误她。有时候他也心有不甘，可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君子，在她面前他更是要做个君子，而君子是宁肯委屈自己也不亏待别人的，更何况是深爱的人。然而心里对她的想念他却压抑不住，有几次他在一种看似十分悠闲淡定的念头的引诱下在大白天来到她的楼下，他踱着方步走进一个小烟杂店，和很早以前就相熟的同样是上了年纪的店主聊天，眼睛透过烟杂店的窗户眺望着街道，那是她出门的必经之路。有两回他还真的等着她了，一次大约是她下班回家，在黄昏金色的光影里步履匆匆。她头发梳得溜光，在脑后挽着一个小小的发髻，短短的黑色裙子绷在臀部，在他眼里依然是那么年轻靓丽。他一看见她便心跳加速，血液奔涌，有一种既像是飞升又像是坠落的眩晕。事后他一次次回味，仔细地品尝着那种从未经历过的狂喜的感觉。另一次是盛夏的中午时分，他又在烟杂店里悄悄等她，他看见她自行车后面带着儿子回家，大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们母子身上，他替他们感到了焦渴和困倦。他发现她的儿子长大了不少，忽然意识到光阴似箭。

但是他依然不敢走近她，除了每隔一两个月一次的见面吃饭，他不敢让她发现任何他在她周边活动的蛛丝马迹。他不想让她知道其实他的生活重心都是围绕她的，他怕吓着她，更怕因此失去她。他对自己说他需要的不多，能看看她就很高兴。甚至看不见她，想想她都很高兴。他自己都难以懂得自己的这份情感，这和他一贯对女人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从前他是实用主义者，不知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人出神，他会在心里把杨莲想象成自己的各种亲人：老婆、女儿、姐姐、妹妹，甚至是妈妈和外婆，但凡对他好的女性身上他都能找出她的影子。可是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像，完全是他牵强附会，他自己都忍不住会为自己的胡思乱想哑然失笑。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把杨莲想成一个实际的女人都亵渎了她。某一天他看见一个流行于网络的词汇——“女神”，心头蓦地一亮，觉得杨莲就是他的女神。可是转而一想，自己拿一个曾经可能是堕入风尘、后来被男人包养的女孩做自己的女神，实在也不是一般二般的糊涂。

六十一岁这年他生活中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事。年初他母亲去世了，老人家活到九十三岁，在养老院里无疾而终。在母亲去世前的四五年，他去看她不像以前频繁，因为她已经不认得他了。他除了去为她交各种各样的费，每次去仍会给她带一只烧鸡，此外还会给她带一束鲜花。他并不知道母亲喜爱什么花，每次去花店都像去菜市场一样挑最新鲜的。母亲仍然爱吃烧鸡，对他带去的花无动于衷，但是他手里的花束赢得了养老院里那帮年轻护士和护工对他的格外尊敬，她们都觉得他浪漫、有爱心，而且还和蔼可亲。母亲死得那样安然令他欣慰，他除了不用再来给养老院交费，心里也放松了下来——从此他再用不着为妈妈担心。母亲死后他去墓地看过她几回，烧鸡已经用不着了，每次他还是给她带一束鲜花。他在她的墓前坐一会儿，默默地想想心思，然后回家。他觉得母亲活着和死了对他来说区别不大。

他生活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是苏瑞雪在他母亲去世后五个多月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苏瑞雪的死和母亲的死同样没在他心里引起巨大的悲痛。他和她已经分居十来年了，尽管他按月给她生活费，而且不时给她添置生活用品，但实际上与她的交流并不多。除了去给她送钱送物，他每天都会给她打一个电话，问候和通报平安，但这个电话通话时长一般在一分钟之内，他认为不过是例行公事。有时想到每天一个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几乎成了他合法婚姻的全部内容，他内心悲哀，甚至有想哭的冲动。他不知道年轻时候和苏瑞雪之间那种爱慕、柔情、浪漫和依恋都到哪里去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光顾着脚底下，却没有多留意沿途的风景。可叹的是刚刚还是红日当空，一转眼已经是日薄西山。苏瑞雪走了，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黑夜已经来临。

随后不久，他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事——金小娥提出跟他分手，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从他和金小娥相好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八个年头，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早已经是老夫老妻。他从来就是拿她当老婆的，和她就像寻常夫妻一样，过的也是柴米油盐的日子。虽说他早就不再把她像朵鲜花那样捧在手心里，但对她的那份情意总归是在的。就像人家说的，夫妇两人天长日久过成了左手和右手，左手握右手没有感觉，可是无论伤到哪一只手都会疼的。很久以前金小娥是非常渴望嫁给他跟他做正头夫妻的，但是因为有苏瑞雪在，加上她一直病病歪歪，他根本不可能离婚娶她，所以她也就没法实现这个心愿。如今苏瑞雪死了，他也没提过一句要和她结婚的话——他其实压根儿就没想起来要跟金小娥去把结婚证领了，他打心眼里认为毫无必要，因为领不领证都是这么回事。他独自散步的时候倒是想过如果此生让自己心甘情愿地结一次婚，那他一定会选择和杨莲结婚。这个念头令他血脉贲张，兴奋不已。他甚至这么想：如果结婚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他能跟杨莲结婚。或者倒过来说，假如此生他能和杨莲结婚，那结婚对他来说才是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金小娥会跟他旧话重提，某个清早她脸上挂着已经多少年不见的清纯明媚的笑容，让他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她柔声细语地问他还有没有跟她结婚的打算，他鼻子里慢慢地哼了一声，装出睡得迷糊的样子，心里正想找些托词搪塞一下，她倏地把笑容一收说：“要结呢是可以的，不结呢也是可以的。”凭着将近三十年下来对她的熟悉和相知，他立刻反应过来她心里一定早就有了主意。

他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地让她说说她是怎么想的，她沉默了片刻，才说：“问我怎么想的没有用，要问你是怎么想的。”他说就现在这样蛮好的。她暗了脸色，说她等了这么多年，也没等到自己想要的，她已经老了，再不为自己想想就太迟了。他听她说，像以往一样不表态。她终于把话挑明了：“如果结婚呢，就去结，不结呢，就拉倒。”

他没有同意结婚，于是他们就分手了。他活到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有跟女人分过手。从前那些露水关系是谈不上分手的，今日见明日不见就算是分开了，有机会再亲近或许就又续上了，即使不能再见他也毫不遗憾。而和金小娥却完全不一样，她是他的家人，她一走家就空了。不但家空了，他的心也空了。他根本没想到会这样，如果他早知道会这样，恐怕就答应跟她结婚了。怎么说自己也这个岁数了，身边有个人照顾还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即便有个人说说话，也是不错的。更何况她还细致周到地照顾他饮食起居，对他知冷知热，温存体贴。况且她还是他经济上的好帮手，尤其是在他收入明显减少的时候，她在家庭经济的支撑方面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她把内衣店打理得井井有条，虽说内衣店的利润有限，但对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来说还是足够的。关键是，她没有错。虽然她不像年纪轻的时候那样温柔听话，有时免不了要发点小脾气，小账也是算得蛮精的，然而在大的方面，她是处处向着他的。这么多年，她对他知冷知热不说，简直可以说是忠心耿耿。他觉得最不能拂逆的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忠心。而最关键的，他并没有不爱她啊！平日他和她倒是很少说你恩我爱的那些话，从一开始好他们就没怎么说过，他认为自己对她的好都是通过行动来表现的，而她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她对他的好也是通过点点滴滴的小事情来体现的，他同样是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他们没有过海誓山盟，一是那会儿已经不流行这一套了，二是他觉得和她没有必要。他跟她是实际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浪漫，但浪漫对他们不重要。他们就是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喝茶一起睡觉偶尔陪她一起出去买买东西，这样的日子她很知足，他当然也是知足的。作为女人，他认为她要求算是不多的、不烦的，这一点苏瑞雪和她差不多，也是不烦的。他很怕女人烦，因此心里庆幸自己的两个女人都不烦。而相比苏瑞雪，他觉得她做到这点更加不容易，因为她没有名分。一个没有名分的女人一心一意地跟着你，不挑你毛病，不挑理，他觉得她真是很不错，自己不应该负她。他原以为和她分开自己会难受，甚至会心痛，然而他还是没料到竟会心如刀割。不过他想想自己不跟她结婚也没有错，他暗地里认为自己是给小杨莲开着一扇门，而且这扇门他只要活着就会永远为她开着——虽然机会渺茫，但他相信那句就像是绕口令一般的话：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金小娥离开他这里又搬回到她大姐家里去借住。小三十年过去，她大姐家也是物是人非。她的大姐和大姐夫已经在几年前相继过世，她的外甥，也就是倪先生的同学小霍（如今早已经是老霍）常年住在德国，现在家里只有小霍的儿子和儿媳住着，小夫妻俩都是医生，没有孩子，他们平淡友好地接受了姨奶奶。

金小娥搬走的那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他跟着她早早起来，却无所事事。她要带走的东西不多，就是随身的衣服，早已经打点好了。他望着雾气迷蒙的窗外，眼眶一次次地潮湿了。他心里也是湿漉漉的，蓄着流不出来的泪水。他体会到比死别更加痛楚的生离。他没有下楼去送她，他坐在跟平常没有什么变化但却觉得搬空了的房间里，对着窗户发了整整一天的呆。

事后他很后悔自己这样薄情寡义，直到听说金小娥找到了对象之后他才慢慢摆脱了那股自责的情绪。有一天他经过宛平路遇到了金小娥的表嫂，她隔着马路叫住他，跟他站在街角聊了十来分钟。她告诉他金小娥马上就要结婚了，对象是一个退休老教师，比她大几岁，老伴死了好多年了，家里小孩也工作了。都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家常话，他听得却心烦意乱浑身冒汗，觉得她是急不可耐地要告诉他如今金小娥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他忽然不耐烦起来，没听她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匆匆走了。

他心里难受了一个多月，才算渐渐平复。他宽慰自己，金小娥要的一份安定和依靠，现在有人给她了，自己肩头的担子从此可以卸下了，但是他却毫无轻松感，有的只是痛楚和失落。他想来想去，决定把他和金小娥一起住了十多年的这套房子送给她。他去找她，没有走进那座早年间他走得相当熟悉的门口有冬青丛和梧桐树的红砖楼房，他站在不远处的街心花园里等她，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桂花香气一阵阵地钻进他的鼻孔，他胸口酸胀，眼泪随时都要掉下来。他远远在望着她走过来，小小的利索的步伐，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女人。而现在他把这个女人丢了，她不再属于他。他等她走近，站在太阳底下把话对她说了。他知道她怕晒，她一向特别爱惜自己的白皮肤，老了也还是如此，但他却没有带她走到树影下，就那几步路，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走。他开门见山地把话说出来，她先摇头说不要，随即流下了眼泪。他看她流泪，心酸得不行，眼眶也潮了，差点跟着她一块落泪。他扭过头去看旁边来来往往的人，人家各忙各的。他感叹这个世界上跟自己相关的人真的不多，金小娥怎么说都是他最亲最近的人。他有点蛮不讲理地跟她约好了去过户的时间。

他搬回了他和苏瑞雪一起住过的房子，现在这是他仅有的可住的属于自己的房子。不过已经没有苏瑞雪了，苏瑞雪成了墙上挂着的一张遗像。遗像印得很模糊，那还是他拿着她的一吋小照去放大的。不过他觉得遗像倒是应该模糊一点，好让逝去的人跟这个闹哄哄乱糟糟的世界保持距离，给死者以清静。他想要是征求苏瑞雪的意见，她肯定也是会同意的。苏瑞雪活着的时候他很少征求她意见，通常是他说了算，即使她有意见，她也很少说出来，就是说出来，他也很少听得进，现在想想他多少是后悔的。不过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等你想明白了，早已经时过境迁，再也无法补救。他细想想，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他需要补偿苏瑞雪的方面还是很多的。他重重地叹气，不敢多想。

他时常有意无意抬头去看苏瑞雪的遗像，似乎想从她那熟悉的面容上找些安慰。他望着她仿佛透过一个影影绰绰的世界和他对视，心里既空虚又充实。他不知道苏瑞雪生前是怎么看他的，他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正了解他和理解他，他倒是希望她并没有把他看得太清楚，那样她反倒可能多得到些安慰，少受些伤害。他本不想伤害她，但他也清楚自己并没有好好爱护她。负疚他是有的，但也并不算深重。他原谅自己是个男人，而女人就是女人，你对她做多少让她高兴的事，只要做一件让她不顺心的事，她就会把你的那些好统统一笔勾销，更何况他还是做了一件根本上让她不开心的事，即使她不肯原谅他，他也无话可说。他在反省自己之外也站在一个自以为比较客观的立场上评估自己和苏瑞雪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和她还是有感情的，她是他的亲人，无论如何这是不会改变的。有一天他端详着她的遗照，惊讶地发觉她很像自己的母亲，不但容貌像，神态也像。这是他在她活着时从来没有察觉的。他心里觉得她就是自己的另一个母亲。

金小娥和退休老教师结婚还举办了一个十分认真的婚礼，他们一起冒雨给他送来请柬，但是他没有去。他是绝不会去的，他和金小娥心里都清清楚楚，他们这辈子的缘分已经到头。

现在他心里只剩下一个杨莲了，他可以毫无羁绊清清净净地爱她一个人了。除了和苏瑞雪新婚宴尔那一段，他很少有专心致志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受女人谴责最多的也是这一方面，如今他要彻彻底底地改邪归正了。可是他仍然不敢靠杨莲太近，他依旧是隔一两个月请她吃一次饭，也依旧会在天黑以后，或者是清晨很早的时候，去她小区周围散步。他渴望遇到她，也更害怕遇到她。他总是算好时间，行动相当谨慎。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秘密，不让她发现。而除她以外，他清楚自己的秘密已经没人感兴趣了。

我很关心故事的结局。

“许多故事其实是没有结局的。”倪先生就像喝了老酒一样脸色泛起酡红，神态也有些微醺，“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嘛，大多数故事是没有那个期待中的结局的。”

但我还是好奇。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倪先生久久地沉默着。我凝视着他，试图从他面色的转变中搜寻出最细微的悲喜，并且试图破译他身上隐藏的命运和机遇的密码。他叹了口气，笑起来：“你是个作家，你应该能猜到结局吧？”

我不想猜，只想知道真实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但他似乎不想吐露。他就像是忽然想起似的说起他多年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主人公的经历跟他十分相像，他说读着那篇文章就像在水里看见自己的倒影。他含笑望着我，问我：“你也是个作家，你能向我解释一下怎么会这么凑巧？”没等我回答，他像是自言自语一般说，“有时候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可能就是普遍现象。也许大家过得差不多，只是不说出来，你说是不是呢？”

隔一日，我在咖啡店里再次遇到他，他步履快捷地走过来，拿给我一本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他说给我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这本书里的。他手指快速翻动着泛黄的书页，指给我看一个标题——《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他拿起书，翻开递到我手中。那篇文章只有三页，我在等咖啡煮好的空档已经读完了。这篇文章写的查尔斯·克雷芒年轻的时候仪表堂堂，他会做账，会英文，懂得人情世故，而练瑜伽使得他心平气和。他去过印度支那和印度，有时他相信自己可以算得上是成功了。他在太太之外还有情妇，他两个人都想讨好，他的双重生活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他承担下来了。他没有逃避责任，他太太患了癌症他卖掉了房子给她治病，还卖掉了从印度支那和印度带回来的东西。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他该做出选择了，在两个女人中他只能选择一个。他的太太被送到疗养院去休养，他和情妇靠一个生意很不景气的饰带店过日子。后来他的情妇也死了，他靠赊账度日。有一天他散步回来，看门人告诉他电和煤气都停了。他数了数剩下来的钱：1495法郎，他说这会令我的继承人感到尴尬的。到此查尔斯·克雷芒的故事走向结局——他出去买了一瓶白兰地，花了1490法郎，然后上楼回家。他撕毁了一切，打碎了一切，焚烧了一切，他躺在床上朝自己开了一枪，连同自己也彻底毁灭了。

倪先生端着玻璃杯默默地坐在我的咖啡桌对面，依旧是一杯一成不变的冒着气泡的苏打水。

“你发现没有，我比这位法国的查尔斯·克雷芒先生活得要坚强一些。”他脸上显出机智和揶揄的神色，柔和地笑一笑，像是在搜索词句，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只够两个人的，就没有第三个人的份，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只要够两个人的，稍微紧一紧，就够三个人的，甚至够四个人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我们中国人其实是不怎么讲逻辑的，我们讲哲学。尤其是在道理上说不大通或者说不过去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情怀。”

2015.9初稿

2015.12定稿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中短篇小说 作者：程青 期刊：《当代》201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