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八飞，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后、洪堡大学语言与语言学系博导、德国语言研究院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认知语言学会常务理事，曾出版《沉浮莱茵河》《永远的白玫瑰》《大师的小样》等作品。
定居美国七年后，爱因斯坦于1940年宣誓效忠美国宪法，入籍美国。不过，他保留了瑞士国籍。之后不久，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埃瓦德（1888—1985）来访。
该埃瓦德并非等闲人物，他是索末菲学生，劳鹤好友，德国斯图加特理工高校校长。1933年他因为反对纳粹控制教育愤而辞职，1938年离开德国，这次到普林斯顿拜访爱因斯坦。老友重逢，相谈甚欢，兴尽分手，告辞时爱因斯坦托他带问德国的朋友们好，最后说：“请问候劳鹤。”
埃瓦德顺口说：“也问候普朗克吧？”
话音未落，爱因斯坦立刻重复道：“请问候劳鹤。”
反应如此迅速，显非临时起意。
很久之后埃瓦德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普朗克只是个悲剧角色。英雄只有一个，他是劳鹤，而不是普朗克。时至今日，我方恍然大悟。”
那么，谁是普朗克？
普朗克（1858—1947），德国的牛顿，1918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量子论先驱，威廉皇帝学会会长，德国科学界深孚众望的伟大领袖。他去世后，德国当时最高的科学院威廉皇帝科学院即改名为普朗克学院。德国历经德意志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德意志第三帝国直到今天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连希特勒都已浮云，普朗克学院，至今仍叫普朗克学院。德国物理协会最高奖章即为普朗克奖章，也至今。1938年，为庆祝他80大寿，德国天文学家马克斯·沃夫发现的第1069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普朗克星”，在璀璨夜空中闪烁，亦至今。
这位学养深厚的贵族教授平易近人，有次去一所大学做报告，找不到会场去问路，人家还认为他是想听普朗克教授报告的学生。温文尔雅的普朗克赢得上至德皇威廉二世、下至引车卖浆之流的广泛爱戴，人未去世，头像就被印上了两马克硬币。198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专门发行一枚5马克硬币纪念普朗克诞辰125周年。
看官见多识广，麻烦在人民币上给俺找位中国科学家出来看看。
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如果爱因斯坦生命中有鲍叔牙，则此人必是普朗克。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伯乐、知音、导师兼铁哥们儿。爱因斯坦奇迹年的5篇论文能在《物理学刊》发表并非偶然：普朗克就是《物理学刊》的出版人。1913年普朗克亲赴瑞士登门礼聘爱因斯坦，演出德国版“三顾茅庐”。地球人都知道爱因斯坦课上得很烂，可普朗克非但没有借此杀他的价，反而在聘书中明文规定：聘请爱因斯坦为柏林洪堡大学讲席教授，一节课都不用上。
21世纪的中国大学，哪个教授敢说自己能拿到这样一份聘书？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可是，与绝大多数江湖领袖的潜规则相反，普朗克并非希望爱因斯坦百年之后为自己摔孝子盆儿。其实他在科学上经常与爱因斯坦意见相左。爱因斯坦提出的“光量子假说”普朗克就相当不以为然。他在爱因斯坦入选威廉皇帝科学院院士的推荐书中白纸黑字地写道：“有时他在科学猜想上也可能与目标谬之千里——比如他的光量子假设——，但我们不应责之太深。如果没点儿冒险精神，那最精确的科学也无法真正推陈出新。”
语多偏袒，却明明白白说着否定。
什么叫铁哥们儿？
就是那个并非事事赞同你的观点、但永远站在你这一边的人。
在剑桥大学天文台长爱丁顿证实相对论之前，普朗克是惟一一个高度评价爱因斯坦《论动体电动力学》一文划时代意义的著名物理学家，他经常当众称爱因斯坦为“当代哥白尼”，还在一次演讲中宣布爱因斯坦时空观的“勇敢精神断然超乎自然科学研究和哲学认识论至今取得的所有成果”，等于直接宣布爱因斯坦比牛顿还牛。1916年5月，普朗克提前引退德意志物理学会会长一职，他力荐的继任者，正是年不高德亦不甚劭，名更尚未满天下的爱因斯坦。
伯乐为什么永远少于千里马？因为伯乐必须首先承认自己跑不过千里马。
投桃报李，爱因斯坦对普朗克向执弟子礼。1918年，苏黎世理工高校（ETH）意识到当年放走爱因斯坦吃了大亏，联合苏黎世大学向爱因斯坦发出待遇远超洪堡大学的任教邀请，爱因斯坦出于对普朗克的忠诚当场拒绝。
然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请问候劳鹤！”
这是爱因斯坦送给全世界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如山赠言。这句平和的问候是爱因斯坦对德国知识精英火花四溅的永不宽恕。这5个中文字，是爱因斯坦对德国知识精英的一部长篇起诉书：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知识精英罪责难逃！
一战前，“所有德国学者，包括知名学者和年轻同事，都信仰国家主义”（德国教授赫尔曼）。一战开打，93位德国学术精英于当年10月发表臭名昭著的《致文明世界宣言》，公然为德国入侵比利时张目，在宣言上签字的皇皇93位德国学术精英包括普朗克、伦琴、奥斯特瓦尔德、哈伯、菲舍尔等等。这份宣言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无耻宣言”。
名单中没有爱因斯坦。
几天后，爱因斯坦与居里夫人等一起在反战的《致欧洲人宣言》上签名宣布：“欧洲必须联合起来保护它的土地、人民和文化”，要开展“声势浩大的欧洲统一运动……努力去组织欧洲人联盟”。这份宣言在洪堡大学教职员工中广泛传阅，但只有4个人签名。如果不是因为爱因斯坦拥有瑞士国籍，他就被捕入狱了。
其后半年（1915年3月），爱因斯坦致信罗曼·罗兰：“许多国家的学者，其行为好像大脑已被切除。”又过了半年，罗曼·罗兰专程拜访爱因斯坦，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爱因斯坦对德国的判断难以置信地超然和公正，超越所有德国人。”爱因斯坦的超然甚至令罗曼·罗兰疑惑：“在这个噩梦般的岁月，思想遭到如此孤立的人都会痛苦莫名，爱因斯坦却不然，他刚才还笑呢。”
1915年，普朗克与洛伦兹见过几次面，遭到后者的严厉批评，于是宣布撤回《致文明世界宣言》部分内容。1916年，他签署声明反对军国主义。一战结束，德国败降，普朗克等众多学术精英公开为《致文明世界宣言》道歉。然而，“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罗素）。不满10年，纳粹法西斯席卷德国，德国学者集体严重脑震荡，忘却前朝旧事再次紧跟“元首”。当爱因斯坦挺身反击纳粹时，许多科学家居然认为他“过激”，当时连劳鹤都对爱因斯坦说：“赞成纳粹的人毕竟是少数。”
1933年3月10日，刚刚奉还德国国籍的爱因斯坦在美国宣布：“只要我还可以选择，我将只在具有政治自由、宽容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停留……德国目前不具备这些条件！”德国报纸大规模负面炒作。此时的普朗克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一样偷偷给爱因斯坦写信：“我得知后深感痛心。多事之秋，谣言四起，到处风传您公开和私下的政治声明。您真该少说两句。我不是要挑您的错儿，但没人比我更清楚：您的讲话让那些尊重和敬慕您的人更难保护您了。”
普朗克没说谎。他对奥地利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的“出走”痛心疾首，他确实试图保护犹太学者，曾跟海森堡和劳鹤讨论如何说服希特勒。当犹太物理学家玻恩被迫流亡时，他们劝玻恩改辞职为请假保留后路。与此同时，海森堡的老师玻尔在哥本哈根、海森堡的师兄泡利在苏黎世却都积极组织人员帮助德国科学家流亡。玻尔的这两个学生，一个让玻恩留在德国，一个积极帮助玻恩逃出德国。
普朗克是第一个提出“科学无国界”的著名科学家。
然而，科学家显然并非“无国界”。
普朗克确实为保护犹太学者专程拜见过希特勒。他做了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最习惯做的事——对权力纳头便拜。他小心翼翼陈情“元首”：驱逐所有犹太科学家会给“德国的科学”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普朗克并非危言耸听。按德国《年度学术名人录》（Minerva），1933年三分之一的学术名家离开德国。与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莱纳德大打出手赶走爱因斯坦以追求“德国科学领袖”地位的政治学术丑态相比，普朗克的话才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的老成持重之言。可他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希特勒根本不买这位成名于皇帝时期的科学领袖的“德高望重”。他的回答是：“我绝无排斥犹太人的意思。但犹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后者才是我们的敌人，这才是我斗争的目标。”还想再说几句的普朗克遭到呵斥，最后几乎是被赶出了总理府。
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认为只有邀得权势垂青才算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其下场几乎永远如是。
希特勒哪儿能忍受爱因斯坦主动辞职？那不是等于这个犹太佬炒了第三帝国么！1933年3月29日，帝国特派员下令德国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调查爱因斯坦“反动言论”并立即开除他。这个部本来就是纳粹思想急先锋，当下急急如律令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普鲁士科学院立刻表态。当时院长普朗克身在国外，于是，在三位秘书缺席、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1933年4月1日，普鲁士科学院终身秘书、律师恩斯特·海曼发布了可耻的“普鲁士科学院反爱因斯坦声明”：“爱因斯坦在海外的煽动活动令普鲁士科学院痛心疾首……虽然严禁参加政治党派活动，但普鲁士科学院及其院士始终强调并永远忠于德意志”，然后他宣布科学院“没有机会为爱因斯坦辞职感到遗憾”（意思就是他已经先被开除啦），而且强调该声明是科学院对“联合抵制犹太人日”的贡献。
是的，这一天柏林冲锋队暴徒占领大学、研究所及医院，把犹太人撵出大门，肆意凌辱虐待，他们还闯入国家图书馆抢走犹太读者的借书证，并禁止市民去所有犹太店铺买东西。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从这一天开始进入国家层面。
这一天作为“排犹日”进入德国当代历史。
就在这一天，普鲁士科学院开除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这是普鲁士科学院跪呈纳粹的效忠信，从此成为普鲁士科学院挥之不去的永久耻辱，至今仍是该院花团簇绣光荣历史上越抹越黑的一大坨苍蝇屎。
三天后纳粹冲锋队进驻全德大学和研究院，犹太人被赶出“教育战线”。整个德国科学界，包括普朗克和发明X光的伦琴，噤若寒蝉。因为，希特勒这个艺术青年心血来潮推出一个崭新的王八屁股（龟腚）——废除德国高校不得解雇教授的数百年传统，凡反对“元首”的，无论职称多高，资历多老，一律当场开革。
杀爱因斯坦给德国教授看。
当此黑云压城、惊涛拍岸时节，谁敢为爱因斯坦出头，去摸希特勒的屁股？
谁敢？！
全德国，有一个人，敢！
普鲁士科学院院士，1914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劳鹤（1879—1960）。
劳鹤跟普朗克，情同父子。他是普朗克博士生，1904年完成博士论文《平行平面板上干涉现象的理论》后被普朗克留校任教，没有普朗克他既当不成博士也当不成教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1918年劳鹤离开法兰克福大学前往洪堡大学投奔爱因斯坦，行前特地授予普朗克法兰克福大学“自然哲学名誉博士”，祝词和荣誉证书都是他亲笔撰写。
劳鹤结识相对论，也是因为1905年普朗克的一次报告。他当时信奉“时空绝对不变”的康德哲学，非常不服，1906年专程去瑞士踢馆与爱因斯坦辩论，结果是他被相对论征服，1911年写出专著《相对性原理》，力助相对论走入德国物理圈。1914年他因宣传相对论获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上任仅几个月即因发现X射线在晶体中的衍射获诺贝尔物理奖，让新建的法兰克福大学同时拥有两位诺贝尔获得者：自然科学系的劳鹤和医学系的埃利西，一时傲视全德大学。
劳鹤与爱因斯坦，情同手足。他的思维跟爱因斯坦一样远远超过自己说话速度，因此跟爱因斯坦一样结结巴巴，语焉不详;他的板书跟爱因斯坦一样混乱无序，他的课程跟爱因斯坦一样门可罗雀;他太太跟爱因斯坦太太一样长于待客。他离开法兰克福大学到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担任副院长，聘书正是院长爱因斯坦签发。他惟一跟爱因斯坦不同的地方是长于行政。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的办公室就是院长爱因斯坦的家，但每年却有七万五千帝国马克的巨款用于支持德国物理研究。这是当时德国最大的物理研究基金。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劳鹤主持再版《相对论》，他在扉页上写道：“伊人已逝，著作永生！”（Der Mann ist dahingegangen，sein Werk lebt）。
就是这个劳鹤，单枪匹马搦战“元首”。
他公开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召开全体院士非常会议重议海曼声明。他四处奔走，最后只有2个院士肯在他的建议书上签名。他只好给在国外的普朗克打电话：“这里急需您亲自出席会议。”几十年说一不二，吐口唾沫砸个坑的普朗克，这次彻彻底底当了缩头乌龟，连个蔫儿屁也没敢放。4月6日，科学院还是开了特别会议，结果却是一致赞同海曼声明，并且“对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甚为感激”。经科学院背书，纳粹对爱因斯坦的迫害迅速升级，他太太罗爱莎与前夫所生两个女儿均遭秘密警察严厉盘查，柏林住宅和卡普特度假木屋被搜查，银行存款、保险箱和游艇没收，卡普特木屋充公为希特勒女童组织“德意志少女联盟”办公室。
漏船载酒泛中流。爱因斯坦写信说：“我知道名册中还有我参加的组织，由于无法澄清，可能给仍在德国的许多朋友带来大麻烦。因此，我委托您尽可能把我的名字从这些组织中删去，包括德意志物理学会……。我全权委托您代为处理，过程中最好避免横生枝节。”
这封信他并未寄给普朗克。
收信人是劳鹤。
普朗克的顾虑是正确的。纳粹利剑所到之处，德国科学惨遭腰斩。据不完全统计，仅1934—1935年冬季德国就有15%高校教师被解雇，部分德国大学在校生锐减一半。纳粹上台时德国共有2，741位教授，最后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德国！把自己所有聪明才智都献给德国一战的“毒气之父”哈贝因是犹太人也被驱逐出境。当他被这一打击撂倒在床时，在床前看护的是劳鹤。他还在公开演讲中把哈贝比作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和军队统帅德米斯托克勒。
大洋彼岸，爱因斯坦与劳鹤交相辉映。1954年，为美国赢得二战立下不世功勋的核弹之父奥本海默惨遭麦卡锡分子修理，以民主自由平等笑傲世界的偌大美国，居然只有一位科学家站出来仗义执言。
爱因斯坦！
这让我想起左拉保卫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的历史雄文“我控诉！”
所有伟大者的伟大都是相同的，卑微者各有各的卑微。
这时爱因斯坦在致友人信中说：“您知道我从未[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高估德国人。但我必须承认，他们残暴和怯懦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
是的，纳粹横行德国，荼毒世界，大半归咎于他们背后那一大票怯懦的德国知识精英——这些站在历史耻辱台上的责无旁贷的沉默的胁从犯！当时普朗克还对将要投靠纳粹的海森堡说：“在这样恐怖的德国，没有人能保有尊严。”
德国知识精英不仅对纳粹兴起和夺取政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相当缺乏自责和反省。二战后德国科学界坚持延用“威廉皇帝学会”名号，借口“保证科学活动的连续性”，让大批流亡德国学者情难以堪。在希特勒面前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普朗克，纳粹倒台后却站出来说话了：“纳粹像一阵狂风横扫整个国家，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像风中之树般听凭摆布。”
是的，普朗克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是的，他也深知爱因斯坦的伟大。1933年5月11日，普鲁士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爱因斯坦事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说：“我要讲的相信也是科学界同行和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心里话：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杰出的物理学家，而且他在科学院工作期间发表的论文让本世纪人类深入认识了物理学。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功绩能与之媲美。我要首先澄清这一点，以免后代认为我们这些爱因斯坦的科学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不了解。”
是的，后来年迈的普朗克一再强调“爱因斯坦事件”会成为普鲁士科学院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是的，因为犹太化学家弗里茨·哈伯被迫害，普朗克曾为此找过希特勒。哈伯1934年死于流亡，一年后普朗克以威廉皇家学会主席的身份举行了哈伯纪念活动。
是的，普朗克还竭尽全力利用威廉皇家科学院保护了一些犹太科学家。
正因为这样，对纳粹夺权后的普朗克，爱因斯坦才有这样的评论：“普朗克百分之六十堪称高贵。”
然而，所有的这些，并不能掩盖普朗克对纳粹法西斯的附和，因为，从思想深处，他实际上认为自己是纳粹同路人。1933年纳粹上台时普朗克已74岁，身为威廉皇家学会主席，暮年的他完全不用抢着去拍纳粹的马屁，但是，1933年7月14日普朗克亲自上书内政部长弗里克，表示学会愿意加入帝国的种族纯净研究。
任何思想清楚的科学家，都不会认同“种族纯净”这个概念，遑论加入。
后来奥托·哈恩要求普朗克召集著名德国教授共同呼吁抵制对犹太人血统教授的不公正待遇，普朗克说：“您今天召集30位教授，明天就会有另外150位来反驳您，因为您这样做会让他们丢掉饭碗。”
道理当然说得过去。
然而，劳鹤就没有这样说。
斯大林1936年说：“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
斯大林几乎没说过什么正确的话。不过，论到纳粹时期德国知识分子，那这句话真就要说是：百分之一万，真知灼见！
无论普朗克如何犹抱琵琶地遮掩，无论普朗克如何处心积虑地涂抹，这些伟大的科学领袖们铁定暗夜难眠。
还记得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那句掷地有声的万年名言吗：
“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德国知识分子的表演至此并未结束。1935年5月10日夜，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这个发表过小说和剧本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在柏林倍倍尔广场发动媲美秦始皇的“公焚非德意志著作”活动。在广场上点火的，是高呼“希特勒万岁”的洪堡大学学生。戈培尔激情洋溢地向他们演讲：“德国人民的灵魂将再度涅磐。这火光结束了旧时代，更照亮了新时代。”第二天，焚书推向全国，殃及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和海涅等等，爱因斯坦作为自然科学家代表也光荣地躬逢其盛。伟大的戈培尔因为这个伟大的夜晚而实现了他文学青年的光荣与梦想——走入历史。作为每一部德国史都不得不提的遗臭万年的“焚书者”！
沧海横流，方显出劳鹤本色。
纳粹上台之后，作为纯种雅利安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劳鹤选择留在德国。他借助纳粹无法染指的威廉皇帝学会大力援助被迫害的德国物理学家。劳鹤是退役军官，但当退役军官协会要求所有成员集体加入纳粹时，劳鹤冒着生命危险一口回绝。面对纳粹，劳鹤俨然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犹太科学家哈恩流亡国外后不幸去世，劳鹤发表文章盛赞他对科学的伟大贡献。以不通人情和要求苛刻而闻名遐迩的劳鹤人际关系超烂，处处遭同事抵制，为此曾患抑郁症，并因人缘太差而在任何科学机关都只能出任副手。不过，此时他民望大涨，影响日增，出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院长，成功拒莱纳德于研究院之外。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劳鹤要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德国，更多人不理解留在德国的他为什么不像绝大多数科学家那样去从事“纯科学”，而非要跟法西斯政府对抗，成天在纳粹雪亮的刀锋上跳舞，拿自己的硕大脑壳开玩笑。
说好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呢？
战后有人问劳鹤为什么不选择流亡——他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可以在任何国家谋得高职。劳鹤回答说：“我不想去抢国外那些可怜的位置，我的同事比我更需要它。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而且我预见到‘第三帝国定会崩溃，崩溃后的废墟，就是重建德国文化的大好时机。当天赐良机之时，我希望自己身在德国。”
列位看官，劳鹤留在德国，非一时意气，匹夫之勇。他知道自己定会亲历创造伟大历史的光荣时刻。在这个时刻，他选择“在场”！
夫劳鹤者，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山河之志也。
1933年9月，在威尔兹堡举行的德意志物理学会年会上，接替爱因斯坦任主席的劳鹤在报告中通篇为爱因斯坦辩护。在结尾他说：“然而，在任何压力面前，科学捍卫者都抱持必胜的信念，这信念即伽利略的名言：‘无论如何，它依然在转动！”
而且，他的声音比伽利略大得多！
是的，虽然纳粹横流，但地球依然在转动。劳鹤依然在课堂上告诉学生，创立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他依然不顾斯塔克的威胁，拒绝参加后者召集的拥护纳粹集会。莱纳德们鼓噪建立“德意志物理学”反制“犹太物理学”，劳鹤强烈反对，并冒着生命危险与德国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在报纸上大打出手。此时，爱因斯坦的恩公普朗克和“德国科学良心”伦琴等科学领袖均明哲保身，噤若寒蝉。后来纳粹意欲染指德国科学界，又是劳鹤蚍蜉撼树，螳臂挡车，愣把纳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顶了回去。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鹤从未参与军事科学研究。1943年，他被纳粹强迫从洪堡大学提前退休。
劳鹤，刺破青天锷未残，以一己之力树立全世界知识精英为之集体折腰的万代丰碑。
“请问候劳鹤！”
这是爱因斯坦对纳粹时期德国科学界的盖棺论定。这句普通的问候像一道千载难逢的雪亮闪电耀眼夺目，斩破时空，一览无余地昭示爱因斯坦永不原谅德国知识精英的决心。1933年5月26日他致信劳鹤：“如果德国科学家对政治继续袖手旁观，德国局势的去向必然是毫无抵抗地拱手将政权让给轻率分子。科学家对政治事件持观望态度，表明他们缺乏责任感。”他不幸而言中，纳粹不仅夺权，而且统治日益严酷。爱因斯坦开始反感所有的德国人，连流亡后又重返德国的挚友玻恩也被他批评。他后来在美国接受采访时他是这样评论德国的：“这个国家的精神和道德从1870年开始起就日趋没落，我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许多同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主义风行的年代里表现得实在品格不高。”
是的，爱因斯坦说过，“普朗克百分之六十堪称高贵”。
但是，他紧接着就说：“劳鹤百分之百。其他人都不怎么样！”
他从此再未踏上德国土地一步。1949年爱因斯坦出生地乌尔姆致信爱因斯坦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向来待人谦和的爱因斯坦回信断然拒绝。
“请问候劳鹤！”
这是爱因斯坦版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从历史看，它甚至超过当初亚里斯多德对恩师柏拉图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全世界的学生家长争先恐后送自己孩子去哈佛。
你们去哈佛干吗？
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1842—1910）说过：“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应与真理为友。
詹姆斯是哈佛校友。哈佛后来把这句话简写为VERITAS（真理），就刻在哈佛校徽中的三本书上。
有人质疑这句话不是哈佛校训。
是的，确实没有书面文件规定这句话是哈佛校训。
然而，哈佛校园中那尊哈佛铜像底座的左侧就有这句名言的图案。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斯多德为友，更应与真理为友！
无论有无明文规定，它都足称哈佛这所世界名校的精神脊梁骨。哈佛因此而为哈佛。
不愿与真理为友，何以称“大学”？
爱因斯坦的真理是：“请问候劳鹤！”
科学史上，劳鹤没资格望普朗克之项背，虽然他这个学生获诺贝尔奖比老师还早4年。
然而，在科学英雄史上，普朗克连劳鹤远去的足下之尘都看不见。
望尘莫及！
战后劳鹤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获曼彻斯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名誉学位，还是柏林、纽约、维也纳等科学院院士……他很少以这些荣誉自傲，但有三个荣誉他常挂嘴边。
其一：1946年7月，劳鹤应邀前往伦敦参加国际晶体科学年会。欢迎宴会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当着济济一堂的战胜国科学名流，独将祝词献给惟一来自战败国的学者——以生命为剑，誓不胁从纳粹的劳鹤。
其二：194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授予劳鹤名誉博士学位，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更是一位“无可置疑的自由冠军”。
其三：1957年，法国授予劳鹤荣誉军团勋章，表彰他捍卫人的尊严与自由。
请问候劳鹤。
请问候劳鹤。
不问候普朗克！
（2015年10月31日七稿毕于北京天堂书房）
责任编辑洪清波
分类：讲谈 作者：冯八飞 期刊：《当代》201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