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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日记中的父亲舒芜

分类:当代 更新时间:2023-02-19 16:06:57

题记:

2011年初,和中山大学的一位老师聊天,他说:“你爸爸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想听,你们要是能写出来,就太好了。”

恰巧我陆陆续续记了许多爸爸日常谈话,随后,我就慢慢把日记整理出来。从父亲谈的各项内容可看出家中大致氛围,他对问题的思考、评论,写的过程中,我又回到从前,又能听见有桐城口音的父亲的亲切声音和笑声,这真是另一种形式的亲人重逢,只可惜,这些日记断续不连贯,时详时简,但即使简单的几句,也能立刻使我想起比日记丰富得多的当年的场景,那真是我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现在我据日记恢复原貌。

豆谷胡同日记

1973年2月

1972年,我从爸爸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先回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一间十四平米的小屋,两个月后,奶奶回京,半年后,爸爸从干校彻底调回北京,冬天,插队的哥哥姐姐回京探亲,出版社没再给房,五六个人塞在这间小屋里,晚上睡折叠床,早上起来收床、收椅子,所有物体大都处于临时状态,只有墙角一张单人床白天不拆,供奶奶睡觉。

今天中午,姐姐的几个插队朋友来串门,进屋见家里拥挤不堪,爸爸棉袄没有罩衣,正趴在桌上睡觉,大概他们的家都没这么狼狈,他们明显用陌生的、优越的目光,居高临下地、清醒地扫视着潦倒的爸爸。听到人声,爸爸睡眼惺忪地抬头,从下往上懵懂地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的人。

1974年

我们挤得实在喘不过气,经向社领导反复请示,反复请示,终于同意我们住进旁边一间庞大的黑洞洞的半地下室。那是一间常年堆煤从不住人的黑屋,土鳖、爬虫在黑漆漆的地上爬来爬去。但屋子很长,可以隔成三间,我们大量刷了大白,晾了几天,就往里搬东西,在外间屋富富余余摆下爸爸的一张破书桌、单人床,和一个哥哥用钉子钉的书架;在最里面的那间摆了我的床、桌子,中间用两张大床单隔出一个堆杂物的空间,爸爸住外面,我住里面。

今天,我们搬进去,爸爸高兴地拍着单人床说:“终于有一张自己的床了!”

又摸摸书桌和桌前的椅子,已过了五六年没有书桌的日子,即使如今书桌放在没窗的地下室里,也比没有强多了,爸爸颇欣慰,兴致勃勃地挂上他最喜欢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地下室有门没窗,两扇对开的门,开在通往前后院的小过道,除了严冬房门紧闭,一年三季门都敞开采光,挂着半截门帘,光从门帘下射进,将近中午时,靠门的这部分空间短暂地处于半明半暗中。

1975年

今天,爸爸笑着说:

“周总理对尼克松说:‘你的手跨过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跨过了没有交往的二十五年。这话说得真好,尼克松说他久久不能忘。”

1975年9月

今天周日,艳阳天,上午十点多,小院很安静,爸爸正在书桌前灯下看清人笔记,后院的唐奶奶——文学出版社总务科长唐同志的妈妈忽然一撩门帘进来了,她忙活了一早上,利用做午饭前的空档,来找爸爸聊天。她一肩高一肩低,穿着蓝色大襟衣服,小脚,笑呵呵地径直走来,爸爸连忙请她坐下,把清人笔记扣在桌上,转身面向她,听唐奶奶滔滔不绝地聊家常:

“您猜怎么着,我今天早上烙的葱花饼忘了放盐,您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孩子他爸也不说,就这么淡了吧唧吃完走了。”

唐奶奶说完独自个儿咯咯笑起来,爸爸和她一起笑,以示呼应。

唐奶奶是家庭妇女,认识一些字,爱拿起报纸贴着眼睛看看大标题。人开朗,爱说话,她又说起他家的七大姑八大姨。爸爸陪老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全是她家的各项日常事务,每人对饭菜的态度,看到爸爸不断地笑,气氛热火朝天,唐奶奶越发兴致勃勃,聊完儿子聊孙子,直聊到中午十一点,她才“哎哟”一声说要回去做饭了。她站起告辞,抹一把脸,驼着背,笑呵呵地走了。

我知道爸爸耳背,问:“唐奶奶说话这么快,你听清了么?”

爸爸笑着摇头:“一句也没听清,好像烙了两张饼什么的,是不是?”

我哈哈笑:“那你还老点头,好像听明白了。”

爸爸笑:“嗳,要有礼貌嘛。”

我说:“阿爸,你说唐奶奶怎么那么爱和你聊天呀,一有空就跑来。”

爸爸说:“不知道。”又调侃:“唔,和我友好嘛!”

1975年除夕夜

今天晚饭后,中华书局的沈玉成同志来看爸爸,他们在干校相识,彼此十分投缘,要一起守岁。他们围着熊熊火炉,吃瓜子花生,喝热茶,沈玉成清秀儒雅,较瘦,戴眼镜,才气外露。爸爸频频给客人添茶,他们黑色身影投射在墙上,被炉火烘烤着,暖洋洋的。

两人都满面春风,纵谈古今中外:

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是爸爸最喜欢的书;还谈到黑格尔、康德、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谈完某个观点,爸爸常兴奋地搓手,问:“阁下以为如何?”

然后又谈魏晋南北朝、竹林七贤、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王维、苏东坡,室内充满此起彼伏的笑声;又谈元、明、清,趣闻就几乎没有了,净是杀戮,充军,宁古塔,凄风惨雨。

又聊文坛上各种人和事,很多是他们的朋友,沈玉成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他说:“嗨,有多大本钱犯多大错误!”

爸爸笑着点头说:“对,对。”

沈玉成凌晨一点半才意犹未尽地站起告辞,爸爸送客人到院门外,我也去送,爸爸在院门口台阶上欠身向他告辞,他也向爸爸欠身。刚下完小雪,沈玉成站的旁边有洼雪水,他打招呼时,差点踩到水里,他跳过去,又呵呵地笑着向爸爸挥手,又向我欠欠身,他的笑声在万籁俱寂的胡同里清晰地低低地传开。

我们转身回家,爸爸边走边看表说:“呦,都快两点了,赶快洗洗睡觉!”

我说:“阿爸,你们真能聊!”

爸爸说:“呵呵,挺有意思的!”

1976年10月

星期天,下午三点多,五叔五婶大姑姑一齐涌进门,大姑回身就把房门掩上。见此从未有过的动作,爸爸立刻放下手中的书,略微惊讶地张开嘴站起身看着他们。

大姑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哆哆嗦嗦地说:“哎哟,我激动得都要跪下了!三哥,抓起来了,‘四人帮抓起来了!”

爸爸猛地“啊”了一声,眼睛瞪得溜圆:“真的么?真的么?”

这三个人,都来自中国的新闻喉舌——新华社,显然,他们带来的消息是可靠的。得知喜讯后他们以最快速度赶来,首先要告诉他们的三哥。几人都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五叔坐在床沿喘气,爸爸已经顾不上给他们倒茶,也没一个人顾上喝茶,就听五叔讲情况。五叔是一个条理分明的威严的人,很适合发布官方权威消息,他大致说完情况,屋里爆发出一片压低的激动的声音。爸爸说:“什么时候全国公布?”

五叔沉稳地说:“快了,估计就这几天!”

大姑姑激动地说:“菜市场里螃蟹脱销啊,都是买三公一母。”

爸爸只是激动地说:“是么?是么?还有什么消息?”

那天一直谈到晚上六点多他们才起身告辞,没留下吃饭。送他们走后,小院宁静,宁静里有种秘密存在,那是一个即将在全国全世界公开爆炸的秘密。

1980年

右派终于平反了,爸爸忽然忙碌起来,经常到外地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明显的“昔为阶下囚,今为座上客”,这是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问爸爸这今昔对比是什么心情,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笑着说:“当然还是现在这样心情好一点吧。”

1980年

大姑姑陪李慎之来看爸爸,爸爸的天问楼早已为外界所知,但李先生还没亲眼见过。今天,他们一撩门帘进来,想必里面的暗与外面明媚的阳光对比强烈,李慎之哈哈大笑起来,声音真响啊,咣咣地在屋中碰撞。

这一回,主要说话的就不是爸爸,而是李先生了。他高谈阔论,不时开怀大笑。他不久前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一派外交官挥斥方遒的风度。

1980年

今天,爸爸说:

“写文章切忌虎头蛇尾。

写文章要有中心,文章是一个大圆,周边所有的点、线,不管横的、竖的、直的,最终都要对着中心,前面说一件事,后面不能就不提了,比如话剧第一幕墙上挂了一张弓,闭幕前一定要用上,一件多余的道具都不能挂。”他又形象而玩笑地说:“若说思想,比如刚才你说水的事,壶里水和盆里水的矛盾,冷水热水的矛盾,你洗我洗的矛盾,你心里很明确,哪里水热哪里水冷,这就是思想,解决的办法就是掺和一点,文章也这么想,照这个方法。

写字说儿童体,不等于小学生字,如何顿笔、提笔,大有讲究,不能说学儿童体就拿小孩子的字当字帖。”

1985年10月30日

今天随爸爸来桐城开桐城派讨论会,坐软卧,车过黄土地,远远有窑洞,爸爸颇感慨,说:“你看,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也有人居住,远远看去,他们显得多渺小,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歌哭悲欣,婚丧嫁娶,这也是一种坚强,真是到处有日月,到处有山川!”

1985年10月31日

今天到桐城,随爸爸来开桐城派讨论会,住桐城县委招待所。

早上,窗外几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浸在浓烈的晨光里,从被染绿的满树阳光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鸟鸣。

我的家乡,干净的青石板路,路边卖鲜嫩碧绿的青菜,曲曲折折的小巷,两边的铺子还挂着木板,我明显是外地来的,他们都惊讶而又好客地笑看着我,以为我是外乡人。

1985年11月5日

今天,桐城县文联、省文联许多同志陪爸爸去九华山,我跟随前往,晚宿天台寺,晚饭后我和爸爸出寺庙,僧人正在念经,嘹亮的念经声从光线昏黄的佛堂里传出,融化在夜色中。

山上有水,极清亮;水中游娃娃鱼,万籁俱寂。

爸爸兴致勃勃地讲禅宗:

“禅宗讲究传衣钵,五祖本来想把衣钵传给公认的大弟子神秀,要做一偈语,神秀曰:‘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大家都认为做得好,灶前烧火的慧能也想做一首,大家容许,曰:‘身非菩提树,心岂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好,五祖半夜把衣钵传给他,神秀一派要杀他,抢回衣钵。慧能逃至广州,所以有南慧北秀两派。此是传说,两派是真,戏剧性的逃未必可信。禅宗认为,一切佛经、义都不用去看,真理就在自己心里,不承认‘渐悟,认为是‘顿悟。佛教一面讲普度众生,一面又惩罚,要打入十八层地狱,刀山火海都是佛教里的,咱们白天看的庙里那些地狱图片,什么剥皮地狱,沸沙地狱,可怕得很。”

皂君庙日记

1986年4月

爸爸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到一套房,终于告别黑屋了。

这里原来是四季青公社的菜田,我们搬来后,门前还有水洼,长着芦苇,黄昏时,传来蛙鸣。

此地很偏僻,路上不见什么人。

这两天,和爸爸一起熟悉地形,沿着成排的槐树、柳树走了很久,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条比较宽的南北横向马路,一打听,叫作魏公村。这条街人也不多。笔直的马路,高大的树木,很宁静。

1986年6月

搬来的主要是书,爸爸因为社科杂志社的关系,到某东欧国家大使馆买了两个人家处理的书柜,爸爸很喜欢,我每天下班回家,都看见爸爸精神抖擞地站在书架前,白汗衫扎在蓝裤子里,见我进门,他笑着频频点头打招呼,说:“我按图书馆分类学摆书,国家、年代、内容,分门别类,以后一找就能找到。”

一副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样子。

1986年6月

今天上午,爸爸对来访的社科院一位同事说:

“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什么非要参拜靖国神社?是不是日本民间的愿望很强?”

客人回答后,爸爸又说:

“你看,二次大战后,德国、意大利都更改国旗,唯有日本还用那个膏药旗,我们对那个旗子是恨之入骨!日本天皇是最大的战犯,二战后却要保留天皇制度,等于他们的政府根本没变,而德国、意大利完全换了政府,所以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1986年7月

家里安了电话分机,爸爸高兴极了,不断地给五叔打,五叔因为是司局级干部,家里早有电话,还是直拨的,更阔气了。他们有说不完的对时局的看法要交流,有时一天四五次,家中不断响起电话铃声。

1986年7月

今天,五叔、大姑姑、合肥的八叔、二姑、小姑都来了,好不热闹,爸爸和大家欢聚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又想起家中新安装的热水器,他太喜欢这个装置了,如今,每晚能洗个热水浴,和住在黑屋时的恶劣条件比,实在有天壤之别。那时,洗澡还要出门坐公交到王府井澡堂。

爸爸遇到好事总想和人分享,在谈话的间隙,大家都安逸地靠在沙发上时,爸爸就笑呵呵地说:“我新装了一个热水器,你们要不要去试一试?水已经烧热了。”

大家哼哼哈哈地答应了,却没人动。爸爸四顾看看,自己的邀请效果不大,又接着鼓动:“这个热水器很妙,水不太大,但是点点滴滴都滴在背上,舒服极了!你们要不要试试?”

大家又笑笑地点点头,还是没人接茬,爸爸只好讪讪地笑笑不提了。

我心里笑,人家来做客,坐两三个小时就要走了,谁会费劲在这洗澡?洗完穿什么?多麻烦?并且,你认为是新鲜东西,也许人家早已经安装了呢?谁也不会让你扫兴地说“我们家早安装了”,结果就弄成这个局面,谁都不知说什么。

待客人走了,爸爸兴冲冲地转向我:“你要不要洗一个?免得浪费了。”

“我一会儿还要上班呢,不洗。”

“对了,你还要上班。”

然后他摆着头笑嘻嘻地自我圆场:“嗯,我午睡起来洗个澡,还没有下午洗过呢,一定很舒服的!”

1986年7月5日

今天,爸爸和我谈起当年的“左联”“国防文学”等等,爸爸说:

“萨特、鲁迅最后都选择了共产主义,鲁迅何尝没看到左翼的弊病?但是,国民党太腐败了,他只能选择革命。周作人、王国维、瞿秋白,这三个人都是前积极,后颓废。”

我说:“这三个人里我最喜欢瞿秋白,风度太好了。”

1986年7月10日

今天我下班回来,爸爸问:

“那个小不点锅咧?”

“我拿到班上去了。”

“你怎么把所有的锅都拿去了?”

“咱家总共就两个小锅,我拿了一个。”

“你那儿就应一个都没有。”

“我要热饭。”

“那也不能拿正式的锅,有两个耳子的,拿个没耳子的破锅就行了。”

我俩都笑了。

(1986年,物资匮乏,我家当时只有两个小破锅,盖都是歪的,我拿走一个,家中只剩一个,爸爸中午做饭时大概发现了,感觉不便,我下班进门,爸爸正在门厅,从不关心这些事的爸爸因为中午要自己做饭,居然很郑重地关注起小锅了。)

1986年9月

北京的秋天,天高气爽,真是好看,爸爸说:

“写文章要有陪衬,就像画画,画一座山,后面还要点几座远山,虚虚实实。”

1986年9月

今天星期天,上午,爸爸在桌前写文章,电话响,他按下免提:

“请转钢筋组。”

爸爸说:“你要哪个单位呀?”

“水泥厂啊。你是哪儿?”

“错了,我这是宿舍。”

“噢,公社呀,谢谢你啊!”

1986年9月

今天是周日,我们和爸爸聊天,天气有些凉,爸爸把手捂在热茶杯盖上,我提起我们院的一个人,老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从没见她笑过,爸爸打开杯盖喝了一口热茶,笑着说:“鲁迅在《寡妇主义》里讲,教育如果都像杨荫榆女士所倡导的,那么,凡中国受教育的女子一个个都心如枯井,脸若严霜,好看大概是够好看吧,可也太不像活人能活下去的世界了。”

爸爸神情幽默、认真,引得我们都笑了。

1986年10月

爸爸极爱收拾桌子,一定要整整齐齐,上午他伏案写作,之间也要站起两三回,到门厅里看看有没有乱纸,还特意到我房间里站一会儿,看见乱纸就拿在手上说:“我都能当你秘书了。”

今天,我索性把一些纸片塞到爸爸手里:“帮我丢到簸箕里。”

爸爸反抗了,把手藏起来说:“我不管,我不管!”

1986年10月15日

今天下午,爸爸午睡起来,泡一杯新茶(一般他下午不泡新茶的),他靠在沙发上,外面湛蓝的天空中回荡着悠远之气,一阵阵从窗外吹进客厅,他上午刚看了一篇时髦的理论文章,便谈起文章的风格:

“文章分四个境界:

第一境界,深入浅出,这是文章的最高境界,用很明白的语言讲出,白居易的诗是要街边老妪都能懂,这是最高境界。

第二境界,深入深出,这又要分析,比如康德、黑格尔的文章艰深难懂,但的确有深的思想,为求严谨非要用复杂的句子才能表达。或者他有高深思想,但没办法把它写得明白易懂,那的确不易,要组织句子,把思想阐述清楚。

另一种就是不想讲清,过去学术界这种现象还少,现在多了,玩深刻,以深入深出无人能懂为荣。这是第二境界。

第三境界的文章,是浅入浅出,比如,还有的文章,呵呵,就像清清的一杯水,意思不大,但文章流畅,该说的也都说清了,就是没深意。

最差的是第四境界的文章,浅入深出,比如这篇(爸爸笑着敲敲上午看的那本理论杂志),本来没什么思想,却貌似高深,硬是拐来拐去,用各种拗口的新词汇云里雾里天上地下地说,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思想,也有那么一点点思想,但膨胀得厉害,现在很多所谓年轻理论家的文章都是这样,实在看不懂,不知说些什么!”

我说:“的文章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爸爸笑了:“有点儿,搞些新名词,呵呵,反正蒙人呗!”

1986年10月

爸爸下午和我聊天时笑着说:

“你看,《红楼梦》里有那么多宝玉和凤姐其乐融融的场面,就从没见宝玉和贾琏说过话,一句都没有,可在实际生活中那是不可能的,可见曹雪芹对贾琏之厌恶;作者对凤姐是感情很深的,充满了惋惜,一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害了卿卿性命!‘卿卿两字,真是怜爱有加!”

1986年11月

今天,笑眯眯的罗孚先生来了,爸爸坐到沙发上陪客人聊天,客厅里响着说话声和爸爸手中钢球滚动的声音,爸爸说:

“民国以来,医院就是生政治病的地方。

此公很妙,肺切除三分之一,还声若洪钟!

中国人总是群体意识。

这个人,和他的昏天昏地的阴阳理论相吻合。”

1986年12月22日

今天和爸爸谈“三国”,谈到各路英雄逐鹿中原,爸爸说:

“一将功成万骨枯,你看杜甫的这首诗:‘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还有那首吊古战场文,那种悲凉: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

(爸爸滔滔不绝地背诵)

尤其最后几句: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

爸爸背完接着说:

“想想这些士兵,当年也是父母抱着哄着养大的,都是父母的宝贝,这些战争和老百姓有什么相干?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爸爸接着说:“曾国藩有首挽乳母的挽联,写得真好:

‘一饭尚铭恩,况负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

千金难报德,论人情物理,也应泣血三年。”

(在日常生活中,爸爸经常感慨英雄对小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1986年12月

爸爸在客厅和对门的许伯伯(觉民)聊天。爸爸说:

“你看搞得好的出版社都有一个特点:人少。比如岳麓书社,出版社不设校对,出版局说,不设专职校对不对,其实应看效果,要先承认事实,再分析研究。”

许觉民说:“……”(没记下来)

爸爸说:

“这个要看国家的文化政策,现在文艺上,把‘为政治服务反掉了,只是反掉小范围的,大圈子还在。”

按说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都是当代。

别林斯基认为,果戈理一出现,果戈理的文学时代到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都是批评当代,可是搞当代忌讳多,净碰地雷。

《文心雕龙》也是说当代,还有胡风的《林语堂论》《张天翼论》都是。

八七年文艺是歉收年。

1987年1月

爸爸中午吃饭前,到我屋子里转转,顺便看了看书柜,发现有姓王的作者的书,摇头说:“看一个人什么层次,就看他的书柜,我还不知道,你爱看这样的书!”

我说:“也不是爱看,就是好奇。”

爸爸笑着摇摇头说:“呵呵,不怎么样!”

他踌躇了一下,补充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人一辈子就那么多时间,看一本差书,就少看一本好书!”

1987年2月

今天,五叔来了,我们门前在修路,要绕个大圈子才能进,五叔坐到沙发上边喘气边和爸爸说:

“哎呀,到你这来还要钻铁丝网!”

我想着挺有气派又比较胖的五叔猫腰钻网的狼狈样就笑起来。

五叔半笑半不笑地瞧着我说:“还笑呢!”

停了一会儿,他揉揉腰自言自语:“哎哟,把我的腰都弄疼了!”

这时,爸爸已端坐在圈手椅里,大声问:“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五叔这时已经舒服地靠在沙发上,完全恢复了首长派头,说:

“三条消息……”

他们用将近一个小时评论完消息,爸爸又问五叔去罗马尼亚的情况。

虽然改革开放,出国的人仍然很少,五叔随新华社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代表国家出访,代表们都有极大自豪感,甚至优越感,五叔美滋滋地说起罗马尼亚的见闻,还带来一瓶匈牙利红葡萄酒。

午饭时,爸爸端起小酒杯兴致很高地说:

“来,尝尝外国酒!”

果然味道特别,酸涩的,五叔说这才是真的,我们喝惯的国内酒是兑了糖水的。

爸爸和五叔最谈得来,五叔心高气傲,要不是心服这个三哥,他才不甘愿钻三道铁丝网来聊天呢!

午饭后,他们又滔滔不绝地谈了一个小时,五叔临走时,站在门厅说:“还要钻铁丝网出去!”

我正好站他旁边,扑哧笑了,他微眯着眼,斜瞥着我,嘿嘿笑着说:“笑,笑,就知道笑!”

1987年3月

下午,和爸爸聊天,爸爸说:

“丁陈反党集团就是丁玲陈企霞。五十年代初,陈极左,在文艺界有著名的两件事:一件是,张友銮写了一篇小说《神龛》,里面有个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界限不大清,陈企霞在报上发表文章,标题吓人得很,《明目张胆地为不法资本家鸣冤叫屈》;另一件是,阿垅写了篇文章,里面引用马克思的话,陈企霞著文说阿垅伪造歪曲马克思,左得很。可是五七年反右时,民主党派最大的右派是章罗,文艺界就是丁陈了,其实,他们就是对周扬有意见,发发牢骚而已。”

1987年3月

晚饭后,和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墙上挂着方鸿寿的那幅画,从黑屋天问楼时就挂起,现在又挂在碧空楼。

爸爸笑说:“刘羽(聂绀弩的狱友)说他从来不看电视,他家都没电视。我们都是大俗人,每天还看电视。”

我说:“也是的,电视真没什么好看。”

爸爸说:“我也就是每天看看新闻联播,坐这休息休息。”

看电视是最好的聊天时候,我讲起一条小幽默:

“一个人在树林欣赏美景,人们说他游手好闲;一个人拼命伐树,人们赞他勤奋。”

爸爸笑笑说:“唐朝有一人,打马飞奔长安大道上,去考‘高隐山林,不求闻达科。被人笑称‘走马应不求闻达科。”

爸爸又讲起古代对逝者的一些称谓:

“先考就是先父,先妣就是先母,死去的人尊称祖妣,最初指一切男女祖先,后来祖专指祖父,妣专指母亲,考专指父亲。”

自己家族死去的人,比如父亲,往往称先人,平辈或平辈以下,称亡——亡友、亡弟。

《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吹牛:我们家乡,家家供我的牌位——先儒匡子。有人婉转地纠正他说:先儒者,已故之儒也。他说:不,先者,先生也。这是可笑的例子。

周作人在八道湾指着一棵树对陈迩冬说:“这还是先兄种的,流露出尊敬之意。”

1987年5月

客人坐在沙发上说:“中国自古以来提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为什么现在这么不重视知识?”

爸爸说:“那要看什么知识,只重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为统治者服务,不重科技,蔑称为匠人,对这种知识从未尊重过。

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只在口头,对官的尊重放在实际,要车给车,要名额给名额,名曰:工作需要。”

客人说:“这是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么,一切折成官的价值算。”

爸爸笑笑:“这是金融学上的概念,金本位、银本位。”

1987年1月7日

晚上,庞朴先生来借《人民日报》看社论。

1993年1月

下午,爸爸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写了一本《日本名列第一》的书,警告说,日本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美国,美国应当从中吸取教训,不要再骄傲自大,要及早对付日本的‘挑战。此书出版,日本有的知识分子却批评,为什么故意不批评我们的弊端?有的国会议员甚至说,这是美国人想麻痹我们的斗志,刺激世界舆论,这是美国人的阴谋!还是这位美国教授,在另一本书上写道:‘日本成功最根本的一条是,日本人数十年来举国上下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爸爸接着说:“现在总说中国自古有忧患兴国、居安思危的名言,其实忧患兴国没这个词,这是发稿编辑知识不太丰富,古语是:‘殷忧起圣,多难兴邦。我们现在,全国上下没有忧患意识。”

1993年1月

我写了几篇文章,比如《倒影及其它》,刊登在吉林的《作家》杂志上。

今天爸爸午睡后,指着大公报上一篇回忆散文说:

“你呀,总写你那样的文章有点亏,发表的地方很少,就那么几个比较前卫的刊物肯发,大部分报刊都登现实文章,你要学会写这样的文章。”他抖抖手上的报纸。又说:

“画鬼容易画人难,你还是要学着写现实。另外,还有一个现象你要注意,你总是注意词句美,新风花雪月,其实词句美不美是次要的,就像画一个人,先要有五官,鼻子摆在哪,眼睛、嘴在哪,然后是四肢、胳膊、腿,这些摆对地方,最后才是衣服好不好看、笑容美不美、神情好不好等等。

当然,如果你这样的文字能够写二十万字,出一本书,倒也是自成一家,比较独特,别人还真写不出这样的。”

我说:“我也写不出一本书,能从现实中提炼出怪的东西总不会很多,要是写一本书可累死了。”

爸爸点头说:“不好写是吧?”

1993年2月

上午,充沛的阳光洒进客厅,罗孚先生来了,他坐下轻声细语地说:

“传说秦似死了,我就写了篇文章,后来秦似写信给我说他没有死。”

1993年2月

今天晚上,爸爸赞叹《圣经》:

“《圣经》上写:‘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真是简洁、有力!”

1993年2月

姚锡佩老师来看爸爸,一来聊天,二来想请爸爸给她的妹妹姚锡娟老师即将出版的音像光盘起名字。

第一部分,有外国小说、散文、诗歌、红楼梦片段,爸爸起了名字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第二部分,红楼梦专辑,爸爸起名:《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第三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品,爸爸起名:《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

第四部分,外国作品,爸爸起名:《轻裙题遍万方尘》。

第五部分,中外童话,爸爸起名:《童心来复梦中身》。

名字起得太美了,诗意荡漾,香气袭人,美不胜收,我盯着看了好久。

只是不知后来光盘用这些名字没有。

1994年3月

爸爸今天说到唐朝诗人朱庆馀的宫怨诗: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爸爸说:“想想多恐怖啊,这些女孩子,就因为长得美,就被掠到宫中,恐怕一生都不会见到皇帝,一辈子寂寞孤独,她们从小也都是妈妈宝贝一样养大的啊!”

1994年9月

秋天的北京,碧蓝的天,闪着绸缎般丝质的光,爸爸说赵匡胤的诗:

“真是帝王之诗:‘欲出未出光邋遢,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1995年5月

今天和爸爸聊聂绀弩的诗,我说:

“阿爸,你说‘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好?还是他后来改的‘匍匐灵山玉女峰,暮春微雨吊萧红好?”

爸爸笑问:“你说呢?”

我说:

“我觉得‘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好,意思直白,气势扑面而来,一下子就记住了。‘匍匐灵山玉女峰,暮春微雨吊萧红是字斟句酌后写出的,没那么充沛的感情气势。”

爸爸说:“你这样看?聂公公的诗都有些打油,唯有写萧红,没一点打油,感情真深哪:‘浅水湾头浪未平,独栖树上鸟嘤嘤,海涯时有缕云生,欲织繁花为锦绣,又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每一句都深情,还有‘西京旧影翩翩甚,侧帽单衫鬓小蓬,那种爱怜的意味!”

1995年6月

今天下午,我见爸爸起床了,就过去说话,爸爸睡醒了从不躺床上,总是整整齐齐坐到椅子上喝茶,他笑说:

“当年,吴白匋上南京中央大学时,学生们把《敕勒歌》改成:

中南院,层楼高,阔室如笼,诸生难逃,心慌慌,意茫茫,抬头又见王晓湘。

王晓湘是他们老师。”

我笑。

爸爸又兴致勃勃地讲起当年红极一时的一首黎锦晖写的流行歌曲——《特别快车》:

“盛会绮宴开,宾客齐来,红男绿女,好不开怀!贤主人殷殷绍介,这位某先生,英豪慷慨,这位女士,美貌多才,两人一见多亲爱,坐在一排。情话早经念熟,背书一样背了出来。不出五分钟外,大有可观,当场出彩!定婚戒指无须买,交换着就向指尖儿上戴,乖乖,特别快!每一段最后结束都是:乖乖,特别快。”

我说:“阿爸,你这么多都能背啊。”

爸爸笑说:

“还有呢,好几段,背不下来了,什么‘上戏一样上了妆台。不出十分钟外,扮好新人,当场出彩!反正结尾都是:‘乖乖,特别快!当年到处都在唱,很好玩的。”

1995年6月

今天,爸爸感慨:“盛静霞的这首《一剪梅》真好。”

我说:“阿爸,你背我听啊?”

爸爸欣然:“好,我念给你听啊。

‘昙云一瞬因风散,生也凄凉,死也凄凉,天赋清愁比命长;

十年往事都成梦,哀也茫茫,悼也茫茫,此日空馀泪万行;

而今叫我如何说,愁入膏肓,病入膏肓,坐看金夫一旦亡;

谁能为尔安排定,人已荒唐,天更荒唐,一恸何曾只断肠。”

1995年7月

今天下午,爸爸说到方以智:

“明末清初四公子——桐城方以智(密之),宜兴陈贞慧(定生),商丘侯方域(朝宗),贵池吴应箕(次尾)。”

(另有一说是: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如皋冒辟疆。)

爸爸说:

“方以智开清朝一代诗风,他了不起,在桂王政权里当过大学士,他又是画家,又搞佛学,合二而一就是他说的,后来又出家,和尚名字无可,后人称他无可大师。

王国维、瞿秋白、周作人,还应加上弘一法师,都是前后对比强烈,弘一法师还奉行佛教中最彻底的律宗,彻底的苦行僧,提倡过午不食,冬天穿很少的衣服,手脚都长了疮。他去日本,一个日本女子非要跟他,和他回国,他出家后,这个日本女子想见他一面然后回国,他就是不见,女子大哭一场回日本了,寄来信,他一封也不拆,码成一摞,恐怕还是内心有挣扎,怕看了会动摇。他当年是‘偏偏浊世佳公子,男扮女装演茶花女,轰动一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出家,用现在心理学观念看,恐怕正因为他内心矛盾激烈,要用最严的律宗压下去,当时,大革命失败,很多人都很苦闷。

苏曼殊不一样,是半僧半俗,依然穿西装,他的《忆西湖》写得好极了:

‘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

苏曼殊是情僧、诗僧、画僧,可惜很年轻就死了。”

1995年10月8日

今晚,皓月当空,我特意关上灯,月光铺在客厅的地上,有种美术效果。

爸爸说:“我们现在看月光,觉得美,因为我们有宇宙的概念,知道月亮、太阳、地球彼此的关系,又有房子住,一切都现代化。想想先民,完全不知道有个宇宙,没有房子,住在山洞里,穿树皮草鞋,再抬头看见天上这么大月亮,不知道是什么天象,月亮越圆越亮越恐怖!这个有月亮的天还产生霹雷闪电,就更可怕了,他们什么心情?哪里会欣赏?只有充满敬畏,匍匐祈求,所以欣赏月色是文明社会才会有的。”

我把自己想象成远古人类,围块树皮住在荒郊野外,抬头见夜空中明月,周围漆黑群山,果觉毛骨悚然。我缩缩肩膀,笑,爸爸也笑,说:“是不是,害怕吧?”

我点头。

月光照到我脚边,我说:

“阿爸,我还记得小时候星期六晚上,你的手这样(我动着手)在咱家白墙上做出狼、狐狸、兔子、猫各种造型,我们一排坐在小板凳上仰头看。”

爸爸笑着点头。

我说:“星期六我从培新幼儿园回来,你拿一张小玻璃纸趁着台灯光给我讲故事,你说,你看你看,狼上山了,我就真看见玻璃纸上有座小山,你手一动,真有一只狼爬上山,那是怎么弄的?我印象深极了。”

爸爸靠在沙发上幽默地笑着说:“这就叫意念导引。”

我说:“小时咱家那台留声机放出多少好听的歌啊,《梅娘曲》《南泥湾》《太行山上》、苏联的《祖国进行曲》,都是从留声机里听的。”

爸爸说:“那还是苏联的留声机呢,收音机是德国的,可惜抄家抄走了。”

我说:“阿爸,那种老式留声机放出来的歌曲听着和收音机里播的不一样,有种说不出来的沧桑感觉。”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外面马路上,槐树夹道,此时的夜晚,整条街道槐花飘香。

1995年10月15日

下午,窗明几净,爸爸午睡醒来还没起床,我坐在爸爸床边,爸爸在被子里开心地孩子般地笑着,感染得我也笑起来,见我笑得合不拢嘴,爸爸更高兴了,说:“索性躺着和你说会儿话,享受享受。”

爸爸谈起朱光潜: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是宁静高远,希腊式的,和鲁迅完全不同,他对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根本不屑一顾,说‘至于拜伦之流,一笔带过。

朱光潜、宗白华的家我都去过,气氛不一样。朱光潜家一进去,他正在伏案写作,一看就是分秒必争。宗白华呢,一进去,他躺在躺椅上,手握一卷书,优哉游哉,他对知识基本上是享受的态度,名士作风,述而不作。”

爸爸又说起《红楼梦》:

“一个外国留学生,搞《红楼梦》研究,三年后回国,临走问吴组缃:

‘我只有两个问题不懂,贾宝玉和林黛玉在人前不谈恋爱,这是中国的风俗,我懂。可为什么他们俩单独在一起,黛玉也羞答答的,这我不懂。第二,怡红院潇湘馆里有那么多宝物,他们偷点跑出去卖了不就可以生活了?”

我笑起来,爸爸笑说:

“那你就要和他解释很多,政治的、经济的,说得他糊里糊涂最后还是不懂。所以我们理解《红楼梦》,是知道许多书中没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这个基础上才读得懂它。”

1995年10月

晚上。收音机里传出二胡曲《二泉映月》,爸爸说:“真好听啊,不过只有中国的土地上,才会产生箫、二胡这样声音悲凉的乐器。”

1995年10月

爸爸今天说:“鲁迅见不得对人生的倦怠和游戏,他最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周作人是打造自己的小巢,他也有这个资本,他骨子里比较冷。

今天看来,打倒蒋介石没错,那时,我们无路可走,别无选择;民国比清朝更糟,军阀混战,但打倒清朝是对的。蒋介石在台湾搞得好,因为台湾小,根连少,改良搞得下去,当时国内也搞二五减租,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搞改良,但是,在上海打老虎碰到孔祥熙的儿子,打不下去了。

现在年轻人想去台湾,从感情上说,不是滋味,但是年轻人就看现实。”

1995年10月

今天来客人,爸爸和他们谈文坛往事,客厅里回荡的都是爸爸带桐城口音的话音: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苏州人,振华女中的学生,叶圣陶办的开明书店出中学生杂志,后面专辟一个中学生园地,子冈常发表文章。

中国几名最大的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戈杨、杨刚。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是国民党承认的,还有另几个办事处,平江办事处,一夜之间,人都被国民党活埋了,于是抗议,送花圈。

《新华日报》是国民党容许办的,但许办不许卖、不许看,谁卖谁看就抓谁,我们就训练自己的报童,都是要求革命的孩子。

当时共产党的组织分三个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北方局彭德怀,东南局项英,《新华日报》其实就是南方局的报。”

1995年11月

我拿着一本书跑去和爸爸说:“阿爸,你看这句话:‘高度的智慧是肉体的变态和灵魂的发炎。”

爸爸笑着说:“拿来我看看什么书。呵呵,他这话本身就是高度的智慧!”

我们笑。

1995年11月

今天,爸爸说:

“任何文艺理论,对创作来说,都是近似值。

人与人相通还是不相通,是文学家对世界的两大看法。

人类一切学问,分两大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等。自然科学——研究声学、力学、光学、电学、化学、冶金、物理、核能、超导等。

边缘学科就是跨两边的学科,比如人类学,研究民族的形成属社会科学,研究人种——如颧骨、眉骨的高低,属于自然科学。一解放,政府学苏联,成立一个中国科学院,下设两个部——哲学社会科学部,自然科学部。渐渐地,科学院只管自然科学的事,哲学社会科学部实际上是独立的,那时称学部,“文革”后正式成立两个科学院。”

爸爸讲什么都是清清楚楚,我想起当年准备高考,我补习数学,高中数学老师讲了半天我都不懂,我就试探着问爸爸,在我心中,爸爸无所不知。

果然,只读到高二就辍学的爸爸拿题看看,说:“我不懂数学啊,但是,有个原则……”

爸爸说完,我的脑子就清楚很多,我按爸爸说的思考,太神奇了,题居然做出来了!

根本不懂数学,光讲思想方法,就让我把题做出来,这不是创造了新的教学法吗?

爸爸笑说:

“高中时,我的代数几何总是全班前三名,当年很喜欢几何,尤其喜欢证题,边、角、垂直线、因为、所以等等,一步步推导,结论就出来了,很多是逻辑推理,好玩得很!物理化学,做实验,我都津津有味,如果一生的方向定为理科,学下去,也许能搞出点名堂。”

1995年12月

今天谈到文坛上的一个人,爸爸笑说:

“他是右派中的败类,光左不要紧,他左得恶劣,把别人赞美他的话编成材料,编得很势力。钱钟书排第一,他出了一本书,说:‘社科院除了钱钟书我都敢比。可是钱钟书也说‘我写不出这本书。钱先生说:‘我可能写不出这本书,问题是,我没说过这句话。”

我们笑。

爸爸又说:“文坛上还有一个人爱吹,周。你看他的文章,某年某月某日,什么人赞美他,说了句什么,写了句什么,每篇都是这样,唉,写文章总要写这些,太自恋了。我写文章如果需要引别人给我的信,都把人家赞美我的话删掉,要是发表出来,不知有多少。”

1995年12月

爸爸的书桌上,永远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写了一半还有用的稿子,放在桌子左手,废稿纸顺手撕掉丢进字纸篓里。他虽然坚决反对装修,但喜欢窗明几净,桌面窗台都要清清爽爽。当天要发出的信总是早上先坐在写字台前写好,然后贴上邮票封好了,放在砚台上,嘱咐我下楼时带下去,交给传达室,然后正式开始写文章,基本一上午除了上卫生间就不动了。

责任编辑孔令燕

分类:往事 作者:方竹 期刊:《当代》201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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