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娘,按现在的称呼法应该是我的保姆或阿姨,但我娘一直让我和姐姐叫她亲娘。亲娘没有名字,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因为她丈夫姓孙,叫嘉木,所以村里人都叫她“嘉木嫂子”,晚一辈的就叫“嘉木大娘”。我们的缘分,是从那场中国人永远不该忘记的战争开始的。
1937年冬,青岛沦陷在即。市长沈鸿烈率领文武官员及眷属潇潇洒洒地撤退了,富商豪绅等体面人物,也争先恐后外出逃难,驻守青岛的海军、陆军,完全放弃了保护国民、守卫领土的职责。正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教的我的爷、娘,却约集了七八个热血青年,满脑子“宁死不做亡国奴”的信念,奔赴时为山东抗日前线的沂蒙山区。我爷因为不但爱国,而且有文化,作战有勇有谋,很快被提拔为51军于学忠部中校干事,任博山县长。我娘却不能适应行军打仗的生涯,重病连连,体力不支,只好退伍,到沂水县二郎谷抗日小学教孩子们读书。我娘是山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高才生,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穷乡僻壤的二郎谷,简直就是最高明的文化人。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有点关于文字的大事小情,一般都是来找她帮忙。我的亲娘,家住小学隔壁,一来二往,就成了我娘的贴心人与最得力的帮手。嘉木大爷种地是百里挑一的好手,又是小有名气的泥瓦匠,只是年轻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一次,右腿受伤,略显腿瘸。他们唯一的儿子,却出落得极其精神,才十多岁就在镇上杂货店当伙计,算盘熟练,记账精明,掌柜都格外重用。
1939年中秋前夕,我爷打了一个小小的胜仗。最让他开心的是,俘获了一匹纯白的战马,我姐姐也几乎同时降生了!于是二郎谷上演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抗日将军“衣锦还乡”的壮剧。乡亲们听娘说这消息,锣鼓、酒席早就准备停当。我爷骑着高头白马刚刚进村,鞭炮就炸响成一片!酒席摆了四五桌!家家户户都希望我爷去做客,但他只去了亲娘一家。我姐满月时,我爷又回来一次。亲娘执意要让嘉木大爷跟随前往。爷、娘都不同意,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下面又只有一个独生儿子。我爷回队伍时,骑马走了三十多里了,才发现嘉木大爷早在路边等候,已经多时!没有办法,队伍上又确实需要真心抗日的好人,只好带上大爷去抗日,去打仗。嘉木大爷是庄稼人里的能工巧匠,却完全不会打仗。一和他恨透了的鬼子照面,就忘记了军纪,更忘记了危险,从战壕里一跃而出,要和鬼子拼命!不幸前胸立刻被打成马蜂窝!我爷拼命抢回他的血糊糊的尸身,又损失了好几个弟兄。爷亲自把尸身送回二郎谷,我亲娘整整哭了一宿。第二天清晨,就把满身孝服的儿子交到爷面前,说一定让孩子亲自给他爷报仇!我爷没有保护好嘉木大爷,满心愧疚,哪会忍心让小小年纪的侄儿再去当兵打仗?却又拗不过亲娘的一片报仇爱国的诚心!正为难时,我亲哥从背后抽出一把锃亮的军号,系着大红的绸子,当着我爷和乡亲们滴滴答答吹了一曲冲锋号,我爷立马把他抱上战马,一溜烟飞奔而去。我娘这才回过神来,抱起亲娘就号啕大哭起来。
1942年春夏,沂蒙山区的形势极度恶化。鬼子连续组织扫荡,手段越来越残酷。二鬼子也越来越多,而且名目繁多,派系林立,有明的汉奸,还有暗的。国民党政府的游击队,更是四分五裂,各抓地盘。我爷的一个县政府,一个县大队,打来打去,只剩不到百人。给养与弹药,都匮乏到极点。5月中旬,他带队伍与日寇周旋了十余天后,由于汉奸作祟,被封锁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两边都是陡峭的峰峦,天上是飞机,前后都是鬼子和保安队的大部队。我爷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命令我亲哥回家送信,让我娘日后来收尸。亲哥死活不去。他说亲娘有嘱咐,什么时候也不准离开爷半步!爷只好让身旁的勤务兵爬山越岭,回二郎谷报信。二郎谷那时候也在鬼子的扫荡圈里,等勤务兵找到我娘和亲娘,已经是血战以后十几天了。
亲娘让娘家兄弟拉一辆板车,自己扶着身怀六甲的我娘,来到战场,两个女人立马吓傻了——一片尸体,遍地血肉!绿头的苍蝇和红了眼的野狗,成了这里的主人!她们哭着翻动着每一具残破的尸身,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她看到远处有匹断腿的白马,从马肚子底下,找到我爷的一条腿,不远处是那顶血肉模糊的军帽!马脖子底下,是一把军号,红绸子变成了血块了,我亲哥的一只手,还紧紧地攥着军号,人却完全没有踪影了……我娘一下子哭昏过去。亲娘一把拉起我娘:“小鬼子祸害了多少人家,谁家不死三个五个,哭有啥用?你肚子里的孩子要紧!……”还是亲娘有主意,她在后面推,她兄弟在前面拉,不知费了多少劲,才把我爷的军帽,那条腿,那把军号,还有已经完全没有知觉的娘,一起拉回二郎谷。
那些日子里,我娘一天到晚就只是哭,不吃饭,不睡觉,更不下炕。亲娘火了:“哭,哭,你就知道哭!哭有个屁用!你把咱儿哭掉了,靠谁去报仇?”我娘问:“你怎么知道就一准是个儿?”亲娘狡黠地笑了:“你没养活过儿,当然不知道。嫂子我——可是什么都知道。快,麻利地给我起来吃饭!”我爷和亲哥阵亡的消息传开后,前村后庄的乡亲们都来了,有的拿两个鸡蛋,有的捧一口袋小米,有的送来月孩子(即婴孩)穿的小衣裳。我娘说大家都不容易,坚决不让收下。亲娘却照收不误,连声谢谢都没有。这年阴历六月初十,我皮包着骨头来到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娘是一口奶也没有,一走路就天旋地转。亲娘每天两个鸡蛋,每顿一碗小米饭汤供养着。我娘问哪里来的?亲娘说:“不用你管,好好养你的月子!”可我没出满月,乡亲们送的东西都吃完了,亲娘就用她那件大袄,揣起我走门串户。谁家在奶孩子,亲娘就把我送上去,人家立马分一个奶头给我。实在找不到奶水,亲娘就一口一口地嚼烂煎饼,嘴对嘴喂我。亲娘和我,成了方圆几十里所有乡亲最亲的亲人!亲娘只有这一件大袄。冬天絮上棉花,就是棉袄。春天抽出棉花,就是夹袄。这件大袄,就是我的摇篮,我的暖床。因为吃睡都在亲娘的大袄里,我娘说我的鼻子尖给磨没了,要亲娘赔鼻子尖。亲娘说:“咱儿不用要鼻子尖,就有的是媳妇,俊着呢,丑的咱还不要!”鬼子来扫荡了,亲娘把姐姐交给邻居,怀揣着我,我娘背上包着学生作文的包袱,漫山遍野地跑啊跑!有一次跑迷路了,前面竟然是不知深浅的断崖,我娘说无论如何不能叫鬼子活捉,“跳吧?”亲娘说:“跳!你把包袱顶在头上,我揣着咱儿。”一、二、三——两个女人咕噜咕噜从山顶出溜下去,打着滚下去,一直坠到谷底!我娘摔晕了,亲娘掐着人中把她救过来,敞开怀,对娘说:“快看,咱儿命大着,你看他还睡觉哪!”我娘才破涕为笑。亲娘说:“咱儿可了不得,鬼子、汉奸他都不怕,该怎么睡觉还怎么睡觉,长大了保准当大官,骑大马,也是白马,像他爷一样打鬼子!”我娘说那时还有鬼子?亲娘说:“没有鬼子,不还有土匪?都打!”两个女人抱着,哭一阵,笑一阵,又上路了。
二郎谷抗日小学早就给鬼子烧光了。乡亲们认为,鬼子早晚得打走,可孩子们不上学不中。就草草搭起三间土坯房,算是在战火中重生的学校。抗日小学的牌子被汉奸烧了,乡亲们说我娘在哪里,哪里就是学校,不用挂牌了。从此,我们娘儿四个,就住在学校里,睡一铺炕。炕底下,留一个洞,鬼子一来,就把学生的作文本往里面一塞,堵上几块土坯,伪装得可像了。另外一间大屋,是教室,有十五六个学生,也不分班级,一起跟娘识字,写作文。一间小房,做饭。有一次,鬼子来得突然,眼看进村了,四面围得严严实实。亲娘一把把我娘按到炕里,挡上一堆黑乎乎的烂棉花套子,从锅底下摸出一手灰,往娘脸上一糊,她的一顶破帽子扣到娘头上,满院子撒着鸡粪、柴火,门槛上都糊着屎。鬼子一进院门,亲娘打着手势,意思是屋里有病人,跑茅房拉稀,肚子痛得厉害,传染哪!小鬼子的官儿用白手套捂着鼻子哇啦哇啦扭头就跑了。我娘问她,你哪来的这些心眼?亲娘说:“还不是叫小鬼子逼的?”
1943年,我满周岁了。我姥爷在齐鲁大学教书时的几个学生,都在寿光寺西十五联中做事。他们听说我娘的情况,三番五次捎信让娘去联中教书。我娘不愿离开埋着那条腿、那顶军帽、那把军号的地方。亲娘又火了:“咱儿在这里有什么发势头(我不知道怎么写这几个字。意思是发展的机会吧),谁给咱报仇?鬼子再来,还想抹一脸锅底灰?”娘想想也是,那时的寺西,确实比较安定。娘儿四个,就从二郎谷一起搬到联中的隔壁。我娘每月有六斗带皮的高粱粒的薪酬,日子好过多了。亲娘还养了两只母鸡。因为舍不得用粮食喂,好几天才下一个蛋。母鸡一下蛋,亲娘就哄姐姐说,村东头有人家将(我不知道这字怎么写,即“娶”也)媳妇,新媳妇那个俊啊,小喇叭呜呜呀呀吹得可好听了!姐姐傻乎乎地东找西寻。姐姐一走,亲娘立马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没有把的铁勺子头,点上一把豆秸,滴一滴豆油,炸一个鸡蛋饼,我几口就吃完了。姐姐回来问,哪有将媳妇的?亲娘说:“亲闺女啊,你去晚喽,人家早走了。下回,我一说,你快去,准能看见,可热闹了……”我一直受到亲娘那么特殊的优待,现在猜想,一是她老人家重男轻女,二是可怜我是“背生子”,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爷吧!
1945年,长达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联中的朋友,听说青岛铁路小学马上恢复建制,极有可能安排原来的老师、职工复员,就力劝我娘回青岛,连路费都给凑齐了。可我娘就是不肯走。青岛离那埋着那条腿、那顶军帽、那把军号的地方更远了。我亲娘又说那里没有庄稼地,没法喂鸡,死活不肯一起去。朋友们板起脸说:十五联中风雨飘摇,眼看就要关门;青岛那边再去晚了,人家把职位占满,你们就没有了饭碗,两个孩子你怎么养活?!于是我娘和亲娘说定,她先去,安顿好再来接亲娘。好在青岛也不大,总可以在近郊找到亲娘热爱的庄稼地,继续养她的老母鸡。我娘拖儿带女,长途跋涉,不知遇到多少艰难,好容易来到铁路小学。不料日寇占领时期,铁小的所有文档都被销毁,当年的教职员名录等一概荡然。既然难以证明是铁小旧部,当然不予录用。何况新的校长正忙于安插自己的亲朋故旧,以及各路达官显宦支派来的“嫡系”!我娘从铁路小学找到青岛市教育局,找到胶济铁路局,可到处是一样的嘴脸。带来的盘缠很快用光了,旅店老板黑着脸吆喝着赶人。我娘只有沿门乞讨,把我饿得号哭不止。万般无奈,娘在栈桥左近的地上写起了求乞状。因为可怜是抗战遗孤,有时还能吃顿饱饭。一天,忽然一位穿长衫的先生,从洋车上下来,仔细看娘写的状纸,仔细看蓬头垢面的娘。看了半天,扑通一声跪在娘面前,呜呜咽咽地说:“于老师,你还认得我吗?我就是当年你资助过的即墨的那个穷学生!”我娘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他说先去旅店住下,其他再说。马上叫来洋车,拉起娘儿仨,住进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第二天,青岛几家大报,都在显要位置发出呼吁:抗日遗孤,流落街头,行乞无门,天理难容!我娘的好几个学生,看报后都来了。有的送面粉,有的送衣服,还有的向“铁小”说理。尽管他们奔走呼号,娘的位置还是被挤掉了。他的学生们只好凑集盘缠,护送我们娘儿仨踏上返回潍县的火车。娘回到潍县城里的娘家,得到我姥爷的学生的帮助,做了我姥爷参与创建的潍县于氏私立小学的老师,每月六斗小米的薪酬,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各种疾病从未放松过对娘的苦苦纠缠。她只好让我舅舅——他是唯一见过亲娘的自己人——三番五次到沂水寻找我的亲娘。舅舅每次回来都说,二郎谷早被汉奸保安队烧成平地了,乡亲们多数被祸害,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都逃亡四乡。我亲娘没有姓名,没有亲人,谁也说不出她的去向。……一个那么好的人,竟然像沉落大海的石头,一点音信都找不到!“这是什么世道?”娘每每说起来,就往往头磕炕沿,撞得咚咚响!
1948年初,我娘最要好的同学兼朋友丁某,是一位地下党员,不幸暴露了,必须马上撤离,可是没有盘缠。她来找我娘商借。我娘把全家最值钱的一件皮袍(是姥爷留下的唯一遗产),一个翡翠的蜜蜂形胸针(是我娘唯一的嫁妆),全变卖了,一文未留,一把交给她。丁某哭着说:“我的亲妹妹,这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等我回来,一定报答!……”她一走,国民党县党部怀疑是我娘纵放“共党要犯”,立马开除了她的教职,全家也就立马失去了活命的依据。幸亏不久潍县就解放了,改名叫潍坊特别市,我们才没有成为栖身长街的饿殍!我娘最早向新政府报到,做了潍坊第六小学的第一批老师,还当选过潍坊市文教群英会的代表。
1959年,我和姐姐同时考上了大学。姐姐要去青岛学纺织,我则去济南读师范学院——我们家如实地叫作“吃饭学院”。那年春夏之交,院里养的一缸睡莲,冒出了两支花箭。西边的先开花,东边的后开,正应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早到而姐姐的晚几天的征兆。四邻八舍,都来参观。有年纪的邻居,啧啧称叹,说这是“祥瑞”!但早已病退多年的娘,却拿不出买两张火车票送没有亲爷的一双儿女上大学的钱!恰好一位女子师范的同学来潍坊探家,见到娘的困苦,说丁某在北京当大官了,你真应该向她求助。娘于是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托她带去。那位老同学几天后写信告诉娘,丁某倒真是当大官了,但她说从不认识你这位朋友。你的信,她拒绝收看!……我看得真真的,娘的早已干枯的眼睛里,淌下了两行泪珠,浑浊的!
1963年7月,我从山东师院毕业,到8月下旬才去工作单位报到。一个暑假,完全陪我娘。那时娘的眼睛已经基本失明,因为血压太高,不但无法起立行走,连坐着也不稳当。她躺在炕边,我给她梳梳头发,剪剪手指甲、脚指甲。她断断续续、反反复复说起上面那些她什么时候也无法淡忘的旧事。她叮嘱我说,你是学中文的,别的什么都不写,娘也不管,亲娘的事,总得让世人知道。大官里不免有薄情小人,百姓里却多情重如山的好人!……从此我谨遵母训,一辈子做的最大的官,就是中文系主任。但东奔西走忙忙碌碌五十多年,把亲娘的恩情传至后世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
每值长夜无眠,我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幅神奇壮美的剪影:蒙山巍巍,沂水汤汤,一位白马将军正驰骋在山水之间。他前面是小号兵锃亮的军号和飘扬的红绸,后面是一大队扛枪的勇士,排头的战士右腿有点瘸,军旗却举得特别高!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却清清楚楚认得他们的心,一颗颗炽热通红的中国心!可是,我的亲娘啊,我的亲娘,你在哪里?
癸巳除夕写,甲午初夏改
责任编辑杨新岚
分类:往事 作者:刘增人 期刊:《当代》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