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的几何学家

如果你先天失明，那你的成长历程就会有别于视力正常的小孩（我先天失明，所以深有感触）。原因显而易见：许多正常婴儿的早期发育，包括身体和精神发育，都与视觉有关。视觉是所有感知和行为的协调器，没有了视觉，现实就会是……（难以描述的）一种空虚。在这种空虚世界中，事物只有在被抓住、说出来和听到时才会被短暫具象化;然后，当陷入沉默或手松开时，具象化的东西就会渐渐淡化，不复存在（我时时刻刻都被这样的感觉包围）。这种对物体永恒性的感知能力，是视力正常的婴儿也必须要学会的——如果你把玩具藏到屏风后面，非常小的婴儿会误认为玩具消失了;但是他们的视觉（瞥到屏风后的玩具[或人]）能更容易快速构建起对物体永久性的感知。而对于盲童来说，难度要大得多，需要几个月，甚至是数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对物质世界的感知，那就无法形成自我这一补充性概念;缺少了这个概念，所有的现象则会被处理为外延的“身体”来感受。（扩展触觉空间[或触感空间、身体空间]，以填充视觉空间……）所以失明的婴儿都有患自闭症的危险。

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能力完全自由地，从思想和幻象中，去转变人类的历史存在……

埃德蒙德·胡塞尔《几何的起源》

我的记忆开始于大约三岁半时的圣诞节早晨。当时我收到一袋弹珠作为礼物。捧着一把把弹珠的感觉让我深深着迷：沉甸甸的，玻璃球面，声音清脆悦耳;又是那么光滑，大小那么一致……连装弹珠的皮袋都同样吸引我。那皮袋材质柔韧、形状妥帖，正好能被如此坚韧的拉绳给拉紧（我必须要说，从触觉美学的角度来评判，没有什么东西比上好油的皮革更美了。我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我父亲的靴子）。总之，我开始在撒满弹珠的地上打滚（更多的接触），还撞到了扎人的圣诞树。我伸手想折几根松针，好放在指间感受摩挲的触觉，结果碰到了树上一个装饰品，摸起来就像是弹珠一样，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拽住它，猛地一拉（毫无疑问，装饰品被牢牢地固定在树枝上），然后——树倒了。

随后的危险警告在我的记忆中只是一片模糊，就好像所有内容都被录在了磁带上，而其中的一部分快进成了永恒的尖叫声和颤音。这小块小块未分割的磁带片段，正是我的记忆（我的故事）。

在那之前，在形成意识之前的许多年岁里，我还有多少这样的探索片段呢？我又是怎样初次发现我身体之外的世界，我的探索之手之外的世界？这曾是我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也许没有之一——但现在我却做不到了。

所以我通过阅读来了解其他失明的幼儿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我是通过文字的形式了解到自己的生活的——世界于我是一个文本——我也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卡斯沃斯所说的，进入了“语言不真实”的世界，这也构成了有好奇心的失明者的命运。

我从来不喜欢杰里米·布拉辛加姆。他曾与我共事过几年。我们俩的办公室只隔了六个门。在我看来，他是那种在盲人周围就浑身不舒服的人;而盲人又总是需要承担让这些人舒服起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抓狂的事情。（事实上，我通常忽略这个问题。）杰里米总是凑近了观察我（你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很明显，他很难相信我是《拓扑几何》的合作编辑之一。他时不时会向本杂志投稿，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也是还不错的拓扑学家。他的大部分投稿我们都有发表。所以他和我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

不过，他总是在打探我，刺探我的想法。某次我努力研究n维流形的几何时，CERN、SLAC①，外加瓦胡岛上新的大型回旋加速器所产生的一些最新结果，奇妙地与我的研究工作联系到了一块：某些亚原子粒子似乎在多维流形中移动。于是，沙利文、吴、以及来自这些地方的其他物理学家前来向我请教。和他们在一起，我很乐意交谈;但和杰里米谈话让我觉得毫无意义。我与他谈话时所做的某些推测，后来出现在了他的一篇论文中。在我看来，他是在寻求我的帮助，只是没有明说。

关于他的形象。在阳光下，我能感知到他是一团移动的、有斑点的光亮。我能看见人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是视觉，还是别的什么？），所以心里硌得慌。

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有点小题大做。

记忆当中，第一件让我投入感情的事（更早发生的事情仅仅是磁带的片段而已，可以来自于任何人的生活，取决于我和这些人的感情多寡）出现在我八岁的时候，并且与数学有着象征性的联系：当时我正在用盲文打孔器添加数列;这么个新能力让我欣喜若狂，所以我举起凹凸不平的数字纸让父亲看，他的眼中闪现出困惑的神情。“嗯，”他说，“这儿的数字要和其他行列保持齐平。”他长长的手指把我的手指引向一个列，“数字22偏左边去了，感觉到了吗？这些点都得站在一条直线上。”

我不耐烦地抽回我的手，挫败感如洪水般在我心里汹涌澎湃（最熟悉的感觉，一天能有几十次）;我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但是为什么非得这样？根本没什么要紧——”

“它挺重要。”我父亲并不是那种苛求整洁的人，因为我经常被他乱放的公文包、溜冰鞋、鞋子绊倒……“让我想想。”他又把我的手指拉了过去，“你知道数字的基本原理。这是22，意味着两个个位数和两个十位数;第一个2是十位数，后一个是个位数，尽管它们都只是两个字符，对吗？当你添加的时候，最右边的列是个位数。上一位数是十，再上一位数是百。这里你已经列着三列了，能表示百位数了，对吗？现在，如果你把22放在左边太远，你会把22加在百位数这一列中，就好像这个数是220而不是22。那就错了。所以你必须把列对得笔直——”

理解。我感到醍醐灌顶。我就像是一个古老的教堂大钟，而“理解”就是铃锤。这种感觉成为我生命中永恒的快乐之一：去理解。

理解数学概念很快就给我带来了力量（我多么渴望！）。力量不仅存在于抽象的数学世界，也存在于父亲和学校所构建的现实世界。我记得自己乐得上蹿下跳，父亲也笑得很开心。我冲进我的房间，戳出一排排直得像尺子那样的列来，再一列列地添加数字。

哦对了，我叫卡洛斯·奥列格·内夫斯基。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俄罗斯人（军事顾问）。2018年我出生于墨西哥城，早产三个月。母亲怀孕期间患了一场风疹，结果是：我几乎完全失明（能区分黑暗[和光亮]）。我在墨西哥城一直住到五岁，然后父亲被调到华盛顿特区的俄罗斯大使馆，此后几乎一直住在华盛顿;十五岁时父母离异。自2043年起，我一直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数学教授。

一个寒冷的春天下午，我在教员休息室泡咖啡时撞见了杰里米·布拉辛加姆——在休息室里，从来没有人聊闲天。“你好，卡洛斯，最近怎么样？”

“很好，”我说，伸手去拿桌上的糖，“你呢？”

“不错。不过，我在咨询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杰里米在五角大楼的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但他很少谈论自己在那里做了什么，我当然也从来没有问过。“哦，是吗？”我边说边找到糖，舀了一些进去。

“是的。他们有一个编码问题，我打赌你会感兴趣。”

“我不太喜欢密码学。”间谍游戏——涉及的数学问题非常具体。糖的甜味，溶解在休息室的劣质咖啡里。

“是的，我知道，”杰里米说，“但是”——他声音中透出一丝沮丧——“但这可能是几何学家的代码。我们有一个观察对象，这是她画的。”

一个观察对象。“嗯呣。”我哼了个声。某个可怜的间谍在某个地方的牢房里涂鸦……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图，让我想起了你上一篇文章中的定理。也许是某种射影几何。”

“是吗？”但是哪个间谍会画这样的东西？

“是啊，而且这似乎也和她的言语有关。她的语言顺序完全混乱——有时单词的顺序很奇怪。”

“真的？她怎么了？”

“嗯……來，看看这张图。”

我伸出手：“拿给我看看。”

“你下次喝咖啡的时候来找我吧。我在办公室里好好研究一下这张图。”

“好吧。”

我一辈子都在好奇，到底“能看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毫无疑问，我心里的小剧场时刻不在努力地把东西视觉化。“我从感觉上看见了。”在语言中、音乐中，最重要的是在几何定律中，我找到了最好的方法去看：即通过与触觉、听觉及抽象化进行类比。理解：完全了解几何就是准确理解光所揭示的物理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感知某种类似隐藏在可见世界现象之下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形式。有时候，理解的力量振聋发聩，其巨大声响完全填满了我，我觉得我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否则还能怎么解释呢？我相信我一定是看到了。

然后就是过马路的问题，还有找到我放错地方的钥匙的问题。几何没有什么帮助;此时的手和耳朵就充当了眼睛的功能。在这些时候，我发现我什么都看不见。

换个方式来解释好了。射影几何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是为了帮助对透视感兴趣的画家解决在画布上表现三维世界的问题，又很快成为一种强大而优雅的数学。我简短地描述一下它的基本流程：当一个几何图形从一个平面投影到另一个平面时（别人告诉我说，就像是光一样将幻灯片上的图像投影到墙上），图形的某些属性会改变（边长、角度的度量），而其他属性则不会——点仍然是点、线仍然还是线，特定的比例也不会改变等等。

现在请想象，视觉世界就是一个几何图形，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想象一下，它被向内投射到不同的东西上——并非投射到平面上，而是投射到莫比乌斯带或克莱因瓶上，或者投射到一个实际上比那些更复杂和奇怪的流形上（你会感到惊讶）。这时该图形的某些特征（例如颜色）已经不复存在，但其他基本特征依然保留。射影几何是一门寻找在射影变换中，被保存下来的特征或品质的艺术……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种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事实上，严格来说是涅夫斯基式的。因为它必须是涅夫斯基式几何，这样才能帮助我从视觉空间投射到听觉空间及触觉空间。

第二次见到布拉辛加姆时，他急于想听听我对图的看法（情感声学是可能的——继而有情感数学;同时，盲人的耳朵每天都在做这些情感数学计算）。

“一张图还不够，杰里米。我的意思是，你是对的，它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投影图，但是中间又穿过一些奇怪的线。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就是一个小毛孩胡乱画的。”

“她可不是小毛孩。想多看几张吗？”

“嗯……”他不断提到的这个女人，某个五角大楼里的玛塔·哈丽①式的囚犯，除了画几何图形、出谜语之外拒绝多说半个字……我自然很感兴趣。

“给，也看看这些吧。这些图里面似乎存在渐进性。”

“最好能让我和画图的人谈一谈，兴许会有所帮助。”

“实际上，我不这么认为……但是”——看到我不耐烦——“我想，如果你对这些画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她过来。”

“我会仔细研究的。”

“好，好。”他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奇怪的兴奋、紧张、期待……我皱着眉头，从他手中接过文件。

当天下午，我把这些画拖进我专用的施乐打印机里，从里面滚出来凹凸不平的硬拷贝纸。我慢慢地将手放在凸起的线条和字母上。

我必须向你承认，大多数几何图形对我来说几乎是无用的。如果你考虑一下，你会很快明白为什么：大多数图纸是三维结构的二维表示。这非但对我没有好处，反而徒增困惑。比如说，我感觉到页面上有个梯形;而事实上，这真的是梯形吗？还是说，这其实是在表达某个不相邻页面上的矩形？又或者，它是一个平面的传统表达？只有对图纸的描述才能告诉我答案。没有描述，我只能尝试推断出这张图的意思。如果有三维模型的话，我可以用手触摸，就容易得多了。

但在眼前这种情况下，没戏。所以我用双手拂过纸张杂乱的隆起面，用我的起垄笔重新画了几次，找到了其中的两个三角形、连接三角形各角的线，以及三角形的边向同一个方向延伸的线。我试图用自己的百宝箱来制作一个三维模型以解释这幅画——你可以尝试一下，就会了解这种智力壮举能有多难！这可是想象里的投影……

这明显看起来就是德萨格斯定理的草图。

德萨格斯定理是第一个明确涉及射影几何的定理之一，由吉拉德·笛沙格在17世纪中期提出的。吉拉德同时也是建筑师、工程师，并著有音乐书籍。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定理，指的是两个互相投影的三角形在同一边产生一组排成一条直线的点。定理的主要兴趣点在于展示投影经常创造出的优雅关系。

（这个定理也是可以反推的，这也是事实;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两个三角形的边的延长线在三个共线点相交，那么就有可能证明这两个三角形是彼此的投影。我也学习一下教科书的做法，请读者自己来练习证明一下。）

但那又怎样？我是想说，这个定理本身确实很美，具有文艺复兴时期数学的那种纯粹特征——但五角大楼的某个可怜的囚犯画下来这个定理是何用意呢？

我一边想着，一边走向我的健身俱乐部——沃伦水疗中心（无论如何，我只能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位置，交给我的潜意识;我目前最需要关心的是街道和车辆。华盛顿州的街道与我描述的那些令人困惑的几何图形，有某种相似之处[州街道斜穿常规的网格，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交叉路口];但还好，你不需要在上街前一下子弄清楚整座城市的脉络。但你却很容易走丢。所以当我走路的时候，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距离上，集中在保持不变的街道的声音上，集中在气味上，[集中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公园的泥土上，集中在21号街和国王街的热狗摊上];与此同时，我的手杖在我的脚下建立了这个世界，我的声纳眼镜随着物体的接近或后退发出上升或下降的声音……从A点到B点而不迷失方向还挺费力[如果走丢的话，就不得不拉下脸来去问路了]，但是这是可以做到、也是盲人都会遇到的小任务/成就之一[就看你怎么想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走路的时候思考了画的问题。

走在21号街和H街，我很高兴地闻到了我的朋友雷蒙推车上椒盐脆卷饼的味道。他也是盲人。其他家的摊子上总能闻到金属烧焦的味道，因为脆饼烤的太久、没有及时卖掉。而他的摊子是唯一没有这种气味的;雷蒙更喜欢新鲜出炉的面团散发出的清新气味。他声称这给他引来了更多的顾客，我当然是相信的。“请给零钱，谢谢。”他轻快地对某人说，“为了您的方便，在小摊的另一边有一台换钱机，谢谢。椒盐脆卷饼！热腾腾的椒盐脆卷餅，一美元一个！”

“嘿，超级电眼老兄！”我走过去，开始招呼他。

“你好啊，超级电眼教授，”他回答道，（“超级电眼”是一个略带贬义的名字。那些视力正常、心态却不平衡的社会服务人员，会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虽然眼盲但是却能妥妥地在社会立足的盲人同事。自然地，我们把这个术语挪为己用;有时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指代的也是原意——通常是当用在第三人称时——但当用在第二人称中时，它却成了表达喜爱的词。）“来块儿饼吗？”

“当然。”

“你去健身房？”

“是啊，我去练投球。下次我们一起玩球的时候，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希望有那么一天吧，你可是我的手下败将！”

我在他满是老茧的手里放了四个25美分硬币，他递给了我一个椒盐脆卷饼。“问你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会有人用几何图形来传达信息呢？"

他笑了：“别问我，那可是你的专长！”

“但这条信息不是给我的。”

“你确定吗？”

我皱起了眉头。

我在健康俱乐部的前台遇到了沃伦和阿曼达。他们正笑着看小报，阿曼达笑得发抖;他们很快地浏览了报纸，然后把最好笑的标题贴满了健身房。

“今天的热点是什么？”我问。

“‘同性恋大脚怪调戏小男孩怎么样？”沃伦建议。

“或者‘一个女人因把老公弄成银行行长被判罪”，阿曼达咯咯笑着说，“她先用药迷了他，还给他施法术，直到他从出纳员变成了行长。”

沃伦说：“我必须要在你身上也试试，嗯，阿曼达？”

“要做也要取得比银行行长更好的职位才行。”

沃伦咂了咂嘴：“这世道，鬼迷心窍的药物实在太多了。来吧，卡洛斯，我去把训练场打开。”我去更衣室换了衣服，当我到达投球室时，沃伦刚布置好房间。“准备好了。”他从我身边晃过去时高兴地说。

我走进去关上门，走到房间的中央，一根齐腰高的金属线筒里堆满了棒球。我拿出一个棒球，举起来，摸了摸球上的缝线。棒球是一个美丽的物体：完美球体表面上是弧度完美的曲线，拥有完全适合投掷的重量。

我轻按一下开关，打开了训练场，然后从发球机拿了两个球，每只手一个。房间里很安静，只有一丝微弱的声音穿过隔音墙。我尽力减轻自己的呼吸声，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左后方传来一声低沉的哔哔声;我身体一旋，把球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右……低。”机器的声音从上面轻轻地说。哔哔——我又扔了一次：“右……高。”这次音量大些，意味着我偏得更多了。“妈的。”我又拿了两个球时说道，“这么不顺利的开场。”

哔——我向左边使劲儿一扔！——当啷！“耶！”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比正中靶心发出的声音更令人心满意足了。它大约是中音C调，有几个泛音，就像用锤子敲打矮小敦实的教堂钟的声音。它是成功的声音。

我又再投了7次，4次中靶。机器声音说：“10投5中。平均击靶时间，1.35秒。最快击靶时间，1.84秒。”

拉蒙有时会在半秒或更短的时间内击靶。我需要听到饱满的哔哔声，才能拉高平均分。我按下按钮，准备再进行一轮，四下又安静了下来。哔哔，投球，哔哔，投球;努力使我的脚动得更快，跟进，根据我失手的信息来校正下一次目标，靶有时接近地板，或者天花板和我身后（我的弱点是低位击靶;我好像根本无法准确地低投）。身体热起来之后，力气也越来越大……使尽全身力气投掷棒球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然后就是为了把铃弄响！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

但当我打完球冲了澡，站在柜子前伸手取下门顶的挂钩上的衬衫时，我的手指碰到了一根细小的金属丝。它隐蔽地粘在门的上端内角，就算是有视力的同伴们一般也碰不到那东西;我一拉，它就掉了下来。我用手指量了一下长度，还是不能确定是什么，心里怀疑了起来。所以我把它交给我的朋友詹姆斯·戈德，他在声学工程系工作。我让他悄悄帮我看一下这东西是什么。

“这是个小型遥控麦克风，好吧，”然后他开玩笑说，“谁在监听你呀，卡洛斯？”

当我问他在哪里可以给自己也弄一套这样的系统时，他变得严肃起来。

约翰·梅特卡夫（1717-1810），“克纳斯伯勒的瞎子杰克”。六岁时，他因天花而失明;九岁时，他可以独立生活;十四岁时，他宣布从此忽略掉自己的痛苦，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就像一个正常人。事实上，刚许下如此的雄心壮志的他，随后就摔进了他正在抢劫的果园里的一个沙坑中，还在逃避追捕时受了重伤……幸运的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自立。他二十岁时就得到了拳击手的美名。（！）

欧内斯特·布拉马，介绍，

《马克斯·卡拉多斯的眼睛》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布拉马写的盲人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的故事。卡拉多斯的听觉、嗅觉和触觉都非常灵敏，他巧妙的推理充满了睿智;他在紧要关头无所畏惧;而且，他非常富有，名下有一座豪宅，还有一位秘书、男仆和司机充当他的眼睛。这些都很对富有想象力的年轻读者的胃口，当然对于我也是。我读了每一本我能拿到的书;我对阅读器的声音比我对任何人类的声音都要熟悉。

除开阅读和我的数学研究工作之外，我本可以很容易地从我自己的经验中脱离出来，进入卡特斯沃斯的“语言不真实”世界，像海伦·凯勒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云的形状和花的颜色等等。世界变成了一系列的文本，听起来有点像解构主义，不是吗？当然，上个世纪的解构主义者让我着迷。世界就如文本：胡塞尔的《几何的起源》有二十二页，德里达的《几何的起源》有一百五十三页，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吸引我。正如解构主义者所说，如果世界只是各类文本的集合，而我有阅读的能力，那我可不会因为失明就错过任何东西。

年轻人很固执，很愚蠢。

“好吧，杰里米，让我见见画这些东西的神秘人物吧。”

“你想见她吗？”他说，试图掩饰自己的兴奋。

“当然，”我回答。在我见到她之前，我无法发现更多信息——这是我自己的潜台词，但我比杰里米更擅长隐藏这些东西。

“你发现了什么？这些图有什么含义吗？”

“不多。你了解我的，杰里米，我不擅长绘图。我宁愿让她把图做成模型，或者写下来，或者口头表述也行。如果你想让我继续下去，你就得带她过来。”

“好吧，好吧。我看看我能做什么。不过，她帮不了什么忙。你会发现的。”他说着，面露喜色。

念高中的时候，我某天上完体育课，走出体育馆，听到我的一位教练（我曾经有过的最好的老师之一）在他的办公室里对一个人说（这个人一定是背对着我）：“你知道，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身体残疾不是问题。障碍所带来的情感问题才是真正的负担。”

我在办公室听我的阅读机。多年来，它以那种平直、毫不拐弯抹角的机械声音（我的一些同事几乎听不懂）成了我无助的、愚蠢的朋友。我称它为乔治，并一直在帮它编一套新的发音规则，想提升一下它拙劣的讲话风格，但基本无疾而终;乔治总是能找到新的方式来侮辱语言。我把书面朝下放在玻璃面板上：“寻找第一行。”机器里的扫描仪砰砰地响了起来，乔治也开始叽叽喳喳：它念起了罗伯托·托雷蒂对恩斯特·马赫的引用和讨论（用你能想象到的最跛脚、最笨拙、逐音节的错误发音来念上述内容）。

“‘我们对空间的概念植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乔治提高音调表示斜体，这也大大减慢了他的速度）——“‘几何概念是空间的物理经验的理想化产物。生理空间与经典几何学和物理学中的无限、各向同性、度量空间有很大不同。它至多可以被构造成一个拓扑空间。以这种方式观察，它自然地分成几个部分：视觉或视觉空间、触觉或触觉空间、听觉空间等。视觉空间是各向异性的、有限的、受限的;触觉空间或‘我们皮肤的空间对应着二维、有尽头、无限（封闭）的黎曼空间，这是胡说八道，因为黎曼空间是度量空间，而触觉空间不是。我认为马赫的意思是，后者可以自然地看作是一个二维紧连通拓扑空间。马赫没有充分强调触觉与视觉空间的分离——”

门上响起四下短促的敲门声。我按下乔治身上的停止按钮：“请进！”

门开了。“卡洛斯！”

“杰里米，”我说，“你好吗？”

“很好。我把玛丽·安瑟带来了——你知道，就是那个画画的人——”

我站着，感觉/听到房间里有另一个人。有时候（比如这一次），你能察觉到有另一个人在，但察觉的方式较为奇怪、无法描述、有别过往，或者……（我们的语言确实不太能充分描述盲人的体验。）“很高兴认识你。”

我说过我能区分黑暗和光亮，此言非虚;尽管这几乎不是什么非常有用的信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吃惊地发现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我的“视线”上——因为这个女人比其他人更黑，她在房间里像是一团黑暗，而她的脸明显比她身上其他地方更亮（或者，准确地说，那是她的脸吗？）。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她说：“边界上，站在我们多维空间。”刚听完乔治念书的我，立马就被其中某种相似性所打动：一个单词接一个单词的机械节奏;阅读机的理解缺失……我的前臂起了鸡皮疙瘩。

另一方面，她的声音本身完胜乔治。虽然语调奇怪，但还是能感觉到是活生生的人发出来的，音色很厚重，带着低音管或夹杂的古尔迪音调，带着习惯性夹杂鼻音者的瓮声瓮气;再与过度放松的声带相结合之后，语言病理学家称之为声门炸音。通常鼻音不好听，但是音调足够低的话……

她又说了一遍，语速更慢（肯定是喉音）：“我们站在多维空间的边界上。”

“嘿，”杰里米说，“很好！”他解释道：“她的词序通常不像那样……正常。”

“我发现了，”我说，“玛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哦——”好似卡祖笛聲的痛叫传来。我走近她，伸出一只手。我的手被她以握手一般的姿势拿住了：一只和我差不多大的手，拇指根部的肌肉又窄又结实;明显是在颤抖。

“我研究拓扑复杂空间的几何，”我说，“我比大多数人更有可能理解你说的话。”

“里面从未见过我们指向我们。”

“没错。”但是有些不对劲，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尽管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她和杰里米谈过了吗？她和我说话的时候却看着他？黑暗中的一团黑暗……“但是为什么你的句子如此混乱，玛丽？你的话没有按你想的顺序说出来。你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因为你理解我们。”

“被折叠——哦！——”又出现双簧的吱吱声，突然她开始哭起来，浑身发抖;我们让她坐在我的访客专座上，杰里米给她拿了一杯水，她的手在我手里颤抖。我抚摸着她的头发（短短的，松散卷曲的，野性的），并趁机进行了快速的颅相检查：头骨正常，据我判断，没有损坏;太阳穴宽，这一点很明显;眼窝也很正常;鼻子是相当普通的锥形，没有鼻梁可言;脸颊狭窄，被泪水打湿。她握住我的右手用力捏着，频率三短、三长;期间一直抽泣着，还打着嗝式地说：“痛，它，站台。我，哦，折叠末端，光明，光线，空间折叠，哦，哦哦……”

好吧，直截了当的问题并非总能管用。杰里米拿着一杯水回来了，喝了一些水之后她似乎平静了下来。杰里米说：“也许我们可以稍后再试。尽管……”他似乎并不十分惊讶。

“当然，”我说。“听着，玛丽，等你感觉好些了，我会再和你谈的。”

杰里米把玛丽带出办公室并安置了她之后（怎么处理的？和谁？）回到了七楼。

“她到底怎么了？”我生气地问道，“她为什么像那样？”

“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他缓缓说道，“原因是这样。她是齐奥尔科夫斯基五号基地的科学家之一，在月球背面的山上，你知道的。她既是天文学家也是宇宙学家。嗯——我必须请你保密——有一天，五号基地停止了所有的广播，等他们过去查看出的时候，发现电台里只有她一个人在，而且处于紧张性症状中。没有其他科学家或空间站工作人员的踪迹——18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也没有任何能解释这一情况的异常出现。”

我哼哼着：“他们认为发生了什么？”

“他们还不太确定。很明显，该地区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人曾经去过。失踪十人的俄罗斯方面认为，这可能就是第一次接触——你知道，外星人带走了失踪的人，以某种方式扰乱了玛丽的大脑，留下她作为一个无法正常工作的信使。她的脑部扫描很奇怪。我是说，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是啊。”

“但这是解释那里情况的唯一理论。部分情况他们不会告诉我。所以，我们正在尽力从玛丽那里获得信息，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这很难。她似乎就喜欢画图。”

“下次我们将从图开始。”

“好的。还有其他想法吗？”

“没有了，”我撒了谎，“你什么时候能把她带回来？”

不要以为我是盲人，就觉得我好骗！我愤怒地捏紧拳头。哦，他们犯了个错误，好吧。他们不知道声音能透露多少信息。声音的秘密表现力能揭示的信息可不少！——语言确实不足以表达它;我们需要情感数学……在我曾短暂参加的一些盲人高中课程中，经常出现新老师被立即讨厌的情况，就是因为他或她的声音要么虚伪，要么傲慢、怜悯或自命不凡。而老师（以及他们的上级）则认为完全隐藏了这些自己可能都没有觉察的特征。但这对学生来说是昭然若揭的，因为声音（如果我听到的是真的）比面部表情更能说明问题，你没办法控制它。这就是大多数表演让我如此不满意的原因：表演时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程式化，与现实生活中的音质大相径庭……

而此刻，我想，我“看”到的也是一场表演。

奥利维亚·梅西安的《阿门视景》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一架钢琴弹奏着一系列传统、和谐的大调和弦，而另一架钢琴却重重地敲着几对高音和弦，破坏了整体和谐，像是在大声呼喊：“出问题了！出问题了！

我坐在办公桌前，左右晃动，陷入了那一刻。出问题了。

当我镇定下来后，我给部门秘书打了电话，她可以看到面对电梯的大厅。“德尔菲娜，杰里米离开了吗？”

“是的，卡洛斯。你想让我叫住他吗？”

“不，我只需要他留在办公室的一本书。我能借万能钥匙去拿吗？”

“可以的。”

我拿了钥匙，走进杰里米的办公室，关上门。詹姆斯·戈尔德给我的一个小拾音器正好可以放在电话线的卡扣式插头下面，又在桌子下面的抽屉后端放了一个麦克风，然后就赶紧离开了。（你看，我每天都要大胆，才能勉强度日。但是他们不知道。）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上好锁，开始翻箱倒柜。我的办公室很大：两张沙发、几个高书架、一个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一张咖啡桌……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盖尔曼图书馆七楼的隔断被重新设置，德尔菲娜和当年的主席乔治·汉普顿紧张地来找我说：“卡洛斯，你不会介意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吧？”

我笑了。所有的正教授都享受这层楼外面那圈儿带窗户的办公室。

“你看，”乔治说，“反正这栋楼里没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你不会错过任何微风。如果你的房间设置在大楼的中间位置，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弄一个舒服的教师休息室了。”

“那好吧。”我说，并没有提到我能看见阳光，分辨光明和黑暗。他们没有记住，没有想过要问，这让我很生气。所以我给我的办公室起了个绰号“保险柜”。我有很多空间，但是没有窗户。大厅也没有窗户，所以我真的没有阳光，但我没有抱怨。

现在我手脚趴在地上，继续搜索，几乎感觉好像找不到什么了。但就在这时候，我在沙发底部找到了一个玩意儿;电话里还有一个。被窃听着。我把它们留在原地，然后回了家。

我住在靠近21号街和N街的一个小顶楼公寓，我猜也被装了窃听器。我把斯托克豪森的电视音乐调到我能忍受的最大音量，希望能让我的听众进入一种自杀般的恍惚状态，或者至少让他们头疼。然后我匆匆做了一个三明治，愤怒地把它吃了下去。

我想象自己是一艘海军帆船的船长（就像霍雷肖·霍恩布洛尔），由于我对风有着敏锐的感知，所以我会是海上最好的船长。整座城市不得不进行撤离，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已上船、都得靠我。但是我们在背风岸被两艘大船挡住了去路，在随后的舷炮齐发之下（大炮的轰鸣声，火药和鲜血的气味，還有受伤者像海鸥尖叫一般的哀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倒下了——被切成两半，被巨大的碎片刺穿，被炮弹炸爆脑袋，等等。然后，当他们都变成尸体，躺在满是沙子的破碎甲板上时，我感觉到最后一轮舷炮的发射。每发炮弹都向我飞了过来，就好像我是指向0点的时针。瞬间爆发，然后就是一片死寂。

我从想象中脱离出来的时候，感觉自己有点令人恶心。这样的幻想是通过消灭那些攻击我自尊的人来积极捍卫我的“自我”意识。卡斯沃斯说这种幻想对盲人来说是有益、健康的（至少对十四岁的孩子是如此）。所以就这样吧。为健康干杯。你们都去死吧。

几何学是一种语言，它的词汇和语法被人类赋予了尽可能多的清晰和精确。在许多情况下，术语和操作的定义被明确地阐明，以帮助实现这种清晰性。例如，人们可以说：

（括号）表示推论。

[方括号]表示原因。

{大括号}表示……

但对另一种心灵的语言来说，也是如此吗？

第二天下午，我和我的隊伍赛了场哔哔球。太阳炙热地照在我的脸和手臂上，春天的花粉和湿草的气味扑鼻而来。雷蒙在我投球前获得了六次全垒打（哔哔球是一种板球/垒球混合运动，用垒球设备玩[“这证明你可以玩盲板球。”一个盎格鲁波贝人{她是爱尔兰人}对我说过一次]）。到我上场时，我击中两个，然后三振出局。挥得太用力了。我认为我更喜欢外场。球飞了出去，以短弧腾空而起，狠狠被球拍击中，球飞了起来——向我飞了过来！——一阵恐惧感袭来;球接近时，我举起手套挡住脸，挡开它，球掉在地上继续滚动，我追在后面，捡起来——雷蒙的声音清晰地呼唤着：“这里！这里！”——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扔出去。接下来我能听到哔哔球飞到远处，撞在雷蒙的手套上。太棒了。完全不像外场。

接下来的一局我打了一个好球，很棒。那种感觉会直上你的手臂，传遍你全身。

回家的路上，我沉思着盲人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又延伸到视力正常的海军上校霍雷肖·霍恩布洛尔，然后再到俄克拉荷马州的盲人参议员托马斯·戈尔。小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参议员。他阅读国会记录，加入辩论小组——他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计划。他成了参议员。我知道那种幻想，也知道逆反的青少年白日梦：整个青年时代，我都梦想着成为一名数学家。我现在也实现了这个梦想。所以白日梦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想着做某事，然后去做。

不过，这意味着，你得先想象一些可能的事情。人们不能总在尝试之前就先行想象这事可能还是不可能。即使人们想象了一些可能的事情，也不能保证计划能够成功实施。

我们的球队叫海伦·凯勒玩笑队（也有一些更好听的名字，[来源{当然}于澳大利亚]，但我不是很感冒）。可悲的是，海伦①这样一个聪明的女人，受到如此错置的教育——与其说是被莎莉文所误，倒不如说都得怪她所处的时代：所有那些甜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感伤，涌上了她的心头：“无论是从海滩还是从山顶上看，康沃尔的渔村都美丽如画，所有的船只，或驶向停泊处，或在港口航行。硕大、恬静的一弯明月浮上天空，在水中撒下一道长长的光辉，就像犁将银色的土壤打碎一样。我只能感叹我的狂喜。”——来吧，海伦。那就是生活在文本世界里的样子。

但是，我的大部分（全部？）生活，不正是在文本中度过的吗？对我来说，这就像月光对海伦·凯勒一样不真实？这些n维流形…我在其中能力的基础，我觉得来自于触觉空间的现实生活;不过，它仍旧与我的实际经验有很大的差距。我现在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杰里米和玛丽表演了一些我不理解的戏码……我的应对计划也是。言语……文字vs现实。

我抚摸着我的手套，感受着球拍对哔哔球的撞击。沉思于我的计划。

下一次杰里米把玛丽·安瑟带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没说什么话。我拿出访客专用的纸和铅笔，让她在咖啡桌旁坐下。我带来了我的模型：亚原子粒子在一束金属丝中分裂，就像淋浴喷头里喷出的水一样;用来制作模型的吸管式泰勒棒;各种多面体块。然后我坐了下来，挨着以她之前图纸所制成的脊面图，加上我尝试制作的模型，提出非常有限的问题：“这条线是什么意思？它在前面还是后面？这是R还是R素数？这里我理解得对吗？”

她会发出一种笑声，或者说，“不，不，不，不。”（没有语序问题），然后疯狂地画画。她完成后，我拿起纸页，放在我的施乐打印机里，拿出隆起的、凹凸不平的纸页，让她引导我的手指去触摸。尽管如此，还是很难理解。她沮丧地走到吸管模型前，拼成三角形、平行线等。这很容易，但最终她也达到了极限。“得画在这之外。”她说。

“好吧。想要什么就写下来吧。”

她写了下来，然后大声读给我听，或者我通过打印机给翻译成盲文。我们继续，杰里米则一直在我们身后看着我们。

最终，我们循着亚原子粒子进入微观维度，在那里它们看起来像是在“跳跃”，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向我的工作范畴靠拢。我提出一个n维拓扑流形，其中1

我叹了口气。我们已经谈了两三个小时。我坐回到沙发上，握着玛丽的手，给了她一个安慰的拥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累了。”

“我感觉好多了，”她说，“用方式更容易交谈——用这种方式。”

“啊。”我说。我拿起一个正电子撞击“静止”μ子的模型：一棵金属丝树，树干突然爆裂成一团卷曲的树枝。所以关键点就在这里：一系列事件，一大堆解释。尽管如此，大部分粒子还是朝一个方向射出（触觉空间的真相）。

她放开我的手，画了最后一张图。然后，她给我打印了一份，并引导我的手去摸那份棱纹的副本。

这又是德萨格斯定理。

玛丽这时说道：“布拉辛加姆先生，我想喝水。”他走到大厅的饮水机旁，她迅速用手指和拇指夹住我的食指（用不适当的压力把我的指腹压平，把我的手指都弄痛了）——捏了两下，然后把我的手指先戳到她的腿上，然后戳到图上，画出一个三角形。她重复了这个动作，然后戳了戳我的腿，画出了另一个三角形。然后她沿着这条线一直画到一边，这条线是由两个三角形一次又一次的投影产生的。她是什么意思？

杰里米回来了，她放开了我的手。过了一会儿，在完成一切礼仪之后（有力地握手，颤抖的手），杰里米把她带走了。

当他回来时，我说：“杰里米，我有没有可能单独和她谈谈？我认为你的出现让她变得紧张——你知道，这是有关联的。她对n维流形确实有一个有趣的视角，但是当她停下来和你互动时，她会感到困惑。你知道，我只是想带她去散步——沿着河，或者潮汐湖，和她好好谈谈。这样可能会得到您想要的结果。”

“我看看他们会怎么说。”杰里米面无表情道。

那天晚上，我戴上一副耳塞，播放了杰里米的电话录音。某次电话接通时，他说道：“他现在想和她单独谈谈。”

“很好，”一个男高音说道，“她已经准备好了。”

“这周末？”

“如果他同意。”挂断电话。

我喜欢听音乐。我最喜欢听20世纪的作曲家的作品，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我们当前世界里的声音来创作音乐。这个世界充满了喷气式飞机、警报器和工业机械，还有鸟鸣、木刻和人声。梅西安、帕奇、赖克、格拉斯、夏皮罗、苏博蒂尼克、利盖蒂、潘德雷茨基——这些第一批离开管弦乐队和古典传统的探索者，对我来说仍是我们时代的声音，他们和我能够产生共鸣。事实上，他们为我代言;在他们的不和谐、困惑和愤怒中，我听到自己被表达了出来。所以我会听他们费解而复杂的音乐，因为我理解它，这给我带来了快乐。并且，理解的过程让我充分参与到其中，我感到有一种超越的感觉，没有人能比我做出更多的演绎。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

我听起了音乐。

你看，这些n维流形……如果我们足够了解它们，能够操纵它们，利用它们的能量……是啊，这些粒子中包含了大量的能量。那种能量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吸引着有权力的人。或者那些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的人。我开始感觉到这将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当我们穿过购物中心走向林肯纪念堂时，她很安静。我想，如果我说了任何重要的事情，她都会阻止我的。但我知道得够多了，所以什么也没说。我想她猜到我已经知道她被监听了。我的左手松松地握着她的上臂，让她引导我。晴朗多风的一天，偶尔有云遮住太阳一两分钟。在购物中心的湖边，潮湿的海藻发出的、略微停滞涩的气味，携裹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气味：青草、灰尘、木炭和烤肉的双重味道……越南纪念碑周围，缠绕着一片黑暗。鸽子咕咕地叫着，声音怪异、嘹亮得超出了身体的承载力。我们走过时，它们喧闹地拍打着翅膀飞走了。我们坐在刚刚修剪过的草地上，手指拂过坚硬的叶片。

这场对话的过程很奇怪。对我而言，没有视效;或许我们也被监视着。（这是盲人常见的焦虑，害怕被注视——真是这样。）我们不能自由交谈，尽管同时我们又必须要说些什么，以防止布拉辛加姆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我已经觉察出了端倪。“天气真好。”“是啊，像这样的一天，我很想出去沿着河走走。”“真的吗？”“是的。”

她的两根手指一直握着我的一根手指。我的手是我的眼睛，一直都是。现在它们像声音一样富有表现力，触觉变得前所未有地敏感，我们在触觉空间投射了一场罕见的对话。你还好吗？我没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不完全知道，解释不了。

“那么，我们去划桨船那边吧。然后从湖上划出去。”

我说：“你今天的言语顺序好多了。”

她用力捏了我的手三次。错误信息？“我……被……电击。”她的声音打滑，含糊不清，有点失控。

“散步似乎有点用。”

“是的。有时候。”

“那数学思维的顺序呢？”

带着嗡嗡的笑声，沙哑的声音。“我不知道——也许更混乱——补充性的流程？你自己判断吧。”

"作为一名宇宙学家，你研究过数学领域吗？"

“微观维度的拓扑结构，显然决定了引力和弱相互作用，对此你不会反对吧？”

“我说不上来。我算不上什么物理学家。”

又捏了三次。“但是你一定有一两个想法？”

“真没有。你呢？”

“也许……有一次。但在我看来，你的工作与此直接相关。”

“据我所知没有。”

陷入僵局（似乎？）我对这个女人越来越好奇，她给我的信号是如此复杂……她又一次像是白天的一团黑暗，一个除了头部以外所有光亮都消失的漩涡。（我“看到的”一切都会通过想象来实现，始终为触觉影像。）

“你穿的是深色衣服吗？”

“不完全是。紅色、米色……”

我们仍旧走着，我把她的胳膊抓得更紧了。她和我差不多高，手臂上的肌肉清晰可见，胸肌从肋骨处凸出。“你平时一定游泳吧。”

“我做力量训练。在月球上，他们让我们练。”

“在月球上。”我重复道。

“是的。”她说完就沉默了。

这真的不可能。我并不完全认为她是我这边的——事实上我认为她在撒谎——但我从她那里感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同情，以及一种与她合谋的感觉，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问题是，那种感觉是什么意思？由于没有自由交谈的能力，我很难去了解更多的东西;在她反常的行为中，我只能猜她在想什么，以及我们的听众是如何看待我们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沉默的谈话的。

我们划到潮汐湖，不时地谈论着周围的景色。我喜欢在水上的感觉——感受到小船在其他船只的尾流上轻轻摇摆，闻到周围散发出的潮湿陈腐的气味。“樱桃树还在开花吗？”

“哦，是的。但不是盛开，刚开过。太美了。这里”——她探出头来——“这里有一朵花快枯萎了。”她把它放在我手里，我闻了闻。“香吗？”

“不，没什么味道。”我说，“人们说花越漂亮，香气就越少。你觉得呢？”

“我想是吧。我喜欢玫瑰的香味。”

“虽然气味很淡，但我想这些花一定很漂亮——所以闻起来一点也不香。”

“总的来说，它们很可爱。我真希望你能看得见他们。”

我耸耸肩。“我真希望能把触摸花瓣的感觉分享给你，或是这种我能感受到的、随着小船上下起浮的感觉。我有足够的感官数据来娱乐自己。”

“是的……我相信你可以。”她用手捂住了我的手。

“我想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我说。这样岸上的人就看不清楚我们了。

“至少从码头上看不清楚了。实际上，我们几乎都在湖的另一边了。”

我把手从她的手下面抽出来，扶住她的肩膀。她的锁骨十分明显。这种接触，这种通过触摸进行的对话……牵手最能表达彼此的心意，所以我再次握住她的手，我们的手指随意纠缠，探索。孩子们大喊大叫，然后在我们左边的船上大笑，声音充满了兴奋。这种兴奋，应该如何用触摸的语言表达呢？

我们都知道。指尖划过手掌的线条;弄乱了手腕后面的细毛;手指互相按压：这些当然是句子。这是一种很难掌握的语言。在我轻抚的指尖下，那像猫一样的性感伸展……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前面水域没人。”她的声音充满了嗡嗡的弦外之音。

“给炉子加燃料，”我喊道，“该死的鱼雷！”伴随着咯咯的笑声，我们划着桨，穿过水池，进入清新潮湿的风中，阳光洒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笑着看着紧张气氛的释放（巴松管和男中音），用诙谐的语调喊着“马克·吐温！”或者“前面有障碍！”我们越蹬越用力，缠绕在一起的手互相摁压…“顺着波多马克河走！”“穿过大海！”“穿过赫拉克勒斯的大门！”“寻找金羊毛！”直到一阵带着寒意的微风扑来——

她停止踩踏板，我们向左急转弯。

“我们得返回了。”她低声说。

我们划船漂进港口，一声不吭。

通过窃听器，我知道有两个、可能是三个人闯入过我的办公室。只有一个人说过话——一个男人，低声说：“文件柜找找。”文件柜抽屉被拉了出来（滚珠轴承上的滑道发出熟悉的咔嗒声），书桌抽屉也被拉出来了，然后传来了翻动纸张的声音，还有打翻东西的声音。

我还听到了杰里米的一段有趣的电话录音，是别人打给他的。杰里米说：“有什么事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和之前打给杰里米的声音一样）说，“她说他不愿意透露任何细节。”

“意料中事。”杰里米说，“但我肯定他已经——”

“是的，我知道。继续按我们讨论过的计划进行。”

我猜就是指入室盗窃。

“好的。”挂断电话。

毫无疑问，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或者开始对付他们，或者觉察出端倪。这让我愤怒。

与此同时，我感到害怕，感受到了生活在华盛顿特区的力量;感受围绕官方政府的神秘团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我读过不了了之的谋杀案，神秘的被杀者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工作……作为一个盲人，我常因身患残疾而感觉自己远离神秘的世界和隐藏的力量之外，生活在边缘地带。（“没有人会伤害盲人。”）现在我知道自己也身处其中，只能靠我自己。这太可怕了。

一天晚上，我正沉浸在哈利·帕奇的《云室音乐》中，漂浮在那些巨大的玻璃状音符中，门铃突然响了。我拿起可视电话：“喂？”

“我是玛丽·安瑟。我可以上来吗？”

“当然。”我按下按钮，走上楼梯平台。

她一个人上了楼。“不请自来，打扰啦，”她气喘吁吁地说，“我在电话簿上查了你的地址。我不应该……”

她站在我面前，摸着我的右臂。我举起我的手，握住她的手肘：“有什么事吗？”

她发出一阵紧张而响亮的笑声：“我不应该在这里。”

那你可能很快就会有麻烦了，我想说。但她肯定知道我的公寓会被窃听吧？所以她其实应该在这里吗？她剧烈地颤抖着，我用另一只手抓住她的肩膀。“你没事吧？”

“没事。哦不，有事。”双簧管落下的音调，似笑非笑……她似乎在害怕，非常害怕。我想，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她演得太好了。

“进屋吧。”我说着，把她带了进去。我走到音响前，调低了音量——然后想了想，又调高了音量。“请坐——沙发不错。”我自己也很紧张，“你想喝点什么吗？”突然间，这一切都变得不真实，就像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幻想。《云室音乐》和周围的东西之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

“不用，哦不，还是来点吧。”她又笑了，但又不是真的笑。

“我有一些啤酒。”我去冰箱，拿了几瓶，打开瓶盖。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我在她身边坐下時说道。当她说话时，我喝着啤酒，她不时停下来咽下一大口。

“嗯，我觉得我越理解你所说的n维流形之间的能量转移，我就越能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但是现在她的声音变了——泛音消失了，不那么响亮，不那么鼻音了。

我说：“我不知道能告诉你什么。这不是我可以谈论、甚至写下来的事情。我能表达的，我已经发表了，你知道的。在论文上。”我说得更加大声，这样窃听器那边能听得见（如果有人的话）。

“嗯……”她的手，在我的手下面，再度开始颤抖。

我们在那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通过那两只手在交谈，说一些我现在几乎记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语言可以来表达。但是它们仍然是重要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说：“来，跟我来。我住在顶层，所以在屋顶上有一个门廊。把这些啤酒喝完，今晚你就畅快多了，到屋外的话感觉会更好。”我带她穿过厨房，来到餐具室，那里有通向上面的楼梯。“上去吧。”我回去音响那边，播放了杰瑞特的科隆音乐会，声音足够大，我们在楼顶都能听得见。然后我爬上楼梯上了屋顶，嘎吱嘎吱地踩着柏油碎石。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建筑物的侧面一直延伸到屋顶边缘的中上部，两侧长着大柳树，树枝搭在上面，形成了一个避风港。我在外面放了一个旧沙发。有些夜晚，当刮起风、空气凉爽的时候，我会躺在上面，手里拿着一个凹凸不平的盲文平面图，听着斯科尔斯的《星云图》，通过这些投影图感觉仰望夜空的样子。

“真好。”她说。

“是呀。”我从沙发上拉下塑料布，然后我们坐下。

“卡洛斯？”

“什么事？”

“我——我——”

我一只手搂着她。“忍住，”我说，突然感到心烦意乱，“别是现在，别是现在，放松，忍住。”她转向了我，将头靠在我的肩上，颤抖着。我把手指伸进她的头发里，慢慢地穿过她那缠结的发丝。她的头发刚好齐肩。我抚摸她的耳朵，抚摸她的脖子。她平静了下来。

时间流逝，我只是爱抚着玛丽。没有其他想法，没有其他感知。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我说不上来——也许半个小时？也许更久。她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卡祖笛声，我俯下身子吻了她。贾勒特的声音，在流畅的钢琴音符中短暂地呼喊着。她把我一把拉过去;她的呼吸屏住，又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我们吻得更加激烈。我们的舌头跳动着，灵肉交融。这种感觉穿过我的脉轮、脖子、脊柱、腹部、腹股沟。只是亲吻而已。我没有丝毫的企图或抵抗，深陷其中。

我记得一位大学朋友曾经问我，支支吾吾地，我的爱情生活有没有什么困难。“很难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想要？”我笑了。我想说的是，整个过程非常简单。盲人对触摸的依赖让他们总是先人一步。可以这么说：用手看脸，被手牵着（依赖），一个人已经跨越了拉斯所谓的非性世界和性世界的边界;一旦越过边界（且另一半有受保护的感觉）……

我的手摩挲着她的身体。我第一次了解她的身体——在整个过程中，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激动兴奋的时刻。我一直认为脸窄的人应该臀也是窄的（你会发现，大部分情况确实是这样的）。但她却并非如此——她的臀部呈现出姣好的女性曲线（难以相信，就像另一个人的另一种感觉）。我的手指不自主地滑进了她的衣服下面，滑动在她的纽扣之间，像小老鼠一样灵巧聪明、精力充沛。我解开她的衬衫的扣子，然后把手伸到后面解开了她的内衣。她耸动着肩，脱下文胸，伸手去拉扯我的皮带，这时我感觉到了她柔软的乳房。我移了移，把耳朵放在她坚硬的胸骨上，在乳房紧贴着我的脸时亲吻了她的胸部，感受那快速的心跳……她把我往后推，拉开了我的拉链。我们停顿了一下，迅速把剩下的衣服都脱下，直到脱得精光。裸露的肌肤贴在一起，在一个单一的触觉空间里充满能量地摩擦着，不停地爱抚着，嘴对嘴，十指交握，身体对身体，乳房和勃起的阴茎被挤压着，就好像是在两个肌肉的脉动壁之间。

皮肤是终极的声音。

我们翻云覆雨。我们做爱时（我的脚戳着沙发的一端，沙发很宽，但有点太短），我弓起身子，让微风吹进我们身体的缝隙（吹着汗水感到凉爽），俯下身子，先吮吸一边乳头，然后吮吸另一边——

（这让我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像是无助的、需要帮助的婴儿，完全依赖着她[因为对一出生就失明的人来说，母爱的重要性更胜其他人;盲人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依赖于他们的母亲，依赖于对事物永恒性的感知，依赖于区分自我和世界的教育，依赖于语言的开端，也依赖于建立一种个性化的语言来弥补失明{如果你的母亲不知道，用手来回扫动意味着“我想要”的话}，并架起通向通用语言的桥梁——只有母亲才能给予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些，失明的婴儿就迷失了;没有母爱之上的母爱，失明的孩子很可能会发疯]所以吮吸爱人的乳头会带回最初的信任和需要感，我确信这一点）

——即使在那时，当我和这个陌生的另一个玛丽·安瑟做爱时，我也确信这一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和其他所有与我对话的人一样陌生。至少直到现在。现在，随着每次插入她的身体（圆柱体被圆锥体覆盖，通过圆柱体滑入粗糙的球体，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数百万个神经元融合在一起，所以我无法分辨我在哪里停下来，她又是在哪里开始的），我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的形状、她的节奏、她的整个神经现实，都在运动和触摸中对我说话（张开的手握住我的背、侧腹、屁股）。在那些破碎的低音管音调中，就像有人在短暂地、不由自主地哼唱一样。“啊，”我对所有这些感觉、所有这些新知识高兴地说。我感觉到所有的皮肤和所有的神经像一阵风一样卷进我的脊椎、睾丸的背部，把我的全部都抛向她——

当我们结束时（双簧管吱吱地响），我从她身上滑了下来，我的膝盖弯曲着，让脚翘在空中。我在微风中扭动脚趾。微弱的交通噪音，伴随着公寓里的钢琴演奏了一种城市音乐。从通风井传来一群鸽子的合唱声，听起来像紧闭着嘴想要说话的猴子。玛丽的皮肤湿湿的，我舔了舔，爱上了这咸味。在我模糊的视野中有一片黑暗，里面束缚着黑暗……她滚动到了一边，我的手在她身上游弋。她的二头肌突出，光滑结实。她背上有几颗痣，像半埋在皮肤里的小葡萄干。我把它们按下去，用手指摸她的脊椎。她背部的肌肉使她的脊椎陷入了深深的肉槽中。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博物馆去上盲人科学课，那里的人允许我们去触摸一具骷髅。所有这些坚硬的骨骼，刚好长在正确的地方;完全合乎逻辑，摸起来就跟隔着皮肤摸一样，真的——没有什么大的惊喜。但我记得，感受骨骼的经历让我非常沮丧，我不得不走到外面，坐在博物馆的台阶上透气。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震惊，但我想（且不说那些坚硬的骨骼）大概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多真实令人恐惧！

现在我轻轻地拉拉她：“你是谁？”

“现在不能告诉你。”我想再说话时，她把一根手指放在我的嘴上（散发着我们的气味）：“一个朋友。”嗡嗡的鼻音，像音叉，像我开始喜爱的声音（这让我害怕，因为我知道我还不了解她）：“一个朋友……”

在几何思维的某一點上，视觉只是一个障碍。那些习惯于可视化定理（如在欧几里得几何中）的人会发现，到某一个特定点的时候，概念根本不能被可视化，在n维流形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强行可视化只会导致混乱和误解。除此之外，由一种运动美学来引导的内部几何学、一种触觉几何学，可能是我们最好的感官类比;所以我是有优势。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在心脏的几何形状中，我有过任何类似的优势吗？存在任何只能感觉到，而永远看不到的东西吗？

对于每个关心几何和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人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一个人如何从感官世界不可交流的印象（模糊的力场、危险场）转移到普遍认同的数学抽象概念（解释）的问题。或者，正如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几何的起源》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乔治极其笨拙地为我阐述了这段话）：“几何的理想性（就像所有科学一样）是如何从它最初的内在起源——它是第一个发明家灵魂意识空间中的一个结构——发展到它理想的客观性的？”

这时，杰里米敲响了我的门：快速敲了四下。“进来吧，杰里米。”我说，我的脉搏加快了。

他探头探脑地打开门。“我煮了一壶咖啡，”他说，“下来喝点吧。”

于是我来到他的办公室，那里散发着浓郁的法式烤肉的味道。我坐在杰里米桌旁的一把长毛绒扶手椅上，接了一个小釉面杯，啜饮着。杰里米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显然有意避开玛丽和所有相关的话题。咖啡让我浑身发热——甚至我的脚都被热气熏得躁动起来。因为天花板空调通风口直对着我，我并没有开始流汗。起初，这是一种舒适，甚至愉快的感觉。咖啡苦涩而混浊的味道冲刷着我的上颚，穿过我的上颚，进入我的鼻窦，再通过鼻窦到达我的眼睛后面，穿过我的大脑，一直到我的喉咙，进入我的肺部：我呼吸着咖啡的气味，我的血液温暖地歌唱着。

……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些事情。杰里米的声音从我的正上方和前方传来，有一种噼里啪啦、微弱的感觉，就像是由一个旧的碳麦克风发出的：“如果这个流形的Q能量通过这些矢量维度被引导到宏观维度的流形中，会发生什么？”

我高兴地嘀咕起来：“这样的，给n维可微流形M的每个P点一个切平面的模拟，也就是一个n维向量空间Tp（M），称为P处的切空间。现在我们可以在流形M中定义一条路径，作为R到M的开区间的可微映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可以拟合所有定义M的子流形K的力，这必将是巨大的能量。”我一边写一边说着，这时候，药物不仅对我的意识、还对我的身体开始产生作用，我意识到不对劲。（“现在的特制新药真是五花八门……”）杰里米的呼吸变得不流畅，他抬起头来，想看看我怎么停笔了;与此同时，我感到轻微的恶心，这更多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被下药了，而不是因为化学物质本身。它们几乎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噪音”。我跟他都说了些什么啊？我的天啊，为什么？至于吗？

“对不起，”我喃喃自语的声音穿过换气扇的轰鸣声，“有点头疼。”

“没事吧？”杰里米说，声音和乔治的一模一样，“你的脸好像都发白了。”

“有点难受。”我说，试图掩饰我的愤怒。（后来，听了这段对话的录音，发现我当时的声音充满困惑。）（而且我也没怎么谈论我的工作——说的主要是定义类的东西。）“很抱歉我得走了，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站起身来。有那么一会儿，我恐慌了;房间门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费力记住的最基本的方位点——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我向杰里米·布拉辛加姆问起这种事，或者在他面前跌跌撞撞，那我就惨了。我有意识地努力去回忆：桌子对着门，椅子对着桌子，所以门应该就在身后……

“让我送你回办公室吧。”杰里米拉着我的胳膊说，“也许我可以送你回家？”

“没事。”我说，甩开他的手。我似乎是偶然发现了门，然后离开了。我不知道是否能找对自己办公室的门。我的血液满是热土耳其咖啡，我感到头晕目眩。钥匙插进门锁，门开了。我进去把门反锁，躺在了沙发上，却仍旧没有舒服一些。但我已经动弹不得了。我无助地躺着，忍受着头晕的感觉。我曾读到过，这样的特制药几乎不会有副作用，但也许不是对所有人——否则，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感到十分恐惧。或者杰里米还给我下了其他药。一个警告？抗议？突然，我意识到我的理解是有严格的界限的，在这之外还有我不理解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后者有完全淹没前者的威胁，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什么也无法理解了。这样的情况让我害怕。

一段时间后——可能长达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必须回家。身体上我感觉好多了，只是当我走出去站在风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种药物对我神经的影响仍然存在。罕见地，我闻到飘散在空气中那沉重的柴油废气，穿着旧汗衫的人的味道：这些气味让我无法通过鼻子找到雷蒙的推车。我的手杖感觉异常的长，我的声呐眼镜的升降口哨声构成了一部音乐作品，像出自梅西安的《东方目录》。我被这种效果迷糊住了。汽车带着电呼呼的声音飞驰而过，风发出的声音太大，我根本无法处理。我找不到雷蒙，也决定放弃尝试;不管怎么说，让他卷进来不是什么好事。雷蒙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沃伦玩投球的那些时间里，当我们在他的公寓里玩哔哔乒乓球时，我们有时会笑到脚都站不稳——毕竟，除此之外，友谊还能是什么呢？

被这样的想法、奇怪的风和交通的音乐分散了注意力之后，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过地是哪条街了。当我站上路边台阶时，一辆汽车的嗖嗖声几乎与我擦身而过。我迷路了。“请问，这是宾夕法尼亚大街还是国王大街呀？”该死的。我战战兢兢地走着，时不时会硌到脚的碎玻璃，人行道上木板上伸出的小钉子，托着树枝或路标的低悬的电线，路边的狗屎像香蕉皮一样等着把我绊倒在路上，被公共车碾压;从街角飚出的无声电动马达汽车，不在乎我是否失明或残疾的抢劫犯，人行道上没盖子的检查井，患有狂犬病的狗，从栅栏的缝隙中露出尖牙利齿，随时准备咬上一口……哦，是的，我击退了所有这些还有其他更多的危险。我看起来一定像个疯子，踮着脚走在人行道上，像与魔鬼战斗一样挥舞着我的手杖。

当我回到公寓时，已经气得直发抖了。我打开史蒂夫·赖克的《出来》（书里的短语“出来让他们瞧瞧”被循环了无数次）以我能忍受的最大声音播放。在音乐的掩护下，我在家来回踱步，咒骂和哭泣交织（眼睛都觉得刺痛了）。我制定了一百个不可能的计划来报复杰里米·布拉辛加姆和他神秘的幕后老板。我刷了十五分钟的牙，想把咖啡的味道从嘴里弄掉。

第二天早上，我有了一个可行的计划：是时候进行一些对抗了。那是一个星期六，我得以在办公室不受干扰地工作。我进入办公室，打开了一個公文包，又打开了我的文件柜，制造出将文件从公文包转移到文件柜的声音。然后我轻手轻脚地拿出了那天早上买的一个大型捕鼠器。在背面我写道：“抓住你了”。第二个陷阱极具杀伤性。我把陷阱设置好，并将其小心地放置在我放到柜子里的新文件后面。当然，这完全是出于我青春期的愤怒幻想之一，但我不在乎。这是我想到的最好方法，既惩罚了他们又隔空警告。一旦文件从机柜中取出，陷阱就会夹住拉出文件的手，并且还会以只有我能感觉到的方式破坏录音带。因此，如果陷阱被触发，我就会知道。

第一步已经准备就绪。

在彭德列奇的《广岛受难者》中，一刹那致命的寂静，弦乐在整个世界的等待中嗡嗡作响。

切削;血腥味。

在马路对面，一个木匠在屋顶上钉钉子，每组敲七次，声音渐强：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在情感数学中，压力计算可以用来衡量一个人的紧张感：刚好我们可以拿来用。也许所有类型的数学都可以绘制出意识状态，表达存在的当下。

她深夜又来找我，风通过门廊从她身边擦过灌进屋来。天色已晚，狂风骤雨，晴雨表跌落。暴风雨来了。

她说：“我想见你。”

我有些恐惧，又感到高兴。我不知道哪种感情占上风，或者一段时间后留下的到底是哪种感情。

“好。”我们进了厨房，我给了她一杯水，不安定地围着她打转。我们开始有地没地聊起来，我的声音也平静了下来。几分钟之后，我非常坚定地抓住了她。“跟我来。”我把她带进厨房，走上狭窄的发霉的楼梯，走出屋顶的门，走进风中。一阵大雨点扑向我们。“卡洛斯——”“没关系！”狂风伴随着湿漉漉的灰尘和热沥青裹挟在雨水中的气味，还有空气中的静电。远处向南，一阵低沉的雷声让空气也颤抖。

“要下雨了。”她对着风喊道。

“小声点。”我告诉她，紧紧拽着她的手。风吹过我们的衣服，和我的愤怒及恐惧交织在一起。我感到暴风雨在我心中升起。风吹过来，我的头发被头皮拉住。我握住她的手，等待着。“听着，”我说，“看，感受风暴”。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不是，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一束骤然绽开的光线，就是闪电。“啊！”我大声说，指着自己。大约十秒钟后，雷声将我们推开。闪电只有几英里之遥。

我命令的口吻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在自己的声音里听到了无法否认的活力。

“那是——那是一场雷暴雨。”她回答说，对我的新情绪感到困惑。“云很黑，压得很低，但是有些地方被一些较大的缝隙撕碎了。有点像巨石在头顶上碾压过去。闪电——那儿！你注意到了吗？”

我跳了起来。“我可以看到闪电。”我咧嘴笑着说，“我能基本区分光明与黑暗，还有瞬时闪烁的光线。就好像太阳出来又消失。”

“是的，差不多是那样。只有光像是锯齿状的白线，从云层延伸到地面。像你的那个亚原子粒子破裂的模型——一种断线雕塑，像太阳一样白，将地球分叉了一瞬间，像雷声响亮般的明亮。”她的声音满是激动，我们的手也感受到这种情绪，还有恐惧，好奇，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电闪……轰，雷声像拳头一样袭来，她跳了起来。我笑了出来。“只打到了我们旁边！”她害怕地说。“差点劈到我们！”

我控制不住地笑了。“再来！”我大喊，“快一点！”好像我是一个天气贩子一样，闪电掠过了我们周围的黑暗，哗啦——轰……哗啦——轰……哗啦——轰！！

“我们该蹲下来！”玛丽在仿佛要撕裂一切的狂风中大喊大叫，雷声回荡。我来回摇头，用力握住她的手臂，力度足以把她抓疼。

“不！这是我的视觉世界，你明白吗？这是最美丽的——“电闪——撕裂——轰”。

“卡洛斯——”

“不！闭嘴！”哗啦——哗啦——哗啦——轰！滚雷，此刻如像山一样大的空心桶，滚过水泥地面。

“我害怕。”她痛苦地说，从我身边推开。

“你有赤条条暴露的感觉了，嗯？”我冲着她大喊，闪电划过，风吹向我们，雨点敲打着屋顶，溅起一股柏油味，与闪电的臭氧混合在一起。“你感觉到无助地站在一个能杀死你的力量面前是什么感觉了，对吗？”

在间歇性的雷鸣中，她绝望地说，“是的！”

“现在你知道我在你们这些人身边的感受了！”我喊道。轰！轰！！“该死的，”我说，疼痛感划过我的声音，就像闪电划破空气一样，“我可以和毒品贩子、流浪汉和疯子一起坐在公园的角落里，我知道我会很安全。因为即使是那些人也仍然认为伤害一个盲人是不对的。但是你们这些人！”我无法说下去了。我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回忆起这一切。哗啦——轰！哗啦——轰！

“卡洛斯——”手拉着我。

“什么？”

“我没有——”

“你他妈的没有！你走进来，给我讲了那个关于月亮的故事，颠三倒四地说话，画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偷我的作品——你怎么能这样做？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没有，卡洛斯，我没有！”我甩开她的手，但就好像一座大坝已经决堤了，好像只是现在，在暴风雨中冲向它，她才能够说出来：“听我说！”哗啦——轰。“我和你一样。他们让我做的。他们让我来是因为我有一些数学背景。我想，他们给我植入了我无法详数的记忆。”现在，她那充满激情、嗡嗡作响的绝望声音直接掠过我的神经系统，“你知道他们用那些药物和植入物能做什么。他们可以像机器一样给你编程。你可以按自己的步调行走，你可以看着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做。”轰！“他们给我编了程序。我根据提示将所有要传递的信息都给了你。但是你知道”——轰——“我在努力，你知道的，我脑中的某些部分他们是無法触及的。我在努力与他们战斗，你不明白吗？”

哗啦——轰。炙热的空气，臭氧，耳鸣。这个闪电差点真打上我们。

“我服用了TNPP-50，”她说，现在平静多了，“还有MDMA①。我在来见你的路上还偷偷溜进了一家药店。我用了一个我保存的空白处方笺，拿到了这些药。我们去潮汐湖的时候，我被下了药，走路都很困难。但这药帮助我说话，帮助我对抗编程。”

“你被下药了？”我惊讶地说（我知道，马克斯·卡拉多斯一定能够想到。但是我……）。

“是的！”轰。“那次以后我每次见你都被下药。而且每次效果都更好。但为了保护我们俩，我不得不假装还在做你的工作。上次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轰——“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时的一切反应，卡洛斯，你认为我会假装吗？”

盖尔曼图书馆有一个奇怪的特点：除了从外面锁住的防火梯之外，没有通往第六层和第七层的楼梯（图书馆正上方的办公室）。要去办公室的话，你不得不去坐唯一的那部电梯，这是我以前多次抱怨的事实——我更喜欢走楼梯。现在我却谢天谢地，因为这样的设置反倒给我争取了时间。电梯在七楼打开时，我走了出来，伸手进去，按下了所有七个楼层的按钮，然后跑向我的办公室，一边伸手去钥匙串儿里找钥匙。

我找不到钥匙了。

我慢了下来。一把把钥匙地查看。找到钥匙、打开门锁、把门猛地一推，门打在门档上。我奔到文件柜前，打开中间的抽屉，小心翼翼地将一只手探到那份文件旁边。

捕鼠器不见了。露馅儿了。

我不知道我愣在那里了多久;虽然我的思绪疯狂地在几十个计划中打转，但应该没花很长时间。然后我走到书桌前，从最上面的抽屉里拿出剪刀。我顺着台式电脑的电源线找到了文件柜旁边的墙插。我拔出那里的插头，把剪刀大大打开，把一个尖头插进插座，塞进去，用力拧。

噼啪。电流让我痉挛了一会儿——强烈的疼痛随着脉冲穿过我的身体——我被打到一边，背对着文件柜跪倒在地。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对诺沃卡因过敏。我的牙医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钻开了我的牙齿。非常难受，但与正常的疼痛完全不同：是超越疼痛之痛。疼痛伴随着电流的感觉。后来，我问我的哥哥，他是一名电工，他说神经系统确实能够感觉到每秒60个周期的交流电：“当你触电时，你总是感觉到那样的电流跳动，非常快，但感觉仍然很明显。”他还说，如果我穿着湿鞋，那可能就会没命。“电流使肌肉抽筋，从而使你和电源套牢，这可能会让你一命呜呼。你很幸运。你在脚底发现水泡了吗？”我有。）

我挣扎着站起来，左臂剧烈疼痛，耳边嗡嗡作响。我返回到办公桌。我的眼镜发出相当大的哔哔声，所以我摘下眼镜，把它们放在面向门的书架上。我测试了收音机——还没有连接电源。我不知道是不是整层楼都断电了，于是我很快地到大厅看了看天花板上的灯。没亮。回到办公桌后，我拿起订书机和水杯，把它们放在文件柜旁边。走到书架前，收集所有的塑料多面体形状（这个球体就像一个大母球），并把它们放到文件柜里。然后我找回了地板上的剪刀。

大厅里的电梯门开了。“好黑呀”——“嘘”犹豫的脚步声走进大厅。我踮着脚尖走到门口。可以肯定地说，只有三个人。电梯里会有灯光，我回忆道;被照到可不行。我退了回去。

（有一次，马克斯·卡拉多斯陷入了和我相似的境地。他干脆向袭击他的人宣布，他有枪指着他们，会将向第一个移动的人开枪。在他的情况下，这是有效的;但现在我发现这个计划风险极大。）

“在这下面，”一个人小声说，“散开，保持安静。”沙沙声，安静的脚步声，三声小小的咔嗒声（枪的保险？）。我退到办公室，躲在文件柜的后面。我屏住呼吸，保持一种他们永远无法做到的沉默。如果他们听到了什么，那只会是我的眼镜……

“在这里，”第一个声音小声说，“门开着，小心点。”一阵急促的呼吸聲传来。他们堆在门外，其中一个说：“嘿，我有打火机。”所以我把拉开的剪刀扔了出去。

“啊！啊——”当啷一声，重重地撞在大厅的墙上，各种声音的碰撞。“什么——”“扔刀子——”“啊——”

我用尽全力地把订书机扔了出去，砰——我猜是落到了上面的墙——等他们跳回来时，我把十二面体扔了出去。我不知道我打中了什么。我几乎跳到了门口，听到一个声音低语：“嘿。”我把母球扔向了那个声音。啪。听起来像是——我从未听过的声音。（尽管偶尔会有外野手脑袋被哔哔球打中，声音有点像这个，木头和空心的声音。）受害者倒在大厅地板上，发出关车门一般的沉重声音;一声金属撞击声标明他的枪在地板上滑了出去。磅！磅！磅！另一个人对着办公室开枪。我蜷缩在地板上，迅速爬回文件柜，耳朵痛苦地嗡嗡响着;听觉消失了，恐惧充斥着我，就像火药味充斥在房间里一样。我无法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混凝土地板上铺着地毯，所以没有振动可言。我张着嘴，试图把听力集中在眼镜的声音上。如果人们很快进入房间，眼镜会发出声音，也许（再一次）比他们自己的声音更响亮。眼镜仍在发出轻微的哔哔声，现在通过脉冲式的噪音听到了枪声在我耳朵里响起。

我举起了水杯——圆筒状厚玻璃水杯，底很重。哨声越来越响，然后，在大厅里，打火机的打火石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把玻璃杯用力扔了出去。咣当，玻璃掉落的声音。一个男人进了办公室。我捡起五面体，扔了出去——砰的一声，撞在了远处的墙上。我找不到其他任何多面体了——不知何故，已经不在柜子旁边了。我蹲下身子，脱下一只鞋。

他把我的眼镜扫到一边，我扔出了鞋子。我想是击中了，但完全不管用。我一个人，没有武器，极度脆弱，暴露在一个该死的打火机的光亮中…

当枪声响起的时候，我以为他们没打中，或者我被打中，只是感觉不到;然后我意识到有些枪声是从门口发出的，有些是从书架这边发出的。身体撞击的声音，摇晃的声音，坠落的声音，扭打的声音——而我一直蜷缩在角落里，颤抖着。

然后，我听到大厅里传来一声鼻音呻吟，像一把被锉刀弄弯了的中提琴。“玛丽！”我喊着，跑到走廊里找她，被她绊倒。她靠墙坐着——“玛丽！”她身上有血。“卡洛斯？”她痛苦地尖叫着，听起来很惊讶。

幸运的是，她只是略微受了伤;子弹刚好从肩膀下方射入，肩膀被打伤了，但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我是后来在医院才了解到了这些。我们到达一个多小时后，医生走出来告诉我的。我膈肌里令人作呕的紧张结一下子就解开了，让我感到另一种恶心、头晕，但是如释重负，一种难以置信的巨大的缓解。

之后我和警察进行了一次谈话，玛丽和她的老板们也进行了很多次谈话。我们也都回答了联邦调查局的很多问题（事实上，这个过程花了好几天时间）。这些刺客死了两个（一个被枪击中，另一个被球击中太阳穴），第三个被刺伤：怎么回事？第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解释、追溯和播放我的录音带等等，直到黎明。他们还是没有找到杰里米;那时他已经了无踪影。

最后，我和玛丽单独待了一会儿，大约是第二天早上十点。

“你没留在家里。”我说。

“没有。我以为你要去布拉辛加姆的公寓;我开车去了，但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开车去了你的办公室，然后上楼。枪响的时候，电梯刚好打开了。所以我趴倒在地，匍匐着摸到一把枪。但是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谁在哪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啊。”

“所以我违背了我的诺言。”

“我很高兴。”

“我也是。”

我们的手找到了彼此，我们拥抱在一起。我向前探了探身子，我的额头碰到了她的肩膀（没伤到的那一边），就这样歇下了。

几天后，我问她：“那些德萨格定理的图又是关于什么的呢？”

她笑了，丰富的音色穿透了我，就像是我墙上插座电流的缩影：“嗯，他们给我编了所有这些几何问题的程序，而我当时正在机械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你知道，我在这些问题下面挣扎着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想要什么。后来，又在想该如何提醒你。实话告诉你，德萨格斯定理是我唯一记得的大学几何。我是一名统计学家，你知道，我的大部分训练都是在统计学和分析方面……所以我一直在画它，试图引起你对我的注意。你看，我在里面留了言。你是第一个平面上的三角形，我是第二个平面上的三角形，但我们都受投影点的控制——”

“这我已经知道了！”我嚷道。

“是吗？但是我也用我的拇指甲在投影点上画了一个小J，这样你就知道是杰里米在背后做手脚。你感觉到了吗？”

“没有。我复印了你的画，这样的印记体现不出来。”所以，讽刺的是，我的缩排拷贝漏掉了关键的缩排。

“我知道，但我希望你会刷它什么的。真是愚蠢。好吧，不管怎样，在我们所有人之间，我们把三个共线的点移到一边，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是由点J和他的投影决定的……”

我笑了。“我从来没想过，”我说，又笑了起来，“但我确实喜欢你的思维方式！”

然而，这个图有着比那更清晰的象征意义。

当我告诉雷蒙这件事时，他也笑了，“你是数学家，却没发现其中的关窍！难道是太简单了！”

“我可不觉得是因为太简单了——”

“等等——等等——你说你告诉你的这个女朋友留在你家，而你知道你会在办公室碰到那些暴徒？”

“嗯，我不知道他们会在那里。但是……”

“这就是超级链接。”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我太笨了，我已经走得太远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在思考、分析和计划的领域，我一直都败得一塌涂地。然而，在连续的物理动作上，我做得相当好（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想记起——球体砸碎头骨的声音，和我在打火机的光线下畏缩不前的情形）。虽然这很令人不安，但最终这种反映让我很高兴。总之，在那里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摆脱了文本的世界。

自然，玛丽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健康;绑架、行为编程、枪击，以及最重要的是，绑架者和她自己反复给自己下药。这些让她病得很重，她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我每天都去看她，一聊就是幾个小时。

很自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理清头绪。不仅跟当局，更是跟我俩彼此。我们之间真实而永恒的东西，以及我们相遇时奇怪环境的产物——谁也说不清哪个是哪个。

也许我们从来没有理清这些头绪。一段关系的起点也永远成为这段关系的一部分;就我们而言，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我知道几年后，当她的手碰到我的手时，我仍会感觉到她的第一次触摸带给我的那种原始的恐惧和兴奋。在未知的另一个人的神秘影响下，我会再次颤抖……有时，手挽着手，那种感觉让我深深地感到，在一场充斥着巨大的麻烦和威胁的风暴中，我们是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现在对我来说很清楚的一点是，在紧张和危险的环境中锻造出来的爱也必定是最炽热的爱。

而对这句话的佐证，就要留给读者身体力行地去完成了。

【责任编辑：龙飞】

①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和国家加速器实验室（SLAC）的缩写。

①玛塔·哈丽是巴黎一位红得发紫的脱衣舞女，其真实身份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超级间谍”之一，周旋在法、德两国之间的“双料美女间谍”。

①海伦·凯勒（1880-1968），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在出生的第十九个月时因患急性胃充血、脑充血而被夺去视力和听力。1887年与莎莉文老师相遇。1899年6月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①TNPP-50，抗氧剂的一种;MDMA。

作者：金 斯坦利 罗宾逊 期刊：《科幻世界·译文版》202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