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免我们忘记

我会因这场战争而死，但不是死在战场上。

这就是战争的本质。一个人并不会在战场上战斗至死，甚至死去的人可能都没当过士兵。

战争是一个既快又慢的杀手。战争杀死了我的祖父，他在服役期间染上了肝病，并因此被军队开除，三十年后因为再也没钱买药而死去。他的两任妻子也死于这种病，尽管她们从没有在军队服役过。

死于战争就像是死于一场不同寻常的传染病。

如果我们是一群更诚实的人，国家广场上应该会有许多平民们的雕像。或许等我们重建建那里之后，你能看到这些雕像。想象一下，所有那些婚宴的宾客、那些遭受饥荒的小孩，还有被侵犯的妇女，至少能以死亡的形式得知，生活——还有战争——背弃了他们。

空洞。人都死了，还有什么意义。顶多留下自己的死相，成为生者传递这种恐惧的备忘。是恐惧，不是我们了解的、从父辈身上继承的罪孽。

举一个刚好能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我的父亲也是死于战争。癌症，当然和他战斗过的地的地方存在的化学武器和有毒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在他经历的战争里，毫无疑问曾经出现过化学武器，但他们宣称这些东西一点也不会毒化环境。你可以问问那些组织——商业层面的，政府层面的——如果他们不这么说，他们就将为生病的士兵负责，花上一大笔钱财。

如果他们为某一个伤兵负责，公平起见，他们就要为所有的伤兵负责。不然他们为什么要说谎？

然后再说说我。

我还没有死，因为我是一个英雄。我正在死亡，因为我是一个罪犯。我是一个遵守命令的战犯。

我能怎么办？当时我只能遵守命令。

但我绝对不会被告上法庭，甚至连监狱都不会去。

不过，因为我之前的选择，最终让我背负上了某种义务——因果报应——就是现在。

我的死因会是自杀。

这看起来是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了。不是为了赔偿：我犯下的罪行是怎样也赔偿不了的。没有什么能称得上真正的赔偿。

但还存在这么一种恢复性司法①，虽然对于弥补我欠下的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也许我应该换个说法，我现在正在自杀，因为我并没有立刻死去。

也许我永远也不会死去。

我不是用普通方式来自杀的。我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

死于战争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我采用的方法和我想达到的目的……可能会导致一场变革。

科特尔博士在美国退役军人管理局工作，但她并没有以工作单位的名义来招募志愿者。

她使用了一种过时的办法，在推特上发布一则广告。

创伤后应激障碍？

你以前服过兵役吗？

你感到抱歉吗？

我们提供免费的帮助！

在广告最下方有一行电话号码，还印有一行极小的文字，写着一项研究的名称，以及对志愿者的具体要求。

他们要找像我这样的人。

我本来不打算去找他们的，直到我父亲死后的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广告。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我将他们都赶出了我的生活。我又像曾经一样形单影只，漂泊不定。

然后我找到了科特尔博士，一切都变了。她给了我一个孤注一掷的机会，让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科特尔并非心理医生，我猜她应该是位脑神经专家，或者其他什么研究大脑的专家。我再也无法搞清楚她是什么专业的医生了，我身体的各项功能都在逐渐衰弱。坦白地说，我连真正的意识都没有。我感觉我还是我自己，但现在的我和从前那个拥有单独感受的个体不同。我现在只能算是一组科学实验计划。

我也没有之前聪明，我指的是当我拥有自己的大脑的时候，当我还没有利用其它东西来思考的时候。

但我当时可能也并不聪明。因为我很少用自己的脑子，从来都只是执行命令而已。

其中一些是非常不好的命令，我知道。但是他们不会给你拒绝的机会。

我伤害过别人。我向他们喷射过白磷，然后活生生地烧死他们。我从来不会近距离做这种事，都是站在很远的地方。我会操控一个机器人，就像上帝从天上伸下来的一只手，将有关无关的人都一锅端。

站在很远的地方，感觉没有那么糟糕。我想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你肯定见过冒着浓烟的住宅、宗教活动场所、集市的照片或者视频。

我烧死的那些人当中，有一些并不是士兵。

幸存下来的人数多得令人惊讶。

我从来沒有被控告过。

他们也从没被请求作证。

讽刺的是，最后只能由我来帮他们说话。

科特尔靠在她的办公桌上。和往常一样，她的帽子边缘漏出一些灰色的头发，闪亮的耳饰摇晃着。“我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你知道‘表观遗传学①吗？”

“不知道。”我撒谎道。

“你的祖先遭受到的创伤，可能会影响你的基因的表达，你的个性，你的身体。而你经历过的环境可以影响你孩子的基因的表达。这样反复迭代，一代代传下去。”

“哦。”我说。

“我知道你在战争里做了什么。”她说。

不知怎的，被人这样直接指出来，我反而轻松了一些。“我只是遵守命令而已。”

“没有什么‘只是。”

“是的，”我说，“我知道。”

她坐到了椅子里，突然放松了下来。“对于做的那些事，你有什么感觉？我是说，在战争里做的那些。”

“我……”

我摇摇头。

我张开嘴。

我又摇摇头。

过了一会儿，科特尔的身体前倾，两手交叠于胸前，冲我问道：“如果你能让人们理解你的感受呢？真正地理解你有什么感觉。”

我喝了一口水。水流差点让我把想说的话也一起冲下去，但没能成功。“多少人？直到什么时候？”

她耸耸肩：“大多数人？一段很长的时间过后？”

我不知道需要有多长时间、多少人，才能让我的负罪感减轻一些。

根据统计的数据，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美国或者欧洲的人，你应该已经经历过这件事。即使只是到过那里，你也应该被传染了。听说亚洲和非洲的人虽然正努力研发药物，但那里还是有被传染的人。也许马达加斯加还没有。但是扁形虫可以在淡水里繁衍生息。

我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它们已经无处不在了。这样我就不需要再次跟你解释我在战争里做了什么，而我对此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是一匹只会一招的小马，在我身上追根究底没有任何意义。

有时候我们不杀人，只是抓捕他们。一些人会被送去集中营遭受酷刑，我有时候也会折磨他们。

听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鞭打脚部、施加压力、水刑、电击、幽禁、剥夺睡眠。他们并不会用一些听起来很吓人的刑罚。他们会把更可怕的东西当成娱乐节目播放给观众看，而电视上的人通常在最后看起来都还能行走。

听起来并不可怕。

因为你听到的都是谎言。

“李，”科特尔说，“你是那个能帮助我们的人。”

“涡虫，”她举起一个装满浑浊液体的试管，继续说，“一种常见的扁形虫。现在不怎么常见了。”

“是濒危物种吗？”我饶有兴趣地问。

“不是，”她说，将一束光照向试管，甚至有点好看，“我们编辑它们。”

“就像一本书？”我开玩笑道。

“差不多吧。”她将试管放回架子上，发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你知道基因编辑技术吗？”

“当然，”我说，“很多恐怖电影里都有出现过，你的扁形虫里有人类的DNA对吗？它们能长大到校车那么大，还能学会怎么使用自动武器？”

“呃，不能。”她说，“但是我们确实使用了某些寄生性的扁形虫。还有刚地弓形虫。”

我感到有些好笑。“就是那种能让老鼠朝猫走过去的那虫子？”

她也露出一个有些好笑的表情，就像她努力试着微笑，但却发现自己不配这么欢乐一样。“你知道涡虫最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吗，李？”

“等一下，”我说，突然满脑子回想起高中生物课，“如果它们同类相食，就能将记忆传递给其他个体，对吧？”

“惹人烦的小食人族。”她点头道。

“你想将我的记忆喂给它们。”

她的手指轻轻在实验桌上敲了一下。

“然后呢？让其他人吃掉它们？”

她离开办公桌朝我走来，和我面对面：“它们会在人的大脑里繁衍生息，将携带的记忆传递给它们的宿主。”

“听起来就像是恐怖主义，这他妈是在犯罪。”

“那你认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问我。

我想说的话就在嘴边，但我将它们了咽回去。我闭上眼睛，睁开了其中一只。“可以这么说。”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后来都去坐牢了。但我没有。主要是因为政府想要在看似合理地惩罚一些人之后，起诉我们这些在政府命令下做事的人的案件能少些，随之而来的舆论也能消停些。

“被迫认为他们的命令是对的，也能算真正的赞同吗？”

“谁又能真正逃过‘被迫？”

她叹口气，然后后仰脑袋，看着天花板。“是的，这是恐怖主义。是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不道德的事情。是的，等到事情败露，把我抓去坐牢都只能算是最轻的处罚。”

“那我呢？”

“你会死。”

“是的，”我说，“这些虫子会吃掉我的大脑，这样它们才能得到我的记忆，对吗？就像它们吃掉其他同类，就能得到同类的记忆一样。”

她直直地盯着我。

我故作轻松地晃了晃脑袋：“我无所谓。它们会吃掉其他人的大脑吗？”

“第一代会在繁衍后死去，”她说，“它们被安装上了一个……我想应该可以称之为‘杀人刹车的东西。它们的后代会变成和人类共生的生物体，而非寄生的。我们会给他们编程，让它们吃掉受损的细胞，不伤害健康的细胞。实际上，人们染上这种虫子后，平均寿命要比正常人更高些。这是战争的解药，也是癌癥的解药。”

“扁形虫赖以为生的食物绝不会变回以前吃的东西，也不会吃大脑。不管是谁的大脑，不管在哪里。你创造出了疯牛病，但用的却是扁形虫。”

“涡虫比朊病毒更好对付，”她说，“在进化的过程中，寄生性的生物通常会对宿主的伤害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听起来你是一个比我更可怕的人。”我说。

“你想终结战争吗？”

我咬着嘴唇，低下头看向我的鞋子。“看起来这是我能做的最后一点事了。”

“你必须给我正面的肯定回答，并且表示你理解过程所需要的一切。”

“什么？现在还要讨论肯不肯定的问题？要是外面所有那些纳税人都不想让纳的税成为自己被扁形虫和创伤记忆感染的帮凶呢？”

“我是个伪善者，”科特尔承认道，“如果还有其他办法，我绝不会做这个。难道外面那些纳税人的钱没有成为朝幼儿园轰炸的无人机的帮凶吗？如果他们没有试着让自己漠不关心，或者没有催眠自己说这些损失都是必要的代价，这一切早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我的胃一阵痉挛。我伸出手，好像我们可以握手似的。“好吧。等待我的是什么，直接让我一针致死还是什么？”

她看向别处：“李，扁形虫工作的时候，你需要活着。”

“呃，”我咽了一口口水，将手收回，“在哪里签字？”

我一点也不希望记得战争里的那些场面。

不，这样是不对的。毕竟，这项实验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记忆。我对战争的记忆。为了所有人。

然而，我一点也不希望自己在实验过程中还具有自我意识。我的灵魂只配下地狱。

我想知道这样一来我会在多少地方、经历多少次重生。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我会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一遍遍回忆起当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答应。上亿次地回想起当初。我的意思是，害怕面临良心上的谴责——毕竟我是一个战犯。

这个实验在当时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是说当我还有自己的大脑的时候。那会儿我还不是你大脑中的寄生物。

将自己的记忆转移到扁形虫身上的过程并不痛苦。我的脑子里感受痛苦的神经都没有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解脱。我能感觉到记忆在不断流失。

无论如何，当我意识到那些记忆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全部之后，我感觉到了解脱。

战争是一种传染病。现在你被传染了。

我就是那个传染病。

一语成谶，科特尔死在了监狱里，就在我们做的事情真相大白之后。但这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再也没人能纠正过来。

无论做什么都不管用了。

我觉得她被送进了监狱，对她来讲可能反而是件好事。

【责任编辑：吴玲玉】

①恢复性司法是指通过在刑事犯罪的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让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第三方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司法活动。

①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是指在基因的DNA序列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功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并最终导致了表型的变化。

作者：伊丽莎白 贝尔 期刊：《科幻世界·译文版》2020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