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官避错嫌,苏东坡丢状元

公元1057年春天，北宋首都开封云集了唐宋八大家中的5位精英，他们都为三年一度的国家大考春闱（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都在春季举行，又称“春试”）而来，其中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担任殿试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而三位青年才俊苏轼、苏辙、曾巩作为应考举子信心满满，准备大比夺魁，苏洵是带着两个儿子来考试的。

对于三个来自天府之国四川的才子，欧阳修早有耳闻，况且苏洵从四川来时还带来了当时四川长官名儒张方平的推荐信。见面之后欧阳修看到苏轼兄弟器宇不凡，对他们更是刮目相看。

按照科举考试规定，春闱是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也是举子们最荣耀的时刻，有资格参加的都是已经取得举人资格的学子。时间一般从正月到三月，历时九十天之久。

先考历史或者政论；接着考经典古籍；然后在皇帝的监察之下考诗赋，最后再考策论。不少考生因为体力不支中途退出，眼睁睁看着就要进入官场也只能望殿兴叹。而苏轼兄弟凭着自己的强健体魄和深厚功底，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每场考试都优等过关。最后一场考策论，苏东坡才思敏捷，挥洒自如，很快就完成了一篇经典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

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这篇文章，不禁拍案叫绝，他传给同考考官梅圣俞等人欣赏。众考官一致认为该文当为第一。因为试卷已经弥缝，欧阳修不知道这篇文章究竟是谁的。可是凭感觉，他觉得文风有些像江西才子曾巩。

曾巩，江西临川才子，18岁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自此名闻天下。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这样，曾巩与欧阳修就有了师生之谊，两人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在坊间传开了。

欧阳修虽然觉得这篇策论写得完美绝伦，但为了避嫌，免遭政敌攻击，就违心地将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列为第二，后来，试卷拆封了，欧阳修才发现原来这篇可以大魁天下的文章是眉山才子苏轼的，恨得自己扼腕叹息。

据说，宋神宗赵顼后来看到了苏轼的这篇文章，兴奋得手舞足蹈，说：“我又为赵家物色到了一位宰相。”

当然，苏轼仅仅20出头，就能在380多位俊彦中脱颖而出，也算是非常了不起了。加上苏轼弟弟也在同科高中进士，一时间，苏洵、苏轼、苏辙的声誉名满天下。就在那科，在欧阳修的慧眼选拔中，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也一同登進士。

苏轼考取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恩师的感谢。欧阳修看着苏轼的信札，非常高兴，经常向同僚说起苏轼，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读苏轼的文章，不禁让我汗颜。真痛快啊！我应当给苏轼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成语“出人头地”就源于此。欧阳修还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30年后，人们只知有苏轼，无人再谈论老夫。”欧阳修的话果然得到了印验，苏轼不久就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和学习的标杆。当时有句话叫做“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另一位阅卷考官梅圣俞。在行文过程中，苏轼尽情发挥，写到如何赏忠罚罪之时，似乎觉得才不尽用，就大胆地编了一个材料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形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之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对于这个典故，阅卷官大学者梅圣俞有些疑惑，但是又不好提出来，因为一提出来，万一真有其典，那就显得自己浅薄了。录取工作结束后，梅圣俞特意就这个问题向苏东坡请教。梅说：“尧和皋陶这段对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轼说：“想当然吧，这是我杜撰的。”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吃一惊，苏轼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也意料中事耳。”梅圣俞见苏轼说得有理，也就没有多加追问了，反而非常钦佩后生苏轼的胆识和勇气。成语“想当然”也源于此。

从后来的仕宦经历来看，苏轼确实没有辜负欧阳修这个伯乐。苏轼虽然不幸卷入了变法中新党旧党之争，新党排挤他，旧党也抛弃他。但他没有改变自己乐观豁达的人生，每到一处做官，他都积极兴办教育。晚年他被贬海南儋州时，就对海南的教育起到了拓荒牛的作用，现在海南人民也以苏轼为自豪。虽然，苏轼因为一个极偶然的因素失去了状元，但是他的功业，特别是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千年科举史上都难有与其匹敌的对手。

作者：魏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