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特别爱面子,统治亿万百姓的清朝君臣就更不用说了。在对外交往中,落后腐朽的大清帝国失败和屈辱不断,可谓颜面扫地。为了挽回面子,就只有将鲁迅先生所描绘的阿Q式的招数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妄自尊大,无视事实
清王朝的巨厦处在风雨飘摇之际,西方列强进行经济扩张的侵略欲望与日俱增,强烈要求叩开中华帝国的大门。而清朝统治者却仍将对外贸易视为给对方的一种恩赐。乾隆皇帝致英国女王的信中说,天朝在澳门开设洋行是朕对你们的“加恩体恤”,因为茶叶、瓷器、丝绸等对你们国家来说必不可少。道光皇帝在给大臣的谕旨中也认为“外洋与内地通商,本系天朝体恤”。
凡与西方有关的人、物、事,一律冠以“夷”字,如“夷妇”、“夷酋”、“夷人”(英国人則被说成是“英吉利夷人”),甚至“夷鬼”等。只是因“夷”字带有侮辱和歧视的意味,为西方人所反对,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惨败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在公开文书中将“夷”字改作“洋”字。并因自以为文明程度高于“夷狄”,还曾作出过外人不许与官府打交道、不许外人乘轿等规定,免得失了“天朝”的体面,抬高了洋人的身份。
1793年,当由英国女王派出的以乔治?马戛尔尼为特使的代表团抵达中国时,一开始译员就把特使以平等身份和口气说的话,想办法译成是下级对上级所使用的最卑恭的词句。官员们还擅自在英使乘坐的船上悬挂“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帜。这样,英使就被塑造成了贡使,自然应该按属国臣民参拜宗主国皇帝的大礼三跪九叩了。
负责招待英使的大臣极力言说叩头之礼不可免,并跪在地上,作叩头之状,一定要马戛尔尼学习。马戛尔尼断然拒绝,并表示如果硬要行那种礼节,也请贵国派一位同他地位身份相等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像前行叩头礼,接待官员这才不得不依马戛尔尼用拜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参拜乾隆皇帝了事。中国官方文书记载此事,含糊地说成“一遵天朝法度”,似乎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
随后,在参观承德避暑山庄时,马戛尔尼曾想让自己所带的卫队操演欧洲新式武器,而陪同的大臣听后漠然答道:“这种军器操法,谅也没有什么稀奇,看亦可,不看亦可。”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得令人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竟将外敌对林则徐禁烟的指控当作是要求“申冤”,对所提出的侵略当作“乞恩”。在谕旨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对此,还不无豪迈得意地称:“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雄师耶?”
搞小动作,“羞辱”对手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糊里糊涂地遭到惨败,并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等全部条件。
威风扫地、颜面尽失,清朝的官吏们又想出了哪些奇招妙计来化解自己丧权辱国的难堪呢?会谈的地点被故意安排在货栈,似乎那种不堪的环境就能使英国人受到羞辱;会谈时,中国官吏们故意穿着朴素的衣服,以此显示他们对谈判对手的一种蔑视;对那些屈辱的条款,均冠以“大皇帝恩准”之类的字样,似乎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只是漫不经心地赏赐了“蛮夷”若干好处。通过这些做法,清朝官员似乎觉得就已经挽回或至少部分地挽回了战争失败和割地、赔款所带来的耻辱。
《南京条约》签字后,需要皇帝加盖玉玺。要在这样空前屈辱的条约上盖章,道光帝自然觉得可恶可恨之至。大臣们煞有介事地劝说道:英国人这样要求,“实因悔祸厌兵,或恐再有翻悔,欲为一劳永逸,杜绝后患”。盖完大印,皇帝还是愤懑难平,大臣们又安慰道:夷人既然得了这么多的恩惠,当会更加感激皇上天恩,安分纳税,并协助官兵缉捕海盗。听了这些劝慰,皇帝再看条约时,居然看出其中有些款项“似尚恭顺”,终于觉得自己并没有战败,“天朝”毕竟是上邦大国,不屑与犬羊成性的“岛夷”计较。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大清朝的打击创伤很重,皇帝都曾被赶出首都,几代皇帝修筑的集中外园林精华之大成的圆明园被烧毁,通商口岸从东南五口延及内地,外国人可以到内地传教、游历,外国公使驻京,“华夷混一”,千百年所坚持的“华夷之辨”的防线被冲开。对此,清朝绝大多数官员也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骂一通“夷鬼”,以此发泄心头之恨。
让官员们窃以为喜的是,夷人领事初到时,要求见将军、督抚,如果是正使,则行平行礼;如果是小头目,则仅行宾主之礼。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夷人并不经常进城来,督抚、将军也从不去回拜。鬼子们是不懂礼仪的,更不知道挑礼。他来拜我,我不去拜他,这样“天朝”就算挽回了面子。
当战争已成为过去,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旧有的轨迹。官员们仍复文恬武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绝口不提。
作者:杨锡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