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冬,我被借调到山西太原市一研究所工作,并参与了该研究所的拨乱反正和冤案平反。其间为所里的一位干部档案混乱的问题,趁下乡检查“村村通电话”工程之便,同该所一位姓李的科技处处长到这位干部的老家——吕梁山地区的一个公社走了一趟。
那位干部姓耿,工作一贯积极,但长期争取入党而未获批准,后来又出现了新花样:档案材料中,家庭成员本应姓耿,中间姓毛,后来忽然又姓耿,其奥妙没人能解释。我们去他家乡走了一趟后,终于了解到“文革”期间在那里发生过的一起世所罕见的荒唐事。它起始于1969年中共九大那一年,前后历时七载。
1969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该公社以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形式表示庆祝,会上来自各大队的积极分子纷纷上台代表本大队向毛泽东表“忠”。有的说,本大队将在一个月内人人背得出“老三篇”;有的说:本大队半个月内家家门口竖起毛主席像;最后那位姓耿的干部所在大队的积极分子代表、大队民兵连长跳上主席台,挥拳高叫:“忠不忠,看行动!俺全大队贫下中农3天内全都改姓为毛。”此语一出,其他大队的代表统统败下阵来。
这个大队是一个较大的自然村,靠近汾河湾,自然条件不算差,但却以穷闻名。“耿”是那里的大姓,但村民们的名字尽是“二拐”、“狗娃”、“山蛋儿”之类的,“文革”中头脑灵活一点的便把他们的名字改为最时髦的“卫东”、“卫彪”、“卫江”之类的红色名字,但这只能算是零打碎敲,革命还不彻底。这次参加“学毛著积代会”的民兵连长在会上提出全大队改姓为毛,就是想解决这样的局面。
他回到村里后,连夜发动大队党支部讨论成立“改姓毛”领导小组,规定贫下中农成分的一律改姓毛。这位民兵连长粗中有细,考虑到改姓后由于同姓不结婚的村习,会给本大队姓毛的男孩带来找对象的困难,还建议了一条优惠政策:“外来女孩凡愿嫁给本大队姓毛男孩的,可赐姓为江”,以示伟大领袖毛泽东与革命旗手江青“革命联姻”代代相传。此荒唐的建议居然在大队党支部获得通过,他们决定在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下面附设临时机构“改姓毛办公室”,挂出牌子,并委托那位民兵连长主持执行。
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一清早,用高音喇叭把前夜的决定通报全村,要求统一行动。村上顿时大哗:“是哪个不怕绝种的狗崽子想出这毒蛇主意来的,连他祖宗也不认了!索性把他家的祖坟掘掉算了。”于是民兵连长召集贫下中农代表开会打通思想,反复说明“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道理,经过一天的争论,全大队7个小队中有两个小队同意“改姓毛”,其中包括我研究所那个姓耿干部的家所在的小队。
再接下来由那位民兵连长亲自挨家挨户访问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登记改姓毛的名册,如此连搞3天才得完成。在这3天中,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中,凡是从心底拥护的,都以将拥有世界上最高贵的姓为荣。而思想半通不通的便摔凳子、摔碗盏、打老婆。但3天后,这两个小队的贫下中农全姓毛了。于是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将名册连同户口本敲锣打鼓送到公社派出所登记。
公社派出所所长一听此荒唐事,大为光火:“你们疯了!姓氏一改,阶级敌人全不见了。”那民兵连长不服:“咱贫下中农都姓毛了,谁是阶级敌人还不一目了然,凡是不姓毛的,全是阶级敌人,今后公安无事可干,蹲大坑、喝二锅头就是了。”控辩双方论点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争得难解难分,该村的“改姓毛”运动暂时搁了浅。
那年正是九大开过不久,又来了新一轮夺权高潮,那位反对“改姓毛”的公社派出所所长被夺了权,罪名之一居然是:“对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阻拦贫下中农改姓为毛。”“改姓毛”问题终获解决,两个小队的七十几户贫下中农,家家张灯结彩,跳忠字舞,热闹了几天,而他们的名字“毛一”、“毛二”、“毛三”……同家用电器产品一样,全数字化了。
“改姓毛”后真有说不完的倒霉事:外面汇钱来,因名字对不上,邮局不给领,急得团团转;去畜牧场买猪饲料,因饲养户名字同原先留底的不一致,不给货,栏中的猪饿得哇哇叫;送去当兵的因户口本上姓名同档案中姓名不符,被怀疑企图潜入部队。当然还有间接倒霉的事,如本文开始时说的我们研究所内那位姓耿的干部,因其档案中父亲、弟妹的名字前后不一样而影响到他的入党,不一而足。
几年后,毛泽东去世,吕梁地区这两个小队改姓毛的贫下中农们竟以“毛家人”自居,也有模有样地设灵祭奠,披麻戴孝,还带着拾荒嫁进来的赐姓为江的媳妇們,往北京给江青发慰问信。正当他们伸长脖子等待“亲家”回信来认亲时,江青成了头号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村上立刻大乱,嫁进来后改姓江的媳妇们起哄:“还我原来的姓,要不老娘便离婚!”她们姓了毛的丈夫也终于醒悟过来,纷纷要求改回原姓。
作者: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