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末

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印度裔美国作家。1967年7月11日出生于英国伦敦,3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在罗得岛的金斯加长大。父亲当时是罗得岛大学的一名图书馆管理员,也是她的短篇小说《第三和最后的大陆》(The Third and Final Continent)主人公的原型。1989年,拉希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并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又在波士顿大学获得英语文学硕士、文学创作硕士、比较文学硕士和文艺复兴研究博士学位。

在波士顿大学的六年期间,她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其中的九篇已收集于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一书。该小说集里的故事反映的是印度人和印度移民生活中的敏感话题,如婚姻、家庭和第一、二代印度移民的断层问题等。小说集一经出版就受到全美评论界的广泛称赞,同时也受到来自印度的关注。那里的评论家们喜忧参半,他们认为拉希莉“没有更积极地描写印度人”。《疾病解说者》被翻译成29国语言,销量达60万册,并先后获得普利策年度短篇小说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国际笔会/海明威奖、美国文学艺术学会阿狄森•梅特卡夫奖和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奖。

2003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名人》(The Namesake)出版,2006年被好莱坞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小说讲述了在美国出生的印度男孩果戈理童年、少年直到青年的人生经历。这是一个印度移民家庭来到美国30多年建立新生活的历史,也是他们在异域走过的心路历程。

拉希莉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不平常的尘世》(Unaccustomed Earth)2008年4月出版,当年就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并荣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小说集里的故事讲述的几乎都是印度移民第二代的命运和归宿。他们的父辈虽然事业有成,但人已渐老,不再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拉希莉展示的是第二代印裔美国人是怎样背离他们移民父母的约束,以及他们的生活虽然没有创业上的艰辛,但也各自有各自的苦恼、困惑和挣扎。

拉希莉的小说是自传式的,是她父母、朋友、熟人和她自己亲身体验过的。她对人物原型的奋斗、渴望以及他们的心理都进行过仔细的观察、分析和研究,所以她的小说构思巧妙,结构精致,刻画人物细腻生动,无怪乎被美国评论界赞誉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最优秀的文学新人。

眼下,拉希莉与丈夫和两个孩子生活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

我没有参加父亲的婚礼。直到在斯沃斯莫尔学院最后一学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打来电话时,我才知道还有一个婚礼。那天一大早,一阵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接着听见一个舍友呼喊我的名字。还没接电话我就知道是父亲打来的,因为早上9点钟之前没人会给我打电话。父亲喜欢早起,他认为早上5至7点钟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我们住在孟买时,他常常利用这段时间看看报纸,然后沿着马林大道去散散步;我16岁那年,我们家搬到马萨诸塞州的北海岸后,他又在镇宁静的小路上走走。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劝我和母亲也参加。我知道,其实他宁愿一个人去。那时,母亲已经病了。当然,后来情况就不同了,那些形单影只的日子对他来说就像住监房,曾经有滋有味的地方变得平淡无奇。我知道,母亲去世以后,他根本没睡过一个好觉,也不再出去散步。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通话了,因为他回加尔各答看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了。他们四老都还健在。当我拿起电话线吊着的话筒时,我期待听到的是他说他已经平安回来了,而不是我有了一个后妈和两个妹妹。

“这事可能会让你烦心,但我必须告诉你。”电话里,他是这样开始的。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知道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谁又病倒了。特别是外公、外婆,他们实在承受不起失去女儿的打击了。况且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去世时只有42岁。她去世后的头几个月,我和父亲感到最为难的事就是无法再回到加尔各答,回到她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去面对二位生养她的老人。她有丈夫和儿子之前,外公、外婆一直很了解她并且深深地爱着她。自1962年我父母结了婚从家里搬出来后,外公、外婆一直生活在思念女儿的痛苦之中。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三年后我出生在那里。9岁那年我们才又回到了印度,回到了孟买。在此期间,像希腊神话中的珀耳塞福涅一样,母亲偶尔也回到外公、外婆身边,睡在她小时候睡的房间里,于是梳妆台上又飘散着乳霜和扑粉的香气,家里又充满了阳光和活力。在我们打电话告诉二老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他们一直抱着一线希望,认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她还会坐上飞机回来,还会从屋门走进来看他们的。当我和父亲进了家门、出租车开走以后,外婆问我是不是母亲还在车上。母亲的照片依然挂在客厅的墙上。照片比真人大,头上戴着晚香玉花冠。“外婆,她不和我们在一起了。”我说。此时此刻,外公、外婆的精神崩溃了,他们悲恸的样子既不像我也不像父亲。母亲生病期间和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不允许我们再隐瞒什么。

爷爷、奶奶的身体还好,父亲说,他们很想念我,并表达了对我的爱。接着他跟我讲了奇特拉:她两年前丧夫,不过不是死于癌症而是脑炎。她是个小学教师,今年35岁,差不多比父亲小20岁。有两个女儿,一个7岁,一个10岁。他主动说出这些,仿佛是要认真回答我不打算提的问题。“我不要求你照顾她甚至喜欢她,”他说,“你是成年人了,无须像我一样需要她,我只要你理解我的决定。”很清楚,他已经为我刻薄的话语、气愤的指责和砰的一声甩掉电话的过激言行作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狂暴的情绪,只是淡化了的那天获悉母亲去世时自我克制的痛苦,感到了靠山轰然垮塌的失落。

“她和你在一起吗?”我问,“你想要我说点什么?”我这句话与其说是出于礼貌和对他的不信任,倒不如说更像挑衅。自打母亲死后,我常常怀疑电话上他所说的话的可信程度。比如,某天晚上他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他不仅在电话机旁匆匆又吃完了一听杏仁罐头,而且还喝了几杯尊尼获加威士忌。“她们两周后到。你圣诞节回来时就会见到。”紧接着他又加了一句,“她的英语可不太好哟。”

“比我的孟加拉语还差?”

“有可能。当然,她会去学的。”

有必要来美国学吗?母亲当姑娘的时候就会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两个孩子的英语还不错,”父亲接着说,“她们上的是用英语教学的学校。我已经给她们转学了,1月份上课。”

他认识奇特拉只有几周的时间,结婚前也只见过两次面,登记结婚后他们又在一家饭店小聚了一回。“整个过程都是亲戚们安排的。”他解释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这句话是在暗示他没有责任。至此,他说的所有的话再没有比这句令人听起来更不顺耳的了。我了解父亲,他可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男人。不是他要,没有人敢给他找老婆。

“我厌烦死了,考希克。”他说,“我厌烦死每天晚上回来面对四堵空墙的生活了。”

我不知道哪个更糟糕——是为了爱再婚,还是为了伴儿积极寻求一个陌生人?虽然父母的婚姻是包办的,但两人曾有浪漫的接触。父亲第一次见到母亲是在一个婚礼上,当时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一周就向她求婚了。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她病倒了他好像非但不在乎,而且还更加深深地爱她。在我出生之前,他们的爱情之花从未凋零过;在我出生之后,他更加宠爱她。这个我作证。在孟买时,他每次回来都带上一束花。早晨他和她逗留在床上,迟迟不肯去上班。他想和她呆在一起,又嫌我碍手碍脚。那时我10岁。“我想,”他继续说,“你的房间很宽敞,就让两个女孩睡吧。考希克,你回来时住客房。不介意吧?总之,你的东西大部分已经拿走了。不过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比起我又有了个新的家庭,他似乎更关心我对新住处的看法。

“好啊。”

“你一向很坦率,是吧?”

“我说过我不介意。”

挂了电话,我回到宿舍。那天,我床上还有一个女孩,叫杰西卡,是我上西班牙语课时认识的。我赤着脚,步履蹒跚地去走廊接电话时,她还没醒;回来时,她已趴在床上,拿着笔做我没做完的纵横填字游戏。

“谁的电话?”她转过身问我。晨光从她身后的窗户射进来,暗淡了她躺着的地方,掩住了她的脸。

“父亲。”我挤回床上,躺在她身边。有好一会儿她一直在苦思冥想游戏的答案,身上散发出来的陌生而又熟悉的味儿很撩人。我的家庭,父亲最近回加尔各答,以及我上大学前那一年夏天母亲去世的事,她一概不知。我们在一起还没几周,这些事我一件也未提起过。那天早上,紧挨着她躺下哭完后,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

考完试,我驱车回马萨诸塞州。中途,在康涅狄格州杰西卡父母的农场停车,让她下去。在我决定去斯沃斯莫尔学院读书时,父亲把我们从孟买搬回来后买的奥迪车送给了我。他说,这可以让我周末或者假期回家方便些。但我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再看见母亲接触过、拥有过和熟悉的东西。我们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那天,他拿出母亲所有的单人照,有在相框里的,有在相册里的,放进一只鞋盒子。“挑几张吧。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他说。之后,他用透明胶布把盒子封了起来,放进壁橱。他还迫不及待地把她的衣服、她的手提包、她的好几盒化妆品和古龙香水也送了人。在美国的孟加拉朋友们不要的衣服,他就把它们寄回印度,捐给慈善机构。在新英格兰,没有地方要那些纱丽和与之相配套的短袖衫和衬裙。这也是照母亲临终的嘱咐做的。“我不想这些漂亮的材料做了帘子。”在病床上时她这样交代我们。她的骨灰被撒在了远离格洛斯特海岸的大西洋里,但她的珍贵首饰却送回了加尔各答,送给了在我们家做女佣、当厨娘和侍女的穷人。

她的千金散尽,我一点也不在乎。自打从孟买回来后,她就很少再有穿纱丽、戴首饰的机会。邀请她和父亲参加的社交聚会她一概谢绝。在她生病的后期,我从学校回来,有时发现她披着毯子坐着,两眼望着再也无力去戏耍的游泳池。有时候我也带她出去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们慢慢走过屋后的白桦和松树林,并肩坐在矮矮的石头墙上。偶尔她感到精神好点时,就要我带她到海边。“一定要为嫁给你的人保存好我那条红宝石项链,还有那套珍珠翡翠首饰。”在这样的散步中,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说。“我不打算这么快就结婚。”我说。她说但愿她能说她不打算这么快就死。最终我也没有照她的话做。她走后,我没有打开藏在壁橱架上的衣箱,也没打开衣箱里那暗红色的盒子,我没想要为以后留什么东西。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的车缓缓爬上了通往我家车道的路。方圆几英里内,在一块块割裂开来的冰冻的雪块中间,我家的房子是唯一的光源。它是一座彻头彻尾的混凝土和玻璃的建筑。比起城里有百叶窗的木石砖瓦结构的房子,母亲更喜欢前者。石头台阶与凹凸不平的地面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台阶两边栽种着杜鹃花,一丛丛一簇簇直到大门前。从车道上停着的车来看,我断定父亲在家,正站在防风门后面等我拿着行李进去。

“我们早就在等你了。”他说,“你说你午饭时就能到家的。”

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知道屋里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让父亲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我们”而不是“我”。至于顺路去了杰西卡家并且在那儿呆了两个小时的事,我只字未提,只说路不好走。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因为我的缘故早早就下班回家了。他没有穿套装,而是像周末一样下身穿一条深蓝色裤子,上身穿一件奶油色毛衣。他头上的白发比我记忆中又添了许多。尽管他还十分壮健、英俊,但老年的迹象已慢慢地显现在脸上。眼袋出来了,浅绿色的眼睛不再像以前那样闪烁着好奇的光。正是这双浅绿色的眼睛,让母亲始终坚持说他们家族有爱尔兰血统。我极力想象几周前父亲身穿丝绸圆领长衫、头戴新郎高帽的样子。我不知道是谁给他拍的婚礼照,也不知道他是否会给我看他的照片。

步入房间,空气中弥漫着我早已不习惯的浓浓的烹饪味儿,除此之外,一切依然如故。我在小树林边拍的黑白照还挂在过道的墙上。这些照片是母亲一再坚持要装相框的。房间还保持着不为人所左右的建筑风格:全嵌入式壁橱隐匿着我家日常生活的痕迹,客厅里比一般房间高出两倍的天花板高高在上,透过高大的玻璃墙,可以眺望远处的树林。沿玻璃墙有一排长长的窗座,足够20个人并肩而坐。母亲葬礼期间,人们就是那样坐的。由于不常住在这里,我开始觉得它庞大的结构有些令人吃惊。它与其作为一处私宅,倒不如做一家公益机构更合适。

装饰房间时,母亲一再坚持要配备最具有现代风格的家具。一套黑皮组合沙发成U字形摆放着,高高的铬合金板灯饰成流线形排开。玻璃面的茶几呈肾脏形状,白色的玻璃纤维餐桌的四周放着几把与之相配的高背餐椅。母亲从不喜欢在餐桌上盖桌布,可是现在有一样东西出现在了那儿:一块印有印度字母的四面够不着边的桌布。餐桌上摆着的不再是一盘丰盛的水果,或者一束鲜花,而是一只不锈钢盘子。盘子里面放着一只非常土气的盐瓶和两只菜罐。罐子里装的是腌菜。一罐是辣味的灯笼椒,一罐是糖制的酸橙。罐子的盖儿没了,罐上贴的标签也被腌菜的卤汁染污了。一只匙子放在罐子的卤汁里。餐桌的一头,单放着一把椅子,那是给我准备的。几个半透明的印度卢膝圆饼堆放在桌上的盘子里,盘子旁边的几个小碗成半圆形摆开,碗里盛的是木豆和菜。

“坐下吧,你准饿了。”父亲说。他和我一样,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他手里没有酒,桌上也没有尊尼获加威士忌。通常这时,尊尼获加威士忌已放在茶几上了。

我站在桌边,低头看着桌子上的饭菜,没有一点食欲。我不再习惯吃印度饭菜了。在学校,我在自助餐厅吃;母亲去世后,在家里,我和父亲要不出去吃,要不买些比萨回来。如此一来,我们搬进来时给母亲留下深刻印象并令她一直激动不已的煤气炉,只用来烧水泡茶了。我抬头望了一眼餐桌上方的天花板,有一处因屋漏褪了色。

“什么时候成这样子的?”我问。

“回来后不久。”

“不打算维修吗?”父亲对建筑的构建方法敏感,对这类事情总是很挑剔。

“这是大工程,”他说,“这个地区的屋顶本来就该是倾斜的。它自有道理。”

我一直没有听见奇特拉和她女儿们的说话声或脚步声,仿佛她们言谨行慎地躲藏在哪个壁橱里,像那么多其他东西一样被掩埋了。“她们呢?”我问。

她出来了,是从去厨房的侧门走出来的。和父亲相比,她的年龄更接近我。之前,我已经听父亲说过她了,但见了面,我还是感到有些吃惊。她的头发又黑又长,美中不足的是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副宽宽的鼻梁。她比母亲高,而且比我想象的高,头发缝里抹着朱砂。这是印度的风俗习惯,母亲常常犹恐避之而不及。头上朱砂红色斑是她外貌的典型特征。

“你就叫我玛摩吧。”她操着孟加拉语说。她的声音比母亲低,嗓子略带沙哑,异常平静。“你有什么意见吗?”她谨慎地观察着我的表情,和颜悦色地问,面带微笑。我摇了摇头,没有笑。

“请坐吧。”她指着椅子示意道。这一回用的是英语。

我扭头问父亲:“我们不一起吃?”

“我们都吃过了。”她又换回孟加拉语说,“开车走了这么远的路,多吃点。”然后又突然站起来,进了厨房。我坐下来。今天最后吃东西是在杰西卡家,是一块她妈妈做的水果蛋糕。尽管我不愿意吃眼前的这些东西,但我嘴里还是在淌口水。突然我觉得我该感谢眼前这些食物。

“吃吧,考希克,”父亲在我旁边的一把空椅子上坐下说,“快凉了。”

面前摆放的这么多碗——平时这种小玻璃碗我们是用来盛冰淇淋的——让我感到有点太客气。我知道,只有在过去盛大的场合才这么做。记得在加尔各答,爷爷每天晨沐后吃饭时就是这样,像招待国王似的。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是每个小碗里都舀一勺呢,还是把它们全倒到我的盘子里呢?我吃了几个卢膝,都还热乎乎的,异常松软。我想起在孟买吃卢膝时的情景,那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卢膝是我们家的帕西厨师扎里做的;我还能听见母亲在厨房善意的批评声,她叫他再做一锅,炸的时候不要等油太热了。

奇特拉从厨房再次出来时,她的两个女儿也跟了过来。乍一看,除了一个比另一个矮几英寸外,你很难把她们分辨开。虽然屋内开着暖气,她们还是穿得很多,又是厚毛衣,又是厚袜子的。两个女孩的毛衣都是艳俗的粉红毛线织的,很土气。我相信,这些不协调的印度色很快就会被从购物中心买来的衣服所取代。两个孩子长着鹅蛋脸,两条黑色的马尾巴小辫子用红丝带扎在头的两边。她们比奇特拉黑,但是比她更漂亮。

我指着盘子里剩的卢膝问她们:“吃吗?”令我吃惊的是,她们走上前,一只手捂住咯咯笑的嘴,一只手伸了过来。个子矮一点的缺了一颗门牙。

“让哥哥吃。”奇特拉说。她用我该叫她什么的话已经冒犯了我一次,现在又毫不客气地提出要她们叫我哥哥。

“就叫我考希克吧。”我对两个孩子说。这又惹得她们咯咯地笑了好一阵。

“叫考哥怎么样?”父亲提议说。

我们都转过身,困惑不解地望着他——这个我们因他而凑在一起的男人。

“考哥就是考希克哥哥的缩略。”他解释说。我不知道这是他突发奇想,还是早有预谋。他有创造才华,灵感突发时,就用孟加拉语把它写成诗,并且大声读给母亲听。事实上,我的土木工程师的父亲也是一位诗人。这是我们家的秘密。母亲死后,他就像懒得做其他许多事一样,再也懒得写诗了。

“聪明!”奇特拉嘉许说。这是自打我进家门以来她第一次跟父亲直接对话,用的是一种对某人小小成绩表示认可的口气。这时我才想起,她以前是当老师的。“行啊,考哥也挺好。”我觉得这个简称没有多大意义,不过父亲倒显得很自豪,仿佛他比奇特拉更计高一筹似的。

“那么我叫你们什么呀?”我问两个小妹妹。

“我叫鲁帕。”高一点的说。她的声音像她妈妈一样有点沙哑。

“我叫皮尤。”缺一颗门牙的说。

“在你家我们感到很高兴。”鲁帕又补充了一句。她的语气很生硬,给人一种疏远的感觉,听起来像在背诵强迫她背的东西。“对此我们表示非常感激。”最后两人异口同声地用英语说。那声调,那语气,那循规蹈矩的样子就像我16岁又回到美国时的一样。我知道,这种口音不久就会被改变,被淡忘,和她们身上土里土气的毛衣、头上傻里傻气的发型一样被取代。

“鲁帕和皮尤很想去水族馆和科学博物馆,”父亲说,“考希克,也许有一天你能带她们去。”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很可口。”我用孟加拉语说。我指的是食物。母亲告诉过我,在别人家吃饭时应该这样说。我站起身,要把盘子送回厨房。

“不吃了?”奇特拉忙拦住我,试图从我手里接过盘子。我没给她,继续往厨房走。我想去倒一杯父亲放在洗碗机上面食橱里的尊尼获加威士忌。“你要什么,我给你拿。”奇特拉跟在后面说。看见她站在厨房,我忽然觉得她很讨厌。在我们家,这里是母亲呆得比任何地方都多的地方。她浇过水的青锁龙和吊兰依然在窗台上茁壮地成长,墙上造型精美的钟表秒针微微颤抖着,标示每一天的时时刻刻。表面上有橙白相间的条形彩饰,看上去犹如四射的太阳光芒。母亲特别喜欢这块钟表。我无视奇特拉的存在,打开食橱,拿出玻璃杯,又打开另一个食橱去拿苏格兰威士忌。但是那里只有从加尔各答买来的几盒谷类食物和几小袋孟买小吃。

父亲也跟了进来。“苏格兰威士忌呢?”我问。

他看了奇特拉一眼,两人交换一下眼色后奇特拉就出去了。“我把它收起来了。”剩下我们父子俩时,他说。

“为什么?”

“我已经不喝了。我发现,戒酒后我晚上可以睡得更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一段时间了吧。另外,我不想打扰奇特拉。”

“打扰?”

“她有点守旧。”说着他拉过放在冰箱旁边的梯凳,爬上去,打开上面的壁柜,取出一只半空的瓶子。

我真想问他,究竟是什么支使他娶一个只有他年龄一半大的守旧女人,但我没有。我从他手中接过瓶子说:“如果我打扰了她,希望她不介意。”

“安静点儿,特别是在孩子们面前。”

我父母喜欢尊尼获加威士忌,我,还有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18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是我接替她的位置,晚上陪着父亲浅斟慢饮,一杯一杯一直喝到两人昏昏欲睡。在学校,我宁可喝啤酒也几乎不喝那玩意儿。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回到家,我都渴望重温它的味道。

“我想,明天我上班后你能去买一棵树。”父亲说,“沿128号公路往下走,不很远,有一个地方有卖。也许两个女孩想和你一块儿去。那样的话,她们会很激动的。”

我茫然地看着他。直到现在,我才想起,这些天父亲还要上班,我得和奇特拉和她的女儿们单独呆在一起。

“你指的是圣诞树?”自母亲去世以来,最近三年里我们没有在自己家里过过一个圣诞节,不是接受亲戚的邀请,就是在朋友家里过。所以当早晨人们还穿着睡衣时,我们俩依然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在孟买,每年圣诞节母亲都要在家里举办圣诞晚会。房间里挂满了圣诞灯,盆栽的木槿树下摆着圣诞礼物。这个时候,她总会饶有兴趣地说起剑桥,说起那儿的圣诞节。她说,这儿没有寒冷的气候也就没有相同的假期了;她还会说起那儿圣诞节时布置一新的商店和邮寄来的圣诞贺卡。

“我想我们还需要买一些圣诞礼物。”父亲说,“不过不要太铺张。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

我知道,奇特拉和她女儿们正在吃饭的地方听我和父亲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但是这阻止不了我说:“那些女孩子几乎还没有我一半大,你想要我和她们一起玩?”

“我不期望你做什么事情,”父亲平静地说,他非但不为我这句话所动,甚至希望以此来缓解我们之间不再需要掩饰的公开对抗,这一幕戏在他脑海里也许已经排练过好多遍了,而且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只问你介不介意去买一棵树。”

我不得不自己斟酒。背靠橱柜站着,我一手拿玻璃杯,一手接过父亲的酒瓶,先斟满酒,然后像母亲那样再放一块冰,没有加水。喝完后,又斟满一杯。“很容易。”父亲说。

我看着他的脸。母亲去世以后,一直有一种表情以不同的方式驻留在他的脸上。那是一种激怒多于悲伤的表情,就像我小时候不慎打破了玻璃杯时他表现出来的;或是某一天我们要去野餐却不期出现了多云天气时的;或是我们最后一次走进母亲病房那天早上出现在他脸上的;或是不论我何时从学院回来,他向我打招呼时的;或是好像母亲故意弃他而去而令他失望时他针对她所发的。但是,这种表情现在没有了。“不容易。”我对着夕阳投下的我的影子摇摇头,“对我来说不容易。”

第二天上午我起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有好一会儿,我躺在床上,不知道几点钟了。一开始,我稀里糊涂,弄不清我怎么睡在客房,天花板上怎么会飘来女孩低低的笑声。客房在一楼,离走廊不远,是厨房后面的一个侧房。我的床正对着玻璃滑动门,门外是后院和游泳池。游泳池上盖着一块黑色油布。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母亲就把大量精力投放在了客房的建设上。她从商店买来蚱蜢绿的被褥、窗罩,给玻璃滑动门配上窗帘,还叫我在五斗橱上方挂了一幅粉红和紫红相间的马杜巴尼画。我不知道她期望什么人入住这里,但那时,我们已经分享了她忘情的快乐。现在我非常感激她,也很高兴没睡在楼上我的旧卧室里。那儿与父母的卧室仅一墙之隔,夜里我能听见母亲病重时刺耳的呼吸和痛苦的呻吟。可怕极了。如果现在我还在那里,又得听奇特拉和父亲睡前的窃窃私语,想象毛毯下他们并肩躺着的样子。

就我所知,唯一入住过客房的是一位护士,叫加里比安太太,她是我和父亲在忙不过来的时候请来照顾母亲的。加里比安太太是个中年妇女,棕色的短发,说话带一口软软的南方口音。平日晚上她都回去,不过有两周时间,她住在客房里,晚上给母亲打打吗啡,倒倒便盆,在小本子上记下一些看似食谱的东西。她凡事乐观镇静,这让我相信,她有能力保住母亲的命——不是治愈,而是让她活下去。“这样不好。”有一次她对我说,“蒙头不语考虑以后的事,这对你对她都真的不好。”那时候,她的话一点也不能安慰我痛苦的心。我在想,世上再没有比母亲一旦不呼吸、不再用她疲惫的目光看我们更令人伤心的了,再没有比我每天看不见她的脸更令人痛苦的了。当时,她娇好的脸庞已经因病痛而明显变形,但她的美丽从未消失。她去世后,我才意识到加里比安太太是对的。没有什么比等待死神的到来更熬煎人了。比起我那些天身心上的负担,接踵而至的空虚感又算得了什么。

我穿上毛衣,微微打开一点滑动门,点上一支香烟。没有扫拢的落叶随风飘零,比比皆是。有的还落在了游泳池的油布上。我们搬进来的第一个夏天,早饭之前那一段时间,母亲能在池子里来回游40圈。到了第二年,由于化疗,她已经非常虚弱,大热天里也只能坐在池边把脚放在水里摆摆。那年夏天过后她就去世了。

在客房里,我只能听见电视的声音,一旦从客房出来就不得不面对她们三张脸。更让人恼火的是,上洗手间、刷牙、刮脸,但凡从房间走过,我都不得不穿好牛仔裤,不再能只穿平脚短内裤了。我想喝咖啡,但是没有。吃饭也是件令人十分尴尬的事。奇特拉在我和父亲还有她两个女儿身后走来走去,令人有针芒在背的感觉,直到我们吃完饭,她才自个儿去吃,就像在孟买我们家的仆人那样。从客房出来,我原以为餐桌上又有一大盘孟加拉饭菜等着我去吃呢,但当我来到客厅,从奇特拉和两个女孩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们正坐在组合沙发上看电视剧《家庭对抗》。厨房里没有早餐,什么也没有。在高高的天花板映衬下,她们显得格外小。两个女儿穿戴整齐,而奇特拉,则穿着一件红黄印花布的宽大女便衣,便衣上装有拉链,显得有些古板。不过她不施粉黛,不戴首饰,倒显得更年轻。她正在喝茶,我母亲的饼干盒放在她身边,盒盖敞开着。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皮尤和鲁帕回过头异口同声地说,然后眼睛又回到电视上。

“我给你沏茶去。”奇特拉把茶杯放到茶几上,准备站起身来,“我什么也没给你做。你爸爸说你回到家爱睡懒觉。”

“是这样。别起来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说。

她用孟加拉语来,我用英语去,就像昨天晚上那样。我想我马马虎虎的美国英语不会影响她,可是她好像在模仿我。

她糊涂了,皱一皱眉,问:“早上不喝茶?”两个女孩也从电视上转过头,满腹狐疑地等待我的回答。

“我喝咖啡。在学校一直喝的是咖啡。习惯了。”

“厨房没有咖啡呀,我没看见。”

“不要着急,我去邓肯甜甜圈店买些,很快就回来。”没等她再问什么,我又补充说,“是卖炸面圈的地方。面圈是一种中间有窟窿的蛋糕。”

“远吗?”

“就几分钟的路吧。”

“开车去?”

我点点头,她显得很失望。“这里没有车寸步难行。”她说。

“不完全是。你会开车吗?”

她摇摇头。

“不难。你会取得驾照的。”

“啊,不。”她说,好像不是她没能力学会,而是怕开车有损于她的尊严,“我不想学。”

“我一会儿就回来。”注意到两个女孩在看我,我犹豫了一下问,“想去吗?”

“想。”她们看看奇特拉。奇特拉点点头。

我返回客房,拿上钱包和车钥匙出来时,皮尤和鲁帕已经穿好了上衣和红派克大衣。这大衣准是她们到这里后父亲才给她们买的。粗粗的拉链、艳艳的尼龙面料,给她们平添了许多美国味。上了车,她们坐到后座,那里堆放着旧报纸、空汽水瓶、教科书和录音磁带等乱七八槽的东西。“对不起,太乱了。”我把这些东西扫到车箱外说。鲁帕取下安全带的搭扣,帮皮尤小心地系好。奇特拉穿着宽大的衣服,从防风门后看过来。她相信我会安全地带她的两个孩子到她从来没听说过也找不到的地方。她默默地向我们挥手,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我踩下离合器就要倒出车来时,她忽地打开防风门,探出头问:“我不会有事吧?”

“你什么意思?”

“我一个人安全吗?在家里?”

“当然了。”我被问得莫名其妙,几乎嘲笑地说,“好好在家吧。”

“她不许我们出来,”鲁帕说,“没有她的允许不能出来。”

“周围没有一个邻居,她害怕。”鲁帕又加了一句说,“还有,她怕我们掉进游泳池里。”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所以什么也没说,把车倒出长长的车道,向小镇驶去。最近的邓肯甜甜圈店开车用不了15分钟。到了那儿时间还早,我想再走走,所以又向下一个小镇进发。路上要经过一段海滩,那是母亲喜欢偶尔来改变一下环境的地方。到那儿有一段高速公路。我觉得,沿着空寂无人的路开一会儿快车能给自己一种满足。两个女孩也不问我们要去哪儿,各自只顾目不转睛地从后窗望着车外,对这段短暂而没有语言交流的旅程,她们丝毫没有寂寞的感觉。进入小镇,我选择了一条可以看见灰色海岸线的路走。我把海指给她们看,但她们依然默不作声。到了炸面圈店,我说:“我们可以进面圈店,也可以开车到汽车餐馆去。二位选一下吧。”

“哪一个更好?”鲁帕问。

“去汽车餐馆的话,我去买咖啡,然后我们回家喝;反之,我们进面圈店里喝。”

鲁帕选择去汽车餐馆,而皮尤选择进面圈店。“我的意见是,我们进面圈店,回来时,到汽车餐馆再买些咖啡。”我说。

两人的意见好像都没被否决,所以她们很高兴。下了车,两人手拉手,走过停车场。邓肯甜甜圈店是商业区的一部分,店外停车场被圣诞节最后购物者的车塞得水泄不通,好在邓肯甜甜圈店里空无一人。我点了咖啡后问小姐妹俩想吃什么。皮尤踮着脚尖,鲁帕舌头舔着嘴角,嘴微微张着,两人盯着可供挑选的食物谁也拿不定主意。需要我做的就是把皮尤抬高一点,好让她看清楚一些。此话一出口,皮尤便抬起两只胳膊,放到我的手上。她比我预想的要重。我把她放到柜台上好让她继续选择。

“考哥,你喜欢吃什么?”

“波士顿奶油馅饼。”

“那,我就要这个。”

“我也要。”鲁帕说。

“三份。”我对收银员说。

我们坐到一个小隔间里。小隔间的中间是福米卡贴面板桌。我坐在一边,姐妹俩坐在另一边,直到各自吃完各自的那一份,才抬起头交换了一下眼色。我自顾自地吃我那一份,没有参加她们。使我吃惊的是,她们的嘴比我的小,但是吃得比我快,只一小会儿的工夫就吃完了。我觉得我与她们毫不相干,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被捆在了一起。当然,这是因为我的父亲。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好像和他也关系不大。我从印度来到马萨诸塞州时,因为年龄大,体验不到旅行带来的震撼。她们现在年龄太小,又没有发言的权利,以后她们会回忆起这一段的经历,也许不像我头几个月记忆的那么清楚,但总归会想起来。像她们一样,我失去了一个亲人,现在又要求接受一个替代品。我不知道她们是否还记得她们的父亲,他死的时候皮尤只有五岁。我对母亲的记忆,是在她去世三年半后才开始淡化的。如今,我们一起度过的数千个日日夜夜已升华成为一幕幕尘封的舞台戏。与鲁帕和皮尤相比,我是幸运的,我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她们心目中,死亡好像只是存在与失去的转换,是自己夺去自己生命的方法,是过早地打破了不能再修复的东西。尽管她们无忧无虑,但她们父亲的死总还是会给她们留下印迹的。

“喜欢吗?”我问。

两个女孩点点头。皮尤说:“又掉了一颗牙。”她张开嘴,用舌头把一颗粘着巧克力屑的下牙挑出来。

咖啡太烫,没法喝。我把盖子打开,放到桌子上。皮尤望着窗外,看停车场上进进出出的车辆;鲁帕注视着展示的各种炸面圈、自动售咖啡机和酒槽里冒着泡泡的红潘趣酒。

“想再来一份吗?”我问。她避开我的眼光,摇摇头。比起皮尤,她更内向,有时候看上去好像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我倒想给妈妈带一份回去。”

“就那个上面带颜色的。”皮尤跪在座凳上,用手指着一个奶油馅饼说,“那个最好看。”

鲁帕反对,“我喜欢上面有雪花的那个。”

“这是1美元。”我伸手拿出钱包,“二位,愿意自己去买吗?”

“妈妈不允许我们碰钱。”鲁帕说。

“就1美元,”我回头看了一眼收银员说,“丢了也没关系。”

“没关系?”皮尤的两道浓眉紧紧地蹙在一起。

“没什么了不起。”

姐妹俩从小隔间出来,一人捏着钱的一个角,仿佛打着游行队伍里的横幅标语,朝收银员走去。我背对柜台,转过身来看着她们。鲁帕用手指指画画,然后两人一起把钱递给收银员。收银员把钱拿在手里仔细瞅了瞅,不相信两个女孩给的钱是真的。收银员最后收下钱,把鲁帕买的东西放到柜台上。

两个女孩回来后,我问:“你们怎么不说话?”

鲁帕把找的零钱还给我,心存戒备地问:“我们做错什么事了?”

“没有,但是你们本可以告诉他你们要哪种面圈,而不是用手指指戳戳的。收银员给你们东西的时候,你们可以说声谢谢,凡事都要从问候开始。”

鲁帕低头看着桌子说:“对不起。”

“不要道歉,我是说你们不必害羞,这种场合,用英语越多,你的英语就越好。总是有好处的。”

“其实不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嘲笑我们。”鲁帕说。

“我害怕去上学。”皮尤用手捂住眼睛,摇着头说。

安慰她们一下吧,那不关我的事;保持沉默吧,又显得有些冷酷。“噢,我理解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几个男孩会笑你。不要紧。他们也笑过我。我16岁从孟买回来,一切都重新开始。我生在这里,离开一段后又回来,仍然很难。”

“那是在你妈妈去世之前吗?”皮尤虔诚但又带有几分伤感地问,好像她认识我母亲,或者因此使她想起了她父亲?我也说不清。我点点头。

“她长什么样?”

“她——就是母亲。”这个问题问得我猝不及防。在认识还不到一天的两个小女孩面前,我突然感到自己很脆弱,在很多方面她们甚至比与我相识多年的朋友更了解我。四年前的一天,我和母亲顶风沿海滩散步回来,她坐在我对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茶,抱怨那茶多么的乏味。

“你有她的照片吗?”鲁帕问,久久地盯着我。

“没有。”我撒了个谎。我不想给她们看装在钱包里身份证后面那张母亲的照片。照片是在她病倒很久前在孟买我们家举办的一次晚会上照的,我一直带在身边。

“屋里怎么一张也没有呢?”鲁帕问。

“我父亲不想要。”

“我妈妈一直在找,每一个房间都找过了,可是一张也没找着。”皮尤说。

我们回来的时候奇特拉正坐在窗座上等着,脸上焦急的神情显而易见,不过她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走了这么久,况且皮尤和鲁帕也没给她机会问。一回来,她俩就向她扑过去,好像好久没见面了。她们把炸面圈递给她,告诉她旅行多么有趣,我多么慷慨。皮尤还告诉她炸面圈是她们自己买的。很明显,两个女孩很喜欢我,而且由于两个女儿的认可,她也愿意接受我。但,我需要安静,而这房屋的布局说明,没有约定,要安静是不可能的。我坐在客房的床上,望望院子,翻翻《环球》杂志,后来只好出去跑步。外面风很大,路上很清冷,我一跑就是5英里。当我回来的时候,她们正在吃头天晚上剩下的味道很重的孟加拉午饭。奇特拉邀我和她们一起吃,我谢绝了。冲了个澡,我把电话拉到客房,给杰西卡打电话。

“为什么不过来呢?”杰西卡提议说。我倒想“过来”,我倒想开车到她父母农场去。但是不能。现在还不能。把电话放回过道里后,我发现她们像我们在印度的亲戚一样都上楼午休去了。自这次回来以来,我第一次伸长胳膊展长腿地躺到沙发上看电视,没想到很快就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她们已经在楼下了,虽然同在一室,但她们并没有在意我的存在。外面天已经黑下来了,弧形顶灯的光柔和地洒在茶几上。电视频道已被转到谈话节目上。奇特拉给她的两个女儿梳完头扎好小辫,开始用她的五指梳理自己的头发。她的头发出奇得长,像一帘瀑布,差不多够到她的腰际。什么年代了还扎发带,看了都恶心。我不禁想起母亲。疾病使她的头发一缕一缕地往下掉,在医院时她就不得不戴上假发,一直戴到去世。

鲁帕坐在奇特拉身后,给她按摩头部,不时拔下一两根白发。奇特拉半闭着眼睛,身体微微后倾。我从沙发上坐起来,看着她们。想象中,奇特拉在父亲的身边,有一天头发全白了,变成了一个老太婆,就像母亲本来要变成的那样。这种思想让我意识到,我有理由恨她。似乎她知道我在想什么,忙睁开眼睛,不安地看着我,然后很快把手里的白发收拢,起身进了厨房。几分钟后返回来时,她手里端着一只大浅盘。浅盘里放着一壶茶和几杯阿华田,还有两个麦米碗,碗里盛着两样孟加拉小吃。另有一只小盘子,里面放着鲁帕和皮尤买回来的那个炸面圈,切成了四块。

“现在喝茶吗?”她问我。

这一回我接受了。我从浅盘里端起一杯沏好的茶,茶里加了热奶,还放了太多的糖。

奇特拉递给我一个麦米碗,说:“这是从哈尔迪拉姆专卖店买的,是全加尔各答最好的。”

“我不吃。谢谢。”

“这屋里很冷,”她说,“风穿过玻璃窗吹进来。怎么没有窗帘?”

“窗帘妨碍视线。”我说。

“楼梯也很滑。”她指着上二楼的悬浮楼梯说,“没有护栏,我怕鲁帕和皮尤会从楼梯上摔下来。”

我扭头看看那一块块排列在白墙上的厚木板条,就像步步升高的隔板一样。甚至在母亲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她也是这样上上下下,从没有提出过异议。

“怎么没装护栏?”她又问道。

“我们喜欢它那样。这正是它美的所在。”我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点学究气。我们无话可说了,坐在那儿各自看着电视。一个节目过后,奇特拉拿起钩针编织起什么来。我在想,和她们这伙人在一起,以后的四周可怎么过。我们都在等父亲,等他回来回答她的问题。只要他在,我们就能坐在一起喝茶。他回来了,车棚上捆绑着一棵圣诞树。他叫我出去帮忙。“我说过我明天会去买的。”我一边说一边帮他解开绳子,然后一起把它拖进家里,支撑在客厅一角高高的壁炉旁边。奇特拉和两个女孩围聚过来。

“看起来和外面其他树没什么两样。”奇特拉指着玻璃墙外说。

“其实不同。”我说,“外面的是松树,这是云杉。”

地下室什么地方有一只箱子,父亲说,里面装着圣诞树架、灯饰和挂在树枝上的小饰品。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搬进这个家的第一个冬天,母亲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上用的,我很奇怪父亲怎么没有把它们扔掉。他要我下去找一找那只箱子。我们住进这房子没几年,没有积攒东西的过程,所以地下室里杂七杂八的东西不多。靠墙堆放着几只箱子,有装电视和立体声音响的空箱,也有父母从孟买船运过来的实箱,上面写着无关紧要的条目。装着东西的实箱都用胶带封着,还没有打开的意思。

我用车钥匙划开几只箱子的封口胶带,打开箱盖。一只里面装着父亲的工程学旧书籍,还有一只里面装着用《印度时报》包着的餐具和我多年前吃饭用过的盘子,盘子边上有橘色的菱形花纹。这些东西我早已不记得了,现在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还找到了高中最后一年创办暗室时用过的一台放相机,一套浅盘,几把钳子,几瓶定影液。母亲在世时,有好几次她下到地下室,在我匆忙往显影卷盘里装胶卷时,她静静地坐在黑暗中陪着我呼吸化学药品的气味。这些化学药品都是带腐蚀性的。为了护手,我戴着橡胶手套。不过这种伤害是无法和正发生在母亲体内的疾病的变化相比的。我冲印胶卷时,她拿手表给我计时。久而久之,她也熟悉了冲印的全部过程,能适时地提醒我该倒什么液了,该从冲印箱里取出胶卷了。后来我们俩都知道我需要添置一个定时器。“准是这个样子。”有一次在这个寂静的、封闭的、完全黑暗的空间里她说。我知道她在想象死后的情形。“我就是这么想的。”她说。

我要找的那只箱子上有母亲手写的标签,标明“X-Mas”。里面的东西不至于使我再度伤怀,但我现在还不想打开。想到奇特拉搜查箱子,看见她翻腾箱里的东西我就心烦,就像看见她整天拿着餐具茶壶,手里拿着话筒和父亲打电话联系,打听他是否在回家路上一样让我心烦。当父亲试图把母亲遗留的痕迹从这屋里清理掉时,我责备过他;现在则因为他当时做的不够彻底我又想责备他。“找不着。”从地下室上来,我说。父亲没再过多追问。奇特拉在旁边,他的表现会不同。这时,他更能容忍那些无关紧要的磕磕碰碰。我主动提出去杂货店买需要的东西,乐得有一个离开这个家的理由。回来后,我和父亲开始动手装饰圣诞树,奇特拉和她的两个女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先把圣诞树安置到树架上,用螺丝钉把它固定好,再把小彩灯披挂到树枝上。圣诞树装饰得既没风格,也没特色,充其量不过是一盒天蓝色气球的堆砌,跟银行或者办公楼大厅一角的圣诞树一样,看上去不怎么像家里的,但是鲁帕和皮尤见了还是非常高兴。她们说,她们从没有看见过比这更好看的树。父亲上楼去拿满满一袋子的礼物。这些礼物现在无论你到哪个商店买,都会用同样的黄绿色彩纸给你包起来,再用专门的带子扎好。父亲把礼物分放在圣诞树下。一共八包。“每人两个。”他没有特别指着哪一个人说。鲁帕和皮尤从沙发上跑过去,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更让她们激动的是,她们的名字就写在礼物包装纸外的小垂饰上。“可以打开吗?”皮尤问奇特拉,奇特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圣诞节早上才能打开。”我说,“到那时才能看。不过现在可以摇一摇啊。”

“真可爱!”奇特拉也被装饰一新的圣诞树感染了。

“考希克,照张相怎么样?”父亲提议。

我摇摇头。我把相机——父亲的老式雅西卡相机——放在学校里了。

“可是你总是随身带着的呀。”恼怒和失望交替着从父亲的脸上掠过。这种神色在母亲去世的那天他脸上也出现过,娶了奇特拉以后就烟消云散了。

“我忘带了。”我说。这是实话。我确实总把相机随身带着,即使在周末我和父亲谁也见不到谁的时候也带在身边。但这一次我确实忘带了,因为我知道我不想记录下什么。

“我不明白。”父亲说。

“我也不明白。”我回答道,“多年来你一直不想照相呀。”

“那不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是在陈述事实,同时也是在争辩,争辩一个只有我和父亲才完全懂得的道理。几分钟后,奇特拉宣布饭好了。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拿出来放到餐桌上。那顿饭,谁也没说一句话。饭后,就像前一天晚上那样,奇特拉收拾起盘子进厨房去洗刷,我坐着喝酒,鲁帕和皮尤从餐椅上下来,坐到沙发上看电视,父亲跟着她们站起身来,拿了一份报纸,坐到躺椅上,翻开广告栏。这是莱施米尔公司的广告,以相机销售为主。他一边看一边用圆珠笔圈点着。

两天后就是平安夜,父亲不上班。他建议我们——我们五个人到波士顿去,让奇特拉和两个孩子逛一逛波士顿。我没有不去的理由,所以跟着她们上了父亲的车,坐在后座上鲁帕和皮尤的中间。尽管这只是坐在车上的短途旅行,但它似乎显得出奇得重要。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一直出没于医院,所以我们除了偶尔沿海滩走走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旅行。

我想我们应该在各个地方下车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奇特拉说天太冷,不用走,父亲就同意了。围绕肯尼迪广场转了一圈后,父亲把车开回到麻省大道大桥,然后转到联邦大道——那儿的大街小巷已经装上了节日的彩灯和花环——然后围绕波士顿公园转了一圈。父亲指着州议会大厅金色的穹顶和林立在碧肯山陡峭的街道两边美丽的房子给奇特拉看。这些房子的后面就是马萨诸塞州立医院,是我和父亲曾进进出出过无数次的地方。一天一大早,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们吵醒。当第一缕橘色的阳光刺破凌晨的黑暗时,我们又开车来到波士顿。母亲看起来和前一天一样,闭着双眼,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不同的是,所有的医疗设备都关掉了,我们曾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的房间显得格外宁静。我摸一摸她的皮肤,它是那么的冰凉,仿佛刚从冬天的冰天雪地里走回来。如今,当我抬头再向医院的窗户望去的时候,父亲正扭头看着奇特拉。“这儿是美国文人雅士的洞天府地。”说完,他自得其乐地笑起来。坐在前座的奇特拉抿嘴微微一笑,那样子是要告诉别人她在恋爱。

圣诞节,父亲给我买了一件毛衣和一件衬衫,后来又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000美元。我告诉他太多了,他说:“还需要买这样那样的东西,会用得着的。”父亲还安排了一个迪斯尼乐园五日游。这,和圣诞树下面的玩具一样,是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两个孩子的。圣诞节早上,他宣布这一消息后对我说:“欢迎你参加。”但,我以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只剩一个学期了,还有一些功课需要准备为借口拒绝了。父亲听了也没有再认真劝我。但鲁帕和皮尤却很不安,她们一个劲地问我:“为什么不去呢?”她们知道我也没去过迪斯尼乐园后,更是大惑不解。我意识到,她们需要我,就像我为了掩盖奇特拉和父亲已成夫妻的不争事实也需要她们一样。因为我的出现是我母亲存在过的证据,就像她们是她们亡父的有形遗物一样。“你一个人在家不孤单吗?”奇特拉不止一次地问我。我想,她,和父亲一样,在打探我的行动计划。当然,除了呆在家里,我没有什么计划。

奇特拉和父亲一旦不在家,我就对鲁帕和皮尤特别地宽容。为了弥补我不和她们去迪斯尼乐园的遗憾,今天我带她们去科学馆,明天和她们去水族馆。每次小小的出游,她们都表现得很听话,既不抱怨什么,也不提任何过分的要求。我给她们一人买了一个便宜的橡皮龙虾,她们高兴得不得了。我和她们一起去哈佛广场的赫里尔店吃冰淇淋——我曾在那儿买过一台录音机——皮尤嘎吱嘎吱吃蛋筒冰淇淋的时候,她的又一颗松动的牙掉了。我用餐巾纸吸干她嘴里的血,把黏糊糊的牙齿装进我的口袋。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给她们讲牙齿小精灵的故事。她们开始叫我父亲“爸爸”的时候,我没有反对。她们从来不提起她们的父亲。不过,有一天晚上,我被皮尤的叫声惊醒了,在噩梦里,她在一遍遍地喊爸爸。

除夕前几天,父亲和奇特拉应邀参加我父母的朋友们举办的家庭假日晚会。看见她穿上深蓝色的纱丽,戴着石榴红的项链,小心地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看见父亲梳着整齐的头发,穿着母亲去世以来再没见他穿过的粗花呢运动夹克衫,围着奇特拉转来转去的时候,就别提我心里有多别扭了。我不打算去参加晚会。鲁帕和皮尤是要去的。她们已经穿好了红白色的花格子裙和与之相配的外套,头上扎着丝绒束发带。就在父亲从衣柜里取出他的外套的那一刻,鲁帕突然问奇特拉:“我们可以留在家里吗?”

“当然不可以,”奇特拉说,“这样不礼貌。”

“可是考哥就不去呀。”

“其实,这样的晚会对她们来说相当乏味,”父亲说,“我想不会有像她们这样大的孩子去的。”

“可我没有给她们做饭。”奇特拉说,“她们还没吃饭呢。”

“我去买比萨。”我从沙发上抬起头,向鲁帕和皮尤使了个眼色说,“我们可以搞我们自己的晚会。”两个女孩听了高兴地拍手叫好,皮尤笑得合不拢嘴,露出了掉牙的豁口。奇特拉告诉我9点让她们上床,然后和父亲扣上外套的纽扣参加晚会去了。两个女孩脱掉鞋,但是还穿着参加晚会的服装,和我坐在一起看电视。一袋炸薯片,我们你一片我一片地吃着。炸薯片吃完后,我去买比萨。当我穿上外套要去餐馆时,鲁帕和皮尤四只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你到哪儿去?”皮尤问。

“给我们弄吃的。”

“把我们单独留下?”

“10分钟就回来。”

她们什么也没说,但显得有些惊慌。是奇特拉给她们灌输的恐怖思想让她们这么胆小。真令人生气!“好了,愿意的话就跟我走吧。”

我们开车来到餐馆,在那儿吃了比萨,我还喝了一杯啤酒,抽了几支烟,而鲁帕和皮尤则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她们高纸杯里的可乐。她们再次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们一块去迪斯尼乐园时,我说我会考虑的。为了不让她们灰心,谎言还是必要的。我们刚一到家,电话铃就响了,是杰西卡打来的。我倒了一杯酒,把电话拉进客房。当我告诉她父亲要带奇特拉和两个女儿去迪斯尼乐园时,她说他们走后她就来看我。即使晚上躺在床上时我也想念她,但是我还不想在我父母家里见到她。这话我没有说出口。但当她觉察到我有些犹豫时,我们第一次开始争执起来。这是一次尴尬的对话。尽管自始至终没有真正的争吵,但是整个通话过程充满了停顿,有时甚至无话可说。我对杰西卡说了和两个女孩说的同样的谎言:我会考虑的。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打开客房门,发现鲁帕和皮尤不在看电视。我喊她们,没人答应;我来到厨房、浴室,也没有;上到楼上,站在我旧卧室的门外,听不见她们说话的声音。10点钟了,尽管她们可能睡着了。我推开门。这是我这次回家以来第一次看见我的旧房间。灯开着,我看见了我的旧床。和旧床并排放着的是一张行军床,贴在墙上的画一幅没动:一幅是吉姆•亨德里克斯三人乐队的招贴海报,一幅是保尔•斯川德的摄影作品《盲妇》,都是我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壁橱的门开着。壁橱的前面放着一把椅子,好像是为了从隔板上拿东西故意放在那儿的。我以为有鲁帕和皮尤的东西在,我的卧室会有多大变化,但是实际上除了多了一张床和一小堆玩具外,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那一堆玩具还是她们圣诞节得到的礼物,现在正整齐地堆放在房间的一角。靠近玩具,鲁帕和皮尤依旧穿着她们参加晚会的衣服,背对着我,坐在地毯上往前推什么东西。究竟推的是什么,我看不见。“这一张上她显得很悲伤。”我听见皮尤小声地用孟加拉语说。鲁帕说:“她笑起来和考哥一样。”

“你们在干什么?”我问。

她们意识到我的存在时吓了一跳,忙把话岔开。大约有一打照片摊放在地毯上。是母亲的,是从母亲死后父亲封藏起来的盒子里拿出来的。她们像玩纸牌那样把它们摊放着。时隔这么久了,看见这些早已忘却的照片我还是心痛不已:有一张是在孟买旧俱乐部照的,母亲穿着泳装坐在游泳池边;还有一张是在剑桥我们家照的,母亲坐在棕色木板楼梯上,我坐在她的腿上;还有一张是我出生之前照的,父亲和母亲站在一排树篱前,树篱上的雪依稀可见。

“你们他妈的知道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我吼道。

鲁帕两只黑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皮尤吓得哭了起来。我走过去,从地毯上拾起照片,朝下扣在旧衣柜上,然后抓住鲁帕的肩膀,把她从地毯上提起来使劲地摇晃。她的身躯向下耷拉着,穿着黑紧身裤的细腿不由自主地摆动着。我想把她扔到墙上,但我没有。我用力把她径直扔到行军床上,让她坐下。“说!哪儿找到的?”我责问道,离她的脸只有几英寸。

鲁帕用手指了指壁橱,也开始哭起来。我朝壁橱走去。皮尤还在地毯上抽泣。她摇摇头说:“不在那儿了。”说着朝姐姐坐的行军床爬过去,从床底下拉出一只黑色白边的鞋盒,还有捆盒子的胶带。这一回,我抓住皮尤,把她从鞋盒旁拖开,一把推到一边,仿佛她靠近鞋盒会把它弄脏似的。

“你们没有权利看。”我说,“它不属于你们,懂吗?”

皮尤紧闭着嘴唇,鲁帕好像冷得发抖。她们点点头,眼泪顺面颊往下流。但是我的话,该说的不该说的,她们能听懂的不能听懂的,还是从嘴里一股脑儿地倒出来。“好了,你们自己也看见了,我母亲长得够漂亮吧!比你们的妈妈好看多了也成熟得多了吧!相比之下,你们的妈妈一无是处,顶多是给我爸爸洗衣服的女佣,做饭的老妈子,所以她才来到这里,所以你们才来到这里。”

现在两个女孩不哭了,低着头,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拿起鞋盒子和母亲其余的照片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我要把这些照片从这个家里拿走,走得远远的。回到客房,我草草把我的东西收拾好,放进车里,心里想,父亲和奇特拉很快就会从晚会上回来的。我感觉我的行为像是出自一种本能,是受突发事件和一时冲动的驱使,不由自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我意识到,那时有好多天我都一直在想着出走。鲁帕和皮尤没有从房间里出来,也没有开门看我在干什么,或者问我要做什么。我发动车的时候,她们也没有跑出来要我留下。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车开上高速公路后,我一直往北,往北,不一会儿,就出了马萨诸塞州。穿过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小部分,又过了一座桥后,我就进入了缅因州。接近波特兰时,我把车开上了一条双车道的小路。这条路偶尔紧靠大海。沿黑暗而又宁静的公路走下去,我时不时看见一片片的教堂、饭店和楼宇。虽然看不见大海,但是我能感觉到它,感觉到它的咸味和断断续续吹来的海风。海风穿过我紧闭的车门和车窗,听起来像火在燃烧。起初,我想通宵达旦一直往前走,后来我开始感到困乏,想找个地方睡觉。绝大多数的旅店和汽车旅馆因为过节而关了门,还有一些看上去像在营业,但因为太晚也关门了。我正考虑抱着胳膊小睡一会儿的时候,突然看见停车场里有一家汽车旅馆,24小时营业的招牌闪着亮光。

第二天,我在一片海鸟的叫声中醒了,从一张中间凹陷的黄铜床上坐起来,透过窗户,几天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了海。至今我还记得那扇与房间极不相称的小窗,似乎汽车旅馆本身就是一条船。窗外,海浪滔滔,或明或暗,它是那么的活跃,离我又是那么的近,昨晚我睡得好死,浑然不觉就在海边。房间里阴冷、潮湿,感觉黏糊糊的。墙上蓝色的壁纸辉映着白白的地板。壁纸上印着锚的图案。卫生间里的药柜空空的,药柜的四边生满了铁锈。旅馆服务台的招待员告诉我,这是佩诺布斯科特湾,沿这条公路再往下走几英里有一家餐馆。

早饭后,我在小镇上转了一圈,然后沿海岸边的码头走走。一路上我看见许多木板围起来的商店和度夏的别墅,但这一天里绝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呆在旅馆里的。不是躺在扶手椅上看海,就是到楼下酒吧喝酒,一想起昨晚发生的事,我心里就难受,就愧疚,就提心吊胆。我不时地看见鲁帕和皮尤低着头,准备着再次被我摇撼。我不敢告诉父亲和奇特拉,我忍受着。我想,我走了之后,她俩在房间里不知有多害怕,也不知道父亲和奇特拉回来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鲁帕和皮尤会对他们说什么。我不怕她们,她们所做的那些不道德的事情我实在忍受不了。我知道,我的失踪会让父亲担心,但我感到最不安的是我对两个孩子的态度,我应该向鲁帕和皮尤道歉。我也知道,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下午的时候,我去付费电话处给父亲打了个电话。他在上班。“我知道你很不开心,这对你也很难。”父亲说,似乎我的失踪也是他预料中的事,“但是你本可以大方一点,早上再走。你本可以道个别。”我没有做任何解释。没有。我问父亲他和奇特拉回去后两个女孩怎么样。“她们睡了。”父亲说,“还有,你不该把她们单独丢在家里。考希克,那么晚了,不应该那样,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还有,奇特拉非常不安。她担心你的出走是她的错,是她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让你烦心的事。你知道,她已经努力了。”

这时我才知道,两个孩子什么也没说。奇特拉不知道我责骂了她女儿,也不知道我伤害了她们、吓唬了她们。

“后天我们去佛罗里达,”父亲说,“到时候你打算回来吗?”父亲问。

“我不打算回去。”

“你会按时回学校去吗?”

“会的。”

“那好,过几周以后我们再谈。”

他挂了电话。他没有兴趣问一声我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坐进车里。之后的一连几天我都这样:顺着海岸线疯跑。饿了,在饭馆里吃点东西,累了,找个汽车旅馆休息,用圣诞节父亲给我的钱消费。我也不需要地图。一个加油站的服务员告诉我,最终我会跑到加拿大去。时不时我能看见大海,看见小岛,看见有条纹的灯塔和小块的沙角。外面天太冷,我一步也不想走出车外。当然,偶尔也下去一两次,看看海,探寻一下荒野的小径。这地方和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不像北海岸。这儿的天也和我以前见过的不一样,没有色彩,没有情义,令人焦虑不安。这里的水更不近人情,有时候差不多是黑色的,刺骨寒冷,我知道,它冷得足以把我冻死,狂暴得足以把我撕碎。这儿的海浪浩渺无边,不停地扑打着嶙峋的海岸。这里没有沙滩。越往北,天地越凄凉,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凄凉。不过正因为如此,它才吸引了我,值得我像没事人一样在这里逗留这么久。

因为是冬天,这里的渔村绝大多数歇工了。捕虾船拖出了水,木制的虾网堆成了垛,只有酒吧里才有生命的迹象,那小得出奇的地方感觉更像人们生活的场所。这里有当烟灰缸用的蛤壳,有披挂在墙上的鱼网。和这里的渔民,和在这里喝酒的祖祖辈辈居住于此的人们在一起,我无话可说。烟油染黄的胡子遮蔽着他们的脸,粗糙的手皲裂着,他们的口音令人费解。他们对我既不友好也无敌意,而我则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的谈话我也决不参与。我不期求与谁为伴。我从没有独自出行过,现在我发现我喜欢这样,没人知道我在哪里,也没人能找到我,我就像死去了一样。逃避让我体会到母亲永远享有的无比的权力。

用了五天时间我到达了加拿大国界,又用了四天折返了回来。一去一回差不多花光了父亲给我的钱。在此期间,在某地,一年结束了。一天夜里,在一家酒吧我接受了一小杯免费的威士忌,我才意识到这点。我相信,假如母亲活着,要是来到世界的这个地方,准会叫父亲在我走过的千万家房子中给她买一套,好让她眺望辽阔的大海。我停靠过的酒吧、餐车式饭店里都有许多列举亲水地产的小册子,没什么东西可看的时候我就拿来翻翻。这让我想起我们离开孟买后父母找房子的事。尽管那所房子母亲付出了她毕生的精力和积蓄,但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地住过一天,而且由于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我们从来也没有感到开心过。所有的电话都是打给医生的,家里到处扔的是药瓶,每一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和她的病有关的东西。就是在那里,母亲却要起程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我们谁也不能和她结伴同行而她去了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一天,在接近加拿大国界的地方,我沿着海岸边的悬崖走着,远眺芬地湾,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有迹象表明我现在是在这个国家最东端的国立公园。一条小路向下倾斜着穿过一片松油味浓烈的松林,树梢细小而柔弱,枝杈上覆盖着积雪。海风撕扯着咀嚼着这里的一切。穿过人迹罕至的小道,我来到海边,眺望汹涌的大海,看密集的海浪一次次扑向岸边的岩石,又一次次被撞得粉身碎骨。不知怎的,这不屈不挠的运动倒让我平静了许多。第二天,我又回到这里,还带来了放着母亲照片的鞋盒子。坐到地上,打开鞋盒子,我一张张地翻看着这些旧照片,仿佛在浏览一封封迟读的邮件。照片太多了,翻了几张后,像父亲一样,我再没有耐心看下去。我的手指只要一松,照片就会随风飘进狂野的大海,消失在母亲魂归的地方。但我不能。我把它们重新放进鞋盒子里,开始在冰冻的土地上挖坑。我的劳动工具只是一根柴棍和一块有棱角的岩石。坑挖得不理想,但足以掩埋鞋盒子。初升的月亮照着我用泥土和石头掩埋了鞋盒子,同样照着我回到车上。

学校毕业典礼的前几周,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打算卖掉房子,和奇特拉她们搬到多一些传统、少一些隔离的波士顿近郊去住。那儿有其他的孟加拉人,还有一个印度食品杂货店,这些东西对奇特拉来说比我母亲靠近大海的现代化建筑更重要。我不会跟父亲到新房里去的,毕业后我打算去南美洲旅行。圣诞节的事再没人提起,也没有人再做出什么反应。毕业那天,奇特拉、鲁帕、皮尤和父亲坐在草坪的折叠椅上,观摩我的毕业典礼。当我戴着大学方帽穿着学士学位礼服走上讲台的时候,他们为我鼓掌,在我旁边摆好合影姿势。两个孩子很有礼貌,尊重我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不过看上去我们好像以前没见过似的。我知道,她们决不会向奇特拉或者我父亲揭发我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它将永远成为我们三人之间的秘密。我还知道,她们继续以沉默的方式来保护我,同时也是在惩罚我。那天晚上的记忆是我们之间曾经友好的唯一羁绊,掩蔽了过去的一切。她们彬彬有礼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她们有话只对自己说。尽管她们已经改变成了美国口音,但更要紧的是我不得不接受作为妹妹的她们,好像现在比刚来的时候更加令我难以捉摸。“大家靠紧点!”父亲手里握着新买的相机指挥着。我的两只胳膊搭在鲁帕和皮尤的肩上时,她们互相紧紧拉住对方的胳膊。毕业典礼后,父亲对我说:“考希克,我们俩都需要往前走去探索新的道路。”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我们俩都该感谢奇特拉,感谢她因为母亲的灵魂在她最后叫做家的地方徘徊不去使她烦恼不安,感谢她使我们关闭了小家的门走进大家。

作者：裘帕•拉希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