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的流氓犯

一

特蕾莎?

她微低下头，将额头靠向墙上的镜面，眯起眼看镜中的自己。

脸真白啊。苍白，眼下有些干。她屈了食指，反过来贴到眼边，轻揉那些细纹。该去做脸了，她想。每次做了脸出来，简直能听到皮肤毛细管收缩的声音———那些细小的皱纹几乎在瞬间被导入的营养驱散，留给她数日的面若桃花。

你是特蕾莎?她侧过脸来，朝镜中的自己很淡地一笑，然后撩撩额前短发，又笑了一下，那笑就冷了，还带上些许讥诮，些许轻蔑。那发色染成深栗红，在灯下，她引为得意的低调的栗红显出酒色，浮泛上来，竟还有些光泽。很细的眉，天生的细，天生的长，直埋进额边的发间。她儿时暴晒在南宁亚热带的烈日下，听人们说，看看看，这个妹仔的眉儿!还有她的皮肤，白得能看到皮层下淡青的血管，任亚热带的烈日如何暴晒，都不会变黑———它们不属于边陲，不属于南宁。那里的女人皮肤黝黑，颧骨高耸。她因此是出众的。那时她不是特蕾莎，她甚至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古灵精怪的名字———那时大家叫她阿梅———教授古文的父亲给她起的学名是静梅。

她于一九六九年上小学。在师院附小场院里那棵巨大的苦楝树下报名当天，收表格的女工宣队员徐师傅接过孩子们的报表，看到文绉绉的名字，都建议小孩子当场就改。前面那个娇里娇气的雯雯摇身一变成了卫红；身后那个说话猫一样小声的丽丽也当即改成了永红。

她拿不定主意，给挤到桌边，咬着笔死想。这时她看到将上四年级的哥哥静松在人群外朝她挥手：我改成劲松了!新鲜出炉的劲松拨开人群，站到她身边喘着大气喊：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静梅为自己竹竿一样细长的哥哥高兴起来，一笔一画地将自己的名字写成“劲梅”。

她在那个夏天穿起木薯蚕丝的衣裳，质体粗大的经纬上染出大红底色，稀疏印上白色的梅花，蜡染的效果一般。那梅花长在肥短刚劲的粗干上，健硕，昂扬。这李铁梅在《红灯记》里的行头，在那个夏天成为南宁的时尚，她暗认的自我身份。

现在，她是特蕾莎。

她的衣橱里没有一点的花色。各式的黑，各式的白，各式的灰，涂填着她的四季。她十七岁离开南宁，去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去广州，华南理工学院；然后远去英伦，让中国边陲之地的劲梅摇身变为剑桥半导体物理博士。在去向加拿大的飞机上，她望向大西洋在阳光下泛出的无际无涯的灰白，特蕾莎这个名字海豚一般跃上来。她立刻擒牢它，摇身一变，跟一九六九年那个夏天一样，只在瞬息之间、一念之下。

她在蒙特利尔郊外住下来，又开始盘算下一个要奔向的地方。人家看她一个适婚年纪的女子，总是三个箱子，马不停蹄的样子，都诧异她的野心。她哪里是有野心?她只是不敢回望来路。那路上有一只怪兽，天涯海角追赶着她。她只要不回头，就不用面对它。但她绝不能让它超上来，吞噬掉她。

她只能飞奔。

在蒙特利尔这个常让她想起欧洲的地方，她学会了法语。她住在河边褐色的公寓楼里，夹藏在异国的风寒中，寂寞而安全。她的住处有着长长的回转围廊。在蒙特利尔短暂的夏季，她一个人在回廊上，手里拿着一瓶啤酒枯坐，让夕阳在江面上打出的细碎金片刺得眼睛生疼。她逃得够远了。父亲去世。母亲去世。在父亲和母亲的追悼会上，长辈和儿时的朋友们见到她，都围上来，安慰她，又赞叹她。阿梅阿梅，他们亲切地叫她，你变得这样有出息了!她握着他们伸过来的一双双手，真心地哭起来。她晓得，她今生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她吞下自己的泪水，得到一阵解脱。她从此再也没有回南宁。

她对所谓的爱情没有向往。她看男人的眼神像是在看一杯清水，连心思都是淡的。她想她或许也是爱爱情的，却爱不上男女之情。她约会过一些男人，在她年过三十之后，她跟他们出去吃饭，喝酒，看戏，郊游。但是她跟他们的关系全在肉体接触之时停下来。她惧怕他们的手。他们的手伸过来，穿过她的衣领、解脱她的纽扣、扯开她的拉链，令她听到怪兽在清冷的月夜下嘶吼一般，她让那吼声吓住了。她想过像欧美女人那样去看心理医生。可是，她们要寻找的是不知名的怪兽；她却认识那只怪兽。

直到她遇到家明。那还是秋天，蒙特利尔很早就冷了，她在冷得令人头疼的寒风里，决定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半导体业界的国际学术论坛。家明在硅谷的惠普实验室任研究员。他穿一套藏青色西装，站在大会的讲台上，谈芯片的合格品级控制。她喜欢他镜片后那一双简单得透明的眼睛。它们太简单了，一张，一合，泻出的全是光明。那双眼睛扫过来，看到她，停了一秒，又越过去了。她低头去看会议日程表上他的名字，拼音将她对光明的感觉抽离了，她用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了几个圈。

她跟家明在早餐台上碰到，她竟有心跳的感觉。她跟家明聊起来。她对家明说，你的西装很好看，但不要配白色的棉袜啊。家明腾地坐直了，看她。她知道，她一上来就先越过了线，向他倚靠过去。她微笑着说，最安全的是只买深色袜子，袜子颜色要深过裤子。噢，你到底是英国来的，家明后来说。不是的，她不是英国来的，她来自中国的边陲之地，南宁。你恐怕都没听说过吧?很多芒果树，很多扁桃，菠萝木瓜香蕉，酷暑和溽热，白热化的天色，疯长的植被铺天盖地，碗口大的朱槿花红白黄粉。金包铁、银包铁、五步蛇、竹叶青，数也数不清的毒蛇，它们一口能要人一命，但她没说。他比她小三岁，来自西安。南宁西安，简直是天作之合。当她知道他的年龄时，她第一个反应是：那么一九六九年，他才四岁?这个想法让她像是看到一杯水结成坚冰后的晶莹，那剔透的晶莹诱惑她想触摸它的质感。

家明在清冷的月夜里陪着她从华盛顿纪念碑下来，走到林肯纪念堂前，向她求婚。她在月光下警醒地站住，侧耳循听。怪兽没有出现?她的耳里只有喷泉哗、哗、哗的轻声，安宁混着喜悦散在水珠里，将她溅湿。她对躲回蒙特利尔公寓里这样的想法生出恐惧。家明从身后拥住了她。阴影这个词被挤压出来。那你要找光源的，当顶光出来的时候，阴影遁匿无踪，她对自己说。那一年，她三十三岁，披一头长发，转过身来，果然一地清辉。

她答应嫁给家明，来到硅谷。在黑夜的深腹，她将自己三十三岁的处女之身献出。每一次跟家明的肌肤之亲，都浸在暗夜的深黑里，不能有光亮。她惧怕那久违的怪兽突然出现，自己跟它裸裎相见。

她成了英特尔芯片质控研究的第一线科学家，很快又成为荣获英特尔年度突出成就奖的攻关小组头儿。她穿着盛装，飞到圣地亚哥海滨豪华度假营地，从总裁手里接过人们戏称为“英特尔的奥斯卡”的奖杯，并在三十五岁那年生下女儿亮亮。亮亮这个名字脱口而出，家明，亮亮，全是光明。她守着两片光明，融进硅谷无边的阳光中。样样都在轨道上。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那怪兽的嘶吼了，它给甩到太平洋去了吧。

她将目光从镜子里收回，看看表，刚到五点。北加州的秋季，天黑得早，五点一过，天光几乎敛尽了。这里是史坦福购物中心内的一间法式咖啡屋。她回过头去，看向左边，一排明净的玻璃橱柜，里面精致的各种法式小点心粉嫩诱人；柜台后，磨咖啡的声音起起伏伏。墙色是明黄，地下是黄色红色小瓷砖块混铺出的无规则花案，桌椅面也是同调花色，桌椅都是铁质的腿脚肢干。顶上的大吊灯亮了起来，灯光透过花蕾样的铁雕灯罩四下洒开，在黄红的基调上打出暧昧而温暖的光色，令她觉得安全，又有点感动。

她穿着深黑开司米毛衣，一条黑色薄呢裤，一双浅统靴子，戴着一条蒂凡尼心形碎钻项链。你就是特蕾莎?她将脸侧过来：阿梅，你变成女人了，一个蛮漂亮的女人。

她低下头，手伸到手袋里，触到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很薄。她捏了它一下，又放开，将手掏出来，很轻地搓搓脸。

特蕾莎!绿茶拿铁!她听到年轻女店员清亮的声音，举了举手。果青色的绿茶拿铁就被送到了台上。

她已经当了很多年的特蕾莎了，一切都是个好啊。还要回到阿梅那儿去吗?她皱皱眉，低头喝拿铁。

她是来等他的———她的流氓犯，那个跟死追着她的怪兽一体两面的人。她的流氓犯，这个称呼一直给锁在她的心底，她以为已经锁出了斑斑铁锈。可当她哆哆嗦嗦找出钥匙，插入，啪哒一下，弹指之间，它轻灵洞开，通向一条漫长幽黑的隧道。她终于和怪兽狭路相逢。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个想法不仅没有击倒她，还让她镇定下来。她挽起了袖子，冷漠地笑笑。是时候了，她决定迎上前去。

她已经看过那张照片很多遍了：王旭东，中国当代著名青年史学家，现应史坦福东亚中心特邀，在史坦福大学访问，从事“文革”研究。照片中的男子有一张削长的脸，戴一副无框眼镜，目光沉静。她从那沉静里读出了一分焦虑，两分凶煞。她将报纸举到灯下，再看。就是他了!王旭东。她的流氓犯。噢，他出息了，成为中国著名青年学者了?这个消息让她既安慰又心酸。她真愿意自己能钻进他的瞳仁里，从那儿看出来：是怎样的当代史?又是怎样的“文革”?

她接着看到他出现在旧金山湾区的中文电视台里。他穿着一件铁灰色高领毛衣，侃侃而谈。她的记忆在他出现的瞬间变得有点模糊，她盯着屏幕，大气不出。他脸上的线条全拉直、发硬了，长大成人了。她有点恍惚起来，像?或不像?她闭上眼，急寻着倒映在记忆底片上的影像，但是光太强了，将底片打出一片雪白。关灯!关灯!她几乎要脱口而出。她张开双眼的时候，咬紧了双唇。

他终于看到她了，他看出镜头外的眼光跟她的目光交汇的瞬间，她看到了他眼里极大的惊慌，他甚至还打了个冷战。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背着家明和九岁的亮亮在起居间里的说笑声，急步走向卫生间。她站在那个小小的封闭空间里，捏了捏拳头，又出来。

家明从亮亮的拼图堆里抬起头，说，你很冷吗?她松开紧抱在胸前的双臂，摇摇头，转过身去，她能感到家明探询的目光扫过她的背影，然后停留在电视屏幕上。她这时听到他在电视里说，他青年时代随当军人的父亲在广西呆过。她闭上了眼睛，等他下面的话。可这句话很快滑过去了，像是说走了嘴。可她到底是接住了!噢，这个人还在你们广西呆过呢，家明说，声音里有一点嫉妒。家明没有去过广西，那个她自幼生长的地方。

她不响，盯着荧屏看她的流氓犯。她看到他的脸色尴尬了一下，随即就过去了。他后来从华东出发，山南海北，流浪，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为什么流浪?那个娇媚美丽的台湾来的女主持人天真地问。他犹豫着，忽然凄凉笑，说，我一直寻找一种真相。她憋住一口气，等他下面的话，他看向她，很慢地说，时代的真相。你找到了吗？她几乎是和那个美丽女主持人同时开口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这有点答非所问了。但她听懂了。

在那个夜里，她再一次听到了怪兽的嘶吼。那吼声低哑，呜———呜呜———呜，带着回声，绵远又凄凉。她决定要见到他，她要当面告诉他，她对他是愧疚的。或许，只有这样，她才能从怪兽的嘴里夺回余生的和平?

在那个夜里，穿过三十一年的时光隧道，她再一次清晰地看到那个早晨，南宁郊外夏日的早晨，在一扇被疯长的九里香掩没的烂木门后，他向她招手。她在那个早晨路过后来成为她的流氓犯的王旭东家的小洋房时，只有十三岁。

她看到她的流氓犯坐在侧门的台阶上看书。他穿一件很旧的圆领汗衫，灰白的短裤，足蹬一双深蓝色泡沫底人字拖鞋，双膝并在一起，头低下去，在看一本书。她注意到他的手在抓着小腿的痒。南疆的夏天，有多少的小默蚊。她是去教授宿舍区找同学文惠，那个暑假里，她们迷着学剪纸。文惠的姐姐在市里体校练羽毛球，带回很多剪纸样品。很多年后，文惠去了日本。她们偶有联系，却从不提那个夏天。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她来了例假。她的父母原来都在那个郊外的师范学院教书。那个夏天，她的父亲带着哥哥劲松去了学院在桂北全州县的分院，她和母亲留在南宁。母亲暑假里到学院在近郊邕宁县的五七农场锻炼，周末才回来。她颈上挂着钥匙，一日三餐吃食堂。

她的流氓犯的父亲是三八式干部，刚从驻扎在桂东的部队到学院当军代表，任革委会副主任。那父亲腆着个大肚子，却酷爱看篮球，几乎全身心在抓学院的篮球队，带着他们到处打友谊赛。她的流氓犯的母亲也是军代表，在学院隔壁的财经学校当党委副书记。那是个身材和脸貌都很修长的高瘦女人，总叼着一支烟，脸色给烟熏得青黄。她永远是修剪整齐的齐肩短发，两边卡着粗长的铁质发卡。听大人们说，她当年曾是海南岛琼崖支队娘子军连里的小女兵。她的流氓犯是这个女人最小的儿子，上面三个儿女，分散在北京、上海、广州当工农兵学员。在那个年代，这是特权之一种。

她在她的流氓犯家院外的冬青树旁站下，他是那么专注，在看他的书。她看了看四周。没有人。她抬头望着冬青墙上方，伸出来的番石榴熟了，她看了好多天了。她没想到，她竟然是先叫了他：我能不能摘一个番石榴?她的声音很轻，嫩嫩的，有些抖。

她的流氓犯抬起头，她看到了他修长的脸，跟他母亲很像，但那肤色很白，跟他母亲又不大一样。他表情有点吃惊，迟疑了一下，很淡地说，噢，你摘吧。她从来不跟班上的男同学说话的。她在那个早晨，跟他说了，主动的，镇定的。

他看着她踮起脚来，却够不着树上的果实，表情有点惊讶。他比她高三个年级，在师院附中的高中部念书，跟她哥哥劲松同级不同班。她看到他白框眼镜后面一双很冷的眼睛，有些发怯。他站起来，说，我来吧。那声音糯糯的，带着桂东口音。她听着他的人字拖鞋啪哒啪哒地敲打她的心室，懒散地试探着那门锁的暗语。她得到了四只番石榴，红心的。你以后想吃就自己摘吧，它们很招鸟的，鸟一来就到处拉屎，很讨厌的，他说着，歪了歪脑袋。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凄凉。她用衣角小心将它们擦过，一路吃着走去文惠家，脚步后来就有些跳跃。那果实很甜，混着一种鸡屎的怪味儿———南宁土话里是叫它鸡屎果的，吃多了会便秘。

很多年后，在剑桥的一个查经班上，有一天她忽然神情恍惚，说她见过伊甸园的禁果，很甜，却有一种怪味儿，吃多了会便秘。话一出口，她眼里便噙了浅浅的泪，她张了张口，说，其实那蛇是在人的心里。导读的牧师一愣，在众人反应过来之前，转移了话题。

后来，每一次，她经过旭东家，都要去摘番石榴，因为他准过的。有时他在台阶上看书，有时他不在。没见他时，她便弄出很大动静，他就会出来，到院子后面帮她摘果，一边说话。有时他出来，双手背到身后，倚着墙看她在番石榴树间穿行，也没有动作，却开始有些笑容。靠他房间的窗前，有一棵巨大的朱槿，开满了碗口大的艳红的花，长长的花蕊伸出来，惹得黄黄白白的蝴蝶飞来飞去。很多年后，她看到朱槿成了南宁市花的消息，眼前立刻冒出那堵灰黑的墙，无数朵硕大的朱槿花喷出血一样的艳红，溅满他身上那件月白色的圆领汗衫。

她在那个夏日的早晨，捧着番石榴果将要离开时，忽然折回头，问他每天那么专注，都看什么书?他就让她看他的书，厚厚的一本，纸质很粗，边都给翻卷了，书名是《苦菜花》。他后来同意她将书带走，让她千万不要声张出去。他们之间有了共同的秘密。

她在《苦菜花》里，看到哺乳期的村妇将喷射出奶水的乳房塞到解放军伤员嘴里这样的细节。在十三岁的那个夏天里，她胸前正生出隐隐的微疼，两颗春天梅树枝头茸茸的细嫩花苞，在心口两边遥相对称，破土而出。她紧护着它们，生怕它们如书里的村妇那般突然膨大，乳汁四射。想到她的流氓犯也曾看到过这样的字句，她心惊肉跳。她在书中还看到了“黄花闺女”“妓女”这样的字眼，似懂非懂。《新华字典》说：妓女是卖淫的女子。那卖淫又是什么?她终于忍不住告诉了文惠。文惠屏住气，瞪大双眼，然后摇头。文惠却知道黄花闺女指她们，因为她们没有跟男人好过———文惠的姐姐在市里上学，文惠的姐姐已经用七十厘米的文胸。文惠的皮肤让亚热带的湿气熏得油黑发亮，长长的睫毛像一对蜻蜓扑来闪去，被小伙伴们叫做“黑牡丹”。很快，她看到文惠桌上也有了从流氓犯家中树上采下的番石榴，从被鸟叮出的小孔里，可以看到里面粉红的心。它们全是酸的，她想。她认得它们的。但她不问，不是不想，是不愿。

终于有一天午后，她跟她的流氓犯走进了他家的纱门，到了他的小屋里。他从床下拖出两大箱书，有《红楼梦》《青春之歌》《迎春花》等等，还有大摞的《大众电影》。他盘坐在地板上，说他是寂寞的，哥姐比他大得多，父亲的军旅生活很动荡，他从来交不上稳定的朋友，这些书是他的世界。他说着，神情变得有些哀伤。她点着头，跪到地上，扑到了箱子边上，贪婪地翻起来。

她意识到，当她跪下来时，裙子下漏出的长腿，让流氓犯的眼睛亮了一下，她心下竟是欢喜的。她后来再来，蹲下翻书时，她会有意识地将裙子撩一撩。她喜欢他冷冷的眼睛，在她假装不经意地撩起裙角的时候，发出的那温和的光。这个十三岁的夏天，她朦胧了解到裙脚起落间的微妙。

在一个雨后闷热的下午，她的流氓犯从她身后抱住了她。她的身子发抖，他摸过她平坦的胸部，红梅花蕾在胸前忽然挺拔起来。他细长冰冷的手指拧住那微小的花苞，轻轻地捏转。她感到窒息，眼睛瞪大了，不敢眨。当他的手要从她的前襟伸入时，她推开了他，逃脱出来，一路狂奔到池塘边的竹林里，呼呼喘起大气，短衫的红色被汗沁成了深棕。

那个夜里，她做了一个怪梦。她被一条蟒蛇缠住。它从她的大腿间缠绕而过，盘缠而上，将她箍得不能喘息。她在黑暗中惊醒，一身的汗。她的手揩过自己身体，顺着蟒蛇爬过的地方，一直向上。她第一次感到了一股来自身体深处的痉挛。她惊恐地睁大眼睛，却只望见黑暗，无边的黑暗。

第二天她又进了他的家门。他坐在床边，没有碰她，却示意她撩开裙子。她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几乎可以叫做温柔的表情。她顺从地撩起裙子。她穿着一条母亲车缝的花布短裤，上面有宝蓝和粉红的蝴蝶。他轻叫了一声，跪过来搂住她的腰，眼镜滑落到鼻尖上，看上去痛苦又滑稽。他的手摸过她的裤头，在拉它的松紧带。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竟哭了出来。他放开她，她还在哭，却不知道是欢喜还是悲切。她听到她的心，从胸腔深处一级级往上跃跳着，最后卡在她的喉中。她的哭声大起来，她想将那心哭出来，让她能顺畅呼吸。他捂住她的嘴，说，不要哭，不要!什么都没发生过，你走吧。再不要来了。

她就再也没有找过他。她让文惠来自己家中玩，她怕走过那栋浓阴覆盖的房子，虽然她想念着它。很多次，她都想跟文惠讲旭东的事，但恐惧让她忍住了。

文惠却来得越来越少。她有一种直觉，却死抵着，不愿去验证。终于，在文惠几乎从她的视线里消失的时候，她在一个酷热的下午，走向她的流氓犯的家。她穿过冬青墙，推开那扇九里香攀覆着的后院门，绕到他家后院里。看到文惠的书包搁在阳沟边，她的心狂跳起来。她大声叫着文惠的名字，没有应声。她拨开朱槿枝丫，爬到流氓犯的窗台上，从外面看进去。隔着纱窗，屋子很暗，她将脸贴到纱窗上，鼻子里立刻充满铁锈的腥气。她看到文惠坐在旭东腿上，他们搂抱在一起。她看到他们的嘴唇贴合在一起，那么忘情。文惠轻握着旭东搭在她胸前的手，两只少男少女纤细柔嫩的手搭在一起的样子，温存静好。文惠的头微仰起来，头发垂散开来，和她浅棕的脸浑然一体，真像一朵让湿热的空气催发后怒放的黑牡丹。你们耍流氓!她在窗台上叫出了声，带着令她自己震惊的哭腔。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大哭着奔远的。她觉到很深的委屈，很深的伤害。她是捂着肚子一瘸一瘸地奔远的，像被一支毒箭射中。很多年后，她才想明白，那是嫉妒。

她哭着奔到文惠家里。文惠的母亲正在一张竹躺椅上打盹，膝上搁着一本书。她拉着那个穿着月白的确良短袖衫的女人的手，哭叫着文惠的名字。文惠母亲蹲下来，焦急地摇着她的手臂，说，文惠怎么啦?她不是天天下午都去你那儿做功课吗?天天天天!她哭得更响了。

文惠很快被带去医院检查。同一个宿舍区的好几个女孩，这时都说出了类似经历。作为第一个举报的女孩，她被附小的工宣队、学院的保卫科、班主任、校长等拉去问了又问。她的细节从来没有变过，只有在问到是否被非礼过时，她没有犹豫地说：没有!那些女孩都去医院检查了，好像也没查出什么。她不知是要检查什么，却为自己不用去医院而高兴。

她在流氓犯的母亲找到她那天才为他哭了起来。那个母亲将她带进自家客厅，点了一支烟，让她将整个过程再说一遍。她这时已经驾轻就熟，能将事情平静清晰地说得非常流畅。那母亲安静地听完，弹了弹烟灰，皱着眉说，小姑娘，你肯定你说的都是实话?是的，阿姨，她点点头。那母亲走过来，蹲下，平视着她的眼睛，又问了一句：告诉阿姨，你说的肯定是真话?她咬紧嘴唇，在烟雾里又点点头。那母亲转过头去，看向流氓犯的房间———房间的纱门上垂着苹果绿的绸帘，很慢地说，好在他还没满十八，不过，他差不多也就算完了。这句话令她哭了起来。她听到那母亲轻叹一声，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在烟雾里眯起眼睛，却也没有求她，或暗示她改一个说法。

后来她看到她的流氓犯王旭东站在全校批斗会上。她跟着班级的队伍入场时，王旭东已被押到那个粗陋的水泥舞台中央，胸前挂着一个粗陋的大纸牌，上面用毛笔潦草歪斜地写着“少年流氓犯王旭东”。事态发展到那个时候，人们似乎都忘了事情的发端。她坐在第一排，身子一直在抖。她真不愿意成为旭东和流氓犯这两座孤岛间的那座桥，但她就是那座桥。旭东踏过它，成了她的流氓犯。

有人开始领喊口号，一片稚嫩清脆的声音轰然而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流氓犯王旭东!”他被宣布开除学籍，扭送到师院在近郊邕宁县的五七农场劳教一年。宣判时旭东抬起头来，斜眼向台下寻望。他的目光扫过人群，在她的脸上停住了。她看到他的双眼积出两潭深怨。他盯牢她，再一眨，那深怨翻成愤恨，她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了。这时他的背后同时伸上两条戴着红袖章的臂膀，将他的头用力压下，同时台上传来“你老实点”的吼声。口号声又起来了：“王旭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再一次倔强地拧了拧脖子。又一条手臂伸上来，揪住他的头发，往下一扯，他的脑袋又被用力压下去。他抬抬眉，泪水就下来了。

那两行泪水化作怪兽，三十年都不曾停止对她的追逐。她后来想过的，她其实是喜欢他抱住她的那种感觉的。她按他的示意，向他撩起裙子的时候，她的震惊里是有着快乐的，还挟带着几丝沾带甜蜜的刺激。她那年只有十三岁，她就有了嫉妒。她为了她十三岁的嫉妒，利用了那个时代。

二

他穿过长廊，看到自己的身影让回廊深处不同方向折出的微光拉长，倒映在前方玻璃门上。那门皇家气派般高阔沉重，每日清晨都让人擦得光可鉴人。他的身影映上去，菜绿，修长，恍若幽灵。他握住包铜的长把手，目光斜向远处的大草坪。远方树丛后灯火阑珊之处，是活色生香的史坦福购物中心。

秋夜将临未临之际，草坪呈沼泽之色。要抵达那光明，先要穿越这黑色沼泽。他推门而出，立刻觉到了风，赶紧将衣领竖起，再望向那将要穿越的沼泽。

他看到了两滴泪。左边的那滴先夺眶而出，顺着泛满月色清光的一张少女之脸且行且停，最终汇合了右边那滴，决堤而去，漫过岁月在江心垒出的沙堆，模糊了他的双眼。

他在台阶上坐下，别过头去。

胡佛塔顶灯还未启明，在将暗未暗的黛蓝天色里，被天际微光勾出的轮廓剪影般分明。台阶上方的大门洞开，在路灯未上的时刻，幽深黑暗。

他刚从那里面走出来。这个下午，他听了二战史实研究会主办的日本老兵悔罪讲演。计划同时讲演的另一日本老兵，因对战时具体行为的承揽，有犯下违反人道罪之嫌，不符合美国入境规定，签证被拒。这日讲演的老兵，当年刚被征召，还未起程二战就结束了，其演讲重点落在良心自责上。老兵说他不能将责任全部推给军部，自己作为一个盲从的走卒，当年很相信战争宣传，年龄一到，就主动报名要求上战场。“我虽然没有上过战场，但如佛家所云，心动就是身动，我跟那场残酷的战争是有孽缘的！”———老兵最后哭了起来，令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

他悄然而退，穿过走廊出去吸烟。多年来，这哭诉声常在梦中将他惊醒。那声音从清稚，尖厉，渐变深沉，迟钝，如今已接近这老人嘶哑的悲绝。这哭声不是他的梦魇，是安慰。他以它证明自己存活的价值。他想，这个老人今天解脱了，在他公开表白的时候。而自己的机会不曾到来，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这个想法让他摁灭了烟火。

他带着烟气转回资料馆。他总是埋在东亚资料馆的故纸堆里钩沉世事。这恒温的阔大厅堂里，常只有他一个人在桌架间穿行，抄录、疾写，一如在这样一个深秋的下午所为。条状的窄窗间隔很密，看累了，他就呆望外面被窗格割裂的北加州光亮的天色。你找什么?我可以帮你什么?温和的女馆员有时会过来问。他摇头。他英文水准有限，能读，能听很多，但讲不出他想要说的很多意思，所以他多半时候沉默。如今，这里的人们都已习惯了他那伏案而书的修长背影。他们也都知道了，他是来做“文革”研究的。

王旭东?他在美国大使馆接受面谈时，一身彩色花绸裙、烫着短短鬈发的美国女领事，叫着他的名字读看他的资料，然后用中文说，我读过你的书。他无话，女领事抬了抬眼，有点惊讶，又说：你写得跟人不同。他笑笑，没有按美国人的习惯回谢，也没问她以为有何不同，看上去有点矜持。女人在纸上哗哗地写着，也不看他，声音飘过来：你关注每一个人在那场运动中的位置，你很会掏他们的内心，试图拼成一个画面：这是每一个人的“文革”，对不对?他浅笑，说，你讲的是我没想到的。他客气了，很客气，其实心里得意，他期望女领事会说得更多。

你到美国去，有什么新的设想?她搁下笔，问。这是个聪明的女人，他想。他看着她的眼睛说，这些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采访那些如今年纪在四十五到五十五岁间的漂亮女人，我相信这样的女人在动荡的乱世，一定比常人遭遇更多的故事。女领事的笔停下来，直看着他。他以为会被拒签了。她才说，你能告诉我why?这句夹了一个英文单词why，非常合宜。他说，我觉得你不用我解释。在动乱的时代，一些从来没有机会接近权力的人会夺取权力，权力的副产品是夺取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接近的漂亮女人。在那样的乱世，美人的命运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的真实。嗯?她很轻地哼了一声，示意他说下去。动乱时代，强盗，心思险恶的人往往得道，他们最终的目标，无非是权力和美人。是，政治和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时代险恶之际，人性有更多的表演机会……女人镜片后的双眼瞪直了，几乎迸出火花。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噢，美国那里去了很多合你采访要求的中国女人，连林立果的选妃也去了。希望你在那里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她哗哗地签发了他的签证，最后说：祝你好运，期待你的新书!

他有新发现了吗?他在美国遇到了那些当年的美人，可她们比在中国的同龄人更不易接近。她们中有人礼貌地说过，所有的噩梦都甩到太平洋里了，失忆了，她们享受这般失忆。作为“文革”研究者，他懂得那后面的千言万语。这些曾经的美人们，在新大陆重新做人。在加州明亮的阳光下，她们房前青草如茵，篱墙边各色玫瑰盛开。她们穿牛仔裤，开休闲车，养儿育女，遛狗逗猫；她们讲英语，念学位，大多工作，少许相夫教子，按各自的愿望活在另一世人生里。她们在这个社会里移植后重新开花结果，在将老未老之际，一样美若天仙。他不敢也不忍去打扰她们的美梦。是的，每个美人儿都有历史，何况在那个时代顶雪开花的美人儿。他作为历史的挖掘者，面对这样的旧美人新江山，主动关掉了他的掘土机。

他退到故纸堆中，回到出发点。在史坦福、在伯克莱加大，他看到那些完整的“文革”第一手资料，如面对美人一样激动而沉醉。在那些史料中，甚至有广西各地造反派油印的传单。隔着四十年的岁月，那些印在赤橙黄绿的粗糙纸张上的宣传单已经发脆。他翻阅时习惯戴上橡胶指头套，慢慢将纸页拈起。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广西融安县枝柳铁路建设指挥部的宣传单。他屏住呼吸，脱下指套，触摸了那印在深桃红草粪纸上的文件。他的指头触到了纸里粗糙的茅草结，让他想起在融江的江心洲上被茅草划伤的条条血痕。他立刻关上了书页。

这些年来，他走过那么多地方，就是没再去广西。在中国东游西走多年后，他将足迹所到之处用各色填满，广西成了一片苍白的破桑叶，突兀地躺在地图的左下角。他眯起眼，辨认那白桑叶后的百孔千疮。那里有过血流成河的惨烈武斗；那里发生过人吃人的人寰惨剧。而他在“文革”期间，竟是到过那里的———这成为他的秘密，他家庭的秘密。连他的妻子莲，那个贤惠温柔的东北媳妇儿，都不知晓。

他短暂而青嫩的少年时光让融江上决堤的洪水冲成七零八落的尖利碎片，再也无法整合。它们散落在他一路的行程里，冷不防就割痛他，却让他不敢叫出声来。

那只是一个夏天，很短的夏天，可是那个夏天变成了一把刀，插到他的喉管深处，让他不敢对它发出声响。

你要将它拔出来的———父亲离世前，母亲离世前，都说了这样的话。母亲更说，我看见了，你从那个夏天起，再没有真正地笑过，真是可怜的孩子。你不到二十岁，眉心就有了这个“川”形。如果要赎罪，你已经赎过了。那不是你的错，是时代的错。母亲为他开脱。

时代?那个时代是个多么巨大的黑洞，它吃得下所有的黑暗和血泪，他想。我们不能都推给时代，他说。母亲流出了泪，说，那就算是你父亲的错吧。他再不说话，轻抚着母亲的手，在即将离世的母亲面前，他不愿这样谈论已经过世的父亲。

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他常幻想，他可以忘掉那夏天。

那年他十六岁。在铁道兵某部当师政委的父亲，随铁道大军进驻位于广西融安县融江边上的国防三线重点工程枝柳线广西段指挥总部，他从大连到广西看望父亲，打算在那儿过暑假。

父亲是抗战时入伍的老革命，参加过淮海战役。在朝鲜战场上遇到他母亲时，已经在山东莱州老家跟发妻有了一儿一女。响应号召上前线的母亲，那时还是医学院一年级学生。这个身材修长，眉目姣好的青岛姑娘，在炮火纷飞的战场跟山东老乡首长擦出火花。当部队撤过鸭绿江时，医大女生已未婚先孕；首长一踏上祖国大地，第一件事就是去信老家休妻。随即母亲生下了大哥卫东。也许受生活作风问题的影响，父亲没有如别人那样直接晋升，却平调到最艰苦的铁道兵部队。父亲愣是不屈服，跟随施工部队转战南北，打出几场工程攻坚战，直升到师政委位置。所付代价是生活颠沛流离，家庭不能团聚。

母亲生下大哥卫东后，转学到大连念完医学院，留在大连一所军区医院工作，一直做到院长，直到离休。她选择不随军，给人们的说法是对孩子的教育比较好。母亲很少到铁道兵前线阵地去，每年只有父亲回大连作短暂探亲。后来陆续有了姐姐爱东，二哥向东，再到他，旭东，便是这对朝鲜战争夫妻最小的孩子。“文革”开始后，父亲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到了寒暑假，他和哥哥们就结伴到父亲转战的铁道建设一线探亲。姐姐爱东嫌那里生活条件苦，跟母亲一样不愿出远门。

一九七五年的夏天，大哥卫东已到哈尔滨军工学院当工农兵学员；爱东在沈阳军区文工团拉小提琴，二哥向东则刚入伍，在福建当海军。

他的梦里，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火车被隧道鲸食着，一吸，一吐，光明是短暂的，黑暗是漫长的。他在硬卧上昏睡，也不知走了多少时日，在鲸鱼最后一次呕吐后，他看到赭红的山地。南疆的土竟是红的，这记忆怪异又深刻。他从柳州火车站下车，由军用吉普接走，一路沿着融江向北开去。山间道上，到处是衣衫式样繁复的少数民族。他跟着警卫班的小张学着辨认壮、苗、侗、瑶、仫佬、毛难各族。在北方大雪纷飞的季节里，他吃惊地面对那里遍野的苍绿，还有女人光着的脚丫。

他之所以选择再去一次融安，是之前在那里度过的一个春节留给他太深印象。那年春节，广州军区丁司令到枝柳线建设工地慰问劳军。作为师政委的儿子，他也没见过那样的排场和阵式：一色的军用吉普，绵延数十辆，将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县城碾得尘土飞扬。漫山遍野受阅的军人阵仗，山呼海啸的口号声，军号声，锣鼓声，盛装的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队伍。用毛竹从县城外十多公里搭起的一个个披红戴绿的凯旋门下，鞭炮声不绝于耳。庆功宴摆在县委大院里，从大礼堂一直摆到院子里。融安闻名的特产金橘在餐桌中央堆成小金山。酒席上，军人们勾肩搭背，狂吃海喝。丁司令在他父亲等的陪伴下，一桌桌敬酒过来。丁司令慰劳战士们的是真正的茅台；他也是第一次喝到真正的茅台。酒席上，有人狂笑，有人悲号，看在他这个少年眼里，怪异又滑稽。他像鱼一样游在亢奋的人海里，不舍得停下。直吃到实在憋不住，才离席去找厕所。

从临时搭建的厕所里捂着鼻子跑出来，天色有些暗下来，他循着哄闹声寻去，却转错方向，闯到在县委后院临时搭盖的厨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小梅。

十四岁的李小梅长着一张圆圆的脸，两只圆大的眼睛特别突出。她穿着桃红的灯芯绒套衫，上面还圈着浅黄花边，有一点短小。手臂上戴着两个深蓝的小袖套，扎着两只翘翘的羊角辫，半旧的咖啡色裤子有点短了，脚上是一双半旧的黑灯芯绒布鞋。她从厨灶间门口伸出头去，向院内偷偷张望，表情好奇而又小心翼翼。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他从她身后一吼，想要吓她。她转过头来，瞬间，他感到了自己身体奇妙的变化。这变化来得非常突然，将自己吓着了，下意识地用手挡向下腹。但这感觉又令他兴奋，身子都有点抖。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他的声音软下来，带上了温情。后来小梅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清脆正统的普通话，温存地从一个瘦削文静的少年口中说出。

我是李红梅，她退进厨间。隔帘后面有剁菜的声音，有人声在说唱喊笑。灯直射下来，她搓着手。她整个脸盘眉眼跟年画上常见的漂亮女娃很像，只是她的皮肤带一种浅淡的棕色，在灯下泛出淡淡的光亮。他盯牢她看。这里见到的女孩多半青瘦黑黄，这是个异类。

还李铁梅呢!他笑起来，他看到她圆润的脸在灯下一晃，就发出微光，他生出想去捏一把那脸蛋的冲动，但忍住了。心“别别”跳着，问自己怎么会这样“流氓”。她说，不是，是红梅，大家叫我小梅。小梅，你好!他伸出了手，她的手在胸前捏紧了，不敢动。我是王旭东。晓得的，你是王政委的小儿子。她的口音里有很重的南音，不像本地人的口音，让他听得新奇。嗯?他微皱眉头，发出很重的鼻音。大家都知道的，她说。

他问，你要不要跟我去吃一顿?小梅赶紧后缩，说，不行不行。我不可以的。这时里间有人在喊小梅!小梅!快来帮拣菜!小梅转身就撩了帘子进去了。他才将他的手从下腹移开。

在春节期间，他又好几次专门走过那厨灶间，却再没有看到小梅的身影。他向一个在食堂工作的女人问起李红梅，女人让他在板凳上坐下，一边剥菜一边说，那是县教育局里从柳州下放来的老李家的妹崽，好漂亮是哇?他点点头。女人又说，那老李老婆当年在广州念大学时，还是校花嗫。一家人蛮可怜，老李是脱帽右派，一向很倒霉，到这县里来，只能在教育局刻刻钢板。那老婆原来在柳州教中学，嫁得这样的老公，也只能跟来在县委食堂卖饭票，人还傲得很。一个好宝贝的独崽，到三江侗寨里插队去了。

三江在哪里?他问。在融江的上头啊，那里偏得很，再出去就是湖南的大山，以前好多土匪的，冤家一打，还吃人嗫。穷得很哇，大山难得有平地，一个石窝里种上三五棵玉米，几棵菜。说不好，女娃生得这么好不是好事体，命有得苦呢。你看她娘就晓得，人强命不强，有什么用?唉，这小女原来一直跟外婆在南宁上学，可怜年前外婆死了，只得来融安随娘老子。女人说着摇起头。他听得心隐隐作痛，却不知如何反应，起身悄然离开。

在那乱世，军医大院外山摇海啸。家里的哥姐去串联，去造反，人影难寻。母亲管不住那几个大的，就更盯牢他，最乱那几年，几乎天天带在身边，不让他随便出军医院门一步。这样的保护，使得乱世的风雨打到他身上时已几无痕迹。如今，这真实的世事，突然在南疆的山道上撞到面前，他不知如何应对、思想。

回到大连，他时常回味那个浩大的军中盛宴，那清风中的飞尘。因母亲管得严，他没有很多朋友，他多半的时候只能是自我回想。也只有母亲愿意倾听。他告诉母亲，那里的山是青白的峻险，土是红色的赤贫；融江穿城而过，岸边很多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凤尾竹低矮茂密，将江水映成碧绿。朱槿花硕大艳丽的花朵，沿着河岸高低错落地怒放。一些江湾上，翠竹蔽过江面，江水清澈见底，忽然抬头，就是万仞峭壁。山民就凭垂下的青藤攀岸而上，采药挖宝。这些将母亲听得安静下来。只是偶然，非常偶然，那件桃红灯芯绒衣和浅棕圆润的小梅的脸会浮在他的梦里。直到一次，他醒过来时，触到那下腹的一片湿滑，融安便成了一个鬼魅，让他强烈地怀想起来。

一九七五年夏天，他再次来到融安县城的时候，融江下游融水县境内的铁路建设工段发生大塌方，父亲带着指挥部人马在第一时间奔向事故第一现场。他被警卫员小张接来，在县委大院深处的小砖楼住下。南方夏季的潮热令他深感不适，大院里又碰不到同龄的孩子，就是有一两个年龄相近的，部队里官阶森严，让本来就不熟的孩子们也玩不起来。小张按他的要求，将他领到县委图书室看书。因父亲的交代，他被特许进入不对外开放的内部图书室，他在那里翻到了《青春之歌》《迎春花》《苦菜花》，还有一些苏联文学作品。他将它们扛回家中。

等待父亲归来的那些天里，他白天看书，练毛笔字，傍晚就像这个县城所有的孩子一样，奔到江边游泳。刚开始警卫员小张还一定要陪他游，后来发现他的水性非常好，就不再坚持，且融江经过县城一段水不深，他就可以自己出来了。他常顺着江水往上游游去，那儿有一个小小的瀑布，四周翠竹蔽日，瀑布下方不远处有个小小的沙洲，上面有对岸农人种的萝卜。他有时游过去拔一个萝卜，到江水里洗了啃完，再到树阴下的草地上躺一会儿，再游回来。

在一个回游的傍晚，他在水中看到了河边小道上推着一辆自行车慢走的小梅。他从水中浮出来，朝她喊叫：李红梅!小梅!她穿着自制的布褂短裙，红色的。她循声望向江面，立定。他游向岸边，看到她惊喜的眼色。

这时，他看清楚了，小梅身上的布褂是无袖的，肩上那截还收裁进去，两条圆润的手臂随意搭在车头，在夕阳的光影里放出浅铜色微光。他再游近些，看到她手臂起落间，腋下翻覆的暗影。她一只脚搭到脚踏上，裙子缩到膝边。在北方的城市里，女孩子夏天穿凉鞋也要套一双丝袜的，他从不曾这样直接地近距离看过女孩子的肌体。那奇异的感觉又回到身上，他沉潜下去，只敢将头露出来。

小梅放下自行车，沿小道走下来，在水边一块礁石旁坐稳，等他游过去。他在夕阳中看到她的脸瘦长了些，羊角辫剪去了，只在脑后扎一个小小的马尾。一对眼睛还是那么圆亮，一闪一闪，让人发晕。他很想说，他很想念她，很挂念她，见到她很高兴，但他什么也没说。只在水中和下身的感觉周旋，脸上傻笑。

小梅说她暑期在县罐头厂打零工，剥四季豆，一天挣六毛钱。比我哥在三江好多了，他一天才挣一毛钱啊。她说，她可以将暑假挣的钱，给哥哥买很多好吃的寄去。他听得有些难过起来，忽然说，不要怕，我让我爸爸把他调回来!她睁大了眼问，可能吗?当然!他说。小梅温柔地笑起来，说，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她告诉他，她在此地没有什么朋友，语言不大通，当地孩子感兴趣的事情跟她也不一样，母亲又管得很严，好孤单。她说她很怀念刚去世的外婆和南宁的那些表亲同学，但好难回去了，她叹气。

她问他关于大连的事，关于大海。她叹一口气说，我都没见过大海呢，我外婆说要带我去北海的，但等到她都走了，我们也没去成。现在我们是越走离海越远了!他在水中说，不怕的，将来你有机会呢，到大连找我!她笑起来，说，大连!跟天那么远!我好想念城市，在南宁，我们夏天也是天天傍晚到邕江里游泳的。他说，你现在也可以游啊，邕江有融江美吗?她说，嗯，毛主席在邕江游过的，随即摆摆手，说，不一样了，心情不一样了，我都忘了城市的生活了。她的眼帘垂下来，好像要哭，让他心疼。

他们一个水里，一个岸上地聊着。天色黑下，星星出现在天幕上。就着黑，他在水里张开四肢，饱胀的感觉不再被压抑，慢慢地吐出一口口长气，它们变成水泡，在水面上旋散。这时他听到了远处传来女人呼唤“小梅!小梅!”的叫声。啊，是我妈!小梅跳起来跑回岸上的小道，骑上自行车离去。他潜入水中，耳边仍是那个低沉的女声，嗡嗡嗡的。他不敢相信那声音竟发自一个传说中的漂亮女人的喉间。

他和她这个傍晚起，几乎天天在江边相见。他父亲从融江回来后，小张就更不管他了。她从罐头厂下工回来，将自行车放到江边，就下到岸边跟他闲聊。他带给她二十五元钱，让她给哥哥买罐头去，那是母亲在他离开大连时塞给他的。她死劲推脱，说，绝不可以，她母亲知道会很生气的。他又带一些禁书给她看，她将它们塞在包里，偷偷带来带去。共同的阅读，让他们有了新的话题，他们谈那些故事，也谈那里面的男女感情。话题变得有点暧昧。他也游得离江里的人群越来越远。

后来她听从他的鼓动，书包里放了毛巾和自制的布质游泳衣裤，下工回家的路上，也下水和他一起游。她的水性更好，两人一起，游到上游的小瀑布前，又转到江心洲，有时坐一会儿，有时拔个萝卜来吃。她的泳衣是粉红花的短裤和套头衫，那肤色在夏天的河水里愈发深了，竟显出了异国情调。她那年刚刚发育，泳衣打湿后，紧贴到身体上，胸前微微凸起，让泳衣在胸前变出立体的花色。他常常低下头，不敢直视。

直到一个黄昏，他再没能忍住，在江水里抱住她。他十六岁了，他想，又算，她十四。他母亲生下大哥卫东时，也不过十八岁啊。他闭上了眼睛。她温软的身体倒在他怀中，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吻住了她的双唇。她勾着他的脖子，浮起来，他看到她深色的长腿，在江水中展开。他的手从水底伸向了那个V形的底点。她在水中扭动起来，他们搂抱成一体。她在他的肩上臂下滑移，鳗鱼一般。他们的身体在水的清凉中烧出温热，相互纠缠着，向江中心的沙洲漂去，最终搁浅在沙滩边。

在傍晚的天色里，他看到了她透湿的棉泳衣下，两颗花蕾般的果实突起。他的手捏住了它们，她叫出了声，那声里有着一种畅快。这畅快传染了他，他的身子贴下去，在她的身体上挣扎，不知要去向何方。他再次吻牢她，突然想，他要将她带出去的，带离这蛮荒山地，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她在他的身下扭动起来，似乎要叫。他没有放开，他让他的欲望推到绝境，他觉得他的游泳裤裂开了。他去拉她的手，移向他的坚挺。她的手死抵着，他的坚硬贴到她的大腿，她的身体在他身下急速扭动。他想控制她的移动，就更压紧下去。他又去抓她的手，没抓牢，突然，他腾空而出，将自己也震住了，他翻侧起身，看到那白色的浆液，抵达她唇上。她翻过身去，趴在沙地上，哭了起来。他去拉她的手，想劝慰她，她用手捂住脸，死活不松开。他看到两滴眼泪，从她的指缝间流出。

河岸上传来呼叫小梅的声音。是我妈妈!小梅惊吓地坐起。她的身上一片污迹，沾着泥沙，狼藉斑斑。她跳下水，不停地擦洗。天黑下来，他看着她游过江岸，很安静的一会儿，然后是母亲的喝斥声，闷雷一样从水面上滚来。他跳入水中，潜到江底里，旋转，再旋转。浮出江面时，他想到明天就回大连。

第二天中午，他看到父亲由县委许书记陪着走向办公楼，小梅的母亲扯着小梅的手，安静地跟在后面。他躲在房里，低伏在窗边往外看。他看不清小梅的表情，只见她短裙下的长腿，步伐凌乱。小梅的母亲穿一件白衫，一条黑绸裤，高挑身段，头发盘起来，露出长长的脖子，脸的轮廓好美。他们走到指挥部办公室里，很久才出来。他吓得一直哆嗦。

父亲出来，立刻回家找到他，将门摔上，揪起他的衣领，先是一脚踢到他大腿上，再回身又扫上他的小腿，他当即跌坐到地上。父亲大声吼道：你他妈的跟我老实讲，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他缩着身子，说，没有，我们只是游泳。父亲原本就长的脸拉得更长了，鼻孔里久未修剪的毛都翘起来，厉声说，你知道吗?强奸少女，要坐牢的!弄不好要杀头，你他妈的死到临头还不讲实话!他哆嗦着说，我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做。还说谎!父亲一个巴掌过来，侧身一转，皮带就抽了出来，在空中噼啪一甩，又一甩，是更响的一声。父亲吼出声，男子汉敢做敢当!你不要让老子瞧不起你!真的没有!他说，抱住了头。那人家女孩子身上的……反正要去医院验的，你到时哭都来不及!父亲厉声又一吼。他哭出了声，说，不是的，是她主动的!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说了这样的话，嘴唇哆嗦起来。可是他没有就此打住，他看到父亲变得青黑的脸，又接着说，她说要我帮忙托你将她哥哥调回来，就一直跟我接近。昨天，昨、昨天晚上，她，是她褪我的裤子的……够了!不要再讲了!这么可怜的人家，你还搞人家的女娃!他妈的，这些年你妈是怎么管教你们的?你给老子滚!小心老子抽死你!啪!父亲用皮带朝桌上狠抽一记，一脚蹬翻了椅子。

父亲让警卫员小张将他带走，随后追到走廊上对小张又说：这小子你一定给我看牢了，不让他再出这院子一步。

三天后，他被通知立刻回大连。离开融安是在下午，父亲将他送到大院门口，他问，爸!小梅……父亲盯了他一眼，低声严厉地说，别再提了，好在医院也证明没有事，你给我回去，再没有什么小梅!他说，爸，我那天说的不是真的，不是小梅……父亲打住他，说，这都不重要了。他说，小梅不会有什么事吧?他们一家好可怜。父亲狠盯他一眼，说，你晓得就好。他们也是今天走。到哪里?到三江去。他的泪水下来了，父亲说，这对大家都好。他们自己选的，一家人可以在那里团聚。但那里更山了啊!是我跟她讲的，让你帮他们调回城里的，爸爸，你可以帮他们的!他叫起来。父亲铁青了脸，不出声。

爸，我说的不是真的。父亲立即打断他，说，我说了，这不重要。你自己注意，不要再闯祸了。听爸爸一句话，一个男人要有大出息，就要管得住他那个鸟玩意儿!你记牢了，这是历史的教训，血的教训!

沿着融江，在县城外的岔道上，他们的吉普车往南去柳州。一辆向北的卡车开过，他看到坐在卡车后面一些简单家具边的小梅一家三口。他不敢摇下车窗，只隔着泪眼望去，看到小梅靠在母亲肩上，风将她的头发吹散，挡住了大半个脸。在会车的瞬间，小梅的脸变成一扇被风吹摇的蒲葵叶，不停地拍上他的眼帘。她没有看到他，或是不愿看他。少年短浅的人生经验没有让他意识到，那面被风撕裂的蒲葵，也许将是她留在他记忆里的最后影像。他低下头，捂着脸哭起来。

他在第二年春天，改动年龄后直接当兵去了黑龙江。广西，融安，融江，小梅，都在现实里淡去。一九七八年枝柳线全线通车，父亲转业回到大连。他也考上大学到了南京，再没有人提过那段故事。直到父亲离世前，老人主动提起，他曾派人打听过那家人的下落。有说他们“文革”后回柳州了，又有说回南宁了，后来又有人说那漂亮妹崽念完大学去了美国。总的来讲，没有坏的消息。他不知道，是不是父亲在安慰他。

他没有勇气去找小梅，也没有勇气去证明父亲的交代。直到那日，在旧金山湾区华语电视台的访谈之后，他接到了电话，那个叫小梅的女孩———如今是女人，找上来了。他只失口说了一声广西，隔着三十二年的光阴，她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后来想过，也许在那个夜晚，他并不是失口，他那黑沉沉的潜意识，被聚光灯突然照着了。

我是小梅，广西来的。她在电话那头很轻地说。那声音是陌生的，但口音是熟悉的。他想他们同时流下了眼泪。

是的，那是每一个人的“文革”。他准备了那么多年，就为着说一声道歉。这道歉还有意义吗?它不过是形式。但形式也很重要。不然他不能完成那个仪式，越过那道坎。

他再望向那片隔开史坦福购物中心的魆黑沼泽，问自己：王旭东，你准备好了吗?

三

一滴裹在光圈中的橄榄色从镜子右下角浮出，立刻被她的目光锁定。

光点飘游在深远的廊柱间，被不同方向的光源追逐，扭曲，切割，吞没，又吐出，鬼火一般。她盯牢它，忽然心生安慰。这么多年，她在漆黑漫长的时光隧道里屏息疾奔，后有狂追而来的怪兽，旁近是此起彼伏的楚歌。此刻隧道尽头终于闪出光，一束绵软、若有若无的微光。她睁大双眼盯牢它，深怕眨眼之间，它便泯灭，令无尽的黑暗又堵牢隧道的出口。

光点停在店门前。店里暧昧的暖黄穿过玻璃，将它变成一柱纯粹的菜色。修长，细弱，了无声息，如秋塘里通体浸透的一枝荷秆，“啪”地一下，拍到眼前。他的手伸向门把，又缩开，退出一步，抬头去看店牌。鼻端上方的无框眼镜打出两道高光，稍纵即逝。南中国闷热黄昏里，雨云底急短的闪电一般。他微蹙起眉，侧身从窗外向里望。隔着三十年的岁月，她迎见的仍是两潭浓稠的幽怨，一如那夏季的午后，他背负着粗陋的大木牌站在粗陋的水泥高台上，拨过少男少女越扬越高的呼叫口号的声波，望向她的瞬间。

馥郁袭人的九里花香，铺天盖地扑来，令她眩晕。她转过头去，明亮的高镜里倒映出一个仓皇出逃的白衣少年，闪出冬青丛后，番石榴果落如雨。他的手臂张开，用力剥离亚热带阳光里疯长的荆藤。手在荆棘间开成白色的朱槿，衣衫渐成褴褛，在黏稠的热气中，飘似一杆凄凉的白旗。他被那白旗纠缠，渐行渐险，终于踏上那条她亲手搭出的长栈，奔向水中的孤岛。四周鳄鱼成群。白旗在孤岛上旋转，终于被风撕裂成碎片。栈桥崩析，天涯绝路，他在那里成为她的流氓犯。

她侧过脸，犹豫着是否要起身离去。但他已经拉开门，堵住她的去路。她安静地靠回椅背，双臂在胸前抱着。有点冷。黑色开司米毛衫映上她月白的脸色，让她看上去简直是寒冷。最好他不能认出她来，如果他认不出她来，她就顺势离开?为从急追在后的怪兽口中争出自由，她今日选择迎面出击，却终于获得机会发现，搂动扳机需要的力气和胆量，比奔跑更消耗人。她已经躲在光明里那么久了，其实可以一直躲下去的。也许有一天那个怪兽也会老死，然后被无尽的光明埋葬。

他径直走过来，没有一点犹豫。自然得还抬了抬右肩，一边扯着那双肩包滑落的肩带，一边灵巧地穿过台凳间的空隙，沉着地向她走来。他盯着她看，步子很稳，确像是习惯长途跋涉的行者。大概没有人猜得出，他去过那个孤岛的吧?他在看她，盯牢了她，表情无辜得令人心碎。她别过脸去。

他一眼就从店里的三张东方面孔中认出了她。暖黄的墙面，暖黄的圆台上面紫红的碎花片，衬着她的黑白，对上了那夜她在电话里的声音，令他心下生出一个响指般的急短钝痛。他微眯起眼睛望向她。对一个广西女子而言，她太白了，轮廓也太分明，一点一撇一捺，毫不拖泥带水。只有那双眼是像的，它们是鱼形，尾巴翘上去，给她的冷色调出几缕恬然。这不是典型的广西女子容颜。但她肯定是广西的，至少在这三张东方的面孔里，她是。那种广西女子的味道：羞怯、闲适，随遇而安又无所适从。他轻哼出一声，绷严的脸随即垮下，像微微一笑。他在前世里只经过那山高皇帝远的红土之地短短两次，果真晓得、又记得，那里的女子是什么味道?

这已不是融江畔缓缓抽芽的那枝红梅。她的脸变长了，也漂白了，像一只童趣十足的土陶，脱胎淬炼成另一个瓷器，土陶凸显质感的粗粒都打平了，折出精致的微光，令人意外，却说不出好坏。他见过红梅初放夺目的花蕊，它竟在时光里开放成如此静好的白梅，使他讶异。令他安慰的是，这仍是一个美人，一个气质出众的美人，是他最有兴趣采访的那类美人。她们是他的因，也是他的果。

她站起来，伸出手迎向他。她做出笑的表情，那两条鱼尾翘得更高了，她的笑做得自然。在剑桥的论坛，在英特尔的年度颁奖典礼台，在国际政要出席的国际高科技峰会讲台上，她从来不曾怯场。希望今天也不会。你好!她听到自己得体的柔声，心下惊异他的镇定。

“旭东”两字抵至舌尖，没有被她叫出声。她爬上他家窗台上叫过的，鼻子里全是纱窗上的灰尘和铁锈的腥味儿，细细的小腿被墙台上粗砺的水泥砂粒面磨得生疼。她那稚嫩甜蜜的嗓音，早已随风而逝，只留下她心底结成的一颗黑痣———流氓犯，她的。他的手在她的手中，被她捏紧。她的心忽然很软，有点像那个初秋的黄昏，她从护士手里接过刚刚出生的女儿亮亮的瞬间。她哭了出来的———当她接过亮亮的时候。她很想上前轻拥他一下，可手臂只抬到一半，就落到他的臂上，只轻拍两下。

他很淡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跟他的身材成比例似的细长。他的眼睛却没有笑，只抬一抬眉，便溢出深怨。抢在他开口之前，她说，就叫我特蕾莎吧。这话令她飘起来。他的脸上显出天真：噢，好名字，有大慈悲的。她一愣，就想到特蕾莎修女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穿过表情悲苦的人群，为众生求着神的垂爱，神的悲悯，和宽恕。她的目光有瞬间的模糊。

他们立在灯下，离得很近，他的气息逼过来，令她的双肩抽动了一下。她弯下腰，提起裙脚。他朝她抬抬下巴，那瘦削的少年的下巴，示意她将裙脚扯起来，再扯起来，再高一点。他跪下去了，将脸凑近来，他带着九里香令人发晕的少年的气息包裹住她。她甩甩头，看向顶灯，那光明刺得她眼疼，她觉到手心有点黏。

你要喝点什么?她轻声问。他挪着椅子，将双肩包搁下，一边脱下橄榄色的卡叽长外套，一边说着，我自己来。他们一齐走向柜台，镜中映出好看的一对，留住她的目光。他抬头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大看板，表情茫然。她走过去，跟在他身后低声说，我来，我是地主。他侧目看到她握着钱包的手，白皙修长，上面有些青筋若隐若现。指甲剪得很短，微微有些抖。红梅那双少女的手是丰腴的，在清凉的融江水中划过，指间岔分着江水，如那远处截流溪水的涧石。那湿软的手最后环上他的肩背、脖子，缠紧，又滑开，温软如鱼。可那样的手，却让时间削成这样。它们其实更好看了，却已属于另一世人生，跟他脱离了关系，虚幻得失真。

你要什么?她问。他不再坚持，说，那就要咖啡吧。

只要咖啡?加点什么?

就咖啡，如果有茶更好。

有的。

那就要热茶。有什么茶呢?

我推荐大吉岭，喜马拉雅山脚下印度产的。红茶，说是红茶中的香槟呢。

那好，就要大吉岭。

她又点了一块绿茶慕丝、一块芒果慕丝。一绿一黄，被糖浆裹得发亮，装在精致的小盘里，上面点缀着细巧的巧克力条，像橱窗里的人造饰品。他打量它们，不忍动手。这芒果没有广西的香，但已经很好了，你尝一下吧!她咬字很准，没有一点广西腔。时间又漫上来，淹没了那每一句感叹、每一个强调，都要拖上的“嗫”音。连口音也漂过水，他有点感伤起来，苦笑了一下。

茶端来了，雾气漫过两张表情尴尬的脸。他取下镜片，拿起台上的纸巾擦拭。他感觉到她打量他的目光，抬起头，朝她笑笑。那个白衣少年瘦削而五官模糊的脸，修长的身架和那通体的孤怨，在她眼前慢慢复活，又似是而非。他的脸形没变，只是皮肤暗成深色，眼角嘴角都有了细纹，头上已生出疏浅的华发。她说，都有点认不出了，她描述的是他看她的表情。他将眼镜戴上，看到她眼里的一层薄泪，说，如果在路上碰到，我真是完全认不出你了。她动动嘴唇，噢?她遇到故人旧友，大家都说，你怎么都没变?都没变，为了这个幻象，她一直努力让她的容颜刻定在时光里。“茫茫人海”，她喜欢这四个字。她想象过无数次，就在那茫茫人海中，某一天，他会突然从后面拍她的肩：你像海豚，在茫茫人海里一跃而出，被我擒住。

她噙着薄泪，点点头，说，不奇怪，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他将很小的一块芒果慕丝叉上，正往嘴里送，听到她的话，手停在唇边，微眯着眼看她，说，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枝柳线上。

她一怔。你后来给送到枝柳线上了?在她的少年时代，枝柳线是一个名词，代表艰难困苦、刀山火海、奋斗献身。设备和技术那么落后，靠的是肩背手扛的人海战，那一线的地质条件也不合适建铁路，常闹塌方、泥石流，爆破事故更是家常便饭。学校里来过枝柳前线英雄报告团，主席台上全是失去了腿脚、手臂，炸瞎了眼睛的英雄。有个女民兵队长，右腿炸飞了，在台上，说到她的铁姑娘队友被压在土方里，只露出个脑袋，但她们就是全体上阵，也无法及时将那十九岁的姑娘扒出。“她就死在我们面前!”铁姑娘队长忽然崩溃，在台上号啕大哭，让他们听得发抖。可他那时只是一个少年!

她拿起杯子，热气冒上来，她透过那热雾看向他：我真的很难过，我非常抱歉，我一直等着有一天能够向你当面道歉，等了这么多年。

他一愣，口中溢满芒果的香气。他没有细嚼，囫囵吞下，甜腻在喉道里堵上，赶紧拿起茶杯喝一口。热气漫升，镜片上一片迷蒙。风中一枝红梅摇曳，灰尘飞卷过，水落石出的暗夜，随风扑面而来，河石沉落，岸边水花刻出的石纹，漂出一朵素净的白梅。他晃着脑袋，恍惚无着。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你们一家被下放去三江，就是因为我。当然，也，也还有我父亲。他去世前还提到过，他好些年都托人问过你们一家的下落，还是他告诉我，你到美国来了。你不能想象，这消息简直让我们如释重负———不是为我们自己。我今天能见到你，能当面向你表达我的、我们一家对你的歉意，我想我父母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他说得很慢，很镇定。他为这个时刻，准备了近三十年。

她低头拭泪，不是为他的话，是为那世事。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人世了，只有他们活化石一样地存活着，要见证那个时代。她真愿意，她早就忘了它们。

她将被泪水洇湿的纸巾搓成小团，捏在手心，它令她感到安心。噢，你都讲哪去了?我和我妈后来去了桂北分院，跟我爸爸和哥哥团聚。全州比三江那种少数民族山区要好得多。分院在绍水镇上，那里因为有野战军，供给和条件都还好的。她停住，没有告诉他，她再也不敢跟军人的孩子接近。他们每一个人，都让她联想到她的流氓犯，像是她的前科。她看到他张大了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他的眼睛好大，让她有一瞬的走神。

后来听说，你们家转去桂林的野战军医院。我到长沙读书那年，碰到一个你们大院来的女生，向她打听过。她说你们又转到湖南，从那里又去了成都，就下落不明了。她说你的哥姐都很出色，只有你因为小时候犯过错，一直不大顺。我一听，就再也不敢打听。I cannot handle the truth，just cant(我对付不了真相，根本不行)。她说着，用那手心里几乎溶开的纸团，揩了揩鼻子。

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安静地看着她，像一个局外人。他的沉着安慰了她。我也会想到你母亲，她真是个好女人，我常想起她，觉得很对不起她。我做了母亲之后，更能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很少女人能做到她那样的。她肯定希望我会说出另外的情形，让那糟糕的局面改观，把你从绝境里救出来。她有这个能力的，也有这个特权，但她放弃了。她很了不起。她让我一个孩子坐下，很平等地谈话。她甚至没有暗示我，或引导我说一句假话。她只是拼命抽烟，拼命抽……最后，她说：那他就差不多完了!就是到那时刻，她也面不改色……她用手掌挡住了脸，头侧下去。不能哭，绝不能哭出来，她在心里急速地提醒自己，手心一片黏湿。

他起身离去，又很快回来。将一杯热茶和一叠纸巾推到她手边。看她优雅地将茶杯端拿起来，他吁了一口气。他这时已看清整个画面，竟生出几分快意，为自己又逃过一劫。随即手脚有些发凉。但那是另一个深渊。也许再没有机会了，再没有。

她的情绪有些平稳下来，他示意她喝茶。她点点头，乖巧地喝了两口，放下杯子，安静地看向他。他怕她又要哭，赶紧说，那是时代的原因，你那时还是个孩子，怪不得你。这话让他心口尖锐一痛。

她歪了头看他，说，我是常想，将它推给时代，很多人都是那样做的，由此寻得太平。像你我的父辈，像你我的兄长。

你不是他们，你不能这么说的，他打断她。

她迟疑了一下，点头。但它让我得了强迫症，是强迫症。它扣在心上，我一不小心，它就钳我的心一下，生疼生疼，那种感觉太可怕了……它又像一个怪兽，伏在道旁，可能在你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冷不防跳出来偷袭，让你的自尊瞬间挥发。有时我真的很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被它困扰成这样。其实，拿它跟那个时代那么多惨绝人寰的悲剧比，它……再说，那时我那么小，那么封闭的社会环境，没有人教导，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面对那青春的事情。喜欢一个男孩子，感觉非常惊悚，又暧昧，又是那么刺激，那么小的躯体不能控制的。被人一勾引……

她停顿一下，他的脸色变青了，盯着她看，眼神是凉的，像是有点不屑，这不屑刺痛了她。她说，你到底比我大，又见多识广，你可以不做那些事的，你还，你勾引了那么多女孩。在那种时代，你做那样的事情，女孩子们……不是我去说，迟早也有别的女孩会去说的……

他迎着她的目光，很轻，却是很慢地说，特蕾莎，你认错人了。

他看到她的鱼形的眼里跳出两点光，随即暗出无边的黑，无边的暗。他又朝她肯定地点点头。她像一个休克的病人，翻了一下白眼，然后眼睛又慢慢聚焦，最后盯牢他的眼睛，嘴微微开启。

他很轻地说，真对不起，非常对不起。如果我可以安慰你，那就是该告诉你，像美国人讲的，我其实穿过你的鞋子。他看她皱起眉，侧头向前靠过来，像是要肯定自己没有听错。

他凄凉地一笑，也前倾了身子，很轻地说，我虽然不是你的那个王旭东，但我做过你指责的那些事情，是在广西。在你们广西偏远的融江水上。他停下来，好像又坐在母亲床边，成为一个孤寂的少年。他的心被什么钳住了，像她形容的那样，换一个姿势，就被钳得刺痛。他的眼里染上淡淡的雾色。他的手比划起来，那江流，那岸边的修竹，茅草，江心的萝卜洲，悬崖上的青藤，水中的卵石，那枝被时代洪流冲载到他的江心洲上的稚嫩的红梅，被他猛兽般的青春欲望拦腰折断。他安静地躺在江水里，看到南国天幕上的点点流星急落，浅粉的花瓣四散，顺流而下。那水流，和她的泪汇在一起，决堤而去，淹没他们的青涩时光。

他停下来，看她直坐着，脸上泛出清白的光。他低头去喝大吉岭，吞到嘴里是一片冰凉。

旭东!她轻叫了一声。见他愣着不语，她拿杯子，去柜台加了热水，回来递给他。他忘了道谢，低头喝茶，不敢看她。他听到她说，我真愿意我就是她，你就是他。这么多年，我一直将他认作我的流氓犯。

他抬起头，安静地握着杯子，看她。她转着手里的空杯子，目光越过他，有点散：很多年前，在剑桥，我听牧师讲到“赎罪”。我儿时对旭东做下的事，就成了一个十字架，压到心上。我就想，有一天要找到他，要真诚地当面向他道歉，讲出我的忏悔，我才能得救。如果你就是他，我们有过今晚的谈话，我就可以解脱了。

唉，那个夜里看到你出现在电视里，对我来说，就已经放下一大半。我想，你都能来美国访问了，你的人生不会过得很差的。如果我今晚不来，也就很可以了，如果我对自己不那么苛刻的话。你可以不揭穿的。她说着，想做出轻松的样子笑笑，却没笑出来。

他想告诉她，未必。当她从道歉开始，转到指责，他就晓得，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哪怕今夜里，她遇到的果真是她的流氓犯。但他没有说出来。他只点点头，附和她：我懂。我也一样。我父亲去世前还说过，听人说，她去了美国，很好。父亲是带着这样的消息离世的。只是现在，还是没有答案。

我们就是彼此的答案。她很轻地接上一句。他沉吟片刻，有点犹豫地说，你不用很担心你的王旭东的，我可以告诉你，以他那样的家庭背景，他今天过得不错的几率是很大的。我这么多年做研究，调查的数据都是有统计意义的，它们也支持我的这个说法。就像你，那样的家庭背景，那样的成长环境，使你不会掉到洪水里去，你不可能过得很差的。你的王旭东，一样的道理。而红梅，她的家庭背景本来就是黑五类，我那何止是雪上加霜，简直是置人于死地。

她听懂了他的话，那个可怜的红梅的命运，才是可怕的悬念。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手脚有些发凉。她那一身纯黑，将她的一脸雪白衬得更冷。

我这些年，寻访过很多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士。这个过程，有时我会很夸张地幻想为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不要笑，很矫情吧，但我在说事实。我大学念的是历史，毕业后留校教书，日子可以过得很平静，但是，我少年时代做下的事情，一直咬噬我的内心。那种感觉之磨人，它没法跟别人说的，但跟你讲，你肯定懂。它让我看到一点，那么大的一个时代背景里，那么多的悲剧。其中很多，很可能就是由像我和我的家庭的人参与造成的。

她看到他眉头拧成了一个结，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前额，触到一片光滑。他瞥她一眼，声音越发有些冷：我们是故意的吗?至少我不是的，但是我犯下了，我和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中参与了制造悲剧。我们该推给时代?都是时代的可耻?这样做，好容易。但是我这里———他指指他的心口，说，它不得安宁。这种问题想不得，越想越惶惑。我愿意我是个想得开的人。想不开，我就想做点什么。哪怕回山东老家看看我的异母兄姐，也让人踏实得多。我后来念研究生，很自然就选了“文革”研究。常年在路上，天南海北地跑。我想找出真相，想看一看，在动乱的时代里，时代巨大的悲剧是怎样一笔一画地给写出来的。

可是，像你说的，我真能面对真相吗?那些当年美人的命运，令人悲欣交集。她们之中，结局好坏的比例，跟掷铜板一样，五十对五十，这是个多么大的悬念。你，是好的这个五十，那么，你想想……我只有求上帝保佑她了。我这三十年，不停地忏悔。我过得越好，我的哀伤越深。今天下午，我才听了一个日本二战老兵的报告。他一直强调他对自己在战争时期盲从军部的忏悔。他连战场都没有上过……

他停下来，看向她，像在等她的回答。她小心地问：有时我也会想，忏悔也只是寻求解脱，还是为了自己，也许这就是我们寻不到安宁的原因?我不敢多想，想得多，会钻牛角尖。

你是做研究的，你也知道，做科学研究的人，在试验室里留下的一本本原始记录是多么重要。它们也许一时用不上，也许永远用不上，但是，做了，就是对科学的尊重。我做那些采访，记录，人家说对后人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看也未必。他苦笑一下，说，这就是萧伯纳讲的，The only thing we learned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learned nothing from history(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见她一愣，他摆摆手，又说，但是，我还是要做记录，它是对我经历的时代的一种交代，是对生命中碰到过的人们表示尊重的一种形式吧，我愿意这样想。作为个人的标准，我想，哪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红梅，如果我能在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故事告诉我的妻女，那么我可能就真的走出来了。也许永远也不会说，这点，我还没想清楚。他取下眼镜，在衣角上擦擦，对照灯光照了一下。

她看他将眼镜戴上，才说，你做的那些工作，你的那些记录，会很有价值的。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最近很畅销的一本书，叫做《Freakonomics》(搞怪经济学)。他做的研究，就是从各种记录资料里，挖掘发现人的行为模式。像我们英特尔，还有谷歌等都请他来演讲过，听众非常踊跃。人家都说，他将来可能会因此而获诺贝尔奖呢。

噢?我倒要看看这本书。他从双肩背包里掏出笔和笔记本，让她将书名写下。图书馆该找得到的，她将笔记本递回给他时，加了一句。他接过，用笔在上面划了几下。她在一旁吞吞吐吐地说，我，还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他抬眼看她，点点头，那眼神有暖意。你觉得，你那时对红梅有很深的感情吗?她问。他的眉头又皱起来，看上去有点困惑。

就是说，你今天回想，你跟红梅，有没有那种叫爱情的东西?她又加一句。他的心又给钳了一下。他想过，要将红梅带出那个山地的；他也真诚地承诺过，他要帮助她那个可怜的家庭……他停在那儿，好一会儿才说，我在这里听过耶鲁大牌教授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的学术报告，他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爱情，是莎士比亚一手创造的。可那时，我们读过莎士比亚吗?我只读过《苦菜花》。她呆住，女主角娟子在山路上与试图强奸她的坏人搏斗……她也读过那本书的，她却没说。

他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偏了偏脑袋，说，那么你呢?你对他有吗?她抬抬眉，心又给钳了一下。她哭着奔向竹林的那个夏日午后，有一个瞬间，她想过的，她多么愿意坐在旭东腿上的是她!那个非常流氓的想法，让她生出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她抱紧一竿修竹，听竹叶跟她一起哭得沙沙作响。

见她没答他的话，他笑起来，说，你可以不接受我的采访的。她也跟着笑了笑，心下却生出些许不安。他摆摆手，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说，这是我写的一本书，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概你会感兴趣的。黛青色的封面，叠嶂隐隐的山峦依稀可辨，上面竖排着一行潇洒的行书：“另一种历史的故事”。“王旭东著”这几个小号的印刷体，老老实实地缩在封面角边。

她小心地翻开扉页，递过去给他，说，一定好好拜读，给我签个名吧。他掏出笔来，表情庄重地在上面写下：“每一个人的文革，王旭东”。停了一下，他又哗哗添出几笔，才双手递回给她。

她看到“王旭东”的下面，划出一道破折号———“特蕾莎的流氓犯”。她轻轻揿了一下眼角，没有让泪水流下来。谢谢!她说着，将书小心地放进包里。这是一本暂时还不能和家明分享的书，她想，忽然有些难过。

他们走出咖啡店的时候，天色已是漆黑。他们在门口握手道别，退出去一步，又同时倾过身子，轻拥住对方。他在她的背上拍了拍，她才松开了手，鼻子有点发酸。

她说，谢谢你来。改天请你到我家来做客，我们算是老乡吧?他淡笑，说，谢谢。我有你的电话，我们再联系。

她转身走向停车场，告诉自己不要回望。她很深地吐了一口长气，看到远方的天色泛出些许墨蓝。她跟那头怪兽失之交臂，她轻拍胸口，再吁了一口气。她突然想，该叫住他的，让他千万不要将她、将他们今天的谈话，还有这个夜晚，记到他未来的书里。就当作他们不曾见过。她愿意在茫茫人海里，跟他彼此错过。

这个想法令她转过头去。她望向回廊深处，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她有些恍惚，突然，她的视野里出现一团黑影，渐渐逼近，带着凄厉的嘶鸣。

她立刻蹲下来，让怪兽“腾”地从自己的头顶上飞跃而过，奔向前方更深的黑暗。

她扶着廊柱慢慢站起来，转过身去，与怪兽背道而行。

陈谦,女，笔名啸尘，在广西南宁度过青少年时代。1989年春赴美留学深造。现定居硅谷，供职于半导体业界。视写作为生活奢侈而本质之必需。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落虹》(修订中)；中短篇小说集《覆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美国两面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长期在海外知名文化网站“国风”及《星岛日报》撰写专栏。

创作谈：另一种文革的故事

陈谦

80年代早期一个初夏的早晨，我急匆匆地跑到广西人大常委会大院的一栋白楼里，寻见其时正在“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办公的父亲，为的是表达对自己大学毕业后档案去向不明的忧虑。父亲背离案上堆积的卷宗，一路将我送出来。他再一次看到我无头苍蝇一样地在青春期的浅潭里扑通折腾，在南疆赤白的阳光里，叹了一口长气。

那段日子里，家中的访客、父亲书桌上的文件，谈的都是“文革”，我却不曾有过一点兴趣。直到90年代中晚期，我回到南宁，陪伴父亲走过他一生最后一段时光，我第一次认真地想向他印证很多我在海外读看到的关于“文革”、特别是关于广西“文革”期间种种事件的传闻。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的征询，但他告诉我，海外所集聚的第一手资料、海外经验所能为我提供的另一种视角，是我们──他将我划出，所不曾拥有的。你要真有兴趣，可以从那里出发，他又说。

我却久久不曾出发，因为找不到路口。

“文革”最惨烈的时候，我儿时的记忆刚刚形成。因不曾有过任何对比，我不知什么是过去的好时光──虽然他们说，那甜蜜也曾短暂。在贫瘠土地上发芽的植物亦能疯长，所有的不正常，竟以为自然。直至祖辈父辈挣扎其间的历史巨浪随时光步步退远，我已去国离家多年，亦走过焦躁不安的青涩时光，被留在空旷的海滩上，忽然生出捡拾那些被潮水留下的贝壳的强烈愿望。

在“文革”发生四十周年后，我在2006年的秋天急切地去往重庆，因为当时听说重庆保留下来的全国最完整的“文革”墓群将要被搬迁开发。有朋友笑说：真不知你竟有那样的使命感。那哪里是什么使命感?那是CALLING──按心理学的说法的，你从哪里来，你最终要寻回哪里去———是时候了。

站在重庆“文革”墓园的那个早晨，我受到的震撼，竟是它在秋阳下的静谧。我在墓碑间穿行，甚至可以看到矮墙外人家的阳台和室内的电扇。所谓阴阳两隔，竟可近为比邻。后来我跟我在硅谷的好友锦和她的母亲谈到我的重庆之旅，她们都非常惊讶。作为重庆人，她们竟从不曾听说过这个地方，而锦的父亲，正是在“文革”期间的重庆莫名失踪，至今尸骨下落不明！

于是，在很多人选择忘却的时候，我开始回望。当我有限的目力停留到“文革”这只庞然大物时，《特蕾莎的流氓犯》记写下的是我的叹息。人们常说，“文革”过去那么多年，我们至今还是没有写出一部关于它的力作。是的，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托尔斯泰那样既能自由出入上层建筑核心、又能紧密贴近社会底层各界的大师，一部史诗性的“文革”作品，确实难以期待。但自下而上，我们如果肯于自省，又足够诚实，亦有可为。《特蕾莎的流氓犯》，便是我的一份努力。我希望它在众声喧哗的历史叙事中，当得起另一种“文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