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众生

宋惠玲是在河里淹死的，那一年她十四岁。那条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淹没了不少生命，矿长的小儿子也葬身其中。我从未见过那个据说是很文雅、有礼貌、相貌周正的少年。他的尸体被从河边抬回来的时候，他的妈妈抚尸痛哭，对上前来安慰自己的、有点儿痴傻的大儿子说道：“为什么死的不是你？”这句话后来传诵极广，当人们形容丧子母亲的悲伤，或者表达对矿长大儿子智力的轻视时，都会把这句话搬出来。

虽然都是溺亡，但宋惠玲进入河中的理由和大家不同，这也是日后她成为英雄人物的原因。她的一本“红宝书”掉进了河里。

很多插图和版画都再现了宋惠玲打捞“红宝书”时的情景——河水的波浪画得比海浪还要高，宋惠玲一只手紧紧抓着一本“红宝书”，劈波斩浪的动作看上去分外矫健，表情也非常坚毅。那不是一个濒死者的表情，是草原英雄小姐妹手握羊鞭与大风雪战斗（好几本小人书里，宋惠玲的故事都和她们的故事并列编在一起），并且获得最后胜利的表情。

我和伙伴们经常去河边玩，她们最初说起宋惠玲的时候，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英雄人物都是光芒万丈的，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在我们身边就出现一个呢？但小人书是真的，时间地点姓名都对，让人无法质疑。有一次我还被伙伴们拉进河边的一个树林，柳树长得弯弯曲曲的，枝条披头散发的。在一个石头堆前，有人凑近我的耳边说道：“这就是宋惠玲的坟。”我掉头就跑，宋惠玲在那个时刻丧失了英雄的形象，变成了游出水面回到人间的女鬼，摇曳的柳树枝是她的头发和手臂，为了躲避这些柔软的纠缠，我差一点儿跳到河里。

不管宋惠玲，也不管有多少人死去，我们还是经常去河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童年是很难绕过河边的。

“宋惠玲真的那么爱‘红宝书’吗？”我反复猜想，“就算她爱‘红宝书’，也不能为了一本书跳进河里，连命都不要了啊。书可以再买啊。”我自己是绝对不会为一本书跳进河里的。我的疑问后来得到了答案。

“那本‘红宝书’里夹了一张五斤粮票。宋惠玲怕回家挨爸爸的打，才跳进河里去追‘红宝书’的。”

“那宋惠玲怎么还成了英雄呢？”我问。

“那些写书和画画的人不知道‘红宝书’里有粮票的事儿呗。”

王长荣

小时候，我生活的地方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家国营大煤矿、一家国营钢铁企业以及一个镇子。煤矿和钢企的工人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各地迁移过来的，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岁，“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中期。

在流行光荣榜和大红花的年代，我的个头儿一直都很矮，对戴着红花的人物，必须仰视才能见到。在光荣榜上面，王长荣头上顶着矿灯，脖子上系着白毛巾，身上穿着工作服，他的照片占据光荣榜最中心的位置，比其他劳动模范的照片要大上一倍，胸前的红花也比别人的大出很多。

每天上学放学，我都要从王长荣的照片前面经过，抬头或者不抬头，知道他都在那儿，微笑着注视我。久而久之，对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人，我好像熟悉得不得了。

如同他的名字，王长荣二十年来始终是光荣榜上的常青树。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偶尔到北京开会，领导们都会一脸笑容地接待他。每次开会回来，王长荣下了火车便直奔井口，换了衣服下井，在掌子面上工作十几个小时以后再回家。他虽然经常出去开会参加活动，但工作仍然比普通工人干得多，劳模是当之无愧的。

煤矿里经常出现或死或伤的事故，工人们到了几百米甚至是上千米深的地下，就像飞到几千米高空的飞机上的乘客，“听天由命”的分量变得格外重。作为名人的王长荣在我的记忆里，似乎与灾难从来没搭上关系。虽然他也和其他的矿工一样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工作，但他的身上好像有一层无形的盔甲，让他总能躲避开灾难。

我长大以后，看到媒体大肆宣扬某个模范人物时，脑子里就会有个弹簧那么一弹，王长荣像乘着升降机从井底上来，以光荣榜上照片里面的样子出现在记忆里。徐虎、李淑丽以及其他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也都能唤起我对王长荣的回忆。有一次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深度报道，关注矿工长期在井下工作，得了硅肺却得不到治疗和赔偿的问题，我当时忍不住在心里计算了一下，王长荣在井下工作了一辈子，他肺里面会含有多少煤粉？

在计划经济时代，王长荣做了几十年的模范人物，他退休以后赶上市场经济时代，他的儿子承包了煤窑，当起了煤窑主，已经退休的王长荣是现成的技术指导。王长荣与煤的关系似乎具有特殊的魔力，那么多的私人煤窑，数他们家的煤窑煤质好、产量高，煤对于王氏父子而言，是真正意义的“黑金”，几年之内，他们便拥有了几百万元的家底，富甲一方。王家有了钱，跟着有了房子车子。不久，王长荣的儿子儿媳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

王长荣再一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劳模，家里有那么多钱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才出了意外。

丁婶

丁叔丁婶是山东人，“闯关东”时从山东来到东北。没什么文化的丁叔当了一辈子矿工，在我的印象里，他的矿工服、矿工安全帽，以及矿工黑色的水靴，要么穿在他身上，要么清洗了以后搭在院子里晾干。丁叔老實巴交，我们两家做了好多年的邻居，我听他说过的话没超过十句。丁婶的话比丈夫多，但也远远算不上唠叨，一口山东腔。她个子不高，不胖不瘦，和大家一样留着齐耳短发，穿灰色的衣服，不好看也不难看，每天做饭洗衣服，为家里的三个孩子操心。

煤矿难免有矿难。每次传来井下出事故的消息，丁婶和其他矿工家属一样，拼命往山上的井口跑。那条路不短，要跑上很长时间，那也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让人肝肠寸断。丁叔好几次都大难不死。有一次井下发生重大塌方事故，死了几十个人，只有他和另一个工人幸免于难。

丁婶除了要照顾家庭，自己也有工作。她在洗煤厂当工人，几组工人轮转着工作和休息，早上八点、下午四点、夜里十二点，是几组工人交接班的时间。女工并没有因为性别的关系而得到特别的照顾，她们和男人一样，经常半夜爬起来去上班，或者在深夜里下了班独自摸黑回家。洗煤厂离住宅区很远，其中有几段路特别僻静。有一天夜里，丁婶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奸污了。她回到家，把事情告诉了丁叔。丁叔既找不到凶手，也没有什么报警的意识，他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到妻子的身上。都是她的错，贫穷，工作，黑夜，意外事件。他们吵架，甚至动手，闹得很厉害。邻居们半夜被吵醒，有热心肠的人过去劝架，事情就这么传出来了。

那一段时间大人们的态度很微妙，聊天不再是家长里短、散漫无边，大家不提强暴事件，更没有人提丁婶的名字。大家谈论的焦点问题是深夜通往洗煤场的几条道路上，这些年来发生的其他事件。同样意外，同样黑暗，同样难以启齿，同样被当事人吞进肚里。

丁婶那段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就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后来，又发生了别的事件，丁婶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往事。

陈大夫

陈大夫和我们家很熟，所以，连我们这些晚辈都知道女护士是陈大夫的情人。

陈大夫脾气不好，待人接物有些酸气，但他是医院最好的儿科医生，没有之一，患者父母为了自己孩子的病痛，没有谁不奉承讨好他的。那个女人是儿科护士，文静秀气，笑容比话语多。

陈大夫五十五岁就可以退休了。他们家的房子正好临街，在最热闹的地段，他开了一家个体诊所，女护士也跟着到他的診所里当护士。那些得了病的小孩子全被带到了陈大夫的诊所里，医院里的儿科变得清闲了。

陈大夫和女护士的工作方式，跟从前在医院里别无二致。他们的关系维系多年，早已经不是秘密。有她在眼前和身边，陈大夫说话和声细语，偶尔和小朋友们开开玩笑。她从年轻到中年，细白皮肤，眉眼秀媚。病人多的时候她忙工作，人少的时候，她坐在病床边上，织织毛衣，或者从陈大夫手里接了钱，出门买水果和零食。

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每天在一起，配合得天衣无缝。

陈大夫的妻子也整天在诊所里忙碌。以前，她是医院的药剂师，丈夫回家开诊所，需要护士，也需要她的扶持。诊所开在临街，中间有一个小院落，后面就是大夫家的房子。陈大夫的妻子前后里外地忙，诊所病人多时，她要助诊、开药、接待;病人少时，她要买菜、洗衣、做饭，还要照顾一个儿子。她好像是唯一一个不知道自己丈夫婚外情的人。每天中午陈大夫雷打不动的午睡时间里，她和护士在诊所里聊聊家常、说说闲话。

有一次我们在家里谈起何谓爱情，和往常一样，有人举陈大夫和女护士的关系当论据。前阵子陈大夫生病卧床了一段时间，诊所临时由陈大夫的妻子照看、打理。有一天中午，刚好送来一批药品。她和护士一起整理了一会儿药箱，午饭时间快到了，她把剩下的活交给护士，回到家里做饭。饭做好后摆上桌，陈大夫见饭桌边没有女护士，当即摔了筷子，拉下脸来，拍着桌子气势汹汹地对妻子强调：“我还没死呢！”

他的妻子什么也没说，起身去前面诊所把丈夫的情人找到后面来吃饭，她自己去整理剩下的几箱药品。

二哥

我和他妹妹是邻居、同学、朋友。他是她的二哥，我们也跟着叫二哥。

他们家有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大哥很有大哥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是汽车司机，八十年代初又当了汽车队队长。那时候能手握方向盘开汽车是件很酷、很了不起的事情。大哥开着大汽车，威风得很。

二哥也很有二哥的样子，细瘦身材，白白净净，头发自来卷，像个读书人，或者艺术家。大哥在外面风风火火干事业，二哥在家里安静自处。

我们都知道二哥有病，但具体是什么病搞不清楚。他很少出门就跟身体虚弱有关系。但在我们当年的眼里，除了更好看、更秀气，他看上去跟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从未在公共场合倒下、昏厥，被人抬去医院。至少我没见过。

他只穿很好的衣服。有些质地不那么好的衣服会让他过敏;他戴的表也很好，不好的表也会让他过敏。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空气、水、食物，他只能用最好的东西，坏的和旧的东西不能近他的身，会害他生病。我们对此唏嘘不止：这是什么富贵病啊？真的假的？他的病把他变成贾宝玉了，只能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这种病我们也很想得。

他们的父亲是煤矿的党委书记，是当地最大的官。那时候煤矿的工资、福利也比一般的地方高出一大截，如果他生在普通人家，那可怎么办？

我几乎没注意到他是哪天死亡的。在此之前我知道他在谈恋爱，和一个清秀、苗条的姑娘。有天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并肩坐着，没什么话，微笑着。他们互相对视的眼神就是所谓的“眉来眼去”。他的死亡好像没引起多少哭声。多年来，他的家人，还有邻居朋友们，一直在等待着某个消息，这个消息终于来了。

大家都松了口气。

马小兵

马小兵是班里最爱出洋相的男生，喜欢模仿老师逗大家笑，打架时抡书包的动作和演杂技一样。他跑得快，运动会的时候，一千五百米、八百米、四乘一百米接力、四乘五十米接力都有他。他逢跑必胜，得了好多奖品：杯子、毛巾、笔记本、圆珠笔……风光得不得了。

我们家和马小兵家隔着三个胡同，上学放学的时候经常会碰见。但男生女生很少说话，碰见了也像不认识。

有一天早晨从马小兵家里传出一件很离奇的事情，有小偷半夜窜进他们家偷东西，被他爸爸发现了，他爸爸没抓到小偷，反而被小偷用刀在身上划了二十六处皮肉伤。事情就长了腿似的，传得飞快，我上学时远远地朝马小兵家看，发现胡同口站着好几个探头探脑的女人，一脸神秘地咬着耳朵说话。没过几天，传言改变了，说马小兵爸爸在外面胡搞，被人在玉米地里捉住后，用刀划伤了，小偷的说法是他自己编出来的。

从那以后我见到马小兵，横看竖看都不顺眼，很想把他爸爸的丑行在班里揭发出来。但马小兵一直对我客气极了，别的男生惹我不高兴时他还去对人家拳打脚踢一番，我便不好意思对他不讲义气。

升入初中后，我收到马小兵写的一封信，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尽管他个子很高，长得很好看，私下里招几个女同学喜欢，我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我把马小兵的信撕成碎片装在一个信封里，在放学的时候扔给他就走了。我快走到家时他从后面追了上来，脸涨得通红，跟着我走了几步，问我：“你为什么把我的信撕了？”我心想，这还用问吗？“我不相信你不喜欢我。”马小兵跟着我走了一段后，突然说道。这话把我惹火了，我回头看着马小兵的眼睛说：“我凭什么喜欢你？你以为你爸爸的事情我不知道吗？丢人现眼。”

马小兵那么大的个子竟然被我的这句话摁住了，他身子向后靠在一面红砖砌的围墙上，脸上显现出了类似于水泥的颜色，嘴巴也好像被水泥封住了。我转身继续走，在家门口时我扭头看了一眼，他已经没影了。

他跑得要多快有多快。

孙伍

有段时间爸爸工作忙，午饭我们要给他送到办公室。

我是在爸爸办公室里认识孙伍的。他是外地知青，具体哪里人没记住。他中等个子，衣服比女人还要干净整齐，肤色比豆腐还白，细长的眼睛像两条小鱼，有时眨个不停，有时又一动不动。我爸不在，他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盯着我看。

我把装饭盒的包放在办公桌上，在我爸的办公椅上坐了一会儿。我爸匆匆忙忙进来，拍了拍我的头。

我把椅子让给爸爸，把饭盒拿出来摆到办公桌上。爸爸吃起来。没跟孙伍说话，更没客气地问问他是不是吃过饭了。

“我想離婚。”孙伍说。

我爸看了他一眼，“哦”了一声。

“那个老不要脸的还看不上我，让女儿跟我离婚。”孙伍说，“到底谁看不上谁啊？！我后悔死了，在知青点跟她谈恋爱，结了婚，要不我早就考上大学去北京了。”

爸爸只管低头吃饭。

孙伍的谈兴好像没受到什么影响。

“婚我是早就想离了，不为她们两个，也要为别人。”孙伍提到的“别人”，吓了我一跳，那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女影星的名字。她的名字从孙伍的嘴里飞出来，那么亲近，那么随便，就好像他们昨天还待在一起。接着孙伍又提起另外两个女影星，还是那种很家常的口吻，他说她们暗恋他也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这么多女人都喜欢他，让他很伤脑筋。

“是得想想办法。”爸爸笑着说，把吃完饭的饭盒盖子扣好，回身交给我。

孙伍走了以后，我问爸爸：“真的有那么多电影明星都喜欢他吗？”

“他想得美。”爸爸说完就把我打发走了。

过了没多久，孙伍拿着一把菜刀上了街。他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人问他：“孙伍，你干吗去？”孙伍就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要去杀小破鞋和老不要脸的。”听的人嘻嘻笑，接着问：“谁是小破鞋？谁是老不要脸的？”“我老婆是小破鞋，小破鞋的妈就是那个老不要脸的。”整条街的人都被孙伍弄得高兴起来了，“你为什么要杀她们呢？”“我要和小破鞋离婚，老不要脸的不答应。所以，我只能杀了她们。”孙伍很有派头地说着，径直朝丈母娘家走去。

过了半个多小时，孙伍又回到了街头。跟在他身后的是那个“老不要脸的”，她披散着头发，手里举着菜刀，在后面追孙伍。街上的人从没那么多过，叽叽喳喳地朝孙伍逃跑的方向拥。孙伍的老婆后来也追来了。和母亲拉扯的时候，菜刀砍到了她的手背上，血很快就流了出来，她的手如同戴上了一只红色的手套。在往医院去的路上，母女俩互相搂抱着，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孙伍在她们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和看热闹的人一样脸上挂着笑容，跟别人一起嘲笑那对丢人现眼的母女。

那是孙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几天以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单莉

单莉是最早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姑娘，也是唯一一个在街上跟小伙子们一起抽烟的姑娘。她爸是大食堂的厨师，有几道菜做得相当出名，她妈妈永远把自己的头发抹得流油，走路时扭着屁股拧着腰，传说厨师的绿帽子能装满一仓库，但单莉妈妈从来没被捉奸在床，甚至普通拉手都没有被抓住。

单莉比她妈妈好看。腰细得不够人一把抓的，屁股像水蜜桃。她的头发梳得也和别人不一样，额头上面的头发拢起来，然后往后一梳，有点像时髦小伙子们的飞机头。她的衣服颜色鲜艳，紧身，任谁看了她，目光都会变成苍蝇蚊子蜜蜂，围着她打转。

她最早跟矿上技术科的副科长好过，两家住得近，一来二去地好上了。后来她喜欢上篮球队的队长，就把副科长踹了。她跟篮球队队长好的时候，整天在篮球场边混，像朵鲜花插在篮球队里，小伙子们都围着她转。队长为了证明自己的主权，经常把手臂搭在她肩上。有比赛的时候，她坐在球场最中心的位置，比矿长还要醒目。没比赛的时候，他们要么聚集在一起抽烟聊天，要么用手提录音机放音乐跳迪斯科。她跳舞的时候那么高兴，谁也想不到她后来为了音乐老师甩了篮球队队长。

音乐老师是外地新调过来的，白白净净的，手风琴拉得特别好，唱歌也唱得好。从初中到高中的女学生们都被他迷住了。谁也搞不清楚他怎么会和单莉认识又好上的。

篮球队队长在大街上揍了音乐老师一顿，打得他鼻血横流，人人都以为音乐老师是■货。但这个■货在单莉要甩了他的时候，却抹了单莉的脖子。现场非常吓人，血喷得满屋子都是。

音乐老师是在河边被枪毙的。以前我们放学后经常到那个地方去玩，有一次还在草丛里捡到了鸭蛋。

单莉死后，她妈妈没了影踪，不知道她是出门了还是从此闭门不出。她的厨师爸爸变成了酒鬼，手里攥着个手榴弹似的酒瓶子，眼睛里面红彤彤的，看谁都像有着天大的恨。

病友

读高中的时候，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生病，住过好几家医院，也因此，认识了几个病友，这个女人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见面时我以为她被人打了，或者被什么重击过，她身上的瘀青很多，脸上脖子上好几块紫色。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很多东西，跟医生护士说话很熟稔的样子。她带着伤，却还是笑嘻嘻的。

病房就我们两个。没有人陪护的时候，我们就闲聊。

她没被人打。她身上的青一块紫一块，来自她的血液病。她伸出手来给我看，她的十个指甲都是紫色的，嘴唇也是紫的。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得上这个病，也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从二十二岁开始，她待在医院里的时间超过待在家里的时间。她去过好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她边说边伸出手指头数着，像个小孩子。每到一家医院，她总能引起小小的轰动，吸引来很多医生。她的血是紫色的！她的病他们也没见过，他们都想研究研究，她的血被一管管抽出来，抽到她发出抗议，“再抽下去就把我抽死了！”

医学专家对她进行过几次大型会诊，各有各的看法，但结果是她的病没有被治好。

她说起她的单位，她正儿八经上班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然后就病倒了。这些年她四处看病花的都是公费，耗资巨大，单位同事因为她已经好几年没拿过奖金了。她很不好意思，但她更想活下来。她才二十八岁，总觉得也许哪天就碰上好医院好医生，把她的病治好了。她单位里的人没有奖金也很不开心，但谁也不好意思因为没拿到奖金就咒她去死。至少当着她的面，同事们没说什么。

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星期。我出院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有点难舍难分，她说她也快出院了。

半年后我们在一个婚礼上遇见。结婚的是她的同学，也是我同学的姐姐。她穿了身挺新的衣服，指甲仍然是紫色的，不知道底细的人会以为那是她故意染的。她打量着新娘子，边吃糖边跟我说：“下一个结婚的就是我了。”她们同学差不多都结婚了，她快三十岁了，是个老姑娘了。我冲她笑着点头。她比我大十岁，不像老姑娘，更像个小女生，活泼开朗，什么都憧憬。

婚礼过后不久，举行了她的葬礼。

张福

张福是个农民。一到冬天，他棉袄外面套着羊皮背心，在公路上赶着一辆毛驴车捡牛粪马粪。

很多人认识张福，大家说起什么事情时，都会很自然地提到他，比方说谁谁的自行车在路上摔坏了，轮子飞了出去，差点儿被张福的驴踩到。谁谁家买了秋白菜，上坡时推不动了，张福帮忙推上去，还一直给送到家门口。谁谁家的孩子冬天时在路上放爬犁，要不是张福拉了一把，爬犁带着孩子差点儿钻到汽车轮子下面。张福区别于任何别的农民的地方在于，他不在田里，总是在路上，谁都看得见他。他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大家的话题里。但张福也从来没成为过什么话题中的主题，他是作为某种参照物存在的，就好像路边的某间房子、某棵树。

“文革”结束了，又过了几年，八十年代到来了。八十年代的中国就像从漫长的冬季里醒了过来，阳光变得明亮起来，天地间一片生机勃勃，张福从我们上学放学的路上消失了，我们也把他遗忘了。仿佛过了很久，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扫黄”活动中，张福，连同他做的事情被公安局清查出来。

张福手头上管理着十几个女人。那时还不时兴夜总会、桑拿房、洗头洗脚屋之类的地方，那些女人的生活看上去和其他人并没有任何不同，但那只是“看上去”。男人们去找张福，跟他谈好价钱后，张福把某个女人叫出来，到他安排好的房子里面和男人交易。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长得病恹恹的，瘦弱白净，林黛玉似的，看人的神情很高傲，据说她在那伙人里面最年轻、最好看，价钱也要得最高。

张福被抓以后，沉默了好几天，后来才开始交代。他不说则已，一说惊人。他无须凭借任何文字记录（据说他是文盲），却能把几年之间交易的情况一项一项地讲出来，时间、地点、人物、价格，甚至当时的天气以及其他某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他都能讲得丝毫不差。

一大堆名字被抖落了出来，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和一些五六十岁已经儿孙绕膝的长者。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地方，引发了一场世俗大地震，被波及的人家闹得鸡飞狗跳，离婚、寻死觅活的事件发生了好几起;更多的人看大戏，津津乐道，拍案惊奇。据说张福待在监狱里倒是很从容，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干出这么大一件事，死也值了。

姨婆婆

姨婆婆是一个宽脸膛的老太太，牙齿好像有些问题。为了把话说得清楚，她的语速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讲。可能同样是因为牙齿，她吃一顿饭的时间是平常人的三倍。她这样慢腾腾的，让生性爽利又总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小姨很不耐烦。有时候急了，难免要摔摔打打，发几句牢骚。这种时刻，姨婆婆便装聋作哑，隐退进她那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或坐或躺。人老了，诸多无奈，凡事看不开也要看开。

小姨其实不是虐待婆婆的儿媳妇，好吃的好喝的，她一样也不缺少地摆上婆婆的小餐桌，而且据她抱怨，她刚结婚的那几年，受了婆婆数不清的气。小姨夫天生好性子，为人厚道谦和，夹在老妈和老婆中间，对谁都笑眯眯的，对谁都无可奈何。

有一次小姨出门，到我们家所在的城市里转车。晚上吃饭时，话题引到姨婆婆的身上，小姨照例表达了一番对她的厌恶，然后说起前一阵子姨婆婆半夜里煤气中毒，她爬起来把婆婆拖到院子里的雪地里，好一阵子忙活才把她抢救过来。

“事后我很后悔，当时假装不知道就好了，反正她都八十多岁了，死了不是更省心？”

小姨是开玩笑，大家也都没把小姨的话当真。但我父亲的脸整晚沉着。他是个孝子，最恨人不敬老。小姨走了以后，他很不高兴地对妈妈说：“她说的那是什么混账话？怎么可以这么做人？”

“她一直喜欢乱说话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妈妈替小姨辩解。

小姨刚走，一封电报拍到我们家，姨婆婆去世了。那时候的通信，没有办法及时地通知到小姨，三天后她出门回来又在我们家等候转车时才知道这个消息。整个晚上，小姨没说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父亲陪小姨回家帮忙料理丧事。几天以后，父亲回来。

“小姨回到家后，是怎么样的反应？”我问父亲。

“没下车就哭起来了，下了车往家走的路上，更是呼天抢地的，没等进门，已经有人听见声音迎出来了。”父亲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她是真的很难过。”

“姨婆婆还真会挑时候啊。”我知道不应该，但还是忍不住笑了。

姑妈

我十二岁那年，姑妈一家四口从外地搬来我们家附近。

说是姑妈，其实血缘关系很远。但我们两家相处得很亲近，姑妈经常来我们家做客，和我妈妈聊天聊到深夜。他们以为我睡着了，言谈不大顾忌，我才知道原来姑妈不能生育，表姐表哥都不是她生的孩子。

再后来飞来横祸。姑妈和姑父一起，出了车祸，姑父一条腿残疾了，侥幸生还，姑妈当场丧命。家里一半的人赶去奔丧、帮忙，忙了好几天才回来。姑妈再也不会来我们家里做客了，她的形象被定格在那张遗像上。我这才发觉她是一个目光异常温柔的女人，那一刻的悲伤，直到如今仍然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形容。

大学毕业那年夏天，我坐火车回家看望父母。在卧铺车厢里，我上面的中铺是一个老教师，大概是懒得爬上爬下，她坐在我的铺位上和我聊天。起初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东拉西扯，后来她提到她住过的一个小镇，我随口说，我姑妈以前也在那儿住过。她问起姑妈的名字，我说了。她拍起手来，原来她们竟是认识的，而且是邻居。

“你知道你姑妈不能生育吗？”老教师问我。

我说知道，虽然不是亲生的，但姑妈对表姐表哥好得不能再好了。老教师也说姑妈是个很善良的人，笑容温顺。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结婚没几年，做梦都想生个自己的孩子。”她接着说道，“我安慰她，说以后会有孩子的，让她不要着急。过了没有两个月，有一天我见到她，她喜洋洋地对我说，‘我怀孕了’。那个月她整天想吃酸的，看见油腻的东西就吐。她确定自己的肚子里有个男宝宝。过了几个月，她的肚子鼓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大，见到她的朋友邻居们都恭喜她。十个月过去了，孩子没生，十二个月时，她去医院看医生。医生仔细给她做了检查，说她根本没怀孕，肚子里面其实是一股气。你姑妈的怀孕完全是一次臆想。医生说完那些话的第二天，你姑妈的肚子就和泄了气的球一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以后，你姑妈再也不提想生孩子的事了。”

我很震惊，想起法国作家蒙田说过一句话：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我从来没想过，这句话居然会落实在我认识的人身上。

原刊責编李约热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金仁顺 期刊：《小说月报》202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