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桥路上的晨曦

20世纪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斜桥路（今吴江路）是条闹中取静的小街。这一带既有成片的石库门里弄，也坐落着不少花园住宅，还有各种小店铺。当年，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此问世，并经历了惊险。

一

1928年1月，郭大力由上海抵达杭州。正值寒冬，西子湖畔游人十分稀少。在寂静的岸边，他匆匆地走着，并陷入沉思之中。

数月前，郭大力在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到当地一所中学执教，谁知好景不长，快放寒假时莫名其妙被解聘。他原欲返赣南去探望年迈的父母，却无旅资，不得不暂时打消回乡念头。他想清静地读书，听同学说杭州的大佛寺是个好去处，就乘火车来了。他从靠近断桥的一处石阶拾级而上，步行不到两分钟，便看见隐匿于宝石山南麓的年久失修的大佛寺。因曾逢战乱，大佛寺内僧人零落，香火萧条；寺院四周仍古木参天，曲径通幽，这里显然是个适合读书的地方。

此刻，一位留守的老僧踱过来，见郭大力站立许久，便双手合十问道：“施主来自何方？”

郭大力说：“我从上海过来。想在这里借住一些日子，静心读书，不知可否？”

老僧点了头：“还有一间僧舍空着，施主可随老衲过去。”

穿过破败的长廊，来到一间僧舍门前，郭大力往里一瞧：板壁漏风，半扇窗也掉了。他略作思忖，决定住下，遂将口袋里仅有的一点钱交给老僧：“我不能白住。钱虽很少，却是心意。”

老僧再次双手合十，口中连声念着：“阿弥陀佛……”

郭大力用报纸糊住板壁裂缝，找来旧木板遮住半个空窗框，安顿好了一切。他曾在上海书摊买到一本英文版《资本论》，落脚后便埋头研读。

《资本论》在世界经济学说史、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郭大力知道，把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部翻译出版，很早即为中国革命先驱的热切期望，进步知识分子也做过努力。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题为《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高度评价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贡献，他指出：“有德国麦克司（按即马克思）所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他还乐观地预言：“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1920年9月，上海新青年社出版李汉俊翻译、德国马尔西原著的《马格斯入門》。1922年6月，建党初期的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出版李汉俊翻译的《第一卷第一版序言》，其中介绍了《资本论》研究的内容、方法等。1924年秋，郭沫若从日本归国，打算花五年时间翻译《资本论》，“觉得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一种光荣的死”；然而，因《资本论》篇幅浩瀚，在白色恐怖之下出版商怕承担风险，他多年未能如愿。在大佛寺的青油灯下，郭大力捧着《资本论》越读越爱不释手，便摊开稿纸写下“资本论”三字，下决心要进行翻译，以使更多人沐浴真理之光。

这天中午，大佛寺又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相逢何必曾相识”，郭大力在寺院邂逅此人，便寒暄起来。原来，来者名叫王亚南，系湖北人，在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谋职未成，投身北伐军做政治教员，孰料蒋介石、汪精卫很快公开背叛革命，他愤然辞职抵达上海，因工作难觅，便来杭州欲创作小说挣稿费维持生计。共同的遭遇使两位萍水相逢的青年一见如故，因寺内已无空房，郭大力诚邀王亚南同住一室。经过几次促膝长谈，彼此志趣相投，成为好友。

有一次，两人一起散步，观赏湖光山色。王亚南边走边说：“我正在思考，如何知晓变革社会的救国之道。”

郭大力接过话题：“我正在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它跨越了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

王亚南竖起大拇指：“此乃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

郭大力提出：“我们合作，将《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怎样？”

王亚南立即表示：“好，我完全同意！”

于是，两人回僧舍坐下，拟好了翻译《资本论》的合作计划。他们虽才华横溢，但鉴于要准确翻译这部伟大著作，必须有厚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就约定：先打学术基础，再联手选译西方的经济学名著练笔，然后正式开始翻译《资本论》。

不久，郭大力和王亚南都离开大佛寺。郭大力回到上海，由同学介绍到上海大夏大学附中当老师；王亚南则在友人帮助下东渡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两人为了完成合作计划，分头认真做翻译《资本论》的准备。

二

在上海，郭大力一边在学校教英语，一边刻苦自修德语和钻研经济学。他借住于闸北的沿街小屋，每天啃淡馒头，喝冷开水，常彻夜亮着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王亚南愤然回国，以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抵沪后，他很快找到郭大力。

“大力兄，我刚回来，已被上海暨南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王亚南见面就说，“通过几年的用功学习，我对实现在大佛寺定下的合作计划，有点底气了。”

“亚南兄的学识，今非昔比！”郭大力拍了拍好友的肩膀，“对《资本论》第一卷，我已试译了一部分。”

在街头的面摊，两人边用餐边商量，决定着手选择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著述进行翻译。接下来的译书过程中，郭大力仍未中断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试译，王亚南还参加了上海进步文化活动。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分三路突袭闸北。因郭大力所住的地块也遭日军猛烈轰炸，刚译毕的《资本论》第一卷书稿毁于炮火，所有衣物也化为灰烬。他对侵略者满腔仇恨，并发誓：“一定要完成与亚南兄的合作计划，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阻挡！”

二房东望着废墟，气得连连跺脚，这位老太忍不住哀号：“阿拉死脱的老头子，做了大半辈子小生意赚着两根金条。我用来顶下几间房子出租，现在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朝后日脚哪能过？东洋兵坏透，这批赤佬不得好死哟！”

郭大力劝慰二房东几句，想到附近另找住所，老太却拽住他：“郭先生是個好人。侬肯定呒没地方住，我正好要去投靠附近的堂阿妹，她家离这里只隔几条马路，有个三层阁可以暂时借给侬。”

郭大力顷刻一贫如洗，却并未灰心，他仍起早摸黑地忙碌着。不久，他与王亚南合译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当人们得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扛鼎之作竟是由初出茅庐的青年首译，引起轰动；继而，他又与王亚南合译、出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大力在上海有了温馨的小家庭，他在教书之余，开始重译《资本论》；妻子虽未过问，但深信自己的丈夫是在干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她默默地给予支持。王亚南则在反复研读《资本论》一些章节的同时，相继撰写《经济学史》和《世界政治经济概论》两本书；1933年11月，他由沪抵闽，参加刚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工作，仅月余便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遂取道香港赴欧洲，在柏林学习德语，搜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料。

三

1935年夏，王亚南从海外返沪。郭大力闻讯，把他请到家里，妻子朝石库门外察看了一下，转身泡好茶，还有意拧开了收音机。

王亚南漫谈欧游见闻，又拿出不少有价值的参考书，激动地说：“你在信中提及，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有完成《资本论》全部翻译的扎实基础。我感到讲得很对。”

郭大力充满信心地说：“为了让《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早日问世，我们现在应尽快全力投入！”

随即，两人相继与上海的多家书局洽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事宜，均未成功。经朋友介绍，他们又造访一个实力相当雄厚的出版商，那人也予以推托：“敝公司实在不敢接受。这种书的发行量无法判断，最主要还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尽管如此，两人却毫不气馁，依然坚信《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一定会被印行。所以，他们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公共租界斜桥路（今吴江路）71号开张后，就有印行《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考虑。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这个出版机构获悉，郭大力和王亚南正在申城译书，便不顾经营困难，由主持编辑业务的郑易里和艾思奇（均为中共党员）出面，与两人商议出版事宜。

初春的黄昏，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行驶的有轨电车铃铛“当当当”地响，报童叫着“《大美晚报》来啦”，小摊主吆喝“桂花赤豆羹”，各种声音混杂于一起，仿佛组成了“交响曲”。四个人先后步入一家咖啡馆，服务生端上冒着热气的咖啡，室内轻音乐掩护了他们的谈话。艾思奇、郑易里、郭大力、王亚南会面后，寒暄几句，便直奔主题。

艾思奇开门见山：“翻译《资本论》具有迫切性，革命同志都希望中文全译本尽快出版。听说两位先生正在译书，读书生活出版社有意印行这部世界名著。”

郭大力脸露欣喜：“读书生活出版社愿冒风险出版《资本论》，这真是太好了！”

郑易里问：“《资本论》有厚厚的三大卷，内容博大精深，约230万字。两位先生为敝社译书，有什么困难吗？”

王亚南喝了一口咖啡，抬起头：“大力兄与我早已约定，无论难度多大，都要坚决做好这件大事。”

“为了给译者提供必要保障，敝社将在每个月向两位先生各预付40银元版税，用于日常开销。”郑易里明确表示，“这项支付不会受到敝社常规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我们将提取2000银元单立账户，作为专用。”

“这样，就能解决生活上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定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抓紧译书。”郭大力和王亚南非常高兴。

于是，双方当即签订《资本论》出版合同，大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临别前，艾思奇笑道：“两位青年才俊联手，译书一定顺利。而且，我也相信，你们今后前途无量。”此言不虚，王亚南和郭大力最终确实均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当然这是后话。

接着，郭大力和王亚南集中精力翻译《资本论》，他们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校正过的最新德文版，并参照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尽量使译文准确。

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郭大力不得不带领全家进入上海法租界暂避；但昂贵的房租实在难以承受，他只好把已完成的《资本论》部分译稿先交给读书生活出版社，携妻小返回江西南康。

郭大力的老家系穷乡僻壤，生活艰苦，却比较安定，能专心致志地继续翻译《资本论》；所住的低矮土坯房，冬天寒冷，夏日闷热，他或在光线不足的小窗前，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每天坚持译出上万字。这时，王亚南已赴内地，他对译书也无丝毫懈怠。两人在分散的情况下，坚持密切合作，分批陆续将译毕的书稿寄出。

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地区成为“孤岛”。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黄洛峰（中共党员）率领一批骨干离沪，赴内地开辟出版阵地；仅郑易里、熊约春夫妇等数人留守原址，在申城负责相关业务。

经过两年多的持续奋战，郭大力和王亚南对《资本论》的翻译接近尾声。这时，因时局动荡上海公共租界放松对出版物的审查，出版业的萧条导致印价和纸价大跌。郑易里瞅准时机，几次用函电与在武汉的黄洛峰磋商，决定加紧进行出版和印刷。

1938年4月，郑易里发电报给郭大力，请他共同处理《资本论》译稿的排印等事宜。郭大力绕经香港来到上海，他穿过静安寺路，走近斜桥路71号，瞥见门外挂着“读书生活出版社”牌子，入内则有几个房间，陈设简单而整齐。

“郭先生好像瘦了，昼夜译书辛苦啊。”郑易里热忱地迎过来，“为了方便起见，可以住在这里的后楼。”

郭大力把旧皮箱打开，从底部夹层里取出一些译稿：“这是我在客轮上完成的。”

郑易里笑起来：“把译稿藏在箱底夹层里，倒是个好办法，万一遇到搜查就不易被发现。”

郭大力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既要赶译《资本论》第三卷剩余章节，也要承担全部译稿（包括王亚南所译部分）的整理、校订，还要与郑易里一起审阅排印出来的清样，常忙得废寝忘食。

一个傍晚，几个“包打听”（租界巡捕房密探）叼着香烟，突然恶狠狠地闯入斜桥路71号，到处乱翻。

郑易里在外面办事，熊约春一惊：哟，換陌生面孔了，以前的几个“包打听”因有巡捕房熟人打招呼不会来骚扰。她连忙上前应付：“几位先生，有何贵干哪？”

为首的家伙发出冷笑：“哼，为了防止出现违禁书，特来侦查。要是找到赤色读物就封门，把老板抓去蹲班房！”

熊约春故意提高嗓门嚷道：“我们是小本经营，最近市场不景气，根本没有出书呀！”这显然是为了向正在后楼统稿的郭大力报警。

这帮人折腾了一番，又要上楼梯。熊约春欲阻拦，被他们推开。

几个“包打听”冲上后楼，目睹郭大力躺在床上睡觉，就把他拖起来，但反复搜查，却一无所获。

熊约春上来打圆场：“这是个杂工，近日生病，让他休息。”

几个“包打听”丢下烟蒂，扬长而去。原来，郭大力听见楼下的动静，已迅速把译稿塞到老虎天窗外，这才化险为夷。

数月后，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付梓，同年8月31日出版第一卷，9月15日出版第二卷，9月30日出版第三卷。从此，这部人类文化史上的鸿篇巨制以全貌展现于中国人民面前。

当郑易里将散发着油墨香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摆在办公桌上时，只见用细纹米黄色布制的封面中间部位套印红色，上面“资本论”三字既端庄又美观，装帧风格与德文原版基本一致。在场者端详了一会儿，都连声称好。

熊约春披露：“《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初版共印刷3000部，深受各地文化界、学术界的欢迎。许多知名人士也踊跃订购，宋庆龄先生、冯玉祥将军等都确定要买书呢。”

郑易里胸有成竹地说：“此书一定会重印的。”

郭大力心情激动：“我马上发电报，告诉亚南兄。”

第二天大清早，郑易里、熊约春夫妇就从家里赶过来，诚邀郭大力去一家老字号点心店品尝生煎馒头和三鲜大馄饨，说是要犒劳他。郭大力这才想起，大饼油条和粢饭糕已快吃腻了。于是，三个人乐呵呵地一起出门。

此刻，晨曦洒在斜桥路上，呈现出一层淡淡的金色。郑易里昂首望着朝阳感叹：“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时代如何变迁，《资本论》都像一座坐落于历史之巅的灯塔，照亮着在迷雾中摸索前行的人类社会！”

郭大力也有感而发：“《资本论》的真理光芒将永远熠熠生辉……”

分类：上海滩 作者：朱少伟 期刊：《上海故事》2016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