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冷静处理“向忠发事件”

向忠发是中共中央第三任负责人，这位仅有初小文化却在武汉“工运”中一举成名的“工人领袖”，1928年代表中共赴苏出席国际工运会议时，被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看中，在7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当时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向忠发于1931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成为中共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叛徒。“向忠发事件”当时震动党内外，并差点危及整个中央安全。周恩来当时坐镇中央，直接处理“向忠发事件”。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被处决，其间颇多曲折和内幕。

向忠发贪色被捕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将工作重点逐渐往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政权建设方面转移，城市工作被放到次要位置。加之，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人员遭到两次重大变故。这就是何孟雄等人被捕牺牲与罗章龙等人的另立中央，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整个城市工作遭到重创。至此，向忠发更觉情绪低落，当年的政治热情明显消退。他几乎很少参与党中央的实际工作，会议也很少参加。

政治上的消沉必然带来生活上的沉沦与堕落。旧上海本来就是个花花世界，尤其是租界内，灯红酒绿，诱惑无处。不在。向忠发在上海，党中央为安全计，让其以“古董商人”为掩护，以掩盖其真实身份。般料向忠发却以此为由，经常以富商身份，出入租界一些繁华场所。身上钱不够，就借机利用职权，贪污党的活动经费，尤其是有了顾顺章这样的部下做帮手以后。

顾顺章，上海人，和向忠发一样，也是工人出身后来被物色进入了政治局的“工人领袖”之一。不过，顾顺章却还握有中央特科负责人的相当实权。曾经在特科工作过的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谈及中央特科时曾说：“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的情报和保卫机关。我到特科时，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以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和镇压叛徒。”可见特科任务的特殊，以及权力极大。聂荣臻还说：“当时的特科有3个领导：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周恩来是决策人，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向忠发挂名不管事。”顾顺章在被捕叛变之前，已经利用其特殊身份，在上海滩吃喝嫖赌和抽大烟，无所不为。向忠发作为顾顺章名义上的顶头上司，两人接触颇多，在一些事情上深受其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在女色问题上。

向忠发早年在武汉时，曾娶湖南湘潭农村女子刘秀英为妻，并生有一子。1928年向忠发从苏联返国居于上海后，一度将妻儿接到上海共同生活。然而，仅一年多，喜新厌旧的向忠发即与妻儿分居。不久，即让顾顺章为自己物色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年轻女子，姘居于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幢三层洋楼里。杨秀贞有过烟花经历，不过与向忠发同居后倒还安分。向忠发政治上消沉后，几乎就沉湎于女色之安乐窝中，毫无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和气节。最后，也恰恰因此惹祸而落入敌手。

1931年4月25日，受中央委派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且立即叛变。敌特机关获得这些核心机密，如获至宝。当即在上海组织大搜捕。幸亏打入敌特机关的钱壮飞提前截获这一情报，并抢在敌人动手之前报告了党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将中央所有机关重要人员全部转移，才避免了由此造成严重恶果和损失。

为了安全，向忠发与杨秀贞先是转移到中央租用的另一栋楼房居住。后来，顾顺章亲自带特务来上海。国民党当局又发出了悬赏捉拿向忠发的通缉令，四处搜捕。鉴于情况紧迫，周恩来怕向忠发不守纪律，随便外出活动，就安排向忠发再次转移。为保险起见，让其单独住进自己家里，而将杨秀贞与任弼时的妻子陈宗英另行秘密安置在一处外国，人开设的名叫一“德华”的旅馆里。

过了两个月，鉴于上海处境险恶，向忠发呆在上海无事可干，目标又大，党中央决定将向忠发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但向忠发贪恋上海生活的繁华，以及惧怕苏区环境艰苦，迟迟不愿动身。再三催促下，向忠发不得不勉强答应离沪赴苏区，但又提出，他一定要和杨秀贞见上一面，并强硬地说：“不见不走。”党中央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同意了他这一要求，但明确对其交代：第一，会面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上午去，下午回来；第二，一定不许在杨秀贞处过夜。向忠发当面点头称是，但一转身就将党的纪律与规定视作耳边风。正是他这种不守纪律的行为，铸就了自身的人生悲剧。

原来，在向忠发迟疑着不肯离开上海的时候，顾顺章为讨赏邀功，正加紧着对向忠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侦察追捕。叛变前，顾顺章与向忠发臭味相投，过从甚密，对向忠发的家庭及生活情况了如指掌。除杨秀贞是顾顺章介绍的以外，为向、杨两人当女佣的一个娘姨，也是顾顺章介绍的。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下令切断了和顾顺章有关的一切关系，这个娘姨也因之被解雇。顾顺章就利用这一线索，试图寻踪迹找到杨秀贞。他深知向忠发离不开杨秀贞，找到了杨秀贞就会引出向忠发。于是顾顺章许以重赏，让这个娘姨寻找杨秀贞的踪迹。一天，这位娘姨偶然得知一个消息，杨秀贞在某裁缝店做了一件新衣服，尚未完工。这个娘姨就每天到这家裁缝店附近暗中守候。果然，这天杨秀贞来店内取衣服时被此娘姨发现并暗中跟踪，一直尾随到向忠发与杨秀贞转移后的新居。幸亏该娘姨的跟踪被当时负责安全保卫的特科人员发现，并立即采取措施才未出事。这也是周恩来后来干脆让向忠发独自搬到自己家里来，而杨秀贞另安排住处，将向、杨两人分开的原由。

不过，6月21日，向忠发秘密与杨秀贞见面时，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天，向忠发在“德华”旅馆与杨秀贞一见，吃过午饭，仍不肯离开。当时，陈宗英再三催促，但向忠发就是不走。陈宗英没法，因为向忠发毕竟是领导。当晚，向忠发硬是将党组织不准过夜的嘱咐丢在脑后，赖着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向忠发才心满意足地离去；又贪图享受要租车回去，便到静安寺附近一家名叫“泰勒”的汽车行叫出租车。

谁知这家汽车行原来本是党组织的一个关系。其会计叫叶荣生，曾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识他。向忠发被通缉后，此人为贪得国民党当局的重金悬赏，与其姐夫范梦菊等人一起向特务机关告密。由此，向忠发当天在汽车行没等来出租车，等来的却是蜂拥而至的密探巡捕。当即被捕，关在法租界善钟路巡捕房。因案情重大，6月22日当天即转送淞沪警备司令部。

周恩来亲自主持营救

向忠发被捕的消息震动了中共中央。毕竟，向忠发仍然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

席的职务，是中共最高负责人。而且，向忠发一向被共产国际看好，也必须对共产国际有所交待。

顾顺章事件发生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对中央特科进行彻底改组。曾和顾顺章在特科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陈赓、胡底、李克农，以及打入敌特内部的钱壮飞等同志，奉命立即撤离上海，转移到其他城市或根据地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成员，并迅速重组了中央特科的领导机构。指定曾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中央组织部长的赵容(即康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潘汉年，为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特科总部仍设四科：第一科为总务科，负责财政、交通以及营救、安抚等项工作，科长由陈云兼任；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反间谍等，科长由潘汉年兼任；三科是行动科，又称“红队”，负责镇压叛徒及除奸，科长由康生兼任；四科为通讯科，负责电讯联络，科长为李强。

中央特科重组后，为防中央机关因类似顾顺章这类叛徒而遭破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这也是几个月后向忠发叛变未能对中央机关造成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说起来，中央特科及高层能获知向忠发被捕消息并迅速采取顾顺章措施，多少还有一点偶然。6月22日当天，向忠发未归，中央开始并不知道其已经被捕。当日黄昏时分，南京路一家咖啡馆里，两位客人正喝着咖啡聊天。两人看似潇洒轻松、悠闲自在，其实不然，其中一人正是中共地下党员黄定慧。她在中央特科改组后，调来特科接受情报科潘汉年领导。这天正和律师朋友陈志皋相约来南京路喝咖啡，顺便打探点情报。正巧碰到巡捕房里担任法文翻译的曹炳生。曹炳生和陈志皋是同学，于是3人坐在一桌。曹炳生为了在朋友及朋友的朋友面前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席间，带点神秘的样子向陈、黄二人透露了一个当天的重大新闻：国民党悬赏10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6个指头、50多岁、国字脸、酒糟鼻子。黄定慧认识向忠发，一听曹讲的特征，她觉得此人是向忠发无疑。黄定慧借故提前离开。回到家里，立即打电话将情况紧急报告潘汉年。潘汉年深觉事情重大，须立即向党中央告急。几经周折，终于在当晚8时多找到周恩来，马上报告了情况。周恩来当机立断，亲手清理了所有重要文件，并立即安排党中央各机关紧急转移，以防意外。同时，通知了李富春、蔡畅同志，以及留在上海的瞿秋白等领导转移住址，然后他本人偕同邓颖超等转移到一个法国人开的饭店里面。处理好这些事，周恩来又亲自过问和主持开展对向忠发的营救活动。

起初，情况不明，只知向忠发被捕后当天即从租界巡捕房转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此时，王明已在莫斯科，党中央日常工作实际由周恩来在主持。为了对党内外尤其是共产国际有所交待，周恩来当时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营救向忠发。

潘汉年临危受命

在周恩来领导下，具体营救任务由中央特科全力负责，但最主要的担子落在了二科情报科身上。情况十万火急，潘汉年被周恩来召来领受任务时，真有点“临危受命”的味道。

潘汉年算得上中共秘密工作史上一个带有丰富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出身于中国新文学史上著名的“创造社”，从“小伙计”角色干起，编刊物、写评论，逐渐成长为一个“左翼作家”。1927年北伐战争时。潘汉年受郭沫若、李一氓之邀，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先后出任《革命军周报》主编，总政治部属下的“革命法庭”庭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潘汉年一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是著名的“左联”的组织者和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初，奉党中央指示，离开长期工作的文化战线，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至此转入党的隐蔽战线，开始新的传奇人生。潘汉年担任情报科科长后，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心血，将顾顾章事件后近乎瘫痪的情报网点恢复和重建起来，显示了杰出的情报工作才干。

当时中央特科的每个人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地变换。潘汉年的代号“小开”，就是在特科时开始起用的。潘汉年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用过许多化名，但作为代号却只用了这一个。“小开”是上海的一种习惯称呼，是小老板的意思。此时的潘汉年，按照特科工作的要求，切断了与一切无关人员和机构的来往，转入完全的隐蔽状态，成了朋友们心目中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楼适夷曾回忆说：“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潘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

“向忠发事件”发生的当晚，周恩来代表中央交待给潘汉年的首要任务是，具体了解向忠发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切情报。尤其是要打听向忠发何时被押送去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行车的路线，押送武装力量如何等。原来，周恩来与特科负责人当时拟订的紧急营救方案中，包括不惜“武装拦截囚车”这样一个大胆计划。因为据估计，像向忠发这样的“重犯”，上海警备司令部不敢轻易处置，必须押送南京(4月份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也是押往南京处置定夺)。因此，于押送途中武装拦截囚车营救向忠发，不失为一个首选方案。

关于“武装劫囚”，一年多前，中央特科曾经有过类似的行动。那是1929年8月，中央农委书记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出卖被捕，在得知国民党当局将处决彭、杨时，周恩来亲自指挥中央特科策划武力劫刑场救人的大胆方案。8月30日，在彭湃、杨殷被押赴龙华刑场的途中，“红队”行动队员化装成一个电影摄制组人员，预备半路劫人。最后因当局警戒太严，而“红队”武装人员所用的刚从德国进口的20响驳壳枪因蜡封未除尽，出手时无法射击，结果眼睁睁看囚车从身边经过错失良机。不过，这次未成功的“武装劫囚”行动，却为中央特科“红队”制定“武装拦截囚车救人”方案积累了实战经验。因此，这次为营救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层及特科负责人均将其作为方案之一。

“情报天才”欧阳新大显身手

潘汉年领受任务后，即同其助手、时任情报科副科长的欧阳新具体商量。欧阳新是当年中央特科又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特科内有“情报天才”之称。

欧阳新早年的经历及原来的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大革命失败后，曾被选派苏联学炮兵，1929年底和刘鼎一起归国，又同在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任职。两人先后都成为二科科长陈赓的得力助手。欧阳新在特科任职达6年之久，是特科的资深人员。潘汉年换任情报科负责人后，欧阳新身

为副科长成了潘汉年的得力助手。欧阳新后期还参与过特科领导，特科工作结束后赴苏。不幸的是，1937年七八月间欧阳新受苏联肃反之祸，被捕并遭处决。

欧阳新颇有情报天才，中央特科因顾顺章事件改组后，当务之急是要重建情报关系。欧阳新发挥其优势，通过出色工作，很快打开局面重新建立了一批情报关系。他最得意之笔是将上海社会局(也是国民党情报机构之一)局长吴醒亚手下得力情报人员吴汉琪，发展为情报线人。同时又通过吴汉琪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作翻译的徐某，此人的长兄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总务处长要职。欧阳新就经常通过吴、徐两人为中央特科获得重要情报。

当晚，从周恩来那里领受任务回来，潘汉年要求欧阳新利用徐某及其长兄关系，详细打听向忠发被捕后的一切情况。比如几次审讯的具体详情、主审官情况、有什么新口供、敌人对其准备如何处理、是否押送南京以及何时押送及其详情等。欧阳新立即秘密约见吴、徐二人，设法弄到相关情报，并特别强调，只要情报真实可靠，不惜付给高价。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安排下，特科三科(行动科)及其“红队”骨干成员，又做着可能实施的“武装劫囚”的各种准备。

然而，正当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中央特科营救行动在紧锣密鼓进行之时，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地转折。6月24日上午，有秘密情报传来，向忠发已于当天凌晨被秘密处决于龙华监狱。而且，据内线可靠消息，处决前，向忠发已叛变投敌，供出了党中央大量机密!

几经周折终获原始口供

消息传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深感震惊，又十分不解。向忠发为何被处决得如此迅速?况且，其既已投敌叛变，为何仍遭处决?

周恩来处事一向慎密细心，思虑周全。叛变与否，关系着一个人的革命气节和政治生命，何况是向忠发这样的中央高层领导。他当即召来潘汉年和欧阳新，要求特科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搞到向忠发的原始口供。

潘汉年两人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原来已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法文翻译鲍文蔚这个渠道；另一方面，仍由欧阳新再找徐某，利用徐原来已收买的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某录事(中央特科过去已从此人手中搞到过一些被捕党员的口供笔录)，要求提供第一手口供材料。可是这次审讯向忠发，这名录事并未参与。欧阳新不死心，再找吴汉琪和徐某，让他们再找那个录事交涉，让其设法抄录向忠发的口供，愿意出高价换取。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几天，终于有口信传来，对方开价银圆1000块，换取抄录向忠发全部口供，这还不包括吴、徐两人的酬劳费。欧阳新经请示，获得批准。几天后，该录事串通另一个参与过审讯的录事，偷偷抄录出向忠发全套口供，转卖给中央特科。吴、徐两人也得到一笔可观的好处费。

向忠发的口供笔录副本，由此摆上了周恩来的案头，周恩来当即花功夫认真研读。初见之下，周恩来曾怀疑其真实性，因为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出于某种需要，也不时伪造些假口供出来扰乱视听，混淆真相。不过，细心的周恩来经反复研究后，最后确定其真。原来，这份口供涉及一些党的核心机密，就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中，都只有少数人知道，普通党员和一般领导干部，根本不可能知晓。如今暴露在口供中，说明向忠发确已叛变无疑。这份高价搞来的口供，其真实性不容怀疑。

叛变经过揭秘

然而，令周恩来等领导感到疑惑的是，向忠发既已叛变，蒋介石为什么仍下令立即将其处决(此时已确知处决向忠发是奉蒋介石密电)，是否另有原因?周恩来下令特科尤其是情报科继续打探相关详情。

不久，终于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部得到进一步情报。徐某在警备司令部当处长的长兄，透露出向忠发被捕叛变及被迅速处决的详细经过。

原来，向忠发被转往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在软硬兼施的审讯下，当天即叛变。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夫人陈宗英的地址，当即就有3个穿长褂、持短枪的汉子，闯入那家“德华”旅馆逮捕了陈宗英和杨秀贞。两人被带到警备司令部审讯室时，正好碰见向忠发，已完全丧失气节的向忠发竟然首先指着陈宗英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又说：“她是党的秘密交通员。”转身，他又用湖北话对陈宗英说：“你不要再编口供了，你都讲了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知道的。”

不过，陈宗英也算是党内的老同志，她先后两次参加过营救任弼时的工作，有了一套对付敌特的经验。尽管向忠发当场指认出卖了她，但她(在审讯者面前)抱着孩子，装着很本分、很委屈地说：“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知道。”审讯者问了几句，问不出什么结果来，又看她装束果然像个农村女子模样，也没再深问下去，陈宗英身份才未暴露。

向忠发叛变后，为了讨好立功，又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的地址，并于当夜2时许带特务前往上述地址分头搜捕。幸亏周恩来处事果断，在获知向忠发被捕消息后，即安排全面转移。敌特在周恩来、瞿秋白住处的搜捕行动先后扑空。向忠发又带特务赶去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开会办公的地方，妄图破坏党中央机关，没料此地也是人去楼空，一无所获。向忠发并不死心，又带特务转往中央另一秘密机关，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平时专供中央领导人看文件的地方。在这里，也几乎是无所收获，仅捕得两名未来得及撤离的驻机关工作人员张纪恩和张越霞。至此，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向忠发被捕叛变而一举破坏党中央机关，并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的图谋，全部落空。也由此，向忠发虽说是被捕叛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但对国民党当局的实际价值却相当有限。

向忠发被处决真相

那么，向忠发经叛变后为何仍被当局迅速处决?当时，情报科通过吴、徐二人打探的情况是，据徐的兄长说，向忠发被捕后，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熊式辉当即密电请示蒋介石如何处置(其时向忠发尚未叛变)。据说，连蒋介石也没估计到身居中共最高领袖达3年之久的向忠发会叛变投降，因此当即复电熊式辉就地处决。在向忠发叛变后，警备司令部令军法处已录出向忠发的供词，但熊式辉却没有及时再报，而是按蒋介石的密令执行了枪决。这是当时吴、徐两人探到的个中内幕实情。

多年后，关于向忠发被迅速处决真相却另有说法。说的是向忠发其实就是“冤死”于国民党当局有关部门的“效率”不高。实际上，蒋介石和熊式辉往来的密电都是两封。熊式辉第一封电报说向忠发被捕；第二封电报则如实报告其已叛变自首。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在庐山，电报由南京转。第一封电报批“就地处决”。在接到熊报告向忠发叛变的第二封电报后，蒋介石也颇觉惊讶，就当即改变了主意，发出“暂缓处决”的电报。但由于其中通讯联络某个环节不畅，蒋的第二封电报交到熊式辉手上时，向忠发已被处决，让蒋介石也有些遗憾。

其间还有个细节，向忠发24日清晨获知自己被枪决时，大出意外。惊恐之下，竟然当即向行刑者跪地讨饶，却不知这处决令是来自蒋介石，任其如何求饶都难逃一死。这同几年后瞿秋白面对死刑时神态自若、谈笑如常，一副视死如归的慷慨从容，真有天壤之别。

作者：王仲典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