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不数日,日寇又于11月10日攻陷湖南重镇岳阳。此时,夹在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省城长沙,在敌机滥施轰炸之下人心浮动,已是风声鹤唳极为紧张。
一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岳阳失守那一天,特别派人在三街六巷鸣锣示众,告知市民,敌军尚在岳阳以北,一时绝到不了长沙,要市民不要听信谣言。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团员则分赴四乡演讲,张贴壁报,以安定民心,翌日即有外逃的市民回城居住。
11月12日下午,张治中接到身在南岳的蒋介石命令,指定要他负责在长沙实施“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抗敌策略。何为“焦土抗战,坚壁清野”的抗敌策略呢?即当敌军进入长沙城郊15公里以内时,可放火焚城以制敌。
张治中接到蒋介石命令的当晚即电令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若长沙一旦危急,即实施焦土政策,要他切实做好准备。
酆悌,曾任中央军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僚习气极深,自以为是,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平时很少与部下接触,一味只知享乐。接张治中电令时,他正在副司令唐生明官邸参加唐家晚宴。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刚由常德警备司令位上调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唐妻徐来乃老牌电影明星,美艳多姿,擅长交际应酬,在宴会上将酆悌弄得神魂颠倒。酆悌接到张治中电令时也不细加考虑,即传令参谋处周处长布置召开“焦土”会议,而他自己则仍在唐家享乐。
周处长紧急电召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以及地方自卫队头子来警备司令部开紧急会议。等了好长时间,酆悌才醉醺醺地在副官搀扶下来到会议室宣布:奉省府主席令,若日军进犯长沙,即实施“焦土政策”,一切实施事宜由周处长拟定方案,经磋商后各位负责分头进行。说完,就离开会场,回公馆休息去了。
会议在周处长主持下,最后商定具体实施方案,首先由警察局尽力劝市民疏散,并防止暴民乘机捣乱,市区内交由警备二团负责行动,郊区由地方自卫队担任放火。放火3人一组,每组间隔50至100米,所需汽油向警备司令部领取,每一组配发一小桶。所有市内各放火组统由徐昆团长指挥,听到拉警报即开始放火。
二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去南岳途经长沙,住在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简称“八办”或“湘办”),同行的还有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人。
在此之前,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由他率领的第三厅的部分人员及其所属的几个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陆续自武汉撤退后。也已到达长沙。这几个队,皆是此年8月在武汉昙花林由周恩来亲自组织而先后成立的。现在三厅所属人员和单位要继续向湘潭疏散,然而湖南省政府答应配给的汽车已全部落空,急得郭沫若、洪深等几位知名文人直跺脚。幸好周恩来到了长沙,他知道三厅的困难后,临时买了1辆旧汽车,托八路军办事处又借了1辆,加上原先的那辆,就靠这3辆车。来回搬运行李和笨重公物。周恩来还亲自赶到现场,他把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靠两条腿步行到湘潭;另一部分人到车站去候火车。
11月12日,即蒋介石电令张治中实施“焦土抗战”的那一天,正好是孙中山先生诞辰72周年纪念日。清晨,周恩来把三厅出发赴湘潭的人员召集在操场上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纪念会。周恩来趁着这个机会,从容不迫地介绍了岳阳前线的战况和当前的抗战形势,指出了最后胜利的必然前途。强调目前的政治工作任务是宣传坚持团结、抗战、进步,反对分裂、投降、倒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叮嘱大家,特别注意敌机随时来空袭,行军不可密集,要保持着相当的间隔,发现敌机,迅速散开。
11月12日下午4点多钟,长沙市面上开始混乱,人心惶惶不已,谣言很多。国民党一些重要官员把持一切交通工具,带着妻儿、箱笼财物,开始逃离长沙。市民不明究竟,四处探问情况,但从前线传来的消息仍是说,敌人还停在100公里外的汩罗江北岸。三厅的部分演剧队、抗宣队人员仍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安心地在街头书写抗日标语、口号,直至写完才在黄昏时撤离长沙。
深夜,周恩来又亲自到三厅驻地看望郭沫若和洪深等人,了解人员撤退、行李搬运情况。周恩来很关心地对郭沫若、洪深等人说:“我刚和陈诚、张治中通了电话,都说前线没什么动静,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连说两个‘风平浪静,看来今天晚上大概不会出什么岔子,你们安心休息,运完这车行李你们就走。我准备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和剑英同志赶去南岳开会。”
近两天以来,周恩来几乎没有睡觉,现在听他自己说要好好睡一觉,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一回到“八办”,他又忙碌了好一阵才和衣躺下。
三
11月13日凌晨2点左右,长沙街头出现了异样:穿蓝布制服、背着步枪的警备队士兵提着汽油桶,三五一群,一路小跑,很快便有几处起了冲天大火。
原来,夜间前方来电称:敌军开始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100多公里的新墙河一带运动。心慌意乱的译电员竟将电讯译漏一个“墙”字。“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几公里的“新河”。此信息当时被自卫队首先得知,这班惟恐天下不乱,一心想趁火打劫的乌合之众,不管上级有无命令,也没有听到警报,即首先在城郊放起火来。此时,防守长沙城的兵力极为薄弱,惧敌的官兵都有早日脱离这不安全地带的心理,蓦然看到四面火起,不知所措。
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见四面火起,立即骑摩托赶至警备司令部请示,只见司令部满地是纸屑杂物,大小官员已不知去向,仅有几名士兵在捆包准备逃走,答非所问。徐昆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忙返回团部,见团部也乱成了一团,便长叹一声:“走吧!”不到1小时。长沙城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待省府主席张治中从梦中惊醒时,火势已经蔓延开来,不禁大惊失色,待问明真相,大祸已酿成,再下令补救,已无可收拾。
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八办”睡得很熟,他们太疲劳了。根本不知全城已是一片火海,“八办”也被烧着了。他们被人声鼎沸闹醒了,冲下楼到门口一看,满地硝烟,火光冲天,前门已被大火封住,真以为是日军进了城,可又疑惑,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进城了呢?不及多想,两人各提起一只重要的皮箱,从后门冲出火巷,随着人群跑向湘江岸边。沿途人潮汹涌,相互践踏,小孩哭叫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儿唤女,那绝望悲惨的情景让人不寒而栗。面对痛哭失声的难民,周恩来极为愤慨地说:“如
果是汉奸破坏,不会全城同时起火。但敌人还在100公里之外,为什么要自己放火呢?是谁下的命令!?”
群众愤怒地高呼:“枪毙放火的罪魁祸首!”
周恩来记挂着三厅和演剧队的全体同志。走到公路上,几经交涉,他和叶剑英等人才搭上一辆国民党辎重兵团的卡车,向湘潭驶去。当见到刚到达湘潭的抗宣一队的同志时,他就十分关切地问:“看到郭沫若同志没有!”当得知郭沫若他们已过湘江,他才放心。当周恩来过江后见到郭沫若,知道人员都已安全撤出,只是最后一车行李没来得及运出,可能丢失。他很宽慰地说:“人都安全就好!”周恩来把安置三厅人员的意见指示完,连水也没喝一口,就拉上叶剑英和郭沫若,乘上卡车又折回长沙,想探个究竟。他心里一直在惦念着数以万计的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的长沙民众。当他们折回长沙,在城外关帝庙歇脚时,大火还在熊熊燃烧,长沙全城依然还笼罩在一片火烟里。
长沙大火延续了两夜一日才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看去全是断垣残壁,连周恩来、叶剑英两日前所住过的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那座楼房也已化成灰烬。据初步统计:大火毁房5万余幢,约二三十万居民无家可归,死2万余人,伤残者不计其数。尤其是从抗敌前线转下来的暂留长沙的4000余名伤残官兵,竟无一幸免。
时在南岳的蒋介石,闻报后暴跳如雷,说:“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所致。”又说,“文白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当即欲赴长沙,陈诚竭力劝阻,谓长沙毫无兵力,人心慌乱堪忧,待稍稳定后再北上不迟。陈诚一面急调附近俞济时部第二十军连夜赶来长沙,一面电告张治中督率部下尽快清扫几条街道并扑灭余燃,略微修饰门面。
四
11月14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去南岳出席蒋介石召集的全国性的抗战会议。周恩来一见蒋介石就问:“怎么可以制定这样的政策呢?”
蒋介石说:“我是要他们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抗战。哪知,执行任务的人竟是些饭桶!”
“这哪里是什么坚壁清野?将长沙付之一炬,简直是毫无人性的残忍!”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时,没有直接把长沙大火跟蒋介石下令“焦土抗战”的策略联系起来,只是从正面阐明“坚壁清野”的正确含义。周恩来先声夺人,他说:“应该承认,蒋委员长所提的‘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乃抗战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决心。然而中央政府单纯军事观点,不依靠发动群众,片面实施所谓的‘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坚壁清野是一个最深入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同仇敌忾,军民共同制敌的工作。必须极端关心和照顾民众的利益,关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必须尽量使他们少受损失,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愿意牺牲个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国家民族的利益。在具体做法上,要认真安置好老弱妇孺,组织青壮年配合军队把当地的物资财产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毁掉,以达到困敌、制敌的作用。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不安民,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了多少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深冬腊月,无所栖居也将冻死、饿死。这种为敌所利用,便宜了敌人,难住了自己的做法,绝不是真正的‘坚壁清野……”
周恩来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有理、有利、有节,除个别极端顽固分子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冷静地听着。迫于长沙各界人士和全国民众的舆论压力,尤其是经过周恩来据理力争,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周恩来提出的三点善后办法:一、拨款50万救济灾民;二、调集5000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搭盖窝棚,安置灾民;三、快速严惩放火元凶。
蒋介石于11月16日晚间到达长沙视察火灾情况,亲睹长沙劫后触目之惨状,耳闻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心情沉痛地对陈诚、张治中这些军政大员说:“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华侨、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歉意。可惜全城一片瓦砾,连茶叶也买不到。
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放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3人枪毙,宣布将省府主席张治中撤职查办。
张治中被宣布撤职,但幸免于罪,旋即由风光十足的封疆大吏被派充侍从室主任。湘人怨气冲天,在残壁上写着:“兵临城下,主席张皇失措;烈焰冲天,全城尽成焦土。”“电讯失真,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推诿卸责。”“新墙河是属岳阳,长沙新河少一‘墙。这‘墙相隔两个府(岳阳府与长沙府),混成一府似荒唐。”“三个头颅一把火……”等等,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懑。
1940年9月,张治中接替陈诚充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上任之日,有人在部长室后门大书“小心火烛”四字以示戏谑。
五
南岳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和叶剑英即赶到衡阳,召集中共干部开会,动员全力以赴到长沙救灾,并指派洪深立即带领政治部第三厅干部和演剧队先行一步赶至长沙。
11月17日,周恩来返回长沙指挥救灾。决定以三厅所属的5个队为主力,再加上三厅“八办”的少数工作人员,组成1个善后工作突击队。周恩来召开动员大会,亲自讲解工作计划和要求,还发给每人1个臂章。
大火过后的长沙什么也买不到,周恩来和三厅在长沙的所有工作人员一样,只用带来的一点咸菜下饭。
大火的善后工作十分艰巨繁杂:抢救伤病员、清查死难者尸体等待掩埋和认领、抢运粮食物资、清理街道、开设粥水站、动员灾民回城、解决主副食品供应、发放救济金、出墙报恢复抗日宣传,还要抽出一部分人力筹备出版《新长沙报》。事多人少,但由于周恩来以过人的精力和组织力,运筹帷幄,发挥了每个人的最大主观能动性,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胜利。
周恩来发现宣传队写标语、出墙报不愿或干脆不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他知道,这是同志们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的不满。便向大家解释道,蒋介石不抗战到底,我们就不拥护他嘛,而现在他还讲抗战,又下令枪毙放火的酆悌、徐昆、文重孚,还拨重金救济灾民。我们宣布“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对打击投降派、支持抗战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嘛。经过周恩来的教导,大家才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提出这条标语、口号的用意。
国民政府拨了50万救灾款后,国民党内大小贪官都贪婪地盯着它,千方百计地来争
夺发放权。灾民中也早已议论开了,他们说,历来救灾都是贪官发财,灾民顶名。灾民们担心国民党政府那些贪官污吏会巧立名目,层层鲸夺他们的救命钱。
经周恩来力争,最后湖南省政府把发放救济金的任务交给中共直接领导的善后工作突击队。周恩来坚信,善后工作突击队会把每一文钱都送到灾民手里。但几十万元,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分发给相当于10个师的灾民,又是在露天里发放,要不出一点差错谈何容易?周恩来首先考虑到,如果汉奸捣乱、敌机空袭,场上一乱,踩也会踩死许多人,怎么办?他冷静地和全体同志一起讨论、研究,预先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就每一个具体细节,做好应付一切困难和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和措施。最后,他深情地对突击队全体人员说:“我们首先要有自我牺牲的思想准备,如敌机临空,自己稳如泰山,灾民就不会乱了,领款手续越简化越好,我和叶剑英同志到时候一定到场帮助你们,你们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为了做好救济金发放工作,周恩来在前两二三天,亲自起草和亲笔书写了一份非常激动人心的《告长沙同胞书》。《告长沙同胞书》一面极其严厉和有力地鞭挞放火者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一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笔锋一转,指出大火已经给人民、给抗日带来了莫大的损失和困难,现在惟一的补救办法是大家团结起来,重整家园,坚持抗战。这篇《告长沙同胞书》得到各方面的拥护,把大火的善后工作、团结一致抗日的情绪迅速地推向高潮。
发放救济金的那一天,一大早,洪深就把突击队员集合起来,队伍分成两列,分别开进教育会坪和四十九标广场。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里,数以万计的灾民跟着进了场。灾民中有人认识或知道周恩来是中共副主席,说:“有他在场,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
在发钱的时候,敌机果然飞来了。敌机临空侦察时。地面黑压压的人头一动也不动。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都安静沉着地坐在指挥台上,全场秩序井然,敌机盘旋几圈便飞走了。这件事,后来被称作“奇迹”,说敌机从反光镜里看到周恩来便吓跑了。这则神话在大劫之后的长沙城广泛流传。
发救济金是大火善后工作的最高潮,因为事前做了充分准备,所以进行得极为利索。从宣传到结束不满一周,一共发放了9万多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份;有些人投亲靠友,一时回不来的,突击队还派专人去邻县发款。
事后,灾民们都知道这次救灾款发放是共产党领袖人物周恩来亲自领导、指挥的,都说:“难怪!只有他才能有这样的魅力!”
周恩来开创了赈灾史上一个廉洁的范例!
作者:孟昭庚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