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前后的张申府

结识陈独秀、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

1986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左下角刊载了一则并不引人注目的新华社消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我党的老朋友张申府同志在京逝世。”

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升入本科，先学哲学后学数学，1917年肄业留校任教。此时，正值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这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除《新青年》外，一批宣传新思想的进步团体和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创办的《少年中国》月刊，此外还有“新潮社”创办的《新潮》杂志等。当时，身处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张申府积极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已在思想界初露头角。

1917年，张申府开始给《新青年》写稿，受到陈独秀的注意。1918年下半年，张申府出任《新青年》编委，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新思想、新科学的文章，并逐渐与陈独秀相知相熟。此前，张申府经其同学、李大钊的同乡郭晓峰介绍，在1916年就已同李大钊相识。1917年，张申府曾在李大钊主编的《甲寅日刊》上发表过讨论“青年问题”的文章。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张申府在授课之余，曾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图书管理工作。当时，张申府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就在主任室的旁边。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张申府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在北大旁听时，就曾担任过图书登录工作，并与张申府相识。对此，毛泽东在建国后曾称张申府为其“顶头上司”，张申府则说毛泽东“当时已表现出是一非常人”。由于工作之便，张申府常与李大钊聚谈，两人志同道合，关系日益密切。在暑假李大钊回乡休假期间，张申府曾两次代理其在图书馆的职务。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了当时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张申府身在其中，耳闻目染，自然受益匪浅，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研究者和传播者。

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将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3人志趣相投，经常聚首，相互交流思想文化界的最新动态，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8年冬，3人经过商讨，认为仅靠《新青年》这一月刊已不能满足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应办一比其“更迅速、刊期更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张申府在晚年仍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我还记得，创刊第一期出版的前夜，他同我曾亲自到印刷所里去校对。等校对完了，看了大样，改好印成，那时已到凌晨四点钟。我俩各拿着一张首先印出的《每周评论》创刊号，出印刷所从宣武门徒步回家，一路上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虽然那时正值冬天，但我们都忘记了寒冷。”“《每周评论》可以说对‘五四运动有最直接的正面推动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第一次在上面有了公开的介绍、简短的摘译。”《每周评论》是继《新青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阵地，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论及《每周评论》创刊时，往往只讲陈独秀和李大钊，而不提张申府，显然是不客观的。

张申府出任《新青年》编委和参与创办《每周评论》后，仅在1918—1920年间，就先后为这两个刊物撰稿30多篇，大力宣传“自由”、“革新”等思想观念，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关于“自由”，张申府指出：“政治家重秩序，革新家重自由，二者之不能相容，实根于此。”“秩序实是极易致的，虽难得、最难保时的东西乃是自由。秩序当为自由而设，妨碍自由的秩序是绝对要不得的。”“吾们期望自由，第一便要先由自己自由自己。”“一切心里的锢蔽束缚，思想上的网罗，都须尽先解除。必先有了内部的自由，乃有外面的自由可言。自由!自由!个个的自由!没有自由没长进，没有自由久沉沦。”关于“革新”，张申府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苟日改、日日改、又日改。一方面因往传而新，一方面因现境而新；一方面因往传而改，一方面因现境而改。无论讲学、无论做事，都要能够这样，才有真成就，才有真进步。”此外，张申府还提出“兴三利”：“开首，多多培养进取、有为，肯牺牲、负责任的少年，专门而博闻的学者。其次，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胆大而容受之心虚。第三，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事业，成立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的确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不再是资本家财主的人世。”这些在当时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言论，充分展示了张申府追求思想自由、致力于社会改造的精神风貌，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中共党史上早已传为佳话。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也有张申府的一份功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申府积极参与其中，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很快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年冬天，张申府“随李大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常利用北大教室，在晚间开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学习，张申府的思想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公开宣布：“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更绝对的信奉。”“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吾绝对相信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改换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在此，张申府准备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现。

张申府明白，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随后，在北京的李大钊和张申府与已转回上海的陈独秀开

始通信，商量组织共产党。不久，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亦译为魏金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先到北京，经北大俄籍教员柏烈伟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和张申府。然后，又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陈独秀和李大钊、张申府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在上海同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拿不定主意，就写信给张申府，并让其告诉李大钊，征求二人意见。据张申府回忆：“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观点一致……彼此很了解。”关于党的名称，张申府回忆：“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维经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有了自己响亮的名字。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确定以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进程大大加快。当时，“陈独秀热情极高，说干就干”，在其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京的建党活动也已有条不紊地展开。不过，由于李大钊“性情温和，乐于与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谨慎，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稍缓慢了一点”。9月中旬，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张申府因久慕罗素大名，又曾为罗素来华做过大力的鼓吹，所以立刻动身前往上海迎接。当时，张申府就住在陈独秀的家里。据张申府回忆：“在沪期间，我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了意见。”“陈独秀向我介绍了上海的建党工作。我们一致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人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9月下旬，“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张申府在“南陈北李”之间的这种奔走串联，在当时通讯条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及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两位主要创始人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当时，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名党员。二人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成立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并首先想到了刘清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了会议。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据张申府回忆，“9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不久，经过一系列准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党组织的最初成员就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3人。张申府由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

介绍周恩来入党，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张申府就离开北京途经上海前往法国了。当时，一批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此，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张申府经人推荐前往教授逻辑。1920年11月，张申府正式踏上赴法教书的征途，并于年底顺利到达法国巴黎。张申府此行还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委托，在法国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刘清扬。刘清扬是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据张申府回忆：“途中，我向刘清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讲了共产主义，也讲了共产党的性质，她对党的组织有了新的认识。”1921年初，“我认为刘清扬同志对党的认识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便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我又与刘清扬商量一起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之事。”当时，周恩来是先于张申府、刘清扬10多天到达法国的。此前，3人在国内早已熟识，刘清扬和周恩来同为天津“觉悟社”社员，自然十分熟悉。张申府和周恩来初次相见是在1920年8月的陶然亭聚会上。当时，“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等5个团体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会，商讨进步团体的联合事宜，李大钊、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邓颖超等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周恩来代表“觉悟社”发言，主要讲了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张申府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后，各团体代表还公推张申府起草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陶然亭聚会，周恩来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气度不凡，侃侃而谈，其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畅叙理想，热烈交谈，共同讨论中国的前途，交换各自的看法。以后由于工作之便，我们经常见面，往来越发亲密。”此次异国相逢，更是倍感亲切，3人经常聚在一起，对各种主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对帮助周恩来最终确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1年春，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在法国巴黎介绍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张申府回忆：“我和刘清扬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具有非凡组织能力的同志。”“我和刘清扬曾一起找周恩来同志谈了共产党组织的性质和任务，也谈了俄国十月革命。我们说，中国总是要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但是要使形势发展得更快，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并且要有个组织来领导。俄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

反动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们也要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要吸收进步的同志，壮大组织力量，推动国家的进步。”“其时，周恩来同志对十月革命已作过认真的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入党手续，张申府表示：“那个时候，党还处于创立时期，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也没有什么其他手续。事后我写信把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一事告诉了国内的陈独秀，他当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从此，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2年，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入党情况时曾明确表示：“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由此成为了周恩来的政治引路人。

张申府在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人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建立党的组织。当时，从国内带着党的关系来到法国的党员除张申府外，还有赵世炎和陈公培两人。他们皆是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为勤工俭学而来到法国的。其中，赵世炎于1920年5月9日离沪赴法，6月16日到达巴黎；陈公培则是于1920年8月在上海参加了组党的第一次筹备会之后赴法的，皆先于张申府到达法国。但因当时国内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尚在筹建之中，陈独秀并未立即赋予二人在法国建立党组织的使命。当张申府肩负着建党使命来到法国后，赵世炎很快于1921年2月同张申府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据张申府回忆：“可能是陈独秀给我来信证明，并由他(赵世炎)口头作自我介绍；也可能是他持陈独秀寄给他的介绍信来见我。”同年4月，陈公培接到陈独秀的介绍信，亦同张申府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这样，张申府“与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家都明确是共产党员，但对外不公开”。当时，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虽“没有正式名称”，但“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成为了中共一大召开前公认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张申府作为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没有辜负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嘱托，出色地完成了在法国建立党组织的使命。

张申府在法期间，与陈独秀、李大钊“常有书信往来”，并经常给《新青年》写稿，畅谈自己的旅欧观感及思想观点。张申府曾致信陈独秀表示：“吾到法后，感着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相信马克思的很多，但未必真懂得、真感着非革命不可，真肯以生命来换。许多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其实在最细微的地方，没有点迷信，什么事也做不成。”“政治上的事切忌客气，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为了使人们敢于“承认事实”，敢于“说实话”，张申府“以为很有组织一个‘实话党的必要”，因为“真理不过是实话之文雅的名称”。这些思想言论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亦不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充分体现了张申府可贵的探索精神。

介绍朱德入党，建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1921年9月，张申府因不满中法当局对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取入学权利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行动的镇压，愤然辞去了中法大学的教职，结果失去了每月800法郎的薪金，致使日常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由于战后德国的生活费用相对较低，1922年3月，张申府、刘清扬和周恩来3人便一起离开法国巴黎，乘火车到了德国柏林。在德国，张申府主要靠稿费维持生活，但其仍执著于党的组织建设工作。

当时，在德国的共产党员除张申府、刘清扬和周恩来外，还有张伯简。于是，在张申府的组织下，4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开展活动。后来，又有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等人相继加入，组织进一步扩大。据张申府回忆：“我们每周大约总有一次要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和研究工作。在柏林召开党的会议，多是在我租住的地方。”在此期间，朱德亦远涉重洋来到德国，寻求革命真理。出国前，朱德曾于1922年7月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提出了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朱德这样当过高级旧军官的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入党，拒绝了他的申请。1922年10月，朱德经法国巴黎来到德国柏林，找到了张申府和周恩来。据张申府回忆：“朱德过去是军人，但他抛弃了优裕的生活，到欧洲寻求新的革命道路。他谦虚诚恳，热情很高。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他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是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许多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说话，他却悄悄地忙着做事或是忙着做饭。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申府虽然人在德国，但仍时刻关注着法国方面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其中旅欧青年团的筹建就是在其指导下进行的。据张申府回忆：“我们曾就这一问题多次酝酿讨论，但由于党小组是不公开的秘密组织，因此，在整个筹建工作中，我们从未用党组织的名义。”“旅法5人小组中，除陈公培于1921年10月因里昂事件被驱逐回国外，其余4人都投入了组织旅欧青年团的工作，尤其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其时我在德国，曾就这个问题与赵世炎多次通信，和国内党中央也通过信。”1922年4月30日，赵世炎在致陈公培的信中就曾提到，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等“德国诸友联名”“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但实办不到，法国方面来不及”。“申府现在德，应该常有信来，他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在筹建少共问题上，党小组成员彼此沟通意见，互相配合，开展活动；其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由此也体现了旅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法国巴黎正式宣告成立，以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张申府虽然没有参加“少共”的领导机构，但作为中共旅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仍是“少共”组织的重要成员，并对其工作时常予以指导。

“少共”成立后，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其中一部分团员经过培养教育，陆续转为中共党员。同时，党组织又吸收了一些新党员，再加上从国内转来的一些党员，中共旅欧党员人数迅速增加。这使原有的党小组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适时地建立党的支部，不仅成为必要

而且有了可能。1922年冬，以张申府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法国巴黎正式宣告成立。据张申府回忆：“它和少共机关是重合的，党员都参加了少共组织。我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在其中负主要责任。当时赵世炎在法国，我住德国，周恩来常常往来于德、法之间。虽然我们不能常常见面，但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团组织则是公开的，但党组织是团组织的领导和核心。据此，张申府有权对“少共”的工作发表意见，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挑战。张申府回忆说：“有一个名叫任卓宣(叶青)的人，是少共负责人之一，他非常自负，也很独断，他说我干涉少共，把我开除了(少共开会时我并未在场，这些都是后来知道的)。后来，第三国际给我平了反，第三国际负责人说，张崧年是共产党员，你们没有资格开除他。”这一“插曲”虽然暴露了旅欧党团体制的弊端，但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这种党团合一的领导体制却未改变，而是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

为加强理论宣传工作，旅欧党团组织于1922年8月创办了《少年》月刊(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少年》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要内容。一方面，它大力阐扬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另一方面，同勤工俭学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及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张申府以“R”为笔名为《少年》撰写了大量文章，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张申府指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为。”张申府对共产党的认识不乏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是溢于言表，这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是难能可贵的。

张申府作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共旅欧通讯员，与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经常通信，沟通情况”，在党中央和旅欧支部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此外，张申府还利用欧洲的便利条件，大量收集、阅读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并通过给《新青年》写稿等方式，向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推荐周恩来到军校任职

1923年底，张申府为生活所迫，经中共中央批准，结束了3年的旅欧生涯，与刘清扬一起取道莫斯科，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张申府在莫斯科逗留了3个星期，同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进行了聚谈。并会见了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维经斯基。在此期间，张申府经赵世炎介绍，还“会见了正率领一个代表团，商谈在广州开办军事学校、邀请顾问及教官事的蒋介石”。据张申府回忆：“当时我们不过彼此寒暄几句，并没有谈什么别的。蒋介石倒是客气得很。”但这“一面之缘”却为张申府与蒋介石的黄埔共事揭开了序幕。

张申府回到国内后，“本拟再回北大教书，不意竟为胡适等所拒”。1924年初，经李大钊介绍，张申府前往广州，受聘担任了广东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当时，“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广州正在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张申府到广州后，受到了廖仲恺等国民党人的热烈欢迎，“马上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据张申府回忆：“在军校，我参加了招考学员的工作。来广州参加考试的学生大都通过了本地区的初试，但人数仍然很多。学生们热情很高，认为报国有门，踊跃报考。我记得复试要经过笔试和口试，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4月底，入学考试发榜，第一期学生陆续进校，我亦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戴季陶。当时，张申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担任校长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这样，时年31岁的张申府乘着国共合作的东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任职的第一人。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深受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的信任和重用，并希望其多为黄埔推荐英才。据张申府回忆：“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于是我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1924年4-5月间，“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信谈了此事，不久他回信表示同意。8月初，周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州，其时我正在北京度假，回粤后才见到他。他显得非常高兴，认为黄埔军校大有可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1月，他接任政治部主任工作，以其非凡的才干为黄埔建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任职于黄埔军校，成为了其革命生涯的又一崭新起点。但时下一些中共党史著作，在谈及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背景时，只字不提张申府的举荐之功，这显然是有失公正的。

张申府推荐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但自己却很快“开了小差”，离开了黄埔军校。对此，张申府解释说：“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张申府离开黄埔军校后，本想“专门从事广东大学的工作”，但9月初却被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国民党右派元老)突然解聘，理由是暑假在北京的张申府“没有回他的信，瞧不起他!”实际上这不过是国民党排共的一个表现而已。失去工作的张申府生活没有了着落，只好告别广州回到了上海。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参加了这次大会，没想到却由此告别了其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其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折点。据张申府回忆：“当时，我对会上一些人的说法深感不能同意当即就说了出来，结果招致冷笑，认为幼稚幻想。当时那种轻蔑的态度，使我感到极端难堪。”会后，这件事“成了我头脑中的一个疙瘩，越想越感着不合适。由于小资产阶级的习性未除，不能在党内奋斗争取，竟而错误地决定自己退出，造成一生大错!”

张申府虽然负气退党，但心却仍是向着党的。当时，张申府曾向再三劝其不要退党的李大钊和赵世炎保证：“以后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一定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以免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此后，张申府就“如退出时所说定的，但有机会总给党做外围工作；但凡有党的指示，总尽一切可能惟力是视。”

作者：秦立海 商俊霞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