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香港大营救行动

紧急抢救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越过深圳河，侵犯九龙半岛。战斗18天后，英军以弹尽水绝战败，港英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

时任国统区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十分焦急，他敏锐地感到，日军要变香港为殖民地，不仅是为了太平洋战争的需要，而且虎视眈眈在香港散居的200多名中国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如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廖沫沙、张友渔、高士其等，妄图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爱国人士知名度大，原本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由于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封闭进步报刊，搜捕进步人士，为免遭迫害，这批人士纷纷先后去了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形势十分危急，周恩来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被困留在香港的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是我国知识界的精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免遭毒手。”于是，中共南粤省委、东江纵队及香港市委在八路军办事处的组织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大营救。

要把被困人士以尽快的速度从虎口中抢救出来，最关键的一着棋，就是首先设法联络所有的人士，一个不漏，立即通知他们做转移准备。可是这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警惕性，已先搬迁隐蔽，到哪里去找他们呢?何况这些人士大都来港不久，南粤省委和香港市委的负责人对许多人士还不认识。

寻找这批人士的任务交给了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他是一个年近30岁的年轻人，十分机灵。他跑了几家认识人士的家，都是人去楼空，不知去向。他听廖承志说，徐伯昕是位大学者，又是文物鉴赏家，平时有收集文物的爱癖，喜欢到文物市场溜达，遇有便宜称心的，就买下来收藏。他计上心来，去文物市场买了一件文物八仙紫金钵，当然这是赝品。八仙紫金钵本是朱元璋的镇库之宝，朱元璋从小家里很穷，被迫沦为乞僧，捧着一只破瓦钵化缘度日，后来做了开国皇帝，为了不忘那段讨乞的经历，特命能工巧匠用纯金打造一只小钵子，上面塑着八仙的图像。

杨康华打扮作文物贩子，在文物市场摆了个地摊。果然第二天上午，有位瘦高个子的中年人来到地摊前，仔细看了一阵八仙紫金钵，问杨康华卖个什么价。杨康华故意讨价还价，瘦高个子笑着说：“这是件赝品，不过仿制得很不错，有鉴赏价值。”

根据口音和外貌特征，杨康华估计此人就是徐伯昕，轻声说：“先生，我有真品，你随我走吧。”到了僻静处，杨康华见四下无人，当他证实了徐伯昕的身份后，便拿出市委的介绍信，对徐伯昕说：“日寇的情报部门早已得悉，在香港有一大批知名人士，鬼子必然会对你们下毒手，必须趁敌立足未稳，迅速逃出虎口！”

徐伯昕一听，脸色大变：“我们都是文弱书生，手无寸铁啊！”

杨康华忙安慰道：“徐先生不要惊慌，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已对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会想尽办法，一定要使你们百分之百的安全离开香港。目前最急紧的是设法找到所有的人，一个不漏，这是关系到能否救出被困人士最关键的一着。因此请你马上先找到一部分人，再通过这些人分头去寻找。”

徐伯昕连连点头，说：“张友渔是《华商报》主笔，凤子主持过生活书店，这两处是文化人的聚会之地，通过他俩能迅速接上联系。”

杨康华以“滚雪球”的方法，很快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寻找爱国人士的任务。

斗智斗勇

200多名爱国人士如何与办事处迅速取得联系呢?必须找个联络点。可是香港街头到处是日军的岗哨和便衣特务，军警林立，荷枪实弹，气氛森严，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这真使廖承志伤透了脑筋。他马上召集粤南省委、东江纵队和香港市委的负责人，在挂着“粤华公司”招牌的八路军办事处秘密研究。

粤南省委书记梁广提出：“港仔道有一幢宽敞的楼房，原是日军前进司令部的驻地，司令部搬走了，大门口还贴着一张盖了朱红大印的日军通知：‘香港占领之夕，前进司令部在此，不得擅进。这个司令部搬走时，忘记把通告撕下来。我看不如把此处作为受困人士的联络点，最危险的地方反倒安全。那些汉奸密探见通告在贴，是不敢来滋扰的。”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通过讨论，人家一致认为此计甚妙，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接着，香港几家大米行都挂出“今日无米”的牌子，许多难民拖儿带女挤在米行前，吵着闹着要买米，交通阻塞，秩序混乱。这是香港市委策划的，米行老板把粮食全部转移了。日本鬼子见仓库空空，粮食紧缺，民心难安，只好下令疏散人口，赶往内地。于是，大营救的时机成熟了。

1942年1月11日下午，柳亚子父女、邹韬奋、茅盾、戈宝权、凤子等年龄大且体质较弱和有家小同行的近200人，先接到通知，陆续到联络点集合，换上东江纵队为他们筹集购买的广东人惯穿的“唐装”，有的背着一只小包袱，有的拎着一只旧箱子，打扮成难民模样。待到夜幕降临后，由交通员带领出发，在小巷拐来转去，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拐入铜锣湾。

这时已是凌晨2点，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早已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潜伏在草丛里。他见第一批撤离人员已经到达，清点一下人数，忙带领他们钻过已剪开的铁丝网内，蹑手蹑脚上了3条大木船。一切停当之后，林平发出几声清脆的夜猫子的尖叫声，相隔几十米远的码头上，东江纵队另外几个战士把牵来的十几头水牛同时赶下河里，前头的4条水牛预先在牛角上绑了一只手电，按亮了电光。“嗵！嗵！嗵！”一阵河水声陡地响起。这天正好大雾茫茫，相隔两米远便看不清人影，早已摸清敌情的战士又赶紧往河里扔了一阵石头。日军的巡逻艇闻声急忙驶过来，鬼子们以为有人偷渡，几挺机枪立刻吐着一串串火舌，子弹呼啸着飞向河中的牛群。

这边，林平轻轻一声令下：“快！划到对岸去！”木船在浓重的夜雾掩护下，船工们用力撑篙划桨，飞快地向九龙红勘划去。东江游击队的短枪队守在岸上，百倍警惕。

第一批撤离人士进入旺角通菜街的联络点后，紧跟着下一站的交通员混入熙熙攘攘的难民人流中，往西北进发，整整走了一天，奔赴宝安游击区。

通往宝安的青山道、港湾、元朗都是敌占区，为防止与敌人遭遇，他们只有夜行晓宿。这些文弱书生们加上家小，扶老携幼，行走速度很慢，有时1小时只行2公里，那些无法避开的山口、渡口，则必须接受日军或汉奸的检查

当他们来到宝安山口时，已是13日晚上11时。这里地势险峻，非通过岗哨不可。岗哨驻扎着日本鬼子的1个小分队，队长叫黑田三郎，另外还有1个排的伪军。游击队的战士悄悄地爬上岗哨左侧的山坡，布了疑兵阵。黑田得到密探的情报，说游击队在虎形山的松林里煮饭吃。黑田一听，心花怒放，他正为这两天来游击队神出鬼没的骚扰而挨了上司的臭骂，连忙带领鬼子兵和伪军向山上爬去，果然见松林里有一堆火，还隐约传来碗碰碗的响声。但地形不利、敌情不明，不敢冒失，黑田忙令士兵卧倒，向火堆射击。只见那火堆瞬间化作数十只熊熊的火把，边走边放枪，在松林里一闪一闪。黑田大喝一声：“追！”伪军排长忙阻止道：“太君，游击队大大的坏，鬼点子多，恐有埋伏。先集中火力猛射一阵，再包抄过去!”顿时，机关枪射个不停，打了好一阵，松林里的火光全都打灭了。黑田心想，这次游击队完蛋了，他同伪军排长带领士兵到松林里一看，立时傻了眼，松林里一具尸体也没有。原来，游击队在松林里布的是疑兵阵，故意烧了一堆火，让战士发出碗碰碗的声音，假装在吃饭，然后把灌了煤油的楠竹筒挂在树枝上，放了一阵枪，再撤到悬崖下躲避，子弹根本打不过来。

游击队巧妙地调虎离山，岗哨里只留下几个伪兵，他们见来了一大批难民，老的老、少的少，以为是被虎形山上的枪声吓得前来逃命的。香港市委早已准备在先，为受困人士全以化名办好了难民归乡证。伪兵见无破绽，一挥手，让“难民”顺利通过。

整整跋涉了两天，第一批撤离人员终于到达了白石龙东江纵队司令部，受到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的热烈欢迎和热忱接待。第二天，他们被转送惠阳，再从惠阳送去内地。

远走高飞

第一批受困人士刚刚脱险，日本港督府就发布通告，令所有在港的中国知名人士限期报到，并四处搜捕，却一个不见。于是警戒更加森严，层层封锁了水上和陆上的交通，真是插翅难飞。

这天，香港长洲岛码头，停泊着一艘叫“安庆”号的货轮，将直达海丰马宫港，在这里装货、卸货。日本鬼子连货轮也不放过，码头上军警遍布，虎视眈眈；便衣暗探神出鬼没，凶神恶煞。白天，货轮卸完货，晚上10时开始装货，只见许多搬运工人在日寇的刺刀下忙忙碌碌，他们头上披着垫衣，勾着腰背，“吭唷吭唷”地喊着号子，扛着一袋袋货物，步履蹒跚，接连不断地往货舱里走，码头上昏黄的路灯铺下一条条影子。鬼子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夏衍、范长江、金钟华等部分年轻力壮又无家小的被困人士，化装成搬运工，戴着眼镜的摘掉眼镜，混在工人搬运队伍里，肩上扛着麻袋上了货舱，再没下来了，东江纵队为他们准备了路上的干粮和饮水。

“安庆”号货轮由长洲岛入海，绕过港岛南部，驶往马宫港。不科，途中遇上大风，在海上漂流了5天，粮食和淡水几乎告尽，幸亏遇上奉命前来寻找的游击队的汽艇，方才转危为安。

至此，在香港的200多名知名人士及家属近300人全部安全转移到了大后方和新四军根据地，还救出了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如国民党政府驻港代表陈策少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等。

日本港督府正为铁桶般的封锁竟连一个中国知名人士也未抓着而大惑不解，却得悉他们全都不翼而飞，安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鬼子们怎么也想不通，中国人玩的到底是什么魔法？

作者：刘小梅 梁贤之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