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毛泽东的革命友谊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也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这是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遗著的题词，也是毛泽东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

瞿秋白十分推崇

毛泽东的考察报告

1923年5月，瞿秋白与毛泽东在上海相识。此前，毛泽东在中共湘区任区委书记。他工作执著，成绩斐然，受到陈独秀的表彰，“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年元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机关工作，只因湘区工作繁忙，一时无人接手，直至4月，他才办理移交手续。不久，毛泽东从长沙乘船东下来到上海，在此与瞿秋白相遇。这是他俩第一次见面。

不久，二人一同南下广州出席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三大上，他俩志同道合，既反对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思想，也反对张国焘国共合作会使我党丧失独立性的“左”倾观点。针对上面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一种新的思想，即农民问题。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把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这个发言立刻获得瞿秋白的支持和拥护，认为毛泽东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

1926年，北伐军兴。为配合北伐，湖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对此，毛泽东大加赞扬，认为目前的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

瞿秋白在上海看到了毛泽东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所作的这个序言，极为赞赏。于是，他立即告诉中宣部的羊牧之，要他根据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独到见解，来宣传农民革命。

然而，陈独秀对毛泽东在农民革命上的新见解，十分不满。1926年12月13日，他在汉口主持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严厉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

1926年底，湖南省在长沙召开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农代会后，他于次年1月14日开始，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5个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为期32天的实地调查。2月12日，他从长沙来到武汉，用数天时间整理调查材料，然后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称《报告》）。《报告》倾注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全部思想感情，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极其热情的态度，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革命的全部观点和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农民问题最光辉的典范。

《报告》脱稿后，毛泽东把《报告》报送给中共中央，继而在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友》杂志上连载。4月的《湖南民报》亦全文转载，广大工农群众读之爱不释手，拍手叫好。

然而，这样的好文章却遭到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封杀，不准刊登和印刷发行。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杂志的第191期，发表了《报告》前面的7个部分，后面的8个部分占全文的三分之二篇幅，被陈独秀、彭述之从版面上撤下来。理由是：《报告》的“思想是错误的，很多观点与苏俄的革命方式差距太大，因而不适合马列主义”。

1927年3月底，瞿秋白从上海来到武汉筹备和出席党的五大。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理论宣传工作。这次，他在武汉看到了《报告》全文，赞不绝口，连声说：“这是一篇好文章。”当他得知陈独秀封杀《报告》之后，十分生气。一天深夜，他从外面回到驻地，立刻叫醒楼下的羊牧之，用手指指着《报告》说：“我党要单独印行。”次日上午，羊牧之上楼找到了瞿秋白，问《报告》如何出版?这时，瞿秋白看到羊牧之手里拿着《报告》，很气愤地说：“你看这样的好材料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停了停，然后又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自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文章里痛斥党内外那些一切怀疑、否定农民革命的观点。”接着又说：“这样的文章不敢登，还革什么命?”继而坚定地说：“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他交待羊牧之，《报告》由武汉的长江书店出版，并于当天晚上为《报告》作序。他在序中说：“‘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绅士漫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湖南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瞿秋白任命毛泽东

为“中央特派员”

1927年4月，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使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个危急关头，我党五大在武汉召开。会上，五大代表之一瞿秋白与候补代表毛泽东再次呼吁解决农民问题，提请大会讨论。然而，陈独秀一意孤行，不予理睬，拒绝瞿、毛的正确要求，让毛泽东只有发言权，把他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提案锁进抽屉里，不许拿到大会讨论。对此，瞿秋白质问陈独秀，为什么不把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好意见拿出来让代表讨论，而且把他排斥于领导之外?

党的五大，并没有扭转日益恶化的国内形势，全国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为了挽救危亡的革命局面，8月7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党中央紧急会议。会上，就农民问题他请毛泽东作专题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得到了瞿秋白的充分肯定和鼎力支持。会议根据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用武装革命来回答蒋介石的屠杀政策。

“八七”会议上，根据瞿秋白的提议和蔡和森、李维汉附议，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事后，毛泽东评价“八七”会议时说：“‘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这次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在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八七”会议刚结束，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找毛泽东谈话，征求调他到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考虑到现在不是坐机关而是要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的时候，便谢绝了瞿秋白的好意，并说：“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开展农村革命，请中央批准。”瞿秋白认为毛泽东的要求是贯彻落实“八七”会议决议的具体步骤，应当满足他的愿望，当即批准了他的报告。8月8日，瞿秋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指示》，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特别委员会，以支持毛泽东在湘南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湘南革命政府。

8月9日，毛泽东计划这天回长沙，传达贯彻“八七”会议决议。恰在此时，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知毛泽东参加。这次临时中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讨论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马也尔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向中央关于“由湖南编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报告。会上，当主持人提到这个动议时，毛泽东立即表态反对，认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毛泽东这个意见，瞿秋白十分赞赏，认为讲得很有道理，有创见，表示支持。8月12日，瞿秋白决定重用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组织、发动和领导秋收暴动。

毛泽东第一次

受到中央的“撤职处分”

8月12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离开武汉回到长沙，先向中共湖南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8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郊区沈家大屋参加了湖南新省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就3个问题发表他极为重要的意见。

第一，立即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说：“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同时，“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二，发动暴动，实行用革命武装夺取国家政权。这里，毛泽东首先强调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是自欺的话”。因此，党“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第三，打什么旗帜的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不应该再打出国民党的旗子了，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毛泽东的发言，获得湖南新省委一致支持，当即以湖南省委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

中央收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后，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报告。经过讨论，原则上同意湖南省委的报告，只是在抛弃国民旗帜这一点上，认为目前还不妥当，时机还不成熟，还“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民的民主政权”。

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发动了秋收起义。接着，按照中央的部署，率领起义部队进攻平江、醴陵、浏阳等地，但均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抵抗，从起义时的5000多人锐减至1500多人。这时，毛泽东总结失败的教训，毅然决然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把起义队伍拉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毛泽东这一战略受到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最严厉的批评。9月28日，瞿秋白对毛泽东还有极好的印象，赞誉他，在成立中共长江局时他不顾苏联顾问岳尔克的反对，提议和坚持毛泽东为中共长沙局委员，说“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然而，一个多月之后，他对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其原因在于他收到了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马也尔的一封检举信，诬告毛泽东“贪生怕死”，“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能胜利的”。瞿秋白根据马也尔这封检举信，对毛泽东提出最严厉的批评，并命令他再率起义军进攻长沙。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带领这支起义军向江西永新县三湾进行战略转移，中央对他最严厉的批评与再进攻长沙的命令，他并不知道。中共于是认为毛泽东不执行中央指示，贪生怕死，不改正错误。11月9日至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批评了中共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

次年3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派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去年11月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的指示。批评毛泽东“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等等。在宣布中央决议时，把中央撤销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说成是“开除党籍”，继而又宣布“毛泽东改任师长”。无疑，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是他第一次遭到中央的撤职处分。但毛泽东心里明白，党中央、瞿秋白作出这个决定，是一种无奈，是屈服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压力，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

毛泽东的判断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事情果真为罗明那兹所为。瞿秋白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罗明那兹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战术说成是“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继而指责毛泽东拒不执行进攻长沙计划，应开除出政治局。会议根据罗明那兹的这一要求，作出对毛泽东“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决议。这件事虽然打击了毛泽东，但毛泽东的革命意志一点也没有消极、动摇。在部队出发去打仗时，他集中部队发表讲话，他说：“上级让我当师长。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都来当师长。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瞿秋白心系创建

中央苏区的毛泽东

尽管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屈服于罗明那兹的政治压力，作出对毛泽东的错误处分，但瞿秋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毛泽东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1928年2月17日，中共江西省委代表向瞿秋白报告江西省工作时说，遂川有一支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约1000多人，质量有很大提高，连队设有党支部，战士的士气高涨，战斗力很强。接着，这位代表向瞿秋白提出，为了加强江西革命武装力量，请求“将朱德的军队调到江西去”。瞿秋白听了这位江西代表的报告后，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创建了一支工农革命武装，感到高兴与慰藉。他向这位代表询问：“赣西南是否以毛泽东为书记!”表明他在关心毛泽东：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他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毛泽东是否还在党内任职。

1928年4月，瞿秋白秘密离开上海赴苏联筹备我党六大。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上，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委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强调在中国的国度应以农民革命为中国民权革命的中心。他回顾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时，一再号召与会代表“最好看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这本书”。

六大召开时，毛泽东正好在井冈山上为创建中央苏区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未能出席六大。但他在瞿秋白、蔡和森等同志的力荐下，当选六届中央委员。

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虽在远方却十分关心国内井冈山上的革命斗争，想念领导工农红军开辟中央苏区的毛泽东。1929年9月，他在莫斯科主持编辑出版了《纪念彭湃》一书，并在该书的序中称赞毛泽东和彭湃是“两大农民运动之王”，说彭湃“除了湖南农民的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再次赞誉毛泽东是“农民运动之王”。

1929年底，瞿秋白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赞扬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说朱毛红军战果累累，战功卓著，他们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与江西边界有一时期发展很快，战斗力大大提高；今年三四月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边境又一次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红军占领了好些县份，形势很好。1930年1月，瞿秋白撰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月刊杂志上，该文提出两大口号，一是欢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一是“毛泽东红军万岁!”

以上种种，可以看出瞿秋白是很关心毛泽东和工农红军的，他的心既与毛泽东相连，又与工农红军广大指战员心心相依。

1930年7月，瞿秋白与周恩来受共产国际的重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主持召开我党六届三中全会。由于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发展工农红军，未能出席这次全会，但他在瞿秋白、周恩来等的关怀下，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提议

让瞿秋白上井冈山

1930年9月24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按理说，他们纠正了“立三路线”是立大功的，但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不喜欢瞿秋白，把瞿秋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米夫为了扶植他的代理人和他的学生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1931年1月，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米夫全盘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错误地指责瞿秋白“对于立三托洛茨基盲动主义路线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这是对国际指示运用两面派手段”，其根本目的不是维护“国际原则下路线的利益”，而是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的。这年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在讨论“立三路线”时，给瞿秋白扣上“调和路线”、“两面派”、“小团体”等帽子。

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凭着米夫的信任和支持，发动了一场对瞿秋白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销了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职务，并强迫他发表《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在他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从而离开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从此以后，瞿秋白步入了上海文化界，转入“左联”文艺运动。

此时的毛泽东同瞿秋白一样，身陷逆境，遭到王明一伙的政治迫害。经过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这件事，正如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王明一伙人“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政治上剥夺了毛泽东的领导权，行动上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割断他同外界的联系。有一次，王明一伙人同江西省委书记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讯，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可见，毛泽东已失去了自由，连通信的权利也被剥夺。

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打击迫害毛泽东，而且还要孤立株连他的亲属：他的妻子贺子珍，过去一直管理文件，王明一伙要她去当收发员；对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王明一伙则先撤掉他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接着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他的党籍相威胁；对毛泽东的内兄贺敏学，王明等人先将他的红二十四师师长职务撤掉，然后命令他到红军大学接受审查；对毛泽东的妻妹贺怡，王明等人先将她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撤去，接着命令她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对此，贺怡想不通，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时，涕泪俱下。在一旁静听的毛泽东插话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此时的毛泽东是最为苦闷的。一则王明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力；二则他身体不好，极度衰弱，他苦闷极了。但是，毛泽东是位有远大理想抱负与钢铁般意志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勇往直前的革命者。他横下读马列的决心，这一点，正如1957年他同曾志所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毛泽东在这两年读书基础上写成的。

尽管王明、李德一伙人剥夺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与参与反“围剿”战略方针的制定，但是，毛泽东还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仍尽量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当他获悉瞿秋白在上海重病缠身，生活拮据，无人问津之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与张闻天等商议，向中央提出将瞿秋白从上海调入中央苏区，主持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此建议获得党中央的批准。

在上海的瞿秋白欣闻毛泽东等人的提议已获党中央批准，调自己到中央苏区工作，他高兴极了，对来通知他的同志说，想去中央苏区已经“很久了”。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抵达了瑞金。他来到苏区、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心情特别欢快舒坦。他的这种高兴样子，人们在语言上是难以形容的。尽管苏区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然而却很实在。

毛泽东获悉瞿秋白已到了瑞金，住在沙洲坝。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快步流星地来到瞿秋白的住处。当他见到瞿秋白的身影之后，五步并作三步向前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亲切地叫声：“瞿老师!”这时，彼此的热泪夺眶而出，一串串往下流，湿透了脸，他们终于在井冈山上相会了。

日月星辰，斗转星移。自“八七”会议之后，8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汉口旧英租界辅义里27号与瞿秋白话别后，转眼间已有6年半的光景没见了。战友的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一谈就是一个彻夜，而且还不愿意离去。这是人之常情，更何况他们在政治上都遭到王明一伙人的迫害，有着共同的遭遇和语言，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政治目的和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之后，就瞿秋白今后的工作，两人交换了意见。其实，在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就为他作了具体安排。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议瞿秋白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已获得大会通过。随后，毛泽东又以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任命瞿秋白为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即教育部长），主持苏区的教育工作。瞿秋白到了中央苏区之后，这年4月，毛泽东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他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的职务。

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工作热情很高，总有使不完的劲。当时，人民教育委员的驻地与各级各类学校相距甚远，且多为羊肠小道，行走极不方便。为了指导检查学校工作，他学会了骑马，毛泽东又将自己的坐骑送给了他。这样，瞿秋白经常骑着马，往返学校与人民教育委员驻地之间，进行工作指导和调查研究。从工作实践中，他深深感到“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一定要积极想法扫除文盲”。于是，他与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一起，研究制定苏区教育工作计划，继而召开苏区教育工作会议，推动苏区教育事业的进步。接着，他们又开展汉字拉丁化与成年人的扫盲运动。一时间，苏区广大地区出现了许多识字班和提高班，对此，毛泽东特别的赞许。

瞿秋白在苏区夜以继日的工作，使毛泽东为他的健康而担心。于是，他对自己的保健医生傅连璋说，你每天要去看看瞿秋白，为他诊病、开药打针，如果他支持不了了，就要他卧床休养。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找到瞿秋白的秘书庄东晓，对她说，你要好好照顾他，照顾好他的身体是你的职责。当时，苏区物资短缺，但组织上对毛泽东还是有一些物资照顾，他得到这些配发的物资之后，立即让贺子珍送一部分给瞿秋白，诸如新鲜蔬菜、白糖、面粉、鸡蛋、土制食盐等等。

自从瞿秋白来到井冈山后，毛泽东只要有空闲时间，一定去看望瞿秋白，对他说：“工作总是要一步一步来做，一口难吃成一个大胖子，你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有时两人也会讨论诗词创作上的经验体会，朗诵唐诗宋词或交谈鲁迅的文学创作。

毛泽东力主

让瞿秋白参加长征

瞿秋白来到中央苏区后，苏区的形势一天天地恶化。这年5月，博古（秦邦宪）、李德已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红军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不过，他们这一着是在绝密中进行的，许多党的最高层领导干部甚至连毛泽东在内也是不知道的。直至10月初，在于都搞社会调查的毛泽东，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电话，叫他立即回瑞金接受“特别任务”，这才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传达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的决定，并从周口中了解到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贺昌、周以栗、陈正人、古柏等被留下来在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对于胞弟毛泽覃被留下来无话可说，但对于把瞿秋白留下，他有意见。他反问周恩来说：“瞿秋白身体不好，怎么上山打游击?”周恩来深深地叹气道：“组织已经决定了!”毛泽东感到再说下去已无意义，于是，他把周恩来送走。接着，毛泽东两次找到博古，对他说：“瞿秋白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目标太大，身体又不好，不能上山打游击，还是将他带走吧，几万人的队伍难道就多他一个人吗?”博古则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病（肺病）太重，确实不能带他走。”说到这儿，他停了停，然后安慰毛泽东说：“我已叫项英安排，准备派人送他去上海治疗。”

此后不久，毛泽东受命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中央政府各部长（即各人民委员）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红军主力大转移的决定。他首先宣读中央决定，接着进行动员，强调转移中的组织纪律，最后宣布走留名单。瞿秋白出席了会议，当他听了毛泽东宣布走的人员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当即向他提出随主力红军转移的要求。对此，毛泽东没有作正面答复，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然而，毛泽东下面并没有再说，再说只不过是他出于无奈的一种托词。此事，吴阶平后来回忆说，他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瞿秋白走。毛泽东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毛泽东坚持要瞿秋白随军行动，可是他说的不起作用，不顶事，他怎么好同瞿秋白说啊。

其实，当时的毛泽东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凡是王明、李德所不喜欢的人，总会以各种借口为由，不许这些同志随军行动，也就是把他们当包袱甩掉。瞿秋白、何叔衡等就属于这一类，毛泽东也是他们所不欢迎的人，他们也打算把他留在中央苏区，不准他随军行动。这一点，开始时毛泽东还蒙在鼓里，并不知道，直至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去为他领取转移所配给的物资时，才发现转移人员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这时，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找到博古、李德，对他们说：“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对转移是不利的。”这么多高层次领导干部强烈吁请毛泽东随军行动，在这种强烈的政治要求下，王明、李德才批准毛泽东随主力红军转移，才委托周恩来向毛泽东传达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决定。

瞿秋白是一位党性、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接到留守中央苏区的通知后，默默地打开原准备转移用的行李包，把日常用品重新摆开。接着，他用毛泽东送给他的菜肴，请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璋等好友吃饭。虽然饭菜平平，厨艺又不甚好，但也尽了“地主之谊”，为远征的战友饯行。他对他们说：“不知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吗！”最后，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他们。

毛泽东旋即要远征了，他最关心记挂的是瞿秋白。于是，他专程从于都赶到瑞金沙洲坝向瞿秋白话别辞行。他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瞿老师，你身体不好，我们走后，你可要多加保重啊!你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钟情和厚爱。”

正当毛泽东与瞿秋白话别之际，周恩来也赶来向瞿秋白告别。当周恩来握住他那瘦弱的双手时，不知不觉热泪夺眶而出，一串串地往外淌，浸湿了脸部。

瞿秋白含泪送走了毛泽东、周恩来。他回到住处，号啕大哭。自古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他昔日朝夕相处的战友，如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远征了，现独剩下自己，他怎能不伤心落泪呢?然而又有谁来为危难的处境同情解脱呢?他决心坚强起来，挺过难关。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瞿秋白担任苏区分局宣传部长和《红色中华报》主编。1934年12月，中央苏区已被敌人分割为几块，形势极为严峻。这时，苏区分局决定突围，将一些年老体弱病残者与女同志转移到白区去。瞿秋白被安排去上海治病，同行的有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在突围中，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水口乡小迳村被俘。26日，敌人把他押至上杭监狱。

瞿秋白被捕后，化名为林琪祥，职业为医生。后因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司令员万永诚的妻子被捕后叛变，供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从而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敌人虽对瞿秋白软硬兼施，却仍达不到他们龌龊的目的。黔驴技穷的蒋介石已无计可施，下令将瞿秋白处死。面对死亡的到来，瞿秋白毫无畏惧，心里装的是革命和战友，更思念毛泽东，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1935年6月18日早上，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家和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瞿秋白同志，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

长征中的毛泽东，十分思念瞿秋白。当他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后，于2月5日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苏区中央分局和项英发出一份“万分火急”的电报。指示他们“务必妥善安顿瞿秋白等同志”。

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才获悉瞿秋白已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的消息。顿时，他万分悲痛，气愤地说，瞿秋白的被害，是王明等人在“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1939年在延安，有一次毛泽东与老同学、新民会会员萧三回忆瞿秋白、何叔衡、蔡和森等革命烈士时，毛泽东为牺牲的烈士感到沉痛和惋惜。当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说：“如果他还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1940年，苏进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战友久别后见面自然无比高兴，谈笑风生。然而，当谈到瞿秋白时，毛泽东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气愤地说：“长征出发的时候，像瞿秋白、刘伯坚，还有我的爱弟毛泽覃等人都应该带来的。教条主义才搞宗派，把他们留在苏区，给敌人杀掉了。”

此后，有一次，毛泽东与冯雪峰讨论文化运动，当他们谈到瞿秋白被害时，毛泽东认为“这是王明……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将来要跟他们算账，为什么不把瞿秋白带到长征的大队伍中去”。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号召全党同志学习他、纪念他。

1950年12月，党中央决定出版瞿秋白的遗著，毛泽东欣然命笔为遗著题词。号召全党向瞿秋白同志学习，坚持革命英雄立场，虽然他为革命牺牲了，但他临难不屈的意志和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作者：曹裕文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