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庐山

抗日战争前10年和后3年,庐山曾是国民政府的夏都,成为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蒋介石从当上北伐军总司令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到1949年黯然离开大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20多年,许多时候是在庐山度过的:他在这期间的许多会议、活动、决策,都在庐山上进行。因此,庐山与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紧紧连在一起,见证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潮起潮落。

1926年在庐山

1926年12月6日,庐山已下过第一场冬雪,群峰银妆素裹,别有风姿。

初次登上庐山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地望着窗外的雪景,心情格外舒畅。他已不再是在上海滩帮派里混饭吃的“阿伟”了,而是堂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军总司令。他这次上庐山,是要策划一项新的重大行动,为夺取全国最高权力扫清障碍。“是时候了,现在是时候了!”蒋介石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蒋介石宣布:“任命蒋中正出任北伐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悉归其管辖;其他如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处、海军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厂等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国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受总司令指挥;各省各军的首长,统归总司令任免。”

至此,蒋介石完成了他的一套完整的军事独裁。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5月份就因不服蒋介石独裁辞职去了法国,由谭延闾代理主席,党政军大权实际都已落入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何应钦、贺衷寒、顾孟余、丁维汾等高参党羽纷纷要求蒋介石立即进行“清党”,将国民党内、军队内的共产党员全部清除。蒋介石哈哈大笑说:“你们不要太性急!共产党对北伐感兴趣,在民众中威望又高,让他们去替我们冲锋陷阵,发动群众,有什么不好!光有一个广东有什么用,我们要得到的是整个中国!”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分别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同时展开进攻,捷报频传。不到半年,就攻下了两湖、闽、赣、浙、皖、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主力。

11月4日北伐军攻克九江,8日二度占领南昌,蒋介石随即把总司令部移至南昌。11月下旬,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电致蒋介石,要他速将总司令部也移到武汉。蒋介石12月4日与部分要员上了庐山。

12月7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仙岩饭店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孙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国民政府委员、第六军军长程潜,国民政府委员、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等。

在会上,原先同意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的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提议迁都南昌,并且宣布北伐军总司令部就设在南昌,不迁往武汉。蒋介石的提议和决定遭到鲍罗廷、宋庆龄、陈友仁、徐谦等人的坚决反对,鲍罗廷愤怒地质问蒋介石出尔反尔,是何居心。

是何居心,当然不能泄露。蒋介石深知武汉的战略位置远比南昌重要,但自感羽毛已丰的他此时已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实现个人的军事独裁。蒋介石的一意孤行惹怒了鲍罗廷、宋庆龄等人,他们第二天便离开庐山,去了武汉。

蒋介石与留在庐山的党羽亲信继续开会,讨论是否将总司令部移到武汉和在党内军内清洗共产党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人一致反对到武汉去。张静江、陈果夫、黄郛、张群纷纷说,武汉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卫戍司令叶挺是共产党,他的二十五师担任武汉的卫戍任务,战斗力强。我们去武汉,就等于是坐在火山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烧成灰烬。何应钦、朱培德、黄绍竑等武将则纷纷要求立即在军队内、党内清洗共产党,再不采取断然措施,等共产党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并把工人、农民都发动和武装起来,国民党就难以控制局势了。

在第三天的会议上,蒋介石做了总结发言。他说:“武汉我们是肯定不去的,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的。现在共产党越闹越厉害了,再不清党,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篡夺了,他们就要清我们了,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总理的遗愿就不能实现!”

至此,蒋介石在庐山完全揭去了“假左”派的面纱。他与亲信们制订了详细的清党反共计划,并且指示各路将领不可轻举妄动,要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会后,蒋介石还在庐山逗留了两天,与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等密谋成立“AB”团秘密反共组织(“AB”为英文Anti——Bolshevik“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缩写)。他指示首先由“AB”团出面,暗杀共产党骨干和国民党中的左派人士,挑起事端,激化国共矛盾,给军队出面制造借口。

1927年3月6日,江西赣州城内一声枪响,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倒在血泊之中。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由此拉开了序幕。

3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命令爪牙杨虎率“AB”团的一大批特务和悬赏而来的流氓、地痞捣毁了“左”倾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在南昌街头公然拿着旗帜呐喊“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

3月22日,蒋介石在安庆命令青红帮及党羽捣毁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安庆市党部,打死打伤多人。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命令部队向徒手请愿的80万工人开枪,血流成河、尸堆如山,震惊中外。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对抗。

长沙、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到处响起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民众的枪声,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熊雄等相继惨遭杀害。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大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蒋介石在庐山

举办军官训练团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宁汉合流”的国民政府于1928年定都南京,庐山便成为“夏都”。蒋介石不但每年夏天都上庐山办公,其它季节也时常到庐山来决策重大事情。

1933年5月17日,气候还不太炎热,蒋介石就从南京到了庐山,他要在这个幽静的“夏都”好好思考一下党国大事。

1928年至1930年10月,国内连续爆发了宁汉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蒋冯阎大战,蒋介石指挥战斗力较强的嫡系部队及采取收买、分化等手段,都获得了这些战争的胜利,中国局势暂时趋于稳定。蒋介石宣告“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可能再起”(蒋介石《告中央同志书》)。因此,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整肃社会,发展经济。他在1930年10月10日为纪念“双十节”发表的《告父老文》中提出了“整理财物”﹑“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厉行地方自治”、“肃清匪共”等五项政治措施。随后召开的国民大会颁布了一批法规法令,力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如土地法中规定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还相应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城市则努力发展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手工业,使城市经济得到复苏和发展。

蒋介石在整治国家的同时,抓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希望能把最后一处“匪患”消除,好集中精力治理国家,增强国力,对付时刻觊觎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入侵中国的日本列强。

蒋介石虽然在五项“政治措施”中提出“肃清匪共”,但连续击败了兵多将广、经营多年的各路诸侯的蒋介石并未把“小小的红军”放在眼里。认为他们虽然有一些不错的人才,其中包括不少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但其部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装备给养又差,不堪一击,直到连续碰了几次壁后,他才发现自己错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在军阀混战的几年中迅猛发展,红军主力达到10万人左右,创建了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及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蒋介石以前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各路军阀上,现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和苏区了。

1930年12月,蒋介石抽调10万杂牌军向苏区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5天内,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红军活捉;鲁道源的第五十师大半被歼。第一次“围剿”失败。1931年2月,蒋介石又抽调20万杂牌军向苏区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半月之内,国民党军四战皆败,被歼3万多人,第二次“围剿”又失败。同年7月,蒋介石再组织30万杂牌军向苏区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2个月之内,国民党军又连遭败绩,被歼3万多人,第三次“围剿”又失败了。

三次大规模“围剿”都遭到失败,事实不得不使蒋介石正视红军的力量。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策划部署第四次“围剿”红军事宜。蒋介石汲取前三次“围剿”因轻敌未派嫡系主力部队参战的教训,决定派陈诚率12个师的嫡系部队充当进攻苏区中央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12月底,50万大军向苏区扑来,各路将领都喜形于色,认为有中央军主力参战,一定能大胜而归。谁知事与愿违,1933年2月27日,红军主力在黄陂、蛟湖一带伏击陈诚的第五十二师,全歼敌军,师长李明负伤被俘;2月28日,红军主力又在霍源附近重创陈诚的第五十九师:3月21日,陈诚赖以起家、声称从未打过败仗的第十一师在草苔区遭红军毁灭性打击,只逃走了不到1个团兵力。消息传开,各路“围剿”大军将无斗志,兵不敢前,纷纷退回,第四次“围剿”又遭到惨败。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哀叹道:“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他承认自己以前低估了红军,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国民党军队已是一支丧失了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腐败、骄惰、散漫、自私自利,不团结、不统一”的军队。依靠这样的军队想荡平苏区,消灭红军是不可能的,仅靠惩处一两个将校也不能解决问题。此外,在蒋介石心头,还有另一层忧虑。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国东北,东三省很快沦陷。蒋介石在日本留过学,深知日本的国力、军力均远远超过中国,日本人决不会只满足占领东北,中日间必将会爆发更大的战争。中国的国力本来就弱,军队装备本来就差,军队又是如此纪律涣散、贪生怕死,没有一点战斗力,不但不能打败红军,将来中日一旦发生更大的战争,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与日军抗衡?

怎样尽快提高国军的战斗力,成了蒋介石的心病。他抛开一切事务,来到庐山,就是要认真思考这一问题,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

1933年6月上旬,蒋介石在庐山连续七次召见党政军首脑,广泛听取意见,探讨对策。他决定采纳郭汝槐、杨永泰、贺衷寒等人的建议,效法黄埔军校的做法,举办军官训练团,大批量地训练军官,提高军官政治和军事素质,进而提高整个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实地勘察,蒋介石决定将军训团地址定在庐山北麓海会寺一带。一来便于他亲自领导,二来那里山高林密,坡陡壑深,与赣南山区相似,利于进行模拟演习。

1933年6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出手令,任命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刘兴、第五军副军长刘绍先为军训团筹备处主任、副主任,限定一切筹备工作要在20天内完成。任务之艰巨,时间之紧迫,实为罕见。二刘率领四团工兵和几千民工不分昼夜地苦干,抢修简易公路、简易操场和各训练场地,搭设帐蓬和供高级教官及外国军事顾问居住的简易住房。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达命令,任命陈诚为训练团团长,刘绍先、柳善为副团长,陈芝馨、李树森、黄维3位少将为一、二、三营营长;任命杨杰为总教官,朱怀冰、李明灏、王俊等27名将级军官为主任教官和主教官,其余还有一批校级教官;聘请德国军事顾问阔次等12名外国军事专家为训练团顾问。蒋介石还下达命令,在举办训练团的同时,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举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五省剿匪部队中的政工干部,任命贺衷寒、何浩若为正副所长。

1933年7月18日上午,海会寺举行“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简称“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临时修建的操场上,整整齐齐地站着1840名军官,个个目不斜视、神情严肃。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站在“军人魂”3个大字的横幅下面训话:

“我们军官团这一次在庐山训练,和民国十三年总理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的意义,完全是一样的。不过黄埔的使命是完成第一期革命的责任,而今日庐山的使命是要完成第

二期的革命责任而已,也就是先要消灭赤匪,再来收复失地,完成安内攘外之大业,尽到我们第二期革命的责任!”

“现在的军队不成个样子,腐败、骄惰、散漫、自私自利,不团结、不统一,连小小的红军都不能打败。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长没有廉耻,没有血性,没有良心,不讲礼义,丧失了革命精神。这是我们一般官长最大的耻辱,尤其是我做统帅的最大耻辱。”“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区,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与黄埔军校之前后两大使命》)

蒋介石在长篇演讲时,竟有4名军官抵挡不住炎日的暴晒而相继晕倒。蒋介石大为恼怒,敲打着桌子大声说道:“在太阳下站几个小时都支持不住,还怎么能够带兵,怎么能够打仗!再不严加整顿,国家还能依靠谁?你们都是党国的栋梁,你们一定要好自为之!”最后,蒋介石带领全体军官背诵“总理遗嘱”,他背一句,学员们跟着背一句。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住简易住房,也和全体学员一样在帐蓬里过了一夜。

7月18日至9月18日,共举办三期训练班,训练军官7598名(其中开除4人,潜逃1人),发放刻有“蒋中正赠”的“军人魂”短剑7593把。蒋介石共到训练团训话19次,其中16次属于精神训话,要全体军官发扬不怕死、勇猛拼杀的精神:“把已经死了的革命精神恢复起来”,“不成功,即成仁”,“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期间,蒋介石与训练团的高级教官和外国军事顾问针对山区作战的特点,不断制定出新的战术,随时在训练中加以演习,总结完善。蒋介石特别重视参加过多次“围剿”红军的鲁滁平、金汉鼎、戴岳等人提出的“碉堡策略”,认为这是针对红军擅长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有效方法。在此基础上,蒋介石和教官顾问们制定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缩小包围圈、最后再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总进剿”战略。

庐山军训团9月18日结束,蒋介石即在9月底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对苏区开始了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完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放弃了以往正确的战略战术,采取了错误的作战方法,以10万红军主力和100万国民党军队硬拼硬打:“不丢失苏区一寸土地”,最后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做战略转移。但也无庸讳言,庐山训练对提高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后,十分欣慰。1934年6月,蒋介石决定继续在海会寺举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调训全国各地校官以上的中高级军官。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自7月初至9月25日,共分三期轮训了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桂、滇、川、粤、绥、陕、甘各派系部队将校军官。

1935年5月,蒋介石拟继续举办庐山训练团,委派陈诚为主任,叶楚伧、王世杰、陈立夫、张治中等32人为委员,在武昌筹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庐山暑期训练团”。陈诚等随即拟出大纲,并经国民党第171次中常会批准,通令施行。大纲规定训练团扩大训练范围,设党务、军训、政训、县政等8个组,分两期在海会寺训练从中央党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内政部、教育部等系统抽调的7400多名学员。后因蒋介石驻守四川指挥“围剿”长征的红军,未来庐山,因此这年未在庐山举办军训团,原计划移至1936年夏季完成。

1937年夏季,蒋介石又在海会寺举办军官训练团,参加训练的都是旅师以上的高级军官。蒋介石自任团长,程潜、贺国光、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陈诚任副团长,陈诚兼教育长负实际领导责任。第一期于6月25日开学。

鉴于日本侵略军吞并整个中国的意图及行动已十分明显,此次军训团主要针对日军。刘云、陈又新、李觉、郭忏等专家担任教官,重点讲述怎样应对飞机、坦克、远程火炮,骑兵的布防、攻守,还讲述了游击战术。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参训的将领纷纷请缨,要求尽快返回部队,率部与日军作战。每天早上集训队点名,陈诚手拿一张名单,对点到名的军官当面下达赶赴战场的命令,被点到的军官即刻离队而去。军官们晚上都将行装备好,渴望第二天能点到自己,孙连仲、李默庵、王耀武、汤恩伯等都是直接由庐山走上抗日战场。一天早上,陈诚点了离团的军官名后,因蒋介石要训话,几名军官未即刻离去。陈诚见蒋介石讲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停意,便上前打断他的话,说有军官急着赶赴战场。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好,好,军情火急,不可片刻耽搁。”接着便草草结束了训话。

8月下旬,第二期学员毕业。

1937年在庐山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和一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

6月1日下午,蒋介石刚睡午觉起来,一名侍卫进来报告:冯副委员长来访。蒋介石面露不悦之色,但也不好回绝,吩咐侍卫让冯在会客室稍候。一会儿,身穿深灰色长袍,外套一件黑缎对襟短褂的蒋介石来到“美庐”的会客室,只见戎装齐整的冯玉祥正凝神站在墙上挂的军事地图前沉思。听见脚步声,冯玉祥回过头来,对蒋介石说道:“委员长,这几天休息得可好?”“还好,还好。焕章兄,你可休息得好?”“好倒是好,只是心里憋得慌!委员长:双十二都已过去半年了,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和小日本对着干哪!要等小日本把中国全占了再去干吗?”冯玉祥说着,径自在沙发上坐下。

蒋介石听冯玉祥提及去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兵变”,心中便有些不悦,但还是克制住了。他缓慢地说道:“焕章兄,举国抗日是一件大事,总要慎之又慎,不可操之过急。我们不是邀请中共代表来庐山谈判了吗?不知道共产党是不是真的有诚意。我们还要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来庐山开谈话会,多听取民众意见,国事共商嘛!”蒋介石说着,也在沙发上坐下。“怎么,你还没有听到民众的声音?”冯玉祥说着,忽地又站了起来:“不要说老百姓,就是我们军队,又有哪个不愿抗战?不然,张学良、杨虎城怎敢斗胆实行兵谏?至于和中共谈判,难道你还不相信中共的诚意?西安兵变,正是共产党力排众议,百般调解,才得以和平解决。3月10日中共的电报中又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国民政府和军委会的指导,这还看不出中共的诚意?10年来,我们没让共产党

少吃苦头,可人家以民族、国家为重,不计前仇,合作抗日,这种气度不能不令冯某钦佩。再这样拖延,我都无脸见全国父老,干脆回泰山去写我的丘八诗,画我的丘八画。只怕是用不了多久,泰山就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冯玉祥说着,也不向他的“盟兄弟”告辞一声,就沉重地走了。蒋介石久久地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在西安骊山摔伤的脊椎不觉又隐隐作疼,他暗暗地咒骂着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场大战,他几年来委曲妥协,与日军签定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东三省丢了、察哈尔丢了、华北五省的部分也丢了,目的是尽量拖延时间,好让国力更充足一些,准备更充分一些,多一些本钱跟日军抗衡。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兵变打乱了他的计划,再不公开抗日,难保还会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兵变”。再说中共自去年9月1日以来,已宣布不再提“反蒋”的口号,多次发表声明,要停止一切内战,与国民党及各党派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抗日,这些主张深得民众和社会各界拥护。再一意与共产党作战,只怕过分激怒民众,危及自己的政权。

当晚,蒋介石又与宋子文商讨抗战之事。宋子文说美、英两国原以为日军侵占东三省和察哈尔后会继续北上进攻苏联,因此,他们开始是支持日本的,但眼见日军继续南下,大有吞并整个中国之意,这就与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美英决不乐意中国整个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他们开始支持国民党政府积极对日作战,甚至表示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美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日本强,是可以依赖的。宋子文的分析使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连日来,党政军要员们围绕着对日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和争辩。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仍在念着“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经;冯玉祥、李烈钧等坚决主张对日宣战,不再有丝毫的妥协退让。主战派已经明显占了上风。

7月8日《中央日报》“牯岭版”特发号外:“七七卢沟桥交火!”,顿时震动庐山,震动全国。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发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发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断接到报告有关日方动向的密电: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决定立即增兵华北;7月13日日本全国进入战时状态,日本首相要求全国战时总动员:7月14日,日本动员40万兵力,5个师团及大批部队奉令开拔,坦克数百辆、飞机400多架已出动……

7月13日、14日,应国民政府之邀前来庐山参加“谈话会”的社会各界名流纷纷要求蒋介石联合各界力量进行抗日。他们之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7月17日,一身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会场发表《抗战宣言》。他说:“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全体代表都静静地倾听着,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猛然举起一只手臂,厉声说道:“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7日下午,再上庐山的周恩来及秦邦宪、林伯渠等人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谈判。周恩来1937年6月4日初上庐山,与何应钦、顾祝同进行了初步接触,就国共两党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提出共产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不能将红军改编的人数压得太少,也不能将红军分散到国民党各个部队中,必须保持独立的编制,特别是要保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

刚刚在上午发表了《抗战宣言》的蒋介石心情十分愉快,他握着周恩来的手笑着说道:“恩来呀,我们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只要贵党有诚意,我们以后还会很好合作的。”周恩来爽朗地说道:“抗日救国是我党一贯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们赞同贵党提出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我们赞同蒋先生在《抗战宣言》中所表明的态度。只要各党各派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人民的要求,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好的。”

周恩来说着,将经过修改、做出重大让步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呈交给蒋介石,并就其中关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

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这样很好!贵党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政府可以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总人数为4,5万人。师、团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政训处主任由我党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我们还准备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你们看这样可好?”

周恩来与秦邦宪、林伯渠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道:“我党希望在改编红军时,能多保留一些数量,既然国民政府已决定3个师的编制,我们也就同意照此改编。但是,我党一再声明,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仍然属于共产党,既不能由国民党直接指挥,也不能由两党共同指挥。此外,我们也一再要求,红军改编后,要成立独立的最高指挥机构,直接由军委会统辖。至于红军改编时各级干部的配备,那是我党内部的事务,只能由我党自行处理。因此,对贵党提出的委派政训处主任及参谋长,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说完,蒋介石等人互相看了看,都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邵力子才字斟句酌地说道:“贵党既已声明愿将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那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安排人选,依兄弟之见,似也在情理之中。”“邵先生所言不无道理。不过,请问委员长先生”周恩来平静地说道:“贵党派人担任红军的指挥主官,想必是有所考虑。是认为我军缺乏优秀的指挥员吗?”“这个,”蒋介石支吾了一下,说道:“贵党的刘伯承、陈赓、林彪、左权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么,是不是担心我军不听从军委会的统一调遣,或是不积极抗日呢?”周恩来又平静地问了一句。“唔”蒋介石应着,没有做声。邵力子忙说:“贵党在民众中享有威望,抗日主张早已传喻全国,岂会自食其言,失信于民。”

“既然如此,要派人担任我军指挥主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秦邦宪不禁追问了一句。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扬扬手说:“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无碍大局吧。”“不,委员长先生!”周恩来正色说道:“能不能保证改编后的红军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是关系到国共两党能不能实现合作抗日的大事。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我党是不能接受的。”

“唔,好的,我们会再商量商量的,要使双方都满意。”蒋介石说道:“当前形势严峻,请贵党按3个师的编制尽快改编好部队,随时听候调遣。”

17日下午的谈判结束了,18日下午继续进行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蒋介石已口头上表示,尊重共产党的意见,尽量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在其它的一些问题上也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1946—1948年在庐山

1946年7月14日,刚刚还都南京24天的蒋介石就兴致勃勃地上了庐山,一别9年,今又归来,他的心情是非常喜悦的。1926年在庐山策划反共达到了目的:1933年举办军训团“围剿”红军达到了目的:1937年在庐山宣布抗战又达到了目的。庐山真是洪福齐天的宝地。而这次上庐山,主要是与美国特使马歇尔等最后决定对共产党的军队和解放区处理问题,或者全部吞并、容纳,或者全部消灭和占领。看来这次仍然是稳操胜券,蒋介石怎能不喜悦呢?

1945年8月14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作为和平建国的总方针,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应国民党政府的邀请,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宣布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坚决不承认解放区的政权和军队的合法性,坚决要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军队,这些关键问题未能达成协议。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由周恩来继续留在重庆,进一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定了《停战协定》,并组成由美国政府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

但是,在重庆谈判和《停战协定》期间,国民党却在美国的帮助下积极内战准备。从1945年底至1946年6月,美国用军舰和飞机将170万国民党军队运至东北、华北各解放区前沿,并用新式武器装备国民党45个师。1946年1月份以来,国民党军队不断进攻解放区,抢占城镇和战略要地。当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迫在眉睫。美国特使马歇尔4月17日第二次来华,执行所谓“调解”任务,并于7月14日与蒋介石一起上了庐山。

7月18日,蒋介石与马歇尔举行在庐山的第一次会谈,讨论关于共产党所属军队的问题。蒋介石皱着眉头对马歇尔说:“我们提出先军队国家化,后国家民主化。先将国共两党的军队交给现在的国民政府统一整编,再谈其他。共产党坚持先成立联合政府,再将国共两党的军队交给联合政府统一处理。按说这也可以,但他们又说我们给他们7个政府名额、给民盟5个政府名额太少,不到40个成员的三分之一,无法行使否决权,非要给共产党8个名额以上。但是怎么能给他们多呢?他们随意行使否决权,那国家怎么能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马歇尔说:“蒋先生的考虑很有道理,我可以再跟周恩来先生商量。”

“请特使先生转告周先生,要他们接受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有没有否决权无关紧要,难道我们会做什么对不起中华民族、对不起民众的事吗?重大问题还是要互相商量,听从大家的意见嘛!”

7月20日,马歇尔由九江飞抵南京,向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周恩来指出联合政府的40个名额,国民党就占了20个,只给共产党7个,这太不公平了,决不能让步。周恩来还严正指出: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已经抢占了解放区40座城市、2000多个村镇,并在国统区内制造了“下关惨案”、“南通惨案”等流血事件。希望蒋介石尊重人民的意愿,不要再将饱经创伤的国家推入战争的灾难之中。

7月22日,蒋介石与马歇尔第二次会谈。蒋介石说:“既然中共阻挠联合政府的成立,那就先裁军。共产党的军队至多只能保留12个师,其余统统就地复员。整编后的共产党军队必须退出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胶济路全线、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山东山西两省的一切地区。只有答应这些条件,才能停火。如果中共再不答应,那就只有战场上见。中共所拥有的军队是120万,而国军是430万,共产党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蒋介石说着,站起身来,走近挂着巨大军事地图的墙壁前,继续说道:“特使先生请看,在贵国的大力援助下,我们的兵力部署已大致完成。我们已将193个旅共160万人调集到各共区的前线:在华东共区有58个旅共46万人;在中原共区有25个旅,21万人;在晋察鲁豫共区有28个旅,24万人……”

“好,很好!”马歇尔喜形于色地说:“贵党还需要我们做什么?”

“希望贵国政府能继续给我们援助。”“可以,可以。我已考虑过,准备再给你们96架B-29型轰炸机、371艘军用舰艇,外加价值13亿5千万元的常规武器,可以装备20个军。”

“那太好了!”蒋介石兴奋地说:“有了贵国政府的真诚相助,我们可以保证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不过,我们国家刚刚经受了战争的重创,我实在不愿再让黎民百姓受战争之苦。请特使先生转告周恩来,共产党不是说要听

从人民的意愿,反对内战吗?希望共产党不要口是心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都可以到政府里来做官!一展他们的宏图嘛!”

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当然再次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从7月18日至8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与马歇尔会谈8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2次。8月10日,马歇尔宣布美国政府“调停”无效,不再“过问”中国内政。蒋介石随即在庐山向国民党各战区发布全面进攻解放区的命令,并且扬言要在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统一全国。9月21日,蒋介石离开庐山回到南京。

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就被消灭了120万: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又被消灭了152万:解放军由战时的120万增至280万,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2月,蒋介石在庐山过春节时,心情已感到十分沉重,堪称“江南一绝”的雪景也无法消除他心头的阴影。

1948年8月9日至18日,蒋介石在庐山度过了最后10天。当时,军事重镇济南已处于解放军的猛攻之下,王耀武告急的电报一封接一封飞来。东北战场形势更为严峻,解放军70万大军已将国民党48万部队紧紧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城市,准备进行战略决战。蒋介石在“美庐”别墅里坐卧不安,深感他的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此期间的某一天里,蒋介石在别墅庭院的一块卧石上刻下了“美庐”二字。为什么居住了这么多年而在最终离去的日子里题写?后人猜测“美庐”可能蕴含的三种涵义:“美丽的别墅”(“庐”即房舍)﹑“宋美龄的别墅”﹑“美丽的庐山”,究竟哪种更符合蒋的本意?这一切恐怕只有蒋自己心里最清楚了。但从石刻中透出蒋对庐山、对“美庐”别墅的深深依恋以及难相厮守的伤感,却是后人可以揣摩到的。

秋风萧瑟,落叶纷纷,在一阵阵大雁的鸣叫声中,蒋介石离开了庐山。他的孙子问道:“爷爷,什么时候我们再来?”他神色戚然的说:“爷爷是不会再来了,希望你还能再来。”

9个月后,红旗便插上了庐山。

随着蒋家王朝的溃败,庐山作为“夏都”已成为历史,而历史是不会被人忘记的。

今天,蒋介石、宋美龄在庐山的别墅“美庐”,已成为游人必至的参观点。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黄维等走进这栋熟悉的小楼时,都不禁感慨系之。

1985年,中新社向海外发出电稿:“美庐”别墅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一新。此消息在台、港和美国等地原国民党党政军旧部中引起一阵波动。

1996年“美庐”别墅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近九旬的宋美龄得知她时常弹奏的钢琴仍然完好无损地置于原处时,不禁老泪盈眶,追思悠悠。

过去的已经过去,进入新的世纪,庐山渴望能在海峡两岸政党的合作中、在祖国统一的大业中谱写新的篇章。

作者：贺 伟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