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字自箴,河北省遵化县大辛庄人,出生于1900年农历三月初六,自幼勤学好问、聪明过人。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中学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弃文从武,考入河北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后以优秀的成绩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九期工兵科,1923年毕业后即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屡建军功,升至中将。
1937年初,陈宝仓出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负责武汉防务。
1938年春,陈宝仓率部参加安徽宣城战,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遭日寇飞机轰炸,右眼受重伤,住院疗伤。
南京失陷后,中华民国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主要机关和军事统帅部却移驻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成为敌我必争之地。6月18日,日本海军舰队与第一。六师团一部溯江西上,攻占荻港,遂即沿江向马当要塞进攻,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中日双方百万大军在纵横数千里的长江两岸摆开了战场。
前方吃紧,眼伤未愈的陈宝仓奉调参加武汉会战。作为武汉工兵指挥官,他发挥了军事土木工程专业的擅长,精心构筑武汉城防工事。
武汉保卫战,是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两党精诚团结,密切配合,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战略上的胜利,将日本侵略者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
在此期间,陈宝仓经常与周恩来、郭沫若等中共领导人和抗日民主人士接触,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熏陶和影响,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决心为抗日奋斗到底。
日军占领九江后,为了解除其侧背威胁和掩护主力集结,冈村宁次命令第一○六师团向九江以南、以西继续推进。第一○六师团于7月28日向沙河镇、南一昌铺进攻,企图攻取德安。
经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推荐,陈宝仓出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的参谋长,参加德安战役。鏖战10余日,毙伤日军8000余人,击毙一一三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和大队长3人,日军中队长及小队长死伤过半,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抗战伊始,张发奎在上海请求郭沫若为其组建一个政治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挑选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组建了一个30余人的战地服务队,隶属兵团司令部。共产党人精明能干的工作作风和积极抗战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陈宝仓,他在政治上有了明显的改变。
1939年春,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陈宝仓随张调到第四战区任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蒋光鼐参谋长请病假)。第四战区是广东和广西两省军事、行政最高领导机关。司令部初设在广东韶山,后来为了加强广西南部和广东南路方面作战实力,于1940年迁到广西柳州市。当时日军自武汉南下,企图迅速打通粤汉铁路、桂越铁路,将大量掠夺来的战略物资运回日本,制造武器和军需,实现“以战善战”的计划。第四战区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日军的阴谋。
同仇敌忾战日寇
陈宝仓体格魁梧、谈吐真爽,有北方人的风度。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办事公允,灵活机智又有谋略,深得司令长官张发奎的器重。每天晚上11时,上校参谋陈一林将当天收集整理的综合情报送他核阅,司令部的一般公文由他签发。第四战区大部分军事、行政上的部署,都由陈宝仓安排布置。在与敌人上百次战斗中,陈宝仓采用游击战术,依靠民众,声东击两,使敌人疲于奔命,牵制了敌人打通粤汉铁路的时间。
抗战开始后,中国政府同法属越南总督府达成协议,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铁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战略物资。日军占领广州、海口、汕头、深圳等华南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后,滇越铁路和桂越铁路便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
担负两广防御任务的张发奎第四战区部队共有8个军18个师,但大部分集结于广东,桂南只有第十六集团军夏威部第四十六军,第三十一军共6个师6万余兵力,分布在由南宁至广东新会约800公里的防线上。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第九旅团乘暴风骤雨之际,在钦州湾的企沙悄悄登陆。次日拂晓,第二十一旅团在钦县以西的黄屋屯登陆。16日黄昏,台湾旅团在钦县以南的黎头嘴登陆。在此防守的国军第四十六军新编第十九师黄固部2个团遭到突然袭击,抵抗不住,不断败退。16日下午,日军占领防城,17日占领钦县,然后兵分二三路向南宁攻击前进。22日傍晚,日军抵南宁城郊邕江南岸。
蒋介石闻讯,立即召见正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令他立即返回广西指挥作战。当时白兼任副总参谋长,负责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九战区的对日作战。
24日,日军攻占南宁,直接威胁到西南大后方的安全。蒋介石决心收复南宁,于12月8日下达了“攻略昆仑关尔后收复南宁”的决定,并派陈诚和李济深来桂林协助白崇禧作战。军事委员会紧急从湖南、江西、广东、贵州各地抽调5个集团军14个师15万兵力和100余架飞机向广西增援,在白崇禧指挥下,向南宁日军发起反攻。
陈宝仓负责组织指挥桂东南方面的灵山战役。桂南会战历时一年,毙伤日军4万余人。日军终于在1940年10月下旬撤退。第四战区部队趁机发动进攻,10月28日克服龙州,30日收复南宁。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向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法国政府投降,无力顾及远东事务。日军乘机占领越南河内、海防、凉山等战略要点,中越边境骤然紧张起来。长官部为了确保四战区侧翼的安全,监视侵入越南的敌人动态,及时掌握驻越日军的企图,以利我军行动部署,第四战区在中越边境地区的靖西县成立中越边境战区长官部前线指挥所,派陈宝仓将军兼中将主任,代表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处理中越边境地区的军事、行政和越南方向的问题。
日军入侵越南后,参谋处第二课招收了7名越侨进行谍报技术训练,派回越南收集日军情报。同时与长官政治部联合组织了一队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专对越南宣传,反对日军的侵略暴行,越籍军官张佩公为少将,越南华侨王辉为上校,由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推荐,志愿参加反对日军入侵越南的工作。
参谋处第二课(负责收集敌情)在靖西县城北的主山设立无线电谍报总台,专门与越南的微型电台通讯联络,就近受陈宝仓主任的指挥。
靖西前线指挥所就设在离县城一里多的大龙潭右侧的金山脚下,金山是靖西县城环山中的最高山峰,地势险要。陈宝仓在山上建有碉堡和制高点,山洞里建弹药库,沿着金山西南脚下盖一排平房,是兵营(现在已经改建成为靖西二中的学生宿舍)。金山西面3里外有一座孤立的山叫主山,在主山半腰山洞里设“战时办公处”,这里是易守难攻的制高点,与金山指挥所的碉堡相呼应,火力可互相支援。除火力点外,对弹药、粮食、饮水等诸方面都作了精心细致的安排,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储备。
当时,靖西县是全国没有被日本侵略控制的边防县份之一,自然变成了各国援华抗日的交通中心,军事及各种物资从岳圩、龙邦口岸入境,经靖西县城转运到国内各地。所以,日寇对靖西虎视眈眈,对陈宝仓所部驻扎靖西十分仇恨,视如眼中钉、肉中刺。侵入越南的日军首领疯狂叫嚷要“三天拿下靖西,切断这条国际交通线,夺下华南诸地,最后征服整个支那”。
陈宝仓深感责任重大,到靖西后立即组织和指挥军民做好预防日寇侵略的备战工作。他首先加强第六十二军、五十二军和保安团的督导和训练。他制定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督导计划纲要》中,要求各部队增进作战能力,加强边防设施,严密国境守备,要加强军民合作。他与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带领各师、团长到中越边境前沿阵地视察,调整布防,加固碉堡,加深战壕,加设哨防,增强防御能力。同时督促各团营要不辞劳苦,严格训练士兵的军事技术,提高战斗能力。其次,改组国民兵团,加强军民联防,改组民团各级的领导,罢免不称职的庸才,让有军事知识、在民众中孚众望者来掌权。明确规定民团的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打击敌人,并施行破坏敌后交通、通讯及担任侦察、防谍、防空、坚壁清野诸任务,以达到救国救乡之目的。第三,创立通讯情报网,开展抗日宣传。创立《扫荡报》,以此作为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宣传抗日的阵地。《扫荡报》社直属指挥所,陈宝仓亲自领导,覃岂俗少校任编辑。有关敌特情报,直接送呈陈宝仓过目。
陈宝仓还从部队和机关中抽出会讲壮语的干部,成立了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后,即深入壮乡瑶寨,发动群众,与乡民订立《国民抗敌誓约》:
“我等各本良心在总理遗像、关岳圣帝位前,代表全家发誓:遵守抗敌誓约,精忠救国,不做汉奸,如有违背,天诛地灭,受政府枪毙。谨誓。
抗敌公约如下:(1)不为敌人带路。(2)不为敌人做侦探(3)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4)不为敌人筑路。(5)不为敌人挑担。(6)不买敌人货物。(7)不用敌人纸币。(8)不做敌人官兵。(9)不做敌人顺民。”
1941年后,隶属四战区的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来到靖西、天保、敬德,更是活跃了边疆人民抗日的气氛,也丰富了边疆人民的文化,开阔了山区人民的视野。剧宣第四队队长魏曼青、副队长李超是中共地下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属中共南方局领导)发展的对象,其队员都是爱国优秀进步的男女青年,如冯法祀是名画家、舒模是名作曲家。他们到靖西后。立即开展各种宣传抗日活动,到处画壁画、写标语、演话剧、唱抗日歌曲,还不遗余力地培训青年学生,成立话剧团和歌咏队,下村串屯宣传抗日演出,配合发动群众,组织民兵联合抗日。
1945年2月,日军增兵越南,觊觎靖西。驻越南法国军被日军驱逐投奔靖西,将在越南边境的物资赠送中国,但被日谍获悉,运米及半,为日军截击。
边境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敌人蠢蠢欲动,调动频繁。陈宝仓获得情报后,立即调配兵力,进行部署。
1945年3月20日,陈宝仓命令六十二军军长黄涛、一五一师师长林伟俦:日寇即将入侵靖西,要在山顶上构筑坚固工事,堆置大量雷石、滚木和石灰罐子;即日起在山上日夜设哨,监视敌人。林伟俦即命令陶相埔团长率部赶赴岳圩关口,命陈植藓团和薛叔达团镇守龙邦一线,枕戈待旦,团结协作,务必全歼入侵之敌。
与此同时,中越边境上,隶属第四战区的靖西第六专署,广西全边对讯督办公署,第七区专署,靖西、天保(今德保部分)、敬德(今德保大部)、镇边(今那坡)各县政府,独立讯警第一、二营,保安十二大队等单位也接到陈宝仓主任的电令:“查越南战事经已爆发,且敌有进犯(越南)高平、广渊企图,沿边各县极应严行戒备,加紧民众组训,放哨守卡。各守备部队应即加强战备,严密警戒,以防疏虞。特电遵照,并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1945年3月27日晚10点多钟,日军200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超越74号界碑,入侵我国。靖西民团队长黄宗堂率领团丁,配合陶相埔团长率二营已等候多时,发现敌人,先不动手。日军以为中国军民疏于防范,进入埋伏圈,当他们洋洋得意地排除路障时,“轰!”“轰!”,伪装的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地炸开了,敌人被炸得人仰马翻。顿时,埋伏在两旁山上的兵民一齐开火,向敌人猛烈射击。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成群的手榴弹飞向敌群。日军拥挤在狭长的山道上,抵抗无力,伤亡严重,不得不丢下尸体,狼狈逃回。凌晨4时,一股日军跨过72号界碑,窜到上勇屯,发现村里静悄悄,没有路障,不见一人,怀疑有伏兵,急忙撤离回越南。
日军两次失利,不甘心,次日拂晓调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越过71号界碑,进攻下勇村界碑关口。战斗十分激烈,我军一营一排一班死守战略要地猫洞,两挺机枪如两条火蛇,吞噬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日军从新组织火力,又发起第二次冲锋。炮弹在猫洞四周爆炸,飞来的石片打伤了好几个战士。战士们迅速包扎后,立即端起枪向敌人射击,顽强的抵抗,使日军无法前进,又退了回去。但我军剩下的子弹很少了,班长急忙派人向团部告急,把所有的子弹集中给两挺机枪使用。日军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发起第三次进攻,火力十分猛烈,压得我军抬不起头,又有两个战士负伤,子弹快打光了,手榴弹也用完了。敌人见我军无力还击,估计没有子弹了,又一次狂叫着成群结队地往阵地上冲上来,看样子敌人要抓活的。战士们互相鼓励着,用石头滚下,同时准备与敌人肉搏。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敌人猖狂地叫嚣着向阵地扑来。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援军及时赶到,手榴弹如倾盆暴雨般撒向敌人,四挺机枪欢快地叫了起来。日军慌忙沿着利英方向撤退,我军乘胜追击,敌人退回越南。鉴于日寇猖獗,陈宝仓请求空军支援,中午12时,中美两架飞机飞越国境,对日军进行猛烈的扫射轰炸,日军伤亡惨重。这次岳圩战役,毙伤日军400多人,地方民众赠与一五一师陶相埔团长一面写有“威扬塞外”的锦旗。
7月17日,日军兵分四路,大举进攻龙邦街,炮击龙邦金鸡山炮台。镇守在那里的薛叔达团因情况不明,稍抵抗即仓惶退避,龙邦失陷,民房被烧数百间,群众遇害6人,泗邦村群众财物被掠一空。陈宝仓闻报,十分震怒,严令陈植藓团长率部驰援薛叔达,务必收复龙邦。两个团兵力东西夹击,猛烈进攻,日军抵挡不住,撤出龙邦,退缩到越南茶岭县再不敢出头露面。
坚决打击走私
1940年,陈宝仓到靖西后,在大抓军队训练、备战的同时,还大力发展生产,提倡植树造林,开展体育活动,强体健身。他深知粮食生产是军民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故他所制定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督导计划纲要》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总检阅实施办法》中,就把粮食仓库的数目、设置情形,粮食储备的数量、保管的情形列为检查的项目,并且把
“冬耕推行之程度”单独列为检查的一个重点项目。
陈宝仓要求各县政府调一些人组成“农村工作队”,在农村推行减租减息,发动农民生产互助,集体植树造林,帮助军属耕种。“减租减息”受到土财主的阻挠,但迫于政府的压力,还是实行了一阵子。经3年努力生产,1944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
驻防靖西部队,尤其广西部队一三五师,粮饷不足,士兵任意砍伐林木当柴烧,毁坏树林。陈宝仓出巡见之,立即制止,责令今后禁伐,并为其解决粮饷问题。他下乡看见乡民乱砍树木,也及时制止,并到乡公所亲自书写禁止砍伐的告示,让靖西山头绿树成荫。
抗战时期,日寇在越南高价收购桐油(制作飞机的原料)、铜圆(制作枪炮的原料)和辣椒(制作毒气的原料)等军用物资,价格惊人。在靖西,2毛3分钱的铜圆,拿到越南可以卖到9元钱!不法分子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大搞武装走私,十分猖獗。连县长、副县长都包庇纵容走私而发财,丧尽廉耻,惟钱是视。
陈宝仓到靖西后,群众反映强烈。他十分震怒,立即发文禁止,并通知各海关,发现情况即刻报告。不久,龙州海关关长艾思平报警,陈主任马上派部队驰援,擒获了走私分子。
越籍少将张佩公是个走私犯头头,他支持一些军事学员从越南运私货到中国,又从中国收购战略物资运到越南供给日军和法军。有时他们武装强运过境殴打海关人员,无法无天,民愤极大。
1941年6月,经过明查暗防,陈宝仓掌握了张佩公的确凿证据及其活动规律后,派部队在那坡平孟设伏张网,抓获张佩公。接着又关押了傅松,傅松是靖西指挥所的特务连中校连长,也是四战区篮球队IV队的主力队员。IV队纵横华南无敌手,傅松功劳颇大,深受张发奎、陈宝仓的钟爱。但傅松受贿走私证据确凿,如何处置,已成众目之睽。陈宝仓毅然下令将傅松和另外3名走私犯正法。执行那天,靖西倾城轰动,万人空巷,前来观看陈宝仓主任执法如山的决断行动。
陈宝仓爱好诗作,常以文会友,在靖西5年,遗留诗作甚丰。其长诗《旧州行》,超迈雄奇、清新俊逸,靖西父老人士雅爱,刻碑建亭藏之。县人都称他为儒将。
帮助越南开展革命
19世纪末,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从此越南人民就不屈不挠地为自由解放而斗争,一些革命者努力地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靖西、龙州都是处于越边境上的古商埠,而且壮族和越南的依族、岱族有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双方边民还有亲戚关系。正因为如此,不少的越南革命者秘密潜入这里,从事革命活动。
1940年6月20日,法国首都巴黎沦陷,越共领导人召集越共海外部的同志讨论当前形势,为逃脱法、日对越共的追捕杀害,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中越边境广西地区,保存、蓄积革命力量,然后再向越南转移。
当时,桂西南比较宽松,越南的许多党派如保皇党、共产党、国民党、太乙党、复国军等等,都在这里活动,都标榜自己是抗日的党派。陈宝仓到靖西后,各党派先后派人联系他,要求给予支持。他初来乍到,一时之间也难以分辨谁是真心抗日。
开始,张发奎比较器重云南讲武学堂毕业的国军少将张佩公,派他参加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率队到靖西、德保一带工作。张佩公因参与武装走私而被捕后,张发奎转而支持阮海臣、陈豹领导的越南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为了便于与越南各抗日组织联系,使越南抗日力量团结合作,统一抗日行动,共同协商成立一个抗日联合组织。以谁为主席,颇费心思。陈宝仓便派了上校秘书陆有庆深入越南调查了解,回国后写了一份50多页的调查报告,结论是:在视察过的几个省中,80%以上的群众拥护越盟,胡志明(阮爱国)在越南人民中有威望,他的党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有能力动员团结越南人民共同抗日。阮海臣一伙只知争权夺利,缺乏艰苦抗日复国的牺牲精神,组织也很松散。这份报告经陈宝仓批阅后送呈张发奎司令长官。
当时,越南共产党还处于地下,他们在国内外活动都是用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的名义。越盟是由越南爱国人士胡学览与一些爱国旅华越侨于1936年一起成立的爱国政党。他们以反对法国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并向南京国民政府登记。胡志明、李光华(黄文欢)、武元甲、范文同、长征等越共领导人都是越盟的主要成员,并以越盟代表的名义参加各项活动。
1941年4月中旬,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在靖西宣告成立。陈宝仓与各党派反复说服,最后终于选出胡志明任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主席,阮海臣为副主席。越盟代表李光华(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陈豹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
张发奎、陈宝仓代表第四战区给大会赠送一面写着“明瞩天南”的锦旗。
国民政府军委桂林办公厅主任、陆军上将李济深赠送的锦旗上面题四句诗:“中越民族,唇齿关切。湔耻图存,唯铁与血。”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解放会)靖西办事处成立后,陈宝仓十分重视越盟的工作,问寒问暖,工作中遇到困难,及时帮助解决。每隔一两个星期就请李光华、范文同、武元甲等人吃饭,关系十分融合,还嘱咐他们,有什么事可以直接与他联系,不受他人的干扰。
陈宝仓经常组织指挥有关人员听李光华、范文同等人作越南形势的时事报告。每次他们到指挥所,陈宝仓都到大门口迎接,亲切握手致谢,进入会场时全体起立敬礼,以贵宾相待。
1942年初,陈宝仓应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的请求,帮助他们培训爆破技术及其他军事项目人才,地址就在离指挥所不远的大龙潭旁边。解放会靖西办事处从越南进步青年中精心挑选了12人学习爆破技术,50多人(其中越共占多数)学习军事。陈宝仓派出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官进行教授,他系工兵科出身,精通爆破技术,不时亲临实习现场进行指导,还派人专管培训班的食宿,细心关怀,照顾周到。这些人回到越南后,成为抗日、反美的骨干力量。
1941年底,由于叛徒陈豹向国民党告密,说李光华等人是共产党。当李光华从越南北坡返回中国靖西工作时,在镇边县被平孟乡长逮捕。陈宝仓得到平孟指挥所办事处主任梁静山的报告后,指示他们将李光华送镇边县待审,并密令部下对李予以优待。
1942年初,镇边县县长将李光华送到靖西指挥所,一路上以朋友相待。到了靖西,负责接待的科长正是以前迎送李光华的熟人,他说:“陈主任已去了柳州,两三周后才回来,你就住在我们这里等候。”并派了一名勤务兵来服务。大约20天后,陈宝仓回来,请李光华吃饭,说:“一场误会,给你添了麻烦,现在所有的越南同志都已去柳州,你怎么考虑?”李光华说:“我知道你了解我,才叫镇边县长送我到这里。这一段时间,科长对我很好,我很感谢。现在这里没有越南同志了,我想请你让我去柳州跟其他越南同志一起,好商量工作。”陈宝仓说:“行!我给你安排。”第二天,刚好有车去柳州,陈宝仓写了一封信,介绍李光华到第四战区长官司令
部,并给他500元路费,还派一名副官护送他去柳州。
不几天,李光华安全到达柳州。张发奎司令长官看了介绍信后,对李光华说,如果你同意,我委派你到靖西“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伍根华那里,那边陈宝仓主任会给你帮助的。
第二天,李光华拿到“中越边区政治工作队中校译述官”的委任状后,领到足够的路费,堂而皇之返回靖西。在靖西指挥所,李光华给机关做越文资料翻译,还经常给士兵作革命形势报告,鼓舞他们积极抗日,保卫祖国边疆领土。1942年8月18日,李光华装扮成学生,步行回到越南北坡村,从此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开展组织和领导越北的革命工作。
事隔多年后,1988年5月27日,已任越南国会副主席的黄文欢(李光华)在北京万寿宾馆会见陈宝仓的女儿瑞方、禹方时,激动地用中国话说:“今天能见到陈宝仓主任的女儿,真是太高兴了。”他们畅谈了4个多小时,黄文欢说:“当年若没有你们父亲暗中保护,越共将会有一大批同志遭受危险。陈主任对越南革命事业有特别的贡献。”并赠送她们一首《陈宝仓烈士英名长存》的长诗。诗云:
陈宝仓,陈宝仓,你的为人堪表彰。
寒秋却自铺郁缘,幽兰还自溢芬芳。
你处境多么黑暗,放眼看长夜茫茫。
四一年与你相识,已明知你在思量。
随即弃暗投革命,骏驹无伏枥之缰。
五零年赴台活动,为统一事业担当。
壮志未酬心未遂,献身于台北刑场。
论英雄莫因成败,要看其气魄肝肠。
一个人为国殉义,千万人奋振激昂。
陈宝仓已作千古,英名长存放光芒。
1942年8月27日,胡志明在广西天保(今德保县)足荣乡被疑为日本间谍而被捕,押送第六专署。第六专署打电报给第四战区长官部,说捕获一个日本间谍,请求就地处决,但电报并未注明被俘者的姓名。张发奎认为事关重大,急电令其派人将他押送来柳州长官司部处理。胡志明前后转了广西13个县18个监狱、历尽苦难,才到达柳州。经二课上校参谋陈一林审问后,才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胡志明。陈一林大吃一惊,一方面叫警卫改善胡志明的住宿生活条件,一方面向张发奎汇报,提出胡先留在战区后入越南,对越南日军作战有好处。张发奎也敬重胡志明的为人,便批示同意。
1943年四五月间,陈宝仓从靖西回到柳州长官部,才真正认识胡志明。两人相见恨晚,畅所欲言,谈了一个下午。陈宝仓回到家里,很高兴地对女儿说:“我今天见到了越南的胡志明,这个人很了不起,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局势很有见解。他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诗,通晓七国文字。他认为抗日并不单单是中国人的事,世界上所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都应当联合起来,组成反侵略同盟,共同对付德、意、日,才能尽快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的人我在靖西常接触,都很肯干实干,生活艰苦朴素,穿着草鞋,住在山洞里。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要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越南,首先就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真心抗日的。”陈瑞方问:“爸爸,你们想把他怎么处置?”陈宝仓说:“我看应该把他放了,让他回国领导人民,共同抗日嘛!”
1944年春,陈宝仓再次去柳州长官部,看望了刚获得自由的胡志明,对他进行慰问,并愿为他办点事。胡志明要求陈帮他送一封信到越南,陈说可以。胡志明为防止意外,只寄一张《广西日报》,在报纸边沿的空白处,用米粥水写道:“我现在很好,请同志们放心。胡志明1944年5月”,并写一首题为《新出狱·学登山》的汉文诗:
云拥重山山拥云,江心如镜净如尘;
徘徊独步西峰岭,遥望南天忆故人。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陈宝仓派人送去的信几经周折直至1944年7月,才转到收信人黄文欢和武英两人手中。而那时,越南国内正盛传胡志明已经死了的消息,收到信后,大家才破涕为笑,把胡志明还活着这件事化为搞好革命工作的动力,使越南革命推进一个新阶段。
1944年9月20日,胡志明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签发的长期护照和其他证件,携带张发奎赠送的药品和中国币76000元,同18名越南干部一起离开柳州,经靖西、平孟回越南高平。
由于越共的积极活动和中共态度的明朗化,国民党特务告发陈宝仓“放任越共四处活动”,违抗“擒胡灭共”指令。不久,蒋介石密令追捕越共胡志明等领导人,但此时他们已安全返回越南。为此,国民党军委法庭以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脱逃一事认定陈在追捕中有渎职嫌疑,传讯陈宝仓前住重庆受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分11个区接受日军投降。山东由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登陆,抢先占领了胶东地区。当蒋介石为派员去全国各地抢先接受日本投降感到要员不够而着急时,陈诚深知陈宝仓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是难得的人才,义懂英语,故向蒋介石推荐陈为军政部山东胶济区接收特派员。至此,陈的这场法庭危机才化险为夷。
蒋介石召见了陈宝仓,授予“中正佩剑”,9月15日,陈宝仓由重庆抵山东济南,接受青岛日军投降。
抗战胜利后,陈宝仓调任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向蒋介石告谓陈宝仓有故意遗失给养物资,资助解放军的嫌疑,因而被免职。经一年审理,查无证据,调陈回国防部任中将高参。
1948年春,陈在香港加入民革,并得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饶彰凤、方方等接触,陈表示可赴台湾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的愿望和决心。1949年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的派遣,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10日被台湾国民党以间谍罪杀害。
陈宝仓这位抗日儒将,为祖国的统一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50岁。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其为烈士。195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通过多方工作,把烈士骨灰迎回大陆,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作者:梁福昌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